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中译本，（上）第２９５页。
〔２〕〔日〕井本熊男：《作战日志ご缀ゐ支那事变》。日本芙蓉书房１９７８年版，第４４５页。
〔３〕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４〕〔日〕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９）日中战争》。东京１９６４年版，（二）第７１８。
〔５〕同〔３〕，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６〕转引自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抗日战史》第三册《华北地区作战》。１９８６年版，第３４２—３４３页。
〔７〕此段各引文引自何应钦主持晋南会战准备之历次会议记录。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９９５—１００１页。
〔８〕同〔６〕，第３４３—３４４页。
〔９〕同〔３〕，第１３２页。
〔１０〕同〔３〕，第１３５页。
〔１１〕同〔７〕，第１０２４—１０２６页。
〔１２〕同〔７〕，第９９２页。
〔１３〕同〔７〕，第１００６页。
〔１４〕见１９４１年５月２８日《蒋介石对于晋南作战失败之检讨》。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现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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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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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军的战役企图及兵力部署
１９４１年初，世界形势继续蕴酿着巨大的变化，日本乘英、美忙于应付欧洲战争之机，积极谋求南进，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美国也希望利用中国抗战拖住和消耗日本，因而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强烈感到自己在远东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以中、苏、美、英为对象的，因而处理中国问题必须和解决南方问题、北方问题综合考虑，作长期打算。基于这种背景，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这两个文件在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６日的大本营会议上获得批准，并在御前会议上得到天皇的裁决。
在《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日军大本营提出：“不放松现在对中国的压力，在此期间应用一切办法，特别是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 力求解决中国事变。”“作战以维持治安及占据地区肃正为主要目的，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如果需要，可以进行短时间的、以切断为目的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区和返回原驻地为原则。”“准备在１９４１年夏秋时期，发挥综合战力，给敌人以重大的压力，力求解决事变。”〔１〕“中国派遣军”（１９４１年３月１日?俊六接替西尾寿造任总司令官）据此进行了积极的准备，确定在夏秋以第１１军为主力实施长沙作战。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苏德战争爆发。在此之前，日本为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曾采取措施调整对苏邦交，于４月１３日签定了《苏日中立条约》；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又于７月２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秘密进行对苏战争准备，一旦苏德战争的发展对日本有利，即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为此，大本营考虑要从第１１军至少抽调２个师团到中国东北，加强对苏战备，同时继续准备南进，因而将长沙作战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俊六和新任第１１军司令官阿南惟畿（４月接替园部和一郎）强烈反对大本营的这一考虑，认为彻底摧毁中国继续战斗的企图、解决中国问题才是日本的根本国策，而这时候突然减少派遣军的兵力，将使重庆政府获得生机。８月９日，大本营决定放弃对苏行使武力，不从中国派遣军抽调兵力。８月２６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５３８号命令批准长沙作战计划（此次作战的代号为“加号作战”）。但为了准备对南方作战，第１１航空舰队和第３飞行集团于９月上旬陆续调走，减少了海军和空军的支援。
自８月中下旬起，日军第１１军开始向湘北集结作战兵力。主要部队及集结位置是：
第３师团：配属４个山炮大队，８月下旬由湖北应山附近出发，９月１６日前后集结于岳阳东南的小桥圳；
第４师团：配属山炮、迫击炮各１个大队，８月下旬由湖北应城、安陆地区出发，９月１０日前后集结于岳阳东南的新开塘附近；
第６师团：配属２个山炮大队、１个迫击炮大队，原在岳阳、崇阳担任守备，９月中旬集结于岳阳以南的草鞋岭附近；
第４０师团：配属１个山炮大队，９月上旬由湖北大冶、咸宁地区西移至桃林附近集结；
早渊支队：以第１３师团４个步兵大队、２个山炮大队为基干组成，８月１８日由宜昌以南的紫金岭出发，９月１５日集结于岳阳以东的冷水铺附近；
荒木支队：以第３３师团３个步兵大队、１个山炮大队为基干组成，由江西安义地区出发，９月上旬集结于桃林附近；
平野支队：以独立混成第１４旅团１个步兵大队、１个山炮中队为基干组成，９月中旬由江西瑞昌移至岳阳城陵矶附近集结；
江藤支队：以独立混成第１４旅团１个步兵大队为基干组成，９月中旬由江西瑞昌移至临湘附近集结；
战车第１３联队：配属２个轻装甲车中队，９月中旬由武汉向岳阳集结；
野战重炮兵第１４联队，９月中旬由武汉向岳阳附近集结；
第１１军工兵队：以３个独立工兵联队、８个架桥材料中队为基干组成，９月上中旬由武汉向岳阳、临湘地区集结。
９月１５日，第１１军在岳阳设立司令部战斗指挥所，并召集各部队参谋长会议，检查发动攻势的准备情况。该军９月上旬最后确定的作战计划要点是：
一、 作战目的：摧毁中国军队的抗战企图，给西部第九战区军队一大打击。
二、 作战方针：军决定９月１８日开始攻势，击败新墙河、汨水之间的中国军队；接着准备自长乐街附近进入汨水下游一线发动进攻，攻击该河左岸之中国第４军及第９９军。在新市—栗桥（新市南约２５公里）公路一线突破敌人阵地，以军的主力将敌包围在该公路以西湘江一带歼灭之；另以一部（第６、第４０师团）击败蒲塘（平江正西偏南约１０公里）方面山地内之敌。
攻击汨水左岸地区中国军队的开始时间预定在９月２３日，９日底前达到作战目的。
第１１军在集中后期，以一部兵力协同海军向洞庭湖西岸的常德佯攻。
为牵制中国第九战区军队，令警备在南浔沿线（南昌方面）的兵团适时发动攻击。〔２〕
第１１军用于长沙方面进攻作战的地面部队总兵力为步兵４５个大队，炮兵２６个大队，另有若干海军及航空兵协同部队。其指挥系统如附表６-１１-１。
二、 第九战区的战役企图及兵力部署
第九战区自１９３９年秋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继续在横跨湘、鄂、赣三省的长江以南地区与日军第１１军形成宽正面对峙。１９４０年７月重设第六战区后，第九战区向西、向北与第六、第五战区的分界是石门桥（常德南约１５公里）、连山湖南岸、大通湖北岸、洞庭湖北岸沿长江至武汉下游迄九江之线；向东与第三战区的分界为抚河、鄱阳湖口之线。这几个战区共同构成对武汉日军第１１军的包围态势，正处于日军所谓“作战地区”的当面，故作战行动较为频繁。
第九战区根据本战区地形和日军部署，并总结第一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等作战经验，判断日军的进攻方向：在赣北方面，一是由德安、安义指向武宁、修水、铜鼓，一是由南昌指向高安、上高、万载，或由南昌指向新淦、吉安；在鄂南方面，可能由崇阳、通山、通城向南指向平江、浏阳；在湘北方面，则由沿粤汉铁路两侧地区向南直趋长沙。以上各方向中，湘北当为主要方向，其他则为策应方向或牵制方向。据此，第九战区乃将主力部署于湘北方面，并利用横亘于此方向纵深内的新墙河、汨罗江（汨水）、捞刀河、浏阳河等构筑多层阵地，加强防御的韧性，将机动部队控制于东侧幕阜山、连云山山地，以便侧击进攻日军。１９４１年３月１７日，第九战区制定了反击作战计划。其方针是：
在赣北、鄂南方面，对非主攻方面之敌，力求将其夹击于崇仁、新淦以北，宜春、万载、铜鼓、修水以东及修水、长寿街、梅仙以北地区，予以各个击破；在湘北方面，“敌如以主力由杨林街、长乐街、福临铺道及粤汉铁路两侧地区向长沙进犯时，则诱敌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反击而歼灭之”。〔３〕其指导要领主要是应用诱敌深入、反击歼敌的战法。
本次会战前，第九战区所辖正规部队为３个集团军１１个军３０个师，另有若干游击纵队。其部署为：
第９９军（战区直辖）：担任汉寿、沅江、青山一带洞庭湖湖防及湘阴、营田、归义间湘江、汨罗江守备。
第２７集团军总司令部位于平江。其所属：
第４军：担任磊石山、鹿角、至公田间新墙河南岸守备，并以一部占领新墙河以北筻口、大云山前进阵地；
第５８军：担任黄岸市、九岭、北港、赛公桥一线守备；
第２０军：担任通城、铁柱港、斗米山、杨芳林各线守备。
第３０集团军总司令部位于修水。其所属：
第７８军：担任观音阁、潭埠之线守备；
第７２军：以一部守备东坑岭、留咀桥之线，主力集结于三都南北地区。
第１９集团军总司令部位于上高。其所属：
新编第３军：担任靖安、奉新一线守备；
第７４军：集结于新余、分宜地区整训；
预备第５师：担任市汊街、温圳一线守备；
江西保安纵队：担任锦江南岸守备。
第３７军（战区直辖）：集结于长乐街、瓮江、福临铺间地区整训。
第２６军（军事委员会直辖）：集结于金井、浏阳、永安市一线整训；
第１０军（军事委员会直辖）：集结于衡山、渌口（株洲）地区整训。
湘鄂赣边区挺进军（辖７个纵队）：主力部署于咸宁、瑞昌间地区担任游击。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位于长沙。
９月上旬，日军第６师团为掩护主力集结，解除渡河地带的侧后威胁，向第４军新墙河北岸前进据点进行扫荡作战，９月１８日发起全面进攻。战役打响后，军事委员会除将第２６军、第１０军拨归第九战区指挥外，又从第六战区调第７９军、从第七战区调暂编第２军向第九战区增援。第九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如附表６-１１-２。
三、 会 战 经 过
（一） 大云山地区的战斗
大云山地区的战斗是本次会战的前奏，还不是会战的正式开始，但持续了１０天，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
大云山位于新墙河以北数公里处，海拔９６０米，是第九战区的重要前进阵地之一，山顶由第４军１个加强营守备，其西侧为第４军第１０２师第３０６团，东侧为第５８军新编第１１师的１个步兵营。会战前守军不断派出小部队向日军后方袭击，破坏其交通设施。
日军第１１军为准备实施“加号作战”，掩护其主力向新墙河以北集中并隐蔽展开、占领较大的渡河地带，命令原在岳阳地区担任守备的第６师团对大云山进行扫荡，解除这一侧后威胁。９月７日晨，第６师团第２３、第４５联队在航空兵支援下从忠坊向大云山北侧雁岭、詹家桥展开进攻，遭守军阻击后向东南侧迂回；其第１３联队向大云山西侧进攻，与守军第１０２师发生激战。这时，第２７集团军发现鄂南咸宁地区日军第４０师团向湘北调动，判断是与第６师团换防，日军向大云山的进攻，是换防前的例行攻势。于是于７日１８时命令第４军确保大云山，命令第５８军派出部队协同第４军作战，并命令第２０军准备从通城向西侧击日军，乘日军换防时给以打击。
９月８日至９日，日军第６师团主力继续向大云山东侧猛攻，守军虽奋力抵抗，但因日军兵力、火力均处于优势，堵击无效，乃弃守大云山。１０日，第６师团主力认为已完成扫荡任务，撤离大云山，向桃林方向集结，其第１３联队则在甘田、团山坡附近被中国第１０２师和第５９师一部所阻，陷于苦战。同日，中国第５８师收复大云山阵地，向大云山增援的第３７军第６０师亦已到达战场，第２７集团军遂命新编第１０师、第５９师、第６０师包围并歼灭当面日军，定于次日拂晓开始攻击。１１日，正当这３个师与第１３联队激战时，由咸宁西进的日军第４０师团重松支队（以１个步兵联队为基干组成）赶到甘田，接应第１３联队向草鞋岭撤走。１２日至１４日，中国军队继续向重松支队展开进攻，双方在甘田、团山坡的狭小区域内互相争夺，伤亡均重。此时第九战区仍未判明日军进攻长沙的企图，依然认为日军向杨林街以北的甘田进攻是掩护其撤退的动作。如薛岳１４日致蒋介石电称：日军“扫荡我大云山后，南渡新墙河窜扰。经判断敌又师上高时第３３师团以进为退之故伎”。〔４〕
１５日，日军又以刚从赣北开来的荒木支队增援，战斗极为激烈。这时，第九战区发现日军已有４个师团以上的兵力集结于湘北，方发现日军有即向长沙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迹象，遂令第２７集团军主力向新墙河以南转移，大云山战斗至此结束。
关于大云山战斗，日军战史中有如下记述：在会战发起前，第１１军“曾令第６师团扫荡了横亘于开阔地东侧的大云山（标高１０００米），因兵少山大，不仅没有收到多大战果，反而于９月１０日引出了重庆正规军４个师的大攻势。按照作战部署，那一带被指定为第４０师团负责扫清的开阔地。该师团自１１日逐次进入，突然与上述之重庆军不期遭遇，各部被迫陷入苦战。１５日夜，军才得悉这一情况，立即把荒木支队投入战斗，吃到了没有预料到的苦头。”〔５〕
（二） 汨罗江两侧地区的战斗
９月１７日，由各地调往湘北的日军已全部集结完毕，进入进攻出发地位。由于接受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兵力分散的教训，阿南惟畿将进攻部队并列部署于狭窄的正面，以期进行纵深突破。４４个大队及３２２门火炮和迫击炮展开于新墙河以北仅２０公里宽的正面上。仅派独立混成第１４旅团第６３大队（平野支队）乘船溯湘江南下，进攻青山、营田，掩护其右侧翼，并策应正面主力作战。各部队进攻出发的具体位置是：第１４旅团６３大队位于岳阳附近，第４师团位于三港嘴北侧，第２６旅团（早渊支队）位于青风驿附近，第３师团位于筻口附近，第６师团、独立混成第１４旅团的步兵第６２大队（江藤支队）位于草鞋岭附近，第４０师团位于马家桥附近，第３３步兵团（荒木支队）位于甘田附近。
第九战区在新墙河南岸的守军为第４军的第５９、第１０２、第９０师和第６０师（由第３７军配属），大都是经过大云山战斗、于１８日拂晓前才从新墙河北岸撤回而仓促进入阵地的。第５８军、第２０军奉第２７集团军的命令加入新墙河南岸布防，尚未到达指定位置。
９月１８日拂晓，日军发起全线攻击，在炮兵、航空兵火力支援和战车协同下强渡新墙河。第４军各师凭借既设阵地抗击日军。第１０２师正面抗击日军第４、第３、第６师团的集中攻击，战斗尤为激烈。数小时后，日军渡河成功，突破守军第一线阵地。第４军乃转入长湖东、西第二线阵地，继续抵抗。日军第３、第４师团及早渊支队沿粤汉铁路两侧地区迅速向南突进，第３师团一部迂回至第４军侧后。日军平野支队也搭乘海军舰艇沿洞庭湖东侧前进至湘江口的青山附近登陆，与主力协同，向该方面守军第９９军展开进攻。至１６时，第４军第二线阵地又被日军突破。该军军长欧震鉴于日军兵力占优势，攻击猛烈，且有空中支援，正面阻击已不能奏效，遂令各师逐次掩护，向关王桥以东山地转移，占领有利阵地，以便于尔后机动或侧击日军。
同日２２时３０分，第九战区为加强湘北方面主战场力量，令第７２军从修水、三都地区西进至通城附近，并指挥暂编第５４师，准备担任该方面的反击作战；令第２０军（缺暂编第５４师）进至王安屋、朱公桥方面，协同第５８、第４军向西侧击渡河南进的日军。
１９日，第２０军由桃树港向朱公桥疾进，黄昏到达指定位置。第５８军在高家桥附近与当面日军激战。第４军第５９、第６０、第９０师阵地均遭到日军第４０师团攻击，激战竟日，双方仍在对峙中。日军第４、第３、第６师团快速向南突进，傍晚分别到达汨罗江北岸的石头铺、长乐街附近；第６师团还以一部从磨刀石渡河，与南岸守军第３７军在颜家铺、浯口一带交战。
这时，第九战区在汨罗江南岸担任守备的部队只有第３７军（辖第９５、第１４０师）和第９９军（辖第９２、第９９、第１９７师）。９月１８日，薛岳根据预定的在汨罗江两岸与日军决战、反击而歼灭日军的计划，命令第３７军（欠第６０师）守备浯口至骆公桥之线；第９９军的第９９师守备络公桥以西、营田至湘阴之线；第９２师推进于三姐桥以北，占领阵地，统归第３７军军长指挥，坚决阻击日军；第２６军主力即由浏阳开赴金井附近；第７２军改调平江，准备作战。随后，第九战区又命令第２７集团军各军向汨罗江以北日军侧背的长乐街、磨刀石、归义、新市等地攻击，迟滞其南进；命令第２６军由金井向瓮江推进；令在衡山、渌口的第１０军即向高桥、金井一带开进。
９月２０日，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九战区固守湘江两岸及汨罗江南各既设阵地，加强抵抗，保持主力于外翼，力求攻击敌之侧背；令第三、第五战区乘虚向当面敌人攻击，以策应第九战区作战。同时令第六战区向荆州、宜昌地区日军积极袭击，相机收复宜昌。２３日开始实施。军事委员会除明确将第１０、第２６军拨归第九战区指挥外，还命令从第六战区抽调第７９军、从第七战区抽调暂编第２军增援第九战区。
但第九战区９月１８日发给各集团军、各军的电报被日军特种情报部门窃收并破译后送交第１１军。该军原定沿长（沙）岳（阳）公路突进至汨罗江南岸后将主力第３、第４师团使用于战场西部（即湘江方面），当获悉第九战区以４个师守备汨罗江既设阵地，而将主力置于战场东部的瓮江等地侧击日军的情报后，立即改变原定部署，令第３、第４师团逐次转向浯口、瓮江东侧地区，令第４０师团、第６师团从东面山地迂回，对中国第３７、第２６、第１０军形成合围态势，予以歼灭。
９月２０日，日军第４、第３、第６师团及早渊支队从骆公桥、新市、磨刀石、浯口等渡河点强渡汨罗江，突破第３７军前进阵地。守军向主阵地撤退。日军第４０师团配属荒木支队，击退第４军侧击后，留江藤支队掩护补给线，主力转向新官桥、瓮江以东地区，预定经平江迂回南进。９月２２日，日军在航空兵支援下向第３７军主阵地攻击。双方激战３天。至２４日，日军第３、第４师团突破守军主阵地，将第９５师、第１４０师包围。第３７军奉命向麻林市突围转移，伤亡甚重。
９月２１日，日军第６师团从浯口向瓮江北侧转进，与刚刚到达战场的中国第２６军遭遇。日军凭借优势兵力节节进逼，向第２６军第４４师右翼包围。第２６军令第３２师向浯口日军后方攻击，适与第３师团后续部队遭遇，激战至２３日，第３２师伤亡较大，被迫后退。第２６军各师有被分割危险。第九战区令第２６军以蒲塘为中心，各师靠拢，阻击日军。第２６军立即调整部署，令第３２、第４１、第４４师在蒲塘四周构成环形防御。２４日，日军第４０师团也加入对第２６军的攻击。２５日夜，日军从东正面和南正面突入第２６军阵地。第２６军又奉战区命令向金井东南地区转移，与由平江南下的第７２军协力作战。
这时从衡阳、渌口北上的第１０军（辖第３师、预备第１０师、第１９０师）已到达战场，奉命在高桥、金井、福临铺一线占领阵地。９月２４日，由浯口附近突围南进的第３７军第１４０师转移到金井附近，日军第３师团沿长岳公路尾追而来，日军第６、第４０师团也绕过第２６军右翼进至金井附近，与第１０军遭遇。２４日上午，日军第３师团、第６师团在航空兵支援下，分别向第１０军的预备第１０师、第１９０师发起攻击。２５日，日军第３师团占领福临铺。第４师团、早渊支队也已赶来，开始向第１０军第３师展开进攻。战至２６日，第１０军各师阵地先后被日军突破，金井、栗桥失陷。该军一部向金井东北日军后方转进，主力奉命向捞刀河以南梨市转移，收容整顿。
在此期间，第２７集团军所属第４、第２０、第５８军曾奉命向日军侧后攻击，但未能达到切断日军补给线、迟滞其南进的目的。
第九战区预定在汨罗江两岸（主要是汨罗江以南）与日军决战、击灭日军主力的企图不但没有实现，在此方向担任守备的各军反被日军各个击破，损失惨重。
（三） 捞刀河和长沙附近的战斗
日军第４、第３、第６、第４０师团、早渊支队与荒木支队在汨罗江以南击破中国第３７、第２６、第１０军等部防御后乘势向南突进，于９月２５日前后陆续进抵捞刀河北岸，迫近长沙。
这时，在捞刀河南北和长沙附近的第九战区各部队有：
第９９军：除第１９７师位于湘江口南岸青山、芦林潭附近，与由该处登陆的日军平野支队处于对峙状态外，军主力（第９９、第９２师）位于捞刀河以北、粤汉铁路以西地区，由西向东侧击南下日军。
第７２军：奉命由修水西移，已抵达平江以南，准备由东向西侧击日军。
第２６军：由瓮江、蒲塘转移到石湾、更鼓台、文家场屋后稍事整顿，准备协同第７２军侧击金井之日军。
第７４军：奉命由江西分宜附近西移，其先头第５７师已抵洞阳市，主力（第５１、第５８师）位于浏阳附近。
第７９军：奉命由第六战区常德、澧县向长沙增援，其先头第９８师于９月２４日到达岳麓山，主力（第８２师、暂编第６师）尚在开进途中。
暂编第２军：奉命由第七战区前往长沙增援，正由广东向株洲车运中。
第３７军：以第９５师在麻林市西南地区占领阵地，准备协同第７４军作战。
９月２５日，薛岳电令第７９军应守备捞刀河南北地区，保卫长沙外围；暂编第２军先头部队暂编第８师限于２６日到达梨市待命；第７４军应以２个师兼程向黄花市前进，在夏家塘、春华山、赤石河、石灰咀之线占领阵地，迎击南进日军。
但第九战区这一电报又被日军特种情报部门窃收和破译。日军第１１军认为：第７４军是蒋介石中央系统中最精锐部队之一，自１９３９年９月第一次长沙会战起，曾与第１１军多次较量，是第１１军的老对手，在上高会战中又碰过它的钉子，这次一定要捕捉而消灭之。第１１军司令官阿南立即调整部署，令第３、第４师团向捞刀河以南突进；解除第６师团原定占领平江的任务，改向捞刀河谷推进，拦击第７４军；令第４０师团在扫荡金井附近地区后南下。
９月２５日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从长沙撤往湘潭。
同日，第７４军先头部队第５７师到达捞刀河北岸的春华山附近时发现春华山已被日军占领，随即占领南岸天鹅山，与日军对峙。日军向天鹅山展开进攻，双方激战彻夜，至２６日晨，日军被击退。第５７师乘机反击，夺回春华山，掩护第７４军主力集结，随后将春华山移交第５８师，北向麻林迎击日军。２７日晨，日军第３师团主力在空军支援下向第５７师正面连续猛攻，遭到第５７师顽强抗击；日军又投入第４师团一部攻击第５７师左翼。第５７师伤亡近３０００人，仍坚守不退。与此同时，第５８师在春华山、夏家塘、伍家渡一线，第５１师在伍家渡、杨家滩之线，以及协同第７４军作战的第３７军第９５师在王家冲、杨公桥一线也与日军第６、第３、第４师团发生激战。守军各部队坚守捞刀河两岸阵地，阻击、侧击日军，或主动向日军进攻，给了日军以相当杀伤，但自己也受到严重损失，第７４军全面陷于苦战。至９月２７日夜，第九战区命令该军撤出战斗，东向洞阳市、横江至浏阳河南岸转移，准备侧击日军。日军强渡捞刀河以后直趋长沙，其第３、第６师团则由长沙以东向株洲方面突进。
第九战区以及军事委员会原来就没有估计到日军会攻入长沙，未作在长沙近郊和市区防御作战的准备，因此日军突过捞刀河后，长沙无兵可守，市民纷纷逃难，道路为之拥塞，秩序极为混乱。分别从第六、第七战区前来增援的第７９军、暂编第２军只有先头第９８师、暂编第８师第１旅到达长沙，该两军主力都还在开进途中。
９月２７日晨５时，第９８师在长沙以北三窑堂、白茅铺一线与日军早渊支队遭遇，展开激战。日军以航空兵火力支援，连续突击；战斗至晚，突破第９８师第一线阵地，逼近长沙。２８日，日军早渊支队再攻破第９８师第２９３团阵地，突进长沙。刚刚到达岳麓山的第７９军暂编第６师奉命进入长沙，与日军展开巷战。至９月３０日，日军第４师团也到达长沙，其第３师团一部曾突入株洲，与暂编第２军先头部队发生战斗，暂编第２军随即撤出。日军第６师团集结于镇头市附近，第４０师团集结于狮形山附近，荒木支队、江藤支队担任掩护后方交通线任务。至此，日军第１１军认为已完全达到了预期作战目的，停止了攻势。
１０月１日，日军第１１军下达返转命令：着第４０师团先行，第４、第３、第６师团并列。其中第４０、第６师团居右，经永安市—麻峰咀—长乐街路线北返；第４师团居左，沿长沙—湘阴之线北返；第３师团居中，沿左右之间的道路北返。１０月１日日没时开始返转。
薛岳侦知日军退却行动后，当即命令暂编第２军、第７９军各向当面日军跟踪追击；命令位于捞刀河、汨罗江南北地区的第７４军、第２７集团军所属各军（第４、第２０、第５８军并指挥第７２、第２６军）和第９９军各依现在位置截击、侧击日军，务使其不能安全渡过新墙河。蒋介石也发电报要求“第九战区应乘敌疲惫，果敢追击，乘机占领岳阳，并应积极破坏武岳铁路，分向各路退却敌人沿途袭击、伏击，猛烈打击，使其不能退守原防；并牵制防守，滞其向武汉方面转移，以利第三、第五、第六战区之作战”。〔６〕
各部队按以上命令，对撤退中的日军展开追击、截击和侧击，给予一定杀伤，但未能打乱其行动。至１０月９日（日军战史记载为１０月６日），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以北，恢复战役前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至此结束。
会战期间，在鄂南、赣北的中日军队为配合湘北主战场的作战，曾互有攻防。其中驻修水、三都附近的中国第７２军发现原守备鄂南的日军第４０师团西移，便向通山附近日军据点和交通线袭击，并进攻通山县城；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曾向咸宁附近日军据点进攻，一度攻克汀泗桥和羊楼司车站，摧毁了日军若干工事和通信、后勤设施。担任箬溪守备任务的日军独立混成第１４旅团一部曾向武宁方面中国第７８军部分阵地进攻，驻守南昌的日军第３４师团曾向中国第１９集团军锦江南岸若干阵地进攻。这些作战规模都很小，未能影响双方在主战场的行动。
（四） 其他战区的策应作战
会战期间，遵照军事委员会９月２０日及以后的一再电令，第三、第五、第六战区各向当面日军发动了范围广泛的袭扰活动，对日军若干据点和交通线形成一定威胁。特别是第六战区对宜昌的反攻作战发展到较大规模，使日军受到震撼。
第三战区奉命于９月２３日开始全面袭击活动。其第１００军（部署于鄱阳湖南侧，担任湖防）对南昌周边日军第３４师团各据点频频发动攻击，前进至牛行、乐化和南昌近郊，夺占了楼前市、黄溪渡，打退日军多次反击；第２３集团军（担任鄱阳湖东岸、湖口至安徽境内长江南岸防御）对日军第１１６师团所据守的湖口、彭泽、马当、贵池、繁昌等沿江要点多次袭击，曾突至江边布设水雷；第３２集团军（担任宣城以东、太湖以西苏皖边界地区防御）曾向芜湖、溧水、武进、长兴附近日军第１５师团各据点和交通线广泛袭击；第１０集团军（担任钱塘江两岸至浙东沿海防御）曾向日军第２２师团所据守的富阳、余杭、绍兴、曹娥、余姚、奉化、溪口附近各据点多次袭击，破坏了嘉兴间铁路；第２５集团军（担任福建沿海和内陆防御）曾对厦门岛、南日岛和闽江口日军发动袭击，一度攻克南日岛。至１０月２０日，第三战区奉命停止攻势。
第五战区以破坏日军铁路、公路交通线为重点，于９月２５日开始发起广泛袭击、游击行动。其第２１集团军以大别山为基地，向广济至武汉间日军独立混成第１４旅团和第４０师团一部守备的长江北岸各据点以及日军第３师团一部守备的平汉铁路南段各据点袭击；左集团军（第３１、第１５集团军）从淮河南北地区向津浦铁路宿县以南各据点、陇海铁路徐州至开封间各据点、平汉铁路信阳南北各据点发动袭击，破坏铁路多处，并一度攻克宿县以南的板桥集；中央集团军（第２集团军）以桐柏山为基地，向平汉铁路花园至孝感间以及随县、应山附近各日军据点发动攻击，攻克独崇山、徐家店，并一度攻入随县县城；右集团军（第２９集团军）以大洪山南北地区为基地，向京山、钟祥附近各据点发动攻击，破坏了京钟公路。至１０月１１日，第五战区奉命停止攻势。
第六战区是在１９４０年６月日军占领宜昌后设立的，辖区为鄂西北、湘西和川东地区，与第五战区的分界大致沿襄河（汉水）之线，以西为第六战区；与第九战区的分界大致沿常德以南的石门桥迄洞庭湖北岸之线，以西、以北属第六战区。所辖部队有长江上游江防军、第２０集团军、第２６集团军等共１０个军２７个师。当面日军有第１３师团（守备宜昌、当阳）、第３９师团（守备当阳以东、襄河以西）和独立混成第１８旅团（掩护交通运输线）。１９４１年８月下旬，日军第１３师团奉命抽出第２６旅团组成早渊支队参加长沙作战，独立混成第１８旅团调往襄河以西接替第４师团防务（第４师团也调出参加长沙作战），因而第六战区当面日军（特别是宜昌守军）大大减少。军事委员会于９月２０日、２１日、２２日连续电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乘机克复宜昌，并限于２３日开始发起攻势。这一重大行动既是策应第九战区作战，又是解除日军对重庆和西南后方的重大威胁。为加强第六战区进攻兵力，军事委员会命令将第五战区所辖第３３集团军（２个军６个师）暂归第六战区指挥。
第六战区奉命后于９月２３日确定部署、下达命令。大要是：以江防军（辖第２军、第９４军、第８军第５师等７个师）主力攻击宜昌；以第２６集团军（辖第３２、第７５、第３９军）向当阳方面攻击，主力置于当阳以西，切断汉（口）宜（昌）公路，阻止日军第３９师团向宜昌增援；以第３３集团军（辖第５９、第７７军）向荆门方面攻击，与第２６集团军协同，切断汉宜公路；以第２０集团军（辖第５３、第７３、第８７军）向白螺矶（岳阳东北）、沙市、江陵方面攻击，切断汉（口）京（山）公路西段，阻止日军向宜昌增援。各部攻击时间限于９月２７日、２８日开始。
但各部队事先缺乏准备，调整部署行动缓慢，直到９月３０日才开始攻击。日军依托既设阵地固守顽抗，各攻击部队多与日军形成对峙，进展不大。至１０月３日夜，江防军主力已完成对宜昌的包围。第六战区为迅速攻克宜昌，又令第２６集团军第７５军的第１３师和第２０集团军及第７３军的第７７师加入宜昌方面作战，严令各军各向当面日军奋力突击，攻克既定目标。但这时日军第１１军已结束长沙方面的作战，开始向原防返转。
这时在宜昌周围和城内的日军只有第１３师团的第５６、第５８、第１０４联队，诸队连日来受中国军队猛攻，伤亡颇重；守备荆门、当阳的日军第３９师团也遭到中国军队围攻，不能向宜昌增援。至１０月９日，宜昌东郊的慈云寺、东山寺各要点均被中国军队攻占，宜昌北面的据点也多处被突破。第１３师团一面将伤员和非战斗勤务人员尽行投入作战，一面向武汉第１１军告急。１０月１０日晨，宜昌日军烧毁了军旗和秘密文件，师团长以下军官们准备好了自尽的场地和用具，并写好了绝命书，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但这时日军返转部队为解宜昌之危，紧急车运，其先头已抵荆门附近，第１１军决定将早渊支队及第１３师团第１０３旅团在宜昌以东的部队都归第３９师团指挥，全力向宜昌突进。
１０月１０日上午，中国第３２军、第２军及第７５军第１３师等突击部队又攻占宜昌郊区多处据点，并从东面突入宜昌城，与日军展开巷战。日军以飞机２０架向中国军队猛烈轰炸，并施放毒气。突击部队伤亡很大，乃撤至城外。午后，第六战区下令调整部署，准备再攻。军事委员会鉴于日军返转部队已接近宜昌，为避免陷于被动，于１０月１１日晨电令第六战区停止攻击，将部队有计划撤至城外，控制要点，进行休整。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作战至此结束。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策应第１１军的长沙作战，１０月２日以第３５师团自新乡以南强渡黄河，１０月４日却轻易击退第一战区第３集团军部队，占领中原重镇郑州。１０月３１日，第３５师团虽然撤出郑州，返回原防，却在黄河南岸京汉铁路黄河大桥西侧的霸王城要点建立了桥头堡阵地，以２个步兵大队、１个炮兵大队驻守，这为后来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日方统计，整个会战中中国军队遗弃尸体５．４万具，被俘４３００人；日军伤５１８４人，亡１６７０人。这个统计显然夸大了日军的战果。不过，从中国军事当局的资料看，第７４军的第５８师伤亡５５％，第５７师伤亡４０％；第３７军的第６０师伤亡５０％，第１４０师伤亡３０％；第４军的第１０２师伤亡４５％；第１０军的第３师伤亡３５％，伤亡确实惨重。
四、 会 战 简 析
第二次长沙会战，对日军来说，是“在激烈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受到极严格制约的条件下作战的”，〔７〕其参谋本部要求尽早结束作战，以便准备对南方用兵，因而第１１军攻占长沙仅２天便迅速返转，退回原防。中国军政当局曾借此宣扬日军是被中国军队击溃、中国又取得了第二次长沙大捷，以此鼓舞士气、民心，维护国际形象。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政当局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从军事委员会有计划地组织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之间的战略协同和战役协同，特别是指示第六战区发起颇有声势的对宜昌的反攻作战，都属正确的决策，反映出在战争指导上的积极意图。日军也承认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仍旧高昂，对宜昌日军的反攻在规模和斗志上都超出日军的预料。但中国方面在这次会战中的失利和失误也是十分明显的。第２７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会战总结报告中曾列举种种问题，如：对敌情判断不当，友军彼此不信任，致乏协力，部队运动迟缓，师以下军官战术修养不够，指挥能力薄弱，部队纪律太坏，执行命令不彻底，训练不足，仍有呆守阵地的习惯，不知活用兵力、控制预备队，等等。〔８〕其实这些都是部队建设、部队教育方面由来已久且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第九战区部队有，其他战区部队也有；不仅此次会战有，其他会战也有。而且这些问题多是针对下级而言，还未涉及高层。若就此次会战的高层组织指挥而言，至少还可看出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１． 部署指挥不当而陷于被动
军事委员会和第九战区都曾明白指出武汉日军处于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战略包围中，中国军队处于外线（对日军第１１军来说），是有利态势。但战略上的外线并不等于战役上的外线，战略上的有利态势并不自然化为战役上的有利态势。对战役的组织指挥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战役上争取使自己处于外线的有利的态势，这是保持战役主动权的关键。
但第九战区的战役指导方针和实际部署并非如此，从而一次又一次陷于被动。
该方针中只提到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对日军实施反击并歼灭之。这是出于以下估计：日军在突过新墙河、汨罗江后必受到很大杀伤和消耗，战力大减，因而选定在汨罗江以南与其决战是有利的。〔９〕这只从决战的地域上考虑，而且是一厢情愿，实际上本次会战中日军的兵力相当集中，强渡新墙河、汨罗江时并未受到重大损失，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突击力。第九战区的设想与战役的实际发展不符，又没有应付意外情况的预案，这是陷于被动的原因之一。
再从兵力部署和使用来看，第九战区未将主力控制于外侧机动位置，无论在新墙河南岸还是在汨罗江南岸，守备部队都处于日军大兵团进攻的正面，侧面力量极弱，不可能对日军翼侧构成威胁；日军突破汨罗江后，第九战区仍按原计划将增援的生力军第２６军、第１０军、第７４军全部摆在日军进攻的正面，企图阻止日军并和日军决战，而且是逐次投入，结果反被日军各个击破，徒增伤亡。待到日军突过捞刀河，第九战区已无预备队可用。这是陷于被动的又一原因。
第九战区在作战计划中强调“应运用诱敌歼灭战法”，结果成为一句空话。实际上不是第九战区诱使日军就范，而是日军的快速攻势迫使第九战区手忙脚乱、处处就范。第九战区组织指挥如此，则全战役陷于被动和不利就是必然的了。第九战区在会战总结中说：“战区保持主力兵团于敌后及敌之两翼，故能始终立于主动地位，诱敌至捞刀河南北地区而四面围歼之”等等，完全是不实之词。
２． 情报不灵而丧失战机
第１１军是侵华日军中惟一以机动作战任务为主的野战军，武汉失守以来，日军向正面战场发动的多次进攻，除桂南会战、中条山会战外，都是由它发动的。中国军事情报工作部门对它的动向理应给予更敏锐、更密切的监视。第１１军为准备此次会战，从８月中旬起即从鄂西、鄂南、赣北抽调部队，向湘北集中。如此大规模的部队调动，无论是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情报部门，还是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战役情报部门，抑或是与日军当面接触的各部队战术情报部门，在长达１个月的时间里都毫无察觉，直到日军要发动全面攻势前一两天，才发现日军已在湘北集结重兵，足见中国各级军事情报部门的麻痹和疏懈。而第九战区因情况不明，对会战无从进行、也来不及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其第一线守备部队第４军、第５８军甚至被日军吸引，胶着于大云山，后乘夜匆匆转回新墙河以南，喘息未定，日军已开始总攻。日军成功地隐蔽了战役企图，发挥了战役突然性，而第九战区在会战第一步就丧失了时机，仓促应付，在日军闪电式的攻击面前步步失策。
同样，第六战区对日军第１３师团平渊支队和独立混成第１８旅团的调走也毫无所知。待１个月之后，在湘北战场发现第１３师团部队南调，再部署对宜昌反攻，为时已晚；开始反攻时，日军已结束长沙作战，平渊支队即将返转宜昌。倘能及早发现，早作预备，提前数日发起反攻，则宜昌必能克复。
反之，日军特种情报部门却多次破译第九战区电报，对第九战区部署行动了如指掌，所以能及时调整部署着着胜算。
３． 各战区策应乏力未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
如前所述，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对日军第１１军构成包围，处于战略外线，态势有利。军事委员会有鉴于此，于９月２０日及以后多次电令第三、第五、第六战区乘日军兵力集中于湘北、其他方面兵力减少之机发起反攻，特别要求攻其较敏感的要点，以策应第九战区作战；同时也令第九战区尽可能拖住日军，以利其他战区反攻。这一想法和要求都是积极的，也是可以办得到的，但实施情况和效果都不理想。第三、第五战区虽对日军进行了较广泛的袭扰活动，但除第三战区第１００军对南昌外围据点的攻击兵力稍大外，其余兵力小而分散，没有一处打痛日军，根本不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起不到策应作用。
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作战具有相当规模和威力，不仅是对第九战区最有力的策应，也是在８年抗战的正面战场上少有的积极行动，是值得称许的，但也因攻击宜昌的兵力不够集中、开始攻击的时间稍晚而功亏一篑。如第五战区能同时积极行动，主动配合，以较大兵力切实遮断汉（口）宜（昌）公路和京汉铁路南段、迟滞日军由湘北返转鄂西，或许能给第六战区再争取到几天时间，则克复宜昌是有可能的。
总之，各战区间的互相策应缺乏积极性、主动性，行动乏力，是一个老问题。此次会战中依然如故，因而失去一些难得的机会（特别是对宜昌的反攻），反让日军在郑州附近黄河南岸建立桥头堡，实在遗憾。
附表６-１１-１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１９４１年９月）
第１１军司令官阿南惟畿
第３师团丰房太郎
步兵第５旅团（第６、第６８联队）
步兵第２９旅团（第１８、第３４联队）
骑兵第３、野炮兵第３、工兵第３、辎重兵第３联队
第４师团北野宪造
第４步兵团（第８、第３７、第６１联队）
骑兵第４、野炮兵第４、工兵第４、辎重兵第４联队
第６师团神田正种
步兵第１１旅团（第１３、第４７联队）
步兵第３６旅团（第２３、第４５联队）
骑兵第６、野炮兵第６、工兵第６、辎重兵第６联队
第４０师团天谷直次郎
第４０步兵团（第２３４、第２３５、第２３６联队）
骑兵第４０、野炮兵第４０、工兵第４０、辎重兵第４０联队
第１３师团内山英太郎
步兵第１０３旅团（第１０４、第６５联队）
步兵第２６旅团（第１１６、第５８联队）
骑兵第１７大队，山炮兵第１９、工兵第１３、辎重兵第１３联队
早渊支队支队长为第２６旅团长早渊四郎
步兵第１１联队、步兵第５８联队第１大队、山炮兵第１９联队
荒木支队支队长为第３３步兵团长荒木正二
步兵第２１５联队、山炮兵第３３联队第３大队
江藤支队支队长为独立混成１４旅团步兵第６２大队（大队长江藤大八）
独立步兵第６２大队
平野支队支队长为独立混成第１４旅团步兵第６３大队（大队长平野仪一）
独立步兵第６３大队
战车第１３联队
独立山炮兵第２联队（配属第６师团）
独立山炮兵第３联队（配属第３师团）
独立野战重炮兵第１４联队（１０５毫米榴弹炮）
独立野战重炮兵第１５联队（１００毫米加农炮）
高射炮第２２联队
独立山炮兵第５１、第５２大队
迫击炮第１、第３大队
独立工兵第１、第２、第３联队
第１飞行团（侦察３个中队，直协１个战队）
第３飞行团（侦察１个中队，战斗１个战队）
海军第１遣华舰队
海军第１０５水上运输司令部
附表６-１１-２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１９４１年９月）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
副司令长官罗卓英、杨森、王陵基
第１９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兼）
新编第３军杨宏光
第１８３师李文彬
新编第１２师张兴仁
第７４军王耀武
第５１师李天霞
第５７师余程万
第５８师廖龄奇
预备第５师曾戛初
江西保安纵队熊滨
第２７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兼）
第４军欧震
第５９师张德能
第９０师陈侃
第１０２师柏辉章
第２０军杨汉域
第１３３师夏炯
第１３４师杨干才
暂编第５４师孔荷宠
第５８军孙渡
新编第１０师鲁道源
新编第１１师梁德奎
第３０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兼）
第７２军韩全朴
新编第１４师陈良基
新编第１５师傅翼
第７８军夏首勋
新编第１３师刘若弼
新编第１６师吴守权
第１０军李玉堂
第３师周庆祥
预备第１０师方先觉
第１９０师朱岳
第２６军萧之楚
第３２师王修身
第４１师丁治磐
第４４师陈永
第３７军陈沛
第６０师董煜
第９５师罗奇
第１４０师李棠
第９９军傅仲芳
第９２师梁汉民
第９９师高魁元
第１９７师万倚吾
第７９军夏楚中
第８２师欧百川
第９８师王甲本
暂编第６师赵季平
暂编第２军邹洪
暂编第７师王作华
暂编第８师张君嵩
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李默庵
炮兵指挥官王若卿
工兵指挥官朱焕庭
注释：
〔１〕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１０１页。
〔２〕同〔１〕，第１５９页。
〔３〕见《第九战区第二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８３—１０８４页。
〔４〕同〔３〕，第１０９２页。
〔５〕同〔１〕，第１６０—１６１页。
〔６〕转引自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１９７８年版，第七卷第１３６—１３７页。
〔７〕同〔１〕，第１６４页。
〔８〕同〔３〕，第１１０６—１１２０页。
〔９〕同〔３〕，第１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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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相持阶段前期的作战
日军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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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内地的航空作战沿海封锁作战和对内地的航空作战，是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侵华战争的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沿海封锁作战即攻占中国东南沿海的大小港口，切断中国与海外的所有进出通道，阻止一切援华抗战物资进入中国。这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封锁战，意在以武力封闭中国，使中国因得不到海外援助而削弱甚至丧失持久抗战的能力。对内地的航空作战，是对中国西南、西北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重要目标进行大规模的、持续的战略性轰炸，造成深度破坏，并在心理上造成一种威慑力，影响中国的士气和信心。日军统帅部对此寄予很大希望，企图以对其占领区（即敌后战场）的“治安战”（即反复残酷的扫荡）、对正面战场的进攻战、对沿海的封锁战和对大后方的航空战，全方位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再结合政治谋略和外交谋略，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和能力，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
侵华日军的沿海封锁作战和对内地的航空作战主要集中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会战以后）至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一段时期内。
一、 对沿海的封锁作战
日军从侵华战争开始就把对中国沿海港口的占领和封锁作为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３７年７月占领塘沽，同年１１月占领上海，１９３８年１月占领青岛，同年５月占领厦门，同年１０月占领广州。这样，在一年多一点时间里，日军就占领了华北、华东和华南的最大港口，封锁了中国主要海外通道。这是和它在陆地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同时进行的。
还在武汉会战进行期间，日军就估计到占领汉口、广州后，英、法仍将通过河内—南宁—桂林—衡阳路线（即桂越路）、河内—昆明—贵阳—长沙路线（即滇越路）、仰光—昆明—贵阳—长沙路线（即滇缅路），以及从苏联经新疆—兰州—西安路线继续进行援华。要压制中国，从军事、经济两方面切断这些联络线极为重要。１９３９年９月日本在中国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时，其大本营赋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任务中，就把“尽最大努力切断敌之南方补给线”单独列为一条。所以，日军在停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以后，更加重视对中国的经济围困，把沿海封锁作战作为独立的（专项的）作战行动列入计划，在其全盘战略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
１９３９年日军沿海作战的主要行动有：２月中旬台湾混成旅团（又称饭田支队）和海军第５舰队攻占海南岛的作战；３月下旬第２１军第１独立步兵队为切断澳门—香山—新会公路而进行的西江沿岸作战；６月下旬第２１军后藤支队和海军第５舰队一部攻占汕头、潮州的作战；８月中旬第２１军第１８师团一部攻占深圳、沙头角的作战；１１月中旬至１９４０年２月上旬，第２１军主力和海军第５舰队为切断桂越国际通路而进行的南宁作战（桂南会战）。通过这些作战，日军不但进一步封锁了中国南方沿海，而且为后来的南进、入侵印度支那和香港建立了跳板。
１９４０年日军的主要封锁行动有：乘纳粹德国向西欧大举进攻，英、法自顾不暇之机，胁迫英国同意于７月至１０月封闭滇缅路３个月，并禁止由香港地区向中国输送军械、汽油等作战物资；９月，又以第５师团侵入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编成印支派遣军，占领海防、河内、谅山等地，切断桂越路和滇越路。
１９４１年是日军沿海封锁作战最为频繁的１年。在１月１８日经裕仁天皇裁决的《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就提出要对中国“力求加强地面、海上及空中的封锁。切断法属印度支那通道，阻止缅甸通道，以海军封锁海面及以陆军兵力封锁海港作战并行，加强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压迫。”〔１〕大本营据此于２月２６日下达“大陆命”第４８８号命令，规定“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应对浙江省以北的中国沿海、华南方面军应对福建省以南的中国沿海，自现在起分别以一部兵力，随时进行以封锁为目的的作战。”〔２〕参谋本部与军令部为此又制定了《陆海军中央关于对华沿海封锁作战的协定》，“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则将封锁作战列为１９４１年各项任务之首，可见日军统帅部的重视。这一年的主要行动有：
香韶公路切断作战——香韶公路是以香港为基地，在其以东海岸卸货，然后运往粤北韶关的通路。日军“华南方面军”发现仍有不少物资由此路输入中国，便于２月４日以川口支队（第１８师团以川口清健指挥的４个步兵大队为基干）在大亚湾登陆，奔袭淡水，同时以末藤支队（第３８师团以末藤知文指挥的３个步兵大队为基干）从深圳方面进行策应，完全封锁了大鹏湾和大亚湾，并截夺了大量物资。然后以川口支队留驻淡水，执行切断任务。
雷州方面切断作战——雷州半岛和广州湾海岸线很长，尽管日本陆军、海军不断监视，仍有不少援华物资从沿岸小湾小港秘密送上大陆。日“华南方面军”根据大本营命令，从近卫师团、第４８师团、第３８师团共抽调１８个步兵大队，编为６个支队，于３月上旬，用了约１周时间在海军协同下对广州湾和雷州半岛约５００公里正面可能登陆的各要点及其周围严密扫荡，夺走了正在运输中的物资。
汕尾方面切断作战——汕尾是汕头以西在碣石湾和红海湾之间的一个小半岛，经常有海外援华物资输入。３月下旬至４月上旬，日军以独立混成第１９旅团和近卫师团各一部在汕尾登陆，进行扫荡，并留驻部队予以封锁。
福州作战——厦门被日军占领后，福州成为援华物资输入的主要港口。３月２３日，日军参谋总长命令“华南方面军”使用第４８师团及第１８师团、近卫师团各一部实施福州作战，随后又下达了要暂时确保福州的命令。４月１９日拂晓，第４８师团主力和第１８师团佗美支队（佗美浩指挥的４个步兵大队）在海军第二分遣华舰队协同下，在闽江口附近登陆，击退中国第２５集团军所属部队和福建省保安部队，于２１日占领福州，同时以近卫师团１个大队攻占了附近炮台，然后第４８师团驻守福州，至９月３日退出。
浙东作战——浙东沿海的港口较多，其中以宁波、台州、温州较为重要。１９４１年３月，日军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使用驻在上海吴淞的第５师团进行浙东作战。这一作战的目的不仅是要切断援华物资输入孔道，更是为了夺取宁波以南象山半岛一带出产的飞机制造业原料萤石。为策应第５师团作战，命令第１３军以第２２师团主力和第１５师团的赤鹿支队（以赤鹿理指挥的３个步兵大队为基干）向中国第１０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诸暨进攻。４月１９日，第２２师团发起进攻，牵制中国军队；同日，第５师团在浙东沿海登陆，并于２０日占领宁波、石浦、台州、温州。随后，第５师团以一部占领宁波，其余部队返回吴淞。１０月，第５师团全部调出，准备参与太平洋作战，而将防务交由独立混成第２０旅团接任，直到战争结束。
盐城作战——盐城位于江苏省北部，濒临黄海，是中国重要的产盐地，由中国新四军担任守备。日军为掠夺盐业资源，用以补充日本国内的不足，并阻止海盐流入中国内地，加强对中国内地的经济封锁，于１９４１年７月下旬至８月下旬，以独立混成第１２旅团从东台、兴化向盐城、阜宁进行扫荡作战，以一部兵力占领盐城。
此外，还进行了若干小的封锁作战。
据日军战史统计，仅１９４１年上半年，用于沿海封锁作战的兵力就有６４个大队，约相当于７个师团的兵力，作战后又用２个半师团的兵力留驻于一些要点担任守备，以保持持续的封锁效果。１９４１年秋季以后，为进行南进准备，才停止了封锁作战。
日军的沿海封锁作战确实给中国方面造成了相当困难，以致到１９４２年，中国的所有海上通道都被封闭，只剩下一条通往苏联的陆上通道。为冲破日军封锁，中国不得不开辟一条空中通道——由印度东北部飞越当时还属空中禁区的喜马拉雅山，到达中国昆明。这条空中通道后来以“驼峰运输线”而著称于世，在中国抗战最困难的年代，每月运进几千吨到１万吨美国援华物资，以应急需。日军的封锁未能完全切断中国与盟国的物质联系，更何况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以自然经济为主，这样一个一致奋起救亡图存的大国蕴藏持久抗战的巨大潜力，绝不是日军的封锁所能窒息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二、 对内地的航空作战
分属于陆军和海军的日军航空兵在其战略进攻阶段，以直接支援地面作战为主要任务；转入战略保守以后，日军大本营要求陆、海军航空部队互相协同，在全中国各要地果敢地进行战略、政略的航空作战，挫败中国继续战斗的意志，并破坏中国空军的重建。日军大本营在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和作战计划中反复地强调这一方针。这就是说，日军航空作战的重点由前线转向了中国的深远后方，由战役战术性行动转向了战略性行动。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侵华日军陆军航空部队主要有第１、第３、第４、第７飞行团，拥有各式飞机约２６０架；海军航空部队主要有第１、第２联合航空队，第１、第３、第１４航空队和高雄航空队等，拥有各式飞机２５０多架。这是日本陆、海军航空兵力在华的最高额，后来部队的编组和序列虽屡有调整，但飞机总数没有大的增加。１９４１年底发动太平洋战争后，逐渐减少。
日军控制的机场甚多，但多半只能用于战斗机临时野战。可供重型轰炸机起降又最接近中国内地的前进机场，在华北是运城、包头，在华中是汉口。运城至兰州，及汉口至重庆的距离约为７００—８００公里，除重轰炸机和部分侦察机外，其他各种战斗机都因续航能力、飞行半径的限制，不能执行如此远距离的作战任务，因而日军对中国内地的航空作战，都是在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条件下由重轰炸机和海军的中攻击机单独进行的。适合执行此种任务的飞机，陆军航空兵只有４０多架，海军航空兵约有９０架（１９４１年一度超过２００架）；对稍近目标的攻击，则尚有约１００架轻轰炸机及部分战斗机可以担任。
从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到１９４１年９月，日军对中国内地的航空作战有４个较为集中的阶段，每一阶段都是有计划、有重点的空中进攻战役。
第一阶段为１９３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３９年２月，主要目标是重庆和兰州。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政治上和军事中枢机关所在地；兰州是苏联援华物资的必经大道，又是中国空军的重要基地。日军企图利用攻占广州、武汉后的声威，再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沉重的一击，迫使其屈服。这一阶段日军以主要装备重轰炸机的一个飞行团由汉口起飞，对重庆进行了４次集中轰炸。因重庆天气不好，时有大雾，投弹难于命中目标；第一飞行团又转场到包头和运城，３次轰炸兰州，对兰州东、西机场和市区进行破坏，炸毁了苏联援助的部分飞机，但也遭到中国空军和防空炮火的反击。据中国方面宣布，中国击落日机十余架；日方则承认被击落５架，其余飞机虽全部中弹，但安全返航。此外，以轻型轰炸机为主要装备的日军第３飞行团还对长沙、常德、恩施、芷江等地进行了轰炸；海军高雄航空队和第３联合航空队（使用海南岛和南宁机场）还对桂林、贵阳、昆明、蒙自和滇越铁路大桥进行了轰炸。
第二阶段为１９３９年１１月至１２月。在此之前，因发生诺门坎事件，日军大本营一度将航空作战主要方向放在关东军方面，用于对苏战备。诺门坎事件解决后，日军重新调整力量，继续对中国内地实施航空作战。这次的重点目标仍是重庆和兰州。由于苏联援助中国的飞机多在兰州进行交接和训练，并从兰州起飞轰炸过运城机场等日军军事设施，所以这一阶段日军对兰州的轰炸较前更加猛烈，决心要切断苏联对华援助的西北路线，摧毁正在重建的中国航空力量。在约１个月的时间里，持续轰炸兰州黄河铁桥和东、西飞机场。特别在１２月下旬，每天出动１００多架次飞机，投放大量炸弹和燃烧弹，使兰州淹没在一片火海中。在轰炸兰州之前和同时，还轰炸了延安、西安、银川等地。
第三阶段为１９４０年５月１８日至９月４日。这次的规模远远超过前两次，持续时间也长，日军称之为“１０１号作战”。
５月２日，日军大本营就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立即实施空中进攻作战，以期在宜昌作战的同时对中国方面加以双重打击、收到更大的效果。西尾寿造随即与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岛田繁太郎协商，５月１５日达成《陆海军关于１０１号作战协定》，预定自５月中旬起约作战３个月时间，参战兵力以陆军第３飞行集团第６０战队的５４架重轰炸机和海军第１、第２联合航空队的１３２架中攻机为基干，攻击目标为重庆、成都及其附近的军事设施，以运城、汉口、孝感机场为陆、海军基本机场（可互相交替使用），第一期主要对重庆方面作战，第二期主要对成都方面作战。〔３〕
５月１８、１９日，日海军航空队分别对重庆、成都、梁山、白市驿机场进行夜间袭击；从５月２０日起把主要目标指向重庆，集中轰炸兵工厂、弹药库、中央政治和军事机关所在地等。陆军航空战队则于６月５日开始进攻。起初天气不好，日军空中进攻行动有所影响。６月下旬天气一当晴朗，日军每天出动飞机均在１００架次以上。日本陆、海军航空队５、６月份总计向重庆出击３０次，出动飞机１６６２架次，投弹１１３４吨，给重庆市区造成严重破坏。６月５日的一次轰炸中，重庆最大的一个防空隧道内因通风不好，空气缺氧，窒息而死者即达万人以上，成为８年抗战中触目惊心的大惨案之一。此外，还向成都、西安、梁山、白市驿出击６次。
７、８月间，因连日阴雨，以运城为基本机场的陆军航空队多日不能起飞，只出击了８次；而以汉口、孝感为基本机场的海军航空队则出击了约２０次，分别轰炸了重庆、成都、宝鸡、铜梁等地的军事设施。自８月１９日起，日本海军以其新研制的零式飞机首次投入对重庆的攻击（以宜昌为中继机场）。该机种显示了优越的性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机种之一。
“１１１号作战”至９月４日结束，历时１１０天，日本陆、海军航空队共出动飞机４５５５架次，投弹２７１０７枚（２９５７吨）。其中对重庆出动２０２３架次，投弹１００２１枚（１４０５吨）。日军宣布击落、炸毁中国飞机１８２架，中国宣布击落、击伤日机４０３架（日军自称被击落１６架）。
第四阶段为１９４１年５月初至９月初，日军称之为“１０２号作战”。这次作战持续的时间更长。从５月３日到７月中旬，海军第２２航空战队对重庆进行了２２次攻击。７月中旬第１１航空战队进驻汉口、孝感，以１８０架一式陆上攻击机加入对重庆、成都等地的攻击，扩大了作战规模。从８月２日起，陆军航空兵第３飞行集团以第１、第３飞行团为主力发起进攻，主要目标指向长江上游的中国舰船、港口和自贡等产盐地，还袭击了天水、临洮等中国空军机场。８月２６日，从关东军调来的第１２、第９８重轰炸机战队到达运城，除对兰州、延安、西安等地大肆轰炸外，也加入了对重庆的攻击。这样，日军对中国内地的航空作战，在１９４１年８月下旬达到最高潮，每日出动飞机超过２００架次（战斗机不在此数）。９月１日，日军大本营下达进行南方作战的预备命令。９月２日，第１１航空战队调离汉口。９月１２日结束了此次作战。此后日军再未对中国内地实施过如此规模的空中战役。
三、 简析
从１９３８年底到１９４１年秋的近３年里，日军大本营特别强调对中国沿海的封锁作战和对中国内地的航空作战，作为战略行动，将此列入全盘侵华战争的指导方针，企图以此弥补正面兵力的不足，充分发挥其海、空优势，对中国保持最大的军事压力，再结合政治诱降，以求得中国问题的迅速解决。此着不可谓不狠。中国当时还是单独对日作战，处于最困难时期，因此日军的封锁和对后方的大肆轰炸使中国难上加难。但是，从根本上说，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又是其力不胜任的战争，单纯依靠军力的优势，只能得逞于一时，却无法补救其战略、政略上的根本错误和根本不足，也绝不可能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和能力。中国对日军的沿海封锁和空中攻势，虽还击乏力，军事设施、经济活动和人民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但其持久抗战的潜力正日益发挥，其战略、政略上的优势正日益显露，终于熬过难关，迎来了与盟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大好局面。
注释：
〔１〕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中译本，第三卷第二分册第１０１页。
〔２〕同〔１〕，第１１１页。
〔３〕同〔１〕，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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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抗战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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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战区的建立一、 日本的南进政策
北进、南进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是其世界战略的主要内容。但无论是北进还是南进，都以占领中国为前提，中国战场的发展对日本世界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企图夺取苏联远东地区，将其与中国的东北、内外蒙古联成一片，因而使日、苏矛盾日趋尖锐。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企图以少量兵力在短期内迅速击败中国，以实施其北进政策。中国人民的顽强抗战使日本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潭，日本不得不将准备用于北进的兵力投入中国战场，从而导致了日本北进政策的破产。在1938年的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的诺门坎事件两次北进尝试一一受挫后，日本认识到不解决中国问题就谈不上北进。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动摇了日本的北进政策。随着日、美矛盾的加深，日本国策中北进政策逐渐降为次要地位，而南进政策却随之而上升为主要地位。
欧战爆发后，英、法等国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欧洲，为日本夺取上述国家所控制的南洋地区提供了“良机”。1939年12月18日，日本在《对华政策的方针纲要》中明确提出停止北进，准备南进。但是，日本南进要遇到同北进一样的难题，即难于从中国持久作战的泥潭中拔身，因而南进政策迟迟不能付诸行动。1940年4月8日，德军侵入丹麦、挪威；5月10日又侵入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并攻入法国；6月，英法联军大败，英军自敦刻尔克撤退，法国贝当政府投降。此时英、法、荷等国无力在亚洲与日本对抗，日本内部的南进派乘机要求实施南进计划。
1940年6月中旬，意大利对英、法宣战和德军开进巴黎后，日军参谋本部于6月21日至25日召开省、部、科长级官长会议，讨论南方作战问题，制订了《对南方战争指导计划方案》。其主要内容为：
“１． 以突然袭击开始战争。
“２． 以分化英、美为前提，对菲律宾只进行监视，尽可能不去触动它，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以武力解决。
“３． 首先攻占新加坡，接着尽速急袭并占领荷属东印度。为此可把航空基地推进到法属印度支那与泰国，以此作为进攻基地。
“４． 在适当的时候攻占香港。
“５． 如果可能，则使英、荷分开，也不去占领新加坡，而直接奇袭荷属东印度，占领并确保重要资源地区。
“６． 陆军投入的兵力，控制在几个师团以下。”〔１〕
７月３日，日本陆军首脑开会，在上述方案基础上确定了以南进为目标的新政策，制订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纲要》。这是一个一般政治性及原则性的文件，主要内容为：〔２〕
方针
帝国政府在世界形势的变化下，力求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并应特别改善国内外形势，继续寻求良机，努力解决南方问题。
在中国事变的处理尚未完毕期间，对南方的政策，应考虑国内外各种情况再行确定。
对上述两种场合的战争准备，大抵应以8月末为目标促其实现。
要领
１． 关于中国事变的处理，应尽一切手段，特别是杜绝第三国援蒋活动，迫使重庆政权迅速屈服。
在外交上，政策的重点首先是德、意、苏，特别应加强与德、意的团结，谋求对苏联外交的迅速调整。
在世界形势的变化下，注意美国的动向，我方应尽量避免同美国发生摩擦。而因帝国执行必要的政策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恶化，也只好任之……
２． 关于南方使用武力问题，应在考虑国内外形势，特别是中国事变处理的情况，欧洲形势以及我方的战争准备等等，然后再决定其时间、范围和办法，目前应尽力将目标仅限于英国，只攻占香港及英属马来半岛。
目前的政策是尽力避免对美作战，但估计终有一天要使用武力，为此应做好充分的准备……
将南进作为日本的基本国策，这是日本海军多年来所希望的，所以陆军部的这一《处理时局纲要》得到海军当局的同意。为了推行这一政策，日本陆、海军设法搞垮他们认为“消极保守”的米内内阁，于7月22日组成了以近卫文为首相、东条英机为陆相、松冈洋右为外相的新内阁。
近卫内阁一上台，就将陆、海军提出的南进政策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和新政府的施政纲领。７月26日内阁会议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其基本方针是“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为一环的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新秩序也称为“大东亚共荣圈”。松冈洋右解释“共荣圈”的范围包括西伯利亚东部、内外蒙古、满洲、中国、东南亚各国、印度及大洋洲。27日召开的大本营和近卫内阁联席会议又批准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纲要》。松冈洋右在会上解释说：“解决南方，实际上就是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３〕
为了推行其南进政策，日本政府于8月30日与早已投降德国的法国贝当政府签订了《松冈—亨利协定》。据这一协定，日军于9月23日分三路进驻法属印度支那(越南)北部。9月27日，日本又与德、意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根据该条约，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领导“建设欧洲新秩序”，德、意承认并尊重日本领导“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三国中任何一国遭到未参加中日战争和欧洲战争的第三国攻击时，以一切手段相互援助；同时还规定，这个条约不影响三国各自与苏联的关系。这是一个重新瓜分世界的条约，其主要目标是针对美国。为了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日本竭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并于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一方如与一个或几个第三国发生战争时，另一方须保持中立。双方还达成谅解。苏联声明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及不可侵犯，日本声明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属中国领土)的领土完整及不可侵犯。这一条约对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大打击。
为了适应南进的战略需要，日本进一步强化了法西斯专政。在国内推行“新体制运动”，竭力发动各界支持战争，协调统帅部(大本营)与国务部门(内阁)的关系，解散了所有政党，实行军政一体化，并制订了《经济新体制确立纲要》，进一步加强了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经济统制。至此，日本的南进政策最终确立。
二、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英对中国抗战的态度中国国民政府对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本虽然进行了全面的抵抗，并在《国军作战指导计划》的方略中规定了“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些决策者们，内心仍有“以抵抗求妥协”的思想，企图通过强有力的抵抗，向日本表示抗战决心，从而促使在华有利益关系的美、英等国进行干预。如果日本同意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态势，国民政府就可以与日本达成妥协，以迅速结束战争。因而，国民政府除了向为避免两面作战而愿意支援中国抗战的苏联加紧寻求援助外，同时积极进行外交活动，促使西方国家，特别是美、英两国支持中国抗战并制裁日本。但美、英对中国抗战却采取了极为消极，甚至袒护日本的态度和政策。美国在“孤立主义”思想支配下，执行了所谓的“中立、不干涉政策”。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发表“关于国际基本原则”的声明、宣布与各国合作而不卷入任何同盟的同时，向日本驻美大使表示“美国对日、中两国都持友好态度”，并令美国驻华大使告知中国政府：“你们不要指望美国有重大的经济、政治或军事的援助。”英国执行的则是“绥靖主义”的政策，英国首相张伯伦明确地反对国际社会对日本进行制裁，他认为制裁可能导致日本对其殖民地印度和香港进行报复。他的方针是“与美国齐步前进，步伐一致，不前不后”。〔４〕
淞沪会战过程中，日军大量增兵，扩大侵略，直接威胁到美、英的在华利益，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0月间在芝加哥发表了“防疫演说”，把侵略战争喻为瘟疫，暗示将进行抵制，但遭到孤立主义者们的强烈反对，美国因此又退回到“中立”的立场上去。而英国则一心要中国对日妥协。张伯伦曾试图以将上海的南市和闸北租借给日本来换取日本停止侵略战争。这当然不可能为中国所接受。
武汉会战之后，日本侵占了中国长江流域及南方的主要大城市，大有独占中国之势，直接损害了美、英的在华利益；特别是日本又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这不仅完全否定了美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而且影响到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这时，美国以罗斯福为代表的一些人逐渐认识到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侵略已经构成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而中国则是阻挡日本侵略的重要力量，“日本变得越可怕，中国就变得越重要”。〔５〕美国政府对日和对华的政策又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不承认“大东亚新秩序”，并宣布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到期不再续期；一方面给予中国以有限的经济援助。由于当时日本对太平洋的均势与稳定的威胁尚未成为现实，所以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也还只是象征性的，其目的并不是支持中国打败日本，而仅是防止蒋介石政权屈服于日本，要使中国的抗日战争继续下去，以使日本无力南进。因而在经济上对日本仍然施行绥靖政策，继续供应重要的战略物资——石油和废钢铁。
武汉会战期间和以后一个时期，英国张伯伦等人仍坚信只要继续实行对日绥靖即可维护英国的利益。1938年5月，英国竟与日本在东京非法签订了关于中国海关的协定，将征收的税款全部存于日本正金银行，并任用大批日本人为海关官员，致使日本得以用中国海关税款套取外汇，向欧美购买战争物资，用以侵略中国。同年9月，当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向英国声明，中国将在国联第102次行政会议上要求按国联盟约第17条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时，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竟向郭说：中国政府这样要求，“于中国自身没有一点好处，而对国联却可能有害”。同时向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表示：英国政府不会赞成中国要求国联制裁日本。〔６〕1938年末，英国虽然在美国提议下允诺向中国提供少量贷款，但对日本仍持一贯的绥靖政策。1939年7月，英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代表各方政府在东京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其中规定英国在华北限制抗日活动，阻止抗日“嫌疑犯”进入英租界等，并将4名嫌疑犯由英租界引渡给天津伪政府。这实际上是变相地承认了伪政权。
日军经过1939年、1940年的“治安肃正战”、“局部有限攻势作战”以及大规模的战略轰炸，不仅未能迫使中国屈服，而且在正面战场遭到冬季攻势的反击，在敌后战场遭到百团大战〔７〕的打击，显示了中国人民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坚持抗战。此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40年4月，德国军队席卷西欧，日本乘机南进的意向也已明确；9月间，日军进军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并与德、意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矛头直接指向美国。局势的发展促使美国转变政策。罗斯福“私下里承认，他对他早期的反应感到惭愧”。〔８〕1940年，美国两次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同时禁止向日本出售钢铁。这时美国的全球战略是：在欧洲援助英国、反对德国，在远东援助中国、反对日本。罗斯福说：援助被侵略者，正是为了使美国不卷入这个战争，“如果我们能够竭尽全力去支援那些保卫自己、抵御轴心国进攻的国家，那么，美国因此而被卷入这次战争的可能性就小得多”。〔９〕对援华问题，他认为“如果我不去做，就可能意味着远东爆发战争”。〔１０〕但他是为了不卷入战争而采取上述各种行动的，而他们的战略方针又是“先欧后亚”，因而当国内一些军政要员提出对日禁运石油时，他为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没有同意这一建议。
德军横扫西欧、北欧的严酷现实，宣告了“绥靖政策”的彻底破产，但英国政府在远东仍不肯放弃其绥靖政策。它害怕触犯日本会使自己吃亏，幻想以妥协让步使日本不向南进，以保障其香港、缅甸等殖民地不被攻击。新上任的首相丘吉尔认为：“在目前新形势下，我们不应该为了声望而招致日本的敌对”，〔１１〕因而屈从日本的要求，不顾中国的反对，于7月间宣布封锁滇缅公路3个月，禁止通过缅甸向中国运送物资。丘吉尔为掩饰其屈从日本的本质，以7—9月是雨季、滇缅公路泥泞难行、运输量较小为理由，在下院报告中竟说这一协定是“公允的”，中日“双方均可自由接受”。〔１２〕直到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形成，已与英国形成对抗局势，而美国又已采取较为积极的援华政策后，为维护英国自身的生存和利益，才不得不调整其对华政策，如期开放滇缅公路，并追随美国宣布不承认南京的汪伪政府，继续支持重庆的国民政府。
1941年4月，日、苏订立中立条约，日本北守、南进的战略已昭然若揭，美、日也开始在华盛顿进行谈判。在会议桌上，日本企图通过谈判阻止美国支援中国，以利于南进；美国则想通过谈判使日本脱离三国同盟，以阻止日本南进。由于日本要价太高，谈判陷于无休止的争吵。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的帝国国策纲要》，最后确立了南进政策。7月23日，日军开始占领印度支那南部。这时美国才看清日本南进的企图已难逆转，便停止了与日本的谈判。7月24日和8月1日，美国政府作出决定，冻结日本在美的资产，全面实行石油禁运。这一措施表明美国对日政策已从以绥靖为主转为以抗衡为主。8月下旬以后，日、美虽然恢复了谈判，但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美国之所以要继续谈判，是为了延缓日本的南进，争取备战的时间；日本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也只不过是为了麻痹美国，将谈判作为对美开战的烟幕。
三、 日本南进作战的准备
日本的南进政策确立之后，为便于进攻香港和法属印度支那，决定以中国华南为基地进行一系列战争准备。其主要内容为：
１． 将华南方面军改归大本营直辖
日本大本营于1940年7月23日下达了“大陆命”第438号命令：“华南方面军从中国派遣军战斗序列中解除，直属大本营。”同日还下达了“大陆命”第439号命令，对“中国派遣军”和“华南方面军”今后的基本任务作了规定。其方针是：“大本营力图迅速处理中国事变。为此要同心协力迅速摧毁敌人继续抗战的企图，同时适应形势的变化，加强对第三国的战略。”规定“中国派遣军”的基本任务是：“期望确保大概在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及宁波附近地区的安定；特别要力求迅速恢复蒙疆地方、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及山东省的各重要地方和上海、南京、杭州之间地区的治安，确保从岳州到长江下游的交通，依靠武汉三镇及九江，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其作战地区大概在安庆、信阳、宜昌、岳州、南昌之间。”“及时对整个中国进行空中进攻战，压制、扰乱敌人的战略中枢，同时阻止敌人空军的再建……加强对整个中国的谋略，以促进抗日势力的衰亡。”规定华南方面军的任务除“与海军协同、截断敌人的补给及联络线”外，主要是“对第三国(英、法、美)进行必要的作战准备”。〔１３〕
２． 加强华南方面军的进攻作战能力
日本参谋总长等人根据德军突破马奇诺防线的经验，决定加强“华南方面军”的炮兵和航空兵。经日本天皇批准，大本营于7月25日下达“大陆命”第440号命令，将第1炮兵队(以攻城重炮兵为主)配属给“华南方面军”。计有重炮兵第1联队(24厘米榴弹炮8门)，独立重炮兵第2、第3大队(15厘米加农炮8门)，独立臼炮第2大队(15厘米臼炮12门)，独立速射炮第1、第2、第5大队(37厘米炮18门)，炮兵情报第5联队(测地、标定、音源各中队)和第3汽车牵引队等。
7月26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441号命令，将关东军的飞行第10战队第1中队(侦察)、飞行第14战队(重轰炸)、飞行第58战队(重轰炸)、飞行第98战队(重轰炸)配属给华南方面军。30日，再以“大陆命”第443号命令将“中国派遣军”的第1飞行团(第59战队、第90战队和第41、第91机场大队)配属给“华南方面军”。〔１４〕
３． 策定南进作战的初步计划
为了掌握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及地理等情况，1940年日本参谋本部在情报部欧洲课内增设了一个南方班，专门搜集作战资料。6月间向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马来、香港等地派遣参谋进行实地勘察。8月间，根据侦察所得情况，由参谋本部情报部部员濑岛龙三起草了一个《南方作战全面综合计划试行草案》，经参谋本部多次研究后，于10月下旬制订出南方作战的初步计划，规定在“中国事变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实施南方作战时，几个方面的兵力配备应该是：对苏11个师团，对华28个师团，对南方11个师团，加上其他合计53个师团”，并“指定以第5、近卫、第48、第18各师团作为11个对南方作战师团中的骨干”。10月12日以“大陆命”第467号命令，将第5师团从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调到上海，作为大本营直辖师团，“以登陆作战为主，进行训练”。10月22日，又令近卫师团到汕头(后改为广东中山)集结，令台湾混成旅团到海南岛集结，改编为第48师团。同时将上述3个师团的马匹编制改为汽车编制，并指示“进行热带作战训练，特别是登陆作战的训练”。〔１５〕
日本大本营本来预定至1940年8月准备完毕，后又推迟为年底准备完毕。由于敌后战场发动的“百团大战”和正面战场的坚决抗击，日军根本抽调不出进行南方作战所需要的兵力和物资，不得不将南进行动一再推迟。为了执行《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所规定的“特别加强对中国的封锁”，日军将此与登陆作战训练结合起来，在1941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对中国沿海各地的封锁作战。
四、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1941年6月，日美谈判已基本破裂，22日德苏战争爆发。日本于25日开始举行大本营与内阁的联席会议，连日讨论了加快南进步伐的问题，拟制了《适应世界形势的帝国国策纲要》。7月2日御前会议通过了这一国策纲要。它的方针是：“不论世界形势如何变化，帝国仍然坚持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目的，“帝国仍旧努力于中国事变的处理，并为确立自存自卫基础，继续向南方扩展”。“为达到上述目的，坚决排除一切障碍”，“不辞对英美一战”。〔１６〕
1941年9月8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向日本天皇报告了南方作战的全面设想。其作战目的是：“摧毁英美在东亚的主要根据地，占领必要的领域。同时攻占并确保荷属东印度，以确立自足自卫的态势，并利用此等战争成果，迫使中国屈服。”“使用兵力约10个师团(比预定的少1个师团)、2个飞行集团，开战前在印度支那、华南、台湾、南洋群岛及日本内地展开，大致在5个月内可完成主要作战行动。”攻占的顺序及范围，“计划先对香港、英属马来、英属婆罗洲以及菲律宾、爪哇等地，大致同时开始进攻并迅速占领之，然后再占领荷属东印度。”“攻占香港的任务，由中国派遣军隶下第23军司令官以1个师团为基干的兵力承担；攻取菲律宾，以大约2个师团、1个飞行集团为基干的1个军的力量承担。担任攻取英属马来的兵力为大约5个师团、2个飞行集团(其中1个在菲律宾作战告一段落后由该方面调来使用)组成的1个军。该军的一部还需用于维持泰国的治安。对荷属东印度，拟由3个师团(其中2个师团在攻占香港和菲律宾后由各该方面调来)、1个飞行集团为基干的1个军担任。在以上作战期间，尚需以大约1个师团的兵力，协助印度支那部队警戒印度支那半岛上的中国军队，以确保该地区的安全。以上除攻占香港外，3个作战军及在法属印度支那的兵团，均由1个方面军司令官统率。对缅甸方面，在以上作战期间，只限于排除我对马来作战的障碍，轰炸并努力取得缅甸南部的空军基地。全面作战告一段落后，根据当时的形势，如有必要再正式攻取缅甸。”“在作战中使用的兵力……在不影响满洲及中国作战的前提下，由该方面抽调转用。其余部分再由日本内地征召补充。”〔１７〕
日本“中国派遣军”对南方作战，特别是对从中国方面调出部队表示反对。?俊六于9月15日派总参谋长后宫回东京向大本营提出自己的意见：“我认为在没有解决中国事变以前，就向其他方面伸手或扩大战线，必犯致命的错误。如果想向南方伸手，就要先解决中国问题，然后再干。光是一个中国，日本的力量已经跟不上，不只现地军要依靠中国大陆以图生存，日本的总动员资源也要取自中国，这不是很严酷的事实吗?所以坚决反对南进。”〔１８〕但新任首相东条英机和大本营没有采纳?俊六的意见。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对空中攻击的威力评价极高，“他认为对美开战应在开战之初给予美国舰队主力以重大打击，迫使其采取守势。他早在8月间就提出了使用航母特混舰队主力偷袭珍珠港的建议，但因这一计划危险性大，实行上困难很多，所以一直未能决定。10月19日，军令部总长永野决定采纳这一建议，遂与陆军协商，修改了原先预拟的南方作战计划。”〔１９〕11月2日，大本营、内阁联席会议上决定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指出：“帝国为打开目前的危局，达到自存自卫的目的，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现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发动武装进攻的时间定为12月初，陆、海军应完成作战准备。”〔２０〕11月5日经御前会议通过、日本天皇批准，正式出台了《帝国对美、英、荷作战计划》。11月6日，大本营下达了成立南方军的命令。其指挥系统如附表７-１-１。
作战计划中，海军作战计划的主要内容为：〔２１〕
１． 开战之初，以第1航空战队(6艘航空母舰为主力)袭击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主力舰队。
２． 同时以第11航空战队(陆基航空兵)协同陆军，对菲律宾和马来半岛进行突然袭击，尔后在该战区遂行空战任务。
３． 第2舰队在菲律宾海域遂行作战任务，以夺取东亚海上制空权，保障海上输送陆军的安全。
４． 第3舰队为运输在菲律宾及南方要地登陆部队的船队护航，并掩护其登陆；南遣舰队协助在马来半岛登陆的部队作战。
５． 第2遣华舰队参加攻占香港的作战；第4舰队参加夺取关岛、威克岛和腊包尔的作战。
６． 第6舰队(潜艇部队)参加袭击珍珠港的作战，尔后继续袭击敌舰，削弱敌海上兵力。
７． 在第一阶段作战中，如美国主力舰队前来进攻，以除第3舰队和南遣舰队外的联合舰队大部分兵力迎击，将其歼灭。
日本海军参加南方作战部队的指挥系统如附表７１２。
作战计划中陆军作战的方针、目的、范围等基本上与杉山元的设想相同。其兵力部署为：“第14军以2个师团为主力，在菲律宾作战；第15军以2个师团为主力，在泰国、缅甸作战；第16军以3个师团(其中2个师团在完成其他作战后调来)为主力，在荷属东印度作战；第25军以4个师团为主力，在马来半岛作战；南方军直属部队以1个师团、1个混成旅团和2个飞行集团为主力；中国派遣军所属之第23军以1个师团为主力，参加香港作战；大本营直属的南海支队以3个步兵大队为主力，参加关岛、俾斯麦群岛的作战。”〔２２〕
1941年12月初，日本进行南方作战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12月2日，日本天皇裕仁批准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的大海令第12号作战命令。命令通知各日本舰队司令，攻击开始时间定为12月8日(日本时间)。〔２３〕12月8日(夏威夷时间为7日)凌晨3时19分，日本联合舰队对美国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实施突然袭击，给予歼灭性打击；同日凌晨2时15分，日陆军第25军在马来半岛东部海岸敌前登陆成功，太平洋战争爆发。
五、 中国战区的建立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日(当地时间为12月7日)，日本向美国、英国宣战，美国、英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哥斯达黎加等20多个国家相继对日本宣战。9日，中国对日本宣战，同时也向德、意两国宣战。12月11日，德、意向美国宣战，美国、古巴、巴拿马、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等国也向德、意宣战。同日，日、德、意三国在柏林签订了《日、德、意联合作战协定》，规定三国“以一切可以采取的有力手段，将与美、英的战争坚持进行到胜利为止”；三国间“如果没有相互完全谅解，不对美国及英国的任何一方休战或媾和”。〔２４〕1942年1月18日，三国又在柏林签订了《日、德、意军事协定》，规定了各自的作战地区和作战行动大纲等。日本的作战地区“大致为东经70°以东到美洲西海岸的海面及在这一海面的大陆和岛屿(澳洲、荷印、新西兰)等地区”以及“亚洲大陆”。日本的作战行动是：“消灭英、美、荷在大东亚的根据地，进攻并占领其领土；歼灭在太平洋及印度洋方面的美、英陆海空军兵力，确保西面太平洋的制海权”等。〔２５〕至此，法西斯侵略阵线和反法西斯侵略阵线的营垒已经明朗化了。
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妄图瓜分世界的战争既已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迫使东、西方反法西斯侵略的力量也联合起来。早在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时中国共产党就曾提出“组织国际统一战线”，“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２６〕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又发表宣言，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胜利”。〔２７〕与此同时，中国国民政府提议召开由中、美、英、苏、荷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共同商讨战争事宜。苏联及荷兰因欧洲战事紧张及两面作战等原因不愿参加。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代表在重庆举行了东亚军事会议。美国代表为航空队队长勃兰特和马格鲁德两将军，英国代表为驻印度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中国代表为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由蒋介石主持会议，宋美龄担任翻译。会议初步决定中英联合防卫滇缅路，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同时决定在重庆成立中、美、英三国军事会议，以加强对日作战的协同。至此，中、美、英正式结成三国军事同盟。
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美、英两国首脑在华盛顿举行了“阿卡迪亚”会议，商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问题。美国代表马歇尔认为中国抗战牵制了日军三分之二的主力部队，是抗击日本陆军的主要战场，坚持中国抗战，对太平洋战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统一指挥中国及泰国、越南等地的抗日军队。会议同意了他的意见。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设立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战区最高统帅，指挥中国军队及越南、泰国盟军。马歇尔原拟的报告中，中国战区还包括缅甸东北部，但英国坚决反对中国人指挥英国军队，因此罗斯福将缅甸东北部划归英国韦维尔指挥。蒋介石表示同意，并于1942年1月3日正式宣告中国战区成立，接着在重庆设立了一个联合计划参谋部。不过美国提议的这个战区最高统帅，实际上是一个空头职务，因为越南和泰国都已在日军控制之下，根本没有可供指挥的盟军，而且英、美两国的参谋团会议也未让中国参加。但这一措施在客观上对中国抗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的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规定加盟各国“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以对抗与之处于战争状态之‘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家”，并保证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２８〕联合国家的成立，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后正式形成。从此，已坚持多年、并已进入战略相持的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有了盟军并肩战斗，而且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抗战决心和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
附表７１１日陆军参加南方作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1年11月)
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
第14军司令官本间雅晴
第16师团森冈皋
第48师团土桥勇逸
第65旅团奈良晃
配属2个战车联队
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
第33师团樱井省三
第55师团(欠1个联队)竹内宽
第16军司令官今村均
第2师团丸山政男
配属1个战车联队
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
第5师团松井太久郎
第18师团牟田口廉也
近卫师团西村涿磨
第56师团渡边正夫
配属4个战车联队
南方军直属部队
第21师团田中久一
独立混成第21旅团山县栗花生
第21、第83独立飞行队
第1空降兵团
第55步兵团(属第55师团)1个联队
第3飞行集团集团长菅原道大
第3、第7、第12飞行团
第15独立飞行队
第5飞行集团集团长小?英良
第4、第10飞行团
第10独立飞行队及第16战队、第11空运中队
中国派遣军第23军第38师团佐野忠义
南海支队(直属大本营)堀井富太郎
附表７１２日海军参加南方作战部队指挥系统表(1941年11月)
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
第1舰队高须四郎
第2舰队近藤信竹
第3舰队高桥伊望
第4舰队井上成美
第5舰队细萱戍子郎
第6舰队清水光美
第1航空战队南云忠一
第11航空战队原二四三
南遣舰队小泽治三郎
中国方面舰队第2遣华舰队新见政一
注：此表为开战前平时编制的战斗序列，不是南方作战的战斗编组。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