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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史景第一（1）
史景第一
1900年6月21日，农历五月廿五，清帝国发布《宣战诏书》，向八国联军开战，慈禧在《诏书》中说：“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他在给盛宣怀的电报里说：“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并要盛告诉张之洞和刘坤一。在盛宣怀、张謇、余联沅等人串联下，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封疆大员不听朝廷而实行“东南互保”。
武昌首义成功，革命党和袁世凯达成妥协后，孙中山、黄兴等人出于制约袁世凯的目的，坚持袁应在革命党势力范围内的南京宣誓就职。袁世凯深悉“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的奥妙，不愿离开北京这个北洋军阀的大本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曾就此问题进行表决，“经过激烈辩论，竟以多数票通过临时政府设于北京。”孙中山、黄兴等人听说后大为震怒，黄兴尤“怒不可遏”，他两手插在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最后说：“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员去！”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廖仲恺与孙长期交往，友谊甚深，履行了这一手续，其《誓约书》说：立誓约人廖仲恺，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死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此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惠阳县廖仲恺，民国三年五月二日立。
民国初年，陈宝琛做了大清小朝廷皇帝的师傅。一天，陈看见再无别人，就从怀里拿出一字条，秘密地对溥仪说，“这是臣昨天卜得的易卦，皇上看看。”卦辞为：“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吉！”陈解释说，这是说皇上的仇人袁世凯前途凶恶，不能危害于他，是个吉卦。陈师傅还烧了龟背，弄过蓍草，结果一切都是吉利的，说他可以大大放心。陈宝琛摆头摆脑地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元凶大憝的袁世凯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终；不我能疾，不我能疾，优待条件载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袁世凯焉能为疾于我乎？”
正文 史景第一（2）
1915年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施履本三人将“二十一条”亲自送往日本公使馆。曹回忆这次经过：“余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陆徵祥跟他说起以前“随节俄馆”时，俄财长维德为租借旅大问题跟杨儒谈判，磋商不洽，竟将条约摆在公案上令杨签字。杨答以未奉我皇命令，不能签字。维德拍案咆哮，出言不逊，骄横无礼。杨气愤填胸，年事又高，出门时在石阶上滑跌，遂至不起。曹由是感慨：“弱国外交，言之可叹。”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这就是着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1918年5月，广州非常国会在西南军阀的收买操纵之下，改组护法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孙中山的实际权力被剥夺，他在广州无法主事，便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去大元帅职，并发通电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民初，北京的教授们经常领不到薪水。有一次，几百位教员去要求政府发放欠薪，遭到武装宪警的镇压。法政大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毫无同情心，不该欺负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一大块，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1923年，“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大会，选出新的执行委员。周恩来为此次大会写给国内青年团中央的报告说：“选举新执行委员会五人：捉掀、伍豪、石人、裸体、觉奴。”裸体即汪泽楷，伍豪是周恩来。
陈独秀在上海指挥过多次罢工运动，每有重大决议，如应否罢工，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都是工运干部和他一起开会决定的。他们经常夜里到某同志家去开会。向警予回忆说，有一天晚上，夜很深了，他们才开完会出来。在弄堂里，陈独秀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条一定有，但总不出来……”直到看弄堂的人开了铁门放大家出去之后，陈独秀才不再谈牌经。
正文 史景第一（3）
孙中山辞世。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锺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当时台湾同胞感念孙中山，纷纷举行追悼会，台湾民报亦尊称中山先生为“国民之父”。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一日，国民政府表彰其“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之伟大事迹，通令全国，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都作文纪念。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三一八惨案”的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1927年12月1日，蒋宋联姻，结婚典礼分别按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方式举行。前者在宋宅进行，证婚人是中华基督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随后又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传统婚礼，证婚人是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美、英、法、日本、挪威等十几个国家的领事出席婚礼。蒋介石当日在报上发表《我们的今日》：“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们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1928年5月17日，日本公使芳泽访张作霖，威逼利诱张与日本合作，遭张拒绝。张作霖说：“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
汪精卫到南京做了行政院长，见到从前一同反蒋的人，总是表示他好比是消防队队员，被主人叫来“打短工”的。覃振劝汪何必那样替蒋介石“背黑锅”，汪精卫说：“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
1932年，中原西北灾荒。记者报道说：“鹿邑本境经股匪扰五月之久，庐舍为墟，粮米尽罄，鬻妻子以延生。二区朱恺店，三区老鸦店，五区宁平镇，六区泽民镇，八区桑园集，均立人市，年幼妇女每人不值10文，十一二岁幼童仅易千文，孩提婴儿抛弃遍地……某妇买一馒头，留小姑为质，卖馒头者索钱不得，小姑谓我宁不值一馒头，一卖烧饼者代偿馒头账而换得此幼女。”
正文 史景第一（4）
李大钊灵柩停放六年，无法安葬。1933年4月初，已病得奄奄一息的赵纫兰带着女儿来到北平，请北大代办。蒋梦麟校长答应了。当其时，国民党正在江西“剿共”，北平城里也到处捕共产党人。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13名北大教授自愿发起公葬，每人捐20元，北大教授李四光等人捐10元，马寅初等人捐20元，梁漱溟等人捐50元，外地有鲁迅捐50元。公葬时有两副挽联广为流传，其一，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其二，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吾辈哭先生。
王树声是知识分子出身，在红军队伍里打了很多游击，经验仍感不足。符定一教过他很多这方面的知识。有一次，王树声和另一个队员被派去“打浮财”，两个知识分子想了半天，觉得无处下手。最后王想起他自己的家乡，有一个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远房叔父，他小时常去，一切路径都很熟悉。两人等到天黑，蒙面从后面溜进去，掏出手枪，不料这家的老太婆认出王树声来，竟叫出他的小名，这使他羞惭得无地自容。老太太跟儿子商量，拿出五十元袁大头和一包金银首饰，要侄孙子拿走。王不忍，只拿了现洋，说一声“谢谢您家”就赶紧跑了。
许世友早年一直在四方面军。张国焘来鄂豫皖之后，曾中生（曾希圣之兄）、许继慎等人（曾、许二人后来被张国焘杀害）对张的许多做法都很不满，他们召集过包括许世友在内的一些人开会，议论张国焘，许世友不发言，后来一定让他说，他就说：“张是中央的代表，反对他不是反对中央吗？中央不比我们高明？”
瞿秋白得知临死的消息时，正在伏案书写绝笔诗，他一边手不停挥，一边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一位临场记者报道说，瞿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罋，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餐毕，出中山公园，步行两华里多，至刑场，系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瞿一路手持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唱歌，《国际歌》是用俄语唱的。到达刑场后，瞿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正文 史景第一（5）
1935年，在国民党蓝衣社的一次集会上，蒋介石宣称：“法西斯主义是衰退社会中的一服兴奋剂！”“法西斯主义能救中国吗？我们回答：能。法西斯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东西。”
1936年，鲁迅去世的时候，从10月20号至21号，有一万余人自发地前往万国殡仪馆瞻仰鲁迅的遗容。在葬礼上，在哀乐声中，一面由上海民众献上的白底黑字的长方形旗——“民族魂”，由宋庆龄、沈钧儒等人轻轻地覆盖在楠木灵枢上。
西安事变中，宋美龄不顾凶险，去西安营救丈夫。她走进蒋介石被软禁的房间，蒋见其如幽灵，惊讶得张开嘴，露出满口雪白的假牙，半天才冒出一句话：“你为什么要来？”宋美龄说：“我来看你。”蒋介石把早上读到的《圣经》中的一段翻给宋看：“耶和华将会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
冯友兰晚年口授《中国哲学史新编》，涉及“意境”问题，特意写下一个附记说：日军进北京城后，他觉得清华完全不同了。一天夜里，吴有训和他一起巡察清华园，皓月当空，十分寂静，吴说：“静得怕人，我们在这里守着没有意义了。”冯友兰顿觉幻灭，他们守清华为的是替中国守一个学术上教育上完整的园地，北京已沦陷，他们还在守着，岂不是为日本服务？过了几天，他就和吴有训同往长沙去找清华了。他读清人黄仲则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以为所写正是一种幻灭感，反复吟咏，备觉沉痛。到长沙冯住朋友家中一小楼上，经常凭栏远眺，见栏下一蜡梅花，顿觉李后主“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之亡国痛油然而生，深刻极了，沉痛极了。
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演讲：“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正文 史景第一（6）
1939年11月，日军出动飞机轰炸浙江奉化县偏僻的小镇溪口，蒋介石的前妻毛福梅被炸死。蒋经国闻生母遇难，星夜兼程赶回溪口。一见母尸，立即昏迷过去，醒后号啕大哭，几天寝食不安。在其母遇难处竖碑一座，蒋经国亲笔写下“以血洗血”四字，刻石留念。此后，蒋经国还写过《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的文章，以示复仇之志。
为了抓住杨靖宇，围追杨的日军晚上点起了篝火，以守代围，白天再继续一步一步地缩小包围圈，还反复查看雪地里的脚印，终于找到了杨靖宇的踪影。面对满山遍野的敌人，杨终于打完了所有的子弹。短暂的寂静过后，突然有个穿黄大衣的鬼子大声喊话说，杨靖宇你还是降了吧。熟悉的中国话让杨靖宇吃惊不小，他马上发现原来又是个汉奸，他说：“这些天遇上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汪精卫貌美，徐志摩跟胡适曾一起去见汪，胡适感慨：“我见犹怜。”汪伪政权出台后，浙江报纸刊出一幅有关汪精卫的漫画，题“可怜你多愁多病身，可恨你倾国倾城貌”，立刻引起读者的指责，有的说汪有糖尿病，活该!为什么要可怜？有的说所谓“可恨”，实际上是赞美，是吹捧汉奸，破坏抗战。
1942年10月19日，延安召开两千多人大会，萧军在会上宣读了他对王实味问题意见的《备忘录》。周扬、丁玲、刘白羽等当场与萧军展开论辩，萧军舌战众人，越辩越激烈，无人退席。辩论从傍晚至深夜，大会主席吴玉章找到机会发言说：“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的火！”萧军说：“吴老的话使我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丁玲紧接表态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错，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都没有关系！”萧军火了：“既然如此，你尽管朋友遍天下，我这‘一毛’也不愿附在‘牛’身上，从今后咱们就拉、蛋、倒！”
抗战期间，宋美龄在美国参、众两院演说，引用中国谚语“看人挑担不吃力”。宋美龄说：“我们不要忘记在全面侵略最初的四年半中，中国孤立无援，抵抗日本军阀的淫虐狂暴……中国国民渴望并准备与你们及其他民族合作，不仅为我们本身，且为全人类建设一合理进步之世界社会，这就必须对日本之武力予以彻底摧毁，使其不能再作战，解除日本对于文明的威胁。”
正文 史景第一（7）
1945年10月25日，陈仪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台北中山堂受降。签字后，陈仪向全世界广播：“从今天起，台湾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极为有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中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此日便成为“台湾光复日”。
近代以来调停或干预中国内政的外国人中，马歇尔是地位和声望最显赫的一位。他在1945年12月22日飞抵重庆的时候，宋子文、王宠惠、吴鼎昌，以及我党方面的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到机场迎接。马寅初说：“举国人民的目光都注视到他，寄以无穷的希望，好像中国之命运已经握在他的手中。最高领袖的地位，好像已转移给他。”《大公报》的一篇社论说：“劳动马歇尔将军来华，促成中国之民主团结，其事本身，实足令知耻的中国国民汗颜无地。”徐永昌则说：“此次马歇尔来华，我人之上书控诉政府失败者三千余件，此辈皆属各党各派人物。既可上书政府，亦可申之舆论，极其所至，亦可起而革命，乃厚颜以为假此可取媚于外人。一国之民多无人格，其国亦必无国格。”
陈独秀寂寞地死去，王森然说，跟他一起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人，或居党国显要，或受社会崇拜。“以先生之学历，若求高名厚利，与世人争一日长短，将何往而不自得耶？”“先生不因个人荣利，而一变为世之所谓新官僚，就此而言，实值吾人矜惜也。”“呜呼先生！满腔热血，洒向空林，一生有毅力，无用武之地，吾不反为先生惜，吾惊为民族哭矣。”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夜车，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948年7月，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创办的《新民报》被勒令永久停刊：“查南京《新民报》屡次刊载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暨挑拨离间军民地方团队情感之新闻、通讯及言论……”身为立法委员的邓季惺当场抗议说：“这个命令所援引的所谓《出版法》，是立法院所没有承认的北洋政府时代遗留下来的单行法，是无效的。”她的抗议自然无效。
正文 史景第一（8）
1949年，李宗仁代总统宣布释放政治犯，特别下令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当重庆《中央日报》刊出消息后，负责看押杨虎城的龚因彦因事前未得通知，拒绝执行。李宗仁见命令没有兑现，便催问重庆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虎城。杨推说毛人凤不在重庆，不知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当时重庆报纸便刊出大字标题新闻：“毛人凤在哪里？”最终杨虎城全家与其秘书宋绮云全家被特务杀害。其小女儿各仅八九岁，在凶手们用刀杀宋氏夫妇时，她们哭了起来。“不准哭！”特务们杀死宋氏夫妇，就走向孩子，两个小女孩不约而同地跪了下去，合着小手，连连向凶手作揖，而终不免惨死。
20世纪40年代末，国共和谈时，张治中说：我们中国这个大家庭原来是哥哥当家，可是没有当好，把家管得很糟；弟弟能干，能把家管好，当然哥哥就该把钥匙交给弟弟。但不管怎样，兄弟总是一家人嘛！不能把哥哥当成罪犯……周恩来责问张治中：你们难道像兄弟一样对待我们了吗？！你们国民党从1927年算起，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这笔账人民是要清算的！你们一小撮反动派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些难道仅仅是没有管好家吗？！
金岳霖说，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在阶级立场上跟罗素完全一样。解放后，他们曾质问艾思奇：“毛主席到莫斯科，斯大林为什么不去迎接？”艾说他不知道，他可以打听打听。第二天上课时，艾回答说：“斯大林去了，可是没有接上。”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汪篯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按照老师的要求，汪篯记录下陈的口述长文。在这一“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正文 史景第一（9）
1958年春，“除四害”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取得惊人的成效。一位英国记者写道：中国没有苍蝇。一位加拿大人记述他在中国的一条铁路线看到了一幅令人震惊的场面：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正在铁路边上忽东忽西地发疯般地狂奔，显然在用一块布摔打着地面。“原来她正在追赶着一只苍蝇，以便打死它。”他说：“我在中国近一个月期间，没有看见一只麻雀；我坚持数苍蝇，看见一两只苍蝇只有15次。想想看，那只不幸的苍蝇正被飞奔着的一个中国人追赶着。”
1961年，田家英在浙江进行农村调查后，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与毛崇横等人同住刘庄。田善谈，往往饭前讲故事以广见闻。此次却看着饭菜，神情严肃，无心摆龙门，他说：“农民兄弟太困难了，有一户农民因搞公社化搬了七次家，办食堂占了他的房屋，搬到庙里，庙被征用办工业，住到亲邻家，整个村子又叫搬迁，只剩下一条扁担可以担走的全部家当，下一步迁到哪里还不知道，真叫人看不下去。”田写诗说：“一饭膏梁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1962年，杨伟名写就《当前形势感怀》，他把稿子念给村支委的几个人听。一向支持杨伟名的支部书记贾生财，还没等杨念完，就激动地站了起来：“老杨，这篇东西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简直好极了，要不要我签名？”大队长赵振高，是个不到30岁的小伙子，立即表了态：“好，我也签上名。”副书记樊益山说：“说得不错，可你看中央这架势，恐怕永远也办不到，行不通，我不签这个名！”这个陕西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的农民，在超经济强制及极权思维深入人心的时代，要求尊重价值规律。杨最终死于“文革”，为后人称为“平民思想家”。
张元勋见林昭时，看见她的脸色苍白而瘦削，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张元勋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林昭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
正文 史景第一（10）
1968年4月30日下午两时左右，在上海的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上，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听到楼下有人叫妈妈“许宪民”的名字，她急忙开门。面对她的惊惧神态，来人一共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
20世纪70年代，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时候，派出了以邓小平、乔冠华带队的赴美代表团。当时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发现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去联合国得用美元。于是中央紧急下令全中国的所有银行将美元收罗起来，共找出38000元，成了当时赴联合国唯一的现金经费，“以至于代表团住进了美国的豪华酒店，工作人员给不起小费”。
1973年8月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后，毛泽东因身体衰弱一时无法站立。周恩来急中生智，向大会宣布，请代表们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场。三十年后，有人为该照片文字配上标题《周恩来的机智》。
1976年，有人把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张国焘，张长叹：“我们都年华消逝！我像毛泽东一样，是个总归要死的人，而死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张国焘晚年特别爱听中文广播，他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1978年12月，在小岗村严立华家，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等20个农民以按手印等方式写下包产到户的保证书，保证书说：“我分田到户、每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陈禹山采写张志新事迹的稿件，《一份血写的报告》，最终送交胡耀邦审阅。据杨西光传达，胡耀邦一字未改，准予发表，但是说了一句话：把行刑前割喉管的那句话去掉。但是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无法搪塞，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哽咽说：“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正文 政事第二（1）
政事第二
道光皇帝晚年，以文宗（咸丰奕詝）长且贤，恭亲王奕欣明而敏。一次会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欣获禽最多，奕詝未发一矢，道光问之，奕詝以师傅教的话对说：“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道光皇帝听了，以为“此真帝者之言”，遂密定储于奕詝。论者以为可惜，因奕欣在清末有“贤王”之称，才具开展，思想明敏，勤于国事。咸丰清极，不能振拔，短命而死，导致政事终归慈禧独揽。
顺天科场案发，柏葰以宰辅主试，而容应试举人“递条子”舞弊。按例当斩，又按例皇帝有临时恩典权。当时咸丰皇帝持朱笔颇迟疑，说是：“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肃顺在旁对答说：“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上意犹未决，肃顺即夺朱笔代书之。柏葰于是被处斩。
安德海依仗慈禧的宠信，在宫内宫外作威作福，甚至欺负到同治的头上。小同治在宫里用泥巴塑了一个小人，早晚用剑砍泥人的脑袋，一边砍一边喊：“杀小安子。”朝野正直人士对安德海都极为反感，议政王奕欣对他恨之入骨。有一次，安德海在朝房里夸耀自己的翎子精美，一些大臣不敢得罪他，只好连声附和。奕欣看了，实在忍不住自己的厌恶，便冷笑着哼了一声说：“你的翎子再好，怕也护不住后脖子。”从此对他动了杀机。
戊戌变法期间，谭嗣同、杨锐等人很为光绪权力受制约不平，光绪手诏答之，大略谓：“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如之何。然卿曹宜调处其间，使国可富强，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不上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有于国？”流言传至慈禧太后耳中。八月初四黎明，光绪给太后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光绪仓皇返回。慈禧到光绪寝宫，把奏章都卷走，召光绪骂他：“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不发一言，良久，嗫嚅道：“我无此语。”慈禧唾骂：“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于是传太后懿旨说，皇上病得不能理事，太后临朝训政。凡皇上变法兴革，尽反之。
正文 政事第二（2）
清末殿试，有贡士名叫王国钧，名字含义不错，国钧者，国家和重任也。王国钧在殿试中也名列前茅，而慈禧念了王的姓名说：“好难听。”因为这三个字与“亡国君”相谐，实在太不吉利，王国钧因此被抑置三甲，蹉跎以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国下罪己诏，自责之后，提出：“近十年来，每有一次衅端，必申一番训诫。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徇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瞒朝廷如故……”慈禧在诏书中对列强的“宽大”处理表示感激：“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又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想建炼铁厂以为制钢轨之用，委托驻英公使薛福成在英订购机器，英方说要先将煤焦及铁砂样品寄英化验，才可视其品质决定设计炼铁用的机器。张之洞说：“中国之大，何处无佳煤佳铁？但照英国所有者购办一份可也。”于是英国梯特赛厂遂依其所用酸法炼铁，设计色麻炉两座运到中国，其时张之洞已改任湖广总督，大冶发现铁矿，有人建议在大冶设厂，张之洞说：“大冶路远，照料不便，若建于汉阳，吾还能看得见铁厂的烟囱也。”于是在龟山建厂，地址狭小而一带水田，斥巨资经营，又于各处征询煤矿，最后得马鞍山煤，灰黄并重，实不适于炼焦，所炼生铁，实不合用，而钢轨更无论矣。
1904年，清政府不得不适应潮流，允诺在国内实行改革。这一年又是慈禧七十大寿，前一年的科举考试主持官员，十分留意“吉庆之兆”。朝廷经考核，派出各省乡试的主考，副主考。头两批放的是云贵两广，八人的名字是：李哲明、刘彭年、张星吉、吴庆坻、达寿、景方昶、钱能训、骆成骧，将其名字连缀起来，就成了“明年吉庆，寿景能成”，大吉大利。慈禧也以七旬万寿的名义，下诏赦免戊戌获罪人员，诏曰：“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着免其既往，予以自新。曾经革职者俱着开复原衔，其通饬缉拿，并现在监禁，及交地方管束者，一体开释。”
正文 政事第二（3）
1904年，孙中山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说：“中国正处在一场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清王朝的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清政府派出的考察团刚出京城，在天津站就被积极排满的吴樾扔了炸弹，当场炸死三人。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绍英伤势较重。吴樾也当场身亡。当时报刊舆论纷纷谴责这种暗杀恐怖活动，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预备，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祝其行，希望政府不畏艰难，奋勇前行。但清廷主张缓行。载泽又接到日本来电，说日本国内将有暴动，也请他缓行。考察大臣中，绍英受伤较重，仍在养伤。有人讥讽绍英，说他借口养伤，其实是不准备去了。绍英听到这些话，愤然说：“如果我死了，而宪法确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
1912年1月14日，孙中山答复袁世凯说：“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离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袁由此向清廷孤儿寡母逼宫。
1912年2月12日，大清国皇室发布逊位诏书：前因民军起义，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徐树铮做了国务院秘书长，处处秉承段祺瑞的旨意，不把黎元洪总统放在眼里。一次，因公布福建三个厅长的任命书，徐树铮到总统面前盖印，当黎元洪问及三人情况时，徐不耐烦地瞪起眼睛：“总统不必多问，请快点盖章，我的事情很忙。”黎备感难堪，连连叹息：“昔受项城侮辱，今又见侮于段。”
正文 政事第二（4）
段祺瑞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对张绍曾不能不买账，故派遣亲信张超赴津敦聘张绍曾为“善后会议”代表。张超谒见张绍曾，正值张绍曾与友人对奕，张超略陈来意，呈上段祺瑞的聘书，张绍曾没拆看就放在一边，只顾下棋，没有说话。张超木坐一旁，感觉很窘，见张绍曾始终没加理会，忍不住说：“请总理给我一封回信，我好交代执政。”张绍曾奕完一局，写下四句偈语：“跳下莲台上舞台，舞台是否及莲台？法轮常转原无我，一念念嗔浩劫开。”
吴佩孚公开提出武力统一中国后，各地方军阀为自保，乃大倡省自治和联省自治。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号召“湘人治湘”，后又通电主张“联省自治”。1922年12月，赵恒惕甚至公布省宪法，称“湖南为中华民国自治省”。1921年，四川宣告“四川完全自治”，并赶走在川滇军；同年四月，贵州卢涛亦主张“由省自治进而为联省自治”；同年六月，浙江卢永祥则通电主张“省制宪”，以行自治，再组织联省自治政府。陕西更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江西省议会遂召开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乃通过“制定省宪案”。湖南公布“省宪法”后，浙江、广西、四川皆公布。张作霖打败仗退回东北之后也宣布自治。短短三四年内，各地方及其军阀的自治和立宪活动，喧闹一时。
1926年，段祺瑞执政府的卫队旅制造“三一八惨案”后，北京警卫司令部代警卫司令李鸣钟惊慌失措，跑去对卫队旅上校参谋长楚溪春说：“晴波，打死这些学生，叫我怎么办？叫我怎么办？”楚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只好报告段执政吧！”于是两人赶到吉兆胡同段宅见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正同吴清源下围棋，见两人进屋，马上声色俱厉，大声说：“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李在门口立正鞠躬向后退，连声说：“执政，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能维持治安，我能维持治安！”段接着对楚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两人赶紧退出。
北伐胜利后，中国各地又有拥兵自重的地方大员成为新军阀。李宗仁为始作乱者，其后大小军阀俱闻硝烟而动心，蒋介石痛感“军阀习惯成性，除不胜除，余乃为内外夹攻之人”，但他仍说：“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
正文 政事第二（5）
韩复榘在山东被称为“韩青天”，因其常坐省府大堂审案。一次，省参议员沙月波雇用了一个名叫小道的听差，年仅十五岁，沙参议让他去省府送信，正值“韩青天”坐堂审问一批盗犯，他一时好奇，站到大堂一边看，执法队竟把他也推上了车。小孩大喊：“我是送信的！”韩听见了问什么事？执法兵说：“报告主席，他说他是送信的。”韩回答说：“送信的也该枪毙！”这个孩子当时吓昏了，如此被糊里糊涂拉出去枪毙。事后，沙参议带着小道的母亲哭到省政府找韩，说执法队误将小道推上汽车枪毙了。韩青天笑笑说：“现在他是小道，如不杀掉他，将来就是大盗！我也不叫沙参议为难，给他娘五百块钱过日子吧。”
1935年，桂系久蛰思起，企图联合广东等方面组成反蒋的统一战线。刘斐和国民党居留广州的元老派就共同劝说推动陈济棠反蒋，刘每次去陈济棠那里谈话，陈手里常端着一支水烟袋，谈着谈着，陈总是说：“为章兄！我一定反蒋！”但陈患得患失，使各方策动他反蒋的人非常不满。白崇禧挖苦说：“我们跪在猪栏门口喂猪，唯一目的是要猪肥嘛！只要猪肥就好了，急也是急不来的呀！”
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开口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叹气：“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1938年1月，蒋介石将韩复榘枪毙于武昌，临刑前，韩大呼冤枉：“我丢掉山东该枪毙，刘峙称‘长腿将军’，统率十几万大军，一夜之间失地千里，为何逍遥法外？丢掉上海、南京、武汉，又该枪毙哪个？”蒋听见此话，咬牙切齿：“娘希匹，他是什么东西，也配同刘峙比！”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修改了先前不把国民政府作为交涉对手的方针，提出在蒋介石下台、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日本即与国民政府谈判停战。汪精卫因此要求蒋介石辞职，以争取停战：“我们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则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在说服不了蒋介石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与蒋分道扬镳，单独搞“和平救国”。12月18日，汪乘蒋介石不在重庆的时机，以外出演讲为由先到昆明，然后飞往当时作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汪精卫离开时给蒋留下了诀别信，表示他和蒋介石虽然所走的道路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汪精卫在长文的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正文 政事第二（6）
汪精卫死后，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他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此时日本的败局已定，南京政府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45年8月14日深夜，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中午，蒋介石即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向全世界作了“以德报怨”的广播讲话，蒋介石说：“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的至高至贵的德行，中国将对日本帝国的八年侵略战争以德报怨。”
1946年10月，曾琦当面对蒋介石说：“行政院必须改组，吾辈无所谓，吾辈部下就希望分得几部做官吃饭。”
孔祥熙做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为政府敛财，手段无奇不有，但他最欣赏的是滥发纸币。孔对人说：“发行公债真是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在他的努力下，抗战八年内政府发行纸币103190亿元，为抗战前7300倍。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牛，六年后能买一只鸡，十年后的1947年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
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政府启用翁文灏、何廉等学者专家，一时行政院人才济济，时人有“人才内阁”之称。但这些人才办公就是聊天，无一事可办。一个亲历其境的学者给朋友写信说：“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闷天？”经济学家何廉后来回忆时仍难抑悲愤：“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他说：“我在政府中的那几年完全是白白浪费！”
1949年国共和谈失败，刘斐受托劝说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李自称要牺牲到底，白则以为可以回广西打游击，刘斐认为，他们除了向共产党投诚已别无出路。白崇禧说：“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来！”刘斐说：“好吧，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最后要向老朋友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能再到台湾去呀！”李宗仁总统在桌上一捶说：“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白崇禧默不做声。谈话也就在沉默中结束了。
国民党一到台湾即开展“土地改革”，用以解决退台后生机问题。有人说：“因为地主全部都是台湾人，所以国民党可以大慷他人之慨。”
正文 文林第三（1）
文林第三
曾国藩生性诙谐，爱说笑话。他对门下子弟李鸿章和俞樾曾有评语：“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着书。”
章士钊认为康有为的文章，多有夸大之词，是其性习使然，又系政治作用为之也。他以为“南海诗文，向欠洗伐之功，笔端起处，即倾河倒峡而出；其勉强趁韵处，往往活剥生吞，无暇咀嚼，以诗律言，诚达不到一个细字。”
梁启超曾说读龚自珍诗文“如受电击”，他自己也实现了这一阅读效果，他“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他的《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以其一泻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新鲜活泼的思想倾倒了几代读者。正是“笔锋常带感情”，使得梁启超的政论富有极大的感染力，影响了几代人。
1903年，孙诒让见到《铁云藏龟》后，闭门谢客，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楼上的一间书房中，两个月不曾下楼，专心研读这些奇怪的文字。有一天，下人突然听到他大叫一声，上楼一看，孙也打开房门走了出来，满面喜色地喊道：“我解通了！我解通了！”孙成为文明史上第一个读通并考释甲骨文字的人。
王国维通过考释甲骨文，使《史记·殷本纪》所传的商代王统得到了物证，证实了司马迁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郭沫若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成绩，是新史学的开山。”
周善培对梁启超说：“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被你一枝笔惊醒了，这不待我来恭维你。但是，做文章有两个境界，第一个是能动人，读你的文章，没有不感动的。第一步你已经做到了。第二个是能留人。司马迁死了快两千年，至今《史记》里有许多文章还是使人不厌百回读的。你这几十年中，做了若干文章，你试想想，不说百回读不容易，就是使人读两回三回的能有几篇文章？”
正文 文林第三（2）
齐白石崇拜王闿运，曾拜王为师，但王闿运私下说，齐白石的画还可以，诗则是薛蟠体。胡适认为这个评价很不公道。
陈独秀初见沈尹默，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开始发愤钻研书法。
钱玄同问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的一篇文章，而决定聘其做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梁漱溟辞以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又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新青年》为编委轮流制，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刘化名写文章在《新青年》发表，驳林琴南复古谬论，胡适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要由他一个人独编。沈尹默对胡适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周氏兄弟对胡适的态度也大加反对，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乃缩手。
黄侃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他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黄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
章太炎为黎元洪写《黎大总统墓志铭》，售价为好几千块“袁大头”，可能是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文字。章本人其实最想为孙中山写墓志铭，而国民党新贵与其隔膜，遂留下历史遗憾。
正文 文林第三（3）
王国维死后，陈寅恪的学生刘节等人请陈撰文纪念，这就是有名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他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故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学说有错误是可以商量的，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为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古直在庐山东林寺设帐收徒，杜宣等人前去听课，古直问他带了什么书，杜说只带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问：“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直更加生气了：“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他才缓和下来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不可靠的。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李权兴在巴黎读书，看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的小说直至神经衰弱，终于在一次散步时晕倒，大病一场。病中大热大泻，昏昏沉沉，老是梦见一个白衣金发的女神，领着他遨游空中。他后来觉得“没有病死，或许是天使的帮忙，不可不纪念她，于是几次用‘金发’做笔名，后来朋友公认为很新颖，遂索性大胆地作为自己唯一的名字”。他说：“我的笔名之所由来，完全是一个梦的结果。”
汪原放标点古典书时，遇到一个问题，旧小说里有些淫秽的地方，若给青年学生看了，不太好，他不知道怎么办。胡适之主张删节，用省略号表示有删节。陈独秀说，不如删掉就是了，只要上下衔接得上，无伤大体。如果用省略号表示删节，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最后依了陈独秀的意见。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日记，胡发现后笑容满面地问：“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一本正经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表。”
正文 文林第三（4）
阳翰笙曾请茅盾为他的小说《地泉》写序，茅盾直言不讳：“你的书是用革命公式写的，要我写序，我只有毫不留情地批评它。”阳翰笙倒也大度：“批评也是好事。”茅盾推辞不得，只好动笔作序，直言这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说，或者说失败的小说，太过符号化。没想到阳翰笙竟然把如此的尖刻的批评原文出版，茅盾连叹：“雅量，真是雅量。”
叶德辉为大藏书家，他喜欢在珍藏的图书中，夹入一两张春宫画片。好友陈子展问他何故，叶回答说：“避火。”因为“火神原是个小姐，服侍她的丫鬟达三十六位之多，后被玉皇大帝贬为灶下婢，因此她变得躁急易怒，她平时穿淡黄色，一发威时便穿红衣而引起火灾，但因出身闺阁，在盛怒之时，若看到这玩意，也不禁害羞起来，避了开去”。
常书鸿在巴黎求学10年，那正是现代主义猖狂一时、不可一世的时候。常无法接受那些颠狂的技术，甚至对毕加索也只喜欢其早期作品，对毕加索后来的立体主义画风深恶痛绝，但常书鸿更年轻的妻子叶兰却喜欢艺术的新奇。有一次，他指着毕加索的名画《镜前的妇人》说：“这是绘画变了质，实在令人嫌恶！”叶兰辩护说：“这是令人嫌恶的，可是，萨特说得好，最大的快感从嫌恶之中产生！”
张奚若和金岳霖是好朋友，有时也吵架。一次话不投机，他们争吵起来。金岳霖说张真是充满傲慢与偏见，张奚若马上说，你才真是缺乏理智与情感。
赵元任与林语堂偶尔通信时，写的是汉字的英文，例如“狄儿外剃，豪海夫油鬓？”（Dear YT.,How have you been?）林语堂非常喜欢。
黄侃一身傲骨，满腹牢骚，他睥睨学术界二三十年，目空一切。甚至对章太炎的经学，他有时也会批评一声：“粗！”一次马寅初去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多有人光会叫革命口号，而无较好的作品。鲁迅虽为联盟尊崇，却说：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
正文 文林第三（5）
陈寅恪爱作对子。1926年，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先生并称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一天，陈对学生说：“我有个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大家哄堂大笑。1930年，时任清华校长的罗家伦去看他，送其所编的《科学与文学》。陈随手翻一翻便说：“志希，我送你一联如何？”当即诵出：“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额“儒将风流”。因罗在北伐军中为少将，娶了一漂亮妻子，故如此说。1932年夏，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请陈拟国文试题，陈出对子“孙行者”一题，引起舆论大哗。
1935年，胡风发表了《林语堂论》、《张天翼论》，轰动文坛。林语堂误以为是鲁迅化名批评他，鲁迅则语：“要是我写，不会写得那么长！”两篇万言大论使文坛为有这样一位理论家震惊，尚不认识胡风的雪苇以“伟大”许之，后来雪苇为此吃尽苦头。
胡风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的卢卡契”，他为文坛繁荣作出了贡献。他是萧红《生死场》的最早读者，直觉萧是有才华的女作家：“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襟。”“这里是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篇。”萧红的这部杰作原没有书名，胡风读后，给它取名为《生死场》。
瞿秋白说自己是“一个不适合当官的人,在一个错误的历史时期当上了一个注定犯错的领导者”，他的文才折服了不少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择，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瞿秋白刻一对印，瞿秋白开的润格是五十元。郑付不起转而求茅盾。婚礼那天，瞿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五十，郑不胜惶恐，打开一看却是两方石印。
民国学人在北平多会染上收集旧书的癖好，这种癖好有传染性。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要蒋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他们一起相互监视，找资料时，袁问蒋对哪一方面特别有兴趣。蒋说找到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文祥年谱》，一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袁似乎不感兴趣，蒋私下很高兴。二人分手后，袁回图书馆，蒋回俱乐部；等袁同礼分手远离蒋的视野时，蒋就转回去买那两本书。当他半小时赶到向书主购书时，主人告诉他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书买走了。
1936年底，丁玲在聂荣臻部队里工作，收到毛泽东电报，是毛专门写给她的一首词《临江仙》：“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正文 文林第三（6）
1937年，阎锡山路过江苏无锡，登锡山游览，忽然对他的随从们说：“我有个对子的上联：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锡山无锡。请大家对个下联。”随从们无人能对，阎十分得意，登报公开征求下联，好长时间，无人应征，几乎成了绝对。1945年范长江跟陈毅到安徽天长县时，突然灵机一动，对陈说：“有了，有了，阎锡山的对子我对起来了!”他的下联是：“范长江到天长，望长江，长江天长。”
沈从文到中国公学登台授课，慕名而来的学生甚众，教室里挤得满满的。他抬眼望去，看见黑压压的人头，心里一惊，呆站了近10分钟。好不容易开了口，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预定1小时的授课内容，10多分钟就全讲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无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下课后，学生议论纷纷：“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议论传到校长胡适那里，胡适微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长沙临时大学草创急就，校舍紧张，文学院各系暂行迁往南岳。当时，在南岳的哲学家除了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还有郑昕、沈有鼎（字冗三）等人，在紧张教余、撰述之余，学者们也开开玩笑。冯友兰就吴宓的一句诗“相携红袖非春意”发表过不同见解，金岳霖有严重的畏光症，经常戴一副眼罩，郑昕则喜欢喝酒，搞逻辑的沈有鼎用纸枚代替蓍草研究周易占卜的方法。闻一多因此写了一首打油诗：唯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
1938年4月，范长江回到《大公报》汉口馆，张季鸾认为一个合格的报人要写社评、编稿件、做标题、拼版、看样，样样都拿得起来，不仅要能跑，还要能坐、能熬。张赏识范长江的才华，也有意培养他、让他磨炼一下，所以当他提出做“要闻版编辑”时，就答应了。没想到他只值了两天夜班就大发牢骚，对王芸生说：“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向来温厚待人的张季鸾先生十分生气：“出卖健康？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做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后来的成就也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有人说，当我们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瞿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
正文 文林第三（7）
田汉性格浪漫。抗战期间，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黄琪翔请田汉吃饭，讲明一桌，结果田汉带去三十人，黄琪翔哈哈大笑：“我事先就防了你这一手，准备的酒席恰好是三桌。”田汉即席赋诗，也是哈哈大笑。
徐铸成说，张季鸾的文章之所以常常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就在于他不仅有见识、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同时也在于他的“笔锋常带感情”。俞颂华在评价王芸生文章为世人所传诵时也说：“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民意脱节。”王芸生自己在《新闻记者怎样立言》中说：“要热情，才能使‘笔端带有感情’，才能在笔下表现文字的生命和活力。”
张季鸾生前曾传授给王芸生二十字秘诀：“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冯友兰在西南联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其本人则倡人生哲学之多重境界。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友兰答说：“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抗战时期，陈寅恪执教于昆明西南联大，有幸在旧书店购得店主昔年在常塾钱谦益旧园中所拾之红豆一粒。他后来写道：“自得此豆后，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陈寅恪认为：“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词，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精神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叶公超先生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声一喊：“stop（停）！”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有学生问他有的字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他说：“那个《词汇》没用，烧了，要查《牛津大词典》。”钱钟书说叶先生太懒，郑洪年称他为“外国名士派”，闻一多则呼他为“二毛子”，指他精通洋文不懂国故。
正文 文林第三（8）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KGoedel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看。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师生的这段对话，对殷海光影响至深，他直至晚年仍然未能忘却。
汪曾祺上过闻一多的《楚辞》和《唐诗》。他记得闻一多讲《楚辞》的开场白：“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汪当时对政治不闻不问，甚至对闻参与政治的做法有些不以为然，觉得文人就应该专心从文。闻一多对他的精神状态十分不满，痛斥了他一顿。他写信给闻先生说：闻先生对他“俯冲”了一通，并且对闻先生参与政治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提出不同的意见。闻一多回信说：汪曾祺对他“高射”了一通。此事在当时传为趣谈。
吴易硕人极矮小，至死八十四岁，头上仍盘一小髻，似道士一般，无须，故有“无须道人”一印。初一见面，几与老尼姑无异，耳聋，但有时其子女小声谈老人贪吃零食等，他肯定会开口声辩自己并不多吃。有人说：他的聋，是做作的。朱疆邨跟他老乡，交谊最深。他晚年如有人请吃酒席，逢请必到，到必大吃不已，回家时就腹痛不已。朱集成语赠他：“老子不为陈列品，聋丞敢忘太平年。”
吴湖帆画名卓着，而忌惮游山玩水，中年后受冯超然影响，以一榻横陈，自乐不疲。张大千曾嘱陈巨来劝之，以为应多游名山大川，以扩眼界，以助丘壑。吴湖帆笑对陈说：“你告大千，吾多视唐宋以来之名画，丘壑正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何必徒劳两脚耶。”
冯超然说，我画无师，在松江当店为学徒时，买得一部同文书局印的《三国志》，像锈一百二十回，有二百四十张插图，我用油纸摹了三次之多，故所画人物，无论什么姿态，我都能画。其坦白令人可佩。
1949年10月，冯友兰第一次与毛泽东直接接触。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效忠，他也写了一封，大意说：我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回信：“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毛泽东十月十三日。”
正文 文林第三（9）
1952年8月，湖南大学评定教师的薪水等级，最高为六级。杨树达是其中之一，群众无意见，或以为杨老先生还应再高一级才好，但杨本人却觉得不必再高了。当听说谭丕模和杨荣国两人也是六级时，杨树达大为不满：“谭丕模连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都看不通，亦评为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平心而论，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蔚为大观。其时胡适身在美国，抱着近似隔岸观火的态度“欣赏”大洋彼岸的那场闹剧，且极富耐心地看完了这8大本奇书。据严秀先生猜测，即便是当时的大陆，恐怕也没谁能读完这些“皇皇巨着”，包括这些文章的作者本身。有一次唐德刚指着这些书问：“这几百万字的巨着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答说：“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20世纪50年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代，甚至不惜上纲上线，以有说无，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金岳霖由于素与政治无涉，在运动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以促进冯氏转变。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说：“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胡适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周作人在1965年4月最后改定的遗嘱中，谈到希腊作品《卢奇安对话集》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卜少夫曾说，他好酒但不嗜酒，并非酒鬼；他好色但不迷色，亦非色鬼。友人赠一联曰“海枯石烂从来少，燕叱莺啼尽可夫”，把酒女海燕与他的名字嵌在联句首尾，颇有讽劝之意，他不但不介怀，且欣赏联句并将之公诸《新天》，遍示好友。
刘白羽本为作家，但在运动中整人厉害。在作协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他作报告说：“中国作家协会藏垢纳污，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而此人私下则相当“正经”，他会跟人谈什么作品、作家。有一次他问韦君宜：“你青年时代最喜欢哪个作家？”韦说她喜欢屠格涅夫，刘就此谈下去，说他自己以前喜欢契诃夫，像那条狗木木，叫人永远忘不了，还有那篇《困》，哎呀怎么怎么困呀！困死人了……韦君宜承认，他的审美眼光令人叹服。
正文 文林第三（10）
周弃子年青时即享有文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提出并且为广大群众接受的抗日救亡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周晚年在台湾自号未埋庵主，穷困甚于高阳，二人友善，周多次向高借贷。一年年关迫近，高阳无接济动静，来访的张佛千问：“是否需要我给高阳打个电话去？”周忙摆手：“不用，我不催他，他已经在为我着急，何况他的年关也是年年难过呢。”
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建国后，他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居家艰难，长期住在胡同里。有一年多雨，许多地方被淹，他站在门前轻轻叹息：“雨愁人得很。”他的孩子们听见了，批评他说：“农民不会这样想。”
李敖在“台大”“眼高于顶”，教授们对李敖也不敢小觑，甚至敬而远之。当时考研究所必须通过口试，而主试者，便是院长沈刚伯和姚从吾等着名学者，大家环形落座，李敖坐在中间，但无人提问，因为李敖的学问他们最了解，实在无考之必要，于是大家都望着他笑。最后，院长沈刚伯发话了：“你还要穿长袍吗？”众人遂大笑，录取了李敖。
冯友兰高寿，使一些健康杂志颇感兴趣，当人正儿八经问起他长寿的秘诀时，他却只有“不……着……急”三字可以奉告。
1978年3月，北京开科学大会。潘怀素在温州对学生黄河清说要去北京献礼，献自己乐律研究成果的礼。潘让黄先发电报给科学大会、郭沫若、黄镇。电文由潘口述、黄记录，非常长。那时电报费一个字七分钱，花去了黄半个月工资。潘怀素在没有回音后仍执意赴京，黄磬囊而出，给了他四十块钱，买了张去上海的船票，送他上船。临别前夕，黄河清写了首诗呈老师：八十四年不老身，一生只唱善美真。此回当奏纯正曲，流水高山自有人。
马三立对老年人的保健很有心得，他说，健身要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采取不同的锻炼方式。“我早晚共走一千六百步，坚持搓脸、磕牙、搓头发；每天用手摸脚面，用脚踢屁股，扭腰转身，拍打前胸后背。”“文革”时，马三立在“牛棚”每天坚持搓脸、磕牙两次，每次十分钟。他偷着磕牙时，被人发现了，硬说他对党“咬牙切齿”，于是，大会批、小会斗，他才中止了磕牙。
钱钟书言语刻薄，有语不惊人不休之意。王辛笛《手掌集》出版后，钱钟书、施蛰存等人应邀到王府便饭并获赠样书，离开王家后，钱钟书指着《手掌集》封面图案对施等人说：“辛笛手中抓着一朵花，他印出来了，但他另一只手抓着钱（当时辛笛在银行任职），却不印出来。”
1973年，余光中应邀到台湾“清华大学”讲演。在满座博士面前，他朗诵自己的新诗《星空非常希腊》。正在自我享受吟哦之趣时，一位听众霍地站起来，劈头说：“你这诗不通，希腊是名词，怎么可以当形容词？而且崇洋媚外，中国天空也有蓝的，形容蓝天为什么一定要找外国？”余光中愣住了，缓过神来，锐词相讥，说什么文学不是方程式，不懂就不要乱说。结果惹怒了更多人，讲演不欢而散。
钱钟书曾在余英时等人面前批评陈寅恪太“ｔｒｉｖｉａｌ”（琐碎），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余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余本想对文人相轻的学者说，陈氏那一番考辩是为了证实朱子“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的大议论，不能算“ｔｒｉｖｉａｌ”，但那时钱钟书正在余家做客，这句话余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
正文 武运第四（1）
武运第四
光绪十年，左宗棠奉旨赴福建督师。在南京，左与两江总督曾国荃预商军事，谈毕，唠起家常。左宗棠问曾国荃：“老九一生得力何处？”曾回答：“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曾国藩亲笔写《爱民歌》，为后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先声，歌曰：“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计不可欺负他。”
刘铭传任台湾巡抚之日，曾登沪尾炮台，东望日本，感慨不已，“即今不图，我为彼虏矣！”未几，醇亲王薨，李鸿章孤立，户部忽奏请：“天下海军，十年内毋增舰炮。”刘铭传喟然叹息：“人方惎我，我乃自抉其籓，亡无日矣！”李鸿章争之不得，刘铭传上疏求去，去四年而朝鲜之难作。
甲午战争之时，淮军统领卫汝贵带军向朝鲜开拔。开拔前，卫把饷银24万两之三分之一汇往自己家中，其妻与夫书一封说：“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卫汝贵不负妻望，平壤之战一开，他和叶志超弃城逃跑，狂奔三百里，一度逃得不知去向，七八天后才找回清军大队。日本人看到这封家书，视为奇闻，将其作战利品，一度放入自家教科书里。
袁世凯受命到天津小站练兵，除了自己的亲兵亲将，也起用一批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段祺瑞与王士珍、冯国璋调到小站，就很快受到袁世凯的赏识和重用。一次，袁世凯请德国军官观操，那军官用马鞭指着王、段、冯三人称赞说：“他们不愧为杰出的将才。”三人因此被称为“北洋三杰”，后来，更形象化地称为“王龙、段虎、冯狗”。
正文 武运第四（2）
直皖战争失败后，段祺瑞终年在家里表示忏悔，和靳云鹏、吴光新等人交往了一些高僧法师，在一起讲经说法。那帮和尚贪图他的布施供养，恭维他是菩萨转世，为了救度众生，降在人间来的。段居之不疑，宣称在佛前发下了宏誓大愿，从此不问世事，皈依三宝；并说：“这班军阀穷兵黩武，祸国殃民，都是阿修罗王转世，来造大劫的。我虽是菩萨后身，具有普度众生的慈悲愿力，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力虽大，难胜群魔。”闻者传为笑谈。
曹锟检阅他驻在保定的军队，在他走过士兵行列时，发现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停下来问他：“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士兵说他刚接到家信，说他爸爸死了。他远在军队，无法回家奔丧。曹锟说：“不要哭，不要哭。给你五十块大洋，回家葬你父亲去好啦，尽完孝道再回来当兵。”
刘伯承年轻时与北洋军作战，被一颗子弹打进右眼，造成右眼球坏死，医生决定开刀把坏死的眼球和烂肉割掉。刘伯承不愿使用麻醉剂，因眼睛离脑子太近了，担心麻醉剂影响脑神经。手术做完，刘告诉医生：“我一直很清醒，在记着刀数，一共是72刀。”医生感动地说：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你可以被称为“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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