其余的事则令人沮丧。《永远》从一开始就是病病快快，需要不断地治疗。94岁的作曲家欧文·柏林拒绝把他的歌曲《永远》作为影片《永远》的主题曲。他说他“有计划”。导演亨利·杰格勒姆也挑选了同样的题目作为他那部描写与前妻重归于好的低成本喜剧片的题目，并且也要在同年上演。斯皮尔伯格正打算把他的这部影片叫作《我将永远看着你》，因为他一直想把这首40年代的老歌作为彼特与多琳达的主题歌曲。试映式上观众冷淡的反应，使他改变了主意，这个曲调太过时了。他保留了“永远”作为影片的标题，而将这首歌曲的名字改为《烟飞进了你的眼睛里》。1959年时普莱特斯公司就使这首歌复活了，并使它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那一年斯皮尔伯格拍了他第一部儿童时代的影片。
《永远》12月22日不冷不热的上演，使汤姆·波洛克怀疑他对斯皮尔伯格早期的忠诚是否用错了地方。影片也使人们对他占据环球公司老板位置的反应出现低调。事情似乎不会有所改善。波洛克一直过着生活在城外的电影制片人的那种生活，这种生活所带给他的东西以及他徒劳地穿梭在具有最新信息技术的制片厂之间这类事实，都使他在某些人眼中成了一个无足轻重和没有决策能力的人物。即便表面上他负责制片工作，但环球公司仍保留了鲁·瓦萨尔曼和西德·辛伯格的制片厂，现在他们是好莱坞的高级发言人和这个变化多端的中介领域内重大国际项目的运作人。
只要一说是波洛克项目，就没有人急着去接受《永远》这部影片了。1990年3月当影片被选去伦敦，在皇家军人表演会上放映时，斯皮尔伯格、德里福斯、亨特和戈德曼都以有紧急事务需要办理为由去了别处。波洛克和布莱德·约翰逊被留下来与赫·梅耶斯蒂一起替人背黑锅。当时一家英国报纸把这部影片称作“对女皇的一次史无前例的蔑视”，这对波洛克所在的好莱坞和他的管理机构来说已经远不止是一种责骂了。
斯皮尔伯格还有许多其他心事。与霍莉·亨特一起拍摄《永远》时复杂化的了浪漫史，甚至没有坚持到影片的后期制作就草草收场了。在拍摄过程中，当亨特一个接吻戏被训练了十一二次之后，德里福斯尖刻地让斯皮尔伯格把所要求的那个接吻动作表演给他看。1990年开始之际，他回到了凯特·卡波肖身边。在他们分居期间，她收养了一个非裔美国男孩西奥。到了3月，她怀了斯皮尔伯格的第一个女儿萨沙。经历了过去的教训，她改信了犹太教。他们之间也不再有关于金钱方面的公开讨论。无论是什么安排，它都被神圣地保守着秘密。
对斯皮尔伯格来说，似乎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人都在拍电影。凯特争取到了到目前为止对她最有吸引力的角色，与迈克尔·道格拉斯在里德利·斯克特的影片《黑雨》中配戏，她扮演东京酒吧的一个女招待，一个冷冰冰的角色。从懂事时起就开始为斯皮尔伯格的许多电影做摄影助手的弗朗克·马歇尔，现在正导演恐怖片《蜘蛛恐怖症》，斯皮尔伯格担任这部影片的执行制片人，并且也拍了一些镜头。1991年初，马歇尔正式友善地离开阿姆伯林公司，留下凯瑟琳·肯尼迪做一个新型的、有创造性的工作——制作部负责人。不久她就要跟随着他去他们的新公司是明摆着的事。
另一位新加入的导演，汤姆·斯多波德，正在南斯拉夫拍摄《罗森克兰茨和贵德斯坦死了》。肖思·康纳利在前年受了喉癌的惊吓之后，就自动离开了“牌王”的角色，理查德·德里福斯接替了他。斯多波德和斯皮尔伯格现在非常友好，当斯多波德碰到导演方面的难题时，他就要打电话给斯皮尔伯格。
布里安·德·帕尔玛正在拍电影《无价值的篝火》，这是一部斯皮尔伯格曾经犹豫的项目。好莱坞的行政长官们一般情况下是不急于挑剔能人的，这些人在许多情况下常常是他们的朋友或至少是业务上的熟客。斯皮尔伯格有几次到拍摄现场去见了德·帕尔马。当两人谈到某些与好莱坞有关的话题时，出现了几次令人尴尬的瞬间。一次德·帕尔马打算要一份午饭，因时间晚了，华纳公司的餐厅对他关了门，而这时餐厅的经理瞥见了他的朋友斯皮尔伯格便又立即打开了门。这部电影完成后，有谣传说华纳公司已经让斯皮尔伯格秘密地对它进行重新剪辑了。
3月8日，斯皮尔伯格和德·帕尔马都出席了美国电影学院为授予大卫·里恩电影终生成就奖而举行的宴会。这次这位获奖者没能像希区科克和约翰·福特领取该奖时所表现的那样：病得如此严重，以致除了感谢人们的掌声外，几乎什么也做不了。暴躁的里恩在会上抨击那些聚集在一起的电影人在制作垃圾和垃圾的续集。作为电影《回到未来》第一、二集和后来的第三集，以及《小精灵》一、二集制片人的斯皮尔伯格比多数其他人更有理由去自责，但是，他却兴高彩烈地去出席这个颁奖仪式。
许多项目已被宣布为斯皮尔伯格的“下一部电影。”当·斯蒂尔，现在是一位独立制片人，接手了重拍《破粹的心》的项目，这是杰奎斯·范斯坦制作的一部法国电影，重拍后的影片名为《穿过我的心》。这部电影是关于一个男孩因为害怕被送进孤儿院而隐瞒母亲去世的消息的故事。它看上去似乎不那么容易成功，但是环球公司、三星和迪斯尼电影公司都在背后传播斯皮尔伯格要导演一部“小”电影的言论。此时，斯皮尔伯格正在与妹妹安妮讨论一部家庭主题的影片。
这是关于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一起成长的故事，实际上就是当哥哥与
妹妹在疏远了许多年之后重新团聚的故事，他们试图在他们40岁时补偿那
些年里他们失去的东西——他们分开的时候20多岁……我认为这是一部苦
乐参半的影片。这大概是我和妹妹彼此谈论最多、最接近我们自己生活的
话题。公开这种话题总是有些令人难为情。
迈克尔·克里奇顿至少出了两个好主意。他和斯皮尔伯格两人都不喜欢令人痛苦的医学方面的戏，斯皮尔伯格的这种心理是从为环球公司导演《马库斯·威尔比》和《心理医生》时开始的。克里奇顿提出，在一所大城市医院的急诊室中拍摄一部强有力的超级肥皂剧。斯皮尔伯格被说服了，后来《急诊室》的项目被阿姆伯林公司保留下来。从那之后，它作为全国广播公司的一部成功的系列剧出现在1995年的电视屏幕上。
斯皮尔伯格说：“有一天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们在谈论改动《急诊室》的事情。我偶然问(克里奇顿)他正在搞什么项目……他说他正在完成一本关于恐龙的书，称为《侏罗纪公园》。”
这个以遗传工程学来讲述恐龙的想法，从1981年起一直伴随着克里奇顿，而且那时他就打算写一部关于这个题目的剧本。他着手进行的这几年中，其他作家们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恐龙不是冷血爬行动物的祖先，而是鸟类的先驱。特别是约翰·布罗斯南1984年写的小说《恐龙》，他的探索很有影响力，使得罗杰·考曼迅速于1992年先于斯皮尔伯格拿出了这部小说的改写本。
克里奇顿在1989年妻子怀孕的时候，重又开始了他的创作，他像许多期待做父亲的人一样，开始储备大量的玩具。在他买的许多玩具中有一些是恐龙，这些恐龙与一位在伯克利加利弗尼亚大学自然资源学院的乔治·波依纳先生的推测产生了共鸣。DNA恐龙研究会可能从被保存在琉璃中的蚊子的膨胀现象获得了某些想法。这个想法很快被发展为《诛罗纪公园》。
斯皮尔伯格说：“你知道，在我一生中一直有一种对恐龙的幻想，并且我非常喜欢阅读有关恐龙的书籍。”他阅读了这些资料，他完全被它们迷住了，就像这本小说在1990年出版后成千上万的人被它迷住一样。他还在克里奇顿的代理商组织竞争性的招标把他的剧本推向市场之前，就提出去买《侏罗纪公园》的电影版权。
“如果你向我保证你亲自导演这部片子，我就把它给你。”克里奇顿说。
斯皮尔伯格踌躇了，要制作出极有说服力的恐龙模型并将考斯托里卡海岸附近的一个小岛作为可以展示史前景物的主题公园，这些即便对他来说也是些最基本的问题，特别是约翰·哈蒙德这个人物，这个策动着恐龙计划的古怪的企业家。
从某种程度上说，哈蒙德这个人物是克里奇顿从《幻想曲》受到启发后创作出来的人物，他反映出了创作者自身的矛盾心态。“人的另一面是什么？”他问自己，“那么沃尔特·迪斯尼的丑恶一面是什么呢？”哈蒙德这个人物应该是他的答案，哈蒙德像迪斯尼一样着魔似地使用对世界对自然界的孩子般的想像力。克里奇顿的恐龙是哈蒙德扭曲灵魂的扩展。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斯皮尔伯格本身便是迪斯尼的一个产物，因此，他不能把恐龙看作被一个失常的大脑创造出的一个有害生物。当它们攻击它们的饲养员时，他宁愿它们出于一种简单的本能。他辩解道：“动物所做的都是这些动物该做的。”这对哈蒙德来讲，他的误入歧途似乎是可以容许的，但他并不属于邪恶。
在把小说改编成为电影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另外的问题。比如有这样一个紧张的情节——逃跑的恐龙在大陆上狂暴地横穿这个世界，这可能去表现吗？另外还有一些配角的问题，特别是哈蒙德的孙子孙女们，男孩是一个话多的电脑迷，女孩是一个烦人的叽叽喳喳的孩子，她总是在不该打喷嚏或是尖叫的时候打喷嚏、尖叫。这些情节都与小说的初衷有所背离。然而，对于书中的中心人物，中年的古生物学家格兰特和他的助手艾丽·莎特勒的关系的描写，克里奇顿使用了反俗套的方法，使他们成为彼此对性没有兴趣的同事，而对好莱坞来说这就又成了个问题，因为在最后一幕应该有个热烈的拥吻。改编中还有一些其他的障碍，包括这本书中关于反对不能控制的遗传工程的冗长的理论争论，其中大部分被数学家和理论家伊恩·马尔卡姆统一起来了，这个人物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如果这部影片要猛烈抨击遗传学的污染，它将不得不在行为上、在形像上这样做，而不用语言。
当斯皮尔伯格思前想后时，克里奇顿的代理商把书绘了其他几个公司，他们已经斯皮尔伯格仍然对此书感兴趣不相信。福克斯公司开了价，想让乔·丹特来拍它。华纳公司把它看作是一部蒂姆·伯顿的电影；而索尼公司认为它更适合于理查德·多纳。但是，西德·辛伯格相信，即使斯皮尔伯格没有接手它，它也自然是斯皮尔伯格的项目，于是，辛伯格用大约200万美元把它抢了过来，又另外加了50万美元给克里奇顿，作为第一稿剧本的改编费。
斯皮尔伯格对《株罗纪公园》的兴趣因仍在进行之中的《辛德勒的方舟》而变得复杂化了。已经为它准备了8年的人们逐渐暴躁起来，现在至少该书的作者，托马斯·肯尼利已经同意将书名改为《辛德勒名单》，以使神经紧张的美国出版商感到满意，因为西蒙一舒斯特公司感觉到“ark”(方舟)一词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希特勒的牺牲品们默许了自己的命运，顺从地两个人两个人地排成长队，定进事先预备好的毒气室。现在肯尼利想知道这部影片出了什么问题。当记者理查德·布鲁克斯在一次飞行途中采访斯皮尔伯格时，正被肯尼利遇上，于是他气哼哼地说：“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吗？好，告诉他，我想知道我的手稿出了什么问题。他几年以前就让我写了一部电影剧本，但是，我却从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或者任何好莱坞什么人的答复。这太令人愤怒了。”
在8年时间里，斯皮尔伯格有许多次都在想要是自己摆脱了这个项目该有多好。第一个使肯尼利对“辛德勒”感兴趣的人波尔代克·菲弗伯格定期从他的小店给斯皮尔伯格打电话。他抱怨道：“我已经74岁了，我不会再年轻了。”1985年，波兰政府派出了一名使节找到了斯皮尔伯格，询问这部电影将在什么时候开拍，这位代表解释说，他们要为这件事提供些帮助。克拉考不像华沙，它已被纳粹夷为平地，辛德勒的工厂仍然还在，他的家也在。虽然普拉兹佐集中营的纪念馆已在它原来的地方建立起来，但在半英里外有一个与它十分相像的采石场。
所有这些都如此强烈地让他心感不安。斯皮尔伯格已经参观了波兰，到过了故事中提到的所有现场，但他仍然没有准备好。另外的问题是，肯尼利的剧本，甚至在二稿之后仍不能用。如果说世上有两个人思路不同的话，那就是斯皮尔伯格和这位澳大利亚爱尔兰天主教徒肯尼利。肯尼利用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言词来贬毁斯皮尔伯格。
这个剧本与小说相比就像一本连环漫画。但是，我不在贬意上使用这
种字眼儿……我们这些陷入黑暗之中的可怜的小说家们不得不去这样想，
那些每天赚这么多钱的人们，像斯皮尔伯格，竟有着一种最平庸的想像力。
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事实。斯皮尔伯格告诉我，他把辛德勒当成3头小猪故
事中的第三头小猪。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一个有趣的想像，是另一种深
入的描述，从这个角度去写，并不是一个坏的想法，这样可以削减像辛德
勒这种人一生的复杂性，使之成为一个清晰的100分钟的剧本。然而，我想
到了我自己，“那就是为什么你斯皮尔伯格会如此成功，因为在对待众人
喜欢的作品方面，你总是能够把所有的事都简化成一个一句话的神话。”
在绝望之中，斯皮尔伯格把这个项目给了西德尼·波莱克，他请求汤姆·斯多波德去写一个剧本，而斯多波德没有接手，汤姆·波洛克又打算让克特·卢德克去写，他曾因改编了艾萨克·丹尼森的《走出非洲》而获得了一项奥斯卡奖。作为一个德国人，他有可能理解辛德勒让人琢磨不透的性格。卢德克在这个项目上花费了4年的时间，但是没有能超越最初的人物表现，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辛德勒这么一个愤世嫉俗爱玩弄女人的人和贪婪的资本家，会在一夜之间认真地作出牺牲自己全部财富去营救他的工人的决定。失败深深地烦扰着卢德克，他失望地离开了斯皮尔伯格。如果一个如此受人尊敬的作家都不能“征服这个故事”的话，也许就没有人能办得到了。
之后，马丁·斯考塞斯开始对辛德勒感兴趣。有段时间对斯皮尔伯格来说，让斯考塞斯来阿姆伯林拍这部电影似乎能解决所有问题，自己将在银幕上看见它，而且，没有挫折感和亲手造成失败的可能。斯皮尔伯格因流感躺到床上，他又读了一遍这本书，并且在他认为重要的地方都做了记号。肯尼利现在已当上了加利弗尼亚大学的教授，斯皮尔伯格与他讨论了这些变化之后，在罗伯特·德·尼罗的建议下，把这个引人注目的剧本送给了史蒂文·载里思，他曾改编过奥利弗·萨克斯的剧本《醒》。这是潘妮·马歇尔拍的一部情感影片，这部成功的影片来源于一部关于一位患昏迷症的病人通过一种神奇的麻醉药恢复了知觉，但后来又回到昏迷状态的剧本。在这部电影中，德·尼罗和罗宾·威廉姆斯在陈述复杂的药物治疗的道德方面也几乎无能为力，由于无法探明萨克斯的性格，威廉姆斯只好把他塑造成了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而载里恩至少成功地把一个尽是平庸人物毫无高潮刺激的故事，改编成了一部成功的电影，所以同样，他也许能够解决《辛德勒名单》所带来的问题。他们两人一起去了波兰，载里恩开始了工作。
这时候，斯皮尔伯格的想像力让环球电影公司的一项重拍片的计划拖住了，这是又一部反映青春时期热情的影片，是J·李·汤姆森1962年拍过的影片《恐惧角》，一个被判过刑的人向他所居住的小镇上的法官实施报复，这个法官曾经草率地将他送进监狱。罗伯特·米查姆是一个沉默的心黑手狠的人物，是每个家长的恶梦。影片结尾，乔治·帕克把法律文本拿在自己的手中，这一幕强烈地感染了斯皮尔伯格。
威斯利·斯特里克写出了一个有趣的剧本。当德·尼罗表现出对扮演反面角色有兴趣时，斯皮尔伯格出于一个制片人的本能马上替他按住了这个本子。斯特里克和斯皮尔伯格去纽约找德·尼罗谈话。斯特里克说：“他似乎感兴趣，尽管他还没有真正表态。他把马蒂(斯考塞斯)也拉了进来。我印象中他和史蒂文一起，近乎拼命地拧着马蒂的胳膊让他加入。事实上，他们在纽约已开始阅读这个剧本了。为了马蒂的利益，我也参加了。”斯皮尔伯格把《恐惧角》让给了斯考塞斯和德·尼罗，但是直到他们答应让法官的家庭始终保留在影片中他才放手。故事结尾的大圆满是让环球公司取得票房成功的必要因素，斯考塞斯向他们保证故事中的好人都活着。斯皮尔伯格说：“做到这一点，你们会得到你们想要的任何东西。”
由于斯考塞斯在忙于《恐惧角》的工作，斯皮尔伯格就自己坐到了摆着《辛德勒名单》的书桌前。他与汤姆·波洛克两量，有可能的话把它作为下一个影片，但是环球电影公司不急于赞助另一部《太阳帝国》。市场上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片爆炸一般地飞了出来，如赫尔曼·沃克的小型系列片《战争与回忆》，有争议的影片《大屠杀》和《索菲的选择》，以及克劳德·兰兹曼纪念大屠杀的纪录片《舒赫》，这些影片都给最终的《辛德勒名单》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许多人都觉得肯定应该有更好的导演去把这本书拍成电影。比利·威尔可以算是一个，他自己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理由：1933年他曾飞到过柏林。“当他如此热衷于这件事的时候，他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我自己。”斯皮尔伯格说，“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考验了我的决心。”澳大利亚导演福来德·斯凯皮斯，曾导过电影《罗克珊妮》和《富裕》，这位很会在舞会上甜言蜜语的人也告诉斯皮尔伯格，他是“这部电影的最差的导演。”他还说，“你会把它搞砸的，因为你太注重拍摄技巧了。”
斯皮尔伯格承认说：“他是对的，相当地对。但是他鞭策了我亲自去拍这部影片，这是我结束做这件事的方式。”
当索尼公司尽情享受与哥伦比亚公司结合后蜜月般的幸福之时，麦克·奥威兹代理了一桩与1990年松下公司以6亿美元买下MCA／环球公司相类似的生意。这桩买卖给瓦萨尔曼和辛伯格带来了一笔可观的利润——瓦萨尔曼得到了3.27亿，辛伯格得到了1.2亿，而且他们还将在松下公司的控制下继续负责这个电影制片厂。辛伯格作制片人的长子乔纳林阑谈胡扯时，将这笔交易的秘密泄露绘了他的朋友们，这引起了安全交易贸易委员会内部人员的指责，辛伯格为此感到十分丢脸。越来越被商业界人士当作辛伯格的干儿子的斯皮尔伯格，出于对辛伯格的忠诚，对这个红太阳国家渐渐在好莱坞地平线上升起的事实采取了一种平缓的低调。他说：“我们可以嫉妒日本人。但我们也不得不为他们那些非常好的小汽车和VCRs那样好的娱乐设备和电视机而佩服他们。”他们也是高清晰度电视机的先锋，斯皮尔伯格把这一点看作是未来的新浪潮。然而，松下公司这笔买卖后来证明是一种灾难性的错误结合。瓦萨尔曼和辛伯格就好像仍然拥有环球公司一样，他们定期对松下公司展开进攻，松下公司很快就明白自己上当了，并开始寻找出路。
位居旧哥伦比亚制片厂之上，索尼公司还没有失去它的乐观。1990年底，奥威兹给斯皮尔伯格提供了一桩生意。阿吉诺·默里塔急切地想要在1991年的圣诞节为开创他的新电影制片厂拉一个侈奢的项目。派拉蒙公司那个因需要投入巨大的周转资金而无人问津的项目《彼特·潘》已被搁置多年了。现在，终于有人为开展这个项目找到了理由。奥威兹建议将这一项目交给斯皮尔伯格，作为索尼公司的第一个大项目。他暗示斯皮尔伯格钱将不成问题，他能选择CAA的客户们负责演员问题。
5年没有闻到腥味了，这个几乎保证能成功的项目吸引了斯皮尔伯格。索尼公司早巳准备好了一笔投资是不容置疑的。1亿美元被用于整修伯班克拍摄场地之后，另外几亿美元正投向《赫德森·霍克》、《布格塞》和《一个印第安纳安酋长的故事》等影片中，而这些影片注定都是些昂贵的废品。当乔恩·彼特斯以一次3万美元的价格派一架鹰式直升飞机去伦敦接他的女朋友，并让她和他的前妻占据了行政长官位置的同时，彼特·古伯也在为“索尼主题公园”吸引投资兴趣。
清闲的高薪职位在招手，而斯皮尔伯格却依然忧心仲仲。尽管古伯和彼特斯在哥伦比亚索尼公司有一定实权，但制片厂的管理权仍掌握在他最不喜爱的管理者弗朗克·普赖斯手里。哭威兹向他保证：这部影片可以通过哥伦比亚公司的姐妹公司，三星电影公司制作，现在这家公司是由斯皮尔伯格的老朋友和前任代理人麦克·米达沃负责经营。
《彼特·潘》的主题让斯皮尔伯格感觉很棘手。在这个不愿意长大的男孩子的故事陪伴下，他已经长大了。对许多人来说，这个故事似乎是他生命和事业的比喻。20多年的时间里，他充分表现了这个主题——他拍《E.T。外星人》，《迷离境界》中的《踢罐》，《印第安纳安纳·琼斯和魔宫传奇》以及《太阳帝国》。他积极地操作了迈克尔·杰克逊的片子，然后是斯多波德的作品。
然而现在，当表现这一主题的机会又一次来临时，他犹豫了。就像1988年他说的那样，他不再感觉自己与彼特·潘或者他的背景有一致之处了。他也发现这个人物很难说清楚。无性的彼特使得他的形像经常由女人在舞台上扮演。(也许有某些相关的原因，这个人物经常吸引着迈克尔·杰克逊。)这就提出了一个性别认定的问题。如果有人尖锐地问他，他是不是彼特·潘的话，斯皮尔伯格会回答：“不，不。我想我的母亲是彼特·潘的代表。她甚至看上去都很像他，真的。”
尽管迪斯尼公司在去除了其中的糟粕后已把它拍了出来，并作为庆祝圣诞节的哑剧推到了舞台上，但《彼特·潘》还是问题重重。一本关于巴利的新传记已揭示出他是一个性无能者并且迷恋他的母亲，他甚至为了尽可能保持一个孩子般的长相而去抑制自己的发育。《彼特·潘》这本写于1904年的书，是一个涉及精神一性欲分裂问题的雷区。
在初稿中，彼特是一个伦敦小男孩，在他出生的那天他从真实的世界中逃跑，来到世外桃园“奈佛奈佛”国，这是一个住着神仙和小孩的小岛，这些小孩都是一出生就死了，要么就是被他们的奶妈或保姆遗忘了的孩子。这些男孩子们住在一个树房子里，睡觉都在一个床上，身上都穿着熊皮。彼特被他的朋友皮坎尼尼·印第安纳安斯保护着，并受到小神仙婷科拜尔的帮助，他带领他们与海盗霍克船长展开斗争。
他偶尔回到伦敦，令人伤心的是他的父母已经把他忘记了。他让他的朋友们带着温蒂·达玲和她的两个弟弟，并把温蒂引诱到了“奈佛奈佛国”，成为他和那些男孩儿们的母亲。因为霍克也想要一个母亲，他和他的海盗绑架了温蒂。彼特救出了她，绝望中的霍克跳进了大海。一只鳄鱼咬掉了他的手，从此以后这条鳄鱼就一直跟着他，渴望吃掉剩余的部分。温蒂每天都回来清扫彼特的房子，对她来说岛上的一天就是一年，她把孩子们拢在一起，睡觉时给他们讲故事。但是当她成熟之后，她不再与彼特联系了。一些孩子跟着她一起回到伦敦，他们长大了并且忘记了“奈佛奈佛国”。然而彼特留了下来，把自己锁在幻想之中。这是一个反对现实成人世界的经久不衰的隐喻。
巴利继续将故事加以扩展直到1937年他逝世。1910年他将故事写成了小说，后又为派拉蒙公司改写成了电影剧本，但后来一直没拍。“奈佛奈佛国”后被缩写成“奈佛国”。彼特逐渐变成了一个残忍的家伙，他杀了14个海盗，砍断了霍克的手，并把它喂了鳄鱼，后来这只鳄鱼吞噬了一个闹钟，所以每当它走近时，闹钟就发出警报。作为一种回报，巴利给霍克这个与他本人很相像的人物，这个在故事改写本中被他写得像谜一样的人物，加了一个很可爱的伙伴“斯密”。
好莱坞最终通过把它变成全然不同的故事而最后“征服了《彼特·潘》”。
在80年代初期，剧作家詹姆斯·V·哈特的小儿子问道：“爸爸，彼特·潘到底长大了吗？”
“是的，”哈特想了想说，“彼特·潘的确长大了。我们都长大了。我们都结束了我们的童年，我们当了律师、银行家、电影制片人、显要人物、会计师和华尔街的大银行家。我们不再相信小时候相信的那些事。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故事。”
哈特想像着成年的彼特现在应该叫彼特·班宁，他应该是一位大亨，整天被他的移动电话束缚着，他女儿在学校演出的时候打来了电话(当然演的是彼特·潘)，他还因为太忙没赶上他儿子“小棒球联合会”的决赛，他错过了去看那关键的一球。他将自己彼特·潘时代的生活完全忘记了。
温蒂现在是一位90多岁的博爱主义者，仍然在保护着年长的图特里斯，他是“丢失的孩子”中得救的一个，但他到现在也没从那被遗失到“奈佛国”的经历中恢复过来。当霍克听说班宁在伦敦出席以他的名誉举行的宴会时，他绑架了他的儿子和女儿。为了一决胜负，他决定引诱他们回到他童年时经常出没的地方去。
在彼特不在的时候，海盗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暴力团体，与此同时“孩子们”也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族群部落，由“潘头”指挥，以前，他曾是常在纽约街道踩着滑轮滑板的男孩鲁菲奥。在小神仙婷科拜尔的帮助下，班宁重新学会了想像技能，这种技能能让他飞起来，他接管了那个部落，从霍克手中救出了他的孩子们，可那时霍克几乎已经把班宁的儿子引诱得站在他那一边了。
哈特把这个剧本卖给了导演尼克·卡斯托他的声望来自于影片《最后的星球战士》。卡斯托把它拿给了制片人克雷格·鲍姆格坦和盖里·阿代尔森。有一次，斯皮尔伯格对此表露出一些兴趣，然而，卡斯托已经出局了，这个剧本很快被转到索尼公司和CAA公司的手里。达斯汀·霍夫曼读到了它，他通过减弱彼特的角色，树立那个一直被他看重的詹姆斯·霍克船长的角色，从而进一步改变了这个剧本的侧重面。斯皮尔伯格声称他不知道任何有关卡斯托也介入过此事的情况，而且他是“惊恐”地发现了这一点。他留下米达沃去进行这个交易，去弄清楚所有权问题和解除误会。在这宗复杂的买卖中，三星公司买下了所有有关人员的权利，包括那个阿曼德大街医院的指定制片人都迪·费伊德的权利。鲍姆格坦、阿代尔森、费伊德和哈特最后都被列在执行制片人的名单上(哈特同时为列在共同编剧和共同创作者的名单上)。现在这部影片名为《霍克船长》。卡斯托仅以参与了原创工作而被撇在了一边。
＊＊＊
索尼公司和奥威兹很欢迎像《霍克船长》这样构思巧妙的作品。特别是它巨大的影响可以与一个日本大财阀相媲美。彼特·古伯狂喜地说，“我们得到了斯皮尔伯格，这就像我们得到了教皇的祝福。”他这么有信心是完全有理由的。有投资商评估《霍克船长》这部影片肯定能获利2亿美元，此外还有先进的录影和广播电视方面的交易、商品广告利润、国外市场的销售以及电影院经理们的保证金。影片《霍克船长》将像斯皮尔伯格的许多部影片一样，在拍摄开始“之前”，就会有所获利。即使他永远不完成它，它的保险金也能抵销哥伦比亚公司的损失。单就这个结果也是各制片厂的负责人们梦寐以求的，这是件完全有保证的事情。
在1990年底，索尼公司宣布了他们的多明星阵容：罗宾·威廉姆斯扮演彼特，朱莉娅·罗伯兹扮演婶科拜尔，霍克当然由霍夫曼扮演，只有理查德·阿坦伯诺夫爵士拒绝了斯皮尔伯格，因为他正忙于执导《卓别琳》因此不能来扮演图特里斯。迈克尔·杰克逊已不再属于这个行列，约翰·威廉姆斯的歌曲也没在这部影片中出现，有几个人悄悄加入了这部影片，他们是来模仿杰克逊曾经扮演的鲁菲奥的，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些西班牙人、黑人或是同性恋者。
理查德·德里福斯主动提出扮演斯密。但是，斯皮尔伯格出于谨慎，没有让德里福斯和霍夫曼这两位大明星同时出现，而是选了《谁陷害了兔子罗杰》中的演员鲍勃·霍金斯。每当有人问起德里福斯是否感到恼火时，他就怒气冲冲地吼道：“我不只嫉妒霍金斯，我甚至嫉妒让未莉姬·罗伯兹来扮演婶科拜尔。”
斯皮尔伯格看到84岁的戴姆·佩吉·阿什克罗福特在大卫·里恩的《印度之行》中的表演后，让她在《霍克船长》中扮演温蒂。当她由于背痛的原因不得不退出时，弗兰克·马歇尔请求正在纽约为霍夫曼试装的服装设计师安东尼·鲍威尔推荐一个人。
“玛吉·史密斯怎么样？”鲍威尔说，他尽心地推荐了一位朋友，并且让这位1973年在舞台上演过彼特的人方便的时候来一下。
马歇尔问：“她现在多大了？”
“噢，我不知道。”鲍威尔吱晤着：“她现在该是90出头，91岁……92岁？”
史密斯得到了这个角色，她在影片中的表现是非常值得赞扬的，其实那时她才只有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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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霍克船长》一片来说最首要的问题是要规模大。斯皮尔伯格说：“我们都对‘奈佛国’充满期望。因此需要我们把我们的大脑放在一起去创造一个人们有可能相信的‘奈佛国’，它看上去就是‘奈佛国’而不是勒古那海岸。”最后他坚定地认为，只有在拍摄现场把这部影片全部的幻想内容表现出来，这一目标才能实现。除了在加利弗尼亚州开头的那一幕以外，所有霍克的镜头都是在场地内拍摄的。
这部影片的预算被定为4000万美元，斯皮尔伯格、霍夫曼和威廉姆斯根据奥威兹起草的合同，将从预算中获取大笔收入，这份合同规定他们将得到全部利润的40％。朱莉娅·罗伯茨为一套住房而工作，从这个肥差中她将获得250万美元。阿曼德大街医院收到30万英镑，在“滚动运作法”的计算下，加上“纯利”而不是毛利的利润百分点，它几乎等于一无所获。“我们并不指望靠它挣个几百万。”该院的行政长官冷冷地同意了。
《巴西》的制片人诺曼·盖伍德在“视觉参谋”约翰·纳佩尔的帮助下建起来了这部影片的场地。他们是大卫·盖芬向斯皮尔伯格推荐的。纳佩尔曾在1982年为皇家莎士比亚公司的《彼德·潘》担任过设计，而且也为歌剧《尼古拉·尼克利比》，《猫们》和《苦难》以及《西贡小姐》的舞台设计提出过许多建议。他的布景实用坚固，使这部影片更像是在舞台上而不是在银幕上，而且也更像是一种迪斯尼乐园的游戏。一条滑板轨道从丢失了的孩子们的树房子里婉蜒穿过，这里还有秘密的小屋和隧道，海盗们的总部就在这里。由这些大帆船、码头、储藏室和霍克奢侈的公寓组成的复杂场面，俨然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企业家所梦想的那种带活动门和可翻转小楼梯的大舞台。
《霍克船长》在卡尔弗城搭建了9个拍摄棚，其中包括让斯皮尔伯格感到非常愉快的第27号摄影棚。在这里，《绿野仙踪》里的艾默拉尔德城的那些场景被他们拍了下来。这里是如此之大，以致众多的表演者仍无法填满这空间，仅仅出于这个原因，海盗的人数又猛增了150名，这150名群众演员都是从好莱坞最差的地区找来的。表演者队伍中还增加了一些被精心安排的配角：昆西·琼斯，摇滚音乐家大卫·科罗斯比，甚至还有格林·克劳斯，他们都被贴上了特别浓密的胡须。在伦敦的几场戏中，菲尔·柯林斯扮演了一名警察，短暂地露了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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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尔伯格刚一接过《霍克船长》，剧本就被他非正式的参谋们进一步改写了。“史蒂文使用作家就像使用画笔一样。”詹姆斯·哈特说：“他想要这个作家做这个，那个作家做那个。”人们认为卡尔·菲舍尔为婷科拜尔编写的对话充满生机，这在番对话中他把小仙女写成了一个不会嫉妒的彼特的追求者。在这个经常使人感到深深的内疚的影片中，有一个最让人难堪的场面：婶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跟人同样大小的姑娘，偷偷穿上了一套巴比化妆舞会的服装，并且故意从她的老朋友身边招摇而过。罗宾·威廉姆斯，这位影片中非男非女的中性人物的表演者，在一般情况下以潮水般涌来的喜剧激情即兴表演他对女人的热情，就像他对其他东西的热情一样，他的反应本应是强烈的、突然的、有深度的，他本该或许是无意地带来一些喜剧性的。然而，在整个影片的表演中，他都呆若木鸡地站着，最后他沮丧地退出了这部影片。斯皮尔伯格承认抑制威廉姆斯的喜剧创造性是一个最大的错误。“我应该让罗宾放开，让他自由发挥。我限制了罗宾。”
就像把威廉姆斯的缰绳勒得太紧的结果一样，斯皮尔伯格给霍夫曼的邪恶角色配上了太多好听的曲调。这部影片还在进行之中，霍夫曼就雇用了玛丽亚·斯科兹·马默去重写霍克这个人物。这位作者曾为拉塞·赫尔斯多姆的《再来一圈》写过剧本，影片由德里福斯和霍莉·亨特主演并受到了好评。霍夫曼想像着霍克应该是个兔龅牙的鲍斯顿·布拉明，具有评论员小威廉姆·勃科利的那种联想能力。一些人把他的口音和风格比作罗纳德·考尔曼、詹姆斯·马森以及英国喜剧演员特里·汤姆斯的混合体。评论家迈克尔·康弗尼把“这位‘牙缝先生’费劲地念出元音字母并与带着拳击手套的武士们一起喧闹”看作是对几代英国演员，即那些在好莱坞焙耀自己有教养有气质并在舞台上使用假冒的美国口音的演员最大的文化报复。但这更像是霍夫曼，他已不是第一次让他的想像力失去控制。他所感兴趣的霍克就是一个油腔滑调表演过分的瞥脚演员。
无论如何《霍克船长》也不可能“便宜”了。由于索尼公司迫不急待地拿这个初次露面的小媳妇煊耀，这笔投资继续攀高到约7500万美元。这部影片除了不断萌发的新思路影响预算渐渐上涨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幸。惟一的麻烦就是因未莉姬·罗伯茨的原因偶然引起的一件事。在拍摄临近之时，这位因在《漂亮女人》中扮演一位似乎天真无邪的妓女而获得巨大成功的女明星，因所谓的“极度疲惫”而倒下，并突然宣布她将放弃与明星基弗·苏泽兰德结婚的计划，飞往爱尔兰去看望她的新情人(苏泽兰德以前最好的朋友)杰森·帕特里克。斯皮尔伯格打算让吉姆·巴森格或是米切尔·菲弗填补这个角色，但是罗伯兹最后通知说她还想继续这份工作。但因为她的合同已经作废，索尼公司又与她签了一份一天7。5万美元的新合同，剩下的事是让保险公司去讨论谁去付她这笔款。罗伯兹在蓝色的背景前拍了许多镜头，这些镜头后来都由卢卡斯“光魔工作室”的特技高手们插入到影片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仅仅为了保持罗伯兹的脚的清洁，他们就以2000英镑雇了一位化妆师。
尽管《霍克船长》表面上属于封闭的拍摄，但实际上它的制作过程允许参观。阿吉奥·默里塔和他的随从参观了所有的摄影棚，并对此印象深刻。但是画家大卫·霍克尼认为这个项目是荒唐可笑的，是一个没有风格，没有设想，只利用了庞大规模的项目，是一个空洞的用技术手法制作的空乏无味的项目。零乘以7000万个零仍然是零。
甚至斯皮尔伯格也开始怀疑，每天他来到现场，面对令人头痛的问题，心想“这是不是一次失控的飞行呢？”去年，杰弗瑞·凯赞伯格在迪斯尼为斯皮尔伯格的工作作了一份28页的备忘录，迪斯尼认为现在该是“从不合理的工资待遇和不合理的签约方式中冲出来的时候了。”在折磨着美国商业的丑闻阴影下，制作这部影片看上去就像一个宣告好莱坞极度挥霍时代结束的告别会。“也许《霍克船长》是我的最后一次熔耀，”斯皮尔伯格沉思道，“我将来的影片一定要缩小规模。”
当《霍克船长》于1991年的圣诞节期间在美国全国范围内2197家剧院上演的时候，它所带来的让人伤心的评论仍让事先已有所准备的斯皮尔伯格感到意外。它在第一个周末收回1400万美元——对这么一部影片来说，这笔收入太微不足道了，如果人们把它的广告费和推销费都算进去的话，创造2亿美元的收人才能让它打个平手。“必须在这个周末再搜罗出1400万美元来，”一位电影院老板阴沉地说，“如果不这样，就会有大问题了。”
《综艺》杂志认为这部电影“杂乱而无节制，同时它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它“让大预算的斑点溅满了银幕”。已付出许多财力的影院老板努力使自己确信“大的成功似乎是有保证的”。少部分评论家比较尖锐，许多人把这部电影比作那些“丢失的孩子们”梦中互相投掷的彩色粘糖，或是一块巨大的导致人精力过盛的冰冻甜蛋糕。《新闻周刊》评论道，“等到这部塞满了史诗般内容的影片终于该结束时，你的感觉就像刚才一直在看一个8万镑重的诛儒在跳舞。”另一些人想起了公园里的一种游戏。华盛顿邮报写道：“脱去那昂贵的特技外衣，这里便除了俗套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只有这次，斯皮尔伯格没有遵守他的规则，读了这些评论，“史蒂文伤心了。”一位知情人说，“连我的孩子也伤心了。”
在华尔街债券丑闻引起的自我批评的道德气氛中，关于《霍克船长》失败的责任的讨论过多了。许多人都来责怪斯皮尔伯格过多地在公众面前展示他青年时期对天堂的想像。但是如果说在他的生涯中有一部真正的合拍影片的话，那么人们会一致肯定地认为就是《霍克船长》。他曾经无数次地拒绝去接《霍克船长》这个“圣杯子”，但是有人总是把它拿回来，而且一旦他接过了这杯混着明星、金钱和期望的特殊“饮料”，这个项目就按照他所不能控制的方式自己运行了。
他所能够安慰自己的是，就像预先做的最坏的准备那样，它至少通过全世界范围的发行，抵偿了电影的制作成本。到1994年初，它通过国内市场出租录像带的业务收回了1.197亿美元，从海外市场上收回了1.798亿美元，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数字。但是，与最初所希望的结果相比，它还是令人失望的。这部电影得到了5项奥斯卡提名，全部是技术方面的，但最终一项也没有得到。分析家们几乎早就在盼着它的失败，以此作为一种校正制作费用不断攀升现象的开端。杜纳尔森·卢夫金和简里特投资公司的一位专家马克·梅森在电影还在拍摄当中时说：“这个行业的人所需要的就是让《霍克船长》爆炸”，这样索尼公司才会说，“够了，我们不打算再这么做了。”
失败使索尼公司与好莱坞之间的关系挂了点彩，但却不足以把日本人逐走。在后来的4年中，索尼公司由于一直在这种注定要被逐走的生意中挣扎着，因此在金钱和可信度方面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1993年，索尼公司因投拍了《最后的动作英雄》而陷入1.24亿美元赤字的亏损中，这是一部由阿诺德·施瓦辛格主演的商业冒险片，他们希望通过这部影片来挽救他们的电影部门。由于该片未能如愿以偿，他们开始谈判退出了。又一位外国人败了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斯皮尔伯格的责任
18.《侏罗纪公园》和《辛德勒名单》
纳粹！我恨那些家伙。
——引自哈里森·福特的电影《印第安纳·琼斯和最后的圣战》
在1992年初的几个星期里，大家渐渐都知道斯蒂夫·罗斯快不行了。1991年秋天，他从巴黎飞回来参加了斯皮尔伯格和凯特·卡波肖在罕普顿的婚礼。但是，10月份，与日本东芝公司签订了一笔牵扯巨额资金的新合同后，他背部的疼痛迫使他躺到了床上。他背地里一直在治疗着的那个前列腺肿瘤已扩散到脊骨，医生开始使用化学疗法，但是没有什么希望。斯皮尔伯格心烦意乱。另一位“父亲”也要弃他而去了，他又将处于孤寂无援的境地。在罗斯的最后几个月中，斯皮尔伯格让自己扮成一个“开心果”，一直陪伴着他。《李德勒名单》已处于次要地位。斯皮尔伯格打算借助《侏罗纪公园》的技术难关使自己重新振作。
迈克尔·克里奇顿递交了一份自己和斯皮尔伯格都不满意的剧本。他承认自己已经厌倦了这个故事，但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比别人更清楚如何使书中的细节趋于合理以避免过多的陈述，他们认可了这第一稿。它为特技技术人员制作恐龙和影片中环境、背景提供了参考。1991年10月，在《霍克船长》的拍摄现场，一直在负责《侏罗纪公园》事宜的凯瑟琳·肯尼迪问达斯汀·霍夫曼的剧作家玛丽亚·斯科兹·马默，是否对重新编写克里奇顿的剧本感兴趣。1992年3月，她交付了她的改写本。这个文本把克里奇顿的化身，那位“生活杂乱无章”的安·马尔克姆去掉了，并且把他的反工程生物学的对白改为与古生物学家阿兰·格兰特的对白，这是斯科兹·马默塑造的一位反对使科学商业化的圣战者。她通过插入几个植物爬上公园建筑物的镜头，潜移默化地把人们带人了机械论中。她试图强调这本书给人的启示：人类无力控制自然。斯皮尔伯格也不喜欢这个版文，于是把这个项目交给了大卫·科普，这时他正与罗伯特·札梅其斯合写《死亡属于她》，这是关于使人发疯的美容手术的幻想故事。
科普为《保罗纪公园》写的剧本，被标上了与克里奇顿合作编写的字样，而不是他独立创作。科普坚持说，他既没看过克里奇顿的剧本，也没有读过斯科兹·马默的剧本。科普的剧本最后成了惟一被拍成影片的剧本。然而，就像往常一样，真正的作者是斯皮尔伯格。他解释说，这种事就像一个雕刻家把一块大石头变成一个美女，他只是把不橡美女的部分去掉，他所从事的工作是那种使之变小的缩编过程，实际上这部影片就蕴含在克里奇顿的小说中。英国幻想作家吉姆·纽曼详细列举了这部影片的基本要素以及与斯皮尔伯格其他作品的相同之处：
把一本关于巨兽的畅销书缩编成一部充满悬念的机器(《大白鲨》)；
把50年代有着经久不衰艺术魁力的“B”级科幻片处理成带有童年好奇感的
受人欢迎的科幻片(《第三类接触》)；把动作、疑难、陷阱和冒险的内容
加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危险和毛骨快然的死亡(《夺宝奇兵》)；把大眼睛的
动物加以刻画，从笑嘻嘻乐善好施的到啮牙喇嘴凶残的(《小精灵》和《E.
T.外星人》)。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20年不曾寻求政治保护伞的人，现在已成为这方面最成功的典型。
斯皮尔伯格把1992年春天的大部分周末都花在了罕普顿与罗斯在一起，当这位企业家通过电话继续着他的生意，以他平日的精明玩弄着权力游戏时，斯皮尔伯格就在花园里看剧本。
作为比尔·克林顿的支持者，罗斯甚至把中立的斯皮尔伯格都影响得政治化了。斯皮尔伯格曾经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具有共和党色彩的民主主义者……在许多方面是自由的，但是……乐观地看待美国。”在罗斯的影响下，斯皮尔伯格成为了活跃的民主党人和克林顿的狂热支持者。这之后的第二年里，克林顿与斯皮尔伯格一起参观了洛杉矾，而且希拉里也曾与凯特一起在海滩上漫步。影片《侏罗纪公园》在世界范围发行的首映仪式是在首都华盛顿举办的，它是专为希拉里最喜爱的慈善机构“儿童保护基金会”举办的，总统也对此表示赞赏，他引用1994年3月14出版的《好莱坞报道》上的一句话：“斯皮尔伯格特别版发行了”。
化学疗法使罗斯的情绪低落，斯皮尔伯格挖空心思从记忆中寻找他们从前在一起时的有趣经历来让他高兴，像乘游艇航行和出外钓鱼等等。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罗斯也从不丢掉他的幽默感。有一次，当斯皮尔伯格和康特尼到南罕普顿医院看望他时，罗斯提到了一篇关于路易斯安纳的牡蛎引起食物中毒的报道，他想知道午饭时他吃的贝鱼是从哪来的，是长岛还是路易斯安纳。这时一位医生冲进来称有60位病人因吃了牡蛎而中毒了，斯皮尔伯格和康特尼都表现得很害怕，直到罗斯开始大笑他们才知道上当了。
罗斯的生命垂危，使斯皮尔伯格仔细地想了想自己，也想了想艺术和财政方面的问题。斯皮尔伯格是在60年代末进入影视行业的，他以前所了解的好莱坞而今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米高梅公司不复存在，索尼一哥伦比亚公司在古伯和被特斯管理之下从一个灾难走向另一个灾难。迪斯尼公司仍处于以往的混乱状态中，部分原因是迈克尔·艾森纳和富有野心的杰弗瑞·凯赞伯格之间所发生的经常性的冲突。汤姆·波洛克已经被证明不是环球公司掌握决定权的负责人，瓦萨尔曼和辛伯格虽仍在环球公司负责制片工作，但又能维持多久呢？他们因为政策方面的问题已经与松下公司有了摩擦。
斯皮尔伯格就是在这种心情最不安的状态下拍摄了最有思想性的影片《辛德勒名单》。在这阶段里，他完全把自己投入到工作之中，观看有关纪录片，重建大屠杀时的场景，直到它们看上去与当时的情景完全吻合为止。他连续看了4遍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影片《舒赫》，它是1985年上演的影片，是法国制片人克劳德·兰兹曼拍摄的，大部分史实都是由纳粹集体屠杀时的幸存者提供的。大量历史资料特别是影片《舒赫》激起了人们观看《辛德勒名单》的欲望。《舒赫》这部影片的风格既现实又浪漫，它是由30名像奥格斯特·桑德这样的摄影师倡导拍摄的，由兰兹曼以及德国导演埃德加。里兹改编，他们为了自己的家园而制作了这部影片。这部史诗般的德国生活回顾片长达15个小时，记录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70年代经济崛起的历史。1984年，这部影片曾在各影院放映过。
斯皮尔伯格把那位高个子、表情冷峻、轻而易举就能博得女人欢心并能迷住纳粹将军们的辛德勒看作品行端正的斯蒂夫·罗斯的前辈。斯皮尔伯格告诉罗斯说，如果他是一位演员，自己一定会让他来扮演这一角色的。当斯皮尔伯格选中利亚姆·尼森来扮演辛德勒的角色时，他给尼森放映了一段罗斯的家庭影片，因为《辛德勒名单》也将献给罗斯。
尼森自从1987年为《太阳帝国》一片试镜起为斯皮尔伯格工作过一段时间，他的事业一直处于“七零八落”的状态，其中包括在好莱坞几乎毁了他身体的一年。作为一位生活在紧张状态下的演员，他患了肠道感染，而且有40％的结肠被切除。然而，1988年，他带着影片《满意》卷土重来，在该片中他与朱丽娅·罗伯茨演对手戏，而且后来使她成为他众多情人中的一个。巴巴拉·斯特雷斯坦，布鲁克·舒尔兹，流行歌手施奈德·奥考诺和詹尼弗·盖瑞都继她之后上了他的床。“女人一看见他就要发疯。”他的朋友，导演内尔·乔丹不无妒意地说，“他不做承诺，却仿佛什么都是他的。”
1990年，尼森在萨姆·雷姆的恐怖影片《黑暗中的人》中担任主角。他被女演员娜塔莎·理查德森看上，当时，她正准备去百老汇在尤金·奥内尔的《安娜·克里斯蒂》中扮演角色，而且需要有人扮演她的海员情人马特·布克。尼森接受了这个角色，并与理查德森坠人爱河。他们的表演天才在舞台上大放光彩。评论家约翰·拉鹤尔称尼森为“性感的美洲杉”。尼森和理查德森这之后就结婚了。
斯皮尔伯格带着凯特和她的母亲去看了歌剧《安娜·克里斯蒂》。演出结束后，他们来到了后台，当卡波肖夫人告诉尼森她是如此被他们的表演所感动时，她哭了，这位演员冲动地紧紧抱住了她。过后，凯特对斯皮尔伯格说：“那正是辛德勒的行为。”尼森高大的身材，低沉的嗓音和冷峻威严的侧身像，使他像极了战前的德国明星汉斯·阿尔伯斯。尼森还是一位在30岁就小有名气的人物的典型代表。尽管哈里森·福特、罗伯特·杜威尔、梅尔·吉普森、凯文·考斯特纳以及澳大利亚的明星杰克·汤普森和丹尼尔·戴·路易斯都表现出对这个角色的兴趣，斯皮尔伯格还是把剧本给了尼森，并在1992年8月动身去拍摄《诛罗纪公园》之前，拍了尼森的一段试镜片。
环球公司最初为《侏罗纪公园》作的5600万美元的预算很快就膨胀到了6500万美元，因为特技工程师们已开始赋予克里奇顿的恐龙以生命。3个剧本中的恐龙一律被统一到了克里奇顿史前的恐龙身上，其中包括完全成熟的和未成年的霸王龙，一个像它们的母亲一样爱闹的三角恐龙，一些长脖子、个头比树还高但长相像中一样的腕足恐龙，喜好群居的恐龙，样子温和形状像小狗以腐物为食的恐龙，爱成群惊逃的加里米姆斯恐龙，以及一种最凶残的凶猛恐龙，这些恐龙的型号从鸡一般大小的小恐龙，到6英尺高的完全成熟的大恐龙。
这部影片经济上的利益与它在艺术上的价值一样重要。他们放弃了小恐龙，去掉了喜好群居的恐龙，但却树立起了一种凶猛恐龙的形象，这种恐龙经常被称为“迅疾强夺者”，这帮家伙实际上成了《诛罗纪公园》中真正的反面角色。1924年，最初被人们从化石上鉴定的凶猛恐龙没有被古生物学家充分认识，直到1971年在蒙古的一次挖掘中发现了一块恐龙遗骸的碎片，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这种恐龙有着一副6英寸长的尖利的爪子，显示出天生的掠夺者的本性。然而，由于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动物的其他情况，因此无法更多地将它们的生活放人影片中去。他们大概成群捕猎食物，还可能用微弱而杂乱的枭叫声像猫头鹰那样彼此联络，这部影片将这两种推测都戏剧性地变成了一种令人信服的事实。然而，它所欠缺的是，这些恐龙大体看上去更像现实生活中的老鼠，而不像蜥蜴科动物。在保罗纪时代以前的5000万年中，它们的世界非常兴盛。然而，一般来说，《保罗纪公园》从未把年历表当回事，影片中的这些家伙被恐龙专学当·莱塞姆鄙夷地称作是“一种动物的大杂烩，而这些动物应该生活在白垩纪时期(即公元前1。35亿年到公元前6500万年)，而不是快罗纪时期。”
为了把这些动物搬上银幕，《侏罗纪公园》推出一种有特殊效果的信封。斯皮尔伯格不喜欢电脑成像的人物形象，因为它们看上去不能百分之百地像。甚至在罗伯待·札梅其斯那部关于美容手术的影片《死亡属于她》中，“光魔工作室”的工作人员用电脑动画在梅尔·斯特里普身上画出一些洞，然后把“肌肉”像绳子似地拧起来，其效果并不让人舒服，更何况霸王恐龙还要在影片中猛烈进攻，连锤带砸，撕破并且推翻两辆四轮汽车，而且这一切将由一种高达20英尺的大型动物去做。
斯皮尔伯格已经在环球公司新佛罗里达主题公园里见过这种动物，在这个公园中有一种最受洛杉矾旅游者喜欢的游戏叫“金刚游乐车”，它是由盖尔设计公司的罗伯特·盖尔重建和改进的。霸王恐龙的项目设计交给了盖尔，但是想起盖尔为迪诺。迪·克劳伦蒂斯重建金刚游乐车时索要的100万美元的荒谬价格，斯皮尔伯格放弃了机器恐龙的这一方案，他找到了斯坦·温斯顿，他曾使H.R.吉格为詹姆斯·卡默伦1986年的恐怖片《异物》设计的大怪物获得成功并超越了利德里·斯考特最初较含蓄的设计。温斯顿签了制造所有恐龙的合同，包括一个大型的用电子控制的霸王恐龙木偶。模型动画师菲尔·蒂贝特先制作了一些小模型，用来拍摄一些静止状态下的动画镜头，这是无声影片时代电影制作的传统技术。“光魔工作室”这次只接受了一个相对较小的任务，站在远处拍摄有恐龙活动的公园远景。
演员们不急于去直接扮演巨型恐龙的角色。理查德·德里福斯和科特·拉塞尔因对扮演格兰特这一角色索要价格太高而未被选用。有许多配角演员都抱怨斯皮尔伯格太小气，他强迫他们接受所谓的“合同契约”，而这一合同使演员们无法根据“演员协会”的规定收取应得的报酬。“这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某个人说，“对于像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导演来说，他得付给那些担任重要角色的演员一星期430美元。”但是，能在这样一部票房收入绝对有保证的影片中担任角色，没有人会拒绝。这份工作做起来甚至比克里奇顿所写的结局更具有吸引力。在这个结局中，那个岛被炸弹炸了，只剩下一条通往公园的路，所有的动物都完好地留在那里，它们在等待一个不可避免的续集。
当威廉姆·哈特也拒绝扮演格兰特这个角色时，萨姆·内尔得到了它。杰夫·戈德布鲁姆扮演玛尔科姆，劳拉·德恩扮演埃丽，布里顿·鲍伯·派克扮演白人猎手马尔顿，这个人物像电影中的许多人物一样，按照剧本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友好。韦恩·奈特扮演肥胖的纳德利，他是一位电脑呆子和贪嘴的人。马丁·菲拉罗扮演律师吉恩纳罗，一位拙劣的公司职员，皮肤粗糙、衣着破烂不整，穿着一双不合脚的鞋子，大部分时间都在不停地吃。吉思纳罗在影片中是个最丢脸的角色，他看见恐龙时躲在高处不住地颤抖，而当他在灌木丛中上厕所把裤子脱落到脚跺处时，一只巨型恐龙停在他面前大笑，然后，猛扑过来像吃一个热狗一样咀嚼了他。
影片中约翰·哈蒙德的孩子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霍克船长》一片中9岁的约瑟夫·马赛罗在来到《侏罗纪公园》扮演蒂姆之前，曾扮演过罗宾·威廉姆斯的儿子杰克。阿里亚纳·理查德斯扮演一位善于出谋划策的人物。理查德·阿坦伯罗夫同意扮演约翰·哈蒙德。在斯皮尔伯格的坚持下，书中那位怪癖的、身材像侏儒一样、爱抬扛的人物，那个贪婪、对任何不幸都漠不关心，以致于随时准备再开始从头研究那些被他秘密冷冻在贮藏室的胚胎的人物，最终变成了那个快乐的圣·克劳斯，后来他的那些玩意儿被偷走了。
修改后的剧本也使格兰特和埃丽这两个人物更显得柔和和浪漫。他们现在成为一对恋人，彼此敏感地回避着结婚的想法，最重要的是格兰特不喜欢那些孩子。在开头一幕中，有一个与影片完全格格不入的情节，一个古生物学家拿着一只已变成化石的恐龙爪子，向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小孩(一个胖子)讲述恐龙从前是如何用它挖出人的内脏的。经历了从恐龙手里营救哈蒙德的孙子们的过程，格兰特开始享受父亲的资格。
杰夫·戈德布鲁姆扮演玛尔克姆，他以自己的玩世不恭和嗜性如命给剧本加了点儿人情味儿。德恩和戈德布鲁姆通过拍摄该片陷入浪漫风流之事，又一次应验了斯皮尔伯格给外景地拍摄下的“床的享受”的定义。结果，戈德布鲁姆与吉娜·戴维斯离了婚，德思与她当导演的丈夫莱尼·哈林离了婚。在这之后不久，戈德布鲁姆娶了德思，而戴维斯嫁给了哈林。
《侏罗纪公园》的拍摄方案在年中突然改变了，“光魔工作室”决定反对斯皮尔伯格已做出的主要依靠有形恐龙表演的决定，利用刚刚在市场上出现的新的电脑软盘，他们采用了温斯顿的加里米姆斯恐龙和霸王巨形恐龙的骨架结构的设计，用激光扫描把它们拍成三维图像，再把它们用电脑合成，然后配上一个完全能活动的恐龙支架。他们把加里米姆斯恐龙复制了一群，然后，再在一个非洲的背景下拍摄它们横穿非洲大陆的奔逃镜头。最后他们把这个带子送到阿姆伯林公司。
斯皮尔伯格很惊讶。这是继影片《死亡属于她》之后的一个大的飞跃。这种支架完全可以像有生命似地活动，像生活中所有生机勃勃的生命一样。他立即取消订购泰贝特的木偶，并且把所有这些事情统统交给了“光魔工作室”。剩下的事只是要一些演员与一个木偶恐龙一起配合着做做动作。温斯顿设计了活灵活现的霸王恐龙、腕足恐龙、一只生病的三角恐龙和凶猛恐龙等。《像罗纪公园》中的所有恐龙都是用电脑合成的。
凯瑟琳·肯尼迪放弃了把考斯塔·莱卡和墨西哥作为外景地的想法后，决定去夏威夷的考艾岛拍摄真人的片断。斯皮尔伯格承认，这不是一个出于“审美”原因的决定，而是一个出于他这种年龄的人的身体“功能”原因的决定。他需要吃那些不会使他患痢疾的食物，而且每个晚上都要睡在一个舒适的饭店里。8月下旬，140名剧组人员辗转进入了岛上的峡谷地带，拖拽着他们的沉重的设备，不只是迪恩·康德的摄影机和灯光设备，还有使摄影机和灯光设备以及能使他们打算拍摄的恐龙或是局部恐龙运作的发动机。
这其中也包括生了病的大号三角恐龙。温斯顿的技术人员们为制作这些动物日夜奋战，而且他们还要让这些正躺在一边的家伙看上去越来越逼真，为此，他们不得不在这些家伙的眼睛、嘴以及使它们真的“呼吸”方面下功夫。斯皮尔伯格经常不断地运用这些别出心裁的奇迹，是在向我们证明迈克尔·艾伦的那个论断：电影是一种“视觉统治”下的体力劳动。
影片中参观公园的人们正好碰见兽医与一头有病的恐龙在一起，哈丁和德恩从它肿胀的舌头和扩大的瞳孔判断，它肯定是吃了一种有毒的紫丁香花。然而，在那堆兽粪里看不到任何花籽。书上的解释是恐龙像它们进化成的那样，咽下石头，把它们留在自己的喉咙里用以研磨食物。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更换石头。当它们清理喉咙的时候，就处理掉了那些花籽。这种喉咙与石头的概念，影片中未作解释，因为德思的解释从发行版上被剪掉了。现在只有当她对咀嚼的问题感到困惑不解时，游客们在行程中遇到了霸王龙的镜头。有人认为让十几岁的少年来理解喉咙里的石头问题实在太复杂了，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那么，为什么不把整个这一幕都剪掉呢？是为了省钱吗？你知道那些东西花了多少钱吗?
夏威夷直到拍摄的最后一天才对好莱坞的侵犯实施报复。9月11日，本世纪最严重的一次“依尼吉龙卷风”来了，它狂怒地以每秒钟130英里的风速席卷了全岛，阵风有时高达每秒钟160英里的速度。20英尺高的巨浪猛烈地冲击着海岸。影片剧组人员都躲在考艾岛的怀斯汀饭店的舞厅里避难，这里是用混凝土特别加固的。甚至在风暴扯开饭店的屋顶，雨水开始从天花板倾泻下来的时候，斯皮尔伯格还在考虑着电影。这次的龙卷风真像詹姆斯·巴塞维为约翰·福特的影片《龙卷风》制作的特技，他曾为此特技而获得了奥斯卡特技奖。擅长哲学思考的人们可能会这样认为，现实生活就像这部电影所表现的，大自然总是在嘲笑那些人为的特技效果如此不足挂齿。
即使在夏威夷，斯皮尔伯格也没有忘记斯蒂夫·罗斯。他私下里构思了一部影片，是对他的现实生活的摹写，他一回去就开始拍摄这部电影。
我们让鲍伯·戴利和特里·塞梅尔当流浪汉，在垃圾桶里寻找食物。
让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成为一个身怀绝技的人，而不是一个传奇人物：一
个配角。(制片人)乔。西尔弗向他开枪，把他杀了。昆西(琼斯)扮演科拉
伦斯，是个天使。凯威·卡斯是上帝。我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精神病人，完
全被束缚在约束衣中，只有手指是自由的。我一直在往外星人的脸上抹着
肥皂沫，不完全清楚我打算试图表达什么。我说：“他过来了……他过来
了……他是6英尺高的外星人。”
罗斯死于12月20日。康特尼·罗斯坚持在东罕普顿的盖尔德会堂举行一次奢华的仪式。为了这个仪式，那里已经被重新装饰了。所有的绘画都被摘了下来，一幅德·库宁像被放了上去。斯皮尔伯格和凯特带领一队名人代表，其中有昆西·琼斯、阿诺克·埃米、纳斯塔萨·金斯基保尔·西蒙、达斯汀·霍夫曼和巴巴拉。斯特雷斯坦。发表了一番颂词之后，斯皮尔伯格说：“这些天以来，我感觉很冷，我无法让自己暖和起来；我感觉好像自己的心被抓住了一样。我知道斯蒂夫在那儿，他正试图找出一条能弥补所有遗憾的路。”由于罗斯希望被葬在一个新的犹太人公墓里，因此他被埋葬在绿河公墓中，埋在杰克逊·波洛克和伊莱恩·德·库宁的墓旁。
麻木的斯皮尔伯格继续指导着《侏罗纪公园》的特技工作，它预计在1993年6月上演。“光魔工作室”的电脑高手们并没有制作出他所希望的那种效果。他们的恐龙虽然动作精确，但是他们看上去就像机器人，不太灵活。菲尔·蒂贝特，这位专门研究静态行为的专家，被招了来帮助他们使恐龙看上去更自然，后来他为此获得了奥斯卡奖。
就在此时，史蒂文·载里恩递交了一个《辛德勒名单》的剧本，这是第一个把辛德勒这个人物写得可以被人理解的剧本。有了把《彼特·潘》和《侏罗纪公园》最后拍成影片的经验，就可以使这些难以驾驭的故事变成驯服的羔羊。人们似乎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从石头上凿掉的那些碎片与剩下的部分相比更像美女。斯皮尔伯格把剧本给了汤姆·斯多波德，他同意斯皮尔伯格的观点。斯多波德说：载里恩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剧作家。”
载里恩在斯皮尔伯格影响下完成的这个改写本，应大大归功于罗伯特·保尔特为大卫·里恩写的那个剧本。汤姆斯·肯尼利为了影片的一些拍摄问题参观了克拉考后，又一次想到了《阿拉伯的劳伦斯》。他说：“这部电影有一种很可信的感觉，即使它对时间问题做了些处理，但应该说在事实方面，它是相当准确的”。影片《阿拉伯的劳伦斯》中的人物就像斯皮尔伯格根据肯尼利的故事改写的剧本中的人物一样“没有直接的动机。”肯尼利继续说道：“所有这些人物，都表现为一种自我形象主义、机会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混合物。没有人能够完全解释清他或她的动机所在。”好莱坞30年代的影片与《阿拉伯的劳伦斯》相比在这方面还要明显。以一种有神力和有魅力的形象出现在这部影片中的辛德勒，就像斯蒂夫·罗斯，像一个超越了生命的罗斯。在戏剧性的关系中，辛德勒占据着一个三角形的尖角。而另外两个角上，一位是被他哄骗、引诱从而稀里溯徐地被他的计划所迷惑的军营指挥官阿芒·高斯，一位是被他选来为他的公司当会计的犹大会计师爱兹哈克·斯特恩。
简单到只懂得经营和生存的斯特思，就像《阿拉伯的劳伦斯》一片中劳伦斯的顾问、专家和极谨慎小心的同盟者费舍尔。费舍尔很愉快地利用这位有钱的陌生人，但又处处提防他，同时还对他的动机迷惑不解。“对于劳伦斯少校，仁慈是一种辜受，”肯尼利在提到劳伦斯一心一意照顾受伤的敌人时说，“而对于我，这只是好的行为。”斯特恩不知道为什么辛德勒总是愿意与他一起去分享一瓶荷兰杜松子酒，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感谢自己。起初，他认为辛德勒与高斯，除了一个站在他一边，另一个是他的敌人外，他们两人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辛德勒的毫无怨言对于他的雇员来说是一种沉默的不满，辛德勒就是用这种方式将他压抑在心中的全部同情寄于争取这位会计师的友谊之中。
斯特恩这位在载里恩笔下管理着辛德勒事务的犹太人，是对好莱坞影片模式的一种重复，而这种重复在这部影片中不止一例。屈赛就曾于1936年在范·戴克的影片《旧金山》中扮演过一个类似的角色，即华盛顿俱乐部老板克拉克·盖伯的牧师朋友。这部影片与《辛德勒名单》在结构上非常相似。仅仅通过一种既定公式、传统习惯和民意测验，加上一些起研磨作用的“石块”，斯皮尔伯格就能够“消化”所有的主题，尽管这些“石块”比起其他故事因素来说效果更好。肯尼利说：“斯皮尔伯格对辛德勒的那种暖昧态度非常欣赏，这是他所喜欢的男人的一种特有气质，就是那种自相矛盾的气质，即流氓与救星、恶棍与援助者的混合体，这种人也许对自己的妻子很不好，但对成千上万的陌生人却很好。”但是，这种矛盾的个性无助于刻画人物，斯皮尔伯格发现了书中的这种反差，他在该片中对这方面做了许多限制。
斯皮尔伯格和观众最需要得到的回答是：是什么使辛德勒从精明的投机商一夜之间转变为无私的施主的？这个问题就像查尔斯·福斯特·凯恩在《公民凯恩》开头不满地提到的“玫瑰花苞问题”一样令人困惑。具有神学背景的肯尼利，感觉这个问题无需着急去解释。这种事情发生了，人们就会毫不怀疑。私下里，肯尼利似乎感觉辛德勒有些发疯了，而且他的心理变化是无理性的，或许人们宁愿给他一个玄妙的解释：超脱。斯皮尔伯格很明白他的观众需要一个更有依据的解释。“这不是一个英雄，我认为不是。”斯皮尔伯格说，“但他做过一些好事，那正是他的魅力所在。”这部影片也许暗示了观众，他对权力概念的迷恋与幻想，正如辛德勒向高斯解释的那样，当你把一个过着罪人生活的皇帝杀掉后，他会释放出更大的影响力。然而，最终，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辛德勒自己从未回答过这个问题。
就在揭示辛德勒这个人物的实质的时候，这部影片没有过多地解释“玫瑰花苞问题”。早晨，克拉考犹太人居住区被毁灭了，那里的居民被送往高斯的集中营，辛德勒带着他的情人也骑马离开了。从这个城市的恐惧气氛中，他们看见士兵们在残忍地翻腾空房子，向抵御的人们开枪，把剩余的人驱赶到卡车上。一个小女孩表情呆滞地穿梭在这恶梦般的景象中，不被任何人所理会。斯皮尔伯格通过给她的上衣着上一些红色突出了她的形象，这种从视觉上把一件事情夸大得如此恰如其分的手法，使本来十分老套的内容也令人感动。没有人注意到她溜出了大门，这场戏本该在这里结束了，但是我们看见她爬上了楼梯，藏在床下，这以后，在一辆装满尸体的手推车里有一个红点儿向人们揭示了她的命运。
我们推断辛德勒的灵魂已经被他决心营救犹太人的计划所烫灼。大卫·里恩对这件事的看法是，斯皮尔伯格所做的肯定与载里恩一样多，他确信这一场戏是在两人去波兰参观后在飞机上写的，这场戏是他们两人的契合点。3、4页关于犹太人居住区的状况的描写很快发展到30页，斯皮尔伯格用大量的史实编写着出现在这本书中的每个人的命运。
里恩的手法甚至比斯皮尔伯格拍摄辛德勒的反应时所用的手法还要简明。《日瓦戈医生》中有一个与《辛德勒名单》相似的镜头，当医生尤里·日瓦戈看到沙皇独裁者的马队砍倒了示威游行的人们时，里思把镜头推到了奥玛·沙利夫的脸上，使我们感觉到他极为痛苦。在拍摄《阿拉伯的劳伦斯》时，他在彼特·奥土尔身上使用了同样的手法，为了营救反抗阿克巴的探险队，他处决了一个人并且发现他乐于接受这一命运。在这两个例子中都有一些关于性的表现。里思让沙里夫去想像当他见到屠杀的情景时，他的感觉应该是既要跟女人做爱又要克制自己的情欲。而辛德勒也是这样，他与他漂亮的情人在一起，在马背上似乎比在行进中更让他感到刺激。他和高斯都被色情和暴力所吸引。纳粹高斯很随便地从集中营楼上的公寓里用来福枪枪杀犯人，面对象无疑多是女人，这与辛德勒站在他工厂的楼梯上估价着那些乞求他保护的妇女们的作法一样，除非她们很美，否则她们是不会通过这道门的。
拉尔夫·菲纳斯，一位英国演员，曾因在英国电视片《一个危险的男人》中扮演过阿拉伯的劳伦斯而引起斯皮尔伯格的注意，他扮演了高斯。犹太人本·金斯利，一位曾因影片《甘地》而获奥斯卡奖的演员，成为理想的斯特思的扮演者。当这部影片已经完全准备好开拍的时候，斯皮尔伯格感觉一些配角人物缺乏力度，于是就在辛德勒的工厂里加了几个劳工的镜头，包括年轻的波尔代克·菲弗伯格。载里思正在在导演他的第一部电影《寻找鲍比·菲舍尔》，由于太忙而无法对剧本做更多的改写，特别是这类他毫不感兴趣的剧本。因此，斯皮尔伯格又打算把斯多波德找来。斯多波德回忆道：
史蒂文给我看了这个改写稿，我认为，它极有可能还不如从前我读过
的那个剧本，因此我和载里恩都面临同一场战斗。史蒂文让我接过这个本
子，但它仍然是载里恩的素材。我打算将那些我认为没什么帮助的素材去
掉。在这个故事中有某些逻辑问题。我只是给史蒂文写了一封长信，指出
问题是什么，他们应该怎么样去做，为什么他们应该只留下某些内容，以
及某些变化不该发生。载里恩完成了他的那部电影，回到了《辛德勒名单》
的项目上，但它还是老样子。有一天他们都在克拉考，那儿有一场戏，史
蒂文从波兰打电话给我，我按照他的需要用了一夜时间，做了件小事。但
是，无论我与《辛德勒名单》这部影片牵涉几年，它也完全、绝对是载里
恩的剧本，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
斯皮尔伯格决定这部电影将完全在波兰拍摄，用一位波兰摄影师乔纳兹·凯明斯基和一位波兰制片人布兰克·鲁斯提格，后者本人是奥希维兹集中营的幸存者，曾被纳粹连续提审过多次。为设计制作，他雇用了阿兰·斯塔斯基，他是一位波兰人，曾为安卓泽依·瓦依达工作过，他曾因拍摄《索菲的选择》而赢得了好莱坞的承认，这部影片是根据阿兰·帕库拉的剧本拍摄的。与以往从捞回第一块美元起就开始享受利润的惯例相反，斯皮尔伯格告诉施思伯格，“在你那些家伙把花销挣回来之前，我不想得到任何钱。”由于他期望这部电影超过3小时，又用了一个基本不知名的演员，而且调查报告显示出美国高中学生，这些占他最基本观众的60％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行为，因此，没有人对这部影片的利润有太高的期望。
1993年2月，斯蒂夫·罗斯的纪念仪式在卡耐基大会堂举行。女高音歌手贝弗莉·西尔斯是这个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纪念活动的节目主持人。在会上，纽约当时的市长戴维·迪思金斯、前任的纽约市政府官员休·凯里、来代表父亲杰克的卡罗琳·兰格及法国文化部长都发了言，斯皮尔伯格也讲了话。
也是在2月，《侏罗纪公园》已经为获批准经营与该片有关的产品拉开了成功的帷幕。逐渐地，与这部新电影有密切联系的软饮料、快餐、服装和玩具的生意，几乎都像上座率一样重要了。环球电影公司和阿姆伯林公司取消了每个项目的6％至10％的批发价。麦当劳还打算为《诛罗纪公园》发动一场具有史无前例规模的市场营销。在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恐龙展厅里，参观者们吃着零食测览着，他们平静地看着这些曾在电影上出现过、现在已被填上了肉的动物骨路，然后排队进入博物馆的“依马科斯”宽银幕剧院崇敬地观看一些初期拍的胶片。
历时75天的《辛德勒名单》的拍摄工作始于3月1日。拍摄计划是从波兰的奥希维兹开始的。斯皮尔伯格希望在这里重新修建一个原始的火葬场，安装上一些烟囱，再用1500名群众演员当犯人。在现场周围，有一些给参观者看的警告牌，上面写着“这里是恐怖事件与悲剧事件发生的地方。为了神圣的纪念，请你以适当的行为方式，表现出你的敬意。”管理集中营旧址的世界犹太人联合会向波兰驻美国大使提出了抗议，声称他们担心一部关于大屠杀的“迪斯尼影片”，会把奥希维兹变成‘好莱坞的拍摄场’。事实上，真正的问题是程序和官僚作风：阿姆伯林公司已从波兰政府那里得到了拍摄许可，而不是从这个联合会、博物馆管理部门或是其他什么犹太人组织。斯皮尔伯格几乎能在没有任何带路人的情况下，去任何地方拍摄。但是，奥希维兹对他有一种能驱魔避邪的重要意义，他不打算失去这种感觉。
在影片中，辛德勒贿赂高斯让他将1100名工人置于自己的监护下，然后租用火车把他们运往捷克斯洛伐克。男人们安全地到达了，但是妇女却被转送奥希维兹，去接受典型的屠杀方式，剥去衣服，剪发，聚在一起淋浴，这一切都将在到达后一小时之内完成。辛德勒用钻石贿赂指挥官，以求能换回她们。(实际上，辛德勒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才把她们救出去。)
这些场景的拍摄，对斯皮尔伯格来讲，是很不舒服的。当他通过摄影机的镜头看他所拍的内容时，他哭了。他在提到淋浴那场戏时说：“这是恐怖、歇斯底里的几个小时，我想我当时该做的一件事是告诉大家，‘停下来，我们的感情都太投入了，不能继续拍了’。但是，我想迅速把它拍完，这对我们都很重要，我们在那个恐怖的地方呆了3、4个小时，这对每个人来讲，都太可怕了。”为了保持他的精神状态良好，他经常打电话给一位最亲密的朋友，罗宾·威廉姆斯。斯皮尔伯格说：“他很能使我开心。这是一个特别好特别有效的药方。”
斯皮尔伯格在录制这部恐怖影片的同时还能监督《侏罗纪公园》的制作这个事实，使人认为他的性情是同时代电影人中最变幻无常的。起初，他认为他顾不过来两部影片，于是在剪辑《侏罗纪公园》早期拍摄的内容时，他请求理查德·阿坦伯罗来拍摄《辛德勒名单》。在阿坦伯罗不在的时候，乔治·卢卡斯负责《侏罗纪公园》的日常管理工作，为此在影片的片尾，特别提到了他的名字。
斯皮尔伯格为保留2个卫星讯道，每周付给华沙电视台150万美元，一是为画面，另一个是为声音，而且每周还要为长期使用卫星地面接收器再付4万美元。通过卫星地面接收器，他在好莱坞的工作人员可以把《侏罗纪公园》的材料传送给他。每个周末和每星期一、二夜晚，他把恐龙的胶片转录到录像带上，与他的编辑迈克尔·凯恩一起研究它；然后，在凯恩的坚持下，再在《辛德勒名单》上花上两个小时，这样，他就能睡着觉也想着这部影片了。在《侏罗纪公园》剪辑时，斯皮尔伯格连着3个星期天都去到巴黎，在那儿，当时已怀了他第二个儿子索耶的凯特一直与卡波肖和斯皮尔伯格的家人呆在一起，并按时进行婴儿检查。6月，《侏罗纪公园》上演并成为夏天最走红的影片这一事实，给了斯皮尔伯格的工作以最好的回报。环球公司在2842个影剧院同时上演了这部影片。在第一个周末，该片就创下了一个新的纪录，冲击了它最大的竞争对手，阿诺德·施瓦辛格主演的影片《最后的动作英雄》，并在世界范围内直逼9亿美元的巅峰。
无论怎样同内心的冲动作斗争，斯皮尔伯格都禁不住想把《辛德勒名单》拍成一个娱乐片：既不是《侏罗纪公园》，也不是《舒赫》。影片中那些最坏的人物，甚至最令人作呕的高斯也有了魅力。即使是斯皮尔伯格，对长期存在的人类精神也不能视而不见。即使在最充满暴行的环境中人们也自我娱乐、做生意、谈情说爱。克拉考的犹太人在纳粹眼皮底下，在他们最后的地方，在天主教堂的长椅上，还在进行交易。甚至在集中营里还举行了一个婚礼，被打碎的小灯泡代替了传统的玻璃杯。这些场面以及坐在一个炭火盆前的男人和女人们用一些荒诞的玩笑打发时间的场面，使得人们说斯皮尔伯格拍的是斯皮尔伯格式的大屠杀。
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斯皮尔伯格尽可能地避免全部使用战后发展了的摄影技术。“我们追求的是自然的表现手法，”他的摄影师乔纳兹·凯明斯基说，“不使用像闪光灯这类东西。我一直在试想自己50年前就在这儿，带着一个小的没有闪光灯的照相机。我们喜欢长焦镜头，喜欢使用许多拍摄手法。我们想让在15年内看这部影片的人们，看过后不知道它是什么年代拍的。”然而时间是不会倒流的。现代镜头的精密以及新胶片所能表现的色调范围，即便在胶片状况最不好的情况下，也能使《辛德勒名单》有意无意地闪现出好莱坞的光泽。
当开始拍摄犹太人居住区时，斯皮尔伯格面对道义与鉴赏力的选择。克拉考的真正战时犹太人居住区是在相比之下不太令人感兴趣的波德高兹地区。但是，斯皮尔伯格的目光却被风景如画的凯兹米尔兹地区所吸引，它位于威斯特尤拉河的另一边，在旧城的中心。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在那里真诚友好地共同居住已有几个世纪了，但它与现实生活相比更像是斯皮尔伯格所想像的犹太人居住区。因此，他把他的镜头移到了那里。
影片中最主要的一段，袭击犹太人区的那一幕，是一个天才的电影人被人类历史上的惨剧以及普通小人物的命运激发出空前塑造力的集中反映。当纳粹包围了这个地区准备袭击之时，这里的许多人消失在地板下面，天花板上，床与床之间甚至钢琴里，一些小的珠宝被藏进面包里或被人们吞咽下去。纳粹用惯用的那套挖地三尺的搜查方式，捕杀所有的人。一小部分人幸免：一些人潜进了下水沟，另一些人意外地遇上了“同盟军”，像一个戴着纳粹帽子和臂章的男孩，他从学校里救出了一个小女孩和她的母亲。
任何一种现实的舆论都会把纳粹说成是种族怪物，但是，斯皮尔伯格就像对待《夺宝奇兵》中的波罗一样半爱着他的反面人物，他禁不住着迷于他们用来追捕那些躲在天花板中的逃难者的探测器，或者着迷于那些超现实主义的瞬间——当冲锋枪扫射在住宅的墙上时，一个纳粹军人却狂暴而毫无负疚地弹着一架竖式钢琴。
“巴赫的曲子？”一个士兵问道。
“莫扎特。”他的同事回答。
高斯与辛德勒相比是个更加有趣的人物，因为他的动机更容易让人理解。在讨论这部影片的最初阶段，高斯并没有被斯皮尔伯格看成是一个纳粹野兽，而是被看成受了挫折的官僚，这样就使他的残暴行径在“效率”的幌子下趋于合理。由于他坚信他的犯人并不比羊更具人性，所以他就像现代的农场主对待他们的牲口一样随随便便地剔掉弱者、杀掉儿童并且惩治那些制造麻烦的人。斯皮尔伯格通过给辛德勒和高斯两人各自安排了与犯人海伦·海尔斯奇在一起的几乎完全相同的场面，来使他们两人的不同之处戏剧化。海伦·海尔斯奇是高斯挑来做管家的，她住在他房子的地窖里。她是由名声不大但演技高超的艾姆斯·戴维兹扮演的。海伦的幸存简直让斯特恩难以置信地倒抽了一口气。人们都只有一种感觉，知道她每走一步也许都是她最后的一步。她非常违心地去吸引高斯，但是他既不能去占有她又不能抵御她的魅力，他心烦意乱时向她解释，毕竟，“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你不是一个人。”在辛德勒与她的戏里，辛德勒解释了这件事，使她相信高斯太想得到她，因而不会把她杀了。最后，辛德勒通过玩脾的方法把她从高斯手里赢了过来，救了她的命。
相同的，我们也注意到了高斯对温和的辛德勒的一种幻想。高斯第一个嫉妒的问题就是：“你们从哪儿搞到这套服装的？这是什么？丝绸吗？”他们是真正的朋友。辛德勒甚至打算宽怨高斯，他曾对斯特恩说，高斯只是一个穿着军服的被战争腐蚀的骗子。斯特恩这位在这部影片中惟一能看到真实的东西的会计师，冷静地向辛德勒描述了这位被说成是暂时中间管理人的人是如何随便地枪杀犯人的事实，辛德勒沉默了。在一场被利亚姆·尼森说成是这部影片中最感人的高潮戏中，他们之间的关系真相大白了。
阿芒·高斯回到工厂，他已经脱掉了军服，并且因背地里做生意而被
关押起来，他要看看他心目中的真正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他认为只有辛
德勒才是他心里的那个朋友。辛德勒在高斯被处决前被叫来了，而他所说
的是：“高斯背叛了我们的国家。”这样的遣责在这样的场合已经足够了。
我认为这场戏是非常感人的，它的方式别有味道。感谢拉尔夫·菲纳斯的
表演，是他给了这个魔鬼一张人脸。
斯皮尔伯格拍下了这一幕，但是，由于尼森提出的一个特别的理由，又把它剪裁掉了：高斯太令人同情了，一直很好的效果被他这最后一个表演全部抹杀了。一个暂时搭起的绞刑架被敷衍地悬吊着，“嗨·希特勒”，高斯声嘶力竭地喊着，士兵们踢倒了他站的凳子。
故事中有两个场面部分地使用了彩色画面。第一个展示一个古老的欧洲家庭在星期五的晚上屋内烛光闪闪，他们在安息日到来之前反复地祈祷，蜡烛渐渐溶化后熄灭了，只有一根还在亮着。在最后一幕中，斯皮尔伯格又使用了彩色画面，他让被“辛德勒救出的犹太人”、他们的亲戚和扮演过他们的演员来到耶路撤冷附近一个荒凉的墓地，来到他们的恩人的坟墓前。当他们在两旁列队站好后，每人将一块石头放在石板坟墓上(那位排在最后做这件事的人，远远望去可以看出正是斯皮尔伯格本人)。然而，当斯皮尔伯格把一段献词安排在紧接着影片片尾的时候，当他把自己的名字放到了影片前面的时候，对演员们来说，这部影片所赞美的人生，似乎更像斯蒂夫·罗斯而不是辛德勒。
编辑工作大部分完成之后，斯皮尔伯格动身到欧洲度假去了。威尼斯电影节授予他一个荣誉奖，他与一个美国代表团在9月份出席了颁奖仪式。这个代表团成员有哈里森·福特、罗伯特·德·尼罗、罗伯特·阿尔特曼、马丁·斯考塞斯、米切尔·菲弗蒂那·特纳和西德尼·波莱克。一个作家研讨会在左翼导演吉罗·潘泰科弗的安排下召开了，它的中心议题是讨论美国日益加速侵入欧洲电影的问题。
斯皮尔伯格和斯考塞斯特别坦白地表示了对欧洲同行的不幸处境的同情——他们的饭碗正在被大量的美国出口片所抢走。但是许多台下的听众对此表示怀疑，好莱坞一点也没有要停止那已经席卷了全国以至全世界的影片潮流的倾向。而且，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厂还毫不理会美国将别国的影片搬上本国银幕的比例只有2％的事实，一味地对他们的影片搬上法国银幕的数量加以抱怨，而法国上演的进口片数量已达到总量的50％。法国导演伯特兰德·塔弗尼尔是反对好莱坞统治的活跃人物，他说：“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非美国影片在美国上演的比率出现，比如说，用3％代替2％的事实是我们的梦想。当我们遇到一些美国大公司的人时说：‘看，你们是怎么指责法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外国电影在你们的市场上甚至只有2％。’我们看到了你们眼中的惊讶，你似乎在想，“2％？有那么多吗？我们该做些什么事让它们只有1.5％呢？”
直到10月4日，斯皮尔伯格和斯考塞斯发表文章反对法国排斥电影方面的自由贸易，一些欧洲人才对他们不再抱希望。斯考塞斯说：“关闭边界将不能保证地区在创造力方面的提高，甚至不能保证部分当地观众在兴趣方面的提高，民族的愿望和不同意见应该受到鼓励和保护，但不是在损害其他电影人的利益下进行。”一部分欧洲的电影人包括派德罗·阿尔莫多瓦，大卫·帕特乃姆，伯纳多·勃多鲁斯和威姆·文德斯，于10月29日在《综艺》杂志上发表公开信，攻击这种根据误传而发表的文章。
电影《辛德勒名单》于1993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在美国上演。影片持续195分钟。它并不是每个观众都梦想的电影，但是，这次，由于它是不同的主题内容，大部分人用神圣和礼貌的态度对待这部电影，因而就不必说它所获得的惊人的利润了。许多电影院都发布了一条“行为法规”，建议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其他行为，包括吃玉米花等将被视为不适当的行为。
整个评论的基调是恭敬的。新闻界怕去冒犯它，一反常态地欢迎这部影片，赞扬斯皮尔伯格。犹太评论家并不这么慷慨。许多人同意哲学家乔治·斯泰纳的说法，认为对于大屠杀惟一可接受的反应就是沉默。有些人不喜欢它是因为斯皮尔伯格想要改变载里恩剧本中某些重要的东西，过分强调辛德勒、高斯和斯特恩却忽视了那些真正的人物。杰·霍伯曼在《乡村之声》上发表文章，他把影片中的犹太人看作是“在他们自己的灾难中被降为配角，徘徊在克拉考犹太人区……开着犹太人的玩笑”的人，他批评说，《辛德勒名单》是“一部好的娱乐片，但却是20世纪最坏的经历”。菲利蒲·高莱维奇在一份受尊敬的犹太人报纸《前进》上抱怨道：“有影响力的场面永远比人类历史的真实性更有欺骗性——而纳粹的暴力比起他们杀害的那些人的文明更使人震撼。”小说家霍华德·雅各布森善意地写道：“公正地说，斯皮尔伯格在处理这些事上比你们所想的更为审慎。”但是《舒赫》的导演，克劳德·兰兹曼，全然鄙视这部影片。他没有像斯泰纳那么过分，他认为把一场大屠杀改编成一部影片这件事将使斯皮尔伯格的项目失去可信度，也使每个与此事有联系的人也失去了可信度。
但是公众并没有被这些评论影响。到1995年3月，《辛德勒名单》在国内市场就赢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赢利4590万美元，奥斯卡奖也给了这部影片一个额外的推动力，在11项提名中，它就占了7项。尼森和菲纳斯未能获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男配角的大奖，服装设计、化妆和音响也未获成功。但是它赢得了最佳艺术指导和最佳剪辑奖，最佳作曲奖，最佳摄影和最佳剧本奖。而最重要的两项大奖为：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终于，斯皮尔伯格攀上了他事业的顶峰，手握着奥斯卡金奖，站在施莱恩大厅的领奖台上。
《辛德勒名单》作为一部电影片它好在哪儿呢？事后聪明的人们看出，斯皮尔伯格在商业化好莱坞的“大陆上”，总是或者至少有一部分是不可避免地遭受了艺术方面的失败。而这部影片最好的地方就是那些紧张、幽默与悲抢。尼森、菲纳斯和金斯利使影片放射出了火花，而这种火花正是斯皮尔伯格在告诉我们，他的影片完全可以脱离好演员。但是，这些最有效果的场面，却没能让他把这些犹太人以及他们的历史表现得更为深刻的愿望如愿以偿。在影片的末尾，当那些被辛德勒救出的人们送他去流亡时，这位商人突然因没能通过变卖汽车、戒指等，救出更多的人而进发出一种深切的懊悔，就像克拉克·盖博在《旧金山》结尾时悲伤地向上帝仟悔自己错了一样。好莱坞的英雄们是从不哀怨的。“可以使我成为世界上最棒的人，”约翰·韦恩曾经对一位导演说：“或者最差的人，但是，决不能让我成为廉价的人。”
无论斯皮尔伯格多么想把他的主角推到一个显著的位置上，他的影片仍然基本属于两个站在道德对立面的男人最终一个被迫毁掉了另一个的“伙伴影片”。由于斯皮尔伯格对“重大时刻”和“杰出表现”有特殊偏爱，所以他对影片中大屠杀的展示无疑会让人产生怀疑。正像波林·基尔评论吉罗·潘泰科韦1968年拍的一部表明资本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作用于加勒比海奴隶起义的影片奎美达时说的那句话：“任何把历史拍成影片去娱乐的企图都将给自己种下毁灭的种子。当你把一个决定性的历史事件人格化时，你不是去挖掘它的实质而只是自然地表现它，使领导似乎成了历史最重要的因素。这种方法是对历史的一种违背。这个理论就像是一部只有英雄冒险家参加的情节剧。”
丹尼尔·海曼在承认《辛德勒名单》是“一部制作精良，拍摄技艺卓绝的天才之作”的同时，他还抱怨“斯皮尔伯格让我们‘误入歧途’，当我们看到烟时，它不是焚尸炉，而是一列火车；当我们看到淋浴时，它放出来的不是煤气而是水。我们看到的所有尸体，我们都不认识，而所有我们认识的那些人都获救了。然而历史并非如此。”
19.梦之队
鲨鱼和恐龙又一次围住了史蒂文。
——汤姆·汉克斯，一位出席过1995年4月美国电影协会颁奖大会的观众
斯皮尔伯格轻松地得到了他的荣誉。在1995年奥斯卡颁奖仪式之后的第二天，斯皮尔伯格与罗宾·威廉姆斯一边站在游戏机前，玩着名叫“罪魁集团”的战争游戏，一边为游戏的画面和音响的优劣在激烈地争论着。在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之后，斯皮尔伯格感到空虚。他说：“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更成问题的是我不在乎。”他已经答应凯特去休一年假，并保证在这一年之中不干导演。想到自己的私人财产估计已达4.5亿美元，他认为自己完全可以抽出时间稍息片刻。他和瓦萨尔曼一起参观了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消费者电子博览会，当有人发现他在这里时，MCA公司的随员立即将他团团围住。一位正在摆弄游戏机的年轻人对他的朋友嘟囔着：“看，那就是上帝。”
在休假的这一年里，斯皮尔伯格有时间通盘考虑在这个变化莫测的行业中自己未来事业的命运。好莱坞的政治家们一直在紧追世界的变化。随着柏林墙被推倒，大国丧失了影响力，小国开始争权夺利。小企业也开始争权夺利。米高梅公司已经垮了，哥伦比亚公司归属了索尼公司，MCA归属了松下公司。随着斯蒂夫·罗斯的逝世，时代一华纳公司内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像泰德·特纳这种刚获得实权的中间企业经营者们控制着这行业里的优势，当他们的兴趣扩展到了有线电视、广播电视、杂志、电脑广告牌甚至出版业时，他们选择的栖息之地常常是好莱坞。
《综艺博览》杂志在1994年10月把这些暴发户称为“新型当权派”。艾丽斯·奥绍格耐斯在她的文章中指出，人们应该把他们叫做“信息时代虚张声势的闹事者”，或者说是“电脑信息业务中的拦路抢劫者；他们是电脑娱乐、信息工业领域的领导者，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使华尔街和华盛顿都显得黯然失色。”斯皮尔伯格就是其中的一个。一份调查结果中提到的其他人还有——巴巴拉·斯特雷斯坦，麦克·奥威兹，迈克尔·艾森纳，巴里·迪乐，奥普拉·文弗瑞和大卫·盖芬，这些人大都是斯皮尔伯格的朋友和同盟者。他们中有些人甚至直接影响着他的生活，特别是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和加拿大饮料公司的负责人小埃德加·布朗夫曼，他们一直虎视耽耽地想成为一名电影巨子。但值得注意的是，《综艺博览》的名单上既没有卢卡斯，也没有科波拉。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都是新好莱坞不可缺少的人物，即所谓的“三位一体。”
调查结果显示，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盖芬、奥威兹、迪乐和杰弗瑞·凯赞伯格，都是那些掌权的经纪人俱乐部的非正式内部成员，他们每年都要在太阳谷相聚数日，在投资银行家哈伯特·阿兰的庇护下编织社会网络。哈伯特·阿兰是雷·斯塔克的密友，还是几家大公司的顾问，其中包括松下公司。
美国《时尚》杂志摄影家安妮·雷波威兹拍摄下了这些先生和女士们以及他们的附属品的照片。大卫。盖芬开着他的私人飞机在洛杉矾上空盘旋；泰德·特纳在他的农场里骑马；迈克尔·奥威兹一个人坐在影剧院里看电影；迈克尔·艾森纳在迪斯尼公司的套房里，人们讽刺地把他称作“米老鼠”先生。
身穿粗斜纹绵布衬衫，水磨布牛仔裤的斯皮尔伯格，与几位穿一色运动服，挽着裤腿赤脚站在东罕普顿乔治卡池塘里的人站在一起，望着落日。他那双躲在阿曼尼眼镜后面的眼睛好似在凝望着他吉凶难卜的将来。这是一幅诺曼·罗克威尔田园幻想画：汤姆·索耶的中年时代。随着自己的世界已经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控制之中，斯皮尔伯格开始设计他后半生的人生画卷。这幅画卷无疑应该是这样的——斯皮尔伯格成丁东海岸的人，而不是加利弗尼亚人；他不再是革新派的新人，而是深思熟虑外加一点神威的人；不再像里恩一样易与人发生冲突，而是一位和蔼、有教养、远离社会喧嚣的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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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莱坞那些生意兴隆的餐馆里，在马里布，甚至在由杰弗瑞·凯赞伯格这种著名演员发起的漂流旅行中，人们都在谈论麦克·奥威兹，这里的每个人都把他当作对他们的权力最有威胁的人。这位总是双唇紧闭，像猫一样微笑的环球公司的导游后来证明是位笑里藏刀的高手。这位一向给人一种可爱的小猫印象的奥威兹曾在1992年与世界最高价剧作家乔·伊斯特哈斯(《本能》和《希尔弗》的剧作家)的争斗中体面地警告这位对手说，CAA公司的“战士”每天都在贝佛利山庄巡视并会开抢打烂任何公开反对他的人的脑袋。
没有人怀疑奥威兹会做出这种事来，如果他决定了的话。通过CAA公司，他可以与好莱坞大部分主要演员和制片人说土话——达斯汀·霍夫曼，瓦伦·比蒂，凯文·科斯特纳，罗伯特·德·尼罗，巴巴拉·斯特雷斯坦，迈克尔·道格拉斯，肖恩·康纳利，汤姆·克鲁斯，罗宾·威廉姆斯，西尔威斯特。史泰龙，马丁·斯考塞斯，弗朗西斯·科波拉，罗伯特·雷德福德，奥立弗·斯通，巴里·列文森，蒂姆·伯顿，甚至连斯皮尔伯格都是他的客户。成为一位真正的制片人后，奥威兹搜罗了一大堆项目并把它们一股脑儿地卖给了那些曾因他要价太高而拒绝过他的电影制片厂。他曾经代理过索尼公司和松下公司的业务，但就索尼公司目前的现状，他拒绝了他们让他经营哥伦比亚公司的条件。当鲁·瓦萨尔曼和西德·辛伯格与松下公司就MCA公司控制权问题争论不休时，许多人猜测日本人可能会安排奥威兹作为MCA环球公司的下一位总裁。奥威兹曾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他的朋友和一些像赫伯·阿兰这样的顾问们坦白地说过，他已对代理业务中那个充满竞争意识的自我感到厌烦，因而也许他在期盼着一个令人愉快的变化。
在新当权派人士中，有一个反奥威兹的联盟，在它的成员们自己几乎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形成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联盟的中心人物是大卫·盖芬，他讨厌而且不信任这位CAA公司的老板，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杰弗瑞·凯赞伯格已成为联盟中一份子，不仅因为他与盖芬的友谊，而且因为他看到奥威兹掌握权力对这个行业是一种危险。凯赞伯格对迈克尔·艾森纳的迪斯尼主席的职位垂涎已久，而艾森纳又是奥威兹的最好的朋友。忠诚于瓦萨尔曼和辛伯格的斯皮尔伯格，如果不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也会反对奥威兹的，因为他不想看到自己像当初拍《霍克船长》那样被降低为CAA公司那一揽子交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斯蒂夫·罗斯曾向他展示了权力的威力，并且教会了他一些使用权力的方法。尽管，他仍然对投靠任何一个他不能完全实施控制权的组织抱有将信将疑的态度，斯皮尔伯格仍能看出加入一个联盟对保护他已经得到和打算去争取的利益是十分有益的。
由于凯瑟琳·肯尼迪和弗兰克·马歇尔现在正致力于兴办他们自己的公司，因而阿姆伯林公司的管理权便交给了另外一对夫妻沃尔特·帕克斯和劳丽·麦克唐纳。帕克斯给阿姆伯林公司起了个“阿姆伯林U”的绰号，他与斯皮尔伯格的关系早在公司创建的初期，在这个公司支持了他的剧本《军事演习》时就开始了。他接受了这个企业，至少相对而言他使其打破了原有的规模。阿姆伯林公司固定工作人员已从1983年的18人增加到现在的60多人，目前《诛罗纪公园》的制片队伍都要乘大轿车去环球公司的拍摄现场。一幢被称之为“影片就在你等待时出现”的独立大楼建了起来，供那些为斯皮尔伯格的项目工作的导演们办公之用，目前，他们正有许多项目在发展之中。
动画片这个可以被人完全操纵的事物一直让斯皮尔伯格忙个不停。在《菲威尔走向西方》、《我们回来了：一个恐龙的故事》，和系列片《家犬》都失败后，他把阿姆伯林公司搬到了洛杉矾，这样他就可以密切注视它的动向。在这里，音乐动画片《猫们》、人与动画结合的影片《一个友好的鬼魂卡斯勃》，和一部从60年代汉纳·巴巴拉的电视系列剧《摩登石头人》改编的影片都在制作之中。
为了电视台的需要，阿姆伯林公司开始着手拍摄一部根据电影片改编的系列剧《小脚板走天下》，和一部1994年在福克斯公司经营下开始获得巨大成功的影片《安尼梅尼亚斯》，——995年它被转给了华纳公司。影片的主要人物亚考和瓦考，这对儿华纳兄弟，与他们的姐姐多特一起住在一个画有华纳公司盾牌标志的水塔中，这是在伯班克拍摄场地最显眼的标志，影片中3个主要人物从水塔上下来和他们的朋友们一起接连不断地做一些自以为得计的冒险事，这些冒险事经常与电影生意有密切关系。好莱坞和百老汇也经常卷入笑料中。其中有一集，一个不成功的木呆呆的明星和他的朋友向两位电影评论家施加报复，这两位评论家的形象是以受人喜欢的电视评论员吉恩·西斯凯尔和罗杰·艾伯特为原型的。两位评论家被他们引诱到《侏罗纪公园》的首映式上，他们被一个从银幕上走出来的大恐龙踩扁了。这集的其余部分都是些无情地爆炸、摧毁、跳水、受辱的镜头。
现在的阿姆伯林公司主要的办公机构还管理着庞大的市场企业，这个掌握着斯皮尔伯格大部分收入的企业，估计每年要收回7000万美元。它的项目包括给前赛马运动员西蒙·施伍德在英国的赛马比赛投资，给丹尼斯·霍夫曼“设计师都纳特”连锁店20％的投资，以及为一家名为“代夫”的洛杉矾三明治代理店的投资，这家代理店是杰弗瑞·凯赞伯格和一家芝加哥餐饮公司共同拥有的。“代夫”是斯皮尔伯格经常吃饭的地方。每隔半小时，餐厅内便响起音乐，各种各样的表演突然间使大厅喧闹起来。在1995年，“代夫”的第二家餐馆也在拉斯维加斯开业，这是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开办的。半个模拟潜水艇的艇身从建筑物的正面突出来，水流不时从玻璃墙上喷射下来。斯皮尔伯格和凯赞伯格宣布还有6个以上的分店即将开业，巴塞罗纳的代夫将最先开业。“日本人正在从东向西扩展势力”，斯皮尔伯格开玩笑地说，“所以，我们要朝着与他们相反的方向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