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次长郭泰祺
陆军中将戴戟
陆军中将黄强
陆军中将植田谦吉
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
海军少将岛田繁太郎
陆军少将田代皖一郎
见证人：依据国际联合会大会，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四日决议案协助谈判之友邦代表：
驻华英国公使兰浦森
驻华美国公使詹森
驻华法国公使韦礼德
驻华意国代办使事伯爵齐亚诺
从协定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协定。以第一条为例：表面上似乎对中日双方都不偏不倚，但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实行的停战，而当停战发生疑问时，却要外国人来查明，中国竟无权参与处理。第二条，问题更明显：中国军队只能驻于昆山、苏州一带，而日本军队却可以留在上海市区。尤其应当指出的是：附件中没有公布的部分竟规定中国政府要取缔抗日，第19路军要调离上海，浦东及苏州河以南地区“才能驻扎中国军队”。这种苛刻蛮横的要求，国民政府居然也答应了。只是害怕全国人民的反对，要求日方对这一条款“绝对保密”。由此可见，国民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虽然同过去的完全不抵抗政策有所改进，但实质上则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的消极抵抗、积极求和。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侵略淞沪的日军于7月撤回国内。中国军队亦陆续撤离沪宁杭地区：第19路军移驻南京、镇江、常州一带(后调至福建“剿共”)，税警旅回松江原防，第5军第87师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开驻南京，第88师开驻汉口，其余第1、第4师调往安徽，第4军及第47师调往湖北，第8军调往江西，第2军调往徐、宿一带。这些部队均担负“剿匪”任务。此后蒋介石继续专注于“剿共”。
----------------------
032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淞沪抗日简析
TOP
----------------------
从战略上看，淞沪抗战是一场不符合国民政府军事当局意图的作战。由于“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政府的既定方针，因而从日军一开始挑衅时国民政府就表示妥协，不愿迎战。“一?二八”前4天，张静江邀蔡廷锴到杜月笙家中，转达蒋介石的旨意：第19路军“……最好撤退到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自淞沪战事起，至2月18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日本利用各国公使居间调停谈判的机会一再增兵，而国民政府却一再妥协退让。2月18日，日军优势兵力部署完毕，向中方提出最后通牒。国民政府企图妥协的希望顿时破灭，始声称“举国一致，下最后决心为长期奋斗”。其实此时日军陷于东北、淞沪两面作战的境地，日军集重兵于淞沪，企图压国民政府屈服，力求淞沪早日解决，以便集中力量解决东北。而国民政府对日意图没有搞清，既没有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以牵制淞沪日军，也没有在淞沪集中兵力打击日军，而是散布失败情绪。何应钦于2月13日致蒋光鼐等电说得很明白：“蒋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
国民党内有关人士曾把“攘外”和“安内”比喻为解决“割肉之痛”和“烂心之痛”。国民党当局认为，日本侵略是“割肉之痛”，“赤匪乃烂心之痛”。就在2月14日军政部派第5军增援上海的当天，何应钦还说：“抗日剿赤两难兼顾。如彻底抗日，则必与赤匪妥协而移调剿赤之师以应战，如赤匪仍然进剿，则对日再无彻底进攻之余力，两者只能出于一途，万难并进也。”尔后由于日军增兵日紧，国民政府迫于形势才不得不急调第1、第4师和第2、第8、第14军。虽时机已晚，但仍未放弃妥协企图，并时时放出和谈的空气，继而主动提出淞沪、东北两问题分开解决，主动放弃了上海战场上的主动权。由此，日本在战略上解除了两面作战的困境。
淞沪抗战时经月余，中国军队能够屡挫装备优良、数量众多的日军，根本原因：首先是坚决地、毫不妥协地进行抵抗。从日军肇事起，第19路军即准备抵抗，严阵以待；敌发动侵略后，全军抱定“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由于坚决抵抗，团结了友军，振奋了军心，冲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其次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及其他群众组织，热烈开展了对19路军的支前工作。各界人民自发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运输队等，有的在前线配合作战，有的担任后方勤务，在作战、供应各方面都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参加支援的不仅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市民、学生、商界人士，还有在海外的同胞。宋庆龄、何香凝等亲赴战地慰问，并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赶制了几万套棉衣。可以说淞沪抗战是上海地区全民性的抗战，没有各界人民自觉做军人的后盾，淞沪抗战是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的。它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坚决抵抗，才能团结人民，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同时也说明，只要依靠人民，坚决抵抗，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会被战胜。
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的目的之一是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以掩护其在东北组织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这一目的无疑是达到了。但企图让中国人民在其武力下屈服的目的却没有、也绝不可能达到，相反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认清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也进一步认清了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因而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抗日运动也更加高涨。总之，淞沪抗战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它的自身。正如美国著名作家、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所说：“上海一?二八之战对中国人民的思想产生了永久不可逆转的影响。它使中国许许多多青年人相信，如果全国团结一致进行爱国斗争，中国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有正直、无私的人来领导，经过良好训练和有充足的装备，中国军队也同样能够很好地为自由而战。这一‘发现’振奋了人们正在消失的斗志，最终造成了一种政治气候，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与他的‘最凶恶的头号敌人’妥协，共同抗日。主要是这一事实，而不是这场斗争的表面结果，将使亚洲历史发生决定性的改变。”附表１５１日本侵略淞沪军队的战斗序列表（１９３２年１月）
(一) 海军
第3舰队司令长官野村吉三郎中将参谋长岛田繁太郎少将——旗舰“出云”舰长松野省三大佐水上飞机母舰“能登吕”舰长三木贞三大佐上海特别陆战队指挥官植松炼磨少将第1—7大队及舰司令部直属队(汉口特别陆战队)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直属巡洋、海防等各种战舰、辅助舰16艘及炮艇12艘第13驱逐队司令横山茂中佐驱逐舰4艘第15驱逐队司令神山德平中佐驱逐舰4艘第24驱逐队司令田中操中佐驱逐舰4艘第3战队司令官掘悌吉少将巡洋舰3艘第1水雷战队司令官有地十五郎大佐旗舰“夕张”舰长斋藤二郎大佐第22驱逐队司令木幡行大佐驱逐舰4艘第23驱逐队司令铃木田幸造中佐驱逐舰4艘第30驱逐队司令原显三郎中佐驱逐舰4艘
第1舰空战队司令官加藤隆义少将航空母舰“加贺”舰长大西次郎大佐舰空母舰“凤翔”舰长掘江去郎大佐直属巡洋、特务等舰6艘第2驱逐队司令若木原治大佐驱逐舰4艘第26驱逐队司令西村祥治中佐
驱逐舰4艘
(二) 陆军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白川义则大将
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第6旅团旅团长前原宏行少将第7、第35联队第18旅团旅团长小野幸吉少将第19、第36联队山炮兵第9联队及骑兵、工兵、辎重兵中队配属：独立战车第2中队，野战重炮兵第2联队，第1大队，攻城重炮兵第1联队第1中队，第1、第2野战高射炮队混成第24旅团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步兵第14、第24、第46、第48联队各1个大队及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中队第11师团师团长厚东笃太郎中将第10旅团旅团长稻垣孝照少将第12、第22联队第22旅团旅团长山田健二少将第43、第44联队山炮兵第11联队及骑兵、工兵、辎重兵中队
第14师团师团长松木直亮中将第27旅团旅团长平松英雄少将第2、第59联队第28旅团旅团长平贺贞藏少将第15、第50联队野炮兵、工兵、辎重兵各1个大队飞行第8大队侦察第1中队及轻轰炸第1中队
附表１５２中国参加淞沪抗战部队的战斗序列表（１９３２年１月）
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
淞沪警备司令戴戟
第19军军长兼右翼
指挥官蔡廷锴
参谋长黄强——第60师独立旅旅长莫雄第119旅旅长刘占雄第120旅旅长邓志才师长沈光汉第61师第121旅旅长张励第122旅旅长张炎师长毛维寿第78师第155旅旅长黄固第156旅旅长翁照垣师长区寿年
第5军军长兼左翼
指挥官张治中
参谋长祝绍周——第87师第259旅旅长孙元良第261旅旅长宋希濂独立旅旅长伍诚仁师长张治中(兼)副师长王敬久第88师第262旅旅长杨步飞第264旅旅长钱伦体师长俞济时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税警总团王赓旅
----------------------
033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长城抗战
TOP
----------------------
1933年初，日本攻占山海关、热河之后，又进一步向长城沿线各军事要口发起进攻。中国军队进行了抵抗。敌我双方争夺的重点是燕山山脉的长城各关口及附近的制高点，因此这次作战被称为“长城抗战”。
一、 战前一般形势
自1932年5月中日淞沪协定签订之后，中日两国军事、政治形势都发生了变化。
1932年5月15日，日本国一批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袭击了首相官邸及警视厅等国家重要机关，杀死了首相犬养毅，组成了斋藤实新内阁。新内阁以确立所谓“国防国家体制”为宗旨，将日本政体的法西斯化推进了一步。在此情况下，日本关东军决定“调头把圣战指向热河省”。
热河省(1956年撤销)位于长城以北，连接东北、华北和内蒙。日军如占领该省，既可随时进窥内蒙和华北，又可切断关内和东北义勇军的联系，巩固它在伪满的统治。早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两个月后，关东军就已在《满蒙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中将热河划入预定建立的伪满洲国版图。1932年2月，关东军炮制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其所谓的《独立宣言》中说：“热河省与旧东北三省有不可分割之关系。”1933年1月，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在议会发表演说，说：“满蒙与中国系以长城为境界者，由历史而言，亦无议论之余地。尤以热河省之属于满洲国之一部者，征诸该国建国之经纬，当可明了。”因此，在日本组建伪满洲国的各种方案中，没有一个不把热河与辽、吉、黑三省并列，划入伪满洲国的“行政区划的之中”。在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时，伪政府成员名单中就包括了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并委其为“参议府副议长兼热河省长”，企图以高官厚禄把汤引诱出去，使日本不战而得热河省。此时，日本一面设法拉拢汤玉麟，一面开始筹划直接以军事行动夺取热河。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还是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坐镇江西，将军队的主力用于对南方各省红军的“围剿”作战上。但在北方，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在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的支持下制止汤玉麟降日，采取增兵热河和暗中接济义勇军等措施，以遏制日军的侵略活动。到1932年底，在热河的军队共有步兵4个旅、骑兵3个旅及特种部队约1.7万人，部署在热河东朝阳、开鲁间，及凌源、赤峰附近和承德周围地区；另外在河北境内和平津地区驻有步兵22个师另2个旅，并骑兵4个师及特种部队(均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
张学良等料知日本早晚必图热河，乃于1932年10月组织了以北平分会参事柏桂林及工兵人员组成的阵地构筑委员会，指导热河境内的阵地构筑。其阵地编成：第一线由赤峰经建昌营、建平、叶柏寿、大城子至界岭口内，线上共有6个据点，每个据点有2个支撑点；第二线由赤峰经楼子店、西桥头、三十家子至喜峰口，再于大城子、三十家子间筑成斜交阵地。但由于天寒地冻、土质坚硬，开掘困难，且材料器具缺乏，工事构筑进展十分缓慢。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虽心怀二志，曾派代表参加伪满洲国建国会议，但畏于全国人民的义愤，不敢公开降敌。关东军见诱降不成，乃决心以武力占领热河省。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及其正、副参谋长小矶国昭和冈村宁次等为了将华北方面中国军队的主力牵制于冀东地区，以使其进攻热河容易，并保障其进攻部队之侧背安全，从1932年夏季开始，不断在山海关和辽宁与热河交界处制造事端。10月，发生了伪满警察非法进入山海关城、与东北军士兵冲突的第一次“山海关事件”；12月8日，又发生了日军装甲列车炮击山海关的第二次“山海关事件”。
----------------------
034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榆关、热河失守
TOP
----------------------
山海关又称榆关，位于燕山山脉及万里长城的东端，枕山襟海，地势险要，扼辽、冀咽喉，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东北沦陷之后，张学良为加强山海关地区的防御力量，任命独立步兵第9旅旅长何柱国为临永警备司令，统领该旅及独立步兵第12旅、骑兵第3旅和工兵、山炮兵各1个营，分驻于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等地。部署于山海关的部队为第9旅第626团的2个营。
根据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规定，日本及英、美等11个国家在天津至山海关间的各要点上均驻有军队。“九一八”事变后，山海关、秦皇岛驻有日军守备队200余人，附近海面还泊有日海军第2遣外舰队的军舰10余艘。山海关以东至锦州间，沿北宁铁路沿线驻有日关东军第8师团的第4旅团和骑兵第3旅团一部及炮兵第8联队，另外配属有关东飞行队的第1中队、铁甲列车3列和坦克10余辆，兵力共约4000人。
1933年1月1日23时，日军山海关守备队长落合甚九郎派人在营院内投掷手榴弹并鸣枪数次，却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即以此为借口，向中方提出4项条件，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军队、警察及保安队撤出山海关的南关及南门，由日军进驻。遭到中方拒绝后，日军于2日晨强占南关车站，并将中国警察缴械。上午9时开始攻城，被守军击退。日军第8师团即向第9旅送来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立即撤出山海关。10时，日第8师团一部兵力乘4辆列车，在3辆铁甲车护送下到达山海关，10分钟后与其守备队在飞行第1中队5架飞机支援下共同发起进攻。守军沉着应战。战斗至17时许，日军受挫退去。当晚，武藤信义命令第4旅团长铃木美通：“一并指挥随着事件发生而准备出动的各部队及由步兵第16旅团增派的部队，与山海关守备队协力夺取该地。”
3日晨，日第8师团一个多旅团的兵力在15架飞机轮流支援下对山海关南门展开猛烈的攻击。日海军第2遣外舰队的舰炮亦从山海关以东的海面上对中国守军进行轰击。激战至14时，东南城角被日军突破，团长石世安组织反击未能奏效，第1营营长安德馨及第2、3、4、5连连长先后战死，2个营的官兵已伤亡殆尽。石世安率余部于15时从西水门向石河西岸撤退。日军于当日占领了山海关，4日攻占五里台，10日攻占九门口，控制了关内外的交通要道。
武藤信义于1月28日下达了进攻热河的预先号令：命第10师团派部队接替第6师团的防务，命第6师团、骑兵第4旅团、第8师团、混成第14旅团、33旅团分别向通辽、彰武、打虎山、锦州、绥中等地集结，做好进攻热河的准备。担任进攻部队的参谋于１月30日和2月1日乘飞机侦察了热河地区的地形。2月10日，关东军司令部召集各师团、旅团的主任参谋，传达了进攻热河的作战计划，宣布“进攻热河的目的，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并为消灭扰乱满洲国的祸根，即华北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进而确立满洲的基础”。其兵力部署是：第6师团配属骑兵第4旅团，由通辽、彰武、打虎山西向进攻赤峰，而后以一部兵力向西南攻击前进，策应第8师团进攻承德的作战；第8师团由锦州经义县、朝阳、凌源、平泉进攻承德，而后以一部兵力向长城古北口进攻；混成第14旅团由绥中向西进攻凌源、平泉，策应第8师团，而后南下进攻喜峰口、冷口；继14旅团之后，混成第33旅团由绥中向西转南，进攻界岭口、义院口；关东军飞行队的侦察第10大队进驻通辽、锦州、绥中，各1个中队并战斗机第11大队的2个中队进驻绥中，轰炸机第12大队进驻锦州，重点支援第8师团进攻承德，以一部支援第6师团。预定下旬开始进攻。
在日军集结部队作进攻热河准备的期间，国民政府于2月11日派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等至北平与张学良商讨保卫热河问题及为张军筹措军费。宋子文等还与张学良至热河视察部队。宋子文先后在北平和承德发表演讲，说：“热河为中国完整之一部，与苏、粤各省无异，热河被攻，即同于南京被攻。如日军来攻，则将举全国之力量以与其周旋。日本已占我东北，但任何进一步之进攻，即将予以抵抗”；“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领我首都，亦决无人肯作城下之盟。”18日，张学良又与万福麟、宋哲元等20多名将领发出通电，说：“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
张学良与何应钦等研究了当前局势后，由北平军分会制定了保卫热河的计划。其作战方针是：“华北军以捍卫疆土、收复失地之目的，务需确保冀、热，巩固平津，以为将来进出辽河流域之根据。集中主力于冀、热东部及平津、察南一带，对由河北沿海登陆及自热河方面侵入之敌，预期各个击破之，并乘机东进，向辽西平原转取攻势。”将华北现有驻军编为8个军团和1个预备军团。第1军团于学忠部防守津塘地区，第2军团商震部防守滦东地区，第3军团宋哲元部防守冀北地区，第7军团傅作义部防守察东地区，第8军团杨杰部和预备军团集结于北平附近(此时杨杰之第17军尚未到达北平)。又将第4军团万福麟部第53军6个师，第5军团汤玉麟部第55军1个师、4个旅，第6军团张作相部第41军3个旅及第63军、挺进军等共约10万人编为两个集团军，直接担任热河省的防守任务。两集团军的作战地域分界线为朝阳、建昌、凌源、平泉至承德的公路。公路以南为第1集团军，张学良自兼总司令；公路以北为第2集团军，张作相任总司令，汤玉麟任副总司令。
2月17日，武藤信义正式下达了进攻热河的作战命令，定于23日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日本政府则使用其惯伎，于23日由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交备忘录，要求中国军队退出热河省，否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中国政府予以拒绝。就在日驻华使馆送交备忘录的同时，日关东军分3路向热河发起了进攻。
热河中部战况
日军主攻方向为第8师团(师团长西义一)，下辖步兵第4旅团(旅团长铃木美通)、第16旅团(旅团长川原侃)、骑兵第8联队、炮兵第8联队、工兵第8大队，配属的第1战车队、旅顺重炮兵大队、关东军汽车队及伪奉天省警备军于芷山部的伪独立第1旅李寿山部共约1.5万人。以第4旅团为先遣部队，于21、22日先期占领了第5军团防守的南岭、北票，掩护其主力展开。
守军第4军团的防线为朱录科(不含)、叶柏寿、大城子、凌南、喇嘛洞、于沟镇、义院口之线，正面约400华里，构筑了线式阵地，工事简陋，后方交通困难，一线突破，全线即有瓦解之虞。该军团的兵力部署为：第130师防守叶柏寿至大城子间阵地，第119师防守大城子至凌南间阵地，第129师控制平泉、三十家子间地域，第108师防守凌南至喇嘛洞间阵地，第116师防守喇嘛洞至义院口间阵地，第106师控制叨尔磴、汤道河间地域，炮兵第11团配置于左翼凌源附近。
日军于2月23日开始进攻，25日占领朝阳。3月1日，日军挺进支队第16旅团乘汽车沿公路南进，下午进至叶柏寿时遭到第130师的阻击。激战至傍晚，守军阵地被突破，第130师和前来应援的第129师第1团被迫向平泉撤退。3月2日，日军继续攻击前进，于当日11时攻占凌源，与由绥中西进的混成第14旅团会合后，向平泉进攻。第130师退至平泉与第129师会合后准备重新组织防御，但由于第4军团其他各师已全线动摇，该两师亦随之向喜峰口撤退。3日拂晓日军占领平泉，14时日军一部向承德迫近，19时左右进至承德以东约50公里的三沟，与第5军团守军接触。
第5军团担任防守朱录科、建平镇、黑水镇至赤峰(不含)之线，正面约200华里。其兵力部署为：第36师及骑兵第36团担任北票、朝阳前线阵地和朱录科至建平镇间阵地，另以一个团控置于平泉、承德间作为军团预备队，第31旅防守黑水镇至赤峰间阵地，骑兵第1旅防守青沟梁地区，骑兵第9旅防守开鲁地区，骑兵第10旅防守天山（今阿鲁科尔沁旗）地区，炮兵第36团配置于建平镇附近。
第5军团第一线阵地及前线阵地各部队，在中路日军第8师团和北路日军第6师团进攻下一触即溃，在朝阳的团长邵本良和在开鲁地区的骑兵旅长崔兴武先后投敌。其余一部退往赤峰，一部退往承德。3月3日晚，当日军进至承德以东的三沟时，汤玉麟不仅没有组织防御，反而下令赤峰附近所属部队撤向半截塔，自己率承德地区的部队撤向滦平、丰宁地区。4日11时50分，日军先头分队骑兵第8联队128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承德。
热河北部战况
日军由北路进攻的第6师团(师团长坂本政右卫门)，下辖步兵第11旅团(旅团长松田国三)、第36旅团(旅团长高田美明)、骑兵第6联队、野炮兵第6联队，配属骑兵第4旅团(旅团长茂木谦之助)以及伪洮辽警备军张海鹏部、伪暂编第2军程国瑞部共约1万人。步兵第36旅团和骑兵第4旅团由通辽经开鲁、巴林向赤峰进攻，以第6师团主力分由彰武、打虎山西进，向赤峰进攻。
守军第6军团是由孙殿英的第41军和退至热北的东北义勇军各部组成。其兵力部署为：第41军防守赤峰、范胡屯地区，冯占海部防守奈曼旗、下洼地区，刘震东、李忠义两部防守开鲁地区，邰斌山、邓文、檀自新三部防守经棚地区。
日军骑兵第4旅团及张海鹏伪军2个骑兵旅于23日首先向天山、林东、大板、林西方向迂回，经激烈战斗，击退第41军及东北义勇军的部队后转向南下，于3月1日推进至赤峰以北地区。第6师团其他各部亦于23日开始西进。虽然汤玉麟所部第5军团位于赤峰以东地区的部队一触即溃，但日军遭到冯占海等各部义勇军的抵抗和袭击。只是由于义勇军装备甚差，各部间又缺乏协同，所以难以遏止日军的攻势。日军于24日攻占开鲁，26日攻占下洼。
3月1日日军进至赤峰以东哈拉道口地区，受到第41军第117旅的顽强抵抗。当夜，守军派出一连精锐兵力，夜袭日第6师团司令部。日军集中参谋及勤务人员仓促抵抗，直至援军到达，夜袭部队方才撤离。3月2日骑兵第4旅团及伪军骑兵旅开始进攻赤峰城。激战至傍晚，守军向围场、隆化转移，日军骑兵第4旅团占领了赤峰城。但日军第6师团部队被阻于哈拉道口、炮营子地区，至3月5日方击退守军第117旅，进入赤峰城。日军占领赤峰后分兵南进、北上，于3月10日攻占了乌丹和围场。中国军队撤至半截塔、丰宁地区，日军撤回赤峰集结待命。
热河南部战况
由南路进攻的日混成第14旅团(旅团长服部兵次郎)下辖步兵第25、第26、第27、第28联队的各1个大队，野炮兵第7联队的1个大队及骑兵第7联队的1个中队；混成第33旅团(中村馨)下辖第10、第40联队，共约1万人，归第8师团长西义一指挥。混成第14旅团由沈阳乘火车到达绥中后，于2月24日开始西进。27日推进至纱帽山以东地区，当即向防守该地的第119师和第108师阵地进攻。战斗至28日10时，守军西撤。日军追击，并于3月1日占领了凌南，尔后分为两路：旅团主力向北于3月2日协同第8师团攻占了凌源，一部(2个大队)向南于3月2日突破第116师阵地占领了喇嘛洞。旅团主力从凌源南下，经叨尔磴、青龙，于4日占领冷口。占领喇嘛洞的一路，经要路沟向界岭口前进，于5日占领了茶棚。6日，混成第33旅团已从绥中出发，西义一命令在茶棚的2个大队改变任务，向喜峰口方向前进，令混成第33旅向界岭口和义院口进攻。由茶棚转进的混成第14旅团2个大队于9日到达喜峰口外，混成第33旅团分两路于11日到达界岭口和义院口外。至此，日军进攻热河的作战结束，热河全省沦陷。
热河的失守使全国大哗。在蒋介石示意下张学良引咎辞职；3月12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批准张学良辞去各兼职，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
----------------------
035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长城各关口的作战
TOP
----------------------
热河失陷后，日军推进至长城沿线各口附近。其兵力部署为：第8师团位于承德、古北口外地区，混成第14旅团位于喜峰口外及冷口地区，混成第33旅团位于界岭口外和义院口外，第6师团及骑兵第4旅团位于赤峰地区。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和参谋长黄绍为阻止日军继续向长城各口侵犯，将参战部队重新进行了部署：
第1军团防守天津、大沽及警备津浦铁路；
第2军团担任滦河以东和冷口附近的防务；
第4军团在原地整训，并以3个师协助第57军防守冷口以东长城要隘；
第3军团负责喜峰口、马兰峪方面防御；
第8军团担任古北口方面作战；
第6、第7军团担任察东防务；
原第5军团汤玉麟残部在察东沽源整补。
以上8个军团共14个军(含1个骑兵军)、36个师(含6个骑兵师)、19个旅(含8个骑兵旅、3个炮兵旅)，约25万人(如附表１６１)。
(一)古北口、南天门及兴隆战斗
古北口、南天门战斗是长城抗战中历时最长(自1933年3月7日至5月23日)、双方兵力投入最多的战斗。
1933年3月4日，日军第8师团占领承德后以第16旅团向滦平方向挺进，师团主力在飞行队支援下全力向黄土梁及其以西地区进攻。
为阻敌西进，北平军分会乃令驻古北口一带的第107师北上，在青石梁一带占领阵地，掩护后方部队集中。3月7日，令第112师及附属炮兵营归67军军长王以哲指挥，向古北口推进；并令第25师向密云集中，骑兵第三师从沙河向白马关推进，第2师黄杰部向通县集中。
当第107师北进之时，因热河军溃败过快而致青石梁失守，该师乃在黄土梁附近进行抵抗。经过4天激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官兵伤亡过多、弹药将尽，于3月9日下午2时向古北口撤退。此时，第112师张廷枢部已在古北口附近的将军楼、米窝铺、二道沟之线部署防御。自9日起，敌步兵在炮兵和空中飞机的掩护下向守军阵地发起进攻。该师战到10日，因伤亡过重不支，敌军冲入阵地，不得已向南天门撤退。北平军分会急令第25师北上，防守古北口。
古北口为北平到承德的关口古道，是平津之门户，其东长城由南而北，其西长城由北而南，形成正面宽25公里的突出部。古北口正居其中。口北为连续起伏的燕山，口南便是丘陵和平原。敌如占领该口，可直冲平津，故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第17军第25师于3月5日抵达通县。由于第17军军部还在蚌埠一带，该师归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直接指挥。3月8日该师奉令进驻密云。这时古北口形势危急，军分会令其增援古北口。10日上午该师抵古北口。当第112师不支而退、阵地出现缺口时，第25师第73旅即占领古北口镇南的东西两侧高地，第75旅集结在黄道甸附近，另以第112师1个团在第73旅右翼的将军楼担任防守。
3月10日下午3时，日军以一部兵力在炮火掩护下进行正面宽大的战斗侦察性进攻，数小时后撤退。11日拂晓，日军第8师团主力向右翼阵地发起进攻。战至上午10时，第112师不支而退。日军迅速占领了古北口关口，并乘胜向第25师右翼包围攻击。防御该地的第73旅第145团因孤立突出被敌包围。师长关麟徵指挥第75旅驰援，出古北口东关不远与敌遭遇，双方短兵相接，关师长负伤，团长王润波牺牲，但终将敌击退。关麟徵负伤后，第73旅旅长杜聿明代理指挥。12日4时，日军再度发起进攻，战斗更为激烈。至午后3时，右翼第145团伤亡殆尽。师属各部与师指挥所联络中断，形成各自为战的状态。守军各部不支，纷纷溃退，古北口被日军占领。到下午5时，师属各部退到南天门左右高地之线，其防御任务由第2师接替。日军占领古北口后停止前进，中日双方暂时形成对峙。对峙期间，日军不断以小部队对第2师阵地发动攻击。均被守军击退。第2师利用战斗间隙加构阵地工事，在南天门阵地右自潮河岸黄士梁起，左到长城上的八道楼子止，在正面宽约5公里的中段，以421.3高地为据点，纵深配置，并在南天门后方构筑了6道预备阵地。4月5日，军事委员会电令调第67军王以哲部增防滦西，由第83师接第110师防地，古北口方面全由第17军防守。
4月11日，为配合冷口作战，第17军令第2、第83师各编1个大队对敌后方古北口背面和巴克会营进行夜袭，杀伤日军多人。何应钦怕引起敌人更大的进攻，令部队停止了袭击行动。但日军并未因此不再进攻，自4月中旬以来不断向古北口方面增兵。16日之后，日飞机即向古北口、南天门一带进行轰炸侦察，为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作准备。
20日拂晓，日第16旅团主力一部向八道楼子守军阵地发起进攻，另一部攻击南天门两侧高地。守军凭借险要地形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当晚，日步兵第32联队第3大队用汉奸带路，偷袭南天门左翼高点八道楼子。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守卫在这里的１个连的官兵麻痹，放松了警戒，致使敌偷袭成功，8座碉楼全被敌人占领。4月21日，第2师师长黄杰严令第6旅反攻。该旅虽给敌以杀伤，但地处低下，仰攻不易，连、营长牺牲、负伤者甚众，终未奏效。又派第4旅旅长郑洞国率第7团，并指挥第6旅的第11团继续反击，因敌居高临下，徒遭伤亡，阵亡官兵1500名。第2师被迫于22日夜将阵地变换到田庄子、小桃园一线。
24日，日军又增加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南天门中央据点421.3高地连续冲击。守军第11团伤亡过重。至是日下午，师长乃令第7团增援，才将敌人击退。这时，第2师战斗了5昼夜，伤亡甚大，疲劳已极，乃于当日黄昏后将阵地交予第83师刘戡部防守。第83师防守的南天门右翼阵地交予第25师防守。
因第8军团总指挥杨杰他调，徐庭瑶代理总指挥。25日，又将部署作如下调整：第25师接替第83师守备地区，第83师接替第2师守备地区，第2师进驻九松山一带整理，以骑兵第1旅接替骑兵第2师的警戒地区。
26日拂晓，日军集中兵力向南天门中央阵地421.3高地进攻。敌炮火将该高地工事夷为平地，尔后步兵在坦克车掩护下发起攻击。守军虽奋勇作战，但因兵力、火力悬殊，第83师2团又1营激战数日，阵地全毁，作战失去依托，因而于28日晚撤往南天门以南600米的预备阵地。经过7昼夜的血战，日军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占领了南天门阵地。
当古北口战斗正激烈之时，日军以第8师团第4旅团第31联队的第3营大队为基干，附伪军5000余人，沿烧锅营、寿王坟、鹰手营子公路南进，企图威胁古北口侧背，掩护其主力作战。4月20日南进途中与守军骑兵第5师李福和部遭遇。该师败退。日军于21日占领兴隆，24日分向马兰、黄崖两关口进行战斗侦察，并以一部向墙子路方向活动，意在吸引中国军队的注意力，掩护正面进攻南天门。
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为清除侧背的威胁，令第26军萧之楚部(仅2个旅的兵力)加强马兰关、将军关、黄崖关方面的防守，并于26日命其“将兴隆之敌驱逐于远方，以便保持龙井关及南天门侧背之安全”。〔14〕萧之楚随即进行部署：将骑兵第5师编成骑兵支队，以骑5师师长李福和为支队长，向兴隆县东北龙潭沟、杨树沟之线搜集前进，掩护第1纵队右侧；将独立第4旅(欠1个团)和师属山炮、骑兵各1连编成第1纵队，以独立第4旅旅长王金镛为纵队长，向兴隆县荞麦岭、土城头一带挺进，并相机截断兴隆敌人北退之路；将第132旅(欠1个团)、独立第4旅1个团，另师属工兵、炮兵各1连编成第2纵队，以第132旅旅长于兆龙为纵队长，向兴隆攻击前进；第3纵队以第132旅的第264团编成，以该团团长郝奇为纵队长，主要任务是协助第2纵队攻击兴隆之敌。
4月27日凌晨2时，各队向指定目标攻击前进。第1纵队和骑兵支队分别于晨5时和8时占领预定位置；第2纵队于4时到达兴隆，迅即抢占有利位置，向敌发起攻击；第3纵队随后赶到，即投入战斗。经激战，将兴隆县署和兴隆山之敌予以分割。日军利用工事顽抗。到8时，日军飞机六七架飞来轰炸。攻击部队未构掩体，无险可据，官兵伤亡300余人。下午敌机3架又来投弹，被中国军队击伤1架，降落于兴隆山麓。是日黄昏，日军在县署300人，山上七八十人被包围。兴隆县四周高山林立，日军突围不成，增援不得，粮食全赖空投。但中国攻击部队既无重武器，又无后援，无力歼灭被围的日军。4月29日，何应钦命令中止围攻，第26军主力退守墙子路长城一线。
(二) 喜峰口、罗文峪战斗
日军混成第14旅团一部于3月9日到达喜峰口外后立即向防守该地的万福麟部进攻。守军一触即溃。当日，日军占领第一道关口。此时，第3军团第29军第37师的第109旅增援到达，立即投入战斗，稳住了形势。第29军原集结于三河、玉田等处，准备占领义院口至叨尔磴之线，阻敌西进。当热河形势急转直下、日军向长城线逼近时，宋哲元部于3月2日开始从集结地向喜峰口方向增援。
喜峰口为冀东长城上的一个关口，口外群峰耸立，险要天成。长城蜿蜒，为华北之屏障，为冀、热之咽喉。喜峰口之左为潘家口，临滦河扼长城，右为铁门关、董家口。第109旅展开后，迅速占领喜峰口及其左右的董家口、铁门关、潘家口各要点。此时喜蜂口东北制高点已被日军占领。旅长赵登禹急派王长海团长率部反攻。激战数小时，肉搏数次，守军将制高点夺回。
3月10日，双方爆发了争夺关口的战斗。日军在炮火掩护下向喜峰口及其两翼阵地猛攻。赵登禹旅与前来增援的第113旅英勇抵抗，但因中国守军装备差，虽给日军以杀伤，自己损失亦极大。此时第29军主力已进抵遵化城。为争取主动、消灭入侵之敌，宋哲元决定进行夜袭。其行动计划为：
一、第109旅赵登禹旅长率特务营及所属第217团(团长王长海)、第224团(团长董升堂)和第218团(团长童瑾荣)的1个营与第220团(团长戴守义)的手枪队出潘家口，绕攻敌右侧背。
二、第113旅佟泽光旅长率第226团(团长李九思)和第218团一部出铁门关，绕攻敌人左侧背。
三、第110旅王治邦旅长率第219团(团长刘景山)、第218团(加强第220团第3营)与各特种兵共守本阵地，并相机出击，以为牵制。
11日夜11时，左翼赵旅夜袭队轻装疾驰，于12日凌晨分两路向蔡家峪、小喜峰口等处日军发起进攻。夜袭队手持大刀，奋勇冲杀。时日军还在梦中，不少未及清醒即已身首异处。次日4时，夜袭队与敌肉搏十余次，接连攻占小喜峰口、蔡家峪、西堡子、后杖子、黑山嘴等十余处敌据点，摧毁了驻白台子的敌指挥所及炮兵阵地，缴获敌作战地图等重要资料。
右翼佟旅夜袭队出铁门关，连歼跑岭庄、关王台之敌，在白台子与左翼夜袭队的王长海团会合，而后南攻喜峰口东北高地之敌。担任正面防守的王治邦旅在夜袭队攻击的同时跃出阵地攻击当面日军。但由于所处地形在敌瞰制之下，守敌负隅顽抗、死守待援，加之冰雪坚滑，中国官兵攀攻不易，未获夹攻之效。激战到下午3时，夜袭队和正面攻击部队方撤回原防。
日军混成第14旅团在喜峰口遭第29军反击后，于11日夜急向关东军司令部请求增援。于是武藤信义决定命驻赤峰的第6师团及独立守备队一部增援兵力薄弱的混成第14旅团和混成第33旅团。援兵未到之前，双方未发生大规模战斗，处于对峙状态。日军第8师团长西义一侦知罗文峪无重兵把守，遂调第4旅团及骑兵第8联队，附伪军2个旅，向罗文峪方向进攻。
罗文峪地处喜峰口西南50公里，南距遵化十多公里，长城自西向东在这里向南拐了个弯，为喜峰口后方联络线之侧背。两侧山势陡峭，隘路纵横。其西的隘口名“山楂峪”，长城碉楼均尚完好。日军如果将该地占领，第29军主力阵地喜峰口将受到严重威胁；日军如果继而长驱南下遵化，部署在平东（北平东部地区）的中国军队均将被断绝后路，中国军队在华北的防线势必全线崩溃。守卫罗文峪的部队是第29军暂编第2师刘汝明部。该师守备龙井关到马兰关长约50公里的地段，正面过大，兵力薄弱，仅赖长城之险。
3月14日，日军开始迫近罗文峪。宋哲元命令第37师第219团刘景山部、第38师第228团祁光远部增援刘汝明；令第38师第224团董升堂部向四十里铺集中；令第106师沈克部由蓟县以东向长城外兴隆方面前进，夹击南侵日军。
3月16日，从兴隆沿半壁山南进的日军遭到守军的顽强阻击，战至晚9时，日军退去。17日上午8时，日军步炮兵联合，分向山楂峪、罗文峪进攻，并以飞机20余架轮番轰炸。守军奋勇死拒，多次肉搏，敌进攻1日亦未得逞。是日晚，刘汝明抽调王合春营自左翼夜袭敌后，正面防守部队全面出击。激战至18日晨，日军伤亡甚众，被迫暂退待援。
当晚，师长刘汝明命李金田旅长率步兵第1团乘夜潜出沙坡峪，向敌后进袭；祁光远团亦乘机从右翼潜出于家峪，奇袭马道沟、南场。日军全线动摇。刘汝明令全线出击。激战到19日晨，将古山子、三岔口、快活林、马道沟附近之敌全部肃清，部队向前推进10多公里，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振奋了全国人民。
(三) 冷口、界岭口、义院口战斗
日军混成第14旅团于3月4日占领冷口后，军委会北平分会当即令在滦河两岸构筑工事的第32军实施反击，收复冷口。军长商震遂派第139师急行军，奔袭冷口日军。师长黄光华利用夜暗，将部队分３路袭击日军，于3月7日凌晨收复了冷口。商震随即进行了防御部署：令第139师占领冷口正面及右至刘家口之间阵地，令第118师在其右翼，令第141师在其左翼占领董家口（不含）、大岭口至冷口（不含）阵地；又令第142师为预备队，控置于建昌营附近地区。
3月19日，日混成第14旅团集中兵力向冷口发动进攻。守军顽强抵抗，并多次组织反击，经反复激烈的争夺战斗，于22日将日军驱逐至口外十余公里之线。
3月23日，由赤峰增援的日军第6师团及配属的独立守备队一部到达喜峰口、冷口以北地区。27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下达了首先向长城各口实施全面进攻、而后越过长城向滦东地区进攻的作战命令。
4月9日，日军第6师团及混成第14旅团开始向冷口守军阵地发起猛攻。激战至11日，第32军阵地被突破，全军撤退至滦河西岸。日军跟踪追击，向纵深发展，占领了建昌营及迁安地区。在冷口作战的同时，界岭口、义院口战斗也已展开。防守界岭口的是万福麟第53军的缪澄流第116师。
日军第33旅团于3月11日从绥中向界岭口挺进，16日拂晓发起攻击。由于日军兵力多、火力强，第116师稍事抵抗即后撤。日军占领了关口，进到长城以内郭家厂、石家沟一带，而后又退守界岭口。
第116师调整了兵力部署，于17日乘日军后撤之机实施反攻，经过激战，占领界岭口两侧长城上的敌楼，并从正面迫近日军。日军重新部署，于24日晨5时发动第二次进攻。守军再度后撤。日军越过长城再进到郭家厂、468高地一线，尔后又退守长城沿线。嗣后两军转入对峙，直到4月中旬。
义院口方面原由第116师的1个团防守，15日一度为日军侵占，尔后又克复。嗣后交由第115师姚东藩部１个团防守。3月21日，义院口左翼守军义勇军郑桂林部不战而向石门寨西北撤退，致使正面守军陷于孤立。姚师长乃令该团撤退，义院口失陷。
----------------------
036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滦东战斗
TOP
----------------------
3月27日，武藤信义下达向长城各口进攻的命令后，占领义院口的日军混成第33旅团协同新增加的第6师团一部兵力，首先于4月1日向滦东发起进攻，先后攻占了石门寨和海阳镇。守军何柱国部退守秦皇岛。4月11日日军攻占冷口、建昌营和迁安后，滦河以西守军的侧背受到威胁。为避免腹背受敌，宋哲元第29军、商震第32军、何柱国第57军和杨正治第53军只得撤到滦河西岸，沿滦河布防。第6师团展开追击，先后攻占滦东的卢龙、抚宁、昌黎各县。滦河东部、长城以南全部被日军占领。
日军占领滦东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当日军攻占冷口时，蒋介石向西方列强寻求支持，希望国联出面干预，制止日本的侵略。虽然此时的英、美、法极不愿意卷入中日冲突，但华北毕竟不是日本的“传统”势力范围，在冀东唐山和秦皇岛，英、美海军以保护侨民为理由，作出了登陆的姿态。这时的日本虽然退出了国际联合会，但在与中国交战之时，日本当权者对与西方列强对抗是有顾虑的。因此，4月19日日本天皇出面敦促军方停止在滦东的攻击。4月21日，关东军只得将进入滦东的第6师团等部队又撤回长城以北。此时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命令何柱国派第57军少数部队渡过滦河，谨慎跟进。到4月底，滦东地区又回到中国军队手中。
四、 冀东沦陷和《塘沽协定》的签订
长城战役进行到4月底，中日双方都有结束作战的想法，只是在达成什么目标、以什么手段结束的问题上不同而已。
日本关东军以第6、第8师团及一个混成旅团守备从古北口到山海关400公里的长城线，“兵力显然不足，处于不遑应战的状态”，且屡以小部队越过长城线进行反击，致“使官兵疲惫不堪”，“因此关东军参谋部内产生了莫若进行一次短暂的大规模作战”的设想，企图越过长城线结束长城战役。为此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于4月12日到东京寻求军部的支持。
当滦东和南天门战斗进行之际，蒋介石继续在南昌督师“剿共”，而请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代替宋子文主持国民政府。汪上任后即起用黄郛为未来的华北政权首脑，目的是寻求与日本停战谈和的途径。从4月19日开始，中日双方在上海进行秘密谈判，日本提出4项停战条件，并坚持中方先从长城前线撤军，否则不予停战，使谈判进展缓慢。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认为战争的“扩大与不扩大要对时间、地理、兵力三方面进行考虑，如时间能缩短，地域和兵力的扩大都可认为是次要的，时间的延长才是大忌”，于是陆军省与小矶国昭重新制订了“以迫和为主”的沿长城线作战计划。武藤信义遂于5月3日下达作战命令，其要点为“决续予敌以铁锤的打击，以挫其挑战的意志”。此时日方对谈判已不感兴趣，而着手准备以更大规模的作战来夺取整个冀东地区。为此，将在黑龙江的第14师团之28旅团调至长城一线。
在长城一线参战的中国军队已坚持了两三个月，人员、弹药消耗都很大，战斗力已经下降。何应钦也一再致电蒋介石，要求蒋增派援军和增加财政补助，以利作战。但蒋坚持不再增兵华北，尤其不允许参加“剿共”的中央军北调。这时，国民政府的中上层中枢机构，特别是军委会北平分会已对长城抗战失去了胜利的信心。到4月下旬，何应钦已作了收缩兵力、确保平津的部署：一、为加强北平的防守，将驻滦西的第32军调往平东通县、三河、平谷一带。将驻张北的第59军傅作义部调往昌平，将第26军萧之楚部也调往平东地区；二、为防日军进攻，在滦西修筑三道防御阵地：主阵地在滦河西岸，第一预备阵地为唐山、丰润南北之线，第二预备阵地在蓟运河西岸一线。
5月7日，日方中断了中日秘密谈判，在西起古北口、东至山海关的长城全线，向中国守军发动了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进攻。
日军进攻开始后，第6师团、混成第14旅团首先从山海关到冷口一线突入关内。守军第57军何柱国部迅速后退到滦河以西的既设阵地，滦东再次沦入敌手。
5月10日，日军第8师团主力夜袭新开岭（古北口南１１公里）第17军阵地。经过3天的战斗，重镇石匣（密云东北３０公里）被敌占领。第17军的3个师损失惨重，无力再战，遂下令后撤。日军于19日晨占领密云。
当守军溃退、日军向密云追击的时候，北平军分会急调集结于昌平地区的傅作义第59军进到怀柔布防，协助第26军萧之楚部保卫北平。由于北平危急，蒋介石急令冯钦哉第42师、第87师、第88师等部北上，保卫北平。
在滦河地区，日军第6师团、混成第14旅团、第14师团的第28旅团等先后从迁安的高台子、忍子口等地渡过滦河，从第29军和第67军的结合部突破，使滦河西岸的守军纷纷后退。第29军顽强抵抗到15日，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向西撤退。16日，日军占领了滦西的丰润、遵化。
当前线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中日间在北平的秘密谈判也到了关键时刻。为了使日军答应停战，何应钦命令何柱国、王以哲、万福麟等军撤到宁河、宝坻之线，宋哲元部撤到三河、平谷以东地区。这样，日第6师团在滦西的进攻如同旅次行军，未遇到中国军队的任何抵抗。
这时，新成立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到达北平，派出密使与日方人员谈判。日方获悉北平军分会已经准备屈服，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停战谈判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关东军命令所属各部继续进攻，以抢占更多的地盘。到22日，日军又相继占领了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第6师团全线推进到蓟运河一线，已兵临平、津城下。
5月23日，在北平怀柔、顺义一带构筑了工事的傅作义第59军与日军第8师团进行了长城抗战以来的最后一战，给日军以一定的杀伤。当天，在北平城内，黄郛连夜与日方代表达成协议，决定中日双方在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一线全线停火。正在与日军交战的傅作义军只好遵令停止战斗，向后撤退。至此，历经近3个月的长城战役的战火逐渐平息下来。
5月26日，北平军分会派参谋徐燕谋前往密云，与日本第8师团长西义一面洽停战，日方除原提出的4项条件外，又增加“随时派飞机侦察，及用其他方法，以视察中国军之撤退状况。中国方面，对此须予以保护及一切之便利”的条件。何应钦表示接受，并于5月31日通令各部队：
一、 对阵地工事之构筑，即日停止工作；
二、 凡第一线之突出部队，均撤回预定之线内；
三、 对敌飞机停止射击。
5月30日，北平军分会中将总参议熊斌等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等在塘沽谈判停战条件。5月31日上午11时10分签字，产生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其内容如下：
一、 中国军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再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 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实行之情形，随时用飞机或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应行保护，并予以便利。
三、 日本军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超越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长城之线。
四、 长城线以南，第一项协定之线以北及以东地区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 本协定签字后，即生效力。
这个协定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不能在那里驻扎军队，而日本可以在那里自由行动。这样，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处在日军的武装监视和支配之下，日军随时可以进占平津和冀察。
五、 长城抗战失败的原因
长城抗战历经5个月，最后以订立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而告结束。这次失败，不仅使中国兵员损失巨大，而且给以后华北的局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塘沽协定》的签订，使中国失去了热河全省和冀东22个县的领土。据战后统计，中国军人死亡16725名，负伤24019名，而日军的伤亡仅2600名。中日双方伤亡的比例大大超过了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战争对华北地区直接的物资破坏更无法统计。
综观长城抗战，导致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政治上说，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所致。虽然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多少改变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抵抗的政策，实行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平息国人抵御外侮的呼声，是为了争取接受不是在最苛刻条件下的妥协，因而实质仍然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
当长城抗战正处在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正指挥5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面对广大爱国官兵强烈的抗日爱国呼声，蒋介石曾严令：“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战，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何应钦、黄郛在与冈村宁次进行秘密谈判时，何对冈村说：“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何应钦的话道出了国民党屈辱地接受《塘沽协定》的真实意图，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最好的注释。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在战略上导致了长城抗战必然失败的命运。对日作战是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需要集中国内主力应战，但蒋介石只派中央军四五个师的兵力北上参战，中央军主力精锐一直在南方进攻红军。这种两面作战、南重北轻、重心在南方的做法，一开始就决定了北方长城抗战必然失败的命运。
从战役战术上看，首先，是日本采取了多方牵制、集中机动力量快速进攻的战术；而中国守军则分散兵力，处处应付，消极防御，死守阵地，造成了被动挨打、终至失败的结局。日军在进攻热河前，驻扎在华北地区的东北军的数量并不少于日军。仅就热河而言，其境内部署的东北军就有近10个师的兵力，约10万人。而日军投入的军队仅2个师团又3个旅团，共4万人。日军为达到战术上的优势，首先在山海关打响，又在渤海湾造成登陆的假象，牵制何柱国、于学忠等于滦东和津沽间而不能援热；还利用刘桂堂、崔兴五、李守信等伪军在察哈尔东部和热河北部牵制了中国守军5个师的兵力。同时，日军集中了装甲车、汽车、骑兵部队，沿交通大道快速机动，很快将热河占领。而中国军队处处设防，消极死守，线长兵薄，工事简陋，一点被突破，全线即溃。
其次，是中国当局采取了消极防御、死守阵地的战术。中国军队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日军，而且有地形上的优势，如果在日军进攻时采取伏击，或派出小分队，敌进我进，打其后方，是能给日军以杀伤或遏制其进攻的。可惜国民政府军队不仅根本没有这样做，而且最高指挥机关也从未有这样的想法和打算。长城防御时，线长空隙多，局部的出击是能奏效的，如第29军在喜峰口、罗文峪的夜袭等；大部队的前出和突进也能办得到，如第26军在兴隆对日军的进攻和包围。可惜这种做法既未推而广之，亦未持久。这是由最高指挥者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造成的。
第三，日军装备精良，火力强；中国军队装备差，虽有优势的地形和杀敌的勇气，但在敌强大的火力下，徒增伤亡。日军的作战装备有装甲车、坦克，下有火炮作掩护，上有飞机轰炸相配合，机动性强，火力猛。日军步兵有“精利武器”可恃，攻击某处，“必集结炮兵破坏华军防御工事暨其守兵，然后步兵以飞机与战车作掩护，攻击前进。此乃新式用兵”。而中国军队的装备与日军相比，大相径庭。以第29军为例，该部“装备差，火力弱，有兵无枪，有枪缺弹，只是每人大刀一把，手榴弹六枚”。即使中央嫡系部队（如第2、第25、第83师），装备和日军相比也差之甚远，何况仓促上阵，没有准备。第25师上阵时，士兵还是“赤脚草鞋”，第2师的“轻机枪还在仓库里”。该部守备的古北口、南天门险要地段之所以被日军攻占，日军的优势火力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中国军队装备差，就是包围了日军也不能歼灭。如第26军在兴隆对日军包围2日，由于没有重武器，不能攻击歼灭，只得放弃而归。日军强大的火力给中国守军很大的杀伤。据战后统计，中、日伤亡的比例为15.3∶1，可见中国军队在日军火力下伤亡之大。消极防御的战术思想，加上低劣的武器装备，使守军不得不依赖长城这个古老的工事进行作战，落后的战术思想和过时的防御设施带来的后果是很明显的。
第四，中国守军一部分官兵素质差，缺乏斗志，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中国守军不乏训练有素的部队和忠勇爱国的军官。第29军发扬了西北军刻苦训练的传统，平时训练，“以日本为假想敌，所以当第29军奉命开赴平东防御日军的时候，全军士气异常旺盛”。孔祥熙视察第29军后的印象是“卒伍整觞，无矜气，无怠容”。虽装备低劣，然而用大刀杀出了威风。中国军队的不少官长在作战中能身先士卒，带头拼杀，如赵登禹、佟泽光、关麟徵等人皆是。可惜像这样的人太少。中国一些军政官员的腐败昏庸在这次作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北平军分会的主要官员平时沉湎于酒色之中，一些军国大事竟在交际苑里处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军师在作战中，或因斗志不坚、指挥失当，或因麻痹松懈、缺乏协同，导致了战斗失败。如中央军第2师一部在防守古北口八道楼子时自恃地形险要，官长带领士兵赌博，致使日军趁夜偷袭成功，八道楼子阵地全失，古北口防御全线动摇。“……东北军苟遇日人攻击，靡不望风奔溃，事实昭彰，无庸隐讳。愚意其过不在士兵，而其主因在乎官长之素质与营长以上之动作。”万福麟部在儿河设防时，线长兵单，“分散兵力，既不能增援，又不能固守”不必说，“并且师以上指挥官的位置均距第一线二百里以上，交通不便，通信器材不足，前后方通一次电话需要若干时间。这对于作战已经不能及时应付，更谈不到兵力的活用和互相呼应了。对群众没有联系，没有宣传，故对敌方行动毫不察悉，敌不找我，我不找敌。这也是失败的因素。”商震第32军防守冷口一带正面百余里的防线，只派了一个师，“其余的两个师和军部直属部队都控置在远远的后方开平”，“所谓准备也不过是加强工事，把炮兵推进到冷口外面，准备支援前进阵地，但又不敢推进过远”，实际上是摆个架子，指望日军占了热河以后不再向冀东进展。这些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附表1－6－1长城抗战军队序列表(1933年3月20日)
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蒋介石(兼)何应钦(代)
参谋长黄绍
第1军团总指挥于学忠
参谋长刘忠干
第51军军长于学忠第113师师长李振唐第111师师长董英斌第114师师长陈贯群第118师师长杜继武骑兵第１师师长张诚德
第8军团总指挥杨杰
第17军军长徐庭瑶第2师师长黄杰第25师师长关麟徵骑兵第1旅旅长李家鼎
第67军军长王以哲第107师师长张政枋第110师师长何立中第112师师长张廷枢第117师师长翁照垣
第２６军军长萧之楚—第４４师师长萧之楚（兼）
预备军团归北平军分会指挥
第41军军长孙魁元第117旅旅长丁庭第118旅旅长刘月亭补充第1旅旅长邢预筹
第105师师长刘多荃
骑兵第6师师长白凤翔
第83师师长刘戡
第2军团总指挥商震
参谋长吕济
第32军军长商震第139师师长黄光华第84师师长高桂滋第141师师长高鸿文第142师师长李杏村骑兵第4师师长郭希鹏
第57军军长何柱国第115师师长姚东藩第109师师长何柱国第120师师长常经武骑兵第3师师长王奇峰
第3军团总指挥宋哲元
副总指挥庞炳勋秦德纯
参谋长张维藩
第29军军长宋哲元第37师师长冯治安第38师师长张自忠暂编第2师师长刘汝明
第40军军长庞炳勋骑兵第5师师长李福和第115旅旅长刘世荣第116旅旅长陈春荣
第4军团总指挥万福麟
参谋长王景儒
第53军军长万福麟第108师师长杨正治第10师师长沈克(该师原属第3军团)第1０６师师长沈克第116师师长缪澄流第119师师长孙德荃第129师师长王永胜第130师师长朱鸿勋、于兆麟骑兵第2师师长黄显声
第5军团总指挥汤玉麟
该部由热河败退至独石口、滦平一带
第7军团总指挥傅作义
该部在察东，辖第59军(军长傅作义兼)、第61军(军长李服膺)、骑兵第1军(军长赵承绶)
另外还有在热北林西的冯占海第63军和在热北的抗日义勇军李忠义、邓文部等。
----------------------
037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战斗
TOP
----------------------
一、 抗日同盟军的成立
1933年5月下旬，长城抗战失败，冀东沦陷。日本兵临平、津城下，仍不罢休。5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对路透社记者声称：“日军现在密云、唐山线暂停进攻，日军以此进攻为消灭华军攻击长城之大本营，其军事动作目前告一段落……为保卫满洲国西境，日军有进占张家口之必要。”张家口为察哈尔首府。显然，日军在冀东得手后，又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察哈尔。
察哈尔省(1928年建省，1952年撤销)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乌兰察布盟东南部，位于热河、绥远(1954年撤销)之间，北与外蒙古接壤，南与晋、冀两省交界，扼塞北之要冲，为东西之通衢。特别是张家口，南瞰幽燕，北达漠北，为交通要道。日军如侵占该地，不仅可以从北面威胁、包围平、津、晋、冀，而且可以阻碍中国内地与苏联和外蒙古的陆路交通。
1933年2月，日军侵犯热河时曾以一部逼近察、热交界地区。长城抗战开始之后，日军把进攻的重点放在长城各口，在察、热边境只有一小部日军和大部伪军。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为保障察、热边界的安全，曾令傅作义为第7军团总指挥，在察东一带布防。4月底，自古北口方向进犯的日军逼近密云，何应钦急调傅作义部至昌平加强北平的防守，察东防务空虚，日军乘机于5月11日侵占察东重镇多伦，继而侵占沽源。察省形势日益危急。正当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与日本谈判签订《塘沽协定》的时候，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了。
冯玉祥于1930年在中原大战中战败之后，西北军被瓦解，冯失去了兵权和政治地位，便移居在山西汾阳峪道河，过着孤寂恬静的山村生活，他安下心来学习革命理论，对失败的过去认真总结，为尔后重返军界、政坛作准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冯玉祥于9月23日发出电报说：“玉祥不敏，誓死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粉身碎骨，义无返顾。”表示了坚决抗日的决心。在同年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两广反蒋派的要求下，冯应邀到南京参加了大会的闭幕式，并担任了内政部部长。冯满怀政治热情，希望蒋、汪能结束内战，领导全国人民抗日。他提出许多救国方案，但都遭到蒋、汪的冷遇。1932年1月，淞沪抗战发生，蒋、汪同谋阻止国民党内的抗日活动。冯玉祥大失所望，于1932年3月24日往泰山隐居。
冯玉祥在“九一八”事变前即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事变发生后，冯很希望听一听共产党人关于救国救民的意见。中共中央派了肖明去见冯，共同分析了世界的形势、中国的前途。肖向冯阐明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使冯思想开阔，表示愿在中共的帮助下举旗抗日。此后，中国共产党便在冯亲自掌握的汾阳军校中建立了组织。
1932年秋，日本侵略华北的军事准备正加紧进行。此时，冯的旧部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察省是抗日前线，又是国民党势力较为薄弱的省份，过去曾是西北军活动的地盘，便于进行抗日斗争。于是冯于1932年10月9日抵达察省省府张家口，受到宋哲元等的热烈欢迎。中共北方党组织派代表赴张家口与冯交换组织抗日力量的意见，冯也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到察省共商抗日大计，决心以察哈尔为阵地，为抗日救国大干一番事业。
冯玉祥到察哈尔的抗日举动引起蒋介石的极度不安。蒋介石一面以舆论对冯进行造谣中伤，一面以高官厚禄诱冯到南京做官。冯志在抗日，不为所动。长城抗战开始之后，蒋介石北上保定，邀冯会晤，冯未予理会。蒋介石南返后，华北军事由何应钦指挥。长城抗战开始，人们还对国民政府抱有希望；随着军事的失利和投降妥协的加剧，冯越来越对蒋介石失望，于是召集汾阳军校的师生由晋开察，将第29军的留察部队(主力在喜峰口)进行扩编。此后又有决心抗日救国的旧部吉鸿昌和故友方振武纷纷率部来投。热河失守之后，在热河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赶到察哈尔，孤悬无靠，此时纷纷投到冯玉祥的麾下。
在《塘沽协定》签订的前夕，1933年5月24日，冯玉祥召开了各方军事首领的会议，决定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5月26日举行全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一致推举冯玉祥为同盟军总司令，并发出了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通电。通电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丈，直以灭我国家、奴我国族，为其绝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的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淞沪、平津。即就此次北方战事而言，全国陆军用之于抗日者不及十分之一，海、空军则根本未出动；全国收入用之于抗日者不及二十分之一，民众捐助尚被封锁挪用。要之，政府殆始终无抗日决心，始终未尝制定实行整个作战计划。且因部队待遇不平，饥军实难作战。中间虽有几部忠勇卫国武士自动奋战，获得一时局部的胜利，终以后援不继而挫折。迩者，长城全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即张家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力，转为妥协苟安之计。方以忍辱负重自期，以安民心期人。前此，前敌抗日将士所流之血，后方民众为抗日所流之汗，俱将成毫无价值之牺牲。一时之苟安难期，他日之祸害愈深。国亡种奴，危机迫切。玉祥僻居张垣，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信使频至，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每一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自审才短力微，不敢避死偷生。谨依各地民众之责望，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民众一分子之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有一分力量，尽一分力量，有十分力量，尽十分力量。大义所在，死而后已。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敬祈赐予指导及援助。
当日，冯玉祥改组了察哈尔省政府，委任佟麟阁代理主席。
“抗日同盟军为革命军民联合战线，以外抗暴力，内除国贼为宗旨”。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和有志于抗日的将士闻之振奋。一时间，孤立无靠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报国无门的抗日群众和失去兵权的抗日将领纷纷汇集于张家口，察哈尔成为抗日怒潮汹涌澎湃的地方，成为世人注目的中心。
6月15日，根据抗日的形势和民众的要求，在张家口召开了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抗日同盟军纲领，以及有关军事问题、财政政策、军队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选举了抗日同盟军最高权力机关——军事委员会，推举冯玉祥、方振武等11人组成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冯玉祥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到军事委员会成立时，同盟军所属有12万人，枪10万多枝。其基本力量的组成，包括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热河抗日民军、察哈尔省自卫军与抗日救国军，以及冯玉祥的旧部5部分。由于是各武装力量的联合和同盟，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组织和编制，也一律由原将领指挥。各部军队的组织情况如下：
由冯玉祥的旧部组成的有：
第1军，军长佟麟阁，辖彭政国第1师、支应遴第2师和刘克义独立旅。7月25日，第24师富春部、第25师马冠军部也拨归该军节制。
第2军，军长吉鸿昌，辖周义宣骑兵第3师、徐荣华第4师、宣侠父第5师和李廷振第6师。
以上两军均有共产党员作骨干，战斗力比较强。
第6军，于6月30日编成，军长张凌云，辖乜玉岭游击师、胡云山骑兵第2师。
骑兵挺进军，总指挥孙良诚，辖雷中田第1挺进军、高树勋第2挺进军。
由方振武抗日救国军组成的有：
第1军，军长张人杰，辖宋铁林、杜光明、宋克宾第1、第2、第3师和崔国庆独立旅、谷有祺独立骑兵旅。
第4军，军长米文和，辖王中孚教导师。
第5军，7月25日编成，军长阮玄武，辖汲汉东第16师、许权中第18师。该军有共产党员作骨干。
由东北抗日义勇军组成的有：
第5路军，总指挥邓文(邓文被刺死后，檀自新继任总指挥)。该军系黑龙江抗日义勇军马占山旧部改编而成，辖邓文兼师长的骑兵第10师，檀自新的骑兵第11师，吴松林(后改霍刚)的骑兵第12师和郭凤来、唐忠信的骑兵第21旅、步兵第1旅。
由察哈尔省自卫军编成的有：
察哈尔的自卫军，军长张砺生。该军由张北、商都、宝昌等县的民团编成，辖张子光、曹汉相、白振宝第１、第２、第３师和王德重、焦朴斋第１、第2支队。
独立第13师，师长任平治。
由热河抗日民军编成的有：
第18军，军长黄守忠，辖于立志第32师、谭世林第33师、阎尚元第34师。
骑兵第4师，师长姚景川。
另外还有由蒙古、绥远地方部队编成的部队。蒙古军有：第1军，军长德穆楚克栋鲁普；第2军，军长卓特巴扎普；自卫军，军长富龄阿。
由绥西土匪王英编成的游击第1路也于5月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山东贯匪刘桂堂曾一度投日，在抗日同盟军成立时，派人向冯玉祥接洽反正，冯委其为第6路总指挥。
从抗日同盟军的组成可以看出，冯玉祥对待各支队伍，不管过去历史如何，现在只要抗日，都给予接纳、欢迎。抗日同盟军的成立，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带来了新的生机。
----------------------
038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抗日同盟军的抗日行动
TOP
----------------------
抗日同盟军甫告成立，察东局势日趋恶化。6月1日，日飞机轰炸独石口，4日敌陷宝昌，5日又侵占康保，张北危急，张垣震动。抗击日本的军事行动已刻不容缓。冯玉祥于6月20日作出部署：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李忠义为左、右副总指挥，统帅大军北进，收复察东失地。
6月21日，北路同盟军又编成3个梯队：邓文为左翼第一梯队，从左卫出发；李忠义部为右翼第二梯队，从旧万全出发；周义宣部为第三梯队，从张家口出发。各部分头北上，向日、伪军展开进攻。22日，先头部队迫近康保，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伪军崔兴五部向东败逃。同盟军进驻康保。
23日，北路军兵分两路向宝昌、沽源挺进：左路军吉鸿昌指挥邓文、张凌云、张砺生自卫军一部向宝昌进攻，右路军李忠义部直趋沽源。30日，两路军分别迫近宝、沽。7月1日，驻宝昌的伪军张海鹏、崔兴五两部被击溃，残敌弃城逃往多伦，抗日同盟军占领宝昌。盘踞在沽源的伪军刘桂堂慑于抗日同盟军的凌厉攻势，派人向吉鸿昌接洽，投诚反正。沽源亦被收复。
初战告捷，抗日同盟军士气高涨，斗志旺盛。为了不让敌有喘息的机会，吉鸿昌又率大军乘胜东进，直捣多伦。
多伦为塞北重镇，位于滦河上游、内兴安岭西口，是察、绥、热之间的交通枢纽，是察东、热北的商业中心。日军在侵占热河、掌握内兴安岭之后，即指挥日、伪军于5月11日将其占领。抗日同盟军成立之后，日、伪军为加强多伦的防御，又调来大批兵力。城内驻有日军茂木骑兵第4旅团2000多人(一说3000多人)及炮兵部队固守；在城外构筑32座碉堡，用交通壕连通，并设置电网和多层障碍物，令伪军李守信部担任外围防御工事的守卫。关东军另调第8师团进驻丰宁，与多伦互为犄角。
7月4日，吉鸿昌率邓文、李忠义等部迫近多伦，乃以张凌云部为左翼，李忠义部为总预备队。7日，下达总攻击令。吉鸿昌亲自到前线督战指挥。经过激战，敌伤亡甚重，被迫退入城内，城外为同盟军占领。日、伪军据城顽抗。吉鸿昌派副官带兵40名扮做回民商贩，分批潜入城内，分住在城内5所清真寺中，调查敌情，投送情报，以便里应外合。7月12日，同盟军再度发起全线进攻。吉鸿昌“亲率敢死之士，肉袒匍匐前进，爬城三次”。吉部从南、北、西三门冲入城内，与先入城者内外配合，巷战肉搏3个小时之久。日、伪军不支，自东门向经棚方向逃遁。沦陷2个多月的多伦，经过血战终于光复。在收复察东四县的战斗中，共毙伤日、伪军1000多名，俘虏数百名。同盟军也伤亡1600多名，4名团长受重伤。
克复多伦，全国军民莫不欢欣鼓舞。各界同胞、抗日爱国团体或发函祝贺，或捐款、献物慰劳支持。著名学者章炳麟给予很高的评价，谓：“近世与外国战，获胜者有之，地虽一砦一垒，既失，则不可复得矣。得之自多伦始。以争一县，死将士几二千人，虽在一隅，恢复之功，为九十余年所未有。”
----------------------
039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抗日同盟军的解体
TOP
----------------------
抗日讨贼军的组建及失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及其抗日活动符合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要求，得到全国广大爱国军民的声援和响应，但不符合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蒋介石等国民党上层人物十分仇视这支军队，必欲除之而后快。
抗日同盟军成立之始，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即下令断绝平绥线上的客车通行。不久，国民党当局派出铁甲车向张家口逼近，并策动阎锡山屯兵于晋察边界；《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将冯钦哉、傅作义、庞炳勋部从平东调到察哈尔，向抗日同盟军施加压力；又调徐庭瑶第17军、王敬久第87师到平绥线，形成围攻的态势。因而，抗日同盟军从成立之日起就陷入了国民政府军和伪军包围的境地。这种状况，对于刚刚成立的、内部尚不巩固的抗日同盟军来说，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利用抗日同盟军内部不团结，派遣特务潜入内部搜集情报，制造谣言，挑拨离间，对抗日同盟军进行收买拉拢，致使同盟军的将领鲍刚、冯占海、李忠义、檀自新等先后投蒋，邓文则被暗杀。
与此同时，日伪也乘机分路向察省进犯。8月8日，日机轰炸沽源平定堡，南路日军入侵沽源，北路日军向多伦急进。经吉鸿昌率部抵抗，虽暂时阻止住日军，但事态却日益严重。冯玉祥眼看抗日同盟军受日、蒋的重重围困，外援无望，内部不稳，粮秣、服装已感缺乏，现金则更无法筹借，财政经济窘困达于极点，于8月5日发出“歌电”，表示“完全收缩军事”，并请国民政府让宋哲元回察办理善后。冯自卸同盟军总司令，总部撤销，人员解散。他于8月14日抱恨离察，解甲归泰山。
冯一离察，形势骤变。8月中旬，多伦复被日军攻陷。何应钦指挥宋哲元剿、抚并用。抗日同盟军虽由方振武代理总司令，但人心动摇，不易收拾。宋哲元按照何应钦“少编大遣”的旨意将抗日同盟军收编。收编情况如下：
(一)委阮玄武为商都警备司令。阮各部共编为2个团，富春部编1个团，归其指挥；(二)委张凌云为康保、宝昌警备司令，乜玉岭为副司令，所部编为2个团；(三)委黄守中为察省游击支队，所部编为2个大队；(四)委刘桂堂为察东游击司令，所部编为3个团；(五)孙良诚部编为1个团，暂归张允荣指挥，孙即日通电宋哲元，自解兵权离察；(六)刘震东部编为1个团；(七)唐聚五部编为1个团；(八)张砺生由省府聘为顾问，所部解散归还地方；(九)檀自新、张人杰、李忠义各部均照军分会规定编制；(十)姚景川、苏雨生、宋克宾、李子铎各师拟分别编遣；(十一)清乡司令韩青芳部已下令解散；(十二)冯玉祥部军官队4个大队及佟麟阁部独立旅约500余人均已遣散。另拟给方振武以名义，令其出洋，但他不愿离开军队，令阮玄武与彼商洽。
被收编的部队动摇分化，甚至掉转枪口对准抗日同盟军反戈一击。此时只有方振武、吉鸿昌爱国立场屹立不动，矢志抗日。
冯玉祥出走后，国民政府军队向抗日同盟军发起猛烈的进攻。方振武就任同盟军代总司令，他命令部队东向独石口开发。吉鸿昌所部则西向商都转移，准备经绥远退入宁夏，因受傅作义、张凌云部的追堵，在二台子东与敌接触，被俘“三百余人”，不得不改向东进独石口，与方振武会合。
9月10日，吉鸿昌赴云州(今赤城北)与方振武、汤玉麟、刘桂堂等召开军事会议，共同作出了整编队伍的决定，将抗日同盟军改名为“抗日讨贼军”，推方振武为总司令，汤玉麟为副总司令，刘桂堂为右路总指挥，吉鸿昌为左路总指挥，并决定从独石口出发进攻密云、怀柔，限旧历八月十五(公历10月4日)攻进北平。
会后，方、吉率部向北平挺进，方部右路军在长城线以西沿白河向东南前进，吉部在长城以东经黑河挺进怀柔。两部先后越过长城。9月20日、21日，吉、方两部先后攻进怀柔、密云，逼近北平。北平军分会十分惊恐。
在方振武部攻占密云的当日，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柴山与何应钦在居仁堂密晤。此后何应钦发表书面谈话，称：“关东军电复，充分谅解。因方、吉坚持抗日，如不限期退出非武装区域，关东军将予以讨伐。”同时，日关东军以信守《塘沽协定》为由，警告石友三等部不得与方、吉“勾结”，否则将“绝不容许”其“存在”。9月25日，方振武部攻占高丽营。日飞机在空中监视，并抛下“警告方振武及其联合驻军”的传单，限其于9月26日退出“中立区”。9月27日，日军飞机轰炸方振武驻地。时方、吉商定以五六千人、枪约半数的兵力，分3路向北平发动进攻。10月初，方、吉部在昌平、大小汤山等地被商震、关麟徵、庞炳勋等部堵截包围。激战多日。每战，方、吉均亲上前线，士兵亦非常勇敢，但因连续苦战，人员、粮弹俱无补充，部队伤亡惨重，残存者仅四五百人，被迫接受改编。方、吉于10月16日脱险，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到天津继续进行秘密的抗日活动。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于11月24日英勇就义。临刑前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豪迈遗言。方振武则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
040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抗日同盟军失败的原因
TOP
----------------------
从“九一八”事变起，经“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和东北抗日义勇军运动，达到国民党爱国官兵与抗日民众武装联合、中国共产党与各抗日爱国武装力量联合而进行抗日斗争，这还是第一次。说明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步逼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人民群众的民族抗日热潮的高涨，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心充当亡国奴的伟大民族气节和不甘受卖国理论愚弄的爱国精神。抗日同盟军的英勇斗争，进一步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破坏抗日的行径，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抗日反蒋斗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失败，首先是由于蒋介石施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以重兵进行围剿。其次是抗日同盟军主要领导人在关键时候动摇。冯玉祥矢志抗日，对蒋、汪妥协的政策十分不满，但对他们又抱有幻想。他钦佩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斗争精神，却又怕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的力量；在扩充抗日武装上，他着眼于收编旧部、反正的伪军和抗日义勇军，而不想扩大民众武装。这种矛盾心理决定了他的斗争立场不够坚定。加上抗日同盟军内部矛盾重重，当国民政府进行拉拢或威吓时便撒手出走，使抗日队伍顿时瓦解。第三是抗日同盟军内部复杂，主张不一。抗日同盟军是几种抗日力量的联合体，鱼龙混杂是必然的。由冯玉祥旧部骗成的各军，其长官有的是为了做官，有的原来就有隔阂；东北抗日义勇军各部队成分更为复杂，在同盟军兴起时蜂拥而至，一遇到复杂环境便各寻出路；反正过来的伪军在抗日问题上更是摇摆不定，他们和日、伪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形势逆转时，便又倒过去。这样庞杂的队伍在蒋、日的联合攻击下分裂、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第四是财政的困窘、供给的缺乏。察哈尔省面积小，塞外苦寒，物产不丰，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同盟军成立之初，冯玉祥寄希望于两广陈济棠、李宗仁，但陈、李只发了支持电。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特别是械弹上的补给，冯玉祥曾派人见苏联驻天津总领事，要求苏联给予援助，但苏联担心给日本以口实，拒绝给予援助。由于经济上极端困难，抗日同盟军始终是“官兵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辛酸惨苦，困难万分”。要解决上述困难，单靠察哈尔一地和冯玉祥一人是无能为力的。
----------------------
041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日本侵绥的战备企图和中日双方在绥远地区的兵力部署
TOP
----------------------
侵占我国的内蒙古，是日本侵略者“满蒙计划”的一部分。日本自1933年侵占热河和冀东之后就计划建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的“蒙古国”。为此，日本将实现该目标分为三步：第一步占领蒙东。从“九一八”事变到侵占热河，这一步已经实现。第二步是利用内蒙古民族分裂主义者和上层统治势力，如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等制造“内蒙古自治运动”。自日本占领蒙东地区之后，就加紧实施这一步。第三步，在此基础上侵占察哈尔、绥远两省，建立一个名为“蒙古大元帝国”或“大元共和国”的傀儡政府。
日本侵占绥远，必须先占领察哈尔。1935年初，日本制造了察东事件。6月，日本企图通过签订“秦土协定”强迫中国军队从察东撤出。7月25日，关东军制定了《对内蒙措施要领》的绝密文件，决定了“扩大和加强内蒙古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的方针。同年冬，日军借口张北事件，指使伪军李守信部占领了察北六县和察东八旗，又在1936年2月1日成立了伪“察哈尔盟公署”。日本在察哈尔得手之后，便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绥远。
绥远在内蒙西部，北接外蒙古，南界晋、陕两省，东临察哈尔，西接宁夏、甘肃。控制了绥远，就构成了对华北、西北的包围态势，就获得侵入华北、西北的理想通道。“从东北经察绥，西至宁夏新甘，造成封锁中国，隔绝中俄的阵线，是某(日)方最近一二年来努力的目标”。日本通过1936年5月建立的伪“蒙古军政府”，控制了察北和察东地区，直接威胁着平绥铁路和晋北的大同及绥远的包头。
为了侵占绥远，日关东军的《对内蒙措施要领》规定了从政治上对绥远省的傅作义进行收买的政策；如果收买难以实现时，就抓住有利时机，把他(傅作义)打倒，驱逐到山西省内。接着，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等人纷纷蹿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对傅作义威胁利诱，进行策反，声称傅若不与日本“携手合作”，日本则支持德王以“武力解决”。这一切都遭到了傅作义的拒绝。于是关东军决定发动对绥远的武装进攻。
1936年5月12日，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在化德成立了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由日军供给军费、武器，在各机关、军队中配备了由日本人充任的顾问、指导官、教官。伪蒙古军共编成2个军、9个师，总人数在1万人以上。第1军军长李守信，辖第1、第2、第3、第4师和炮兵团等，驻张北地区；第2军军长由德王兼任，辖第5、第6、第7、第8师和炮兵团等，驻化德。第9师为警卫师。原在绥西五原、临河一带活动的土匪头子王英也纠集了绥远一带的土匪游杂部队，拼凑成立了“大汉义军”，以王英为总司令，下辖4个旅，总人数达6000人以上，驻尚义、商都。
同年10月，关东军制定了侵绥计划。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接任驻化德特务机关长，直接指挥伪军行动。11月5日，田中隆吉召集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布置攻绥计划。决定兵分三路：李守信第1军部署于绥东兴和一带为左翼；德王第2军部署于绥北土木尔台以北地带，并以伪蒙军第7师进驻百灵庙（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为右翼；以王英军为主力，进攻红格尔图和土城子。计划先夺红格尔图，然后李守信和德王部从百灵庙和兴和同时出动，会同王英部一举攻占归绥市，再分兵进占绥东集宁和绥西包头及河套地区。
会后王英率部离开商都向西移动；李守信率第1军从张北移至商都，作为第二线；德王的第2军主力布置在尚义、化德一带，为后援，其第7师绕经后草地进驻百灵庙，为北线作战的主力。伪军总兵力在1.5万人以上。其目的是以商都和百灵庙为据点，对傅作义部取外线包围态势，以便南袭归绥，西攻包头、固阳，东攫集宁，迫使绥远守军退回山西。同月中旬，伪蒙军1万余人和王英的“大汉义军”5000余人在察绥边境和绥北集结。田中隆吉吹嘘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而绥远军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吓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绥远。”
1936年春，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已有变化，蒋介石调中央直属部队5个师进入山西，准备进攻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同时也准备支援晋绥军，抵抗入侵绥远的日伪军。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对日本入侵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并成立国防会议。阎锡山在日军欲取绥、晋的情况下，也提出了“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范围，加紧自强”的方针。
傅作义料敌必将大举侵绥，一面加紧准备抗击，一面向蒋、阎报告。阎对绥远军队的部署和指挥关系作了如下调整：“第19军(王靖国部)在晋部队(该军原有4个团在绥)及第68师(李服膺部)并独立第7旅(马延守部)、独立第8旅(孟宪吉部)、炮兵4个团，为先遣入绥增加抗战之部队，尔后视情况之必要，凡属晋省部队，全数入绥抗战。先以68师一部开绥，其余分驻晋北及大同附近集结，由……(傅作义)随时调要(用)。”
8月9日，第68师一部到达兴和、丰镇，担任前方警戒。9月18日，中央军炮兵1个大队抵绥。10月14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告知已调汤恩伯第13军(2个师)和门炳岳部骑兵第7师增援绥远。10月21日，蒋介石又电告阎锡山：“谈判仍无进展，默察情势，绥远敌在必得，且预料其攻绥时期，当不出下月初旬。”并指示：“乘敌准备未完以前，决经（以）优势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东取积极攻势，并以有力部队由丰镇进至兴和，遮断匪伪南北之连络，迅速扑灭匪军，以绝其占领绥远之企图。”
10月30日，阎锡山、傅作义面见蒋介石，研究了兵力部署及作战等问题。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身份发布关于绥远作战序列的命令：
(一) 傅作义为晋绥剿匪军总指挥兼第1路军司令官，第1路所部为第35军，附第205旅(欠第407团)、独立第7旅，补充第10团并炮兵第21、第29团及小炮大队(欠第1、第3中队)
(二) 汤恩伯为第2路军司令官，指挥所部第13军，附第72师及炮兵第27团。
(三) 李服膺为第3路军司令官，指挥所部第68师，附炮兵第24团及小炮第1、第3中队。
(四) 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官，指挥所部第70师(欠第205旅，该旅第407团由师直接指挥)，附独立第8旅。
(五) 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官，门炳岳为副司令官，指挥骑兵第1师、第2师及第7师。
参战部队的主力由傅作义的第35军及赵承绶的骑兵军组成。第35军辖2个旅、6个团：第211旅，下辖第419、421、422团；第218旅，下辖第420、435、436团。该军和骑兵军各以一部驻绥东、绥北前线。王靖国率第70师驻绥西包头一带。李服膺率第68师集结于晋北高阳、天镇等地。汤恩伯率第13军由陕西向绥远开拔(绥战开始后，该部还在途中，未参战)。
11月5日，伪“蒙古军”正、副总司令德王和卓特巴扎布向傅作义发出通电，为侵绥战争制造借口。8日，傅作义在复电中对德王作了驳斥。蒋介石也致电德王，对其进行规劝和责备。但德王在关东军的怂恿指挥下发动了对绥远的进攻。
二、 绥远作战经过
绥远抗战从1936年11月15日开始，到12月19日结束。整个抗战又分为红格尔图战斗、百灵庙战斗和锡拉木楞庙战斗。其中尤以百灵庙战斗影响最大，因而人们通常把绥远抗战称作“百灵庙战役”或“百灵庙大捷”。
(一) 红格尔图战斗
1936年11月13日，王英所部伪军兵分两路从商都分向兴和、红格尔图进攻。15日，伪军1500人进抵红格尔图附近的阳坡村，与驻绥军前哨部队接触。16日，伪军向红格尔图猛攻，守军据垒抗击，“战斗二小时，匪死伤六七十名，被击退”，敌攻势顿挫。
红格尔图属绥远陶林县，为千余人口的小镇，西距县城80公里，南离集宁90公里，东距敌伪盘踞的商都30公里，为绥、察交界之要冲，是绥东北的门户，是商都通往百灵庙的必经之地。驻守这里的是骑兵第1师彭毓斌部的3个连。
彭毓斌在获悉战讯后即派骑兵第6团增援。16日、17日两天中，田中隆吉、王英指挥2个骑兵旅、1个步兵旅向该镇猛扑。守军拼力奋战，红格尔团始终在绥军手中。
傅作义、赵承绶于11月15日午夜到达集宁前线指挥。傅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后认为：进犯红格尔图的伪军虽非敌之主力，然其诸兵混合，队伍庞杂势众，如敌首战取胜，可增伪军气势，威胁绥省安全，影响晋绥军士气，并能西进绥西，对晋绥军形成危害。于是决定首战应击破红格尔图当面之敌。采取“守点以抑留敌人，集中主力进攻”的作战方针，即“借各城镇之既设工事，以民众守要点(县城及有工事之较大村镇)，使正规军队机动出击敌之据点”；或向来犯敌人主动出击，先击一路，各个击破。
11月16日上午，傅作义与赵承绶发出作战命令：由骑兵第1师师长彭毓斌率骑兵4个团，由步兵第218旅旅长董其武率步兵2个团及炮兵1个营，在彭毓斌、董其武统一指挥下，以秘密、迅速的行动歼击红格尔图附近之敌，并限于17日夜间发起袭击。并调驻丰镇的第68师第401团至大六号，掩护集宁东北一带，支援出击部队。
此时，伪军王英部在前线约三四千人，其一部围攻红格尔图，余分布于土城子、打拉村、台道湾等处。18日凌晨1时30分，晋绥军发起全线攻击，战至上午7时，土城子大部被攻占，红格尔图东、南、北三面之敌向北方逃窜。8时半，骑兵第1师师部进入红格尔图。此役击毙伪军500余人，俘20余人，连同前3天的保卫战，共毙伪军1000余人。晋绥军从俘虏中找出了王英军的电台台长、日本人牟礼吉和雇员松村利雄。在红格尔图激战的同时，李服膺部1个团在兴和与敌展开了攻防战，经17、18两日激战，王英部伪军于20日全部退出兴和。
傅作义于红格尔图初战告捷的当晚，乘敌一时难以再犯之机，先发制人，立即发起百灵庙战役。蒋介石也于11月16日从洛阳致电阎锡山：“即令傅作义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非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驻绥军遂准备进攻百灵庙。
(二) 百灵庙之捷
百灵庙位于绥远北部，是马兰察布盟草原上著名的寺庙，距省城归绥约160公里，距武川120公里，四周群山环抱，为喇嘛、蒙牧民聚集中心。有公路北达外蒙古库伦(乌兰巴托)，东通化德，西南接包头，东南连归绥。如果说绥远是连接中国东北、西北的津梁，而“东西策应的根据地就是百灵庙”。
百灵庙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蒙政会所在地，实际上日本和德王把它经营成进行侵绥战争的后方基地。驻守这儿的有伪第7师(骑兵)约1800人、德王直属骑兵1000余人，另有专任指导的日本军官四五十人。总计约为3000人。同时运来大批的粮秣和装备，“存在庙上的子弹有100万发以上，白面约二三万袋”。
针对百灵庙四周环山、山外为平坦草地、35公里内无村落、易守难攻的地形特点，晋绥军制定了隐蔽接敌、正面攻击与迂回包抄相结合、速战速决、准备阻击援敌等指导要领，“以强袭之准备作奇袭之行为”，对百灵庙发起进攻。
11月20日，傅作义在归绥召集孙长胜、孙兰峰和袁庆荣部署战斗，要求在24日前以迅疾动作、敏快手段，在增援之敌到庙之前袭取成功。同时发布作战命令：“骑2师孙师长长胜为指挥，步211旅孙旅长兰峰为副指挥，旅参谋长袁庆荣为参谋长，指挥步兵419团(欠1营)、421团(欠1连)、第70师315旅补充第1团(欠1连)、骑兵第8团及特务3个连、炮21团第3营，及第6连小炮2门，无线电3台，汽车1队(计甲车20辆、汽车24辆)，以迅捷之手段，袭占百灵庙。”22日晚10时，各部队按指定地点集结完毕。
24日凌晨1时，进攻百灵庙的战斗全面展开。日本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指挥作战，以炽烈火力阻止晋绥军前进。战至4时，攻击部队深入各敌阵地，战斗呈胶着状态。上午7时天即放明，若无进展，敌飞机助战，援兵亦至，则对晋绥军非常不利。因此孙长胜、孙兰峰到第一线指挥作战，袁庆荣指挥炮兵，并拨给尖刀连9辆汽车，每班乘1辆，由东南山口鱼贯向庙内冲击，决心在早晨全歼庙内之敌。
经过反复搏斗，终于突破敌阵，突入庙内。激战后将敌歼灭大半。日本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先率部逃跑，日本顾问烟草谷与伪蒙军第7师师长穆克登宝也分乘汽车狼狈逃窜。至上午9时30分，晋绥军收复了百灵庙。
百灵庙一役，毙伤伪军七八百人，俘虏300余人，缴获炮3门、重机枪5挺、步枪400余枝、电台3架，还缴获了弹药一批、面粉2万袋和大量汽油。晋绥军伤亡官兵300余人。
(三) 收复锡拉木楞庙
在百灵庙惨败的日、伪军退到锡拉木楞庙。田中隆吉为了挽回颓势，命令“大汉义军”的副司令雷中田率领所属金宪章、石玉山、葛子原、赵奎阁等部在锡拉木楞庙集结，向百灵庙反扑。11月28日，敌以汽车100余辆运兵3000余人到锡拉木楞庙，准备反攻百灵庙。29日，王英直接指挥伪军骑兵2000余人绕过商都以北土木尔台，运动到陶林西北一带牵制晋绥军。
锡拉木楞庙位于百灵庙东35公里处，在四子王旗的北部。晋绥军攻下百灵庙后得知伪军在此集结，料定敌必反攻，于是制定了退兵诱敌、守庙打援的方针。在作战部署上，决定：“一、以骑兵第2师孙长胜师长率该师(3个团)附炮2门，进击乌兰花，另以420团附炮1连，乘汽车支援骑兵；二、以211旅孙兰峰旅长指挥421团、补充第1团、炮兵2连、小炮4门，为固守百灵庙之部队，但除421团现在庙内之部队外，余在庙外准备，临时进入；三、以419团附炮1连，在后厂汗次老为伏兵；四、以独立第7旅之两个团，由卓资山开驻武川、黑老各1个团。”这样，使锡拉木楞庙之敌不能单独反攻百灵庙，而又迫使该敌离开，晋绥军则相机占领之。
自12月3日起，伪军向百灵庙反攻。守卫庙内的绥军1个团奋起反攻；杀伤伪军一部后，有计划地后退，诱敌深入。下午7时，庙外晋绥军发起反击，深入之敌大败而去。至4日9时，彻底粉碎了伪军的反攻，毙“大汉义军”副司令雷中田及日、伪军500余人，俘200余人，并将王英伪军主力牵制于乌兰花一带，锡拉木楞庙敌守备力量大为减弱。
伪蒙军反攻百灵庙失败后，残部退到锡拉木楞庙和布拉图庙。伪军内部、伪军和日本顾问之间产生了矛盾，关系恶化。战败的伪军旅长金宪章、石玉山感到叛国附敌毫无出路，遂派人与傅作义接洽反正事宜。
当百灵庙守军与敌反攻部队激战时，骑兵第2师在乌兰花东北15公里处的南厢村、红房子与王英部激战，将其包围于乌兰花西北七八十里处的黄陶瓦。12月8日，石玉山部1个旅在阵地反正。9日凌晨，金宪章也率部反正，将日本顾问小滨大佐以下日本军官27名悉数杀死，同时向伪蒙军第7师穆克登宝突袭，将其大部歼灭。9日上午，晋绥军进占锡拉木楞庙。此时，伪蒙军呈土崩瓦解之势，伪旅长安华亭率领2个团、伪团长王子修率1个团于12月18日宣布反正。19日，伪军吕存义部闻安、王反正，也率部投诚。王英带着残兵逃回张北，被日军全部缴械。至此，“大汉义军”彻底覆灭。
----------------------
042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绥远抗战的巨大影响和军事上的经验
TOP
----------------------
绥远抗战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吞绥远的阴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对日先后有过淞沪、长城抗战，每次战后无一不是以签订割地丧权的辱国条约而告终。而绥远抗战获得了既收复了失地、又没有签订任何条约的胜利。日本关东军原以为晋绥军不中用，一吓唬就跑，“只要由日本人作顾问，以王英部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蒙古军督后，作为第二线支援”就可取胜。事实与日军的愿望相反：近万名伪军和几十名日本顾问被歼灭，“大汉义军”彻底覆灭。此后日本不得不撤走了在青(海)、绥(远)、宁(夏)地区的日本侨民，撤销了阿拉善地区的特务机关。从此，日本关东军也不轻信伪军了。
其次，激发了全国人民空前的抗战热忱。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各地“自动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西安、上海、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广大群众、各阶层人士及一些海外侨胞自发参加了“捐万件皮衣”、“以一日所得援绥”等运动，纷纷要求将绥战扩大为全国性的抗战。上海日商纱厂的4.5万名工人为抗议日本侵绥举行罢工。有人认为“这是‘五卅’以来，对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一次打击”。日本当局也承认，“绥战使抗日气氛一度上升”。
第三，增强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战信心，诱发了“西安事变”。各地实力派为绥战抗敌胜利而备受鼓舞。刚刚结束了两广事变的李宗仁、白崇禧发表通电，要求把前往西安“剿共”的中央军开往绥远，将广西军队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绥。阎锡山遵其父遗嘱，将87万元的遗产作了援绥款。李宗仁、白崇禧还抗议将抗日七君子监禁，指出：“如政府加以迫害，遂使全国志士寒心。”应傅作义之请，宋哲元与韩复榘一度会晤于南宫，商讨援绥事项(由于蒋介石的阻挠，宋、韩援绥事未能实现)。
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西安，东北军、第17路军广大将士普遍喊出了“我们要援绥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东北军的将士找到张学良痛哭：“即使中央不同意，我们也要自行组织队伍援绥”。傅作义在绥远抗战胜利后成了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而张学良却戴着“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爱国自尊心。11月27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援绥请缨抗敌书》。12月3日、7日。张学良又两次向蒋介石哭谏，要求援绥和释放七君子。蒋介石不同意，还以“没必要再派军队去绥远，必须集中全力消灭共产党”为由，将张痛斥一通。12月9日，西安学生在纪念“一二?九”一周年大会上高喊“欢迎武装同志援绥”的口号，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兵谏的决心。张、杨于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张、杨在著名的通电中申明原因，并指出：“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1946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人民举行的西安事变纪念会上讲演时指出：“唯独蒋介石先生别具心肠，硬要在日寇进攻绥东之际，拒绝东北军请缨抗日，强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继续进行内战。但他这种倒行逆施，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反而激起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由诸多原因诱发的结果。蒋介石拒绝张、杨援绥之请，也是触发兵谏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绥远抗战是国民政府驻绥部队抗击以日本人为顾问、以伪军为主力，旨在保卫国土、收复失地而取得圆满胜利的一次战役。仅就军事角度而言，最主要的原因是战役指导正确。它一扫3年前长城抗战中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方针，采取了主动出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掌握优势，机动兵力，把打击目标首先指向对我威胁最大、敌主力所在之红格尔图，尔后再及其他。每战都集中兵力打击敌之一部，对余敌取守势。由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使晋绥军每战均居于优势。傅作义在战后总结说：“以绥省现有之兵力，若分路迎击，必致兵力分散，处处薄弱，重蹈过去长城抗战各不相及之复覆，难期成果；必须集结优势，先击一路，再及其他，期能各个击破。”
采取奇袭战术也是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红格尔图之战时，傅令彭毓斌、董其武率部出敌不意地抄袭敌后，使其猝不及防。百灵庙之战时，各部队“昼伏夜行，竭力秘密”，逼近敌阵地；迨全部攻击部队进入攻击位置时，“百灵庙守敌仍在酣睡，竟一点也未发觉”。
另外，重视心理战、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策略，亦为获胜的原因之一。“以华制华”是日本侵略者惯用的手法。傅作义认为，对德王、李守信、王英等死硬分子难以策反，但广大的汉、蒙官兵一般都有爱国思想，不甘心当汉奸。为了策反、瓦解敌之营垒，驻绥军在1936年夏即成立专门机构，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与伪军接洽。随着日、伪军在战场上的不断失败，伪军纷纷反正，使“敌力大减，敌气沮丧”，从而得以以较小的代价获得重大的胜利。
----------------------
043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和国民政府
TOP
----------------------
日本对中国的不断侵略，特别是1935年制造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使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危亡的紧急关头。北平学生于12月9日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运动，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12月10日，北平各校实行总罢课。16日，学生与市民一起集会，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学生的“一二?九”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天津、上海、南京、武汉、杭州、西安、广州、济南、太原等各大城市的爱国学生、文化教育界以及工人群众纷纷响应，形成了全国抗日救亡的热潮。
在日本法西斯扩大侵略、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新形势下，国共两党的政策、策略不同程度地都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于12月17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25日通过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此，一方面积极促进全国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仍主张“反蒋抗日”，规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1936年2月，中共中央从国民党通过宋庆龄派来的代表董健吾等人口中得知国民党在对日问题上有了变化及有与中共谈判的意愿后，于3月4日以毛泽东、彭德怀的名义，由董向南京国民党转达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的意愿。电报说：“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3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晋西召开会议，决定突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这时，共产党和西北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第17路军建立了联系。4月间张学良去延安与周恩来会谈时，表示“在国民党要人中，他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又说：根据他两年来的观察，“蒋介石有可能抗日”，建议共产党联蒋抗日。这一建议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对中共中央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这一转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经过张学良与周恩来、杨虎城与中共代表多次的秘密谈判，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第17路军互不侵犯的协议，并由中共派代表驻西安，进行政治、军事联络，准备联合抗日。到1936年上半年时，红军与东北军和第17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了敌对状态。中国共产党认为蒋介石掌握着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如不能争取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则难以打开全国抗战的局面，于是在1936年5月5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电文中说：“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公开放弃了反蒋口号。8月25日，中共再次致书国民党，提出：“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同时进一步调整了对国民党的政策，正式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绥远抗战爆发之后，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等红军将领于12月1日代表全体红军，联名致函蒋介石，呼吁停止内战，将内战的部队开赴绥远抗日前线，“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并宣言：主力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准备立即开赴晋绥前线，为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
在日本加紧侵华、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的形势下，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不仅主张抗日的人士增多，要求抗日的呼声增高，就连一向主张对日妥协的人士，在对日态度上也逐渐由软弱向强硬转化。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于19日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最后关头”问题。他说：“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国家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这反映了蒋介石尚未放弃对日妥协的思想；但他还说：这种忍耐，是“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以互惠平等为原则”，“否则即当听命于党国，下最后之决心”，“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1936年7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又对“最后关头”作了解释：“中央对外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假如有人真要强迫我们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从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
国民党、蒋介石在处理对日关系态度上虽然有了新变化，但由于蒋介石仍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方针，于是出现了政策上的二重性。一方面，从1935年起，数次派人设法与共产党人接触，传达希望与共产党中央谈判的信息，并于1936年2月派董健吾进入陕北瓦窑堡，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开始了秘密谈判；一方面又仍然企图收编红军，坚持“剿共”，企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表明其消灭共产党的宗旨不变，而策略上有所改变。
1936年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要求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立即抗日，出兵反对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致力于粤桂，对西北“剿共”一事无暇顾及。10月间两广事变平息，蒋介石立即去洛阳部署围攻陕北红军。11月间又发生了伪蒙军在日本支持下入侵绥远的战事，对红军的进攻再度推迟。绥远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2月4日飞抵西安，威逼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红军。张、杨在多次进谏无效、遭到蒋介石的斥责后，于12月12日扣留了蒋介石等国民党政要10余人，发动了西安事变。共产党从抗日全局出发，派周恩来、叶剑英等去西安进行调解和谈判。24日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25日离陕回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团结抗日铺平了道路。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共产党致电该会，提出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五项国策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同意以此为国策，共产党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之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的争论，通过了实际上接受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决议案。这次会议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2月至6月，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以及蒋介石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了多次谈判，最后蒋介石在原则上承认国共合作抗日，同意将红军编为3个师，人数4.6万人。此后，中国国内的形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奠定了全面抗战的基础。
----------------------
044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TOP
----------------------
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的6年中，国民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丧权辱国的恶果。但随形势变化，国民政府在“安内然后攘外”的政策指导下，着手进行抗战的准备。
(一)确立国防领导体制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曾设立军事委员会。1928年8月，在国民党召开的第二届第五次中央全会上宣布撤销军事委员会。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略淞沪，因此3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恢复军事委员会，“其目的在捍御外侮，整理军事”，由其负责“国防绥靖之统率事宜”，第一次将国防的内容写进军事委员会的组织大纲。
1935年，由于日本侵略步步加紧，国民政府将1932年11月在参谋本部所设的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组成立资源委员会，直隶于军事委员会。该会掌理人才和物资资源的调查、统计与计划研究，工作重心为与国防有关联的重工业建设。规定凡国防上所必需，经济上有统筹之必要，以及规模宏大、需要特殊设备和技术之事业，均由国家经营。1935年12月，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日见猖獗。在日本咄咄逼人的压力下，12月6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在政治委员会之下设立国防委员会。该委员会和法制、内政、外交、财政、经济、教育、土地、交通等专门委员会平级。此时的国民政府一方面准备抵抗日本侵略，一方面又避免刺激日本，国防委员会和其他8个专门委员会平列，因而国防委员会并没有突出的地位。
1936年春，军事委员会内增设首都警卫执行部(内分3组)，主管对日国防事务。此为军事委员会在组织职能上第一次作出对日国防的表示。
同年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会议于13日将组织国防会议及粤桂两省军事、政治的调整案一并议决，通过了《国防会议条例》。该会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任务是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各重要问题。审议事项有：一、国防方针；二、国防外交政策；三、关于国防事业与国家庶政之协进事宜；四、关于处置国防紧急事变事宜；五、国家总动员事宜；六、关于战时之一切组织；七、其他与国防相关联之重要事宜。国防会议议长、副议长各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院长担任。因两机构的长官均为蒋介石，故国防会议由蒋掌管一切。成员包括三部分：一是中央军事机关各长官，包括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参谋总长、军事参议院院长、训练总监、航空委员会委员长；二是行政院各有关部，包括军政、海军、财政、外交、铁道、交通各部；三是由中央特别指定的军政官员，为各地绥靖公署主任、省主席，包括两广地方实力派的头面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余汉谋等。该会是在全国抗日热情进一步高涨的情况下成立的。
西安事变后，全国上下初步形成了团结抗日的局面。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主席团提议，为国防的需要设立国防委员会。大会通过并由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国防委员会条例》，依条例成立了国防委员会。这个机构和前已成立的国防会议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点为：
第一，国防委员会级别高，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责任”。
第二，国防委员会是一个实权机构。其职权是：国防、外交政策之决定，国防作战方针之决定，国防费用之编制与筹备，国家总动员事项之决定，国防紧急事变之审议，其他与国防有关重要问题之决定。另外，“为便利决议之执行”，直接秘密指导国民政府的军事及行政各高级机关，并督促其完成。
第三，把“国防作战方针”和“国防紧急事变”提到了很高的位置，规定“其行动应绝对秘密”，“凡参与会议者及工作人员不得将任何决定事项向外发表”。
第四，组织机构扩大。该机构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以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主席兼任之。其组织成员包括：(一)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二)五院院长；(三)行政秘书长，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交通部、铁道部、实业部、教育部各部部长；(四)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办公厅主任，参谋本部总长，军政部、海军部部长，训练总监部总监；(五)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包括了党、政、军各方面的高级长官、实权人物)。地方各实力派人物因与领导全局、决策重大问题关系不大，因而没有安排。从另一面看，这说明在抗日这个重大问题上，全国各地的实力派与中央已趋于一致(当然也有对作战机密的考虑)。该机构是国民政府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之肇始。
国防委员会成立不到4个月，全面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二) 确定和建设战略后方
战略后方是坚持战争、争取胜利的依托，是支持长期战争的稳定的政治、经济后方。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的战略后方，是指正面战场上我方军事第一线后面的广大地区。由于战局变化、战线移动，战略后方的地域范围也随之变动，因此在地理上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对于支持长期战争、稳定军心民心，则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后方基地。这里所指的抗日战争的战略后方，是包括川、滇、黔、西康(1955年撤销)等西南四省和陕、甘、宁、青、新这西北五省比较稳定的地区。从国民政府战前的注视点和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来看，战略后方的重点在西南四省，中心在四川。
1932年日军侵略淞沪，南京国民政府即认识到东部易受攻击，很不安全。同年7月，军政部就兵工厂布局问题曾提出：“依国防形势论，全国军用各厂须在平汉路、粤汉路以西交通便利之地，而置重点于长江、长城间。”尔后便将军工企业重心西移，开始在内地营建重工业工厂。
1934年12月底，蒋介石派遣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为首、由78人组成的参谋团入川，一面运筹、督导“围剿”红军的作战，一面整理四川的政治、军事，开始经营西南。
1935年4月，蒋介石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国民政府的党、军、政势力迅即占领了贵州。在四川，同年2月任命刘湘为主席，接着又通过组织峨眉训练团等措施，整顿了四川的军事、财政、金融，推行了保甲制度等，加强了国民政府在四川的影响。
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决议设立西康建省委员会，任命刘文辉为委员长。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正式成立，将西康建省正式提到日程上来。这也是战略后方建设的一部分。
到1935年底，国民党中央势力在四川、贵州站稳了脚跟。蒋介石认为“川滇黔为中华民国复兴的根据地……只要川滇黔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他进而明确指出：“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国。”关于四川在战略后方的地位，蒋更进一步指出：“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哪方面讲，条件都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他还说：“我方军事与政治重心全在四川。”当时，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大多数成员从持久的战略出发，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战略后方和根据地，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从西南地方当局来说，他们从全国抗战的大局出发，也认识到本地区的战略地位。龙云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关于加强云南建设的提案，谓：中日开战后，“我与海外各邦交通口岸势必被其以兵力横加封锁，无论外来接济，抑或国货出口，自必完全断绝，届时束手坐困，险象何堪。”云南“西通缅甸，南通广东、北海，东则可与长江各省联络，实为国防后方海陆交通之惟一出口，一旦有事，欲求对外，有一安全通路。”他敦促国民党中央重视加强云南的交通、教育建设，开发西南资源，将云南建设成国防后方。由此可以看出，在以西南为战略后方进行抗日御侮问题上，国民政府与西南地方当局是有共识的。
西北的陕、甘、宁、青、新五省地处祖国内陆，虽然交通不便、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但这里是连接欧亚大陆的交通要道。抗日战争开始之后，在沿海沦陷、出海口被切断的情况下，中国出口的商品和苏联的援华物资大都从这里进出。在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之前，这里为支持对日作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 发展交通系统
交通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和国防力量的重要标志。四通八达的交通线路和先进的交通工具，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可以使军队快速机动，使后方供应及时充裕。“兵贵神速”是离不开交通便利这一前提条件的。
1934年，德国军事总顾问塞克特就进言蒋介石：“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交通系统，在日本入侵时，可以迅速地输送部队至危急地区，实为当前首要任务。”同年6月，国民政府派出徐庭瑶、俞飞鹏等一行21人赴欧洲考察军事、交通。1935年11月，国民党在五大之后对日政策逐渐强硬。同时，实行了币制改革，并得到了大量的外国货款，开始实施前些年设计的经济建设计划。1936年底，国民政府制定国防交通建设计划，使交通建设得到了高速的发展。从1936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一年半中，共建成铁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达1353公里。这是1927年至1935年8年间年建筑速度的6.5倍。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公路干线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铁路方面中国中部的干线粤汉路，株洲至韶关段456公里，1936年9月1日通车，1937年上半年全线贯通；广九线亦于1937年7月接轨，投入使用。华东干线浙赣路，自1929年动工，至1937年9月分别完成杭州兰溪段、金华玉山段、玉山南昌段、南昌萍乡段，全长903公里；苏嘉路于1936年7月通车；沪杭甬铁路闸口至百官段77公里，也于1937年11月通车。此外，还修建了南京轮渡和钱塘江大桥。在修路的同时，对旧有铁路进行改造。主要是更换铁轨，加固桥梁，添购车辆，改善信号系统。仅1936年，平汉和粤汉铁路就抽换钢轨10.6万余根，并修建了冯村、花园等铁路大桥。据统计，1936年5月，全国共有机车1116辆、货车14580辆、客车2090辆。到1937年5月，机车、货车和客车分别增加了156辆、1762辆、326辆。为了加强战时军队和军用物资的调运，津浦、京沪、沪杭甬、浙赣、陇海、平汉、粤汉等重要铁路共计增设军用站台、军用岔道达200公里，极大地方便了军车的停靠和各种重武器的搬运，大大加强了战时的军运能力。各铁路干线都储备了可供使用1年以上的铁路器材和燃料，并修建了防空壕和地下室。
1927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在10年间共修铁路3793公里(东北三省修筑的1600公里未计在内)，使中国本土(东三省未计在内)铁路共达1.2万公里。
公路方面1935年后，将原来的公路网作了加修和延长。到1936年底，各省联络公路已完成2.1万余公里。同时，国民政府亦积极帮助闽、粤、桂、鲁、川、滇、黔等省修建联络公路，共建成6000余公里。至1937年7月，连接各省的公路网已基本形成，计有京闽桂、京黔滇、京川藏、京陕新、京绥、京鲁、冀汴粤、绥川粤、闽湘川、鲁晋宁、浙粤、甘川、陕鄂、川滇等干线21条，支线15条，总里程109500公里，其中有砂石路面约43521公里，泥土路面65979公里。同时，国民政府还注意了汽车的发展，积极推行购进和维修工作。至1937年，全国共有公路营业客车1万辆、货车1.3万辆，并在长沙、南京、汉口、南昌等地设立了汽车机械厂、汽车配件厂和轮胎厂。
航空方面到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拥有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公司和西南航空公司，开辟了沪蓉、沪平、沪粤、渝昆、沪新、平粤、兰包、陕蓉、蓉昆、广河、广琼南线等12条航线。
航运方面到1937年，民营的航运公司共有轮船185艘，总吨位达56.9万余吨。国营航运业发展得比较缓慢。至抗战前，轮船总吨位为68万吨(仅限于内河或沿海航运)。在港口建设方面，1935年建成了连云港2座码头。抗战前该港可停靠3000吨的海轮。广东黄埔港于1937年1月开工，因抗战爆发，仅完成1座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