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野：那是北岛的一首诗。我和北岛八十年代就认识，大概是八三、八四年，他前妻的弟弟和我在一起工作，他和他前妻邵飞常来看我们。那个年代的聚会，都是从老乡那儿买俩羊头，搁一大铁锅里煮，旁边围一圈儿人，诗人、画家、雕塑家。我那时还比较小，潜意识里不知道为甚么，比较喜欢和诗人玩，朦胧诗，现代派，我愿意跟他们呆着，吃完了羊，喝点儿二锅头，念诗，听完了，我说：您这甚么意思啊？不明白。但我本能的喜欢这种感觉，这种气氛，这种人的味道。本能地喜欢这些人。一九九○年我到了德国，那会儿挺苦的，我还在一个中国餐馆打过两天工，苦得受不了，两天我就不干了，我想：再这么下去我就回国了。后来北岛来了，作为一访问学者，说是请我在这儿吃饭，当时给我出了口气——我心里这压抑呀！那个时候，哪吃得起饭馆儿呀，出国后第一顿在饭馆儿吃的饭，是他请的我。后来我看到他的一首诗，才知道他苦闷到甚么程度，别的我都记不住了，就记得这一句：「对着镜子说中文」。就是那种感觉，孤独到......当时你身边的中国人来来回回就那么两三个人，我的中文能力都退化了，德语能力又不是特别好，说中文的机会又没有。后来我回国以后，我的中文都简单了，这种感觉，你不那么长时间在国外呆着，那种感觉你都不可体会。
朱朱：那个年代，对西方艺术的接触主要还是通过画册，你去了国外以后，肯定看了一些美术馆，那么直接置身于西方，和你去之前对西方现代艺术的认识有甚么不同？有甚么样的改变？
刘野：刚一去，美术馆里的东西一下看得太多了。那个年代，是德国艺术最蓬勃的时期，新表现主义，柏林是中心。比如安森．基佛这种艺术家，是他最火的时候。我一去没多久，就赶上他在柏林国家画廊的一个大型个展，其中的铁皮飞机，视觉冲击力也太强了，跟你以前的经历完全不一样，因为这种感觉你看画册是看不出来的。那时就想模仿这种东西，行为也做过，一下就找不着北了，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多。后来我发现，这一年多的作品，不如我出国之前的东西，因为最原发的那些东西没有了，显得特别虚假。那时也会几个人联合起来，在电影院的走廊里找个地方，办个展览甚么的，但几乎没甚么反应。我想，这不是一个出路。有一天我把所有的画——都是很大的画，全给毁了。当时有德国同学还说我，你还画画儿呢？绘画都死亡了！我就想，怎么办啊？后来我一想，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就是我，就只当我不是在德国——我也并不是因为在德国才喜欢画画儿的，所以我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一年多以后的一天，我在画室里工作到很晚，忽然，我感觉回到以前在北京的状态了。那个时候，才是我真正的开始，找到真正的感觉了。这种改变之后，参加的第一个展览就有反馈了，就有人要买我画，要代理我。我觉得艺术的诚实 ——不是写实——是最重要的。
朱朱：有一幅作品，画的是柏林的景色，半空中飞着一架飞机，是不是那时画的？
刘野：那个稍晚一点，画的是我画室的窗外。其实我在国内就喜欢古典绘画，横平竪直的那种，丢勒，凡．艾克，当时就看了很多，但当时感觉这些都不是现代艺术。后来我想通了，我喜欢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喜欢怎么画就怎么画。所以我觉得，艺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你观察别人不如真正地观察自己，找到自己的那个出发点，你可以往前走，这个最重要了。而不是看世界发生了甚么，当然世界发生了甚么对你肯定有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发生了甚么。
Ⅲ
朱朱：尼德兰绘画是你接受影响的一个东西，玛格利特我觉得也是你喜欢的一个画家，还有蒙德里安、马列维奇、巴尔蒂斯......你是甚么时候开始喜欢玛格利特的？
刘野：在国内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了，一直到今天我都特别喜欢，他实际上是有尼德兰的传统，有神秘感，即使是画一帽子也很色情。之所以喜欢这种东西，我想这是天生的。其实很多东西都很好，但是为甚么有些艺术家喜欢这些，有些喜欢那些，这可能没法儿解释为甚么，这就是天生的，它没有甚么道理。
朱朱：这可能就是先天性的个人气质。
刘野：我觉得先天是最重要的，对艺术家来讲，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天赋。天赋是最重要的，是唯一的最重要因素，其他都是可变的，包括所受的教育。其实当时我们受的教育都差不多，看的画册基本都一样，但为甚么对你起作用，对别人不起作用？我觉得跟先天有关系。比如巴赫或者莫扎特那个时代，并没有那么多教育，他们就跟手艺人似的，但他们的音乐你现在从甚么方面去评价，它都伟大。这就是天赋。
朱朱：维米尔也是......
刘野：维米尔我一看就喜欢。去德国之前我没看过原作，不知道有这么重要，到了柏林才看到，柏林有个美术馆有两幅维米尔非常精彩的画。当时在中国最有名的是鲁本斯，还有伦勃朗。可是到了德国看了伦勃朗的原作我很失望，根本就不像我想像得那么好——你知道，当时在国内一说油画儿，就要画成「伦勃朗」。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我有甚么问题啊？是不是我没看懂啊？鲁本斯就更差，油渍麻花的，跟买肉的似的?8943.当时就心存怀疑，但又不敢想人家有甚么不好，就这么一边走一边想着，慢慢走到一间荷兰绘画的小屋里，一下看见维米尔了。那个时候，八十年代，在国内根本就没甚么人提他的名字，没甚么人说他，荷兰小画派，不重要，太小资了。可是那画画得太棒了！其实他技巧也不是那么出色，画得特笨，但那种气息......我一到周末，就坐地铁专门去看那几张画，在那儿一坐就是半小时、一小时，然后回家。那段时间就是那样。这类作品，包括凡．艾克，我都喜欢，其实玛格利特、维米尔，他们是一个线索。直到今天我也没特别喜欢伦勃朗，尽管我知道他重要，有贡献。
朱朱：你是甚么时候开始喜欢蒙德里安的？
刘野：蒙德里安我十五岁就开始接触了，那个时候我学工业设计，包豪斯系统甚么的。老师也讲蒙德里安，但是当图案讲，我不知道他是画家。工业设计讲的是平面构成和立体构成，其实这个是艺术概念，但老师是当设计概念来教的，全是康定斯基的理论，比如说你设计一个餐厅，不能设计成强烈的红色，或者黑色，否则人家没食欲了。这些其实都是现代艺术的观念，如果你看康定斯基就知道，他首先是讲这种颜色的感情——颜色本身是有感情的那种理论，是从蒙德里安、康定斯基开始的。
我当时受了很多这样的教育——没当是艺术教育，是当工业设计来学的，真是阴差阳错?8943.其实我是在非常不自觉的情况下，受了现代主义的教育。后来到了德国，看了蒙德里安的原作，发现这个东西不是设计，就是艺术，西方殿堂里的艺术，我一下就明白了：设计只是从他那里得到的灵感，是因为他们才进步了。此外我还发现，蒙德里安的画和维米尔的画在结构上其实是完全一样的，这两条线一下连起来了。如果你仔细看，他们的画的结构和节奏，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所谓具象，一个是所谓抽象。荷兰人讲的结构和基本型，像伦勃朗那条线索就发展成梵高、德库宁，维米尔这条线索就发展成蒙德里安及纽曼等等，包括现在创造出米菲兔的迪克．布鲁纳，我没当它是小孩插图，他完全是抽象出来的基本型。所以我发现维米尔和蒙德里安给我的心理感受是完全一样的。这可能跟他们的心理传统有关。九十年代末期，有一次我在荷兰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家里吃饭，我说：对我来讲，蒙德里安比毕加索重要。他说：对。因为毕加索的贡献还是传统的那个系统，蒙德里安的贡献.....其实走得更远，当然包括俄国的马列维奇。蒙德里安是一种符号，马列维奇其实也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所有这些，更多跟心理有关，而不是一个严格的理论论述——
朱朱：或者说没必要把这种共通性理论化——
刘野：对，它没有那么准确。人是复杂的。
朱朱：或许对其他人来说不是这样的，但对你来说就是这样的，恰恰就接通了。
刘野：其实蒙德里安有神秘主义作为他的宗教背景，他是要跟他的神对话的，其实他并不是一个科学论者。
朱朱：他是要追求一个终极的秩序感。
刘野：对。这种秩序感在维米尔的画里是完全一样的，可能没蒙德里安意识得那么强，但那种永恒性、静谧感，在他们那是共通的。还有纯粹性——和伦勃朗比起来，维米尔、蒙德里安不知要纯粹多少倍.......
朱朱：实际上他们是给予心灵一种秩序感。
刘野：对。蒙德里安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一切秘密都在关系之中。比如说两条线之间的这种交叉关系，一块儿颜色和另一块儿颜色交界的那种关系。其实你看维米尔的画也是一样，他画的那桌子、色调和那椅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精确。不像伦勃朗，他的画里面，人物的脸最重要，眼睛最重要，这是传统绘画所强调的，甚么「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之类的。但维米尔不是，他的人物后面的地图，可能不比人物的脸次要，其实我觉得他的画完全是一种抽象画儿。他的许多人物眼睛都不怎么仔细画，都是一概括，表情根本没有。
朱朱：所有东西在你这儿似乎有一种综合？你觉得你的那一幅作品真正达成了一种综合？
刘野：终极作品还没有画出来，严格来说现在为止还没有一张满意的作品，都有问题。可能维米尔也不觉得他达到了。但是我觉得我的方向，从早期到现在，越来越明确了：往更纯粹的方向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控制得还比较好。所以你看我早期的画儿，虽然也有它的魅力，但不如现在纯粹，纯度不够。
朱朱：那个时候，还有一些使你冲动的东西。
刘野：对，想说的东西太多了。
朱朱：你的作品里，似乎始终有一种忧伤感。
刘野：我觉得忧伤对我不是一个好东西，以后要减弱一些这种具体的感情，尽管不是那么容易做到，但是我觉得最高等级的艺术里，可能神秘感比忧伤感更好一些。不能太具体了。
朱朱：不过我觉得我说的这种忧伤还是挺好，因为它并不是笼罩着你的绘画，进而泛滥成一种伤感——
刘野：伤感就很差了——
朱朱：也就是说，你的个人还是大于画面中的这种忧伤的，或者说有种距离，是作为你情感的一个出发点。比如说你去年画的《冬景》和最近的这幅竹子，两者相比，那么《冬景》里更有忧伤的东西，而后者可能就更抽象，更构成。但恰恰是前者保留了一点忧伤，一点人性的温暖感，使得画面更充分，更具有?8943.实际上，只要不陷入伤感，我觉得「忧伤」没甚么问题。
刘野：对，比如你喜欢的那个米歇尔．波瑞曼*，他不是兴奋、激情的那种类型，说他忧伤更合适，甚至里面带有一种绝望的情绪。
朱朱：或者说有一种低沉的东西.......
刘野：对，这种感觉挺高级的。
朱朱：有点像男低音，频率不高，但很有穿透力，传达的范围很广。事实上，他的东西并不特别突出.
刘野：甚至让人忽略。我第一次看他的东西，大概是九三、九四年的样子，在文献展的小角落，像两张草稿，其他的还有美国极简主义的作品，特别大，视觉冲击力特别强，当时你比较容易被那种作品吸引，而米歇尔．波瑞曼的东西需要慢慢体验，渗透感很强，其实比利时的艺术有这种味道。
朱朱：比利时的调子特别容易产生神秘性，那个国家给人的感觉就比较暗。
刘野：阴暗，不是穷困——它是很富裕的一个地方，但我老觉得他们的艺术有一种绝望感。这是一种很高级的审美，当艺术到了很高级的阶段，就充满了一种绝望感。宋代绘画里有这种东西，比如宋徽宗，以及文学中最高等级的《红楼梦》。有希望的艺术肯定是相对低级的，比如宣传品之类。实际上人类的未来肯定是绝望，不是说中国，我是说全人类都在走向灭亡，我们每走一步都是离灭亡更进一步，这是终极意义上的，个体也一样，我们每走一步都是离死亡更近。当然近距离看，我们还是可以多一点感情，我们每天过得可以更高兴一些，尽量的积极乐观一些，其实我和朋友之间的相处都是尽量高兴一点。所以我觉得艺术特别有意思，有时你画一个瓶子甚至都特有激情，这也是拯救自己的一个办法。
朱朱：你的作品里是有很强的幻灭感。
刘野：很多人能感受到这一点，觉得我的画跟卡通画似的看着挺好看的，但怎么都有点邪恶感，有点黑暗的感觉。其实我并不是有意的，只是这种无力、绝望?8943.这就是我的世界观吧。有一个朋友说我，你要是有小孩的话，你就不会有这种世界观了，你就会希望下一代过得更好，你就会有希望。我说可能吧，这个谁知道？我觉得关键问题还不是这个，其实我觉得有孩子也会有这种绝望感。
朱朱：现实生活中你喜欢孩子吗？
刘野：我没有一点要孩子的欲望，每次看见朋友的孩子，我都会说「哎呀这孩子真可爱」，但每次我都会觉得自己特虚伪。其实我画的根本不是小孩，不是可爱的儿童，有些人完全看错了。
朱朱：张爱玲二十四岁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叫《造人》，意思是说，人不是上帝，却一定要充当起上帝的角色来「造人」，实在有点勉为其难，而孩子未见得能给我们带来希望，甚至更加绝望也有可能。
刘野：如果我们认为孩子能让我们摆脱绝望，那这个世界也太简单了，问题也太容易解决了。
朱朱：但是有意思的是，你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有童稚的特征。
刘野：如果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中出现童稚的形象，你就把他解读成喜欢孩子，那绝对是错误的。你想想最伟大的儿童文学作家安徒生自己就没有孩子，《爱丽丝漫游仙境》的作者卡罗尔也没有孩子。
朱朱：我在一本西方的评论中了解到，安徒生的作品并不是为孩子写的，他的作品中本来有很多色情的部分，只是后来被当作儿童文学，色情部分被删除了........
刘野：其实他原本就不是为小孩写的，小孩根本就看不懂那里面最精妙的部分，所以在丹麦他被称为诗人，只有在中国才叫儿童文学作家。至于我，画画肯定不是为小孩画的，小孩肯定看不懂我的作品。
朱朱：尽管你的作品是具象的表达，但却带抽象的意味，就像我们谈到性，往往是将性从具体的行为里面抽离出来，也就是达到所谓的「意淫」，才更接近性的本质，或者说是更纯粹的境界。
刘野：其实我的画里并没有象征意义，很多具象的东西是为抽象的结构安排的。比如雨伞，根本不象征甚么，仅仅是为构图需要。当然，他要拿一雨伞，不能拿一文明棍，这个马上就能决定，潜意识里不用想。其实像玛格利特的超现实主义也不是逻辑性的，有时候就是那么一种感觉，画面、结构，真正潜意识里的。达利不是，达利是生造出来的，你能感觉到他的虚伪。比如我画一女孩和一箱子，真不是表现旅行的，其实在我潜意识里有一种色情意味，这种关系有点莫名其妙，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和这箱子之间潜在的逻辑，挺有意思的，也说不清楚。
朱朱：在你的《冬景》和现在的这幅竹子里，色情似乎被移开了，更多是关于神秘性，关于心灵的秩序感。
刘野：《冬景》那张有更宽更广的一种?8943.宇宙感，更空无了，甚么都不具体，但甚么也都能感觉到。里面的感情也越来越少，不那么具体。
朱朱：怎么会转换到《冬景》这样的作品呢？
刘野：其实当时也没想这么高级，我当时就想，作为一个画家，你293不能老画人，老被人解释成卡通甚么的，我想我是一个画家，而且是一个喜欢经典的画家，那么从绘画本身来讲，我一定要能画人，也要能画风景，画静物——我还画了好几张静物呢，那个更抽象——其实出发点当时是这个，别的东西是带出来。我觉得对绘画本身的研究，人、风景、静物，这三个东西，后面的两个我还涉及的不多，所以去年在德国的展，我画了一些纯风景，纯静物。
朱朱：就好像视野所及的土地，还没有被自己照明过，它也很神秘，对自己也是一个挑战。
刘野：对，也是一种游戏。
朱朱：你早期的作品还是有表现主义的东西，童年记忆的成份也是相对明确的，然后慢慢的进入了你比较经典的，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种创作，那种色欲的、又包含抽象感的东西，我相信这些还在延续，但是从《冬景》开始，恰恰把更加抽象化的冲动或者欲望提炼出来了。
刘野：艺术本身的功能，对于我来讲，我不想把它赋予政治批判的色彩，这是我比较有意识避免的。我很早就认为，作为艺术家，一方面是个人化特别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艺术应该超越它作为批判工具的功能。艺术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帮助你挖掘更深层的情感和神秘感，这点适合任何国家，包括中国。不是说我们在一个非民主国家就没有这个权利，就只能批判，不能挖掘内心。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人老是被当作政治动物，老问你是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不看你究竟画得怎么样。我是持不同政见者你就说我画得好，我不是你就说我不好？能不能把这两件事分开？而且我觉得政治本身它就低于艺术，我凭甚么去关心它？我有我的政治观点，这跟我的艺术没关系。
朱朱：他们把中国人和中国艺术割裂开了，比如他们看中国古代的艺术，他们就会去欣赏里面的美，里面的高级的东西，而一到当代，他们就认为你必须是政治现实的表达，这显然构成一种歧视。
刘野：我在德国的时候，这种感觉特别强烈。记得我上学的第二年，德国人想给我们在柏林的外国人办展览，尽管当时我也很想参加展览——因为当时展览的机会不多，但是这样的展览我明确表示不参加。你要是一个正常的展览我参加，你是一个专门给外国人办的我不参加，我既不需要你们歧视我，也不需要你们照顾我。我卖不了画我刷碗去，我用不着你给我「照顾」。这是一种应该争取的权利。
朱朱：西方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这种错觉，跟中国当代艺术本身的问题有关，因为它本身不够强大，而其中比较有力量的部分，恰恰是政治现实的部分。这同时也跟西方人的选择有关，他们选择了这个部分，然后把它拎到国际的舞台上，使它放大，使它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还有一个问题，或者说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当代的中国艺术家，还没有真正做到那样一个高度，就是凭我的语言，凭我的绘画性，就能改变你的看法，使你反过来接受我的影响。在这方面我觉得日本的艺术，包括它的建筑、电影，就具备了一定的能力，能够反过来影响世界。
刘野：我觉得不用着急，慢慢会的，事实上已经开始了，比如徐累、洪磊这样的艺术家，他们都是这个方向上的。以后会不一样的。其实从我自己的艺术来看，我刚开始回来他们都很奇怪，现在好多了.......我一九九四年回来，当时在北京办展览已经有点影响了，但是当时人们的注意力完全是在那一类作品上头。并不是说我那时的画比现在差多少，但那种情绪完全是被忽略的。也不是说我现在比那时画得好多少，只能说是感情、注意力在偏离。现在已经好多了。而那时候，我的这种东西展览不需要，它看着完全文不对题，没有一个语言环境。
朱朱：实际上，大家都已经一致的厌倦革命现实主义了，但对现实主义的需要还在持续，这种局面也在慢慢改变。不仅是艺术家那里，我觉得观众也是一样，这个很重要，它是一个基础。
刘野：社会，其实是社会接受了这些。所以我觉得美国极简主义挺伟大的，我倒不是觉得那些画家能力有多强——当时极简主义是一流行，你只要站对了队，你就能成为大师——而是我觉得他们的观众特别棒，那些极简主义艺术家在美国当时能成为英雄，像纽曼、罗斯科那些人，和美国的观众有关，不是说所有的美国人，而是当时美国确实有一批社会精英，对这种艺术有感觉，这个是一个基础。我们的观众是否能具备这样的品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艺术并不仅仅是艺术家的事，完全是跟观众一起在创造。
注：
* 里芬斯塔尔（LeniRiefenstahl，1901–2003），德国舞蹈家、演员、导演、摄影家、作家，她的回忆录中译本于2007年1月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 米歇尔．波瑞曼（MichaelBorremans，1963–），比利时艺术家。
我的那年代
发布: 2008-11-27 21:23 | 作者: 阎连科
一
年代存在，是因着记忆。有的年代，过去了，有刀凿之痕；有的年代，平淡无奇，如飘浮流云，风来雨去，了无迹痕，只留一些味道。
宛若我不知道我的出生年月一样，也不知道我是何年何月开始读书。家在中原的一个偏穷村落，父母计时，一般都依着农历序法，偶然说到公元年月，村人们都要愣怔半晌。在中国的乡村，时间如同从日历上撕下的废纸。之所以有着时间，是因着某些事件。事件是年代的标记，如同老人脸上的皱折标志着的岁月。
之所以有着那年的存在，是因为我与二姐一道到村头庙里读书的缘故。
那一年，由一升二的考试，我的语文是61分，算术62分。60分及格升级，这个分数，便如一蹴而就的力气，幸运地把我推过了升级的门槛。可这个分数，让我感到稍嫌的羞涩，感到难以面对父母。我隐隐有些明白，我的分数偏低，是因了同班的二姐的分数有些偏高。她的语、算，都在80几分。你们试想，倘是她的分数比我的还低，我的分数也就自然会显山露水，突出高的端倪。
事实正是这理，没有姐的高分，自是不显弟的低分。
我开始嫉恨二姐。
开始到父母直前，仰仗兄弟姐妹的排行，以我的最小之势，说些二姐的坏话。
开始把她的东西，藏将起来，让她以为丢了，四处翻天找地。直到父母急得骂她，她也开始哭泣，我再做出替她急的样儿，从哪儿将那东西猛地找了出来。
升级开学之前，是个冬天。正月。过了十五。她的书包丢了，找得大汗淋漓，母亲差一点就要打她，我便从她的床头费尽心机、又轻而易举地替她找了出来。望着那个书包，她开始怀疑于我，可又确无证据，最后我们姐弟经过相争相吵，她只好给了我一毛钱，做为了一种无奈的谢意。
我用那一毛钱，上街买了一个烧饼。直到今天回味那烧饼的味道，它还依然香得让我无以言说。
然而烧饼虽香，可终于还是又要读书。我担心二年级时，仍与二姐同班，那会给我的学习带来莫名的压力。为此，开学那日，我迟迟地不往学校迈步。在学校外边磨蹭得天长地久，如一个害怕对方而不敢登台的一个懦弱的拳手，磨蹭在拳台下边等着意外和侥幸的发生。
也就果然。
那天上午，日光明明丽丽，照着冬后的残雪，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一地的阳光。老师和学生们扫了校园的积雪，走进教室许久，到上课的铃声响得有些不耐烦时，我才迟迟地走到教室门口，恰在这时，就有个亭亭玉立的女老师，人苗条漂亮，满身都是让人着迷的某种气息。她过来问了我的姓名，把我带到了另外一个教室的门口，说我被调到了她的班里。说把我和二姐分开读书，是为了便于我们姐弟在学习愈发努力，有可能就更上一层楼去。
那时候，我不知道感谢上帝。不明白命运与人生，原是多么需要偶然与幸运。只是感到女老师能明察秋毫，洞穿人心。那时候，我对学校和教育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的感激，仿佛温熈的光亮在一个孩子心里天宽地阔一样。似乎，我一生命运中的幸运，都从哪天开始；不幸，也都在那个年代埋下。
今天拉开那个年代的戏幕，呈现的第一场次，就是那天的一个场景。
老师把我领进教室，让我坐在第一排的最中，而我的同桌，奇迹般的不是一个男的。也不是一个乡村姑娘。她穿着整洁，皮肤白嫩，人胖得完全如了一个洋的娃娃。单是这些，也就了然去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坐下之后，她用铅笔在课桌的中间，为我俩划下了一条楚河汉界，用城里人奶甜的细音告诉我说，彼此谁都不能越过；写作业时，谁的胳膊，也无权触碰谁的胳膊。
这是六十年代中期。就像七十年代必须由六十年代起源一样，似乎我的觉醒，比如自尊，比如对男女与城乡的理解，还有对革命的一些敬畏，也大都始于此时。那一学期，学习上没有二姐的压力，可有了另其所外让我更为窒息的压力与心跳。她姓张。那个胖胖的城里女孩，似乎是父母与革命有些什么联系，工作从都市洛阳，调到了我们村街上的一个商业批发部门。因此，她成为我命运中的第一个偶然，一个幸运；一个至今令我无法忘记的启迪。
她学习很好，每周侧验考试，都是90几分。这不仅证明着她和我学习上的差距，也还证明了一种久远的存在，即：与史而存的城乡差别。证明着她在课桌上划的那条中轴铅线，不仅合法，而且合理。我不知道我是否是为了她开始了用功学习；还是为了一个乡下男孩的自尊和城乡之间留给乡村的那点儿可怜的尊严，而在学习上开始了一种暗自、暗自的努力。我们的老师，漂亮，高瘦，有些肌黄。而且，越来越黄。同学们都说她有肝炎。并且还会传染。说只要和她距离近些，只要你把她呼出的气息吸进肚里，也就一定会染病于你。同学们盛说，看见过她在屋里熬药。还吃了白色的药片。
教室里分坐在第一排的同学，在她上课时，常有躲着她坐到后排去的。可是我不。我就喜欢坐在前排，坐在她的鼻下，抬头看着她那泛黄、却仍然漂亮的瓜式脸蛋，听她讲着语文，讲着算术；讲她在城里师范读书时的一些新新鲜鲜。喜欢不越楚河汉界，不说一句话儿，坐在洋娃娃的身边。为了暗赶那洋娃娃的学习成绩，缩短我和她的城乡差距，我不仅整日端坐在有病的老师面前，还敢拿着作业，到老师屋里面对面地问些问题。
我看见过老师吃药。确实是白色的药片。
老师问我，你不怕传染？
我大摇其头。
老师笑着拿手去我头上摸了很久。许多年后看印度电影《流浪者》时，有一位勇敢的少年，因为勇敢，被漂亮的女主人翁突然吻了一下脸蛋。女主人翁走后，那少年回味无穷地在摸着被人家吻过的脸蛋那一细节，总是让我想到我处在那个年代被漂亮的女老师抚顶的那一感觉。正是这一抚顶，让我的学习好将起来。让我在期中考试时，洋娃娃似的女同桌，语文、算术平均94分，全班第一。而我，均为93分，名列第二。
这个分数，高于二姐。相比我的同桌，只还有一分之差。
仅就一分之差。
原来，学习并非一件难事。我感到和她这一分之差，是如此之近，仿佛仅有一层窗户纸的距离。我以为在学习上超越于她，成为班里第一或年级第一，其实如同抬头向东，指日可待。说句实在，那一年的暑假，我过得索然寡味，毫无意义，似乎度日如年，盼望开学坐在她的身边，认真听女老师授课说事，是那样的急迫重要。盼望着一场新的考试，就像等待着一场如意的婚姻。
可是，到了终于开学那天，我的女性老师，却已经不再是了我的老师。
她调走了。
听说是嫁了人家。嫁到了城里。好像丈夫还是县里赫赫的干部。好在，女同学还在。还是我的同桌。开学时，她还偷偷送给我一个红皮的笔记本儿。那本子是那个年代我的一个珍藏和记忆；是我对那个时代和城乡认识过早开始的一个见证；还是我决心在下次考试之时，希望超越于她的一个明确的鼓励。我依依然然地努力学习；依依然然地按时完成作业。凡是新任班主任交待的，我都会加倍地努力，连那时语文课中增入的学习毛主席语录的附加课程，老师要求同学们读一读，我都会努力背一背；老师要求同学们背一背，我会背写三遍或五遍。
新的老师，男性，中年，质朴，农村人。把他和我那嫁人的老师相比较，除了性别，还有一样不同的，就是他要求学生学习，决不相仿女的老师，总是进行侧验和考试。而我在那时等待着考试，就像走向起跑线等待起跑的一个运动员，已经弯了身子，弓了双腿，只等那一声发令的枪响，就可箭样射出去追赶我的对手，去争取属于我的第一了。我的对手，不是我的二姐。而是我的同桌女孩。她浑圆，洋气，洁净、白嫩，说话时甜声细语，没有我们乡下孩子的满口方言，也没有我们乡下孩子在穿戴上的邋邋遢塌。她的满口都是整齐细润的白牙，整日的浑身，都是穿着干干净净、洋洋气气似乎是城里人才能穿戴的衣衣饰饰。
和她，我们彼此只还有一分之差。
仅就一分之羞。
为这一分的超越，我用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努力。
终于到了期末。
终于又将考试。
终于，老师宣布说，明天考试，请同学们带好钢笔，打好墨水，晚上好好睡觉。
我一夜末眠。想着明天就要考试，如同我要在明天金榜题名一般。兴奋如了那时我不曾有的爱情，完完整整地伴我一夜，直至来日到校。教室外面的日光，一团一圆，从窗外漏落入教室以内，使教室里的明亮，如同阳光下的湖水。高大庙堂里木梁上的菩萨神画，醒目地附在屋顶和墙壁的上空。老师在讲台上看着我们。我扭头看了一眼同桌，从她的眼神，我看到她有些紧张。看到了对我超越于她的一种担心和无奈。
没有办法，这是一种城乡的差别，除了超越，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把钢笔放在了桌上。
把预备的草稿纸，也规规整整地放在了课桌的左上。
确实的，等着那个超越，我就像等着下令枪响后的一次奔跑。
老师来了。
终于的，却是徐徐地进了教室。他庄严地看了同学，看了讲台下那一片紧张与兴奋的目光，嘴上淡淡地笑了一笑，说今年考试，不再进行试卷作题。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说，为了让大家都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不再进行试卷考试。说，我们今年考试的办法，就是每个同学都到台上来，背几条毛主席语录。凡能背下五条者，就可以由二年级升至三年级。
老师话毕，同学们集体怔了一下。
随后，掌声雷动。
我没鼓掌，只是久远不解地望着老师，也瞟了一下我的同桌。她在随着同学们鼓掌，可看我没鼓，也就中途猛然息了她的掌声。
自那之后，我们升级都是背诵毛主席语录。这让我对她那个来自城里的女孩，再也没了机会超越，哪怕只还有一分之差。那年代中的一些事情，虽然微小，却是那年代中怪异浓烈的一股气味，永永远远的成为遗憾，在我的人生中弥弥漫漫。在那个年代读书，二升三时，只需要背诵五条毛主席的语录；三升四时，大约是需要背诵十条或是十五条吧。期间为了革命和全国的停课闹革命，还有二年没有升级。没有升级，也依然上学，学习语文、算术，背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那老的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球恩》和《愚公移山》。今天，回味那个年代，其实我满心都充盈着某种快乐和某种幸福的心酸。因为没有学习上的压力，没有沉重的书包，没有必须要写的作业。伴随我童年的，除了玻璃弹子、最高指示和看着街上大人们的游行，还有亲自跟着学校的队伍到村街上庆贺毛主席有新的指示发表，这都是一些快乐的事情。剩下的，就是永不间断的饥饿和下田割草，喂猪放牛。还有一种久远的幸运，就是直到小学毕业，那些住在乡村的几个“市民”户口的漂亮女孩，她们总是与我同班。她们的存在，时时提醒着我的一种自卑和城镇与乡村必然存在的贪富贵贱；让我想着那种与史同在的城乡差别，其实正是一种我永远想要逃离土地的开始和永远无法超越了的那一分的差距。
二
终于，进了七十年代。
我以通背规定的《毛主席语录》、《毛度席诗词》和老的“三篇”之优异，顺顺利利地升了中学。很快，在我的中学时代，革命形势在沸腾的安静中有了变化。并不知道这一年初中的升级考试，不再是以背诵毛主席的文章、诗词为考试的评判模式，与大人物邓小平的恢复工作有着直接的某种干系。终于，学校又有了考试制度。就像遇了春天必会有雨一样，升级，又要必须考试。可必须考试时，不知为何，我已经不再有那种超越一分之差的奋斗之力，只是痴迷于阅读中能够找到的革命小说，如《金光大道》、《艳阳天》、《野花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还有《烈火金刚》和《林海雪原》等。我不知道这些小说属于“红色经典”，以为那时的世界和中国，原本就只有这些小说；小说也原本就只是这样。如同牛马不知道料比草好、奶比水好，以为世界上最好吃的，原本也就是草和水了。不知道，在这些作品之外，还有所谓的鲁、郭、茅和巴、老、曹。还有什么外国文学和世界名著。还有更为经典的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
不知道，曹雪芹是个男的，还是女的。
在我看来，乡村和城市，永远是一种剥离。城市是乡村的向往；乡村是城市的营养。在那个年代，我的家乡很幸运是方圆几十里的一个集市中心。乡下人向往我家的那个集市；我们村人，向往着三十里外的一个县城。城里的人，向往着百里外的古都洛阳。所以，在那年代我知足于一种幸运：父母把我出生在了那个叫田湖的村庄，比出生在更为偏远的山区要好下许多。我能看到的小说，在那更为偏远山区，将会更为稀少和罕见。那个我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的家庭，虽然充满着无边的贫穷，却又充满着无边富裕的恩受。父亲的勤劳，给他的子女们树立着人生的榜样，母亲的节检、贤能和终日不停歇的忙碌，让我们兄弟姐妹过早地感受到了一种人生的艰辛和生命苦闷的意义。这成了我一生的巨大财富，是我写作时用之不竭的情感的库房。
那个时候，大姐身体不好，以今天的医珍，可能是所谓的腰椎股骨头坏死，不青不红，却又不断地发作一种无缘由的疼痛。她由此而辍学，多数时间就躺在屋里床上，为了消磨时光，她就总是看些那时在乡村可以找到的小说。看那种在那个年代乡村能够找到的所有的印刷物品。这样，大姐的床头，就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图书馆。她看什么，我看什么。她有什么书藉，我自然就有了什么书藉。
想到因为大姐生病，才使她的床头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图书的馆藏，对大姐的感恩，那种无可比拟的姐弟情谊，就会以潮润的形式，湿润在我的眼角。因为这些最早的革命文学，填补了我少年心灵的空白。对小说的痴迷，让我不再对学校同学中那些身份地位、学习长相、言辞行为和我们之间那些所谓的城乡之差，存下因为嫉恨与羡慕而长久蓄生的自卑。
我变得心胸开阔。开阔到在初中时候进行试卷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也不十分地放在心上。因为心胸，让我变得似乎完全忘了和谁有过一分之差的那种遗憾。而那些革命小说中的故事，却常常让我念念不忘，愁肠结心。初一时候，还是初二之时，我终于听说中国有部大本小说，名为《红楼梦》，又叫《石头记》，是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合称为中国的四大名著。并且，《红楼梦》是名冠这四大名著之首。其它三部，因为大姐的床头，我都也已看过，只是这部，不知为何，大姐的床头却总是没有。问过村里会写对联的文人，说你家有《红楼梦》吗？那些文人都惊着看我，像我的问话里，隐藏着一个少年心欲的不安。然而，他们的那种眼神，反而使我更加急切地渴望此书。也就终于在某一天里，同班有一姓靳的男生，哥哥是空军的飞行人员。他告诉我说，《红楼梦》那书，因为毛主席爱看，别人才很难看到。因为毛主席爱看，省长、军长以上的高级干部，也才能各自分配一套。
我对这话将信将疑。
他说他哥来信，言称有高级干部给了他哥一套。说他哥看完将从邮局寄回，可以悄悄借我一看
我为此惊异。也比他更为担心邮途的丢失。
也就终日地等着等着，直等到下一学期，已经忘了此事，他却在某一天里，从书包里取出一本报纸裹了几层的神秘，把我拉到一边塞进了我的手里。我欲打开看时，竞吓了他一个满脸惨白。于是，我忙又合上，藏进我的书包，躲进厕所，到没人时候才打开那本神秘，见是一本果然，浅白的封皮上，赫然印着“红楼梦”三个大字。而在那小说的封底，果真印着“供内部阅读”的五个小字。当时不知为何，我喜出望外，又战战惊惊；满头大汗，却又双手哆嗦，慌忙地把那小说快速地重又裹好，急急地藏进了我的书包。
那个下午的课堂上，我没有听进老师讲的任何词语。一心想着那本“红楼之梦”，就像一心想着我一生想要见的我最钟爱的一个情人。
那个署假，为了挣钱，为了给大姐治病，我同二姐起早贪黑，到十几里外的一条山沟，用板车往县里的水泥厂里运送料石；给修公路的承包队，从河滩上运送鸡蛋大小的鹅卵石子；给盖房子的村街上的商业部门，运送地基石头。白天无休止的汗流浃背，气喘嘘嘘，人累得如同多病的牛马。可在晚上，看《红楼梦》小说，却能醉醉痴痴，直至天亮。看到黛玉葬花、黛玉之死和宝玉出家，常是泪流满面，唏嘘感叹。
然而，因为痴于阅读，我早已忘了我有些荒废的学业。
然而，偏巧那年，由初中晋升高中时，却又要由分数定夺命运。那些年月，我对阅读小说因着过分迷恋，而对人生，也因此变得有些迷惘。想横竖反正，我的命运就是同父母一样种地，不得不作于日出，息于日落；因此，并不相信你考取高中就可以不再耕田种地，可以让你变为不是农民的城里人了。也就随遇而安，陪着同学们如同打哄看戏一样，参加了那年的升学考试。其时的结果，录取中的政策是规定凡有城镇户口的同学，必须百分之百地预以录取；而对农村户口的学生，既要看考试分数，还要看大队和学校的共同推荐。就分数而言，二姐的分数远高于我；就推荐而言，我姐弟二人，就只能有一人可读高中。
话是午饭时候父亲从门外带进家的。那是夏天，知了的叫声，在树枝上果实累累，叫得欢天喜地。父亲坐在我家的院里，说了我和二姐只有一人可以上学的情况后，他看着我和二姐，有些为难、又有些犹豫地说到，家里的境况，你们也都明白，人多嘴多，谁都必须吃饭，又要给你们大姐看病，这样，也是确实需要你们有一个留在家里种地，挣些工分。父亲说完，我和二姐在那个时候都端着饭碗，僵在父亲面前，谁都没有说话。有一瞬间，时间生硬，再也不会如水样细软地流动。就像时间成了石块，无形的砌在了我与二姐和父亲之间。就这样过了许久，许久许久，母亲从灶房端着饭碗出来，说，都吃饭吧——吃完了饭，再说这事。
就都各自吃饭去了。
忘记了二姐是端碗进了屋里，还是端碗去了别处。而我，端着用红薯叶子煮了红薯面条的一碗粗粮汤饭，到了门外的一棵树下。树下空无他人。而我在那空无里，却是无论如何也无心食咽那碗汤饭。也就在这个时候，在所谓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在我正为上学还是不上的迷惘里，下乡到我们村里的一个知青，男，穿着蓝色制服，三七分头，高个，他款款的从村街上走过，还和熟人点头说话。说话的顺序，是村人恭敬地先和他说。而他自己，只是懒懒洋洋地点头哼哈着答话别人。
他答着去了。
而我，在他走后很长的时间里，都还看着他的背影，就像看着一条通往远处的道路。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忽然、猛烈猛烈地想要继续读书。想要去念我的高中。想要从二姐手里，夺走属于她的那半个去念高中的希望。也就匆匆吃饭。匆匆地回到家里，看见二姐也正端着空碗，从哪儿出来到厨房盛饭。
我们在院里对望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就和彼此谁都不太认识对方一样。
下午，下地劳动，不知为何二姐没去。
晚饭，二姐也没有在家吃饭。
饭后，二姐也没有很快回家。
我问母亲，二姐呢？母亲说，找她同学去了。也就这样，把一段命运暂时搁着，就像把一个疮疤暂时用膏药糊了一样。也就睡了。月落星稀。窗外有清明夜色。有蛐蛐的叫声。还有半透明的潮润的夜气。睡到半夜时候，也许我刚要睡着，也许我已经睡着，刚好醒来，就在这个时候，我家大门响了。二姐的脚步，轻柔地落在院里。接下，那脚步的声响，到了我睡的门口滞重下来，仿佛是犹豫之后，二姐推开了我睡的屋门，进来站到了我的床前。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
二姐说：“你没睡？”
我以“嗯”，做了回答。
二姐说：“连科，念高中，姐不去了。还是你去念吧。”
说完这话，二姐借着窗光的月色，看了看我。我不知道那时的二姐，看见了我什么表情。而我，却隐约看见，二姐的脸上似乎挂着凄淡的笑容。笑着转身走时，还又对我说到：“你好好读书；姐是女的，应该在家种地。”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高中的开学。在开学的前一天里，二姐给我买了一支钢笔，送给我时，她眼里含着泪水，却是依然地笑着说到：“好好读书，连二姐的那份也给读上。”
现在，三十年之后，我给我的孩子说起这些，他有些愕然。有些不敢相信。不是不敢相信二姐因是女的，方才让我这个男孩读书。而是不敢相信，有个漫长的时代，虽是正宗的社会主义，可中国乡村的孩子，却是普遍贫穷饥饿。做为父母，普遍无力去供他们的孩子吃饱肚子，并读完初中、高中。这是一个时代给所有做父母和子女的人，留下的一份被它早已忘记的社会歉疚。
三
七十年代，记忆深刻的，对我来说不是革命，而是饥饿和无休止的劳动。
大姐有病，常年躺在床上。给大姐治病，成了我们家中心中的重心。大姐曾在六十年代的革命初期，同她的同学一起，大串联到过省会郑州，因为想家，又挤不上进京的火车，也就只好徒步返回，错过了她一生见到毛主席的机会。
毛主席这人，虽然伟大，可他不是医生。不能帮我大姐治病。这就使得我们家的生活，离革命远了一步，如同乡村，离城市远了一步；农民，离市民远了一步；穷人，离富人远了一步。但革命的气息，总还如夏热冬寒般，时时常常地扑进我家院落，扑进乡村的田野。记得七十年代之初，社会上的“文攻武斗”，都已渐次地过去，我同生产队的老少社员，一边遥望着革命，一边促进着生产。有一天，在田里翻着红薯秧子，不知为何，竟有两辆卡车拉了革命者的青年，架着机枪，从田头公路上驶过。突然，他们朝着田里的我们，打了一梭子机枪。子弹就落在田头的草上。草摇土飞之后，当过兵的一个退伍军人，突然大唤：“卧倒——”社员们就都学着他的样子，各自卧伏在了红薯秧的垄沟。起来之后，卡车已经远去，载着革命者和他们的笑声。不知这革命从哪而来，又到哪儿而去。于是着，生产队长就对着革命的背影大喊大骂：“操你们奶奶，我们种地，你们革命，井水不犯河水，碍着你们啥儿事啦？！”
乡村，不是那个年代的主体，不是革命的主体。那个年代，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完全一样，主体乃是城市，而非乡村和十亿农民。是曾经在新、旧中国的革命中都与其有过联系的人。但乡村，解放前是过中国革命的主要阵地；而在解放之后，除子“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或多或少，已经有些角色变化，只是革命主角的群体配角。是革命漫无边界的辐射地带。只是革命兴起时的必然牺牲和最终成就革命的辽阔地缘。“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最深刻的教训，就是革命出产激情，并不生产粮食。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的人成千上万。堆将死尸，能坝起一个新的三峡大坝。这就证明，无论如何革命，乡村还要种地。
也必须种地。
要种地，就必须由如我样的学生，割草放牛。也就读书。也就割草与放牛。说不清哪个正业，哪个才是业余。在割草放牛中，亲眼目睹着父母们的日出劳作、日落而息和无休止的劳动换来的无休止的饥饿。这些所见，营养了那时我内心切实懵懂的一些要逃离土地的愿望。也就在这懵懂和迷茫之中，那一年，村里来了一批知青。
并不认真知道，知青们来之哪里，但却相信，他们一定来之城市——洛阳或者郑州。事实证明，他们的确来之遥不可及的、我梦寐以求的那些城市，六人、七人，家在省会郑州；还有一个，来之洛阳。他们被村人恭敬地安顿在特意收拾干净的大队部里。村人们敬着他们，就像敬着自己的祖先。因为他们能从城里给村里带来一些买不到的化肥、布匹和火柴等。极度的革命与计划经济所导致的物质贫困，是连种地的农民上街买个烧饼也需要一两粮票。可是国家，却只给农民下发劳动的义务，并不下发多少粮票、煤票和足够的布票以及别的票证。这些东西，知青们虽然不多，但却多多少少，总是神奇的有着。于是，他们给乡村带来了一些农民的急切之需，农民就自然感恩戴德，不让他们下田，不让他们种地，最多最多，就是让他们在田头看看庄稼，吹吹笛子；举起柳枝，哄赶一下落进田里的飞鸟和窜进庄稼地的猪羊。
那时我小，看知青们不下地劳动，穿得光鲜干净，日子就是在村头漫步和吹笛，也就渐渐明白，乡村人是如此的低贱，而城市青年，竟是如此的高贵神仙。我不恨他们生在城市，只是无奈地暗自抱怨，自己生在了这个乡村。他们吹笛散步，指着从他们面前过去的农民，偷偷笑着说些什么。到了吃饭时候，午饭或是中饭，村里各家讲些卫生的农民，还要负责给他们烧饭——那个年代的术语，叫做“派饭”。一家一个、两个知青，一般是一派一周，周后换户。我母亲是村里爱着干净的妇女，每天除了扫地整屋，连我家大门之外，也都要每日打扫一遍。于是，我家就成了最为合适的被“派饭”的一户人家。
有了派饭的任务，母亲和病轻的大姐，就要提前忙乎几天，淘麦磨面，等着知青到我家里隆重吃饭。一般说来，我们一家人都吃细粮白面时候，必是春节和一年里的几个重要节日。其余时间，尽皆顿顿都是粗粮，如玉米黄面和红薯黑面等。其余时间能吃到细粮白面的，就是每逢阳历五日、十日，十五日的逢五街集，外公从更远一些的乡下到村里赶集，母亲才会给外公做上一碗白面捞面，或烙就一个白面烙馍。还有就是，父亲下地过份劳累时，母亲也才会给他偶而吃些细粮白面。也有时候，大姐病重，母亲会给大姐烧上一碗细白的葱花面条。
可是知青派饭，轮到我们家里，却总是要顿顿细粮白面。中午一般都是白面手擀面条；晚上都是葱花油烧烙饼。他们吃饭时候，我常常嘴馋得站在边上盯着他们。母亲觉得，我站在那儿看人家吃饭确实不好，就总是把我打发到门外别处去做些事情。时日久后，我为了不看着嘴馋，也就在知青到我家里吃饭的时侯，必就躲着他们，到门外坐在一棵树下，或一堆对面人家准备盖房的石头堆上，盯着我家大门，看个时时日日，岁月久长，直至饭后的知青从我家大门里出来，用手绢擦着油嘴，款款地朝村里去了，我也才可以急急地回到家里。
每次回到家里，我都渴望知青们或男或女，在我家有吃不完东西留下。可是，每次慌慌地扑回家里，他们都未曾留下什么。这让我有些失望，不知是母亲给他们做的饭食原本就少，还是因为他们年轻，正当生长身体时候（可我也是），有多有少，一概都能吃下。
话又说将回来，他们吃饭，也都不是白吃。每个星期，会按顿饭两毛钱和二两粮票的流行价目，算好了留在我家桌上或门前的石条凳上。现在算计起来，他们留的，远远少于他们吃的。然而那时，他们每周留时，我母亲都会推推让让，说留的太多太多。我也就确实认为，他们留的钱和粮票，也许的确多了。是因为多了，母亲才总是那样热情？还是因为多了，我们家才让他们无论何时，都享受外公来赶集时、父亲劳动累过度之后，才有的一种宽厚的待遇？还有大姐病中，才偶而可以吃到的细米白面？直到后来，忽然有许多被“派饭”的人家庄户，都偷偷找到村里干部，说这样地吃着细米白面哪能行啊。说一顿两顿，就是一月两月，也还算可以。可这样的久久长长，一年半年，谁家能经得起这个的吃法？直到后来，一边供着知青的派饭，一边又不断地向干部反映那个年代的——关于一种吃的情况。直到半年之后，那些知青开始自己立火烧饭，村人们也才长长舒了一口暗气，有了一种为吃几顿白面而背上包袱的解脱。
说句实在，八十年代之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说心里话，和农民永远无法理解城市、无法理解知青下乡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一样，知青们和曾经是知青的作家们、诗人们、教授们，其实也都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他们曾经在那土地上生活了几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那土地上活过来的千百年的人们。在我家乡，那块偏僻地土壤，没有大批的知青，如黑龙江的建设兵团样，人头攒动地来过去过，但却断断续续，每个村庄，却都有着知青们客人般的到达。他们和旅人一样，在那少则数月，多则数年，也就陆续走了。
光荣地，回城去了。
我没有听到见到过，知青们在我家乡那块土地上“受苦受难”的事情。但我知道，那段记忆，已经成为了他们共有的苦难；成为了他们的一段欢乐的历史回忆。包括后来，村里不断的丢鸡丢狗，甚至有整头的山羊、绵羊，都会突然丢失。而羊头、羊毛，却在知青点的房子周围，赫然地扔着。我的记忆，对知青们没有爱恨，也没有什么美好与羞丑。没有激情和所谓的无奈。只是觉得，那是那个年代的一桩事情，就像季节中的一场风雨，来就来了，去就去了。记忆犹新之事，令人痛惜之事，是一九七五还是哪一年里，村头的河滩地上，要枪毙几个犯人。其中之一的是个男的农民，他的死与知青有关。说他翻越知青点的院墙，企图强奸一个女的知青。虽未得逞，但却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也就只能将他认真毙了。
枪毙那天，人山人海，庙会一样，先在附近各村进行了一翻游行，让犯人们都站在卡车两侧，反绑了双手，胸前戴了纸牌，上写罪犯的人名罪名，如欲要强奸女知青的那个年轻农民，他的黑墨名字上，划了鲜红的墨水红叉，名字之下，又写了“强奸犯”三个大字。后背上还如戏台上的死刑犯样，插了木牌，写了他的人名罪名。
人山人海。游行的卡车，从人群中缓缓过去。
人山人海，人们都把坚硬的泥巴、石块，投到那所谓的“强奸犯”的脸上身上。而不去投那也要枪毙的杀人犯和放火偷盗犯的人的脸上。
也就认认真真地，将他毙了。
几声枪响后，一切又归于风平浪静，和雨过天晴后一模一样。
待那河滩地上的人潮退去之后，我和几个同伴去枪毙人的现场找了看了。确实看到，沙地上有着一些血迹，就像一些粘稠的浑水，浸染了沙地上的沙土。也就有些惘然。有了对知青们的惊恐和敬而远之。因为，就此之前，在我们邻村的一个知青点里，有着一桩同样的事情，只是角色倒了过来。是个男的知青，强奸了村里一个女的孩子，十六七岁，她去地里割草，被知青骗到屋里生生奸了。事情的结果，是那女孩从知青点里哭着出来，就在村头投河自杀。而那男的知青，听说女孩死了，也就连夜逃出村庄，回了城里。女方父母，为此痛哭不止，葬了女儿，也曾上告政府，可政府并没有进城抓人。
更是没有，把那男的抓了判了。
那男的知青是强奸成的；且乡村女孩还已死去。人命关天，对那男的知青，却并未怎样有个说法。只是政府的干部陪着男的父母，从城里来到乡下，作赔了一些钱物。还有，世界上最为真城的一种啰嗦的道歉。然在半年之后，有了同类事情，犯人是着农民，虽为强奸未遂，人却猛地一下，轰然毙了。
那一天的黄昏时分，河滩上流动着夏天的闷热和潮润的水汽。我们那些半大的孩子，寂寞地站在做过刑场而热闹过后的河滩上的一湾空旷里，就在这湾空旷之中，我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困惑；对那些知青，也不再存有仰视和羡慕，而且还生出了一丝怨恨，深藏在了自己的内心。从此，记住了他们在村里的不劳而获和偷鸡摸狗；记住了他们在我们乡村和度假一样的生活。不太明白，我们乡村本就田少粮少，毛主席为何还要派这些城里的孩子，到这儿祸害乡村的人们。也就盼着他们赶快离开，回到他们家里，让城市乡村，彼此平静，相安无事。
也就在我不慎的一天，他们果然走了。
那个暑假，我去了洛阳舅舅领的一个建筑队里，搬砖提灰，做小工挣钱，以补家缺之用。可在署假之后，回到村里，也就轰然听说，知青们哗哗走了，就像听说了风吹云散一样。就像风吹必然云散一样，并不觉得，对他们走去有什么惊异。然在那天夜里，却总是想着知青们走了，村里又归了平静，还不如他们不走，总会有着事情的发生。
那一夜，我反复记起，有个姓黄的知青，女的，在我们家吃着派饭时候，母亲给她烙了一个葱花油饼，把那油饼十字切开，一分为四，而她却是惟一一个没有把那油饼吃完的人。
她吃了一半，还剩着一半。
她去吃饭时候，我依然在门外的石头上等她吃完离去。可等了不久，她就从我家推门出来，看看左右，径直朝我走来，什么也没多说，递给我一块纸包的油饼。原来，她在我家只吃了油饼的四分之一。知青走了，让我总是想着她的模样，和那一块四分之一的油饼。来日里下田干活，我抽空去了知青点的几间空屋，以为能找些什么，结果却是一片的狼藉空荡，如同风吹云散之后的一地柴草鸡毛。
四
直到今天，对于知青我都没有如许多的人们说的那样，感到是因为他们，把文明带进了乡村。是因为他们在乡村的出现，才使农村感受到了城市的文明和文化。于我最为突出的感受，就是城乡的不平等差距，因为他们的出现，证明了远远大于原有人们以为的存在，远远不只是一般的乡村对都市的向往与羡慕，还有他们来自娘胎里的对农民和乡村的一种鄙视。
原来，课本上说的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其间的农村现代化，其实只是一种美梦之想，如同一种天方的夜谭。知青们走了，他们让我隐约的明白，与其在土地上等待一种命运，远不如努力地逃离土地，去试着改变一下什么。也许，就在那些年里，也许是在我读二年级时，遇到的那个来之洛阳的女性同学，让我过早地萌生了逃离土地的欲念。只是因为知青们的到来，让那种子似的欲念，开始了一种莫明的膨胀。
我开始渴望，有一天真的离开土地，走进城里。如同急要从土地上逃走的贼样，我日日地瞪着双眼，盯着我面前每一天的日子。也就忽然在某一天里，从大姐的床头，拿到了一部长篇小说，书名是《分界线》。作者是张抗抗。今天，在三十几年之后，我已经无法回忆那部书的故事、情节，还有什么细节。但是，在书的封底上那贯常的内容提要里，却写着张抗抗是从杭州下乡到北大荒的知青，由于她写了这部小说，由于要她到哈尔滨出版社进行了修改，于是在这部小说出版之后，她就从北大荒留在了省会哈尔滨里。
这一提要的内容，当时让我猛地一惊：原来，写出这样一部书来，就可以让一个人逃离土地，可以让一个人到城里去的。也就那个时候，七五年前后，我萌动了写作的念头；种下了写一部长篇小说，到城里出版并调进城里的一种狂妄而野念的种子。
也就开始了偷偷地写作
也就在刚把一部名为《山乡血火》的革命长篇写下开头时候，我开始到几公里外宋朝的大理学家程颖、程颐的故里，去读了高中。在刚进高一的一个班里，有人偷偷指着我们的语文老师，说他姓任，不仅上过大学，而且还在家里写着比《红楼梦》更为伟大的一部小说。说《红楼梦》只有四卷，而他的小说，却要比“红楼”长出一卷。
我对我的老师，肃然而起敬。
在一次课上，老师讲着语文，提问我时，我答非所问，反宾为主，问老师说，你真的在家写着比《红梦楼》更长的小说？任老师没有答我。而是从口袋取出一个旱烟包来，在讲堂之上，他熟熟练练地撕下一个纸条，卷起了一个“炮筒儿”烟卷，点燃后吸着，脸上露出神密的笑容，说你们都看过《红楼梦》吗？如有机会，都应该看上一看。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红楼梦》一定就比《分界线》更为伟大；曹雪芹一定就比张抗抗和我们老师，有何过人之处。恰恰是后者和作品，让我觉得所谓的写作，并没有那么了不得的神秘和不可能的事情。
五
我开始了写作，并坚定日日地写着。
白天到几里外的高中读书，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构思我的故事。星期天下地劳动，到了晚上就点上油灯，伏在一张陈旧而破损的抽屉桌上，写着我的关于阶级斗争和地主、富农、贫农，以及剥削与被剥削，反抗与被反抗，还有远离家乡之后，主人翁去找共产党的那部长篇故事。
写作成为我生活的秘密，使我感到在那青春的年代，我比别的同学和乡村的人们，都过得充实和多了一份理想，似乎在生活中比别人有着更多的一束遥挂在未来的光明。使我感到，正因为文学的存在，才有了我那时活着的意义。才有了我文学的昨天，今天，和可能是灰暗而艰涩的明天。
就是到了今天的景况，我的写作或好或坏，已经写有五百余万字的作品时，所有的记者见我都会千篇一律地问我世界上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谁、作品是什么时，我都会认真地答到，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张抗抗；影响我一生的作品，是张抗抗的《分界线》。
必须承认，我确实从心里对抗抗大姐，充满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激之情。
岁月如同有用无用的书纸，日子是那书纸上有用无用的一些文字。就这么一页一页地掀着，仿佛我写的无意义的小说一样，到了我把那部长篇故事写到一百余页时，因为大姐的腰痛日益病重，因为家里，确实需要有人干活，有人去挣回一些维持油盐药物的钱来。在读高二其间，我读了一个学期，便辍学回家去了。那年我还不到十七岁，在家呆了数天，把我的被子、衣物，还有正在写作中的小说书稿，一整一捆，就到了几百里外的河南新乡，打工去了。
那是一段我人生中最为辛苦的岁月，每每提起，都会唏嘘掉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