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年初夏，母亲在一次通话中顺便说到老S去世的消息。我叹了口气，不知为甚么，心里却满是当年小S在雪地中深一脚浅一脚走向我的身影。
鹪鹩巢于这一枝
发布: 2009-3-06 09:18 | 作者: 宝嘉
汉族， 北京市人， 一九六七年初中毕业， 去过农村， 当过工人、警察和律师。
鹪鹩巢于深林， 不过一枝。
─— 《庄子.逍遥游》
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是一本未曾裁开页子的旧装书， 尘封在心的一隅， 一直不想打开， 不忍打开， 也不敢打开。
一
一九七○年春节过后， 我又一次来到兰州。
兰州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五岁时， 父母随着支援大西北的大军到兰州时我就跟着来了。我记忆中的跃进秧歌和锣鼓就是和兰州联系在一起的。九岁，即使父母是双职工、铁路局的干部， 也到了家无隔夜粮的地步， 于是我和哥哥被送回北京住在爷爷家。那是一九六○年。
而这次回来我已经十九岁。经过内蒙— 河南— 山西的辗转流离， 纵然仍有「千秋怀， 一枝笔」的豪气， 也觉得该为稻粱谋了。抱定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决心， 我在六月中旬乘上了砖厂招临时工的大卡车。
砖厂在兰州的最西端， 距城区有三十多公里。再往西是山， 山那边是皋兰县， 人们管那里叫北山。北山很穷，每到青黄不接的时节总会有人翻过山来行乞。在西北， 一切与地理有关的概念都是狭长的： 甘肃的版图像一柄如意， 或者一根大棒骨；兰州是两山一河绵延百里的带状城市； 而我们的厂区是九公里长两公里宽的狭长一条， 东西向， 也是依山傍水。那山叫凤凰山，山上只有裸露的黄土和稀稀拉拉的骆驼刺； 那水是黄河， 缓缓地在厂区南边的坡下流淌。
我被分配在七连。那时全国上下都兴军事化的编制， 七连其实就是七车间。每个车间有一座大轮窰， 制砖所有的工序都是围绕着轮窰进行的， 轮窰是车间的灵魂。
轮窰据说是从德国传进来的， 发明人叫霍夫曼， 所以轮窰又叫霍夫曼窰。俯视轮窰是个巨大的椭圆， 立剖面则是梯形， 窰里那一转圈都是相通的，被二十四个窰门等分。进到窰里， 一股燎人的热气扑面而来， 地面上一层绵绵的热灰烫得人要把两只脚来回倒着站。
制砖的流程从掘土开始。工人们先在厚厚的土层上打眼， 埋炸药， 把土炸松， 然后用手推车把土推到制砖机的入口， 在那里按一定比例加入煤粉，用输送带运进搅拌机， 和成泥， 挤出来， 就到了切坯台上。操控切坯台的通常是位姑娘， 她照看着钢丝刀把泥条整齐地切成二十一块砖坯，一排排码在切坯台前面的板子上。七块板子为一车， 由拉坯工人运到露天的坯架， 让等待在那里的女工们码放。
坯架很长， 很远， 在蓝天下延伸， 有时一直到河边。女工们两人一组， 由远而近地把砖坯码成三块一层、七层一垛，让它们自然晾干。刚出机房的砖坯冒着热气， 深棕色， 表面光滑滑的， 像新蒸出的食物一样新鲜温暖。湿坯每块重七斤，码坯子每次抱三块。一台砖机日产十万块， 如果码坯子的女工有十人，那每人每天过手的重量就上吨。汗水浸透她们打着补丁的再生布工作服。没有拉坯车来的时候， 她们就坐在身后的草帘子垛上，毫无顾忌地大声说笑着昨个夜里的如何如何。那些草帘子用来遮盖码好的砖坯， 上面还要压一层瓦，为的是防雨。夏天码坯子会使人想起白居易《观刈麦》中的诗句： 「足蒸暑土气， 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机房有时候还要组织「放高产」， 从天不亮一直干到夜半时分， 日产达到十几二十万块砖坯。「放高产」虽然累但是吃得好，有羊肉泡馍，酿皮子， 炸油饼， 有时还会炖肉。加上那时候年轻体力好， 所以也没有太觉得吃不消。
干透了的砖坯由装窰工拉进窰， 从下到上码好。最底下一层的砖坯像脚一样立着， 那叫「打腿子」。拉坯的人像拿着两本书那样，书脊对着书脊地把砖坯抛向码窰师傅， 砖坯像两只蝴蝶那样飞到师傅面前， 就这样向上一直码到窰顶。码窰最要紧的是脚下要有「根」，站住一个位置就只能转身不能移动， 因为码好的砖坯像搭好的积木一样是中空的，一脚不慎就有可能全窰皆塌。每装到一个窰门时有个跟班的中年女工把门用碎砖砌起来， 外面用泥糊好。
烧火的人居高临下地站在窰顶， 提拉风闸， 从窰顶的火眼向下投煤。这是个技术活。烧窰师傅姓李， 慈眉善目，天水人。我们每天从食堂买来馍馍交给他， 他帮我们放到火眼上烤， 烤出厚厚的脆脆的一层馍皮，那味道真能把人给香死。「打铁、烧砖、磨豆腐」是常言说的「三大苦」。砖厂的活算得上体力劳动中的重中之重， 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吃五十二斤的定量，百分之七十是细粮， 还有百分之三十是粗粮。我们这些新来的女工一般吃不了那么多， 就把粗粮剩下，按照二比一的比例去和农村来的合同工们换细粮。这个定量我一直吃到回北京， 吃到取消粮票。粮食定量高， 饭也就做的不那么秀气了，食堂蒸的馍馍半斤一个， 沉甸甸的， 椭圆形。我学着当地人的样子， 用手掰成一小块一小块地往嘴里放着吃。「不可以张开大嘴去咬， 馍馍怕哩！」同宿舍的小谢这样说。她有一种泛灵论的宗教倾向。
烧好的砖， 要先打开窰门晾， 再由出窰工人拉出来。所谓轮窰， 就是在二十四个窰门里， 一门赶一门、一圈又一圈地向前烧， 从开春一直烧到立冬。
那时候讲抓革命促生产。白天促生产， 晚上抓革命。每晚车间都要在饭堂里组织开会和政治学习。人们洗去一天的劳顿和灰尘， 换上干净衣服，提着马扎或者小木凳， 互相招呼着朝饭堂走去。青年女工们把脸洗得干干净净， 换上一身簇新的再生布工作服， 领口露出水红天蓝杏黄或者苹果绿，也许是衬衫， 也许只是个假领头， 手里拿着毛线活计， 或者正在纳的布鞋底。男工们最正式的衣服是黑条绒的中山装， 硬撅撅地箍在身上，领口上缝着一条已经有些发黄的白色衬领， 看上去很庄重， 庄重之中又有些许腼腆。
老工人都喝砖茶，茯砖。外形像砖， 色泽黑褐， 滋味醇厚。茯砖是产于湖广而盛行于陕甘宁青新的重要饮品，也是这粗犷高原与婉约江南的有限联系。老工人们说「一日无茶气不通， 三日无茶要生病」。所以他们每天开会前必用特大号的搪瓷缸子在炉火上将茶煮沸，端着向饭堂走去。这里的男人们也会编结毛线， 劳保手套是舍不得戴的，攒起来拆了结线裤。于是经常看见有人在开会的时候把已经结好的一条裤腿搭在头颈上， 手里飞快地结着另一条。开会学习其实是一件快活的事，上面坐着的人读报纸， 下面听着的人一边手里忙活一边说着家长里短， 有时还抑制不住地发出欢快的笑声。有一段时间应承读报差事的是我，因为整个连里只有我一个人说普通话说得好， 而且念起报纸来不打磕巴。也有的时候会组织讨论上面发下来的题目， 比方从哪里发下来了一些案例，让我们发扬人民民主专政， 讨论如何量刑。其中一个人偷了一辆自行车， 大家众口一词地拖着长声喊道： 「枪毙~~~！ 」另一个案例是叔嫂通奸，听众们就更快活了， 齐声高叫： 「枪毙！ 枪毙！ 枪毙！ 」反正大家都不认识这些人， 也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对专政这些人会起甚么作用。
还有唱歌。一般在会前唱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由民兵连长起头。有一次他这样起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预备—— 唱！」于是大家跟着唱。唱完这一句， 却怎么也没办法再往下唱， 又都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反复几次，才恍然大悟是把「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这第一句给忘了， 爆发出由衷的哄笑。
革命， 有时候就是一场娱乐。
二
时间一长， 和连里的工友们慢慢开始熟识。一个连队有百十口子人， 除去干部， 大致可以分成老工人， 临时工，合同工和学徒工这几部分。老工人一般是在六十年代从农村来砖厂工作的， 工资往往是四级， 每月七十元； 临时工来自兰州市区，一般女工是二级每月四十三块七， 男工是三级每月四十七； 合同工来自附近的榆中等贫困县， 普遍是三级； 学徒工则是直接从学校分配来的，现在想应该是所谓「新三届」。学徒工的工资虽然不足二级， 但在工厂里相对是娇生惯养的贵族， 因为他们是按国家计划招的固定工，全安排在机修、电工等技术工种。不久， 厂里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排演全本的革命现代京剧《海港》， 这些人几乎全数进了宣传队，再后来又几乎全数进了机关当干部。我那时候的月工资是四十三块七， 我的理想是将来能够挣到七十块。
老工人中兰州本地人很少， 大多数是从全国各地来的， 按照地域形成不同的「族群」。机房的工段长(那时候叫排长) 罗来福是安徽宿县人。据《宿县地区劳动人事志(一九九一年征求意见稿) 》的记载： 由于在黄泛区中受灾最重， 加上淮海战役在宿县打了一场大仗，解放初期当地的社会就业压力很大。一九五○年当地政府先是组织生产自救， 然后又在一九五三年请求兰州等地的大型企业到宿县招收了一千余名工人，安置在一五计划重点项目兰炼、兰化等基建施工和建材行业， 随之牵动了近万名宿县人前来依亲就业和依亲供养。大跃进时，宿县劳动局再次组织了数千名移民到兰州及以西地区支边， 之后的大饥荒中有更多的人前来投亲靠友，终于形成了至少有三万名宿县人在兰州(以及河西走廊一线) 定居的局面。我觉得罗师傅是灾荒之年来兰州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他的儿子小名叫「兰州」，一九七八年我回北京后「兰州」到北京来当兵还来看过我， 那时候他不到二十岁， 应当是一九六○年前后出生的。
我码坯子的师傅姓杨， 甘谷人。现在想起来她当时不过三十出头， 生着一张俏脸， 那眉眼像极了影星周迅，只是没有周迅的精灵古怪。杨师傅两口子都在厂子里上班，爱人是机修车间的老工人。像她们这样两口子都在厂里上班的老工人一般住在家属院。家属院大多是睡炕的，所以她和其他住家属宿舍的女工每天下班时经常捎带着挟一捆破草帘子或者其他可烧的东西回去「填炕」。「填炕」在这里不仅指动作，也指所有的可以填放在炕洞里把炕烧热的物质。冬日的黄昏， 当夜落下帷幕的时候， 小村农舍般的家属院就笼罩在浓浓的烟雾和淡淡的哀愁之中，让人无端生出对「归宿」这两个字的向往。在杨师傅她们的衣服上经常有「填炕」的气味， 至今我都觉得那种气味很亲切。
和我一个宿舍的小谢是兰州人。人们议论说她的丈夫在「一打三反」中因为甚么罪名被抓起来了， 她才出来干这个活。她的衣着很讲究，下班后穿一件墨绿色的毛哔叽上衣和有裤线的裤子， 的确良衬衫的白领子总是竪着，显得与众不同。不知为甚么她的两个孩子都管她叫姐姐而不叫妈妈。每当想到她的时候我都会记起那个五岁的、长着一双圆眼睛、留着娃娃头的小姑娘从远处向她飞奔而来， 大声地叫着「姐姐~~！ 」小谢是回族， 她的女儿叫索非亚。
喜儿就是那个坐在切坯台后面的姑娘。「好姑娘啊！ 」人们都这样说。她家在兰州城里， 长着瓜子脸， 单眼皮， 眉毛和眼角微微向上挑着，脸庞上总是洋溢着笑意， 「巧笑倩兮， 巧目盼兮」， 活脱就是她的写照。喜儿自幼就有一个耳朵是聋的， 所以和她说话要格外大声，她也会大声地向人问话和答话。喜儿很勤快， 每天她都早早地来到机房， 给机器膏油， 拧钢丝。拧钢丝也不是件简单的事，两端的环套一定要拧成麻花状， 这样才能有弹性， 不容易断。开工了， 她把长辫子盘在头上， 戴一顶工作帽， 腰肢像鼬鼠般灵活，神气活现地坐在切坯台后的高椅子上， 挡泥条， 踩机关， 挂钢丝， 眼疾手快。拉坯子的小伙子们把砖坯一车车地拉出去， 又赶快拉着空车子回来，坐在架子车的支腿上卷一支烟， 排队等着拉下一车。他们看着喜儿协调而优美的动作， 有时候就忘了往前走。
有个叫老未的合同工， 开始每天早早地到机房来帮着喜儿拧钢丝。起初他拧出来的钢丝两端不是麻花状， 而是一根缠绕在另一根上。喜儿看了一眼，笑得一双眼睛成了月牙儿， 用手在老未的背上打了一掌， 叫道： 「错了唦， 不是这样！ 」老未其实并不老， 身材很高很健硕， 头发乌黑打鬈，浓眉下一双眼睛的颜色很淡。「色目人」。我第一次看到他时冒出这样的念头。因为喜儿， 工友们都玩笑地管老未叫「大春」。
有一天午饭后喜儿老半天都没有来上工，谁也不知她去了哪里。罗排长气急败坏地自己坐在切坯机后操作。我们码了好几车坯子时喜儿从坡底下走上来了。她走到我的坯架子旁，我看到她的脸色格外红润， 眼睛格外明亮， 她对我说： 「我们， 那样， 真好啊。」我至今都不知道她说的「那样」是哪样。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们在饭堂学习的时候， 民兵连长带人把老未从喜儿住的宿舍里绑了出来， 说是当时两个人都只穿着内衣。再后来喜儿不来上班了， 听说嫁了人，而老未从机房被发配到了窰上。
三
我进厂不久就被抽出来在车间脱产搞宣传。我的第一个作品是按照连长的要求在连队的大门上挂上「工业学大庆」的标语。大门是用盘条焊的高大的拱门，我找了几个废弃的汽油桶盖子， 用黄油漆涂成黄色， 再用红油漆写上工业学大庆，下夜班的窰上师傅们帮着我把它们固定在大门上。那时候我已经读过很多书， 思考过许多问题了。比如我知道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法，像砖厂这样的生产方式应该叫「工场」而不是「工厂」； 我还想到过大庆模式在工业系统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这类思考在这里找不到受众，而写大标语要比码坯子轻松许多。除了写标语我还用了很多油漆刷红了一排房子的整整一面山墙，在上面画了两组很英武的工人。我的绘画作品至今想起来都让我无地自容。厂里过一段时间就会开一次大批判会， 连里就让我写大批判稿，批判并不认识的其他车间的某个人。发言一般是连队的领导照我的稿子到会场念， 他们经常会念错字， 好在没有人仔细听。
终于有一天我的好日子结束了。
那天连长到厂里去开了会， 回来后就召集了一些人关着门嘀嘀咕咕， 再后来我看到脱产的学徒工、车间团支部书记小房关着门在写大字报，他把自己的宿舍腾空， 那些大字报后来就集中张贴悬挂在他的宿舍里， 密密麻麻，铺天盖地。也真是很难为他写了那么多毛笔字。那间宿舍就在我的隔壁。他们先是组织工友们去看，后来连里的政工干事出面把我也叫过去看。大字报的内容很耸人听闻， 严正追究我和某个组织的关联， 但我反倒坦然了。因为参加一个组织恐怕是要填表的，而我从来没听说过那个组织， 更没填过任何加入甚么组织的表。现在回想起来， 应该是北京的清查「五一六」波及到我。因为北京不断来人到厂里找我外调，有调查清华大学徐一飞的， 有调查三十五中郝仁的， 还有调查学部冯宝岁的。厂里对出了我这么个重要人物受宠若惊， 也对这些外调应接不暇，索性让我停职写材料， 在宿舍里关门闭窗地写， 不能随便出门，也不能随便会客。好在并没有熟人到那地方去找我。也许是因为文革时我年龄还比较小对许多事情没有更多的理解，所以记忆中的片断往往不干政治底事。对徐一飞， 我挖空心思也没想起甚么有揭发价值的线索。郝仁倒是让我想起一条， 因为我听说过他想当电影演员，于是心一横揭发了。在那个年代， 想当电影演员不能说不是罪过， 横陈在我们这些人面前的大路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他这是在对抗上山下乡运动。
冯宝岁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她是我母亲解放前在贝满读中学时的闺中密友， 后来又在北大先修班成为我父母共同的同学，再后来一起去了解放区。文革时她是学部资料室的俄文翻译。我的父母工作都不在北京， 宝岁阿姨就成了我的「在京监护人」， 这在我档案中是有记载的，如同血缘关系一样不可否认。文革开始， 宝岁阿姨收留我住在她家， 她是长辈更是我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和她的女儿刘钢刘阳亲如姐妹，对她和刘山叔叔的感情不逊于对我的父母。一九六八年十月， 她被学部的另一派羁押， 十一月中旬被毒打致死。刘钢对我说，那天妈妈去学部上班就没再回来。知情人说那些人要她脱掉毛裤， 然后带到法学所， 一共有十四个人参加了对她的殴打， 她的一条腿当即被打断，她扶着墙站起来举着毛主席语录对那些人说「要文斗， 不要武斗」。而在这之后， 他们把一块木板压在她胸口， 几个人站上去踩，致使她心脏破裂而死。写到这里我的心又痛如刀割。宝岁阿姨当时的「罪名」是「五一六」， 而且是「五一六」的组织者之一。因为刘山叔叔在外交部工作，她家又住在外交部宿舍， 所以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有大批外交部的干部受到她的牵连，据说符浩大使的夫人焦玲就曾经交代说冯宝岁发展她参加了「五一六」， 还填了表。我对专案组坦然承认与宝岁阿姨的关系，但是再怎么施压我也无法提供他们需要的那些子虚乌有的证言。这是我的底线。
坊间一直流传说冯宝岁有兄弟姐妹六人， 分别以中、华、民、国、万、岁命名， 其父是华北地区有名的大商人， 在《毛泽东选集》的注释里都有记录，说这些是她挨整(一说是自杀) 的缘由。去年我在《随笔》中读到邵燕祥老师的一篇文章也如是说， 尚未能找到机会向他澄清。冯家其实只有四个女儿，分别为冯宝中、冯宝国、冯宝万和冯宝岁， 四姐妹都参加过学生运动。宝中是浦安修的同学， 后来嫁给中华民国驻瑞士使馆的二秘张树柏，随夫出国。新中国成立后， 张树柏卸任移居香港， 供职于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任总编辑的读者文摘(远东) 出版公司，曾和赵元任的女儿同事。事情的发展总是很有些戏剧性的， 张树柏离开瑞士后， 新中国的接收大员住进了伯尔尼的这所官邸。几年之后，派驻这里的一位新中国外交官喜获麟儿， 这孩子便是后来的诗人杨炼。杨炼自幼生长在那里，直到将要读书才离开那所官邸。宝国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读中学， 因为总与日本学生发生冲突而被学校开除， 后去上海读了美国人办的圣约翰，毕业后去美国。宝万参加革命后改名为江长风， 取「乘长风破万里浪」之意， 文革开始时是北京五十六中的校长。冯家外公叫庞敦敏，庞敦敏的夫人是庞冯织文， 但庞冯织文不是四姐妹的生母。宝岁在参加革命后曾经给自己起过一个没叫起来的名字「庞大」，当有对生父的追思之意。庞敦敏是苏州人， 细菌病理学家， 曾任日据时期的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着有《病原细菌学》等书。庞敦敏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姨表兄， 通音律长文史爱收藏，与俞平伯、汪逢春、朱家溍、俞振飞以及收藏大家王世襄均有过从。我小时候在宝岁阿姨家里见到过许多有「敦敏」题款的精美摺扇， 后来不知都流散到何处了。
宝岁阿姨罹难后， 刘钢去山西插队， 刘山叔叔带着年纪尚幼的刘阳也去了外地。我一九六九年冬天回京去她家时已是人去楼空。次年，刘山叔叔作为长沙铁道学院的招生负责人来兰州， 找到我和妈妈。那晚我们三人坐在昏黄的灯下说起宝岁阿姨的惨死，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宝岁阿姨的死因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她为人正直热情， 秉性单纯善良， 除了文革中的「站队」，绝无与任何人为敌之可能。我曾经读到当年学部几派组织负责人的回忆文章， 竟然没有人提到她， 那十四个有名有姓的打人者没有受到任何追究，文革后为宝岁阿姨平反的官方悼词中也没有一个字提及此事。只是在关于「五一六」的资料中有这样一条线索：周恩来曾经在一次讲话中说过「冯宝岁是坏人」。也许在那个年代， 这样一句话就足以置人于死地？ 卿本无辜， 年仅四十岁就死于非命且尸骨无存，这在当日之中国或许并不足道， 但在至亲至爱的人们心中却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五一六」一查经年。何时不查了我已经记不清， 从记录我被批斗时群众发言的笔记本上看， 至少延续到一九七二年的三月。但开始是为甚么查，然后查着查着查得好好的为甚么又不查了， 我始终没闹明白。直到这两年才听广西的钱文俊说「五一六」其实是莫须有的，当时老周想借这个名堂找出点子鸟人来为文革的损失承担责任， 捎带着把造反派作为一股持不同政见的社会力量加以摧毁。然而不等查完，主持追查的陈伯达就被整肃， 随后又有林彪出逃。既然有他们顶雷， 清查的事也就不了了之。钱兄也当过「五一六」， 而且是大号的， 韦国清云：钱文俊要不是「五一六」， 广西就没有「五一六」了。
四
如今我搜尽脑海里的词语， 怎么也描述不出当年在砖厂时的色彩， 那种贫穷， 那种灰暗， 那种在黄土蓝天下的压抑和挣扎。
我当年的宿舍在河岸， 是坐南朝北的一排房子中最东头的一间。宿舍的南窗对着黄河， 河对岸是兰炼兰化的几个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日夜不停地冒着熊熊的火熖， 灿烂辉煌， 有如一幅壮美的油画。黄河在火光的辉映下缓缓地流淌， 不舍昼夜。在我宿舍的门前有一棵沙枣树，那棵沙枣树常常无端地闯入我的梦中， 让我魂牵梦绕。沙枣是在四、五月开花， 花朵小小的， 鹅黄色， 点缀在银灰色的叶子里。最难忘是沙枣花的香，那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沁人肺腑的、让人神闲气定的香气。
停职写检查的日子结束以后， 我又回到生产岗位，只是不再码坯子， 而是去了全是男工的装窰班。那里除了我还有一个右派，一个历史反革命和另外一些坏人。在我之前有过一个叫任之良的山西老头在那里受苦， 任之良是美籍科学家任之恭的二哥，一九七二年任之恭率中美关系解冻后的第一个美籍华人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 提出要见二哥， 这才从省里市里到厂里一通忙活， 把任老头解放了。
我在装窰班里和男工们一起拉车， 一起搬砖坯， 甚至码窰， 那是空前绝后从来没有女工做过的事。我工作很努力， 很少和人讲话，就像一名苦行僧在惩罚自己。那年的中秋节， 罗排长和他的老伴罗妈妈叫我去家里吃饭， 罗妈妈把家里所有的糖和油全都和在面里，蒸成月饼给我吃。那段时间我经常去罗师傅家， 帮他的儿子兰州复习功课， 为他的女儿丑丑洗澡。我在他家里碰到过北山来乞讨的人，罗妈妈把人家让进院里坐下， 端出饭来一起吃， 良善之心无以复加。在我最低沉最压抑的日子里， 我的杨师傅专程到宿舍来看我，用她那浓浓的甘谷口音对我说： 「孩子没啥， 该吃饭吃饭， 该干活干活， 咱还得活人哩。你念过书认识字，路长着哩。」烧窰的老李仍然每天帮我烤馒头， 他的婆娘， 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工， 在我的班里糊窰门， 每逢做了浆水、甜胚子、灰豆子之类的吃食，就会带上让我一起吃。食堂的孟姐会在我的碗里多盛一些菜。榆中的合同工兄弟们会在我拉车上坡时伸手推一把。他们不关心我曾经做过些甚么正在想些甚么以及我有甚么样的政治抱负和主张， 就是觉得这个女娃凄惶。许多人给过我关爱， 而他们自己生活在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我的师傅们家徒四壁连口箱子都没有，他们的孩子衣衫褴褛。看管输送带的老张大叔被电机皮带把一条胳膊生生地齐根绞了下来， 我同宿舍的秀蚕被切坯机上的钢丝切掉了半个手指，挖土班的一名合同工被坍塌的土方埋在下面当场丧命， 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还有许许多多故事， 血泪斑驳， 不忍卒说。
已经不记得码坯子时候都是谁早上来叫起床， 但是在装窰班的日子我记得很清楚， 每天东方即白， 就有一只鸟儿在沙枣树的枝头啾啾地鸣啭， 于是我醒来。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只鸟， 也不知它的名字， 只知它选择了沙枣树上的一根枝条， 在那里筑巢栖身。「鹪鹩巢于深林， 不过一枝」， 我想那就是一只鹪鹩。
我也是一只鹪鹩。在七十年代最初的那几年里， 砖厂就是我的一枝。这一枝在我落难的时候给了我呵护给了我宽容， 使我得以有枝可依， 有巢可栖。
我的兰州， 我的砖厂， 我的沙枣树， 我的工友和师傅们！
五
喜儿又回来上班了， 听说她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 日子过得越发捉襟见肘， 还时常挨丈夫的打。这次她和我住在一个宿舍， 她不再坐切坯台了， 被分派去码坯。她的衣着不再洁净平整， 目光不再灵动， 面色不再红润， 衣襟上洒着些斑斑点点像是奶渍。
到窰上干活以后， 因为是高温作业， 我和其他窰上的工人一样每月有两斤油， 两斤糖和几斤肉的高温补助。我把油拿到食堂请大师傅帮我烧熟，每天吃饭的时候可以往菜里倒一点。记得那天是个周末， 我下早班回来看见喜儿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家。我眼尖地看见她床边的窗台上有半玻璃杯清亮亮的油，再看我的床头， 油已经只有小半瓶了。
血一下子涌上我的头顶。
「偷！ 」这个罪恶的字眼一下子出现在我的脑海， 我来不及想甚么， 昂起脸盯着她看， 我想我那时的目光大概像刀子。喜儿的脸色变了， 先是发黄再是变灰。我叫住从窗外经过的政工干事， 不由分说地对他讲着。我当时的声音一定很刺耳。
这件事虽然没有给喜儿造成甚么后果， 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 一直是我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和无从抚平的痛。比起在清查「五一六」中挨批斗来， 这件事才真正令我感到自己的可耻。
如果有可能， 我想说：
喜儿， 对不起！
二○○ 八年十月于北京天通苑寓所
青春无奈
发布: 2009-2-28 20:01 | 作者: 翟永明
四川成都人，毕业于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曾就职于某物理研究所。一九八二年发表处女作。曾出版诗集《女人》等，同时也写作散文、随笔，曾获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九八年在成都开酒吧，名「白夜」，并策划了一系列文学、艺术、及民间影像活动。现居成都写作。
我的整个七十年代都与我的一位朋友有关，所以，这篇文章与其说是写七十年代，不如说是怀念一位朋友。怀念我和她几十年前的友谊，怀念我在生长期中与她一起度过的尴尬岁月。
回顾整个七十年代，我发现并没有甚么值得写的大事。四川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盆地，啓蒙的星星之火，烧到成都来时，已经慢了半拍。成都也没有那么多的高干子弟，能够通过特殊的渠道，搞到那些内部出版的白皮书和政论书籍，使那些有近水楼台之便的人，率先得到精神上的洗礼。我的书籍的供货渠道，是一个同学的父亲。他是一个收荒匠，收了很多文革前、甚至解放前出版的书。但是那些书，大多是描写才子佳人的古代作品，还有西方十八、九世纪的爱情小说。至于现代文学的扫盲，那还都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读到像《今天》这样在当时全国校园中已经广泛流传的先锋文学刊物时，已是我工作一年多之后。整个七十年代，在我的生活里，除了这些不值一提的阅读生涯，剩下的，不过都是些「女儿家情态」，更加不值一提。这也是我最初不想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及至动笔，我才发现，这些「女儿家情态」，也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记下来，也能从中看出在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时代底下，暗潮涌动。
发育的烦恼
阎莉，姑且让我叫她阎莉吧。因为，我吃不准她会不会同意我写她的经历和种种属于我们俩的陈芝麻旧事。
阎莉比我大两岁，正在读初三。她住在我家隔壁。当我从贵州搬回成都，搬到这家老公馆时，她是院子里的小孩中，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阎莉个子中等，身体其实凹凸有致，但是，在那个年代，它被巧妙地遮蔽了。不过，它又若隐若现，靠的是她虽不能穿高跟鞋，但犹如穿了高跟鞋一样、昂首挺胸的步态。我那时也已开始发育，与她相反的是：我每天诚惶诚恐，如临大敌，恨不得将自己身体上凸出来的部分，一巴掌摁下去。当然，这做不到。于是，我就只能成天垂头丧气、耸肩缩脖地低头走路。这养成了我日后前倾四十五度、埋头走路的坏习惯，多年后，这习惯导致我颈椎后面，突出来一个让谁摸一下都会吓一大跳的骨节；由此引起的颈椎病，就不必去说它了，我有诗为证。
那些年，成长期中的我，之所以活得如此尴尬和卑微，当然是与那个年代的风气有关。现在的女孩听说这样的故事，打死都不会相信。在七十年代前期，也就是我进入了初中，并且发育迅猛的时候，学校里瀰漫的是昂扬的革命斗志和中世纪式的禁欲风气。「发育」，是让女生们十分懊恼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发育」二字，是万万不能说出口的，说出来就是晦词淫字。记得有一天，上生理卫生课，正好讲到了女性的生理卫生期。全班女孩的头都恨不得钻到桌下去，全班女孩的表情好像都在说对不起。男生们倒是全都兴奋异常，脸上全都绷着，嘴里却都在传递着一个如同暗号式的数字：「四十九页」，「四十九页」；老师则毫无表情，照本宣科，一字不拉地将四十九页读了一遍。下课铃终于响了，女生们如释重负，男生们大失所望。现实中也是如此：我们就这样秘而不宣、偷偷摸摸、诚惶诚恐地度过了四十九页所描述的女性青春生理期。
我和阎莉就读的是本地中学，但我两人都是北方人。相对于成都人，我们长得又高又大，且比成都女孩发育领先三至四岁，这让我们在学校里总是受到指指点点。现在被称为「太平机场」(成都有这样一座小机场)的平胸，在那时，可是让人羡慕的身材(这身材似乎先天就是革命的)。而发育过早的女孩，则采取与现在隆胸相反的方法，像后来上演的电影《小街》里的女主角那样，把自己的身体残酷地包裹起来。
由于耻辱的「发育原因」，我还被剥夺了参加校宣传队的资格。这样的剥夺，与「黑五类」子弟的待遇几乎一样。未发育的女生，挺起骄傲的、童真的胸脯和目光，奚落着早熟女孩的落选。我还清楚地记得(因为耻辱总是让我们的记忆最清晰)，有一次年级里排演《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这个节目，我从小就在大院里，与阎莉她们练过多次。那一手叉腰，一手作挽繮纵马状的舞姿，我是蹦跳自如。但是，排练完毕，工宣队员们在一边嘀咕了一阵，就把我叫过去，东说西说，说了半天，意思是「出于革命需要」，这个节目中我的角色，换作别人了。为甚么呵，我心里无比委屈。我清楚，别的女孩绝对没有我跳得好。但是，在工宣队员支支唔唔的理由中，在同学们闪闪烁烁的眼神中，我一下就明白了原因。我拿起了扔在一边的外套，带着含羞受辱的自卑，逃离了现场。
那时节，江青正在搞革命样板戏的实验，全国上下，都掀起了普及群众性革命文艺活动的高潮。在学校，每个学期都有一次汇演，由各个年级出节目，最后在全校表演且评分。有一次，我们年级准备演出朝鲜舞蹈《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在排练过程中，同学们支支唔唔地在一边议论，闲言碎语就传到了我的耳中。当然，传到我耳中的话已经变形，说是我个子太高，不适合在其中表演。但是《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这个舞蹈，基本上是由我编排的，而且，我从小就受大院里一位战旗文工团的阿姨指点，舞姿是最正宗的。所以，把我撤下来，可能众人都于心不忍。最后，大家一致通过由我来领舞，但我只能扮演阿妈妮。那意思很清楚，我不必像她们那样，将自己的短裙提到胸口处，再别一个蝴蝶结，就成了朝鲜族姑娘。我得将自己的一件白衬衣和一条裙子，改缝了半天，制作出一件「大笼大挎」(四川话) 的、朝鲜老大妈可能这样穿，也可能不是这样穿的「朝鲜服」。另一次，全班大合唱，我被换到后排，跟男生站在一起，只露出一个脑袋来；班上排演《红色娘子军》时，尽管我已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常青指路」一段中，女主角吴清华的每一个动作，但是，这个角色还是被分派给了一位成都女孩。而我，则成了「编导」。
相信是同样的原因，阎莉也没有能被吸收为「校宣」(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尽管我俩都酷爱跳舞，并且跳得比别人都好。在那时的中学，有「班宣」、「排宣」，「连宣」；而「校宣」就像现在的「名模」一样，是女孩们所向往的。它代表一种时尚，一种那个年代特殊的红色时尚。「校宣队员」无论男女，在学校都是令人瞩目的，也是引领风潮的。在当时，「校宣队员」这个特殊名词，偷偷地取代了「校花」的概念(尽管它已被抹去了性的特征)。
不能上台跳舞，使我的兴趣转向了体育。我很快就迷上了篮球，并立即发现了自己的运动天赋，成了全校女生中的篮球女王。北方人的长处得以充分发挥，身高和速度使我在全校的篮球赛中，处于东方不败的位置。
但是，发育的烦恼仍然跟随着我们。篮球队的女孩都发育健康，穿上球服，让我们看起来更加成熟。每次比赛，男生都聚集在篮球架下，不怀好意地鼓着掌。这让篮球队的女生们畏手畏脚，很多时候，球在中场传来传去，大家都不愿意三大步上篮。七十年代的中学女孩，没有电影《美国美人》中那些啦啦队女孩的骄傲，有的只是革命的禁欲意识和身体不听指挥的耻辱经验。这让我练就了一手三米圈外准确定投的绝活。
阎莉至始至终地热爱表演，哪怕在我们的大院里，她也要跳舞给那些比我们小很多的女孩看。并且，她把她们都聚拢来，成立了一个宣传队，每天乐此不疲地排练。
我不知道我和阎莉在性心理成熟度上，谁更成熟一点？因为，我意识到了性，并以为羞耻；而她，浑然不觉。她继续地昂首挺胸，旁若无人，脚踩虚拟中的高跟鞋，走得风情万种而不自知。我则小心翼翼地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对旁人的指点和议论，敏感到一种病态的地步。我总是穿一件我妈的宽大衣服，以隐藏自己的生理特征，而阎莉，却总是想方设法让自己的服装「合身」，不经意地露出身段来。比如，我总是要在毛衣外面穿上一件外套，而她，总是单穿着一件套头薄毛衣，就这一点点，造成了阎莉的与众不同的「气质」。而且，她还想法设法在当时千人一面的服饰上，制造出一点点与众不同来。后来有一阵子，街上流行穿蓝色工装服，她总是用硬木刷把工装服刷得透白，与别人颇不一样。后面这个细节，在日后与贾樟柯合作剧本《二十四城记》时，我贡献出来，用在了陈冲扮演的厂花上。
也许正是这种不同，让我和阎莉成为了密友。与她在一起，我感到一种安全感：毕竟，我俩差不多。和本地女孩在一起，身体上的差异，总让我不安，甚至养成我自卑的习性。
有那么几年，我们俩好得像姐妹一样。除了白天上课，晚上睡觉之外，别的时间都腻在一起。阎莉在文化宫中学读书，与我的学校离着两站地。那两年，她天天下课都到学校门口来接我，然后与我手挽手地回家。我们班的同学几乎都认识她。那两年，我们俩不但衣服穿得一模一样，发型也梳得一模一样，个子高矮也差不多一模一样。可以说，我们刻意要打扮成双胞胎模样。与阎莉在一起，我也壮了一点胆色，背也稍挺了一点，下巴也略微地抬了起来，模仿她的目中无人。走在大街上，我们俩是这样的引人瞩目，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就是酷毙了。
回家后，我们在阎莉的「闺房」里厮磨相守，说「闺房」，实际上就是一个楼梯间。只有五平方米左右，刚够放一间小床和一个床头柜。在那时，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太奢侈了。我们俩总是躺在她的小床上，没完没了地聊天。
不久，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这些事情长久地困扰着我。
一天，我与阎莉去和平电影院看《红色娘子军》。和平电影院的售票处人山人海。那些年，有一部电影看不容易，何况是人人皆知的电影版《红色娘子军》，那里面有人见人爱的洪常青饰演者：王心刚。现在想起来，当时在我们眼里，洪常青在电影里的角色，与女儿国中的贾宝玉差不多，总是被女人围着。他对女性的尊重和同情，以及对琼花若有若无的那么一丁点儿暧昧(通过王心刚的眼神顾盼和那些顾左右而言它的革命话语，表现了出来)，使得电影版的《红色娘子军》，有了一点人性的色彩，也使得王心刚成为文革时期女孩的偶像。
话说当时我和阎莉看见电影院的阵仗，心有不甘。一心想要买到电影票，我们一左一右地从人群的两边往窗口处挤。没有经历过文革中抢购的人，绝不会想像出这种状况：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全挤得人挨人，有人从后面扑到前面人的肩上，抓住售票处的铁栏杆，买好票的人因此也挤不出来，只得低下头，从那人身下钻出来。我们从小就去挤买抢购各种各样的物品，早已有了经验，仗着人小，从两头紧贴墙壁往里钻，是屡试不爽的方法。
但是，人多，也就有混水摸鱼之人。我正接近售票窗时，突然人浪像退潮一般退了开去。又听人群中喧闹起来，后来才知道，革命群众扭住了一个耍流氓的人，把他扭送到了派出所。而被耍流氓的，正是阎莉。我还没反应过来，阎莉也被送到派出所去，录了一通口供。回来后，阎莉被耍流氓的事，很快在院子里传开了。大人们如何反应，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在这帮小孩们中间，阎莉一下变得神秘和不可捉摸起来。那时，还没有魅力这个词，但是，阎莉在我们这些孩子们心中，一下变得比她原有的形象更漂亮了。大家一致认为：她，是我们大院子里面最漂亮的。而且，隐隐地，也觉得她与我们不一样。不是吗？怎么没有人对你们这些小孩耍流氓呵？
没过多久，新的流氓事件又发生了。一天傍晚，阎莉从外面回来，走在我们大院长长的甬道中。一个住在街上的男孩，从黑暗中窜出，拦住她的去路。那男孩摸出一张纸条递给她，又对她说了许多乱七八糟的话。那时，天并不晚，也就八点多吧，因为心慌，也就以为是深夜了，阎莉拔腿就跑，回到家后，气喘嘘嘘地把纸条塞给了她妈。阎莉妈妈为了怕她再被骚扰，找到我，嘱咐我以后进出都与阎莉一道，免得被「小流氓」趁虚而入。
有一天晚上，其实并不太晚，十点来钟吧，阎莉在家里睡觉。突然一声大叫，把我们全都吓醒了。叫声从阎莉家传出来，我们都跑了过去。原来阎莉睡得懵懵懂懂时，突然看见她的窗口上，趴着一个人。当然，肯定是一个男人，不会有女人半夜三更趴在别人墙上的。
这下全家人吓坏了，阎莉也吓坏了。她就要求我与她作伴，阎莉妈妈也动员我过来与阎莉同住。
那天之后，我晚上也住在阎莉的小屋。我们同吃同住，比平时又好了几分。事情发展到最后，连白天睡午觉，我们都挤在阎莉的小床上。此外，好几次的流氓事件发生，使得院里的流言蜚语也多了起来。几位居委会阿姨就在后面嘀咕，说阎莉在大院女孩中，挺风流的。
一天中午，我妈四处找我，到阎莉家一看，我俩正躺在床上呢。我妈一看就发火了，把我拖起来就往家走，嘴里还嚷嚷着：再也不让我去阎莉家睡觉了。「为甚么呵」？我想不通，也对着她嚷嚷。我妈大叫一声：「再这样下去，你们会成为同性恋的」。甚么？同性恋？这个闻所未闻的词，如电光飞石一样击中了我。我的好奇心大增，非缠着我妈说清楚不行。我妈一看自己说漏了嘴。就再也不往下说了。
我妈妈解放前是着名的西医医生，也许从西医和西方伦理角度出发，她对我和阎莉这种假双胞胎心理，有一种警惕。阎莉母亲却是一个苦孩子出身的女军人，她做梦也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同性恋这种事情。她只是心疼宝贝女儿，所以，一直喊着叫着让我去陪阎莉。当然，我妈也坚决不同意。
在那之后，阎莉就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姐，就住我隔壁，还老给我写信。当然，内容都是关于我们二人的「革命友谊」，充满了海枯石烂不变心的一些誓言。并且，每次见我都眼泪涟涟的，老是央求我继续陪她住。而我，由此也发现自己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尽管有时我也想挤点眼泪出来，以证明自己的友谊，一点也不逊于她。但每次都失败了。
现在看起来，阎莉不过是一个早熟的女孩，性意识觉醒得比我们都早。可是，在七十年代，在中学，早恋有一个代名词就叫「流氓」。不管男生女生，只要谁谈恋爱，谁就是流氓。当时成都的中学，每年寒暑假，都要办一个学习班，人称「操哥操妹学习班」。学习班成员都是学校里那些早熟的、正在谈恋爱或者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学生(后者包括虽未谈恋爱，但喜欢穿着打扮的女生)，也有不服老师和工宣队管教的学生，一律地被称为「操哥」「操妹」。「操」在四川话里就是流氓的意思。我后来的好朋友小春，就曾经在学习班里待过，但她不是操妹。相反，她是正面形象。虽然貌美如花，但她情窦未开，因此，被当作正面典型，成为学习班的看守。这是因为，被办了学习班的学生，整个假期是不能回家的，都必须住在学校，要有人看守，其实就是变相劳教。(现在那些早恋网恋师生恋的孩子们有福了)。
阎莉在学校一直是三好生，是又红又专的苗子，还是年级的副排长(当时成都中学都是军队编制)。阎莉的革命日记还在学校展览过，我还亲自去参观过，虽然我不太相信她那些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活思想。
显而易见，阎莉的活思想是经得起检验的，有革命日记为证。但阎莉的潜意识是否也经得起检验，因为当时还没有心理医生，所以，无人知晓。
但是，我隐隐地觉得，阎莉的潜意识很活跃，而且，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潜意识在当时，不可能是针对男生，这一点，阎莉可能连想都不敢想(想了都是女流氓，都需要办学习班)，她只是盲目地按照潜意识的指引，把青春萌动期里那些多余的激情，在对女生的「友谊」中，一点一点地消耗掉。
幸亏，很快阎莉就毕业了。按照政策，她必须下乡。阎莉母亲再怎么疼爱女儿，也只能让她去。阎莉下到广汉的连山公社，那是川西平原的一个富庶之地。若干年后，赵紫阳在四川搞改革，选择的就是广汉。
广阔天地的自由
阎莉下乡后，我常常收到她的信，信中仍然充满了多愁善感的语言。除此之外，看来阎莉对她插队的地方还很满意，她在信中描述连山梨花沟是个花果之乡，盛产苹果和梨。的确，三十多年之后，从成都到广汉修了高速公路，连山就成了有名的度假之地。每年梨花盛开的时候，成都人大量地涌到那儿去看梨花。
阎莉除了用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文笔描写梨花沟之外，每封信都在邀请我暑假时，去她那儿玩。到后来，这些信中，渐渐有了央求之意。我那时的兴趣，已从篮球转到了诗歌，准确的说，是诗歌写作。在刚进初中时，我就开始爱上了诗歌，最初的啓蒙就是《唐诗三百首》。到了阎莉下乡那段时间，我已经热火朝天地开始「原创」诗歌了。题材当然脱不了文革末期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但是，我已经开始在里面注入一些不显山不露水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如，歌颂大自然之美，里面也掺杂了一些古代山水诗的意境。
阎莉关于花果之乡的华丽词藻，终于也打动了我。于是，放假时，我以去花果之乡买水果的理由，打动了我妈。那时，城里的水果很少，且贵得惊人，而乡下，由于交通不便，水果根本就卖不出价来。我就像一个跑差价的小贩似的，拎着一个编织口袋，去了广汉。
从广汉到连山，有四十里路。第一次去，是阎莉到车站来接的我，我们换乘了一辆破公共汽车，又搭了一段拖拉机，然后改为步行。这一段路，后来成了我经常走的地方。我坐过汽车、三轮车，也拦路搭乘过陌生人的大卡车(那时也不知害怕，也没听说有甚么坏人要暗算你)，还跳上别人的自行车后座，行过一程。总之，就差农民赶场时推的鷄公车(一种四川独有的独轮车，据说就是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没有搭乘过了。
梨花沟是一个丘陵地区。阎莉的生产队就在半山坡上，从山脚一路缓坡地上去，很有层次。路两边都是果树，有梨树，李树，苹果树，有杏林、桔林、汽柑林、我简直觉得到了孙悟空的花果山，缺的就是水帘洞了。进到村里，农民们正在吃晌午，他们许多人都站在院子中吃饭，房子都是矮墙隔断的。所以，他们边吃饭边与邻居隔着矮墙聊天，看见阎莉和我走来，他们都与她打招呼：「家里来人了」？阎莉说「我妹妹来了」。阎莉和我，早已不再作双胞胎打扮，但应阎莉的要求，我们姐妹相称。按照阎莉的主意，她是要我和她拜金兰换帖子，正式结拜。我没同意，觉得做作，为此与她呕了两天气。
阎莉的房子在村子中央，整个房子都被桔子树给遮住了。与那时的知青一样，她和另一个女孩住在老乡家，在侧厢房。与阎莉同住的女孩姓陈，我们叫她小陈。
天晚了，阎莉和小陈就在屋里的老灶做饭。两个人，仍然用的是二三十人都够用的大锅，一丁点可怜的白米和玉米，在锅底跳着，看起来连巴锅都不够。老灶的上方，是一根很粗的麻绳，吊着一个炊壶在灶口，烧火时吐出的火苗，一会儿就将它烧开了，真够环保。麻绳和炊壶，都被烟熏得黑漆漆的。但是，不知为甚么，我并没有觉得不干净。炊壶里烧出来的水，还有一股烟香味。
晚上，我们吃完饭，靠在床头聊天。阎莉突然起身推开窗，隔壁院子里的一枝桔树，摇摇曳曳地伸进来，上面挂满了红桔。阎莉摘了几个下来，扔给我，我吃了一惊，说：「隔壁的老乡发现了不会骂你吗」？阎莉撇撇嘴：「谁稀罕呵，你以为多值钱呵。」小陈告诉我，这儿的水果太多了，也运不出去。小年还好，大年简直泛滥成灾，只能卖给附近的场镇，卖不了多少钱。
第二天，一场懒觉，快中午了才起来吃饭。现在是果树结果的时候，生产队根本没事干。本来四川农村就是人多地少，哪来那么多的农活呀。知青下乡来，就是抢农民的饭碗。只是，看在每个知青都有五百块钱安置费的份上，老乡们也就算了，因为，五百块钱可不是个小数字呵。大多数知青都被安置在老乡家里，安置费就可以剩下来给生产队添置一些机器了。
下午，阎莉陪着我到处去转，这儿风景宜人，民风淳朴。十里之外的人，都互相认识。
阎莉说晚上有人要来，给我们「唱黄歌」。「黄歌」在那时是有特指的——所有与爱情有关的东西，差不多都被加了一个「黄」字。爱情与下流的一步之遥，就是这个「爱」字是否出口。所以，那时的「黄歌」，其实就是现在的爱情歌曲。文革后期，不像前期那样气氛紧张，虽不能公开，但在知青当中，已然开始流行唱黄歌。这几乎是寂寞的知青生活中唯一的娱乐——这又是一个让如今的小年轻们笑掉大牙的事。
晚饭前，有人来了。此人的到来让我吃了一惊：远远的，只见来人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这倒没啥稀奇的，那时，人人都作此打扮；关键是他外面披了一件簇新的、括挺的毛呢军大衣。他并不把他穿在身上，而是披着，像电影里的首长一样。来人个子不高，但胸脯挺得比阎莉还高，这让他走起路来很有气度，还真有些像首长的样子。走近了一看，只见他高额，阔眼，特别是他的头发，不像当时的年轻人一样，乱七八糟的竪着，而是精心地拢在后面，像一个大背头，锃亮锃亮的。他手上还拎了一把二胡。二胡照说与这毛呢军大衣配着，有些不搭调，但此人拎着，倒有点理直气壮的和谐。总之，一眼看去，他与众不同。
阎莉给我介绍，这是张跃进，是另外一个生产队的知青。及至张跃进开口，又吓了我一跳：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张跃进自我介绍，他是徐州下来的知青，下来一年了。为甚么会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落户呢？我问他。他说，因为早听说四川是天府之国，父亲怕他下乡吃苦，所以托亲戚把他弄到这儿来了。
一阵寒喧之后，我们开始作饭。张跃进自告奋勇炒菜，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张跃进的菜做得如此之好，如此之考究。在那样粗陋的就餐环境中，他还不忘把大葱切成一朵花，装饰在土碗边沿上。
洗碗时，阎莉告诉我，张跃进与她，现在都被选为公社宣传队员，正在准备汇演的节目。今晚，她特意请张跃进过来唱歌，是为了用黄歌「招待我」。那时，全国人民的伙食都一样简朴，自然不能用于「招待」。「黄歌」，那可不是人人都会唱的。
晚饭后，我们坐到了院子里，坐在了桔树下。所谓的「黄歌」，就是以俄罗斯民歌为主，解放前的靡靡之音为辅；也就是那些或情深意长，或低迷颓丧，唱起来让你浑身酥软、丧失革命斗志的歌。这些歌，在知青当中很流行。当时的知青普遍对未来迷茫、无望，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些软绵绵的歌曲，一下就击中了他们。
张跃进开嗓就让我吃了一惊，他的嗓音浑厚，低沉，他也故意把声线压得很低，模仿着那种很少听到的男低音。而且他唱得与别人不一样，多年后，我知道了他是用的美声唱法。
张跃进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后来，我又多次听他唱过，知道了他唱的是《深深的海洋》、《三套车》、《黑眼睛的姑娘》和一些我忘了名字的俄罗斯民歌。阎莉中途也插了进去，与他一起合唱。显然，他们早就在一起练过。阎莉以前也爱唱歌，但唱得并不太好，只是嗓音还很亮色、高亢。
歌声在桔子树下飘浮着，月亮这时已经升起，它在桔子树上穿来穿去。好像桔子树上挂的白灯笼，从枝叶间穿出来的清辉，把院子照得雪亮。我觉得好像是在另一个世界，甚么学校呵、老师呵、同学之间的不愉快甚至愉快呵，都退得好远好远。
我想起那些古诗中描述的意境，大抵也就如此了。
夜更深更静了，老乡们都已入睡了。他们肯定不知道这是些黄歌，在他们听来，与催眠曲差不多，绝不会吵着他们。
这时，张跃进拿出随身带来的二胡，说：这个时候，才能听《空山鸟语》。我自然不知道《空山鸟语》是甚么，此前，我除了革命歌曲，不知道世上还有其他的音乐。后来，我才从张跃进那里知道了二胡大师刘天华，知道了《江河水》和其他的二胡独奏曲。也是从那时起，我才了解了中国民乐。
张跃进试好弦，开弓一拉，周围就静了下来。我们到了一座空山(意识中是青城山)，罕有人迹，唯闻鸟语，清风拂面，泉水洗心。然后，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鸟的世界。原来鸟们跟我们一样，有各种语言和表达。它们也要争论、也要愤怒，也有柔声细语和雷霆之声。
张跃进的琴艺如何，我不知道。但皎洁的月亮、枝繁叶密的桔子树、高高矮矮的泥巴墙，这些舞美效果，让他的琴艺增色不少。我不认为中国民乐团的那些首席二胡，一定能奏出这个夜里梨花沟的《空山鸟语》。
一曲终了，张跃进意犹未尽地说，我再拉一曲吧。这次，是一首欢快激昂的曲子，张跃进拉得恣意疯狂。头和发，随着琴弓上下摆动着，整个身子都好似要随时从板凳上飞起来似的。他的眼睛却不时地瞟向阎莉，而后者，此时眼波闪闪，里面不知是泪光还是月光。
那天之后，我也问过阎莉她和张跃进的关系，阎莉总是回避，说他们之间是「革命友谊」。没办法，公社规定：知青绝对不许谈恋爱。违反规定者，要被集中到县里，办学习班。
我跟着阎莉每天去参加公社宣传队的排演，以至于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与宣传队的人混得烂熟。宣传队的成员全部脱产，吃住都集中在公社。我和他们一起编排舞蹈，也帮他们写一些对口词，宣传语甚么的。两个月后，他们将要参加各个知青点的汇演。最后，镇上会筛选出最好的节目，送到县上去，参加调演。到县上去表演，这是张跃进他们的目标。公社宣传队，是由大部分知青和极少数本地农村青年组成的，用于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宣传毛主席的革命文艺思想。具体的，就是普及八个革命样板戏和普及那些千挑万选、千锤百炼的革命歌曲和舞蹈。当时，学校有「校宣」，公社有「社宣」，部队有「军宣」，工厂有「厂宣」。总之，都是一样的宣传队，都表演一样的革命节目，都假定全国人民对这些革命节目百看不厌。的确，人们真的百看不厌，因为，没有别的娱乐活动可供选择。这些固定的革命节目，就像体操动作中的规定动作，人们主要是在这些动作中，看谁表演得更完美。
比如《白毛女》中大春和喜儿的双人舞，阎莉跳过很多次。但这一次，她和一个她不喜欢的男知青共跳。她有点分男女界限，不肯把手掌全部搭在对方肩上，而是伸出两根手指来，蜻蜓点水式地搁在男方的肩头。由于重心不稳，她踮起脚尖时，晃了两晃，这被张跃进看见了。
公社书记知道张跃进能歌善乐，所以，让他担任了宣传队的队长职务。张跃进把自己定位为艺术总监，他的确也胜任此职。所以，他是宣传队的顶梁柱，除了任队长之外，他是总监、编导、舞美、还是大合唱的指挥。同时，他还是一个一丝不苟的舞台监督。
看见阎莉在舞台上连晃两下，张跃进冒火了，于是当着所有人的面，他指责阎莉有资产阶级小姐情调，没有喜儿那种纯粹的无产阶级感情。阎莉走到哪儿，都是那里的宠儿，哪受过这样的气，当场就大哭起来，并立即罢演。我坐在一边，心想：坏了，按阎莉的公主脾气，肯定不会原谅张跃进。
第二天，罢演后的阎莉称病在家。我劝她，她也不听。我有些纳闷，阎莉最爱跳喜儿这一角，也最爱在宣传队中享有绝对主角的感觉，难道她真的就不怕张跃进换人吗？
早饭后，张跃进来了。我起身要走，阎莉一把拉住我，我只好坐在一边。张跃进笑了笑，在我对面坐下。他对着我讲起宣传队的事，话题也自然地引到阎莉身上。因为倾诉的对象是我，所以，他毫不避讳地对阎莉大夸特夸，从人才到身材，从性格到人格，总而言之，是一个完人，除了偶尔会有点小脾气。这些话是对着我说，我当然知道其实是对着阎莉说的。而阎莉，从刚开始的一脸怒气，也渐渐变成春风拂面。
后面的故事可想而知，二人重修旧好，并且携手并肩战斗在火热的排练场上。张跃进编节目，阎莉主演，二人声气相通、默契配合。现在想来，颇有点像一些大导演与他们的御用女演员之间的关系：英格玛和丽芙.乌尔曼；伍迪.艾伦和黛安.基顿；贾樟柯和赵涛。
在梨花沟的日子，像极了一句套语：日月如梭。但是，我必得在考试前赶回成都，继续我的中学生涯。当我回到成都，回到学校时，我颇有当年武陵人离开桃源洞，回到人间之感。那以后，学校的生活就再也不能吸引我了。
我继续收到阎莉的来信，她在信中详细报道宣传队的近况：刚刚排完了大型舞蹈《重上井岗山》，张跃进编舞，她是领舞。或者，刚刚在镇上初演过，别的公社的节目，完全不能与他们相比。
一晃就到了年底，放寒假了，我又接到了阎莉的信。她告诉我，他们已代表连山宣传队，被选到县上，就要参加县上的新年汇演。阎莉叫我一定要去看他们在县上的汇演。因为，宣传队的成员们，都已当我是他们中的一员。
又一次以买水果为由，我去了梨花沟。
我刚到，阎莉就告诉我两天前，发生了一件事。原来张跃进在与阎莉若即若离地打了几个月哑谜之后，决定要主动挑破那一层似乎挡在他们之间的薄纸。他写了一封信，里面公开地表示要与阎莉谈恋爱。信中那些缠绵发烫的字眼，阎莉自然没有告诉我，关键在于，阎莉居然将这封信，交给了公社领导。我一听就火了，马上就开始指责她。我那时已完全被西方资产阶级文学「腐蚀」了心灵，同时，又对中国古典文学中才子佳人的故事着了迷。我觉得他们二人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才子佳人，虽不成功，但也不能成仁呵。阎莉非常委屈，也与我吵了起来，她说她收到信后很紧张，也不知道怎么办。同时，按照以前在学校、现在在公社所受的教育，她应该把这些充满「资产阶级语言」的信，交给领导。我觉得她这套说辞，简直愚蠢之极。而且，我认为，她真正毁了自己与张跃进的这段关系。那时我在同龄人当中，已算博览群书，自以为已经了解男女之间的那些事，我认为不会有人把背叛自己的人，还当成最爱的人吧？我正在狠狠地批判阎莉时，张跃进来了。听说我在开阎莉的批斗会，他却笑了。然后又对着我说了一大通话(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些话，其实是说给阎莉听的)。大意是让我不要怪阎莉，因为他认为阎莉很单纯。她为甚么作这样的事，正是因为她的单纯。他又说，现在社会上单纯的人并不多了(这点我可不敢苟同，事实上，那会儿的人都很单纯)，所以，阎莉的单纯，格外让人珍惜。
看，根本不需要我去劝解，张跃进就已经原谅了阎莉。不但原谅，简直就是赞许。这让我大跌眼镜。其时，我正在读《牛氓》，书中「牛氓」因为一个错误，挨了女友一记耳光。并且，一个耳光就导致了十八年的离别。从那时起，我才知道，现实中的爱情与书中完全不一样。
捐弃前嫌后，他们一如既往地去公社排练。公社领导因为张跃进一直很先进，偶尔犯了小错误，也就既往不咎。再说，在农村，男女青年都是早婚的，这些知青，在他们看来，早就该结婚了。
我在旁边冷眼观察，与几个月前相比，张跃进仍然表现出对阎莉情意绵绵的样子，而阎莉，仍然是享受着这情意绵绵却似乎浑然不觉。我有时忍不住问她，她的回答也一如既往：我们是革命友谊。
这样「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试探，进行了近一年。直到宣传队的演出，在全县获得第一名。
再一次的寒假到了，这次，我没去梨花沟，因为阎莉回城了。原因是她与张跃进真的恋爱了。虽然她仍在信中支支唔唔，但我一下就知道了。
但是，就像三十年代追求自由恋爱的小说有了七十年代版：资产阶级品酒师之黑狗崽和无产阶级苦孩子的根红苗正的后代，要想结合在一起，一定是千难万难。他们的恋爱，受到了阎莉父母的坚决反对，而且，阎莉被叫回了家，要她彻底和张跃进分手。这之后的故事，又像进入了一个类似琼瑶电影中的俗套：父母坚决反对，子女宁死不从。不同的是，这个恋爱故事的背后，不是贫富悬殊，而是阶层悬殊。阎莉的父母都是革命军人，阎莉的父亲是我见到的革命军人中，最帅的一个。高高大大、堂堂正正，大檐帽下笔挺的黄呢军装，使他显得风度凛然。阎莉的母亲，形貌显然就差多了。她个子不高，五官谈不上好看，也许由于身体不好，她的面容格外憔悴，布满了皱纹。这让我心下有一点点为阎莉的父亲遗憾。但是，阎莉的母亲却是出身纯正的贫农之家，而且是童养媳，就像我们在许多诉苦大会上听到的故事一样，她是被八路军救了后，参加革命的。这样的组合，在当时，就是最纯正的革命家庭了。反观之，张跃进多年后倒是吹嘘过，他父亲的鼻子乃天下一绝，甚么样的红酒只要闻一闻，就知道是甚么级别的。问题是，七十年代需要这样的鼻子吗？无论哪一个阶层，大家一概喝的都是高粱酒、大曲酒。用得着品酒师吗？
有那么几年，阎莉和张跃进两人的爱情与世俗力量展开了拉锯战。(在当时，属于文艺女青年的我，对阻挠爱情的一切，都视为世俗偏见。但这一次，世俗的背景却是革命)在那些混合了痛苦和快乐的日子里，梨花沟再一次成为了他俩的世外桃源。阎莉的父母用了很多方法，包括说媒、开后门、找工作等一切能够把她从农村调回成都的手段，想实现女儿与张跃进分手的目的。但是，阎莉好像中了邪似的，就是不愿一个人离开。她跟父母谈的条件就是：要调，就得两个人一起调上来，都调到成都。而张跃进，也铁了心不再回徐州了。
拉锯战一直持续到几年之后，阎莉终于强过了父母。她考起了成都的一所高专，而张跃进，几年后父亲落实了政策，成了徐州着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一些关系，张跃进最后也被调到了成都一家工厂工作。这个故事终于有了一个大团圆结局。
我最后一次见到阎莉和张跃进，是在九十年代末，我专门去拜望老朋友。他们二人在一间大约不过六十平米的房间里，打造了一个幸福的二人世界。所有幸福家庭所必须拥有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少。在他们极多主义的房间里，我只能侧身走动，这让我感到有些压抑。不过，幸福只嫌少，不嫌多。整个晚上，除了三个人在一起聊天怀旧，其余时间，他们仍在商量，要在房内添置些甚么新的家具。阎莉虽然人到中年，但说话间，仍保持着当年的天真。而张跃进，仍然不断地用「单纯」来赞美她。在阎莉的成长过程中，被早熟的性意识煎熬，直到青年时代认识张跃进，她这辈子最终也只爱过这个男人。的确，她是单纯的。而那个时代的所有女孩，也都如她一样的单纯。
上大学：暗渡陈仓
一九七六年，我也高中毕业了。我们是文革后恢复的第一届高中生，许多人以为，我们就此可以考大学了。那些有上进心的同学，早就在为这个目标作准备。像我这样浑浑噩噩混日子，成天请假往农村跑的人，绝对没有。但事实证明，我的消极是有道理的。毕业来临，我们知道了，政策不变，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下乡。
这对我并不是甚么坏消息，可以说，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我是迫不及待地等着下乡。我没有我的同学那种离开城市就如丧考妣般的悲痛，更没有另一些同学那种远大志向就此被埋没的怨恨。
我们的排长，他仅仅比同班同学大一岁，但好像他比我们大了整整一代。他一直在努力，一心就想考上大学，所以想方设法地装病、托人走后门，终于以重病为理由，留了下来。顺便说一句，整个高中期间，男生女生是不能在一起成双入对的，只要一男一女在一起多呆一会儿，闲言碎语马上满天飞。弄得大家也一见异性，就马上作端庄相。只有我们排长，一直与副排长(女)公开地花前月下，傍晚午后，在一起谈心。以「谈工作」为名义，一直谈到毕业后开假条之际，大家才发现他们俩谈的是恋爱。而且谈到最后，二人都谈出病来，双双地留在了成都。真相大白后，一向把排长当成精神领袖的那些男生，气得都与排长绝了交。而排长和副排长，忍辱负重几年之后，双双考起了重点大学，后来，又双双出国去了美国。野心和爱情，加上适可而止的心机，使他们成了高中班上最有出息的一对。
我相信在那段秘密谈心的日子里，是早熟的排长啓发了副排长的爱情和上大学的野心，他们的每一次谈话，都在向这个计划奋进。这是另一段禁欲时期的爱情，其实也值得大书特书。但是，由于我高中期间经常请假去梨花沟，此中的许多细节，也就无从知晓。
我极积地争取下乡，不是因为我有多么进步。梨花沟给了我最理想主义的想像，我从来就没觉得下乡是一件痛苦的事。恰恰相反，我觉得这可比上大学有意思多了。它几乎就是一件浪漫的事。我甚至也没觉得这中间的城乡差别，在我看来，梨花沟的人过得并不比城里人差。那时城里人吃肉还要肉票，一个月一人才一斤肉票，农村人的肉吃不完，还可以卖给城里的人呢。再说，我那时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冲突，我巴不得赶快离家出走，到广阔天地去，那里意味着自由。
当然，我没能去成另一座花果山，而是去了近郊的新都县。比起梨花沟，我下乡的地方乏善可陈。新都县的农民已经富了起来，心里都打着各自的小九九。看着下乡的知青，他们已经看到知青后面的城市资源。这儿的知青也都各怀鬼胎，一心想着「挣表现」，为的是早点离开农村。因此，同队的知青，也都成为了竞争的对手。
梨花沟那种与世无争的陶渊明式的生活，在这儿，一点都没。我们需要每年挣够足够的工分，才能买足第二年的粮食。为此，我每天都在算工分。早晨天没亮，我就跟着老乡去砍莴笋，霜冻的早晨，手指都快冻掉了。大战红五月时，我连着三晚没睡觉，在抱着麦穗，走向脱麦机的一百米的路上，我就能连打两个旽。
梨花沟知青那种大集体的感觉，在这儿，也一点也没有。我感到沉闷和孤独，大多数休息的时间，我都用来阅读。后来我常常想，如果我也下乡到梨花沟这样的地方，我可能会像傅天林一样，成为一个果园诗人，绝不可能在多年后，写出《静安庄》。
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在天安门广场爆发了，我还记得在成都的天府广场，也有人贴出四五运动中那些激动人心的诗词。我在文革期间，就养成了看大字报的爱好，不是看其中的内容，是看谁的文采好。当我读到着名的「我哭豺狼笑，扬眉剑出鞘」时，我被极大地震撼了。
四五运动被镇压了，我最关心的是写出「扬眉剑出鞘」这首诗的人，后果怎样。很快，各种小道消息传来，说此人被枪毙了。
过了没多久，我上了大学，那是一所工科大学。我们班的人，人口混杂，最大的年纪已有三十七八，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最远的来自内蒙辽宁，最近的就是本校子弟。我们班的阶层也很复杂，最多的是些高干子弟，其中有一位还是成都市长的公子。最少的，是来自偏僻的、我都未听说过地名的山区农民。真是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
上学的第一天，老师就交待了学校的政策：上学期间不许谈恋爱。违者会被处分甚至于开除。都上大学了，还不准谈恋爱呵。我估计年龄大的同学都得倒吸一口冷气。但是，政策就是政策，政策不会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政策就是要把这个「最」字格式化，让其成为普适真理。
大学学校里，不可能再办学习班了。但是，老师也还是常常对个别学生办一些小型学习班，教育他们以学习为主。而大部分同学，考虑的都是实际问题，还有一些个人的小算盘，比如留校呵，农村来的学生还希望学校能分配好一点的工作呵，等等。所以，大家对老师也都很尊重和服从。
我们的女生宿舍，是八个人一间房，上下铺。桌子正中，是两间并在一起的书桌。吃饭和看书，都只能有一半的人坐在桌上，一半的人坐在床上。每个人的空间，就只有一张床。我们班外地女生占了一大半，她们的箱子都没地方放。
宿舍里有两个上海女生，她们俩的生活习惯比较相仿，人也合得来。平时，大家在一起聊天，她俩会突然改说家乡话，我们就知道，她俩正在说甚么不想让我们知道的秘密。到食堂打饭，她们也一起去。上海人很会扳着指头过日子，她俩把各自的饭票放在一起，买饭的时候荤素相间。上海人胃口小，还可以节约一些饭票，到月底，她俩又把多出来的饭票，卖给了班上另一位上海男生。那时我们的生活补助费只有十四元，全都折成了饭票。饭票卖出去，可就变成了现金、变成了零花钱。十四元的饭票，对男生就不够了，尤其是肉票只有一斤，男生更是成天都痨得慌。所以，肉票也开始在男女生中间交换了。当然，有的时候交换的是现金，有的时候交换的是体力，视双方需要和经济程度而定。
一天，两个上海女孩中的一个，把她的上铺拾掇干净，把二人的行李往上一放，再把蚊帐往下一放；俩人就挤在一起睡了。在中国的七十年代，人们脑子里面从未有过同性恋这个词，大家的意识都纯真洁净，两个女孩再好，也好不到那个「恋」字上去。一男一女，睡到一个床上，那是要经得起检验的；二女和二男，睡到一张床上，天经地义。没人会说半个「不」字。
同班的女孩们突然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在这大学四年之中，可以有一个人陪伴你，生病了会有人照顾；上晚自习时，有人帮你占位置；情绪不好时有人倾听；周末有人一起去看电影；不是爱情，胜似爱情。因为，还可以公开的肩并肩甚至于手拉手(视这二人的肉麻程度而定)地走在一起，不会担心老师办学习班，不会担心受处分，也不会担心毕业后，影响分配。
于是，好像一场疫情，女孩们都快速地成双配对，寻找着爱情的替代品。而且，越到后面越恐慌，因为别人都配对完了，自己还孤独着，那绝对是可耻的。最后的两三对，几乎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胡乱凑合的。总算有一天，我发现全班十八个女生，一个不拉地配成了九对。我也不例外，几乎是毫无争议地就被本地一位女孩，主动地将我与她配上了。其方法，可以教一下那些有了意中人，还未成功的单身女孩：某一天起，我回到宿舍，发现我的饭盒被那位女孩拿走了，不一会儿，她就从食堂打回了香喷喷的饭菜。等我吃完饭后，她几乎是抢过我的碗来，冲到水池洗碗去了。在享受了多次田螺姑娘的「柔情蜜意」之后，一向懒散的我，终于被「征服」了。尽管我一直不是个肉麻的人，但还是皱着眉头，由她挽着我的胳膊，在学校里招摇过市。不过，由于我俩都是本地人，下午下课后，就各自回家去了。所以，我的享受也就限于中午。
九对女孩配完后，总算太平无事。我后来常常想，幸亏班上女生是双数，如果是单数的话，还不知要闹出甚么事来。从那时开始，班上的女生都是出双入对的。上课时的座位也自动地调在了一起，复习时，两个女孩头挨头，窃窃私语，男生想要插句话，不是那么容易。当然，在周末的时候，也有男生邀请女生去看电影的，但一邀请就是两个。更多的时候，闹不清楚谁是谁的电灯泡。一天晚上下雨，一个男生主动要借雨衣给我，最后我发现，他实际上是要借给跟我在一起的女孩。还有一次，我被一位女同学「盛邀」到峨眉山旅行，到那里之后，才发现还有一位男生同行，回来后，班里已经「盛传」他俩的绯闻。到后来，「乱花渐欲迷人眼」，「二人行」有时变成「三人行」或「四人行」，男生们走马灯式地与女生「友谊」过来「友谊」过去，但始终不变的却是两个女孩的组合，上面这九对女孩的故事，今天的人看了，肯定以为是我编的，是为了搞效果。但事实上，这些全都是真的，里面的故事多了，要写，可以凑成一部长篇小说。可惜我从来不记日记，记忆力也日渐衰退，记住的：只是这些事情的轮廓和大背景。那些轶闻趣事，全279都随风消逝了。
终于，生活和学习都翻过了七十年代这一页，我们毕业了。在毕业和就要离开学校之际，我们班的男女组合突然发生了巨变。九对假凤虚凰中，起码有一半，这时公开和某位男生出双入对；公开地和他肩并肩甚至于手拉手(视这二人的肉麻程度而定)地走在一起，和他在公共食堂中，同在一个饭盒里吃饭。现在，开始能够看到他们和她们的组合：哦，原来是这样。让我疑惑的是，他们到底是在何时何地，使用何种手法，成功转型？看来，我不在校的那些夜晚，在这些貌似双胞胎们出出进进的背后，其实一直是暗潮涌动呵。而那位一度与我同坐同行的女孩，也在毕业不久后，飞快地、正常地结婚生子，与我渐离渐远。
禁欲时期的爱情，如同战争时期的谍战一样，都有自己的一种方法，那就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禁欲时期的恋人们不用人教，全都深暗此道。
从里芬斯塔尔说起*——刘野访谈录
发布: 2009-2-28 19:51 | 作者: 朱朱
时间：2008年9月 地点：北京 采访人：朱朱 录音整理：罗玛
Ⅰ
朱朱：最近我在看德国女导演里芬斯塔尔的回忆录，在这本书里，她的叙述尽管十分冷静，但仍然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特别希望出人头地的女人，因为无论她怎样解释，客观事实是她主动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然后才和希特勒认识。
刘野：她的艺术成就很高，但人格稍有点问题。
朱朱：苏珊·桑塔格写过一篇专门驳斥她的文章，但她自己的解释是，美学是可以和意识形态彻底剥离的。
刘野：她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克》艺术成就都很高，但我怀疑她故事片是否能拍好，因为这种人，会在电影画面的构图、拍摄的角度等方面有所贡献，但真正拍故事片可能不行，因为故事片关于人性要更复杂，不像体育比赛。法西斯国家的体育不一定会差的。
朱朱：事实上在里芬斯塔尔的回忆录里我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她很像中国文革时期的那种铁姑娘，意志力实在是太强了。
刘野：其实文革时期的一些艺术作品在美学上也有贡献，那个时候的照片上那些女孩的打扮，其实挺「酷」的。
朱朱：我记得你以前说过，当时有那么一幅画你是把它当作色情画来看的？
刘野：那是我小时候，去美术馆看全国美展，我记得特别清楚，里面有一幅画，画的是毛主席和杨开慧年轻的时候，背景是暗的，杨开慧穿一身儿白，下面是裙子，挺着胸，胸画得特高，当时对我来讲完全是一幅色情画，因为那时候看不到这样性感的女性形象。法国有一个波普艺术家，根据中国文革时期的画做了一个系列，其中有一张毛主席和杨开慧在威尼斯，就是从这类画中借的形象。
朱朱：你说的这件事很有意思，我也有同感。之所以如此，我想首先是因为当时美术方面的印刷品非常有限，所以那幅画会令人.......另一个方面，其实文革的氛围对孩子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对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完全是凭自己的喜好去吸收。
刘野：文革一九六六年开始，那时我两岁，我觉得世界就是那样了，对于一个小孩来讲，也没有甚么值得奇怪的地方，但对我父母来讲，肯定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年代，对他们的生活构成了很大的影响。但如果小孩一生出来就面临这些，他认为世界就是那样，即使那么恐怖、封闭的一个年代，他还是能从中发现青春期该发现的东西。我记得小时候看电影《列宁在十月》——那部电影老放，来来回回的放——那里面一开始有一段跳芭蕾舞的镜头，我就特爱看那段，其实就是性的吸引。因为在别的地儿你看不到，女人露大腿，你根本看不到。就是《列宁在十月》里有那么一段儿。后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的冬妮亚，也是青春期的偶像。
朱朱：那时往往是从这种反面的「教材」里寻找这种东西，比如电影里的国民党女特务......
刘野：太性感了。穿着制服，戴着小帽子，一般都叫甚么「玛丽」小姐。
朱朱：我看过你比较早的一个自述，提到过门采尔的素描。
刘野：小时候，因为我喜欢画画，当时我爸在北京人艺工作，从图书馆偷偷借了一些素描的书，一个是《王式廓素描》，一个是《门采尔素描》，还有一个文革前出的《素描习作选》。当时只能看到这些，门采尔，那就是大师了。那个《素描习作选》特别有意思，里面有几页拿纸给糊上了。我就问我爸，这怎么给糊上了？我爸说你别管。后来我拿灯光一照，女人体！当时我十岁左右，处于萌动期。记得毛主席说过，男女老少艺术模特，是艺术家训练的必要的手段，是允许画的。这个也算是当时的最高指示，要不美院根本就不敢用模特，用的时候就把毛主席那话说上。当时我就想，一定得学画画，你想，这是唯一能看到女人体的渠道。
朱朱：西方艺术包括现代主义艺术，你大概是甚么年龄段接触的？
刘野：那就得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了。当时的美术馆会展出一些法国十九世纪农村风景画甚么的，我印象特别深，全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同时，我记得是左边的厅里贴了一些文献资料，是介绍这些画的背景的，其中有安格尔作品的照片，女人体，我记得那个厅里所有的人都在看那个照片。当时我还小，特别想看，但又不敢看得时间太长，怕人说。但那些大人就无所谓了，就使劲儿地看。现在想想，当时的中国人真挺可怜的，就靠看那个印成了黑白的小照片，来满足一点欲望和好奇。
朱朱：我也有类似的记忆，当时我住在一个小镇上，那儿有个文化馆，晚上会放一些香港的武侠片，那是八十年代，那时人们在看录像的时候都喜欢嗑瓜子、哇啦哇啦地说话，满屋子的烟雾，忽然那天的武侠片里出现了一个侠女背部全裸的镜头，就在一剎那，全场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只听见呼吸的声音。
刘野：太饥渴了。我觉得人性开始并不是靠甚么平等、民主的意识来改变的，是靠这些更本质的东西来颠覆的。
朱朱：其实执政者很清楚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对这方面控制的尤其严格。
刘野：一九九○年到一九九四年我去德国，正好赶上柏林墙倒塌，当时东德的人只要你有身份证或者护照，都可以从西德的银行里领到一些西德马克，这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妓院或者是看性录像带的地方去排队。
朱朱：我在想，是不是恰恰在特别集权的、意识形态控制特别强的国家，才会有真正的色情？而相反，在那些很宽松、很自由的，完全开放的地方，反而没有了色情？几年前我去了趟泰国，去之前你会想像那种地方肯定特别色情，但你真正到了那个地方就发现，它的色情已经完全被消解了，为甚么？因为色情在那个地方已经完全变成一个阳光下的事情，它没有了界限，以及在那个界限上的胶着、扭曲。就像当年人们去看安格尔作品的照片?8943.
刘野：这在当时的法国人眼里一定很可笑，安格尔的作品印多好他们都不看，非得去看原作，他们不是去欣赏裸女，而是去欣赏艺术。
朱朱：换句话说，现在我们去卢浮宫，面对那么多大幅的油画原作，你已经完全看不到色情的东西了，因为你不再是通过一个窥望孔......
刘野：越压抑自由，就越渴望自由，其实你给了他自由之后，可能他就更需要秩序。所以，我觉得压抑是肯定要失败的。
Ⅱ
朱朱：你在德国待了多久？
刘野：前后待了四年半。我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底去的，考的是柏林艺术学院，考上了就可以在那里待下来了，还有奖学金。一九九四年毕业我就回来了。
朱朱：那段经历对你有甚么影响？
刘野：跟没去过肯定是不一样的经历了，但对我的艺术很难讲是个甚么样的影响。它是会使我的艺术有点不一样，但不会使我变成一个好艺术家。能否变成一个好艺术家跟出不出国没关系。因为，假如你是一个敏感的人，你可能看一本画册就全明白了，你要不敏感?8943.你想，为甚么所有德国学艺术的人，一天到晚的在那儿看那么多的原作，但真正能出来的好的艺术家，跟中国的比例是一样的？这不合逻辑。所以，能不能成为好的艺术家跟敏感度有关，跟出不出国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但它肯定是改变了我的经历，我有四年在德国的经历，就失去了四年在中国的经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当时我在北京，可能会放弃画画。因为当时画画很不容易，吃不了苦的话，可能你就会干装修去了，干这个相对容易，我学过设计。但在德国就几乎没有这可能，人家德国的设计师多棒啊！而且我又不会德语。只有画画，是最适合自己的一条路。无路可走，反而走出一条路来。四年，很苦，挺孤独的。
朱朱：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有时孤独到对着镜子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