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形势急剧发展，日本大本营“预料大陆战场将面临严峻的局面，尤其延安方面对我占领地区的活动，必将日益激化”，〔６〕急于令侵华日军进行战略收缩，于5月２８日又下达了“大陆命”第１３３５号命令：“１ 大本营为适应形势的演变，准备加强华中、华北的战略态势。２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设法迅速撤出湖南、广西、江西方面的湘桂、粤汉铁路沿线的占领地区，将兵力转用于华中、华北方面。”〔７〕６月４日，侵华日军在大连召开高级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冈村宁次及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参加了会议。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传达了大本营命令的精神，研究了侵华日军今后的行动等问题。６月１０日，“中国派遣军”在南京召开各方面军和军司令官会议，同时下达了新的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为：〔８〕
第一作战方针
１ 派遣军准备以主力控制华中、华北重要地区，对中、苏采取持久战，同时挫败来攻沿海重要地区之美军，使本土决战容易进行。
２ 对美战备重点暂先放在华中三角地带，其次为山东半岛。但应极力在事前识破敌人对华中、华北的登陆企图，以便及时把派遣军的主要战斗力量集中于敌人来攻方面。
３ 即使情况已到最后关头，也要确保南京周围、北京周围及武汉周围重要地区。
第二作战指导要领
４ 令２３军尽快把驻地较远的部队撤回广州附近，使其确保广州、香港地区……
５ 令第１３军迅速撤回驻在福州及温州的兵力，而以主力确保华中三角地带……
６ 令华北方面军、驻蒙军及直辖兵团确保华北重要地区……
７ 要使第６方面军在撤回和转调下列兵力之后以所余兵力确保武汉周围重要地区。
（１） 把第３４军司令部、第３９师团等迅速派遣到南满及北朝鲜，使之入列关东军隶下。
（２） 把４７师团迅速派遣到济南，使之列入第４３军隶下。
（３） 迅速把桂柳地区的第１１军撤回，同时把第３、１３、３４各师团经九江附近派往南京附近，由总军直辖。
（４） 接着尽快撤回长衡地区的第２０军，并把第６８师团、第２２混成旅团、第８８混成旅团等派往北京（必要时派往济南），使之列入华北方面军指挥下，同时把第１１６师团、独立混成第８６、８７旅团等派往南京，由总军直辖。
日军第６方面军根据４月２７日的撤退命令，于当月底即已拟制出撤退计划： ８月底前完全撤出广西，第１１军撤退至武汉地区集中；年底以前完全撤出湖南，第２０军退至岳州以北集中。
三、 收 复 广 西
日军第１１军根据方面军的撤退指示，决定于５月下旬撤出河池、南宁，６月中旬撤出宜山、迁江、来宾一线，６月下旬撤出柳州地区，７月撤出桂林地区，８月中旬末撤出全州地区，大概９月下旬前到达祁阳附近。日军在４月中旬得知大本营已决定撤出广西时即考虑到中国军队必将跟踪追击，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将其压倒，以利于尔后的撤退行动”，因此令第３师团从南宁、第１３师团从宜山，由南北两个方向进攻都安，以“全歼都安附近之重庆军第４６军”。同时抽调第１３师团的第６５联队（服部支队），归军直接指挥，专门负责撤退的后卫掩护作战任务。４月２１日日军开始向都安进攻。未等到达都安（第３师团一部进至隆安以南，第１３师团一部进至保平、九圩），２４日即接到“迅速返回原驻地”的命令，遂沿进攻路线后退。
中国第２方面军第一线部队发现日军撤退后即尾随追击。第４６军的第１７５师于４月２７日进至都安后，军主力即向都阳山山脉进击，逼向南宁。日军第３师团由南宁经迁江、宾阳、来宾、柳州向桂林逐次掩护撤退。其后卫第５８师团独立步兵第９４大队于５月２５日撤离南宁，第１３师团在第６５联队掩护下，由宜山经柳州、桂林向全州撤退。第６５联队为了“在撤退之前，先将侧背之敌击败，使我军易于行动并掩蔽我军撤退企图”，于５月７日至９日，由河池向六甲发动攻击，击退当面中国军队后于５月１９日夜撤离河池，２４日撤至宜山，６月１３日撤离宜山，１８日撤至柳城。此时日军第１１军各师团主力均已撤至桂林及其以北地区。
中国第２方面军在日军第３师团之后跟踪追击。第６４军在重创日军第５８师团的第９４大队后，于５月２７日占领南宁。尔后第２方面军即分两路追击： 以第４６军主力向柳州东南迂回攻击，以第６４军第１５６师向龙州攻击。第４６军的第１７５师于５月３０日收复宾阳，６月１日收复迁江。该军又先后收复桂平、武宣等县城，继续向柳州逼进。第１５６师于６月７日收复乐思，８日收复江明，于７月３日收复龙州、凭祥，将日军驱逐至越南境内。
第３方面军由南丹、环江方面向南攻击。其第２９军于５月初向河池日军第１３师团的第６５联队攻击，同时以预１１师主力攻击天河。５月２０日收复河池，２２日收复德胜，６月６日攻占宜山以北的怀远，６月１４日收复宜山。第３方面军向柳州追击时第２方面军第４６军自柳州南面逼近柳州，予以配合，遂发起攻击，于６月３０日收复柳州。日军退向桂林。为追歼撤退的日军，第３方面军以第７１军配属第２９军的第９１师在右，沿桂柳公路，以２９军居中，沿桂柳铁路，以第２０军的第１３３师在左，由融县（融安）经百寿（寿城），３路并进，向桂林追击。
１９４５年７月３日，何应钦向蒋介石报告了今后的作战指导方案。其主要内容为：〔９〕
谨查柳州已为我军克复。为适应目前情况、捕捉战机起见，谨拟作战指导要领如下：
甲、第１方面军仍续行原任务，固守滇南阵地，并准备以有力一部相机进入越南。
乙、第２方面军
１ 应即准备攻击雷州半岛，并限于８月１５日以前占领广州湾。
……
丙、第３方面军
１ 应继续攻击桂林，并限７月底以前占领之。
……
丁、第４方面军暂保持原态势，并准备攻击宝庆、衡阳……
戊、总预备军之新６军（欠２０７师）暂在芷江一带原地不动。第５４军应于７月１６日开始行动，预定应在８月１５日前全部集中百色、田东地区，并自７月１６日起归张司令官指挥，准备应付由高平向百色突进之敌。第５３军（欠荣２师）应于７月１６日开始行动，预定８月１０日前集中路南弥勒地区，并自７月１６日起归杜司令官指挥。第２军……在保山之２个师应以1个师于7月16日开始行动，开驻云南驿，并应尽先开1个团至云南驿，以接替云南驿机场之守备任务。
此时，蒋介石尚未判断出日军在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收缩，因而从保存实力出发，于７月８日复电何应钦，指示对桂林“不必先行强攻，可用一部兵力严密监视之，以其主力向第二目标超越进攻为妥。若敌果有死守决心，则更应如此，不宜攻坚，以免死伤太大”。〔１０〕
７月９日，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特诺提议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从速制定进攻广州、香港的作战计划。在此之前，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早已向何应钦提出过实施局部反攻的战略设想：“先收复雷州半岛，利用广州湾港口，由海路加强补给，然后以主力沿西江强袭广州”及香港。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则认为在衡阳、曲江、赣州有日军机动兵团的状态下遽攻广州，则主力侧背受日军威胁，万一不胜，将招不可挽回的失败，因而坚持在攻占雷州半岛后先攻占衡阳、曲江，再进攻广州、香港。７月１４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拟制了《攻略桂林、雷州半岛、衡阳、广州、香港作战指导案》。主要内容为：
作战目标及步骤： 先以桂林、雷州半岛、衡阳、曲江、广州、香港为作战目标，拟分三个阶段攻略之。第一阶段攻略桂林及雷州半岛，开辟第一海口；第二阶段攻略衡阳、曲江，俾第三阶段之作战容易；第三阶段攻略广州、香港，开辟第二海口。
作战指导要领： 第一阶段仍按７月３日作战指导方案，由第２方面军攻略雷州半岛，第３方面军攻略桂林。惟攻占桂林时间改为８月１５日，占领雷州半岛时间改为９月１５日。第二阶段对衡阳、曲江之攻略，以第４方面军之全力及第３方面军之主力担任之，并以第三、第七、第九战区协助之，以第六战区策应之。第三阶段对广州、香港之攻略，拟以新１军及第３方面军（欠第２７集团军）及另由第三、第七、第九战区抽出之3个健全军担任之，务求数量上构成优势。在第一至第三阶段作战期中，第１方面军及第２方面军在滇桂越边境一带部队的惟一任务为阻止越北敌人之出击，保障我向东作战之成功。［１１］
７月１７日，第３方面军向桂林追击的中路第２９军收复雒容、中渡、黄冕。日军退守永福。７月２６日，第１６９师攻克永福，直趋桂林近郊。此时右路第９１师已收复荔浦、阳朔，左路第１３３师亦收复百寿，形成三面包围桂林的态势。与此同时，第３方面军主力进出越城岭山脉后，向桂林西北推进，第２０军第１３４师于７月１８日击退日军独立混成第８８旅团，攻占了大溶江与兴安之间的五旗岭，控制了湘桂铁路与公路，遮断了桂林日军的退路。日军第８８旅团及第１３师团担任后卫的第６５联队合力反击。经激烈的反复争夺，２４日日军夺占五旗岭高地，困守桂林的日军第５８师团在大溶江的独立混成第２２旅团的接应下开始向全州撤退。围攻桂林的第２９军、第２０军及第９４军一部加紧攻击，７月２８日收复了桂林。日军全部退至全州。８月２日收复灵川，７日收复兴安。
日军第２０军为了摆脱第3方面军的紧跟追击，决定以退至全州的第５８师团和独立混成第２２、第８８旅团（其他部队已经全州退去湖南）实施伏击，将第５８师团及第２２旅团埋伏于全州以北的高地，以第８８旅团主力在全州占领阵地，而以一部后退诱敌，同时在城内放火。追击的中国部队以为日军已退，于８月１２日凌晨攻入全州。拂晓后，埋伏的日军集中全部火力实施反击。追击部队被迫南撤。日军于１４日又重占全州，１５日得知日本已经投降，１６日“以最快速度轻装向北后退”。第３方面军于１７日收复全州。
至此，中国军队在局部反攻中向前推进了３５０余公里，收复了桂、柳地区及广西全省。由于日军的投降，陆军总司令部的反攻计划也就不必实施了。
整个８年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军队在正面战场历次作战中共歼灭日军约５３万人（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共歼灭日军５２万多人、伪军１１８万多人），连同受降日军１２８万多人、伪军１０４万多人，正面战场共消耗日伪军２８５万多人。
注释：
〔１〕〔２〕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２７页。
〔３〕同〔１〕，第１３7—１３８页。
〔４〕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昭和二十年（１９４５年）的中国派遣军》。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中译本，第二卷第二分册第４页。
〔５〕同〔４〕，第２页。
〔６〕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日本朝云新闻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９４页。
〔７〕同〔４〕。
〔８〕同〔４〕，第６—７页。
〔９〕同〔１〕，第１４１—１４２页。
〔１０〕同〔１〕，第１４１页。
〔１１〕同〔１〕，第１４８—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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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第九部分：走向最后的胜利
日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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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６日，中、英、美三国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发表，宣布三国军事力量在“所有联合国之决心的支持及鼓励”下“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１〕２７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２８日由首相铃木贯太郎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波茨坦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旧调重弹”，“没有多大价值”，日本“根本不屑一顾”，〔２〕公开拒绝了《波茨坦公告》。
８月６日８时１５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投掷在广岛。８月８日午夜，苏联通知日本：“从明日，即８月９日起，苏联政府将与日本政府进入战争状态。”〔３〕９日凌晨１时前，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向日军关东军发起进攻。９日１１时３０分，美军又向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１０日凌晨２时，日本天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于当日６时电请瑞士、瑞典政府将此意转告中、美、英、苏四国。日本政府在１２日收到中、美、英、苏四国复文，８月１４日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１５日向全国广播天皇的《停战诏书》。９月２日９时，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了日本向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代表盟国受降。先由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及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天皇和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尔后由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克中将以及澳、加、法、荷等国代表相继签字。至此，长达８年的全面抗日战争（此前有长达６年的局部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胜利，同告结束。９月９日９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代表何应钦投降，并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在８月１０日日本政府通过瑞士、瑞典政府通知中、美、英、苏，表示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当天，蒋介石于２２时致电何应钦：“１ 敌已无条件投降。２ 同时令敌驻华最高指挥官转饬所属，即就现态势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不得破坏物资、交通，扰乱治安秩序，听候所在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或战区司令长官之处置，并限２４小时之内答复。３ 各战区应注意下列各项： （１） 对敌可能之抵抗与阻扰，应有应战之准备。（２） 并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之任何人投降、缴械……”〔４〕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向何应钦送交一份受降对策：“为预防奸军（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擅先进占城镇起见，应由统帅部先发布命令，在日本投降期间，全国各部队应绝对听候最高统帅部调遣，凡擅自行动者一律视为叛军。”〔５〕
根据蒋介石的要求，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致电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建议命令日军只许向蒋军，而绝不许向中国共产党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了这一建议，指示日本天皇下令所有在华（东北除外）“皇军”向蒋介石投降。〔６〕此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指示魏德迈通知蒋介石： 海军准备占领上海、烟台、秦皇岛各港口，“以使中国军队迅速收复失地”。［７］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事，当然完全应允，并提出要求美军派遣５个师在中国登陆，用以控制以南京、北平、广州为中心的３个主要地区，以便保证只由他的军队接受日军投降。其实，杜鲁门也清楚地知道“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中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占领华南都有极大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由于共产党人占领了铁路线中间的地方，蒋介石要想占领东北和中南就不可能”。“假如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护海港为止。因此我们便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８〕
在美国积极支持下，蒋介石于８月１０日、１１日连续发出电令，要求各战区“以主力挺进解除敌军武装”，“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９〕但给第１８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电文却是另一种内容：“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区之部队，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管辖，勿擅自行动。”〔１０〕８月２１日，何应钦在致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中命令日军：“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１１〕据冈村宁次说，他依据美国及蒋介石的意图，下令所部只向蒋军投降，不向其他抗日军队投降、缴械；对非蒋军的其他抗日军队“不仅应坚决拒绝，而且应根据情况，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的武力”。〔１２〕为了帮助国民党军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接受日军投降和抢占各战略要点，美国为国民党军打前站，以海军陆战队第６师进占青岛，以第１加强陆战师进占天津、北京、秦皇岛、唐山等地，并在天津建立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３两栖作战军司令部，以阻止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接受当面日军的投降，尔后以大量飞机、军舰抢运国民党军到这些地方。从９月１日开始，当月就运送了１４万国民党军到华北地区。
日本投降后，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为中国大陆（东北归苏军受降）、台湾及越南北纬１６度以北地区。应投降的日军为： 华北方面军（３２６２４４人），华中第６方面军（２９０３６７人），京沪地区第６、第１３军（３３０３９７人），广东方面第２３军（１３７３８６人），台湾方面第１０方面军（１６９０３１人），越南北纬１６度以北地区第３８军（２９８１５人）。总计投降兵力１２８３２４０人。共有１个总司令部、３个方面军、１０个军、３６个师团（内战车师团１个，飞行师团２个）、４１个独立旅团（内骑兵旅团１个）、１９个独立警备队及支队、６个海军特别根据地队及陆战队。
投降的伪军，据日军的报告，南京伪国民政府所属部队（绝大多数为国民党军投降日军的）计１５个军、５２个师、９个旅及特种兵，共约２８２万人；华北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所属部队计１３个集团（相当旅） 及炮兵、工兵等，共约５５万人；伪蒙军计９个师及直属部队，共约１４万人。以上合计约３５１万人。这仅是冈村宁次报告的所谓正规伪军人数，实际上伪军远远超过此数。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计，仅所接收的伪军就有２４个军、６４个师、１３个旅及其他１３４个较小的单位，共计６８３５６９人，枪３５７２５４枝。
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共划分１６个受降区。其受降长官、受降地点及日军投降代表、部队集中地点分别为：
河内区第１方面军司令官卢汉
日军第３８军司令官土桥勇逸集中于越南北方（具体地点由卢汉指定）
广州区第２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
日军第２３军司令官田中久一集中于广州及雷州半岛
汕头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
日军第２３军司令官田中久一集中于汕头
长沙区第４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
日军第２０军司令官坂西一良集中于长沙、衡阳
南昌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日军第１１军司令官笠原幸雄集中于南昌、九江
杭州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
日军第１３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集中于厦门、杭州
京沪区第3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
日军第６军、第１３军司令官十川次郎、松井太久郎集中于南京、上海
汉口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
日军第６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集中于汉口、武昌
徐州区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
日军第６军司令官十川次郎集中于徐州、蚌埠、安庆
平津区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集中于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
太原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日军第１军司令官澄田四郎集中于山西（具体地点由阎锡山指定）
郑州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
日军第１２军司令官鹰森孝集中于郑州、洛阳、开封、新乡
郾城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
日军第１２军司令官鹰森孝集中于郾城
济南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
日军第４３军司令官细川忠康集中于济南、青岛
归绥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
日军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集中于包头
台湾区台湾行政长官陈仪
日军第１０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集中于台湾（具体地点由陈仪指定）
至１９４６年２月，绝大多数日军已缴械完毕。据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统计，收缴的日军主要武器装备有步骑枪６８５８９７枝、手枪６０３７７枝、轻重机枪２９８２２挺、各种火炮１２４４６门、战车３８３辆、装甲车１５１辆、军用汽车（包括特种车辆）１５７８５辆、军马７４１５９匹、飞机１０６８架（内堪用者２９１架，待修者６２６架，不堪用者１５１架）、军舰２６艘（每艘９０吨至１０００吨），另有快艇、炮艇、潜艇计２９艘。以上不包括伪军的武器装备（大多数伪军一变而为国民党军，仅少数缴械）。
国民党利用其合法地位完全垄断了受降，而在敌后，坚持８年抗战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等全被排除在受降之外。不仅如此，国民党还诬蔑抗日人民武装为“奸匪”，企图以收缴和美国援助的大量日械、美械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以及收编的大量伪军一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其实早在日军投降之前，国民党就决定消灭人民抗日武装了。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２日，配合盟军登陆的《东南战场作战计划》呈给蒋介石。其主要内容为：〔13〕
第一方针
１ 东南战场为期与盟军会师之目的，应即划分剿匪区，集结必要兵力，以军事为主、党政为辅，先积极剿灭防线内及沿海、沿江各要地之奸匪，再于沿海、沿江各要地挺进有力部队，彻底建立以军事为主之党政军一元化据点，准备接应盟军之登陆。
第二指导要领
２ 各战区应以剿灭奸匪、接应盟军登陆为主任务，以保守根据地为副任务。针对实况，划分剿匪区，集结必要兵力，配合党政、地方武力、敌后游击队及运用伪军，限制奸匪之活动区域而逐次剿灭之。
３ 挺入敌后沿海各要地之部队，应彻底以军事为主，建立党政军一元化据点，并运用伪军，广为巩卫据点之外围，绝对清剿奸匪之潜伏。常备必要译员及向导，准备接应盟军之登陆。
４ 对于敌我中间地带大股奸匪之清剿，应针对敌、匪、我之态势，集结必要兵力，妥为部署。一面以稳扎猛打之原则，依碉堡构成坚固地带，区分为进剿部队及守碉部队，逐次推进而剿之；一面防制敌之流窜，以免妨害国军之进剿。
并具体部署了第三、第七、第九战区的“行动准据”。蒋介石于２８日批示：“仰严督各战区积极实施。务于限期内完成任务，并将督剿情形随时具报。”〔１４〕
正是由于国民党的上述决策，严重影响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局势的发展。
但人民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公正的选择。
注释：
〔１〕《国际条约集（１９４５—１９４７）》。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７７—７８页。
〔２〕日本太平洋战争研究会：《日本最长的一天前夕》。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中译本，第６页。
〔３〕〔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中译本，第１６３８页。
〔４〕转引自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抗日战史》。台北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２册第１１４页。
〔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临时）档案２５６７号。转引自罗焕章、高培《中国抗战军事史》，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６７８页。
〔６〕〔７〕美国陆军部： 《在中缅印战区时已不多》，第３８１页。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８页。
〔８〕《杜鲁门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4年中译本，第７２页。
〔９〕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７卷第３０９页。
〔10〕同〔４〕，第１４２页。
〔11〕同〔４〕，第１７５—１７６页。
〔１２〕《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中译本，第１５页。
〔１３〕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３９—１４０页。
〔１４〕同〔１３〕，第１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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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第十部分：后论
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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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终于在世界人民的支援及反法西斯盟国的配合下获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一改近百年来中国在抵抗外国侵略的主要战争中屡屡失败的历史。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各阶级、各政党和各族人民(包括广大爱国侨胞)团结起来进行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因而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由各阶级、各政党和各族人民及广大爱国侨胞共同奋斗获得的。仅就战场上的作战而言，抗日战争的胜利则主要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和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分别在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共同奋战获得的。为了全面地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有必要对正面战场作战的主要经验、教训作一简略的论析。
一、　战 略 决 策
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抗日战略总方针，或者说一般的方针，是“持久消耗”战略。这一战略是随着中日关系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直至全面抗战开始后才逐渐形成、确立的；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似乎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就有了基本的战略构想。蒋介石明确地说过：“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忍辱待时。”〔１〕当时连抗战的决心尚未定下，怎么可能产生抗战的战略构想?那一时期国民党对日本的根本方针其实就是忍让妥协。虽然蒋介石也曾说过“不断抵抗”、“长期的抗战”之类的话，但把这些泛泛之言上升到战略决策的高度，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1935年，日本公开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企图使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中国共产党及时发表了要求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抗日战争的“八一宣言”。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军追击红军入川。蒋介石到四川，认为“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这时国民党才“致力于实行抗战的准备”，〔２〕才产生了抗日战略的初步构想。当时蒋介石设想的对日政策指导方针是：“一面呼吁和平，期求集体安全，一面整备国防，充实军备，至和平绝望时期，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３〕至于如何达到持久战的目的，则尚无明确的设想。
1936年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秉承蒋介石的意图，在拟制的《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中将作战指导要领写为：抗日战争“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４〕这是第一次将持久战写入国防作战计划。但很显然，这个计划中的持久战还不是战略方针，仅是作战指导方针，其基本内涵是依托多道阵地进行逐次抵抗。
“七七”事变爆发后1个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有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等参加的国防会议，经研究、讨论，最后决议“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至此，持久战成为中国全面抗战的战略总方针。在8月20日颁发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的“方略”中规定“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基本主旨”。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要决策者们对持久战的认识，大多仍侧重于战术运用方面。8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向军队发表的演讲中就说：“观察倭寇此次的企图，在倾其全国可能对华的兵力，运用飞机大炮战车的威赫，要求速战速决，先解决冀察，压服我国……我们的应敌战术是什么?第一，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消耗战”；第二到第五战术是“守住一个地方或一个据点，无论敌人如何猛烈轰炸、冲锋射击，我们只是镇静防护”，“要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充分利用民力与地物……坚守阵地，乘虚出击”，“讲求防避敌机大炮战车毒气等的战术和方法”。〔５〕9月1日，蒋介石在出席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时说：“现在我们要争取最后的胜利，必须设法使战胜必需具备的要件——即全国军民的战斗准备和战时必需的物质条件，逐渐充实调整起来，尽可能的迅速准备妥当，则一年的战争，一定可以维持下去。”他还说：“我们与苏俄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到相当时间，他自然要参加我们这一次为正义、为自由而发动的神圣战争；不仅苏俄要参加，他现在还在运用他的外交，使各国都不能旁观。”〔６〕可以看出，蒋介石这时还存在着完全依赖国际力量迅速结束战争的幻想，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持久抗战的思想。
淞沪会战结束、上海失陷之后，蒋介石等才认识到“这一次战斗，决不是半载一年可了”。但他对战争的长期性依然估计不足，说“日本占领上海以后的气焰，各国是受不住的，尤其英国是决不能忍受的”。“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抗战下去，一定可以达到各国在远东敌视日本、包围日本的目的”；日本“在二三年以内一定站不住，决不能持久下去”，“占地愈大，派兵愈多，旷日持久，师老民怨，断不是他先天不足的国力所能应付的”，“他现在如冒险前进，想要进攻南京，那就是他失败的开始”。〔７〕 徐州会战结束后，德国决定召回在华的军事顾问；日本又通知驻汉口的各国领事，宣称即将进攻武汉，要求各国的军舰、商船撤离芜湖至湖口间的长江江面，而英、美等国虽对两大阵营的政策有所改变，但并无积极支援中国抗战和干预日本侵略行为的表示，这就促使蒋介石等进一步坚定了持久抗战的决心。8月13日，蒋介石在纪念“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的讲演中公开宣布：“我们的战略，是以持久抗战消耗敌人的力量，争取最后决战的胜利。”〔１１〕众所周知，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而所谓全局，则包括空间、时间两方面的因素，既要照顾到战争的各个方面，又要照顾到战争的各个阶段。战略总方针，是从敌我双方实际出发而制订的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途径和方法，不仅要能指导当前阶段的战争，而且还必须能指导尔后阶段的战争。综观蒋介石的各次讲话、命令和军事委员会的作战计划，到此时为止还都是以加强防御措施、保卫武汉核心为中心，尚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指导尔后阶段战争的具体方针。
当武汉会战接近尾声、日军在大亚湾突然登陆时，蒋介石认为“我军战略政略皆有重新检讨之必要”，曾分别向高级将领征求今后对战争指导的意见。如致昆明行营主任龙云的电报说：“倭寇在粤登陆，战局又进一步，对于以后外交军事之战略与政略之运用，吾兄荩筹硕画，必有所见，请详告是荷。”〔１２〕经过对一年半抗战实践的总结，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从战略上将抗日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退军、岳州沦陷为止，是抗战第一时期”，“从今以后的战争，为第二期”。第一期是“拿我们劣势的军备，一面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一面根据抗战的经验来培养我们自己的力量，以逐渐完成我们最后战胜的布置”。现在“已经完成战略上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部署”，今后“第二期的抗战”则是“遂行转守为攻的任务，达到转败为胜的目的”。〔１３〕两个战略阶段任务的规定，标志着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总方针已经全面形成并确立。
而1938年5—6月徐州会战时期，毛泽东于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演了他的《论持久战》。该文也已通过周恩来等传至国民党许多高层将领手中。文中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错误思想，提出持久战总方针，以及预测抗日战争将经历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这三个阶段。这是毛泽东对近一年全面抗战经验的科学总结，可惜没有得到国民党军队高层将领的重视。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在1946年10月总结抗日战略总方针决策的根据时说：“我国因军事落后，且未有充分作战准备，不宜实施迅速决战之战略；但我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在各地，具有长期作战之条件，故我国对倭作战之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此项优劣相反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并进一步阐述：“我以军备不足，对有多年准备而挟有现代陆、海空军之敌，为求粉碎其速战速决之计划，以避免为其不断之攻击所歼灭，乃策定持久消耗之最高战略，一面不断消耗敌人，一面扩散战场，分化敌之优势。在第一期，以空间换时间，俾增强战力；在第二期则坚持敌后游击，以便积小胜为大胜。”〔１４〕
如果不论其他方面，仅从总体上就战略总方针的本身而言，国民党采取持久消耗战略总方针符合中日力量对比的客观实际；其一面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一面培养自己的力量以及在战争初期实施以空间换时间等的原则，就战争全局而言，也是符合中国的特点的。国民党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8年的抗战，并在战争初期主动开辟淞沪战场，分散了日军的兵力，对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和对实行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这是正面战场的主流，应当予以肯定。
但是我们从实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和实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坚持持久抗战来分析，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方针主要存在着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将持久抗战规定为两个阶段，实质上“持久”中仍含有“速胜论”的思想。
蒋介石把卢沟桥事变至武汉退军、岳州失陷间的抗战定为第一期，实施的是“防御的战略”；把以后的抗战定为第二期，第二期应实施“转守为攻的战略”。湘北作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认为“抗战局势已临到胜利的一个大转机，国际外交形势亦随之一天一天好转”，“敌力已疲，我们进攻的时机已到”，“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彻底转变过来，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１５〕“从今以后，敌我两军真是到了短兵相接决战的阶段”。〔１６〕
认为由战略防御直接转变为战略反攻，其间不存在一个战略相持阶段，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证明它不符合中国持久抗战的实际情况。这主要是由于蒋介石等从主观愿望出发分析形势，过分夸大了日军的困难，将战略方针的制订建立在不适当的情况判断的基础上。这时日军虽然已无力继续进行战略进攻，但在总的力量对比上仍处于优势地位。其武器装备及战斗素质仍远强于中国军队。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战略相持阶段，使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相反的变化，“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１７〕武汉退军、岳州失陷时，中国还没有达到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毛泽东曾对此进行过中肯的评论：“另有一些人，口头上赞成持久战，但不赞成三阶段论。这也是不对的。所谓持久战，所谓长期战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战争的三个阶段之中。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末，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１８〕
事实也证明了两阶段论的错误：1939年2月17日，蒋介石向各战区发布反攻命令说：“敌国国内，财政已濒绝境，经济将告崩溃，兵员伤亡，征补为难，国民反战，情绪高涨，且以在我国境，战区延扩过广，兵力不敷分配，仅占若干交通点线，犹复处处有被我军突袭之虞”，“侵华军事，日暮途远，进退维谷”，“此次反攻，实为我国抗战以来之最好时机”，〔１９〕4、8、9月分别准备发动春季、夏季、秋季攻势，但因日军先期发动进攻，且中国军队的攻击精神与能力均感不足，所以皆未能实施，当然谈不到反攻的战果。
1939年9月，欧战爆发，日军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进攻的日军又被迫退回，国民党军事当局遂召开第二次南岳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说：“我们抗战的进程，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已达到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２０〕遂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冬季攻势作战。11月19日，蒋介石亲自向各战区下达作战任务及进攻开始日期，令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八、第九、第十及鲁苏、冀察战区各自向当面日军进攻，并要求第五战区“进取汉口”，第九战区“向武昌挺进，同时攻击南昌……进袭瑞昌、九江之敌”等。〔２１〕共投入132个师、9个独立旅，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在华北、华中、华南同时向日军发动反攻。在两个多月的战斗中，的确给日军以一定的打击，有些战役还获得了较好的战果，但从战略全局来看，冬季攻势失败了。蒋介石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他在冬季攻势总评中说：“第三战区以14个师及配属大量火炮攻击沿江防守一师团之敌军，并未受桂南及其他战区任何战事之影响，但该战区正式交战仅三昼夜，即告停止”，“未几而萧山失陷，望风溃退”；“第九战区以九师之众，前后围攻大沙坪者几逾一月，我军官兵之死伤，不可谓不大，敌方播音，且称为‘空前之持续战斗’。但师久无功，并未收到任何战果”；“第五战区……发动全力，而未能克复钟祥与信阳之任何一据点”；“第四战区粤北之役(指昆仑关之战)，虽能转败为胜，但丧师折兵，遗弃仓库辎重，损失至巨”；“桂南之役”，“第38集团军……全军毫无秩序的溃散，卒致此次大失败”等。〔２２〕蒋介石承认冬季攻势失败，但把失败的原因完全推到下级将领的作战指导方面，没有认识到战略决策方面的失误。他说：“此次冬季攻势失败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准备不周到”；“另外一个缺点，就是不能发挥炮兵的威力”和不会“活用兵力”等，〔２３〕因而规定：“以后凡团长以上各级指挥官，对于战术、战略的思想，应完全转变过来：从前是被动的，现在要主动；从前是消极的防御，今后要积极的进攻；从前战略是步步后退的，今后的战略是要节节进攻。”〔２４〕还不切实际地要求“下期攻势，我们各战区不仅要进占敌人的小据点，而且要能进攻或威胁敌人在各战区的最重要的根据地。”〔２５〕
1940年4—6月间，德军扩大侵略，席卷北欧，英军自敦刻尔克撤退，法国贝当政府投降；侵华日军攻占宜昌，打开了入川的大门。国内外形势均极严峻。国民党军事当局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防止日军侵入四川。为保卫重庆，制订了《拱卫行都作战计划》及《拱卫行都交通破坏计划》，实行“破路清野”，以“阻敌西进”。其时当然谈不到进攻“敌人在各战区的最重要的根据地”了。经过枣宜、上高、中条山及第二次长沙会战等无情的战争实践后，蒋介石也开始认识到既定战略决策不切实际。1941年10月召开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时，他已不再讲战略上的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不再讲进占敌人的小据点、进攻或威胁敌人的重要根据地等话，而是恢复第一阶段的调子，强调持久防御。他说：“我们对敌的方略，就是要争取时间，要持久战斗，使敌人对我们阵地，不能随便被他袭击占领，然后我们随时捕捉战机，来歼灭他。这是我们此次抗战最紧要的战略方针。换句话讲，就是要延长时间，而不一定要去争取不能争的空间、地点。”〔２６〕他对这一期间战役的评价较为实事求是。例如他说：“我们南宁、福州与此次长沙之收复，乃是敌军无力固守，而不是我军实力克复的。这并不是我们的光荣，而是我们的耻辱。”〔２７〕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加以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蒋介石又下令发动全面游击，并进而准备令各战区实施大规模的反攻。军令部曾制订过1942年夏季、秋季攻势作战计划及1944年总反攻计划，企图“夺回宜昌”、“会师武汉”，但均无力实施，仅停留在书面上。
直到1944年2月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时，蒋介石才承认中国抗战分三个阶段。他说：“我们的抗战(从第二期开始)，又经过整整五年的奋斗牺牲，到今天又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们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现在抗战的局面，真是攻守异势、今昔易时，敌我形势已经完全转变过来了。”〔２８〕但对正面战场而言，他说得早了一点。因为虽然由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原因，国内外总的形势已具备了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条件，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也已开始考虑并制订配合盟军实施战略反攻的计划，但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还没有真正达到与日军“优劣相反的地位”，还没有向日军进行战略反攻的战斗力。蒋介石讲话后仅两个月，在日军发动的豫、湘、桂会战中，正面战场即遭到惨痛的失败，损失50余万军队及约40个师的武器装备，并沦丧了大片国土。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客观事实面前，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对持久抗战战略方针的分阶段问题作了事后的总结。他说：“持久消耗战略”的“大方针下”，“国军作战指导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预定之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但至1945年“七月间，谋配合盟邦行全面反攻(时)，而敌即于八月七日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战乃光荣胜利。”〔２９〕
第二个问题是：以战役上阵地防御的持久消耗战作为达到战略上持久消耗战的主要手段。
为了抵挡日军突然发动的进攻，制止其长驱直入，争取时间稳住战局，以保障军队实施战略展开和国家转入战时体制，于战争初期，在一定时间、空间里实施坚守防御的阵地战，是应该而且必要的；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对某些重要战略据点、交通枢纽等地进行阵地防御战，也是应该而且必要的。但从战争总体看，在技术装备、战斗素质等方面均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则不宜于以持久的阵地战作为抗日作战的主要形式。日军的火力强度——不论远射火力还是近射火力，以及其杀伤力、破坏力都远远超过中国军队。将主要兵力部署在固定地域内的阵地上，必然陷于日军绝对优势的火力之下；更由于中国军队缺乏远射火力，日军在我步兵轻武器有效射程之外，我方只能被动挨打；当日军接近至阵地火网之时，工事已多被破坏，人员已伤亡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依托工事发扬火力和减少伤亡的阵地防御优点就难以充分发挥，反而导致杀伤日军较少而自身伤亡过大。更何况中国土地广大，日军可以回避阵地设施迂回进攻。如果加大防御正面，则势必处处设防、处处薄弱，更易于被日军突破。同时，阵地防御战虽能消耗一部敌人，但难以歼灭敌人，难于达到战略上消耗日军的目的。所以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敌强我弱的形势尚未发展到平衡，或至优劣相反的地位时，阵地战(包括阵地防御和阵地进攻战)不能作为主要手段，只能在战役中为了达到辅助目的实施局部的阵地战。至于为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日军和争取时间目的而采取的半阵地战性质的运动防御(亦称“机动防御”)，则是完全必要的。
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主要决策者和多数高级将领墨守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登战役所形成的防御理论〔３０〕，囿于已成定势的军事思想，对持久消耗战略的理解和实施，都是企图以战役上阵地防御的持久消耗战来达到战略上的持久消耗战。“七七”事变爆发不久，蒋介石在讲到当时华北和淞沪战场的情况时就曾说：“到今年十二月为止，(后方部队)可以陆续增援不断，来稳固原定的阵线，达到持久战的目的。”〔３１〕以后多次讲话都强调作战时要“固守阵地，屹立不动”，“持久不退，消耗敌力”；〔３２〕训示军队“持久战最应注意的，是要有与敌作持久阵地战的心理”；〔３３〕“我们要持久抗战，就要不怕阵地毁灭，不怕牺牲一切，要以精神胜过物质，争取最后胜利。第一道阵地失了，还有第二道阵地可以抵抗；第二道阵地再失掉了，还要在第三、第四道阵地抵抗……处处设防，步步抵抗……必可长久维持，来达到持久抗战的目的。”〔３４〕正面战场的作战正是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第一阶段的各次战役，除李宗仁指挥的徐州会战前期的台儿庄作战等采取的是阵地战与运动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攻势防御作战外，其他战役全是单纯的阵地防御作战。
当然，蒋介石也曾说过“以战术的速决战达成战略持久战”的话。如1940年3月7日，在参谋长会议的第二次训话中说：“现在我可决定一个新原则，就是抗战的战争中，在战略上是要持久坚韧，而在战术上是要速战速决。这是我们抗战战术惟一要诀。”3月9日上午，他又说：“我们所谓持久抗战，乃是从战略上而言。至于战术上，我们还是要速战速决。”当天下午再一次强调：“持久抗战，乃战略方针，而速战速决，是战术原则。”〔３５〕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已到“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要求部属转变战略战术，“对敌采取积极的攻势”。当转守为攻并未能转败为胜，且又因政治原因对抗战转为消极时，他很快又恢复为以持久的阵地防御战为主。1941年10月21日，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作题为“说明现代战争之特性与今后整军抗战之要旨”的讲话，对与会将领说：“我们的抗战……最高的方略……就是要用持久战。不仅在整个战争上，我们的抵抗要一年一年的坚持下来，一直打到他在各方面都消耗欲竭、困陷穷途，然后一举来歼灭他。就是在每一次战役，甚至于在每一个战斗上，我们的战法，都要沉着坚定，延长时间，争取时间……我们必须要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法……总要用持久战的原则。”〔３６〕事实上从1939年发动冬季攻势直至日本投降，虽然正面战场上各次战役在战术运用上较第一阶段有所发展，但绝大多数战役的作战形式仍然是以持久的阵地防御战为主，与日军对拼消耗，因而造成军队损耗过大、人员伤亡过多，并经常处于被动地位。
第三个问题是：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基本上执行的是消极防御的路线。
这里所说的“积极”与“消极”，是就军事战略而言的，不是指政治上的抗战，也不是指战役上的作战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实施的作战全部是消极防御，蒋介石自己已经作出过明确的结论。1940年2月，他在柳州军事会议上说：“从前(指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前)是消极防御”，“无论武汉、徐州、南京、上海、南口、晋北等次的会战……我们的战略、战术是消极的防御。”〔３７〕其实，不仅战略防御阶段执行的是消极防御，而且从武汉失守一直到1945年日军实施战略收缩时为止，正面战场(不包括缅甸战场)的整个战略相持阶段(除了因形势判断有误，在速胜论思想促使下发动的1939年冬季攻势外)，在战略上执行的仍然是消极防御。
1940年以后，由于外援的逐渐增多，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在武器装备上逐渐有所改善；经过补充，兵力有所增多(正面战场兵力约300万)；经过轮训，不少部队的战斗素质也有所提高。而这时的在华日军，不论武器装备还是战斗素质，都逐渐下降，而且多数时期兵力也有所减少(正面战场兵力约30余万)，后来连制空权也从日军手中转移到中国军队手中。根据这种情况，按照一般道理，中国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应当主动积极地集结和机动兵力，造成局部优势，以正规军和游击军不断地、广泛地发动局部歼灭战的战役和战斗，以增大、加速日军的消耗，转变优劣对比的形势，为战略反攻创造条件。蒋介石也确实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训示部属要寻敌人“薄弱空虚之点”，“乘虚抵隙，断然攻击”，“由小的胜利，积累而成大的胜利；由局部的胜利，扩展为全部的胜利”〔３８〕等等。但由于总的战略思想是消极防御，特别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事当局主要决策者们的反共思想日益抬头，抗战意志日趋消极，虽然表面上号召部队“趁此大好时机，我们必须到处乘虚进攻”，但绝大多数高级将领都了解蒋介石等保守实力、准备将来的想法。何况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自1941年以来从未下达过主动组织、实施进攻战役(不包括缅北、滇西反攻作战)的命令；连日军撤退后，下级组织反攻以收复日军刚占领的阵地都下令不准，高级将领们当然心领神会，也就不可能真正执行蒋介石的表面文章了。正如蒋介石所描述的那样：不仅在日军不进攻时“大家守着不动，最多派少数游击队去应付应付”，〔３９〕即使在日军进攻时，许多将领也是“挨日退却”，即在阵地上“打了两天三天，就不奉命随便退却，甚至于退到数百里的后方”，“或取巧避战”。〔４０〕事实上除1939年冬季攻势外，其余所有战役都是在日军发动局部、短暂性的有限攻势战役时，方被动地应战、抗击；而当日军认为已达到作战的预期目的而自动撤返原防时，国民党军队为保存实力，亦不乘势组织反攻。有时战区做好反攻准备，即将发动反攻时，蒋介石也下令停止，不许反攻。如浙赣会战等仅以恢复日军进攻前的原态势为满足。而且在恢复原态势时，不少是跟在撤退日军之后“追击”。正如蒋介石所说：日军“来进犯时，我们不能抵御，而他撤退时，我们亦不能截击，让他来去自如。”〔４１〕如果日军不退回原防，国民党军队则无力或根本就不积极夺回失去的阵地。如桂南会战中对南宁，枣宜会战中对宜昌，浙赣会战中对金华、兰溪等就是例子。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策应长沙作战，以第35师团强渡黄河、占领郑州，后来撤至中牟留驻；特别是建立霸王城(邙山头)桥头堡阵地后仅留2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驻守，而第一战区数十万军队却没有实施反攻将其收复，汤恩伯的所谓精锐兵团竟与之长期地和平对峙。事实说明国民党军在战略上实行的基本上是一条消极防御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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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后论
作战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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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国民党军事当局在总体战略上虽实行的基本上是消极防御的路线，但在不同的战略阶段和不同的战役中，情况有所不同。
(一) 战略防御阶段
战略防御阶段的各主要战役，多是单纯的阵地防御战。但也有例外。徐州会战前期，第五战区的作战指导却采用了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及游击战的袭扰相结合的攻势防御：在预选的战场，以一部兵力坚守阵地，吸引、抑留和消耗敌军；以一部兵力游击敌后，破坏交通，袭扰据点，牵制敌军；以主力兵团迂回敌军侧背，实施强有力的攻击，变内线为外线，于被动中争取主动，从而获得了台儿庄战斗的胜利。太原会战前期的忻口作战，第二战区的作战指导也采取了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的方针，属于攻势防御性质。如以卫立煌军坚守正面阵地，以第18集团军用游击攻势袭扰日军，破坏飞机场、炮兵阵地，大大减少了日军的进攻能力。正面守军亦能实施有力的反突击。如郝梦岭军英勇攻击，虽然牺牲重大，但日军消耗亦巨。在日军突破阵地时守军能及时组织反冲击，坚守阵地20余日。能较长时间地遏止日军攻势，这对粉碎日军速战速决战略和实施持久抗战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战略防御阶段的其他各次战役，总的来看，多数部队在阵地防御战斗中都打得坚强，不怕牺牲，不少将领的抗战意识亦极为强烈。但从战斗实际过程看，由于作战指导多不符合一般阵地防御原则，所以或者损耗、伤亡过大，或者防守时间不长，遭到了一些原本可以减轻或避免的损失。最主要的不足有两点。
１．　一线式防御阵地
阵地防御通常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实施的，目的在于利用有利地形，依托既设永备或野战工事，充分发扬火力及增强生存力，从而提高自身的战斗力，完成守住要地或遏止敌人前进及消耗敌人的任务，因而必须使防御阵地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在强大敌军攻击下，能使阵地体系不被割裂，防御态势不被破坏；即使阵地在承受不住敌人的猛烈攻击而被突破某一点时，也应能经过防御部队的顽强战斗，恢复原态势。这就要求阵地正面较小，阵地纵深较大，在敌人主要进攻的方向上，构成多道阵地的防御体系，并筑有若干支撑点或防御枢纽部。这样既可增强抗击敌人连续冲击的力量，在敌人突破前沿阵地时，可依托纵深的阵地继续抗击敌人，或依托后方阵地和支撑点或防御枢纽部实施反冲击，消灭突入之敌。
战略防御阶段各战役中国守军的阵地编成，绝大多数为一线式阵地，正面既大，纵深又小，一旦被日军突破一点，即全线动摇。而且多数部队对工事构筑不太重视。一般在一道阵地上仅筑一条堑壕，没有侧防工事和机枪预备掩体，也没有掩蔽设施和伪装，所以部队伤亡极大。一支部队通常只能守几天，即要轮换下来整补，而且阵地易被突破。
２．　分散的兵力部署
日军的武器装备占有绝对优势，其炮兵及航空兵的火力远远超过中国军队，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在坦克掩护下日军步兵的多梯队部署也使其具有极强的多波次连续冲击的能力。这就要求在主要防御方向上既要能抗住日军的攻击，又要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损耗、伤亡，同时还要有快速机动的应变能力，以应付战斗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因此防御部署上应当将主要兵力、兵器集中在主要防御方向上，形成重点，并要作纵深配置，以加强纵深的抗击能力；同时还应掌握强有力的预备队，以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及时封闭突破口及消灭突入阵地内立足未稳的日军；或在敌人改变主攻方向时，能快速变更部署，组成新的主要防御方向。
在战略防御阶段的战役指导上，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大多是分兵把口，将主要(甚至全部)兵力、兵器都部署在宽广正面的第一线上，形不成真正的重点，并缺少纵深配置，以致处处防守，处处薄弱。同时很少部署强大的预备队，只要日军突破第一道防线的阵地，就无力在纵深内进行强有力的抗击。一旦有后续增援部队到来，即用以轮换前线伤亡较大的部队，逐次使用于第一线。战役最高指挥官手中始终不能掌握一支有力的应变部队，以致防御体系一旦被破坏，即无力恢复原态势，只能被迫溃退。另外，在总的部署上虽是兵力分散，但在具体配置上及机动时又多为密集队形，不知疏散，以致伤亡增大；有时部队尚未进入战斗，即已伤亡近半。
(二) 战略相持阶段
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事当局和一些高级将领总结了第一阶段作战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台儿庄作战的经验，从理论上认识到一线式阵地的专守防御和缺乏机动兵力等的缺点，力求予以改进。如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说：“一线式阵地之不能改正，乃是我们官长指挥能力缺乏，而为我军自抗战以来战术上失败最大的一个耻辱。”“以后各高级指挥官务必根据已得的经验……彻底改正。”“我们将来消灭敌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战术战略上都要能迂回包抄敌人，来切断敌人后方的交通，断绝敌人一切接济……要运用这个战术，原则上必须注意正面部队与后方预备队妥当的分配，宁使正面部队少，而要在后方控制充足的预备队。即使正面被敌军冲破了，而我们仍可机动使用预备队，在他的侧背去打败他。而且我有了充分的预备队，就可以保持主动，迂回敌人侧背，从左右和后方去包抄他，击灭他。”〔４２〕他还要求以后“各种防御计划，应着重于积极防御”，〔４３〕并指示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此后作战计划，应先取攻势防御，总以先用少数相当兵力，利用工事坚强抵御，待敌军久攻不克、兵力疲惫时，我军再用主力集中转取攻势。”〔４４〕以后正面战场上各主要战役虽然在作战指挥上有优有劣，但基本上都是以此作为指导方针的。如指挥正确，可获得不同程度的战役胜利。如第一、第三次长沙会战及上高会战等。蒋介石称之为“磁铁战”，说“先要如磁石之吸引铁质，紧紧地把他吸住，处处钉住他、牵住他……使他愈引愈近，愈吸愈紧，欲退不得，欲进不能，始终不能脱离我们的掌握之中，最后陷他在进退维谷的绝境，我们就可以乘着这个机会来消灭他。”为达到此目的，还要发动“第五纵队战”，派遣各种小部队，“潜入敌人阵地或后方，侦察敌情，扰乱敌军，突击他，奇袭他。”〔４５〕薛岳则称之为“天炉战”，较蒋介石所说的有所发展并更为具体。他的战法是：以一部兵力为挺进兵团，“任敌原占地区内主要交通通信之破坏及敌援军之阻击”；以一部兵力为警备兵团，“任第一线(即绪战地第一网形阵地带)之作战，敌进犯时迟滞消耗敌军，尔后转为尾击兵团”；尾击兵团“待敌通过第一线阵地后，衔尾猛攻，参加决战，力制(止)敌筑路，截击敌辎重，断敌补给，击敌后援”；以一部兵力为诱击兵团，令其“占领绪战地第二、第三网形阵地带，迟滞消耗敌军，尔后转为侧击兵团”；侧击兵团“位置于决战地左(右)前方，适时侧击敌军而歼灭之”；以主力为守备兵团，令其“先担任决战地之守备，俟敌攻势顿挫，断行反击，歼灭敌军”；以一部兵力为预备兵团，令其“占领决战地后方要点，必要时参加决战，扩张战果；或依情况占领预备阵地，收容决战地部队，转移作战”。〔４６〕
从理论上，仅就战役指导而言，上述方针应属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但在实际上，除客观原因外，由于国民党的抗战始终缺乏群众性，未能发动群众参加抗战，而只靠军队作战，形不成强大的威力；又由于许多高级将领或因“怯懦”，“与敌接触，挨日退却”，或为保存实力“不服从命令”、“取巧避战”，或因“没有指挥的学力与技能”，再由于缺乏独立作战、因敌制宜的能力，不能机动灵活地指挥作战，因而并未能真正或完全执行上述方针，理论与实践脱节，所以在许多战役上指挥不统一、计划不周到、判断不准确、部署无重点、协同不密切、战斗不积极等缺点依然存在，有的较第一阶段作战更为严重，由此导致战役失败或不能全胜。军事委员会及最高指挥对上述问题亦未着力解决，只是理论上说了。
三、　军 队 概 况
全面抗战开始之前，中国军队除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外，各派系军队名义上均已成为国民党控制的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自称“国军”)。但由于长期处于不同地域、政治、经济条件下及曾经互相敌对等原因，“国军”并未真正统一。许多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如阎锡山的晋军、李宗仁等的桂军、刘湘等的川军、龙云等的滇军等，都仍然由地方实力派所掌握，各有自己军校培养的军官和自己的军需制度，具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即使是已经改编为中央军队的原西北军、东北军等的各部队，在人事等各方面也仍然自成系统，与中央保持一定的距离。
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全国军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团结抗日。各地方实力派的领袖都发表声明，拥护中央政府的抗日政策，服从中央的领导，先后派出部队投入前线，与中央直系军队并肩作战，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战斗，都曾创造过大小不同的良好战绩。但是，在共同抗日的大前提下，各派系之间的利害关系和隔阂并未实际消除，因而在统一指挥、兵力运用、部队协同等许多方面仍存在不和谐的因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总体战斗力的充分发挥。
为了进一步研究正面战场的作战，我们将国民党领导的“国军”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概略的探讨。由于“国军”的90%以上为陆军，所以这里主要以陆军为研究对象。
(一) 军 官 素 质
作战的胜败固然是以军事力量的优劣为物质基础，但军队战斗力能否充分发挥，则直接取决于各级军官指挥效能的高低。一般说，要想夺取战役、战斗的胜利，不能仅靠物质力量的优势，还要靠高超的指挥艺术及旺盛的士气。抗日战争中，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的实践已经证明：即使在劣势条件下，因指挥卓越，造成局部优势和主动，从而获得胜利的战例并不鲜见；相反，在兵力及态势均占优势的情况下，因指挥失误导致失败的战例也不在少数。可见，各级军官的素质对军队战斗力的发挥，至关重要。
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统计，抗战开始时指挥200万“国军”的将级高级军官经过铨叙的正式将官共1247人(军政部统计中未经铨叙的将官500余人)。其中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者393人，内有总司令2人、军长35人、师长63人；出身保定军校者388人，内有总司令4人、军长25人、师长36人；出身陆军大学者215人，内有军长2人、师长9人；留学国外军校者159人，内有军长1人、师长6人；出身黄埔军校者92人，内有军长7人、师长20人(陆军大学及留学国外的亦多为黄埔军校毕业生)。至抗战后期的1944年时，黄埔及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官大为增加，均已达到1000多人以上。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官绝大多数担任参谋长及参谋处长等职务；黄埔军校出身的将官，担任正、副集团军司令以上的32人、军长40人、师长132人；保定及地方军校、行伍出身的将官较前有所减少，但绝大多数战区的正、副司令长官由这几种出身者担任。另有军长71人、师长149人。留学的人数虽增加至285人，但没有任军、师长者，而任集团军正、副司令以上的有9人。〔４７〕
从上列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抗战期间担任军长以上的高级将领多数为保定军校及行伍出身者，少数为黄埔军校出身者。师长一级的将领则主要为黄埔、地方军校及行伍出身者。从发展趋势说，黄埔出身的军官发展极快，军队最主要的指挥官、师长至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由该校出身者充任的在1944年已占三分之一至一半以上。
保定军校系北洋军阀于1912年创立，每期2年，共办9期，1923年停办。该校虽然在当时是中国最为完善的正规化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但所学的课程大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军事学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事科技及战略战术的发展多无深刻的认识。黄埔军校的课程较保定军校有所提高，吸取了国外一些新的军事学术，但抗战时期的将官大多毕业于前几期，学制很短，仅6个月，所学内容当然有限。地方军校(如东北讲武堂等)的学术水平一般说不如保定军校。不论哪种军校，除陆军大学外，均属于养成教育，在作战指挥方面，最多学至团一级的战术。即使担负深造教育的陆军大学，也以师战术为主，对大军团作战的指挥作业练习很少。一些早期毕业于军校的将领，在内战时期有过指挥作战的实践经验，但由于战争本身仍停留在，甚至还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水平(通常是一线堑壕式的攻防作战)，所以大多数将领的战术素养和指挥能力提高得很少，缺乏对抗现代化装备强敌的理论与实践。至于行伍出身的将领，虽有不少人战场经验较为丰富，作战也很勇敢，但对现代战争的性质和技术缺乏必需的认识。
抗战以前成长起来的将领，离开军校以后很少有机会再参加正规的深造教育；更由于连年内战，升迁甚快，不少人职务高了，而其军事素养并未随之相应提高，并没有具备指挥其所统率的军、师部队的卓越能力。1933年，蒋介石的德国总顾问曾对蒋提出过意见，说一个军人“苟不先任下级官长，遍充排、连、营、团长各职多年，断不能于短期之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经验，无论如何勇敢，亦于事无济。”〔４８〕抗战期间军队伤亡大，加以部队多次扩编，军官的升迁更快，许多军、师长不过三四十岁，能真正独当一面、心有全局的优秀将领为数甚少。当然，战争中学习战争，同样可以提高军事素养与指挥能力，甚至比入校深造学得更迅速、更扎实。但由于种种原因，“国军”中这种将领为数并不多。
抗战期间，作为军事素质另一重要方面的恪尽职守、不怕牺牲和主动精神、铁的纪律等，比之军事技术、指挥能力而言，“国军”的将领同样缺乏。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曾向蒋介石提出他对这方面的看法。他说：“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长和团长的素质不一，但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军长、师长，则问题颇大。这些人中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亲临前线，更极少监督命令是否执行。对于来自前线夸大甚至错误的报告，不经查证，即予接受。经常忽略搜索和警戒的重要性，常因而造成大乱。一般的师长，似乎认为只要自距离前线50英里处发一命令，即已尽到责任。这些军官中，有许多是相当勇敢，但大多数的人均缺乏道德的（和）勇气。”〔４９〕接替史迪威的第二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对“国军”高级将领的军事素质也颇不满。他说：“在我接触的国军高级军官中，我发现很少视为是有效率或是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我并不怀疑他们对于委员长的忠诚，但作为蒋的参谋长，我必须评估他们的作战能力和知识、他们带兵的资格，以及他们配合全盘作战计划、执行命令的意愿。”〔５０〕当然，这些美国将军们是从美国将领的情况出发，并以轻蔑中国军队的态度作出种种评论，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有的还夸大其词。事实上中国军队的师长没有位置于自己部队后方50英里指挥作战的情况，中国军队高级将领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更不在少数，在战场上英勇牺牲的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师长就有多人。不过，也不可否认“国军”中确有许多将领缺乏指挥大军团进行现代作战的军事素养。
其实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军事素养及品德不能适应战争要求的情况也非常清楚并表示不满，在历次军事会议上都提出批评。如1938年1月11日在开封军事会议上说：“我们过去的失败，完全由于我们高级将领缺乏学问的研究”；〔５１〕1938年11月26日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说：“高级将领不学习、不研究已成的学术”，“以致已有的知识不能用之(于)实际，而战斗的学问和技能亦不能及时进步”，“全靠部下的牺牲，敌来只是驱策官兵凭血肉之躯向前一战便了，结果不是事倍功半，就是徒劳无功。这就是徒然牺牲，无补大局，害了部下，害了国家”；〔５２〕1940年3月6日在参谋长会议上说：“如果我们仍只知沿袭陈规，一切都只是刻板的依照军官学校与陆军大学所讲的战术战略去做”，“就一定不能收得抗战的成效”，“我们一般高级指挥官的参谋长，一定要……打破一切旧习……研究出新的革命战术”，“才能获得制胜千里的效果”，〔５３〕等等。对将领们“疏忽、骄傲、欺骗、犹豫和迟疑”，以及“怯懦、不守纪律、不服从命令、蒙蔽军情、贪污、走私营利、荒淫无度”等，也经常在会议上批评。蒋介石的批评有时有以偏概全的过激成分，并不是“国军”所有将领的素质都这么差。但难以否认这种情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真正具有卓越素质的优秀将领并不多，特别缺乏优秀的高级参谋人员。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应蒋介石之请陈述的“国军”缺点：“团以上司令部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５４〕正是由于高级将领的军事素质不高(抗战后期较前稍有提高)，优秀的高级指挥官不多，又受前述战略决策、作战指导片面性的影响，所以正面战场的许多战役战斗，有的本来不应失败的却失败了，有的本应获得更大的胜利却未能获得，而且部队伤亡过大，以致消耗的敌人远比自身的消耗为少。
蒋介石既然清楚许多高级将领的军事素质不能适应抗战的要求，德国顾问和美国的史迪威等又都曾建议更换无效率的高级将领，而蒋介石为什么没有动作呢?这就牵扯到政治问题了。不是蒋介石不想更换，而是他不敢更换。他担心这样做会影响到他的统治。国民党当局曾说过：当时一部分(实际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尚存有地方派系色彩，平时裁汰尚虞酿成风潮，抗战期间采取此种断然措施，在政治上当然不行。〔５５〕
全面抗战开始时，“国军”的中下级军官(上校至少尉)，据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统计，共有１３．４万人。其中旧式陆军中学堂和小学堂出身的约3万余人，保定、黄埔及各兵种军校出身的约6万人，行伍出身的约4万人。抗战期间伤亡严重，每年要补充４．５万人方够需要。其中四分之三由各种军校及速成训练班培训，其余从部队中的士兵提升。但由于伤亡过大、过快，至1943年时，部队正式军校出身的仅有3758人，其余均为非正式军校(包括速成训练班等)及行伍出身的军官。〔５６〕据统计，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军校及各分校毕业的学生在15万人以上，另外各速成性质的训练班训练了97577人，又从士兵中提升了84235人，才弥补了基层下级军官的缺额。〔５７〕
许多战争中提升的下级军官原本都是经过多次战斗考验的优秀士兵，正如冯玉祥所说：百分之八十五勇敢善战的军官都是行伍出身。〔５８〕不过，他们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有的甚至是文盲，又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军官教育，所以在军官必备要素——指挥才能和训练能力方面不如正式军校出身的军官，也不能完全适应现代战争对基层军官的要求，因而他们升迁极慢，能晋升至团级指挥官的为数很少。
正式军校出身的军官，一般说在战术运用、战斗指挥和训练部队方面能力较强，而且也并不是都不如行伍出身的军官勇敢善战。抗战期间曾出现过许多作战勇敢、指挥卓越的中下级军官。但正式军校毕业的军官也存在着学非所用的问题。在校学的当时现代化、标准化的装备在绝大多数部队中没有；到达部队后，所学知识又和部队实际脱节，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难以适应现状，这就影响了战术、技术能力的发挥。
抗战后期，虽然因外援的逐渐增加在装备上有所提高，但许多军官的素质却有所下降。如汤恩伯所说：“各级干部多不是本科出身，学工兵的可带步兵，老百姓可以当军需。名册上什么都有，实际都是外行。”〔５９〕这虽不是所有部队的情况，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从而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
(二) 军队战斗力
抗战开始前的中国，经济落后，军事工业极为薄弱，只能生产步兵轻兵器，且不能完全自给，重兵器全靠进口，所以军队的武器装备远劣于日军。在军事训练上，除中央直系军队在德国顾问指导下受过不同程度的良好训练外，大多数军队的训练内容落后，很不适应当时的战争。抗战前期，不少地方系军队仍采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战法，如在战斗部署上，不论进攻和防御，都还不知疏散，仍用相当密集的战斗队形，以致增大伤亡；有的甚至在尚未到达阵地之前就已被日军炮火及航空兵杀伤近半。抗战胜利前夕，西北马鸿逵、马步芳系军队依然如此。〔６０〕
除了军官素质、军队装备及训练程度外，士兵的素质也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民国以来实行的是志愿兵制，军队士兵都是招募来的破产农民、失业青年及难民等，国民政府没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役兵源。抗战期间部队伤亡极大，虽然抗战开始时有不少爱国青年及华侨自愿参军，但毕竟有限，远远不能弥补前线战斗伤亡的缺额。所以兵员的补充及其素质就成了影响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早在1933年国民政府就颁布了“兵役法”，准备实行征兵制。1936年开始真正实行。首先在华东、华中六省建立了师管区、团管区，至当年底共征集了约5万新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很快侵占了华北、华中等大片国土，这时国民政府的兵源主要来自西南、华南各省。由于兵役制度不健全，征兵单位多与地主豪绅及乡镇保甲长勾结，造成强拉壮丁、受贿换人、冒名顶替及虐待壮丁等弊端丛生。许多壮丁受到非人的待遇，不但难得温饱、缺乏医护，而且常常受到毒打，甚至用绳子捆起来，形同囚犯，致使人民视兵役如瘟疫，深恶痛绝。被征、拉的壮丁，病、死及逃亡现象十分严重。据国民政府发布的资料，抗日战争期间共征集壮丁1400余万(不包括在征拉过程中病死、逃亡的人数)，但实际送到部队的壮丁仅1200万人。〔６１〕这些送到部队的壮丁，一方面由于多数是强拉来的，思想抵触，加以军官虐待，官兵关系紧张，多不安心于军队生活，常想逃跑；一方面由于壮丁本身缺乏文化，90%以上为文盲，接受军事训练的能力甚低，而担任训练新兵的后补团、补训处对训练新兵的工作极不积极，仅以能看住新兵不使逃走为满足，所以补充到战斗部队的新兵，连基本的战斗知识及技能也不具备；再者是他们的体质也极不壮健。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国军”的战斗力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全面抗战开始时部队老兵多，补充至第一线的也多是由后方部队中抽调来的受过训练的老兵；特别是军官及士兵当时怀有强烈的爱国激情，抗战意识高昂，所以虽然在武器装备、训练程度及军官指挥能力等各方面逊于日军，但部队士气旺盛，战斗力强。不仅装备训练较好的中央直系军队战斗力强，在淞沪会战等战斗中表现出色，就是装备、训练较差的地方系军队的战斗力也极强，在徐州、武汉会战中顽强战斗，创造了出乎日军意料的英勇战绩，使世界各国刮目相看。但随着兵员素质的下降，特别是受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战略消极的影响，许多高级将领的抗战意志逐渐衰退，军队的腐败现象日趋严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随之下降。豫、湘、桂会战一溃千里，即是明证。
抗日战争后期，蒋介石多次谈到军队的战斗力问题。
1941年10月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说：日本“最近每次取攻势来进犯我们，最多不过十天或两周的战斗力，在此期间如攻不下我们据点阵地，他固然要退却，就是攻下了我们的据点，他也没有确实固守的力量。从前年到现在，除宜昌之外，历次战役，都是如此。他现在不仅无力扩张战区，而且也不敢再存消灭我们野战军的妄想……这样疲惫衰竭的敌人，我们为什么还不能消灭他?为什么他来犯时我们不能抵御，而他撤退时我们亦不能截击，让他来去自如呢?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军队实在太无用、太怯懦……不如从前。”“这次长沙会战，我们有这样雄厚的兵力，有这样良好的态势，我们一定可以打败敌人，一定可以俘获敌人很多的官兵，一定可以缴获敌人无数的军械；即使没有一万俘虏，也总应该有一千；一千没有，总要有一百；一百没有，少而言之，也应该有十人。但是现在你们连十个俘虏都没有，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现在并不是我们打不过敌人，而是由于我们高级将领的精神堕落，胆识太差，不研究，不上进，只知道做官，而忘却了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务。”“总之，我们各战区这几次战役以来，一般将领的精神、决心和意志，实在是一天不如一天。在抗战开始的两年，大家都有拼战致胜的决心，有消灭敌人的志气，但到现在几乎完全消沉了。”〔６２〕
1942年9月，西安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说：“我们当初对敌的重要策略，就是尽量诱敌深入，使他战线延长、战区扩大，使敌人不能不到处布置兵力，而不敢随便抽调。但是他现在竟敢从各战区自由抽调兵力集中某一战区，来进攻我们某一点……暴露了我军战斗力量已低落到了极点！我们明知敌人现在要进攻我们一个地区，绝对没有新的兵力可以增加，只能从各战区东抽西调，集中起来，妄求一逞。而我们不能够乘虚抵隙，去攻击他，来粉碎他在我战区的活动。即如这次浙赣路的战事，就是如此。我们明明知道敌人用来进犯我们的兵力，完全是从各战区抽调而来，但我们各战区在他未抽调以先（前）既不能出击阻止，而在事后又不敢乘机攻破他的弱点。这就是由于我军士气之消沉与战意之缺乏，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对敌策略与作战能力毫无之表现。”〔63〕
1944年2月，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说：“现在敌人以一个大队组成战斗单位，到处窜扰，而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作战，有自己的人民来协助，对他这种小兵力的窜扰，竟不能做有效的打击，实在是莫大的耻辱……被人家讥笑我们军队兵员的名额，徒然有如天文台上的数字，而实际作战，毫无力量可言。”〔64〕蒋介石这些批评过头的话带有“恨铁不成钢”的成分，但无庸讳言，大多数“国军”的战斗力确实不如抗战前期了。蒋介石虽然看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军队战斗力下降的严重性，但他难以改变这种局面。
(三) 军 队 纪 律
除了官兵素质、武器装备及训练程度外，军队纪律的好坏，也是影响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说，军队纪律主要指战场纪律和群众纪律两方面。抗战时期的“国军”，虽然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并不相同，但从整体说，抗战前期军纪不好的部队较少，而抗战后期军纪败坏的部队则较多。不过应当说明的是，战场纪律方面，前后期的变化较小，而群众纪律方面，后期的变化较大。这是与高级将领抗战意志的衰退和军队腐败同步演变的。
在战场纪律方面，由于“国军”中存在着不同的派系，且各派系之间及与中央之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除，所以从全面抗战开始之初，因怀有个人私心，不完全服从命令的高级将领即已有之。如第29军军长宋哲元，既未按中央的命令至保定指挥部指挥作战，也未按中央的指示集中兵力做好抗战的准备，致贻误战机，使平、津迅速失陷；又如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既拒不接受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令其派部北上的命令，又不执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中央令其防守津浦路的命令，不战而退，致日军不战而占领山东；再如第20军团军团长汤恩伯，不积极执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令其侧击峄、枣及南下进攻日军的命令，俟蒋介石亲自下令方执行，致丧失有利时机，使台儿庄战斗虽胜而不能全歼残敌等。但总的来看，绝大多数部队能够坚决执行命令，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如参加淞沪会战的各部队，参加徐州会战的第22集团军、第20集团军及第59军等。
徐州会战后期，因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指挥有误，造成数十万大军匆匆突围，此后部队将领违纪的事件逐渐增多。如豫东作战时，第8军军长黄杰、第27军军长桂永清、第88师师长龙慕韩、第187师师长彭林生等均不执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命令，放弃防地，擅自逃走，致兰封、商丘等重要战略要点不经战斗即为日军占领。
这类违犯战场纪律的事件较多，蒋介石对此亦多次批评，如1938年11月，蒋介石曾指出武汉会战中沿江要塞失陷的原因：“马当与田家镇要塞司令官，及守备富池口的师长，都是弃职潜逃”。〔65〕1941年10月，蒋介石在指出一般将领的缺点时说：“我们一般将领目前最大的缺点：第一，就是怯懦……与敌接触，挨日退走，不知廉耻，不守纪律，不服从命令。第二，就是虚伪：各级报告不确实，蒙蔽军情，欺骗上官。第三，就是贪污：走私营利，荒淫无度。”同时还举出了谎报军情的例子：“如这次第九战区湘北作战……军令部根据你们的报告，绘给我一张敌我全般态势图，说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摆在侧面平江、金井一带。照这样的部署是很对的，我当时很放心。哪里知道事实完全相反，我们的主力，竟是完全分散在各地，甚至不知道部队的去向所在，而仅有一军在平江方面。这样你们的报告，还可作为依据吗?因为报告太不确实，以致判断错误。要不然，我们这一次决不会有这样的损失。”“部下骗上官，上官更骗他高级长官，如此层层虚伪，欺人自欺……那无论你有多大的武力，都要失败。”〔６６〕
至于与军纪有关的其他方面的缺点，1942年9月蒋介石归纳出12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赌博；二是走私；三是运吸鸦片；四是勒索扰民；五是经营商业；六是加入帮会；七是军官带眷属住在部队附近；八是新兵殴打官长，中途哗变；九是部队接收新兵之弊病：士兵发生疾病而任意弃丢不顾，省出伙食费归入接兵官私囊，强拉民众充数，为防其逃跑，乃用绳索串缚，视同罪囚等；十是高级主官不到下层部队；十一是部队主官不能彻底监督命令之执行；十二是说谎。〔６７〕这虽不都属于战场纪律，但与战场纪律有着密切的关系。很难设想这样腐败的军队能具有战斗力。当然，蒋介石讲的可能有些以偏概全，“国军”的部队不会全都如此，但也不会是个别现象，说它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在群众纪律方面，各部队的情况并不相同。原西北军系统等部队执行得比较好。就“国军”总体而言，群众纪律的败坏是和军队战斗力的下降趋势相一致的。抗战初期虽然也有违纪现象(如蒋介石说：“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部队在“失利溃乱”时有“抢劫掳掠”行为〔68〕），但毕竟是在特殊环境下的少数行为。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人民群众是坚决拥护和积极支持“国军”的抗战的。当时的军民关系相当融洽，如台儿庄作战的胜利就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分不开。至武汉会战时期，有些部队的违纪现象已较严重。如第九战区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向蒋介石报告九江失利的原因时就提到“军纪不良，民众逃亡”。报告说：“各部向九江附近集中时，因运输困难，战时增设部队又骤难足额，沿途鸣枪拉夫、搜寻给养。不肖者且因而强奸掳掠。军行所至，村舍为墟。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至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志。如此而欲其奋勇杀敌，自不可能。”〔６９〕上述扰民事项发生在作战期间，人民虽然痛恨，也还只是消极地逃避。迨至抗战中、后期，每年作战的时间相对减少，“国军”与日军常常处于和平相持态势，而这时军队的群众纪律却更为败坏。例如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督察官关民权在考察晋南一带驻军后向蒋介石报告说：部队或偷运敌货、毒品，企图厚利；或就地征粮，不付价款；或烧毁人民器物门窗；或三五成群黑夜化装扰民，行同土匪。〔70〕这种情况在中原地区尤为严重，发展至人民群众无法忍受、从而群起反抗的地步，并提出“反对不抗日、光扰民的军队”等口号。
1944年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时，汤恩伯几十万大军有的“一经与敌接触，亦即南撤”，有的“不战而退，望风披靡”。第一战区在《中原会战检讨》中总结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军民不能协同”。检讨说：“此次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各部队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７１〕造成这种令人痛心结果的原因，第一战区也承认是由于部队“不守纪律，扰及闾阎”，但绝不是《检讨》中所说的不守纪律者仅“绝对少数不肖之士兵”。拉夫、征粮、贩毒、走私等等，哪一件也不是“绝对少数不肖之士兵”所能做到的。其根本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有关军队性质的问题(这里不作论述)；一是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及绝大多数的高级将领们抗战意识极端衰退，保存实力、坐待胜利的消极战略，促使军队日趋腐败，以致军纪荡然、军民关系紧张，在局部地区甚至发展为对抗，并截击部队，收缴武器，用以抗日。
国民党军队的弊端是由该军队的性质决定的，而该军队的性质又是由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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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后论
敌后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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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开始时，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尚未真正认识到持久抗战的必然性，当然也就不可能认识到敌后游击作战的重要性。虽然在个别训令中曾命来不及撤离、仍留在敌占区内的部队及前线部队“施行游击战，袭击敌军后方”，但实际上并不重视，更没有任何指导措施；京沪地区失陷之后虽已初步认识到在正面抗击日军的同时还应袭扰、破坏其后方，并在作战指导上开始部署部队攻击日军后方(如台儿庄作战时令第3集团军以有力一部向兖州以北进攻等)，但仍未真正认识游击战对抗战的重要意义，而且对游击战的性质和任务也还缺乏深刻的理解，将游击战视为正规战的一种，甚至连破坏敌军后方交通及后勤设施的行动亦排除在游击战任务之外。如1938年1月，蒋介石在开封军事会议上讲：“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才能够担任；决不是临时集合民、枪，编成队伍就可称游击队，能够胜任游击战。这种临时集合的队伍，只能叫别动队……别动队的任务……扰乱敌人后方，破坏敌人交通和兵站、仓库等”。〔72〕
华北敌后游击队的蓬勃发展及其对台儿庄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使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开始认识到游击战对抗战的重要意义。就在此时，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该著作刚一发表，中共代表周恩来就在武汉把其基本精神向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的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后又将它转述给蒋介石，蒋介石也非常赞同。〔73〕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蒋介石在武汉组织部分战区高级将领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朱德在会上作了关于加强游击战重要意义的发言，并将与周恩来共同起草的一份由国共两党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递交蒋介石。〔74〕武汉失守后，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中共方面周恩来、叶剑英参加会议。蒋介石在会上“特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前方，决以我三分之一力量投入敌人后方”的训示，并令“各战区将前方地区划分为若干游击区，并指派有力部队担任游击，从事敌后作战。”〔75〕为扩大游击效果，还于1939年1月变更“国军”战斗序列，增设冀察、鲁苏两个战区，命第51军挺进山东，命第69军、第97军挺进河北，进行游击作战。与此同时，决定按中共建议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致电延安中共，要求派干部任教官，负责教授和训练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游击战的政治工作。叶剑英率30余名中共干部于1939年2月10日到达南岳，2月15日开学。开始时蒋任命汤恩伯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后为加强控制，改为蒋介石自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及叶为正、副教育长。
国民政府军的游击战区在以后短短几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冀察战区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山东省黄河以北一部地区。该战区以鹿钟麟为战区总司令，下属部队除第69、第97两军外，新5军及第40军先后划归该战区；此外，河北民军、察哈尔及河北各游击纵队、保安旅、保安团亦隶属之。该战区主力：朱怀冰的第97军、庞炳勋的第40军及孙殿英的新5军等均驻于河南省北部之林县、新乡、孟县各附近地区。仅石友三的第69军驻于河北省南部威县附近。所部高树勋的新6师驻于河北盐山及山东乐陵一带。真正活动于河北中部的，主要是张荫梧、乔明礼等河北民军各部及丁树本、侯如墉等游击纵队。由于日军迭次扫荡，仅一年多的时间，至1940年5月，河北境内除张荫梧的河北民军因制造摩擦被第18集团军大部歼灭外，其他部队大部被日军所歼，残部均退出河北省境。“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免职，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代”，“冀察战区时已名存实亡”。〔76〕第40军及新5军退至晋豫边区、太行山区南部，合编为第24集团军。庞炳勋任总司令，马法五接任第40军军长之职。后又将刘进之第27军划归第24集团军序列。该集团军实际已成为第一战区的部队。
太行山南部地区，前出于第一战区之北，仍为敌后游击战区性质。由于日军认为“盘据在华北管区内之重庆军”军心涣散，战斗力衰退，“剿共第一，治安肃正应首先讨伐共军；第24集团军的存在，并无大害，相反，使其与中共对立激化，则是上策”，〔77〕因而其第1军不断向太行山区北部的中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攻，而很少向太行山区南部的第24集团军进攻。但至1943年4月间，日军“为了振作第1军官兵的士气，并粉碎日军从华北撤退的敌方宣传，以及有利于促进重庆阵营崩溃”，决定“以第18集团军和第24集团军双方为攻击目标”，实施太行山区的作战。〔78〕对第18集团军的进攻一直“未能取得大的战果”。〔79〕对第24集团军的进攻，则开始不久，新5军军长孙殿英即率部投敌；接着因部队溃散而“化装便衣潜伏的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在日军第35师团田中彻雄少尉率下士官11人及孙殿英秘书的“说服”下，随之去新乡投降日军。至此冀察战区事实上已被彻底消灭。〔80〕
鲁苏战区辖长江以北、老黄河以南的津浦路以东地区。于学忠为该战区总司令。下辖第51军、第57军、新4师、税警部队及山东、江苏的20多个保安旅、几十个保安团。牟中珩的第51军、缪澄流的第57军及吴化文的新4师驻于鲁南沂蒙山区附近及郯城等地区；韩德勤的第89军及陈泰运的税警总队驻于苏北的宝应、连云港、盐城各附近地区。该战区坚持时间较长，直至1943年春吴化文率部投敌后，“鲁苏战区仅存据点”才“丧失殆尽”。“军事委员会基于事实，乃命鲁苏游击战区各部放弃鲁南、鲁北各根据地，向皖北转移。不久，战区亦随之撤销。〔81〕
至于“各战区将前方地区划分若干游击区，并指派有力部队担任游击、从事敌后作战”的游击区和敌后作战，如第一战区之中条山，第五战区之大别山，第六战区之江汉三角地带及第九战区之庐山等等，区内驻军与战区其他部队完全一样，由战区直接部署、指挥、供应，驻地与前方部队连接在一起，其作战亦与正面各战役在完全统一的命令下一致行动。因而，这些前沿阵地的所谓游击区属于正面战场范围；其战斗配合的敌后作战亦属于正面战场各战役范畴的敌后作战，与战略上的敌后战场之游击战，性质完全不同。
冀察和鲁苏两敌后游击战区的兵力相当雄厚。据国民党军事当局统计，鲁苏战区的正规军约10万人，地方保安旅团及游击队约15万人，总数达25万。冀察战区亦大致如此。以如此众多的兵力进行游击作战，应该大有作为，但事实上不仅未能发展，反而驻地日蹙、兵力日削，在不过三四年的时间里即彻底失败。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以正规战的作战指导进行游击战
游击战属于“非正规的作战”。它没有战线和后方，而且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它的作战形式、战术运用等也和正规战有所不同。概略地说，在作战指导上更强调主动性，要实行其先发制人、出敌意外、要“游”要“击”的战术。“游”是为了“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是为了“发扬自己的特长，避开敌人的特长”。“游而不击要不得，击而硬拼还是要不得”。〔82〕在兵力运用上更强调灵活性，“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击战争的主要方法，但是还须懂得灵活地转移(变换)兵力”；“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83〕在作战形式上强调游击战的同时还要适当实施运动战。主力兵团的正规军“一般以集结使用突击敌人为经常”，但必须吸取游击队隐蔽接敌、突然袭击等特点。当敌人大军云集、分进合击，无法实施各个击破、不利于我正规军集结行动时，也应化整为零、分散机动、趋吉避凶、寻敌弱点，准备再次集中击敌。决不能死守防地、呆滞不动。
但是，冀察、鲁苏战区的正规军并不是按上述游击战的一般原则指导作战的。其受领的首要任务是“将正规军配置于各游击区，确保根据地”，其次才是“相机出击”。而确保根据地的主要手段仍然沿袭正面战场的“抵牛战术”，以阵地防御战抵抗日军。如1939年6月间，日军第5师团等向鲁苏战区鲁南游击根据地实施扫荡时，国民党当局记载第51军阻击由诸城南下的一股日军的作战经过：日军沿诸(城)莒(县)公路攻占枳沟第113师第339旅主阵地后，“继向清水沟阵地进攻，战况激烈异常，我军伤亡甚重，旋我第339旅奉令向金花山转移，敌乃趁势继续西迫……7日8时进占我337旅第674团蒋峪阵地后，复向小关进攻，守军1个排全部牺牲，阵地遂陷。近午，敌续攻大关，于历经血战后，亦陷敌手。我第674团团长率主力退守马鞍山，第3营占领太平山。同时，第337旅韩子乾旅长亦命该旅第673团于穆陵关占领阵地，以为策应。7日夜，第113师……依据战区总司令部作战指导，遂作如次之处置：1.以第678团在管帅镇附近占领阵地，阻敌西进。2.第339旅向金花山转移，阴止由安丘南下之敌。3.第337旅占领沂山山地……4.师长率师直属队于武家洼附近占领阵地。”作战的结果，阵地连续失陷，人员伤亡甚众，而部队被迫“全部转入沂山山区”。总司令部所在之朱位及副总司令沈鸿烈司令部所在之东里店等根据地“均告失守”。在没有后方、补充困难的敌后游击战场采用这种专守防御阵地战的作战指导，当然不仅不能发展，而且无法持久。国民党军方在编写的战史中也不得不承认“我鲁南游击根据地，虽据有地形之利，惟以山区交通不便、补给困难，尤以处于内线地位，在缺乏机动、出击之条件下，殊多不利。”〔84〕
更何况进入游击战区的各正规军部队不仅不习惯于经常灵活变换位置的“游”，也不愿主动找敌弱点，以运动战实施突袭的“击”，大多以不被日军围攻为满足；即使遭到日军分进合击，也不敢分散兵力、化整为零，仍以师、团为单位机动，很难保密。所以更易陷于被动，遭受较大损失。对规定的“相机出击”任务，国民党军事当局曾作如下分析：由于“‘相机’二字涵义含混，有欠明晰肯定，往往予部队以投机取巧之机会。虽明知可为而不为，不可为则更不为”，〔85〕因而自身损失较大，而消耗、消灭的日军则较少。
(二) 扰害人民失去了群众的积极支持
敌后游击战必须有人民群众参与，并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刘伯承曾说过：“游击队要依靠广大的工农群众进行侦察警戒，要做到我们明白敌人，敌人不明白我们；我们能袭击敌人，敌人不能袭击我们。这首先要靠我们在政治上争取了广大工农群众才能实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游击战与群众的利益密切结合。“没有和群众利益结合的游击战争，就不是游击战争了，而是‘别动队’”。〔86〕毛泽东说：游击部队“除军事部署以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乡村广大人民群众。”〔87〕否则不能发展、巩固根据地，不能牵制、消耗、消灭大量日军，不能达到建立敌后游击战区的目的。
但是进入敌后游击战区的“国军”正规部队囿于其性质及传统作风，且又得不到正确、必要的政治教育，所以积重难返，在对待群众方面依然故我，很少改进。初至敌后时还较为收敛，颇受当地群众的欢迎；时间稍久，许多将领和部队即故态复萌，“不思收复失地，反奸淫掳掠百姓，平日声色玩好，优游自得，军国大事置之度外”，〔88〕从而失去了群众的信赖，再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至于战区建立前即已在该地区活动的各种游击部队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其中有“国军”撤退后由爱国人士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人民武装，有未及撤走、留于敌后主动游击的“国军”部队，还有很多由土匪、流氓或帮会头目借抗日之名，欺骗、裹胁部分群众拉起的队伍。抗战初期风起云涌，很短时间内组建起名目繁多的游击队，其数量庞大，遍及各地。开始一段时间确曾造成强大的声势，并不断地破坏铁路、道路、通信线路及袭击后勤设施，给日军以一定程度的威胁。但当日军抽出兵力进行有计划的扫荡时，情况便发生了变化：真正抗日而又不太扰民的，能得到群众一定程度的支持和掩护，继续存在；那些不抗日却扰民的，则或被消灭，或变成纯粹的土匪团伙。至1939年战区成立时，存在的游击队已发生了初步的分化：具有强烈民族感、真心抗日的，大多转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其他大部分游击队则被国民党军事当局编入冀察、鲁苏两战区的游击队或保安团队序列中。如鲁苏战区即编有18个游击区司令部，下辖67个保安团，另外还有1个保安师和38个保安旅。〔89〕这些番号极多的保安部队，虽然人员成分、军事素质和政治思想并不相同，但总的来说抗战意识和战斗能力是不强的。国民党军事当局对其不免有所袒护，但也不得不承认：“各省游击部队，分子繁杂，良莠不齐。一般干部多未接受军事教育，服从观念淡薄，军纪有欠严肃。故在协同作战上……为保存实力，甚少主动协力，彼此各自为谋”。〔90〕他们“往往自成系统，不相统率，甚至磨擦火并，游而不击”，〔91〕而在日军扫荡时，则埋枪逃走。于学忠曾指出：“查各保安部队及地方团队，每于敌人向我进犯时即将人员疏散，枪支埋藏。此举不但予敌以任意窜扰之机会，本身失却自卫能力……有违游击战之本旨。”〔92〕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么多必须靠当地人民供应、补充而又得不到人民群众支持，又处在日军不时进行扫荡这一严峻形势下的敌后游击部队(包括正规部队)，实难长期存在于敌后，于是再次发生分化：一部分投入中共抗日阵营，一部分被日军歼灭，而相当大的部分则彻底转向与抗日人民群众为敌的方面，投降了日军。据日军特务机关1940年的情况报告：“国民党游击队”“士气大为沮丧”，“投降倾向显著，已至日趋没落之地步”。〔93〕事实确是如此，不仅相当多的地方游击部队相继投敌，就是敌后战区的正规军也大批降敌。鲁苏战区第57军军长缪澄流企图投敌，后被粉碎；接着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39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又阴谋投敌，被国民党处决。但这股逆流并未能遏止。冀察战区方面，新5军军长孙殿英、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第69军军长毕泽宇、游击第1纵队司令丁树本、第2纵队司令夏维礼、豫冀边区游击指挥官杜淑、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司令侯如墉、暂3师师长杨克友、暂4师师长王廷英、预备8师师长陈孝强等相继投敌。鲁苏战区方面，鲁苏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游击第1支队司令丁丛堂、第2支队司令颜秀五、第6支队司令陈才福、第7支队司令秦庆霖、第11支队司令范杰、江苏保安第8旅旅长杨仲华、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兼鲁西行署主任孙良诚、新6师师长赵云祥、新181师师长陈光然、新13旅旅长黄贞泰、特务旅旅长郭俊峰、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徐继泰、新4师师长吴化文、苏北游击纵队第1支队司令吕其赓、山东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厉文礼、苏北游击纵队第2支队司令张良才、山东保安第5师师长齐子修、山东保安第8旅旅长邱吉胜、第112师副师长兼第334旅旅长荣子恒、山东保安第4师师长刘景良等先后投敌。他们降日后，即在日军指挥下进攻游击战区内尚存的游击据点，加速了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区的失败。
(三) 限制中共发展制造武装摩擦
国民党虽然在国难当头的严峻时刻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但出于阶级的本质，它并未真正、完全放弃反共企图。抗战之初，日军正处于战略进攻阶段，侵略势头极为迅猛。大敌当前，国民党的“国军”与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合作得较好，抗战也很坚强。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主要决策者们也不愿听到正确评价共产党英勇抗日的言论。如1937年9月间，正当华北日军长驱直入、“国军”连连败退之际，共产党的第115师在平型关以伏击战打死日军精锐的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千余人，获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全国的民心、士气为之振奋，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与胜利信心。蒋介石却对此不高兴。他于1937年11月5日在南京的国民党最高军事会议上说：“现在一般人——本党的同志当然除外，要为共产党捧场，为共产党宣传，这种盲目的举动和错误的宣传如不及早纠正，影响所及，将使日本更有所借口来加紧侵略，国际上再将发生不良的反响，我们国家之前途，将更陷于危险的境地。现在由共产党所改编过来的军队，他们固然善于游击战，能够扰乱敌军的后方。但一般盲目捧共的人，即借此一点，毫不假思索的为他们作过分夸大的宣传，似乎只有这一部分军队才能够抗日……这种荒谬悖理的宣传，如不及早纠正，只有一天一天的助长共产党的嚣张。”“尤其看到现在社会上流行着的这一种宣传，并非全由共产党故意张扬出来的，而是由一般无常识的非共产党员……为共产党鼓吹。这实在是我们要严正的指导其改正过来的。”〔94〕
共产党领导的第八路军深入敌后实施战略展开，至1938年10月，已作战1400余次，歼灭日、伪5万余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创建了晋察冀、冀鲁豫及山东等7个大的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华北敌后战场，钳制了大量日军，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军的战略进攻，对正面战场“国军”的作战，在战略上给予了有力的支持。这对抗日战争来说，本是极为有利的局面。但由于共产党在积极抗战中不仅没有大的损耗，反而有了大的发展(从出师时的4万人，发展为15万余人)，因而使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主要决策者们大为恼火，开始作限制共产党的准备。1938年12月，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时，暗中指示第17军团军团长胡宗南积蓄力量准备反共，同时升任对武汉失守负有重要责任、被李宗仁正式电请军事委员会查办的胡宗南为第34集团军代总司令，并将陕、甘及豫西的大多数“国军”编入第34集团军序列，或明令胡宗南负责督训，以加强其掌握的兵力。胡宗南曾向第71军军长宋希濂透露过蒋介石的重要指示：“我们和日本人打了一年多的仗，中央的部队牺牲是这样大，但是共产党却利用这个机会，大大扩充势力，它们的军事力量，不仅控制了山西的大部地区，而且发展到了河北、山东、河南、安徽、苏北等地……这样下去，我们不是亡于日本，而是会亡于共产党……我们必须准备和积蓄我们的力量，我们必须限制他们。”〔95〕
事实果然如此发展。1939年1月，国民党的第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设立“防共委员会”的议案，确定了溶共、 防共、限共的方针。国民党正规军进入刚成立的冀察、鲁苏两敌后游击战区，按照《异党问题处置办法》和《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与共产党争夺敌后控制区。后来国民党给敌后游击部队的信中明确指示：“防止异党活动而消灭赤祸于无形，事关党国大计。”〔96〕这成为敌后部队制造摩擦的理论根据。
共产党早在1937年8月4日就向国民党提出关于敌后战场的建立与对待友军的原则：“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97〕10月4日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前方指挥员，指示对友军“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98〕为了在国共关系上粉碎“敌人的挑拨，汉奸的破坏”，消除“某些分子惧怕群众运动，以及党和八路军影响的扩大”，以免“影响抗日的团结”，同年12月24日又向各地、各部队的各级军政首长及政治机关下达命令，要求“在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下，与各统一战线的地方工作当局协商，群众工作的进行，必须注意尽量取得他们的同意与合作，从抗战利益出发，说服他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与建议。万一不能同意时，不应勉强，而应暂时让步。”“为避免不必要的磨擦，为减少可能发生的磨擦……对于友党友军及地方当局某些弱点，应采取善意的批评与建议，避免讥笑与讽刺。”“除宣传党的主张和八路军胜利之外，对于政府抗战的决心及其他好的设施与表现，友军抗战的英勇与牺牲的精神，应加以表扬与赞勉。”“因征兵或抽捐税的事，引起群众与政府磨擦时，我们应居中调解，避免对立。”“帮助政府进行征兵动员，予以必要之保证……”〔99〕此后又多次指示部队“注意勿与友军冲突”，提出“国共两党均须用极大努力……在敌人后方创设许多抗日根据地”，并要求新四军向“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派队活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加以当时国民党并未重视、实际上也无力顾及敌后游击，所以在1937年至1938年间，中共抗日武装与大多数国民党系统的抗日游击队和地方政府保持了较好的友军关系，共同抗日，并尽力帮助他们组织抗日武装。如中共鲁西北特委与山东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帮助他建立了10个支队的抗日队伍；中共派杨秀峰、张存实等一批共产党人帮助张荫梧成立深泽抗日学院，培养一批抗日干部，从而才组织起庞大的河北民军。
但是，当冀察、鲁苏两战区成立、国民党部分正规军进入后，形势逐渐发生变化。与胡宗南以武力进攻中共，制造反共的“陇东事件”、“縌邑(今旬邑)事件”等相呼应，一些反共的顽固分子，如鹿钟麟、张荫梧之流，在正规军的支持下也开始制造摩擦和进行军事挑衅，不仅向先被日军占领原为政府军驻守、后由中共武装收复的地区进攻，而且向早已建立的中共抗日根据地进攻，并不断捕杀共产党员。为了团结抗战，中共采取了极为宽容的态度。如河北民军重要首领乔明礼在准备进攻冀中根据地时，在深县附近被中共吕正操部俘获。由于他表示悔悟，要求抗日，中共不但发还了被缴获的300余枝枪，而且应允每月补给军费700元、发给冬衣5000套。中共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亲自将其送回，刘伯承和邓小平还派杨秀峰、王宏坤前去慰问。但他回去后继任了河北民军总司令，继续反共。在国民党军队坚持反共摩擦的情况下，中共部队被迫实施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反击。于是国共两党领导的武装部队有时就发生武装冲突。
但即使如此，共产党仍极力忍耐，以保持团结抗日的局面。如1940年4月1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新四军各将领，指示对国民党方面的“军事挑衅，极力忍耐，不还一枪”，“对一切尚能与我合作抗日之部队及虽然不好但尚未向我进攻之部队，均须极力联络，不得侵犯其一人一枪”，“号召一切友军反对内战，拥蒋讨汪，团结抗战”。〔100〕以后又指示向相邻的国民党军“直接派人或间接托人或公开寄信发传单，表示我们完全不愿意同他们摩擦，请他们顾全大局，保存友谊，以免两败俱伤，渔人得利”，并规定“当他们迫于某方命令向我进攻时”，“先让一步，表示仁至义尽，并求得中途妥协，言归于好”等。〔101〕
国民党当局并不因共产党的忍耐、容让而放弃反共政策，相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更加致力于反共。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中所说的：“自从美国参战后，国民党即深信日本终将被击败”，“国民党主要力量集中于北方抑制共产党”。例如1942年3月23日，蒋介石向全国各战区下达电令：“国军以先肃清黄河以南奸伪(指共产党)，以利抗战之目的，各战区同时行动，一举歼灭华中、华南方面之奸伪；华北方面，亦相机袭攻，巩固并扩充游击地。”〔102〕
这样，国共之间的武装冲突就无法完全避免。
日军则企图利用国共的矛盾渔翁得利。日军的主要打击目标是坚决抗日的中共部队，对不游不击的国民党系某些部队不采取行动。日军“华北方面军”的《肃正建设纲要》中的“作战指导要领”就明确规定：“讨伐的重点在于剿灭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皇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共军侵入。”〔103〕如1941年11月间日军进行的“鲁南作战”，就是日军“第12军利用鲁南共军与重庆方面的于学忠军之间的矛盾，以消灭共军为目的”而发动的。〔104〕当然，对于必须控制的地区，日军仍是要进攻的。如1942年2月间进行的“鲁中作战”，目的就是为了“歼灭盘据在以临朐南、博山东南山岳地带为根据地进行活动的于学忠所属重庆军”的。〔105〕
正是由于国民党为限制中共发展而引起的国共摩擦，使敌后战场的总体抗战力量受到削弱；而日军得以利用矛盾，集中兵力加强“治安战”，使国共两党的敌后部队都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但是共产党的部队受到良好的政治教育，抗日意志坚强，依靠人民群众，得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又采用了避实击虚、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广泛发动群众性的游击作战，民兵联防，以破击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粉碎了日军“铁壁合围”、“拉网扫荡”、“梳篦扫荡”和“辗转抉剔”等各种残酷、频繁的大规模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以及封锁、清乡等，不仅坚持住了各抗日根据地，而且愈战愈强，很快恢复并获得更大的再发展。国民党的敌后部队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又采用了不适合敌后游击的呆板战术，而且与抗日的友军为敌，所以在日军扫荡、围攻下，大批将领率部投敌，反转来协同日军围剿残存的抗日据点。因此，国民党敌后战场游击战的失败，自然也就难以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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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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