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初确实做过“教育农民”的事情。晚上帮着办学习班，念忆苦思甜的稿子。这个稿子本来是给城里人念的（是忽悠城里人的），不知何人所编。主人公是个走背字的人，碰到地主倒霉，没碰到地主也倒霉，一个倒霉接着一个倒霉。后来把老乡念烦了，都说“灰说，灰说”（灰说，就是瞎说）。我们自己也顿时泄了劲，从此不再做此类从城里搬来的傻事。木生说的对，在农村，越想作为，可能越糟糕。在当时的“路线”下，许多事对农村的发展，并无意义。
农村里头，无人没有阶级标签，比城里人清楚得多。有些面上的事，是按照标签做的，比如一开大会，就叫四类份子在台下站成一排，村干部先对他们训上几句报纸话，然后开会。可是，一到节骨眼上，到了关键的活儿，就不按标签办了。村里有两个地主最有名，大地主、二地主。春天扶耧（用耧播种），种子入土深浅至关重要，二地主是好手，每年都让他干。盖房子，地基最重要，要坚固而均衡，大地主是好手，叫他干放心。
夏天一个夜里下暴雨，地里沟渠告急，大队书记在喇叭里嘶声大喊：“四类分子，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四类分子！赶快到大队部来！”出不出去，我们本来犹豫，他这样一喊，“竟然把我们和四类分子放一块，真不象话！”便接着睡觉。（改革初期，官方报纸发表消息，说一个地主奋不顾身抢救集体财产。）
许多老贫农的品质当然好，朴实憨厚，我们按照理论，将其视为典范。但他们的价值不在生产，而在革命、在道德。偶尔在一位老农家里看到“四旧”的东西。他家有个小木箱，里面装着简陋的线装书，是些蒙童教本，翻看了一下，有些格言很好玩，比如“来说是非事，便是是非人”，字的下面配有图画。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插队的事情可聊的很多，知青们各有自己的感受，也已经聊了几十年。我的基本看法是：知青与老乡比较起来，老乡分量重，知青分量轻。知青其实是个肤浅的群体，在他们身上做不出什么大文章。许多知青只会为自己诉苦，却不知为农民诉苦，自己受苦是冤枉，农民受苦是该着。
当然，知青中也有对农村的事真有领悟的人（像张木生那样的）。这样的人或能将农村基层生活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源，认识中国社会。1986年，在美国，与高王陵一起去New Paltz访黄仁宇，在一家小饭馆吃饭。黄仁宇说，他当过基层排长，所以懂得了中国人的事情。黄仁宇有底层意识，会从下往上看社会。现在的一些都市学者，一登场就是上层，总是从上往下看，或者只看上，不看下。我担心有观念与事实对不上号的问题。社会问题的确有些只是上层的事，但也有许多问题是上下相通的事，还有些只是下层的事。我们有二十四史，了解上层的事（或观念）不难，但要知道底层的详情就不容易了。李零比喻没有下层的学问是“无土栽培”。我有个体会，在农村看到百姓房子的椽檩结构，回过头再看北京故宫，才知道故宫建筑不得了，它与百姓房屋的结构本质一样，而尺度用料则高不可攀。
多年后我认识了张木生，问起当年的事，他说“那是李晓风（后改名李零）在后面鼓动的。”李零则说自己当时胆小，“只是和木生在底下聊，哪敢公开讲！”张木生后来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组”的重要骨干，李零去北大之前也在这个组。1984年，我们曾一起去过山西做过农村改革调研，因为拿着中央的介绍信，一路上到处受照顾，受招待。
文革前，我是个喜欢理科的学生，基本不懂社会人文的事情。从文革开始，不得不关注社会、政治、革命这一套。脑子里逐渐装进一批观念，而自从有了这些观念，糊涂、压力也就来了，少年时代无忧无虑的时光便一去不返。
不过，在我的身边，一直有些人，由于家世、经历、知识、智力、胆识不同，没有深受那些观念控制，人格坚强，很有独立认识。在整个七十年代，我从这些人身上受益颇多。
北京四中校园里，有几排平房，最北边的一排是教研室用房，称“教研组小院”。南边的两排是学生宿舍，供家远的同学住校。这些宿舍都称作“斋”，用数字编号。其中的六斋是个我常去的地方，由于机缘相凑，六斋里聚集了一帮“痞子”，聊天打牌洗照片，很热闹。除了我们高二年级的，还有几个高一的同学，如赵振开（后来成为诗人，笔名北岛）、曹一凡等。痞子，是那个时候大家故意要做的，特征是不要规矩。规矩，在那个时代意味着什么，不用多说。当时，做痞子并不容易，不够聪明，不够胆大，都做不成。六斋的痞子都是聪明人。许多人都有外号，多带一个“狗”字，表示是“坏家伙”。姓什么，就叫“狗什么”，姓曹，就叫 “狗曹”，姓徐就叫“狗徐”。赵振开本应叫“狗赵”，因他已先有“开牙”一号（借他名字最后的一个“开”字），意思已然有了，便不用新起了。当时，“好孩子”们都在被迫学习虚伪。
我自己班的一群“痞子”包括张育海、牟志京、李宝臣等，他们胆子大，才分高，说话一针见血，嘻笑怒骂，畅快得很。文革中，他们办过《中学文革报》、《只把春来报》等。《中学文革报》首发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名气很大。《只把春来报》由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等人创办，文章也相当大胆犀利。张育海为遇罗克助阵，写有《论出身》一文，登在《只把春来报》上，社会上索要的人很多。
这里，我要多说一点张育海。张育海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但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一代之英才。纯洁、热情、才气、英勇，这几个词儿可以一齐用在他身上。在班上，他学习好（常得99分，刨掉的1分多因卷面不整），激情活跃，会小提琴，博览群书。他不满足一般上课的内容，多次单独向张子锷老师（四中特级教师）请教大学物理。他课上发言，常令全班同学惊赞。张育海有正义感，待人真诚。文革中，张育海很活跃，或严肃著文，或嬉笑讽刺，大伙听他讲话每觉得十分痛快。一次开大会，为校长杨滨的问题辩护，他特地穿了一身“五四”式新装上台，如此戏剧性，令“对立面”怒不得，笑不得。育海善玩笑，长安街有一幅巨型绘画，是重叠排列的马恩列斯毛头像，育海选好位置，把自己脑袋摆在这一排头像的最后，照了一张相。照片洗出来，只见马恩列斯毛后多了一个“张”，这个“张” 的头虽然也是昂着，但面相颇顽皮。
张育海后来选择投身于“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做“援缅革命的志愿者”，参加缅共东北军。他主动要求当机枪手，却不幸在一次大战中英勇牺牲。育海的牺牲是同学们无法接受的事情！他去缅甸，一半是整人政治的逼迫，一半是自己的选择。他的选择太理想、太奇勇，他太想做为、太渴望机会。1969年夏，育海自缅甸丛林中来过两封信（先后给刘捷、何大明），文辞激昂沉重，在同学中流传。当时我们正在村里，读了育海的信，大家心底为之震撼。下面所摘是三十九年前张育海信中的话：
（从云南出发）“精采离奇的遭遇如同沿途绚丽多彩的景色一样，纷至沓来，不及多写，就已辗转于缅甸的深山丛莽之中了。”
“想当初我们抚掌畅谈天下大事，读兵书，观形势，现在我回想起来，还是恍如昨日，记忆忧新！”“也许象千古以来无数英杰悲叹的那样，有心投笔，无路请缨，虽欲乘长风破万里浪而不得。关键在于‘机会’！”
“至于走我这条路，我是这样考虑的：的确，我这条路是迷人的。马克思说过：‘让死人去痛哭和埋葬自己的尸体吧！那些首先朝气蓬勃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
“尽管只经历了短短的一段战争生活，但我已深深体会到和平生活的宝贵，体会到你们的幸福。简单说吧，军人生活是和我们以前的学生时代极端相反的生活，这里没有‘不’字。∴你即使冒着极大危险，克服极大困难达到了目的，也只是赢来更大的危险和困难。”“战争一开始，就要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而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除战争的指挥者外，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是在‘哲学范畴’或是在兵力计算上有意义。”“也许有人想，壮烈牺牲，流芳后世，死也值得。…… 实际上，大多数牺牲并不一定很壮烈，……死，也许不一定永远被人怀念，默默地躺在异国冰冷的泥土之中，而亲人还不知道。……古诗中，‘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啰，‘一将功成万骨枯’啰，凄惨悲戚处即在于此。”
在育海第二封信写后的第19天，即1969年6月21日，他于大战中牺牲。育海的牺牲是由于他冲锋时前进得太快、太远，脱离了战友的支援。育海总是这样，冲得太远！对于张育海的死，我们很不甘心，我们总在想，他若活到今日，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该有怎样的精彩！
在人不受尊重的岁月里，张育海的杰出性、激进性，更显衬了那段历史的沉闷。在那样的岁月里，我逐渐形成一种习惯，天下出了什么事，大报上出了什么社论，真真假假，我必要听听那些富有品格的同学朋友的看法，我信任他们的见解。这个习惯越来越深，以至对于组织，无论是什么组织，我都不太敬重了，底线我不会破，但内心只认同具有独立人格、有才气、有胆识的体制外的菁英们。
据我观察，老三届的人，其实多与体制有距离，这是他们的经验习惯。他们长大成熟的时候正值打倒体制的运动高潮。单位算什么！当权派算什么！官府是一个审视的对象，不是服从投靠的对象，官府不是真理的化身，而是社会“问题”的大本营。老三届中，相当一批人已经不习惯在毫无威望的体制内做事，以为跟着体制走，是浪费时间。人在体制内挣饭钱，心却是游离的。若是碰到一个平庸的领导，更是看他不起，更是搞不好关系。这种状况，损失了许多机会，在现实利益上，大家也很吃亏。但说实话，他们在那个特殊时代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到农村插队，加强了知青们体制外生活的习性。不过，尽管如此，在插队初期知青们并非没有一种对前程的认真期待。我当时的感觉是，成千上万知青涌向农村，在形式上，像是一场社会运动，而只要是社会运动，按当时的理解，总会有一个像样的历史成果。尽管张木生已经否定了出现成果的可能性，但直到1971年夏天，我仍在傻乎乎的期待着。这个成果可能是什么，我无从推知，但我相信，它应当是从知青与农村的结合中延伸出来，而我的下一步人生也会随之延伸下去。
然而，很快，我对农村插队生活的空洞期待便被城市社会激荡的新潮所淹没，我的心思又被拉回城市。那就是1971年秋冬的事。
二
文革大串联培养了我们出门远行的爱好和能力，从1966年起，几乎每年都要走一趟。插了队，还是这样。1971年9月，我的计划是：只身一人取道包头南下穿越鄂尔多斯去延安。我先从土左旗坐火车到包头，到包头后，不料赶上连天大雨，长途汽车停运，害得我在包头车站的木头长椅上白躺了三天，白花了三天饭钱。第四天开车了，汽车在包头南边跨过黄河浮桥，进入鄂尔多斯。车行不久，驶近库布齐沙漠，那是我头一次亲眼见到无边沙漠，景色太壮观了！
这班车到东胜算是终点，要再买第二天到榆林的车票，晚上还得在东胜吃饭过夜。晚饭实在嘴馋，便狠心买了盘过油肉（知青见肉哪个不狠）。正吃着，来了个要饭的胖小子，10岁出头，一身龌龊，站在我桌前（准确说是站在过油肉前）。他站了一会儿，便开始抓挠头发，只见这小子的头皮纷纷落下，直入我的过油肉里。这招太损了，也太灵了，我没法再吃，于是起身，他坐下了。在东胜过夜怎么办？已经没钱住旅馆，我跟旅馆门房的老头商量，想在门房的长凳上凑合一宿，他答应了（现在轮到我要饭）。
第二天买票上车，天黑后到了陕北古塞榆林。我吃了碗面条，便故伎重施，又找到一个旅馆，又跟门房的老头商量。这个老头却不那么慈悲，说了半天也没用，他把我赶出来，咣当一声关上了大铁门。半夜10点多钟，空旷的榆林街头，古老的青石板泛着月光，到哪儿过夜呢？我想到了安办（“安办”是“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的简称，那时每个县都有安办，是专门管理知青的）。我找到安办的大门，一个年轻的干部被我敲出来，我跟他讲了我的困难：因为遇雨耽搁，身上的钱花完了。我的北京口音帮助我证明了身份，他很热情，把我安排在他睡觉的炕上。第二天，他带我到县民政科领了三块钱“社会救济款”，又带我到“三干会”（大队、公社、县三级干部大会）上吃了顿饱饭（用的饭碗像小盆，烩菜的大锅口径一米五），最后帮我买了长途车票。我终于到了延安。
这次孤身旅行，前后六、七天，仿佛隔了一回世。自己的身份逐渐简化、净化为一个要饭的，什么“革命”、“大有作为”、“唐朝历史”都没用，都忘了。到了延安，见到老同学，再温“志向”一类的豪言壮语，身份才回归过来。多年以后，我“解读”这次陌路孤行，它仿佛是我随后的一场精神变化的净心准备。
我在延安造访老同学，结识新朋友，当然，也要照例参观。我一口气把“毛主席故居”、“林副主席故居”看了个遍。9月底，到西安姑姑那里拿足钱，遂辗转回到北京。
京城里传说飞走，消息惊人：“有群干部子弟在老莫（莫斯科餐厅）吃饭，不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而为总理干杯，还说咱们喝桂花酒，总理喜欢喝桂花酒！”“林彪投苏修，飞机掉下来，机毁人亡！”林彪出事，影响很大，那个指挥人生的“革命”，顿时退色。政治上层尚能坚守秩序，而社会下层，人心再难控制。别的不用说，在个人层面，大家开始意识到，人生要自己来管了。
回到村里，想到实实在在的人生前景，大家开始谈论离开农村做什么专业的问题，专业才是新的人生支点。看看我身边的同学，王大理自学无线电专业，最没有问题，他已在县里小有贡献。（后来他到美国，救过一个电器公司的命。）蒋效愚天生有组织办事能力，他的志向早定，做社会群众工作（就是当官），事无巨细，都尽心尽力。村里让他当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最麻烦的民政。他白天照样干活，晚上给上门来的媳妇大娘断家务事，在我们窗户外面，听大小娘们唠叨，一拖就是半宿，未见抱怨。（他现在受命组织奥运会工作，任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与黄锐聊，他想起幼时喜欢画画，便很快从老乡那儿找来木头做了画架，不久后我见到他的写生，水平让我大吃一惊，不想他原有这份才气。（后来他与赵振开结识，办《今天》，办“星星画展”，是意志极为执着的人。）晋美是藏族（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他在插队时似乎无事可做，但我们知道，他早晚会吃西藏的饭。他原先填出身是农奴主，父亲入党后改为革命干部。晋美有修养，冬天喝醉酒，作诗，出口成句。（晋美后来念了民族学研究生，但现在美国，据说帮达赖做事。有人说，他若不出国，可做西藏社科院院长。）黄锐的哥哥黄钧学习好，当年在班上考试，下来与他对题，只要和他的答案不一样，一定是你错了。黄钧有学习能力，到哪儿都不怕。（黄钧后来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研究生教育。）我自己毫无所长，不知向哪里走，不知该吃什么饭，但毕竟年轻，精神空，热情在。
1971年年底，我又回了北京，到赵振开家溜达。振开家在新街口附近三不老胡同的一个大院，这个院曾是明朝太监大航海家郑和的宅子，当然此时已面目全非，几座新式大楼盖起，供民主人士居住。北京的新式大院，由不同机构、单位占居，一个院一类职业（或权力），一类氛围。我住的是北影大院，全是拍电影的，看电影等于看邻居。而三不老大院，长者皆客气，越客气，越让人尊敬，果有民主味道。
我发现，振开家是个城里文化青年的据点。这些人没有插队，留在城里，延续都市生活。振开分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工作，他告诉我们，“天天读”时，他看英文语录，别人明知道他在学英文，但没辙。他对插队的事也好奇，1969年到过我们村，与荒滩上的羊群合过影。
那个年龄段大家都爱唱歌。在村里，我们常常于夏天晚上在知青院里高唱，蒋效愚嗓门洪亮，声音可传到村外的玉米地里。城里振开家原来也是个唱歌的地方。振开自己是小亮嗓，号不大，虽然亮，但紧得很。我们出场蒋效愚、赵永明（曾为四中歌星），到振开家，声震四壁。后来振开约来城里的康健，康健嗓子极其响亮甜美，一张口，房顶快掀了。夜晚离开振开家，在三不老胡同里告别，康健爽朗一笑，清亮之声在空巷中回荡。服了，听了康健之后，知道什么是天分。康健后来进中央乐团，独唱，可惜英年早逝。
71年一个冬日去振开家，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他说“这有几首诗，你看看”，遂把几页白纸轻轻放在干净的玻璃板上。我拿起一看，是诗的模样，在标题下面有一行一行的句子，一页白纸抄一首，简简单单，整整齐齐。但一读诗句，甚是傻眼，词句不懂，意思更不懂。以前也与振开聊过诗，他曾赞赏“贺派”，就是贺敬之的诗。贺敬之的诗，我们都曾喜欢，坐火车去内蒙古插队的路上，我们就念过《西去列车的窗口》。但振开现在拿出的诗，虽还是方块字，但文辞情感意境都扭变了个模样。我对这些诗，当场无态可表，振开也没有说是谁写的（但我料定是他写的）。
想不起来是否把诗页拿回了家，反正那些诗句是伴着我回家了。回到家里，脑子仍泡在那些诗句里。虽然我还是不甚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我明确意识到，自己正在面对一个十分严肃的挑战，它不在这些诗歌的含义，而在这类诗歌的产生本身。我感觉振开他们这帮城里同学跑进了（或曰开辟出了）另一个世界，他们更自由，更奋争，更痞……，不，已经不是痞，是一种更深刻的东西。那是文化思维的高度，也是个人的高度，高的有点怪，怎么上去的？
某一个兴奋夜晚，我仿照那种风格，体验着对“另一个世界”的感受，也写了一首。其中有一种句型，一个字加一个破折号，完全是抄袭振开的诗句。振开说：“你――好，百――花――山”。我说：“你――好－－大－－海”。
转日与院里大萝卜（正名罗放华）彻夜交流，大萝卜也是情感青年，被我煽忽的感慨万分。我先是念振开的诗，我念一句，大萝卜颂扬一句。我又让他听我的诗，他也是句句赏析。我十分得意，心里开始把自己与振开算作一伙。我这辈子没这么当场被人夸奖过，当然也有些心虚，我毕竟是刚刚学来的。不过几天后，我把这几句诗，仿照振开的做法，在白纸上工整抄写，拿给振开看了。得了振开的夸奖，我才说出这是我写的。振开问我他给我看的那些诗如何，我说好，他说是他写的。从此以后，我误以为自己能写诗。
几年以后，振开办《今天》，我也写了两首，先给刚来北京在刘羽家借住的舒婷看了，她出于客气，夸了我两句，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学考古的（我 1972年夏到北大历史系念考古），她大吃一惊，说考古怎么能和这些诗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我后来把这些诗拿给振开，想给《今天》投稿。振开看了一会儿，严肃地说，“想法不错，技巧差一些。”振开的这瓢凉水顷刻间把我的诗兴浇灭，我后来便不再写诗了。不过，对这帮诗人，我照样敬重，敬重的不仅是诗，还有这帮人的活法、这帮人的一股劲头。
1971年的冬天，虽然整人政治还压在上面，但社会内里已经涌出叛逆激昂的人文新潮。振开等人的诗句，显示了这股新潮的成熟。它不再是散漫的巷议，不再是原发的牢骚，不再是“被窝里的怪脸”，而是人类情感的一种成熟美学形态：诗歌。作诗是中国人的传统，情感激荡的时代，总有诗歌出来，成为时代的注释和记忆。很快，振开的诗在同学中传看，刘捷曾感慨：“这样的诗，若世道没有大变化，很难得势。”的确，诗与世道的冲突显而易见，而较量就是这样开始的。诗歌的严肃性与人的严肃性是一致的，我渐渐发现，表面文质彬彬的振开，竟是一个不畏强权风险、勇担责任的人，这是原来在四中六斋不曾看出的。《今天》的出现也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仍在继续。
2007年，在香港见到振开，他居然背出我三十五年前诗中的两句。嗨，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他已经成为北岛，还能记住我的几句东西，在作诗这桩事业上，我也算满足了。
我1971年冬天在北京城里被震动的还有一种东西，那是更普遍些的青年人的一种精神涌动。我们院的刘羽家，原来也是个文化青年窝，我饭前便后随意去那里坐着，尤其看到门前自行车多的时候。在刘羽的小屋，我碰到不少人，有绘画、音乐、文学各路人马，有时一屋子人，煤炉子再加抽烟，乌烟瘴气。他们谈的都是艺术，手拿洋书、画册，放的都是洋音乐。洋气，现在算不了什么，但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唤醒真灵魂的强大力量。其中饱满的人性赞颂，谁不向往？
“继续革命”让大家“忘我”、“自斗”，或者“他辱”或者“自辱”，在这种软刀子的折磨下，人们感到自由的、率真的、勇敢的人性具有无尚价值。后来发生的一切变化，其实都是从人性的突破开始，而所有做出奋争、启蒙贡献的人，无不具有人格的独立精神。革命幻象在觉醒的人性面前，越来越黯淡。这是我记忆中的七十年代的主题。
我的“发小”邻居刘羽，在许多方面未必强悍，但他的价值观、他的善解人意、他对文化人的强烈兴趣（有些人对文化感兴趣，有些人对文化人感兴趣）、他的热心，令他成为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不能没有的、无法忘记的朋友。北岛、徐晓都写过回忆刘羽的文章。刘羽1965年中学毕业，没上成大学，在北京无线电三厂当机修工。虽然当工人，但心里崇尚的完全是知识分子的一套。他冬天穿中式棉袄，戴最小的像章，家里有古琴，有《十三经注疏》，有高档音响，常备咖啡，他的红砖小屋布置得也很有情调。
刘羽可以算是都市文化生态的典型人物，他骑着一辆倒论闸自行车，在北京四城穿梭，织成一个网络，联结了“地下”的不少文化奇人。聂绀驽与刘羽在山西共过牢狱（所谓政治犯），关系不一般。刘羽结婚，老聂（刘羽总是这样称呼聂绀驽）亲手写了长幅对联。刘羽浅尝古琴，乃是缘自与古琴大师查阜西的交情。查老藏有古曲“一池波”，我们开刘羽的玩笑，说叫他弹成了“一锅粥”。刘羽年轻的朋友当然更多，他是沟通的专家。
我的中学同学，刘羽认识不少。因为刘羽，振开结识了芒克（外号猴子，取英语谐音）等人，后来办《今天》，成就大事。《今天》的几个人常到刘羽家来，我在那儿会过芒克、多多、舒婷、江河、彭刚等。除了这些诗人，美术、音乐、摄影、文学等各色真假豪杰，也常来刘羽的小屋聊天吃喝。对其中一些人来说，操弄艺术也许是假，但人文追求绝对是真，就像我写诗一样。刘羽小屋，偏居京城一隅，却为鱼龙巢穴。2003年，这里要拆掉旧院盖新楼，我特意到刘羽小屋前留了个影。小屋在七十年代京城文化史上是有“地位”的。
那时的聚会是一种享受，与现在的“派对”完全不同。聚会的夜晚无比美好，大家可以聊到深夜，有人可以睡在刘羽家。早晨，从刘羽家端脸盆出来洗脸的，不定是谁。我后来学地理，懂得地方场所的重要，讲事业、讲历史，不说地方，都是虚的。
刘羽有一种本事，与你谈话，很能对你的心思，尤其对你特别自珍的那些心思，所以很多人觉得刘羽是知己。刘羽体谅你的艰难，知道你的需要，为你的成就喝彩，谁不需要这样的朋友。后来，刘羽也成了振开、舒婷、多多要好的朋友。
刘羽关心过的人很多，但关心他的人却很少。也许，我们最终意识到了这一点，2004年冬天，刘羽因肺癌去世，我们给他开了一个像样的告别会，我作告别会的主持人。除了北影院里一起长大的“孩子”，来的还有曹一凡、邵飞、徐金波、徐晓、赵振先等好友。后来得知，振开远在美国，也为刘羽点燃蜡烛。刘羽生前得到的太少，太少，我希望他的在天之灵此刻能有所宽慰。
1971年底，我在振开、刘羽那里感到北京城里的一股来头，于是奋笔给村里插队同学写信，说城里大变，城里同学在前进，我们在农村落伍了。都市生活，曾被我们插队的人甩在脑后，我们曾以为，这一代人生活的前沿已经转移到农村了。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我感到落伍的地方多了。从振开那儿知道了“灰皮书”，即内部政治读物。这些书封面是灰颜色，许多是对“社会主义阵营”政治形态的揭示，是一批“解冻”文献。看这些书，可以不睡觉，心跳不已。黄永玉比喻说，文革时人们被压，无处发泄，只好“到被窝里做几个怪脸”。读灰皮书，开始也是被窝活动。一方面，要有几分小心，另一方面，你必须连夜读完，后面有人排队等着呢。还有一类“黄皮书”，是文学类的内部读物。这些书，与大家更是心气相通，读时，更睡不着觉。这些书是体制内“漏”出来的，而一漏出来，就在社会上“流毒甚广”了。
想不起是什么契机，我们在71年那个冬天还把注意力转到了被冷落多年的大学教授们。比较一圈下来，只觉得这些人不言自高，有正经的知识，有端正的人格。陈捷父母都是西南联大的，通过他们的关系，我们拜访了一些教授。
哲学家郑昕是我们拜访的头一位教授，他住北大燕南园，屋内气氛沉重黑暗，正如深邃的哲学。当时谈的什么话全忘了，但记得他号称中国的康德，作学术报告，听众要限制级别。
童诗白、郑敏夫妇，一个是清华电机系教授，一个是北师大外语系教师，早年双双留美。我们去他们家次数较多，顺着陈捷的口吻，称他们为童伯伯、郑阿姨。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与陈捷、振开等人到他们家听李生生（音）弹钢琴。生生是小女生，父亲是清华数学系的老师，她弹的曲子是“黄河”。生生娇小的身形，合着壮丽的琴声，情景令人难忘。生生弹过琴，童伯伯又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拉了一会儿小提琴。时间晚了，郑阿姨端上红豆粥。不错，用现在的话说，那一回玩得是相当的“小资”。
我自己后来与郑阿姨见面较多，很谈得来。毫无疑问，郑敏是才女，只要是她想说的东西，表述都很犀利，而她想说的，尽是新鲜想法。早听说她四十年代写过诗，但正式知道他们叫“九叶诗人”，是在北岛等人带动的当代诗歌运动兴起以后。在新诗潮中，汇集四十年代优秀诗作的《九叶集》出版（1981年），郑阿姨送了我一本。郑阿姨的女儿童慰，也是诗人。用振开当时的话说，童慰是很纯的女生。
我们那时拜访教授，与其说是对知识的追求，不如说是对知识人的好奇与崇敬。当“火红”退色的时候，那些三、四十年代的“旧”知识分子，却渐渐显出特有的光彩。
71年底、72年初，在北京城里的一番活动，让我心潮大变。农村的事情未及弄懂，城里的新局面已经展开（虽然整人政治还在）。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转向城市新文化，这个变化，往深里说，往大了说，是农村（农民）引领中国历史的时代的彻底结束。我当然只是跟着感觉走，凭的不是社会理性，而是对人性的识别。我后来明白，自己教书也好，做研究也好，社会关注也好，其实都属于人文这一翼。
感谢邓小平搞了一次“回潮”，1972年北大到土左旗招生，有9个名额只要北京知青。我上了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是工农兵学员。我们这批学生，在后来“批邓”时，被称作“回潮学生”。进了大学，仍然是两重生活，一套官府体制，一套制外心情，身在体制心在外。我们与老师接触，也有两套方式，一套为体制内的形式，另一套是体制外的真情。关于这种特殊友情，在我们考古专业，可以看张承志对俞伟超老师的回忆。还是那句话，体制外的精神生活太重要了。体制每成为“高压锅”、“×家店”，而体制外则永远是蓬勃自由的原野。
71年、72年，这才是开始，七十年代的惊天大事还有许多。我们每一个从七十年代过来的人，想必都会拿出厚厚的一摞回忆。回忆是单纯的怀旧吗？对个人来说，就是，但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可能有更多一些的东西。有人说过：“回忆和期待是一样的。”
唐晓峰: 1948年生，辽宁海城人。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2－197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毕业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1978 年复入北大，为历史地理研究生，后留校工作。1986年秋赴美国希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地理系留学，1994年获博士学位。1995年返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院）任教，至今。主要从事城市历史地理、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地理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研究主要区域为华北地区，曾多次到山西、陕西、内蒙古地区进行野外考察。
骊歌清酒忆旧时
发布: 2008-11-01 11:21 | 作者: 赵越胜
一
那是七二年暮春的五月，街头正弥漫着槐花的清香。我刚从怀柔山中回京轮休，就接到了萍萍的电话，说有个人挺有意思，你来见见吧。傍晚，唐克就背着他的吉他到南锣鼓巷149号来了。
萍萍家与我家是世交。我们两家住得很近，百十米的距离抬脚就到。萍萍是师大女附中的才女，高挑的身材，妍丽的容貌，在我这个青涩少年的眼中，是幽居深谷的佳人偶落尘寰。她的声音好听，清脆中带着难得的胸音，歌喉宛妙。以她的才识风貌，天生一个沙龙女主人。所以她家那个幽静小院常有各路人马聚会，说的都是中国以外、民国以前的雅事儿。
我那时十七、八岁，正是青春萌动之时。虽然模样呆头呆脑，但心里满是普希金的浪漫、雨果的激情。萍萍大概看我“孺子可教”，又碍着老辈儿的面子，常常带我玩。这天她来电话约我去，我立刻就奔了“高台阶”（胡同里的老百姓管萍萍家的宅子叫高台阶）。萍萍家当庭一颗大核桃树，繁枝厚叶，浓荫匝地，遮住了小半个院子。我推门进院，见大树下立着一条汉子。身高一米八以上，宽肩细腰长腿，面色白皙，眉峰外突，双眼下凹，阔额方脸，鼻梁高挺，细看有胡人相。此人长发披肩，一条细腿裤紧绷，屁股的轮廓清晰可见。照现在的说法是“性感”，按当时的看法，叫“流氓”。他左手扶在核桃树干上，右肩上挂着一把大吉他，古铜色的漆皮已经脱落。萍萍介绍说“他叫唐克，是北京汽车制造厂的”。我在工厂看惯了穿劳动布工装、剃着“板寸”的工人师傅，乍一见这副行头打扮的人，颇觉惊讶，觉得有点像港台特务。唐克朝我一笑，他笑起来倒不像坏人，显得有点腼腆。
进客厅坐下，萍萍说：“唐克会好多你没听过的歌”。我很好奇，想听唐克唱，尤其是弹吉他唱歌的情形，只在小说里见过。唐克不忙弹唱，反问萍萍：“上次给你抄的歌，你学了吗？你来唱，我伴奏得了”。我这才知道此前他们已经对过几次歌。萍萍说：“你还是先唱几首吧”。唐克从沙发上站起来，搬过一把椅子，坐下，开始调弦。轻拨慢捻，随手给出几个琶音，流泉般的叮咚声就在屋里漾开了。调准音，他回头问萍萍唱哪一首，未等答话，自己就报了名：“唱《蓝色的街灯》吧”。在吉他轻柔的伴奏下，歌声起了：
“蓝色的街灯，
明亮在街头，
独自对窗，
凝望夜空。
星星在闪耀，
我在流泪，
我在流泪没有人知道。
谁在唱啊？
远处轻风送来，
想念你的，
我爱唱的那一首歌”。
唐克的嗓音不算好，沙沙哑哑的，但有味道，而且音准极好。唱到高音处，梗起脖子，额头上青筋绷露，汗水涔涔，一副忘我的样子。眼睛只盯着左手的把位，动情处会轻轻摇头。这是什么歌啊！缠绵、忧郁，那么“资产阶级”！在他轻弹低唱之时，我的眼泪几乎要落下来。我们从小只听过毛主席语录歌，那些配了乐的杀伐之声。而这《蓝色的街灯》却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凭这歌声，我喜欢上了唐克。
但唐克并不把我放在眼里。唱完歌，他只是看着萍萍，期待着那里的回应。我忍不住说：“真好听，再唱一支吧。萍萍说，你会很多歌”。唐克仍然看着萍萍，问： “想听哪一首”？问话里含着期待。萍萍轻轻应一声“随便”，便不再说话。唐克低头，只在吉他上摩挲着，不时弹出几个和弦。我突然明白，今天在这屋里，我是多余的。再看唐克，满眼的惆怅，琴声中涟涟流出的全是爱意。没错，他在追萍萍。片刻的寂静，唐克突然奋力一击琴箱，随即琴声大作，唱出的歌也不像前首的婉转低迴，歌词似乎皆从牙缝里吐出，带着嘶嘶的爆裂声：
“葡萄的美酒令人沉醉，
苦口的咖啡叫人回味。
没有人理我，
我也不理谁，
一个人喝咖啡，
不要谁来陪。
我要喝，
葡萄美酒加咖啡，
再来一杯也不会醉，
没有人爱我，
我也不爱谁。
一个人喝咖啡不要谁来陪”。
歌声中的绝望让人心碎。后来我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苦咖啡》。
唐克爱上萍萍，他注定要喝苦咖啡了。萍萍早有男朋友，是总参作战部首脑的公子，家住景山后街军队大院将军楼。此人生得孔武有力，是地安门一带有名的顽主。每来萍萍家，必是锰钢车、将校呢、将校靴，行头齐全。他不大读书，也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真正是根红苗正。我奇怪萍萍和他在一起怎么会有话说。
天色渐晚，唐克几次请萍萍唱歌，萍萍都未答应。待他起身告辞，已是繁星满天。我请他把今晚唱的歌片抄给我，他敷衍地应着，显然没想到这几支歌对我的意义。在萍萍那里，这歌是追求者的奉献。在唐克那里，这歌是倾诉爱慕的语言。而对我，却是一个新世界的展现。我陪萍萍送唐克到门口。月光透过宽厚的核桃树叶泼洒在院子里，天风轻拂，地上满是光影的婆娑。有一刻，萍萍与唐克相对而立，光影中，这对俊男倩女宛若仙人。一霎那，我觉心酸。
离开“高台阶”，陪唐克向锣鼓巷南口走，没几步就到了炒豆胡同，我要拐弯回家。和唐克打招呼再见，告他我就住在路北第一个门。唐克仿佛猛然醒过来：“噢，咱们留个地址吧，今后好联系。你不是要我的歌片吗？我抄好就寄给你”。离开萍萍，唐克好像还了魂，说话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刚才在萍萍家客厅里若有所失的恍惚不见了，举手投足透出几分潇洒。听说他要和我联系，我挺高兴，便把工厂的地址给了他，告他我平日不在北京，两周才回来一次。唐克走了，双手插在裤兜里，上身微微晃着，披肩发和身上背的吉他一跳一跳的。我呆立着，看他消失在灯影里。那不是蓝色的街灯，而是橙黄色的，昏暗、朦胧。后读龚自珍《已亥杂诗》，见有：“小桥报有人痴立，泪泼春帘一饼茶”句。那就是年少时的我吧。
回到怀柔山里不久，就接到了唐克的信，里面厚厚的一叠歌片，都是他手抄的简谱，工工整整，一笔字相当漂亮。看看自己那笔破字，更从心里佩服他。唐克给我的信很长，尽是些我不知道的事儿和词儿。我印象最深的是“甲壳虫”。因为他抄给我的歌片儿里有两首英文歌，原词没有翻译，是Yesterday 和Michelle。那时我会的英文词超不过百十个，根本看不懂这歌说的是什么，可他在信里特别提到给我的歌片儿里有“甲壳虫”的歌。后来才明白“甲壳虫”就是Beatles的中文译名，现在大多称“披头士”的。信有点烫手。那时候，若让革命群众发现，唐克教唆犯的罪名是逃不掉的。“传播黄色歌曲，毒害革命青年”，为这关几年大牢是家常便饭。但我喜欢。读他的信，有点心跳，却高兴他拿我这么个小屁孩儿当朋友，弄些犯禁的东西传给我。在禁忌的时代，哪个年轻人没有渎神的冲动。更何况我又生来有反骨，专爱惹是生非，让我妈夜里睡不着觉，做梦都是我进了局子的事儿。七二年，“甲壳虫”已经散伙快两年了，四雄单飞，列侬已经写出了不朽名曲Imagine。当然，这是我后来知道的。那时，在中国大陆，听说过“甲壳虫”名字的又有几人？因了唐克，我算一个。
信，我是精心藏好了，歌则和好朋友一起躲在山沟里人迹罕至处偷偷学唱。唐克当时抄给我的歌，现在还能记住的有《寻梦园》、《蓝色的街灯》、《晚星》、《唐布拉》、《苦咖啡》、《魂断蓝桥》、《告别》。这些歌和当时的社会氛围全不搭界。我们就凭它，有了一种别样的生活。唐克给我的歌和当时流行的苏俄歌曲不一样，似乎来自另一种文化，大约是从英美到港台的一路。这些歌里少了苏俄歌曲中浑厚忧郁、崇高壮烈的情绪，多了缠绵悱恻、男嗔女怨的小资情调，更个人，更世俗。后来我偷偷唱给几个知心好友听，没人不爱。既有信来，必有信往。我得给唐克回信，为了证明我有资格做他的朋友，而不仅仅是萍萍的“灯泡”。好歹那时也胡乱读过几本书，得在唐克面前“抖抖份儿”。
这封信足足花了我一个星期的工余时间。每天下班之后，别人都回宿舍了，我一个人躲在车间的角落里，打开机床灯，趴在工具柜上写。字难看，就写慢点，一笔一划的，学问不大就拽着点，东拉西扯的。当然，我的“杀手锏”是萍萍，就凭这名字，拿下唐克不成问题。当时我刚通读完《鲁迅全集》，正好拿来卖弄。我给唐克分析了一通他为何不该爱萍萍。在我看，一是萍萍已经名花有主，二是像唐克这么一个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庭的闺女也不般配。记得信中还用了“贾府上的焦大也不会爱上林妹妹”之类的比喻。我并无伤害他的意思，只真心希望他认清爱的无望，不要徒费心力。就算信写得不招唐克待见，相信我的单纯坦白他会理解。
每天写完回宿舍，已是繁星高挂，夜幕四垂。沿着八道河往宿舍走，河水的鸣溅伴着稻田里的蛙声，汩汩、咕咕，交相回应。满山坡的栗子花香得醉人，偶尔蛙鸣止息，能听见玉米拔节的“咔嚓”声。带着刚才一逞“堆砌”之快，飘飘然觉“万物皆备于我”。
信发走后便撂在脑后不去想它。
二
又是一个轮休日。刚一到家，我妈就说，这几天老有个叫唐克的找你，留了电话号码，让你回来后给他回话。一看是个公用电话号码，下写“请传新街口大四条45号唐克”。
我心中忐忑，不知唐克收到我的信没有，会有什么反应。傍晚时分拨通了电话，唐克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音调高昂、兴奋。先听他说“你这封信写得可是花了力气”，接着大谈萍萍也是爱他的，并不是他单相思。又说起他最近见了一个什么人，两人谈起《人·岁月·生活》这部书。接着，洛东达、莫吉尔扬尼、毕加索等名字子弹般飞来。接下来说一定要见面，给我讲讲这本书。随后他压低了声音问我，萍萍读过这本书吗？说实话，这部书的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问唐克，这书是谁写的，他竟然一时语塞，没说出来。唐克立刻要约我见面，叫我到他家去，只是有点抱歉地说，他家地方太小。第二天下午，我们约在新街口丁字路口，几分钟后就站在唐克家门前了。
新街口大四条在新街口以北豁口以南，斜对着总政文工团排练场。胡同不算窄，沿街有老槐树。唐克家院子门不大，进门左手是个长方形的小院，搭着许多小棚子，院子显得拥挤。顶头一颗大槐树，遮了半个院子的荫。唐克家是北房，只一间屋，约二十几平方，屋子分成两部分，靠里一张大双人床，靠外一张小单人床。简简单单几件家具，倒收拾的干净。屋子中间已经摆好了一张方桌，桌上几盘小菜，一瓶北京红葡萄酒。迎门坐着一位老人，鹤发童颜，腰板挺直，双目炯炯有神。他就是唐克的父亲，以后我一直称他唐伯伯。
看气度，老人绝非等闲人物。与唐克交往多年，我从没有问过老人是干什么的，唐克也未提起过。只偶闻他曾是民国时期演艺界一位重要人物。直到前些年，唐克寄给我一份国民党C.C.系祖师陈立夫给他的亲笔信的复印件，称他“克信贤侄”，才知道这位唐老伯和C.C.系关系绝非寻常，能与陈立夫兄弟相称。唐克告我他的名字就是陈立夫所起。
老人见我进来，点头相迎，命我坐下，开口便说：“我看了你给唐克信的信”。我才知道唐克本名克信，人称唐克乃是简称。老人道：“看你年纪轻轻，还真读了不少书，不像唐克信，不学无术，整天鬼混”。我心一虚，知道是我信中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胡拽的结果。随后，唐伯伯又讲了一通青年人应该如何上进，和报纸上差不多。唐克烦了，催着快吃饭。饭后老人又夸了我几句，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吓得半死的话：“唐克信这孩子，我就交给你了”。
我记不起来当时如何回答。以我当时的阅历，肯定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回想，一位耄耋老翁，把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托付给一个十七八岁的半大小子，有多滑稽。唐克对此倒是听而不闻，也许这小子太过顽劣，老人不知已经把他托付给几多人了。老人起身离席，走到院中洗漱了一下，就回屋和衣倒在靠里面的大床上。唐克冲我一招手，我们就溜出了屋子。
东西向的院，唐克家靠东侧，顶西头有个小院和大院子中间隔着门道，小院中有一小屋，隐秘得很。唐克引我进去，说他平时就住在这间小屋里。小屋仅有五、六个平方，一单人床，一双屉桌，桌前破椅一把，坐上去嘎吱响。若一人坐在床上，一人坐在椅上，空间仅可容膝。开灯，是盏北京当时最流行的八瓦日光灯，嗡嗡响了半天也不见亮。唐克猛拍，终于亮了。一眼见正墙上挂着唐克那把心爱的吉他，在惨白的灯光下有森森色。唐克摘下吉他，轻抚琴箱，讲起这把吉他的来历。这琴是他从一位朋友处淘换来的，以前，它是一位苏联专家的。这位专家的父亲三十年代曾是国际纵队成员，参加过马德里保卫战。战败后归国，带回这把吉他。唐克告我，这种手抱挥弦的吉他叫西班牙古典式，适合弹奏古典乐曲和歌吟伴奏，声音浑厚。另有一种吉他音箱狭小，需用拨子弹奏，声音尖亮，是夏威夷吉他，适合小乐队演奏。又告我吉他大师塞戈维亚就是弹奏这种西班牙古典吉他。从此，我又知道了一个神圣的名字：塞戈维亚。
吉他在唐克的抚弄下似乎有了生命。磨损的漆皮透露着岁月的消息，不知何年，几多良夜，它曾在佳人窗下倾诉。许是刚才吃饭多喝了点酒，唐克有点兴奋，不停抚弦欲歌。我怕夜深搅人，尤其是唱被禁止的音乐。他说街道大妈和他关系不错，还曾说他唱得好听呢。那晚，唐克唱了《晚星》，一首此后几十年和我在一起的歌：
“傍晚，我望着夜空，
想起你，知心朋友。
你远在天边，
几时才能和你相见。
晚风吹着我的脸，
星儿啊，
又随风飘散，
飞到我身旁，
永远陪伴着我。
如今我寂寞悲伤，
有谁知道我在流泪，
只有你啊，
知心的朋友，
可是你远在天边。
如今我孤零无靠，
今往何处去流浪，
只有你啊，
知心的朋友，
可你远在天边”。
屋子小，拢音，琴箱共鸣更显丰厚，唐克的声音也格外动人。已微醺的我是彻底的醉了。琴歌声歇，我起身告辞，已是午夜时分。骑车往家走，洒水车刚过，新洒过水的街上，清凉阵阵。街上没人，我兴奋，放声大唱，从新街口一路唱回家。到家门口，忽听身后有人说再见，一看是唐克，说怕我喝多了路上出事，就一直跟我回了家。看我平安到家，便掉头走了。
三
那年夏天，怀柔山区爆发山洪，淹毁了我们工厂。抗洪救灾后，工厂已无法生产，全厂工人返京自找地方实习。我去了北京起重机械厂，一呆就是一年多。
这段时间，和唐克隔三差五就见面，跟他学歌，听他胡聊，当然也从他那里学东西。“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看太阳”，是唐克在一封信中抄给我的巴尔蒙特的诗。这诗行对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人实在有颠覆力。我们从小接受的信条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的人”，是为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唐克却用巴尔蒙特的诗告诉我：睁开眼睛吧，这世界上还有其他好看的东西。在听到北岛吟诵出“我不相信”的决绝之前，我一直以“看看太阳”的态度来生活。那时，我也寻到过普希金、拜伦、雪莱的诗，把那些滚烫的诗行抄在秘密的小本子上，藏在心底：
“我要凭那无拘无束的卷发
每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着它
我要凭那墨玉镶边的眼睛
睫毛直吻着你颊上的嫣红”
但拜伦的爱琴海对七十年代的中国太轻柔明媚。中国是死海，粘稠污浊的海水里涌动着无数受苦的灵魂。踟蹰在巴黎街头的巴尔蒙特才更贴近我们。
七十年代，北京在不同时间流行过不同的书。《人·岁月·生活》文革前就已在内部出版，但它最受青年人“追捧”的时间大约是七十年代初。这本书最流行的时候，我没读过，我知道它是听唐克说的。书的内容相当丰富，但唐克不断向我提起的主要是艺术家在巴黎的生活。他最津津乐道的故事是一位画家在洛东达咖啡馆门口脱得精光，一位警察看看他问道：“老头，你不冷吗”？唐克抛给了我一大堆名字，莫吉尔扬尼、毕加索、马蒂斯、“洛东达”、“丁香园”、“洗衣坊”、“蒙马特”。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扇小窗子，透过它，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可惜，我们虽然常提起巴尔蒙特、阿波利奈尔，但没读过他们的诗。我们谈论印象派、立体派、抽象派……，但没看过它们的画。我们拿新鲜名词娱乐自己，更由于物质追求被严酷地禁止，对精神的追求就来得格外强烈。“洛东达”对唐克或者说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唐克谈起它就像饕餮之徒谈起菜谱？后来我明白，“洛东达”不仅意味着无数开先河、领风骚的艺术家曾聚集在它昏暗肮脏、烟气弥漫的厅堂里，更因为它代表着自由的思想与创作，代表着特立独行的人格，代表着精神上的相互启迪与召唤，代表着友谊能打破民族国家的藩篱，仅因为道义相砥、精神相通而地久天长。
我要读这部书，问唐克，他没有，而且我发现他并未真正读过这本书。他所知道的内容大半是听来的，或是得自友人之间互相传递的那些隐秘的笔记本。我有几位大朋友，是文革前101中的高中生，家里都有些背景。其中有一位门路极广，我们叫他“老胖子”，我请他帮忙。等了挺长的时间，老胖子才告我找到了，说这书印得很少，他是通过马海德的公子幼马找到的。马海德在共产党内的地位类似白求恩，属于为革命服务的国际友人。幼马是个混血儿，为人慷慨仗义。老胖子和他家住隔壁，关系很熟。我当晚就跑过去取回书，老胖子限我一周还书。这书用旧报纸包了个皮儿，两册，黄黄的书页。后来我知道，当时流传的这部书并不是全本，它只有四个部分，而爱伦堡一共写了六部分，一直写到“解冻”。拿到书，我通宵达旦地连读带抄。仅一周时间，恨不能把这书吞吃下去。看了才知道，书的内容极丰富，远胜过唐克的“口头传达”。它不仅记述人物、事件、场景，还有更深入的思考，而唐克似乎并不在意这些需要更高智力活动的内容。他是通过感觉来吸收，通过听力来汲取的，以至一次我把抄下来的段落给他看，他竟问我“这是什么书”。
但这并不妨碍他“生活在别处”。当“全世界人民都向往着祖国的首都——北京”时，唐克却向往着“巴黎，宛如一朵灰色的玫瑰，在雨中盛开”。当全国人都爱看 “伟大领袖毛主席慈祥的面容”时，唐克却想看毕加索笔下那些变形的“丑女人”。在大伙都爱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时，唐克却要唱“一个人喝咖啡不要人来陪”。在一片灰色的萧瑟中，唐克是一点绿意。和他在一起聊天，我们说的几乎是另一种语言。“两报一刊”生产的套话消失在新街口大四条的陋室里。那里有缠绵的琴声，和“恨今朝相逢已太迟”的叹息。
四
这段时间，唐克的兴趣集中在电影和摄影上。现在每次见面，他都会谈到某部电影，有些是文革前上演过的，像《战舰波将金号》、《第四十一个》、《偷自行车的人》，更有些他也只是听说过。他给我讲过帕索里尼的《迷惘的一代》、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扬巴德》。最津津乐道的就是“人家真的好电影根本没有故事情节，全靠镜头说话”。哪怕他没看过，这些电影里的新潮思想也会让他兴奋。他有几个在电影界混的朋友，有关现代电影的信息大半是从那儿听来的。唐克的本事就是 “听”。但是他的“听”有一种天然指向，他有兴趣去听的东西一定和人类精神世界的拓展有关。在社会震耳欲聋的革命喧嚣中，他是个聋子。但哪儿有一丝有价值的异响，他马上竖起耳朵，循声而去。
尼克松访华之后，文革的势头稍有疲软。随后维也纳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斯图加特室内乐团相继访华。阿巴多、奥曼迪的名字在小圈子里不胫而走。这几个外国乐团我都没听成，因为除了江青和她的一些死党，剧场里坐的大都是士兵，整团整营地开进去，一声令下就座，开始受罪。记得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演出那天我回怀柔山里办事，晚上站在宿舍凉台上，习惯性地拿出我的九管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找那些传道讲经的电台，它们往往在两段圣经之间放一段古典音乐。但那天还没调到短波，就清晰地听到了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原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居然播了一段演奏现场实况。听得我顿觉星光灿烂，万山奔涌。回城后唐克来找我，得意洋洋地说他听了这场演出的现场。怎么可能？其实他用了一个极简单的方法：在民族宫礼堂台阶下昂首挺胸站好，某首长在门前下车，立即紧紧跟上，稍抬双臂，做保护首长状，跟着进了剧场，然后立即闪进厕所，等没人时进去找个空座坐下即可。他告我，剧场空座很多，越往中间坐，越没人敢问你。关键是你要心里觉得自己是大爷。
七四年，邓重回权力中心，各种“另一个世界”的东西通过难以察觉的缝隙透进铁屋。唐克敏锐地嗅到了一丝异味，于是像暗灰吹了氧气，火苗陡起，开始四处征战。自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混场告捷，他又发现总政文工团排演场常演“内部电影”。当局为了“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弄了不少日本的战争片来教育群众，如《山本五十六》、《啊，海军》、《虎、虎、虎》、《日本海大海战》……。先是在高干中演，随后扩及文艺界的核心队伍。但唐克两头不搭界。总政排演场就在家门口，肉香扑鼻却不给快饿死的饥汉分一杯羹，是无天理。一天，唐克突然兴奋地告诉我，他看了《啊，海军》，随后给我大讲东乡平八郎初入江田岛海军学校，教官嫌他回答点名时声不够壮，便大声喊“我听不见就是听不见”。为了让我能身临其境，唐克模仿台词竟至声嘶力竭，青筋绷露。我问他哪里弄的票，他先说是朋友给的，问他是谁，他有点恼火说，别以为只有你们这些人才能弄到票，我有我的办法。后来他不断有电影看，每次看完都会向我炫耀。那几个月，是自相识以来，他最快乐的时光。但渐渐地，他再不提看电影的事。新波是唐克的乐友，弹一手好吉他。唐克和他吉他二重奏，都是新波弹主旋，唐克弹伴奏。一天新波不经意地告诉我，唐克画不成票了。我再问，才明白前几个月，唐克出入内部电影院如趟平地，原来是靠画入场券。他发现一家常演内部电影的剧场（我不记得是不是总政排练场）的入场券是油印在一张淡粉色的薄纸上的。这种纸在文化用品商店很容易找到。由于这种纸很薄，油墨洇得厉害，所以用黑墨水笔很容易画。唐克是在剧场门口捡到人家随手扔的入场券，然后回家制作。他原有绘画的根底，画出的入场券几可乱真，从来无人察觉。但前不久，入场券改道林纸铅印了，唐克无计可施。所以近来再无电影看，人也郁闷起来。
一天我上早班，下午两点刚出工厂门，就听唐克大呼，一看他正在马路对面等我，双腿蹬地，跨在自行车后架上，前摇后摆好不惬意。没等我走近，就急着告诉我，他又看了一个多么棒的电影。我逗他说，又能画票啦，他撇嘴道：“谁画了，我自己买票看的”，语气大有二奶扶正、穷人乍富的得意。这次他看的电影叫《爆炸》，是官方准演的罗马尼亚电影。主角是一位名叫“火神”的消防队员，为了救一艘要爆炸的外国轮船出生入死。唐克最喜欢男主角的那张脸，比起中国银幕上那些装腔作势、一本正经的死人脸，“火神”的脸确实太让人动心。这是一张沟壑纵横的瘦长脸，倒八字眉，塌鼻瘪嘴，但内藏英武之气。此人言语幽默，行动果敢，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冷面英雄。更让人吃惊的是，电影中竟然有一皮肤半黑的窈窕女郎，身着比基尼泳装，在舰桥、舷梯、甲板间跳来跳去。蓝天碧海、烈火浓烟衬托着鲜亮的桔黄色三点式泳装，果然赏心悦目。唐克坚持认为审片子的人在这个镜头出现时正巧睡着了，以至让这大逆不道的镜头出现在中国观众眼前。这片子唐克看了多遍，还一再鼓动我多去看几遍，说这种片子每个镜头都值得琢磨。
摄影是唐克一贯的喜爱。他有一台老式的单镜头反光135相机，曾给我看过一些他照的人物特写，我当时认为水平相当高。我对摄影一窍不通，全听唐克启蒙，从他那里知道了牛顿的黑白反差效果、布拉萨依的人物照。他珍藏着一张不知哪里找来的布拉萨依照的毕加索相。他对我说，这张相片不符合一般人物肖像的规则，画面切割不均衡，但是人物表情捕捉得太精彩。还拿起尺子在这张照片上比划，说要是他照，他会裁掉多余部分。他对摄影很下功夫，手边几本有关摄影理论与技巧的书，快让他翻烂了。他自己拍照，也自己冲洗，放大机是自己手工制作。他把那间小屋弄成暗室，常常一干就是通宵。有一阵他和唐伯伯闹气，把全套冲洗相片的设备搬到炒豆胡同，夜里我陪他干活。在暗红色的灯光下，见一张相纸从显影液中渐渐显出形象，真有一种快乐。他洗过许多照片，但我现在唯一记住的是他给自制的放大机照的相。构图极朴素，那架细脖大头的放大机孤零零的悬置在照片的中间，似有种哀怨的表情。他自己吹嘘说这张静物照可与牛顿的片子相比。
五
唐克在北京汽车制造厂干的是机修钳工的活，这个工种是工厂里技术要求最全面的。要能判断机器的毛病出在哪，还要能动手修，有时配件不凑手，就得自己动手做。唐克在工厂上班是百分之百吊儿郎当，泡病假、请事假、迟到早退司空见惯。但他群众关系总混得不错，哥们儿、姐们儿、大伯、大妈一大堆。领导恨得牙痒痒，不知整过他多少回，可他一仍其旧，死不改悔。唐克学了手艺也不闲着，总想着自己捣鼓点玩意儿。他建议把我爸五十年代初从越南带回来的那架菲利浦收音机拆了，做个音箱。那时我已经沉溺于古典音乐不能自拔，但没有好设备听。他说可以把我那架北京604开盘磁带录音机接到音箱上，扩展低音。立体声概念，也是听说过没见过，以为弄两个音箱左右一摆就是立体声。终于他把我爸的收音机拆了，其实他只用里面的那只八寸喇叭。他的木工活挺漂亮，外壳还贴了一层深咖啡色的木纹塑料贴面。音箱的原理是他自己瞎琢磨的，但背面开反射孔，内里塞棉套吸音，还真符合声学原理。音箱做好以后，他精心往面板上贴了一个商标牌 “Toshiba”，后来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日本东芝。也不知道他打哪弄来的。
音箱做好后，唐克又有新的设想：“设计剪裁缝制衣服”。七十年代，大陆几亿人的服装基本上是一个样式，都是脱胎于军装的毛服。唐克平时就要把工装裤改窄，包臀裹腿。他不能忍受穿万众一面的毛式服装。这回他要自己设计款式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把当时叫“老头衫”的圆领衫裁短，长度仅及肚脐。下摆不缝，留着毛边。再就是把劳动布工作裤彻底改造，臀围、大腿围收紧，膝盖以下开成大喇叭口，裤脚毛边，一边的膝盖上剪开一洞，拉出布料的粗纤维。这款似乎是从电影《爆炸》里学来的。难得的是唐克追萍萍失败之后，身边再无女性，而他妈妈也早已不在世，设计的服装全靠自己缝制。他的女红技巧如何，我不能评价，但那身打扮招摇过市，绝对得让“雷子”盯上。
一天中午，唐克来我家，我俩在院门口说话。这时我妈已对唐克提高了警惕，让我少跟他来往，所以他总是在胡同里跟我会面。唐克背靠墙，一脚立地，一腿屈起，脚蹬在墙上。屈起的一腿，恰恰把膝盖上的大洞暴露出来，像裤子破了没补。我姥爷回家，见我和唐克在说话，便点头而过，谁知走过去几步后，突又掉头回来。姥爷是深度近视，他摘下眼镜，弯腰仔细端详唐克裤子上的大洞，然后一言不发，掉头而去。
姥爷是北京市武术协会委员，身怀绝技。太极、通背、形意、八卦掌、五禽戏，样样精通，更有一独门功夫“太极短剑”。文革前他曾带我去看他在北海体育场表演。此套剑术形似太极拳，做起来身形悠缓，气随意走，意气相连，绵绵不断。但前臂内侧暗藏一尺短剑。格斗时，翻腕刀锋立现，一剑封喉，制敌死命。因此套路太凶狠，姥爷从不传人。我表叔曾跟随罗瑞卿掌管公安部，几次劝姥爷将此绝技传给公安学院武术教研室，但姥爷执意不从。后来他对我说：“我怎知学剑的人是不是好人，他要学了去干坏事怎么办”？看来姥爷早知“国家机器是不能信任的”。
唐克走后，我回家，姥爷叫住我问，你这朋友是何人？家里是不是特困难？有无父母？我奇怪姥爷为何问此。姥爷发话道：“这孩子可怜，裤子破成那样还穿了上街，家里没人给补。你叫他进来，把裤子脱下，让你妈给他缝缝”。我妈一听大乐，在旁边朝姥爷喊：“人家那是时髦”！姥爷到了也不明白破衣烂衫如何时髦。再见唐克，相告此事。唐克大感动，说今后再见了姥爷非给他“磕两不可”。果然，唐克以后再来家中，总找机会和姥爷聊天，哄老爷子，竟至姥爷甚喜欢他，还要教他习武，说赵家孩子全不学他的玩意儿，实在可惜，颇有“广陵散不复传矣”的感叹。不知姥爷要教唐克的功夫中有无他的独门绝学“太极短剑”。
七四年开始批林批孔。像我们这种平日爱“学习”的人大半被组织进了“工人理论队伍”，负责向革命群众宣讲毛的理论。为了配合批林批孔，中国书店上了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原著，我们因此有机会读些以往找不到的书。唐克对新鲜玩意总有兴趣。当时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工人理论小组在北京挺出名，所以让他们和北大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一起编辑、注释辛弃疾的词选，因为当时辛弃疾被列入了法家队伍。唐克和厂里工人理论队伍的头儿关系很好，常和人家瞎聊。人家在干活、搞注释，他也趁机读了几首辛词，因喜爱就要和我分享，居然弄到一部人家刚注释完的底稿给我，打字油印，整整齐齐一大厚摞，像本书的样子。唐克自己做了个封面，用挺漂亮的毛笔字题上《稼轩长短句》。后来才知道这是以元大德年间广信书院刊印的《稼轩长短句》为底本，参照前人注释编成，里面大约袭用了不少邓广铭先生的研究成果。反正是工人阶级用，不存在抄袭和版权问题。那一阵我们以背稼轩词为乐。唐克常有独解，犹喜《贺新郎》送陈亮一首，最感叹陈亮别去，稼轩不舍，竟踏雪追人。古人高意勾起唐克远游之心。不几日他告我将独自远行，游历名山大川。既念到“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便要亲往拜谒。我问他可有盘缠？他笑答“一甑一钵足矣”。
六
唐克开始浪迹天涯，几乎每周有一信寄我，信中记载所行遇之奇事。大凡风物人情、遗痕古迹、绝词妙文皆详录之。我不知他的行止，只凭着收到的信知道他到过哪儿。他在成都寄给我的信有十多页，大抄武侯祠、杜甫草堂的铭文、楹联、题诗。记得武侯祠所悬巨匾题“义薄云天”，祠内有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杜甫草堂则有一联，我深爱之：“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随后，唐克在重庆买舟而下，过三峡时，他抄录盛弘之《三峡》名句给我：“每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岫传响，哀转久绝”。他沿途记载长江名胜，在武汉下船寄信给我，信封上注明“发于武汉长江大桥”。随后，顺江而下，过黄冈赤壁，览小孤山，在九江下船奔了南昌。
唐克出发时号称只带了五块钱，沿途多半靠混车、蹭票、扒车而行。他在宝鸡曾上一煤车，半夜几乎冻死。时常饿肚子，但总有好心人帮忙，或请饭，或留宿。在陕西曾被路警抓获，关了好几天，据他说全凭善搞公关，和小警察东拉西扯，最后竟然套出交情，放他出监。唐克没读过《在路上》，我们那时也不知道凯鲁亚克的大名，但唐克肯定是“路上派”的先锋。后来看到霍姆斯评说道：“《在路上》里的人物实际上是在‘寻求’，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我想，这就是唐克上路时，未曾明了的意义。
唐克自南昌一路南下，在去广州的火车上遇见了阿柳，一位文静、秀美、单纯的姑娘。他一到广州，就爱上了这座城市。他来信说和北京相比，广州太自由，太有意思了，说天高皇帝远，总有草民喘气的地方。还抄了黄花岗烈士陵园里的一些墓碑铭文给我。他在广州呆了好几天，寻访到几位琴友，和人家练琴对歌，受到热情款待。据说他带去的几支歌“关震”，广州琴友盼他携琴南下。因此，唐克有南下之意。加上和阿柳相处的热络，更使他打算辞北远行。
不记得他又转了什么地方，但收到他的最后一信是寄自云南昆明滇池。这已是他离京数月之后了。这封信用红线竖格信纸，极工整漂亮地全文抄录了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信中大抒登临感怀。那时他凭栏临风，望八百里滇池浩淼，叹岁月空逝，立志奋起直追。信写的激昂慷慨，与往昔唐克的消颓大相径庭。再读他抄给我的长联，却更喜：“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真惭愧，唐克当时走过的地方，大半我至今没有去过。有关知识皆来自唐克在路上寄给我的那些信。这些信极有价值，可惜三十年过去，都散失了。八二年，中国现代西方哲学讨论会在庐山举行，我奉命打前站，去武汉办往九江的船票。随后顺江而下，一路默念唐克曾写给我的大江形胜，竟如昨日。过小孤山时，天刚破晓，大雾迷江。一山兀立，江水拍舷，思念的歌声自心底悠然而起。那时唐克已移居广州，我与他久不通消息了。
唐克回京时，我已回山中。待半月后相见，他憔悴又忧虑，全不见旅途中来信时的亢奋。原来这次闪的时间长了，工厂要处分他，严厉至开除。如何收场，我已经记不得，但不久唐克就坚定地告诉我，他要南下。“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唐克要走，对我是件大事。几年来，他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的启蒙者。他的怪论激起我读书的冲动，他的琴声带给我多少快乐。但这次，他真要走了。我曾找出许多理由挽留他，但他一句话让我无言：“北京是你们呆的地方，不是我呆的地方”。交往这几年，唐克常讥讽我的出身。他把和萍萍恋爱的失败归结为门第之过，总爱说：“你们是贵族，想要什么有什么”。开玩笑！中国哪里有什么贵族？因为贵族并不仅意味着你站在国家阶梯的第几级上，它更是文化，是教养，是责任，是荣誉，是骑士精神的延续。如果魏玛大公奥古斯特不尊崇歌德、席勒，如果克腾侯爵利奥波德不崇仰巴赫，那他们不过是头脑冬烘的土领主，而国朝之肉食者大半头脑空洞、人格猥琐、行为下作，何来高贵的血脉绵延子嗣？我看那些官宦子弟，大半粪土。而唐克倒有些贵族气。我这样告诉他，他觉得我说反话。
唐克要动身了，几个朋友在大四条唐克老宅为他饯行。似乎天亦伤别，那天阴沉沉的。入夜，雨渐渐落了，滴在院中大槐树上，簌簌作响。我们喝了不少酒，在座的朋友有吉他高手。呜咽的琴声和着细雨淅沥，别愁离绪伴着未来憧憬。唐克那天看起来很平静，似乎不为离开北京伤感。广州有阿柳，有新朋友，也许有未来。那时的许多青年人，是“有向往，无未来”的。唐克终于拿起了琴，想到今后恐怕很难再听见这把老吉他的声音了，我有点伤心。唐克抚琴作歌，唱的《魂断蓝桥》。此曲用英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的曲调，但歌词全变：
“恨今朝相逢已太迟，
今朝又别离。
流水幽吟，
落花如雨，
无限惜别意。
白石为凭，
明月为证，
我心已早相许。
今若天涯，
愿长相忆，
爱心永不移”。
不知出自何人手笔，颇有柳七遗风，歌之怆然。歌毕，唐克放下琴，沉默不语。这是我听他在北京唱的最后一支歌。
唐克走后，先时常有书信来，地址是广州市粉末冶金厂，那是阿柳工作的地方。渐渐信淡了，竟至全无消息。后来听人说他曾两次奋勇游向香港，但均未成功，被捕获后送农场劳动，吃尽苦头。我曾旁敲侧击问过他是否如此，他顾左右而言它。其实我佩服他的勇敢，他爱死了那种“另类生活”，不仅想而且干，以自己青春血肉之躯去搏取。我担心的倒是他一旦真得到了，会心满意足吗？我以为不会。他的命星高悬在那里。
七
七八年底，所里派科研处刘树勋处长带我到几个省的社科院调查外地理论界的思想动态。知道行程后，我试着往广州粉末冶金厂阿柳处给唐克写了封信，告他我将赴广州，希望能和他见面。但直到动身，也没他的回音。到广州后，省社科院的人安排我们住广州白云宾馆，我又给唐克发一封信，告他我的住处。本已不抱能找到他的希望，没想到，第二天早晨正在餐厅吃早茶，唐克大摇大摆地来了。
久不相见，我是欣喜异常。唐克却仍是一脸的满不在乎。白云宾馆餐厅后面有一室内花园，奇花异草，怪石流泉，相当漂亮。唐克进去转了一圈，出来似有不平，说：“你小子真会挑地方，要不是找你，这地方我连进也进不来”。七八年时，白云宾馆是广州高档宾馆之一。唐克大概嫌我这个当年一块混的小哥儿们有点堕落。刘先生事前听我讲过唐克的故事，忙从旁圆场道：“工作需要，工作需要”。那时我正读马尔库塞，这次出差手边带了一本他的原著《单维的人》，正巧放在餐桌上。唐克拿起来翻了翻，又是一脸不屑的样子：“嗬，都读洋文书了，中文学会了吗”？我知道他也就是在外人面前“乍刺儿”，便一脸憨笑，随他挤兑。待坐下说起我们在广州的日程，才知唐克早有一个详细的安排，要带我去不少地方，还要见他广州的朋友，似乎要给我展示他在广州的生活。树勋先生大人大量，说你和唐克玩去吧，和社科院谈话的事我一人去就行了。后来广州的公事几乎都由刘先生一人包了。谈话间广东省社科院来人接我们，见面就说，李一哲放出来了，现住省委招待所东湖宾馆。我一听就来劲，想去找他们，但树勋先生碍于公务身份不便前往，便商定由唐克陪我以个人身份去会李一哲。
文革中的李一哲也曾名动京城。他们的大字报在北京广为流传，以其思想开放、言辞犀利、辩才无碍而受人喜爱。第二天下午，和唐克约好见面，他带我去了东湖宾馆。天阴沉沉的，在宾馆门口和站岗的士兵稍费了些口舌，等我拿出盖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红印的介绍信，才放我们进去。李正天、王希哲、陈一扬(李一哲就是三人名字中各取一字拼成)三人住在一座二层的灰色楼房里，楼道很暗。他们的房间约二十平米，摆着四张双层床，靠窗一张二屉桌。说是招待所，比起号子里也好不到哪儿去。屋子很暗，我们敲门进去，三人显出吃惊的样子。待我自报家门，屋里才有了活气儿。李正天身材不高，头大，脖子短，毛发稀疏，前额宽阔，大眼镜后面一双慧眼，外表有点像列宁。说话声低，吐字很慢，谈话间会偶尔站起来走几步，旋即又坐下。是个沉静的思想家。陈一扬自始至终在上铺没下来，大半时间躺着。人极消瘦，暗黑色的脸，整个一广东农民。他在监狱里受尽折磨，身子搞垮了，偶尔插话也是气微声低。王希哲是三人中唯一显得生气勃勃的人，不停地动，时而坐下，时而站起，讲话中气充沛，慷慨激昂，挥手顿足。他脸上棱角分明，高鼻、阔嘴，秀眉丽眼，模样相当俊秀，惟下颔尖削，透出几分尖刻与激烈，像托洛斯基。
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话题大得吓人，不离世界大势、中国前途、高层斗争。王希哲已经开始思考批判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顺带着对毛的继续革命论大加鞭笞，思想极激烈。李正天不大谈理论，只谈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人对他们的关照。当时主持广东军政的是习仲勋。唐克静坐一旁听李一哲们高论。等我们告辞离去，问他的观感，他似对三人评价不高。以后他和李正天交往过一段，终因性格不合而分手。
第二天一早，唐克就来宾馆接我去白云山一游。天亦晴亦雨，白云山遍山滴翠，繁花满地，异香扑鼻。我们沿山路缓行，身边白云氤氲，修竹新松，错落掩映，风起处隐隐有涛声。过碧池，四围云杉笔立，池边雕栏玉砌，池中有金红色的鲤鱼数尾，游荡碧水中。唐克兴高采烈，一面指点我观赏，一面提醒着北京现时的萧瑟，显示他决定南迁的正确。我无语，见他得意，自是为他高兴。一路行来竟不遇人，惟唐克喧语回响空谷。
傍晚，唐克引我至阿棠家，阿棠是他新结识的琴友。瘦高个，文静腼腆，但一手吉他弹得出神入化。唐克得意地说，他早晚带阿棠去北京，让北京玩琴的人见识见识。我们和阿棠坐在窄小的天井中，听阿棠弹唱。所唱多用粤语，我如听天书，但曲调一路的缠绵悱恻。唐克介绍说是邓丽君的歌。我笑唐克入乡随俗，从甲壳虫到邓丽君，照单全收。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世上有歌星如邓小姐。阿棠所唱歌中有一支给我印象颇深，问唐克，告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告别阿棠，上公交车返回白云宾馆，一阵急雨袭来。唐克说广州天气就如此，一日数晴数雨。公交车上乘客寥寥。急雨扑打车窗，水雾迷蒙中见街灯明灭。唐克与我坐在车的最后一排，他一时半刻竟已将《月亮代表我的心》连词带谱写在一张纸上，又哼唱几遍，将歌片递给我，说明天唱几遍就会了，港台歌好学。难得我从北到南一千多公里，再受教于唐克，学会一支新潮歌曲。
离穗前我执意要去看阿柳，结果仅在粉末冶金厂门口匆匆一见。她的开朗、大方、娴慧的性格让我喜欢。她拿我当自家兄弟，说现在住处太局促，不好请我去，将来总有机会，接我当贵客。我心存感念，只盼唐克收心，与阿柳花好月圆。与唐克握手道别，唐克信心满满，说，一定会回北京，我们北京见。谁想到此一别竟二十五年，再见是在巴黎。
八
流寓海外多年，时常想起唐克。渐渐离大陆远了，对那边的事也多疏离，惟存一点对老友的念想。后多方打听到他的电话，记在本子上却始终未和他联系。九七年新年，我试着拨通了电话，居然是唐克接的。匆匆几句问候，给他留了我的地址。不久收到他的信，仍像以往，厚厚一叠，内有他拍的照片。除了一帧为女儿唐棣所摄人物像以外，都是他拍的广告。一个盘子，几只苹果，摆成塞尚静物画的样子。这些广告照，我估计卖不出去。他的信仍然写得有趣，信中说他这么多年唯一不变的是对艺术的热爱。我有点感动。看看他拍的那些并不成功的广告，再想想三十多年前他钻在自己的小暗室里精心冲洗的风景照。在摄影技术上，没显出多少进步，在艺术表现力上，也无法比。
我给他回了信，信中难免有点怀旧的感伤，大约提起他当年远游，一路给我写信的事，也提到了大观楼天下第一长联。再接他的回信，里面又有他的手迹，重抄大观楼长联。字仍那样漂亮，但笔锋中已有岁月的苍凉。
零二年，突接唐克的信，说阿柳和唐棣参加了欧洲旅游团，路过巴黎，不日即到。我和雪问清了到巴黎的日期和住处，便去酒店等她们。在酒店大厅里坐了很久，终于见到母女俩。从阿柳脸上几乎看不出岁月的痕迹，似乎七八年在广州分手时她就是这个样子，仍然瘦小、安静，只是眉宇间多了成熟和自信。唐棣则是个小美人，穿着入时，举手投足间透出妩媚。坐在酒店的酒吧里闲聊，说起唐克，小唐棣颇对老爸不以为然，小有抱怨。我说她老爸是我的启蒙者，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她几乎不相信，瞪大眼睛，一副吃惊的样子，撇撇嘴说：“我老爸什么也不会，对家里也不负责”。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有些不安，真想告诉她：噢，孩子，别这样说你的老爸，其实他很“负责任”。他的责任是在冰封的雪原上用青春燃起篝火，让那些想逃离心灵监狱的人能得些温暖。你无法想象你老爸所负的“责任”，那是一种 “自由的责任”。我得益于此，并心怀感激。你老爸确实“什么也不会”，那时他只知一事，就是相信监狱之外有另一种生活，而这一事却造就了我们的整个世界。唐棣，宽容地对待你的老爸吧，他或许不合你的要求，但他曾创造了自己“真实的生活”。好孩子，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你们的时代刚刚开始。然何者为佳，只有神知道。
零三年，唐克要来巴黎了，来看看这座“宛如一朵灰色的玫瑰，在雨中盛开”的城市。我和雪去酒店等他。见唐克从旅游大巴上下来。我们远远看他，正热热闹闹四面招呼着，想必一路又俘获了那些大姐的心。我叫他，他回头看见我们，一脸的笑，眼睛都眯上了。晃着身子走过来，还是老样子，只是肩上没有了那把老吉他，换了一架老相机，镜头后面的折箱已磨出白痕。这种款式的相机，怕只能在巴士底狱广场周围那些卖古董相机的铺子里才能见到。我随口问他哪里找来这么个古董，他立即给我讲了个故事。说这架相机是七六年天安门事件时江青特批从德国进口的“蔡司”机，专为拍那些“暴徒”。一共进口了两台，都归公安部专用。现在一架存档了，另一架就在他手上。目前他供职于“广州科学技术园区”，专负责摄影，所以必须用这种“顶尖”的相机。我有点不相信这事，但他言之凿凿，而且报出一大堆相机的数据，唬得我再不敢说话。他倒没完，抱怨萍萍的妹妹光光，说她就在慕尼黑，却不帮他的忙。原来这架老“蔡司”丢了根快门线，而蔡司公司总部就在慕尼黑，光光很容易就能找蔡司公司给他配上这根快门线。天啊，就算这是江青同志七六年在德国买的相机，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还能配上原型号的快门线？有点天方夜谭。
放下相机这件事，我们把唐克接回了家。拉拉杂杂闲聊，主要听唐克讲他在摄影方面取得的“成就”。他特意带来一张广州科技开发园区的全景照片，大约有两米长，照片上高楼鳞次栉比，一派纽约式的景象。他说马上要去昆明国际花卉博览会拍照，并随手送我两个精美的镜框，里面是蝴蝶标本。唐克说了半天，似乎就是告诉我，他已经“与时俱进”了。我能感到他平日在国内受到的压力，似乎“盛世”激流冲得他有点站不稳了。我心痛他，忙把话岔开。唉，老兄弟，我只想知道：在心里，你的日子过得可妥贴安稳？终于，我们谈起了旧日时光，唐克的声音开始低沉，缓缓地变得从容。随后便向我要一把吉他。我却没有为他准备。雪半开玩笑说，只有盈盈玩的一把儿童吉他，唐克却高兴地说“拿来试试”。这把儿童吉他在他手上，像巨人手里的一片树叶，小到不成比例。但他仍努力要调出音来，挣扎了一会，终归不能成调，便颓然放下，眼睛中流出失望。这真是我的不是，我们见面总要唱歌的啊！
第二天晚上，我们接唐克去蒙马特。这是几十年前他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名字。在这座小山上，聚集着雷诺阿、梵高、毕加索、莫吉尔扬尼、M·雅各布……。二十世纪巴黎艺术家群诞生在蒙马特，成长于蒙帕纳斯。“洗衣坊”故事就是唐克讲给我听的。我们沿着古老昏暗的小街漫步，看山下巴黎万家灯火。想象着一扇古老的门后突然走出海关职员亨利·卢梭，他笔下的潘神正吹着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忧郁的笛声飘荡在晚霞未褪、明月已升的天际。我们几乎不再说话，沉默表达着感动。走到梵高画鸢尾花的咖啡馆时，里面已经挤满了人。找不到座位，我们就在隔壁的咖啡馆坐下，要了啤酒和咖啡。里面一位姑娘正唱，一个小乐队，两把吉他，一只架子鼓。歌是摇滚风格，节奏铿锵，声音高亢。这已不是旧时毕加索们所唱的歌，那时的蒙马特小调悠扬、诙谐，像毕加索拿来作画题的《曼侬，我的美人儿》。
唐克听着，沉默着，似乎这歌声离他很远很远……再看他眼神，有点迷茫，或许这蒙马特的氛围带他回青年时光。姑娘唱毕，我们酒也喝完了。已是深夜，该走了。唐克起身，突然问我可否把桌上的垫纸和酒杯垫带走，因为上面印着蒙马特的图片和这家咖啡馆的名字，可以留个纪念。我说可以吧，于是唐克俯下身来。仔细把垫纸折好，一折又一折，像在折起他的青春，折起他流逝的年华，然后那样细心地把折好的垫纸放进贴胸的口袋里。我们转身下山，把岁月和梦想留在身后，留在蒙马特高地上。
唐克走了，因为是旅行团集体活动，我没有去送他。纳兰词云：“谁复留君住。叹人生，几番离合，便成迟暮”。既然我们生命中的快乐与悲伤尽溶化在这送往迎来中，又何必一送？
唐克，老兄弟，你如今在哪？那把老吉他是否已常悬壁上，久不作声？摘下它吧，请抚弦再歌一曲，在喑哑的歌声中有我想说的话：“晚风轻轻送来，想念你的那一首歌”。
2008年7月10日初稿
2008年7月30日改定
赵越胜: 1970年进工厂当工人。1978年进社科院哲学所，参加筹办《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进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现代西方哲学。1982年进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1989年移居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