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工兵第3联队
独立工兵第12联队
独立山炮兵第3联队
战车队
第3飞行团(部分)
附表6-4-2随、枣会战第五战区部队指挥系统表(1939年4月)
司令长官李宗仁
副司令长官李品仙
参谋长徐祖贻
江防军司令郭忏
第26军军长萧之楚
第32师师长王修身
第41师师长丁治磐
第44师师长陈永
第75军军长周
第6师师长张祺
第13师师长方靖
预备第4师师长傅正模
骑兵第4师
第44军军长廖震
第149师师长张竭诚
第150师师长杨勤安
第94军军长郭忏(兼)
第55师师长李及兰
第121师师长牟庭芳
第185师师长方天
游击第7纵队司令曹勖
第128师师长王劲哉
右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
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
第77军军长冯治安
第37师师长吉星文
第132师师长王长海
第59军军长张自忠(兼)
第38师师长黄维纲
第180师师长刘振三
第137旅旅长姚景川
骑兵第9师师长张德顺
骑兵第13旅
第55军军长曹福林
第29师师长许长耀
第74师师长李汉章
第45军军长陈鼎勋
第122师师长王志远
第127师师长陈离
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
第67军军长许绍棠
第6游击纵队司令柏启元
左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兼)
第1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兼)
第39军军长刘和鼎
第34师师长公秉藩
第56师师长汤邦
第84军军长覃连芳
第173师师长锺毅
第174师师长张光玮
第189师师长凌压西
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
第13军军长张轸
第89师师长张雪中
第110师师长吴绍周
第193师师长马励武
独立第1旅旅长李修彦
独立第2旅旅长张连三
第85军军长王仲廉
第4师师长石觉
第23师师长李楚瀛
第91师师长王毓文
第1游击纵队司令石毓灵
第5游击纵队司令傅光咸
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
第41军军长孙震(兼)
第123师师长曾苏元
第124师师长曾宪栋
第125师师长王仕俊
第179师师长何基沣
鄂豫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廖磊
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
第48军军长区寿年
第138师师长莫德宏
第176师师长区寿年(兼)
第7军军长张淦
第171师师长漆道征
第172师师长程树芬
第2游击纵队司令沈光武
第3游击纵队司令黄瑞华
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
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
第30军军长池峰城
第27师师长黄樵松
第30师师长张华棠
第31师师长乜子彬
第68军军长刘汝明
第119师师长李金田
第143师师长李曾志
注释:
〔1〕本节所引日军作战计划及命令,均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日本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中《向武汉西北枣阳地区大扫荡》一节。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24—825页。
〔3〕同〔2〕,第826—828页。
〔4〕同〔2〕,第837—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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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会战前双方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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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后,日军前锋直抵岳阳,湖南成为遏制日军、屏障西南大后方的前哨地带;而且湖南向为中国中南部的鱼米之乡,又是坚持持久抗战仰赖的产粮基地和原料基地,其得失关系巨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赣北、鄂南和湖南设立第九战区。该战区位于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北隔长江,与第五战区相望;东到鄱阳湖西岸,与第三战区相邻;南至两广,与第四战区毗连。1939年8月,第九战区沿洞庭湖北岸、新墙河、鄂省通城,直至赣北的武宁、靖安、奉新和锦江右岸约300公里的正面上,与日军形成对峙。军事委员会赋予第九战区的任务是保卫湘、赣,尤要确保长沙附近要域,以湘北、赣北为持久作战地区,尤以湘北为主。
第九战区的战斗序列内共有7个集团军20个军47个师。其第一线配置32个师,由西向东的大概位置是:第20集团军6个师,守备长江右岸及洞庭湖北岸;第15集团军8个师,守备新墙河南岸至汨罗江左(南)岸阵地;第27集团军4个师,在咸宁、崇阳至修水间游击;第30集团军4个师,守备蒲田桥以北至德安以西地区;湘鄂赣边区挺进军2个师、2个挺进纵队,在通山、大冶、阳新、瑞安、九江间地区担任游击;第1集团军4个师,在奉新至高安间守备,并向南浔路袭击;第19集团军4个师,在上高沿锦江一线布防。除以上32个师外,尚有15个师为战区总预备队,大部控制于长沙、衡山、衡阳、湘潭、株洲等地,一部位于长沙以东的浏阳、万载地区,一部位于兴安、全县后方。第九战区长官部设于长沙,陈诚为司令长官,薛岳为代理司令长官。
湖南处于抗日前线,故对群众抗日力量的宣传、组织和训练较为注重,工、农、商、学各界都有一些抗日自卫组织,可向中国军队提供多方面支援;战区内可能被敌机械化部队利用的道路,如粤汉铁路北段、湘赣铁路东段及湘赣公路、湘鄂公路等都已破坏,对赣江上游及湘江北段可能被敌利用的水道也采取了封锁措施。所有这些,都为第九战区提供了较好的战场条件。
日军占领武汉后,将武汉周围作为其对中国正面战场继续施加压力的作战地区,以对武汉形成包围态势的中国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为主要对象,但因兵力有限,只能逐次转用兵力,轮流实施战役进攻。1939年4月,日军大本营将新编成的第33、第34师团调往武汉,编入第11军战斗序列。随枣会战(日军称“襄东会战”)以后,日军大本营又于6、7月间先后将第9师团和第16师团从第11军战斗序列中调出,让其返回国内。这样,到1939年夏秋,在日军第11军编成内,仍有7个师团、1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旅团和直属炮兵、工兵、战车队等,仍为侵华日军编成规模最大的一个军。其中第3师团担任信阳、应山地区警备,第13师团、骑兵第4旅团在平汉铁路南段以西地区,第34师团在平汉路南段以东地区,第6师团在岳阳、蒲圻、新墙河以北地区,第33师团在咸宁、大冶、阳新地区,第101师团担任南昌地区警备,第106师团在武宁、奉新地区,独立混成第14旅团担任九江、瑞昌地区警备。武汉周围虽是侵华日军兵力密度最大的地区,但第11军面对着中国第一、第三、第五、第九战区的包围和威胁,仍感兵力单薄,每当需集中兵力发动局部攻势作战时,通常都只能使用一半兵力,因另一半兵力须担任其占领地区的警备任务;如果使用的兵力超过半数以上时,就必须临时放弃一些占领地,以免陷于被动。
随、枣会战以后,日军第11军认为已给中国第五战区以有力打击,随即着手进行长沙会战的准备,再给第九战区以有力打击。恰在这时,由重庆逃到越南河内、已在河内阴谋从事投敌活动半年的国民党原副总裁汪精卫(已于1939年1月1日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转入公开活动。他于5月6日乘日轮由河内抵上海,5月31日乘日本海军飞机由上海飞抵东京,先后与日本首相平沼麒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以上即日本战时最高决策机构——五相会议成员)和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文举行会谈,加紧筹划成立伪中央政府的密谋。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都企图以军事打击结合政治谋略,迅速解决中国问题。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向德国宣战,欧洲大战爆发。日本政府痛感国际局势正处于急剧变幻之际,更希望早日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抽出身来应付新的局势,于是“第11军决定乘加快在华中建立中央政权的势头,于9月下旬把敌第九战区军队消灭在湘赣北境地区,挫败敌军抗战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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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日军的战役企图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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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15日,日军第11军就已制订出《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其作战目的是:“为击败第九战区的粤汉路沿线敌中央直系军主力,乘蒋军衰退之形势进一步挫伤其继续战斗的意志,同时加强确保军作战地区内的安定。”其战役指导方针是:“一、 军主力(约两个师团为基干)在隐蔽中作好准备,大概在9月下旬开始行动,将粤汉方面之敌军主力消灭在汨水河畔。在此期间,约以一个师团策应军主力,事先将高安附近之敌消灭后,转向修水河上游捕捉该方面敌军。二、 实施本作战时以奇袭为主,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恢复大概原来态势。”其兵力使用是:“湘北方面的主力为第6师团,第33、第3、第13师团各一部(2至3个大队),军直属队之独立机枪大队、战车队、山炮兵、迫击炮及独立工兵部队的主力。高安修水方面为第106师团主力,第101师团一部,军直属之野战重炮兵,迫击炮、独立工兵、独立轻战车、架桥与渡河部队各一部”。“为适应作战地区的地形与交通状况,各作战部队主要应使用轻火器和驮马”。并规定:“为了迷惑对方,当部队集中时,应对外宣传这次作战是以宜昌及福建为目标”。〔2〕从其计划中可见日军发动此次战役(日军战史称此为“赣湘会战”)的企图只是在汨罗江沿岸、粤汉路两侧的丘陵地带打击中国第九战区主力,打完就走,并不想扩大占领区。
8月10日前后,日海军开始在洞庭湖东侧侦察袭扰、探测航道;日空军也在战区上空侦察,窥探重要目标。8月下旬,日军地面部队开始集结兵力,调动频繁。其中第6师团从通城、临湘一带向岳阳以南集结,第33师团从咸宁、崇阳向通城附近集结,第13师团奈良支队从钟祥地区向临湘以南集结,第3师团上村支队从应山经汉口向岳阳以南地区集结,第101师团的第102旅团、第106师团从南昌、武宁一带向奉新、靖安附近集结。
9月1日,第11军发出进一步准备的命令,命右侧翼的上村支队在城陵矶附近进行登陆训练,准备战役打响后乘舰南下,在营田附近登陆,将第九战区主力割裂,阻止其后退和增援;正面右翼的第6师团于9月18日前向新开塘附近开进,准备强渡新墙河,向南突进;奈良支队于9月17日向桃林以南地区开进,准备协同第6师团向南突进;正面左翼的第33师团于9月19日在通城附近集结完毕,准备向通城东南进攻;左侧翼的第106师团及第102旅团于9月13日集结完毕,准备奇袭当面之敌,从奉新以西突破守军阵地的左翼,深入至守军防御正面之侧后,将守军歼灭于高安西北地区。第11军在检查各部队准备情况后,于9月10日确定:第106师团方面(赣北)于9月15日开始进攻,第6师团方面(湘北)和第33师团方面(鄂南)于9月23日开始进攻。第11军司令部战斗指挥所于9月13日从汉口前推至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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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第九战区的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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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战区既是武汉会战后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主要方向之一,在战争全局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自然会引起国民政府军事当局的格外重视,不仅在此方向上部署了较其他战区更多的部队(约占全国野战部队的五分之一),而且对此方向作战的方针也早在4月份即已基本确定。4月15日蒋介石曾致电薛岳、陈诚:“如敌进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作先放弃长沙,待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其致命打击之反攻。”〔3〕4月21日,军事委员会又指示第九战区:“湘北方面之作战,应先立于不败之地,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设之数线阵地,逐次消耗敌人,换取时间。敌如突入第二线阵地(平江亘汨罗江线)时,我应以幕阜山为根据地,猛袭敌之侧背。万一敌进逼长沙,我应乘其消耗既大、立足未稳之际,以预伏置于长沙附近及其以东地区之部队内外夹击,予敌以致命打击。”〔4〕5月16日,军事委员会再次致电第九战区:“赣北方面,以游击战消耗牵制敌人,对该方面敌人予以反击,务希随时随地切实注意,妥为部署;高安方面,我军须纵深配备,并准备敌如进攻高安时,应自主的放弃高安,诱敌深入而侧击之。”〔5〕
第九战区为使防御具有韧性,达成军事委员会所赋予的任务,在湘北方面,沿新墙河、汨罗河、浏阳河构筑数道阵地,于幕阜山和湘江西岸构筑侧面阵地;在赣北方面,也指示各集团军在各自防区内构筑至少三线阵地,将部队纵深梯次配备,准备逐次抵抗;消耗日军后,适时转入反击,予以歼灭。并指示各线作战要领为:“第一线大体为现占阵地线,我应于此线极力消耗敌人。但在整训未完了前,敌如向我进犯,以现有第一线部队打击敌人为原则……第二线为中间阵地线,仍以第一线部队转进此线,担任作战为原则……第三线为最后阵地线,应于此线利用整训部队之增加,断然采取攻势,并应长时确保该线。”〔6〕
1939年9月上旬,第九战区根据各方情报,发现日军主力正向湘北方面集结。第九战区鉴于湘北沿粤汉铁路及其以东地区均为起伏地形,适于大兵团运动,距长沙较近,便于突击;且欧洲大战方起,日本可能利用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迅速攻下长沙,给中国抗日势力以打击,为叛国投敌势力张目,这对日本推进其战略政略均属有利,第九战区因而判断“敌似在九月中旬开始南犯,将以主力由湘北直趋长沙,于赣北、鄂南施行策应作战”。第九战区据此而拟定的战役方针是:以主力“在湘北方面利用逐次抵抗,引诱敌于长沙以北地区,捕捉而歼灭之”,“赣北、鄂南方面,应击破敌策应作战之企图,以保障主力方面之成功”。〔7〕
第九战区电令各集团军适当调整部署,严阵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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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赣北方面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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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北方面是日军为隐蔽主攻方向的行动而实施辅助进攻的方向,进攻兵力由第106师团主力及配属的第101师团派出的佐枝支队(第102旅团)组成。
9月14日夜,第106师团按照第11军的命令,由奉新以北集结地首先开始进攻,中井良太郎决定以第102旅团于9月15日从大城镇向其以西的莲花山及高安地区守军第32军、第58军结合部的第141师及新10师阵地作牵制性进攻,而以主力指向奉新以西中国守军最北侧的第60军第184师阵地。该师逐次抵抗,向潦河右(南)岸转移。16日,日军继续猛攻,中国第1集团军以第183师增援。17日,日军第106师团突破上富至伍桥一线守军阵地,转向南面的村前街突击,逼近了高安。薛岳令第74军由万载向上高推进,准备加入作战。18日,日军第102旅团及106师团由东、北两面夹击高安。第32军抗击1天,于19日奉命撤出,向高安以西和锦江右岸转移。日军虽攻占部分阵地,但未能达到大量歼灭中国军队的目的。
9月20日,日第11军命第106师团以一部面对上高,监视该方向的中国军队,以主力转向西北,经上富、甘坊进至修水、三都,切断中国第30集团军和湘鄂赣挺进军的后路。中国第74军、第32军趁日军第106师团主力转移时发起反击,19日收复村前街,22日克复高安。
日军第106师团在向修水、三都转进途中受到中国军队的层层阻击和侧击,行动困难。其一部于9月25日进至甘坊,立即受到第60、第74军的包围,陷入苦战,直到30日才突出重围,向后撤退;其另一部虽于10月初进至修水、三都,也受到中国军队围攻,处境危殆。日第11军急令第33师团从长寿街折回修水,接应第106师团。10月6日,第106师团在第33师团接应下,从三都、修水撤退。中国第1、第19、第30集团军所属各部随即转入追击。日军且战且退,至10月13日,退回靖安、奉新,据守不出。赣北作战至此结束,双方恢复原态势。
(二) 湘北方面的战斗
湘北为日军主要进攻方向,进攻兵力由第6师团、奈良支队(第13师团第26旅团)、上村支队(第3师团第5旅团和部分海军组成)。其当面的中国军队为第九战区第15集团军所属3个军。其中第52军担任洞庭湖东岸磊石山、新墙河左(南)岸至长安桥一线守备(该军在新墙河北岸还保有若干前进阵地);第79军在第52军右翼,担任长安桥至麦市一线守备;第37军担任第二线(即汨罗江南岸)守备。
9月18日,日军第6师团及奈良支队开始向新墙河以北第52军前进阵地攻击,为渡河总攻扫清障碍。守军坚决抵抗。激战至22日,第52军除仍固守新墙河北比家山据点外,其余均撤回新墙河以南。薛岳鉴于日军向长沙进攻的意图已十分明显,遂于9月19日将位于浏阳附近的第70军和位于修水附近的第73军也拨归第15集团军指挥,以加强湘北的防御。第15集团军以第70军部署于汨罗江左(南)岸,增加第二线防御兵力;以第73军为总预备队,控制于平江附近。
9月23日拂晓,日军第6师团和奈良支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强渡新墙河,分别突破守军主阵地。上村支队则提前于9月22日晚在岳阳登舰启航,进入洞庭湖,利用夜暗,隐蔽向南航行80公里,于9月23日6时20分与其正面主力开始总攻的同时,在汨罗江口(汨罗江与湘江、横岭湖交汇处)的营田附近实施登陆。中国军队进行拦截,但兵力、火力都不足。上村支队在舰炮、飞机支援下登陆成功,随即溯汨罗江向东突击,企图切断汨罗江以北中国军队的退路,将第九战区战役布势割裂。
9月24日,第15集团军各部继续抵抗日军。第九战区鉴于正面主阵地已被突破,由营田登陆之敌又威胁侧后,遂令第15集团军以一部留于新墙河与汨罗江间占领中间阵地、迟滞日军,主力即刻向汨罗江以南转移,占领第二线阵地。25日,日军乘第52军向汨罗江左(南)岸转移之际跟踪追击,其一部且乘隙偷渡汨罗江,袭占新市。26日3时,日军在炮火、飞机支援下,向汨罗江左岸猛攻,守军凭既设阵地坚守,激战竟日,双方均遭受重大伤亡,形成对峙。
这时,军事委员会指示第九战区按原定方针,以6个师的兵力位置于长沙附近,乘敌突入长沙、分散疲惫之际与敌决战,侧击而歼灭之。第九战区据此调整部署:第73军占领金井、福临铺以东地区,对南进之敌形成侧击;第52军以一部留置于新市、浯口现阵地,牵制敌军,以主力占领长沙以东阵地,协同第73军夹击进至长沙附近之敌;第59师预伏于长沙东南地区,第11师配置于岳麓山至乔口地区;第77军一部留置于新市附近现阵地牵制敌军,主力转移至株洲附近;第4军主力占领湘潭及其前方据点;第79军确保幕阜山根据地;与敌正面接触的部队应极力诱敌至伏击区域,包围敌人于战场而歼灭之。9月27日,以上各部队调整部署完毕。
9月28日,日军第6师团由汨罗江向南突进,上村支队沿粤汉铁路南进,因不断受到守军的阻击和伏击,进展不快。奈良支队由瓮江转向平江,企图策应第33师团夹击中国第27集团军及第79军。29日,第6师团一部在金井方面遭守军伏击,陷于激战;其另一部由福临铺突过捞刀河后,受到守军第60师和第195师的有力阻击,前进不得。30日,奈良支队虽然进至平江以东与第33师团会合,但反受到中国第79军、第20军的夹击,有被围之虞。日军第11军见进攻部队处处陷入困境、战线延伸、补给困难,已无力再战,遂于9月29日下令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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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鄂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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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进至长沙附近的日军第6师团一部停止攻击,撤回捞刀河以北。第15集团军发现后,立即命令第52、第73军转入追击,命令其他部队给撤退之敌以伏击、侧击和截击,以汨罗河左岸为第一步追击目标。第九战区也下令:“湘北正面各部队以现态势立即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于岳阳、崇阳以南地区捕捉之。”〔8〕各部奉令后积极行动,10月3日追至福临铺、金井,4日克复汨罗、新市。日军退至汨罗江以北。5日,位于营田附近的日舰受中国第54军新编第23师袭击,也退往岳阳。8日,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以北。第52军第195师追过新墙河,恢复前进阵地,并先后乘夜袭击西塘、桃林的日军。至10月16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湘北作战结束。
鄂南方面是日军正面主力的次要进攻方向,进攻兵力为日军第33师团,部署于崇阳、通城、通山地区,其任务是配合右翼主攻方向的第6师团、第26旅团围歼平江以北的守军,并策应左侧翼第106师团的作战。中国第九战区在此方向担任守备任务的部队第27集团军的第20军、第15集团军的第79军,其右侧为湘鄂赣边挺进军所属第8军,部署于通山、咸宁地区,用作策应。
9月21日,日军第33师团开始向第79军在通城以南的前进阵地攻击,23日突破第79军主阵地麦市,并继续向南进攻。第27集团军令第20军向第79军右翼靠拢,夹击日军。双方在福石岭展开激战。日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
9月27日,日军第33师团主力绕开石福岭向西南突进,先后攻占龙门厂、朱溪厂,但又遭中国军队顽强阻击和侧击。10月1日,日军以一部守备龙门厂、朱溪厂,保持后方联络;其主力继续向西南突击,占领长寿街、献钟,但随即遭到中国第79军、第20军的连续攻击,行动困难。日军第11军命正向长沙突进的奈良支队回攻平江,并于9月30日在平江以东的献钟与第33师团会合。但这时日军在各方面均已处于不利态势,第11军已下令撤退,第33师团和奈良支队遂停止攻势。10月2日,奈良支队经平山、上塔市向通城撤退;第33师团奉命向赣北的修水、三都转进,接应第106师团,于10月11日退回通城,恢复战前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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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会战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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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会战,日军利用炮火支援、海空支援以及部队战力较强等条件,集中主力,在“点”上造成优势,一举突破中国军队的主阵地,并由洞庭湖实施侧后登陆,迫使湘北正面中国守军后撤。但一进入纵深战斗,日军便暴露出兵力不足的根本弱点,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各作战方向无法进行有效策应,不能构成对中国军队的合围,当然也不能实现其“将粤汉方面之敌军主力消灭在汨水河畔”、“挫伤其继续战斗的意志”的战役目的。而且战役持续一个月,也不符合其“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的方针。但当它处于不利态势时能及时返转并脱离危境,基本上掌握着进退的主动权,这些是日军战役指挥上的成功之处。
中国方面在本战区不仅部署的部队多,而且经过较长时间的补充整训,战力也有了恢复和提高,工事构筑等战场准备也较充分。在战役指导上利用兵力优势,利用战区广大、地形有利等条件作大纵深梯次配置,逐次抗击日军进攻,不在点上拼消耗,而在广大区域内与敌周旋,有意识地诱敌至纵深内预伏地区,乘敌分散、疲惫时予以伏击、侧击,捕捉而歼灭之。这种以阵地防御与运动攻击、游击袭扰相结合的战法,予日军以相当的消耗,基本上是符合“消耗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的。但在关键时刻决心不果断,行动不迅猛,往往失去战机。如在甘坊、修水、捞刀河与汨罗江以南有多次歼敌的机会,都因决心迟疑、围堵不严、追击不力、协同不好而让敌撤走,未能切实贯彻预定的作战方针,未能取得更大的战果,殊为可惜。不过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军队既保存了主力,又未丧失空间,且使日军消耗了大量人员、装备,在此意义上,应视是一次胜利的战役。特别在精神方面的影响尤为积极:通过会战,使中国军队确实认识到日军兵力不足,已无力发动武汉会战以前那种大规模的进攻,由此加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了广大官兵的士气。
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会战结束后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呈交的《关于解决中日事变作战之意见》中说:“摧毁敌军的抗战企图,是至难中的难事……在作战中放弃已占领的要地要域而返回原驻地的作法,不啻鼓励敌人反击,并会成为敌人宣传的材料。”〔9〕流露出日军高层指挥官对战争前途的焦虑和沮丧。
附表6-5-1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39年8月)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第6师团稻叶四郎
第11旅团(步兵第13、第47联队)
第36旅团(步兵第33、第45联队)
骑兵第6联队一部
野炮兵第6联队主力
工兵第6联队
辎重兵第6联队主力
(第6师团以7个步兵中队、骑兵联队主力、野炮兵3个中队、辎重兵2个中队留守原防地,另配属机关枪1个大队、轻战车3个中队、山炮兵3个大队、迫击炮1个大队、架桥材料2个中队、辎重兵2个中队)
第33师团甘粕重太郎
第33步兵团(步兵第213、第214、第215联队)
搜索第33联队主力
山炮兵第33联队主力
工兵第33联队主力
辎重兵第33联队
〔第33师团以步兵11个中队、搜索2个中队、山炮兵2个中队、工兵1个中队留守原防地,另配属机关枪1个大队、战车1个联队(欠1个中队)、轻战车1个中队、山炮兵1个大队、野战重炮兵1个大队又1个中队、独立工兵1个联队、辎重兵1个中队、汽车1个中队〕
第106师团中井良太郎
第12旅团(步兵第113、第147联队)
第136旅团(步兵第123、第145旅团)
骑兵第106联队
野炮兵第106联队主力
工兵第106联队
辎重兵第106联队
(第106师团以步兵4个大队、野炮兵2个中队留守原防地,另配属第101师团第102旅团长佐枝义重所率4个步兵大队和1个野炮兵大队,另独立渡河工兵1个联队、迫击炮1个大队、汽车4个中队和辎重兵1个中队)
第3师团之第5旅团上村干男
〔亦称“上村支队”,辖步兵4个大队、山炮兵1个大队、工兵1个联队、独立工兵(渡河)1个联队、辎重兵2个中队〕
第13师团之第26旅团奈良晃
(亦称“奈良支队”,辖步兵3个大队、骑兵1个小队、山炮兵1个大队、工兵1个中队、辎重兵2个中队)
第3飞行团菅原道大
独立飞行第17中队(侦察)
飞行第44战队(侦察)
飞行第59战队(战斗)
飞行第75战队(轻轰)
海军第13炮艇队高间完
第4防备队
第11战队的陆战队及航空兵一部
附表6-5-2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39年9月)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
代司令长官薛岳
第1集团军总司令卢汉
第58军军长孙渡
新编第10师师长刘正富
新编第11师师长鲁道源
第60军军长安恩溥
第183师师长杨宏光
第184师师长万保邦
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徵
第37军军长陈沛
第60师师长梁仲江
第95师师长罗奇
第52军军长张耀明
第2师师长赵公武
第25师师长张汉初
第195师师长覃异之
第79军军长夏楚中
第82师师长罗启疆
第98师师长王甲本
第140师师长李棠
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第32军军长宋肯堂
第139师师长李兆英
第141师师长康永良
第49军军长刘多荃
第105师师长王铁汉
预备第9师师长张言传
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霍揆章
第53军军长周福成
第116师师长赵绍宗
第130师师长朱鸿勋
第54军军长陈烈
第14师师长阙汉骞
第50师师长张琼
新编第23师师长盛逢尧
第87军军长周祥初
第43师师长金德洋
第198师师长王靖英
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
第20军军长杨汉域
第133师师长夏炯
第134师师长杨干才
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
第72军军长韩全朴
新编第14师师长陈良基
新编第15师师长傅翼
第78军军长夏首勋
新编第13师师长刘若弼
新编第16师师长吴守权
湘鄂边区挺进军司令樊松甫
第8军军长李玉堂
第3师师长赵锡田
第197师师长丁炳权
第1挺进纵队孔荷宠
第3挺进纵队钟石磐
第4军军长欧震
第59师师长张德能
第90师师长陈荣机
第102师师长柏辉章
第70军军长李觉
第19师师长唐伯寅
第107师师长段珩
第73军军长彭位仁
第15师师长汪之斌
第77师师长柳际明
第74军军长王耀武
第51师师长李天霞
第57师师长施中诚
第58师师长陈式正
注释:
〔1〕日军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日本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版,(2)第378页。
〔2〕同〔1〕,第380—381页。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下)第1030页。
〔4〕〔5〕转引自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6卷第172页。
〔6〕同〔3〕,第1034—1035页。
〔7〕同〔3〕,第1028—1029页。
〔8〕同〔4〕,第194页。
〔9〕〔日〕井本熊男:《作战日志ご缀る支那事变》。日本芙蓉书房1978年版,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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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日军的战役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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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一开始,中国方面就同法国驻华使馆和法国驻越南总督府达成协议,开辟了由越南海防,河内经滇越铁路、桂越公路通往云南、广西的国际运输线,进口作战物资和各种设备。日军占领上海、厦门、广州、海南岛、汕头以后,滇越铁路和桂越公路更成为中国由海外运进军事物资的主要通道,每月约可入境2万吨。日本曾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提出交涉,要求法国封闭海防港和中越交通。法国迫于日本压力,采取了一些限运措施,但并未完全封锁这条通道。1939年4月间,日本海军提出“攻占南宁,切断通过该地的中国对外贸易路线,并开辟海军指向内陆的航空基地”。日本参谋本部则认为:“一旦进入南宁,以该地为基地,则交通四通八达,远可通往广东、湖南、贵州、云南。所以南宁至凉山的道路,形成了蒋政权联络西南的大动脉。为了直接切断它,首先必须夺取南宁。南宁一旦占领,无须置重兵于东京湾附近,即可完成作战目的。另一方面,占领该地后,可将飞机场向前推进,缩短由海南岛起飞的距离,可更有效地轰炸蒋政权在西南的两大补给路线——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达到切断的目的,并可直接威胁法属印度支那。”〔1〕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英、法对德宣战,无力顾及远东,日军遂决定乘机发动桂南作战,占领中越交通线上的咽喉南宁和龙州,陈兵中越边境,以求断绝中国的海外补给,并便于尔后伺机侵入越南。
1939年10月14日,日军大本营正式发布“大陆命”第375号命令:
“1. 大本营企图彻底切断敌之西南补给路线。
“2.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负责与海军协同行动,以一部迅速切断敌人沿南宁—龙州公路的补给路线。
“3. 上项作战部队的作战区域,大致为南宁、龙州以南。”〔2〕
同日,日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发布“大陆指”第582号指示,规定作战时间为11月中旬。为保守秘密,此次作战,陆军代号为“和”号作战,海军代号为“N”号作战。大本营认为:此次作战只能切断南宁至龙州的公路,还不能完全切断中越交通。为达到完全切断的目的,将在此次作战后,由大本营负责对法属印度支那进行工作。——实际上已隐含着向印支北部进军的意图。
10月19日,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大将向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下达作战命令。命令说:第21军“应协同海军在钦州以南地区强行敌前登陆,首先迅速进入钦州及防城附近,然后攻占南宁附近各要地。攻占南宁附近要地后要占领该地,主要切断敌人通向南宁的联络补给干线,并使其成为海军向内陆进行航空作战的基地。”〔3〕
日军虽定下了作战的决心,但兵力不足,第21军编制内仅有第18、第104两个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除用于广州周围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守备外,还在准备进攻中国第四战区司令官部所在地韶关,已无机动兵力可用。于是,大本营决定将刚由华北调到东北的第5师团再由关东军调出,编入第21军序列;以新编成的第38师团从日本本土运到广州,也编入第21军序列,接替台湾混成旅团在佛山的防务;而以第5师团、台湾混成旅团和海军第5舰队、海军第3联合航空队组成桂南会战参战兵力。
关于进攻路线:如全由陆路进攻,则由广州附近至南宁约1000公里,且要通过粤、桂两省南部连绵起伏的大山,道路崎岖,不利大兵团行动,又极易遇到中国军队的阻击。故日军选择了由钦州湾登陆。这既利于陆、海军协同,又大大缩短了陆上距离。钦州至南宁不到200公里,可较快推进,又便于占领南宁后进行运输补给。
为隐蔽作战意图,第21军决定所有参战部队都在海南岛三亚地区集结。当时第5师团还远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准备对苏作战,1939年6至8月间,日本关东军与苏联军队在诺门坎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被苏军打败。日本大本营急速向东北增兵,第5师团由华北调往东北,列入关东军序列。9月,日、苏间达成现地停战协定,故10月中旬第5师团得以调出。接到命令后,于10月下旬紧急车运至大连、旅顺,转乘轮船南下,于11月7日到达三亚。台湾混成旅团于11月9日由广州运抵三亚。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也于10日到达三亚,完成集结,待命出动。
会战初期,日军参战兵力3万多人;随着中国军队反攻的增强,第21军又于1940年1月初将第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投入作战,使参战陆军兵力达到7万人左右。另海军第5舰队有航空舰1艘、巡洋舰3艘、飞机约70架。
二、 第四战区的防御部署
中国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认为日军在华南的兵力有限,对日军由钦州湾登陆攻取南宁的行动都估计不足,缺乏必要的准备。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军事委员会主要注意力仍在武汉—长沙方面,判断日军可能集中更大兵力再次进攻长沙,计划由第二、第三、第五、第九战区各向当面日军发动冬季攻势,牵制和打击日军,特别是牵制武汉方面的日军。桂林行营负责指挥长江以南第三、第四、第九战区的作战,为贯彻军事委员会意图,也在湘赣方面集结重兵,准备采取攻势,而令第四战区采取守势。第四战区所属8个军、18个师大部集结于广东,在桂南只有第16集团军。为了加强冬季攻势中使用的兵力,张发奎又将原在鹤山、高明的第64军调走,第16集团军仅剩第46军、第31军共6个师,分布在由南宁至广东新会约800公里的正面、200公里以上纵深的区域内。其中第46军部署于南宁至钦县、灵山、玉林、北海、廉江间地区,保护中越交通运输线;第31军部署于第46军左翼从桂平、电白向东一直延伸到阳江、新会地区。该两军多是新编成的部队,装备较差,训练不足,战斗力不强。
第四战区和第16集团军虽对日军进攻南宁的可能性有所估计,但认为日军从钦州湾登陆较困难,而且钦县至南宁的道路已被破坏,沿途多山,故从钦州湾登陆的可能性较小;而从雷州半岛的电白、吴川,或从北部湾的北海登陆较为容易,可能性较大。依此判断而制定了作战预案,在电白、北海、钦州湾各方向都部署了部队,构筑了阵地,设想了若干应付措施。但因兵力单薄、正面宽广、空隙较大,难以形成坚强防御。以此可见中国方面在会战初期必将陷入被动,不能阻止日军登陆和进攻。
中国方面初期参战兵力为1个集团军2个军6个师24个独立团,约6万人,后期增加到4个集团军9个军25个师,约15万人,另有空军第2路,飞机约100架。
三、 会 战 经 过
(一) 日军登陆及攻占南宁
日军于1939年11月10日在海南岛三亚集结完毕,13日海军第5舰队50多艘战斗舰艇组成大编队,掩护70多艘运兵船从三亚(榆林)港启航,按照第5师团第9旅团、第21旅团、台湾混成旅团的顺序开进。15日8时10分,第9旅团在钦州湾的企沙开始登陆。当时正值暴风骤雨的天气,更增加了登陆作战的突然性。守军为第46军新编第19师第56团,兵力与火器都居于劣势,无法抗拒日军登陆,退守防城。16日晨6时,日军第21旅团在钦县以西的黄屋屯登陆;同日黄昏,台湾旅团在钦县以南的黎头咀登陆。日军登陆后,以第9旅团、第21旅团和台湾混成旅团分三路继续发展进攻,16日下午占领防城,17日上午占领钦县。守军第19师2个团节节抗击,且战且退。至19日,日军先后占领小董、大寺、大塘、百济。日军在大塘稍事集结整顿,于21日继续向南宁攻击前进。
中国第16集团军为阻止日军进攻,在有限兵力内紧急调整部署,以第135师、第170师担任南宁和邕江北岸守备,以第175师、新19师在邕钦路两侧袭击日军后方,破坏其运输补给线,以第131师、第188师在昆仑关以北集结为预备队。军事委员会也急调位于湖南衡山的第5军向南宁驰援。蒋介石致电白崇禧,严令第16集团军确保南宁,等待援军。
但中国方面调整部署尚未到位,日军已于11月22日傍晚快速推进至邕江南岸,并于23日拂晓在炮兵、航空兵掩护下实施强渡。守军第135师顽强抵抗。日军经20多次冲击,强渡邕江后以第9旅团第21旅团分别从西、从东南夹攻南宁。守军兵力单薄,挡不住优势日军的强大攻势,被迫北撤。日军于24日上午占领南宁。随后,安藤利吉令台湾混成旅团负责警戒邕钦公路,在钦县设立兵站基地。他将南宁方面的作战指挥权交给第5师团师团长今村均,自己率军司令部返回广州。
第5师团为巩固对南宁的占领,以第9旅团主力守备南宁,以第21旅团和骑兵第5联队继续向北推进,追击中国军队。南宁以北有两条主要公路,一条向东北经昆仑关通往宾阳,一条向北经高峰隘通往武鸣(南宁以北约20公里)。中国第16集团军判断日军必将进占高峰隘和昆仑关,乃令各部与日军保持接触,迟滞日军北进,并令第188师在昆仑关占领阵地,掩护集团军主力向上林、宾阳、武鸣间地区转移。12月1日,日军攻占高峰隘,4日攻占昆仑关,各以一部担任守备,与中国军队形成对峙,主力返回南宁。12月17日,日军第5师团又以第21旅团第11联队向镇南关、龙州突进,达到了战役预期目的。日海军航空兵则准备以南宁为基地,轰炸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企图彻底切断中国西南的国际交通线。
(二) 争夺昆仑关
日军攻占南宁后,中国军事委员会与桂林行营感到事态严重,不但国际交通线被切断,如日军继续北上,直捣柳州、桂林,将割裂各战区后方联络干线,日军航空兵还可以此为基地,轰炸内地重要目标,威胁西南大后方之安全,于是由湖南、江西、广东、贵州各地紧急抽调部队向广西增援。至12月上中旬,先后到达昆仑关、宾阳附近的部队有第5、第99、第66、第36军等14个师,并加强有炮兵和战车部队,驻桂林的空军第2路(约100架飞机)也奉令归桂林行营指挥,支援桂南作战。
12月初,桂林行营判明日军在南宁及附近各地域的兵力不过4个步兵联队、1个骑兵联队及少量炮兵,其重兵器和机械化装备因邕钦公路被破坏,尚未跟进,其给养之运输补充也很困难,乃决心乘机向日军发起反攻,以期收复南宁。桂林行营将所有部队分编为北、东、西3路,其具体编组和任务是:以第38集团军指挥第5军、第99军为北路军,担任昆仑关正面及侧背之攻击,为主作战方向;以第26集团军指挥第46军第175师、新编第19师、第66军第159师及第160师为东路军,在郁江南岸及邕钦路两侧袭击日军后方,破坏其交通运输;以第16集团军指挥第170、第135、第131、第188师和教导总队为西路军,向高峰隘方面攻击,牵制日军,并以一部进至南宁东北的四塘附近,阻止南宁日军向昆仑关增援,以配合北路军主力作战。空军第2路于战斗开始后向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桂林行营设前进指挥所于迁江。
12月16日,桂林行营下达作战命令,预定12月18日拂晓为攻击开始时间,以当时中国惟一一个全机械化军——第5军担任昆仑关正面的攻击。
昆仑关在南宁东北50公里处,雄踞于蜿蜒起伏的宾(阳)(南)宁公路上,周围是连绵的山岭,地形险要,构成南宁的屏障。占领了昆仑关的是日军第5师团骑兵第5联队和步兵第21联队第3大队。12月17日20时,中国第5军荣誉第1师在炮兵和战车掩护下向昆仑关发起攻击,迅速突破前沿,向日军主阵地推进,与日军在各据点展开激烈争夺。同时新22师向日军侧后迂回,当夜攻占五塘、六塘,破坏了五塘附近的公路桥,切断了昆仑关日军的退路,并阻止南宁日军增援。
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今村均鉴于昆仑关遭到中国机械化部队的强大攻势,情况危殆,急令第21联队由南宁前往增援。第21联队主力突破沿途中国军队的阻击,与昆仑关日军会合,增强了守备力量,但其后尾第2大队一出南宁便受到中国军队的侧击,在六塘和七塘附近陷入包围。
19日,荣誉第1师继续猛攻昆仑关。中国空军也投入作战,向日军阵地轰炸扫射。战车部队曾一度突入昆仑关。日骑兵第5联队和步兵第21联队伤亡惨重,阵地多处被攻破。第5军第200师接替伤亡较大的荣誉第1师,继续猛攻,步、炮、战车协同,向日军不断冲击,至21日,终于将昆仑关、九塘、八塘附近的日军第21联队等分别包围。日军连日激战,后方被切断,得不到补给,粮弹极缺,只能靠日海军飞机直接向第一线空投补充;但因双方阵地十分接近,互相交错,又在中国军队炮火控制下,日军地面部队所能得到的空投物资很少。在多次战斗中,日军因无弹药,步兵只好拼刺刀。日迫击炮及野炮兵中队因炮弹已尽,惟恐被中国军队缴获,将炮埋于地下;又怕军旗为中国军队获得,已准备焚烧。有的士兵用竹子做成扎枪当武器,苦守待援。
与此同时,中国西路军第135师和170师一部于12月19日向高峰隘发起攻击,但未能突破日军阵地,日军增援部队反而绕到第135师侧后,形成对第135师的两面夹击,第135师遂向后撤退。第131、第188师和第170师一部则分别迂回到四塘、绥渌等地,切断了日军由南宁、龙州向北增援的道路。东路军第175师和新19师也各向大塘、小董、钦县袭击,破坏日军后方交通联络,策应昆仑关方面的作战。
12月20日,日军第5师团为解第21联队之围,又令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指挥第42联队2个大队向昆仑关增援。中村支队上午10时从南宁出发,在五塘附近遭到中国军队伏击,苦战5小时,强行突破,继续北进,遭到中国军队越来越有力的拦截,进展迟缓;至22日拂晓,才勉强进到七塘;当晚再次向北突进,激战彻夜,才前进2公里。23日下午1时30分,第21联队向第5师团和第21旅团发出电报:“傍晚前旅团若来不到,第一线难以确保。”〔4〕但得到的答复仍是:要死守待援,不得已时可撤出第一线阵地,确保九塘或八塘。〔5〕24日晨,第21旅团在向九塘突进途中,旅团长中村正雄遭中国军队炮击,腹部被贯穿,延至25日凌晨死去,部队由第42联队联队长坂田元一指挥。至25日8时30分(即从南宁出发6天以后),才推进40公里左右,到达九塘。当夜,以一个中队的兵力乘夜暗向昆仑关增援,并带去几万发子弹,稍微加强了第一线守备力量。在此期间,第5师团还从第9旅团、“台湾混成旅团”各抽调一部兵力驰援昆仑关,沿途也遭到中国军队坚强阻击,进展困难。
12月25日至28日,中国军队稍事休整,调整部署,制定最后夺取昆仑关的计划。29日凌晨,第5军在炮兵、装甲车协同下再次发起强攻,第200师、荣誉第1师、新22师与第159师均投入进攻。困守多日的日军虽仍在顽抗,但不足以抗拒中国军队的强大攻势。至30日,大部阵地被中国军队所攻占。31日拂晓,第5军在炮火支援下向昆仑关发起最后冲击,至11时肃清全部日军,占领昆仑关,并继续向九塘、八塘攻击前进。1940年1月2日,第5军的荣誉第1师、新编22师和第66军的第159师对九塘、八塘实施围攻。4日,又以第200师加入进攻。但因日军增援部队“台湾混成旅团”和第9旅团各一部已进抵九塘集结,守备力量增强,中国军队连攻7日,未能奏效,双方形成对峙。1月11日,第38集团军命令第36军接替第5军防务,将第5军撤往后方休整补充。持续50多天的昆仑关激烈争夺战暂时平静下来。当时称之为“昆仑关大捷”。这场战斗对鼓舞民心士气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 翁源、英德和宾阳作战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攻占广州时,因兵力有限,将占领区限制在广州及其周围的狭小地区内,未经大本营批准,不得超越占领区以外作战,也不得扩大占领区。但广州日军在中国第四战区第12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包围下,经常受到袭扰和威胁。第21军为改善态势,于1939年8、9月间向大本营建议对第四战区和第12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韶关发动一次攻势,歼灭第12集团军主力,将占领区扩大到翁源、英德附近。日军还想以此战鼓励和支持汪精卫建立华南傀儡政权。汪精卫于1939年7月下旬专程飞往广州,利用其在两广的影响,拉拢与蒋介石素有矛盾的粤系、桂系和滇系将领反蒋,瓦解抗日军队和国民政府,但没有得逞。11月15日,大本营批准了第21军的作战计划。但这时第21军正在进行南宁作战,已无机动兵力可用,于是大本营又将第3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从日本本土拨归第21军序列,遂行向韶关的进攻作战。
第21军待各部队集结完毕后,以第18师团(师团长久纳诚一)、第104师团(师团长滨本喜三郎)和近卫混成旅团(旅团长樱田武)组成向韶关进攻的兵力,预定12月26日开始行动。但12月18日南宁昆仑关方面战况趋紧,第5师团告急,第21军决定改变韶关方面作战计划,将作战区域由韶关缩小到翁源、英德,开始攻击的时间提前到12月24日,以便尽快抽出兵力向南宁方面增援。24日各部队发起攻击后,进展较快,第18师团于29日18时占领翁源,第104师团于30日16时30分占领英德,给了第12集团军以一定打击。第21军随即命令各部队停止追击,迅速回撤,匆匆结束了翁、英作战。
1940年1月1日(翁、英作战结束第二天),日军各部队即开始向广州回撤。近卫混成旅团和第18师团直接撤到黄埔港登船,运往钦州湾上陆,支援桂南作战。1月22日前后,近卫混成旅团到达七塘附近集结,第18师团到达南宁附近集结。
在此期间,中国方面也向桂南前线增调了第2、第6、第64军和新编第33师共8个师的部队。桂林行营曾计划待后续部队集结完成后,以克复南宁为目标,向日军展开新的攻势。但1月28日8时,日军即以台湾混成旅团、近卫混成旅团和第21旅团在四塘、五塘间地区展开,在第5师团指挥下向昆仑关及其两侧的中国军队正面发起进攻,以第18师团在昆仑关以东约20至30公里处向中国军队侧后迂回。日本大本营从关东军抽调2个飞行中队专门支援这次作战,连同海军第3联合航空队的飞机,共有100多架控制了战区的制空权。29日,日军第9旅团也加入对昆仑关正面的攻击,而以近卫混成旅团向东北行动,加大迂回兵力。
担任昆仑关正面防御的中国军队是第99军主力和第36军一部。该两军凭借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奋勇抗击,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但昆仑关左翼防御兵力不足。1月30日,日军第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已迂回到甘棠附近,有攻占甘棠、直趋宾阳之势。桂林行营和第四战区痛感甘棠方面日军对中国军队侧后威胁甚大,急令第46、第64、第66军各一部向甘棠及其以北地区集结,限2月1日到达,2月2日向日军发起反击。但各部队尚未到达指定位置而日军已于1月31日占领甘棠,并继续向北攻击。中国军队在开进途中与日军遭遇,仓促应战,不敌日军在大量飞机掩护下的进攻,向后撤退。2月1日,日军飞机对宾阳实施集中轰炸。第38集团军指挥机关遭到严重破坏,通讯联络一时中断,各部队行动陷于混乱。2月2日,日军第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合攻宾阳。当日18时宾阳失陷。第18师团追击中国军队,直抵宾阳以北的邹墟。
在昆仑关正面,激烈的攻防作战一直在持续进行。但日军迂回到昆仑关翼侧占领宾阳之后,昆仑关防御已失去意义,守军且有被切断退路、遭受夹击和包围的危险。2月2日,第四战区命令分属第37、第38集团军的第99、第36、第2、第6、第66各军弃守昆仑关,主动向上林和大览方向撤退。2月3日,日军再次占领昆仑关,并继续追击,于4日占领上林。在高峰隘方面,日军第5师团一部也突破中国守军阵地,占领武鸣。中国军队主力在红水河以南占领第二线阵地,以确保柳州。广东方面,第12集团军则乘虚加强对日军的袭扰,策应桂南作战。
日军此次昆仑关、宾阳作战的目的,只在给中国军队以反击,巩固其对南宁的占领。达此目的后,为避免战线延长、兵力分散、补给困难,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立即命令各部队收缩兵力,退出宾阳、上林、甘棠、武鸣、昆仑关等地,集结于南宁周围。2月8日,日军开始后撤。至2月13日,第5师团全部撤至南宁,在南宁市周围约10公里地域内构筑防御阵地;近卫混成旅团撤至邕江以南,台湾混成旅团撤至钦县、防城,确保后方交通运输线;第18师团于2月中旬撤回广东。
中国军队在日军后撤时尾随日军跟进,占领日军撤出的各地,与日军保持接触。
2月9日,日本大本营为适应华南作战需要,撤销第21军战斗序列,组成华南方面军,由安藤利吉任司令官,统一指挥广东、广西两方面的作战。直辖部队有第18、第38、第104、第106师团。在南宁另设第22军,由久纳诚一任司令官,下辖第5师团、近卫混成旅团和台湾混成旅团。也隶属于华南方面军序列。
此后,桂南方面中日双方军队再未发生大的作战。
1940年3月间,日军第22军和华南方面军虽曾建议集中3个师团的兵力向柳州、桂林进攻,给重庆国民政府以更大的军事压力,配合政治谋略,解决中国问题,但未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同意。
中国军队一面与日军保持接触,对日军后方交通线发动若干袭击,一面进行整训。
1940年5月,纳粹德国向法国发动大规模进攻,贝当政府投降,更无力顾及远东事务,日本遂乘机向法国施加压力,要求法国同意日本派兵进驻越南北部。几经谈判,法国终于被迫同意日方要求。9月,日本大本营从第22军序列中调出近卫旅团组成印度支那派遣军,进驻越南河内、海防谅山等战略要点,以便从越南直接截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并为向东南亚侵略扩张准备跳板,收一箭双雕之利。这样,日军占领南宁的意义减少,便逐步从南宁撤兵。至11月中旬全部撤退完毕,第22军序列也随之撤销。
中国军队乘日军撤退之机跟进,或予以袭击,收复龙州、凭祥、南宁、钦县、防城等地。
四、 会 战 简 析
桂南会战是抗战期间在广西境内进行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会战。日军投入2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兵力(占其华南兵力的大半),另有海军舰队和航空兵的支援,是陆、海、空军联合下的两栖作战。大本营也专门派去海军陆战队和2个航空中队,可见对这次作战的重视。广西不仅有通往越南的国际交通线,而且也是通往西南大后方的交通枢纽和屏障,是第三、第四、第九各战区的后方基地;在武汉、广州失守,中国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重心已转向西南的情况下,广西已处于第一线,其地位更加重要。
然而军事委员会及桂林行营等高级军事领导机关对日军由此方向进攻的可能性都缺乏估计,部署的兵力既少且弱,以致在日军突然进攻时(日军隐蔽其战役企图和选择不良天候实施登陆,增加了突然性),既不能组织有效的抗登陆,也不能组织有力的纵深防御,使日军得以轻易登陆并占领南宁(据日军战史统计,这一阶段的作战,日军仅战死145人,负伤315人);而中国援军则直到一个月之后才陆续开到集结位置,仓促组织反击。这种战略上的判断和部署失算,是中国方面在会战初期陷于被动和不利态势的主要原因。蒋介石在1940年2月24日柳州会议上总结桂南会战教训时也说:“我当时判断敌人绝不攻南宁,因此将桂南部队调粤西江,而将西江部队移粤北,此当然我负责任,我很惭愧,故北海防务松懈。孙子所谓:‘毋恃其不来,恃我有所备也。’失了此原则,故而判断错误,此为最大错误。”
第二阶段的反攻,特别是昆仑关正面的反攻,是全战役中最积极、最有力的行动。中国方面调集15个师的援军,特别是将当时中国惟一的一个机械化军——第5军(辖3个师又加强1个战车团和重炮兵)投入桂南会战,且当时正在重建的空军也投入作战,表明中国政府军事当局对此方向作战的重视,也显示出武汉会战后中国方面整军已初见效果,战力有所恢复和加强。在20多天的攻坚作战中,中国军队浴血苦战,前赴后继,正面进攻与侧后袭击、阻击相结合,给了日军第21旅团以歼灭性打击,给了第5师团其他部队以重大杀伤,终于攻克日军坚固设防、顽强据守的昆仑关阵地。日军第一线部队多次惊呼“有全面崩溃的危险”,准备烧掉军旗,掩埋各种火炮,依靠空投补给,但杯水车薪,只得以野果、草根充饥,十分狼狈。日军也承认这是他们所遭遇的最猛烈的攻势。12月28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次长泽田茂行视察南宁时,第21军“军司令部内充满着悲观气氛”。〔7〕白崇禧认为“抗战以来……若论攻坚胜利,则以昆仑关之役为首次。”〔8〕而且,此战与其他各战区的冬季攻势相呼应,也成为整个冬季攻势中最强有力的一役,不仅在军事上挫折了日军锐气,对其政治谋略也是一个沉重打击。许多日军将领都认为中国仍有相当坚强的抗战意志和战力,不消灭中国军队主力,政治谋略将无济于事。
以上都是桂南反攻的积极方面。其不足点是:用于昆仑关正面攻击的力量较强,而用于袭击日军侧后据点、破坏其交通运输线、阻绝其增援的力量不够,行动不坚决,致日军第5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仍可向昆仑关转用实力,增大了正面攻坚的困难和伤亡,且未达到克复南宁的目的。再者,当日军大部兵力都用于昆仑关之时,其钦州防城地区、邕钦公路和南宁的兵力都大大减少,如中国军队猛击其侧后,必能取得更大战果;特别是广东方面第12集团军未能乘广州日军第21军抽兵进攻桂南尔后又在桂南、粤北两个方面同时作战,兵力已捉襟见肘之际果敢行动、牵制日军,致使日军在翁、英作战后又从广东抽出较多兵力增援桂南,这都反映中国军队在战役中协同动作不严密,措置不力,各部队之间缺乏主动配合、互相策应的精神。
宾阳作战时,日军以第5师团主力向昆仑关正面进攻,吸引中国军队,而以新增援的第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向昆仑关以东迂回至中国军队侧后。桂林行营和第四战区指挥者均未料到此着,只着重于昆仑关正面防御,而疏于保障翼侧安全,在甘棠、宾阳等要道、要点未作适当部署,也未在附近控制有力的预备队,授人以隙。日军果然乘虚而入,轻易占领甘棠、宾阳。第四战区仓促调整部署,但已来不及;正面部队仍在抗击日军进攻,但已失去意义,且后路被切断,有被围之虞,不得不撤退,全盘立时陷于被动混乱。其实,日军集中绝大部分兵力置于右翼(昆仑关及以东),其左翼(高峰隘及以西)兵力空虚。如直趋南宁,也可打乱日军部署,瓦解其攻势。可惜第四战区既疏于自身翼侧安全,又不敢大胆迂回对方侧后,作战思想消极呆板,应对失当,使第二阶段反攻已经取得的战场主动权丧失,又转变为被动。蒋介石在总结桂南会战经验教训的柳州会议上除自责判断错误外,还指出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上级指挥官战斗意志薄弱,而且大家“骄横怠忽,竟至精神颓丧,决心毫无,乃至遭此失败的耻辱”。〔9〕会议结束时,蒋介石宣布了此次会战的将领奖惩名单:第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第46军军长何宣、第76师师长王凌云各记功一次;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以督率部队不力降级,1月28日调来指挥作战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以指导无方降级,第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被扣押法办,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第36、第66、第99军军长姚纯、陈骥、傅仲芳,第36军参谋长郭肃,第49、第160师师长李精一、宋士台等撤职查办。这是“七七”事变以来历次战役中高级将领受处分最多的一次。
附表6-6-1桂南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39年11月)
第21军司令官安藤吉利
第5师团今村均
第9旅团(步兵第11、第14联队)
第21旅团(步兵第21、第42联队)
骑兵第5联队
野炮兵第5联队
工兵第5联队
辎重兵第5联队
台湾混成旅团盐田定七
台湾步兵第1、第2联队
台湾山炮兵联队
台湾工兵联队
第18师团久纳诚一
步兵第35旅团(步兵第114、第124联队)
步兵第23旅团(步兵第55、第56联队)
骑兵第22大队
野炮兵第12联队
工兵第12联队
辎重兵第12联队
近卫混成旅团樱田武
近卫步兵第1、第2联队
近卫野炮兵大队
近卫骑兵中队
近卫工兵中队
海军第5舰队(第2航空战队,第11驱逐队等。11月15日改称“第2遣华舰队”)
海军第3联合航空队(第14、第15航空队)
陆军航空兵第21独立飞行队
附表6-6-2桂南会战第四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39年12月)
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
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
第31军军长韦云淞
第131师师长贺维珍
第135师师长苏祖馨
第188师师长魏镇
第46军军长何宣
第170师师长黎行恕
第175师师长冯璜
新编第19师师长黄固
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
第5军军长杜聿明
第200师师长戴安澜
新编第22师师长邱清泉
荣誉第1师师长郑洞国
第2军军长李延年
第9师师长郑作民
第76师师长王凌云
第6军军长甘丽初
第49师师长李精一
第93师师长吕国铨
预2师师长陈明仁
第36军军长姚纯
第5师师长刘采庭
第96师师长余韶
第99军军长傅仲芳
第92师师长梁汉明
第99师师长高魁元
第118师师长王严
第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
第66军军长叶肇(兼)、陈骥(代)
第159师师长官
第160师师长宋士台
第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
第64军军长邓龙光(兼)
第155师师长张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