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讲话，减轻学生负担，我拥护。四中他们的呼吁，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也令人鼓舞。这是当时的心情。
我甚至有点嫉妒。我想，这样的呼吁，怎么不是由我写。要是由我写，多好。
“文革”初期，我很失望。中学，我们学校，干部子弟云集的人大附中，打手最多。他们批斗“反动老师”，批斗“反动学生”，抄家、打流氓、闹对联，欺负“狗崽子”（骂“出身不好”的同学），光是“斗”、“批”没有“改”。我印象糟透了。
我在北京，只干过两件事，一是反打人，二是反对联，跟陈晓农（人大附中的学长，陈伯达之子，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已从社科院退休）、张木生（人大附中的同学，也是1965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现在是税务杂志社社长）、刘晓军（人大附中的同学，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岳小莲（人大附中的同学，律师）一起，没几个人。我们不属于任何学校的任何派别。
我去过国务院信访处，当时在府右街，一点用都没有；也去过市委大楼，睡吴德的办公室，在那儿堵吴德。最后，他同意接见，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
我问吴德，满街打人，中央知道不知道；对联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中央管不管。他很老练，甭管你说什么，翻来覆去就两句话：党的政策很清楚，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十六条，“斗批改”，我盼的是“改”。他们不改，我改。冬天，我上大别山去了，跟木生一起，想在那里办一所新学校。可是，“一月风暴”，上海夺权，我的梦又破灭了。
我终于明白，“斗批改”的“斗”、“批”还只是刚刚开始，毛主席心里想什么，我怎么知道，紧跟跟不上，算了。
我们又被送回原地，我最讨厌的学校。
毛主席不需要这帮小孩了，我们是废物点心。
接下来是“复课闹革命”，接下来是逍遥，接下来是上山下乡。
对我来说，七十年代，主要就是上山下乡。
一九六八年，北京的中学生全都当了工农兵，除少数留城或上三线当工人，少数参军（主要是军队子弟，他们有特权），绝大多数都被派去修地球，不是山西、陕西、内蒙、东北的农村，就是东北、内蒙的兵团，还有云南的农场。
车站送行
俗话说，生离死别。古人多少诗歌，全是写送行。“相送临高台，川原杳何极。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就是这种画面。出门不容易，出去一趟，不定回来回不来。生离和死别，其实差不多。掉眼泪，那是难免的。
一九六八年，大批知青在北京站和前门车站出发，场面很壮观。郭路生（后面会讲）写过一首《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很经典。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气氛和心情什么样，他写得最好。
我记性不好，但哪天走的，绝对不会错。那天，车窗外，一轮明月亮晃晃。同行的王志敏（插友，后来在某警官大学当教授，已经去世）跟对面的中年人说，你知道吗？“八月十五杀鞑子”，蒙古人不过中秋节。他是借中秋的月亮找话茬。谁知道，对面是个蒙古族。人家说不对，中秋是各族人民喜庆丰收的节日，不是你们才过。
我走，是在大批人马后面，晚了点。当时特高兴，一点难过的心情都没有。学校，我不留恋。当兵有铁的纪律，可怕。工人围着机器转，紧张。我都不羡慕。这些地方，哪有农村好，广阔天地，漫长冬闲，更适合自由散漫的我。当时我这么想。
记得刚回学校那阵儿，大家乱掐，以为把别人掐下去，自己可以上大学，我实在看不下去，索性躲家里。解放军派王长安（高六七五班的同学）叫我，我不去。
我在郊区玩，游山逛景，主要是1967年，还有1968年的上半年。云水洞、沟崖、潭柘寺，我们到处跑，甚至蹬车子去海边，跟渔船出海捞对虾。萧漫子（插友，后来是一老总）就是这么认识的。
这等表现，上学肯定没戏。我早想明白了，就算有机会，也轮不着我。我是谁？黑帮子弟，打“文革”头一天就是（七九年，我爸才平反）。
插队，我不难受。我想，叫你们掐，怎么样？全是白掐。现在倒好，毛主席一挥手，都得往下走，大家又恢复了平等。我有一种解放的感觉，高兴还来不及呢，难什么受？
好些人，平常不露面，全在这儿碰上了，又是握手，又是拥抱。
突然，火车一动，他们拼命挥手，就像郭路生说的，“一片手的海浪翻动”。“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他们走了。
郭路生没写一个“哭”字，但所有人都哭了——除了我。
我心想，谁都得走，早晚的事。过几天，我也要走。
我没注意大家的脸，不管走的，还是送行的。
车一驶离，我就朝外走，大步流星。
走到出站口，转身，回头。这一眼可不得了，我愣住了，所有朝我走来的人全都泪流满面。
两狼山下竟夕谈
我到内蒙插队，本来是投奔张木生。我不跟学校走，自己找地方。学校说，你是自己找别扭。我跟学校吵了一架，动手摔门，咣的一声。漫子说我火气大。
招兵买马，骆小海（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执笔人）说，要男女搭配，注意比例。他叫我网罗女生，我找了两人，她们又找了几个，骆小海的女朋友也在其中。有人说我别有用心（我心里说，不定是谁）。
想去的人太多。我们在丁小林（插友，后来是老总）家聚议，门口车子一大排，被对门一中学看大门的举报，全都收到局子里。背对背审问，出身好的先放，出身不好的后放。我是最后几人，天黑才放出来。骑到张进京（也是一发小，后来在科委工作）家一看，他在大哭，骂世界不公平。其实，他比我先出来。
结果，人少了很多。
到了临河，小召公社，光明大队，第二小队，我才知道，男生一地儿，女生一地儿，根本不在一块儿。木生更是远在北面的狼山公社，路很远。
有一次，我去看木生，在两狼山下。我们在饲养院的炕上聊了个通宵。我还记得，炕很热。
聊什么？我回忆，有三条。
第一，我说，“文革”和四清有关，四清和七千人大会有关，七千人大会和大跃进、三年困难有关，农村是个大问题。康生抓赵建民，说你们就是要开九大，通过投票，让毛主席下台，刘少奇上台，这是道破天机。问题的根子是大跃进。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要为彭德怀平反。四清，也是清算大跃进。毛主席咽不下这口气。“五七道路”，“军队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还是要重建他的乌托邦，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当年邹伏婴（也是一发小，现在在木生手下）的爸爸（邹鲁风，人大和北大的副校长）是怎么死的？木生，你还记得吗？两校调查团调查什么地方？不正是五八年放卫星最欢的地方吗？事实证明，这些地方后来正是饿死人最多，干部欺压群众最厉害，因而也最四不清的地方。刘要翻案，毛也要翻案，当然不可开交。
第二，我说，农村的现行制度弊病太多，我研究过我们小队的账目，中国的农民，经过查田定产定口粮，根本吃不饱也没钱化，五黄六月经常断顿儿，群众打欠条，把队里的积累都掏空了，半夜狗叫，尽是偷东西的。学大寨，评工分，不但评不出什么干劲，还惹下一肚子气。三年困难后，公社的壳儿还在，但基本核算单位不断下放，就差一步没到位。大家对集体不关心，关心的是自留地。包产到户，现在看，思路还是对的。
第三，我说，知青道路，根本问题是去留问题。滕海青讲大实话，下乡是为了解决城市人口的压力。咱们这些人，少数人走，多数人走不了。好好劳动，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甚至比他们还能个儿，改天换地什么的，我赞成。问题是，你是这么表现一下然后离开，还是永远在这儿待下去。我的看法是，越是大喊扎根儿的，越是为了拔根儿，拔不了才扎，不管愿意不愿意。比如农民，他不扎怎么办。北京宣武区的孩子，胡同的孩子，穷人的孩子，不扎怎么办。我们点上闹分裂，有一争论。有人说，插队好比过河，有人踩着石头过河，有人是被踩的石头，重在表现。我说，不愿意当石头的才当石头。表现好就走，并不是广大知识青年的出路。
我胆小，这种反动话，只敢在底下说，绝不敢声张。木生胆大，什么都敢说。他写过一篇文章，讲农村问题和知青问题，成为手抄本。那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几乎传遍所有知青点。
文章到处挨骂，人人都说大毒草。知青点的大字报，批判题目，经常是“老贫农怒斥张木生”。冬天回北京，大家都在吵。骆小海、孔丹、李晓东、徐浩渊（都是红卫兵时代的活跃人物），很多人都来找他。我吓坏了，劝木生藏起来，凡是认识点的人，一定要叮嘱，赶紧销毁，千万别再传。可问题是，覆水难收，这哪儿来得及。
更糟糕的是，有人设局，引他出笼，在黄以平家辩论。辩论双方，正方是张木生，反方是一○一中学的任公伟（该校的四三派领袖）。任有一拨人。
他们到处借录音机，幸好没借到。那天，骆小海、韩军去了，去是看热闹。他俩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元老，没错。但一○一那拨人把张木生想象成老兵，却是十足的误会。他们以为，中国的未来，是干部子弟与非干部子弟决战，两军对垒，没有中间派。我和木生，专门反对血统论，冤枉。但那个年代，血统是划分立场的关键。北京中学生，这个问题最突出。
我去，目标很明确，就是搅局。我想制止辩论，制止不住，只好破口大骂，骂任公伟没安好心，会才散了。
当时我想，完了完了，杀身之祸。
后来，我听说，那次辩论，一○一的人整了材料，上报江青、周恩来，材料被扣下。
后来，我听说，耀邦读过木生的文章，很欣赏。他是因祸得福，反而调进北京，成了农村问题的专家。他说，任公伟向他道过歉。
我逃出考古所，就是木生去调。他们的调令很管用。
记得我去农经所（社科院的农经所），陈一谘（前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头）送我一盒墨。他给社科院打电话，嗓门很大：李零本来就是我们的人嘛，前几年，他玩纯学术，脱离实际，现在，在党的改革精神的感召下，他终于归队了……
木生赶牛
木生什么人？我还不知道。我俩发小，太熟悉。你别看他现在是个领导同志，看病拿红本，小时候淘着呢。
这里讲个他赶牛的故事。
我在内蒙，跟马牛羊鸡犬豕接触最多。这种知识很宝贵，我叫“畜牲人类学”。畜牲被人养，它怎么孝敬人，人怎么奴役它，奴役怎么引起反抗，反抗为什么失败，这是门大学问。
比如猪和鸡，献肉献蛋，都是卖身不卖力，一门心思全在吃，记吃不记打。
猪会拱门，呼哧呼哧，登堂入室，直接上家里找吃的。鸡会上炕，站我头上拉屎。我生病在炕，门是破门，赶走一回又来，赶走一回又来。它们敢这么欺负我！我火冒三丈，随手抄鞋，嗖，但见门口方向，扑棱扑棱，有只鸡当场毙命。志敏回来，熬了鸡汤——那是老乡的鸡。
狗最忠诚，只听主人话，跟奴隶似的。人最喜欢狗，但骂不离狗。逮谁不顺眼，就骂谁是狗（他的意思是，贱胎孬种，不算人），根本不管狗的感受——反正它也听不懂。
马，老是一惊一炸，我就怕他尥蹶子。
还有牛，什么叫牛脾气，我深有体会。
牛很老实，但脾气很倔，力气很大。老实人发脾气，那才不得了。
我记得，队里阉牛，脖子上架根大杠子，四个大后生两边固定，提心吊胆。我呢，“甘居牛后”，两只手紧紧扽着牛尾巴，比牛更紧张。
手术开始。它稍一抖动，我们就东倒西歪，摔倒在地下。多少次折腾，才把丫骟了。牛蛋，个儿很大，热腾腾，被老韩拿去下酒。我很好奇，不知什么味儿，没敢开口。
记得有回，爬两狼山，有一地儿绝险，两腿打战。
他们那边挺荒凉，却是长城所在。
临走，木生说，我也进城，套个车送你。奇怪的是，他手里拿个蝇拂，好像老道。我纳闷儿，赶车不用鞭子，这算什么家伙？
上路，老牛拉破车，很慢。我说，为啥不用驴。
木生说，我有诀窍，你信不信，说快就快。
他把蝇拂的把儿倒过来，噌的一杵。果然，牛蹬蹬往前窜。我没看清部位，他说是牛屄。
但过一会儿，速度又恢复如前。木生说，没事，再来一下。牛又开始狂奔。
如是反复多次，木生很得意。
终于，“咚”的一声，老牛也会尥蹶子，重重踹在车帮上。
它竟掉头狂奔，往回跑。
我们傻了眼。
地下沙龙
冬天，大批知青返城，不管是买票还是扒车。
北京有很多沙龙。所谓沙龙，只是一帮如饥似渴的孩子凑一块儿，传阅图书，看画（主要是俄国绘画），听唱片（老戏和外国音乐，连日伪的都有），交换消息（小道消息）。高兴了，大家还一块儿做饭或下饭馆，酒酣耳热，抵掌而谈。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吃饭最明显。
当时的我们，都是“时间富翁”，不但时间富余，还不吝时间，走路、骑车，一嘣子出去几十里上百里，一点不嫌累，一点不嫌远。那时，串门经常是挨家串，串哪家是哪家，闲聊神侃时间晚了，干脆睡人家。最近，我读《顾颉刚日记》，发现他老人家也这么串，家里常有客人留宿。可见，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
电视、录像机，那时还不普及。当时还没有这类叫人失魂落魄挨家傻坐只听不说干瞪眼的法宝。聊天是主要的精神享受。
大家关起门来，什么话不说？品鉴领导，纵论天下，“粪土当年万户侯”。漂亮女孩，也是很多人的兴奋点。当时的我们，让现在人一说，什么娱乐都没有，忒无聊。我不觉得。我觉得，我们有不少可玩的东西，别看不起眼儿，其乐无穷，就像我们小时候的玩具，简陋是简陋，乐子一点不少。要说缺什么，我看是外国电影。
我记得，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不乏外国影片，除了苏联，英国、法国、日本，甚至美国的片子都有。后来，越来越贫乏。大量的资料片，特别是法国、意大利的风格片，有人临时配音发套票的那种，我们是“文革”后才大饱眼福。
那些个冬天，太值得怀念了。外面天很冷，但屋里很暖和。强烈对比下的温暖，让人“心眼里头热乎乎”。我们是在时代的洪流之外，寻找另一番天地。
沙龙都是地下。我们的幻想，就像石板下的草籽，是从石板的缝隙往外长，只等春天的来到。八十年代，很多东西，从地下变地上，全是从这种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我说，革命的种子早晚要发芽。
除了聊天，读书最重要，这是最能消愁解闷打发时光的手段。没有功利，没有目的，只是为了找乐子。这种读书境界，后来找不到。
当时，书不好找，大家都是逮什么读什么。但我居然读了不少书。从北京到内蒙，从内蒙到山西，我一直带着书。我还记得，我跟我表哥，翻山越岭，从权店往回担书，是个大雪天。我的书架就是由许多书箱组成。
我第一次系统阅读马恩列斯毛鲁是在这一时期。联共党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文革”中的首长讲话和各种资料，第四国际资料汇编，以及右派言论等等，从伯恩施坦到考茨基，从托洛茨基到布哈林，还有铁托、德热拉斯、卢卡奇、阿尔都塞、索尔仁尼琴等等，那是什么“反动”看什么。灰皮书、黄皮书，各种古书和文学名著，都是我所热衷。过去，西方的东西有条线，十九世纪以后是列入内部读物，前面要加批判性的说明，我们要看的就是这种。
“反动”的东西，只供领导看，这是特权。我们是占老干部的光。北京老干部多，换外地，不可能。这种故事，没有普遍性，外地同龄人，听了就生气。
书，都是不胫而走。中学时代，我家有本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早就读过，很多人不知道。好像刘静子（插友，后来是女作家）还是张小康（插友，后来是爱尔兰大使），她们跟我借，不知传哪儿去了。我经常上她们点，都是老朋友，也是好朋友。我回山西后，她俩给我来封信，说你丫有什么革命实践，也敢怀疑毛主席。
我们的启蒙是在这一段。
没电话，怎么约会
说起沙龙，有件事对我很神秘，怎么也想不起来，就是我们分住各处，怎么约好了往一起凑。
现在，当然很简单，打个电话就得了，当年不行。
我记得，电话普及是九十年代。这以前，电话是个稀罕玩意儿，家里装电话，都是单位装的，只有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才有。我们家，“文革”一开始就割走了。大家都没电话。就算哪家儿有，别人没有也是白搭，你给谁打，谁都没法接。所以事情就怪了，大家是怎么往起凑，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特别奇怪的是，有时人还不老少，住的很远，说到就都到了。
回忆，痛苦地回忆，就是想不起来。这可比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那阵儿我们都是怎么过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有人说，这还不简单，传呼呗。我觉得，这是记忆有误。他是把后来到处都有传呼的那阵儿提前，安错了历史位置。事情还没发展到这一步。
还有人说，咱们那阵儿，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就串门，串门都是直扑人家的门，没人打招呼。这话没错。我还记得，早年学英语，说西方礼仪，学生见教授，一定要打电话，提前约会，当时我特不理解，觉得外国人怎么这么事儿。直扑当然太有可能，我承认，但总不能回回都这么扑吧？我半信半疑。
总之，大家相信，所有聚会，都是就近串联，不管是腿儿着走，还是骑车溜，一传十十传百，总能把消息传到。再不行了，写封信，一两天也到了。还有人说，没准上回见面，就把下回的事定下来了。
是这样吗？我怎么记不起来？
想不到，这等小事，已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完全属于史前时代。
人，真是健忘呀！
诗人郭路生
郭路生是一人物。
今天，已经没多少人知道郭路生了，别说八○后或七○后，六○后都没有多少人。但我知道他，北岛知道他，我们那一代的很多人都知道他。
他是我们那一代的著名诗人，括号，地下诗人，没有正式印刷品的诗人。我听说，“文革”后，哪一年，北岛给他开过一个会，拿他当“文革新诗”的祖师爷，仗义。
大概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吧，我见过路生。他是跟马雅（马洪的女儿）一块儿来的，在花园村木生他爸家。怎么来的，不记得了。
那阵儿，我一直住木生他爸家。木生他爸被机关专政，关起来了，罪名是和早年顾顺章叛变的事有什么瓜葛，他妈住人大，不来。家里没大人，特自由。我们天天下挂面，就朝鲜咸菜，看书讨论，直到深夜。
有一天，我回趟家，回来发现，他家被封了。我和刘靳延一块儿上的楼，被人盘问。靳延家也是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跟木生他爸一个单位，他特紧张，问他家在哪儿，他不讲真话。
我到木生他妈家，工宣队在开批判会，木生哭了，他妈骂他，叫他不许哭。
他爸自杀了。
花园村，我忘不了。
郭路生很腼腆，一点儿都不牛，不但不牛，还一点儿都不扭捏，特大方。他说，我给你们背首我自个儿写的诗吧，说着就开口朗诵，声音不大，口气透着深情。
他念了两首诗，一首我忘了，另一首没错，肯定是《相信未来》：
……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
马雅介绍说，他爱上个姑娘，谁谁的女儿，死去活来，撕心裂肺，这是写作背景。
很多年后，在考古所（社科院考古所），路生来了，跟刘新光（刘靳延的姐姐，我的同事）来的，问我还认得他吗，他说他离婚了，精神不太好，在什么单位看大门。
然后，很久都没见过面。
相信未来
又是很多年后，黄源（北大校长的孩子，见面那阵儿，好像是一生意人）来了，说是想学古文字。当年，我们这帮附庸风雅的人，曾上他家玩，看画，听钢琴——北京的小圈子里风传，就他弹得好。
他和静子约好，一起吃饭，然后去看路生。
路生特意跑到车站来接我们，等了很久。他说，抱歉，我急着出来，没带假牙，形象很糟糕。
他家住楼房，就一间，跟好几家伙住一个单元，共用厨房洗手间。
进门，时光倒转，屋里的一切都让你想到过去。家具全是老式，“文革”前后才有的样式。靠窗，一张桌子，很小，是他写作的地方，桌上没有电脑。右边有个冰箱，大概只有半米高，是宾馆客房放冷饮的那种。左边有个衣橱。再过来，是张双人床。我记得，屋里好像没有电视。房间太小，什么也摆不下。
天太热，没空调，也没风扇，只有扇子。我问，你怎么消暑。他说，天一黑，他和他爱人就熄灯，静静躺在床上，这样就不热了。
他为我们朗诵，依旧深情。
他说，他每天都写诗，刚才念的是新作。
又是很多年后，路生给我打电话，说他在上庄买了所简易的楼房，农村盖的楼房，要我一定去看他。那边有古建，和曹雪芹有关，他补充说。
我参观了他的新居，比从前好。还看了他说的古建，破破烂烂。我们在镇上的一家小馆吃饭，他坚持要由他买单。
他说，他一直在读我送他的书——他记错了，那肯定是他自己买的。
他说，他还记得花园村，记得木生，有时，记忆力又很惊人。
他说，他很少出门，出门尽遇好人，大家对他太好，包括年轻人。
他说，我们要互相加油，看谁更努力，很认真，很诚恳。
我看，他一直生活在过去。但他说，直到今天，他还相信未来。
看到他，我就想起了过去。
过去好，是感觉好，唐兄说的没错。
四五事件
一月九号，广播响起哀乐，一个声音宣告说，八号九点五十七分，周恩来逝世了。我心里咯噔一下，眼泪止不住，哗哗往外流。我不是哭他，而是哭这个国家。
一月十一号，十里长街送行，我没参加。我受不了那种气氛，周围人哭，你也会哭。
四三、四四，广场人很多，花圈很多，大家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看诗，议论纷纷。诗多为仿毛打油体，半文不白，跟我读过的天地会诗歌相仿，水平不怎么样，但都是地地道道的群众诗歌，可以反映民气。
我有点想不到，广场是这样。气氛热闹，并不怎么悲伤。
四五下午，我在场。我的印象，广场人多是看热闹的居多。我开始理解古代的民变。群众自发，是不约而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如果有个广场，让他们聚起来，后果可想而知。当初修天安门广场，就是为了群众集会，地方早就预备好了。古代就怕这个，所以不修广场，也不许扎堆儿。
事情一开头，大家预感不祥，不祥还是潜在的。大家没想作乱，只是好奇，想去可能出事的地点看看——看看会不会出什么乱子。看的人多了，也就成了乱子。这种能量聚变的过程，有人叫“广场效应”。
我也是去看看，跟我老婆去的，到那儿就被挤散了。
那天，天很冷，人还穿大衣，完全是冬天的温度。
先头，大家还是聚在纪念碑周围。
有人说，花圈被人搬走了。搬哪儿去了？谣言四起，大家乱猜。
有人说，在中山公园。轰，我被人流裹挟，往前冲。呼啦啦冲进去又呼啦啦冲出来，好像也就一眨眼的功夫（那可是不小的一圈）。我们如一阵旋风，转眼又回到原地。这是朝北跑。
有人说，不，在人大会堂。轰，大家又一窝蜂冲上人大会堂的台阶，一边冲，一边有人劝，千万不要被坏人利用。大家又回到原地。这是往西跑。
最后，又有人说，花圈是藏在历博南侧的小楼，公安部的小楼。轰，大家又朝东跑。最后把目标锁定在这座小楼。
我看见，历博门口的马路上，一辆汽车被点燃，还有自行车，黑烟滚滚，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轮胎味儿。
广场上，有一幕，我印象最深。
有个大胡子老外，大概是记者，离得老远，站在纪念碑的碑座下。他举起相机，想拍下这壮观的场面。“内外有别”，当时说起来，这还得了。说时迟，那时快，只听一声“打”（可能是便衣喊的），老外的鞋、帽、照相机就飞上了天。
本来，这人离我老远，根本够不着。但人潮汹涌，如同海浪。一个浪头打来，我就和他撞了个满怀。他不会汉语，只会嘟囔一个词。“毛主席”、“毛主席”，他绝望地喊叫，希望这个咒语可以救他的命。但转眼之间，他又被另一个浪头卷走了。
小楼，有解放军围守，他们手挽手。群众发起冲击，一波又一波。石块如雨，砸碎的玻璃哗哗往下掉。有个战士的头被砸破，鲜血往下淌。群众把他拖出，一边包扎一边说，别打别打，他是人民子弟兵，不能打。
解放军还是个神圣的字眼。
围观的人，有冲在前面的，有躲在在后面的，全都议论纷纷。我过去听了一阵儿，谣言夹着揣测。有的说，肯定要镇压。有的说，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绝不会镇压人民。
大家都一惊一炸。
僵持中，从历博深处跑出来一拨解放军，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们排着队，双拳握于腰间，夸夸夸，一溜小跑，赶来支援。大家看不见队尾，以为后面止不定有多少人，源源不断。
“机关枪”，有人喊。哗拉一下，人潮倒退，全往广场跑。跑到半道，定睛一看，人数有限，哪有什么机关枪。
大家又聚到小楼周围。
僵持终于被打破。有人冲上楼，我纳闷儿，怎么全是十来岁的半大小子。他们好像没发现什么花圈，光是往下扔东西，扔下的东西，无非是桌椅板凳、书报纸张，其中有《毛选》和《语录》，我看得很清楚。
然后，他们点火。火舌从窗口冒出，朝上卷。窗户四周是石头墙，烧不着。我心想，谁叫你们把可烧的东西全扔下来，没燃料了吧。
说话间，没注意，天已经黑下来。
突然，广场上所有的灯，唰的一下，全都亮了。灯柱上的扩音器传出吴德的声音，声音略有时间差，此起彼伏，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好像空谷回音。他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劝大家马上离开。
人，渐渐散去。楼下的解放军开始灭火。我发现，刚才放火的那帮孩子，正跟解放军叔叔抢水龙头，双方的手攥在一起，他们一块儿灭火。
……
后来，过了多久，我记不清了，再去广场，往东南一瞥，这座小楼没了，神秘地从视线中消失，好像害怕大家再想起这个清明，想起这把火。
但我还记着，记着这最后一幕。
当天夜里，我写了首词，记录我的感受。
在我心中，“文革”已经结束了。
2008年6月22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检讨：
本文经木生审阅，有些记忆不太准确。
（1）“木生赶牛”，据他回忆，“牛屄”有误，“咱们赶的是被骟过的公牛，贫下中农教给我们，老牛皮糙肉厚，就是鞭子打，走长途，它顶多扭扭屁股，还是那么慢。骟牛生殖器两侧的肉最嫩，一捅就会加速度”。伯乐相马，不辨牝牡黧骊黄。我怎么跟他一样，把性别都搞错了。
（2）“两狼山下竟夕谈”，据他回忆，不止一次，我说的那次是他搬到五星公社团结大队之后，在这之前，我们在小召和狼山也谈过，而且谈得更多。他说，他那篇文章是在五星公社团结大队写的，“但一开始并不是文章，而是写给天津知青孙家正的一封信。她看后曾带来一个人到团结大队找我长谈（那个人是谁我记不住了），并抄了我与陆翀兄妹长谈的记录。后来的手抄本就是这样散发出去的”。
李零:祖籍山西武乡，1948年6月12日生于河北邢台，1949年3月后在北京长大。“文革”前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和附属中学。 1968－1970年在内蒙临河插队。1971－1975年在山西武乡插队。1975年底回北京。1977－1979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整理金文资料。1979－1982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师从张政烺先生，研究殷周铜器。1982－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参加沣西遗址的发掘。1983－198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先秦土地制度史。1985年到现在在北京大学教书。其研究领域横跨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历史地理、思想史、宗教史、科技史、艺术史、军事史等诸多领域，在这些领域留下了丰富的著作，并业余从事杂文写作。
难忘的一九七一
发布: 2008-11-01 11:37 | 作者: 唐晓峰
七十年代留在记忆中的事情很多，按年份，一样一样，记得很清楚，不像九十年代以后，事情也有，但分不出年头。七十年代的变化很大、很多，而在记忆中，我常常回想的是1971年秋冬的那些事儿。
一
七十年代开头，我们都还在村里，专心过插队的生活，是插队的平静期。我们一伙人是1968年秋天到的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我们这个知青组，开始只有 11名男生报名（我们是男校），上级却又派来女一中的11名女生。11男对11女，这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我以前没想过“男女关系”的事，这回男女一对一的插队组合，让我顿悟了一件人生大事。
在村里过了一两年，一切都已经适应。在大形势上，文革“正常”进展，在小形势上，还没有人想“下一步”人生的事情。男女之事，也都还没有什么结果。那时候知青们要面对“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问题，但对于这种基本做不到的口号，大家心里有底，不可能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但嘴上都不明说。反正革命把我们带到农村，到时候革命也会把我们带出农村。什么时候是“到时候”？不知道。同学之间，因为都还没有“前途”，大家很平等，关系很和谐。（后来，各自有了前途，关系就不那么和谐了。）
没想“扎根一辈子”的证据之一是看书。在村里看书是志向，还是寄托，还是学校带来的习惯，都有，总之，因为看书，便和农民生活划出一条界线来。书，自己带来一些，年年回京，也会再带一些。有一年回北京，跟陈小田到他家，他父亲是高干“走资派”，书被锁在一间屋里。我身体灵活，从三楼跨过凉台越窗翻进去，再从里面打开屋门，放大家进屋。我们挑出一些书，带回村里。几年后他父亲被“解放”，为表示感谢，好像请我们喝了五粮液。
刚进村时，还没有电灯，天黑之后，是在油灯下看书。油灯没有罩，照耀范围很小，只有眼前一小圈，这样看书，倒是不会分心，不过一不留神，头往前探得太多，会被油灯烧焦头发，味道与燎猪毛一样。后来学历史，想象当年司马迁看书，也该是这个样子。
村里做鞭炮，叫卷炮，老乡常从城里收购废纸，用胶车（橡胶轮胎马车）拉进村。有几回，拉回来的都是整车整车完好的书籍，都是直接从邻近城镇图书馆里收购的“废纸”。我们非常眼馋、着急，但老乡说要拿纸张来换，一斤换一斤。我们使劲搜罗，也换不了几斤，眼看好端端的书被一页页撕开，不管是歌德还是海涅，都被卷成“二踢脚”（双响的鞭炮），崩个粉碎。
在村里看书很杂，但多是文学或社科方面的。我记得一天仰在炕上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唐朝部分，忽觉这种史家的宏观视野甚合我的胃口，而兴趣点也从历史叙事翻跃到历史评论的层面，关于社会大势、政治方略、人世变故，范老颇成一家之言，那一瞬间可以说是我的历史学启蒙。当时绝没有料到，后来阴差阳错，我竟真的跟史学没完没了了。
说到看书，我们这群插队同学中，刘北成是很能看书的一个，最能交换读书心得。他比我们低一年级，一同来插队，在邻村。北成看书范围广，有天下事无所不想知，无所不想问的架势。后来回到北京，他住在一个胡同杂院，屋门口外的门框上还贴着“闲谈不超过五分钟”的条幅。
文革初期看书，本有些紧张，因为总与“革命”有关联。“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人，都想在书本理论上证明自己或辩护自己。当然，理论真理都在马恩列斯毛的书中。不过，我也见我们中学（北京四中）某些干部子弟，在读西方其他“主义”的政治理论书籍。当时的直觉是，那是一种特权，但也隐约感到，那里有政治上更真实的东西。就像某些干部子弟背后对那幅“对联”的议论，“现在讲对联是策略，谁真以为那是党的阶级路线，谁才是真正的混蛋。”
“政治无诚实可言。”1966年底，同学们中已有这样的感慨。但当时业余钻研理论的那些人，多诚实得像个呆子。当时，对钻研理论、好引述革命经典的人，大家称其为“克思”，是顺着刘少奇的一句话来的，即小有马克思的模样。他们满口的词句，半生的理论，虽有人夸奖，但并不被真当回事。直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人们才感到他们的力量，钦佩他们关照社会的肝胆。
在农村读书，没那么紧张，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到了农村，其实是处于城乡两不管的状况。城市的紧张在农村不存在，城里的出身问题，在农村对不上号，也没有人认真追究，在老乡看来，城里人同属于一个阶级。从县里到村里，没有人认为知青真的是“新农民”。在城乡制度均管不着的情形下，知青是暂时轻松自在的。只要不把插队看作扎根，不把苦累当作苦命，知青的日子并不难过，甚至还有苦中乐。当然，插队的生活是多面的，这只是一个侧面。
在农村，我们除了看书，也要看农村，看农民，还想过要“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但在这些似乎是更重要的方面，知青大多是失败的。
说到认识农村，需要说一说观念的问题。观念，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我们从小接受知识，也接受观念，两者比起来，观念更能捉住人的头脑。长大以后走过的弯路，观念起的作用最大。观念之惑，遮蔽了对真实生活的认知。观念之苦，常常大于物质之苦。五十年代那阵子，脑子里还有“科学”、“建设”这样的观念，从六十年代开始，“阶级”、“革命”这样的观念在脑子里越涨越大，把其他观念挤开，地位独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它们是凌驾一切、遮蔽一切的时代观念，谁都得在这些观念下吃饭穿衣睡觉。总之，它们给你的生活定性、定位。文革结束，人们渐渐从这些观念里逃出来，才有了新的人生。
在我插队的时候，我（以及许多同学）还没有逃出那些观念，我们是带着满脑子的在城里获得的关于农村的一套观念下的乡。正因为观念的控制，看农村、看农民比看书难，回想起来，一直到离开农村，我还是没有把农村看明白。
不过，那几年，在部分知青中流传过张木生的一篇东西，是那个插队时代少有的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具体的词句记不清了，张木生的主要看法是，知识青年想在农村“大有作为”，没那么容易。更让人咋舌的是，他说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用承包的办法。张木生那么早便看明这一点，我后来是相当佩服，但当时只是达到“或许有道理，但是……”的水平。我自己满脑子“合作化”“人民公社好”，对城里的整人政治有看法，但对于社会主义农村的“一大二公”，未曾怀疑。
农村的事，公、私两戒，道德（后面有整人政治撑腰）界线将大家拦在一边。集体就是公，单干就是私，很简单，许多人就这样简单地看待农村的事情。可我们眼见社员在田里干活，不是“三歇”，就是“四歇”，地头相当热闹，男女青年耍贫嘴，大开荤玩笑，还不时出现“劳动歌声”。其实农忙时，劳动歌声并不是好东西。反正“动弹”一天就挣10分（女的8分），老乡干活还没有知青卖力。我们也每日见到，为自家干活时，他们一个个生龙活虎，可以像蚂蚁一样背负如山的柴禾。张木生的文章，捅破窗户纸，把人们推到事实前面。但是脑子里捉人的观念不让我们马上承认眼前的事实。那时候的道理是：观念是主流、本质，事实是支流、表面现象。可以用观念否认事实，压倒事实，却不可以用事实否定观念。人们被观念压住、吓住，不敢承认事实。
知识青年中，像张木生这样独立思考农业发展“道路”的人很少，多以为问题已经解决，大寨道路就是模式，只要农民各个像愚公，七沟八梁就摆平了，农业就发展了。所谓农业发展的道路就是人人豁出去死干。这种事，在观念设计上好说，在事实中并不成立。当时的所谓“道路”，只是些不现实的空洞口号。
书生善于和观念打交道，不善于和事实打交道。农村的事实，和我们脑子里装来的观念，很不一样。我们初进村，看到四处张贴毛主席语录，有一家门口土墙上贴着一条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们看了很感动，以为这户农民很有自知之明。但后来知道，村里人没有谁在意这些语录的内容，上面要贴就贴，要多贴就多贴。一次在地里，一个小青年（幸亏成分是贫农）从兜里掏出语录，说：“光念这个，能种好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