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５６师师长王德全
第４３师师长金德泽
新编第３３师师长张世希
空军第２路（支援）司令官邢眂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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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军委会的战略企图、方针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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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后，日本大本营为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侵华战争的持久化，决定无重大必要，不再扩大占领地区，并将已占领的地区划分为“治安区”和“作战区”两种。华北和京沪杭为治安区，配备主要兵力，负责消灭游击部队等抗日力量，维持“安定”，确保各主要交通线；武汉为作战区，控置有力机动兵团，实施局部攻势，以不断的有限攻击，歼灭周围的中国军队主力，消耗其战斗力，打击其抗战意志；同时积极扶植伪政权和进行战略轰炸，企图迫使国民政府屈服。
１９３９年２月间，蒋介石认为“国际形势对我愈趋有利”，日本“财政已濒绝境，经济将告崩溃，兵员伤亡，征补为难”，判断日军“在长江、珠江两岸均改取守势，抽调兵力，注重华北方面，实行所谓扫荡我游击队之计划，妄图巩固占领区域，造成华北军事根据地，以为应付对苏联战争之准备”，〔１〕因而决定按照南岳会议制定的“在持久战略下采取转守为攻”的方针，在４月间发动一次大范围的反击，称之为“４月攻势”。但因日军接连向南昌、随枣、长沙进行局部攻击，未能按计划实施。
１９３９年５月中苏签订《中苏通商条约》，７月２６日美国废除《美日通商航海条约》，８月２３日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９月１日，德军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于３日对德宣战。９月１９日，美国在东京公开表示坚决反对“东亚新秩序”。
一连串国际事态的发展，对国民政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１０月２９日，国民政府在南岳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蒋介石在讲话中介绍了国际形势，认为“我国的抗战局势，已临到胜利的一个大转机，国际外交形势，亦随之一天一天好转”，“足以助成我抗战的胜利”。接着提出今后的抗战战略。他说：“此次湘北之战（指刚结束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战略上起初本非采取攻势，而仅为防御的战略，后来乘势转进，竟获得此决定的胜利，可知敌力已疲，我们进攻的时机已到。”“我们的战略，应该是见到敌人的破绽、见到敌人厌战怕战不敢前进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采取攻势，决然攻击前进。所以我们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彻底转变过来，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２〕此时中国第一线部队的第二期整训已大体完成。军事委员会为给予日军以更大的消耗，策划发动冬季攻势，将第二期完成整训的部队分别用于加强第二、第三、第五、第九战区，作为主要攻势地区；第一、第四、第八、第十、鲁苏、冀察等战区，作为牵制、策应攻势地区。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中旬，军事委员会赋予各战区的任务是：
第一战区：攻击陇海路上的开封与道清路上之博爱，牵制日军。
第二战区：切实截断正太、同蒲两铁路之交通，并肃清晋南三角地带之日军。
第三战区：以主力约１１个师截断长江交通，分向湖口、马当（今马）、东流、贵池、大通、铜陵、荻港间，伺隙进攻，一举突进江岸，占领、坚固阵地；并以轻重炮兵火力及敷设水雷，封锁长江。
第四战区：以一部相机攻略潮、汕，以主力扫荡广九路及南宁之日军。
第五战区：扫荡平汉路南段信阳、武汉间之日军，进取汉口；并向汉（阳）宜（城）公路之日军攻击，截断襄（阳）花（园）、汉宜公路。
第八战区：以一部协同第二战区作战，主力攻击归绥附近之日军。
第九战区：向粤汉路北段正面之日军攻击，重点指向蒲圻、咸宁一带，并向武昌挺进；同时攻击南昌及南浔铁路，进击瑞昌、九江之日军。
第十战区：仍任黄河河防，并依晋南三角地带攻击之进展（情况），准备以一部渡河扩张战果。
鲁苏战区：以广正面由东西两面向泰安、临城间及铜山、滁县间攻击，以策应沿江方面之作战。
冀察战区：以主力切断保定、邢台间及石家庄附近日军之交通；一部切断沧县、德县附近日军交通，以策应山西方面之作战。
进攻开始日期，第五、第九战区为１１月下旬，其余各战区为１２月上旬。
日军侦知中国军队将发起冬季攻势后，一方面加强各要点的防御，增强其兵力装备和工事，一方面组织出击，以进行牵制，同时各师团均组成机动部队，准备随时投入不利之地点；并将１２月初已撤离南昌、安义，奉命准备回国、集结于九江候船的第１０１、第１０６师团暂留该地，作为应付冬季攻势的战略性机动兵团。
二、 作 战 经 过
（一） 第 一 战 区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各部队按计划于１２月上旬在豫东和豫北两个方向发起攻击。在豫东方面，第３集团军以豫皖边区游击部队切断开封至兰封（今兰考）间的铁路、公路。第８１师一部向兰封、主力向开封袭击，１２月１７日一度突入开封，烧毁日军第３５师团所属部队一个指挥部和仓库；２１日，骑兵第２军一度袭击商丘，焚毁日军机场的汽油仓库，并给由砀山增援的日骑兵第４旅团以打击。在豫北方面，新编第５军、第４７军、第９军等部于１２月６日攻至安阳附近，破坏了平汉路和道清路交通设施，使交通中断数日。１９４０年１月１日，第９军第４７师一度攻入泌阳，歼日军第３５师团一部。
（二） 第 二 战 区
晋南三角地区本是中国军队计划进攻的重点，由第二战区一部与第一战区第４、第５、第１４集团军协同进攻，预定１２月１０日开始行动。但第一战区部队尚未开始行动，日军第３７师团即首先向中国军队主要集结地中条山发起进攻，打乱了中国军队的部署，反使中国军队改取守势。在晋西、晋西北、晋东南各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动了反共的“十二月事变”，以主力攻击以共产党员、进步青年为骨干、抗战最积极的新军、决死队等部队，因而战区主力发动冬季攻势的原计划就不可能付诸实施，仅第２７、第４０等军攻击了晋东的日军，并一度攻入黎城、涉县、潞城。
（三） 第 三 战 区
第三战区预定于１２月中旬开始，分长江沿岸、南昌和杭州３个方向行动。在长江沿岸，战区以主力第１８、第２５、第８６、第２１、第５８等５个军１４个师的兵力，编为长江方面攻击军，又分为左、中、右３个兵团，从荻港至贵池约１００公里的正面展开进攻。在此以前，日军第１３军已发现第三战区在铜陵、大通以南约４０公里的青阳附近集结兵力，判断中国军队可能向担任长江航道守备任务的第１１６师团进攻，于１２月１２日命令该师团争取先机，在大通地区主动采取攻势，以打破中国军队的企图；还从第１５师团抽出１个山炮大队，从第１７师团抽出１个步兵大队，用以加强第１１６师团；并令第１５师团以一部迅速进入繁昌，牵制该方面中国军队，配合第１１６师团作战。但第１１６师团分散配置在２８０公里的长江沿岸，还未来得及调整部署，中国军队就于１２月１６日发起了进攻，并于１７日在大通、荻港之间突破了第１１６师团左翼防线，到达江岸，炮击日舰，敷设水雷。但当日军第１０１、第１０６师团刚从九江乘船而来增援第１１６师团时，中国军队即停止了进攻，撤回青阳等地区。此后第三战区改变战法，以小部队分向江岸进行宽广的正面渗透，不断袭扰日军。据日本海军第１遣华舰队统计，从１９４０年２月到４月，在第１１６师团守备地区内还发现水雷３８个，日军船舶被炮击２３次，但中国军队并未能切断或迟滞日军在长江的航运。
在南昌方面，第３２集团军部队向南昌进击，于１２月１２日、１８日两次以游击小部队潜入市区进行袭扰，给日军第３４师团以一定打击。
在杭州方面，第１０集团军部队于１２月１３日分别袭扰杭州、富阳、余杭各城，给驻守日军以一定打击。１９４０年１月２２日，杭州日军第２２师团向钱塘江以东反击；第１０集团军放弃萧山，部队仓皇退走。战后蒋介石在《检讨冬季攻势各作战部队之功过》中说：“冬季攻势本以截断长江敌之交通为主攻，当时第三战区以１４个师及配属大量火炮攻击沿江防守１师团之敌军，并未受桂南以及其他战区任何战事之影响，但该战区正式交战仅三昼夜即告停止，致其任务未成。上下官兵不知奋发补过，而且弛懈偷安视为平常。军誉扫地，廉耻安在!……我军号令不严，士气颓靡，于此可见，岂尚有军纪与军誉之心存于其间乎?及其事后，仅撤军长郭勋祺一人了事，不知其影响所及岂止一军。未及而萧山失陷，望风溃退，不问责任，不究罪恶……此第三战区之功过成败不能不彻底追究者也。”〔３〕（四） 第 四 战 区
第四战区的冬季攻势，主要是对南宁、昆仑关方面日军的反攻作战。这次反攻不仅是第四战区，也是所有各战区冬季攻势中最积极、战果最大的行动，已如前述。至于广东方面，中国军队尚未开始行动，日军第２１军即指挥第１０４师团、第１８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发起翁（源）英（德）作战，占领翁源、英德，并准备继续向北约５０公里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韶关突进，只因中国军队在广西方面反攻猛烈，南宁、昆仑关日军告急，第２１军才不得不停止翁英作战，向广西增援。广东方面又恢复原态势。
（五） 第 五 战 区
第五战区各部队各向当面日军发动了较为广泛的攻势。在平汉路南段，第２集团军所属第６８、第９２军的４个师及鄂豫边区游击总队向信阳及其南北地区日军第３师团频频发动进攻；第３１集团军所属第１３、第８５军向广水、花园间进攻，威胁武汉，从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２日一直激战到１９４０年１月中旬，歼日军一部，击毁日军战车十余辆。在襄花路方面，第２２集团军指挥第４１、第４５、第３９军共６个师和第１游击纵队向随县、应山的日军第３师团攻击；在汉宜公路方面，第３３集团军指挥第５５、第５９、第７７军，第２９集团军指挥第４４、第６７军，以及第７５军、鄂中游击队等共１５个师的兵力向钟祥、京山、皂市的日军第１３师团进攻，切断了日军的交通联络线，包围了许多据点。战斗持续了约一个月，但都打成对峙，未能攻克。蒋介石在战后检讨说：“第五战区在襄河东岸之战……所得战果虽比其他战区为优……然此次该战区发动全力而未能克复钟祥与信阳之任何一据点，实未达到其任务。”〔４〕日军战史也说，在第五战区约４０天的攻势作战期间，日军第一线部队由于配置分散，几乎一个个都成了孤岛，在中国军队重兵包围下孤军作战，缺粮少弹，伤亡很大，官兵忍受着困苦，尽力防守，依靠空中补给，才保全守备。
（六） 第 八 战 区
第八战区冬季攻势的计划是：以第３５军的攻击日军骑兵集团司令部所在地包头，以第８１军一部攻击安北，以骑兵第６军袭击绥包铁路，互相策应。１２月中旬，日军骑兵集团发现第３５军由包头以西的五原向东行动，有进攻包头意图，于是决定先发制人，主动出击，于１２月２０日派１个骑兵联队，附战车、炮兵等向西出动，迎击中国第３５军。但日军出西门不久，第３５军的便衣队就从北门潜入，袭击门卫，引入主力向日军骑兵集团司令部展开进攻。城内日军不多，日军一面进行巷战，一面向“华北方面军”所属驻蒙军告急。驻蒙军急令骑兵第１３、第１４联队分由固阳、安北驰援。第１３骑兵联队半途中了埋伏，被歼大部；第１４联队遭中国军队坚强阻击，亦受重创，其联队长小林一男被击毙。２１日，驻萨拉齐的日军骑兵第１旅团另２个步兵大队赶到包头，骑兵集团２０日派出的部队也返回城内，向中国军队进攻，双方展开激战。直到２３日，第３５军才从包头撤出战斗。
日驻蒙军为防止第３５军再次进攻包头，决心对第３５军根据地五原进行报复性“扫荡”。因五原在包头以西约２００公里，超过了大本营规定的作战控制线，所以必须将作战计划报大本营批准。１９４０年１月２４日，大本营应允可在五原附近进行作战，但命令其作战后迅速撤回作战控制线以内。１月２８日，驻蒙军以第２６师团和骑兵集团主力沿黄河两岸西进，２月初对五原形成合围，２月３日占领五原。这时第３５军主力已转移到黄河河套的伊克昭盟和宁夏境内。日军继续向西追击，占领临河，但未捕捉到第３５军。２月中旬，日军从伪蒙疆政权军队和警察中调来一批日本顾问和警官，与桑原荒一郎特务机关以及王英部伪蒙军一部守备五原，以日人水川伊夫任绥西警备司令官，其余撤回包头。
３月２０日夜，中国第３５军反攻五原，激战两天，全歼日军特务机关和伪蒙军，击毙水川伊夫中将、大桥大佐及桑原中佐。日驻蒙军再派第２６师团和骑兵集团驰援，于２６日突入五原，但中国军队依托五加河顽强抗击，日军不敢久留，２７日后又撤回包头。第八战区冬季攻势至此结束。此次战役共击毙伪蒙军３０００余人，受到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嘉奖。
（七） 第 九 战 区
第九战区各部队自１２月中旬开始各向当面日军展开攻势。其中第１５集团军５个师于１２月１２日向粤汉路北段岳阳及以东地区攻击，第２７集团军６个师对通山、崇阳、蒲圻攻击，包围了日军第６师团若干分散据点，日军第４０师团一部于１８日从崇阳向第６师团增援。双方激战，持续到２４日。在赣北和南浔路方面，第３０集团军４个师向武宁、奉新的日军第３３师团进攻，第１９集团军５个师向靖安、南昌的日军第３４师团进攻，给日军一定打击，破坏了若干交通设施。
第十战区、冀察战区、鲁苏战区均无较大动作。整个冬季攻势至１９４０年１月底、２月间结束，共歼日军数万人（日军战史承认仅第１１军即伤亡８０００多人），使兵力、财力、物力已痛感困乏的日本更加剧了消耗。
三、 作 战 简 析
此次冬季攻势，从华北、华中到华南，在军事委员会的统一计划、统一号令下行动，具有相当规模的声势，改变了此前消极防御（单纯防御）的作战模式，加进了以攻为守的积极内容，更充实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表现了中国坚持抗战的意志和争取胜利的信心。此次攻势还检验了中国第一、二期整军的效果，锻炼了部队，进一步暴露了日军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弱点，反映出双方力量的消长正在发生相反的变化。而且这次冬季攻势是在欧洲大战爆发之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时展开的，显示出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
日军战史承认：“这次冬季攻势的规模及其战斗意志远远超过我方的预想，尤其是第三、五、九战区的反攻极为激烈。”“敌人的进攻意志极为顽强，其战斗力量不可轻视。在战术上，鼓励采取夜战，隐蔽中接近和包围我军据点，善于利用工事和以手榴弹进行近战。武器弹药充足，补给能力也很强。”还认为：“这次冬季攻势，对于缺乏进攻作战积极性的日军来说，也是一次教训，使之有机会重新估计敌人的战斗力量。”
蒋介石在总结这次冬季攻势时强调：“战略战术要主动。湘北会战（指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前，战斗方式完全不同，以前取守势，现在取攻势……以前顾虑兵力，节省兵力，取消极，在延长时间。现在则不能再消极，因敌人已到粤汉、平汉以西地区，乃我们转守为攻时期。惟有积极牺牲，始有成功希望。以后须以全力取攻势。”〔５〕
这本来是中国转守为攻、转被动为主动的良好开端，但蒋介石及军事当局其他领导人并没有把这种势头保持下去，在后来的６年中，直到抗战结束，再没有发动过一次这样的攻势。蒋介石反复强调的“须以全力取攻势”成了一句空话，又退回到“取消极，在延长时间”的消极持久战略中去。
这次冬季攻势中也存有不少消极的因素，如有些战区根本没有按统一计划行动，只求苟安自保、我行我素；有些战区以优势兵力已构成对日军某些孤立且只有一两个小队守备的据点的严密包围，本来可以攻克，或因攻击决心不强，或因兵力使用不当，结果也未攻克。曾遭到中国第三、第五、第九战区同时攻击而陷于困境的日军第１１军在当时的总结中不无讽刺地说：“就此次攻势的结果看，敌用了约７１个师的兵力却未收复尺寸土地”，而日军“各守备队以寡兵完全守住了阵地”。〔６〕
注释：
〔１〕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１年印，（一）第１８３页。
〔２〕同〔１〕，第１９３页。
〔３〕〔４〕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民国２９年３月１日机密日记。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国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上）第１００页。
〔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９０８—９０９页。
〔６〕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中译本，第三卷第一分册第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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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枣、宜会战日军的战役企图及作战指导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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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９年底至１９４０年初，中国方面所发动的冬季攻势和对南宁昆仑关的反攻，使日军感到中国方面仍保持着很强的抗战意志和作战能力。日军认为只有给中国以更大的军事打击，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以此为基点，结合政治谋略，才能解决中国问题，才能从中国拔出脚来，对剧烈变动的国际形势作出有力的反应。因此，还在中国军队进行冬季攻势期间，负有机动作战任务的日军第１１军就计划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报复性反击作战。这一计划得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支持，并与大本营进行了反复交涉。
第１１军于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５日制定了《会战指导方策》。其作战目的是：“拟在雨季到来之前，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敌第五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其会战指导方针是：“在最短期间内作好准备，大概在５月上旬开始攻势。首先在白河以南捕捉汉水左岸之敌，接着在宜昌附近彻底消灭该河右岸之敌核心部队。”〔１〕４月７日，第１１军又据此制定更为具体的作战计划大纲。这时冈村宁次已经调走，第１１军司令官由关东军第７师团长园部和一郎接任。４月１０日，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４２６号命令批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为完成目前任务，可在５、６月间在华中、华南方面实施一次超越既定作战地区的作战。”〔２〕
日军认为，中国第五战区包围着武汉的部队约有５０个师，其主力部署于鄂西北的汉水（其上游亦称襄河）两岸地区，进攻宜昌，可给第五战区以沉重打击。而且，宜昌又是进入四川的门户，距中国战时军事、政治领导中枢重庆只有４８０公里，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攻克宜昌，可给重庆及西南大后方以巨大威胁，有利于推进政治谋略。但攻克宜昌后是否保持对宜昌的长期占领，事先未作出决定。
为求达成上述任务，第１１军决心将其所属７个师团、４个旅团７个师团、４个旅团分别为第３、第４６、第４０、第３３、第３４、第１３、第３９师团，第１４旅团、第１８旅团、临时混成第１０１旅团及野战重炮兵第６旅团。其中４个师团和１个旅团在江南，３个师团和２个旅团及炮兵旅团在江北。各以小部兵力留置现地担任守备，尽可能多抽出主力投入进攻作战。“中国派遣军”也从长江下游第１３军所属的第１５、第２２师团各抽调１个支队（相当于旅团）配属给第１１军。此外，还有第３飞行团、海军“中国方面舰队”第１遣华舰队及第２联合航空队协同作战。参战兵力近２０万人。这样，枣宜会战就成了武汉会战以来日军在正面战场所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
园部和一郎将进攻宜昌的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打击枣阳地区的第五战区主力，第二阶段再渡过襄河攻略宜昌。第一阶段进攻计划的作战方针是：以机动神速的进攻，歼灭第五战区主力于随县、襄阳以北地区，尔后将汉水以西的中国军队向宜昌地区压缩并歼灭之。其兵力部署是：令第３师团（配属第４０师团的３个步兵大队、１个山炮兵大队，第３４师团的２个步兵大队）由信阳经明港至唐河左旋，进攻新野南白河地区与樊城附近，与第１３师团会合，切断第五战区主力向北的退路；令第１３师团（配属第１５师团的４个步兵大队，第２２师团的３个步兵大队、１个山炮兵大队）沿大洪山以西汉水东岸北进，迂回包围樊城一带第五战区主力，与第３师团协同作战；令第３９师团（配属第６师团的３个步兵大队、１个山炮兵大队）于随县正面展开，当两翼师团形成包围后，从中路向枣阳进攻，与第３、第１３师团协同，歼灭包围圈内第五战区的第１１集团军。为了牵制和迷惑中国军队，江南各师团在进攻开始前对当面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在枣阳地区作战时，宣传此次作战结束后即返回原防，使中国军队放松第二阶段作战的准备；并制造假命令，故意丢失。预定５月１日开始进攻。
预定第二阶段的兵力部署是：第３师团从襄阳、宜城之间汉水弯曲处附近渡河，向当阳前进，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第３９师团于宜城附近渡河，进入荆门；第１３师团于沙洋镇附近渡河，经十里铺进出至河溶附近，尔后伺机攻占宜昌。
二、 中国军队的战役企图、作战方针和部署
中国方面在１９４０年３月间就已获悉日军第１１军有从信阳、武汉向鄂西北大举进攻的企图。４月１０日，蒋介石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等，指出：“对敌进犯沙、宜，应迅即预行部署，准备先发制敌……第五战区应乘敌进犯沙、宜企图渐趋明显以前，行先发制敌攻击。以汤恩伯、王缵绪两部主力，分由大洪山两侧地区向京（山）钟（祥）、汉（阳）宜（城）路之敌攻击，并由襄（阳）花（园）路、豫南及鄂东方面施行助攻，策应作战，打破敌西犯企图。其攻击开始时机，由战区密切注视敌情，适机断然实施，但须于四月中旬末完成攻击诸准备。”〔３〕
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西进企图不在于占领宜昌或襄、樊，而是要在襄河以东的枣阳一带寻歼第五战区主力，然后即行回撤，恢复战前态势，如同一年前的随、枣会战一样。基于这一判断，４月１７日蒋介石再次致电李宗仁等，进一步指出：
“一、 我军应于敌军尚未进犯之前先发制敌。汤恩伯部以极小数部队，分数个单位，仍向襄花路正面对敌佯动与侦察敌情，其他主力即由现地出发，速向平靖关、武胜关方面空隙地区取捷径挺进，再由该地区向南，即（向）广水、应山或花园、安陆之敌进攻……压迫威胁敌军之后方根据地汉口，相机截断其后方之交通线。而以汤部之主力，即觅取敌军主力所前进之方向，尾击其侧背。若我军到达武胜关附近，而敌军仍在应山、花园或武胜关一带与我作战，则我军务取速战速决之积极行动。打击敌军以后（但不必与之真面目决战），即向平汉路以东之东北及东南方面分进，以后即在礼山、黄安、麻城、经扶一带监视平汉路南段敌军，使之不敢积极西犯。此为第一要着，希即照办具报。二、 此次敌军如果西犯，其目的决不在夺取宜昌与襄、樊，而在打击我军以后，使其可安全退守。此乃必然之势。即使其有一部向襄河以西进攻，亦必佯动。故我军在襄河以西与江防部队，不妨抽出有力之一二军（莫树杰或张自忠部），速向大洪山附近移动潜伏，以待汤恩伯部之任务，作待机之势，专伺敌军西进或东退时而截击之……三、 如果各部队照常配备不动，以待敌军来攻，或待敌军安全后退，此为最愚拙之无策也。如果按一、二两项实施，则各部队应立即移动，并以迅速与秘密为最要……”〔４〕
这一电令明确要求第五战区不要消极待敌，而应以一部积极行动，争取先机，袭扰日军后方，牵制与破坏日军西进；而置主力于襄河以东至大洪山一带，伺机歼击西进或东退之日军主力。这也就是中国军队的战役指导方针。
第五战区根据军事委员会指示制定作战计划，决心以一部取广正面，分路挺进日军后方，积极施行扰袭，主力适宜控制于后方，相机先发制人，于枣阳以东或荆（门）、当（阳）以南地区与日军决战。具体部署是：
江防军司令郭忏指挥第２６、第７５、第９４军，第１２８师和第６、第７游击纵队，依托襄河、东荆河右岸阵地，极力拒止日军渡河，消耗日军兵力，与右集团协力，在荆、当东南地区与日军决战。
右集团总司令张自忠指挥第２９集团军、第３３集团军、第５５军，以一部固守襄河两岸阵地，巩固大洪山南侧各隘路口，以主力控制于长寿店以北，伺机击破进犯日军。
中央集团总司令黄琪翔指挥第１１集团军、第４５军、第１２７师和第１游击纵队，在高城至随县以西阻击日军；不得已时转移至唐县、环潭间，与预备兵团协同，从两翼包围、击破日军。
左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指挥第２集团军及鄂东游击队等部，对信阳行牵制攻击，并准备以有力部队向襄花路作战。
机动兵团总司令汤恩伯指挥第３１集团军，集结于枣阳东北地区待机。
预备兵团总司令孙震指挥第２２集团军，暂位置于双沟。
第２１集团军兼大别山游击军总司令李品仙指挥所部对沿江日军据点和交通线进行袭击，并以有力部队对平汉路南段攻击，威胁日军后方。
三、 会 战 经 过
（一） 枣阳地区的战斗
日军为隐蔽其战役企图、造成中国方面的错觉，于４月下旬在九江附近进行“扫荡”作战，并以海军向鄱阳湖、洞庭湖实施佯攻，以航空兵对湘、赣两省要点进行轰炸，作出要在第九战区有所动作的姿态，以转移中国方面的注意力。待其主力部队集结完毕后，按照预定计划，以捕捉并歼灭第五战区主力于唐河、白河以东迄枣阳一带为目标，采取两翼迂回、中间突破的战法，于１９４０年５月初发起了进攻。其右翼第３师团和第４０师团石本支队于５月１日从信阳及其以北地区沿桐柏山北麓向西进攻。其右翼第１３师团于５月２日从钟祥沿汉水东岸地区北上，直指枣阳。其中路第３９师团和第６师团池田支队于５月４日从随县西进，向第五战区中央集团正面实施突击。这种战役部署，与一年前的随、枣会战如出一辙。
中国方面在查明日军行动和兵力后，蒋介石于５月５日致电李宗仁，指出各路日军“共只三师团强，且皆由其他方面拼凑而来，以配布于平汉、信南、襄花、京钟、汉宜各路之广大正面。其每路兵力，不过一旅团，最多至一师团。力量至属有限，并无积极甚大之企图，可以推见……我军正宜识透敌情，把握时机……不顾一切，奋勇猛进，必予敌以致命之打击。”〔５〕同日，第五战区针对日军态势调整部署：以第２９集团军任大洪山游击作战，并侧击京钟、襄花两路日军；左集团孙连仲指挥第１游击纵队任桐柏山游击作战，并向西南侧击襄花路日军；江防军除原任务外，应以有力部队渡河东进，向皂市、濂山方向进击，威胁日军后方，策应右集团作战；右集团仍以一部固守襄河西岸，主力在襄河以东地区，与中央集团协同围歼由钟祥北上的日军；中央集团应于现阵地阻击、迟滞日军西进，不得已时应以确保襄、樊为目的，于枣阳以东逐次抵抗，尔后以一部在枣阳以北与右集团和大洪山游击军协同，攻击日军侧背，主力向唐河、白河以西转移；第２、第３１集团军和第９２军应于桐柏、泌阳以东地区围歼西进的日军，不得已时向唐河以西转移。
但各路日军突破第五战区第一线阵地后进展迅速，以每天３０至４０公里的速度向前突进。５月７日，第３师团占领唐河，第１３师团北进至王集，第３９师团进抵随阳店，对枣阳构成合围之势。但各路日军之间空隙较大，守军逐次抵抗后，在日军包围圈尚未合拢时及时转向外线。只有第８４军第１７３师在枣阳附近掩护主力转移，撤退不及，遭日军围攻，损失较大，师长钟毅阵亡。５月８日，日军占领枣阳，宣称汉水左（东）岸作战之目的已经完成，其实并未实现捕捉第五战区主力的企图。
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必将向原阵地退却，主要退路只有襄花路，而该路雨后车辆不能运动，因而命令第五战区各部队应乘日军态势不利、补给缺乏、退却困难之机，以全力将其捕捉、歼灭于战场附近，尔后向应城、花园之线追击。第五战区随即部署对日军的反攻。５月１０日以后，日军第３师团在樊城东北地区集结，第１３、第３９师团则从枣阳南撤，准备在宜城附近集结。第五战区乘日军分散疲惫之机，以第３１集团军从南阳地区急速南下，于５月１２日将第３师团包围于樊城附近；以第３３集团军主力东渡汉水，在枣阳西南至宜城间地区截击第１３、第３９师团。一场激战就此展开。
在北面，第３１集团军从东、南、北３个方向向被围的日军第３师团展开进攻，并将其分割。日军第３师团携带粮弹不多，兵站线已被切断，情况危急。其第２９旅团向师团求援的电报中说：“敌之战斗意志极其旺盛。按目前情况看，平安返回甚难，望乞增援一个大队。”至５月１５日，第３师团在第１１军战车团协同下才突出重围，１６日夜撤回枣阳集结，但遭到重大伤亡。
在南面，第３３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至前线指挥，在枣阳以南截歼日军第１３师团一部。５月１４日，张自忠率第７４师、骑兵第９师和总部特务营在方家集侧击日军，切断了其退路，双方展开激战。由于中国军队保密意识不强，军事委员会与第五战区间往来电报均为日军截获；日军还从张自忠向蒋介石报告有关所率５个师行动的电报中了解到第３３集团军的具体位置。于是园部和一郎决定：集中第１３、第３９师团的兵力，沿汉水东岸南下，反击张自忠集团军，令在新野以南的第３师团撤至枣阳附近，掩护后方。日本情报部门还根据电台联络呼号及电波方向早就测知第３３集团军总司令部电台的向外联络情况和位置。这次了解到张自忠总司令部在宜城东北约１０公里一带地方，日军便在航空兵配合下向这一地区合围。１５日夜，日军第３９师团从方家集、南营向南瓜店逼进，１６日拂晓完成对第３３集团军总司令部的战术包围。在炮火支援下，四面围攻。守军第７４师英勇抗击，并不断实施反冲击，激战至下午，特务营亦参加了战斗。此时日军进攻部队已达５０００余人，集中炮火和兵力，向守军的最后阵地发起总攻，并有２０多架飞机助战。张自忠多处负伤，仍镇定指挥。第７４师与特务营弹尽力孤，伤亡殆尽。张自忠胸部又负重伤，壮烈殉国。
日军第１３、第３９师团在宜城东北地区反扑得逞后再度乘机北上，与集结在枣阳地区的第３师团会合，大举反击。第五战区部队猝不及防，向白河以西转移。日军跟踪追击。２１日，第３师团进至邓县，第１３师团进至老河口以东，第３９师团进至樊城。同日凌晨，第３９师团在偷渡白河时遭西岸中国军队猛烈射击，联队长神崎哲次郎等３００多人毙命。当日晚，第１１军下令各师团停止追击，襄河以东枣阳地区作战至此结束。
（二） 宜昌地区的战斗
日军第１１军在汉水（襄河）以东作战中损失严重，作战时间２０多天，超过预想时间一倍以上，官兵十分疲惫。停止追击后，迅速收缩部队，至枣阳附近进行休整，但并未立即撤回原防，而是就是否按原计划执行汉水以西的宜昌作战任务进行讨论。多数指挥官认为：如放弃原计划而反转，就意味着第一阶段作战遭到了挫折和失败，将会失掉该军统帅的权威和天皇的信任，因而不必顾虑部队的疲劳和减员，继续执行第二阶段作战计划。５月２５日，第１１军下达了准备西渡汉水进攻宜昌的命令，以６个汽车中队紧急调运１０００多吨军需品到前线，于５月３０日完成了作战准备。“中国派遣军”又从第１３军第２２师团抽调３个步兵大队、１个山炮兵大队（即松井支队）加强给第１１军。
５月３１日１９时３０分，第３９师团开始进行炮火准备，向汉水西岸炮轰一个半小时，然后从宜城以北的王集强渡汉水。同日２４时，第３师团在襄阳东南也开始渡河。两师团均未受到强烈抵抗，于拂晓前渡河完毕。第１１军命令第４０师团留置大洪山进行“扫荡”，保障后方，另以小川支队和仓桥支队担任流动兵站的警戒。
中国方面估计日军不会进攻宜昌，即使其有一部向襄河以西进攻，也只是佯动，因而在第一阶段作战时将担任河西守备的第３３集团军和江防军主力大部调往河东，以致河西兵力空虚，根本没有研究在河西作战的计划，不仅远安、南漳等县没有设防，宜昌的防御兵力也很少。及至发现日军西渡汉水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６月１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第五战区部队区分为左、右两兵团。左兵团（襄河以东）由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第２、第２２、第３１集团军和第６８军，攻击襄花路、京钟路及汉宜路日军后方，断其补给联络，并以有力部队向襄阳、宜城间攻击渡河日军，策应右兵团作战；右兵团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指挥第３３、第２９集团军和江防军，以确保宜昌为主要任务。同时还决定第７５、第９４军火速从汉水以东赶回汉水以西归还江防军建制，正在四川整训的第１８军紧急船运到宜昌担任守备。
但渡河日军乘虚而入，推进很快。６月１日，第３师团轻取襄阳。３日，突破中国第３３集团军防御后，第３师团占领南漳，第３９师团占领宜城。４日夜，日军第１３师团、池田支队、汉水支队又从钟祥以南的旧口、沙洋附近强渡汉水，与第３、第３９师团对荆门、当阳形成南北夹击之势。陈诚６月３日到达宜昌后，命第３３集团军逐次抵抗从南漳、宜城南下的日军，依情况向荆门、仙居之线转移，对东北构成正面，与江防军协同作战；江防军以一部在汉水以西拒止从旧口以南渡河的日军，以有力部队控制于当阳附近主阵地，与第３３集团军协同，待日军深入后给予侧击；命第２９集团军向钟祥出击，切断日军后方交通。
双方激战至６月８日，日军池田支队突破江防军第２６军的阻击，占领沙市、荆州，尔后沿宜沙公路从东南面逼近宜昌。９日，日军第３、第３９师团从东北面，第１３师团从南面围攻当阳。激战一天，守军被击退。１０日，日军向宜昌发起进攻。中国第１８军两天前才到达宜昌，仓促部署防御，以第１８师守城，以第１９９师配置于外围。日军以３个师团的兵力连续攻击，以战车部队突进，以上百架飞机疯狂扫射。守军兵力单薄，不敌日军的猛烈攻势。战至６月１２日１６时，日军攻占宜昌，守军撤往附近山区。
日军对占领宜昌后是否要予以确保，事先并没有明确规定。按照武汉会战后大本营所确定的一般方针，每次作战，即使是经大本营批准的超越作战控制区域的作战，也只是给中国军队一次沉重打击，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并不是要扩大占领区。因此，第１１军在占领宜昌的当天就指示各师团：“已达到此次作战目的，现决定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尔后之机动。”随后又命令各部队摧毁宜昌的军事设施，将无法携带的缴获物资予以销毁或抛进长江，准备返回。６月１５日２２时，正式下达了撤回汉水东岸的命令，规定第３、第３９师团先行撤到当阳、荆门一线，占领阵地，防止中国军队截击和袭击，掩护第１３师团撤退后再依次交替回撤。第１３师团撤出宜昌的时间从１６日午夜开始。〔６〕这样，日军占领宜昌４天以后又陆续撤出。第１３师团排在最后，于６月１７日凌晨１时开始回撤，当天上午７时撤到宜昌以东约１０公里的土门垭。中国军队则乘日军撤退时，沿途予以反击。第１８军尾追第１３师团，于１７日晨收复宜昌。
本次会战中，在第１１军发出撤退命令的前后，日本方面从前线司令官们到大本营，对是否要确保占领宜昌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当时，纳粹德国正向西欧大举进攻。凑巧的是，恰在６月１２日日军占领宜昌的同一天，德军占领巴黎，世界形势正发生着剧烈动荡。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军政当局更迫切希望尽快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腾出手来参与世界范围的角逐。日军统帅部和“中国派遣军”中的许多人主张：确保对宜昌的占领，可给重庆蒋政权以更大的威胁，有利于推进政治谋略，从而也就有利于及早解决中国问题，战略价值极大。这种主张终于占了上风，并得到天皇的认可。于是，日军参谋本部于６月１６日发出暂时确保宜昌的命令，期限暂定为１个月。〔７〕这一命令经过“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１１军转达到各师团的时候，走在最后的第１３师团已撤出宜昌５２公里，于是第１３师团在第３师团一部配合下，调转头来再次向宜昌突进，冲破中国军队的阻击，于６月１７日下午重新占领宜昌。
７月１日，日军大本营为弥补第１１军扩大占领区后兵力之不足，将驻在黑龙江省佳木斯的第４师团从关东军序列中调出，列入第１１军，并于７月１３日下达了长期确保宜昌的命令，将武汉方面的作战地区规定为安庆、信阳、宜昌、岳阳、南昌之间。第１１军命令第１３师团占领宜昌，第４师团驻防安陆，独立混成第１８旅团担任当阳东西一带警戒，其余部队均返回原防地。
中国军队在日军重占宜昌后继续对宜昌日军及其后方联络线进行反击。６月２４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陈诚，训令：“兹为应付国际变化，保持国军战力，俾利整训之目的，第五战区应即停止对宜昌攻击……”〔８〕此后，双方军队在宜昌、当阳、江陵、荆门、钟祥、随县、信阳外围之线形成对峙。国民政府为拱卫重庆、屏障四川，重设第六战区（１９３９年１０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曾设第六战区，１９４０年４月撤销），以陈诚兼任司令长官，所辖部队有第３３集团军、第２９集团军、江防军、第１８军等，防区为鄂西、湖北、湘西、川东等地。
枣、宜会战区就此结束。
四、 会 战 简 析
会战开始前，中国方面及时发现日军企图，正确判断日军进攻方向，采取了相应部署，准备在平汉路武胜关、广水段先发制敌，袭扰日军后方，威胁武汉，对日军进行战役侦察，破坏其企图。此计划虽好，但未能实现。会战第一阶段（襄东作战）以一部抗击日军，主力及时转移外线，控制于日军侧翼机动位置，使日军在襄东平原地区包围合击中国军队的企图落空，并乘日军返转之机，适时反攻，造成对日军第３师团的反包围。日军在１００多架飞机、２００辆战车掩护下，突围而出；在３天的围攻中，装备较差的中国军队给予第３师团以严重杀伤，挫折了其锐气。在南线，第３３集团军截击日军的部署也是对的，但兵力不厚，通信联络失密，致遭日军第１３、第３９师团的反扑，损失较大，总司令张自忠壮烈牺牲。他的精忠报国之志，足以引为全民族的骄傲，并永垂青史。总之，中国方面对第一阶段作战的判断和部署大体是正确的，从战场形势看，并未完全受制于日军，还保持着一定的主动性。
第二阶段的作战却完全陷于被动。会战一开始，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都估计此次会战不过是一年前随、枣会战的翻版，以为日军不至于以有限的兵力冒险向宜昌作远距离进攻，即使日军以一部西渡汉水，也仅是佯动，因而在全战役计划中根本未考虑河西作战，将河西主力放胆调到河东，连宜昌也无兵守备。第一阶段作战后，日军又从长江下游第１３军调运３个步兵大队、１个山炮大队以加强第１１军，并以６个汽车中队向前线运送大批作战物资，中国方面竟未发现，仍然处于麻痹状态，仍在等待日军自行东返。日军经过整补，突然转而向西，长驱直入。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措手不及，仓猝调整部署，全盘顿时错乱，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战略重镇宜昌的陷落自不可免。这对尔后的抗战，在军事上和心理上更增加了困难。这完全是统帅机关对日军战略和战役企图判断错误所造成。如能在全战役计划中顾及日军西犯的可能，控制较强的战役预备队；退一步讲，如能在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到日军西渡汉水的１０天空隙时间内判明日军动向，调整部署于先，当仍可保持一定的主动性，给日军以更大打击，而减少己方的损失。
各战区之间以及战区内各部队之间缺乏积极主动的策应，也是导致此次会战失利的重要原因（这一弊病在历次会战中反复出现）。日军为遂行此次会战，从长江以南和长江下游抽调了大批部队，也就是说，从第九、第三战区当面抽走了大批部队，这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本来就很分散、薄弱的守备力量更加分散，更加薄弱。第九、第三战区如能乘此机会向当面日军发起强有力的攻势，必能收到较冬季攻势更大的战果，威胁日军后方，给第五战区以有力的策应。但第九、第三战区虽有所行动，却远不够积极、有力。蒋介石曾于５月３日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要他们“乘敌移动，予以一大打击……第九战区应乘虚蹈隙，进袭当面之敌，使第五战区作战容易……第三战区应加强沿江兵力，积极邀击敌舰，截断长江。”〔９〕这一命令也未得到认真执行。同样，在第五战区内，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也曾要求第２１、第２９、第３１各集团军先发制敌，进攻日军后方，威胁汉口，确实截断平汉线，但这些训令发出后多未付诸实施，军事委员会和战区也未严格督查，因循了事。
附表６-８-１枣、宜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１９４０年４-６月）
第１１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
第３师团山胁正隆
步兵第５旅团（步兵第６、第６８联队）
步兵第２９旅团（步兵第１８、第３４联队）
骑兵第３联队
野炮兵第３联队
工兵第３联队
辎重兵第３联队
第１３师团田中静一
步兵第１０３旅团（步兵第１０４、第６５联队）
步兵第２６旅团（步兵第１１６、第５８联队）
骑兵第１７大队
山炮兵第１９联队
工兵第１３联队
辎重兵第１３联队
第３９师团村上启作
第３９步兵团（步兵第２３１、第２３２、第２３３联队）
搜索第３９联队
野炮兵第３９联队
工兵第３９联队
辎重兵第３９联队
池田支队（以第６师团３个步兵大队及１个山炮兵大队为基干，支队长为步兵第１１旅团长池田直三）
石本支队〔以第４０师团３个步兵大队（５月初又增加１个大队）及１个山炮大队为基干，支队长为第４０步兵团长石本贞直〕
第４０师团天谷直次郎（５月２０日，天谷直次郎直接率２个步兵大队、１个山炮兵大队到达战场，到后一并指挥石本支队）
小川支队（以第３４师团２个步兵大队为基干，支队长为第２１６联队长小川权之助）
吉田支队（以１个步兵大队及重炮、高射炮联队等为基干，支队长为吉田炮兵大佐，６月９日编组）
平野大队（独立第６３大队，属独立混成第１４旅团，５月１７日到达战场）
古东大队（独立步兵第６１大队，属独立混成第１４旅团，５月２３日到达战场）
佐泽大队（独立步兵第６２大队，属独立混成第１４旅团，５月７日配属给第３师团留守部队）
田中大队（步兵第２１５联队第１大队，属第３３师团，５月１９日到达战场）
临时混成第１０１旅团（旅团长为第２７步兵旅团长松山佑，在汉口附近担任警戒）
军直部队：
战车团（第７、第１３联队）
野战重炮兵第６旅团
仓桥支队（以第１５师团４个步兵大队为基干）
松井支队（以第２２师团３个步兵大队、１个炮兵大队为基干，支队长为第２２步兵旅团长松井贯一，６月８日到达安陆后一并指挥仓桥支队）
协同部队：
第３飞行团
海军第１遣华舰队
海军第２联合航空队
附表６-８-２枣、宜会战第五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１９４０年４月）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左集团军（第２２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
第３３军池峰城
第２７师黄樵松
第３０师张华棠
第３１师乜子彬
独立第４４旅吴鹏举
第６８军刘汝明
第１１９师田温其
第１４３师李曾志
独立第２７旅
鄂豫边游击总指挥鲍刚
中央集团军（第１１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
第３９军刘和鼎
第５６师厉鼎璋
第８４军莫树杰
第１７３师钟毅
第１７４师张光炜
第１８９师凌压西
右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
第３３集团军张自忠
第５９军黄维纲
第３８师李九思
第１８０师刘振三
骑兵第９师张德顺
独立第１３旅姚景川
第７７军冯治安
第３７师吉星文
第１３２师王长海
第１７９师何基沣
第５５军曹福林
第２９师许文耀
第７４师李益智
第２９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
第４４军廖震
第１４９师王泽浚
第１５０师杨勤安
第６７军许绍宗
第１６１师官焱森
第１６２师余念慈
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总司令郭忏
第２６军萧之楚
第３２师王修身
第４１师丁治磐
第４４师陈永
第７５军周?
第６师张琪
第１３师方靖
预备第２师傅正模
第９４军郭忏（兼）
第５５师李及兰
第１２１师牟庭芳
第１８５师方天
江防要塞司令曾川鼎
第１２８师王劲哉
鄂中游击纵队曹勖
第３１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
第１３军张轸
第８９师张雪中
第１０１师吴绍周
第１９３师赖汝雄
第８５军王仲廉
第４师石觉
第２３师李楚瀛
第９１师王毓文
第２２集团军总司令孙震
第４１军孙震（兼）
第１２２师王志远
第１２３师曾宪栋
第１２４师曾苏元
第４５军陈鼎勋
第１２５师王仕俊
第１２７师陈离
第２１集团军（大别山游击军）总司令李仙洲
第９２军李仙洲（兼）
第２１师侯镜如
第１４２师傅立平
暂编第１４师廖运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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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上高会战双方的战役企图及兵力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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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１年２月１４日，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召开各方面军和各军司令官联席会议，确定以“灵活、短距离的截断作战”为１９４１年度的作战方针，就是说，既要根据当面情况积极灵活作战，又要节省兵力、减少消耗，不向中国军队作远距离、大纵深的作战，一般以进至中国军队师部所在位置（距前沿１０至１５公里）为界限。第１１军据此向其所辖各师团、旅团提出的任务是：“要积极不断地依靠灵活、短距离截断进攻作战，消耗敌之战斗力量和确保压倒敌人的地位。”〔１〕
日军第１１军自１９３９年３月攻占南昌后，以第３３、第３４师团等部队守备南浔铁路和南昌附近，与中国第九战区第１９集团军各部队形成对峙，两年来无大的行动，而中国军队曾几次向南昌和南浔路发动袭击，使日军感到威胁。守备南昌的第３４师团为求改善态势、巩固对南昌的占领，强烈要求对第１９集团军进行一次打击。恰在这时，“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将独立混成第２０旅团于１９４０年２月下旬由上海调到南昌，同时将第３３师团于４月间由安义地区调往华北。于是，第１１军便决定乘第２０旅团已经调来、第３３师团尚未调走的机会组织一次进攻作战。其计划是：以第３３师团为右翼（北路），由安义向西南进攻；以独立混成第２０旅团为左翼（南路），由南昌西南约１５公里的望城冈沿锦江南岸向西进攻；以第３４师团为中路，由南昌西山、万寿宫沿锦江北岸向西进攻。三路部队分进合击，压迫、包围中国第１９集团军主力于上高地区。日军战史把这次作战称为“锦江作战”或“鄱阳作战”。
上高位于南昌西南约１２０公里的锦江上游北岸，扼湘赣公路（南昌至长沙）要冲，东临鄱阳平原，背靠九岭山与罗霄山，既便于东出南昌，也便于西进长沙，是一处战略要地。中国第１９集团军司令部即设于此，因而成为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中国军队为阻碍日军机械化部队运动，已将赣东北境内的主要道路大部破坏。中日军队在此方向的对阵形势是：
日军：第３３师团位于向坊街、宋埠、安义、乾州街、仁首街地区；第３４师团位于南昌、莲塘及赣江以西的西山、万寿宫地区；独立混成第２０旅团位于牛行、望城冈地区。
中国第１９集团军：第４９军位于罗金渡、梁家渡，跨抚河，至叶子山、市汊街一线（以上各点均在南昌以南）；第７０军位于市汊街（不含），跨锦江，至石岗、大城、奉新、靖安一线；第７４军位于英冈岭、泗溪、棠浦一线；第３０集团军的第７８军位于武宁及棺材山、大桥河一线，第７２军一部位于燕夏、横石潭、宝石关，主力控制于三都附近。
１９４１年３月初，第１９集团军已侦知日军独立混成第２０旅运抵南昌，并发现南昌及锦江南北各点日军集结，判明日军有于近期发动进攻之可能，即决定采取诱敌至预设战场而歼灭的方针，依托市汊街、锦江南岸、祥符观、米峰、来堡、塘里之第一线阵地和仙姑岭、老坑岭、龙团圩、华林寨、泉港之第二线阵地，节节抗击，迟滞与消耗日军；待诱其进至上高附近钩石岭、石岗、泗溪、棠浦、上富、九仙汤第三线阵地时以主力反击而歼灭之。
二、 会 战 经 过
３月１５日凌晨战役打响。北路日军第３３师团由安义向当面中国第７０军发起进攻，在炮兵和航空兵掩护下，沿潦河盆地向西突进，当日中午占领奉新，１６日进至棺材山、车坪附近，并继续向西追击。南路日军独立混成第２０旅团于１５日晨发起进攻后，当日午间在河嗄附近西渡赣江，尔后沿锦江南岸西进。至１７日，先后占领曲江、独城等地，继续向灰埠攻击前进。中路为日军主力第３４师团，继两翼发起进攻后，于１６日开始行动，由西山、万寿宫沿湘赣公路和锦江北岸向西突击，当日占领祥符观、莲花山。１７日晚，中国守军主动放弃高安。１８日，第３４师团突过高安，占领龙团圩。以上三路日军在开始进攻后的两三天内进展顺利，更增加了骄傲情绪。
三天以后战场形势逐渐发生变化。日军的企图是以三路作向心突击，即三路均以上高为目标，将两翼钳形内的中国军队（第７０军、第７４军和第１９集团军司令部）都压缩至上高附近，合围而歼灭之。按照这一企图，北路第３３师团应压迫中国第７０军向南退却，但第７０军且战且向西北退去，３月１７日退至上富、甘坊、苦竹坳之间山地。第３３师团跟踪追击，反而遭到中国第７０军、第７２军围攻。激战两日，第３３师团受到重大伤亡，突围而出，于１９日返回奉新，认为配合第３４师团作战的任务已经完成，遂转入休整，准备调往华北。
南路独立混成第２０旅团留下１个步兵大队（称“赣江支队”）占领曲江、泉港，掩护左翼；主力继续向西突进，３月２０日占领灰埠，然后北渡锦江，与第３４师团会合，以加强上高正面的突击力量。这时，中国第１９集团军令位于南昌以南的第４９军由市汊街等地西渡赣江，在泉港附近截击日军赣江支队，歼其大半；然后尾追独立混成第２０旅团，击其侧背。
中路第３４师团于３月１８日占领高安后继续向西突击，遭到中国第７４军越来越坚韧的抵抗，前进缓慢。２１日起，第３４师团在得到独立混成第２０旅团加强后，以３０多架飞机掩护轰炸，向官桥、泗溪第７４军主阵地连续猛攻。第７４军各部队英勇奋战，反复争夺，阵地多次易手。战至２２日，日军一度突进到上高东北约１．５公里的三角山。第７４军固守石拱桥、下陂桥、上添家之线，战斗极其惨烈，双方伤亡严重。
正当上高东正面鏖战激烈之时，第３４师团右侧背因第３３师团后撤而失去掩护，中国方面乘机以第７８军攻击棺材山，牵制北路日军，以第７０、第７２军迅速南下。２３至２４日，第７０军主力占领杨公圩、官桥街，第７２军主力进至水口圩，第４９军也渡至锦江北岸。诸军对第３４师团和独立混成第２０旅团构成合围，并逐渐压缩包围圈，与正面第７４军协同，展开围攻。
置两翼侧背于不顾而一味恃强进攻的第３４师团突然感到处境不妙：左右失去掩护，成了孤军，几百名伤员还未来得及后送，新的伤员还在不断增加，中国军队９个师的围攻越来越紧，情况十分危殆。大贺茂一面命令部队在飞机掩护下突围后撤，一面向武汉第１１军告急求援。第１１军对这次短距离截断作战事先也未予特别重视，接到第３４师团告急电报后才发现第３３、第３４师团缺乏协同，事态严重，赶紧派参谋长木下偕同作战主任参谋等人飞赴南昌，组织救援，命令第３３师团和其他后方部队紧急出动，接应第３４师团突围。但接应部队途中也遭到中国军队阻击，前进困难，直到３月２７日才在南茶罗、毕家、龙团圩等处打开缺口，与第３４师团取得联系。
在撤退途中，第３４师团抬运伤员的担架队伍长达７—８公里，以步兵第２１７联队和工兵部队护卫，可见伤员之多。２７日至２８日又连下大雨，道路泥泞，主要道路原本已被破坏，雨后更加难行。日军重炮无法行动，只得将炮折毁弃掷路旁。炮兵第８中队在途中遭中国军队攻击，全被击毙。
关于这次撤退的情况，日军战史中有如下记述：
“２７日，第３４师团带着数百名伤病员好不容易全部渡过泗溪，按兵团司令部、行李、独立山炮队、病员输送队、野战医院、后卫部队的行军序列，开始向土地王庙东进。如前所述，土地王庙在五天前已成为敌第９师的中枢阵地，另外，在侧背还有重庆军６个师并列尾随追击。入夜，雷电伴随着大雨，各部队在严加戒备下度过黑暗的一夜。
“第３３师团在各处继续进行着激烈的战斗，２８日渡过泗溪进入东岸，翌（２９）日虽开始后撤，但出发不久遭到据守在虎形山（泗溪西北约５公里）附近重庆军的侧击，陷入苦战，以后不时和顽强地尾随追击的敌人进行激战，展开全部兵力以求摆脱敌人，此间山炮队所有炮弹用尽，处于不能射击的状态。以后接到了空投弹药。经过了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重重苦难，于４月２日返回了原驻地。
“因受这次作战的直接影响，第３３师团推迟了向华北的转进。”〔２〕
３月２８日，第７４军克复泗溪、官桥街全部阵地；至４月２日，第４９军攻占西山、万寿宫，第７０军重新占领奉新城，全部恢复战前态势，会战结束。
日军战史未透露此战中的伤亡数字。
三、 会 战 简 析
在八年抗战期间，正面战场所进行的各次会战中本次会战的规模不大（日军参战部队只有两个半师团；中国参战部队主要是第７４、第７０、第７２、第４９军，加上在武宁方向策应的第７８军，也只有５个军），作战地域较小（从泉港至安义，南北约８０公里；从南昌附近至上高以东，东西不过８０公里左右，属于日军所谓的“短距离截断作战”），持续时间不长（从３月１５日到４月２日，只有１８天），但对中国军队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始终掌握着战场主动权而致胜的会战，在当时称为“上高大捷”。
这次会战之所以能够获胜，是因为针对当面敌情制定了正确的战役方针和作战计划。当面日军兵力不大，但十分骄狂，以其两个半师团还不到的兵力而欲寻歼中国第１９集团军主力（特别是第７４军）。当其刚刚集结时，中国方面即判明其企图，决定在第一、二线阵地节节抗击，迟滞和消耗日军，控制主力于机动位置；待日军进至第三线主阵地前已相当疲惫时，再集中兵力予以反击。战役打响后，日军本欲作向心合击，而中国第７０军却反其道而行之，故意作离心退却，诱使北路日军更加向北，这不仅破坏了日军的合击企图，而且使中路日军的右侧背暴露；随后，又以第４９军击破南路日军，暴露其左侧背，使日军只有分进，没有合击，反而造成中国军队包围日军的有利态势。这样，从战役第一步起，中国军队就立于主动地位。“致人而不致于人”，这是取胜的第一着。
中路日军主力突过第一、二线阵地后，更增加了骄狂心理，不顾侧翼暴露的危险，继续向中国第三线阵地进攻，无异自入口袋。中国第７４军凭借既设阵地，以逸待劳，坚韧防御，抗击日军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的猛烈进攻达６天之久，争取了时间，使第７０、第７２、第４９军能及时从两翼赶到战场，集中优势兵力对第３４师团构成合围，按预定方针、在预定战场实现了预定计划。这是取胜的第二着。
战前将战区内的道路尽行破坏，给日军汽车、战车、重炮的运动造成障碍，使其优势装备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并增加其运输补给困难，这也是会战中取胜的重要一着。
但中国方面以绝对优势兵力将孤军深入、疲惫已极、伤亡过半的日军第３４师团四面包围，压缩于极狭小之范围内，从３月２４日至２７日连攻３天，仍未能将其全歼；２７日以后，在兵力并不大的日军增援部队接应下，反任其拖着大批伤员突围而出，说明中国军队的攻击精神和攻击力量都太弱。正如中国军事当局在《上高会战之经过与检讨》中所说：“中路之敌既不顾两翼之有无依托，而孤挺进之时，已为我合围歼敌之好机。此时我７４军全军迎击于前，７０军尾击于后，４９军（欠１师）侧击于右，７２军围攻于左，战斗态势既形成于四面包围，而复以最大优势之兵力对此包围圈内后援已绝之三千残敌，期一举而尽歼之，非力所未逮。不图于包圈南北直径缩小至五公里之时，敌竟突围逃窜，卒未能达到歼灭之目的，不无遗憾耳。”〔３〕
附表６-９-１上高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１９４１年３月）
第１１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
第３３师团樱井省三
第３３步兵团（步兵第２１４、第２１５联队，欠第２１３联队）
搜索第３３联队
山炮兵第３３联队
工兵第３３联队
辎重兵第３３联队
配属独立工兵第３联队一部
第３４师团大贺茂
第３４步兵团（步兵第２１６、第２１７联队，欠第２１８联队）
搜索第３４联队
野炮兵第３４联队
工兵第３４联队
辎重兵第３４联队
配属独立山炮兵第２联队第２大队及独立山炮兵第５１大队
独立混成第２０旅团池田直三
独立步兵第１０２、第１０３、第１０４、第１０５大队
炮兵队、工兵队、通信队及配属独立工兵第２联队
荒木支队（第３３师团之第２１３联队及山炮兵大队组成，支队长为荒木正二）
第３飞行团远藤三郎
附表６-９-２上高会战第九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１９４１年３月）
第１９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第７０军军长李觉
第１９师师长唐伯寅
第１０７师师长宋英仲
预备第９师师长张言传
第７４军军长王耀武
第５１师师长李天霞
第５７师师长余程万
第５８师师长廖岭奇
第４９军军长刘多荃
第２６师师长刘广济
第１０５师师长王铁汉
预备第５师师长曾晏初
第３０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
第７２军军长韩全朴
新编第１４师师长陈良基
新编第１５师师长傅翼
第７８军军长夏首勋
新编第１３师师长刘若弼
新编第１６师师长刘守权
注释：
〔１〕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１２４页。
〔２〕同〔１〕，第１２８页。
〔３〕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９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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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中条山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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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双方的战役企图及兵力部署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日军占领太原以后，特别是１９３８年春占领同蒲铁路南段以后，在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即进入主要地位，而正规战争则退居次要地位，中国第八路军（第１８集团军）各部队深入日军占领区后方，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形成了辽阔的敌后战场，支撑着华北抗战，有力地配合着正面战场的作战。第二战区阎锡山所部大部退到同蒲路以西，消极避战；第一战区卫立煌所部一部分（平汉路方面）退到黄河南岸布防，一部分位于晋东南，其主力则控制于中条山地区，与日军形成对峙，并与八路军开辟的敌后战场相毗邻。
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紧靠晋、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和黄河大转弯（由北南流向转为西东流向）处北岸，东西约１７０公里，南北约５０公里，东至太行山、太岳山，西接吕梁山，向西屏障潼关、西安，向南屏障洛阳，向北俯控同蒲路，是华北、中原和西北的战略枢纽地带。１９４１年春，第一战区在黄河以北共有１１个军，其中４个军配置于太行、太岳山区，７个军配置于中条山区。这７个军的具体部署是：第８军（新２７师、第１６５师）守备中条山西侧；第５集团军以第３军（第７、第１２、第３４师）、第１７军（第８４、新２师）由左向右，并列守备垣曲、桑池之线以西地区（中条山西部）；第１４集团军以第４３军（第７０、暂第４７师）、第１５军（第６４、第６５师）、第９８军（第４２、第１６９师）并列守备中条山北侧；第９军（第４７、第４５、新第２４师）守备中条山东侧。中条山守军总兵力共１６个师，约１５万人。日军则以第３６师团（晋城附近）、第３７师团（运城附近）、第４１师团（临汾附近）和第３５师团（豫北道清路上）等部配置于中条山周围，担任同蒲路南段和晋东南、豫北地区守备。
日军“华北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其占领区的安定，主要作战对象是“中共军”日军将中国军队区分为重庆军（或中央军）、中共军及其他地方军。，即深入其后方的八路军（第１８集团军）。１９４０年秋，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１〕以后，日军更加震慑于“中共军”的强大威力，认为该军是“华北治安肃正的最大癌症”，〔２〕必须集中全力予以“剿灭”，所以“华北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剿共”。但中条山地区近２０万“重庆军”的存在，“牵制着日军３个师团。首先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可以全力对付中共军”，〔３〕因而决定发动中条山会战。
１９４０年秋冬，日军对八路军百团大战进行报复性的“扫荡”以后，其第１军立即提出向中条山实施进攻，以求肃清第一战区在山西境内的部队、将日军警备线推进至黄河北岸的作战计划。“华北方面军”同意这一计划，并请求“中国派遣军”增加兵力。于是，“中国派遣军”决定从武汉第１１军抽调第３３师团、从上海第１３军抽调第１７师团拨归华北方面军序列。“华北方面军”则将第３３师团配属给第１军，将第１７师团与担任苏北、皖北警备任务的第２１师团换防，将第２１师团配置于豫北温县、沁阳一带，投入中条山作战。除上述兵力外，第１军又从其辖区内抽调独立混成第９、第１６旅团及骑兵第４旅团各一部参战，总兵力约１０万人；日军大本营又从关东军调来飞行第３２、第８３战队，加强第３飞行集团，在运城、新乡两个机场展开，支援地面作战。
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０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在１９４１年度“治安肃正作战”的报告中对发动中条山会战的目的作了如下的说明：“利用这次增兵之机，本军对晋南地区的中央军，努力以大兵力作战，除图谋一扫黄河以北的中央军势力外，主要是为了好集中力量对共产军根据地进行毁灭战。”〔４〕对作战企图作了如下规定：“当前任务在于消灭和扫荡盘踞在晋豫边区的中央军主力，消灭其在黄河以北的势力”，“扩大和利用这次会战的战果，借以确保华北安定，并加强对重庆政权的压力”。第１军决定“彻底集中兵力（甚至不顾警备地区的治安下降）”进行此次作战。其作战指导的一般要领是：“１． 置作战地区于张马—垣曲一线，将中条山分为东、西两个地区把作战重点始终保持在西部地区。为此，决定从４２个大队中集中３５个大队，俾能保持优势兵力，把敌人完全包围起来予以歼灭。２． 在正面利用既设阵地和黄河障碍，以挺进部队切断退路，从两侧迅速突入守军纵深，将敌完全包围。３． 为了确保包围圈，采取双重包围部署，以第３６师团、独立混成第９旅团为内侧包围兵团，以第３７、第４１师团为外侧包围兵团，将中国守军切实包围。作战过程中，还要调整包围线，防止敌人逃脱，并要特别增强外侧包围部队的兵力。４． 要特别重视切断作战，为此要部署许多经过挑选的挺进队，走在敌人退却和逃脱的前面，占领黄河北岸重要地点，切断守军退路，防止其向黄河南岸逃脱。因此，另采取一切措施，隐蔽企图，在黄昏以后行动，快速袭击敌人。然后在包围圈内反复扫荡，将其全歼。”〔５〕
１９４１年４月下旬，日军作战部队全部到达集结位置，完成了战前准备。
中国第一战区主力自１９３８年春进入中条山地区到此次会战前，已长达３年，本有充裕的时间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工事，整训部队，养精蓄锐，加强战备。但由于中国最高当局的错误决策以及上下之间、部队之间矛盾错综，指挥不灵，办事因循拖沓，不求实效等原因，原定一年的整训拖了两年半尚未完成，对内制造摩擦，对日疏于戒备，而且由于较长时间未遭日军大规模进攻，反而助长了侥幸苟安的心理。当日军向中条山地区增调兵力时，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判断日军有进攻中条山区的企图，拟定了第一战区作战指导的三个参考方案：“第一案，主力向黄河南岸撤退，巩固河防；第二案，乘敌集中尚未完毕，制敌机先，以击破其攻势；第三案，采取机动战术，变内线为外线作战。”〔６〕４月１８日，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赶到洛阳，召集第一、第二、第五战区高级军官军事会议，研讨晋南三角地带的作战准备。何应钦指出：“中条山地位异常重要，如现三角地带一部为敌占领，则陇海路不独深感威胁，且洛阳恐亦难保，西安亦危。设洛阳西安不守，则第五战区侧背完全受敌威胁。”同时认为：“晋南之敌，似将逐次夺取我中条山各据点，企图彻底肃清黄河北岸之我军，然后与豫东之敌相呼应，进取洛阳、潼关，以威胁我五战区之侧背，或西向进窥长安。”在２０日第二次会议上，何应钦基本上采用军令部第二案的精神，对晋南作战作出下列指示：“为确保中条山，（一） 第一步，应相机各以一部由北向南（９３军），由东向西（２７军），与我中条山阵地右翼各部合力攻取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间地区，以恢复２９年（１９４０年）４月前之态势。（二） 第二步，与晋西军及第二、第八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日军而歼灭之。（三） 最低限度亦须能确保中条山。”为此，要求第一战区晋南作战部队应速作准备，派高级参谋前往现地侦察地形、敌情，提供作为以后作战指导的参考；防守中条山的各部队应依山地之特性，以火力封锁各道路口；利用中条山纵深地带，多构筑斜交阵地，以备一点被突破时尚可依交叉火力扑灭之；对主阵地带工事，须随时日而增强之，等等。〔７〕
４月２８日，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判断日军有由沁阳、济源及横岭关、皋落镇进攻垣曲之企图，遂于５月２日令第一战区加强中条山阵地工事，破坏、阻塞主阵地前的道路，以１个军向高平、博爱，另以１个军向闻喜、侯马、夏县采取攻势，以击破日军攻势；令第二战区晋西部队向同蒲路、第五战区汜东部队向陇海路各当面之敌进行牵制。第一战区于５月３日制定作战计划。其方针是：“为打破敌之进犯企图，制敌机先，积极实施游击，以粉碎敌之攻击准备及兵力集中。”其指导要领是：“（一） 第２７军以一部积极向新乡、博爱间道清铁路沿线游击，可能时力求打破敌对白晋公路之封锁。（二） 第２４集团军，以有力之一部分别对安阳、淇县及壶关一带游击。（三） 第９军之冀察游击第１纵队，以有力部队进击温县以东，积极实施敌后游击；该军第４７师控置于王屋、邵源间，修筑封门口一带工事。（四） 第１４集团军，以有力一部对高平及沁水、翼城方面积极实施游击，可能时力求突破阳城。（五） 第８０军配属之河北民军，以主力进出同蒲路、安邑、闻喜以西积极游击。（六） 第３６集团军，以一部加强中条山西段之游击。”〔８〕但各军的出击部署尚未完成，日军已开始进攻。
二、 会 战 经 过
会战开始前，日军为改善其态势，于１９４１年３月６日以第３６师团主力和第３５师团一部从壶关、高平、晋城等地会攻陵川，给中国第２７军以打击，解除会战时其左侧背的威胁；３月１０日，又以第３７、第４１师团和独立混成第９旅团各一部向绛县以东、翼城以南中国第１５军进攻，夺占了松树掌、西堡、东西桑池等要点，以便会战时其部队展开。
１９４１年５月６日至７日，日军航空兵首先发动攻击，轰炸西安、咸阳、潼关、郑州等地，并炸断陇海铁路。５月７日傍晚，日军以６个师团另２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兵力向中条山地区中国军队发动全面进攻。其部署是：（一） 对中条山西部地区，第４１师团和独立混成第９旅团分别从翼城、绛县并列南下，攻占垣曲，割断第５集团军与东部第１４集团军的联系，并对第５集团军实施双重包围；第３６、第３７师团分别从闻喜、运城并列东进，进行双重迂回包围，与第４１师团和独立混成第９旅团会合后围歼第５集团军及第８０军；独立混成第１６旅团从平陆沿黄河北岸快速东进至济源，与东路的第３５、第２１师团在邵源会合，切断第５、第１４集团军向黄河南岸的退路。（二）对中条山东部地区，第３５师团和第２１师团分别从温县、沁阳并列西进，经济源、王屋攻占邵源，与独立混成第１６旅团会合，切断守军退路后由济源至邵源的公路线北上，进攻第１４集团军；第３３师团从阳城南下，协同第３５、第２１师团对第１４集团军进行南北夹击。
（一） 中条山西部的战斗
中条山西部是日军进攻的重点，共展开３个师团又２个独立混成旅团。中国守军为第８０军及第５集团军所属第３、第１７军。日军在兵力、兵器上均处于优势（据日方统计，其进攻兵力与中国守军兵力之比为１∶０．７）。
５月７日薄暮前后，日军第４１师团及独立混成第９旅团在航空兵掩护下在绛县以南的西桑池（第５集团军和第１４集团军结合部）至横岭关一线展开，分多路向守军第４３、第１７军突击，其进攻矛头由北向南，直指垣曲。守军奋力抵抗。至８日晨，日军首先突破据守皋落以西战力较弱的第４３军阵地，随后，第１７军阵地也被突破。日军乘势扩大进攻，于当日晚占领中条山中部、黄河北岸重镇垣曲，将中国军队分割为东、西两部。与此同时，日军第３６、第３７师团及独立混成第１６旅团在夏县至张店间展开，向守军第３、第８０军猛攻，主突方向为第３军与第８０军之结合部。激战至次日，日军在张店附近突破第８０军右翼阵地，切断了第３、第８０军的联系，并沿黄河左（北）岸向东突进，第５集团军被迫退守秦家岭、望原等第二线阵地。第８０军退守台寨。
这样，在中条山西部，日军仅用１天时间即全面突入中国守军纵深地带。５月９日４时，日军一部已迫近第５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马村。司令部东移至漳南沟，当即收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电话：本部已派兵２团，在五福涧以北高地占领桥头堡阵地，并征集渡船十余只。不得已时，各军应逐次南移，在五福涧渡河。但日军独立混成第１６旅团的先头部队已于９日上午进至五福涧。由河南岸派来的第１４军８５师２个团与日军激战至１０日晨，被迫放弃桥头堡阵地，退回黄河南岸。此时退守台寨的第８０军已与日军苦战２日，伤亡惨重。第８０军奉命南渡，新编第２７师掩护主力渡河，坚守阵地，力战不退。师长王竣、副师长梁希贤、参谋长陈文祀均壮烈殉国。
第３、第１７军被分割包围于中条山内，连日陷于苦战，后援无继，回旋余地不大，处境危殆。第一战区和第５集团军为保存力量，下令第３军向西北、第１７军向西，以团为单位分散突围。因日军设有多层包围圈，突围途中每每与日军遭遇，各部队且战且走，利用夜暗摆脱日军，隐蔽西进，在夏县、安邑、闻喜一带突破日军封锁线，越过同蒲铁路，渡过汾河。至５月１９日，第３军、第１７军各有４个团到达吕梁山区的稷山、乡宁一带休整。突围未出的部队，一部分被日军消灭，一部分化整为零留于中条山内游击。第３军军长唐淮源因无法突出而自戕殉国，其第１２师师长寸性奇于１５日牺牲。
日军占领中条山西部地区后，由南向北，再由北向南，反复进行梳篦式“扫荡”，从５月中旬到６月上旬，留于山内的中国军队大部被歼。
（二） 中条山北部的战斗
中条山北部守军为第１４集团军所属第９３军第１０师、第１５军和第４３军，左与第５集团军相邻。５月７日晚，日军第３３师团从南岭至阳城一线向第１４集团军正面突击，次日晨突破第４３军阵地，继续向南突进，于１０日进至煤坪。但右翼第９８军则坚守阵地，顽强抗击，日军一再增兵，连续进攻，才于１３日占领董封。第１４集团军各部撤至横河镇东南地区，但这时西路日军已占领垣曲，东路日军已占领邵源，第１４集团军腹背受敌，后退不得，补给中断。第一战区乃令该集团军向沁（水）翼（城）公路以北转移。该集团军以第９３军第１０师一部在阳城附近游击，以第９８军一部在董封以南游击，以第１５军一部在横河镇附近游击，各牵制当面日军，掩护主力沿董封、沁水东西地区，于１４日开始分路向北突围。日军对突围部队层层拦截，并多次施放毒气弹，战斗异常激烈。至２０日前后，第９３军第１０师和第９８军、第１５军各一部在太岳区八路军策应下，突破日军的包围和截击，进入沁水以北地区。第１４集团军指挥部及各军担任游击的部队因受日军阻截，未能突围北进，辗转游击于中条山区达半月之久，直到５月底６月初才乘夜暗分批突过日军封锁线，或南渡黄河，或北进与主力会合。其间第２７军曾由陵川西进，威胁晋城、阳城，策应第１４集团军突围，但在遭日军第３６师团和第３３师团一部阻击后退回，未与第１４集团军靠拢。
（三） 中条山东部的战斗
中条山东部是指河南省北部道（口）清（化）铁路西段的地区，在此方向担任进攻的日军是华北方面军直辖的第３５师团（配属骑兵第４旅团）和第２１师团。守军是中国第一战区所属第９军。５月７日，第２１师团从沁阳、博爱出发，第３５师团及骑兵第４旅团从温县出发，在飞机、战车、火炮支援下开始向西突击。激战至８日８时，日军第３５师团突破第５４师阵地占领孟县，尔后与第２１师团合击济源。当夜日军攻占济源。第９军退守封门口既设阵地，留一部在大岭头侧击日军。由于西路日军第４１师团已于８日晚攻占垣曲，独立混成第１６旅团一部继续沿黄河北岸东进。卫立煌因河防空虚，急令第９军主力由关阳渡口撤至黄河南岸担任河防，留一部兵力迟滞日军，掩护第１４集团军后方。１０日拂晓，第９军直属部队及第５４师伤亡颇大，且只能乘日机轰炸间隙抢渡，所以军直属部队及５４师直至当夜才渡过黄河。１１日，日军猛攻第４７师阵地，渡口、船只已全被炸毁。第４７师及新编第２４师无法渡河，不得已退至王屋、邵源公路以北进行游击，并与第１４集团军取得联系。当日，日军西路的独立混成第１６旅团与东路的第３５师团在邵源会合。至此，中条山通南岸的黄河渡口全被日军封锁，日军随即北向横河镇突进，与第３３师团夹击第１４集团军。未及撤到黄河南岸的第９军部队则转移到道清路西段和济源以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大规模行动告一段落之后，日军即在中条山区内反复搜索、扫荡残留的第一战区零散部队。直到６月１５日，日军才宣布“中条山会战以赫赫战果胜利结束”。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被俘３．５万人，遗弃尸体４．２万具；日军仅战死６７３人，负伤２２９２人，“达到了消灭敌军主力的目的，收到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９〕
但日军不可能扑灭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当第一战区的部队被肃清以后，第八路军的部队又逐渐深入中条山区，继续开展游击战争。日军“华北方面军”也不得不承认：“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从此，华北的游击战便由中共军独占了。”〔１０〕
三、 会 战 简 析
中条山是华北沦陷后中国正面战场在黄河以北所保有的惟一一块较大而突出的阵地，横跨晋南三角地区，是潼关、西安、洛阳和陇海路西段的天然屏障，扼华北、中原和西北的战略枢纽，与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互为犄角，瞰制同蒲路和晋东南。第一战区在这里配置重兵，与敌后战场相靠拢、相呼应，进退有据，从战略上看是必要的、正确的。会战中数万名官兵流血牺牲，表现了爱国精神和民族正气。迫不得已时向敌后或黄河南岸转移的行动也应给予肯定。
本次会战是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太原保卫战之后日本对华北正面战场发动的仅有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在此以前的３年多里，中条山区没有大的作战行动，中国军队本有充分时间进行战备，有良好地形可作依托，且可养精蓄锐，以逸待劳。而日军兵力有限，用于守备尚感不足，又刚刚经过八路军百团大战的打击，转而对八路军各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其部队更形疲惫；第３３、第２１师团刚由华中调来，特别是第３３师团在上高会战之后尚未整补即仓促投入作战。相对于日军来讲，中国军队的有利条件还是很多的。但从会战全过程来看，中国军队却处处被动挨打，毫无积极主动精神可言，有利条件荡然无存，甚至没有还手之力。这是为什么?第一战区在《会战要报》中列举了一些原因，诸如防广兵单，完全处于内线，形成被包围态势；万山崇崇，道路崎岖，交通困难，兵力机动和补给运输均感不便；无纵深兵力，也未控制机动兵团，一经接触，预备队即使用罄尽；武器装备落后，炮兵极度缺乏（日军拥有７５毫米以上口径火炮５００门，而中国军队平均每师只有１门），无力封锁山口道路，亦无力打破日军封锁。特别是日本空军威胁极大，交通线、渡河场、通信联络等均受其破坏与控制，且日军实施空降，打击中国军队纵深。作战第一天，师以上司令部多数被袭击阻击，致指挥通信时常中断。日军进攻中又大量使用毒气弹，使中国军队无法坚守，难以作长时间周旋。此外，各部队编制待遇不一律，饷糈显有丰窘，影响团结精神与作战意志者至深且大；官兵思想骄怠，警戒疏忽（晋南作战军因屡挫进犯之敌，每谓中条山有金汤之固，恃而无恐），为敌所乘，等等。〔１１〕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一份总结中谈到中条山战役失利的原因是正面第４３军不能坚韧抵抗，为日军锥形攻势突破，直趋垣曲，日军再以主力东西扫荡，将第１４、第５集团军压迫于黄河北岸背水决战，使中国军队处于不利态势所致。〔１２〕
以上所说，固然都是中条山会战招致败绩的种种原因，但还未触及更深层、更基本的原因，那就是高级军事领率机关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在政治上的衰退腐败、精神上的萎靡懈怠、指挥上的措置失当，盲目认为日军兵力不足，不会向中条山发动大规模进攻，只求侥幸苟安，消极观望，不思进取，所以在３年多的时间内不积极整军备战，不配合八路军作战，未作坚固的战场建设，没有周密的作战计划，这样当然不可能作坚韧的抵抗，更谈不上转入有计划的反攻，日军一旦发动进攻，便完全陷于被动，手足无措。此类情况不但在第一战区存在，在其他战区也普遍存在，只是中条山会战将它暴露得更为集中而已。突出的例子有二：第一，中条山区防线东西长１７０公里，而纵深不过５０公里，背水（黄河）为阵，而对黄河各渡口毫不重视，未建立必要的桥头堡，更未修筑任何防御工事，以致战斗一开始，数日之间退路即全被切断。第二，中条山区各部队均无战备存粮。５月７日会战开始，第１４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于５月１１日就向蒋介石致电说：“大军已绝食３日，四周皆有强敌，官兵枵腹血战，状至可悯，若不急筹办法，恐有溃散之虞。”〔１３〕
蒋介石在谈到中条山会战的惨败时，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抗战史最大之耻辱”。〔１４〕
附表６-１０-１中条山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１９４１年４月）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
第１军司令官筱义男
第３３师团樱井省三
第３３步兵团（步兵第２１３、第２１４联队，第２１５联队留守江西安义）
搜索第３３、山炮兵第３３、工兵第３３、辎重兵第３３联队
第３６师团井关仞
第３６步兵团（步兵第２２２、第２２３、第２２４联队）
搜索第３６、山炮兵第３６、工兵第３６、辎重兵第３６联队
第３７师团野佑一郎
第３７步兵团（步兵第２２５、第２２６、第２２７联队）
搜索第３７、野炮兵第３７、工兵第３７、辎重兵第３７联队
第４１师团清水规矩
第４１步兵团（步兵第２３７、第２３８、第２３９联队）
骑兵第４１、山炮兵第４１、工兵第４１、辎重兵第４１联队
独立混成第９旅团池上贤吉
独立混成第３６、第３７、第３８、第３９、第４０大队
独立混成第１６旅团若松平治
独立混成第８２、第８３、第８４、第８５、第８６大队
方面军直辖部队
第３５师团原田熊吉
第３５步兵团（步兵第２１９、第２２０、第２２１联队）
搜索第３５、野炮兵第３５、工兵第３５、辎重兵第３５联队
第２１师团田中久一
第２１步兵团（步兵第６２、第８２、第８３联队）
搜索第２１、山炮兵第５１、工兵第２１、辎重兵第２１联队
骑兵第４旅团佐久间为人（配属于第３５师团）
第３飞行集团木下敏
第１飞行团（侦察第８３战队、轻轰炸第９０战队、独立战斗第１０中队、独立侦察第８３中队——协同在中条山西部的第３６、第３７、第４１师团及独立混成第９、第１６旅团作战）
第３飞行团（轻轰炸第３２战队，侦察第４４战队——协同在中条山东部的第２１、第３３、第３５师团及骑兵第４旅团作战）
附表６-１０-２中条山会战第一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１９４１年４月）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
第５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
第３军唐淮源
第７师李世龙
第１２师寸性奇
第３４师公秉藩
第１７军高桂滋
第８４师高桂滋（兼）
新编第２１师金宪章
第一战区游击第１纵队魏凤楼
第１４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
第４３军赵世铃
第７０师陈庆华
暂编第４７师孙瑞昆
第１５军武庭麟
第６４师姚北辰
第６５师邢清忠
第９８军武士敏
第４２师王克敬
第１６９师郭景唐
第９３军之第１０师陈牧农
第一战区游击第６纵队毕梅轩
第８０军孔令恂
第１６５师王治岐
新编第２７师王峻
河北民军乔明禧
游击第４、第８纵队
第９军裴昌会
第４７师郭贴珩
第５４师王晋
新编第２４师张东凯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