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作者：郭汝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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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对敌后战场的叙述较多，对正面战场则较少涉及。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方针，给全面、深入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正面战场的研究也提上工作日程。特别是近几年来，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著作大批出版，报刊上也发表了很多见解深刻的文章，使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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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绪论
写作动机及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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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中国爆发的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中国各族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而展开的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最终取得了全面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是“我们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不分阶级贫富，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党派信仰，一致奋起，义无反顾，与日寇做生死的决斗”而获得的，是在“世界人民的支援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配合下”获得的。中国所有参加抗战的政党、阶级以及各阶层爱国人士，虽然在不同的战略阶段，在精神和物质的各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但战争的胜利和他们作的贡献是不可分割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存在着两个战场，即由国民党及其政府领导的军队担负作战任务的正面战场和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担负作战任务的敌后战场。这是1927年以来中国政治、军事的延续、发展造成的，也是中、日力量对比和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是当时具有中国特点和进步意义的特殊现象。
中国长期受封建主义统治，闭关自守，科技落后，武备不修，鸦片战争失败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经过105年之久，才摆脱被瓜分的危局。如此严酷的历史教训，我们子孙后代永远不应忘记。为了振兴中国，使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必须研究中国的近代史，尤其是中日战争史，应该“全面地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借以启迪后人，指导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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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绪论
还历史以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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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对敌后战场的叙述较多，对正面战场则较少涉及。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方针，给全面、深入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正面战场的研究也提上工作日程。特别是近几年来，有关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著作大批出版，报刊上也发表了很多见解深刻的文章，使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但是，有些作品基本上是参照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撰写的。
然而台湾的有关著作，特别是官方著作，绝大多数对抗日战争总体格局的叙述不符史实。如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全书只提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行动及其文件，对共产党的抗战，则除了否定与批判外，不著只字。甚至国民党中坚持抗战的冯玉祥和李宗仁，在书中也被写成“反叛将军”、“阴谋活动”家。有的书更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肆意诬蔑。如何应钦在《为邦百年集》中说：在抗日战争中，“我们中国的内奸叛徒——中共，一直和日本军阀内外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共同颠覆我们的国家”；1987年出版的《抗日战史》仍称抗日人民武装为“匪”，说共产党“从不从事抗日，专门打击国军”，甚至说“原本纯净的沦陷区，由于新四军之进入，遂成多事之秋”，等等。对正面战场作战的叙述，则多有掩盖事实、捏造战况的问题。以淞沪会战为例：中国军队的作战是英勇的，但最后造成大溃败的重要原因是未能适时转移部队，延误了撤退的时机。据始终参加该会战的原第36师师长宋希濂说：“在淞沪战场打了近三个月，伤亡过重，部队残缺，每个师所存人数，多的不过三四千人。当时主管作战的军事委员会第一部(后改称‘军令部’)及前线的高级指挥官，鉴于已被日军攻占了浏河、刘行、江湾、真茹（今真如）等地，后方已无可以抽调的兵力增援，均建议迅速将上海战场的主力部队，有计划地逐步撤到常熟、苏州、嘉兴之线及江阴、无锡、嘉善之线进行整补，实行和日军持久作战的方针。无疑，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并已获得蒋介石委员长的批准。十月底，这一方案正在开始实行之际，蒋介石突然于十一月一日晚十时左右，乘专车来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随来的有白崇禧、顾祝同等人。随即召集师以上将领会议……他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十一月三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于是部队转移的计划遂中止执行。正是由于蒋介石的这一错误决定，才导致淞沪战场几十万部队的大溃败。可是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中根本不提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却大肆宣扬“领袖天纵英明，肆应万当，无不终获胜利”，“凡世人以为万无可胜之理者，领袖无不优为之。”宋希濂是1949年末在四川大渡河畔被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国民党将领。台湾国民党当局说：“国军部分将校于戡乱作战期间被俘投匪，在中共威迫利诱下，发表不实之言论文字，歪曲史实或破坏政府威信，或为匪伪鼓吹，言行乖谬，不足采信”，并中伤宋希濂“甘为中共统战工具”，“甘为中共鹰犬”。姑不论早在1980年即已定居美国的宋希濂是不是“在中共威迫利诱下，发表不实之言论文字”，我们看一看没有被解放军俘虏，逃至台、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是怎么说的。淞沪会战时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和右翼军总司令的张发奎，在其《八一三淞沪战役回忆》中说：“从整个战略上着眼，敌人强渡苏州河后，退却已是无可疑义而不能再迟延的事……当时前敌总指挥陈诚将军来到我的指挥部，他亦同意我的意见。可是，最高统帅部却仍迟迟未决，等情况已到了最危急之际，才于九日下达退却命令……当我接到命令时，部队已陷入极度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亦已很难掌握其部队了。因而演成了最后一幕可避免而终不能避免的大悲剧。”当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顾祝同，在其《墨三九十自述》中说：我军退守苏州河时，“全般态势愈形不利。委员长等于十月二十八日，亲临苏州指示作战机宜”。下文不说蒋介石指示了什么机宜，却说“十一月五日，日军以有力部队，突由金山卫一带登陆，企图抄袭松江、青浦、安亭，堵截断京沪、沪杭两路交通，同时苏州河南岸阵地亦被日军突破，我军以腹背受胁，又缺精锐之生力军可资使用，乃不得不于十一月八日夜开始向嘉兴、苏州一带撤退……部队单位既多，沿途拥塞，加以飞机轰炸扫射，死伤不少，秩序混乱，部队大都失去掌握。”张发奎、顾祝同虽因立场、地位等关系不得不为其尊者讳，但从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某些实情。当时的前敌总指挥陈诚，在抗战刚胜利时的私人回忆中就明确地说明：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时，领袖由电话问陈如何处置，陈答以须调整战线后，领袖又命陈再支持三日，结果蒙受不利之溃退。”由此可见，蒋介石由于决策错误、贻失战机，而成为中国军队大溃败的主要责任者。这一点事实上是知情国民党将领早就形成的共识。可是台湾当局出版的各种抗日战史，对此均不提及。
台湾当局出版的许多战史，为了掩盖某些事实或制造某种假象，有时还故意篡改档案。仍以淞沪会战为例，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1937年11月10日第三战区对左翼军下达的“作字第十号”撤退命令，“收容阵地之占领”一项中，原文是令“十九集团军以第六十六军占领安亭、方泰、外岗(不含)附近要点……第二十一集团军以有力部队占领外岗、嘉定附近诸要点……以五十六师占领晏塘、浏河附近要点”，以掩护第十五集团军及第十九、第二十一集团军自身的撤退，并未令陈诚的第十五集团军占领收容阵地。但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及史政局所编的《抗日战史》等书，都改为“第十九集团军以第七十三军占领杨家村、方泰镇附近各要点……第十五集团军以有力部队占领石岗门、嘉定城附近诸要点……”掩护撤退。当时陈诚并未在左翼军中指挥作战，是薛岳指挥的，所以命令中“本阵地占领部署”一项的原文是：“在转进期间应由左翼军薛总司令适应状况部署各集团军之行动”，而上述两书竟将“薛总司令”篡改为“陈总司令”。
又，《第三战区第三期作战计划》本来是在淞沪作战部队分别撤至吴福线和平望以南地区时，于11月16日由南京下达的，其方针是“为了打破敌由杭州湾方面包围我军之企图，并巩固首都”。可是台湾当局出版的战史，却将这一计划下达的日期改为11月8日，并删掉了打破敌军包围企图这一首要目的。同时还在顾祝同于11月8日夜匆忙下达的撤退命令之前，增添上“第三战区基于上述第三期作战计划，随即于11月8日下达初期阵地转移部署命令”。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制造蒋介石早有预见的假象，使读者相信淞沪作战部队是预有计划地转移阵地，而不是仓皇溃退。不过这种作伪手法破绽太多，即使不与其他大量资料对照，仅从计划自身内容亦可看出其不实之处。《计划》中的“指导要领”规定：“由京沪方面抽调两个师经宜兴至吴兴”；第三条规定：“沪杭线方面应扼守崇德、石湾、南浔及临平、吴兴线”。人们不禁要问：在11月8日，杭州湾登陆日军第一梯队第18师团和第6师团尚在松江西南及亭林镇附近，第二梯队第114师团尚未登陆，淞沪战场左右翼军也还未被切断联系，而且军事委员会9日尚“决定以右翼军扼守既设之乍嘉阵地”，为什么要京沪两个师从太湖北绕道去太湖以南的吴兴呢?为什么放弃1935年即已修建的乍嘉线和海嘉线两道国防线防卫工事，而要求扼守两阵地以南并没有既设国防工事的崇德至临平之线呢?可见这个计划绝不是11月8日下达的。这类的例子俯拾皆是，几乎在每个战役的叙述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而，台湾当局出版的抗日战争史籍，绝大多数不能真正、完全地反映抗日战场的真实面貌。
我国大陆各地现存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档案异常丰富，而且保管良好，整理有序，为正面战场作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但国民政府时期的战斗详报、作战总结以及各种新闻媒介在当时发表的战况报道等，因国民党军一些将领为邀功、诿过等个人目的，或为激励士气、鼓舞人心等宣传需要，经常虚构战情，浮夸战绩。如果使用不慎，可能造成失实。据抗战时任第18军参谋长的赵秀昆说：1940年枣、宜会战时，他“任宜昌守城部队18军18师参谋长，是放弃宜昌最后阵地飞机场东北角镇境山的人，时在6月11日黄昏……但在档案资料中，6月14日陈诚致蒋介石密电说：‘宜昌城区仍由我罗师(18师)一部固守’。”他还说：“1943年5月……下旬，(日军)向长江南岸的18军防守的石碑要塞进攻。六战区尽其所有兵力增援18军，但未能阻止住日军攻势……蒋介石急令六战区留11师固守石碑要塞，其余均后撤到茅坪、野山关一线，组织新的抵抗。18军18师在撤退中发现日军已经趁夜全线撤走，向军长方天报告……(我)直接以电话报告军令部。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喜出望外，命军令部次长林蔚直接以电话告18军军长方天，大意：鄂西战役结局，国内外影响甚大，要注意宣传，你们速拟一战报，以电话直接报军令部，政府将对有功将领加以勋奖。方天令我亲拟战报，肆意夸张，军令部更进一步虚构、夸张，这就出现了6月3日重庆《中央日报》以及各大报纸的‘鄂西大捷之经过’的战报报道。其中有：‘据军委会发表，此次敌寇以其第3、第13、第34、第39、第58等6个师团为骨干，另附第14、第17独立旅团所编成之第11军，向我鄂西长江三峡进犯……我军以石碑要塞为轴心，诱敌至要塞地带，我统帅则特颁手令于要塞守备部队方天……诸将领，明示以此为我国之斯大林格勒……严令全体官兵固守要塞……敌军屡以密集部队向我要塞决死猛攻，我守备部队待其陷于我火网之内以后，予以全部歼灭，使之无一生还。积尸之多，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
其中除‘仅北斗冲一地者即有二千三百具’是我信笔编造外，其余敌军总兵力和什么蒋介石手令，都是军令部捏造的。”新闻媒介在当时进行宣传，或者还可以理解，明知其不实却作为史实，写成重要文件就很难使人理解了。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1946年抗战胜利后写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中对此次战役是这样写的：“敌第39师团、第13师团主力，及第3师团、第34师团、第58师团一部，均先后转用于宜昌西岸地区。敌酋第11军军长高木义人(系横山勇之误)亲至宜昌指挥，似有一举攻占我第一线要塞，威胁恩、巴之企图。我军早有周密之准备，我最高统帅并手令江防守备部队诸将领，明示石碑要塞乃我国之史达林格勒，为聚歼倭寇之惟一良机……当敌开始向我要塞外进攻时，我守备部队沉着应战，待敌陷入我之圈内，将其全部歼灭，故八斗冲、大小朱家坪、永安寺及北平山各地之战斗，屡次进犯之敌，均无一生还。敌第39师团主力及第34师团之一部，几全部被我消灭，而由偏岩窜占木桥之敌，亦被我消灭大半……此次进犯之敌，总兵力约十万之兵……其结果只赢得数万具尸体”，等等。另外，国民党政府军队在一些作战中制定的计划、命令，文字阐述也是头头是道，但有些并未实行，有的未全执行。由此可见，即使是原始档案，亦可能有失实之处，不可不慎加辨析。
海峡两岸参加过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的军官、将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不少战争回忆录，这是研究正面战场作战的宝贵资料。但个人见闻总难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全凭记忆也易因年久产生错误。以南京保卫战为例，当时的第103师第618团团长万式炯和该团第3营营长赵旭对参加江阴防守战斗的回忆就有矛盾。万说1937年12月1日晚奉命“向镇江转进”，“夜晚十时，我师退至江阴城西方之钱家村，遭敌伏击”，“第613团团长罗熠斌中弹阵亡”。而赵则说12月1日日军“向我103师阵地猛扑”，“激战两日两夜，守住了要塞”，但我第613团团长罗熠斌阵亡；12月2日方奉命“向镇江转移”，“当夜开始撤退”。仍以南京保卫战为例，当时的教导总队副队长兼第1旅旅长周振强记该总队的兵力部署是：“第1旅……为右翼队，担任紫金山老虎洞、西山至工兵学校之线的防守。第3旅……为左翼队……第2旅……为总预备队，集结在太平门、中山门附近。”而当时任第2旅第3团团长的李西开则记为：第2旅也在第1线阵地，“担任陵园新村、中山陵西侧、灵谷寺至老虎洞侧一带地区之守备。右与第1旅、左与第3旅联系。”由此可见，使用回忆资料时，仍须与其他资料对照研究，方能避免失实。
研究历史，回顾以往的成就和过失，以便达到鉴往知来、古为今用之目的，首先必须对史料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一番梳理。对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的研究同样必须以史料的真实为前提，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在弄清战争的真实面貌的基础上，从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高度考察战局的发展，严肃认真地把抗日战争发生的原因、中日双方的具体情况、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性质、正面战场作战的历史过程以及战略决策和战役指导的成败得失等，如实、系统地反映出来。虽然现在的常规战争已进入高新技术战争时代，不同于过去的抗日战争，战场环境、作战样式、战术原则、作战理论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但它们本身都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都不能与历史截然分开。在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的原则下总结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仍有许多东西，特别是战略运用和战役指导等方面可资借鉴。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军事领导者误认为多地带阵地防御，第一阵地带尚未被突破，后方阵地带又构筑起来，因而是不能突破的，于是建筑马其诺防线，实行甘末林的防御战略。英国在亚敏会战使用坦克，德军交叉火网不能阻止其前进，只因英坦克停止等待协同的步兵延误了时间，德阵地才未被突破。德国从中认识到：如果攻者改进步、坦协同作战，提高进攻速度，使防者来不及建筑后方阵地，则多地带阵地防御是可以突破的，遂采取闪击战略，提高进攻速度，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一战而溃、希特勒蹂躏欧洲。有鉴于此，我们编写这部《正面战场作战记》。参加撰写和编审的人员，有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国共两党的将领，也有研究中国现代史和军事史的学者。我们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中日及各有关方面的资料进行相互印证、研究，实事求是地反映正面战场的作战，既不增加什么，也不减少什么；既不为之“擦粉”，也不为之“抹黑”，让世界各国的读者了解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的真实历史，也为今后《中国抗日战争作战史》的撰写奠定一些基础，同时希望有与之配套的《中国抗日战争政治史》《中国抗日战争外交史》《中国抗日战争经济史》等著作相继问世，以便对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作出更为全面、系统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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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绪论
记取历史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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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日本开始实行明治维新。当年4月6日，天皇在颁发施政纲领《五条誓文》的同时，还发表了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经营天下”的《宸翰》(即御笔信)，宣布“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在6月改革官制时规定外务大臣的职责之一为“开疆拓土”，明确地表示以侵略扩张为其基本国策。1874年发动了第一次武力侵华，进犯中国台湾；1879年吞并了与中国清朝保有特殊关系的琉球国；1894年发动了“甲午战争”，强迫清朝廷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北京；1904年与俄国争夺中国的土地、利权，在中国东北大地上进行日俄战争，占领了中国辽东；1910年又吞并了与清朝保有特殊关系的朝鲜；1914年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作战之机，占领了中国青岛；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举行的“东方会议”制定“先征服中国”的计划，并上奏天皇；1928年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出兵济南；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937年再制造“七七”事变，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面对日本几十年赤裸裸的野蛮侵略，中国人民忍无可忍，才全民奋起，被迫进行抵抗。１９３７年开始的这场全面抗战，是觉醒了的中华民族为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置中国于殖民地地位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反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而日本所进行的，则是彻头彻尾的侵略战争。它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深重的灾难，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侵华日军到处进行残酷的屠杀，仅南京一地就屠杀了30余万；而且公然违反国际公法，组织“７３１部队”，制造细菌武器，中国至少有十余万人死于其“试验”之中。日本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及残暴罪行，不论在国际法律上还是在道义上，国际社会早有定论，受到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民，包括日本有正义感的人民的一致谴责。
战后数十年来，日本许多明达人士深知反省。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中，日本表示：“痛感到在整个战争中给中国国民造成巨大损失的责任，并对此深刻反省”；1987年，日本举行“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日本历史学家远山茂树在闭幕词中说：中日战争“历史意义的核心，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同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战争的冲突，其结局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对此，是不能有丝毫含混的。”1991年在沈阳举行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井上清在发言中说：“我们一定要把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真实情况告诉中日两国人民，告诉两国的子孙后代。”日本明仁天皇也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国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1993年8月10日，日本细川首相承认：“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的是侵略战争。”其实，早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有些日本军人就明确地承认日本进行的是侵略战争，承认对中国人民施行了残暴行为。如日本明治天皇之弟三笠宫崇仁，于1944年初在南京中国派遣军总部所作的秘密报告《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中说：“明治维新以来，伴随欧美文化的输入，日本人也感染了霸权主义的侵略压榨思想，并与欧美诸国一起对中国实施此等行径”，如“掠夺、强奸、杀害平民、放火等”。后来日本《读卖新闻》的调查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中野邦观对他采访。关于侵华问题，三笠宫崇仁说：“连侵入他人所有的土地都要构成非法侵占罪，更何况侵占他国的领土，这能说不是侵略吗?”关于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的问题，他说：“所谓屠杀，就是用残忍的手段加以杀害”，日军“为了对新兵进行训练，可用活生生的俘虏当靶子，叫新兵演练刺刀拼杀战术”；在东北，将中国人“捆绑在木桩上，日本军人对着他们又施放毒瓦斯，又发射毒气弹，其场景之凄惨，实在令人目不忍睹……像这样的暴行，不叫屠杀又能叫什么呢?”最后他说：“日本人较普遍地存在着民族优越感和对中国人的蔑视观念，再加上……对在甲午、日俄两次战争中日本并未真正取得胜利，只是在政治上得胜而在军事上并未战胜这一点认识不足，因而最终酿成了不可收拾的结果。”(按：指发动了侵华战争)“这些问题，并未到此总结，现在依然继续存在，将来也很有可能再度发生。”〔22〕三笠宫崇仁的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再度发生”的危险的确存在。
尽管中国对日本侵华的这段不幸历史不咎既往，以友好为重，希望其吸取历史的教训，使中日两国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互利合作，共同维护东亚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但是，军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思想并未在日本完全消除，不仅在日本民间不断地出现“卢沟桥事变乃偶发事件”、“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大东亚战争应当肯定”等反历史的言论，以及胡说什么“犯罪时效也适用于侵略战争，中国现在还批判日本侵略，是不懂时效”，并诬蔑中国尚处于“根本不懂国际常识和现代社会原则的‘前现代社会’”等等；就是在日本政界，也仍然不断有人歪曲历史，否认侵略，拒绝反省。以负责日本教育的文部省为例，1955年自民党前身民主党中部分大员发表了题为“可忧虑的教科书”一文，主张把日本小学教科书所载的日本“战败日”改为“休战日”。此后文部省多次在审定教科书时故意掩饰其发动的侵略战争：1958年，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入大陆”；1969年，删掉了所有关于反省战争责任的内容；1982年，又把侵略华北和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等等，类似的篡改不胜枚举；同年8月，国土厅长官松野幸泰还攻击中国、朝鲜和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篡改教科书进行批评是“干涉日本内政”，说批评的人“神经过敏”。再如：1978年，日本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1000余名其他级别的战犯的牌位移入靖国神社进行“祭祀”，此后每年都有一批大臣和国会议员前往参拜；1985年，中曾根康弘公然制造了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先例，而且内阁成员每年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已成定例；1986年，刚上台不久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竟在《文艺春秋》上著文，说日本并吞朝鲜，朝鲜“负有责任”，说日军在南京进行的屠杀是“为了排除抵抗”；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更肆意歪曲历史，说“日中战争发端于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当时本已就停火问题达成了协议，但是中国共产党开了枪，于是战争就爆发了”；1988年，他再次为日本的侵略行径辩解，说日本“当年并没有侵略意图”，“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日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并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1989年，曾任“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之会”会长、一直积极推动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竹下登采取了间接否认侵略的手法，说日本进行的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应该由后世历史学家评价”；1990年，众议员石原慎太郎发表谈话和文章，说“我不认为发生过所谓大屠杀事件”，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日本人应当肃清“战后意识”；1992年，众议院外委会副委员长柿泽弘治说：亚洲各国对日美化侵略战争的批评是“有害的”，“是对往事的小题大做”。1994年，事态发展得更为严重，一年之内有三名政府要员和一名议员公开否认当年日本进行的侵略战争。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日军大佐、战后任自卫队陆上幕僚长、当时任日本法务大臣的永野茂门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把太平洋战争定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当时即将被搞垮，日本是为了生存才发动战争的，是为了解放殖民地以确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并不想把那些地方变为日本领土，也没有占领那些地方”；同年8月，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对记者称：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并没有想发动侵略战争”，“不应当只认为日本坏”，“那场战争使亚洲各国独立了”，“教育提高了”；9月，自民党议员户田一郎又在广岛议会上说：“大东亚战争是自卫战争”；10月，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在回答议员质询时说：“日本否认针对亚洲邻国发动过侵略战争，这是一个微妙的定义上的问题”，“日本当年发动的战争是否叫侵略战争尚存疑问”。特别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要员们还煽动群众，为其侵略翻案。他们在日本投降日参拜靖国神社时宣称“‘八一五’不是终战纪念日，而是日本战败的国耻日，全体国民应奋起雪耻”。在神社两侧高挂书写着“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反对中国干涉内政”等颠倒黑白的大条幅。神社的扩音器里不断地喊着“大东亚圣战是为亚洲各国争取独立的战争，是正当的自卫，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报复”，“日本不是侵略国家，英灵为国捐躯”等口号。当天参加参拜的有日本7名内阁阁僚和前首相竹下登等69名国会议员。199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也是日本战败投降50周年，在这个时候日本人要想得到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人民的谅解和信任，理应认真反省过去、承认侵略历史，并向曾经遭受其侵略的国家和民族道歉。可是一部分日本政要人物非但不肯道歉，反而变本加厉地否认和美化其侵略历史。
1995年1月，自民党议员成立的所谓“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竭力抵制在日本战败50周年之际由日本国会通过“不战决议”，宣称坚决反对“谢罪式的不战决议”，要避免“使战后被歪曲的历史法律化”；2月，永野茂门与一些自民党议员组成所谓“正确认识历史议员联盟”，公开反对日本以任何形式谢罪，说“不战决议将使日本永久被贴上残忍民族的标签”；4月，“终战５０周年国民委员会”在日本各地征集了456万人签名，反对国会通过不战决议；6月，“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在东京举行紧急会议，要国会在决议中不使用“侵略”、“殖民统治”、“反省”和“领土扩张”等词句；8月8日，刚上任的文部大臣岛村宜伸，在其就职的第二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拒绝承认日本的侵略历史，声称认不认侵略战争“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同一天，奥野诚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东亚战争是为了解放白人殖民地”，是“自卫战争”；8月15日，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等8名内阁成员和70多名国会议员参拜了靖国神社。不久，桥本龙太郎等自民党105名国会议员组成的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书中说“满洲不是中国领土”，“日本是为了自卫而出兵亚洲的”，“南京事件是虚构的”，等等。这一切都不能不使我们鉴往警来。
战胜各种外来侵略势力，已经并日益发展壮大的新中国和受尽列强屈辱、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的旧中国相比，不论在国际地位上还是在综合国力上，都有着极大的差异。被人诬蔑为“东亚病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也不会再任人欺凌。但是，在歌颂我们中华民族光荣、伟大业绩的同时，决不能忘记过去的历史，必须牢记中华民族在近代走过的艰苦历程，警惕那些为其侵略历史辩护、主张“雪耻”的那些人。
看一看日本的现实情况。仅就军事方面而言，它的自卫队拥有一切先进的常规武器，是一支能够进行高新科技战争的现代化武装力量。日本的军费支出巨大，已成为世界第二军费大国，仅居美国之后。日本现有核电站47座，拥有生产核武器的全部基础与技术，如果日本政府愿意，一年内就可以成为核大国。再听一听某些日本军界人士的声音。日本防卫厅国防局局长高岛说：“中国是一个核大国，并且正在对武装力量实行现代化”，“从军事意义上说，我觉得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有的人还无中生有地制造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为其扩军找借口。如东京防卫研究所所长西原说：“我们对中国的扩张感到担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必须居安思危，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在加强民族团结和加速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建设现代化国防，提高军队素质，以增强我国的防御能力。为此，还必须从以往的作战实践中吸取可用的经验教训，以便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反侵略战争做好准备。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虽然日本在近代对中国有过几十年侵略的历史，但也有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我们真诚地希望中日两国人民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互利合作，共同维护东亚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但真正的睦邻友好关系只能建立在正确对待历史的基础之上。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也希望日本少数人能正视历史，并以史为鉴，与中国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合作关系。这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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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绪论
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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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抗日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册上极其光辉的一页。中国的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战胜和消灭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尊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发挥了伟大的作用。但是，西方国家出版的有关反法西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却大多侧重于欧洲、非洲及太平洋战场的叙述，强调美、苏、英的重要作用，无视亚洲战场与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有的西方学者甚至公然歪曲历史，诬蔑“中国军队几乎没参加过什么战斗”，即使“中国停止战斗，战斗的进程也决不会发生改变”等。如果这不是无知，便是别有用心了。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熟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法西斯挑起的一系列局部侵略战争逐渐发展、扩大而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1920年以后，日本出现数以百计的法西斯组织与团体，它们竭力鼓吹对外侵略。1931年日本法西斯制造“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部分爱国军民在世界东方第一个展开反法西斯武装斗争。1936年11月25日，德、日两国政府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后，意大利加入，从而宣告德、日、意法西斯侵略集团正式形成。该协定申明：法西斯集团决心夺取世界霸权，要在全世界推行法西斯制度。因此，德、日、意三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法西斯同盟，被视为轴心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出重要一步。自此以后，世界上原来分散孤立的法西斯势力结为一体，构成了对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威胁；三个法西斯国家对世界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侵略不再是局部事件，而具有世界性了。换言之，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反抗德日意法西斯集团侵略的武装斗争，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中国抗日战争当然也不例外。即使仅就抗击日本的侵略而言，也是如此。1936年8月7日，日本政府通过《国策基准》，确定其对外扩张的战略方针是：“北上”进攻苏联，“南进”夺取南洋，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海军军备应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为目标。［１］非常明显，日本侵华不仅仅是要灭亡中国，其最终目的是要征服世界。所以毛泽东在当年说：“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中国的抗日战争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头一炮。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是打败第二号法西斯强国日本的决定力量，是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和美、英夺取太平洋战争胜利的最有力的盟友。当时各同盟国首脑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均极为重视。请看以下几桩大事：
1942年元旦，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26个国家共同发表《联合国家宣言》，各签字国政府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并保证“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联合作战的需要，建议设立包括中国本土及越南、泰国在内的中国战区，并提议蒋介石担任战区统帅。
由于中国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英勇抗战，改变了过去任列强欺凌的软弱形象；更由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的重要，中国的国际地位大为提高。1943年1月，中国和美国、英国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订了新的中美、中英条约(以后中国与比利时、挪威、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相继签订了类似条约)，废除了过去的不平等条约。
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交部部长在莫斯科开会，共同发表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美国力主中国亦参加该宣言。美国国务卿赫尔说：“我的政府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对中国来说，现在如果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到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经协商，中国驻苏大使受权在宣言上签字，从而形成四国宣言。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都必须归还中国。三国决心团结战斗，将战争进行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苏联于8月加入《波茨坦公告》)
在上述活动中，尽管美国政府另有所图，但中国以四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一点是无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官员作为主要战胜国的代表参加了日本向盟国投降的仪式。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凡此种种，也是对这个事实的进一步确认。显然，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一翼，是其密不可分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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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绪论
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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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作为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四个主要国家之一的中国，始终担负着抗击日本侵略军主力的重任，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就作战时间而言，中国遭到日本侵略最早，抗击日本也最早，而且作战时间也最长。仅从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军民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了8年零40天(如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则战斗了14年)。而美、英两国从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起，同日军战斗了3年又9个多月；苏联从1945年8月9日对日宣战开始，实际作战不过十几天。就作战规模而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长达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和幅员130余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进行的，中国投入的兵力，最多时军队近500万人、民兵约200万人；日本投入的兵力，最多时日军近200万人、伪军约100余万人。双方使用总兵力高达1000万人。就消耗日本军事力量而言，8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杀伤、俘获的日军，据日本方面统计为261万余人，其中死亡人数为133万余人。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为4356万人。据国民党军方统计，向中国投降的日军为1283万余人。此外还消灭伪军213万余人(其中歼灭118万余人，投降95万余人)。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作战，据《马歇尔报告书》记载，使日军损失1247万人(包括在印、缅战场上美、英军和中国远征军共同歼灭的16万余日军)。苏军在远东对日作战，据苏联统计，使日军损失约70万人(包括伤亡、俘降人数)。日本在中国战场上损失的军队，占其损失总数的65%，对日本整个军事力量，特别是陆军力量打击最大。
尤其应当提出的是：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4年半内，中国独自抗击着强大的日本侵略军。后来成为反法西斯战线盟国的美国和英国，在此期间基本上没有援助中国，而且竭力推行“绥靖政策”，甚至继续向日本出售日本最为缺乏的战略物资。苏联虽然曾经给中国以有力的援助，但要中国以稀有金属和农牧产品偿还其售予的武器装备。为避免两面作战，苏联在国际关系上也采取不干涉日本的“中立”立场。中国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粉碎了日本企图在短期内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南进”或“北进”基地的战略计划，迫使日本陷于“中国泥潭”而无法自拔。
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初，其主要决策者们认为只需“对华一击”，就可以迫使中国屈服。陆相杉山元在日本天皇询问战争所需时间时，他说“一二个月足够了”。但在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下，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既未被消灭，中国政府也未屈服，依然坚持抗战；而敌后战场则愈战愈强，建立了大批抗日根据地，收复了大片国土。1938年9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在向至华北视察的日本天皇侍从武官所作的《情况报告》中说：“占领区内……敌人游击活动逐渐活跃……其行动极为猖獗。破坏铁路，袭击各地等事件不断发生。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此时的日本，不仅在军事上遭到严重的挫折，战略进攻势头已成强弩之末，在经济上也逐渐陷入困境，国力开始下降，战略原料缺乏；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劳力、能源和粮食均感不足。1939年的军费支出已高达６１．５６亿日元，国防工业的生产计划已不能完成。当年冬，“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当年10月2日就任参谋次长的泽田茂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这样的叙述：“外强中干是我国今日的写照，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陆相也是这样判断的。依靠武力决战解决中国事变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其实，他的前任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也有与他基本相同的看法，认为继续打下去对日本非常不利；即使打下武汉、广东，也不可能使中国屈服，而且“日本内部由于人心恶化，失业者发生生活问题，出现了反战思想，将更加陷入困境。”正是由于中国坚持抗战，使日本逐渐陷入“中国泥潭”而不能自拔的困境。从1938年12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3年时间里，日本连续更换了7次内阁(近卫文〔第一次〕、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近卫文〔第二、三次〕、东条英机)，每次都不过半年时间。他们虽然不断地变换对华策略，并采取了战略轰炸、海上封锁、“三光政策”、“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等各种手段，但谁也未能扭转这种越陷越深的不利局面。冈村宁次认为：“在事变中内阁几度更迭，其本身就是向世界暴露了日本的虚弱。”1939年7月5日，日本参谋本部在草拟结束战争的秘密方案中说：“如果今后仍然打下去，那将是徒劳的。要想通过这次事变一举全面解决中国问题，那是不可能的。
广大国民已显疲劳之色，久战必将生乱。”1939年12月25日，日本首相阿部信行在大阪各界招待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中国国民政府还拥有军队240个师，另外还有游击队100万以上。如何解决此巨额军队，如何应付国内经济问题……都是棘手问题。1940年12月1日，日本天皇也已感到形势不妙，问参谋总长杉山元：“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就是败在消耗战与游击战上，日本军在中国是否感觉到无法对付了?”实际上这时日本已经被中国的抗日战争拖到精疲力竭的边缘。正如战后日本人自己说的：“日本在败于美国的物质力量之前，早就已败给中国的民族主义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初期，日本投入的陆军仅10个师团又3个混成旅团，在太平洋战场上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但在部署陆军35个师团、1个骑兵集团和44个混成旅团(含关东军13个师团和24个混成旅团)的中国战场上，日军的形势却很不妙，日军的作战不仅没有“粉碎敌抗战企图”，反而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吃了败仗。1942年5月9日，日本天皇质问参谋总长杉山元：“不能设法解决中国事变吗?”就是这个五年前对日本天皇说打败中国“有一二个月足够了”的杉山元，这时已找不出挽回失败的办法，只好所答非所问地回答说“正在研究之中”。1943年，冈村宁次和重光葵对侵华战争已有共识：只有让步妥协，除此别无良策。据重光葵在战后所著《昭和的动乱》中记载，当时日本天皇迫切希望与中国尽快“恢复和平”，表示只要能维护国家的尊严，其他如海外领土等问题，不必多作考虑。1944年，中国敌后战场普遍发起了攻势作战，正面战场上的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亦在缅甸北部和云南西部进行了胜利的反攻作战；虽然这时侵华日军已发动了“1号作战”(豫、湘、桂会战)，并在豫中获得了战役上的胜利，但日本天皇在听取了中国战场形势的调查报告和日本国内军需工业状况的“绝望报告”后，明白了日本在战略上已经迈进了失败的门槛，认为必须“定下决心，除要求媾和以外，别无他法”，遂于6月22日指示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关于结束战争的问题，要具体作好研究，努力实现这一目的。”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因素。战后，日本国内少数人说什么“日本败给了美国，而没有败给中国。日本在中国业已获胜”；中国也有极个别人持这种观点，说“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等。对这类荒谬的说法，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曾给予有力的驳斥。他指出：“诚然，日军在中国战场局部战役中屡屡取胜，但是它的整个战争的目的却全然没有实现。中国虽屡屡受挫于日军，饱尝‘三光政策’之苦，并且还出现了汪兆铭之流的投降派，可是它经受住了巨大牺牲及灾难的考验，实现了抗日的目的，即中国才是这场战争的胜者，而日本则是败者。其次，从狭义的军事上讲，自1943年以后，日军在华北不断遭到中方的迎头痛击，至1945年，则彻底陷于被动局面。”他还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败于美国，而且更惨地败给了中国，正确地说，败给了中国人民。”美国和英国参加太平洋战争、美国投掷原子弹，以及苏联出兵东北进攻日军，对战胜日本法西斯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无条件投降。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日本在投降之前，其主要军事力量已在中国消耗大半，仅在中国战死的将军，即有海军大将大角岑生、陆军中将田攻(死后追晋上将)、阿部规秀等96人，并且耗尽了国力，经济上已经崩溃。再听听美国人是怎样说的：“即使不投原子弹，即使俄国不参战，即使不制订进攻的计划，日本也是会投降的。”再听一听日本人是怎样说的：“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史上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1937年夏日中全面战争爆发时，有谁能预料到弱国的中国竟能以帝国主义的日本为敌，将八年抗战坚持到底呢?但是，中国的抗战，成为将日本引入通向泥潭之路，继而又引发日美、日英战争，最后成为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决定性力量。”也有人说：“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投降，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绵延十四年的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付出沉重代价而取得胜利的中国，我们更有充分理由，并理直气壮地说：中国军民自始至终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中坚力量，中国的抗日战争对战胜日本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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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绪论
粉碎了日本法西斯的北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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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战场，而苏联则是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主要力量。苏联在德苏战争中取得胜利，主要依靠苏联军民自身的英勇战斗，但其他反法西斯国家的支援也功不可没。中国的抗日战争就给予了有力的援助。
日本法西斯对苏联的仇视是由来已久的，日本陆军一向以苏联为进攻目标。日本参谋本部早在1933年就制订了对苏作战的计划，只是由于苏军在远东地区加强了战备，加之中国东北抗日武装坚持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使日本关东军穷于应付，才被迫暂时停止该计划的实施。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日本主要力量倾注于中国方面，更加无力实施其“北进”计划。
1938年6月间，日本首相近卫文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在其秘密报告中说：“对于苏联，由于它和我国有着严重的对立关系……我国为了稳定东亚并推行我国的大陆政策，对苏联的防备当然一天也不应该放松。但是，目前的重要事情是，我国正倾注全力设法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由于当前这样的事实，不应在对苏关系上分配超过必要程度的力量……我国至少要排除采取攻击的态度，命令前线部队竭力慎重。”当年7月间发生张鼓峰事件，日本“鉴于中国事变，尚未解决，为避免扩大事态，中央统帅部禁止越过边境线进击，并不准使用航空部队”，“日军不能实施攻势作战，不得不进行专守防御，因此，战斗相当艰苦，伤亡不断增加，陷入进退维谷的状态”。当张鼓峰前线日军向东京告急、要求运送反坦克弹药时，日本陆军省因生产的弹药都已分配给进行武汉会战的日军而无法供应。
德国入侵苏联前夕，希特勒接见正在德国活动的日本考察团团长山下奉文时明确提出“请日本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电告德驻日大使奥托：“用您所能运用的一切办法，希望努力使日本尽速参加对苏作战。”日本政界头目中不少人跃跃欲试。1941年6月下旬，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日本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上力主对苏开战，协同德军夹击苏联。日本关东军则调兵遣将，兵力由原来的30万人猛增至70万人，并于7月中旬举行“特别大演习”，准备北犯。然而，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俊六等竭力反对。东条认为不能置中国事变于不顾，必须继续解决；杉山元指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正用于中国，再北进对苏开战，办不到。最后于7月2日在御前会议上正式通过了《适应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决定“必须继续努力解决当前的中国事变”；只能“在德苏战争的演变对帝国有利的情况下，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此后，日本当局多次欲乘苏联之危兴兵北犯，无奈力不从心，只得作罢。
对日本法西斯的“北进”企图，苏联是十分警惕的。“七七”事变前夕，苏联为“避免两面作战的危险”，一方面“向中国政府声明，它将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中国提供必要的援助”，以支援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一方面坚决拒绝中国要求“与苏联签订中苏互助条约”的建议，“因为这明显意味着要建立对日军事同盟”，只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940年秋，崔可夫奉派来华担任中国政府的军事总顾问。行前，斯大林对他指示说：“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们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那么，靠什么来捆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当然只能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对此，苏联元帅扎哈罗夫讲得十分明白：“日本之所以未立即对苏开战，是因为它的大量兵力被牵制在中国。”中国的抗日战争大大削弱了日本的军力和财力，钳制了日本陆军的主力，迫使日本法西斯不得不取消进攻西伯利亚的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大本营遂果断地决策调兵西向，以集中力量同德国法西斯作战。据统计，从1941年春到1944年秋，苏联从远东地区先后西调陆军部队39个师另21个旅又10个团，约402万人；加上从太平洋舰队和阿穆尔区舰队抽调的海军步兵14万人，总共西调兵力542万人，调火炮和迫击炮5000多门、坦克3300多辆。显然，这对于扭转苏德战局，特别是对夺取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有的苏联军事史学家指出：这“清楚地证明远东军队对战胜法西斯德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而它们“是在对德战争最艰难最重要的时刻由统帅部调往苏德战场的”。
还应看到，苏联卫国战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战略后方的支撑。从这里，组训了数以百万计的战略预备兵力，源源开赴前线；制造出大批飞机、坦克及火炮等武器装备，及时输送战场，从而奠定了胜利的物质基础。换言之，苏联的亚洲部分所作出的贡献，对夺取卫国战争的胜利意义重大。此处战略后方的形成及其作用的发挥，主要在于苏联自身的因素，但中国的抗日战争对实现斯大林的期望——“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也有重要意义。
总之，中国的抗日战争大大减轻了日本对苏联的压力，日军主力一直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上，这是苏联能够避免两面作战、得以集中力量打败德国法西斯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 阻遏了日本法西斯的南进行动
日本认为“南洋正当世界贸易的要冲，同时作为帝国产业及国防上必不可少的地区，并且作为我民族发展的自然地区”，因此早就准备向该地区扩张。1936年8月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在五相会议上制定了一项“基本国策”，规定要大力“扩充国防军备”，“外交国防相辅相成，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其主要兵力陷于中国战场，没有可能“向南方海洋发展”。1939年9月3日欧战爆发，日本朝野都认为这是南进的最好时机，但因日本在侵华战争中遭到难以克服的困难，90%以上的陆军都被钳制在中国战场上，仅关内的日军就有24个师团、19个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根本无力抽兵南进。因而新内阁首相阿部信行于9月4日发表声明：“当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决定不予介入，一心向解决中国事变的方向迈进。”1940年6月间，德军横扫欧洲大陆，意大利参战，法国投降，英伦三岛吃紧，而美国尚未介入，日本当局认为“南进”的绝好时机来临。6月21日，日本参谋本部召开了讨论南方问题的会议，当天研究了《今后作战指导及缅甸作战指导》，第二天又研究了《对南方战争指导计划方案》。其主要内容是：“以突然袭击开始战争”，“首先攻占新加坡，接着尽速急袭并占领荷属东印度。为此可把航空基地推进到法属印度支那与泰国，以之作为进攻基地，在适当的时候攻占香港。”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纲要》，并于7月3日通过，27日由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批准实施。规定“战争准备工作，大致以8月底为目标促进之”。在批准纲要的会议上，外相松冈呼喊：“解决南方实际上就是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陆军方面则说：“即使缩小在中国的占领地也要马上干(指对南方使用武力)。”8月1日，日本近卫内阁又发表《基本国策纲要》，强调“帝国要在应付世界形势的变化、改善内外形势、促进迅速解决对华战争的同时抓住时机，解决南洋问题。”德国也竭力敦促日本乘机“南进”，以打击英、法在东方的势力。但这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势头越来越猛，正面战场刚刚发动了冬季攻势，使侵华日军“深感敌尚强大”，认为“付出的牺牲是过去作战不曾有过的”；敌后战场则展开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日军损失惨重，不得不增兵华北，以挽救危局。于是，日本的“南进”计划再度推延实施。对未能按德国要求行动一事，日本访德特使寺内寿一向对方解释说：“中日战争不结束，南进是办不到的。”这就是说，中国人民拴住了日本法西斯的手脚，使之不能为所欲为。
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上台，日本大大加快了侵略战争的步伐。为了贯彻“南进”既定方针，并打破中日战争僵局，12月8日，日本法西斯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发起了对东南亚的进攻，日军“南进”的战车终于启动。不过较之原定计划，时间大大推迟，而且规模有限。当时日本派往东南亚地区作战的陆军部队仅10个师团又3个混成旅团，占其陆军总兵力的1/5，而在中国战场则保持有35个师团。日本陆军当局计划在3至4个月内即结束在东南亚的战事。当东南亚作战接近尾声时，日本海军认为应进而占领澳大利亚、锡兰或夏威夷。但陆军因兵力不足表示反对。最后在缩小进攻范围的条件下达成了一项折中方案，即仅进攻斐济等岛屿，以切断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联系。
日本受中国战场的牵制，被迫推迟“南进”并缩小作战规模，无力冲出亚洲与德国法西斯会合；法西斯集团无法将欧、亚战场联成一片，两个法西斯重要力量始终分割孤立。这有力地保障了反法西斯盟军“先欧后亚”战略方针的贯彻，也无疑为盟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盟军得以集中力量各个击破，首先打败德国，然后再打败日本。
如前所述，二战前期美国采取“不介入”政策，力图避免同德、日法西斯直接冲突，因而战争准备十分不足。到1940年底，美国正规军仅26万人，加上国民警备队也不足50万人，且武器弹药严重短缺。当时美国陆军参谋部估计：战斗部队，到1941年10月1日需要100万人，到1942年1月1日需要200万人，到同年4月1日需要400万人。如此巨大的差额，没有一定的时间是无法弥补的。而中国的抗日战争为美国争取到了一年多时间。
1940年9月，美、英已感到日本南进的危险迫在眉睫。2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召开有国务卿和三军首脑参加的最高决策会议，确定了“大西洋第一”、“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为此，美国政府进一步采取了援华抗日的政策。目的是利用中国抗日战争遏制日本的南进，使其无力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即使日本发动对美作战，也无法倾其全力进攻。美国决策集团强调“维持中国的抗日，具有美国国防第一线的作用”，“中国理所当然处于太平洋防务的中心位置”。美国驻中国的武官巴雷特说：“我们不能忘记日本和德国及意大利有军事义务联系。如果日本人在中国感到吃紧，他们就会节制自己向南方和北方扩张的野心。”1941年1月至4月，美、英两国参谋人员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商定：一旦美国参加对轴心国的战争，美、英将以欧洲战场为重点，以德国为首要敌人，在远东将采取防御战略。此即“先欧后亚”战略方针。实践证明该方针是可行的。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顽强抗战，为盟军实行这一战略方针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42年春，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这番话，明确地说明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说：“日本政策的极端复杂变化……完全取决于中国战场的情势”。这完全符合实际。至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更是同远东盟军的直接配合。所以西方国家一些有识之士评论说：中国在东方战场的作用，相当于苏联在欧洲战场的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显赫的地位，发挥了彪炳千古的伟大作用。此地位，此作用，是以中国人民的巨大牺牲换来的。单是从1937年7月开始的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即伤亡3500多万人，其中牺牲2000余万人；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达5600多亿美元。当然，不可否认，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得到了世界其他反法西斯战场的支援与配合。1995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丰碑上，熔铸着中国人民的卓著功勋；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红旗上，凝结着各国友人的血迹。”〔49〕这是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高度概括；同时表明：许多国际友人直接或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甚至在中国的土地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对此我们将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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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绪论
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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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在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军队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对日作战。这两个战场既是统一的，又是相对独立和相互配合的，两者缺一不可。由于抗日战争是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伟大爱国行动，因而在论及两个战场的时候，虽然国共两党政治目标不同，战略上也有分歧，但不宜强调和夸大国共两党间的矛盾，因为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事务。“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抗击日本侵略，是国共两党共同的主要任务，两个战场“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关系一直贯穿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未破裂。如果在抗日战争问题上过多地论及“阋墙”之事，则“御侮”之事也就难以说清。
对于两个战场的问题，我们仅从军事战略和军事意义上进行探讨，尽量少涉及其他领域的问题。因为战争双方的一切谋略、一切努力，说到底表现为军事行动上的征服与反抗，其结果取决于双方在战场上的较量。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的第一要务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所以军事战略有着直接中心的第一位意义。两个战场的问题，从整体军事战略上去观察，更能看清它们的形成、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
两个战场的形成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而力量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客观物质条件是基础，主观力量则是在客观条件基础上的能动性的发挥。中国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出现，就是客观条件和主观指导相结合的产物，是中日双方力量对比和中国国情所决定的，而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又是其中重要的主观因素之一。抗战初起之时，国共两党的战争指导者们根据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等特点，就已确定了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1937年8月，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与会，并向会议提交《确定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最后全体一致决议应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
毛泽东还进一步预见到中国抗战必须采取正规战与游击战两种作战样式；而游击战的实施，又必须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并以广大乡村为游击战的战场。在国防会议召开前的8月4日，毛泽东电告中共代表向会议提出“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以游击战攻敌侧方或“威胁敌后方”的意见；同时指出：“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但这一正确的建议在当时尚未引起国民党主要决策者的重视。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出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意见，如9月25日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要“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等；11月上旬，上海、太原相继失守，毛泽东明确指出：“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应“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以坚持长期游击战争，配合正面作战，“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这时，国民党主要决策者虽然对游击战的内涵尚未取得与共产党一致的看法，但从近半年的战争实践中，也开始认识到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对持久抗战的重要意义。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的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武昌制订《第三期作战计划》。其作战方针是：“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从新构成强韧阵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其作战指导要领是：“现在我军战法，应于硬性之外，参以柔性，务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使任正面阻击战斗；同时组织训练民众，使连合军队共同施行游击，以牵制、扰乱、破坏敌之后方，前后呼应。敌攻我正面，则游击队由各方进击；如攻我游击队，则不与决战，使其前进迟滞。”这种战法，已包含了在敌人无法占领的广大农村发动游击战、以与正面作战相配合的意图。1938年1月12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的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高级将领军事会议上第二次讲话中也说：“今后我们在战术上最要注重的一点，就是别动战(游击战)与其他正规战一定要配合起来。如果只有别动战而没有主力战、阵地战等正规战，或只有正规战而不注重别动战，都不能尽量抓住一切机会来击破敌人、消灭敌人，使长期抗战得到有利的进展。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遂行主力战、阵地战等正规战，一方面要扩大别动战。”
当然，对这个问题讲得最明白的还是毛泽东。他认为：全部问题就在于中国这个大而弱的进步中的国家，被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所进攻，于是抗战的长期性问题，初期失地甚广的问题，日军兵力不足在其占领区内必然留有空虚的问题，大规模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坚持和发展问题，等等，便都由此发生了。他除了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名著中对这些问题作了十分深刻详尽的论述外，在1938年3月3日对陕北公学学员还有精辟的讲话。他说：“即使日军占领了我国大部分土地，我们还有两个致敌人于死命的区域——内线和外线两个作战区域。内线是云、贵、川、湘，外线是日本占领的大片土地。日军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同时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城市速决战它胜利，乡村持久战是我们胜利。”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内线”就是指正面战场，“外线”就是指敌后战场。虽然这时还未使用“正面战场”、“敌后战场”这两个术语，但在概念上对中国抗战存在着两个战场，即两个作战区域的问题已说得非常清楚了。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中国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于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研究新形势下的方针与任务。10月12日，毛泽东在总结了抗战15个月的经验后指出：“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敌人占领武汉之后，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将更形暴露了……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之弱点所给予他的极大困难，必将发展到他的进攻阶段之最高度，这就是我之正面主力军的顽强与我之敌后庞大领土内游击战争的威胁，所加给敌人兵力不足(他不能足)与兵力分散(他不能不分散)现象上的极大困难。这一形势——在敌则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在我则正面防御与敌后威胁，这是敌之极大劣势，我之极大优势……在日本的整个国力上说来，他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他只有那么多的力量，可能使用于中国方面的用得差不多了。并且在其正面与占领地内必须对付的广泛战争还依然存在……我们及全国人民必须看到这些地方，不为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所震惊，赞助政府调整全国之作战，有计划地部署粤汉路、陇海路、西兰公路及其他战略地区之作战，部署庞大敌后地区之游击战争，捉住敌人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给以更多的消耗，促使更大的分散，使战争胜利地与确定地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毛泽东将这些意见亲笔写信给蒋介石，委托周恩来于１９３８年10月4日在武汉当面转交。
1938年1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山的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研讨新的战略战术。蒋介石对形势与任务的分析，与毛泽东基本一致，认为日本使用的兵力已达极限，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攻势。军事委员会据此拟订了“第二期作战之战略指导”。其方针为：“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为前方，迫敌局限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蒋介石在其手订的《第二期抗战之要旨》中还提出了“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作战原则。会后调整战区划分和兵力部署，增设鲁苏与冀察两个战区，配置12个师的兵力从事敌后游击战；其他战区也各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从事近距离的游击战。
中共代表周恩来这时已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出席了南岳会议，并就游击战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会后在衡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自兼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为教育长，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另有数位八路军高级干部担任教官，从各战区抽调军官七八百人接受训练。这些都说明：国民党主要决策者们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实践，对两个战场的地位与相互配合作用，认识上与部署上更加明确了。
中共领导的八路军，这时不仅已在华北敌后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西南和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北敌后战场，而且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也已在大江南北发动华中敌后游击战，开辟了华中敌后战场。1938年11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以八路军“忠实奋发、迭予敌重创”，致电朱德、彭德怀，对部队“传谕嘉奖”。1939年1月9日，蒋介石还致电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吕正操部作战勇敢，殊堪嘉勉，尚希转致嘉勉。现第二期作战期内，中央决定培植新力量准备将来之反击，我华北游击队应乘此时期加紧游击，以牵制、消耗敌兵力，扰乱后方。希转饬继续努力。”中国抗战区分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大作战区域的战略格局和基本部署，从太原失守后开始形成与确定下来，直到抗战胜利。1943年7月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中，正式使用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提法。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文电文告中则使用“正规战”与“敌后游击战”、“野战部队”与“敌后游击部队”、“基本战线”与“敌后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等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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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绪论
统一战略下两个战场的合理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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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以空间换取时间而达到持久，在持久战中消耗敌人而争取最后胜利。国共两党对这个方针的提法是统一的。总的战略格局是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个作战区域——两个战场，采取正规战与游击战两种基本作战样式，互相支援，互相配合。这一点也有共识。但究竟如何具体分工、部署与实施呢?1937年8月，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出席国防会议的时候，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会议提出持久战的基本战略和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以及发动人民武装自卫战等外，还提出以下各点：“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但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同时还强调发动人民武装自卫战的重要性，认为“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为了搞好与友军的关系，为了使国共两党的分工明确和配合密切，毛泽东还指示红军将领：“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自夸红军长处，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相反要请教他们各种情况，如日军战斗力、山地战、平原战等等红军素所不习的情形，以便红军有所根据，逐渐克服困难。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这些都应着重说明。根据山地战和游击战的理由，红军要求位于冀察晋绥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向沿着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作侧面的袭击战，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红军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也要使他们知道。”
经周恩来等反复说明，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同意八路军的作战任务为：充任战略游击支队，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牵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
这便是在抗战之初经过国共两党郑重磋商取得共识和谅解而确定的战略分工与战略部署，即国民党军(毛、周电文中所说的“友军”)担任正面战场作战，以打正规战为主；八路军担任侧面及敌后作战，以打游击战为主，并且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应该说，这一分工和部署，本身就是统一的战略方针的一部分。后来的两个战场的形成，正是这一方针的合乎逻辑的发展。1938年4月3日，中国国民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关于加强敌后游击战，也有这么一条原则的规定：“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军从华北、华东、华中到华南，到处都受到中国军队从正面、侧面和后方的包围与夹击，陷入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证明了上述分工和部署是正确的。正如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中所说：“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来说，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
如何理解八路军在总的战略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呢?毛泽东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如下一段非常透彻的说明：“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一部。独立自主，对敌军来说我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来说我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来说是给下级以机动。”
这个解释，涉及战略、战役、战术，对敌、对友、对己，全面而周到。在后来的解释中，又增加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建立敌后根据地、不靠上级发饷等内容。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敌后游击战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的坚持和发展，都是为了战胜敌人，都是符合总的战略方针和《抗战建国纲领》的。
必须指出的是：蒋介石虽然在第二期抗战中认识并强调敌后游击战的重要意义，但他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在敌后游击战中发展壮大，更不愿广大敌后地区成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他留在或派至敌后的，本来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军队，但这些部队脱离群众，经不起日军扫荡和艰苦环境的煎熬，到了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不少部队，如第24集团军庞炳勋部、第39集团军孙良诚部、新编第5军孙殿英部、鲁苏战区游击纵队李长江部等投降了日军，变成伪军，不但未能取得游击战的预期效果，反而增加了敌后战场的压力。真正贯彻总的战略方针、坚持敌后、完成了抗日游击战争伟大战略任务的，主要还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敌后抗日武装。至于敌后战场成为解放区，则是由于1927年以来历史延续和其他政治、经济等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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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绪论
两个战场的互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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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年抗战中，随着敌军的进攻及其占领区的扩大，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位置和分界线发生变化，总的趋势是正面战场逐步南移，敌后战场不断扩大。但在1938年10月至1944年春约五年半的长时期内，两个战场的位置和分界线是相对稳定的。
以1938年10月为基准，两个战场的分界线(亦即日军占领线的前沿)由北而南而东的大致走向是：包头—黄河—风陵渡—黄河—开封—合肥—安庆—信阳—武汉—岳州—九江—芜湖—杭州。在此线以南以西的地区为正面战场，以北以东的地区为敌后战场。此外，日军还占有珠江三角洲、厦门等地区。1939年到1940年，日军又将其占领线由九江延伸到南昌，由武汉延伸到宜昌；在华南又占领了海南岛和广西沿海部分地区。粗略计算一下，两个战场的分界线蜿蜒达4000多公里，敌后战场面积达120万平方公里以上(东北未计算在内)。
从这个态势中可以看出：第一，两个战场之间被日军的占领线所阻隔，敌后战场的大部分地区处于敌人的深远后方，因而它和正面战场只能作远距离的战略上的配合；第二，日军占领线与正面战场相对峙，这条对峙线也就是正面战场的作战线，正面部队的作战都在这条线附近进行，因而在靠近正面战场作战线地区担任游击的敌后部队也可以和正面战场作一些近距离的战役上的配合。
战略配合是两个战场之间基本的、经常的配合形式。主要表现为各自实施相对独立的作战，牵制、打击和消耗当面日军，使日军处于我两个战场的包围夹击之中，更加暴露其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使之顾此失彼、无法机动，以此减轻各战场承受的压力，达到互相支援、共同完成持久战战略方针之目的，并以此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和信心，壮大自己，准备反攻。
在1938年底以后的很长时期内，日军在华北(含山东)经常配置9个师团另10个独立旅团左右的兵力，基本上都用于对付我敌后游击战，只有很小一部用于正面对峙；在华东、华中经常配置12个师团另6个旅团左右的兵力，其中大部用于正面对峙和作战，一部用于对付我敌后游击战；在华南经常配置3个师团的兵力，主要用于正面对峙。日军的这些兵力，被我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紧紧吸住，动弹不得，捉襟见肘。1942年夏，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为配合太平洋战场的作战，曾拟定了攻略西安的作战计划(代号为“5号作战”)，准备抽出4个师团，再请求大本营增调2个师团，遂行此项任务，预想一直前出到川北广元一带，作为进攻重庆的第一步。该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还率领幕僚飞往秦岭、大巴山上空进行侦察，日军参谋本部也原则同意此计划，各部队进行了紧张的战前准备。但最后还是因为兵力不足，怕延误华北“治安”，不得不撤销此计划。这种情况，正是我两大战场互相作用、在战略上配合的结果。这种配合贯彻于战争的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北抗日联军也起了战略配合的作用)。
台湾蒋纬国主编的《抗日御侮》一书，在评论1939年初的情况时说：“日军作战地域配置之兵力，仅为10个师团、4个旅团，约为其在治安地域兵力之半数，实无法发动大规模之攻势。更可见日军必需留置大兵力以制压中国游击部队，以力求确保治安地域之安定。”毛泽东于1938年1月在分析八路军一年半的战争所取得的巨大战绩的原因时说：“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
还有一种配合兼有战略和战役的两重意义。如鲁南(台儿庄)及徐州会战时，华北五省的游击部队对津浦、平汉路和敌后地区的多途奔袭；武汉会战时，留在华北的部队(含第18集团军)频繁袭击山西、河北的日军，破坏铁路，使其华北方面军始终不能如其大本营所要求的越过黄河向郑州攻击；第三战区部队(含新四军)袭击溯长江两岸西进的日军，阻滞其交通运输等等。这些游击战，既有一般牵制敌军的作用，又是为直接配合正面部队的战役作战而发动的，故兼有战略和战役的两重意义。1940年夏秋，当日军攻占宜昌、大规模轰炸重庆、封锁滇缅路、断绝中国海外交通，并扬言要进攻西安时，第18集团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也兼有战略和战役的两重配合作用。蒋介石曾致电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朱德、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给予嘉奖，并令第一、二战区其他各军积极行动，互相策应。
再一种配合则是直接的战役配合。这只能在两大战场较为靠近的地区进行。如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时，在邻近地区担任游击的部队和群众武装积极破坏敌之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从翼侧和后方袭击南进之敌；又如1941年5月晋南会战(也称“中条山会战”)时，第18集团军在晋东南的配合等。
总之，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间，日军虽加阻隔，但却割不断它们之间的联系。两大战场是完整的中国抗日战争的两个作战地域。它们在统一的战略之下，既有远距离的战略上的配合(这是基本的、经常的配合形式)，又有近距离的战役上的配合(这是具有明确目标的、直接的配合形式)。这些配合都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忽略，更不能被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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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绪论
两个战场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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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两个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个问题时，应该从抗日战争的全局和全过程各方面着眼，不应只从某一局部或一时着眼。
正面战场担负着较大规模的正规战任务，抗击敌人的较大规模进攻。在八年抗战中，正面战场共进行22次会战，一部分为反击战。正面作战线虽然从华北、华东一直撤退到华南和西南，后撤几千公里，失地100多万平方公里，但这是制定“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略方针时所估计到了的(毛泽东曾估计日军攻占武汉、广州、西安、兰州、南昌、长沙、宜昌、福州、梧州等地时才能停止战略进攻)，达到了分散敌之兵力、消耗与迟滞敌人、掩护大后方等战略目的。
敌后战场担负着在敌人占领区内进行游击战争的任务。由于与正面战场相隔甚远，游击战争只能在敌人的深远后方，在被敌人严密封锁和疯狂“扫荡”的状态下进行，游击队常常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生存与作战极其困难。但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干的敌后抗日部队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深入虎穴，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猛烈的游击战争，8年间共进行大小战斗１２５１６５次，使敌人如坐在火山口上，惶惶不可终日，收复失地近100万平方公里，解救同胞近1亿人口，粉碎了日军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圆满完成了配合正面战场、坚持持久战的战略任务。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白崇禧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游击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此与孙子所云‘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唐太宗所云‘见利速进，不利速退’，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段话，可谓知兵之谈、公允之谈。
在8年的浴血奋战中，正面战场部队伤亡320多万人，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伤亡58万多人。(正面战场部队较多。《抗日御侮》一书说，1943年中国军队总数达650万人，敌后战场部队在抗战末期约达到100万人。)广大爱国官兵同仇敌忾，尽忠报国，他们的血同洒在捍卫民族生存的神圣而崇高的正义之战中。他们的爱国精神都值得我们永远崇敬和怀念。
由于中国坚持抵抗，日军不得不逐次增加其侵华兵力。据日方资料，日本平时常备军有17个师团，发动侵华战争后一再动员，到1938年底达到34个师团。其中23个师团用于华北、华中和华南，如加上关东军的8个师团，则共有31个师团用于中国。1939年，日军侵华兵力达到其最高点，为85万人(不含关东军)，以后几年减少到70万以下；1944年至1945年，为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又增加兵力，1945年春夏达到118万人。从8年的全过程来看，日军在1938年10月以前的战略进攻和1944年4月以后的第二次战略进攻期间，用于正面战场的兵力较多；中间的5年为战略保守期，用于敌后战场的兵力较多(另有几十万伪军在敌后战场)。所以两个战场牵制的敌军兵力是大体相当的。如果少了任何一个战场，日军就可以把多一倍的兵力投向另一个战场。那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所以综观中国的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犹如人的左右臂各司其能，共策全功，缺一不可。1943年7月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中说：“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这段话，对统一的中国抗战中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说得十分清楚。
为了充分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说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我们不妨再引用一些日本方面的资料。日本是中国抗战的直接敌国，它对于如何征服中国，自有其通盘一贯的打算，重庆也罢，延安也罢，正面战场也罢，敌后战场也罢，都在它的一揽子考虑之中。现在，日本已公布了大量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文件资料，这些文件资料是我们研究和总结中国抗战的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佐证。
1937年12月，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它原以为这致命的一击肯定会使中国屈膝求饶，但它的妄想落空了。1938年10月，它又攻占了在地理上处于中枢位置，在政治、经济、交通上堪称当时中国心脏的武汉，同时又攻占了中国南部最大的港口城市广州，但它想置中国于死地的打算又告落空。速战速决已不可能，它不得不面对最伤脑筋的战争持久化。
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241号”命令。其中说：“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领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的阵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从这个命令开始，大本营把侵华日军的任务区别为确保治安和进行作战两种。
同年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制订《对华处理办法》，作更为具体的部署。《办法》说：“为了对付长期作战，当将以前的对华处理办法明确修改”：
一、　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
二、　治安地区大体包括从包头连接黄河下游、新黄河、庐州(即合肥)、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为了在上列治安地区，特别是其中重要地区迅速达到恢复治安的目的，当固定配备相当的兵力，并努力实现长期自给的局面……确保主要交通线……
三、　除上述以外的占领地区，则为作战地区。在武汉及广东地方各配置一支部队，使之在政治和战略上成为压制抗日势力的根据地，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则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但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进行小接触……
这两个文件表明日军开始被迫转入“大持久战略”，日军由此而确定了以后几年的基本作战方针和态势(格局)。文件中所说的“治安地区”即我方所说的“敌后战场”，“作战地区”即我方所说的“正面战场”。此后，日本大本营或参谋本部逐年制订的《中国问题处理纲要》《对华作战指导方针》等等都是这两个文件精神的延续。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日本始终是把中国作为单一交战国对待，但其军事行动中则包括“治安”和“作战”两方面的任务和部署。
华北的日军可以说全部是用于“治安战”，即确保其占领区，对我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讨伐”、“肃正作战”。1940年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给华北日军以沉重打击，更加引起了日军对“治安战”的重视。战后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战史中，有两册厚厚的《华北治安战》，专门记述它在我华北敌后战场上如何伤透脑筋地进行“治安战”，但一直无法保证“治安”的情况。
华中和华南是日军的“作战地区”，其主要任务是以有限目标的进攻对正面战场施加压力；但它也要以相当多的兵力用于保护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特别是宁沪杭三角地区和长江航道的“治安”。在这里，由于它是把治安行动和作战行动放在一起，所以在其战史中没有单独记述华中、华南“治安战”的有关情况。
1945年6月8日，即在日本投降前两个月，它还在作最后挣扎。由日本御前会议所决定的《世界形势的判断及今后应采取的指导战争的基本大纲》，在分析中国方面的情况时说：“重庆，由于美国的支援，一面加强基于战斗力量的美国化，一面与空军的增加相配合，策应美国的作战，估计很可能在秋季以后，实行对日本全面反攻。随着美国的积极参战，预想在大陆战线方面也会遭遇真正严重的局势。敌方对于我占领地区的反攻，特别是延安方面的游击反攻，一定会越来越厉害。”在这个文件中，日本当局用“重庆”和“延安”、“大陆战线”和“占领地区”，来替换“作战地区”和“治安地区”的提法。尽管说法不同，但其所指还是和中国的两个战场相对应的，说明日方在它的对华作战计划中，始终是把中国的两个战场作通盘考虑的。这些都是我们统一考察中国抗日战争的佐证。
总之，中国只有一个，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只有一个。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只是抗日军队作战地域的划分，是统一的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少了任何一个都不是完整的抗日战争。完整的抗日战争是不能割裂的。尽管那时的中国各阶级、政党、社会集团之间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那是中国内部的事。在抗日救亡这个共同目标上，却实现了全民族的大团结。
综观这8年抗战，蒋介石坚持了抗战，又坚持了反共。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了国民党内不少人士，包括部队将领的尊重和信任，相互间进行了不少友好交往与相互帮助。这对促使蒋介石坚持抗战、支持正面战场作战，对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为保卫国家、民族，在正面战场英勇作战而捐躯的军人不知其数，其中高级将领也有一大批，如赵登禹、佟麟阁、张自忠、郝梦麟(郝为中将、第9军军长，忻口作战中殉国)、刘家麒(中将、第154师师长，忻口作战中殉国)、戴安澜、王铭章、李家钰、陈安宝(陈为第29军军长，南昌会战中殉国)，等等。这些官兵，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中肯定了他们的抗日业绩，颂扬了他们的爱国精神，中华各民族人民永远怀念他们；而对那些在列强侵略面前叛国投敌的汪精卫、李长江、孙殿英、孙良诚、庞炳勋等民族败类则永远唾弃和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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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绪论
正面战场作战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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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政略、战略也发生变化，全面抗战开始后正面战场各个时期的作战情况也不尽相同。
国民党执政之初虽对日本的侵略政策有所认识，在国防计划中曾将预想敌国认定“首为陆海相接而有满蒙问题、山东问题及其它多数利害冲突问题之日本”，但蒋介石从维护其统治出发，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前后采取不抵抗政策。当日本制造“万宝山事件”和“中村震太郎间谍事件”，鼓动朝鲜排华浪潮、侵占东北的征兆已相当明显时，却于1931年7月11日致电张学良：“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８月１６日再电张学电：“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夜，张学良向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理时，蒋介石复电指示“相应处理”。张学良后来解释说：“所谓相应处理之意，就是根据情况适当处理。换言之，就是中央不负责之意。”其实，很显然，蒋介石前曾指示张学良不要抵抗，这时仅说“相应处理”，实际上仍是不要抵抗之意。“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面“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一面向国际联盟及非战条约缔约国提出申诉，希冀“利用国际干涉”，“压迫日本从东北撤军”。但国际联盟无力阻止日本的侵略，日本不仅不撤兵，反而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并继续向热河等地进攻。这时，国民党当局开始感到中日战争可能难以避免，于是改不抵抗政策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蒋介石曾多次阐述他采取这一方针的理由。他说：“中国国防力量薄弱”，如与日本作战，“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中国没有现代作战的条件，不够和现代国家的军队作战”，“在如此情况下，自己没有一点准备，没有一战国防……说可以和日本正式开战，真是痴人说梦”。汪精卫的解释则是：“因为不能战，所以抵抗，因为不能和，所以交涉”，“宣战和抵抗不同，宣战要量力而行，抵抗则不必量力而行”，“不抵抗固然失地，抵抗依然也会失地，但是抵抗而失地，总比不抵抗而失地强的多”。由此可见，这一方针虽较完全不抵抗有所发展，但仍然是“攘外必先安内”的产物，其基本精神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核心思想是谋求妥协：为了争取不太严苛条件下的妥协，需要有限度的抵抗，而抵抗则以不至扩大战事和有利于妥协为目的。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中国人民和军队虽曾进行了许多英勇的局部抗战，但多以妥协告结束。但是，中国的局部抗战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而且推动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同时也促使国民党逐渐改变其对日方针的内涵：攘外的比重逐步增多，抵抗的成分渐渐加强，终于导致中华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迎来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新局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和广大东北义勇军违背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奋起抗战。国民政府军第19路军、第5军的淞沪抗战成为局部抗战时期的第一次高潮；1933年1月，部分东北军的榆关抗战和国民党指挥的长城抗战，以及国民党中爱国将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下发动的同盟军抗战，成为局部抗战时期的第二次高潮。《塘沽协定》的签订，不但令全国人民痛心疾首，蒋介石也为因妥协造成的丧权辱国而感到难向国人交代。1933年6月6日，他给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的电报说：“以后军事整理与建设，应确定方案，按期推行，雪此奇耻。”于是在“安内”的同时，开始筹划抗日准备。
日本为实现其征服中国的野心，当然不会因国民党的忍让妥协而停止侵略，相反地认为中国政府软弱可欺，更促使其积极活动。1935年《何梅协定》达成后，蒋介石曾派丁绍仞携带其所拟的“和平提案”送交日本政府，企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中日争端。提案除准备“停止排日教育”、“中日经济提携”和“缔结军事协定”外，还提出“东北问题中国暂置不问”的妥协条件。日本不仅因蒋介石不承认“满洲国”而予以拒绝，而且公开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企图使华北脱离中央政府，成为第二个“满洲国”。这就促使本来就受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抗日情绪高潮影响的蒋介石在抗日的道路上再前进一步。
6月21日，他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说：如按日本的做法，“华北实已等于灭亡”，认识到“今后对日再无迁就之必要”。8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上，蒋介石在对外关系的报告中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在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略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容忍……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从此，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尽量设法拖延战争的爆发，以争取时间(如1936年7月蒋介石就曾对帮助中国改革币制的英国人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绝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一方面加紧进行抗战准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36年11月间发生了晋绥军的绥远抗战，掀起了局部抗战时期的第三次高潮。三战皆捷，给予日本操纵下的伪蒙军队以歼灭性的打击，获得了局部抗战时期惟一一次完全的胜利，预示着全面抗战的即将来临。毛泽东称之为“全国抗战之先声”，并说：“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旺，气为之壮。”
绥远抗战之前，蒋介石见“中日战争已无法避免……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于中共问题的解决”。１９３６年1月，派邓文仪至莫斯科，通过潘汉年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不久，又通过宋庆龄的关系，派董健吾至陕北直接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中央遂派潘汉年为代表，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等在南京、上海谈判。后又发生西安事变，国民党终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意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开始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中国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铺平了道路。
从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至1945年中国获得抗战胜利的8年中，正面战场的作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为第一阶段，武汉失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第二阶段，太平洋战争开始至日本投降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内，日本侵略军凭借其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连续发动进攻，企图在三两个月内击败中国军队，攻略若干重要城市，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以达其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中国军队则在“持久消耗战略”的总方针下，节节防守，坚强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力；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正面战场的防御、敌后游击战的展开粉碎了日军的速战速决，使其陷入中国抗日战争的泥淖中而无力自拔，不得不同中国进行一场它极不愿意的持久战。
“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动员40万军队用于侵华战争。7月30日攻陷平津后，日军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分向山西、河南、山东进攻，同时增兵华东，进攻上海。11月12日攻占上海，1个月后又占领南京，并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1938年3月，由山东南下的日军在台儿庄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中国获得了正面战场开战以来的一次最大的胜利，使狂妄骄横的日军初步认识了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抗战意志。不久，日军南北夹击，打通了津浦路，占领了徐州。至10月底，攻占了广州及武汉。在这期间，正面战场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的战役主要有平津作战、南口争夺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忻口会战、太原保卫战、徐州会战、豫东会战和武汉会战。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以英勇顽强的献身精神，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阻挡、迟滞了装备、训练均优越的日本侵略军，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表现出中华民族抵抗外来势力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中国军民激扬的爱国主义精神。
但是，由于国民党统帅部在具体作战指导上大多采取了与总的战略方针不相适应的单纯阵地防御，导致军队损耗过大，16个月中伤亡将士110余万，空军飞机和海军舰艇基本上丧失殆尽，而这一切并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要达到持久消耗战略的目的，本应在战役战斗上采取积极的攻势防御，以外线进攻的运动战为主，以必要的阵地战为辅；而国民党统帅部却采用了与敌人硬拼消耗的阵地战，企图以战役上的持久达到战略上的持久。这种阵地的持久消耗的作战固然能起到消耗敌人、争取时间的作用，但并不适合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与拥有地、空强大火力的日军对拼消耗，以争一城一地之得失，对持久抗战是很不利的。蒋介石自己后来也认为：“在湘北战争以前，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取守势的，多少是被动的”，“处处只是消极防守，陷于被动”。白崇禧对此曾作过总结性的发言，他说：“我们军事上的失败，可说是由于我们所采取的战术不能与我们的最高战略相适应。”
尽管统帅部的作战指导方针有失误之处，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损失，但这一时期正面战场的战斗对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起了巨大的作用。首先，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狂妄气焰，粉碎了日本侵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其次，对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的建立、发展起了支援作用，而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也支援了正面战场；再次，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的业绩获得了国际的赞誉，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继续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
第二阶段，日本占领广州、武汉后，战区扩大，战线延长，正面战场上中国主力部队未被消灭，国民政府也没有屈服，仍在继续抗战；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严重威胁其后方，日军必须使用大量军队方能保持“点”、“线”的统治。侵华日军驻地分散，兵力严重不足，加上国内经济因战争消耗而逐次下降，劳力不足，资源匮乏，因而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全面进攻，被迫放弃速战速决的方针，停止战略进攻，改取战略持久作战，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对正面战场实施局部有限攻势，不再以攻城略地为主，而以打击和削弱中国军队的“反消耗战”为主；积极扶植伪政权，巩固既占领地区的统治，大力扫荡占领区内的抗日游击部队，并实行经济掠夺政策，妄图达到“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目的。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统帅部在南岳召开了有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参加的军事会议，总结前一段的作战，制定第二阶段的战略。会议认为：“抗战第二期，敌人速战速决战略，已变为以战养战；战略攻势，已变为战略守势”，决定第二期的基本战略方针仍为持久消耗战略。但在消耗敌人这一问题上，认为“武汉会战以前，我军全取持久抵抗，逐步退军，向敌行退却消耗”，现在应转变为“攻势消耗战”。为此，要求“对敌主动发动有限度的攻势或反击”，同时对军队进行整训，实施轮番作战，并加紧建立新军，准备反攻。在作战指导上，也较第一阶段有较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要求正面部队加强纵深配备，层层设防；二是要求第一、二线防守部队在消耗当面之敌一部兵力后，即退入两侧山区，担任侧击或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三是要求掌握大量机动部队，以便不失时机地将其投入战斗；四是要求当敌人撤退时立即转为追击，退入山区的部队实施侧击、堵击，共同围歼敌人。薛岳将这一战术称为“天炉战法”。
在此期间，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役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南宁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枣宜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及中条山会战。1939年间基本上执行了南岳军事会议的战略方针，抗战相当积极。冬季攻势作战，仅使用正面攻击部队第三、第九、第五3个战区约60个师的兵力，即“给日军以很大冲击……成为日军对中国军战斗力重新认识的一个机会”；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和南宁会战也都由防御战斗发展为进攻战斗。但是，由于欧洲战争的爆发，美国对日态度日趋强硬和国民党反共倾向的发展，从1940年起，国民党统帅部的对日战略由积极整军、准备反攻，倒退为静观时局、保存实力、待机而动的方针，作战转向消极、被动。
第三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变化。日本在政治诱降与军事打击均不能迫使国民政府屈服而又找不到摆脱被动局面的办法时，欧洲战场的德军正处于战略进攻的顶峰时期：法、荷等国已经投降，英国也危在旦夕，侵苏德军已占领乌克兰、逼近莫斯科，似乎很快即可称霸欧洲。日本的决策者们认为这是夺取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大好良机，以为一旦控制了东南亚等地的丰富资源，就可以确立“长期不败的态势”，尔后再利用这一成果解决中日问题，迫使国民政府屈服，遂突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战争初期，日本海、陆军连连胜利，几乎将美、英、荷在太平洋地区的军队全部歼灭。于是着手进行在中国再次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的准备，企图于1943年夏，由华北方面军夺取西安、延安、成都，华中方面军夺取重庆，以迫使中国屈服。但是1942年下半年，日本在太平洋的作战开始转向被动；德军在苏联亦被阻于斯大林格勒，并遭反攻；日军在中国敌后战场发动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消耗、损失了大量人员、物资，但仍未能实现歼灭中共军队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日本大本营不得不推迟以至停止其进攻陕西、四川的计划。1943年秋季后，整个战局对日本更为不利；在中、美空军联合打击下，中国战场上的制空权逐渐为中国掌握；至1944年初，日本在太平洋的制空、制海权亦基本丧失，其海上交通线已难以维持。身处东南亚的日军有与本土失去联系的危险，转而寄希望于中国大陆交通线，因而发动了“1号作战”，在1944年下半年打通了平汉、湘桂、粤汉路，正面战场损失巨大。1945年5月间，德国投降，太平洋方面美军已攻占硫黄岛，登陆冲绳岛。日本面临“本土决战”，其大本营遂下令收缩战线，撤出湖南、广西，江西方面湘桂、粤汉沿线日军将兵力转用于华中、华北。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国民党统帅部队认为胜利在望，抗战积极性有所增强，获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并派出远征军入缅，支援盟军作战。但是，太平洋战争前期美、英、荷军节节失利，而盟军又采取的是“先欧后亚”战略方针。国民党统帅部大为失望，因此在对日抗战上又转为以保存实力为主的消极应战。当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时，因国民党决策者们有保存实力和依赖美国、坐待胜利的思想，所以在精神、物质上均缺乏足够的准备，虽然对日军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抗，有的部队打得极为英勇顽强，但总的来说则是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溃退。8个月内，中国军队丧失了7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60座城市、7个重要空军基地和36个军用机场。虽然日军并未能达到其总的战略企图，但在反法西斯战争全局极为有利的形势下，中国军队发生如此溃败，造成极不良的国际影响。
在第三阶段中，正面战场的主要战役有第三次长沙会战、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缅北滇西反攻作战和抗击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豫湘桂会战)。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作战，对打通中印公路、保障国际通道、支援盟军在东南亚作战起了重要作用。当日军收缩战线、北撤兵力时，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发动局部反攻，于1945年5月收复南宁，6月收复柳州，7月收复桂林。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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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方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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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一章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第一节中日战争的历史背景
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17世纪之后发展就缓慢了。而欧洲的英、法等国从1640年开始先后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60年代起又进行了产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力得到飞速的发展，英、法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它们积极向外进行殖民扩张。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其资本主义也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资本越发集中，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就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就大量输出资本，并疯狂地争夺殖民地。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又多未开发，而且此时的清王朝正处于国势日趋衰微的时候，中国自然便成了帝国主义列强激烈竞争、角逐的对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西方列强
对中国的殖民扩张英国于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1842年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商贸易，并允许英国派驻领事等官。西方列强自此以武力侵略中国，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43年英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虎门条约》，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美国、法国亦于1844年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美、法以利益均沾为理由，取得了英国所得到的全部特权——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此外，美国还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取得了美国军舰可以到中国各港口“巡查”的权利。1849年，葡萄牙也在英、美、法三国的支持之下强行霸占了中国的领土澳门。
1857年，英、法两国乘清政府全力镇压太平军之机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占了广州；次年5月，攻占大沽炮台，迫近北京。俄国利用英法联军的军事压力，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瑷珲条约》(1956年改瑷珲为“爱辉”)，中国被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6月间又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中国被迫允许俄国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七处口岸通商、设领事馆和停泊军舰。当月，美国也乘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规定清政府给予同其他国家一样的特权(“一体均沾”)。英法联军继俄、美之后，亦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再开牛庄、登州、台湾(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开埠时，牛庄、登州、潮州分别改设于营口、烟台、汕头)，对英赔款400万两白银，对法赔款200万两白银，并允许鸦片进口，规定中国各口岸海关任用英国人帮办税务。但英、法殖民者仍不满意，1859年英法联军借故再次进攻大沽，于1860年侵入北京，将清朝统治者经营100多年、聚集古今艺术珍品的圆明园劫掠一空，并放火将这座综合中外建筑艺术、举世罕见的壮丽园林和宫殿焚为废墟；同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赔款给英、法各800万两白银，还割九龙半岛南部给英国。俄国趁火打劫，以所谓“调停有功”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鸦片贸易合法化了，海关也落入外国人控制之中，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在经济上进一步走向殖民地化。这一时期，列强为了巩固和扩大其在不平等条约中所取得的特权，由英美倡导，俄、法等国支持，在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中采取“合作政策”，即在侵华重大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与合作”，以达到共同侵略的目的。清政府无力抗拒列强的要求，对外采取妥协退让方针，这就越发加深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英国势力侵入缅甸之后，即开始向中国西南部扩张势力。1876年，利用上年马嘉理事件，以武力相威胁，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规定中方除了“抚恤”、“赔款”、“惩凶”、“道歉”之外，又允许英国人开辟印藏交通，前往西藏、云南、青海、甘肃等省“游历”，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并扩大领事裁判权，还规定外货免纳各项内地税款，由此获得了比《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更多的特权。
1883年法国在取得对越南的“保护权”之后，即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1884年发动了中法战争。1885年清军在镇南关及临洮连败法军，但清政府在美、英、俄三国以调停为名迫使妥协的压力下，和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和《中法新约》，其中规定中国今后修建铁路应向法国“商办”，并在中越边界开埠通商。法国势力遂又侵入云南、广西，加深了西南边疆的危机。
1888年，英国军队侵入西藏，攻占隆吐山、亚东、郎热等要隘。1890年和1893年，清政府与英国先后签订了《藏印条约》和《印藏续约》，隆吐山、热纳、咱利一带为英国强占，并强迫清政府开放亚东，准许英国派官员驻扎。英国势力遂侵入西藏。
日本本来与中国清朝一样，同为封建独立国家，对外都采用闭关锁国政策，遭遇也大致相同。明治维新后，日本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成为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致力于向外扩张。1874年，由美国怂恿、支持，并供给舰船及派军官参与指挥，日本第一次以武力侵略中国，即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侵入台湾琅。后在英国“调停”下，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约三款》，偿付日本“抚恤”等银50万两白银，日本侵略军才撤离台湾。
1879年日本吞并了琉球；1894年又侵入朝鲜，并在俄、德、法、美四国暗中支持之下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战败，被迫于1895年签订了《马关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可设立工厂)，并允许日船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和日军占领威海卫等。这一在西方列强支持下强加给中国的丧权辱国条约，不仅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更加膨胀，使日本迅速跻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加紧走上侵略中国和亚洲的道路，而且也适应了西方列强向中国扩张势力的需要。西方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都享有与日本在中国经营工业企业的相同权利，都可以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经济压迫。由于日本勒索的战争赔款已接近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3倍，清政府不得不大借外债，西方列强则通过巨额的贷款进一步控制中国。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步伐大大加速，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并面临着被瓜分的严重危机。
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其工业不发达，在经济上无力与英、美等列强竞争，便企图以扩大领土来弥补经济力量的不足。而中国的东北正是它扩张的主要目标。当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后，俄国资产阶级曾叫嚷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干净利落的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俄国认为这是对其独霸中国东北和争霸太平洋的直接威胁。他们要“为俄国的最大利益着想，要维持中国的现状”，“决不可让日本渗透到中国的心脏而在辽东半岛攫得立足点”，遂向德、法两国建议，由德、法、俄三国共同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法国是俄国在欧洲的盟友，为乘机向清政府索取利权，当然愿意参加干涉。德国这时的垄断资本已迅速发展起来，又沿袭了普鲁士的军事传统，已经成为一个侵略性强的军国主义国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企图乘机在中国占领一个海港，以作为其向东方扩张的海军基地，因此也同意参加干涉。三国的海军舰队开至日本附近海面，俄国并在西伯利亚集结5万军队随时准备出动。日本急向英、美两国求援，但英、美不愿日本的在华势力过分膨胀，也劝日本接受三国要求。当时日本因甲午战争的消耗，考虑到“国力枯竭，有待恢复。尽管陆军在作下一步作战准备，但海军却无力与三国海军对阵。如果海上联系被三国海军切断，日本在中国东北和韩国的军队，便会陷入完全孤立无援、生存受到威胁的境地”，因而被迫退还辽东半岛，但向中国索取了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
三国干涉下日本还辽，是19世纪末列强进一步瓜分中国狂潮的开端。1896年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以共同防御日本的名义，规定一旦与日本发生战争，俄国军舰可以驶入中国所有口岸。此外，允许俄国在中国的黑龙江、吉林两省修造一条通至俄国海参崴的铁路（中东铁路），路轨宽度与俄国一致；无论平时、战时，俄国均可以使用该铁路运送军队和军需物资；至于建造、经营和防卫铁路所需的土地，完全由中国给予；俄国在铁路范围内，还享有行政权和警察权等特权。这一铁路的修建，使中国的东北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在任何时候，都能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或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从而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
德国于1895年以干涉还辽有功为借口，向清政府强索了汉口租界；1897年，又以德国两个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为借口，派军舰占领了中国的胶州湾，夺取了青岛炮台。俄国紧接其后，派军队强占了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租给德国作为军港，规定德国军队在胶州湾沿岸百里之内可自由通行；允许德国在山东境内修筑两条铁路，铁路沿线两侧30里以内的矿产，德国有权开采；在山东境内举办任何事业如需使用外人、外资和外国机械器材，德国享有优先承办权等。这就把山东变属德国的势力范围。就在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的当月，俄国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不久又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条约规定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租给俄国，界内的铁路、矿山和其他工商利权只能归俄国，不得让予他国建办。1899年，俄国竟将中国的东北视为它的土地，擅自把租借地改为“关东省”。
法国利用三国干涉日本还辽的机会，于1895年强占了中国云南边境上的勐乌、乌得等地，迫使清政府增开云南的河口、思茅为商埠，并取得在广东、广西和云南开矿的优先权；1897年又强迫清政府同意不将海南岛割让给他国；1898年再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强租了广州湾及附近海面；此外，法国还取得了修筑由越南至昆明和由广州湾至安铺的铁路以及承办中国邮政等的特权，并迫使清政府答应不把云南、广东和广西割让给他国，从而使中国的这三个省改属于法国的势力范围。法、德、俄三国在掠夺中国利权的过程中是相互达成默契或相互支持的。如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俄国于第二天就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当时的借口是帮助清政府抵抗德国。可是事后却向德国“表示感谢”，说“因为有了胶州的占领，才使旅顺口、大连湾的迅速占领成为可能，否则在这方面就难于找到一个口实。”又如法国强租广州湾后，法国驻华临时代办吕班在给法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关于强租广州湾一事，我得到俄国代办的支持，有如对类似情况我所给他们的支持一样。”
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过程中有相互支持的一面，也有相互争夺的一面。最早以武力打开中国门户的英国并不甘心其他列强的势力在中国扩展。为了抵制法国在中国西南的扩张，1897年夺占了中缅边境原属中国的一些土地，强行取得南碗(勐卯)三角地的“永租权”，并迫使清政府开放西江，以广东三水和广西梧州为商埠。法国强租广州湾后，英国立即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深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即所谓新界)的中国领土“租借”给英国。为了阻挡俄国势力由中国东北向南方扩展，在俄国强租旅大后，英国于1898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以与俄国租借旅大的同样条件，取得了威海卫海湾和刘公岛以及威海卫沿岸10英里宽地区的租借权。为了保持其在长江流域的既得优势，英国于1898年还迫使清政府公开声明不将长江流域沿岸各省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长江流域遂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免与其他列强因争夺中国而产生对抗，1896年英国与法国达成协议，规定在四川、云南两省已经取得和将来得到的一切利权都由英、法两国共同享有。1898年，英国又与德国达成协议，英国承认山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则同意英国租借山东境内的威海卫。西方列强以牺牲中国主权来调整它们的利益。
日本在被迫还辽后，见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也不甘落后，于1898年强迫清政府答应不把福建租让给其他国家，使靠近台湾的福建列入日本的势力范围。
当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正在同西班牙争夺古巴和菲律宾，一时无力向中国扩张。1899年3月，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中国“除了直隶一省外，事实上没有其他地方剩下来给美国了”，敦促美国政府迅速采取对策。在美西战争结束、美国取得了菲律宾等地后，立即于9—11月间分别向英、俄、德、日、意、法等国发出了关于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通牒，企图通过“机会均等”的手段，缓和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保持整个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自由开放。美国在致英国的照会中就表明了它的目的：希望中国“为全世界商业保留一个开放的市场，清除国际摩擦的危险根源，从而使各列强在北京采取一致的行动”。
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强占海港等的一系列侵略行为，激起了中国许多有识之士的爱国义愤，也引起了许多士大夫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在他们的积极活动和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清政府曾发动了一次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维新运动，可惜很快即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所镇压，改革变法仅仅百日便告失败。可是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爱国思想在民间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但也具有盲目排外性的义和团运动。为此，正如美国致英国照会所说的“各列强在北京采取一致的行动”，1900年，德、法、俄、英、美、意、日、奥八国组成联军，侵入中国。击败了清军，占领了北京。此8国和后加入的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共11个国家于1901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又一个严重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赔款４．５亿两白银，以关税、盐税作担保，另有地方赔款2000万两白银，上述赔款限期39年付清本息共９．８２亿两白银，中国的关税、盐税从此全由帝国主义控制；在北京设立使馆区，中国人不许在内居住，帝国主义各国可以在内驻军，于是使馆区成为国中之国；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的炮台全部毁掉，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上的12个战略要点却允许各国派军驻守，侵略者遂得以随时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控制。
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期间，俄国不仅出军参加联军，而且单独出军17万余人，分数路侵入中国的东北，相继占领了东北全境的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并制造海兰泡惨案，强占了江东64屯。1890年11月，以武力强迫清政府驻盛京(即奉天，今沈阳)将军增祺的代表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规定俄国驻军盛京及东北其他各要地，遣散华军，交出军火，拆毁炮台及火药局；俄国在盛京设总管，凡清朝的盛京将军要办的重要公务，都要通知俄总管；中国设马步巡捕，名额要俄中双方商定等等。按此规定，则东三省名存实亡。当时俄国《新时报》竟称东三省为“黄俄罗斯”。（１８９１年清政府得知该章程后，将增祺革职，宣布该章程作废。）
《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侵略军相继撤走，俄国的十几万军队却依然霸占东北。1902年虽然订立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完全撤走。但俄军不仅不履行条约(仅将其在辽西的军队集中到中东铁路沿线)，而且沙俄政府还特设远东总督府于旅顺，将旅大租借地及中东铁路沿线作为俄国远东领土的一部分，进行殖民统治。1903年，俄国远东政策的主持者，财政部长谢?尤?维特就远东局势给沙皇的奏疏中说：俄国应当“从衰朽的东方国家，特别是从庞大的中华帝国的遗产中，尽可能分得最大的份额。”还说：“由于俄国和中国有绵长的国境线，由于俄国具有特别有利的形势，俄国吞并中华帝国领域的大部分，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当年又增兵重占奉天，强迫各户悬挂俄国国旗。”
俄国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与日本早就准备夺取中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英、美也不愿俄国独占东北的权益，支持日本对俄作战，以打开“被俄国关闭的门户”。日本遂于1904年发动了日俄战争。这场为争夺中国领土并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历时一年，结果日军攻占旅顺口，并在奉天会战中击败俄军，后又在对马海峡击灭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俄国因国内发生革命，不敢继续作战，日本也已疲惫不堪，遂在美国的调停下，日、俄签订了《朴次茅斯条约》，规定俄国将租自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及其他各项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1905年末，日本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清政府除承认日本继承俄国从中国强取的长春以南全部权利（包括“驻兵护路”）外，还同意增开凤凰城、辽阳、新民、铁岭、通江子、法库、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今爱辉)、满洲里等16处为商埠，在营口、安东、奉天等地划定日本租界，并享有改建和经营安奉铁路以及开采鸭绿江右岸森林等特权。1907年，日、俄签订了《日俄协定》和《日俄密约》。“协定”承认并保护日、俄及列强在华的特权。“密约”规定北满为俄国势力范围，南满为日本势力范围；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利益。
在日俄战争爆发之前，英国于1903年再次派遣军队从印度侵入中国的西藏地区，攻占凰里后进占干坝。当年12月向西藏腹心地区大举进攻。1904年5月占领江孜，西藏军民发起反击，夺回江孜政府大部地区并坚守１个月。8月间英军占领拉萨，强迫西藏地方官员签订了《拉萨条约》，规定赔偿英国军费50万镑，并将印度至江孜、拉萨的炮台、山寨完全拆除，把西藏变为英国的势力范围。1913年，英国又开始制造西藏“独立”，并荒谬地欲将昆仑南定塔以南至新疆、青海全部、甘肃西部、四川康定和云南阿墩子以西地区都划为西藏地方，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西藏“独立”。这当然为中国政府所拒绝。1914年7月，英国与其操纵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私自签订了《西姆拉条约》。与此同时，英国代表麦克马洪还与西藏地方代表在会外以秘密换文方式，划定中、印东段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将9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历届政府都不承认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就在英国制造西藏“独立”的期间，俄国也趁火打劫，于1914年6月派遣军队侵入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宣布该地区归俄国所有，又强行霸占了中国1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欧洲列强在争夺殖民地斗争中，形成了德、奥、意同盟国和英、法、俄协约国两个军事侵略集团。1914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主要在欧洲的西线、东线和巴尔干战线进行。日本为了夺取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借英日同盟的名义，于8月23日对德宣战。在事先根本不通知中国政府的情况下，于9月2日在中国胶东半岛的龙口登陆，相继攻占了莱州、平度、潍县等地，沿途烧杀掳掠，并将经过的所有城镇、邮电机构和交通设施全部占领。这种完全无视国际法的野蛮行径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纷纷集会抗议，并致电中国政府，要求采取措施。然而由北洋军阀控制的民国政府也和腐败的清政府一样，竟承袭日俄战争的恶劣先例，将潍县车站以东的莱州、龙口及胶州湾等地划为日德交战区。但日本并不以此为满足，于9月23日强占潍县车站，接着进军济南。至10月6日，侵占了胶济铁路全线及其附近的矿山，并驱逐中国工作人员，全部改用日本人。10月10日，日军增兵，并开始进攻德军主力侵占的青岛。英国不愿让日本独占中国的山东，亦派军由崂山登陆，与日本共同进攻青岛。德军于11月7日向日英联军投降，青岛遂为日军占领。日本既已参战，协约国便要求日本派军队去欧洲战场，日本却以“日本人不习惯欧洲的气候条件”为借口，拒绝出兵。由此不难看出日本对德宣战的真实企图。1915年1月18日，日本又向中国政府提出实质上是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21条无理要求，越发激起中国人民的反对。
1917年3月14日，中国政府宣告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8月14日正式对德、奥宣战。1918年3月，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苏联新政府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里多夫斯克和约》，退出了战争。当年9—11月间，同盟国的保加利亚、土耳其、奥匈帝国相继投降。至11月11日，孤立的德国也因战败，与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年1月，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是战胜国之一，同时又是国际联盟的正式会员国，也派出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向会议提出了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其他一切特权归还中国，废除各国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撤走外国的军队、警察，关闭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电信、邮政机构，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以及关税自主等七项要求。英、法、美等国对中国提出的七项要求和废除“二十一条”，以“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为由，不予讨论；而对山东问题，竟然支持日本要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的要求。在《凡尔赛和约》上规定：德国所获得的胶州地区、铁路、矿山、工厂、海底电缆和“一切附属之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关于德国在胶州领土之内的“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档案，以及牵涉到山东主权的“各种文件”，均“移交日本”。中国人民强烈反对，中国代表拒绝签字，在国内并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国力因战争消耗而有所下降，对中国采取了保守既得利益的绥靖政策；美国国势日强，对中国推行“利益均沾”政策，反对别国独占中国；苏维埃俄国政府对中国放弃了帝俄在华强取的一部分权益，使中国北方的压力有所减轻；日本在战争中不仅夺取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一切权益，而且夺取了德国在南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利亚纳群岛等殖民地，独霸中国和争霸世界的野心更加膨胀。而此时中国则又陷入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局面之中。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在世界列强进行殖民扩张的时代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强迫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强占或“租借”了中国大片的领土，取得了在中国驻军、筑路、开矿等一系列特权，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外贸、财政、金融和交通运输等经济命脉，大量向中国输出商品和夺取原料，使中国在政治上丧失了独立，经济上濒于破产，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2000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但革命成果又被封建军阀所篡夺。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巩固和扩张其在华权益，各自支持实行割据的各系军阀，造成军阀之间长期的对立与混战。就在此时，中国的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使中国出现了新的局面。1924年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第一次合作，1926年实施统一中国的北伐，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遂告破裂，中国进入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要致力于消灭国内的共产党和其他异己力量，对外则一味妥协退让，客观上助长并加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和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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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明治维新及其对外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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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跻入侵华列强行列
明治维新及其对外扩张
日本是亚洲东部太平洋上的一个群岛国家，西隔东海、黄海、日本海与中国、朝鲜、俄国相望，东邻太平洋。其领土包括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附近的众多小岛。南北长约2000公里，面积３６．９万多平方公里，1931年时人口约7000万。日本帝国主义极盛时期的殖民地有朝鲜、琉球群岛、台湾、澎湖列岛、小笠原群岛、千岛群岛、南库页岛，以及以租借名义占领的中国辽东半岛的关东州，由国际联盟委托代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属太平洋上的加罗林、马绍尔、马里亚纳三群岛，合计面积３１．２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3000万。日本矿产贫乏，铜储量仅有约200万吨，煤、铁、石油及其他有色金属储量均很少，只有本州中部的硫磺储量较多，约6800万吨。日本海岸线长达3万公里，海湾、良港甚多，渔业发达，对航海、外贸都非常有利。
16世纪末，日本地方割据势力连年战斗。1600年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战胜拥护丰臣秀吉的大名诸侯联军，于1606年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设立幕府，把持国政，日本历史上称之为“德川幕府时代”或“江户时代”。在此时期内，日本推行锁国政策，只允许中国和荷兰两国的商人在长崎进行贸易，对其他国家和在其他地点，一概禁止外商进入。这种状况维持了200多年。至19世纪中叶，幕府统治已经腐朽。当时正值西方列强疯狂向外进行殖民扩张，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中国的门户打开之后，紧接着美国也以武力相威胁，打开了日本的门户。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率其舰队到达日本的江户湾，首先冲破了日本传统的锁国法，于1854年强迫日本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一称“神奈川条约”)，使其对美开放。日本称之为“开国”。此后两年内，英国、俄国、荷兰国相继援美国之例，分别与日本签订了同类性质的条约。1858年，美国又迫使日本签订了《修好通商条约》，荷、俄、英、法也效法美国，相继迫使日本签订了内容基本相同的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的条约，西方五国从日本取得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及协定关税等一系列特权，使日本和当时的中国一样，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危险。
日本在“开国”后15年的1868年1月，以中下层武士为领导的反幕府派以天皇的名义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推翻了自镰仓幕府以来700多年的幕府统治，建立了新的政府。8月27日，睦仁即位天皇，9月8日改元“明治”。当年将江户改名东京，于1869年3月将首都由京都迁至东京，开始进行维新改革：模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分立，中央官制设“三职七科”，以太政大臣为总裁，辅佐明治天皇执政；没收幕府领地，划分为府、县，直属中央政府。又逐步解决了各藩主的封建割据，统一了全国，将权力集中于中央，并进一步改革官制。大致用了３年多的时间，基本上完成了虽不彻底、但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但是，此后日本逐步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1872年发布征兵令，实行国民皆兵，并称军队为“皇军”，即天皇的军队；1874年规定陆军省大臣必须由将官担任；1878年设置参谋本部，为天皇直辖的军司令部，规定“参谋总长的地位优于陆军大臣而与太政大臣相等”。凡用兵、作战等军令事务，内阁不能干预，也就是军事统帅权不归国家政府而归天皇，从而确立了日本军阀的特殊地位。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强调天皇权力的绝对性，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使其神格化；同时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和常备兵额”。同年颁布《内阁官制》，规定：“凡有关军事机密和军令问题上奏天皇，除按天皇旨意下发内阁之文书外，均需由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向内阁首相报告”，从而通过宪法保障了军部和统帅的独立。1893年又制订了《战时大本营条例》。而在此期间，曾于1882年颁发“军人敕谕”，要求军人必须遵守“武士道”行为规范，使其作为天皇和日本向外扩张的驯服工具；1890年颁发了“教育敕语”，命令全国民众也必须遵守“武士道”和“神道”精神。至此，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的军国主义体制的国家了。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其统治集团立即努力了解和适应欧美资本主义列强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以争取尽快跻入它们的行列，成为其中平等的一员。维新政府刚刚成立，天皇就接见了法、英、荷等各国驻日公使。成立的次月(1868年2月)，即宣布承认幕府与各国订立的各项条约，但同时又表示将谋求改订这些不平等的条约。一年后，便向美、荷等国公使非正式地提出希望提前开始修改条约的谈判。但就在日本处于西方列强不平等条约束缚的情况下，日本并未放弃其向外扩张的企图，反而以“补偿论”为武器，宣称“养国力，割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所失于美俄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土地”。日本政府还将向外扩张定为基本国策，在《宸翰》中宣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在改革官制时，规定将“开拓疆土”与“国际交往、监督贸易”并列为中央负责外务工作的“外国官”的职责。日本在与欧美各国的关系稳定下来之后，立即开展对近邻各国的外交活动，而这种外交活动从一开始就与其“开拓疆土”的扩张政策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位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朝鲜及琉球，是距离日本最近的两个国家。日本在幕府时代，通过对马藩和萨摩藩与它们有交往。17世纪初，萨摩藩曾以武力侵入琉球，后即视之为日本的属国。明治维新后，萨摩藩改为鹿儿岛县，仍掌管琉球。日本要推行近邻外交以开疆拓土，很自然地首选这两个国家为目标。但这两个国家与中国清王朝有着特殊的亲密关系，对中国有很强的倾向性。如琉球在1854年、1855年、1859年分别与美国、法国、荷兰签订条约，用的都是清朝咸丰年号。而朝鲜因历史原因，对日本抱有严重的戒心，且又实行的是攘夷锁国政策，更是拒绝与日本修复邦交。于是日本政府在以武力迫使朝鲜向日本开放的“征韩论”和与中国修好以扫清日朝关系障碍的主张中选择了后者，决定采取“日清交涉先行”的方针，于1870年派代理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到中国进行建交和通商的预备会谈；1871年任命大藏大臣伊达宗城为全权大臣，与清政府全权大臣李鸿章在天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1873年任命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为特命全权大使，到中国办理交换批准书手续。但他还负有秘密使命：为侵略中国作准备。
日本侵略中国，得到美国的支持。1867年美国海军舰队侵犯中国台湾时，去台湾办理交涉的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一作“李让礼”)由美国驻日本公使德朗介绍给副岛种臣，担任他的随行顾问。到中国之前，李仙得曾受到明治天皇的“陛见”，并摄影、“赐馔”，“御赐”物品，以示“宠幸”。他向日本提供了许多有关台湾的照片、地图等资料和情报，并向日本出谋说：要争霸东亚，必须“南据澎湖、台湾两岛”；而要占据台湾，只需用2000人左右的军队就可以迅速占领，不必担心美国的干涉。德朗也参加了副岛种臣、李仙得等筹划侵略台湾的秘密会议。事后德朗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秘密报告中说：我“一向认为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真实政策，是鼓励日本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使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朝鲜政府彼此仇视。”“在目前形势下，我相信我已经发现一个实行这一计划的机会，可能不需要流血的战争，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使这场战争成为……把台湾及朝鲜放在一个同情西方国家旗帜下的战争。”由此可见，当时的美国是支持日本侵略中国及朝鲜以便从中渔利的。
1874年1月，日本内务大臣大久保利通和大藏大臣大隈重信拟制了侵台行动纲领——《台湾蕃地处分要略》。2月经大臣、参议会议通过，4月正式成立了侵台组织，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蕃地事都督”，大隈重信为“台湾蕃地事务局长官”，陆军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另外聘李仙得为事务局二等出仕，美国现役少校凯塞尔为参谋，并组建了一支有3600余人的侵华军队，公开称之为“台湾生蕃探险队”，以琉球岛民54人被台湾牡丹社居民杀害一事为借口，进军台湾，于5月7日在台湾琅登陆。中国清政府得知日军侵台的消息后，犹半信半疑，于5月14日谕令福建船政大臣沈葆祯“带领轮船兵器，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查看，不动生色，相机筹办”，29日又任命他为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并授以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
登陆日军于5月18日开始向当地居民部落进攻。至6月间，攻占了牡丹社及附近各社。7月间撤回沿海地区，集结于龟山、风港等处，建立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企图长期占据。清军于6月中旬到达台湾，当即布置防务，同时派员与日军谈判，令其撤兵，但并未向日军采取进攻行动。这时正值台湾南部疟疾流行，日军因不服水土，患病者日增。据参加侵台的日人水野遵在其《征台私记》中记述，日军2500余人中，能正常饮食的仅剩下十五六人，其余的只能吃些流食。此次侵台，前后7个月，共动用兵员3600余人，战死者仅12人，病死者却有561人。军中困难日增，士气日趋下降。同时还遭到英、俄等西方列强的反对。美国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任美国驻日公使平翰，以美国政府的名义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宣布美国侨民应严守中立。李仙得等被迫由军中返回东京。日本陷于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境地，政府内主张撤兵的呼声逐渐抬头。经中日双方多次谈判，在英使威妥玛的调停下，于1874年10月30日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中国是被侵略的一方，清政府却作了屈辱性的妥协：除偿付日本抚恤、建房等费用50万两白银以换取日军撤离台湾外，更重要的是在专约中写进了日本提出的词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加杀害”，日本侵台“原为保民义举”等。这无异默认琉球是日本的属国。清政府的屈服外交进一步助长了日本的扩张野心。
台湾居民杀害琉球船员的事件发生后，日本一方面作侵台的准备，一方面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伐。1872年10月，日本借琉球王子赴日祝贺之机，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列入日本华族；外务省派官员至琉球主持琉球的外交，大藏省派官员负责琉球的租税缴纳；同时照会西方各国，说琉球已归日本，将琉球与美、法、荷三国所订的条约改为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条约。1875年，日本政府强迫琉球改用日本年号，并决定废止定期向中国朝贡和清朝皇帝即位时派使祝贺等惯例(本年光绪帝即位)；撤销在福州的琉球馆，由日本驻厦门领事馆管理琉球的贸易业务；废止琉球国王即位时接受中国皇帝册封的惯例，同时派兵进驻琉球。1876年，日本又接管了琉球的司法、警察权，规定凡琉球人去中国必须由日本发给护照。琉球国王派大员到中国求救，清政府不肯与日本实施武力对抗，仅采取了“据理诘问”的方针与日本谈判。但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向日本外务省多次提出质问和抗议，均毫无结果。1879年4月，日本彻底吞并了琉球，改琉球藩为冲绳县，将国王尚泰及王室人员移送东京，琉球国灭亡。
日本吞并琉球后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朝鲜。朝鲜与清朝的关系虽然和琉球性质一样，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等种种原因，清朝对朝鲜要比对琉球重视得多，因而对日本向朝鲜扩张也比对其吞并琉球的反应强烈得多。日军从台湾撤出后不到半年，日本就决定以武力对朝鲜进行威胁。1875年5月间派军舰侵入朝鲜釜山，接着又到朝鲜西海岸示威，在江华岛与朝鲜守军发生冲突。1876年2月，日本以武力强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规定日本除在釜山通商外，再选两个港口向日本开放(1880年和1882年先后开放元山和仁川两港)，日本可在通商口岸派驻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可在朝鲜沿海自由航行等。但条约中丝毫未提朝鲜在日本有何种权利。从此，朝鲜的门户被日本打开，日本的势力开始向朝鲜渗入，与清政府争夺对朝鲜的宗主权。1882年朝鲜京城(汉城)发生兵变。由于朝鲜军队对日本的扩张怀有强烈的怨愤情绪，起事士兵杀死了日本军事教官，并袭击了日本公使馆。8月初，日本派军进至仁川一带，企图用武力对付朝鲜，但由于清政府也派军进入朝鲜进行干预，日军未敢动武。8月30日，日、朝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朝鲜除赔款、道歉外，还被迫同意日本派兵护卫公使馆。日本首次获得在亚洲大陆上的驻兵权，而朝鲜首都则从此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
1884年12月朝鲜亲日的“开化党”在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和日本驻京城部队的支持并介入下发动了一次政变，杀死大臣，劫持国王，并控制了政府。驻朝清军营务处会办袁世凯率军进入皇宫，赶走进入宫中的日军，恢复了朝鲜原来的统治。日本驻朝使馆受到愤怒群众的袭击，日本军人及侨民均有伤亡。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遂至朝鲜谈判，最后双方签订了《汉城条约》，规定朝鲜向日本道歉、支付抚恤金和重建使馆等。在这次事变中，中日军队几乎发生武装冲突，因而日本派内务大臣伊藤博文到中国进行交涉。1885年4月，双方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其主要内容为：中日双方驻朝军队4个月内各自“尽数撤回”；将来朝鲜若再发生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需要出兵朝鲜时，应事先行文互相知照，事情平定后即行撤回，不得留驻等。
《天津会议专条》是日本自度军事力量尚不足以与中国抗衡的情况下签订的。日本政府决定制定了一个十年扩军计划，以国家收入的60%来建立和发展近代化的海、陆军。1892年提前完成了十年扩军计划。从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以6年为期，每年从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10%，作为补充制造军舰的费用，加速扩大军事力量的步伐。同时日本参谋本部还不断派遣间谍潜入中国，窃取军事、政治情报，秘密绘制了中国东北和渤海湾的详细地图，进行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
1894年5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国王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为了“出师有名”，一方面竭力劝诱清政府出兵，“代韩戡乱”，保证自己“必无他意”；一方面在国内秘密下达动员令，并组建指导战争的大本营，作好了占领朝鲜的充分准备。清政府对日本的假保证完全相信，于6月5日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分批赴朝，同时令驻日公使汪凤藻按照1885年《天津会议专条》将出兵之事通知日本。当清军2000余人于6月8日至12日陆续到达牙山时，日军4000余人也于9至16日陆续到达仁川、汉城。7月16日，日本与英国签订了《通商航海条约》，英国放弃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并部分地承认日本关税自主(随后日美、日意、日俄相继签订了同样的条约)，这样日本不仅解除了对华战争的后顾之忧，而且提高了在国际上的地位。日、英签约的第二天，即7月17日，日本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开战，并批准了作战计划，于是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爆发。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所以史称这场战争为“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自1860年中英、中法签订《北京条约》以来最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这一条约的订立，使中日关系，使西方列强与日本和与中国的关系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列强瓜分中国的争夺更趋激化。而日本的国际地位则迅速上升，并开始跻入侵华列强的行列中去。从此，日本更加野心勃勃地走上加紧侵略中国、亚洲和争霸世界的扩张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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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大陆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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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陆政策”的中心内容是：首先灭亡中国，进而吞并亚洲，最后称霸世界。这是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所定的基本国策。这一基本国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明治维新以前为思想准备时期，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前夕为基本形成时期，甲午战争至全面侵华战争为推行和发展时期。
大陆政策的思想准备时期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国土狭小，资源缺乏，其地理位置又靠近亚洲大陆，因而日本的一些扩张主义分子，不论是封建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都对中国怀有强烈的征服欲望。这种扩张、侵略思想早在16世纪即已存在。日本战国末期统一全国的丰臣秀吉，在其刚刚被任命为关白(摄政大臣)不到两个月的1585年9月，给其家臣一柳末安的信中说：“余之被任命为关白，除统治日本外，同时其统治大权也及于唐国(即明王朝)。”1586年，丰臣秀吉又说：“当我统治日本成功之后，我就把日本交给弟弟秀长，我自己则专心一意去征服朝鲜和中国。”1587年还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王朝)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1590年，他在接见朝鲜使臣黄允吉时，不仅表示他要征服中国，而且要朝鲜为其向导；他在致朝鲜国王的复书中说：“……不屑国家之远，山海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改化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之中。贵国先驱入朝……”1592年9月18日，丰臣秀吉给关白秀次的《二十五条觉书》中更具体地表明了他征服中国的狂妄野心。他企图把中国作为日本的领土，让天皇到北京做皇帝，朝鲜则由丰臣一族来统治。《觉书》的主要内容有：“准备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明)都，呈献都城(北京)附近十国(州)予皇室，诸公卿将予采邑”，“大唐国之关白，授予秀次……日本之关白则由大和中纳言(羽柴秀保)、备前宰相(宇多田秀家)二人中择一人任之”，“高丽(朝鲜)国由岐阜宰相(羽柴秀胜)或备前宰相秀家统治”，“天皇居北京，秀吉居日本，船来泊之宁波”。1592年和1597年两次征服朝鲜的战争虽然在中、朝两国军队的抗击下失败了，但是丰臣秀吉侵略大陆、征服朝鲜和中国的扩张思想却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
日本德川幕府时代，丰臣秀吉的侵略扩张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并河天民所著《开疆录》说：“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大日本国更增加扩大，则可变成了大大日本国也。”这种“大大日本”的构想正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先声。佐藤信渊则更进一步，不仅提出了扩张的目标，而且设想了侵略的步骤。他在所著《宇内混同秘策》中说：“皇国日本之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中国既入日本版图，其他西域、罗、印度诸国……必稽颡匍匐，隶为臣仆。”又说：“凡经略异邦之方法，应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当今之世界万国中，皇国易取易攻之土地，无比中国之满洲为更易取者……故征服满洲……不仅在取得满洲……而在图谋朝鲜及中国。”精于军事学的藩士吉田松阴也主张：“急修武备，一俟船坚炮足，北割满洲之地，南取台湾、吕宋诸岛，渐作进取之势。”总之，日本幕府时代中后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基本上都主张向大陆扩张。而其中又以福泽谕吉的“脱亚论”更具有理论的代表性。1885年3月，中法战争正在紧张进行、中国东南沿海面临严重危机之际，福泽谕吉在他主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脱亚论》。其主要内容是说：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日本国民已渐知采纳此近世之文明。不幸其近邻有两国曰“支那”、曰“朝鲜”者，在方今文明东渐之潮中，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维持其独立，今后不出数年其国将亡，其领土将为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故“为今之计，我国不可再犹豫踌躇、坐待邻国之文明开化而与之共同振兴亚洲，毋宁应脱离其行列，去与西洋文明诸国共进退。我国对待支那、朝鲜之法，无须因其为邻国而有所顾忌，只能按照西洋人对待彼等之方式方法加以处理。”这一理论既指出了在西方列强竞相侵略中国之际日本应采取的立场和态度，又在舆论上配合了日本政府的扩军备战。这时，大陆政策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均已齐备，以后即进入形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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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大陆政策的基本形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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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即将向外扩张作为其基本国策。掌握政府实权的藩主萨长以天皇的名义发布施政纲领《五条誓文》和《宸翰》，宣称要“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当时扩张的主要目标是大陆上的中国和朝鲜。参谋本部成立之初即成立了专门负责侦察、调查中国东北地区及西伯利亚等地和朝鲜及中国沿海地区军事地理、军政情况等的管东局和管西局。1879年至1880年间，参谋本部派出管西局局长桂太郎、局员小川又次以及志水直大尉等十几名军官，以驻华武官和语文研究生等名义到中国搜集军政情报。他们在归国后写成《邻邦兵备略》《与清朝斗争方策》等报告。日本首任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据此上奏天皇，力请加强军备。1886年参谋本部派荒尾精至中国发展间谍组织，派已经升任局长(后又升大将)的小川又次再度至中国进行调查。小川回国后于1888年为参谋本部拟制了《清国征讨方略》，其中不仅有详细的中日双方战略形势，而且有详细的作战计划和战后处置中国的办法。其主要内容为：
趣旨：
“政略存则战略成，战略存则政略全。欲确定战略，不可不知政略如何”。“谋清国，须先详知彼我政略与实力，做与之相应之准备”。“于今日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时”，必“取进取计划”。“自今年起，在未来五年间完成准备，若有时机到来，则攻击之”。
进攻方略：
“第一篇彼我形势。若欲维护我帝国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立于万国之间，保持安宁，则不可不分割清国，使之成为数个小邦国。”“清国虽老衰腐朽，仍乃一世界大国……清人虽愚蠢不决，但受此屡屡失败刺激，对须培养实力已稍有感悟。近来陆海两军已渐有讲究改良之趋势。清国优柔，显然不能一举成强国。但是只要努力不懈，理应达到此境界。由当前形势看来，２０年后可能稍有完备……因此，乘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我国始能保持安宁，亚洲大势始得以维持。”清国军队有“旗兵30万，绿营兵60万，蒙古兵10万，共100万。八旗兵属无用之长物，绿营兵之弊风亦与日俱增……近年又选绿营兵中之精兵，仿勇军编制，组成所谓练军。一旦有事，入守有用者，实此勇、练二种……此二种兵合计40万，而此40万兵属各省总督巡抚分辖，并非归一名元帅统辖。故兵制、阵式、枪炮器械各有差异，军制不能统一……加之更可怜者，将校虽有文官、武官，皆不懂任何兵学，只图利己。由此可见，将校实无指挥此兵临阵对敌之技。此40万兵员配置于１０倍于我国之面积上，道路粗劣，交通不便，即使一方告急，也不能从邻省调兵。且内地常有教匪、苗民等思乱之徒。防练军平时主要用于镇压叛乱，不能以其大半援助邻省。加之战时无动员编制，只能临时招募无赖、游民，增加、补充战兵。以上所论者，不过实力之一斑，但足以证明其军备薄弱。”“对如此国家，动辄以宽仁相让，实非国家之良策。且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自明治维新之初，常研究进取方略，先讨台湾，干涉朝鲜，处分琉球，以此断然决心同清国交战。此国是实应继续执行。”
“第二篇作战计划。若欲使清国于阵头乞降，须先以我国海军击败清国海军，攻占北京，擒获清帝……而欲奏此功，则须于进攻北京之同时阻击来援京畿之敌兵。”“为达此目的，派出远征军总数应为八个师团(常备师团六个，后备师团两个)……分北、南两部。北部六个师团，南部两个师团。此乃依清国今日兵力而定。”“其部署任务如下：在海军掩护下，把五个常备师团与一个后备师团运至直隶湾，于山海关至滦河口之间登陆，夺取昌黎、滦州、永平府”；再“命一个常备师团”占领唐山，“做欲攻入天津之样态，以牵制天津兵北上，保护我军背后安全”；“以两个常备师团，经滦州……香河县进入通州”，“对天津方向保持战备”；“另两个师团经永平……三河县进入通州”，“不断对通热河道路及北京北方保持战备”，“防止清帝逃脱，阻止援兵”；对北京“围东、西、北三面……以东北角为主攻点”，“一个后备师团……坚守山海关，断东三省之援兵”。“以一个常备师团与一个后备师团，同海军一起进入扬子江，先克吴淞据之，切断上海及长江沿岸各地交通，然后水陆合力攻克江阴……宜昌等沿岸要冲”，“使长江以南之兵不得北上；对长江以北之地，骚扰威胁其背后，亦使之不能北上”，“使进攻北京之兵专心致力于进攻”。
“第三篇善后”。在西方列强介入之前，设法形成有利于日本之态势。“无论于任何情况下，一定要把下述六要冲划入我国版图”：一、旅顺半岛；二、山东登州府管辖之地；三、浙江舟山群岛；四、澎湖群岛；五、台湾全岛；六、扬子江沿岸左右十里之地。
小川又次的“方略”对以后日本陆军产生较大影响。
1890年12月6日，已担任内阁首相的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日本将向大陆扩张的政策。他说：“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惟独守主权线决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又说：“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他还认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敌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亦不是俄国，而是邻邦清国”。与此同时，他还写出《军事意见书》、《外交政略论》等文件，主张侵略中国，夺占朝鲜，与英、俄列强争斗等。外相青木周藏也向日本政府提出《东亚列国之权衡》，主张将俄国逐出西伯利亚，“日本领有朝鲜、满洲及俄国沿海州”，对朝鲜“采取强硬手段，施行干涉主义”。他的主张也都得到了内阁认可。至此，日本的大陆政策在明治初期扩张路线和军国主义体制的基础上已经基本形成，对大陆发动战争的准备也趋于完成，剩下的只是如何寻找时机或制造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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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大陆政策的推行、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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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日本借口朝鲜事件，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打败了腐朽落后的清政府，强占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正式走上推行大陆政策、武力侵略中国的道路。经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取得了在华驻军权，并夺占了中国东北南部大片领土，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其以侵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
1921年，日本原敬内阁召开有朝鲜总督、朝鲜军司令官、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官、驻华公使和奉天领事以及驻青岛、西伯利亚日军司令官参加的第一次“东方会议”，研究侵华政策问题。最后认为：满蒙同日本领土接壤(指朝鲜)，对日本的国防和“国民经济的生存”具有极其重要的关系，日本不但要维护其在满蒙既得的特殊地位与利权，而且今后要努力获得国防和“国民经济的生存”上必要的地位与利权。因而决定加强对中国的东北地区扩张。
1923年，在华盛顿会议上日本扩大军备和侵略中国的问题受到美国等国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日本在制定国防计划时，将主要假想敌国定为“与我有冲突的可能性且具有强大国力与兵力的美国”，而将中国与俄国作为第二号假想敌。但是为了与美国或俄国作战，又规定必须准备好占领“满洲、华北、华中各要域及华南一局部”等“大陆要域所必需兵力的整备”，作战的“不足资源需在中国寻求”。实际上不论对谁作战，日本都把中国作为其侵略的首要对象。在上述方针指导下，日本参谋本部于1925年制订了1926年度作战计划，预计动员32个师团的兵力，其中以3个师团又1个支队用于对美作战，以13个师团又1个支队用于对俄作战，而以16个师团用于对中国作战。由此可见日本作战的重心仍然是中国。而且对俄作战时，其大部兵力仍将以中国的东北地区为作战基地。日本对中国作战的计划是：以5个师团占领南满及北满一部，以7个师团进占河北及山东，以3个师团进占上海地区，以1个师团进占福建。
1927年，一贯主张“经营大陆”的扩张主义者田中义一继山县有朋组织新内阁，使日本的大陆政策又有新的发展。早在1913年，田中义一就著书鼓吹向大陆扩张。他说：“我们认为向大陆扩张乃是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惟一方法”，“日本政府必须确立经营满蒙的大方针”。他还表示决心为把满蒙变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而斗争”。这次当上了首相后自兼外相，任命一贯主张对中国实行“强硬外交”的“满蒙第一主义者”森恪为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认为“日本应当确保满蒙”，“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来”，这“必须成为政策的中心”。
当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在东京召开了有陆海军首脑、关东军司令官、驻中国使领和外务省有关人员参加的“东方会议”，统一认识，制订对中国的“积极政策”。会议实际上由森恪主持。最后由田中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共八条。前五条规定了对中国整体的政策，后三条规定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政策。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对中国的内部事务实行武力干涉。第五条就明确地规定：“当帝国在中国的权益及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必要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二是将东北地区从中国领土上分割出去，作为日本的殖民地。第六条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上和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八条还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防护。”森恪在会议上解释“不问来自何方”这句话时说：“何方”是指南京政府、北方的苏联和一切外国以及东三省的内部。这显然是要把中国的东北完全置于日本的武力控制之下，既不允许其他帝国主义染指，也不允许中国人民为维护主权而采取正当的行动。日本实际上把中国的东北地区已视为自己的领土了。
会后，田中将会议的实质内容写成《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秘密上奏天皇，因而这一文件又称“田中奏折”。文件首先说明向满蒙扩张的“理由”：“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完成新大陆政策。”其次又提出向大陆扩张的总目标：“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中国完全可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并进一步强调掌握满蒙之利权是控制亚洲大陆的“第一大关键”，说“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止中国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中国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中国之利源。以中国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尔后详细地阐述了实现这一政策的具体措施和步骤：以“二十一条”为基础，取得满蒙的土地租借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对外贸易权和金融权等；以日本人充任满蒙政治、财政及军事的顾问和教官；派遣军人秘密进入蒙古，以控制旧王公等等；在推行大陆政策的进程中因有可能“不得不与美国一战”，“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因此要作决战的准备，迅速修建几条有战略价值的铁路，将满蒙与朝鲜联结起来，加强对满蒙的控制。
日本有些学者认为，《田中奏折》是伪造的文件，但回顾一下田中义一内阁执行“积极政策”的实践和以后十几年日本扩张的侵略历史，再对照一下日本公开发表的《对华政策纲要》，不难看出《田中奏折》确实存在。积极推行侵华外交、战败时任日本外相的重光葵在战败后曾就此文件的真伪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东亚方面发生的事态，以及日本对此等事态采取的行动，恰似以《田中觉书》(即《田中奏折》)作为教科书那样进行的。因此，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书存在的疑惑是颇为困难的。”
东方会议之后，为了加快实施这一《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当年8月15日至21日，由森恪主持，在大连又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即大连会议)，参加人员为驻“中国公使、关东厅长官、驻奉天总领事和关东军司令官等人，进一步策划了侵略东北的具体步骤。
东方会议是一次决定日本国策的会议，也是把它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发展，并把实施这一政策的措施具体化的会议，预示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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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前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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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东北的军事准备
一、 东北概况及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活动
东北，在“九一八”事变前是指我国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及热河四省。由于热河1928年方始建省，当年底才划归东北地方政府管辖，所以人们习惯上仍多称“东三省”。东北地区面积130万平方公里，相当日本本土面积的3倍多。它北邻苏联，东邻朝鲜，西接蒙古，南隔渤海与山东相望，据山河之险，当日俄之冲。东北山脉环绕，无险峻急坡，树木葱茂；河流纵横，水势和缓，水产丰盛；土壤肥沃，农牧业发达，矿藏极为丰富。千百年来，东北经满、汉、朝鲜等各族人民的辛勤开发，成为国内最富饶的地区之一。
东北丰富的资源早就令日本垂涎。他们说：“满蒙的资源很是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
东北的战略地位也为日本所重视。他们宣称：“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重大的关系。”
日本在日俄战争以后一直以南满为其势力范围，对张作霖进行牵制和恫吓，欲使张认识到：日本在东北有很大的势力，依附日本，于己有益。与此同时，日本也看出张作霖既拥有武装实力，又坚决反对革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识者而行，则张氏将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因此日本把张作为在东北的代理人。
张作霖利用东北丰富的资源大肆扩充军备，于19２2年4月参加与直系争夺北京政权的战争。日本对张尽力协助，派军事顾问亲临前线检查工事，参与谋划与指挥。他们认为如果奉系取胜，日本就可直接操纵北京政权；如奉系战败，日本关东军可在东北为所欲为。此次战争的结果，奉系战败，张作霖宣布东三省“自治”。
1924年9月，张作霖乘直系内部发生江浙战争之机，率奉军17万进关与直军作战。直系军阀因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而彻底失败，奉系势力伸展到长江流域，取得了江苏和淞沪的地盘。时为奉系军阀的鼎盛时期。
奉系军阀幕后有日本的支持。1925年11月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奉时，日本关东军公然支持张作霖。
1926年下半年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张作霖乘机进入北京，组成了“安国军政府”(中华民国军政府)，张任大元帅，企图与北伐军抗衡。
1928年初，南京政府进行第二次北伐。国民革命军在山东境内的节节胜利引起了日本的严重不安。为维护其在山东的特权，阻止英、美势力在华北的扩张，日本出兵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发生后，蒋介石一面派员与日军交涉，一面绕道北伐。由于张宗昌、孙传芳战败，奉军发生动摇。5月9日，张作霖发出息战通电，宣称“正太、彰德两路已停止攻击”，表示“国内政治听候国民公正裁决。是非曲直，付之舆论。”
日本因奉军在军事上岌岌可危，乘机加紧威逼张作霖。5月17日11时，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会晤张作霖，面交日本政府的觉书(即备忘录)，声称中国“目前战乱情形将波及京津地方，而满洲方面亦将有蒙受其影响之虞”，“当战乱波及满洲时，帝国政府为维持治安，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
日本政府的觉书表明，田中内阁对张作霖已丧失信心，但又担心国民政府的势力进入东北。所谓“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就是暗示日本将使用武力以阻止北伐军打到关外，并解除关内奉军的武装，迫令张作霖下野。5月20日，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收到陆相白川义则的指示后即下达秘密动员令，命令驻满洲各地部队立即向奉天移动，并准备派第14师团向锦州、山海关、新民屯一带出击奉军。后因美国出面干涉，日本内阁才被迫取消了出兵计划。
但心怀不满的日本关东军拒不执行日本政府取消秘密动员的决定，打算用暴力手段干掉张作霖，趁张死后东北军混乱时，以“维持满洲全境治安”的名义出动关东军占领全东北。6月3日，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一手策划和指挥下，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车站将张作霖炸死，这就是骇人听闻的“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继承父业。他退出纷争的内战，主张东北易帜，争取祖国统一。日本也意识到“枭雄张作霖死亡后变成张学良时代，但满洲对日关系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背道而驰……”7月19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张学良传达了田中首相的警告，反对易帜，扬言“不听劝告，即用武力”。8月4日，日本特使林权助会见张学良，再次传递了田中的意见：反对东三省同关内的统一，要求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8日，林权助在同张学良正式会谈时重申田中的意见，并威胁张学良：如不听从日本忠告，田中将采取“自由行动”。9日，林更露骨地对张学良说：“如东三省蔑视日本忠告，率行易帜，则日本已有采取自由行动之重大决策。”张学良则毫不退让，针锋相对地说：“予为中国人，自应以中国人之立场为出发点，予所以与国府妥协者，实不过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之政治而已。日本劝告，予固愿考虑，但最后仍当以三省民意为归。不过就国际关系言，日本当亦不至甘冒干涉中国内政之不韪。再(而)日本屡以强硬态度对予威胁，予亦不解。”
东北易帜的斗争，不仅隐藏着日本企图支解中国、永远霸占东北的目的，而且反映了日本同英、美两国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和斗争。
张学良认识到，他主政东北，日本侵略者是不会罢休的；但只有统一，才能与日本侵略者抗衡。他在1928年7月1日的通电中表示：“学良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无妨害统一之意。”并申明：“余……以东三省民意为依归，余不能忽视东三省民意。”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易帜。31日，国民政府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同日任命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东北四省主席和省政府委员。
东北易帜对日本帝国主义是有力的打击。据报道，“东三省易帜消息传到欧洲，一般政治界与外交界颇觉惊愕，均认为日本对华强硬策略失败”。《东京朝日》报道，日本“枢密院认为张学良的行为是对日本明显的侮辱……枢密院对日本在满洲的代表所表现的无所作为表示不满……枢密院认为悬挂新旗帜给满洲问题大大增加了困难”。
由此，日本关东军也认识到“除非再用武力打倒张学良政权，满洲问题将永远不能解决”。
东北易帜，是张学良做出的利国福民的大业。但易帜以后他一度执行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侵略者毫无抵抗准备，结果加速了东北的沦亡。
二、 日本侵占东北的军事准备
日本为了侵占东北，除不断使用政治阴谋，企图不战而胜将东北分裂出去外，关东军还随时准备使用武力强行占领，为此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军事准备。
第一是搜集情报
日本参谋本部第六课所设的中国班专门负责与中国各派系军阀联络及搜集中国的情报。侵华战争中，日军的一些主要将领，如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都曾在中国班任过职。日本是通过向中国军阀派遣顾问、利用驻华办事机构工作人员及在留日军事学生中培植的亲信搜集中国的情报的。
日本特别重视向中国各级政府派遣顾问。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就有关于中国政府必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的条款。日本通过这些顾问，不仅操纵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还攫取各方面的情报，尤其是军事情报。
在中国各级军校的日本教官及各省督军的军事顾问，依靠教官与学生之间、顾问与中国要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获得秘密情报。日本还通过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而在中国军队担任要职的军人中培植亲日分子以获取情报。甚至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里，也通过曾经留学日本的军人获得所“必要的革命军的情况及其行动的情报”。
在东北，日本参谋本部向张作霖派遣了军事顾问，其中有著名的菊池武夫、本庄繁等。这些顾问与关东军设在沈阳的谍报机关一道搜集了有关东北的大量情报。其中，日本人把张作霖的参谋长、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杨宇霆作为情报的“源泉”。“杨宇霆事实上起到了日本谍报代理人的作用”。其后收买了东北的熙洽、臧式毅、张景惠、于芷山、张海鹏等军政要人，使其成为亲日派。
侵华战争的高级将领冈村宁次、本庄繁、安藤利吉、土肥原贤二、佐佐木到一等，都曾到中国从事过情报活动，是日本军界的“中国通”。如冈村宁次就曾以孙传芳军事顾问的名义搜集过中国的军事情报。1926年秋，孙传芳被北伐军打败，冈村宁次趁孙在九江仓皇逃跑时还曾窃取了华中中部的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1938年夏秋间，冈村宁次指挥日军进攻武汉时，这份地图起了重要的作用。日本在东北的特务机关向来注重搜集东北各级指挥机关的电报、公文，甚至对各官署字纸、纸笺都出高价收买。1931年9月9日，张学良给荣臻、臧式毅的一份电报说：如果日军肇事，“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该电报在油印发给部队时被日本特务窃去。张学良的“容忍”，增加了法西斯军人发动事变的勇气。
第二是对中国兵要地志进行调查
1906年，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即“满铁”)成立之后即设有调查部。满铁调查部一直向关东军司令部和参谋本部第二部提供情报资料，并应军方要求工作。他们除间接提供用于军事的中国各省统计要览外，还直接提供用于军事的兵要地志。
驻屯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二课兵要地志班和情报部文书谍报班是专司兵要地志调研的机构。但由于人员少，调查力量不足，因而一些重要的兵要地志的调查工作还要依靠满铁调查部。
在日军参谋本部第六课设有兵要地志班，负责调查预想战场的兵要地志资料。日本对中国兵要地志的调查内容十分广泛，包括铁路线图(立体桥梁涵洞图)、东北地区中国军队的兵力、枪炮种类和性能、官兵数额、将校姓名、营地设施、后勤辎重、蒙旗(县)人口、物产、畜群数量、森林矿藏、蒙汉军民情况，以及地方风土情况，如土壤、水源、气候、雨量、风向等。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东北各地驻军对东三省的兵要地志已十分了解。1931年3月间，关东军为了调查蒙古的兵要地志，召集精通蒙语的军官数十名，以重金聘来的蒙古贫民为向导，分五路入蒙古调查：第一路由察哈尔入蒙，第二路由热河入蒙，第三路由洮南入蒙，第四路由黑龙江入蒙，第五路由俄境入蒙。日本参谋本部的中村震太郎大尉就是从洮南入内蒙，对在大兴安岭的宿营、给养、给水、行动的难易进行实地调查的。由此可见日军对中国兵要地志调查的细致和广泛。这是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始料不及的。这些调查给日军后来的侵略战争行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例如日军在1937年向山西进攻时，就根据调查的兵要地志，避开了险要的雁门关，而从东面繁峙的马兰口出击，由背后攻击代县，遂攫取了雁门关险要。
第三是侦察地形及进行现地战术研究
东北易帜后，东北军有25万人，并拥有飞机、战车等先进武器，东北的兵工厂亦可生产各种轻重武器装备部队，而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对此，关东军司令部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认为要“以寡胜众”，必须早有准备。为了制订可行性大的作战计划，关东军曾多次组织参谋至各战略要地进行现地侦察及战术研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29年7月间的“北满参谋旅行”：从旅顺出发，经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至满洲里，然后经昂昂溪、泰来、洮南返回旅顺。在哈尔滨研究了“进攻哈尔滨的地形判断”、“松花江渡江作战”和“占领哈尔滨的前进阵地”；在齐齐哈尔去海拉尔途中研究了“兴安岭东侧地区的遭遇战”；在海拉尔研究了“海拉尔防御战”；在泰来研究了“在洮南集中主力的掩护阵地”等。第二次是同年10月间的“辽西参谋旅行”：从旅顺出发，经沈阳、锦州、山海关至天津、北京，然后返回旅顺。这次是以对抗演习的形式进行的预想作业。假设的情况是：“关东军之一部，在击溃中国军队后进行了扫荡，主力正向奉天附近集中，其先遣部队已进至新民屯；而中国军队则得到了关内中央军的增援，先遣部队被其包围。”在此假定下，研究了“新民的渡河攻击”、“向锦州追击”和“进攻锦州”的作业，实地侦察了锦州的中国军队营防，尔后转入“对山海关西面地区的攻击”，和指挥后续兵团由秦皇岛登陆侧击中国军队的作业。第三次是1931年7月间的第二次“北满参谋旅行”：从旅顺出发，经郑家屯、洮南、齐齐哈尔、昂昂溪、扎兰屯、海拉尔至满洲里，尔后取道哈尔滨、长春、公主岭返回旅顺。除了再一次熟悉各地地形外，还在昂昂溪研究了“关于机械部队的运用”，在泰来附近的开阔地进行了正面防御的图上作业。
此外，1930年春，关东军还组织进行了“攻取奉天城要领”的现地研究；当年夏，进行了“夜袭弓长岭”的研究；当年秋，进行了“东部国境方面现地战术”的研究等。
第四是武装移民
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国内从官吏、商人到军界、财界都在热烈讨论“如何经营满洲问题”。军国主义分子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午以及外相小村寿太郎都主张向满洲移民50万或100万人。儿玉说：“战争不可能常胜不败，永久的胜利是与人口的增减相关联的”，让更多的日本人定居中国东北，“那么这个地区自然而然会成为日本的强大势力范围”。由此可见，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是侵略活动，其动因是军事上、政治上扩张的需要，其步骤是以军事入侵为先导，以移民入侵来巩固它的军事占领，并为新的扩张作准备。日本移民大都是退役的预备军人，是亦兵亦农的“在乡军人”。日本将这些人移往东北，使之成为关东军进行侵略扩张的辅助部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在东北的在乡军人约有1万人，大部安置在南满铁路沿线。“九一八”事变前10天，即9月8日，东北日侨在乡军人会接到陆军部的密令，要其分别到沈阳、长春、哈尔滨报到。9月17日晚，沈阳的在乡军人到日本车站附近的招魂碑前集会，他们臂缠黑纱，听取狂妄演说，尔后高呼“为保障满蒙之既得利权而洒军人之鲜血”、“打倒侵害日本权益之张学良”等口号，气焰极为嚣张。
第五是大肆制造侵略战争的舆论
1929年爆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日本为了摆脱危机，即大造侵略中国的舆论。1930年，日本经济危机加深。同年9月，日本军部的一群法西斯军官成立了秘密组织“樱会”，专门策划“国内改革”和“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其纲领中明确提出：“本会以改造国家为最终目的，为此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樱会的活动得到日本军部将领的支持。他们为了准备对中国的军事行动，积极作舆论上的准备。
当时日本政府和军部在侵略东北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多大矛盾，只是在做法和步骤上有差异。对日本政府来说，头等重要的是从经济上控制“满蒙”，而军部则把军事和政治观点放在第一位。为此，日军部和右翼势力曾于1931年3月发动军事政变，企图建立以军人为主体的政权，以便侵占中国东北。但由于政变计划不周密、政变军人内讧，致使政变计划破产。政变破产后，由于军、政双方在侵占“满蒙”上的一致，所以对政变军人没有追究责任。这些更使右翼的侵略气焰甚嚣尘上，越发加紧策划侵略阴谋。
1931年3月，板垣征四郎向关东军鼓动说：占有“满蒙”是“实现日本远大理想的使命”。５月，板垣和石原又向关东军鼓动说：占有“满蒙”是日本摆脱经济危机的惟一方法。石原还论断：惟有开发“满蒙”，活跃经济、解决失业问题才有希望。
1931年8月3日，已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但尚未到职的本庄繁中将，在日军军司令官和师团长会议上，以个人名义上书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日本向外侵略的步骤和近期入侵中国的总设想，声称日本“必须乘此世界金融凋敝、苏联五年计划尚未完成、中国尚未统一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经营三十年之满蒙……使上述各地与我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我帝国之国基始能巩固。”至此，日本帝国主义即将把侵略中国东北的舆论化为侵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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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九一八”事变和东北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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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变前中日双方的作战指导及兵力部署
日本为了实现其侵略中国的既定方针，参谋本部于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就已开始拟制侵占中国东北的纲领性文件——《昭和六年（１９３１年）度形势判断》。主要内容是准备分三个阶段占领东北：第一阶段在东北建立一个新的亲日政权以代替张学良；第二阶段使这一政权从中国分裂出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第三阶段武力占领，使之成为日本的领土。１９３１年４月正式形成文件。但在侵占东北的步骤上，日本关东军与参谋本部有不同的看法。早在１９３０年９月，关东军参谋部在石原莞尔主持下就已制订了《关于满蒙占领地区统治之研究》，主张在一两年内就占领东北。为此，从１９３１年１月中旬起，每逢星期六，关东军参谋部都要召开一次有全体参谋参加、满铁调查课和东亚经济调查局有关人员也应邀参加的“占领地统治研究会”，共同策划侵占东北的阴谋活动。当年春天，关东军还对沈阳城进行了现地侦察，因见城墙既坚又厚，认为如果中国军队固守城垣，则难以攻取。于是对城墙的损坏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勘察，选择突破口，并据此制定了攻城计划。“九一八”事变当夜，日军就是根据这个计划由城西南角墙坏处首先登城的。
１９３１年４月，日军第２师团从仙台调到东北辽阳换防。该师团成员多为日本北方人，适于在中国东北寒冷地区作战。５月间召开了联队长、大队长参加的动员会，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就所谓“满蒙”问题作了讲话。他说：“满蒙问题的最后解决，必须予以军事占领。因此，要有突然攻占东北的准备。”
关东军不满意分三个阶段占领东北的计划，坚持发动战争后立即占领东北、使之成为日本领土的意见，遂派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等人回日本游说。日本参谋本部为了统一认识、协调行动，派建川美次主持召集参谋本部及陆军省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等５个课长制订了一个折中的实施方案——《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规定“约以一年为期”，对东北实施武力占领。７月间，陆军省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至东京，将该《大纲》作为指令下达给关东军。
事实上关东军连一年之期亦不愿等待，此时已经基本上做好了侵占东北的准备。为了分散张学良的注意力和牵制东北军主力于关内，使其无暇顾及东北，一方面挑唆石友三发动反对张学良的军事叛乱和鼓动蒙古独立，以配合日军对沈阳的进攻，一方面加紧制订作战计划。１９３１年４至６月间，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制订出一系列具体的阴谋活动和作战计划。当时分工：由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制造发动战争的借口、制订爆炸柳条湖铁路的行动计划；由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制订进攻北大营和攻占沈阳、长春、吉林的作战计划；由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制订在吉林、哈尔滨制造暴乱行动的计划。整个侵略计划的特点是行动迅速，要求在一夜之间造成占领沈阳、长春的既成事实，以防止外国的干涉。４月２６日拟好了攻占沈阳的作战计划，３１日研究了发动侵略借口的“谋略”。至６月１９日，全部计划均已完成。主要内容为：发动侵略的当晚，独立守备第２大队的第３中队以演习为名，从石虎台驻地南进，一部至柳条湖铁路边，主力至北大营外围展开。一俟柳条湖铁路炸毁，第３中队即向北大营进攻。在沈阳城内的板垣征四郎则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按照石原莞尔拟定的计划，命独立守备第２大队进攻北大营，步兵第２９联队进攻沈阳城。石原的计划还规定以辽宁的第２师团主力和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一部支援沈阳作战；在长春的第３旅团和骑兵第２联队对宽城子、南岭的中国军队作好战斗准备；驻营口、本溪、安东铁路沿线的守备队向就近的中国军队进攻；占领沈阳后，第２师团利用在吉林制造的暴动，以护侨为名进占吉林，同时向朝鲜军请求派出陆军和航空兵越过鸭绿江进行支援。计划还规定：如苏联出兵干涉，关东军以一部兵力占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主力位于吉林北舒兰一带及白城子至索伦地区。
这一计划制定后，石原、板垣与参谋本部、陆军省、朝鲜军以及关东军内有关人员秘密地进行了联系，以便届时统一行动。为了进攻沈阳，关东军还通过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批准从东京调出２门２４厘米的重型榴弹炮，于７月间调至东北。为保守秘密，将炮身藏于大木柜中，从神户用客船装运；在大连上岸时，参加搬运的驻旅顺重炮大队的士兵都穿中国便服。运至沈阳后，安装于独立守备第２大队营房内，预定“一门攻北大营，一门攻奉天飞机场”，由重炮兵大队长松本正文对各射击目标进行了实地测量和标定，并由驻海城的野炮兵第２联队长河村圭三进行了校正。“这些重型火炮，在以后进攻北大营的战斗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威力”。
与此同时，７月１日日本参议官会议决定将驻中国东北的日军由轮换制改为常驻制，并密令第２师团以联队为单位集中驻屯，独立守备队各大队、中队亦相对集中兵力，以便随时投入战斗。驻朝鲜的日军第１９、第２０师团亦作出了向中朝边境集结的计划，准备从图们江和鸭绿江两个方面越境以支援关东军，并派出先遣部队进行架桥和测量等战备行动。
日本为了制造侵占东北的借口，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震太郎间谍事件”，把所谓的“满蒙危急”的鼓噪推至顶峰，用以煽动日本人狂热的反华情绪。前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和菱刈隆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提出：“应利用中村事件这个机会使用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
此时，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８月１日，任命曾担任过张作霖军事顾问和驻华武官、熟悉东北军内情的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任命曾主持制订《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的建川美次为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任命“中国通”土肥原贤二为沈阳特务机关长。陆相南次郎在８月３日、４日召开了有军司令官及师团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在３日会上特别要求关东军、朝鲜军、台湾军的三名司令官本庄繁、林铣十郎和真琦甚三郎认真细读“强调从根本上解决满蒙问题”的《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文件。南次郎在４日会上指示：“满蒙在国防、政治、经济上对日本的生存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如事态恶化时，凡属军职人员，应准备“随时尽军人之天职”。
在这次会议后的秘密会议上，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向参谋次长二宫治重、陆军省次官杉山元汇报了关东军准备在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方案，并按其原定的计划向朝鲜司令官提出请朝鲜军协助的请求。林铣十郎当即明确应允。本庄繁于会后还分别拜会了陆军与海军大臣及次官，参谋总长及副总长，军令部长及次长，还有外务大臣、政务次官等军政要人，对“满蒙”问题交换了意见。８月２０日，本庄繁抵旅顺就职，他审查了石原莞尔制定的作战计划。９月３日，他对关东军高级军官训示：“今后可能发生更多不幸事件”，“这样最后解决的时机就更接近了”，“第一线部队要经常注意情况的变化，要有当事件突发时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特别是独立执行任务的小部队……要断然遂行自己的任务”。９月７日，本庄繁开始视察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检查战备情况，进行战前动员，并按石原所定计划，组织实施“出动演习”。１３日，本庄繁在长春对部队训示说：“对反抗我军者”要“采取断然处置手段”。由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关东军已进入临战状态，侵占东北的战争即将爆发。
此时，日军在东北的正规军已达１．５万余人（第２师团为缩编部队，每步兵联队缺１个步兵大队，每大队缺１个步兵中队，全师团约１．０４万人；６个独立守备大队，每大队４个步兵中队，每中队１６０人，共约４０００余人；还有旅顺要塞部队和重炮兵大队等)，另外有在乡军人和警察等辅助部队约１万余人。总兵力约２．７万人。日军以沈阳为中心，部署于南满铁路沿线，以便于机动兵力。其具体兵力部署为：
第２师团司令部，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驻辽阳；
步兵第３旅团，旅团长长谷部照少将，驻长春；
步兵第４联队，驻长春；
步兵第２９联队，驻沈阳；
步兵第１５旅团，旅团长天野六郎少将，驻辽阳；
步兵第１６联队，驻辽阳；
步兵第３０联队，驻旅顺；
骑兵第２联队，驻公主岭；
野炮兵第２联队，驻海城；
工兵第２中队，驻铁岭；
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驻公主岭；
独立守备第１大队，驻公主岭；
独立守备第２大队，驻沈阳；
独立守备第３大队，驻大石桥；
独立守备第４大队，驻连山关；
独立守备第５大队，驻铁岭；
独立守备第６大队，驻鞍山；
重炮兵大队，驻旅顺；
关东军宪兵队，驻旅顺；
旅顺要塞司令部，驻旅顺；
特务警察队，驻大连；
在乡军人总部，驻沈阳。
蒋介石和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战争准备是了解的。早在１９３１年７月初，蒋介石就和张学良交换过是否“与日本开战”的意见。这表明，在７月初，蒋和张就认为东北形势已严重到中日两国就要“开战”的程度了。但是，８月１６日蒋介石却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当即转令东北军负责长官遵照。９月６日张学良又电告臧式毅代主席和荣臻参谋长：“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９月１２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密会于石家庄，在专车上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同一天，张接到外交部密电：据中国驻日本公使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了对“满蒙的最后方针”，已密令驻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
东北边防军代理长官张作相在锦州也得知中日问题已到严重关头，遂派部下李济川去北平见张学良。张重复中国驻日公使的话，并一再嘱咐张作相“赶快回沈阳主持政务”，并说：“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于库房”。〔２６〕以上足以证明蒋、张在事变前已经知道日军可能马上就要以武力侵犯东北，只不过他们幻想以屈辱妥协的不抵抗主义来乞求事件不扩大，以便局部地解决。这不仅大大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而且使东北军在思想上首先放下了武器。
东北易帜后，东北军编成步兵２５个旅、骑兵６个旅、炮兵１０个团。１９３０年９月，张学良支援蒋介石参加中原大战，以其９个精锐旅共１０万人编成两军，由于学忠、王树常统领入关。中原大战结束后，入关的９个旅及配属（骑兵３个旅及炮兵、工兵等）分驻在平津一带。１９３１年７月，为讨伐石友三的反蒋反张战争，又将东北的步兵３个旅、炮兵２个团共８万人调进关内。再加上驻山海关的何柱国旅，这时东北军步兵精锐和大部炮兵分布在平津及河北、察哈尔一带。留驻东北的步兵１２个旅、骑兵３个旅和省防旅，装备都较关内部队差。由于东北军政当局历来是反共反苏的，特别是１９２９年中东铁路事件后，在兵力部署上主要是用来对付苏联。“九一八”事变前夕，在东北的正规军１６．５万人、非正规军４万人，总计约２０万人。具体驻地是：
辽宁驻军：
独立第７旅王以哲部，驻沈阳；
独立第１２旅张廷枢部，驻锦县；
独立第２０旅常经武部，驻郑家屯；
骑兵第３旅张树森部，驻通辽；
省防一旅于芷山部，驻山城镇；
省防二旅张海鹏部，驻洮南；
公安总队（由原第２０师改编）黄显声部，驻沈阳；
辎重教导队牛元峰部，驻沟帮子；
东北空军、海军及宪兵司令部，均驻沈阳；
吉林驻军：
独立第２１旅赵芷香（后张治邦接任）部，驻宁安；
独立第２２旅苏德臣部，驻双城；
独立第２３旅李桂林部，驻长春；
独立第２４旅李杜部，驻依兰；
独立第２５旅张作舟部，驻吉林；
独立第２６旅邢占清部，驻哈尔滨；
独立第２８旅丁超部，驻哈尔滨；
骑兵第４旅常尧臣部，驻农安；
省防第１旅孙鹤喜部，驻方正；
省防第２旅王绍南部，驻蛟河；
炮兵第１０团穆纯昌部，驻长春；
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冯占海部，驻吉林；
哈尔滨特区公安大队王之佑部，驻吉林；
山林警备队赵维祥部，驻延寿；
黑龙江驻军：
省防步兵第１旅张殿九部，驻扎兰屯；
省防步兵第２旅苏炳文部，驻海拉尔；
省防骑兵第１旅王南屏部，驻绥化；
省防骑兵第２旅吴松林部，驻克山、拜泉；
独立骑兵第２旅程志远部，驻满洲里；
独立炮兵第９团朴炳珊部，驻泰安镇；
边防军公署卫队团徐宝珍部　，驻齐齐哈尔；
兴安屯垦军苑崇谷部，驻索伦；
保安大队窦联芳部，驻齐齐哈尔。
东北驻军和日军力量上对比，东北军装备上虽不如日军，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如果没有不抵抗的命令，如果部署得当，日军的侵略行动是不能轻易得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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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事变爆发和辽宁、吉林的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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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２大队第３中队队副河本末守中尉带领７名士兵到北大营西南８００米的柳条湖，将４２包黄色炸药设置在南满铁路的轨道上。１０时２０分，轰隆一声巨响，炸坏一米半长的一段钢轨和两根枕木，然后诬称是中国东北军所为。早已埋伏在北大营外围的日军向东北独立第７旅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于是“九一八”事变完全按照关东军的预定计划爆发了。
板垣征四郎在沈阳以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代行发布“扫荡北大营之敌，进攻沈阳城”的命令。日军设在第２大队营房内炮兵阵地即开始向北大营及东塔机场射击，日军独立守备第２大队向北大营进攻，第２９联队向沈阳城进攻。当时第７旅旅长王以哲及所属２个团长均不在军中，该旅参谋长赵镇藩一面指挥部队抵抗，一面用电话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报告，但接到的命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然而第７旅的广大官兵是爱国的，他们不知道国民政府已经给他们的长官下达了可耻的不抵抗的命令，他们自发地奋起抵抗。日军“虑营内设伏，为激烈之反抗，故前线步兵不敢十分挺进，只以极猛烈之炮火相恫吓”。到１９日凌晨２点多，铁岭、鞍山的日本守备队相继来到，敌人兵力增加，猛烈进攻。中国官兵到下半夜３点多钟撤退到东山咀子集结待命。５时３０分，北大营被日本占领。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见事态严重，以急电向张学良告急。张向蒋介石请示。曾多次指示对日本寻衅不予抵抗的蒋介石这时却复电张学良“相应处理”。张学良虽已觉察到日军有侵犯东北的可能，但他判断错误，未料到日本会侵吞整个东北三省；同时还认为这可能是日关东军的挑衅，是局部行动，判断“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不想扩大事态”，因而遵照蒋介石９月１２日在石家庄“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和“一律不抵抗”的指示，复电荣臻：“以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而就在蒋介石和张学良指示中国军队不抵抗、幻想妥协求和之时，在旅顺的本庄繁于１９日１时２０分向关东军下达了侵占东北的战斗命令。其主要内容为：“（一）　第２师团立即率师团主力向奉天集中，攻击该地中国军队。（二）　步兵第３旅团长指挥步兵第４联队、骑兵第２联队警备长春，并作好攻击该地区附近中国军队的准备。（三）　独立守备队司令官率守备第１、第５大队向奉天前进。（四）　守备第３大队攻占营口。（五）　守备第４大队攻占凤凰城与安东。（六）　守备第６大队派出两个中队至奉天，归第２师团长指挥。”与此同时，还致电朝鲜军司令官，通报沈阳战况，并请求派兵支援。尔后即率关东军机关和驻旅顺的步兵第３０联队及重炮兵大队等，于１９日中午到达沈阳。４时４５分，日本第２师团长多门二郎率兵赶到沈阳，马上占领了兵工厂、飞机场和东大营。拂晓，日军第２９联队由西南角城墙豁口进城，一面用机枪扫射，一面抢先占领无线电台、各银行及各重要机关，于１９日晨６时半完全占领沈阳。
沈阳沦陷后，大批财产和军用物资全部被日军掠去。仅以沈阳兵工厂为例，日军掠去各类步枪近万枝、各类机枪２５００余挺、各类炮近６００余门，还有数不清的子弹、炮弹等。东北空军的新旧飞机２６０多架已全为日军掠获。其他如工厂、驻军、长官分署等单位的武器也大都落入日军之手。至于物资、财产方面的损失，更是无法统计。这些都是由于实行“不抵抗”政策，才白白拱手交给敌人的。
关东军在占领沈阳的同一天，又按事先制定的作战计划，向长春以南的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进行突然袭击，侵占了安东、凤城、本溪、辽阳、海城、营口、抚顺、铁岭、四平、公主岭以及其他重要城市。
长春是吉林北部的咽喉，同时也是南满铁路的终点。因此，日本侵略军要占领吉林必先占领长春，要侵占黑龙江也必须先占领长春，作为进攻的后方基地。“九一八”事变之前，驻在长春的日本军队有第４联队的２个大队、独立守备队第１大队的１个中队，总兵力仅约１０００名。中国东北军在长春的部队有驻在南岭的穆纯昌炮兵团和任玉山步兵第５０团，约７０００人，火炮３６门；在长春北宽城子驻有步兵第１６３团１个营，约６５０名边防军；长春城内驻有省防军７００余人。中日双方兵力、兵器对比，中国军队占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南岭的炮兵团有３６门野炮，如果同时开火，则长春附近地区的日军将受很大损失。因此，日军在事变前制定作战计划，即已决定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一举攻占长春，并在事变前进行过多次实兵演习。可是由于东北军政当局麻木不仁，９月１８日事变的当天晚上，长春的驻军毫无戒备，都安然进入梦乡。
当日军在沈阳发动进攻时，驻长春的日军立即奉命动员。为增加日军的力量，所有的日本警察、在乡军人、青年联盟成员和“满铁”的大雄蜂会成员也都发枪待命。为集中兵力攻下长春，驻公主岭的日骑兵第２联队急行军开到长春，配合第４联队行动，对东北军的驻区采取全面围攻的态势。
日军进入的目标，首先指向对其威胁最大的驻南岭炮兵团。１９日５时，日军第４联队第２大队的２个中队接近一营驻地。此时东北军刚刚起床，当发现日军袭击时，便利用窗口进行抗击，但由于无准备、无组织，一时出现混乱。日军冲进后首先将该营１２门火炮破坏。该营战至６时４０分，突破围墙撤退。尔后日军便集结兵力，分左右两翼从北面进攻炮兵第２营、第３营。由于守军依托营防工事坚决抵抗，日军进攻受挫，被迫停攻待援。
上午１０时，从公主岭赶来增援的日军独立守备第１大队与第２大队会合后，在炮兵轰击掩护下，分左右两翼向步兵第５０团及炮兵第２营、第３营进攻。守军利用营房的窗户、通气孔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枪眼猛烈还击，使日军颇有伤亡。战至下午１时，日军守备第１大队长小河原浦治中佐受重伤，其第３中队长桥本茂大尉及机枪小队长芦田芳雄少尉被击毙。东北军乘机发起反攻。日军将所有预备队投入战斗，连通信班也“展开突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东北军伤亡既重，又无后援，１５时，不得不退出南岭营房。日军以死４３人（内军官２人）、伤５５人（内军官３人）的代价占领了南岭。
日军第４联队主力向驻宽城子的独立第２３旅的１个营进攻。本拟突袭，因该营已有准备，改为强攻。激战至上午８时３０分，日军从北、东两个方向迂回进攻。营长傅冠军重伤后牺牲，士兵伤亡亦众。在日军炮火不断轰击下，守军被迫于１１时许放弃营房撤退。
长春城内驻有省防军７００余人。独立第２３旅旅长兼吉长镇守使李桂林闻风逃走，驻军被日军缴械。日军于１９日占领长春，其第２师团司令部遂移至长春。２０日，海城的日军野炮第２联队的１个大队及旅顺日军步兵第３０联队均集中于长春。驻朝鲜日军也正企图越境进入东北，准备向吉林及黑龙江发动进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军方首脑于９月１９日７时召开会议，一致赞同关东军的行动，即由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分别致电关东军，电文说：“９月１８日夜以后，关东军司令官之决心和处置深合时宜，深信此乃提高帝国军队威信之举……”２０日上午，参谋总长、陆军大臣、教育总监开会，会上军部希望一并解决满蒙问题，海军也积极支持关东军。本庄繁遂于２１日晨决定进攻吉林。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乃父殁回锦州治丧，一切军务由参谋长、省府委员熙洽代理。熙洽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侵占长春的日军第２师团司令多门二郎和熙洽是师生关系，熙洽与日关东军暗中早有联系，他于９月２０日派人持函到长春见多门，表示甘心卖国投降。
吉林市驻有东北军第２５旅张作舟部２个团，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所辖步兵３个营、骑兵１个营、炮兵１个营，以及迫击炮、重机枪、通信等各１个连。熙洽借口遵守蒋介石不抵抗的指示，在省政府召开军政紧急会议，不顾冯占海等人的强烈反对，命令驻省城吉林市的各部队及吉长铁路警备队分别撤出吉林市，集中在团山、龙潭一带，市内仅留少数部队与警察。
９月２１日在熙洽迎接下，多门二郎率领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了吉林。当晚，驻朝鲜日军混成第３９旅团到达沈阳，接替了防务，第１５旅团向长春集中。驻平壤的飞行第６联队的２个中队此时亦已到达沈阳东塔机场。９月２３日又侵占了蛟河和敦化。在此之前，吉林东部的延吉、珲春、汪清、和龙等县已被日军占领。２４日，日军又向辽宁和吉林西北进犯，先占通辽，继而又占新民，２５日进占洮南。这样，在不到１周的时间内，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３０座城市，并不同程度地控制了北宁、沈海、四洮、吉长、吉敦、吉海等铁路线，完成了其军事进攻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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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江桥抗战和黑龙江省的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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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９日，国民政府得知沈阳等地已为日军侵占，当日致电在日内瓦的中国代表施肇基：“现已完全证实，我方毫无挑衅举动，日军公然向我攻击……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立即并有效地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置，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际联合会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９月２２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会议上讲话，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与此同时，张学良在北平邀请胡适、李石曾等社会名流及东北高级将领磋商东北问题，“也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并于９月２６日命令东北军将士：“一，此次之所以命令不抵抗主义，是因将此次事变诉诸国际公审，以外交求得最后胜利。二，尚未到与日军抗争之时机，因此各军将士对日人依然平常那样对待，不得侵害。”蒋介石、张学良“依靠国联”、对日“逆来顺受”的态度，不仅更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而且促使了一些人的叛变投敌。除前述熙洽迎接日军进占吉林外，洮辽镇守使兼吉林省防第２旅旅长张海鹏在日军向吉林西北进犯时投降日军；９月２７日，暗中策划哈尔滨“独立”的张景惠宣布自任东三省特别区（哈尔滨）“治安维持会”会长；１０月１５日，东边道镇守使兼辽宁省防第1旅旅长于芷山发表宣言，叛变投敌。日军在这些叛国分子协助下准备进一步扩大其侵占区域。日军攻占沈阳、长春等地后，许多仍滞留于吉、辽两省的东北军部队不满并违抗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向占领铁路沿线地区的日军不断发动反击。如９月２４日，约有１个营的兵力袭击了日军混成第３９旅团第７８联队守备的沈阳兵工厂；２８日，在长春附近的部队，于夜间攻入南岭日军第２师团兵营，烧毁营房１０余栋；１０月１１日，袭击了营口的日军守备队；１６日，约２个营的兵力攻击昌图县城；２３日晚，在沈阳以西的李官堡附近袭击日军守备队等。总之，从日军侵占沈阳开始，东北军民自发的游击战就展开了。
日军侵占辽、吉两省后，即积极图谋取得黑龙江省。但因黑省远处日军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之外，且与苏联接壤，日军出兵侵占尚有顾忌，因而玩弄以华治华的策略，利用张海鹏伪军为前驱攻占黑龙江省。为此，给以大量械弹。
黑龙江省军政当局自辽、吉两省陷落后颇为惊慌，并因省主席万福麟远在北平，群龙无首，如何应变，莫衷一是。日寇睹此情形，更加制造攻黑的空气，意在恫吓，增加纷扰。万福麟在北平曾电令“黑省军事暂由警务处处长窦联芳负责照料，参谋长谢珂副之”，但窦接电后不关心、也不负责抗战的事，军事上一切由参谋长谢珂处理。
谢珂奉张学良命令，对进犯的张海鹏伪军进行抵抗。当即开始布置军事，准备抗敌，电令海拉尔、满洲里、黑河和东荒地各地的驻军积极准备补充，听候调遣。为保卫省城齐齐哈尔，将独立骑兵第２旅的１个团部署于泰来，对洮南方向警戒；派工兵１个连驻守嫩江铁桥，并在北岸构筑了防御工事；１０月初又将省防骑兵第２旅控制于黑龙江附近待命。
嫩江南岸的江桥是洮（南）昂（昂昂溪）铁路跨越嫩江的必经之路，系南北交通要冲，日军如侵犯省城，首先必须攻占江桥。１０月１３日，张海鹏在日军授意下开始向齐齐哈尔进犯，于是引起了江桥抗战。
江桥抗战自１０月１３日至１１月２０日，大致可分为３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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