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说：“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举行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北伐誓师典礼。蒋发表北伐誓词称：“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晨星。吊民伐罪，迁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北伐战争中，汀泗桥攻坚战最为激烈。1926年8月27日，北伐军攻占该桥后，吴佩孚的部队退守贺胜桥。吴闻讯亲抵贺胜桥，先枪决旅、团、营长九人，后派大刀队督阵，于是日晚反扑汀泗桥，北伐军不得已撤出。28日晨，汀泗桥再为北伐军所夺，旋又为敌马济部夺回，两军激烈拉锯，直至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第一军参加战斗，方于29日攻克汀泗桥。当汀泗桥战斗激烈进行时，蒋介石于28日抵蒲圻，亲赴前线。因战况惨烈，又有将领请求暂停进攻，蒋答道：“北伐成败关键，在此一战，如果稍一泄气，以后就再也没有争取胜利的机会。吴佩孚的军队，已经是孤注一掷，只要我们能坚决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我们一定能获得胜利。”对此，吴佩孚日后曾赞蒋曰：“其用兵之妙和坚定撑持，我自愧不是对手。”
正文 武运第四（3）
会昌战后，陈赓对张国焘说，叶挺和钱大钧的战斗，是他所遇到的第一个恶战，比他两次参加东江战役的战况还要激烈。尤其是在会昌城下进行肉搏战的时候，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干部，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有很多是好朋友，在黄埔时，或同队同班，在军队时，或同营同连。现在竟成为国共两个阵营的人，在肉搏中，彼此叫着小名或诨名对骂。那边骂这边：“中共为什么要造反？”这边骂那边：“你们为什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有些人一面像疯狗一样地混杀，一面又忍不住在那里暗掉眼泪。陈赓在前线目击此种情形，也为之心酸，但也只有硬着心肠喊杀，督促同志往前冲锋。
蒋、冯、阎大战前，孙殿英去洛阳参加冯玉祥召集的军事会议，当他和冯见面的时候，冯紧握他的手说：“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对满清这一点，我干的是活的（指驱逐溥仪出宫），你干的是死的（指盗陵）。”孙听了这番话，满脸通红，忸怩不安，却很受感动，事后对人说：“总司令真伟大，他要是叫我卖命，孬种才会含糊！”
冯玉祥在察哈尔一带抗战，蒋介石调中央军逼其解散，冯的老部下庞炳勋跃跃欲试，激怒了宋哲元等将领。宋授意冯治安和秦德纯去当面问庞，他们对庞炳勋说：“听说大哥要打冯先生，是吗？”庞看情形不对，赶紧解释说：“这怎么能够。不错，是有人叫我打冯先生，可是请二位老弟想一想，他是我多年的老长官，我怎么能够打他呢？”冯治安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也不相信你会打冯先生；如果真的要打，那么，我们就要对不起大哥了！”庞赶快说：“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刘戡同何应钦吵架，桌子上的茶杯打翻，茶水洒了一地，何没办法，只好说：“假使你是军分会的代委员长，我是师长，我以这种态度对你，你作何感想？”刘没说话就走了。何对留下来的符昭骞说：“要抗战，首先要军队服从命令，目前华北的情形就不是这样。命令要宋哲元的部队集中通县，他们却到廊坊去。要傅作义部队集中高丽营，他们却到长辛店去。像这种情况，如何谈得上抗战。所以我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本人谈判停战。”
正文 武运第四（4）
1933年，陈济棠拒绝中央调兵赴赣剿共，他宣称：“不但日军占了北平，就是日军占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江西剿共。”
1934年，中共中央红军长进入四川，刘湘焦急万分，以为各军都想保存实力，影响“剿匪”战事，必须物色一可以统一指挥的人主持军事，他最敬奉神道设教的老师刘从云，于是刘被礼请出任“剿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到任后，驻节南充，自称便于居中策应。其命将出兵，不但要选定时辰，还要指定方向，为一般所未闻。一次命潘佐率部截断红军后路，但又根本不知地形。潘师照其所指定的方向前进，则面临大山，又遇断岩。以电话向其请示，则回话责说：“你不晓得军队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请示人员气极，答以“是不是临岩舍命”，一时传为笑柄。
赵登禹忠诚果敢，一生勤苦耐劳，慷慨好义，有燕赵豪杰的风度，生得体格魁梧臂力过人，传说他曾只手搏虎，所以绰号“打虎将”。七七事变，日寇进犯南苑，他躬冒战火，身先士卒，和顽敌死拼，我军士气为之大振。赵不幸身负重伤，士兵劝他离开火线，他含泪答说，命在旦夕，你们不要管我。城内有我老母，你回去告诉她说：“忠孝不能兼全，万一不幸，她儿子为国死了，也是光荣，不用把我挂在心里！”话说完，就与世长辞，年仅四十二岁。
抗战时期，有一记者碰见一军人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军人表示，对于中国的最后胜利，他是有确信的。记者问：“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无名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的。”
续范亭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剖腹自杀”的方式抗议“不抵抗主义”。1935年，他赴南京呼吁抗日，在中山陵放声痛哭：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啐。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觍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又赋绝命诗一首：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
1938年1月，蒋介石到河南开封主持军事会议，责问韩复榘不发一枪之罪。韩顶撞蒋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是谁的责任呢？”蒋介石声色俱厉：“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
正文 武运第四（5）
1938年3月，在津浦县南段为堵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我军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发出了“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他在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
1938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说：“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
张自忠死前亲笔谕告所部各将领：“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抗战期间，蒋介石曾起意“不守”长沙，薛岳不以为然，他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何在？”白崇禧以“长期抗战，须保持实力”相劝，薛也不听，他说：“湘省所处地位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在他的指挥下，中国军队与日军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会战，取得歼敌4万多、4万余、5万多的胜利。薛岳受到蒋介石嘉奖，美国总统杜鲁门为薛岳颁发一枚自由勋章，以表彰其在抗战中的贡献。
1942年元月初，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第十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道：……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四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
抗战期间，魏德迈任蒋介石的参谋长，他对中国军队多有指责。例如他坚决主张兵员的给养，一定要使每人每日有三千六百卡路里的热量，所以每人每日必须吃肉半磅，黄豆或花生米四分之一磅及少量奶制品、水果、油盐等。当时何应钦曾以“中国人从幼不必吃肉，只吃饱就行了”，俞飞鹏曾以“补给鲜肉为难事”来推诿，都遭到魏德迈的驳斥，魏说：“最好你们留着肉给日本人来吃。”
正文 武运第四（6）
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三十八师如下山猛虎般扑向胡康河谷。10月29日占领新平洋，12月29日攻占于邦。当日军俘虏被带到孙立人的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加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
1944年夏，中日会战，蒋介石要方先觉“死守衡阳”，日军两次攻城失利，乃调重兵围攻。到8月6日拂晓，日军突破阵地，拥入城内，双方展开激烈巷战。方先觉等向蒋介石发出电报说：“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来生再见。方先觉、周庆祥、容有略、葛先才、饶少伟、孙鸣玉同叩鱼（6日代号）。”蒋介石给方先觉等的答复是：“祝上帝保佑你们！”“鱼电”后第二天，即8月7日晚上，方先觉等决定投敌。
1946年初，余汉谋的第七战区、第十二集团军均同时被撤销，广东全省划入张发奎所辖，余部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先后脱离余汉谋掌握。余所部官兵都非常气愤，他不以为意，说：“抗战已经胜利，洗雪了我国甲午以来五十多年的奇耻大辱，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此后大家如能团结一致，遵照总理遗训，做个老百姓也是光荣的。”
1947年，龙云最忠实的部下张冲投向共产党，新华社播出这条消息，蒋介石为之大惊，立即责备龙云说：“张冲是你的部下，你要负责。”龙云回答说：“不错，张冲是我的部下，那么请问，林彪也是你蒋委员长的黄埔学生吧，为什么林彪也会反对你蒋委员长呢？这又该谁负责呢？”
1947年，胡宗南最精锐的整编第一军进攻延安，完全扑空，遭到惨败，事后发现手下亲信熊向晖居然是共产党，但胡宗南并没有处决熊，反而礼送他出国。有人问熊何以如此，熊笑答说，胡宗南如果把他枪毙，事态扩大，必会引起蒋介石的彻底深究，胡的职位就将不保了，故为自全计，胡只有哑巴吃黄连，把他资送到英国去留学。
20世纪40年代末，蒋经国在上海整顿金融秩序，强迫市民把金子银子兑换金圆券，把上海市面搞得天翻地覆。黄绍闳问薛岳：“如果小蒋硬要你把金子去兑金圆券，你怎么样呢？”薛岳开口就骂：“丢那妈！我们辛辛苦苦搞了几十年，出生入死，才挣得这些金子，如果兑成了转眼一钱不值的金圆券，以后我们吃咩也？他敢来，我就开机关枪打死他。”
1948年10月，蒋介石在北平与傅作义通过北平防守大计时，突然接到宋美龄的信，信中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抓了扰乱金融的孔令侃，要蒋火速到上海去救外甥。蒋于是不顾北平防务大事，飞往上海，傅作义因此对蒋更失信心：“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
蒋介石独裁，虽下野仍控制军政大权，宋希濂唯蒋命是从，招致何应钦不满，在电话中两人争执起来，何气愤地喊道：“我是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负责指挥全国军队，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宋答道：“我就不知道什么行政院长，国防部长。”说完把电话挂了。何气得面色发紫，立即去李宗仁处说：“这成什么体统，这成什么体统！我有生以来从未受过这种侮辱！”
正文 革命第五（1）
革命第五
近代以来，忧患成疾，人们多愿如孙文后来总结的“毕其功于一役”，而不能忍受教育这个看来“旷日弥久”的办法，总认为在国势岌岌可危的局面下，要想凭教育救国，简直是一件缓不济急的事。戊戌维新时，王照劝康有为多立学堂，等风气变了，再行新政，可是康有为答他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三十年后，王照在他的《小航文存》里叹气道：“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孙文早年革命，行路如晚境一样曲折艰难。他在当时的中国，虽位卑人轻，然而算得上是对中国积贫积弱现状最有认识的人之一。他意识到，中国之进步，唯有全民革命一途，惜乎国内精英人物不能同心同力。以是故，他希望能够与精英分子合作，同其志。当蜚声海内外的大翻译家严复到伦敦逗留时，孙文正在北美，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劝说严复支持革命。严复表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1894年6月，孙文跟陆皓东到天津，投书给号称“识时务”的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希望李能变法自强。李鸿章对孙的改良主张没有理睬。
梁启超一度倾向革命。1899年夏秋之交，他联合韩文举、欧榘甲、唐才常等闻人，致书康有为，劝其息影林泉，自娱晚景，以便使康党同仁及康门弟子们走出一条新路来。康有为大为光火，命梁启超赴美洲办理保皇事宜，梁氏拘于师威，最终打点行装赴命。清帝逊位前夕，梁启超审时度势，认为康师所坚执的“虚君共和”这一政治理想，是没有前途的，就劝康道“借连鸡之势，或享失马之福，则竭才报国，岂患无途”，否则“趋舍异路，怆悢何言”。
1902年5月，陈范的《苏报》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公开倡言革命：“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正文 革命第五（2）
1903年，邹容写成《革命书》，他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他认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
彭家珍绝命书：“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黄兴等回国运动起义。黄兴与刘揆一商量办法，刘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
梁启超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
梁启超与《民报》论战时期，宣扬说中国人“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到清政府预备立宪时，他跟康有为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驳斥了保皇派那种“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以及在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庸俗进化观点。他说：“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
孙中山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之不鲜矣。其在欧洲，则十七八世纪以后，革命风潮遂磅礴于世界，不独民主国惟然，即君主国之所以立宪者，亦革命之所赐也。”
正文 革命第五（3）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张继说，成立之初，参加者不过千人。入会要自己填写“盟约”，滴以左中指的血，亲笔签名，宣誓后，焚掉盟约。为了防止满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号。同志相见，两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时，一人要问：“什么事体？”答：“国家事。”又问：“什么人？”答：“中国人。”相符后，才敢谈革命事。
1905年《苏报》案，邹容死在狱中。章太炎作诗说：“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慷慨激昂，激奋同盟会士气，“满清气为之夺”。
康有为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说革命无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亿人将去掉一半。章太炎逐条驳斥康的论点，认为革命是最大的权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章直斥被保皇派奉为圣明的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同时指责康有为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利禄熏心、甘当奴隶、为一时之富贵甘冒万亿不韪而不辞的封建市侩”。
革命党痛斥满人对汉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和清廷无可救药的腐败，其言辞激烈甚至到了“词近诟谇”的地步。保皇党虽然言辞沉稳，却找不出足够的理由为清廷辩解。梁启超找到四点理由，一是“中国人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二是“只能经过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三是为“不至助长冲突”，只能“相率以要求立宪”，并“必须为彼（清政府）所能行”，才是“唯一正当之手段”，“若为彼所不能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四是革命“只能导致流血、内乱”等。梁启超盛称光绪帝是数千年一遇的圣人：“皇上之圣德，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获此慈父，无上幸运。”
清政府立宪运动期间，大量捕杀革命党人。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在狱中以血作书：“要知清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却有进无已。”
徐锡麟在刺杀恩铭的《光复文告》中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
正文 革命第五（4）
1907年，以吴稚晖为中心的一批巴黎中国留学生创办了《新世纪》杂志，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狂骂西太后的同时，也恨透了母语，认为正是汉语和汉字使四万万同胞陷入困顿，主张“改用万国新语（世界语）”，即或不能立即推广，也可以考虑先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来代替汉语。这种想法影响较大，吴的论敌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完全接受了这个设想，并推波助澜，提出了着名的语言革命的口号：“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在当时是一个大案，由肃亲王审理。肃亲王看到了汪精卫的三篇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深恶痛绝，故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精卫等人，以安抚天下人心。
1911年10月，张文光在腾越发动起义。起义胜利后，腾越秩序稳定，但张文光对怎样发展胜利心中无数，他感慨说：“前途茫茫，不知何以完成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康有为正在日本，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惴惴恐栗”，他说：“积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废之，甚非策也。”他认为可以“旧朝旧君”，或者孔子嫡裔来做“虚君”，实行“虚君共和”。
武昌起义后，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内阁那桐辞职，举袁世凯自代，未获同意；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匡、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袁世凯武昌督师之命。有人诘问那桐：“此举岂非速清亡耶？”那桐回答说：“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迟，或可不亡。”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革命派在共进会首领焦达峰领导下积极准备起义。谭延闿附和革命，他从立宪派的立场出发，提出“文明革命”的主张，说：“文明革命与草寇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官长同心努力而后可。”焦达峰却很快被立宪派人杀害。
正文 革命第五（5）
孙文一生与钱财无缘。民国建立后，财政危机使革命党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部署繁重而艰巨的北伐任务，还是维持百废待兴的南京临时政府日常工作，样样都需要经费，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是“库藏如洗”。孙回国之前，南方革命阵营就传闻他带了巨额华侨捐款，指望能充作军饷大干一场，许多革命同志与各路将领都是把他当做财神爷而伫候于上海码头的。无论是在孙中山登岸之时，还是在他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都有人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带了多少钱？当他如实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闻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辛亥之后，专制复辟势力对于革命的反扑及其数度得逞，使得许多身临其境者颇有辛亥革命已失败的遗憾和痛苦。孙中山说：“夫去一满州之痛苦，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
十月革命后，廖仲恺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碍”。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民主制度，并不那么完美，他对十月革命抱有极大希望，他说：“俄国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
林涛说，孙中山的一生最恰当地证明，一个人执着的信念、高尚的道德是多么强有力改变国家的历史和人民的命运。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16名学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名文，提出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地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地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正文 革命第五（6）
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他说：“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1927年4月10日，汪精卫到武汉。在各界盛大欢迎下，汪精卫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要与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而共生死存亡，汪说：“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1927年4月16日，蒋介石在南昌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鲁迅说：“‘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自辛亥革命以来，鲁迅经历得太多了，只是被称做“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反而成了奴隶的奴隶了。因此，他主张一切都得从头来过，得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他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说：“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胡适对革命怀有同情，他说：“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因为这方法上的不同，在结果也有两种不同：第一，无意的自然演变是很迟慢的，是很不经济的，而自觉的人工促进往往可以缩短改革的时间。第二，自然演进的结果往往留下许多久已失其功用的旧制度和旧势力，而自觉的革命往往能多铲除一些陈腐的东西。在这两点上，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
胡适坦言：“我们是不承认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和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不存大希望，也不至于大失望。”
正文 革命第五（7）
20世纪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义”。他认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军队”，“与闻政治的方法很多，但应走温良恭俭让等正当的途径”。
1932年3月，汪精卫跟“国难会议”代表之一王造时说：“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是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王造时说：“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不过困难这么严重，我们是不愿同室操戈来闹革命的……我们固然是由政府聘请的，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客来比喻我们是客人，我们同样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请我们，我们有意见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天下为私’了！”
陈独秀在1919年的《每周评论》上曾有过《研究室与监狱》的名论。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些话，并非他徒逞一时之快的豪言壮语，而是身体力行的自箴之词。1932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求字，他率尔而应，提笔就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大字。在狱中，他听到有可能处死的消息，毫不畏惧地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在此恶浊社会。”
张元济一直是个“低调子”的渐进改良主义者，“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开会，他在会上说：“倘若没有戊戌的改变、庚子的义和团，人民对朝廷的观念不同，也许不会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会造成一个袁世凯，演出那一套洪宪的笑话，更不会有后来各省军阀的火并和割剧。经过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像一个国家。（若当初即和平）我想并不会引起日本的觊觎，一步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战，使我们贫弱到这个田地。”
顾准在反思“革命”时认为：“人间世的基调是进化，革命则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他把革命当做一个前提对待，他考虑革命之后的问题，即“娜拉走后怎样”，他的结论是要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
正文 问世第六（1）
问世第六
关于华夏文明的猜想。宋恕、夏曾佑讨论时质问：“神州长夜之狱，谁人之过？”
康有为反问王照：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那条路如何来得及？
慈禧问：康有为要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
孙中山问严复：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鲁迅在日本留学初期时问：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林觉民问：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
鲁迅在五四期间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919年初，王光祈问：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究竟与大多数人的幸福有无关系？”
刘半农在诗中写出了文明转型时代的国家意识：教我如何不想她？
郁达夫在《沉沦》中问：“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陈独秀在爱国声中问：此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问：从来如此，便对吗？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问：在完成了现代工业化之后，日本究竟是做西洋霸道文明的鹰犬，还是做东洋王道文明的干城？
1925年，段祺瑞宣布举行善后会议，邵飘萍持批评态度，他说：“所谓善后会议者，不过一班寒酸措大，聚讼之庭，嚼字咬文，与人民之实际生活有何关系？”
徐志摩在诗中自承：我不知道风向哪个地方吹？
毛泽东在思考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时问：“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陈独秀问：（现代中国）“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
正文 问世第六（2）
陈济棠问胡适：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吗？
1928年，林彪在井冈山上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00蒋介石问：“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张伯苓问李济：人类学有什么好处？
梁实秋问：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又自承，我不知道是谁家的走狗？
艾青写诗时问：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20世纪30年代，陈独秀被捕，章士钊为之辩护，章问：“党即国家乎？”
1933年，王造时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1935年，吴景超的猜想。后来是李约瑟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的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晏阳初问：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瞿秋白赠给狱医陈炎冰的一幅照片上，写着两句话：“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正文 问世第六（3）
胡适问叶公超：“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
殷海光问金岳霖：“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
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大肆搜捕共产党，在发现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是共产党后，蒋介石曾大为惊讶、震怒。毛人凤在大抓特抓之余，感慨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
魏巍在朝鲜访问后问：谁是最可爱的人？
梁思成问：“是这样的北京城门，是这样的北京城墙，为什么要拆？”
殷海光穷困之际，向学生和老友求助。他在致许冠三的信中说：“我自己只有一个念头，五四以来，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凋零得差不多了，特别像我这样的人。难道这个时代让我活活挨饿？”
顾准借用鲁迅的名言问：“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王赓武问：“‘文革’究竟埋没了多少天才？”
龙应台在台湾跟“对手”较量时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20世纪80年代初，潘晓问：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余杰在世纪末问：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
正文 人论第七（1）
人论第七
蒋廷黻说，琦善在鸦片战争中，军事方面虽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外交方面则审察中外强弱形势和权衡利害轻重，“实在是超越时人”。
方宗诚说：“自道光以来，公卿不下士久矣。近唯曾相国及润芝宫保开此风气耳。”
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国藩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
缪凤林说，自唐太宗以后，左宗棠是对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第一人。
从1867年正月郭嵩焘被迫赋闲，回乡一待就是八年。由此得以冷静地思虑世界，研究洋务。在给朋友的信里他不无得意地说：在当前懂得洋务的“同志诸君”中，“中堂（李鸿章）能见其大，丁雨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田（沈葆桢）能尽其实。”而他自己做到“既精且大”。
李鸿章说王韬：“狂士也，名士也。”
周作人说王韬：“王氏在同光之际几为知识界的权威，但脱不去名士才子气。似乎终于是一个清客，不过在太平之时专门帮闲，乱世则帮忙而已。”
梁启超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鸿章访欧，德国人款待最优异。威兼二世称誉李为东方俾斯麦以取悦之，以为中国以东亚大国而见挫于日本，必复兴军备，力洗雪耻，一切所需，德国可乘机供应，故与李加意联络，以专其利。结果大失所望。梁启超亦以为李断不能与俾斯麦相比：“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劣胜败之公例然也。”
1901年11月，李鸿章去世，临死前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力保袁继任直隶总督。
正文 人论第七（2）
张之洞性行怪僻，起居无节，对部下严格。他跟袁世凯相会于保定，袁的部属杨士骧出身翰林故，为张之洞引为同调。会谈时，张只跟杨士骧娓娓而谈，袁枯坐一旁，至不能赞一词。杨士骧敏于应付，很为张之洞赞赏，张后来对人说，“不意袁慰庭做总督，藩司仍有杨莲府！”袁世凯闻听后，谓士骧曰：“君既受香帅知遇，何不请其奏调湖北，俾可日常相处？”杨士骧笑答：“纵便香帅有此意，司里亦不愿伺候这种上司！”论者以为张之洞晚清重臣，德才不济，无能镇慑袁世凯，反为后者所轻，至于袁跋扈不臣，问鼎轻重。
黄远庸说，红楼梦中李宫裁笑平儿云：你奶奶还要什么钥匙，你就是你奶奶一把总钥匙。袁世凯与梁士诒的关系“颇复似之”。
人们问起汪精卫对肃亲王的印象时，汪精卫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严复说，黎元洪“德有余而才不足”。
王闿运曾评论他两个根基最好的弟子，一个是廖登廷（廖平），“思外我以立名”；一个是杨度，“思依我以立名”。廖“犹能自立”，杨则“随风转移”。
谭人凤说宋教仁“英而不雄”，他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
蔡东藩评论说，“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只以年少气盛，好讥议人长短，遂深触当道之忌”，“锋芒太露，英气未敛”，“不少晦其锋芒，储为国用”。
左舜生说宋教仁，“锋芒甚锐，政权欲也极强，当国会选举期间，他乃以一在野党领袖资格，在各处演说，大逞雄辩，对袁政府多所指责”，因此遭人暗杀。
左舜生说宋教仁是一个书生：“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借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
正文 人论第七（3）
章太炎民元入京，一见陈宧，惧然曰：“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第二日，此语传遍京师，人初以为太炎偏执，后乃服太炎神慧，而陈宧深恨之，乃设计囚太炎于龙泉寺。
芥川龙之介说章太炎，狂傲，自私，要做王者之师。
周作人说，章太炎是中国最后一个朴学家。
辜鸿铭曾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傅斯年说：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
陈铭枢说陈独秀：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汪原放说：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周氏兄弟的业师寿洙邻说蔡元培：“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说：“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冯友兰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正文 人论第七（4）
1927年，在中共中央特委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报告蒋介石的方针及我党对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时说：蒋“最秘密的还是五老会议，是参谋部。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
1940年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说：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
胡汉民谈起孙科时说：“因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外国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一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
殷海光说梁启超，虽然他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可是在这发霉的社会看来，反而显得他的见解是那么鲜活、刚健、康正、开朗而有力”。
陶行知推行“生活教育”，郭沫若以为那是孙中山“唤起民众”、“抉助农工”主张的具体化，他称陶行知是“孙中山死后一位孙中山”。
鲁迅曾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吧，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字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撰序，他称“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蔡元培说，鲁迅的着述“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瞿秋白谈鲁迅，说他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
李长之说：鲁迅在情感上是病态的，在人格上是全然无缺的。
孙福熙说：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地爱人，然而他受人侮辱，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侮辱。
夏济安说：鲁迅是一个“病态的天才”，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
鲁迅去世后，毛泽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周作人自承是一个和尚。
正文 人论第七（5）
列宁说孙中山：“天真如处子。”
魏金斯基曾与陈独秀一起去见陈炯明。陈炯明给他的印象是：“意志坚强，遇事非常镇定，从他的谈话内容和态度看，他是个清教徒类型的人。他很尊敬地谈论着孙逸仙，但认为孙是个理想家，而不是个讲求实际的人。”
邓铿曾为弥合孙中山陈炯明之间的嫌隙做了不少工作，他对人评说二人，孙中山遇事勇锐，间或要求过高，而陈炯明则过于持重，每不肯降心相从，常使自己左右为难。
张奚若说：“孙中山的演说，你听着听着就跟了他走下去了。”
胡适说：汪精卫是一个有烈士情结的人。
徐复观说：胡适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殷海光说：胡适是个大乡愿。
蔡元培说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
金岳霖说胡适：“旧学不过乾嘉，新学止于赫胥黎。”
郑超麟说：胡适是庸俗的民主派，就是自己没有社会主义思想，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极致，它的统治形式就是民主统治。
唐德刚说：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
陈独秀说李大钊：“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章士钊说李大钊：“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
梁漱溟说章士钊：“行严先生，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
章太炎说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
马寅初说：蒋介石的光头脑袋就是“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
胡汉民说蒋介石：“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
马一浮见蒋介石一面之后，说蒋神情气象偏狭，有刘裕偏安之才。
正文 人论第七（6）
何廉说蒋介石：“他认识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基本上属于孔子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人，他办起事来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而不是靠制度。”
张学良曾对赵四小姐说：“我看蒋先生做中国的领袖，够格。”张认为自己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有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他曾对人说：“我们争什么天下？奉军南下河北、河南，占领了不少地方，可连一个县长也派不出？”他认为军阀多“望之不似人君”，对赵四小姐说：“蒋介石言谈举止，像领袖的派头，阎锡山不行，穿个大衫，像个买卖人似的。”
张群说，卢作孚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晏阳初说，卢作孚是个完人。
梁漱溟说卢作孚，“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李公朴称武训为“现代的圣人”。武办义学不仅在国内有很高声誉，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因其没有文化，外人称他为“无声教育家”。
熊十力极少称许别人，但他对马一浮推许说：“马先生道高识远。”
贺麟评论马一浮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
丰子恺在其随笔《陋巷》一文中，称马一浮为“今世的颜子（渊）”。
钟开莱是数学天才，年轻时却受过林语堂影响。许多年后，钟已是斯坦福大学数学系主任时，他特为去香港看望林语堂——晚年的林语堂一度住港——钟看后大失所望，说他看到的林语堂“精华全失”。
陶孟和说丁文江：“就对于地质学的发展一端来说，在君足可以称为学术界的政治家。”
傅斯年称丁文江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傅引用罗素的话说：“丁文江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在个人生活方面，他是“一位理学大儒”。
马歇尔、司徒雷登等人曾称颂梁漱溟为“中国的圣雄甘地”。
梁漱溟说：熊十力“晚年一顿能吃一只鸡”。
金岳霖说：据他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
张申府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哲学界，金岳霖当是哲学界的第一人。
正文 人论第七（7）
冯友兰说话有点结巴，但是要言不烦，他曾经比较他和金岳霖的异同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梁漱溟在医生问他有何要求时说：“我很累，我要休息。”说完就瞑目长逝。张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金岳霖说：林宰平是他唯一遇见的儒者或儒人。
林宰平说张东荪：“太爱变了，并且变动得可快。”
徐悲鸿说过：“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
徐复观批判钱穆的历史观，是“良知的迷惘”。
罗家伦说：段锡朋身上既有儒家气象，又有墨家传统。
胡适说：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
罗家伦说：傅斯年是元气淋漓的人。
王芸生说张季鸾：“先生之视报业，一非政治阶梯，亦非赢利机关，乃为文人论政而设，而个人则以国士自许。”
江亢虎是中国最早介绍社会主义的人，梁漱溟说，他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的人。
宋美龄远离祖国多年，在美国度过了性格成型的时期，已经变得如此美国化，以致她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了。她的口头禅是：“只有我的脸像个东方人。”
黄侃为人无行，时人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说。
郑超麟说：蔡和森是“囚首垢面而谈马克思主义的新王安石”。
瞿秋白说蒋光赤：“这个人太没有天才！”
周培源夫人王蒂澂说张奚若“完全是西方的”。
张大千说：三百年来，能得倪书神髓者，静农一人也。
胡适说：吴稚晖是“中国近三年来四大反理学的思想家之一”。
曾朴自称是“时代消磨了色彩的老文人”。
胡茵梦说李敖并非“具有真知灼见又超越名利的侠士”，而只是“一个多欲多谋、济一己之私者”。
李敖自承晚年成了演员。
林海峰口讷讷若不能言。金庸说，他在武侠小说中，写了郭靖这样一个拙实的人物，称为侠之大者，十余年来，在实际世界里，并没有碰到过；竟在林海峰的身上，看到他的影子。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认为，先生的姨妹张充和的悼词“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是最确切的。
1988年晏阳初98岁寿辰之际，里根总统在给他的贺词中说：“在我任职期间，最大的报偿之一莫过于得知有像您这样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贤达之士。”1989年布什总统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词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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