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自１０月１３日至１９日，重创张海鹏叛军。
张海鹏派徐景隆率３个团从白城子出发向江桥进犯，１５日到泰来，日军飞机飞抵龙江上空助威。１６日拂晓，叛军进抵江桥南端，与守军发生激烈战斗，其３个团在守军的反击下伤亡惨重，一齐溃退，在江桥以南地区与守军对峙。守军遂将江桥破坏３孔，阻止日军再犯。
第二阶段自１０月１９日起到１１月６日止，击败日军第２师团。
１０月１６日，马占山接到张学良任命其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军事总指挥的电令后，立即从黑河昼夜兼程前往省城，于１９日经哈尔滨到达齐齐哈尔，２０日上午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并宣布成立黑龙江军临时总指挥部，以便统一指挥。马占山任总指挥，以副司令公署参谋长谢珂任副指挥。
马占山在听取谢珂等将领关于江桥作战情况的报告后，立即调整了部署：委朴炳珊为省城警备司令，以加强省城防卫；任王南屏为黑河警备司令，接替马占山的遗缺；将东北屯垦军３个步兵团、１个骑兵团、１个炮兵营编为步兵第１旅，开驻大兴以南布防。其中骑兵到富拉尔基以西对景星方向警戒。
关东军在张海鹏叛军失败之后即准备直接出兵，认为中国军队破坏嫩江桥是最好的借口，遂以洮昂路的修建有日本投资为理由，决定以第２师团第１６联队的步、炮各１个大队和１个工兵中队组成嫩江支队，在独立飞行第８中队协助下，以武力掩护修桥，来挑起事端，发动进攻。但当时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对苏联尚有所顾忌，因而不同意关东军进攻。金谷范三曾电令关东军：“为修江桥，可以出动。但如向远离嫩江的北满出兵，无论有何项理由，非经我批准，都不许出兵。”但当从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口中得知苏联副外长加接罕已于１０月２９日向日本声明苏联对交战双方都不提供任何支持、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时，日本陆军省等的态度才有所改变，转而采取支持关东军的态度。１１月２日，本庄繁令齐齐哈尔日本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向马占山发出最后通牒：马占山军在１１月３日正午前必须自嫩江铁桥后撤至１０公里以外地区，在日军修桥完竣之前不得进入该地区；如不接受上述要求，则日军将使用武力。马占山决定对日军修桥不予干涉，但如进攻中国军队，则采取自卫措施。
４日上午，日嫩江支队的先遣中队在飞机掩护下从江桥车站北进，通过嫩江桥后向大兴车站以南的中国军队阵地进攻。马占山卫队团徐宝珍部奋起迎击，将其击退。下午，日军集中兵力，在飞机和炮兵的支援下连续进攻，均被守军击退。日军伤亡甚众，低飞投弹的飞行员大针新一郎中尉亦被击伤。
５日上午，日军集中全力再次发动进攻。战斗极为激烈。马占山军除先后增加省防步兵第２旅的２个步兵团以加强正面阵地的防御力量外，又派出省防骑兵第１、第２旅（各２个团）分别从左、右两翼迂回至日军侧后将其包围。日军被迫由进攻转为就地防御，其后方勤务分队大部被迂回的骑兵所歼灭。
当日夜，日军第２９联队的１个大队前来增援，到达后立即发动进攻，但很快亦被马占山军所包围。本庄繁再急调第１６联队的１个步兵大队和３个炮兵中队来援。
６日晨，日军增援部队到达，为解救被围日军，在飞机轮番扫射、轰炸支援下立即发动猛攻。当日，马占山亲自到阵地督战。双方伤亡均众。日军在马占山军的顽强抗击下，攻击受挫，进展困难。本庄繁当即又令第２师团多门二郎率在沈阳地区的第２９联队、骑兵第２联队、野炮兵第２联队、临时野战重炮兵大队、工兵中队和混成第３９旅团的１个大队急开江桥附近增援。由于江桥战斗情况发生变化，马占山军在重创进攻的日军后，于当日中午开始主动向三间房一带转移，以骑兵第１旅与步兵第１旅重新组织防御，因而本庄繁于下午３时又下令多门二郎停止前进，返回原驻地。
在马占山直接指挥下，守军第二阶段的战斗非常英勇顽强，抗击了日军三天两夜的空中和地面的进攻。据日方记载，此役日军死伤１９７人（一说死１６７人，伤６００余人）。马占山军伤亡约５００人。
第三阶段自１１月７日起，到１９日守军撤出江桥地区。
日军进攻失败后并不甘心。８日，本庄繁令林义秀通知黑龙江省政府，要求马占山下野，由省政府将政权“和平授予”张海鹏。马占山置之不理，并于１０日通电全国，阐述江桥前期抗战的原委及黑龙江省军民的抗战决心，以揭露日本的野心与阴谋，同时调驻扎兰屯的省防步兵第１旅开往景星地区布防。１１日，本庄繁通过林义秀再一次要求马占山下野，要求将马占山部撤出齐齐哈尔，并声称“为保证洮昂铁路的安全”，日军有进驻昂昂溪车站之权，限马占山于１２日晚１２时前答复。与此同时，日军不断以小部队和飞机、炮兵向马占山军阵地进行袭扰性进攻。马占山再一次拒绝了日方的要求，并指挥部队将进攻的日军击退。
１３日，本庄繁决定暂时减少长大铁路沿线及新占领地区的警备兵力，由第２师团长多门二郎集中力量直接指挥击灭马占山军，占领齐齐哈尔，并将作战计划上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１４日，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复电本庄繁：如果马占山不接受撤往齐齐哈尔以北、向中东铁路以南出动的要求时，“贵军应采取自卫上认为必要的自主行动”。１５日，本庄繁向马占山发出让其撤至齐齐哈尔以北、并限令１６日中午前答复的通牒。此时，嫩江铁桥已经修好，日军第２师团主力（步兵约１０个大队，骑兵２个中队，野炮兵６个中队，重炮兵２个中队，工兵１个中队）已经先后运至大兴地区；关东军于１１月１１日新成立的飞行队的独立第８、第９中队也已进至泰来及大兴两个新修的前进机场。
１６日，马占山再次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当晚，金谷范三下令关东军“向齐齐哈尔以北推进，并以果敢行动将其歼灭”。本庄繁当即下令第２师团向三间房一带的马占山军阵地进攻。为加强进攻力量，本庄繁还将驻沈阳的混成第３９旅团配属给第２师团，令其立即乘车至大兴集结（由于东屏等地多处铁路被东北军游击部队破坏，该旅团未能按时到达战场参加战斗）。１７日上午，日军第一梯队部队开始进攻。均为守军击退。１８日拂晓，日军第２师团各部全部投入战斗。马占山军奋勇抗击，守住了阵地。天明后，日军先以炮兵、飞机对守军阵地连续射击、轰炸，实施火力准备，尔后以轻武器的交叉火力掩护步兵突击。守军阵地被破坏殆尽，部队伤亡极众。至９时左右，日军突破了三间房附近的第一线阵地，但在三间房以东、以西的守军仍坚守阵地，多次以肉搏击退日军的进攻。激战至中午，马占山为保存力量，下令所属部队逐次撤离第一线阵地。日军追击至榆树屯、昂昂溪一线，停止前进。
马占山军撤至齐齐哈尔以南地区后，即以小部队实施掩护性阻击。马占山率部队及黑龙江省军政机关于１９日４时向海伦、拜泉转移。日军于１８日晚开始向齐齐哈尔追击前进，沿途未遭坚强抵抗，于１９日下午３时进入齐齐哈尔市。江桥抗战结束。
据日方记载，日军第二师团进攻江桥的参战总人数约５９００人，伤亡（含冻伤）达１１８１人（一说１３７８人），占其总人数的２０%。又据日军统计，马占山军参加江桥抗战的总人数约为１１ ８００人，伤亡约１１００人。
违反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江桥抗战打响了武装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第一仗，以鲜血和生命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全国各地爱国志士纷纷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谴责国民政府对东北沦亡熟视无睹的行径，要求国民政府“下令全国动员，对日决一死战，以保国家之尊严，民族之人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在江桥抗战影响之下掀起高潮，东北人民抗击日军的斗争风起云涌，抗日烽火迅速燃遍了白山黑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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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锦州作战及其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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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９日沈阳沦陷。９月２０日日本侵略者改辽宁省为奉天省，改沈阳市为奉天市，由日人土肥原贤二任市长。辽宁省省长臧式毅等与熙洽、张景惠沆瀣一气，积极从事出卖祖国、组织傀儡政权的活动。
９月２３日，张学良发出通电，严正声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及辽宁省政府均不能行使职权，兹在锦县暂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及辽宁省政府行署，着以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以示东北三省政权依然存在，不承认日本帝国主义炮制的傀儡政权组织。９月２７日，辽宁省代主席米春霖从北平赴锦州组织行署。
锦州仅次于沈阳、安东，为辽宁的第三大城市，是东北通往华北的咽喉，北宁、锦朝两路在此交会，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夺取了锦州，就获得了进一步西侵热河、平津的重要战略基地。日军在侵占沈阳、长春、齐齐哈尔后，锦州便成为日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张学良在此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及辽宁省政府行署，不仅对在东北坚持抗日作战的东北军和广大的民众是巨大的鼓舞，而且对步步进逼的日本侵略者是一个威胁。
日本关东军为了摧毁东北军的指挥机关，早在１０月８日即以飞机１１架对锦州轰炸，投下２５公斤重的炸弹７５枚。在此前后还多次派飞机空袭沟帮子、打虎山车站。日军又指使汉奸凌印清、张学成等组织所谓“东北自卫军”，但凌印清、张学成的汉奸武装先后被警备处长黄显声派骑兵公安总队歼灭。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
１１月间，日本又派土肥原贤二去天津制造暴乱，再次制造出兵的借口，并乘机劫持了废帝溥仪去东北充当傀儡。２６日夜，驻天津的日军致电关东军：“在天津附近，日华两军再次冲突，军决定断然行使自卫权，击退当面之中国军，切望迅速增兵。”关东军接电后，立即作出了“军准备立即集结兵力，然后向山海关前进，救援贵军的危急”的决定，遂令混成第４旅团（原属第８师团，１１月间由日本调至东北，驻军齐齐哈尔）推进到大凌河一线，第３９旅团和第２师团主力到沈阳集结，并派飞机支援地面部队的行动。后因准备不足，遵照日本政府的命令停止进攻，进入辽西的部队撤至新民。
国民政府得知日军向锦州进攻后，经与英、美、法三国商议，于１１月２５日向国际联合会（以下称“国联”）提出了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方案，提出驻锦州的中国军队撤至山海关，日本向该三国和国联保证不占锦州，由国联派官员进驻中立区监督。日本关东军坚决不赞成将锦州划为中立区，竟向陆军省及参谋本部提议：如有必要设中立区的话，应设在山海关至滦河之间。这说明关东军坚决要将中国军队驱逐至关内，要侵占整个东北地区。１２月初，张学良曾企图将锦州部队撤入关内，国民政府告诫张学良：“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并告张：如日人进攻，“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
１２月中旬，关东军以讨伐辽西匪贼为名要求增派兵力。关东军司令部制订了《进攻锦州的方略》。日本从国内增派了混成第８旅团和１个战车队、１个口径１５厘米榴弹炮大队、１个口径１０．５厘米加农炮中队，从朝鲜增派了第２０师团司令部、混成第３８旅团及１个重轰炸机中队到东北参战。
１２月１８日，关东军司令部根据１３日制定的《进攻锦州的方略》，又拟订了《进攻锦州向大凌河畔进军的要点》和《进攻锦州附近敌阵地的内定计划》，决定分两步攻占锦州。第一步攻占沟帮子，以控制交通线和集结兵力。第２师团由营口、田庄台沿营（口）沟（帮子）铁路，经盘山从东面进攻；混成３９旅团由沈阳、新民沿沈（阳）山（海关）铁路，经大虎山从北面进攻；混成第８旅团随混成３９旅团前进，担任沟帮子至新民间的警备。第二步攻占锦州。以从朝鲜调来的第２０师团司令部和混成第３８旅团（预定２９、３０日到达）及混成第３９旅团进攻锦州；第２师团为机动兵团，仍控制于沟帮子，随时准备策应。预定２８日开始行动。
在准备期间，第２师团以“剿匪”为名义，令第３０联队的步、炮兵各１个大队攻占田庄台，以其为进攻出发地；令野炮兵第２联队及第１５旅团派出小部队，对牛庄、三岔河、盘山等地进行战斗侦察。该师团与中国军队、当地民众义勇军不断发生小规模的战斗。
１２月２８日，日军第２师团在飞行队的配合下，沿营沟路进攻沟帮子，沿途遭到东北军和民众义勇军的抵抗和装甲列车的炮击，于３１日进抵沟帮子；混成第３９旅团于３０日晨由新民、沈阳乘火车出发，沿途仅遭轻微抵抗，于当日到达大虎山，３１日到达沟帮子；混成第８旅团亦于３０日由沈阳乘汽车西进，３１日到达大虎山，沿铁路派出了警备部队。日机在掩护地面部队前进、轰炸沟帮子附近的装甲列车时，被击落１架。
锦州地区的东北军在日军进攻时既得不到支援，又恐被日军从塘沽或秦皇岛登陆切断退路，遂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９日开始向关内撤退。１９３２年１月３日晨全部撤出锦州，至滦县地区集结。当日下午，日军占领锦州。
日军占领锦州后，迅即占领辽西其他地区，直逼长城之下。尔后又重新调整部署，作下一步攻取哈尔滨、侵占东三省特区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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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哈尔滨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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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为东北门户，是北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既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枢纽，又是华洋杂处的国际市场。该市是东三省特别行政区署所在地（道里为东三省特区所属，道外为吉林省所属）。“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一度想进攻哈尔滨，但日本政府担心苏联的干涉而遭到陆相南次郎的阻止。日军侵占齐齐哈尔后，抵近苏联国境。由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日本重申实行不干涉政策，因而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
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于９月２７日宣布成立“东省特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叛国投敌，并利用日军供给的大批军火，招募伪特区警察部队，扩充武装力量。
同年１１月，以诚允为主席的吉林省抗日政府在宾县、以马占山为主席的黑龙江抗日政府在海伦相继设署办公，极大地鼓舞了吉、黑两省人民的抗日斗志。日本关东军为进攻哈尔滨，首先要以武力“讨伐”抗日武装。１９３２年１月，由降日的原吉林省军编成的伪军，在叛国投敌、被日军任命为“吉林省剿匪司令”的原东北军骑兵第１６师师长于琛澄率领下开始“讨伐”吉林省抗日政府。１月１６日，于部伪军在榆树被东北军第２５旅击溃。２７日，伪军在南岗、三棵树地区又遭到李杜、丁超等部的反击，前后伤亡７００余人，进攻受挫。于是关东军决定直接出兵。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晨，本庄繁在得到参谋本部同意派兵“护侨”的复电后，立即命第３旅团长谷部照率第４联队、炮兵大队及坦克２辆，从长春乘火车去哈尔滨“护侨”。当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后，国内外视点都集中在上海。日军想利用这个机会侵占哈尔滨，于是参谋本部急令关东军增加兵力攻占哈尔滨。
本庄繁于２９日下达作战命令：第２师团向长春集结，尔后以车运至哈尔滨；混成第４旅团一部，从齐齐哈尔以车运至安达、肇东，从哈尔滨北面策应第２师团作战；关东军飞行队第１、 第３、 第８、 第９中队掩护第２师团集结、开进和进攻。
长谷部率第４联队从长春乘火车出发。由于铁路多处被东北军破坏，２９日拂晓，其列车到达松花江南岸的老哨沟一带时即受到东北军的攻击。日军立即改为攻击前进，在不断遭到阻击的情况下，于当晚进至三岔河以北的石头城子村。
在吉林抗战的东北军各部为了统一指挥、抗击日军的进犯，于１月３１日组成了吉林自卫军。众将领推举李杜为总司令。自卫军的编组如下：
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李杜
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丁超
前敌总指挥王之佑
总参谋长杨耀钧
第２２旅旅长赵毅
第２５旅旅长马宪章
第２６旅旅长宋文俊
第２９旅旅长王瑞华
暂编第１旅旅长冯占海
骑兵第１旅旅长宫长海
骑兵第２旅旅长姚殿臣
山林游击队统领宋希曾
日军在三岔河遭到重创，并知吉林自卫军成立后，一面修路准备再犯，一面由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致函自卫军，称“苏俄政府并不反对该军使用中东路运输部队，请丁、李对局势放大眼光，抵抗无益”，企图逼丁、李放弃抵抗。
１月３０日，向哈尔滨进犯的关东军第３旅团长谷照部于当晚８时进抵双城车站。当时第２２旅赵毅部正在此设伏。日军先头部队军车２列到站后，日军下车集结，准备部署对哈尔滨的进攻。设伏部队乘敌架枪吃饭、毫无准备的有利时机，突然从三面发起攻击，以猛烈的火力将敌压迫于站台上下，继而以刺刀、手榴弹与敌展开白刃战。日军措手不及，死伤甚重。３１日天亮后，第２２旅部队方撤离战场。日军被迫停止待援，并修筑了临时前进机场。
双城失守，哈尔滨门户洞开。自卫军将大部兵力配置于哈市城南及东南、西南的顾乡约屯、病院街、旧哈尔滨城、拉拉屯一线。日军第２师团各部于２月３日先后到达苇塘沟河地区。４日下午，日军展开于铁路两侧的顾乡约屯以南、永发屯、杨马架一线，第３旅团在铁路以东，第１５旅团在铁路以西。炮火准备后，日军发起攻击。吉林自卫军利用工事和村庄房屋顽强抵抗，炮兵集中火力对进攻的敌军实施歼灭射击，杀伤了大量敌人。日军攻击顿挫，转为就地防守。
２月５日拂晓，自卫军开始反击，首先以炮兵实施火力准备，对铁路以东的日军第３旅团阵地集中射击，尔后步兵开始出击。第一线日军陷于苦战困境。第２师团长多门二郎急令炮兵对反击的自卫军实施拦阻射击，并将坦克队和预备队投入反击。飞行队的４个中队从双城临时前进机场起飞，轮番轰炸、扫射，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均众。由于自卫军没有空军支援，日军飞机威胁甚大，于５日下午全线撤至哈尔滨以东地区。日军侵占哈尔滨后，沿中东路向东进犯，于３、 ４月间相继占领了哈东的海林、宁安、方正等要地。
哈尔滨的沦陷标志着在东北三省的抗日政权和东北军的瓦解，以东北军为主体的抵抗活动趋于消沉，代之而起的是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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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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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日本能够轻易、迅速地占领中国的东北三省。
蒋介石除了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以外，还认为中国“国防力量薄弱”，企望国联、美国出面制止日本的侵略。
蒋介石曾认为：中国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如果日本“要将中国来做他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殖民地，就是要同世界各强国来决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一再强调要“镇静忍耐”，要“逆来顺受”，“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要“信赖国联公断处理”等；在东北大片国土被日军侵占的事实面前，却认为国联和英、法必将尽力阻止日本占领东三省，美国在必要时“有运用《九国公约》出面对日本作有力抵制的可能”，还企望能在“外交无形之战争”中取胜。国民政府多次向国联控告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领土，请国联主持公道。但国联并没有，也不可能制止日本的侵略。
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担心美国失掉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将引起远东的均势发生变化，曾向总统胡佛提出对日本实行集体经济制裁或施加外交压力，但胡佛反对。胡佛在内阁会议上声称：在中日纠纷问题上，“日本方面有些道理”，为了美国与日本长期友好，应当考虑日本方面的理由。他强调说：“美国不参与经济制裁或军事制裁”，因为那将“导致战争”，坚持“只能诉诸舆论”。国联邀请美国派员列席理事会议。美国驻英大使道咸斯到达巴黎后，不但不出席国联理事会会议，反而私下作袒护日本的游说，以致国联理事会讨论对日制裁案持续１月之久，且终未能通过。
当日军占领锦州后，美国国务卿于１月７日发表声明：美国不承认损害美国在华利益、损害中国主权独立与领土，或行政完整、影响门户开放政策，或违反《非战公约》的任何情况。但美国仅有语言而无任何有效的行动。即使如此，当他与英、法联系，希望他们也采取同样的不承认主义时，英国和法国都不肯响应。
在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一再要求下，国联于１９３２年１月组成了以英国人李顿为委员长，由美、法、德、意各出１名委员的国联调查团。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侵占了中国的领土，这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可这个调查团在中国进行了近半年的“调查”，又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于９月间写出了一份《国际联合会调查团报告书》。而这个报告书虽然也说了几句有关日方的军事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办法，和“满洲国”在当地“华人心中不过是日人之工具而已”等模棱两可的“好话”，却又侮称“中国是一个正在演进中的国家”。特别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报告书竟把“承认日本在满洲之利益”和“满洲自治”作为“规定任何圆满解决所应依据的原则”。至此，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破灭。
其实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自己并没有必胜的把握。日本驻北平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曾这样说：“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利胜利……倘彼时中国军民能一致合力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点、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统治，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应当说松室孝良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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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辽宁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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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一、 辽宁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东北抗日义勇军最早兴起于辽宁省。首当其冲遭受日本侵略之害的辽宁人民，为了保卫家乡、保卫国土，最先奋起斗争。东北义勇军兴起之后，犹如燎原之火，不断发展壮大。凡日军铁蹄所到的地方，就有民众抗日的武装出现。其组织不一，名号繁多，但目的一致，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驱逐日军出东北。
辽宁省抗日义勇军最早出现于辽西一带，主要由退到锦州的原辽宁省政府警务处长黄显声为首的几名骨干所组织的、以各县民团和公安部队为基础的义勇军。开始规模不大，人数不多，其编制分为旅、支队及民团等。受１９３１年１１月马占山在江桥抗战的激励，抗日情绪激昂，抗日义勇军“从者如流”。至是年冬，编制改为路，下按团、营、连、排、班组成。兵力发展到２２路。翌年增至５４路，另外还有２７个独立支队，总计兵力约２０万左右。为了便于统一行动、加强领导，改名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由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领导。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由东北军政界中矢志抗日的高中级人员（如黄显声、熊飞等）和原辽宁省各社团领导人中的爱国者（如高崇民、阎宝航等）所组成，在张学良的积极支持下，于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７日在北平成立。除开展宣传、募捐、筹办军需物资、培训抗日军政干部外，还派人在关外组建抗日义勇军，并指导抗日斗争和支援军械粮饷等。１９３２年５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实现合作。为便于领导，将辽宁的抗日义勇军按地域划分为五大军区：
第１军区辖沈阳、新民、法库、北镇、黑山、锦县、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彰武，总指挥彭晓秋；
第２军区辖辽阳、海城、盖平、复县、营口、盘山、台安、辽中，总指挥王化一（李纯华代）；
第３军区辖本溪、凤城、安东、庄河、宽甸、岫岩、桓仁、通化、清源、新宾、安图、柳河、临江、长白、辑安、辉南、海龙、抚顺、抚松、金川，总指挥唐聚五（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
第４军区辖铁岭、开原、昌图、梨树、东丰、怀德、西丰、双山，总指挥熊飞；
第５军区辖康平、通辽、辽源（今双辽）、瞻榆、开通、镇东、安广、洮安、洮南、突泉，总指挥高文彬。
９月间又将军区改为军团。每一军团除总指挥外，还设副总指挥２人、参谋长１人。辖区内所有抗日武装改称“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总指挥部内设有参谋、副官、秘书、政务、军法、军需、军医、交通等８个处。此时，辽宁境内的义勇军已发展到３０万人，遍布于辽宁城乡和热河东部的广大乡村。
辽西抗日义勇军自成立始，就开展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初，日本在占领黑龙江之后集中优势兵力，分三路进攻锦州。进攻途中均遭到抗日义勇军的阻击和袭扰。在锦州失 陷前的一段时间，义勇军主要是配合东北军作战，保卫锦州，保卫辽西。
１２月１８日，进攻锦州的日军首先派出飞机对义勇军进行轰炸，尔后日军３００多人于２３日攻占田庄台。张海天、项青山等部义勇军３０００余人立即前去配合东北军第１９旅第６５５团铁甲车队进攻驻田庄台的日军。张海天率部从北面攻破敌封锁线，冲进街内与日军巷战，激战３小时，夺回田庄台。翌日，张海天率部再与东北军护路队联合作战，包围了大洼车站。２９日，日军第２师团主力经田庄台、大洼向沟帮子进攻，义勇军第２２路齐献廷部与第３４路刘春起（刘存启）部联合，沿途阻击、袭击，与敌激战３个多小时，迟滞了日军的前进，并毙伤其官兵８０余名，缴获步枪１０７枝、迫击炮２门、机枪２挺。义勇军伤亡２００余名。
日军侵占锦州后，辽西义勇军进入了独立作战的新时期。他们乘敌立足未稳，立即进行袭击。第４路司令耿维周率部于１９３２年１月４日夜乘新民日军换防之机攻打县城，该部３０００余人将县城团团围住，经过激战将城攻破，义勇军烧毁日本洋行，砸毁日本毒品商店，释放被关押的爱国抗日人士，共毙伤日军２０余名，缴获步枪３０余枝和部分军用物资。日军残部收缩在日领事分馆的高楼深院中，义勇军由于没有攻坚武器，未能攻破，天亮之后即撤回原防驻地。
尔后，耿继周又联合第１路王显庭部、第２０路金子明部等相继袭击了新立屯、彰武等地的日军据点。
１９３２年１月７日晚，刘春起等部潜入锦西县城（今钢屯），袭击了驻防日军，并打开监狱释放了被捕的中国人，尔后撤回城西。９日，日军第２０师团的骑兵第２７联队长古贺傅太郎中佐率所部（仅１个中队）及配属的第７３联队１个步兵小队向锦西城西进行“扫荡”，在龙王庙附近被义勇军包围。与此同时，留守的骑兵第２７联队一部及由锦西返回锦州的第２０师团的辎重小队，分别在城内和钱褡山附近也被义勇军包围，激战终日，３处日军先后被歼。古贺联队长和米井三郎大尉、星野大尉、石野中中尉、野口茂三中尉、松尾秀沾少尉及以下１０３人被击毙。义勇军仅伤亡３０余人。日军哀叹“这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悲惨事件”。
２４日，黑山附近的义勇军将支援日地面部队“扫荡”的１架飞机击落，独立飞行第１０中队长花泽友男大尉亦被击毙。２６日，张海天部２０００人克复牛庄。第２８路司令邓铁梅率部５００人攻克凤凰城车站，毙敌数十名，获机枪２挺、迫击炮１门。２７日，义勇军克复锦西，尔后又相继克复盘山等地。据当时统计，仅１９３２年１至３月间，辽西义勇军击毙日军联队长以下军官１９名、士兵２０００余名，缴获步枪７００多枝、机枪１５挺、炮１５门、钢甲车２辆、汽车６辆，击落飞机３架。义勇军还采取积极行动，破坏铁路，烧毁敌辎重，使列车出轨，使前线敌军断粮。
在辽南，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初，李纯华、邓铁梅、苗可秀组织了关门山会战。日军为了消灭活动在安东、凤城、岫岩地区的义勇军，不仅集中了该地区的大部兵力，还令驻旅顺的日本海军开到大东沟一带配合陆军作战。义勇军利用熟悉地形这一有利条件，采用袭敌侧背的灵活战术，击毙日军８０余人，俘获３０余名，获步枪７００余枝、机枪８挺、迫击炮２门、山炮２门、辎重汽车１４辆、无线电台１部。辽宁义勇军的抗日活动，使日本侵略者寝食不安。他们哀叹：“辽西各地匪军活动尤力，日满军屡次进攻，均不得手，现仍守原阵地，辽热边沿北宁线之匪军，声势尤为浩大……时向日军近逼……未可轻视。”
活动在辽西、辽南一带的抗日义勇军除正面与敌作战外，还在各地袭击日军。１９３２年初，这种袭击发展到最高潮。此后由于日军疯狂“围剿”，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义勇军后继无援，逐渐走向了低潮，最后退到热河一带。
１９３３年春，热河抗战开始，张学良将退到热河的辽西义勇军编成２个军团参加作战：第１军团以彭振国为总指挥，由李芳廷、谢国忱、刘震东、李海峰、孙兆印等部编成；第２军团以王化一为总指挥（未到职），以李纯华为副总指挥（代总指挥），由项青山、张海天、郑子丰、殷援民等部编成。热河抗战失败后，李芳廷部退到多伦，不久投敌，李纯华部被孙殿英改编，余则溃散。
辽东义勇军的组成及抗日作战情况如下：
辽宁东部的抗日义勇军称为“辽东民众自卫军”，成立的时间较辽西为迟。１９３２年春，已投敌的于芷山部第１团团长唐聚五联络该团第３营营长李春润等辽东１４县的军、警、民众于３月２１日起义，在辽东树起了抗日的旗帜。
４月２１日，自卫军在桓仁举行誓师大会，群情激昂，爱国热情极高，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公推唐聚五为总司令，李春润、张宗周、黄宇宙为副司令，英若愚为参谋长（后改张毅），并令王育文组设辽东民众抗日救国分会，隶属于辽宁民众抗日救国会之下。所部共编有５０路及２０个支队，分驻于桓仁、通化、宽甸、辑安、临江、长白、抚松、安图、金川、辉南、柳河、新宾、岫岩、庄河等１４县。
辽东自卫军的组成，是以东北军中爱国官兵为中心，有警察、公安部队、自卫团、教师、学生、工人、农民等各阶层各民族的爱国群众及相当数量的有爱国思想的绿林豪杰。他们是在抗日的旗帜下自发联合起来的。自卫军成立不久即向通化开进。通化为辽宁东北重镇，日本在此设有领事馆。自卫军第１６路孙秀岩策动通化公安局姜天中等率公安大队加入自卫军。自卫军于４月２６日进驻通化。日关东军司令部抽调日本武装警察２６０余人编为１个大队，配属百余伪警，于２８日向通化进攻。孙秀岩率部在城北设伏以待。３０日，孙以小部队诱敌深入，在过河道子地区将日警包围于东山之上。日警多次突围，但均被击退，被迫转而求和，表示愿保护日领事及侨民离开通化城后不再进攻。５月９日，自卫军派部队护送日领事及侨民与日警会合后，日警撤离通化境。此役击毙日警官２人、士兵６３人，伤其２０余人。在此前后，第１８路林振清部攻占了辑安城，第８路徐达三部控制了临江，第６路李春润部与第１１路王彤轩、第７路郭景珊部收复了新宾。抚顺公安大队长王永成率部反正，编为第７支队。这样，连同早已控制的桓仁等地，辽宁民众自卫军开辟了以通化为中心的辽东抗日游击根据地。〔３〕
辽东自卫军自起义至９月初，４个月内经不下百次的作战，除安东、凤城以外，辽东２５县县城和广大农村完全由自卫军掌握。为统一政令、整顿吏治，唐聚五乃于通化组织辽宁省政府。唐于９月１日就任省政府主席职，委王育文等整顿内政，以原总部参谋长英若愚率领第１５路赴抚松、安图、蒙江、桦甸等县宣抚民众，并与吉林救国军王德林部取得联络，结为犄角。９月中旬，唐聚五在通化召集各路、各支队司令开会，会议决定了进攻沈阳的计划，以期取得沈阳根据地，再发展进攻。为方便统帅指挥，遂将所属各路、各支队合编为７个方面军。各方面军的总指挥及任务如下：
第１方面军，总指挥李春润（第６路司令兼），由新宾取千金寨，沿安奉路攻沈阳；
第２方面军，总指挥孙秀岩（第１６路司令兼），佯攻山城镇，牵敌于芷山，使其不敢进窥通化；
第３方面军，总指挥王凤阁（第１９路司令兼），由朝阳镇沿沈海路攻取山城镇，向沈阳挺进；
第４方面军，总指挥邓铁梅（第１３路司令兼），由凤城沿安奉路进入沈阳；
第５方面军，总指挥张宗周（第１５路司令兼），由宽甸攻安东，牵制日军，使不敢蹑邓铁梅之后；
第６方面军，总指挥徐达三（第８路司令兼），设防于鸭绿江沿岸，扼老岭之险，以保通化之安全；
第７方面军，总指挥刘景文（第５０路司令兼），由盖平沿南满路进攻沈阳。
自卫军决定进攻沈阳后即自行设立矿务局、兵工厂，制造枪弹。不料进攻计划泄露。日军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１日集中４个师团的兵力分３路向自卫军各县发动进攻：西路由千金寨进攻新宾；南路由宽甸进攻太平哨；东路出朝鲜，渡过鸭绿江，直向通化。自卫军仓促应战。第１方面军第３路康乐三部和第３７路丁育昌部攻克营盘、上夹河后拆毁沈海铁路３０余华里，击毁敌装甲车１辆，毙日伪官兵３００余人，获辎重甚多，但由于后方吃紧，停止进攻。此后虽有第５方面军张宗周部与日军血战太平哨，第２方面军郭景珊部大战日军于八道江，第３方面军王凤阁部与日军血战于金川、辉南，第１方面军李春润部与日军会战于新宾，第２方面军孙秀岩部抗敌于柳河，但由于日军兵力强大，各路抗日军分散孤立作战，缺乏援助而遭致失败。１０月１３日，新宾、柳河相继失陷。１５日，日军进逼通化，辽宁救国会总部退至抚松，日机轰炸抚松，抗日义勇军弹尽粮绝。唐聚五于１９日化装，带数人绕道前往北平；张宗周、王凤阁等部损失太重，决定化整为零潜伏各县；郭景珊、李春润、孙秀岩等率余部退出东边地区，转战他地。至１９３３年３月，辽东地区的自卫军分为两部：一部坚持辽东抗日，直到失败。李春润、王凤阁、苗可秀等在作战中牺牲。另一部则一直坚持到１９３７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很多人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编入抗联队伍。转移到辽西、热河地区的辽东抗日义勇军在１９３３年春热河抗战时，被张学良编为第３军团。唐聚五任军团总指挥，张宗周、郭景珊为副总指挥，辖郭景珊（兼）、丁育昌、陈砚田、马星恒４个梯队。３月，张学良被迫出国后，该部被强行改编为庞炳勋第４０军补充团，由于受歧视，许多官兵潜逃，队伍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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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吉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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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抗日义勇军由救国军和自卫军两支队伍组成，其主要成分是原驻吉林的东北军的爱国官兵，他们为“挽救危亡，收复失地”挺身而出。活跃在吉林境内的大刀会、红枪会亦纷纷响应，一时间抗日的烽火燃遍了长白山麓、松辽平原。
吉林救国军
吉林救国军的发起人是王德林。“九一八”事变后，延吉镇守使兼２７旅旅长吉兴投降日军。该旅第６７７团第３营营长王德林于１９３１年１１月间击毙勘测吉会路的两名日本测绘员后开往安图县咕咚河。王德林秘密派人四处联络，于是延吉、珲春、汪清各县警卫团纷纷携械来归，爱国志士、绿林豪杰也闻风来会。１９３２年２月８日，爱国官兵和抗日群众在敦化县梅家烧锅举行起义，宣告中国国民救国军（后称“东北国民救国军”）成立。公推王德林任总指挥，孔宪荣任副总指挥，吴义成为前方司令。该军以“挽救危亡，收复东北”为宗旨。不久，王德林提出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主张，在吉东地区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广大爱国群众踊跃参加，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延禄等也到救国军中开展抗日工作。此外，肇州李海青的“民众自卫军”、省内各地的大刀会、红枪会以及反日山林队等抗日武装也闻风而起。
吉林自卫军
吉林自卫军的发起人是冯占海和李杜。冯占海原系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九一八”事变后，熙洽曾多次派人对其威胁利诱，逼其降日，均被严词拒绝。冯向全省各地发出通电，愤怒声讨日本“侵我国土，掠我省库，杀我同胞”和熙洽“卖国求荣，认贼作父，丧权辱国”的罪行，表示同“吉林爱国军民，团结一致，坚决与寇逆抗战到底，克尽保卫国土”的职责。之后，冯将卫队团改编为抗日军，走上了抗日的道路。９月底，冯率部辗转到五常，宣布就任吉林省警备司令职，将所部２万多人编成４个旅，组成了吉林警备军。
在吉林警备军成立的同时，熙洽即组织伪军向冯部进攻。冯占海率部在榆树、拉林与敌激战，后撤至阿城一带，保卫宾县临时政府和哈尔滨。１９３２年初，哈尔滨出现了危急的形势。此时，他得知依兰警备司令李杜将军将率兵前来联合抗日作战的消息。
李杜原系东北军依兰镇守使兼第２４旅旅长。“九一八”事变后，熙洽派人对其诱降，李以严词拒绝，不久率第２４旅官兵起义，举起了抗日的旗帜。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０日，李杜和冯占海会面，共商防守哈尔滨的计划，并决定联合邢占清、丁超（二人后投敌）等人共同抗日。尔后他们共同进行了哈尔滨保卫战。
王德林部吉林救国军宣告成立之后，于１９３２年２月连续攻打敦化、蛟河、额穆３座城镇。敦化一役不仅策动守城伪军反正，收复了县城，而且击毙日军官兵２７名，伤２名，俘虏２１名，并缴获机枪２挺。额穆、蛟河两次战斗，缴获日伪军大量武器，其中有捷克式轻机２１挺、大小枪支１０００余件。〔６〕初战取胜，人心大振，吉东各地农民、工人、青年学生、职员、警察、保安队等爱国志士纷纷前来加入，救国军队伍迅速扩大到４６００余人。３月，救国军发动“镜泊湖连环战役”，仅“墙缝”一役就毙伤日军１２０人，缴获辎重车４２辆。救国军声势大震，越战越强。在收复敦化后，宁安公安总队长刘万魁率所部１０００余人反正，参加抗日武装，延吉煤矿工人１５００多人也参加了救国军，部队迅速扩大到１５０００多人。
１９３２年３月２９日，救国军和自卫军各派代表，与义勇军占领地宁安、穆棱、苇河、勃利、额穆、富锦、饶河、延寿、虎林、五常、马珠等县的县长、税捐局长等在下城子开联合会议。经与会代表共同协商，决定救国、自卫两军联合，称为“联合军”，铲除界限，互相援助，并研究决定了税捐收入的分配和军需给养的补给等问题。４月３日，自卫军代表张治邦和救国军副总指挥孔宪荣又议决了两军分工协同作战的办法。主要内容为：
一、 自卫军担负中东路沿线安全，攻取哈埠，以便组设省政府；
二、 救国军担负延吉、汪清、宁安以南各地之防务，并警备日方由朝鲜出兵；
三、 由救国军派一支队堵截延边之日军，免其偷越中东路、扰乱自卫军后路；
四、 宁安防务交自卫军负责。
会后，救国军即将宁安防务交自卫军接替，救国军开往二道河子、延吉、小城子一带。
救国军和自卫军联合后，自卫军在方正附近三败日伪军，军威大振，于是各处义勇军、大刀会及绿林豪侠、爱国之士闻风来归，军力更为雄厚。为便利指挥，于４月中旬调整组织如下：
自卫军总司令李杜
护路军总司令丁超
右路军总指挥冯占海
副总指挥宫长海
冯占海旅
宫长海旅
姚秉乾旅
赵维斌旅
董支承旅
赵毅旅
中路军总指挥杨耀钧
副总指挥陈宗岱
杨耀钧旅
邢占清旅
陈宗岱团
孙荣山支队
左路军总指挥张治邦
副总指挥马宪章
张治邦旅
马宪章旅
刘万魁旅
孔宪荣旅
郭英魁旅
此后，李杜在依兰召集自卫军军事会议，决定“分两路向哈尔滨反攻”。第１路由李杜任总指挥，第２路由冯占海任总指挥，率部向哈尔滨挺进。４月底，冯占海部进攻会发恒，与伪军于琛澄部激战１天，俘伪军２０００多人，击落飞机两架，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与此同时，左路军张治邦部进至中东路一面坡附近，与中路军一起向哈尔滨进攻。刘万魁旅在前面进攻，马宪章旅在后援应。４月２２日解决伪军刘春日部，进占横道河子。２５日攻占一面坡。此时日伪军增加兵力，以坦克、铁甲车和飞机猛烈反攻，刘旅损失甚众，不得不向后撤退。不料因后方马旅闻风先退，放弃险要，以致日军进占铁岭、河东山等险要，包围刘旅。该部虽经友军救出，但损失巨大，宁安被日军侵占。从此自卫军一蹶不振。
４月间，日军第１０师团与第８师团一起由日本国内增援东北。５月，日军利用松花江水运的条件，以重兵突然袭击自卫军根据地依兰，李杜和丁超带少数兵力退往勃利、宝清、密山地区。１９３３年１月，在敌人威胁收买下，丁超在宝清向日军投降。不久，李杜全军溃散，在敌人突然进攻的情况下，从虎林退入苏联境内。
日军占领依兰后，反攻哈尔滨的自卫军各部由于与后方的联系中断，便各自行动。１９３２年６月初，冯占海在宾县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将所部改称“吉林抗日救国军”，规定“救国军全军上下以救国救民为惟一宗旨”，并将所部改编为６个旅、９个支队。这支队伍在冯占海指挥下，表示“团结一致，坚持抗日到底，决不屈服”。接着兵分两路向阿城、香坊挺进。在香坊遇到日伪军抵抗，久攻不下便转攻五常、榆树。他们在青山堡、双城、榆树一带与敌激战，击毙日军大川少佐以下日伪军７００余人，声威为之一振，附近抗日武装及反正伪军纷纷来投。至６月底，已拥有５万余人，扩编为１２个旅、４个支队、３个独立团、１个特种营，还有８路民众自卫队。７月间曾一度攻入舒兰城。９月间又集中兵力进攻吉林，在桦皮厂重创来援的日军。由于攻坚人力、火力不足，攻城受挫；又因长期转战，无法休整，粮饷奇缺，弹药无法补充，于是决定西走，转退热河。９月从舒兰出发，１０月过饮马河时遭到日伪军袭击，伤亡较大。随后且战且走，沿途得到爱国民众的援助，曾一度攻占了长岭县城，击毁了四洮线上一列日军装甲车。但因遭到日伪军袭击，损失和走散了一些力量。当年年底到达热河。１９３３年初，张学良接纳了这部分抗日义勇军，并将该部改编为第６３军。
１９３２年３月，自卫军和救国军联合之后，救国军于４月初在东宁召集联席会议，决定把东宁作为救国军的后方根据地。救国军进驻东宁后，创办了《救国日报》，还设有兵工厂和被服厂，部队得到巩固和发展。接着，救国军在东宁又召开高级首脑会议，将所部编为２０个步兵旅、３个骑兵旅、２个支队、３个独立团、５个独立营、８个游击队、４个别动队、４个特别营，兵力共计在１０万人以上。王德林为总司令，孔宪荣为副司令，吴义成为前方总指挥。
１９３２年９月２日，吴义成在指挥击退额穆之敌后赴二道河子与副司令孔宪荣会商，决定兵分四路，夺取宁安。
１０月１１日，孔宪荣指挥义勇军向日军混成第３８旅团一部防守的宁安进攻，由于各部缺乏协同而失利。１０月１９日，孔宪荣等没有接受失败教训，又增加刘万魁一旅，继续对宁安攻击。义勇军对日军虽有斩获，但时值深秋，义勇军缺衣少粮，缺乏弹械，联络中断，而日军第１４师团（５月间从上海调来）采取分割包围的战术，义勇军不得已撤回原地，元气大伤。
早在１９３２年５月，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到救国军总部任总参议，不久又到吴义成前方总指挥部任参谋长，并在前方指挥部建立了中共党的组织，对孔宪荣、吴义成等冒险攻打宁安的行动进行劝说，进行了团结争取和稳定部队的工作。
１９３３年初，日军沿中东路东段向东宁侵犯，再从延吉经汪清、绥芬大甸子向吴义成部进攻，救国军在优势日军的进攻下被迫后退。１月中旬，东宁失守，王德林率卫队团等退入苏联境内。
吉林除救国军和自卫军两部义勇军外，还有吉西的李海青、蛟河的田霖、珲春的王玉振等抗日军。李海青出身绿林，“九一八”事变时被押于狱中，江桥抗战时被释，遂积极组织力量准备抗日，被马占山收编。１９３２年３月李在肇州成立“民众救国军”，自任司令，收编了大批“胡匪”，还有许多加入进来的青年学生，队伍曾发展到２万多人。他们在吉林西部地区进行抗日活动，后转战到黑龙江，１９３２年底转进到热河。田霖原为吉林省防军某部营长，１９３２年３月在新站宣布起义，成立“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自任司令，在蛟河及吉敦铁路沿线开展抗日活动，是年冬由蛟河转战到辽东。王玉振原为吉林省防军第２７旅６７８团２营营长，“九一八”事变后在珲春起义，组成“抗日救国军”，自任司令，下设４个团，活动于珲春境内。
由于种种原因，到１９３３年初，吉林大多数义勇军逐渐败退和瓦解，只有吴义成领导的一部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继续坚持斗争并有所发展。在王德林出国之后，吉林救国军由吴义成和周保中率领，转移到宁安镜泊湖南湖头一带，将分散在宁安、敦化、额穆、安图等地活动的救国军２万余人组成新的“东北国民救国军”。吴义成任总司令，周保中任总参谋长，柴世荣、姚振山等人任各路司令。６月底，救国军占领安图，控制安图、敦化、蛟河等县部分地区，并建立了辽吉边区抗日根据地，使军队有组织地向沈海、吉海铁路沿线进击，并挺进中东路东段，抗击日本侵略军。救国军在吉东进行抗日活动，一直坚持到“七七”抗战爆发，后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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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黑龙江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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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抗日义勇军由马占山和苏炳文两支抗日队伍组成。吉林西部抗日义勇军李海青部也曾到黑龙江境内进行抗日活动。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９日，马占山在江桥抗战后率部自齐齐哈尔撤至拜泉、克山一带，部队伤亡惨重，无力再战，于是以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的名义下令收编海伦、克山、拜泉、肇州、肇东、泰康、青冈等十余县的公安队、民团。不到２个月，队伍扩充到２万余人。
此时，日军集重兵对马部进行“围剿”。面对强敌，马占山于１９３２年２月中旬与日军妥协，２４日就任了伪黑龙江省省长，３月９日参加了伪满洲国成立典礼。马占山的降日行为对黑龙江刚刚兴起的抗日新局面产生了消极影响。
１９３２年４月２日，马占山逃脱敌人的严密控制，再举义旗，重返抗日战场。４月７日马占山到黑河后，一方面联络李杜、冯占海、李海青等人参加军事会议，协同作战；一方面重建军政机关，并组建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马占山自任总司令），将省内各部队加以整编，分主战场和支战场两方面进行配置。部署情况和作战计划为：
（一） 部队配置
１． 主战场方面
总指挥马占山
骑兵第１军军长马占山
骑兵第３旅旅长邵斌山
骑兵第４旅旅长邓文
骑兵第５旅旅长朱凤阳
骑兵第６旅旅长王克镇
骑兵第８旅旅长才鸿猷
骑兵卫队团团长张纯一
骑兵第２军军长吴松林
骑兵第１旅旅长吴松林（兼）
骑兵第９旅旅长徐某
独立骑兵团团长南庭芳
右支队支队长陈海胜
先遣支队支队长李忠义
步兵第３旅旅长徐景德
暂编步兵第１旅旅长朴炳珊
暂编步兵第２旅旅长徐宝珍
步兵第４旅旅长焦景彬
独立炮兵第２０团团长金奎璧
２． 支战场方面
总指挥苏炳文
步兵第１旅旅长张殿九
步兵第２旅旅长苏炳文（兼）
３． 总预备队
队长石兰斌
骑兵第７旅旅长石兰斌
（二） 作战计划
１． 主战场方面
以骑兵第１军沿呼海路进攻哈尔滨，奏效后联合吉林救国军、自卫军进攻长春；
以骑兵第２军沿兆齐、四洮两路向四平街进攻；
以右支队破坏嫩江桥，并攻击泰来之敌；
以先遣支队侧击长春；
以暂编第２旅固守嫩江、大岭之线，并构筑工事；
以暂编步兵第１旅固守龙镇一带；
以步兵第３旅警戒黑河（今爱辉）、通河沿边（岸）。
２． 支战场方面
令苏炳文旅和张殿九旅固守博克图、兴安岭之线，并相机进攻卜奎，会师黑河。
４月初，以李顿为首的国际联合会调查团到达哈尔滨。马占山决心率部进攻哈尔滨，向国联调查团表示东北人民的抗日热忱。同月９日，马占山在黑河西营大操场誓师。后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以第１军主力防守后方，其余兵力向哈尔滨进攻。其部署为：
一、 委第２军军长吴松林为攻哈总指挥，位于绥化；
二、 令邓文、李云集部为正面，沿呼海路前进，直捣哈尔滨；
三、 令张纯一、刘雅轩部为左翼，经蒙古屯渡江向哈尔滨前进；
四、 令才鸿猷、李天德部为右翼，经邵家窝堡向哈尔滨前进；
五、 令顾诚德、萨力布两部为预备队，位置在兴隆镇。
１５日，马占山由黑河出发到海伦。此时，日军渡松花江后占据松浦、马家船口两处，并派飞机到兴隆镇轰炸。平民伤亡甚众。１５日晚，日军第１４师团之第２８旅团附装甲车一列向张家店才鸿猷旅进攻，邓文率部前来增援，激战一昼夜，敌不支而退。１７日，敌军又来进攻，仍被击退。马占山指挥抗日军乘胜直捣松浦、马家船口两站。两地与哈尔滨一江相隔，国联调查团隔江望见了战斗的烈火，听到了隆隆的炮声。由于日军以舰只载来大批援军，抗日军退回到原阵地。是役毙伤日军多名，同时也向国联调查团表示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１８日，日本侵略者集中更多的兵力向抗日军反攻。正面邓文旅在蒙古屯方面与日军３０００余人激战两昼夜，由于弹械不济、伤亡过大而撤退。右翼才鸿猷旅也于２４日撤退到呼兰。日军以重兵追击，又以飞机轰炸海伦。抗日军且战且退，虽给日军重大杀伤，自己亦伤亡惨重。日军第２８旅团占领了呼兰、绥化。
５月初，马占山在孙家油房接见国联调查团美国记者司帝罗和瑞士记者林得特，表示了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到底的决心。
５月１日，日军探悉马占山组织抗日军后即出动江防舰队，载运大批日军由哈尔滨进犯通河。抗日军团长焦景彬、吴凌汉率部将日军击退。后日军增加大批援军继续进攻，激战十多个小时，抗日军不支而退。马占山鉴于集中作战目标明显、器械不良等情况，决定将部队分散，以游击战与敌周旋。
日本参谋本部因马占山军骑兵较多、行动飘忽，于６月６日调近卫师团之骑兵第１旅团到东北增援。６月１０日，本庄繁命第１４师团长松木直亮率其第２７、 ２８旅团及骑兵第１旅团，并配属黑龙江伪军，专事围剿马占山军。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日军曾组织了７次大规模的围攻。但由于马占山军骑兵行动快速、地形熟悉，既有当地民众积极协助，又有内线暗送情报，所以日军的７次围攻全部扑空，并有数百名伪军伤亡。本庄繁为了进一步集中兵力和提高部队的机动性，于７月中旬又将驻锦州第８师团之骑兵第８联队、驻哈尔滨第１０师团之骑兵第１０联队调至绥化、绥棱、海伦一带，并令关东军飞行队以主力配合第１４师团的作战。
７月下旬，在海伦的日军第２８联队长平贺英雄侦知海伦以东正白旗二井一带驻有马占山部骑兵１０００余人，判断其可能将渡河北上，急令步兵第５０联队及骑兵第１８联队至正红旗十井子一带阻止马部北进。马占山部的骑兵于２７日晨进至安固镇至刘家店间公路上，由于警惕性不高，未派出警戒，以旅次行军队形沿公路行进。上午９时许进入伏击圈内，日军四面袭击，一经发觉，形势已极严重，经奋力死战方突出重围，士兵伤亡数百，一切辎重损失几尽。马占山亦于此役面部受伤，此后转战东山一带。途中山高林密，人迹罕至，粮盐俱绝，杀战马充饥。经４０余日始脱离山林绝境，于９月９日到达龙门。日军在战场发现马占山所用物品，认为马占山已战死；９月间知马占山未死，即派兵到处堵截。马由龙门转进到讷河。
日本关东军在１９３３年上半年以４个师团又２个旅团及伪军３１个旅和４个支队的兵力展开全面围攻，不仅未能消灭抗日义勇军，而且也未能遏制义勇军的发展。因而日本军事最高当局于８月间撤换了本庄繁，并改组了关东军司令部，任命武藤信义为关东军司令官，分别任命小矶国昭、冈村宁次为正、副参谋长，同时从国内再增调骑兵第４旅团和混成第１４旅团到东北。武藤信义改变本庄繁全面出击的战法，采用重点围剿的作战方针，决定集中兵力，根据义勇军活动的区域，按先南满、后北满的顺序进行围攻，企图各个击破。为此，将骑兵第１旅团调至辽宁。黑龙江的日军兵力减少。日军为守卫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主力部队多部署于附近地区。义勇军乘机展开广泛出击，致使各地日伪军夜间不敢出门。马占山掌握时机，派人到各地联系，准备联合黑龙江省各抗日部队收复省城。为便于指挥，将所部再次整编为６个军：第１军邓文部，第２军吴松林部，第３军李海青部，第４军徐海亭部，第５军才鸿猷部，第６军邰斌山部。另外，在拜泉的朴炳珊（辖３个步兵团、１个炮兵团）和在海拉尔的苏炳文（辖２个步兵旅）表面上虽然和伪黑龙江省政府保持着隶属关系，但实际上补充兵员，加紧训练，积极作抗日的准备，并与马占山等暗中联系，随时准备起义，参加抗日队伍。
马占山与各地抗日将领联络后，计划分兵四路进攻齐齐哈尔，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以邓文军和朴炳珊部为东路军，进攻昂昂溪；苏炳文部为西路军，进攻富拉尔基；马占山率徐海亭军为北路军，进攻拉哈站；另以才鸿猷军沿呼海路袭扰敌人，并对哈尔滨实施佯攻，以牵制日军。〔１２〕俟各路攻占预定目标后，第二步再共同对齐齐哈尔实施向心攻击。预定１０月２０日开始行动。
９月２７日，苏炳文和朴炳珊联名通电起义，公开投入抗日阵营。９月３０日，张殿九、谢珂、朴炳珊、李海青、邓文等黑龙江省救国军的１０名将领联名通电拥戴苏炳文为总司令。１０月１日在海拉尔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苏炳文任总司令，张殿九任副总司令，谢珂任参谋长，张挺玉任前敌总指挥，向全国通电，声明决心“消灭伪国，铲除汉奸，揭发暴寇鬼蜮之伎俩，收复中国固有之土地”。〔１３〕此时，满洲里、海拉尔、博克图、扎兰屯、富拉尔基等要地均已为苏炳文起义军占领；李海青与邓文两军亦于１０月１日、２日先后攻占了昂昂溪和安达。从当时形势看，苏炳文军实力最强，且又控制了整个中东铁路北段，对齐齐哈尔威胁最大。因而日本参谋本部于１０月７日致电关东军：“考虑到必要时势必不等讨伐东边道取得成果，即在嫩江以西发起积极作战”，〔１４〕要求立即向苏炳文部发起进攻。松木直亮遂集中其第１４师团兵力，分别向昂昂溪和富拉尔基发动反攻。李海青部很快被日军击溃，向南撤走。苏炳文部经１０月７、 ８两日激战，也撤出富拉尔基。由于第１４师团主力被钳制在嫩江以西地区，齐齐哈尔以东、以北义勇军的进展稍顺利，至１０月中旬，已先后攻克拜泉、克山、讷河、安达、青冈、通北、龙镇、巴彦等城镇。１０月２０日，马占山、苏炳文分别向拉哈和富拉尔基发起进攻。激战至29日，义勇军攻占了拉哈街区，日军退缩至车站坚守。３１日，得而复失的富拉尔基又为义勇军占领。这时齐齐哈尔已陷入义勇军的包围之中。
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鉴于北满形势严峻，于１０月２７日决定：将骑兵第１旅团和骑兵第４旅团急开北满，将关东军飞行队的轰炸第１２大队和侦察第３中队亦转场至齐齐哈尔，均归第１４师团长指挥，以加强北满的作战力量。日军逐次集中于齐齐哈尔地区后，武藤信义决定先肃清嫩江以东地区的义勇军，解除后顾之忧，再转移兵力至嫩江以西。
从１１月１２日开始，松木直亮以第１４师团主力和２个骑兵旅团、３个飞行中队向明水、拜泉、依安、拉哈及其以东地区发起进攻。在日伪军强大攻势的打击下，至１１月２０日，嫩江以东各部义勇军相继受到严重挫折。马占山等撤至扎兰屯地区与苏炳文部会合；邓文、李海青等部逐渐向南转移，在大赉附近渡过嫩江，经瞻榆，于１９３３年１月中旬转进至热河开鲁地区。
１１月２４日，武藤信义为加强进攻能力，又将独立混成第１４旅团配属给第１４师团。松木直亮决定以步兵第２７旅团守备齐齐哈尔，以２个步兵旅团、２个骑兵旅团和３个飞行中队向中东铁路沿线地区进攻。预计分两步实施作战：第一步以步兵第２８旅团、骑兵第４旅团沿铁路两侧进攻富拉尔基以北至扎兰屯以南铁路沿线之苏炳文军，而以独立混成第１４旅团和骑兵第１旅团由铁路北的梅里斯、甘南迂回攻占扎兰屯，切断苏炳文军退路；第二步再由迂回至扎兰屯的独立混成第１４旅团和骑兵第１旅团继续进攻海拉尔和满洲里。飞行队除侦察义勇军活动外，主要轰炸义勇军各据点及部队调动的军用列车，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预定发起总攻的时间为１１月２８日。
１１月２７日，日军飞机轰炸了海拉尔。２８日，日军各部队及伪黑龙江省警备军各旅在飞机直接支援下开始发起进攻。朱家坎、碾子山两地战斗极为激烈。义勇军张挺玉、唐中信部坚守阵地两昼夜，终以兵力、火力相差悬殊，伤亡３００余人，被迫突围南撤，后经关门山、索伦山转进至热河。１１月３０日晚，日军占领了扎兰屯。
１２月１日，苏炳文在博克图召开了秘密会议。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前方主力已被击溃，后方兵力过于薄弱，难以久守。为保存实力，决定退入苏联境内。１２月２日晚，苏炳文、马占山、张殿九、谢珂等率正规部队３０００余人、非战斗人员１２００余人乘火车离开海拉尔，４日到达满洲里，向苏联边防部队交出武器后进入苏联境内。日军于５日占领海拉尔，６日占领满洲里。
东北义勇军主力分别退入苏联和热河以后，东北地区尚有数万人分散在各地继续坚持更为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如邓铁梅、孙朝阳，陈东山、吴义成、卢明谦、张锡武部等。但至１９３４年亦先后失败。
进入苏联境内的各部义勇军官兵先后被苏联收容于多木斯克。１９３３年２月中下旬，苏联政府把越境的群众和军人分别通过海参崴和新疆中苏边境送归中国。４月中旬，义勇军的高级将领马占山、苏炳文、谢珂、李杜、王德林、张殿九等２０余人经莫斯科、华沙到柏林。５月８日，马占山、苏炳文和李杜去罗马，会见正在那里考察的张学良，其余人在柏林停留半月后乘船回国。５月中旬，马占山和苏炳文从威尼斯回国，李杜则暂留罗马。越境退入苏联的东北义勇军共计１万余人，分８批回到新疆。１９３３年７月，国民政府宣布将这些人编入新疆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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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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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一八”事变起到１９３３年《塘沽协定》签订，在两年多时间里，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５０万人左右，和日伪军进行了大小约３０００次的战斗，给日伪军以重大打击。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行动，是东北人民伟大的爱国行动，是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反抗。虽然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失败了，但东北广大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仍坚持战斗。有的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编成东北民主联军的一部分，坚持到日本帝国主义失败投降。他们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地英勇斗争，在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史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为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乃至整个反法西斯战争都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东北民众爱国热忱之高涨、对敌斗争之坚决、群众发动之广泛、斗争环境之艰苦、牺牲之惨烈，在中国人民近代反帝斗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勇斗争和人民高涨的声援活动，振奋了民族精神，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国民政府统治营垒的分化。从１９３１年马占山的江桥抗战、１９３２年第１９路军的上海抗战、１９３３年的长城抗战、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战，直到１９３５年的“一二?九”运动和１９３６年的西安事变，无不受东北抗日义勇军运动的促进和影响。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活动牵制了大量的日军。据文献记载，日本用于东北战场的正规军力量，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３年约有５万人，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７年约有４０万人（虽然这４０万人主要用于防苏）。从“九一八”事变到１９３３年，日军被东北义勇军消灭的达１０５００余人。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军在东北战场上被打死、病死、战伤、冻伤者，共达１７万人以上。〔１７〕就连日本战史也承认，日军在义勇军的打击下“困难重重，伤亡惨重”。〔１８〕
日本侵占东三省，同时也是对苏联作战作准备。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后来承认：“占领满州的作战计划是日军对苏联作战总计划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苏联就敏锐地感觉到日本的威胁，便加强了远东的防御。１９３１年，苏联远东军拥有３个师，关东军和朝鲜驻屯军也有３个师团的兵力；１９３２年日本增加到６个师团的兵力，苏联则增加到８个师。１９３２年８月，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对苏作战计划，准备以东北为基地，用总兵力３０个师团中的２０．５个师团对苏作战。
但是直到１９３７年，日本侵略者始终未敢发动侵苏战争，这除了苏联做好了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北义勇军和尔后的东北抗日联军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拖住了日军“北进”的后腿，使其侵略计划无法实现。对此，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指出：“由于满洲人民的反满抗日斗争……关东军迫于讨伐，致使本来的目的——对苏战略体制，始终也未得进展。到了１９３４年，扫荡讨伐告一段落，便想转入对苏战争准备，但从此时起，满洲的抗日军队大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战斗性更加坚强，“日军不得不继续应付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
波澜壮阔的抗日义勇军运动到１９３３年大部分失败了，但是它为反对外来侵略所作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其失败的教训也应该总结吸取。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败有它主观与客观方面的原因。
从客观上来看，东北的抗日战争是在孤悬敌后的情况下进行的。“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战争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无援军、内无装备给养补充、完全独立奋战的境地。马占山在江桥抗战中向国民政府请求支援，蒋介石、张学良没给一兵一卒，马占山部在伤亡惨重、后援无继的情况下只好退出江桥。王德林、李杜、苏炳文等也多次向国民政府求援，但都未得到实质性的援助，使他们终于败散。
不仅如此，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此《协定》规定取消关内外一切抗日行动，不准支持关外的抗日义勇军。６月初，《塘沽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到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中，不仅引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同时也动摇了部分抗日军民的决心，悲观失望情绪增加，少数意志不坚强分子公开叛变投敌，极大地削弱了抗日义勇军的战斗力。７月１０日，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下令解散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后援会等抗日组织，使抗日义勇军失去来自关内的后援。１９３４年，国民政府和伪满洲国通车、通邮，等于变相承认了伪满洲国。这都极大地挫伤和打击了抗日义勇军，直接、间接地造成了东北义勇军的最后失败。
导致东北义勇军失败的另一个客观原因是敌人异常强大，手段十分毒辣。为扑灭义勇军的抗日烽火，关东军急骤增加，到１９３２年９月已达６个师团、１５万余人，以后一直保持５个师团。如果加上伪军、守备队、宪兵队和特务警察队，其总数不下２０万至３０万人。日伪军不仅数量多，而且战斗力强，尤其是关东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给养充足，每次出动，均配备有装甲车、大炮，有飞机侦察、轰炸。而抗日义勇军除原东北军的部队有一些步兵武器外，民众武装使用的不过是长矛、大刀和猎枪。日军为在东北巩固其殖民统治，从１９３２年初至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以关东军为主，统辖伪军、警进行了１９次的大讨伐。在大讨伐中，日军采取定期、定点、定线方式，以分兵包围、篦梳山林、铁壁合围、陆空配合等战法穷追不舍，致使抗日义勇军遭受严重挫折。
从主观上讲，导致抗日义勇军失败的原因首先是没有一个坚强的抗日领导核心，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
东北辽、吉、黑三省及热河的义勇军作战基本上是在孤军奋战的状况下进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兴起后，国民政府自动放弃了抗日的领导权。而东北的爱国人士和军警人员为了驱逐日寇、收复东北，在北平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后援会”等爱国团体和组织，但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具体的奋斗目标。他们也曾煞费苦心，力图领导，并从军费上、物质上给予支持，但从全局上看，仍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他们不可能根据一省乃至全东北的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因此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义勇军长期分散、各自为战、各自为政、缺乏协同配合的弱点，这就难免不被敌军各个击破。如辽宁义勇军攻打沈阳，吉、黑两省义勇军攻打哈尔滨，最后都是大的行动导致了大的失利。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这用于对东北义勇军失败的分析，也是十分中肯的。
抗日义勇军的广泛性，导致其成分复杂、派系较多。抗日义勇军中不乏抗战热忱高、立场坚定、意志坚强的人物。但在民族矛盾上升时，一些流氓、兵痞和一些富豪子弟一度参加抗日，一些“胡匪”也掉转枪口下山参加了抗日队伍，一时鱼龙混杂。这些人一方面是抗日的，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有的人重操旧业，掠夺鱼肉人民，这样就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最后归于失败。
抗日义勇军内部不团结，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参加抗日义勇军的东北军官中的一部分人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帜来扩充实力、骗取人民的支持和捐款；有的人总想割据一方，因而互相闹成见，少数部队之间相互摩擦、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有的人在战斗中暗自保存实力，作为争名夺利的资本。由于抗战思想不稳固，他们一遇挫折或作战失利就出现“内讧”，当抗日处于低潮时甚至动摇、叛变。这都严重地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最终导致失败。
从作战形式上看，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本乡本土进行战斗，地形、人情等非常熟悉，应该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采取灵活机动地袭击敌人的作战方法，采取伏击战、偷袭战等战术，给敌人以杀伤。但抗日义勇军大多采取正规军所采取的正规战斗。如马占山的江桥抗战、辽宁义勇军进攻沈阳的作战，还有王德林、冯占海、李杜等进攻哈尔滨的作战等，采取的就是正规战，但敌人机动性强，装备好，义勇军都没能取胜，反而暴露了自己，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境地，最后不得不退出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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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一?二八”淞沪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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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沪的战略企图及中日双方在淞沪地区的兵力部署
1932年1月，日本为了制造所谓“满洲国”，决定在上海制造事端，挑起军事冲突，以便给国民政府施加军事压力，逼迫其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并转移国际，特别是英、美等国家的注意力，同时借此机会打击中国人民方兴未艾的抗日运动。
上海是中国工业、金融中心，也是英、美等国在华利益的重要地区，是国民党统治和国际影响非常敏感的地方。从地理形势和军事价值上看，上海濒海临江，是铁路、水运交通的枢纽，距离日本本土1000多公里，既便于日军发挥其海空优势，又便于支援联络；同时，上海距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南京很近，对国民党统治集团施加军事压力易于奏效。
日本制造事端的目的，据参与制造事端的日本参谋本部人员——驻上海公使馆陆军武官辅助官田中隆吉事后交待：“日本人想使满洲独立起来。可是外国方面非常麻烦。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就是说打来电报，叫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这样，就送来了两万日元来。”于是田中隆吉便制造了日僧被殴事件。
1932年1月18日，日本僧侣５人行经引翔港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附近时，遭到田中隆吉雇用流氓的袭击殴打，使３人受重伤。随后日人反诬是三友实业社工人组织义勇团员所为。20日凌晨1时，田中隆吉又指使原宪兵大尉重藤千春率领30余名日本浪人各持武器及烈性易燃易爆物，趁黑暗到三友实业社纵火焚烧，并打死中国巡警1人，打伤2人。当日下午1时，日侨4000余人集会，致电日本政府，要求“立即派遣陆海军，行使自卫权，坚决灭绝抗日活动”。21日，日驻上海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提出４项要求：市长道歉，惩办凶犯，赔偿损失，取缔抗日运动，立即解散一切抗日团体。驻上海日本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也于当日发表声明，要求上海市市长“从速作出圆满答复并且付诸实现，否则，为保护帝国权益，决心采取认为适当的手段”。
就在盐泽发表声明的同时，日本海军紧急向上海增兵。“大井”号轻巡洋舰、第15驱逐队、吴港特别陆战队以及“能登吕”号特务舰(水上飞机母舰)先后于23、24日驶抵上海；26日又派遣第1水雷战队(下辖3个驱逐队)驶向上海。均归盐泽幸一指挥。“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有600余人，“九一八”事变后，又增加了2个大队又1个中队，共约1800余人。“一?二八”事变爆发时，日本在上海地区及长江流域的海军第1遣外舰队所属部队有第15、第22、第23、第30驱逐队(每队编制4艘驱逐舰)及4艘轻巡洋舰、1艘水上飞机母舰(搭载水上飞机6架)，旗舰号为“安宅”号；陆战队有第1、第2、第3大队。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卫戍上海的中国军队为第19路军第78师的2个旅和淞沪要塞守备部队及北站宪兵营。第19路军为陈铭枢的部队。1931年9月底，陈被任命为京沪卫戍总司令。10月间该军调至京沪地区担任卫戍任务，由蒋光鼐任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任副总指挥兼第19路军军长。所属部队除第78师外，第60师、第61师分别驻防于南京、丹徒、江阴、无锡附近。第19路军在江西“围剿”红军时，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等口号印象极深。“九一八”事变后又受到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全体官兵在赣州就曾宣誓反对内战、主张抗战。调至淞沪后，又受到上海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和直接影响，更加坚定了为中华民族求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的决心。日本在上海的不断挑衅和不断增兵，使他们判断出日军对上海的进攻难以避免，遂积极进行抗战的准备。1月23日，蒋光鼐、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上海部队营以上军官的紧急会议，决心“尽我辈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当晚7时，第19路军指挥部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密令。其主要内容为：(一)日军有以武力威逼我政府取缔爱国运动之企图；(二)我军应严密戒备，如日军来攻，全力扑灭之；(三)第78师第155旅担任京沪铁道线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各扼要占领阵地：吴淞要塞守备部队(1个营)固守要塞，与附近友军确保联络；铁道炮队及北站宪兵营归第78师第6团团长张君嵩指挥；丹阳第60师之黄团(即第1团)限明日(24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其余沈(第60师)毛(第61师)各师为总预备队，原地待命；各区警察及保安团受各该地区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四)总指挥部及军部移驻真茹(今作“真如”，下同)，警备司令部仍驻龙华。
24日，蔡廷锴又到苏州召集第60师高级将领举行紧急会议，传达了23日所发密令，并致电国民政府，表明抗战决心。电文中说：“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并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28日，蒋、蔡、戴又联名发表了《敬告淞沪民众书》。《书》中历数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种种侵略罪行和准备进攻上海的情况，表示“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并提出了军民合作、共同抗日的7项措施。至此，第19路军基本上已完成了抗击日军进攻的思想准备和作战准备。
调整部署后的兵力配置情况为：第155旅第3团驻真茹，第2团驻北新泾、虹桥地区，第1团驻龙华、高昌庙地区；第156旅第6团驻闸北，第5团驻大场、江湾(并派出1个连警戒浏河)，第4团驻吴淞、宝山；第60师第119旅第1团驻南翔，其他各团驻苏州、无锡、常州地区；第61师驻南京、镇江地区。淞沪地区的阵地编成为：龙华、虹桥、北新泾、真茹、闸北、江湾、吴淞、宝山之线为第一抵抗线，预定七宝、南翔、嘉定、浏河为第二抵抗线。
就在日军加紧增兵作进攻准备、第19路军积极动员并部署军队作抗战准备之际，改组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却致力于“避免冲突”。1月23日，新任行政院长孙科在与汪精卫、蒋介石“详商”后，急电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立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同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亦致电吴铁城，重申“沪市为我经济中心，总以和平应付、避免冲突为是”。
在日本的侵略迫在眉睫的情况下，虽然下野但仍握军政大权的蒋介石和新近上台掌握国民党党权的汪精卫都主张“避免冲突”。而亿万中国人民和上海各爱国阶层坚决要求抗日，第19路军也坚决主张抗战。孙科难于应付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于1月25日辞职，由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
1月26日，日本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根据御前会议的决议，训令在上海的盐泽海军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行使自卫权利”。27日20时，村井苍松与盐泽幸一协商后，一方面由村井向上海市市长发出最后通牒：“限于28日18时前对过去所提要求做出答复”，否则将“自由行动”，采取必要手段；一方面由盐泽向所属各舰队及特别陆战队“下达有关行使武力的命令”。此时蒋介石和汪精卫仍主张对日退让，惟恐第19路军与日军冲突；27日令朱培德致电宪兵司令谷正伦和上海警备司令戴戟：“兹为力图避免彼我双方军队发生冲突起见，着派宪兵一团即刻开往上海闸北一带接替防务……”谷正伦当即派宪兵第6团赶赴上海接替第19路军第78师翁照垣第156旅的防务。与此同时，吴铁城与留沪国民党中央委员黄郛、张群及军政部长何应钦共同决定接受日本提出的4项要求。28日，上海市政府封闭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并答允日领事缉凶和负担抚恤、医药费用。
尽管国民政府屈辱地接受了日本的4项要求，但日本并不中止其侵略计划的实施。28日20时，盐泽进一步提出更为无理的要求：“帝国海军为了维护闸北一带的治安，预定配备兵力，希望撤退该地的中国军队及拆除敌对设施”，同时“命令上海特别陆战队准备配备警戒”，“命令由在泊舰只编成的第1陆战队(乘员的30%)登陆”。当日23时25分上海市政府收到日军的通牒，而日军于23时30分就开始向闸北的中国军队发起了进攻。此时宪兵第6团与第156旅防务交接尚未完毕。第19路军的部队激于民族义愤，毅然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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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闸北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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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具重大佐指挥所属陆战队1000余人，在20辆装甲车的引导下，分3路向闸北进攻：北路为主力，从天通庵车站沿京沪路向上海北站进攻；中路从日本小学西进，转入横浜路牵制当面的中国军队；南路由虬江路直趋北站。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向中国守军阵地进攻。第156旅当即予以还击，前来接防的宪兵第6团一部亦奋勇抗击。两军在街道相连、房屋栉比的巷内激战。至29日拂晓前，守军打退了日军的进攻，阵地屹立未动。
29日凌晨1时，蒋、蔡、戴三人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表示“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卫守（国）土，是其天职，尺土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而)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表明对日军进行坚决抵抗的决心。
29日黎明，日军水上飞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能登吕”号起飞轰炸北站及商务印书馆等建筑，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日陆战队乘机向北站守军阵地发起冲击。守军苦战1小时后撤出北站。17时，第156旅主力进行反击，又将北站夺回。中国军队乘胜追击。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日军对闸北的第一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结束。
29日20时，日军通过英、美等国驻沪领事提出停战要求。第19路军明知其为缓兵之计，但因自身亦需调整部署，所以同意日军的要求，停战3日。
日本在停战的3日中，海军省急派第2驱逐队和航空母舰2艘及海军特别陆战队4个大队增援上海。第19路军在此期间也将驻镇江一带的第60师调至南翔、真茹一带，令驻上海的第78师全部进入第一线，加强防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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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吴淞要塞及其附近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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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不抵抗政策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宁、粤合流后改组的国民政府被迫调整对日政策。当时的主要决策者们无意从根本上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但又不能不缓和国内各阶层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于是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汪精卫主张：对日本的侵略，“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并行”。日军在上海发动的侵略和第19路军自发的抗战，促使国民政府不得不进行有限的抵抗。
1932年1月2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对淞沪事变宣言》：“中国当局处此情形，为执行中国主权上应有之权利，不得不采取自己的手段，并对于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同日，日本政府也发表了《关于上海事件帝国政府声明》。日本颠倒是非，声称是为保护日侨而增兵上海。此时，蒋介石已于28日返回南京主持军事。国民政府判断日军将在上海地区扩大战争，遂于30日照会国联及9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表示中国对日本的野蛮侵略“忍无可忍，不得不采取相当手段，以实行正当防卫权”，并要求“速采有效之手段，严正制止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之一切军事行动”。同时在南京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紧急会议，决定迁都洛阳和改组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并于当天令第19路军全力防守上海，令第87、第88师防守南京。
但是，国民政府在部署防务的同时还在积极活动，希望在沪有重大利益的英、美等国出面调停，以结束冲突。31日，英、美两国驻沪领事邀请中日双方代表吴铁城、区寿年(第78师师长)、村井、盐泽在英国领事馆直接交涉。英方提议：日军退入租界，中国军队由现地后退2000米，由中立国军队在缓冲区代为警备。何应钦在会议时致电吴铁城：“我国目前一切均无准备，战事延长扩大，均非所利，各国领事既出面调停，请兄等酌量情形，斟酌接受。”蒋介石也认为：“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日寇不提难以忍受之条件，我方即可乘英美干涉之机，与之交涉；不可以各国交涉，我反出于强硬，致生不利影响也。”因而，中方代表当即接收英方的建议。但日方代表则表示向政府请示后再做答复。这显然是推托之词、缓兵之计。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主持召开了军事委员会会议，商讨对日作战问题。最后议决在全国划设4个防卫区：以张学良、蒋介石、何应钦、陈济棠分任第一(黄河以北)、第二(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第三(江南及浙、闽)、第四(两广)防卫区司令长官，并电令川、湘、黔、豫、赣、鄂、陕各省出兵作总预备队。同时将京沪地区的军队作了部署调整：第61师将镇江的防务交予第87师，部队开上海大场镇附近；第88师主力集结苏州，为第19路军预备队，以1个团加强江阴要塞的防守力量。另外电令驻开封的炮兵第1旅拨野炮8门、重炮4门开驻蚌埠、滁县一带待命。
日本得知上海日军进攻闸北失败的情况后，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博恭王及有关各大臣举行了内阁会议。2月2日，经裕仁天皇批准，决定向上海增派部队，扩大侵略。当日，日本海军将准备增援及已在上海的部队组成第3舰队，由野村吉三郎中将任司令官，并调植松炼磨少将为在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指挥官；陆军令第9师团紧急动员，做好去上海作战的准备，并将第12师团的步兵第24旅团配属以骑兵、炮兵、工兵等特种部队，组成混成旅团为先遣部队。由于陆军和海军在指挥权上产生矛盾，直至2月6日，混成第24旅团才在佐世保集结乘船，跟随野村吉三郎所乘“出云”舰向上海进发。
日本海军于1月末来援的“加贺”、“凤翔”两艘航空母舰、第2驱逐队的4艘驱逐舰，以及特别陆战第4、第5、第6、第7四个大队先后于2月初到达上海。此时野村尚未到沪，上海日军仍由盐泽指挥。为了掩护及接应日本海军舰队进入黄浦江岸登陆，盐泽决心攻占吴淞要塞。
2月4日，日陆战队在舰炮掩护和20架飞机的支援下向吴淞要塞进攻。猛烈、密集的炮火炸毁了守军的全部宿舍及6门要塞炮。要塞司令邓振铨弃职逃走，但部队仍坚守阵地顽强抵抗。5日，军政部命第78师副师长谭启秀任要塞司令，继续指挥守军作战。激战至5日16时，日军在遭受严重杀伤后退回原阵地。
2月7日，野村乘“出云”舰到达上海，混成第24旅团亦到达吴淞口。上海陆战队为接应第24旅团登陆，9时起向吴淞铁路码头以西的杨家宅、曹家桥一带的第19路军阵地进攻，但均被击退。14时，第24旅团在舰炮火力支援下实施强行登陆。到18时，其先头第46联队之第1大队占领了滩头阵地，主力陆续登陆，集结于徐家宅附近。这时日军的指挥系统是：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指挥上海地区的海军及陆军第24旅团，而植松炼磨少将指挥的海军特别陆战队则归陆军第24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指挥。各部队的分布位置为：第24旅团位于蕴藻浜右岸地区，其司令部在军工路水厂附近；海军特别陆战队位于江湾至八字桥以东的淞沪铁路线上，其指挥部设在虹口公园附近；海军陆战队在闸北地区；临时飞机场在公大纱厂附近；第1航空战队之航空母舰泊于白龙港口外，其余各舰队分布于长江及黄浦江口。第3舰队司令部设于“出云”号旗舰上，野村则住在礼查饭店。
根据敌情变化，第19路军也重新作了部署：
(一) 第60师担负北站、闸北亘江湾之线，以一部守北站、闸北，主力集结于大场镇东南一带地区，相机迎击由黄浦江进犯之敌，并与第78师翁旅(第156旅)切取联系。
(二) 第78师翁旅(欠第6团)死守吴淞，并在北新泾、真茹之线，对中山路—曹家渡方面警戒。
(三) 第61师以１个团控制于罗店，派出一部至浏河—小川沙沿岸一带警戒江面。主力则应于8日拂晓前集结于刘家行至大场一带地区。如浏河、小川沙方面无敌踪发现时，应相机策应第60师。
(四) 第88师及第87师宋(希濂)旅为预备队，位于南翔、江桥镇间。
(五) 宪兵第6团担任南市—高昌庙—龙华一带警戒；税警总团王赓旅古团担任虹桥、北新泾之线警戒(8日拂晓前接防完毕)，归区(寿年)师长指挥。
8日拂晓，日军向守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第24旅团以主力进攻吴淞镇，以一部兵力偷渡纪家桥，迂回至吴淞守军后路；海军特别陆战队向江湾、八字桥进攻，企图截断吴淞与闸北间的联系；海军陆战队向闸北守军阵地进攻。在第19路军的英勇抗击下，各路日军均被击退。9日，第19路军第60师一部兵力从江湾方向秘密迂回至闸北日海军陆战队阵地右翼，发起突然袭击，日军当即陷入混乱。野村急令特别陆战队乘汽车增援，方免被歼。
日军第9师团于2月9日、10日从吴港出海，预计13日可抵上海。下元熊弥为接应该师团在黄浦江登陆，令第14联队的第2大队附属工兵中队于13日经纪家桥强渡蕴藻浜，占领沈家宅附近地区。13日拂晓，该大队在烟幕掩护下，通过工兵所架浮桥突至蕴藻浜北岸。第19路军第61师之第121旅乘日军立足未稳发起反击，将其包围。下元急令第24联队之第1大队前往增援，以接应其退回南岸。第19路军猛烈攻击，激战一昼夜，至14日晨，日军方得以脱围退至淞沪铁路附近。在第24旅团向蕴藻浜进攻的同时，日海军陆战队亦向闸北及八字桥西的第19路军阵地实施牵制性进攻，但均被守军击退。
日海军第1航空战队于2月初到达上海后即投入战斗，除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外，还对闸北、真茹、南翔等地进行轰炸。2月5日，日机轰炸真茹时被守军高射炮击落1架。当日9时，中国航空第6队队长黄毓沛率第6、第7队9架飞机从南京转场上海时，在昆山县上空与由平林长元大尉率领的、从“凤翔”号起飞的3架攻击机和由所茂八郎大尉率领的3架战斗机遭遇。双方进行了短暂的空战，平林的座机被击伤。当日中午，在上海附近上空还曾发生两次空战。这是中日两国历史上第一次空战。由于双方飞行人员均缺乏实战经验，协同较差，基本上形成单机混战。中国飞行员虽很勇敢，但飞机陈旧，飞行员又缺乏系统的训练，所以在空战中常处于被动，损失飞机1架，伤1架。当时报道击落日机2架，但一直未能发现日机残骸，未能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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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庙行、江湾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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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路军在吴淞地区奋勇抗击日军期间，国民政府正秘密地进行旨在停战的外交活动。2月6日，何应钦致电吴铁城：“吴淞为我长江门户，万一继续进行(抗战)，日人必以全力破坏，或企图占领，彼时门户洞开，战区扩大，以后和、战均难”，“能以外交方式，根据英美调停早日得以解决，实为计之上者。”同日，在国民政府要求下，驻沪英国海军舰队司令克莱出面调停，并提出了中日停战及划定和平区的办法，分交中日双方。中方主张抗战的外交委员会中的郭泰祺、顾维钧等人认为上海问题应与东北问题共同解决，而克莱仅关心上海租界安全问题，反对与东北事件联系，遂形成僵局。日方则因增援的陆军即将到达，断然予以拒绝。调停失败。何应钦于2月9日致电吴铁城：“日陆军源源而来，战事若再持久，我方必失败无疑，请兄力排众议”，“乘我军在优越地位时设法转圆停战，万勿犹豫，致逸良机”。接着，何应钦派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军政部次长陈仪与先至上海的日军第9师团参谋长田代皖一郎直接商谈停战事宜。蒋介石也于13日指示何应钦：“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其办法如下：(一)如日本确无侵占闸北之企图，双方立即停战。(二)停战条件须双方各自撤退到相当地点。中国军队退出地方，由中国警察维持。”但是陈铭枢却认为王俊的议和活动“诚属徒然”，不可能使日本停止侵略，因此一方面要求第19路军不“为任何当局所摇夺”，要坚决抗战；一方面致电蒋光鼐说：“调停成功固善”，但“不抗则无外交可谈，一抗之后，其影响所及，必更获极大之价值”。
2月13日下午，日军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率其第1梯团(第6旅团)，在海军第1水雷战队的护卫下到达上海。当晚在舰上与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上海总领事村井全松等举行了联席会议，会后发表以下声明：“本师团长根据师团任务，决定与海军协力，迅速拯救我侨民脱离困境。为此，将尽量避免无益的交战，而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但如有妨害本师团执行任务者，必将采取果断措施，决不踌躇。”这是对中国军队发出的战争威胁。15日，其第9师团第2梯团亦陆续抵沪。
第19路军侦知日军增兵情报后，蒋光鼐当即电告何应钦：“我虽欲求和，而日寇无诚意。为民族生存，图国家体面，只有决心一战，请令飞机排除万难，速来前线参加战斗，并设法在最近期内，另调援军一二师前来。”14日，军政部奉蒋介石命令，正式颁发命令：以京杭两线的第87师、第88师等部队改编为第5军，任张治中为军长，并率军官学校的教导总队、炮兵学校的山炮队，和军政部直属的地雷队、铁道炮队加入第19路军战斗序列，归其指挥。蒋介石这时已感到：“日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抗战到底。故此后军事开展究竟至何如程度，均难逆料。”由此可见，中日交涉再次失败，国民政府别无选择，只有抵抗一途。
2月18日9时，增援到沪的日军部署完毕，植田通过英国公使兰浦森的斡旋，日参谋长田代少将在法租界中日联谊社与第19路军代表范其务参议会见。田代要求第19路军撤退，范当即拒绝。于是植田在当日下午向第19路军和上海市市长发出最后通牒。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 中国军队应即从速中止战斗行为，于2月20日午后7时前，将现据之第一线撤退完了，于2月20日午后5时以前从黄浦江西岸，由租界西北端连络曹家渡镇、周家桥及蒲淞镇之线起算，黄浦江东岸由连络烂泥渡及张家桥镇之线起算，各从租界向北20公里地域(包含狮子林炮台)内撤退；
(二) 日军在撤退区保有飞机侦察权；
(三) 日军在中国军队撤退地区派调查员；
(四) 中国军队完全保护上海附近日本人的生命财产；
(五) 中国政府禁止排日运动。
“如以上各项不能实行时，日本军将对贵国军采取自由行动。其结果所生一切责任应由贵国负之。”
19日，蔡廷锴、吴铁城分别复函，严词予以拒绝。中国外交部也发表《对日宣言》，称日本的要求“实危及中国主权及国格，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中国在沪驻军为保中国土地计，迫不得已，亦惟有从事自卫奋斗到底而已”。第19路军指挥部更下令前线部队集中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广大官兵对日军最后通牒的答复。
中国兵力的部署如下：
中国军队以保卫国土和自卫为目的，拟占领南市—龙华—北新泾—真茹—闸北—江湾—吴淞—宝山—月浦镇之线，将主力集中于铁道以北地区，迎击由闸北、江湾、吴淞方面来犯之敌，待机出击，压迫敌至黄浦江边而歼灭之。
右翼军指挥官为第19军军长蔡廷锴，指挥第60师、第61师、第78师(缺翁旅之第4、第5两团)、税警总团王赓旅和宪兵第6团及南市一带团警，占领南市—龙华—北新泾—真茹亘闸北、江湾之线，保持主力于真茹、大场镇之间，迎击当面之敌，待机出击，压迫敌于引翔港方面歼灭之。须以一部有力部队死守南市—龙华，作全军右翼之据点。各师任务区分如下：
(一) 税警总团王赓旅担任警戒南市—龙华—虹桥亘北新泾河以南之线。须以有力部队死守南市—龙华，为右翼之据点。
(二) 第78师(缺翁旅之第4、第5团)担任警戒北新泾河以北亘曹家渡沿中山路、真茹镇之车站亘真茹车站北端之线。主力控制于真茹镇方面附近，相机迎击当面之敌，及策应第60师。
(三) 第60师占领北站—闸北亘八字桥、江湾南端之线。主力控制于中央，迎击江湾当面之敌，乘机向虹镇—引翔港方面出击。
(四) 第61师为右翼预备队，集结于大场镇西南一带，以一部死守江湾镇
左翼军指挥官第5军军长张治中指挥第87师、第88师、冯庸义勇军(现在浏河，兵力约１个连)、要塞地区指挥官(正指挥官谭启秀，副指挥官翁照垣)、第78师第156旅(缺第6团)，占领江湾北端亘庙行镇东端—蔡家宅—胡家宅—曹家桥之线。主力控置于大场镇北、杨行镇南及刘家行之间，迎击从江湾北方地区来犯之敌；乘机出击，向殷行镇附近压迫敌人于黄浦江畔而歼灭之。以一部在罗店—浏河—小川沙方面担任江面之警戒，相机策应吴淞。
要塞地区须以有力部队乘机进占张华浜车站；万不得已则死守吴淞、宝山之要塞，以为全军左翼之据点。
左、右翼军以沈家行镇—江湾镇—大场镇之线为战斗分界线，线上属右翼军。
航空队须努力妨碍敌机之活动，掩护本路军之作战，并努力爆击引翔港附近的敌飞机场。
日军鉴于在闸北、吴淞作战失败，决定避开街巷战以及对坚固阵地的攻击，专以炮火压制守军右翼，而以主力突破守军左翼后迂回至守军之侧背。其部署如下：
(一) 以海军特别陆战队和陆战队的8个大队、附属山炮兵1个中队为左翼，向闸北亘八字桥一线的中国军队阵地实施牵制性进攻；
(二) 以第9师团的第6旅团和混成第24旅团为右翼，分两路向江湾及庙行的中国军队阵地进攻；
(三) 以第9师团的第18旅团为预备队，位于公大纱厂及复旦大学附近；
(四) 舰队以第3战队和驱逐舰2艘监视狮子林炮台并威胁浏河，以第1水雷战队和“能登吕”号压制吴淞要塞，主力在黄浦江以炮火重点支援其右翼军作战；
(五) 第1航空战队以舰载机消灭中国飞机及破坏交通，以陆基机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第9师团长植田在公大第一纱厂设立司令部指挥作战。
日军于2月20日7时30分向淞沪地区中国守军发起全面进攻。
中国军队当即奋勇迎战。其右翼军的抗战情况如下：
第19路军各师经20余日战斗，已积累了一些作战经验，日军第9师团的第6旅团在坦克和炮兵支援下向守卫江湾镇的第19路军攻击时，该军隐伏战壕内以逸待劳，待敌接近时即以手榴弹还击，敌攻势每被击破。战至１８时，敌终不得进。入夜，敌调整部署，令第7联队的第2大队从江湾北面进攻严家桥，但被守军包围于严家桥东端；第35联队企图增援，但被击退。在第19路军猛烈围攻下，该大队大部被歼，仅少数逃走。该大队大队长空闲升少佐被俘(上海停战后释放，于3月28日自杀)。21日，日军再度进攻，仍不得前进，并在守军火力杀伤下伤亡惨重。日军以一部监视守军阵地，主力暂时停止攻击。
中方左翼军的抗战情况：
日军混成第24旅团于2月20日7时30分在重炮的支援下，向庙行镇方面的守军阵地攻击。守军第88师英勇抵抗，击毙很多日军，并击落敌飞机1架。入夜，日军继续攻击，枪炮声竟夜不绝。
22日晨，第24旅团第一线部队乘大雾突入庙行镇东端第88师第264旅第527团第3营阵地和麦家宅及其南侧坟地一带。守军第88师将全部预备队投入战斗，仍未击退日军，伤亡很大。第264旅正、副旅长均负伤，工兵营营长阵亡。在敌军猛烈攻击下，守军呈全线不支状态。张治中当即率领教导总队(缺1个营)赴第88师指挥策应，并令第87师第259旅向庙行增援，令守蕴藻浜北岸的宋希濂率该旅主力从纪家桥渡河抄袭敌侧背，令第88师对敌突破地区实行反突击。
右翼军蔡廷锴得知庙行局势严重后，当即于上午9时决心在江湾至蕴藻浜全线向敌反冲击，并令第61师第4、第5团从江湾西北端向敌侧击，支援左翼军。第78师以1个团接替第61师杨家楼防务，以另1团控制于夏家宅，策应八字桥和江桥守军作战。第61师在右翼，第87师第261旅在左翼。下午，各部到达出击位置后即全线向敌展开反冲击。日军被三面夹击，仓皇溃退，仅一小部留在金家塘、麦家宅一带顽强抵抗。血战到晚8时半，该部日军被歼灭。
2月25日，日军改变全线进攻的战术，集中第9师团主力和飞机、火炮重点攻击麦家宅、金家塘以东第87师阵地。26日晨，敌再次以飞机轰炸麦家宅和金家塘东面守军阵地，而后从8时起集中炮兵火力对守军阵地继续轰击近两小时，将这一带阵地几乎全部摧毁。9时45分，敌步兵发起攻击，1小时后占领了麦家宅东侧及金家宅东方守军第一线阵地。第19路军第61师和第78师预备队立即增援，并向侵入小场庙地区的敌人实施冲击，终于恢复了原来的阵地。陆军中将植田谦吉指挥的两次进攻均以失败告终。
自中日第一次空战之后，国民政府航空署决定以苏州作为中国空军的前进基地，把主要作战飞机集中在苏州机场并开设了指挥所，以便于支援淞沪战场。日军侦知上述情况后，于20日派飞机到苏州侦察机场情况，22日派加贺小谷大尉和生田大尉分别率侦察机、战斗机袭击苏州机场。美国试飞员兼教练员萧特在驾机随编队向杭州转场时与日机遭遇，当即向日机攻击。加贺小谷所驾飞机被击中三弹。萧特因座机中弹坠落而牺牲。
日机得知中国飞机已转场杭州，为先发制人，编成空袭大队，由小田原统率，于26日7时袭击杭州机场。中国飞机起飞7架迎战。经激战后，日机虽被击落一架，但中国飞行员也牺牲1人，伤3人，杭州机场及所停飞机均被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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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浏河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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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战局不断扩大，英美等国深恐危及上海租界及其在华的商业利益，训令其驻日大使向日本外相芳泽谦吉发出警告，反对日军以公共租界作为作战基地。2月16日，国联12个理事国向日本代表发出通牒，要求日本尊重会员国的领土完整等条款。20日，国联理事会接受中国代表的要求，决定将中日冲突问题提交国联全体大会讨论，预定3月3日开会。日本第9师团在上海失败后，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认为，如在淞沪拖延下去，势必招致国外反对，中国国民政府也会调来中央嫡系军队参战，内外局势有恶化的可能。2月23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通过了陆相荒木的提议，决定调遣第11、第14两个师团前往上海参战，组成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以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并决定了五条原则：一、最大限度派遣两个师团；二、尽量避免引起中日(全面)战争；三、战场尽量限于上海附近；四、采取迅速之方法解决上海事件；五、增兵一事不准发布消息。其意图显然是抢先在国联开会和中国各路援军到达上海之前打垮中国守军，以改变当前的被动局面。为了掩盖其增兵行动，日本又一次玩弄缓兵之计：假意接受英舰队司令克莱的调停，派野村吉三郎和首相代表松冈洋右与中国代表第19路军参谋长黄强和顾维钧在英舰“甘特”号上会谈；但对中国代表提出的合理建议，则以“等待东京训令”为借口，要求于3月2日傍晚再答复。
白川义则和第11师团长厚东笃太郎中将于2月29日首先率领第11师团的先遣兵团乘“妙高”号巡洋舰，在第4战队和第2水雷战队护航下到达长江口。白川在听取了原在上海的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的情况报告后，于当日上午10时下达了总攻上海的作战命令。其兵力部署和进攻方向为：第9师团夺取张家桥、夏马湾线；第11师团在七丫口附近登陆，然后尽快袭击、占领浏河镇，并准备向大场镇、真茹镇进攻；海军第3战队及海军飞机配合陆军作战。
日军大规模的增援活动引起国民政府军事当局的极大恐慌，于是急忙从豫、鄂、赣等省增调徐庭瑶第4师、赵观涛第6师、唐云山独立第33旅，抽调姚永安、李法铭、孔庆桂、纪毓鲁和项致庄等山炮、重炮各旅、团，又抽选受过训练的士兵5000余名，分给第19路军和第5军补充空额。2月26日，调第47师的1个团开赴前线，归蒋光鼐指挥；又以该师2个团守镇江、1个团守京口，归宪兵总司令谷正伦指挥。
3月1日6时30分，日军对淞沪地区发起全线攻击。首先以飞机、大炮向中国守军阵地进行了连续三个半小时的火力准备，然后以坦克、装甲车掩护步兵攻击。守军沉着应战，给以杀伤，但因抽调部分兵力驰援浏河方面，所留兵力薄弱，虽顽强抵抗，战线仍不断被敌军突破。日军第9师团左翼队于午前攻入广东义地、麦家宅、陆家宅一线，到下午2时又进占了谈家宅、岭南桥和杨家楼东侧一线。日军右翼队发起攻击后，受到守军严重杀伤，到下午也先后占领了竹园墩及广东义地两侧地区，并进入周家宅、四车头一线。日军中央队占领了二十三园北部。日军混成第24旅团下午占领了戴家宅，并进入张家桥、朱家桥西端一线。第19路军、第5军在整个战线上顽强奋战，与敌呈胶着状态。日军于下午5时停止进攻，调整部署，准备夜间进攻。
日军在向中国守军正面进攻的同时，以第11师团先遣部队于3月1日晨6时在中国守军的侧背七丫口登陆。中国守军在沿长江七丫口、杨林口、浏河新镇及小川沙一带数十里的警戒线上只有教导总队1个营和少数义勇军守备，兵力不敷分配。在登陆敌人强大炮火和步兵攻击下，守军以少敌多，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致使日军登陆成功。日军接着向浏河镇攻击，其右翼队先头部队于下午进抵茜泾营北端。第5军急派第87师第261旅增援浏河。当该旅1个营到达茜泾营南门附近时受到已占领茜泾营日军的射击，双方立即交战，并进行肉搏。到下午6时，该旅另一营始到浏河，但由于兵力薄弱，增援距离又远，浏河危急。
面对危局，第19路军和第5军无兵增援浏河。大批日军占领浏河，守军侧后方受到威胁。不得已，蒋光鼐于3月1日２１时在南翔总部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命令部队于3月1日２３时向黄渡、方泰镇、嘉定、太仓之线撤退，待机转移攻势；右翼军主力向黄渡、方泰镇之线撤退，以一部先占领真茹、大场，逐次向江桥镇、南翔、广福南端进入阵地；左翼军派一部在胡家庄、杨家行占领、收容阵地，主力向嘉定、太仓之线撤退，以嘉定城、太仓城为据点，派出一部于罗店及浏河附近对敌警戒。
日军对淞沪及其附近地区的攻占引起了国民党当局极大的震惊和恐慌。3月1日至6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召开。汪精卫在开幕词中宣布：“现在中国已处在军事时期了……要有极大的抵抗决心，运用整个民族的力量来奋斗。”全会发表宣言称：“方今之急，首曰御侮。”在秘密通过的《施政方针案》中规定：全国军队应以国防为主目的，以“剿匪”为副目的，同时当积极改进，务适于国防之用。国民政府在“攘外”的政策上被迫有所改变。
日军发现守军全线撤退后，于3月2日10时下达追击命令。3日，日军一方面发出停战令，一面继续对中国军队追击，以争取谈判桌上的主动权。其部署如下：
(一) 南翔方面，第9师团；
(二) 嘉定方面，第11师团；
(三) 真茹方面，混成第24旅团；
(四) 闸北方面，海军陆战队主力；
(五) 吴淞方面，陆战队之一部；
(六) 第14师团在杨树浦待机。
日军以飞机、大炮对中国守军轰击，以步兵追击。第19路军和第5军因部署指挥得当，能够顺利地实施转移，只有第87师第259旅第517团于3月3日在葛隆镇附近的要塘、米家桥又与日军进行了惨烈的战斗。这次战斗中守军付出了重大牺牲，伤亡近千人。
3月3日，蒋光鼐又电令第19路军撤退至周巷、青阳港西岸至陆家桥之线，第5军撤退到陆家桥、石牌、白茅新市之线布防。至此，日军占领了浏河镇、嘉定、南翔镇、真茹镇，并在该线集结。
3月3日下午，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第3舰队司令长官野村吉三郎发出停战命令，宣称：“因19路军退却，保护上海帝国居民目的已达到，决定在现占地区停止战斗。”
3月4日，国联大会决议，要求中、日实行停战。
淞沪抗战中，第19路军和第5路军伤亡、失踪共计15173人，其中军官、军佐883人。日军伤亡3091人(又一资料为3184人)。
六、 《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
1932年3月4日，国际联合会大会决议，要求中日实行停战。中日双方先后表示接受国联决议。但前线枪声不断，双方一直处于对立状态。
此时，中国后援军队陆续到达沪宁杭地区：第47师配合第5军在常熟、太仓附近，常州、无锡一带为第1师，龙潭附近为第4师，浙江之嘉兴、沪杭沿线一带为第2军、第8军。日方也继续向上海派遣援军，其第14师团于3月14日全部从日本运至吴淞登陆。
蒋介石在确定作战方案时，判断日军的军事目的“不外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因此决定“我军应利用敌之弱点，打破敌人进窥南京之企图”。3月11日，又传出日军“欲占领吴越平原一年，导致中国经济破产”的说法，国民政府便匆忙从反共前线调集大批军队到淞沪。可见此时国民政府的最高层对日本的真实意图并未完全弄清。
这时日本虽在军事上占领了淞沪地区，取得了谈判的主动权，但在战略上处于两面作战的境地。在东北，义勇军风起云涌，日本急需增加兵力，其国内财政也十分紧张，难以支持上海战事。但由于日本利用上海事变以转移国际社会注意力、掩护其东北傀儡政权出台的阴谋已经实现，其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已于3月1日宣告成立，溥仪于9日出任执政。因而日方急于把上海战事与东北战事分开解决。
3月11日，国联再次通过和平解决远东争端决议案，规定日本必须履行国联的历次决议，从中国全部撤军。这对日本分开解决上海、东北两战争的计划带来了威胁。3月13日，日向中方建议，日方对沪停战，中日彼此退让，不受英美干涉。日本的真实意图是：一方面以日军撤离上海为条件，换取国民政府对东北既成事实的承认；一方面试探南京国民政府对英美决议的真实态度。
国民政府虽然拒绝了这一建议，但由于并未真正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只是为了缓解国内压力和争取较好的妥协停战条件，才一面交涉，一面进行抵抗的，所以不希望战局扩大。3月13日，蒋介石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东北成立伪国，完全日方一手包办，政府痛恨溥仪等甘当傀儡，但如讨伐，则难免扩大战争。考虑结果，暂不颁发讨伐令。”可见国民政府也是主张东北、上海分开解决的。甚至于3月13日一反依赖国联要求日本从中国全部撤军的决议，主张“先将沪事求一结束”。这一点与日方方针正相吻合。这是上海问题能够迅速解决的根本原因。
3月14日，国联调查团到达上海，东北问题遂完全交给调查团“解决”。当日，在英国公使兰浦森的斡旋下，中日双方代表就上海问题开始非正式会谈。会上，中日双方顺水推舟，互相给对方台阶下。日方允将第11师团及第24混成旅遣送回国，并表示：“上海派遣之目的已大体达到，故决定除暂留驻若干部队外，即于日内作自主的撤兵。”
蒋介石得知日答应撤兵的消息后，当日又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从4月上旬开始，蒋令赣、鄂、皖等地军队开始“剿共”。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案成为废纸。
中日双方从3月24日开始正式会谈，双方各以自己在沪军事实力为后盾，长时间讨价还价。由于日本借重军事实力迫使国民政府承认东北既成事实的主要目的已基本达到，于是于4月30日急调第14师团开赴东北，第11师团和第24混成旅团调回国内。
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协定全文如下： 第二条：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此项地位，在本协定附件第一号内列明之。
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即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毗连地方。此项地方，在本协定附件第二号内列明之。
第四条：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委员会。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该委员会之组织，及其办事程序，在本协定附件第三号内订明之。
第五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本协定用中、日、英三国文字缮成，如意义上发生疑义时，应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订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