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英风第八（1）
英风第八
变法失败，谭嗣同从容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吾与足下分任之。”有日本志士苦劝他东游，谭不听，再四强之，则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故及于难。
丁宝桢做山东巡抚时，大太监安德海以给太后置办龙衣为名，出京沿运河南下，丁命人将其捉拿押解到济南，亲自审讯。安德海破口大骂，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奉太后之命南下，你们抓我是自寻死路。丁宝桢当即反驳：太监出宫违反祖制，我作为封疆大臣也没有接到朝廷的圣旨，你这一定是欺诈无疑。于是决定先斩后奏，连夜将安德海正法。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一片欢腾，曾国藩由衷称赞：“稚璜（丁宝桢字），豪杰之士矣。”李鸿章说：“稚璜成名矣！”
谭嗣同还在牢房墙壁上题诗道：“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前，他仰天浩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康有为多次上清帝书，曾专折请开制度局议行新政，请预定开国会期。及至变法六月，代折请定立宪开国会，援春秋改制之意，直接道破“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之意。据称当时廷议不以为然，而光绪决欲行之。大学士孙家鼐谏说：“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光绪答称：“朕但欲救中国耳，若能救民，则朕无权何碍？”
寇连材以太监之身哭谏慈禧，在家写《上太后书》，书与太后，慈禧大怒，声色俱厉地问寇是否受人指使，寇以复述明其无人指使，慈禧搬出家规威胁说：“本朝成例，‘内监言国事者斩’，你知道不知道？”寇说：“家规早已被你破坏得不成样子了，国家的大好河山被你破坏得不成样子了，而今我参加变法维新，就是以身许国，不怕抛头颅，洒热血！”慈禧即命内务府把寇连材关押起来，半月后移交刑部处斩。临刑时，寇神色不变，从容就义，年仅二十八岁。光绪听到噩耗，痛哭流涕，几日不思饮食。京西百花山寇公祠即民间祭祀寇连材而立。
光绪虽久知道韬晦，而英锐之气往往不能自抑。王士珍之补副都统也，光绪对他说：“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袁世凯之留京议订宪法时，光绪冷语曰：“你的心事，我全知道。”袁不敢对。
正文 英风第八（2）
刘铭传年十八，土豪假团练虐其父。土豪离开，铭传自书塾归，怒对诸兄说：“丈夫当自立，安能耐此辱哉？”于是徒手追豪，请决战，豪于马上回头狂笑曰：“孺子！敢当我哉？我把刀给你，你能杀我，就是一条好汉！”铭传手举豪刀斩杀之，乘其马，举其头，登高大呼曰：“某豪虐乡里，吾斩之，能从吾者当保吾里。”众人大喜，归者数百人，遂筑堡寨为其长。
张之洞对康有为宣扬孔子改制学说不以为然，委梁鼎芬面康转达，并许以负担康的费用。康有为冷言以对：“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以一两江总督供养而易之？”张康由此生隙。
唐才常、谭嗣同二人曾自命一个是“横人”，一个是“纵人”。均以变法维新纵横天下为志，谭既前赴临难，唐誓为“后继”。然唐才常组织自立会起义准备不足，很快流产，事泄后，唐在汉口被张之洞捕获，旋即被杀。审讯时，唐说：“我们的举动，张之洞以为是造反，实际我们是讨贼。讨的哪一个？就是那拉氏，她非但是我们中国的罪人，并且是清朝列祖列宗的罪人。戊戌年造许多罪恶还不够，现在指使义和团，杀人放火，盲目排外，攻击使馆，危害国家，难道张之洞还不明白吗？”据说，满堂的胥吏鸦雀无声，好像都被麻醉了。
吴樾为安徽桐城人，性格豪爽，读书通大意，好谈时事，出乡访天下士，其乡前辈吴挚甫有重名，为莲池书院院长，他欣赏吴樾，就帮助吴求学。而吴樾志不在此，学习无成就，只是作文有桐城风味，为同时少年所不及。当赵声游历到保阳时，与吴于酒楼相遇，谈话极为投机。赵论革命大势，擘分两部，一暴动，一狙击。吴樾慨然说，兵革之事，请君任之，君为其难，吾为其易，吾志已经决，愿君自重。赵声说，你不找个副手吗？吴答说：秦舞阳之前例在，人多转心棼，不如一个人做事专注。声壮其语，一拊手而计定。
陈独秀20岁时，与革命党人吴樾相争刺杀满清五大臣，竟至于扭作一团、满地打滚。疲甚，吴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独秀回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对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遂作易水之别。后吴引弹于专列，就义，重伤清二臣，时年26岁。
正文 英风第八（3）
李鸿章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李鸿章当年离开马关时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现在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气。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但为不让自己与日本国土再发生一丝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陈璧君有俄国十二月党人之风。她与汪精卫并不认识，当汪精卫决行去刺摄政王时，陈璧君作为革命党人鼓励汪说，你去干吧，你明天就要去死，我没有旁的送给你。就这样，她跟汪精卫睡了一晚。
张静江初遇落魄的孙中山，表示愿为革命捐资，他把名片给孙：“这上面有我在巴黎的地址，我必当尽其所能。孙先生需要多少，我就付多少!”两人约定，孙需要经费时，即给张发去“ABCDE”五个英文字母中任何一个字母的电文。这些字母分别代表1、2、3、4、5万法郎。1907年，孙中山为起义四处筹款无着时，突然想起此事，跟黄兴说，黄不信，最后病急乱投医，叫胡汉民按地址向巴黎发了一个只有“C”字母的电报。同盟会人听说后，或说孙幼稚可笑，或笑孙滑稽荒唐，或跟孙打赌：“就凭一个C，能讨来三万法郎，岂非太阳从西边出？”不到二十天，一纸三万法郎的汇票，从巴黎汇到东京同盟会总部，令孙黄大喜过望。
1908年，清廷钦差、农工商部侍郎杨士琦巡视南洋，马来亚华侨陈文襄当面斥骂杨：“满奴来何为？岂吸四万万内地国民之脂膏犹不足，而必及此别乡井离骨肉，艰难困苦之华侨耶？若云抚慰，内地国民，日加残害，何有华侨？华侨回国，日在刀俎，何有外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陈后来在广州参加革命牺牲。
当中华革命军在山东发动反袁之前，吴大洲、薄子明到东京向孙中山报告：“山东组织起义，现在已有二三千人有把握，只要给我们一笔经费，马上就可发动。”孙问：“要多少钱呢？”“至少要一千元。”“好吧，昨天南洋华侨才汇来一千二百元，你们就拿一千元去吧。”过了两天有人向孙说：“吴大洲等说的话靠不住，他们将钱拿到手在外面乱花。而我们在此生活都很困难，先生为什么轻易信他们的话受他们的骗呢？”孙说：“革命不怕受骗，也不怕失败。哪怕一百件革命事业有九十九件失败，而只有一件成功，革命就可胜利。”言者为之语塞。
正文 英风第八（4）
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后，审问者说：“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徐大笑说：“区区心肝，何屑顾及！”他在供词中自称“专为排满而来”，斥责清廷以立宪为名，行集权专制之实。恩铭抢救无效死亡，徐被处极刑，临刑时视死如归。清廷对其剖腹剜心，祭奠恩铭，肝为恩铭卫队分食。
林觉民在黄花岗起义前给妻子遗书：“……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之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
1912年1月，清帝退位的消息传出以后，亲贵良弼、铁良、毓朗等人极力反对，他们成立宗社党，要求维持君主立宪。担任军谘使的良弼，自请督师南下，与革命军决一死战。彭家珍对人说：“有此军事知识，且极阴狠者为良弼，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则此后生民涂炭，何堪设想乎！”他表示要挺身而出，以暗杀良弼为己任。
民初，革命告成，革命志士多有以“手造共和”自居，要求论功行赏。柳亚子则说陈范：“时南都兴建，昔之亡人逋客，方济济庆弹冠，而先生布袍幅巾，萧然物外，绝口不道前事。”蔡元培等念及陈范功绩，多次要求政府发还清廷没收陈的财产，并对陈有所抚恤。陈说：“谢诸君，勿以我为念，养老之资现犹勉能笔耕砚耨，聊免饥寒……吾辈正谊明道，非以计功利，岂容贪天之功为己为。”他晚境凄凉，孤身一人，贫病交加。章士钊说他，《苏报》案后，“亡命十年，困踬以终，不闻有何怨言”。
一战时，不少人愿振兴民族工业。范旭东等人办碱厂，劝陈调甫担起制碱的技术责任，共同奋斗。陈说：“我能力薄弱，要我担负此重大责任，等于要孩子当家。”范旭东说：“谁都是孩子，只要有决心，就能成功。”“为了这件大事业，虽粉身碎骨，我亦要硬干出来。”陈大为感动，即相约共同为碱业奋斗。他们到厂外散步，看见一堆一堆的盐坨，形如小山，数之不尽。范对陈说：“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的丰富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
正文 英风第八（5）
康有为在海外亡命的时候，其女康同璧曾只身到印度探问父亲。其时中国女子很少出门，休说到外国去。故康同璧自豪于此，写诗说：“若论女子西来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建国后，毛泽东接见康同璧，就吟此诗向康致意。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在日本如亡命客过日，袁世凯派蒋自立到东京去刺杀并收买他们。覃振召集人商议对策，多主张行刺，但问何人愿去，却又无人答话，座中有人指林修梅说，他是军人应该可以去干。林推说无手枪，荆嗣佑说他有手枪，可以借给林用。林说还要一个人同去，替他巡风。座中无人答应，忽然窗外有人哈哈大笑，惊动了会众。原来是新到的留学生吴雪梅，不过十八九岁，吴神气地说：“我是笑你们这些饭桶，连一个姓蒋的都无人敢去杀他，还想打倒袁世凯吗！”覃振奇其言：“看来你倒是一个好汉，有勇气敢去行刺吗？”吴答说：“怎么不敢，只可惜我不是你们的党员。”大众欢呼：“如此我们今天就欢迎你入党。”登时要他填了入党誓约并置酒欢迎。晚餐过后，吴头都不回地去把蒋自立刺杀了。
1919年春，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从德国手中收回青岛的要求遭到拒绝，“二十一条”不但没有取消，竟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激起了国人的无比愤怒，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表示誓死抗争的民意。匡互生彻夜难眠，热血沸腾，与相知好友月下密谈，决计为国牺牲，写好遗书，将后事托嘱友人，说:“我死后，要家人知道。我为救国而生，为抗敌而死，虽死无怨。”
1923年，年仅20岁的吴国桢转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面试时，教务长看到面孔孩子气的吴国桢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才气横溢的吴回答说：“先生，依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教务长听罢立即录取了吴国桢。
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军阀抓住了工会主席林祥谦，逼令他下令复工，林拒绝。当刽子手砍断林的左臂，再度威逼时，林祥谦说：“头可断，工不可复！”
鲁迅说，中国出产“猛人”。邵飘萍对当时的各地“猛人”多有评论，他点评了冯玉祥将军、孙岳将军、岳维峻将军，“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麟将军，“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将军，“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等等。他不但力数张作霖的罪状，而且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使得只相信暴力的“马贼”张作霖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
正文 英风第八（6）
居正为老同盟会员，曾在上海策动反蒋，被当时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出卖，把居正骗到司令部扣留，后押到南京。居的夫人见蒋介石，蒋要居正写悔过书才能考虑释放。居夫人对蒋介石说：“居有人格，你不配如此逼他。”
1927年李大钊就义，报纸上发表消息有谓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驳说，不是“就刑”，是“被害”。1932年陈独秀被捕，傅斯年为之辩诬，说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北平吃紧。刘戡率部调到北上抗日，在古北口惨遭损失而悲愤自杀，因被手下及时抢夺了手枪，自杀未遂；后调北平担任城防。日本的一个宪兵连要来看中国军队新构筑的防御工事，刘戡坚决反对，并且表示如果日军一定要看，他就下命令对日本人开枪。为此他和参谋长符昭骞一道去见何应钦，何对刘说：“工事一定要构筑，日本军人要看就让他们看，绝对不许打。”刘说：“我决不让日本人看我们的工事，倘若他们一定要看，那我只有以死来拼。”何说：“你为什么不在古北口死，要到北平来死？”刘戡愤怒地拍桌子说：“我到北平来是奉你的命令来的，我并不是怕死，我坚决反对这种汉奸的做法！”
瞿秋白刚被捕时没有暴露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当时上海的鲁迅等人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木然无应。敌人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瞿秋白就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瞿秋白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瞿死意已决：“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
1935年，何香凝把自己的一条裙子寄给蒋介石，附上一诗《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的女服有感而咏》：“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1938年5月，张自忠写好最后的信后即挥军渡河，在南瓜店与敌人遭遇。双方兵力既悬殊，武器更不如，张自忠指挥部队奋勇进攻，激战九昼夜。日军伤亡惨重，不知道这支中国部队何以这样能打，后来听说其中有张在，增援反扑，务要消灭张部，以绝后患。最后张自忠被围于南瓜店之十里长山，日军以飞机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到16日，一天之内，从早战到晚上，张所部伤亡殆尽，将军身中六弹，屡次倒地，屡次爬起冲杀，左右请迁移指挥所暂避，张坚持不许，到了最后弥留时，告左右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民族对领袖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
正文 英风第八（7）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大游行时，忽见下起雨来，有些学生正要散开。闻一多却走上高台，大声说道：“武王伐纣誓师时也下了大雨，武王说这是天洗兵，是上天给我们洗兵器，今天，我们也是‘天洗兵’。”于是游行照常举行。
王芸生从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报》笔政。这九年，他为了坚持言论独立，多次冒犯蒋介石，蒋请他兼军委会参议，送来聘书和薪水，被他退回，颇不给面子。1947年，中统特务抓了《大公报》记者唐振常，他便给上海市长吴国桢去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遇罗克有诗，赠友人：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邓稼先跟杨振宁从高中到大学，再到美国留学，一直是好朋友。邓稼先回国后“把自己与‘文明世界’有关的一切全部埋葬”。1972年，杨振宁到北京到处找邓稼先，有关部门只得给邓稼先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安排了一个“家”。杨振宁一看书柜里的书都带着图书馆的标签，知道这不是邓稼先的真家。最后，为杨振宁送别的时候，邓稼先忍不住请示周恩来，能不能告诉杨振宁，因为他就问一个问题：中国的核试验、原子弹，是不是靠中国人自己搞的？在飞机场，邓稼先对杨振宁说：“我可以告诉你一句真话，我就在做这件事。中国这个原子弹，全是自己制造的。”杨振宁当时就冲进洗手间大哭。
江小燕获悉傅雷夫妇弃世的消息后，瞒过父母，冒险去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工作人员被她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她将傅、朱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回到家中，她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信，报告傅雷夫妇负屈身亡的经过，希望能昭雪英魂。她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十几年来，一直过着一种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惨生活。1979年4月，傅雷夫妇的骨灰盒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傅聪得知父母的遗骨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全仰仗于一个陌不相识的无名女子，就和胞弟傅敏四处打听。见到江后，他们一再表示要“有所谢意”，江小燕只是淡然一笑。出于礼貌，她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一俟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从此再也没有找过傅氏兄弟。
正文 意志第九（1）
意志第九
胡林翼多次说：“天下糜烂，特吾辈二三人撑持。吾辈不低首求人才以自助，可乎？”他给曾国藩写信说：“克己以待人，屈我以伸人，唯林翼当为其忍，为其难，非如此则事必不济。”
魏源得到儒家经典《大学》的古文，一见之下，欣喜若狂，连夜苦读。汤金钊前去探望时，只见魏蓬头垢面，发辫不整，乱草般的发丝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领破旧的长袍，不着马褂，上面亦是污迹斑斑，脚上随便穿一双旧得发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袜。往日沉稳严谨的清贫才子无迹可寻，混然一个浪迹街头的乞丐，汤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寻到一册古本《大学》，甚是喜欢，抄录全篇又将之与今文《大学》相校相勘，不知已过了如许时日。”
曾国藩弱冠之年，给自己改号“涤生”，以求改过自新。十年后，他反躬自省，以为过失涤除未尽，且越来越多。是故举意勇猛改过。贪睡恋床，不能黎明即起，他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喜吟诗作赋，寻章摘句，未将精力用于经史等有用之学，他以为病症在好名，“可耻”；给地方官吏写信，亲切一些，则是“意欲饵他馈问”，“鄙极丑极”，应重写一函，“作疏阔语”；喜清谈，争口头便宜，那是妄语，若再犯，“明神殛之”；跟人说性事，“闻色而心艳羡”，是“真禽兽”。曾国藩于此“日三省吾身”，十年有成。
胡林翼自己要求去贵州当差，他说：“此邦贫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敢负良友厚意。”他到任后，“遍谒光荣，誓不取官中一钱自肥，以贻前人羞”。
李鸿章二十岁言志：“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沤，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其入都诗说：“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着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正文 意志第九（2）
丁日昌回乡后，病体沉重，又对政事心灰意冷，故表示要一心钻研古文，不再问人间事。李鸿章指责他说：你这样做，不是不可以成为一大名家，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无穷，但从汉朝到现在，不患无文人学人，察其究竟，仍不过是文学而已，“于当时奚益？于后世奚裨？人生如朝露，倘及时得手，做成一件两件济世安民顶天立的事业，不更愈于空言耶？”受此激励，丁日昌再次扶病出山。
谭嗣同以嫡出，不得父欢。12岁时，两姐、生母及长兄因染时疫，前后五日内相继病殁，谭也被传染，昏死三日，自此有“复生”之字。复生由是轻其生命，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他说：“为度一切众生故，无不活畏，无恶名畏，无死畏，无地狱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盖仁之至矣。”
孙中山曾对蔡元培说：“我不善处成功，而善处失败；愈失败，我的精神愈焕发。”
黄兴自幼接受了“夷夏之辨”的思想，尤其是明末王夫之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他曾说：“丈夫处蛮夷猾夏之秋，当有事于大者远者。”
邹容少时即对科举制度十分不满，他向热衷于科举功名的父亲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他问父亲：“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秋瑾住在北京，值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她感慨地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后来，她对王时泽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1904年，陶成章自日本归国后，积极奔走于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革命。他经常日行八九十里，用麻绳束腰，穿着芒鞋，蓬首垢面，惨淡经营，四过杭州，而没有回家。一次将近除夕，人们劝他回家过年，他说：“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
1905年，徐锡麟游历浙江各地，交结了他称为“奇才力士”的会党成员，他对人说：“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
吴樾幼年进私塾读书，12岁起，年年参加童子试，均落第。19岁后不再学习八股，爱读古文辞，特别喜好历史。“每读明史，朗诵长吟，感叹欷歔不能置。”
正文 意志第九（3）
武训立誓乞讨办学后，从破庙中出来，满街跳跃欢呼，若疯若狂。并且高唱道：“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反对伪立宪的吴樾暗杀五大臣，自己被炸，重伤身死。吴樾致未婚妻遗书上说“愿子为罗兰夫人”，“欲子他年与吾并立铜像”。
朱执信参加革命后，仍留着辫发，身穿父亲留下的长袍大袖的旧式衣服，即如他说：“衣服褴褛，辫子盘有头头。”一般人见了，指为怪僻，看不出他是坚定的革命党人。革命党人见之，笑他“顽固”，他则付之一笑，依然故我。好心同伴劝他剪掉，甚至武力强迫，他拔出小刀，严肃地说：“谁要再要我剪辫子，我就和谁拼命。”此举后来反而保护了朱执信。
民初，陈独秀说：“我办报十年，中国局面全改观。”
清末民初，蔡元培做北大校长，事务冗繁。有一次，北大学生因为不肯交讲义费，几百人聚集要求免费。蔡坚持校纪，不肯通融以至秩序大乱。于是这位身材短小、瘦巴巴的文人，站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喊道：“我跟你们决斗！”包围他的学生只好纷纷后退。
胡适在美留学时，初与同乡梅光迪关系很好，以兄弟相称。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关系越来越僵。胡适的态度，特别是后来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人加入战团，以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为己任时，引起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们的愤怒。张鑫海愤慨地说：“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直到1922年才有《学衡》杂志的创刊，这意味着“鏖战”的开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自况：“子能覆楚，我必复之。”
1918年，27岁的胡适到北大任教时，已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提倡者。林语堂以清华教员身份迎接他。两人见面时，林“犹如触电”。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摩斯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豪语说：“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
赵元任年轻时，求知欲极强，爱做物理实验，酷爱体育运动，从初中开始坚持记日记。在南京求学期间，一度染上恶习：抽烟、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识到这些危害时，以坚强毅力强制自己根除了。他常以父命名寓意告诫自己：“元任，任重道远。”后果然博学多才，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
正文 意志第九（4）
蒋百里29岁时任保定军校校长，他到校视事的第一天，向学生们训话，较为简洁：“今天方震到校，有两件事向同学们一谈，一点关于精神方面，一点关于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半年后蒋自杀，震动全国，幸而得救。
民初，蒋介石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但仍不脱上海滩“小混混”色彩，其时日记中充满了荒唐放荡与自责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决心：“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记道：“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1920年夏，他痛感自己为人所鄙，再下决心，8月7日的日记中说：“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唯好色一事。”9日说：“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后的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战的记录，但已基本是只有“邪念”而无“邪行”了。他写道：“我之好名贪色，以一淡字药之。”“荡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抱国？”……可以说，在“戒色”方面他已取得成功。
张伯苓多次说他办教育的理由：“我在北洋水师学校，亲见旅顺大连为日本割去，青岛为德国人所夺走。当我到济公岛的时候，看见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另一个是中国兵，英国兵身体魁梧，穿戴庄严，但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旧的军衣，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齐耸，这两个兵相比较，实有天地之别，我当时感到羞耻和痛心。我自此受极大刺激，直至现在，还在我的脑海中回荡，我当时立志要改造我们中国人，但是我并非要训练陆军、海军，同外国周旋。我以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
弘一法师当年执意出家，出家后竟后悔了，因为发现佛门原非净土，故想还俗。马一浮等朋友劝他说：“原先不赞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头了。”弘一听劝，打消还俗的念头，终成一代高僧。
许春草对人说：“我信仰基督教，不是吃教，更不是信洋人，我是降汉不降曹，我是投降基督耶稣，不是和那些洋人妥协。”自从皈依基督，到86岁终年，无论大事小事，许都以耶稣的真理为指南，他的所有活动，贯串着一条十字架的红线。他喜欢把自己名字中的“草”字比作自己的一生。他说：“我天天背负三个十字架，一个是国家的、一个是教会的、另一个是家庭的十字架。”在这三个十字架的重压下，他有时有如耶稣基督走上各各他那样，心力交瘁，有时像以利亚在亚哈王追捕下，灰心失望。但他屡蹶屡起，终成圆满。
正文 意志第九（5）
徐志摩与其元配夫人离异而与陆小曼结合，徐之好友，多贻书劝阻。其师梁任公亦以千言书致徐，力劝其悬崖勒马，免为世诟。梁启超在书中说：“呜呼，志摩！世间岂有圆满之宇宙？”徐意坚决，复书亦说：“呜呼，吾师！吾唯有于茫茫人海中求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学校长及省监学等职。有一年，省府派李为主试委员，李宗吾认真主持，学生多恨之。一天晚上，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顿，临走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李被人扶起，大声说：“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后裹伤上堂，继续考试，学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试。
1930年初夏，冼星海在巴黎打工。他常常在巴黎音乐院大门口徘徊，倾听院墙内的弦歌琴音。一天傍晚，老板开恩准他提前下班，冼星海直奔马德里大街的音乐院。照例在大门盘桓时，冼星海忽然看见一个中国青年从里面走出来，他就走上前，不管对方听不听，作了一番自我介绍。此人正好是马思聪，马对这位“南国箫手”也早有耳闻，但没想到冼星海如此穷困潦倒。马思聪答应引冼星海见他的导师奥别多菲尔，冼自此如愿以偿音乐梦。
塞克孤僻怪异，而做事认真。他首次登台，在《父归》中饰演主角，而观众除本校学生外，只有一个厨子买票入场，大家都说只有一个观众，停演算了，塞克说：“演，就是为这一个观众演。”演出竟一举成功，厨师拿着泪水浸湿的手帕离开剧场，完全被感动了。
1936年国民党五中全会期间，汪精卫受暗杀。刺客为王云樵弟子，幸而身中三枪无大碍。陈璧君在听说后赶到现场，汪受了重伤，满脸是血，跟陈璧君说：我完了，我完了！陈骂汪精卫说：你刚强点好不好，你硬一点好不好，干革命的，还不早晚就有这一手，早晚会有这个结果！
史沫特莱问杨虎城：“您认为中国有强大实力抗击日本吗？”杨说：“谁能从理论上解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力量不在飞机和坦克，日本拥有更多的飞机和坦克。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懂得我们必须抗日。这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问题，它需要我们面对现实，有坚强意志，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意志，我们就有力量抗战。”
正文 意志第九（6）
卢作孚聪明绝顶。抗战期间，因为要跟美国商人打交道，他跟晏阳初的妻子雅丽读英文，晚上有空时读一点。半年之后，卢就能看英文报纸了。武汉失守后，大量后撤入川的人员物资滞留宜昌，卢作孚亲自指挥民生公司船只，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下，经过40多天奋战，终于将全部人员的物资设备抢运进川，该壮举被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
王芸生等人所办《大公报》的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王芸生认为，新闻记者要敢于说真话，不怕杀头。他曾对年轻人说：“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儿，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成舍我办报多经磨难，军阀、党国领袖、上海滩流氓等都刁难过他，甚至置他于死地，他经历了一个时代报人的“不幸”和“幸”。张宗昌杀人不眨眼，没过几年，成舍我在中山公园，常见张闷坐来今雨轩，搔首无聊，屡想跟他攀谈，他只是报以微笑。成舍我得罪汪精卫时，朋友劝他妥协，他拒绝了。“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个月以前，当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墓’，只见许多人在他墓前排队撒尿。”
抗战胜利后，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社任主笔，与在“中央图书馆”任职的傅乐成交往甚笃。当时“异常放荡怠惰”（傅自语）的傅乐成结识了一位漂亮姑娘，对她极尽爱慕之能事，却难撷芳心。有一天，殷海光在傅的宿舍里聊天，正好这位姑娘也在场。殷口若悬河，姑娘在一旁听得出神。殷海光走后，姑娘对傅乐成说：“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样好的学问，我一定嫁给你！”傅乐成受不了这番“刺激”，决心翻译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进取之心。若干年后，从美国耶鲁学成归来的傅乐成写出扛鼎之作《中国通史》，成了一位“不可忽视史学家”。
段锡朋律己甚严，近于苦行主义，临终时说：“我已经算好的了，我还没有欠人钱。”
抗美援朝时期，常香玉总希望自己能为国家作点贡献。有一天，她跟陈宪章说：“咱们为国家捐架飞机，你看中不中。”陈问她：“你知道大炮多少钱？坦克多少钱吗？飞机，这可不是常人能捐的呀!”陈宪章为此改编了一部戏《花木兰》，常香玉在全国跑了两年，义演筹到人民币15亿元，捐献了一架名为“香玉剧社号”的米格15战斗机。
正文 意志第九（7）
陈果夫临死前，总结一生，认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住繁华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管钱终始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读书未曾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于右任有“草圣”之称，他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后之学人，当更易易……”
雷锋做了好事从来不对人讲。有次他抱病在工地运砖，人们再三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说：“这是我应该干的。”在沈阳车站给一位山东大嫂买了车票，她问雷锋在哪个部队，叫什么名字时，雷锋说：“叫解放军，住在中国。”雷锋写了《雷锋日记》，他的事迹由此传开。
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发展核武器，苏联嘲笑中国无能：中国人民连裤子都不够穿，竟妄想制造核武器。为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对日本记者团发表了着名的“核裤论”，回击了苏联的嘲弄，并郑重声明，不管中国有多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
“文革”中，冯友兰被造反派拉到高台上“批斗”。群情激昂，冯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路遥写作刻苦。为写一个中篇，他曾连续伏案七天七夜，最后晕倒在厕所里。他常常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才上床休息，中午12点起床后又开始工作。他有文章《早晨从十二点开始》，记自己的创作甘苦，他对人说：“我很累，累得要命。”“搞创作这是傻瓜干的事，精明人是不会干这种事的。”
黄灿然曾访问哈金的写作状态，哈称自己是“孤零零地写作”，他说：“用英语写作，我得面对我提到的大师。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要求你有条不紊地工作，我想通过英语写作，使自己与大陆的文学机器分隔开来。换句话说，我获得一种自由，至于取悦大师们，我写作，一直就是为了取悦他们。”
正文 性情第十（1）
性情第十
犬养毅曾问孙中山：“您最喜欢什么？”孙答：“革命！推翻满清政府。”“除此外，您最喜欢什么？”孙注目犬养毅夫人，笑而不答。犬养毅催问：“答答看吧。”孙回答说：“女人。”犬养毅拍手：“很好，再次呢？”“书”。
秋瑾被捕后，山阴县令李钟岳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传世的绝命诗。李钟岳离任到杭州赋闲之际，每天念叨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两句话，对秋瑾之死深为内疚。痛苦悲愤之余，他逐渐产生了以身殉道的念头，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视默诵”，并为之泣下。在良心的自责下他自杀身亡，离秋谨遇害不到一百天。身后萧条，几不能棺殓。
大概是受到嗣父行伍生涯的影响，袁世凯自小虽然轻视读书，却喜爱兵法，立志学“万人敌”。尝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喜好兵书，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
黄兴曾写诗说：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罢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向落晖。又诗说：入夜鱼龙空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辜鸿铭怪名满天下。他在北大讲英诗，时而对学生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时而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洋离骚”是指密尔顿的一首长诗。罗家伦等学生在教室里对辜很尊重。五四运动时，辜在一日本人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大骂学生是暴徒，是野蛮。罗家伦受不了，质问辜：“先生，你从前写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知‘内中国而外夷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辜气得脸色发青，大眼睛鼓起来，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王懿荣爱好文物收藏。他对出土文物较多的河南、陕西等地，游历时总是流连依依，不忍离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曾说：“东坡说岐山购物惭，乃皮相耳。东坡未解好古也。然安得腰缠十万贯哉？若有之，决不上扬州。”
正文 性情第十（2）
傅增湘，字沅叔，为民国后校勘古书最多之人，平生所校书在千部以上。他曾由天津赴北京图书馆校书，住馆一百零六天，校书三百四十二卷，因该馆停闭才告一段落，可谓一痴。傅精于版本、目录、校勘之学，对古籍沉浮情况了若指掌。王国维叹谓：“此间无书，有则必为沅叔所得，虽书肆不能与之争。”
1910年，陈独秀给苏曼殊写信，问他：“有奇遇否？有丽遇否？”当时陈刚与高君曼同居，他得意地问苏曼殊：“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
宋教仁认准事理便坚决去做，不为做事作任何掩饰。在民初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宋教仁到处演讲。他认为实现民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赋诗抒怀，踌躇满志，甚至致电袁世凯，寄厚望于袁。在武汉，谭人凤好心劝诫“责任内阁实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并明确向宋透露：会党头目应某已经从政府那里领取了巨额款项，需要戒备。生死攸关，宋教仁回以“杯弓蛇影之事”六字。陈其美、徐血儿等也劝他防备暗杀，他仍如无事人一般：“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
陈其美好色。他曾向光复会中仅次于章太炎的二号领袖人物陶成章提出，要分用其从南洋带回的华侨捐款，陶予以拒绝，并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
民国期间，高语罕、傅斯年、罗家伦、遂子、叶枚等人，在德国游学为邻。其中有的兼是同志、好友，有的则是信仰上的敌人，高语罕常于清晨到遂子家，多为党务。高深信共产主义，遂子极为反共，因其时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并为一家。二人表面上亲热，实则貌合神离。遂子回忆说，老高年迈四十，发已微白，近视眼，十足的学者风度，稍为酸气，同志们叫他“高老头子”，诨名又叫做“五姑娘”。有一天他对遂子说：“昨夜实在熬不住，又手淫一次。”虽可笑，但不失其为老实话，并证明他无桃色事件。
1921年，杨步伟与赵元任结婚。两人想打破家庭本位的婚姻制度，别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处照相，再向亲友发一份通知，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一个电话把胡适和朱征请到家中，杨亲自掌勺，做四菜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请胡适朱征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正文 性情第十（3）
李叔同做了和尚，学生丰子恺仍跟他有来往。弘一法师曾到丰家，丰子恺请老师就座。法师把藤椅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坐下去。多次如此后，丰问何故，法师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朱湘脾气不好，可他自己不承认，“吾爱友谊，但吾更爱诗艺。”他跟徐志摩、闻一多最终没有做好朋友，他在生活中更是处处碰壁，工作丢了，夫妻散了，朋友断了。他说，做文章误了我的一生。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启超多变。有人说：康有为太有成见，梁启超太无成见。1900年他背离康有为的保皇立场，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新说，愿同孙中山合作；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表示“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作《新民说》，甚至提倡革命排满，后又“悔过自新”。民国后他曾与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同流共事，袁氏称帝，他又愤起讨袁，他几次宣布脱离政治又一再热衷于仕途，像个纵横之士，奔走以售其才识，却终难有所作为，梁评价自己说：“……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弱点然矣。”
胡适不耐寂寞。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数年之间，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或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着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吴宓苦追毛彦文，有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爱情诗，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的句子。朋友们觉得不对头，要金岳霖去劝劝他。金对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宓很生气：“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正文 性情第十（4）
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向来坦诚相待。一次她十分苦恼地告诉丈夫，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该如何取舍。梁思成闻言，内心颠簸，终夜苦思，明日一早眼圈晕黑，决定把抉择权完全交给妻子。他对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挑选金岳霖，我将祝你们永远幸福！”林将此语说与金岳霖听，金岳霖选择了放弃：“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鲁迅曾经含蓄地向许广平透露说：“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后来，鲁迅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更明确地承认自己面对爱人时的自卑胆怯心理：“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
郭沫若生性浪漫，把女人和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在和田汉等人通信中，郭沫若说：“花呀！爱呀！宇宙的精髓呀！生命的源泉呀！”
田汉性情浪漫，他撞见郭沫若在后园浇水，气愤郭氏的“烟火气太重”。他在情感失意中曾创立“南国电影剧社”，他说：“酒、音乐与电影为人类三大杰作，电影年最稚，魔力也最大，以其在白昼造梦也。”
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一听陈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动，就参加了汉口的革命政府，充任外交部的秘书。林做了四个月，弃政治而去，他说“体会出来他自己是个草食动物，而不是肉食动物，自己善于治己，而不善于治人”。林语堂曾经说：“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有一次胡适之的朋友们在胡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适之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司徒乔曾画了一张半边是笑脸、半边是哭脸的自画像，他在上面题写了一句话：“含泪画下去啊，蠢人！在艺术的牢狱里过你的一生！”
宗白华赴德国读书时，路过巴黎，朋友们各有功课，不能陪他，而他又不懂一句法国话，居然在巴黎整整游玩了一个月。凡是朋友们未去过的地方，他都去过了。他说：“有什么因难！街道呢？我有地图。用钱呢？我有当了五法郎的票子，我固然不知物价，也弄不清是生丁、法郎，但我有妙法，便是拿一张当五法郎的票子出来，他们自会找补我。坐电车坐汽车，我只须把地图上我要去的地方指与他们一看，他们自我载去，到了目的地，自会请我下车，车费呢？我只须把现钱抓一把摊在手上，他们自会如量地收取，在我只觉得他们过于廉洁，过于老实……”
正文 性情第十（5）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北海快雪堂松坡图书馆读书约会，徐志摩也常凑过去和他们聊天。梁思成不愿受到骚扰，便在门上了贴一张字条，大书lover want to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扰）。
1933年6月，梅志在韩起夫妇家里认识了胡风。此前，韩起曾在胡风面前夸奖过梅志，两人见面后，清纯秀美的梅志理着短发、穿淡蓝色布旗袍的模样，便牢牢地印在胡风的脑海里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他终于向她袒露了自己的心迹：“我不能再隐瞒了，只有你才能给我一个归宿，只有你才能将我从混乱的感情中挽救出来……”那年的12月24日，平安夜，他们开始了日后长达51年的共同生活。
1935年12月，66岁的熊希龄和33岁的毛彦文在上海结婚。五年后，熊病死于香港。当熊希龄追求毛到手后，毛彦文要求他剃须，他答应了，把留了二十年的长须割去。有个老朋友对他说：“秉三，你已经66岁，年纪不小了，何必多此一举呢？”他笑着答道：“就是要求在此一举呀！”
张伯驹爱唱戏，在其40寿辰时，余叔岩倡议为河南旱灾募捐义演。由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陈继先饰马岱，陈香云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合，张伯驹饰诸葛亮的《空城计》。前面的戏码依次是：郭春山《回营打围》，程继先《临江会》，魏莲芳（因梅兰芳在沪改由魏演）《女起解》，王凤卿《鱼肠剑》，杨小楼、钱宝森《英雄会》，小翠花、王福山《丑荣归》。“报纸登出戏码来，便轰动了。演出可谓极一时之盛。”演出后，章士钊特作打油诗云：“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这两句玩笑诗连同那晚演出的盛况，令张伯驹陶醉了一辈子。
张春桥化名“狄克”攻击萧军的小说，认为作者“不应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指责作品“不够真实”。后又攻击萧军是“鲁门家将”，鲁迅的“孝子贤孙”。萧军气愤地跑到编辑部，恰巧张春桥在场，萧问：“那篇侮辱鲁迅先生和我的文章是谁写的？”一个与张春桥合办报纸的青年承认是他的所为，“好，我也没工夫写文章来回答你们——我们打架去，如果我们打输了，此后你们可以随便侮辱我，我不再找你们；如果你们败了，不允许再写此类文章，否则我来揍你们……”张春桥和另一人都年轻气盛，面对挑战，欣然答应。
正文 性情第十（6）
瞿秋白与杨之华分手时，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两半：“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别了，不能通信，就将要说的话写在上面吧，到重见的时候，交换着看吧！”
鲁迅去世，萧军和胡风守灵三夜。萧军多次念叨：“先生没有死，他会坐起来谈话的。”当黄源通知他时，他竟怒目圆睁地抓住黄：“你诓我？”
1936年12月25日，即西安事变达成协议的第二天，张学良决定放蒋介石回南京。张执意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许多人规劝他不要送，以免蒋报复。但张学良坚信蒋的人格，当他陪蒋到机场时，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我们兄弟两人，大仁大义，从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流芳百世。”张很激动，更表示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蒋说：“我们兄弟两人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蒋劝张不要送，张动了感情，坚持己见，于是一起登上了飞机。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学者到江西庐山开谈话会。7月11日谈话会上，蒋、汪发言后，胡适慷慨激昂，发表了一通抗日救国演讲。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赋诗一首：“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词又一回！”言语中颇含戏谑之意。胡适也随手写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回赠：“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周作人做汉奸的消息传遍全国，艾青写诗说：“周作人，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背叛了我们！”
有一次，曹禺见吴组缃进来，便偷偷对他说：“你看，钱钟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当时清华图书馆藏书很多，中文洋文均有，整日开放，但许多同学都摸不到门。吴组缃听罢，随即走到钱钟书的桌边，请他给自己开录三本英文黄书。钱钟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桌上一张纸，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吴组缃接过一看，数了数，竟记录了四十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直到解放后，钱钟书还爱考问吴组缃：“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组缃只好回答不知道，但不免反击说：“你专会搞这一套！”
正文 性情第十（7）
殷海光问金岳霖对熊十力的看法，金肯定地说：“据我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殷说：“先生好打人、骂人。我亲眼看见他在梁漱溟背后打三拳，还骂他是一个笨蛋。”对此，金岳霖说：“呃!人总是有情绪的动物。是人，就难免打人骂人的。”
废名很佩服其同乡熊十力，常跟熊谈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一次，两人在一起论僧肇，一言不合，大声争论，外人在外听得酣处中突然静止，原来两人已经扭打在一起，很快废名气哄哄地离开熊家。但到第二天，废名又到熊家，跟熊讨论起另外的问题了。
在延安，塞克与王明常有来往。一次他们在一起喝酒，先喝低度酒，用的是茶坏，喝着喝着，兴致来了，王明非要用大杯子，而且换上烈酒，任何人都得喝。这次塞克被灌醉，回去的路上，他掉进河里，鞋子、裤子全湿。王明对塞克赞赏有加，针对塞克之怪，称他是中国的普希金。那时塞克仍想去新疆，一次他与王明说：“我还想去新疆。”王明回答说：“塞克先生当然是喜欢自由的，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留在延安。”
叶挺在狱中发愿，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他在《囚语》中写道：漫漫长日，在囚室中特别爱抚须沉思：觉我的唇不知何日才有朱唇可吻之福？
冼星海垂危时期，想到自己的童年、家乡，他低声地对人说：“江南真美呀！江南真美呀！”突然，他激动得大声说：“我脑子里充满着音乐！充满着音乐！”
王实味性格直露。到延安后，经常跟人聊天。王伯彦跟他是老乡，在省里就是地下党员，平时言行十分谨慎，来延安后，仍然小心翼翼。第一次见面，王实味就劝王伯彦：“已经回到自己家了，还拘谨什么？！”他看到小战士穿的棉衣，袖口和肩膀破得露着棉絮，发牢骚说：“发这样的棉衣，不知是给人暖和还是让人风凉。”
叶浅予在重庆办画展，邀徐悲鸿参加。徐观摩后当场购两幅舞蹈人物，对叶的画给予高度赞扬，认为“中国此时倘有十个叶浅予，便是文艺复兴大时代之来临了！”不久又请叶到他家中看画，对叶说：“你喜欢什么画，可任选一幅。”叶高高兴兴选了一幅“烈马图”。
卢作孚生活非常简朴，常年穿一套中山装，人长得很瘦小。为了节省梳头的时间，他干脆剃了光头。张岳军先生（张群）有一次跟他开玩笑：“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
正文 性情第十（8）
闻一多上课别致。据学生回忆，他身穿黑色长袍昂然走进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问：“哪位吸？”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了一支，电灯光下烟雾缭绕，拖长声音念上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才开始讲课。
吴待秋至俭。陈巨来曾问他，你如此节俭，有多少钞票？吴说：我每隔一个时期，必以钞票买黄金藏之也，故钞票至多五百元耳。陈又问他，现在有多少金子？吴答：画家哪能与做官比，吾画了几十年画了，至今只有130余斤而已。陈问：放在银行吗？吴笑说，那会付保险费的。他指自己睡的大床：“你看，这床四只脚特别粗大，是我定做的，中间全空，可放许多金条金块的。”又指房间两个大马桶说：“吾虽有女仆，倒马桶的事，必须太太自做，因为马桶完全是夹层的，放金子呀。”吴得意地说，虽有强盗，亦想不到马桶底里有金子也。隔了一年，陈巨来戏问：现在有几百斤了？吴说：150斤还不到。
张爱玲初恋时，给胡兰成信中有一句好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她用不着十分懂得对方，所以有倾城之恋。
画只能由画家主动送你，而你决不能向画家讨要。这是规矩，也是修养。章伯钧有不少齐白石的画，却没有一张徐悲鸿的。但他跟徐的关系要比齐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一般认为徐悲鸿的马，是他最拿手的。章伯钧却认为徐悲鸿的油画，特别是裸体女人画，是他最好的作品。章伯钧说，徐悲鸿的太太是留德留法学生的妻子中最漂亮也最有风韵的。有一次，徐悲鸿对章伯钧说：“伯钧，我送你一匹马吧。”章说：“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徐摇头说：“那些画，是不能送的。”
陈寅恪曾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他在晚年自挽说：“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殷海光一生中只打过四次电话。一次他太太把他带到电话旁，教他如何打，替他把电话号码拨好了，对方说话，才递给他，殷海光拿起听筒满头大汗，打完电话，几欲昏倒。
闻捷曾自嘲说：“我是一个诗歌上的诗人，爱情上的痴人，政治上的庸人。”文革中，他受到审查，工宣队故意不让他与戴厚英从干校一起回上海休假。闻捷送戴上车后，“两手蒙脸偷偷哭泣”。在受批判的大会上，闻捷说：“我对小戴的感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能没有她……”
正文 性情第十（9）
李敖在他的《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中有一幅插图，是一对双胞胎姐妹的裸体像。李自述在狱中曾对着图手淫，插图下李敖的说明文字是：“于是，那天晚上对着双胞胎姐妹，我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
“文革”时期，钱钟书下放劳动，杨绛曾指小山窝棚问道，可否终老于此，钱想了想，说：“没有书读。”
“文革”中，赵人伟借给顾准一本英语的《茵梦湖》。顾准看完，还给赵时说：“我已经哭过了。”
王序曾说，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有一年，上面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的办公室，他紧张得几乎手足所措，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1985年9月21日，古龙去世，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怎么我的女朋友都没有来看我呢？
吕叔湘为人认真，叶至善说，文章经过吕叔湘的法眼，心里可踏实许多。叶家无论是谁，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就忍不住说：“要是吕先生看到了，肯定气得够戗！”吕的一生，都在和不健康的语句作斗争，努力维护着汉语的纯洁。20世纪80年代中，吕发现《人民文学》上的错误实在太多，愤愤不平地写信去一一订正，杂志上于是发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经地向吕叔湘表示谢意，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竟然也是错误不断，甚至把吕的名字写成了“吕淑湘”。
很多人以为鲁迅是条硬汉，很少人注意到鲁迅的爱，更少注意鲁迅大爱的品性。鲁迅自嘲是“浅薄的人道主义”。萧红曾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愣了一下，肯定地说：“是母性的。”对此，一向散淡且不谈鲁迅的汪曾祺说：“鲁迅的话很让我感动。”他带着悲凉意味地补充：“我们现在没有鲁迅。”时为1991年。
正文 骨气第十一（1）
骨气第十一
恭亲王与慈禧争辩，慈禧说：“汝事事抗我，汝为谁耶？”王曰：“臣是宣宗第六子。”慈禧曰：“我革了你！”王曰：“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慈禧太后无以应。
1903年，温生才再次往南洋霹雳埠锡矿做工，多年的苦难炼出了他刚烈的性格。一次，当地技师无理鞭打他，他愤怒地说：“你是人，我也是人，凭什么打人？瞧不起弱国国民吗？”一拳把那个技师打得血流满面而逃。
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准备收买王宠惠为袁鼓吹帝制，王拒绝说：“余之笔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
1929年，训政时期，党国治下，胡适写了《人权与约法》等文，鼓吹思想言论自由。上海市第三区党部对胡适发难，接着好几个省市的党部亦呈请“严予惩办”。最后在政府的训令下，由教育部长蒋梦麟签署了第1282号“训令”，撤免胡适中国公学校长之职，理由是胡适近来言论不合“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胡适读了“部令”，便给蒋写了一封回信：“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会“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
1929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到安庆召见他，责令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193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到厦门，厦门国民党领导多向林森告状，说许春草抗拒党的领导，以致厦门无法发展党务，要求林森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林派叶独醒去请许春草，许问叶：“子超（林森）叫我去做什么？”叶说：“大概是为了建筑工会的问题，人们向他告状，子超想和你谈谈这个问题，总是希望建筑工会向党部登记，接受党的领导。”许回话说：“独醒兄，你我无话不谈，你回去转告子超，不抵抗者把整个东北断送给日本，你身居政府主席，没听到你说一声正确的话，如今我许春草办一个民众团体，没有向党部登记，你林子超就和我过不去，我决不去见他。至于登记备案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人民反对暴政，没有必要向政府去登记。孙中山先生反对袁世凯，我就没有听说他去向袁世凯备过案。”
正文 骨气第十一（1）
骨气第十一
恭亲王与慈禧争辩，慈禧说：“汝事事抗我，汝为谁耶？”王曰：“臣是宣宗第六子。”慈禧曰：“我革了你！”王曰：“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慈禧太后无以应。
1903年，温生才再次往南洋霹雳埠锡矿做工，多年的苦难炼出了他刚烈的性格。一次，当地技师无理鞭打他，他愤怒地说：“你是人，我也是人，凭什么打人？瞧不起弱国国民吗？”一拳把那个技师打得血流满面而逃。
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准备收买王宠惠为袁鼓吹帝制，王拒绝说：“余之笔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
1929年，训政时期，党国治下，胡适写了《人权与约法》等文，鼓吹思想言论自由。上海市第三区党部对胡适发难，接着好几个省市的党部亦呈请“严予惩办”。最后在政府的训令下，由教育部长蒋梦麟签署了第1282号“训令”，撤免胡适中国公学校长之职，理由是胡适近来言论不合“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胡适读了“部令”，便给蒋写了一封回信：“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会“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
1929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到安庆召见他，责令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193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到厦门，厦门国民党领导多向林森告状，说许春草抗拒党的领导，以致厦门无法发展党务，要求林森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林派叶独醒去请许春草，许问叶：“子超（林森）叫我去做什么？”叶说：“大概是为了建筑工会的问题，人们向他告状，子超想和你谈谈这个问题，总是希望建筑工会向党部登记，接受党的领导。”许回话说：“独醒兄，你我无话不谈，你回去转告子超，不抵抗者把整个东北断送给日本，你身居政府主席，没听到你说一声正确的话，如今我许春草办一个民众团体，没有向党部登记，你林子超就和我过不去，我决不去见他。至于登记备案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人民反对暴政，没有必要向政府去登记。孙中山先生反对袁世凯，我就没有听说他去向袁世凯备过案。”
正文 骨气第十一（2）
日本占领北平后，企图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吴佩孚出山，但遭到吴的拒绝。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十分恼火，采取强硬手段强迫吴佩孚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吴佩孚在招待会上，首先亲笔撰写一副长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犟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接着吴向在场的中外记者表示：“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地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一交涉对象。”吴的态度，令日方大为尴尬和羞恼。
日本侵占华北后，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华北伪政权的建立，以当时住平津的官僚军阀为其理想人选，他计划以靳云鹏、吴佩孚任总统，如两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而以曹汝霖为总理。经过分头接洽之后，靳云鹏用“礼佛有年，无心问世”的话辞谢。吴佩孚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保护下治国。如必须要我出山，则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曹汝霖与喜多及另一特务土肥原都相识，对参加伪组织的问题，他既不敢公然拒绝，更不敢再给自己加一层罪戾，只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话与喜多等周旋。正在举棋不定时，蒋介石给他写来一封亲笔信，对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并嘱他不必离开北平，因此曹决定不在伪府担任实际职务，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虚云上人在昆明办滇藏佛教分会时，云南民政长官罗容轩秘访上人，因皈依上人的弟子数十万，多对上人供养。罗从上人处证实上人积蓄过百万，便向上人要钱，虚云带罗容轩出房走进大殿，手指菩萨说：“他若开口说给你多少钱，无论多少我都给你！”
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学生请蔡先生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郑天挺记得，蔡元培很快给了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正文 骨气第十一（3）
史量才办《申极》，为政府不喜。他曾延请黎烈文为副刊《自由谈》的主编，黎邀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执笔，鲁迅、茅盾、巴金等都经常有作品发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垒。国民党在上海的头目吴醒亚等曾联名函史氏，要求撤换黎烈文，史置之不理。吴等人只得亲自造访，当面提出撤换要求。史直截了当答复说，“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吴等闻之色变而去。据说蒋介石曾找史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终年五十四岁。
陈布雷劝徐铸成做官，加入国民党。徐说：“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我对政治素不感兴趣，愿抱独身主义。”
蒋介石曾想拉拢王造时，以为己用。他通过王的江西同乡、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及中央政治大学教授、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出面邀请，王造时婉言谢绝，既不上庐山，也不去南京。蒋不甘心，又派刘健群到上海，软硬兼施企图逼王造时就范。刘健群威胁说：“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王造时回敬说：“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