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叔叔，是我父亲的亲弟，他远离家乡，在新乡水泥厂里做着工人。因为他在新乡，也就首先介绍我大伯家的老二孩子，名叫书成的我的叔伯哥哥，在新乡火车站当着搬运工人，把从火车上卸下的煤或沙子，装进加长加高过的架子车上，运往三十多里外的水泥厂里；起早贪黑，一天一次，一次一吨，1000公斤，60多里路，能挣四到五元。因为哥哥在这干着，我也就到了这儿做了一个搬运工人。
我比哥哥个高一些，却是没有他那样对人生和搬运的耐力。每天天不亮时，我们弟兄就早早起床，拉着空车，快步地往三十里外的火车站去，每人装上一吨煤或沙子，然后再缓慢地如牛一样，拉着重车回来。在平路上，我们步履蹒跚，遇到了上坡，无论坡陡坡缓，我们都把一辆车子放在坡下路边，弟兄合拉一车，在那坡道上走着“S”形的路线，盘爬着自己的人生。送上一辆，回来休息一会，再合拉另外一辆。夏日时候，天如火烤，汗如雨注，好在那时，路边常有机井浇地，渴到难耐时候，我们就爬在路边田头，咕咕地狂饮一气，如牛如马，喝个痛快。到了午饭，我们就总是赶到某一机井口上，吃着四两一个、因为坚硬形长，被我们形容为 “杠子”的杠子馍馍。每次，喝着路边的生水，吃那杠子馍馍，我和我哥，都能一口气吃上两个，八两重量。
起初，我拉不动那上吨的煤车、沙车，吃不下那两个杠子馍馍，哥哥替我着急，除了每遇上坡，都要替我拉车以外，还要在路边吃馍时候，从他车把上吊的一个袋里，给我摸出一块乌黑的咸菜块儿。他咬下一口，有三分之一，自己吃着，把那三分之二黑乌的咸菜，递到我的手里，让我就着咸菜，就着路边河水，去吃那坚硬的杠馍。这样一段日子，看我能吃完那八两馍了，哥就不再给我准备咸菜，而只准备一些最为深刻的关于人生话儿。
他说：“连科，你还回家读书去吧，读书才是正事。”
他说：“不读也行，读多了也不定有用。”
他说：“明天周末，我们回去洗个澡吧。洗个澡，明天你好好睡上一觉。”
我在每周的周日，都会好好睡上一觉，把前几天透支的力气，设法儿补将回来。可是，我哥让我睡觉，他却仍在星期天里，还要到火车站上再多运一趟煤或沙子。
我和我哥，是住在水泥厂的一间宿舍房里。周日这天，哥哥拉着车子走了，我就躺在空荡荡的屋内，有些绝望地望着天花板和天花板上挂的蛛网。还有蛛网上一天天长大的一个蜘蛛。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我那写了一百多页的长篇小说，孤苦伶仃，和行李一块，从老家随我到了新乡，可我却是再也没有为它续写过一页，再也没有写出过一段情节或一个细节。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我叔看我走路时一个肩高，一个肩低，身子也有些歪斜。问我怎么会这样走路？我说本来就是这样走路。我叔伯哥哥，却把头低了一会，抬起来说，是拉车拉的。说因为架子车中的辕带，每天都要狠狠地勒在肩上，要用尽吃奶的力气向前拉着，那肩膀也就自然向下坠了。
说完这些，我叔没有再说什么，眼眶里有了泪水。
三天以后，我叔不让我再到火车站上去当那搬运工人。说挣钱再多，也不再去了。说一但累坏了身子，他会一生对不起他的哥嫂，我的父母。经过叔的托人周旋，还请人吃了两次饭店，喝了一瓶白酒，说通了让我到水泥厂的料石山上，和别人一道打风钻、炸料石，然后再把料石装上小型火车，运往山下水泥厂里。因为炸那料石有些危险，被石头伤后流血或被哑炮碎骨，甚或炸亡的事情，每年每月，都时有发生。为了安全，叔也不让我哥去做那搬运工了。让他和我一块上山，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我们弟兄就卖了各自的架子车，到水泥厂的料石山上，去做了那里的临时工人。料石山脉，离水泥厂有三五几里，小罐儿火车，上山时用钢丝卷抑机儿把几十个空罐车厢拉将上去，待装满料石，再利用下坡的惯性，把那罐车迅速而有节奏地放下山去。在那山上，临时工们分着几拔，有人专门打钻放炮，有人专门把料石装上铁皮板车，再推几十米或者上百米，装上罐车。还有人负责，专门把罐车往厂里放运。刚上山的新手，由于不熟悉劳作景况，都会让你干上三天放罐的轻活。三天之后，你都熟了，再去干那搬石头砸锤，到崖壁上翘石的险活累活。
我干了六天放罐的轻活。
叔伯哥哥，把他前三天的放罐轻活，也让给我了。而他，一到山上，就干了抡锤打钎的最重的活儿。在山上干活，是一种“计时”，而非“计件”。计时，既每干八个小时，为着一班，每一班有一块六毛钱。为了能干上十六个小时，一天劳作两班，挣上三块二毛钱，我和我哥去找工头说了许多好话。我叔，还又去给那工头送了两盒香烟，一瓶白酒。就这样，我和我哥，在那山上每天干上双班，十六个小时，经常一干十天半月，不下山，不洗澡，也不到厂里去办什么事情。吃住都在那空旷的山上，直到天下雨了，才会借着雨天，休息一下。
最长的一次，我在那山上一气干过四十一天，每天都是十六个小时，不洗脸，不刷牙，下班倒在地上就睡，醒来用湿毛巾在脸上象征一下，就往工地上快步走去。因为工厂里既抓革命，又促生产，要大干一百天，完成多少万吨的水泥生产，支援哪里的工程建设。所以，全厂上下，就都那么日夜忙着，自自然然，也就给我提供了一个不用请客送礼、不用求人说好，就能每天干上十六个小时的天赐良机。
我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这机会中，有一桩趣事。那桩趣事，关系到国家机密和台海关系。
那个时候，对于台湾，中国大陆人知道的只有两个内容，一是他们台湾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二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当然，因为我们要解放他们，他们又亡我之心不死，随时都要反攻大陆，夺取我们的革命政权。所以，不知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时候大陆的到处，似乎都有潜藏的国民党特务。于是，也就从我幼年记事伊始，耳朵里总是听到国民党的特务如何如何，使我有很长时间，都怀疑我们邻居，怀疑某个老师和大街上穿着制服的所有人，都是国民党从台湾派来的一个坏人特务。以至于少年时期，独自走在村头的田野，因为过份寂静，能听到自己脚步的后边还有脚步的声音，也就怀疑，身后有着来自台湾的某个特务，正悄悄地跟在我的身后，我快他快，我慢他慢，于是就猛地回头，又只发现一片空旷在身后漫漫地铺着堆着。
为了证明身后确实没有特务，有时我会快走几步，把身子闪在墙角或一棵树后，然后把头悄悄伸将出来，进行观察瞭望，待确认身后的确没有特务的尾随，才会继续谨慎地走去。回忆那个年代的许多事情，就像回忆一部年代久远的革命电影，有许多模糊，也有许多清晰；有许多场面宏大的历史空旷，也有空旷中鲜明细节般的野花小草。总而言之，那是一个革命和激情充盈的年代，革命养育了激情，激情反转过来，又燃烧着革命，以至于我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在新乡郊野的山上，每天双班，一次干上十六个小时，整整四十一天，没有下山，没有歇息，除了珍惜来之不易的每天能干十六个小时的机缘，别的我都一概不管不顾，也就从此，忘记了一切，如同和整个世界完全隔绝了一样。然就在这个隔绝之中，革命与解放台湾这样宏大的事情，会转化成某个细节，呈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一天午时，我们正往罐车上装着料石，工地上忽然停电，罐车不能运行，风钻也不能旋转，大家几十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和我一样，在那年代求着生存的临时工们，都躺在碎石碴上歇着睡着。也就在这个时候，在我躺着将要睡着之时，我看到有两个硕大的粉红汽球，从天空中的高远朝着山里的深处飘了过来。
望着那两个汽球，我的第一反映是，这对汽球可能是台湾的国民党人放飞过来撒发反革命传单的两个反动工具。至于那来自台湾的汽球，能否飞过台湾海峡；海峡又在什么地方；从海峡那边的福建厦门，到我们的中原河南，河南的新乡地区，有多远的千里之程，要经过几个省份，我不知道，也不去想它。但却望着那对汽球，越来越信那是来自遥远的、水深火热的台湾方向。为了证明我的怀疑，在大家都半睡半醒之时，我做出要去厕所的样子，离开了工地。离开了人群。
我朝着汽球飘去的方向，一口气走了最少三十分钟。从山顶到了荒无人烟的一条沟谷，直到确实相信，那汽球已经飘失，我再也不能找到它时，才停下了我的脚步。可是，就在我转身要走时，要离开山谷回到山顶时，奇迹砰的一下，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在路边的一个石头缝里看见了一样东西。那东西如同书签，四指宽窄，一拃长短，纸板光硬，印制精美，一面是一个漂亮美丽的少妇，亭亭玉立地穿着短裙，分开双手，一边牵着两个孩子。那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健康可爱，背着书包，拿着玩具；而他们彩色照片的背景，是宽阔的台北大街，和一街两岸的高楼与路灯。就在这书签似的卡片彩照的背面，赫然地印着一行蓝字：
台湾不计划生育
在当时，我对计划生育这个后来连农民都十分明了的词语，还不是十分明了，只是隐隐觉得，这个词语与生孩子有些关系。而那个年代，我们乡村也同样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只是中国的某些城市，开始有了这样的号召。所以，对计划不计划生育，我并不十分兴趣。只是觉得，捡到了这张卡片，证明了我对那两个汽球是来自台湾反动派的一种判断。只是觉得，台湾人虽然反动，可他们大街上的美丽却是超出了我的所见和想象；还有对照片上母子们生活的幸福，有了暗自而沉重的羡慕。
山谷中空旷无人。我拿着那张卡片，默默地朝工地走去。到了工地，又把那张卡片藏在雨淋不到的、别人也不能发现的一条石缝。虽然之后我没敢再去石缝里看那张卡片，却已经在心底里藏下了一个不能告人的秘密，那就是：台湾人可能比我们生活要好；而我们自己，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对于社会、革命和世界朦胧的怀疑，让我想起了我那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因为在那个虚构的故事里，充满着阶级斗争，也有着一个来自台湾特务的丑恶形象。
我又开始写起了我的那部长篇。
因为我的叔伯哥哥，回家结婚去了，给我留下了独占一屋的空间。可在某天动笔时候，方才突然地发现，因为每天在山上搬石头抡锤，往车上铲装石碴，铁镐的把儿和我缝了几层补丁的裤腿，时时挤压着我握铁锹把儿的右手手指，使我的右手指头，已经完全扭曲变形，如同了树枝一样干枯曲弯，让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再握那细滑的钢笔。发现手指无法握笔的时候，望着干硬的指头，我惘然不知所措，有些想哭，又觉得坦然。试着用左手握笔，却又依然不能写字，就再用右手生硬地握着，生硬地在纸上写着，直到可以把字写得有些像字了为止。
就这样，在每天不干十六个小时时，而只上一班八个小时的时候，我都会关起门来，写上几页、几个小时的所谓小说。这个时候的写作，已经不太寄希望于以它的出版，来改变我的命运，让我逃离土地，走入城市；而是觉得，现实让人感到生存的绝望，在写作中，能让人觉出有个新的世界的存在。
就这样，上班，写作；写作，上班。上白班了晚上写，上夜班了白天写。以为一切都将过去时，因为工地上忽然走了几个来自安徽的工人，我又有机会在那山上，每天干上十六个小时时，一干半月时，世界轰然而悄然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天翻地覆。
天翻地覆是自一天的半夜开始的。一天的半夜，已经是十二点多，忽然间，寂静山脉工地上的大嗽叭里，莫名奇录地响起了音乐，播放了豫剧《朝阳沟》。先前，那大嗽叭里除了播音各种通知外，就是革命新闻和革命的京剧样板戏。可是那一夜，天空有云，万籁俱静之时，大嗽叭里竟然播放了有些靡靡之音样醉人的豫剧《朝阳沟》。我们不知道嗽叭里为什么不再播放那革命的样板之戏，而改播了优美的地方戏曲。大家都怔在那儿，停了手中的活儿。都在听着《朝阳沟》中的“走一步，退两步，我不如不走”的优美唱段。直到后来，那些年长的工人们干着活儿，就都跟着大唱起了《朝阳沟》来。
我就是从那一夜突然意识到了豫剧之美，直到今天，还迷恋着河南的戏剧。因为那一夜，我要干上双班，十六个小时，所以，第二天八点下班，回到山下水泥厂的工人宿舍区里，已经是来日的上午十点多钟。就在那宿舍街区的墙上，那一天，我看到了到处都是奇怪的标语。内容尽皆都是打倒汪、张、江、姚“四人帮”的口号。我不知道汪、张、江、姚是谁，不知道“四人帮”是什么意味，就如不懂“计划生育”是什么意味一样。回到宿舍，我小心地去问我的四叔，说汪张江姚是谁？
四叔说汪、张、江、姚是：汪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我知道汪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都是我们伟大国家的领导人。想起不久之前，毛泽东逝世时，我在山上干活，直到一周后从山上下来，才愕然听说毛主席已经死了。现在，毛主席的夫人和她的好友们，又都被抓了起来，这使我过了许久之后，才隐隐觉得世界将要发生下什么变化。一场新的革命，也许就要到来，尽管各种革命似乎都与我无关。但在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汪、张、江、姚的顺序，一定被谁排列错了，应该把江青的名字，排在汪洪文的前边。虽然汪洪文是国家副主席，可江青，毕竟是毛主席的夫人。
后来的事实明确地证明，中国确实有了新的革命。
而且革命，与我有关。
在非常偶然、普通的一天里，我正在山上干活，我的四叔急急地从山下走来，到我面前犹豫着说，你下山买票回家去吧，家里有了急事。我怔在叔的面前，有些惊慌，有些忙乱。叔看我忙乱，就取出了一封电报，默默地给我。
电报上只有简单四字：“有事速回”。在那个年代，电话网络，不像蛛网样罩在今天的上空，让世界变得小如手掌。而那个时候，通讯的主要方式，就是信和电报。缓事发信，急事发报。而发电报，一般又都是家有告急，如亲人病重病危，或突发别的灾难。因为电报上每发一字，需要六分钱还是八分钱，这六分、八分，是两到三个鸡蛋的价格。所以，世界上最简介的文字，自然就是电报的语言；最令人不安的文字，也是电报的语言。
因为家有病人，这让我不敢多想电报背后的事情。就只能怀惴着电报，急匆匆地下了矿山，买票整物，连夜启程，回到了洛阳嵩县的一隅老家。
到了家里也才知道，家里一切如常，只是因为社会和从前有了大不一样。
六
中国的社会，又有了高考制度。
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报名去考那事关你命运前程的大学。
从新乡回来，离高考还有四天。因为高中没有毕业，就只能找出初中课本，抓紧复习了整整四天，便和一些同村青年一道，到几里外的一个学校，参加了一次对我来说是莫名的高考，就像抓紧吃了几口饭食，匆忙地奔上了人生与命运的途道一样。
记不得那年都考了一些什么内容，但却记得，高考作文的题目是：《我的心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这个题目，充满着悲伤和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息。清楚的记得，在那篇作文里，我写了我站在我自己亲手修的大寨梯田上，眼望着北京天安门，心里想着毛主席生前的伟大和光荣 ——在那篇作文里，我狠命的抒发了我对伟大领袖的某种感念和情感。因着自己那时正写着长篇小说，而那篇作文，也就自然写得很长，情真意切，壮怀激烈。作文要求是每篇千字左右，每页400格的稿纸，每人发了三页，而我，却整整写了五页。因为作文稿纸不够，举手向老师索要稿纸时，监考老师大为震惊，过去看我满纸工整，一笔一划，在别人两页都还没有写完时，我的第三页已经写满。于是着，监考老师就在考场上举着我的作文，大声说像这个同学，能写这么长的作文，字又认真，句子顺畅，那是一定能考上大学的。希望别的同学，写作文都要向我学习。我不知道，当时的监考老师是来自哪里，但他的一番话儿，让所有的考生在那一瞬之间，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我的身上，像一个时代，都把目光集中到了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一样。
然而那年，我没有考上大学。
我们全县，无一人考上大学。只有偶或几个，考上了当地师专。而我所在的考场，连考上中专的也没一个。这集体的落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集体去报考自愿那天，上百个考生，无一人知道，中国都有什么大学；省里都有什么大学；洛阳都有什么学校。问负责填报自愿的老师，志愿应该写到哪个学校？老师说，你们随便填嘛。
问：“随便也得写个学校名啊？”
老师说：“北京大学和河南大学都行”。
问：“北京大学在北京，河南大学在哪儿？”
老师说：“可能在郑州。”（实际在开封）。
大家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北京是首都，是政治和革命的中心，是全中国人向往的一方圣地。于是，有人率先把他的自愿，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随后，所有的同学，都把志愿填成了北京大学。
我也一样。
当然，结局是无一录取，命运绝对公正。
接下来，和我同考场的许多同学，都在次年进行了复读复考。而我，没有复读，没有复考，也没有到新乡水泥厂里接续着去做那炸山运石的临时工人。我想在家写我的小说。刚巧我大伯家的老大孩子，我的一个名为发成的哥哥，他是一位名远近闻名的匠人，在一个水库上成立了一个小形建筑队，我就白天跟着他到水库上搬砖提灰，学做瓦工。晚上在家里夜夜赶写我的长篇小说。就是到了大年三十的除夕之夜，我也呆在屋里，一直写到第二天鞭炮齐鸣，春光乍泄。
一九七八年的下半底，我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到了年底，便怀揣着一种逃离土地的梦想，当兵去了，在我人生的途中，迈出了最为坚实的进城寻求人生的一步。可在军营，所有的人问我为什么当兵时，我都会说是为了革命；为了保家卫国。问我为什么写作时，我都不说是为了我的命运；而是说为了革命而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去争做一个革命的、有文化的合格军人。因为革命，是那个年代的根本，革命掩埋、掩盖了那个年代里人的一切。可是后来，有位领导听说我爱写小说，有心看看我的作品欲要提携我时，我急急地写信并打长途电话，让我哥哥把我用几年时间写的30万字的长篇寄给我时，我哥却在来日回我的长途电话里，伤心地告诉我说，弟呀，你当兵走了之后，母亲每天烧饭和冬天烤火，都把你写的小说当做烧火的引子，几页几页的点着烧了。
我问：“全都烧了？”
哥说：“差不多全都烧了。”
2008年7月17日 于北京
阎连科 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为人民服务》、《丁庄梦》、《风雅颂》等8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10余部，散文、言论集5部；另有《阎连科文集》12卷。其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大利、荷兰、以色列、西班牙等十余种语言，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2004年退出军界，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始于1979：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
发布: 2008-11-27 21:20 | 作者: 柏桦
法国诗人瓦雷里曾说过，一个人在决定性的年龄读了一本决定性的书，他的命运将由此改变。无疑，1979年对我来说是决定性的一年。这一年，我从一名无所事事的大二学生突然开始集中精力于一件事情了，那就是写诗（其实我从初二就开始写诗，学习过毛泽东诗词，亲手抄录过《唐诗三百首》，阅读过贺敬之的诗并在《毛主席的光辉把炉台照亮》的小提琴独奏旋律下朗诵过他的《西去列车的窗口》，甚至还读过几首莱蒙托夫，但最终不了了之并没有形成做一个诗人的意识，一本真正能够决定我命运的书还没有出现，它在等待，而我在寻找）。
那时我正在广州外语学院读书，与少年时代的朋友彭逸林（我们读初中时有一个私下的学习小组，他和我以及杨江，我们曾狂热地读现有的书，如李锐写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天演论》，普列汉诺夫论艺术，《联共（布）党史》，甚至还有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后来还有《第三帝国的兴亡》等，当然也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一些活页似的简单的古典诗歌与散文。有时我们也会相互酬唱几句“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之类。顺便说一句，开列这个并不全面的当时的书单是很有意思的，从中可见一代人的阅读史并管窥其成长史，那是一个不仅盲目更无选择的年代，这些书只能使人格中集体“超我”，即被规定的 “超我”这一部分古怪而凶猛地成长，真正的“自我”依然在沉睡，关键之书仍遥遥无期）互通了大量信件，他当时在成都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现在是重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邮差传递着书信，书信交流着生活，无序的青春在激烈的运动，在奔向一个有序的共同点——诗歌——它成为我们书信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一个重新集中的焦点。
1979年的一天我怀着相当新鲜的心情读到彭逸林寄来的分析瓦雷里的《海滨墓园》的文章——一篇单纯得令我羡慕，但现在看来有些幼稚的文章；同时他告诉我他已开始写“现代派”诗歌并与四川大学的学生游小苏（以一本《黑雪》诗集震动川大）、四川大学经济系学生郭健、四川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的欧阳江河、温江歌舞团的骆耕野、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的女诗人翟永明组成了一个诗社，骆耕野由于成功的“不满”和年长被推为诗社社长，游小苏是诗社公认的“首席小提琴手”（他以一口抒情的《金钟》响遍了校园，甚至响遍了重庆、贵州、昆明、西藏，年轻的大学生们争相传唱其中一行“作我的妻子吧”；诗人当时并不知道他将为美丽的抒情付出何种代价；如今代价已兑现，很快,大学毕业不久,他就成了一名机关干部，负责墙报及共青团工作。看来那“表层的”抒情或许非要某种内部的 “邪恶”来支撑，比如波德莱尔、魏尔伦、甚至维庸，但他从一开始就与这个品质无缘。这也让我想到T.S.Eliot在论述波德莱尔时所说的一段话：“在某种悖缪的意义上，做恶总比什么也不干好，至少，我们存在着。认为人的光荣是他的拯救能力，这是对的，认为人光荣是他的诅咒能力，这也是对的。”为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T.E.Hulme在谈论波德莱尔时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人在本质上是坏的。”）。
很快，我又从彭逸林的来信中得知北京出现了一批“今天”诗人，北岛、芒克、江河、顾城、杨炼、舒婷，我从彭逸林激动的笔迹中新奇地打量这几个名字，恍若真的看到了“太空来客”。一个老诗人卞之琳（彭逸林与他有过通信）的名字也出现了，他在新一代诗人中再度以他早年的四行“断章”引起轰动。“年轻的” （刚复刊不久）《世界文学》杂志欢快地刊登出卞之琳译的瓦雷里的几首诗。在译者附言中他提到梁宗岱教授是中国介绍瓦雷里诗歌的第一人。而梁宗岱就是我校的教授，就在我的身边，后来我与梁教授有过较深的交往，他的高傲和天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几乎也就在那同时，我读到了波德莱尔的诗歌。事情来得非常偶然。王辉耀，我的一个同学（他后来成为加拿大、魁北克省政府驻香港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经济参赞），他仿佛是神随便派来的一个使者，他把一本杂志（《外国文学研究》，徐迟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传到我的手中。就是这本杂志在我决定性的年龄改变了我的命运，而在此之前，即早年的阅读随之作废（注意：仅指能指，即形式意义上的作废），但早年那些看似无意思的阅读却为我的反叛性或离奇的革命性打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基础，若没有这个基础，何来与波德莱尔的一见如故及息息相通。此时，一幅波德莱尔的肖像——“我精神上初恋的象征”已呈现在我的眼前，下面有一行文字注释：“吸食大麻、鸦片之后的诗人波德莱尔。”大麻、鸦片、诗人……我一下就被吸引住了。我仔细观察这位诗人。他神思飘浮，温驯的眼睛略带一丝冷漠，大麻已融化了他那易于激动的内心，一滴清泪欲从他的眼角无言地滴下；他倦怠而优雅，一只手纤细地支着头，轻柔地瞧着我。这样的神情对他是少有的。我后来见过他大量的形象，全部都是傲然不屑、冷若冰霜，眼睛放射出逼人的愤世嫉俗的寒光。这个雪白的“撒旦”，嘴唇的线条特别挑剔，翘起的下巴坚毅绝伦，百年之后他又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诗人中至美的危险品、可泣的亡魂，我的心抵挡不住他的诱惑，就要跟随他去经历一场“美的历险”。
突然，我的目光转停在《露台》这首诗上。我屏住呼吸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就在那一夜，1979年秋天广州北郊一个风景如画的校园的白夜，一粒耀眼的星火已确切地点燃我生命通往诗歌之路的导火线，我就要开始我那真正的燃烧之旅了。
阅读随之铺开，抄写与练习交替进行。
我的第一首“现代派”诗歌（严格地说应是浪漫主义的）是《献给爱琴海》，一个遥远的地名由于翻译的原因恰恰与中国的“爱情”一词谐音。我从“爱琴” 到“爱情”显得又愚蠢又滑稽，可在当时我却郑重其事，不遗余力。空空如也的浩叹，华而不实的语言根本不能表达我生活的经验，更谈不上诗的形式与技巧了（这首诗受到彭逸林的加倍鼓励，一时信心大增），但我却写得热泪盈眶、百感交激。我那23岁的朦胧激情，我那幼稚而可笑的“爱琴海”（或爱情海）非要不顾一切地献给一个空想的美人；从这个不知名的美人出发，我不分昼夜地写诗。一天，我碰巧在《诗刊》（以前从不读《诗刊》）读到北岛的《回答》、《习惯》、《迷途》。紧接《露台》“母亲般”的震荡之后，《回答》又带给我“父亲般”的第二次震荡。
那震荡也在广州各高校引起反应。我看过杨小彦（他现在是中山大学传播系教授）一个很漂亮的笔记本，上面抄了许多北岛的诗，当然也有这首“可怕的” 《回答》。确实可怕，一首诗可以此起彼伏形成浩瀚的心灵的风波。这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显得不太真实或不可思议，而当时的生活就是如此。毛泽东时代所留给我们的遗产——关注精神而轻视物质的激情，犹存于每一个“77级”、“78级”大学生的心间。而这一点与苏共时期的俄罗斯又是何其的相似，以至于当我每每阅读布罗茨基那篇著名的《小于一》时，常生出一种“刺人心肠”的时代共鸣感。他说：
我们从来没有自己的单独使用的房间与女孩调情，女孩子也没有她们自己的房间。我们的爱情活动主要是散步和谈话（按：这与我们中国当年的情形何其相似,两手空空的散步和谈话也成为我们当时精神生活的亮点）。倘若把我们走的路程用里数来计算，那必定是个天文数字（按：我就曾徒步走过100公里去见一个朋友，接着又边散步边谈话近5小时。后来，我把这一徒步与谈话经历写入诗中：“我记得那一年夏天的傍晚/我们谈了许多话，走了许多路/接着是彻夜不眠的激动”《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再后来，我开始思考“徒步”这个词。徒步在中国的古代总是与山水与会友相联系的，古人云：行千里路，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徒步的形上学，如陶潜在《时运》中写的“袭我春服，薄言东郊”，讲的便是徒步行走在山水间感悟自然的事。这一点还影响了后来的美国山水诗人加里.斯奈德，他在《仿陶潜》一诗中这样写过：“I’ll put on my boots & old levis / & hike across Tamalpais.”而如今在中国一切早已改变，“徒步”一词在毛时代已从古典山水游历中脱出，获得了另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美感，即重精神轻物质的美感。它甚至成为了我们成长中某种必须的仪式：如早年的红军长征，文革中的红卫兵大串联，以及萧索的七十年代，那时一个人连坐长途汽车或火车去见一位朋友也会让他陡升起一种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徒步的紧张和复杂的感情与庄严）。破旧的栈房，工厂区的河沿，雨天公园里湿漉漉硬梆梆的长凳，机关大楼的阴冷的门洞——这些便是我们当初获得感情享受的标准布景（按：即精神布景）。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所谓的“物质刺激”。
而北岛“回答”的激情，正好供给了那个时代每一个内心需要团结的“我——不——相——信”的声音。那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毁灭或献身的激情! 仿佛一夜之间，《今天》或北岛的声音就传遍了所有中国的高校，从成都、重庆、广州中山大学等许多朋友处，我频频读到北岛等人的诗歌（而在当时的《今天》中，我只喜欢北岛一个人的诗）。这种闪电般的文化资本传播速度哪怕是在今天，在讲究高效率的出版发行机制的情况下都是绝对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这或许应归功于我上面所说的那个时代特有的“现代”传播形式及传统：走动——串联——交流，尤其是那个时代老式但快速的政治列车，它几乎是以某种超现实的魔法把一张写在纸上的诗旦夕之间传遍全中国。
举一个例子，就连当时在昆明工厂当工人的于坚都于70年代初读过食指写于北京的《相信未来》，由此可见其传播的深广度是如今的网络也不能相比的。
就象一块石头击向平静的湖水，涟漪一圈一圈在扩大，那涟漪的中心是象征主义，第一圈涟漪是超现实主义，第二圈是意象派，第三圈是自白派，第四圈是运动派，第五圈是垮掉派，第六圈……第七圈……一石激起千层浪，我开始换着口味吸取着一个又一个诗人的“精髓”，肉感的诗、抽象的诗、光明的诗、黑暗的诗、幸福的诗、疼痛的诗、闲谈的诗、雄辩的诗、良心的诗、智慧的诗、装怪的诗、赤裸的诗……西尔维亚·普拉斯的纯金尖叫和纳粹式疼痛对我有过短暂的致命影响，她那种狂热的自传式简单的韵律，令人发指的幻想和深度，警句般的短语迎合了我当时激烈的心情（或童年的“下午”心情）。在她的影响下，也恍若在我的母亲精神影响下，我于1979年写出了《给一个有病的小男孩》这样的诗，痛快地运用着普拉斯式的“自白”，侦破或割下童年的尾巴。火热的我，火热的中国需要更激情的诗人，选择对象不是拉金而是狄兰·托马斯。这个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仇恨富人的诗人，这个靠声音弄疯成千上万美国大学生的诗人，这个吊儿郎当的空前的清谈家，这个一天到晚叼着烟卷、提着酒瓶的“紧迫的狄兰”（他早就预感他活不长），这个最后一位浪漫主义的“齐天大圣”，这个顽童、魔术师、自我毁灭的极左派，他以绚烂的雄辩和色彩的晕眩大肆刺杀我的神经。直到1987年这刺杀才彻底结束。“歌唱心灵与官能的狂热”是我早期诗歌的第一声部，它解放了我，并让我获得（或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冻的胜利。
我们总是不断地走出去，走向幽暗而可怕的山谷，倒在草地上，卧在花丛里……我在阅读着里尔克，在1979年春天的一个正午，在校园蟋蟋作响的草地中央，我晒着太阳吟咏“秋日”和一只“豹”，想象着秋日余辉下一座巴黎的暗淡公园的深处，那里有一对孤寂的闪烁着秋凉的豹眼。他是继波德莱尔之后第一位走进我心灵的德语诗人，一位神性与女性的贴切的呢喃者，一位在俄罗斯一个暮春的晚间倾听一匹白马迎向他的时间的沉醉者，一位我不敢置一词的歌者。我抄下他的诗，并继续抄下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的诗，抄下北岛的《回答》、《雨夜》、《黄昏·丁家滩》、《习惯》……这些人、这些诗打开了一个新时代，同时也开启了一扇通向自我或英雄的“颓美”之窗。
北岛及其《今天》，或许正契合了一种俄罗斯式的对抗美学（有关此点，我有另文专述），他是对一个“苦闷”和“压抑”的时代提出了激情的异议，也正是从这意义上，北岛成了一个时代的代言人。
下面，且让我回过头来专门谈论一番我所经历的波德莱尔时期。
如前所述，我第一次读到波德莱尔的诗是1979年，那是法国汉学家程抱一翻译的，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上。关于我第一次读到波德莱尔诗歌时的震动，我在许多文章、访谈以及我的自传体长篇随笔《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该书已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01年在香港出版）一书中都有过详细谈论，在此便不重复了。只说一句前面的话，我在决定性的年龄，读到了几首波德莱尔递上的决定性的诗篇，因此我的命运被彻底改变。
又几乎与此同时，我还读到了令我震动的北岛的诗歌，当我读到如下这些诗句时：“用网捕捉我们的欢乐之谜/以往的辛酸凝成泪水/沾湿了你的手绢/被遗忘在一个黑漆漆的门洞里”（北岛《雨夜》），我的心感到了一种幸福的疼痛，我几乎当场就知道了，这是一种阅读波德莱尔时同样有过的疼痛。北岛的这几行诗让我重温了“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这句诗出自《恶之花》中《乌云密布的天空》一诗），那当然也是一种经过转化的中国式“欢乐”。艾略特在评论波德莱尔诗歌中的神秘力量与现实力量时说过一句话：“波德莱尔所受的这种苦难暗示着某种积极的至福（beatidue）状态存在的可能性。”的确，波德莱尔的诗从总体精神上说，是陶醉在一种全身心拥抱苦难的极乐状态中的诗，而“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就最能集中体现此点。北岛这几行诗不仅完全对应了艾略特所评波德莱尔的这句话，也对应了波德莱尔这句强力之诗。我们通过这几行诗便可以透彻地认识了我们处的时代精神之核心。《雨夜》不是戴望舒式的《雨巷》，它已是另一番中国语境了，即一个当时极左的、一体化的文化专制语境下的中国。《雨夜》带着一种近乎波德莱尔式的残忍的极乐以一种深刻饱满的对抗力量刺入我们欢乐的心中，这种痛苦中的欢乐只有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才会深切地体会。黄翔那篇让我一读之后终生难忘的文章《末世哑默》，就曾逼真地勾画了那个时代的传奇之美，当然也是“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之美：
早年的时候，哑默在野鸭塘的房子是个独间。在我的记忆中窗口栽着一棵仅有几片嫩叶的小树，或一蔟美人蕉。日照中影子投入房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哑默气氛。房间里有一架小床，靠床的小茶几上总是整整齐齐地撂着一堆用彩色画报纸包着的书。这些书是哑默最喜爱的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惠特曼、泰戈尔、罗曼·罗兰、斯·茨威格和早年的艾青。还有普里什文、巴乌斯托夫斯基。后来又挤进了意识流大师伍尔夫和普鲁斯特。靠墙的一角堆着几堆《参考消息》，从桌子一直堆齐天花板，颜色多半早已发黄。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那些年代，哑默就从这些报纸的文字缝隙中窥探“红色中国”以外的世界。有时一小点什么消息就会让他激动不已。如肖洛霍夫或帕斯捷尔纳克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小则报道。……当尼克松访华、叩击古老中国封闭的铜门时，他同他的朋友们兴奋得彻夜不眠，在山城贵阳夜晚冷清清的大街上走了一夜（按：又是走动，此乃毛时代之精神特征呢）。他们手挽手壮着胆子并排走（这在那种年代是要冒风险的，这种行为立即视为“异端”，若被夜间巡逻的摩托车发现，就要被抓起来）。青春的心灵跳动着梦。他们静听着自己的脚步声，仿佛中国已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一个崭新的世纪已经来临。……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带着我的处女诗作《火炬之歌》（我的《火神交响诗》的第一首，写于1969年）闯进野鸭沙龙……我第一次朗诵《火炬之歌》的那天是个夜晚。屋子里早已坐着许多人。我进来的时候，立即关了电灯。我“嗤”地一声划亮火柴，点亮我自己的一根粗大的蜡烛，插在房间中央的一根独木衣柱顶端。当蜡光在每个人的瞳孔里飘闪的时候，我开始朗诵。屋子里屏息无声，只偶尔一声压抑的咳嗽。许久许久，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我才发现整个房间还没有人从毛骨悚然的惊惧中回过神来，我这才听到街上巡夜的摩托车声。
如同闻到某种特殊的气息一样，我闻到了那个时代特异的思想、生活的核心与细节以及地下诗人们的隐密之美。但隐密的美注定要以一种对抗式的“血啸”面目出现，它注定要疯起来。结果是黄翔有些疯了，而食指却真的疯了。
后来我读到多多的一篇著名文章，《1972—1978：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他谈到1970年初冬是一个令北京青年难忘的早春。一些内部出版的图书，也称“灰皮书”或“黄皮书”（指当时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翻译著作）在北京青年中流传，其中有萨特的《厌恶及其它》、贝克特的《椅子》等，完全可以相信，其中必有波德莱尔的诗歌。这一点我后来在陈敬容那里得到了证实。我还记得1984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去拜访陈敬容时的情形，当她拿出令我心跳的她于 60年代所译的波德莱尔一组诗歌给我看时，我读到了《乌云密布的天空》中的这句诗：“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这些诗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当时好像不叫《世界文学》，而叫《译丛》或《译文》），她还对我说，这组译诗对朦胧诗有过影响，北岛以前也读过。有关陈敬容所译波德莱尔诗歌对朦胧诗的影响，张枣在前不久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说过：“朦胧诗那一代中有一些人认为陈敬容翻译波德莱尔翻译得很好，但我很少听诗人赞美梁宗岱的译本，梁宗岱曾经说要在法语诗歌中恢复宋词的感觉，但那种译法不一定直接刺激了诗人。实际上陈敬容的翻译中有很多错误，而且她也是革命语体的始作俑者之一，用革命语体翻译过来的诗歌都非常具有可朗读性，北岛他们的诗歌就是朗读性非常强。”张枣这段话可谓说到了要害上。的确，不同的翻译语体对创作会有不同的影响。有一句老话，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换言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翻译，犹如王了一曾用文言文译《恶之花》一样，梁宗岱曾以宋词感觉译波德莱尔，卞之琳似乎对梁这种典雅的翻译文体也不甚满意，他曾说：“我对瓦雷里这首早期诗作（按：指瓦雷里的《水仙辞》）的内容和梁译太多的文言词藻（虽然远非李金发往往文白都欠通的语言所可企及）也并不倾倒……”而陈敬容用“革命语体”翻译波德莱尔，我以为与当时的中国语境极为吻合，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须知波德莱尔诗歌中的革命性与中国的革命性颇有某种微妙的相通之处。据我所知，陈的翻译不仅直接启发了朦胧诗的写作，也启发了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地下诗歌写作（后面还将论及）。看来翻译文本的影响力是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当时这些外国文学的翻译文本为北岛等早期朦胧诗人提供了最早的写作养料。在一篇访谈中，北岛也提到，这些翻译作品“创造了一种游离于官方话语的独特文体，即‘翻译文体’，六十年代末地下文学的诞生正是以这种文体为基础的，我们早期的作品有其深刻的痕迹……”这一痕迹不仅在北京诗歌圈中盛行，在上海同样盛行。陈建华在一篇回忆文章《天鹅，在一条永恒的溪旁》（此文是为纪念朱育琳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所作，发表于《今天》1993年第3期）中也有过详细记述。朱育琳是当时上海地下诗歌沙龙中的精神领袖，他精熟法语和法国文学，陈建华也属这个沙龙的一员，其中还有钱玉林、王定国等人。陈建华认为朱育琳是一个天才的译家，他把波德莱尔译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他把译波氏认真地当作一种事业，他于1968年被迫害致死，但他留下的八首波德莱尔译诗却成了陈建华手中一笔小小的文化遗产。据陈建华回忆：“一次谈到波德莱尔，他问： ‘艺术是什么？’看到我们都愣了，他神秘兮兮地说：‘艺术是鸦片’。并引用波德莱尔的诗句，认为艺术应当给人带来‘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接着陈建华还谈到一次私下朗诵会：“最难忘的是1967年秋天在长风公园的聚会，老朱、玉林、定国和圣宝都在。我们划船找到一片草地，似乎真的是一片世外桃园。大家围坐着，由定国朗诵老朱带来的译作——波德莱尔的《天鹅》。这朗诵使我们感动，且显得庄严。我们称赞波德莱尔，也赞美老朱的文笔。”
在那个年代，不仅北京、上海在秘密流传着波德莱尔的诗歌，即便是在我的家乡，偏远的重庆，也有一个类似的文学沙龙(这种文学沙龙遍及当时全国各大城市，随便举个例子：如北京有徐浩渊的沙龙，南京有顾小虎的沙龙，这类沙龙有些共同点：那就是交流读书感受，谈论政治与哲学，背颂西方翻译诗和富有文采的小说片断，欣赏外国油画及练习美声唱法，当然有时也成群结伴地去风景地游历)，其中也有一个类似的青年导师马星临，他狂热地阅读着波德莱尔的诗歌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诗性散文与小说，而他的口头禅（几乎每一次主讲文学感受时都挂在嘴边）就是陈敬容所译波德莱尔那句诗“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的确这种艺术的欢乐在当时是那么秘密，那么具有对抗性的个人姿态，而这姿态又那么迫切地期待升华和移置，因此只能是比冰和铁更加刺人心肠。这句诗几乎成了60年代、 70年代和80年代初诗人们的接头暗语，它更多地代表了当时个体生命的感受性，它是这一特定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的集中精神之表达。它也在一种中国式的浪漫主义情怀下成为一个只可意会不能言表的丰富象征。这象征混合着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尤其引人注目，为此，我得在这里宕开一笔多说几句。
只要是那个时代过来的文学青年，众所周知一本赫赫有名的书《金蔷薇》，它曾一度成为我们心照不宣的美学座右铭，至少据我所知，它曾是当时重庆文学青年写作的标准和理想。
在马星临（一个60年代的抒情诗人，也是一个萨特笔下注定被人遗忘的自学者或朱学勤称之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带领下，仅仅一个早晨，重庆诗人们就去书店每人买下一本《金蔷薇》。马星临一边朗诵着他那感伤并铺满炭渣的“大竹林”（他70年代写下的诗），一边朗诵着他心爱的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一个下午他流着泪对我们朗读巴乌斯托夫斯基《雨蒙蒙的黎明》：（下面这一大段有必要全引，他是马星临“美”的核心，这核心呼应着“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
……
桌上真的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库兹明站起来，弯下身子俯在书上，一面听着门边那急促的低语和衣服的蟋蟀声，一面默默地念起早已忘却的句子
不可能之中的可能，
道路轻轻飘向远方，
在远远的路上，
头巾底下闪过一道目光……
库兹明抬起头四处打量。低矮的温暖的房间又引起了他想在这小城留下来的愿望。
这类房间给人一种特别淳朴而舒适的感觉，即如那悬垂的在餐桌上的灯盏，没有光泽的白色灯罩，一幅画，画着生病的女孩、床前有一只狗，画上面挂着几只鹿角，一切都这样古色古香，早就不合时尚了，但它使人进来就想微笑。
四周的一切，连那浅绛贝壳做的烟灰碟，都说明了那种和平的、久居的生活，于是库兹明又想了起来：假如留在这里该有多好啊，留下来，象这所老屋的住房一样地生活下去——不慌不忙，该劳动时劳动，该休息时休息，冬去春来，雨天一过又是晴天。
……
旁边，是那本打开的书——勃洛克的“道路轻轻飘向远方。”钢琴上有一顶小巧的黑色女帽，一本用蓝色长毛绒作封面的贴像簿。帽子完全不是老式的，非常时兴。还有一只小手表，配着镍表带，随便扔在桌上。小表悄不出声地走着，正指着一点半。还有那种总是带着点儿沉郁，在这样的深夜格外显得沉郁的香水气味。
一扇窗子开着。窗外，隔着几盆秋海棠，有一丛带雨的紫丁香闪耀着窗口投下的微光。微弱的雨丝在黑暗中切切私语。铁溜檐里，沉重的雨滴在急促地敲打。
库兹明倾听着雨滴的敲击。正是在这时候，在夜间，在陌生人的家里，在这个几分钟后他就要离开而且永远不再来的地方，一种时光一逝不复返的思绪——从古至今折磨着人们的思绪——来到了他的脑中。
“我这样想，怕是老了吧?”库兹明想，把脸转过来。
房间门口站着一位年轻妇人，穿的是黑色的连衣裙。……
马星临反复读着这一段，对我们侃侃而谈，让我们一次再一次体会生活中不易觉察的美，即使这美是常见而易逝的：奔波的旅人，书中的库兹明在一个深夜走进一位素不相识的妇女的家里，他那种神秘莫测的激动、突然的惆怅、和平的温暖和即将成为往事的会面，这一切仿佛就是生活中难于启齿的悄悄流逝的爱情。他情不自禁地对我们费力而执著地倾注着，恨不得一个下午就把他一生的全部艺术心血——一个有血有肉的巴乌斯托夫斯基注入我们的心田。这其中当然有着他那个时代特有的性压抑的联想，一种以私人情感发力的对抗美学或杰姆逊所说的“民族寓言。随着这中苏互文的热忱联想，马星临颤抖起来，轻轻说出：“道路轻轻飘向远方”（勃洛克），我一贯激烈流动的血液似乎开始慢下来，我天生快速的诗行受到“轻飘飘”的缓冲。他“衰老的”独白已接近黄昏，突然，他做了一个相当夸张的手势，长长的手指猛地将长发向后一梳，当众站立，一手高举：“俄罗斯、俄罗斯……”然后又用他已出汗的手指轻轻触动我的膝盖（已示提醒）。马星临变着戏法达到了他的目的——抒情或刺人心肠的目的，而不是“雨蒙蒙的黎明”的目的。他当时的年龄正直逼50岁，他的周围是一些20多岁的青年。
不久，我避开马星临阅读着巴乌斯托夫斯基，注意到他那不连贯的散文中流露出二流蒲宁式的抒情风采（关于巴乌托夫斯基对蒲宁的模仿，我多年后在柏林还问过一位俄罗斯教授，他是马雅可夫斯基和曼德尔斯塔姆专家，他与我的理解一样，既然有了蒲宁，巴乌托夫斯基就失去意义了）。他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家，一个从不疲倦地把女人理想化的作家，一个对大自然充满兴趣和对人怀有好奇心的作家。按照他的看法，哪里有女人的爱，有对儿童的关心，有对美的崇拜和对青春的忠诚；哪里的善行、人性和团结气氛被认为具有最高的价值，新社会就会在哪里出现，他追随普利什文的“大自然的理想化”，并在他的一篇短篇小说中断言： “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什么样的草生在林间空地和沼地里，不知道天狼星从哪儿升起；不知道白桦树叶和白杨树叶的区别，不知道蓝帽鸟是否在冬天迁徙；不知道黑麦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样的风带来雨，什么时候发生干旱，他是写不出书来的……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过日出前的风或十月露天里漫长的夜，他是写不出书来的。”
他这些浪漫主义观点贯穿一生，明显地吸引了众多读者。他的书在前苏联销售量创下了高纪录，他的新书一出版，人们象过节一样争相购买、欢呼雀跃。而且他对50年代的苏联年轻作家影响很大，并对中国50年代以来的青年也产生过极大影响，他在中国拥有大量的现在并不年轻的终身追随者。又譬如当年重庆野草画会创始人之一张奇开，有一次对我说：“现在已是21世纪了，但马星临仍然始终认为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文学感受力绝对是顶尖的而且是无与伦比的。”
《金蔷薇》是一本很有趣的文学ABC一类的书，一本浪漫主义的优秀普及教材，作者在其中阐述了他对小说艺术的看法。而这本书在马临星不遗余力的渲染下却成了我及许多重庆年轻诗人们的艺术圣经。可惜两个月后，这本艺术简易读物就被蒲宁彻底替换了，就象我和彭逸林及其他诗人一样，两个月后我们也彻底抛弃了马星临。但“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却在《金蔷薇》的“变形记”中被我们铭记，一个时代（60年代及70年代）最终被浓缩在这句诗中。
接下来波德莱尔这种影响并未消退，如在海子身上我们同样看到了一种“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他甚至将此欢乐推向极端。他书写“大火”、“无头英雄”、“斧子劈开头盖骨”、“我象火焰一样升腾”、“太阳砍下自己的刀剑”、“万人都要从我刀口走过”等这一系列的“欢乐颂”。在他逝世前，他曾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在文章中，他说“从荷尔德林我懂得，诗歌是一场烈火……荷尔德林，早期的诗，是沉醉的，没有尽头的，因为后来生命经历的痛苦——痛苦一刀砍下来——，诗就短了……像大沙漠中废墟和断头台的火砖……”这些文字虽是谈论荷尔德林的，我却读出了波德莱尔式的冰和铁，让我见到他更象一个争分夺秒燃烧的波德莱尔。在燃烧中，他为中国文学引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西式闪电速度和血红色彩，这速度和色彩在他内心是如此光华逼人，以致于他的一切生活甚至生命都被这火焰焚烧了。心灵升向天空，肉体则搁浅大地。海子这种冒着烈火出入于天堂地狱的英勇决心也与波德莱尔一样，有一种弗洛伊德所说的死本能（death instinct）冲动，为此他们都达到了一种自虐式的极乐(beatitude)状态。说到死本能，弗洛伊德就是一个日日被死亡缠绕的人。40岁后，他便几乎天天想到死。按弗洛伊德的一般之表述，人对于死是毫无办法的，因此面对死亡这个母题，才觉得有许多话要说，而倾诉这些话语的最佳去处，莫过于文学，尤其是诗歌。因此，呕心沥血演唱苦难与死亡之歌的诗人不在少数。而死本能是一种趋向毁灭和侵略的本能冲动，这个冲动一开始都是朝向自己的。弗洛伊德认为死本能就是要驱策一个人直奔死亡，因为死才能使他真正平静。只有死亡，这个最后的休息地，才能使他完全解除紧张和焦虑。而海子也正是由于这一死本能的偏执与冲力，最后亲身赴死，以他年轻的生命完成了波德莱尔“某种积极的至福状态存在的可能性。”（艾略特语）为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可能性或这一特征对中国新诗的影响是非常引人瞩目的，它断断续续已持续了接近百年（如早期的李金发等），看来波德莱尔的“精神繁殖力”依然盛大不衰。它从我的1979年开始，从陈建华们的1966年开始，从马星临的重庆70年代初开始，当然也从北岛的《今天》开始，直到80年代的海子等，它一直以“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撞击着一代又一代诗人们的心灵。
2008年5月30日第三次改毕于成都
柏桦 1956年1月生于重庆。1982年毕业于广州外语学院英语系。现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著作有诗集：《表达》（1988，漓江出版社），《望气的人》（1999，台湾唐山出版社），《往事》（2002，河北教育出版社），《水绘仙侣——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2008，东方出版社）；文学评论：《今天的激情：柏桦十年文选》（2006，上海人民出版社）；回忆录：《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2001，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等。
明暗交错的时光
发布: 2008-11-27 21:15 | 作者: 李大兴
一、永安南里
1970年10月14日是一个晴朗的秋日，我坐在一辆解放牌卡车敞开的后斗里，吹着风搬到了新家。在我的记忆里，七十年代就这样明亮地开始。
其实，搬家是不得已的。此前住房，是五十年代中期迁入的。六十年代初，父亲调到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社科院前身），却拖延着没搬，一直住在原单位的房子里。拖到文革，各单位造反派就住房问题“掺沙子”（强制住房面积较大的家庭交出一部分供重新分配）时，由于我家是外单位的，这“沙子”该哪个单位的人来“掺“就不甚分明。拖了两年，终于顶不住，必须把房子限期交还。这时学部已集体去河南“五七”干校，包括父亲在内的“牛鬼蛇神”们都被轰出北京。大哥同学的母亲，在学部留守处，眼看我们即将被扫地出门，又打听到她家楼下空出来一套原先用来关押“五一六”份子的房子，于是鼎力相助，竟让我们拣了个大漏。
据说，学部留守处之所以同意把这套房子分给我家，是因为有人从这儿跳楼，死没死人不清楚，但总之没有人要搬进这套窗户都用鉄栅栏封住的房子。虽然已经革命了二十年，但人们骨子里的意识其实不曾改变，私下里都说这房子不吉利。倒是母亲颇有大无畏的唯物主义精神，宁和小鬼做伴也不肯低声下气地与革命群众在一个屋檐下。于是，尽管是迁入“凶宅”，母亲却很高兴，觉得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已去插队的大哥回来锯掉鉄栅栏、用大白刷了墙、用煤油洗净了地上厚厚的污垢，让水磨石地板闪闪发亮。那个秋天，乔迁之喜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多少家都给拆得七零八落，原来的房子里住进了陌生人。我们虽一家六口分布四地，却居然保存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
我还不满十岁，无比开心地走进新家，在空空荡荡的屋里唱起歌来，记不清是“山楂树”还是“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只记得从未见过那么雪白的墙。我从此戒掉了在墙上画字的习惯，只糟蹋横格练习本。不知不觉，画字变成写字，童年走入少年。
建国门本来没有城门，只是城墙一道豁口。走的人多了，就走出一条路，到抗战结束后，豁口就有了这么个高大的名字。五十年代长安街向东拓宽，从建国门外两里左右起向东沿街盖了两片楼群，估计是当时的面子工程。是为永安西里和东里，据说永安里这个名字，还是周恩来起的。这种说法不乏后人贴金的可能，姑且存而待考。后来市建筑公司在西里南边盖了六栋简易楼作为工人宿舍，到1964年学部在简易楼南面兴建了四栋宿舍楼，合称永安南里。事实上，刚搬到永安里还觉得颇为冷清，一望就有近郊的感觉，居民们去东单、王府井也会说是进城。学部宿舍南面农田参差，西面是头道沟和二道沟两条胡同，多为坯砖房，平时就看去危颤，唐山地震后倒也安然无恙。二道沟小卖部是离家最近的商店，我常穿过一条仅容两人侧身而过的窄巷去那儿打酱油。胡同中央是一道明晃晃的阳沟，夏日恶臭，冬季污冰。时有马车经过留下几堆马粪，门口小孩闲坐嬉耍，三伏天时偶尔可见中年大妈上身几乎不穿衣服，笑语豪爽。买酱油回来，常在楼下遇见冯至先生，在任何季节穿着都一丝不苟，身躯健硕，步履稳缓。冯先生神态温和，但并不与人多言，只自顾自地踱步，表情始终如一，以至长大后读他的热情诗句，竟觉得几分怪异。在七十年代初，学部宿舍多少与周围不甚协调，无论是环境还是那里的人们。尤其是7号楼和8号楼之间，虽然失修，仍保留着花园。楼下孙毓棠先生家，索性圈起了自己的小花园，花草繁茂。藤萝自一楼攀附而上，布满我家阳台。穿过七十年代，无数青藤掩映的时光，构成回忆的暖色。
搬进不久，楼边挖出一副白骨。黄昏时分，人群哗然，我也心惊肉跳地跑去看，却没看真切。流言越来越邪乎，最终谁也说不清那究竟是年代已远的遗骸，还是新死的冤鬼。听老住户讲，四栋楼盖起来之前，这里本是一片坟场。若是太平岁月，这个说法不免让人毛骨悚然，不过1970年是一个死亡率相当高的年份，尤其在用当时“工宣队”语言来说颇为准确的、以“池浅王八多”著称的学部。老一辈身体不行的在干校倒下，年轻的在清查“五一六”份子和“一打三反”运动中也有的扛不过去。近来常被提起的北大才子沈元，则是把脸涂黑闯马里大使馆未遂，以叛国罪被枪毙。在动荡年代，死者被遗忘得更快。我没能忘记的是父亲说的数字：从文革开始到干校解散回京，一个二百人左右的研究所死了快二十人。
日子依然进行，吸引我的是大院里的种种游戏。五十年代后半起是生育高峰，在学部宿舍我这一茬小孩也是人数众多，分成好几拨，此起彼伏。然而，由于先天严重缺钙又赶上三年饥荒，我两岁多才会走路，长到十多岁还不大会跑步，跑起来象只螃蟹。“官兵捉贼”我第一个被逮着，“攻城”我第一个被俘虏，弹球只会毫无准头与力道的挤豆，拍烟盒拍得生疼三角也不翻个。唉，此刻我写这些还能感到当时的沮丧。由于父亲被打成“黑帮”，我在用左手写了几天“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后，就辍学在家直至1977年。我那么笨，又没有同学，尽管脾气随和，经常乖乖跟在别人后面玩，但日子久了自然而然地就落了单。渐渐地，我除了打扑克不再玩别的，那是我的长项——少年时，豆苗般细长的身子顶着一个戴42号帽子的大头，兜里常揣着一副扑克到处找人玩。直到1973年的一天，小牌友耍赖，我们打起来，我从家里抄起打气筒冲出去，牌友们四散奔逃。我回到家，了然无趣，从此很少打牌。
与同龄人交往的断绝，一方面使我有了望着天花板发呆和偶尔会突然叹口气一类与年龄极不相称的习惯，另一方面使我不得不独自打发大把大把的漫长时间、咀嚼无边无际的无聊感觉、出声或者默默地自言自语。长大以后，我与人群总是若即若离，对生活总觉空旷平淡，在话痨与失语之间急剧摇摆，大概并非事出无因吧？其实，我本性是快乐合群的，既有往人堆里扎的冲动也不乏表现欲，然而，除了当父兄的小尾巴我别无选择，结果就这样出于偶然走在了大人世界的边上。三十多年后，妻子和我都开始喜欢回忆小时候，我知道，那是我们一起走入中老年的症状。妻子惊讶于貌似万金油的我，对古今中外的童话故事竟然非常无知；而我在初次读到友人周泽雄的一段诗时，忍不住拾起忘却多年的习惯，叹了一口气：“我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老了”。
《红灯记》那句著名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实并不全对，我认识一些经济很拮据的家庭的独子，照样白白嫩嫩、什么活都不会做。倒是乱世的的孩子早当家，刚搬到永安里时，家里大部分时间只有母亲和我两人，母亲经常卧病，父亲工资扣了一半多，于是我在十岁上记账管家，出没在菜市场排队或加塞儿。从二道沟而齐家园，到东单菜市场、再到西单菜市场，不久开始满北京城游荡。那时北京市内有28条公共汽车和13条无轨电车路线，我都坐过不止一次并且背下了所有站名。有一阵子，背站名比背古诗词还起劲，把所有长途汽车的站名也都记住了，甚至知道在往延庆的路上，有一站叫臭泥沟。
1996年初冬那个夜晚，我终于回到阔别八年多的故居，立马意识到在北京我已注定是个异乡人。我没有让家人来接我，而是自己打车回家。到地方下车，两边饭馆林立、人声熙攘，却看不见熟悉的楼。我转了三百六十度，才发现原来楼就在身后，自己正好站在当年挖出白骨的位置。马路对面，是一家不知是真是假的永和豆浆店。故居被一道墙围起，走鉄栅栏门进去，左面隔墙是一栋盖了一半的楼，有几点鬼火般灯光闪烁。后来听说，原1至6号楼拆建后，成烂尾楼多年，时而有流民出没。右面的社科院宿舍，则已老旧疲惫、黝黑不语。楼道也是黝黑的，我不知道如今国内楼道多用感应灯，使劲一跺脚一咳嗽就会亮。我早已擅长控制自己情绪，但走在一阶阶闭着眼也不会绊到的楼梯上，我突然在黑暗中一阵感慨，不得不停下来闭上眼睛。静了一会后，我敲门，微笑着和家人相见。
2005年秋，我最后一次走进永安南里，天空也晴朗，但不复记忆里的蔚蓝。人已去，屋未空，堆着旧家具和什物，盖着各色各样的布，落满尘土。三十五年未曾粉刷的墙早已斑驳，地板失去了光泽、看不出纹路。这一带如今是超黄金地段，社科院宿舍象文物一样陷落在玻璃反光的写字楼与崭新的高级公寓之间，楼前楼后则停满了轿车——世纪初年的北京市区，就象一个大停车场。当年的住户，有些搬走了，很多已经故世，房子留给遗孀或子女。斜阳里，人已不惑，用钝化换来几分定力。去国四分之一世纪，搬了近二十次家，早就习惯在哪一个屋顶下都没感觉。我坐下，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重温吐烟圈的感觉，也重温1970 年那个遥远的下午。原来，还是童年的墙最白。
二、孤岛乾坤
老了以后，母亲常说，从搬到永安南里后，运气就开始转好了。这话对不对其实都无所谓。不过，我想我的好运是，在一个蒙昧时代，我曾经见到那些在夹缝里默默生存的老一代知识分子。1972年，干校解散，学部从河南明港回京，永安南里顿然热闹起来。当时就有人说，“一下子冒出好多遗老”。一个瘦小的老者踽踽独行，母亲告我，那就是俞平伯先生。俞先生住10号楼5单元，好像是为取牛奶，我才常看到他毫不起眼的身影。后来读有关他的回忆文章，方知那时老先生时常在家和朋友唱昆曲，自得其乐。暴风骤雨过后，是高压下的沉闷。外面的革命世界表面上如火如荼，永安南里却多少有些孤岛气息。在家偷着乐的，不止俞先生，我的麻将技艺也在那两年突飞猛进。由于看病的关系，母亲结识了住在9号楼的陈绂先生。陈绂先生是清流名臣陈宝琛曾孙，当时还不过四十多岁，长身俊朗、玉树临风。经过文革和干校的折腾，学部的旧知识分子大半病病歪歪、灰头土脸。陈先生其实也是生过多年病的人，所以才久病成医、自学岐黄，但他一直衣着考究、谈吐优雅。他十分健谈，往往是开过方子后清茶一杯、烟不离手，侃上两三小时方翩然而去。不久，陈先生便成了我家麻将桌上常客，他牌打得极好，还拉一手胡琴。
介绍陈先生到我家的，是南皮后人张遵骝先生。张先生多病苍白，温和的神情里夹几分惊弓之鸟的惶恐。他不爱打牌而话痨，容易激动而面泛红潮。他表面上谈旧事、历史或理论，其实最关注时局。他与陈寅恪先生是忘年交，也最重明末史事。后来，我从牟宗三先生《五十自述》里知道他年轻时性格慷慨热情，迥异于我熟悉的样子。岁月与世变的刻痕，令我震动。张先生无后，待我如子，我却要到这两年，在自觉地断子绝孙，养了一只小狗后，才领会他的爱心。张先生是我的启蒙人，他家里几箱柜的线装集著，大半都在我家呆过一阵，如今不知散落何处。我少年顽劣，从张先生未曾学得多少，倒给他偷偷起了个“多嘴老爷爷”的外号。不过我毕竟学会了读竖版书、写繁体字。因为张先生，我在读《说岳》前，就记住了“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知道了李卓吾为思想而死，王船山束发终生。不过，我想张先生让我看的诗书，我大多其实没读懂，但他以另一种方式发生了久远的影响。张先生家中，常年整洁，家具古旧，灯光柔黄，有一种故纸般氛围，久而久之，浸入我的身体记忆。许多年后我才明白，那是文化遗民的气息。
虽偶尔在诗里以“盛世遗民”自况，我心里还是清楚，所谓遗民，是有传承的，而我和我的同代人却无所传承。我长大后，一直怀有逃避的愿望，全无进取的雄心，到头来发现其实逃避也不容易。这逃避的愿望，似乎可追溯到七十年代。也许，真正的好运是，我阴差阳错逃避了学校与小社会，由于无聊而渐渐养成读书的习惯。我家好看的书不多，但恰够启蒙：比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白香词谱》；比如各种通史、相当多的《文史资料选辑》和其他史料。最珍贵的则是一些内部书，其中有两本深深影响了我：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节译本，应该是很少见的，虽非全本，文笔却极具节制之美；另一本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在1975年，这两本书启蒙了我对于文学、知识分子、社会与时代的基本认识。尤其是《日瓦戈医生》，到中年重读，有了人生的体会，竟然更为感动。那种对内心的坚守，是中国小说里最缺少的，或许，也是现实生活里最缺少的。
1972年，父亲恢复工作，又可以从研究所图书室借书。当时没有多少人借书，借出的书拖很久还也没有人过问。五卷本的《全唐诗》就这样在家里被我读了两年多。由于没有注解，天知道这五万多首诗歌究竟读明白多少，但就这样学会平仄、韵脚、对仗等，开始照猫画虎。我还分别自编了七绝与七律诗选，把挑出的诗，工整地抄录在作文本上。费时数月，唯一成果是从左撇子改用右手写字。同样被悄悄留在家里很久的是民国时期杂志合订本，尤其是《东方》，从照片到内容我都无比热爱。盖博嘉宝费雯丽、金焰胡蝶王人美，张恨水的言情、勒布朗的侦探，等等，描述出一个遥远而迷人的世俗世界。似乎也是来自这个小小的图书室，“三言二拍”居然在1973年左右偷偷来到我家，被我偷偷读了。其时我正在从唱“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急剧降往“我爱这蓝色的海洋”，那些“以下删去xxx字” 的括弧让我屏住声息，虽然后来的事情证明我其实什么都没明白。
父亲和黎澍先生是挚友，母亲更和黎澍夫人徐滨女士是中学同学。黎澍先生住在灵通观一号楼八层，当时灵通观的三栋九层楼，是北京少有的高层建筑。在晴朗秋日，从黎澍先生家门前过道远眺，可以看见西山。黎澍先生酷爱藏书，有一间大约15平米的书房，里面是一排排书架，整整齐齐地摆满几千册书，几乎涵括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末的西方文学经典。这些书经历文革奇迹般保存下来。从薄伽丘一路到雨果，我能背诵卞福汝主教和G代表的对话，还有《欧也妮葛朗台》最后一段“她既无子女，也无家庭，。。。独自向天国行进。”天国是什么样子，中国人一向漠然。当1988年我听到黎澍先生一跤摔倒长眠不起时，相信他是我一生中见过的几位魂灵会去天国的长者之一。黎澍先生面黑，神情严肃，烟不离手，手不释卷，我在他面前总感拘谨。然而，我很喜欢听大人聊天，而他们除了说秘辛和小道消息，大多时不避讳我在场。文革后期的话题，不管怎么绕弯其实都和时局有关，黎澍先生尤其爱谈政治而且敢言。如果我没记错，他对《赫鲁晓夫回忆录》有很高评价。他和父亲，或用手指天，或称“老人家”，或如《参考消息》外电报道呼其姓而不名，对斯大林及“肃反”、对个人崇拜直接批判。
这些话自然是关起门来讲的，而外部世界用的是另一种语言——墙上的标语年年翻新，与时俱进。人们习惯在单位说一套，回家说一套。这是生活的常态，却没有人觉得奇怪。也许因为年幼无知，也许由于游离在外，我曾经问过这是为什么，但没有人告诉我。父亲开始抱怨前几年写的检讨和外调材料逾百万字，比他以前写的文章字数都多。我觉得他有点夸张，但暗暗打定主意自己长大不做这么没劲的事。没想到若干年后，为了坚持这一点，我不得不远走他乡。
有时家里来客人，我帮着把窗帘拉严、大门锁好。即便如此，大人们仍然不由自主地放低声音。这种暗室里的谈话，有些细节足以穿透时间。我记得王晶垚先生在我家讲述妻子被红卫兵打死的情形：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失声痛哭。后来，卞仲耘之死经王友琴女士的史笔广为人知。我前年在《我虽死去》里又见到王先生，耆耄之年，却腰板挺直，比当年多了几分坚毅。这部电影令我重温记忆里的那些孤岛，而岁月湮没的，是无数平淡的起居。记忆也大半会走样，但远望海上那些孤岛，边际本是不甚分明的。模糊记得，我在1975年窜个到1米72，下巴出了一层软髭。家里人开始公开讨论我的前途问题，结论之一是最好能去茶叶店当售货员。夏天我第一次喝白酒，一口气喝了二两，然后躺在地上睡着了。我被认为懂事、嘴严，忒让大人放心。然而，我开始变得不爱说话，或者躲在家里读书、或者独自在外流窜，常倚着公共汽车车窗无目的地看风景。冬天，我去天坛散步，公园几无一人，天色灰白，树秃草枯。我忽然有自己长大了的感觉。我就带着这种感觉走进1976年。
三、地动天崩
还是“批林批孔批周公”时，好像是张遵骝先生曾经预言：就看谁先走。然而，先走的是当时集人望与期望于一身的周恩来。讣告播罢、哀乐响起，永安南里的大人们多半两眼红肿。我从小泪腺不发达，而且越觉得该哭时就越干燥，虽然我也明白这是出大事，而且心情激动地上了长安街。我自觉思想成熟，实际上和大院里喜欢起哄架秧子的同龄人差不多，由于无聊，有事情发生难免一惊一咋。在长安街百万人群中目睹灵车缓缓驶过，集体悲情是如此震撼，于我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茫然。
四月五日是个温暖的春日，我一如往日，上午一睁眼就想：到广场去。从三月二十八日起，我每天都有一半长在那儿听演讲看诗，是众多血脉贲张的看客之一。我从小腿脚不太好，到那时总算走路正常了，但自行车连碰都没碰过。所以我每天只能乘大1路去广场。这一小小事实在那天对我而言很重要，历史的偶然性时常在个人身上也会显现。当我走到1路车站时，发现街上站满了人，没有车来，一直没有来。大1路好象停驶了。兴奋，惶急，忧虑的人群在长安街上，没有人说得出西边正在发生什么，不断有人向广场方向走去。我犹豫了半天，还是觉得徒步走到天安门广场实在太远，需要先回家吃午饭再说。就在这时候，突然来了一辆车，人们蜂拥而上，我也溜边蹭了上去。车子很挤，却没有争执。人在似乎有了共同目标时就和谐起来。然而那辆车在中山公园没有停，甚至没有减速就开到了西单。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车没有停，想不起当时广场上的景象，只记得西单街上已经开始拥挤，玩儿了命才挂上一辆往回开的车，这一辆一口气就穿过天安门到了北京站。我一点也不曾意识到接着会发生什么，只觉得很丧气而且很饿，再也不想朝广场奔，回家郁闷地睡觉，与一次在身边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失之交臂。几天后，楼下来了几个穿蓝色便衣的人，转悠了一下午，专政的铁拳一下子从报纸广播走近身边。原本亢奋不已的人们蔫儿菜，彼此见面连话都懒得说。不过，母亲没有叮嘱我要说话小心，父亲打着装病一类太极拳逃避运动，不去上班拄着拐棍四处看朋友，打听与交换各种小道消息。毕竟，从照片上看，伟大领袖已经连脑袋都直立不起来了。
异常闷热的夏日里，邻楼在东郊插队的小伙子来串门，说生产队鱼塘里的鱼忽然都死了，浮上水面。我最怕热，整天光着膀子躺在竹席上，象鱼一样喘气。躺到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大震得几乎被掀下床，我大叫一声“要穿裤子吗？”母亲的回答简短：“穿！”第一次感觉自己象飞起来，回过神来已在百米开外的空地上。空地上很快挤满了人，穿成什么模样的都有。某所平素严肃不苟的老支书只一条花布裤衩挺着肚子跑出来，而老先生们大多穿着衬衫，有的连头发都一丝不乱。到下午6时许余震大作，不远处，高高烟囱摇晃出毕生难忘的扇形。午夜，街上依然拥挤，母亲却决定回家睡觉。天花板上，一道道细细的裂缝清晰可见，再震的流言随风飘荡，地震棚如雨后蘑菇迅速蔓延。正在犹豫不决时，胡沙先生热情相邀，我们就蹭进了教育部大院的集体地震棚大通铺。
那一个月的露营生活格外美好，最初的惊惶过后，日子仿佛一场末日狂欢。抽烟喝酒打扑克，晚上在大院里边走边唱“到处流浪、到处流浪，我没约会也没有人等我前往”，夜里听着此起彼伏各式各调的鼾声，夹杂着体腥汗味的风不时吹过。集体地震棚搭在大木仓胡同35号院的第二进，院里都是平房，王小波家就住在东南角上。他家兄弟姐妹5人，除了小波都很要强，在艰难时世不断努力改善处境，小波却吊儿朗当，踢着踏拉板、斜叼一根烟。他在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人，好像是两班倒，作息不定，独自住拐角采光不良的一间小屋。其弟在卷烟厂上班，常带回些没印商标的“散烟”，多数质地不佳，偶尔有“凤凰”牌，散发出巧克力香味。小波性滑稽、好讲故事，貌似随和憨厚，当时教育部院里就颇有几个小伙子，有事没事找他聊天，不知是否算骨灰级粉丝？那间小屋属于据点黑窝一类，烟雾弥漫，被子长年不叠，床单常灰不白，脱下来的衣服丢在床上，同样随意乱放的是一个个练习本，小波早期小说就字迹潦草地写在上面。我在一片说笑声中读了《绿毛水怪》，那原初之美，印象深刻。当时读过这一篇的亲友，都夸奖小波的才气，惊讶他怎么编出这样的故事。在大家印象里，小波是个老实孩子，和女孩很少接触，甚至有些腼腆。他病退回京后，来往的都是男孩子，那间小屋、他的邋遢兵外表加一颗形状怪异的大脑袋，足以吓跑不少女孩。如今回首，大概恰是无性时代成就了超现实的想象力。小波去世多年后，我在网上重读，它夹在后来的长篇巨制里已显得毫不起眼，却比他的三个时代更给我简单的感动。
天气转凉搬回家，已布满尘土和蛛网，不数日，毛泽东逝世。永安南里的人们都戴上了黑箍，肃穆紧张、窃窃私语，却没有多少悲痛的气氛。家里没有电视，我去邻居家看新闻，报道全国人民哭天号地如丧孝妣，忍不住笑了一声赶紧咽下去。夏天玩疯了缓不过劲来，在禁止娱乐的一周里，我度日如年。终于有一个晚上，大朋友谈完时局，被我缠着打升级。我们门窗紧闭，上了两道锁，被禁止的快乐尤其刺激。那个秋天，心理气压超低，窒闷的空气里，混杂着不安、期待和焦虑。有一种要出事的感觉，但不知道出什么事。其实每天过得乏善可陈，我照旧去齐家园菜市场买菜，偶尔排队买两毛钱肉，然后回家做饭。9月20日，家里一位亲近的朋友晚年得子，激动地打电话报告母子平安。全家为他们高兴了半天，不知是谁冒出一句：“希望他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
由于无人坐班，一家人都成了夜猫子。1976年10月8日上午九点半，全家还高卧未起，忽然有人用力敲门。母亲慌忙起身，见黎澍先生喘着气衣冠不整奔进来，挥舞着双手大叫“抓起来了，都抓起来了！”，我们都从床上跳了起来，速度之快不亚于地震时。三十年后，黎澍先生的一位旧识来美探亲，我陪老人小酌，向他说起这一幕。他告诉我黎澍先生在九月中旬就预测江青会垮，只是没有想到那么快。不过三十年，旧事就已被有意无意地遗忘。2006年秋难得的几篇纪念文章里，流传较广的是《“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是怎样传播到民间的？》，文中提及黎澍先生和父亲等人，讲得很生动。作者是文革史家，应该是采访过依然健在的当事人如于光远先生，可惜与我亲历的情景不符。虽是小事，也足见历史的原貌真伪难辨。
无论如何，一个时代结束了，我自由孤单的少年岁月也接近尾声。进入1977年，恢复高考还停留在小道消息阶段，但读书又成了时尚，尤其文革前的老中学课本行情紧俏。虽然心算快，自我感觉良好，可长到十六岁仍只会加减乘除。大哥的同学好友老钟在中学教数学，一边辅导我数理化，一边帮忙联系上学。此前我只上了两个月小学一年级，连学籍都没有。有一次家人在填表时这样记述我，年龄：13岁，成分：无业。老钟费了大力气，总算把我的成分从未成年游民改回学生，并在两个月教完两年的初中课程，让我跌跌撞撞插班进初三。
四、春衫年少
我虽自幼营养不良，却发育早，主要是性的觉醒。我父母虽然性情通达，但都是极严谨的人，家中又都是男孩子，几无女性气息。我却很小就对异性好奇，不过十岁的时候，发现大衣柜深处竟然藏有一件黑丝绒底绣深红花的旗袍，是母亲烧自己家“四旧”时的漏网之鱼，大喜，拿出穿在身上，还在胸前塞了俩毛线球。母亲发现，大惊失色。
1972年冬，父亲朋友之女西燕从四川来京，她那年十八岁，名字漂亮、气质文静、人尤其美。走后，我写下平生第一篇作文，记述了她走进我家时骤然生辉的那种感觉。文中还用了“惊鸿照影”一语，但那并不是我自己想到的，而是引用了母亲送走西燕后的感叹。大约从这时起，我开始热衷于读爱情故事。《约翰克里斯朵夫》那些柏拉图式奔放的爱情文字让我着迷，三十年代《东方》杂志合订本里那些电影明星的照片为我提供了美人的真实形象，似乎至今还影响着我的审美趣味。当美国流行小说《爱情故事》被当作内部书翻译出版后，我曾经短暂地为之倾倒，时常默诵“爱，就是永远也不用说对不起”，结果八十年代初我看这部名动一时的大片时，竟有些失望。
单相思在1975年的某个夏日黄昏来临。我抱着一只早花西瓜抵达一位大朋友的家，看见一个女孩的侧面，阳光在带绒毛的鼻子上勾出神秘的线条，而尘埃在空气中浮荡。那是短暂的瞬间，我几乎把西瓜掉在地上,引起一阵哄笑。那瞬间历历在目，虽已经过时间的加工。这是我个人史从黑白照片进入彩色照片的开始。在此之前，我几乎从未接触过年纪相仿的女孩，即便是女孩，也是大姐姐级的。舒桦大我两岁，由于少年丧母又得过大病，早熟而略带忧郁。她喜欢西方文学，说话文静，穿着素朴用心。最初的印象往往靠不住，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她也有激烈的一面。自己何尝不如此呢？我自幼就貌似老成，浑然不觉中说些深沉虚无的话，比如“人生是一片斑驳的尿布”一类。
大概由于从小与女孩绝缘，加上天性愚钝，难免有些愣头愣脑。没过几天，我就窜到舒桦家，她很诧异，却温和地和我聊天。我开始常去看望她。一段绵延了四年的故事，没有什么情节，大半是去舒桦的小屋，偶尔在外面散步聊天、交换书籍和感想。父辈们关系不错，于是睁一眼闭一眼。单相思不是爱情故事，没有难忘的时刻，只是一些悠闲的充满阳光的下午，纯净如水温暖如流。回家路上，有时幻想激动，不知是快乐还是悲伤，一切就这样过去了。我上中学第一年，舒桦还在读高中，一天晚上，我到她的学校操场上转悠了一圈，做点唱小夜曲的梦，其实她早回家了。大约从这时起，我开始写新诗，读戴望舒、徐志摩、卞之琳和冯至。由于馋嘴，便有“月亮象冰淇淋一样升起”之类的句子，后读《围城》，发现和默存先生笔下的曹元朗有一拼，不禁对自己的写诗能力有了怀疑。1978年我转入师大附中，舒桦考上大学，除了假期，很少见面，但她推荐借阅的罗素《西方哲学史》和许良英先生译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在我枕边躺了很久。十年后，我去东京一条小巷看舒桦，回忆起当年这两本书的影响，她却早已不记得了。
那是解冻的年代，一种悸动的氛围，在半公开的议论与流言中。父辈还在从文件与讲话不断解读新的信息，揣摩报刊或斟酌自己的文字，年轻一代却已失去耐心，开始自下而上的突破。从年底开始，西单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变得热闹非凡。我放学后常去那里，在橙黄色路灯下看大字报、听演讲。我忘了究竟是在那儿还是在美术馆外买到《今天》。日子不疾不徐地滚动，人人都急着考大学，我还在高中晃悠，读书不大用功但也不大费劲，写些后来再没有回头看过的文字。我常从中午就旷课去北京图书馆读小说，直到关门，好歹挤上14路公共汽车，从车窗探出半个脑袋，让风吹得头发立着归去。
1979年初夏，我站在一条从南而北笔直的柏油路旁，下午的阳光有点混沌，斜射下来，落在斑斑的马粪上。这条通向西郊大院的支路并不忙，极少机动车，只有些骑车上下班的人，间杂着赶马车的农民。父亲调到那个大院工作，有一间办公室兼做卧室。周末他回城时，我常会从城里到那儿住一宿。一栋巨大的九层办公楼，有着仿苏式的宽敞，周末空无一人，我喜欢夜里满楼逛荡。那天足足站了两个多小时，舒桦姗姗来迟。这段时间她和我的见面多了起来，还约好暑假一起去看海。这是头一次和女孩约会，过度兴奋让人晕乎乎的，超级话痨加放声大笑。夜色渐渐降临，窗外不远，是颐和园后山模糊巨大的背影。两人并排静静坐了很久，没有拥抱也没有亲吻，直到无限倦意才和衣挤在一张单人床上入梦。
早晨六点，突然有人敲门，吓得我弹簧般蹦起。打开一道门缝，看见一个瘦小拘偻、肤色黑黄、皱纹密布、鬓发灰白的男人带着女人和孩子站在楼道里。他毕恭毕敬告诉我，他是来找他的哥哥郑先生。郑先生借调到父亲单位已有一段时间，他原是中央某部的才子，被打成右派后流放外地二十年，满头白发但目光如矩、清癯挺拔、精气神十足。他的女儿1978年考入北大，是常和我聊天的大姐姐，曾告诉我郑先生有一个弟弟，大学毕业不久就在1957年被株连，送到农场劳改，妻子弃他而去，刚满一岁的孩子不知所终。我自幼形形色色的人见过不少，但依然震惊于眼前的这个男人，算来不过四十五、六岁，却看上去比大他十岁左右的郑先生苍老许多，完全是个被生活压倒的老农。
郑先生的妻子在城里另一单位分得两间平房为家，周末全家人在那边。我回到屋里，告诉舒桦我得送他们去见亲人。舒桦匆匆梳理了一下，和我就此分手。从屋里出来时，她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但郑先生的弟弟一家人浑然不觉，习惯性低头望地。在星期天早晨，我送这从云南颠簸了三天三夜的一家人进城，街上行人冷清，空荡荡的公共汽车一路吭哐作响，墙上随处可见褪色残存的革命标语。郑先生事先不知道弟弟来京，当我们掀开门帘时，他呆住了。我告辞离去，走出胡同口，方觉饥肠辘辘，赶紧找一家小铺买炸糕。长达二十多年、没有眼泪的重逢，重击在心，使昨夜显得不真实而荒唐。不久舒桦来电话说不能和我去看海时，我已平静而空落落的。
暑假没了念想，多半时间在城外，睡在会议室皮沙发上。白天去图书馆，晚上在会议室做笔记，开始写一部从未完成的青春小说。那是一段宁静的日子，我仔细读了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与《人间词话》，被《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感动，更震动我的是张国焘《我的回忆》。我原本在文学与数学之间摇摆不定，此时终于意识到历史真实才是最不可少的。在那个炎热的夏夜，我迷茫地走在花园的交叉小径，逮了几只萤火虫，放到空火柴盒里带回来，然后让她们在屋里飞来飞去。黑暗中的流光，是关于那个暑假最深的记忆。
七十年代最后一个夏天就这样渐行渐远。
写于2008年6月至7月
李大兴 1980年进北京大学历史系，次年被教育部根据高考成绩保送留学，在日本东北大学读书。1989年秋远赴美国，现隐居芝加哥郊外。白天上班，晚间以诗文自娱。
黑画风波
发布: 2008-11-21 10:17 | 作者: 范迁
那是个沾到‘黑’字就倒霉的年头，黑五类，黑帮，黑手，黑社会，黑色风潮，你一沾到这个‘黑’字，就被活生生地推到对立面去，是被专政的对象。
我那时在沪西的上海印染机械厂做工人，因为会画几笔画，常被厂里的宣传部门借调去画宣传画，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之类的巨幅群像，或是在大礼堂的乒乓球桌上，用浓黑的墨汁写大标语，张贴在工厂大门口，或是悬挂在车间的横梁下面。那时运动一个接一个，每个礼拜都有新的精神，新的口号，所以写不完的标语，画不完的宣传画，很少回车间去做工。
在业余时常去工人文化宫，那儿有个美术学习班，一般人家里地方都很小，转身都难。画画是需要地方铺展开来的，文化宫主要是提供场地，灯光，也提供些石膏像之类的道具，有时会请些退休的老工人来做模特儿。还有个好处是，能交到同好和文艺女青年，交流绘画心得和技巧，当然还有青年男女交流感情，醉翁之意在酒也不在酒。偶尔还有‘大师’级的人物前来光顾，示范啦讲座啦，这时美术组的负责人就像个陀螺似的忙前忙后。
我们叫这个美术组负责人‘王老师’，王老师是个分配来的复员军人，一件褪色的军装穿十二个月，大热天也扣顶解放帽，领扣严丝密封，为人不苟言笑，严肃无比。王老师并不会画一笔画，他身为老师的职责是为我们这些乌合之众把好思想上的关，画画也算是意识形态，虽然跟八个样板戏比起来是偏门，但偏门一开狗也会进来，一旦放松警惕，封资修的东西很容易混进来，毒害我们这些学员的革命纯洁性。所以，坐在门口大办公桌后面的王老师不断地抬头嗅嗅，学习班里有没有香风毒草的气味？或者背了手在我们后面踱来踱去，满怀狐疑地察看我们落到纸上的习作是否跟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保持一致。
王老师的警惕性高是因为美术组里有两个难剃的头，我和韩辛，都二十来岁，学了几年画，手上功夫比人熟了些，轻狂得可以，虽然都是画毛主席像出身，但多看了几本西洋画册，认识了些社会上的阿狗阿猫，自以为开过了眼界，处处要显出个与众不同来，虽然在上班时有本领把毛主席像画得像颗国光苹果一样又红又亮，画习作时就想来个惊人之举，你们大家都画暖调子我偏画张灰调子，啊，中国的苏里科夫，自我陶醉一番。你也学我画灰调子？那我再来张点彩派让你开开眼界，雷诺阿，听说过没有？法国印象派大师。
我们敢于这么嚣张是欺王老师不懂画，王老师问谁是雷什么阿？我们告诉他就是为马克思恩格斯画肖像的革命画家，参加过巴黎公社。苏里科夫嘛？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御用画家，静安寺转角正章洗染店楼上那张巨幅列宁像就是他画的，反正牛皮一吹过国界就查无实据。王老师背着手，一脸严肃地点头，教训我们：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把戏不久就拆穿了。一天我们画画时来了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不声不响在背后看了半天。文化宫是敞开的，别处的活动人员有时会跑进来看新鲜，所以我们也不在意。画到一半，中年人突然一本正经地指责我们：你们怎能这么画！这是封资修的玩意儿。我们斜了眼看他，哪儿跑出来个喝黄浦江水的？我怎么画，你管得着嘛。那中年人说了几遍，见我们没理他，竟动手来掀画板：你们这是放毒！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终于吵了起来。亮出了身份，这个便衣警察似的中年人竟然是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的系主任，五十年代的苏联留学生。我跟韩辛面面相觎，也不知道他是偶然进来走马看花，还是王老师叫来火力侦察的。面面相觎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既然他是留苏学生，吃过洋面包，应该是见过世面的，我们小青年尝试个新方法，你私下交换一下看法也就罢了，如此在大众面前上纲上线，不是把人往死里整嘛。王老师平时是一听封资修三个字就脖子上毛都会竖起来的，现在来了个权威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出在他眼皮子底下，刹时感到天都差不多要塌下来了，当即声色俱厉地把我们训斥一顿，宣布暂时取消我们来文化宫画画的资格，勒令我们回去深刻检讨。
我们才不会做检讨呢。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文化宫又不发工资，不就是有几个石膏像嘛，难不到我们。同好家中有抄家后漏网保存下来的，或干脆从红卫兵抄家物资仓库里偷出来的石膏像，借来，建筑材料店买几公斤石膏，自己做模子，用肥皂水做润滑剂，照样翻个出来摩西大卫头像来给你瞧瞧。模特儿嘛，只要去找，遍地都是，休息天背个画夹去襄阳公园，那儿早有一条大汉坐着，平顶头，黑框眼镜，手握粗大的碳精条，画风颇有尼古拉。费辛的风格，碳精条横下竖起，点线并用，手脚齐上，又搓又揉，狂野不拘，把公园里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画得一颗颗满面皱纹的黑胡桃似的。此人叫蒋宝华，也是一个工人，上海滩的在野派，我们一拍即合，上海官方画家被我们骂得狗血喷头。那些秉照上级意图制作出来的假大空绘画看多了实在倒人胃口，每张都是红光满面，大拳头粗胳膊，一脸义愤状或张牙舞爪状。而在文革贫瘠的日常生活中，人人都是面黄肌瘦，脸上一副委琐的表情，穿着像咸菜颜色的服装。在那个环境下，绘画已经失去了真实性，说实话，十九世纪的俄国巡回画派，列宾苏里柯夫的写实主义都很难满足我们了，凡高和高更才是我们的榜样，到生活中去，画那些平凡人，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那一段时期对绘画的热情空前高涨，只要有空第一个冲动就是画速写，午休半个小时，十五分钟买饭吃饭，十五分钟抓紧画几张速写。休息天整天坐在公园的树阴下，死拖白赖地抓路人给我们当模特儿，跑到苏州河边上画渔民，要的就是那个满脸沟壑，风尘仆仆的味道。在那些假正经的年代里，画人体是个大忌，弄不好很容易被抓个‘流氓’，在‘严打’中被判个十年二十年。但要做大画家不能不画人体，只好在夏天关紧了房门拉紧窗帘，对了镜子画自己，小室里密不透风，热得汗如雨下，差点昏过去。上海很少下雪，所以一旦下大雪时千方百计请了病假跑去野外画雪景。我们还到处串门子，听说谁有一本珍藏的西洋画册就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上门求阅。听画册主人说是废品收购店淘来的，回去就留了个心眼，跟附近的废品收购处老阿伯套近乎，拍他的马屁，要他给我们把外国画报留着，敬了几次烟后，也真给我们淘到了几本旧的苏联‘星火杂志’，视为珍宝，那几期正好介绍罗马尼亚大画家科内里。巴巴。从此以后我们开口闭口，言必‘巴巴’，没听说过巴巴的一律被视为老土。我们还到处拜师学艺，托人介绍去绘画界老前辈府上登门求教。我还记得那时住在上坊花园的留法画家颜文梁已经八十岁了，亲自来开门，说一口糯糯的苏州方言，把我们几个小年轻让到客厅坐着，颜师母端茶送水，老先生自己慢吞吞地取出一张方寸小画来让你观赏，一次只能看一张，看完了再去拿一张出来，不厌其烦地。八十多岁的人眼力还那么好，画中苏州园林里的一石一木纤毫毕现，柳叶都一片片画出来。还有个野路子的海派大师叫张士祯住在卢湾区，虽然挤不进官方主办的画展，但另辟捷径，名声在外，俨然是落选画展中帮主马奈之流的人物，听说多画些半印象派半野兽派的风景画，平时很少轻易示人。我们摸上门去，带了满画夹的写生画作去求教，大师勉强地接待了我们，一手抱胸一手托下巴，对摊满在地上的画一会儿睁眼一会儿眯眼，看了好久，最后哼哼哈哈说了几句不关痛痒的评语，到底也没给我们看他自己的画。我们知道他是明哲保身，但就算如此小心谨慎，张士祯后来还是被揪出来被当成散布封资修的大黑手。此乃后话。
这样的快活日子没过了几个月，突然有天被人告知：你们这两个家伙闯祸了。时值一九七四年，全国正掀起反击右倾翻案运动，文革也搞了七八年了，翻来覆去，昨是今非，老百姓都疲掉了，没谁把运动口号当回事。我们两个画画的，从不关心政治，祸从何来？后来发觉并不是空穴来风，市里正准备举办一个黑画展，作为反面教材，听说上榜的全是有名有姓的大佬，如林风眠，程十发，丰子恺，刘旦宅，吴大羽等人。人家说：你们两个家伙也榜上有名，老中青，你们是‘青’的典型，尾巴夹紧点吧。真是要命，三结合要搞老中青，找靶子也要来个老中青，换句话说就是两个陪绑的。我们心里还存有一丝侥幸；黑画展，黑画展，总还得有画展出，我们没证据落在他们手上，拿我奈何？不过我们再也不敢串门走户，躲在家里把可能有问题的画整理出来，剪碎撕掉，混在垃圾里扔出去。有些画实在不舍得，就藏到阁楼里，亲戚朋友处。
该来的还是来了，继北京之后，上海黑画展正式开幕，我们被勒令去接受教育。跑到南京路成都路口的美术馆，人山人海，比全国美展还要盛况空前，都抱了一股看杀场的兴奋感。进去当门是丰子恺老爷子的一系列漫画，尺幅都不大，装在黑色的镜框里，用的是他一贯童稚的笔法，第一张画了个小孩，抱了个长胡子老头，旁边题跋曰；西边出来个绿太阳，我抱爸爸去买糖。观者看得目瞪口呆，心脏不好的被这幅画吓死都有可能，你想想当时红太阳也叫了很多年头了，东方红天天都要唱，大家都心知肚明太阳就是最高的象征，攻击篡改红太阳就是攻击毛主席，很多人因此获罪入狱。这老爷子全无顾忌，猛然来了个绿太阳，还是从西边出来，这不是不要命了嘛？接下去一幅是几个小孩在海边放风筝，被说成是跟台湾的蒋介石勾结，妄图反攻大陆，反正那时人罗织起罪名来想象力特别丰富，信口雌黄，指鹿为马。接下去是程十发的牧牛图，被说成是向党和人民顶牛。林风眠的仕女画实在和现实生活联系不起来，就被归类成散布封资修毒素。再下来是吴大羽的公鸡图，一只怒冠竖起的大公鸡，眼斜着，尾巴高高翘起，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是秉承清初画家朱耷的笔意，不得意的文人墨客，肚子里一股怨气，笔下的飞禽走兽都斜了个眼看人。但吴老先生也不看看时代，文革中上纲上线比清朝文字狱厉害几百倍，你不是摆了姿势让人踢屁股吗？斜眼就是心怀不满，翘尾巴就是反攻倒算，整一个自讨苦吃。还有张士桢也被揪出来了，墙上也挂了几幅他的风景画，画风中规中矩，带点欧洲情调的街景画，我还跟韩辛私下评论：既不‘野兽’也不‘印象’大师也不过如此。一圈绕下来，正看得起劲，完全忘了此行来是接受教育的，突然劈面撞见两幅画跳进眼帘，不由倒抽一口冷气，一步也挪动不得。
这就是我们的罪证，韩辛那幅就是被美术系主任抓住的‘现行’，一张画到一半的，形体模糊颜色怪异的水粉肖像。我那时把我在现场画的肖像带走，后来撕毁了，一直在诧异被他们抓住了什么把柄？原来是一年多前，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王老师交待下来要我们画些风景画，据说是布置涉外宾馆要用的。我起了张色彩稿，画面上是天桥上看出去的黄昏天空，青紫嫣红的晚霞，远处是城市的天际线，前景有两个女工的剪影。这其实是张非常初步的构思，又是色彩稿，凌乱粗率是必然的，现在回头看看自己都不好意思，怎么会画这么幼稚滥情的画？当时画完了并没有下文，这张色彩稿就随手扔在文化宫里，想不到被王老师深挖出来，送到这儿陪绑来了。
三十多年后，上海电视台对我的一次关于黑画的访谈中，主持人问道：你是否为自己的画和众多大师一起展览而感到骄傲？说实在的，难堪多于骄傲，如果那张画真是张经世杰作，不管在什么场合展出都是值得骄傲的。但那张画实在是粗率的，不成熟的，被为了政治目的而摆在一个荒谬的地方，荒谬的场合，上演了一幕荒谬的杂剧。像米兰.昆德拉在《不可承受之轻》里面写的，那个时候很多东西，看起来太荒谬了，但是那个时候人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荒谬的事情。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荒谬是需付代价的，而且是很重的代价，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人们都是像惊弓之鸟般地活着，但求无事。最怕的是头上飞来一顶莫须有罪名的帽子。报纸上登了批判黑画展的文章，好事之徒传了，厂里知道了，从此不让我再去写字画画，而把我调到劳动强度最为繁重的一个车间里去工作，车间主任对我的态度如对四类分子一样，声色俱厉，碰不碰就要我知道自己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党和群众在观察你，帽子拿在手上，戴不戴要看你自己的态度和行动。车间主任这种样子使得很大一批工人们也认为我是准坏分子了，挽救坏分子的方针是加强劳动改造，所以最苦最累的活都分在我头上，我在铸造车间里抬过滚沸的铁水，飞溅的铁水把下半截裤腿都烂穿了，小腿上留下无数的疤痕。铁水冷却后再用风镐把铸件中的铸沙除掉，一天活干下来，人就如非洲来的，从头到脚乌黑，哪是鼻子哪是眼睛都分不出来，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的。体力上的劳累还可忍受，更甚的是精神上的压力，我几次被市里有关方面叫去训话，我母亲尤其紧张，因为我父亲在五八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一直到六八年他去世，全家没过一天安稳日子，现在我再来担个政治罪名，戴顶坏分子的帽子，这永劫回归的日子还过得下去吗？
我一直认为我们对词语的分量估计不足，比如说我们常用的‘经验’两字，经验之中与经验之后完全是两种语境。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绝对体会不了当时那种担惊受怕的经验，也不能体会政治上的归档能对一个人的前途，家庭，日常的待遇，起多少影响。更没人预见文化革命有一天会突然结束，中国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头，在经济上全盘沿用资本主义，在文化上更是唯西方马首是瞻。我们都是平常人，都没有前瞻的能力，都要尽力在当时的境况下生存下去。每次我被叫到市里去训话时，心中总做好最坏的打算，说不定风头一紧，就会被当作个典型，抓起来坐几年牢，以示警戒那些敢在思想上，形式上越雷池的家伙。
对我训话的是上海美术界的负责人，戴副秀郎架眼镜，板着脸，满口的党八股，我知道这人自己也画画，看他的作品，是受过西方美术的熏陶的，怎么会看不出这只是一件不成熟的画稿，随手的涂鸦，根本不能代表一个画家的作品。他这样把它作为一个政治事件，紧紧地揪住我一个小青年不放有什么意思呢？
我没机会当面问他，但十年后我在美国巧遇此人的女儿，言谈之间，她说她爸爸早就不画画了，整个成了一个政工干部。我一听，对此人十几年的怨怼一下子烟消云散，只觉得他可怜，我是受到冲击，荒废了几年画画的时间，他是被连根拔起，做了一个政工干部，成了工具，从此跟绘画无缘，就是他想重拾画笔，无奈观念眼光心态都被扭曲，再也不可得了。
黑画展之后上海的那些海派画家确实收敛了很多，张士祯宣布他封笔了，不画了。蒋宝华看到我们就只说怎么自己忙着打制家具，要结婚了。颜文梁家里再也没去看过画。大家都小心翼翼地跟我们保持距离，生怕这两个闯祸胚给他们带来晦气。也好，省点时间，关紧门在家多画些画。
出国之后，整件事情被我扔在脑后，很少想起那滑稽的一幕。在国外评判一个艺术家成就时，首先看他能不能打破常规，用一种新的眼光去解释我们平常看到的日常世界，当年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抽象派无不用其极来挣脱世俗认可的框架，马塞尔。杜尚更是调侃地把一个小便池搬进美术大展，向传统的审美观念挑战。从这个角度看去，黑画展突然有了正面意义，在那一味颂歌颂德，比赛谁能把红太阳画得又红又亮的荒谬年代，黑画展以一种个人的，独特的，反思和不同流俗的姿态展示了；人的观念，审美，和表达方式不是一个极权政府可以控制的。
我在二零零六年回国时，在一个画展的开幕酒会中遇见那位美术系的主任，他大概七十多了吧，精神还不错，兴致勃勃地在大堂里到处和人握手打招呼。那是个很前卫的画展，展出的都是些抽象的，观念的作品，数字如印刷制版地排列在画布上，霓虹灯管弯出来的雕塑，也有用工业废品做成的装置艺术。显然，大部分观众对这些作品还不习惯，一群人地跟在美术系主任身后，听他头头是道地讲解这张画主要特点是什么，那张画又是受了哪个西方大师的影响。在休息间我走到他面前作了自我介绍，他热情洋溢地跟我握手，我说我们三十年多前就见过面，他茫然地问我是在哪个场合下见的？我踌躇了一下：说那次见面并不是很愉快。他眼神一闪，漠然地说他老了，很多往事都记不清了。
记忆是有选择的，也许，他忘了更好。
2008-5-6
范迁: 上海人，自幼学画，八十年代初出国，毕业于旧金山艺术学院，曾游历欧洲两年。九十年代开始写小说、散文，作品广见于北美各大媒体，包括长篇小说《错敲天堂门》、《古玩街》和中短篇自选集《旧金山之吻》。
我曾经是山狼海贼
发布: 2008-11-21 10:15 | 作者: 邓刚
一
所有最伤心的事情一旦变成回忆，就像被糖渍过的苦菜，也会有着甜丝丝的品味。今天回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真真地感到那是我一生中最倒霉但也是最开心的时光。因为那时我的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判十二年徒刑，这样，我们全家兄妹六个就全是“狗崽子”，我排行老大，当然就是最“显著”的狗崽子。
为了养家糊口，我十三岁时就辍学到工厂干童工，到了七十年代初，我已经是技术相当熟练的焊工，而且还是个体魄健壮的男子汉。我确实体魄健壮，身高一米八五，走起路威风凛凛，绝对有“红灯记”李玉和的英姿。但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却使我活得卑怯。技术再棒，也不允许我发挥，不让我到重要部门的工厂工作，绝对不允许我收徒弟，甚至批我是“唯生产力论”的坏分子；而且还不允许我入党入团当民兵，更不能参军。如此矮人一头的耻辱，连女孩子都用可怜可惜进而可疑的目光瞥我，使我垂头丧气，走路不敢见熟人，简直就鬼头鬼脑了。然而，也有好处，除了上班以外，我会有大量的业余时间。
由于我住的城市三面环海，海里有许多海菜、海参、海螺、扇贝、鲍鱼等各种好吃的东西，在经济困苦的七十年代，我们大连老百姓，只要能走路的，几乎全都跑到海里捞取海物，连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也拄着拐棍蹒跚到海边，一屁股坐进湿漉漉的沙窝子里挖蛤蜊。我是个健壮的小伙子，当然不能坐在沙窝子里，所以，我就跟着更有能力的“海碰子”，游进大海深处捕捉营养价值高的海参、鲍鱼。“海碰子”是辽东半岛特有的行当，头戴亮晶晶的水镜，手持锋利的渔枪，脚穿橡皮鸭蹼，凭着一口气量，赤身裸体地潜进冰冷的海底捕捉海珍品。在汹涌的浪涛下面憋气，在犬牙交错的暗礁丛里拼命，时刻都有生命危险。所以人们都称呼干这一行的是山狼海贼。七十年代大连这个城市，像我这样敢于拼命的海碰子有成百上千。他们全是工厂里年轻力壮的工人，利用革命造成的混乱，开动工厂的机器，自制水镜和鱼枪（商店绝对没有这样的商品），甚至在工作时间也敢跑到海里扎猛子。
因为生活中没有任何乐趣，我很快就成为“海碰子”大军的一员干将，我说过我身体相当健壮，另外，当一个人被社会蔑视和歧视，他就会破罐子破摔，也就是说不怕死——反正活着也没什么意思！然而，我很快就爱上“海碰子”这一行，爱得发狂，觉得人活着其实挺有意思的。第一，在海边我们可以吃到最新鲜的海味。第二，在海边你会觉得相当自由，你可以大声地骂什么，喊什么，有些大胆的“海碰子”经常狂吼乱唱：我们都是穷光蛋，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我们都是阔大爷，海参鲍鱼就干饭！（曲调竟然是贺绿汀的“游击队员之歌）。如果在革命烈火愤怒燃烧的城市里，敢用这样的词儿来唱，那绝对是找死！——美好幸福的社会主义，怎么会有穷光蛋？第三，我这个狗崽子在家里看书并不安全，往往在书的外面包上“毛选”的封皮打掩护。即使是这样，邻居们来窜门，我还是有点心惊肉跳。而在海边看什么书都没有危险，等潮流时，我就躺在撒满阳光的礁石窝里看“禁书”。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哪些书好看，后来发现，只要老百姓觉得好看的书就挨批判，所以我们天天注意报纸和广播，听到上面批什么书，就像给我开读书目录似的，我们立即就去淘弄什么书，很有点乐不可支。我贪婪地读着法国、英国、西班牙、俄罗斯和苏联的小说。但我读得最多的也最喜欢的就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和马克.吐温写的书。有时，我读得昏天黑地，猛然放下书本，觉得眼前的世界不真实，但头脑里产生的世界比真实更美妙。
“海碰子”全都有个粗野的诨号，什么“大头鱼、鬼蟹子、海兔子、海豹”等等，我用杰克.伦敦的一部作品名字做我的大号——“海狼”。
不过，在涌动的浪涛里扎猛子，还是相当艰难的。尤其是捕捉海参，必须是在水冷的时候。辽东半岛初冬的凌晨，海滩上均匀地冻着一层铜钱厚的冰茬，犹如薄薄的刀片刮着你赤裸的脚板。当我在沙滩上脱光身上的衣服，只穿着夏天游泳的小裤衩，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向泛着寒光的大海时，有些渔民都从船舱里探出灰蓬蓬的脑袋，吃惊地睁开朦胧的睡眼，有的还喊了声，不想要命呀！
我只能是尴尬地笑着，但倘若有一个渔家女在注视我，我就会精神百倍，犹如海里的公鱼见到母鱼，全身鳞片倏地放出亮光来，并故意豪迈地踏着步子，有节奏地将碎冰茬踩得更响，一直走到海浪涌动之处。
下水之前我先用冰冷的海水将头部和腹部打湿，让这两个部位首先适应海水的温度。这是老一辈的“海碰子”对我千叮万嘱的经验，不给头部预冷，突然扎进海里会发昏；不给肚腹预冷，在冰冷的水下会过早地出现全身抽搐。我像一条大鱼一样无声地蹿进凌晨平静的海湾里，突袭而来的冰冷，俨然钢刀割遍全身，使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但随即更加精神抖擞。远处的城市传来汽车的第一声鸣叫，海平面突地闪出一丝太阳的光亮，犹如一道闪电，贴着遥远的海面迅疾而来，使我整个身心感受到电击式的鼓舞。我不敢怠慢，在水面上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动作敏捷地潜下去。
每下潜一米，就觉得锋利的钢刀更加锋利。潜到幽黑的暗礁深处时，灵魂也被冻得僵硬，因为你的意识开始模糊。然而，只要眼前出现海参的身影，就像猛然打开发动机的按钮，我浑身立即发热，眼睛开始放射着凶狠的光束，并灵巧得真就是一条鱼。我恶狼冲进羊群一样，野蛮地抓住肉眼能看到的每一个海参、扇贝和海螺。如果在气力用尽准备返回水面的关键时刻，又看到一个海参，我就会拼了命地再向前冲刺。有时不得不吞一口苦咸的海水，将口腔空间里的空气也压进肺里，在水下坚持最后一秒，这最后一秒就能多抓住一个海参。然后我双脚使足力气地朝海底暗礁蹬了一下，反作用的力量把我的身体向上弹去，一旦嘴巴露出水面，我就疯狂地大口喘气，那“呼哧呼哧”的决不亚于蒸汽火车般的喘气声，使我的刚刚逼近绝境的生命再一次充电。
如此上上下下地拼了半个小时后，身子就开始冻得打起哆嗦来，这时千万不要慌，但也不能上岸。要冷静并沉着地升到水面上，稳稳地漂浮在那里，闭着双眼，什么事也不要想，像当今练气功一样，排除万念，随浪波摆动即可。约十来分钟，身体的哆嗦就会渐渐消失，这时你再潜下水底，就会感到奇特的舒服，因为此时你的表层肌肉已经冻麻木了，不但没有冰冷的感觉，而且也没有疼痛的感觉，即使你被暗礁上锋利的贝壳划破皮肉，也决没有一丝一毫的疼感。只是你突然看到胳膊或腿上冒出缕缕血花来，这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皮肉竟然剐开了那么大一个口子。这种麻木的舒适会使你又能拼上半个小时，但正是这种麻木舒适的半个小时，却是海碰子最能“拿货”的美好时刻。当你的身体第二次打哆嗦时，你就不要硬拼了，你得赶快收兵，朝岸边撤退。因为这时，你是拼尽最后一口气力了，能游回岸边，会相当艰难。特别是当你游到接近岸边的浅水区时，浑身痉挛着绝对地站不起来了。你只能是狗一样地爬行，又像一条半冻僵的蛇，或正在蠕动的海参。但拖着沉重的收获，会让你不断地感到这是凯旋——有了凯旋感觉就能令你时时生出挣扎的气力。
如今回忆从海里爬上岸的细节，还令我在温暖的书房里不寒而栗。那真是垂死挣扎，我几乎是一寸寸地与陆地缩短距离，干燥的海滩和岸礁在我模糊的目光中缓缓晃动，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无数次达到那干燥的岸边，但最终的清醒让我明白这是幻觉，自己还是在冰冷的浅水里原地踏步。终于，我爬到岸边，爬到又硬又凉的鹅卵石上，爬到我早已准备好的柴草面前。柴草下而放着三根挑选好的红头火柴，并捆绑在一起，但我必须咬紧牙关，不能因急切的心情，用潮湿的手去抓那三根火柴。我只能是将湿漉漉的手在沙土上反复摩擦干了，再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抓住火柴，尽量用平稳但准确的动作“嚓”地划着火柴，点燃柴草，火苗油然而生。一阵狂喜令我疯狂地将冻僵的身子扑向火堆。
我感觉不到火苗灼烫的疼痛，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活。我一会儿虾一样地勾着身子烤肚皮，一会儿反支着四肢烤脊背，完全像杂技演员一样，在火堆上反复地做着高难动作。火舌像千万枚炽热的针尖，穿透皮肤，扎进肉里，钻进骨缝，驱除几乎要命的寒气，一直把僵硬的身子烤得柔软烤得发热烤得有了疼痛感觉。当你能感到疼痛就是恢复了知觉，为此哆嗦会打得更厉害，但相对烤火前的痉挛，这种更大摆度的哆嗦却还算舒服，用医学上的理论解释，这是人类对冰冷的积极反应和调整过程。火苗继续蛇一样地舞动并蛇一样地斯咬着我的皮肤，渐渐地，冻得青灰色的皮肤上显出血青陆怪的红光，这也许就是身体开始返回正常温度的血色来。用 “海碰子”的行话说就是“烤出花来了”。烤出花来就说明我们这一次的加温结束，必须抓紧时间，再次扎进冰冷的波涛里，捕捉海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