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冰冷的浪涛里再重复一次我刚刚说过的拼命过程，然后再次痉挛着，再次拖着冻僵的身子爬上岸来烤热烤红，并再再次扎进海里……一个潮夕，“海碰子”们至少要下三次海，也就是说反复烧烤三次。你就是块钢铁吧，不断地在火中烧红，又不断地扔进水里冷却，也会完蛋的。
这种残酷的生活将我变成野人，抓起活生生的海参、海螺、鲍鱼、蟹子等海物，朝礁石上猛力摔打，然后就生吞活剥；或是用鱼刀将缩在贝壳中的嫩肉狠狠地剜出来，看到裸露在光天化日下的嫩肉痛苦扭动，竟然挺有兴趣。我甚至吃张牙舞爪的活蟹子，咔嚓一下掰断正在因反抗而拼命舞动的蟹钳子，喀嚓喀嚓就咀嚼起来。这往往令海边的游人目瞪口呆。没有经过加工的海参像生橡胶，有着极强的轫性，而且味道又苦又咸，绝对地不好吃，但海碰子们却像狼在撕咬着鹿的肉块，并说这样吃最有营养，上床肯定有劲儿。我当然就跟着吃。在那个疯狂革命的年头，不正式结婚，年轻的海碰子是绝没有上床的机会。于是，生吞活剥之后，全体光着屁股站在礁石上，朝海里撒尿，谁撒得远谁就是冠军，把海边的女人们吓得尖叫着飞跑。
海潮的时间是按照大自然的顺序，它才不管你上不上班或是公不公休呢。每个星期工作六天，会使你错过绝大多数白天的潮流。很快，在海碰子中间就流行一种堂皇的“旷工”方式——到医院开诊断书，也就是医生开的病假条。一般头痛脑热的感冒，最多开三天诊断书，而且感冒发烧很难“制造”。最合算的是患高血压，这种病一次至少开一周和一个月的病假条，甚至可以转为长期病号，那你简直就是专业海碰子了。不幸的是我健壮如牛，很难有患病的福气。那阵又不会像今天那样给医生行贿，但有相好的“海碰子”来帮我“制造”高血压。他不知从哪里捣弄来一种药丸，只要在去看医生前一个小时吃下去，就立即见效——你的血压会兴奋地上升，令医生不得不给你开假条。我至今不知道这是什么药丸，大概就是一些“高血压患者忌服的药”吧，但当时这种药丸很难弄到，往往要用海参去换。意想不到的是，这种药丸对我最灵，人家吃二粒或三粒才见效，我只吃一粒，血管就像打足了气儿一样紧绷绷的。为此我就常常因高血压而休病假。那时候都是干部们才能患高血压，所以人们称这种病为“高干病”。一般生活贫困的人很难患上这种高级病，而我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工人得高血压，使师傅们相当吃惊。至今走在大街上看到过去的老师傅，他们见面第一句还在问我，你的高血压怎么样了？
二
像动物到了交配期，我这个山狼海贼般的“海碰子”，开始对女人有着强烈的欲望。看来海参鲍鱼等海味确实有营养，我的身体健壮得绝对像打足气儿的轮胎，时刻想蹦跳甚至要爆炸。在大海里拼命拼得精疲力竭之时，只要岸上有一个女人的身影出现，我立即就精神抖擞。回到城市里，满大街都是女人，更令我激动得不行。
从我的家到所有的海边都要要乘公共汽车或有轨电车，特别是叮叮当当跑动的有轨电车上，售票员全是还带点学生气的女孩。尽管那个年代不让人们穿漂亮的花衣服，但她们在铁灰色的外套里面，顽强而谨慎地露出点内衣的暖色来，并在剪得毛刷子般的革命头上，也巧妙而俊俏地别着个花色的发卡。
有轨电车上永远塞满了乘客，大家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倘若你有幸与一个姑娘挤在一起，那种惊恐和惊喜真能要了你的命。由于我不断受到苦行僧式又有点封建式的革命教育，绝不敢想爱情两个字。所以，与一个女人面对面地贴在一起时，那种犯罪般的恐慌，和吓得要死的甜蜜，令我心动过速，呼吸困难。我周围的工人师傅们，对爱情的理解只是性交的同义词。午休时，班长只要读完革命语录，打着瞌睡的师傅们就立即恢复了说笑的活气，说笑的内容几乎绝对是黄色的，无论革命锣鼓敲得多么轰响，师傅们的嘴巴永远咀嚼着男女生殖器的内容，这个内容使大家有着无穷无尽的兴趣。可怕的是，师傅们似乎能意会到我的幼稚，所以经常嘲笑我，说什么他妈的爱情，男人腿档里要是没根棍儿，就是当了宰相女人也不会理他！女人值钱的不是脸，而是屁股。一个师傅甚至郑重地劝告我，找对象一定要找大屁股的女人，操作起来方便，生孩子也顺溜。
问题是我看小说，爱好文学，所以，还是恬不知耻地想到纯洁的爱情。我很快就注意到一辆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她是所有漂亮的女售票员中最漂亮的一个，特别是两只美丽的大眼睛，总是闪着让你惊心动魄的激光。我一辈子再没见过如此明亮的眼睛，明亮得让你觉得那样辽阔空旷并清澈见底。
虽然她像所有售票员一样站在有轨电车的门旁，但她站立的姿势绝对比其她售票员优美一百倍。她小巧的樱红色嘴唇似乎都没有动，就唱歌一样地喊出要停车的车站名称：下一站，红卫街，没有票的买票啦——简直就是一首动听的歌。
我被海水泡得发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我发现，很多海碰子都像我一样注意到她的存在，这令我有点恐慌。
但她不看我，也不看别的海碰子，她也许故意看不到我们。她那空旷清澈的眼神毫无邪念，从我与其他的海碰子中间穿过去，从全体乘客中间穿过去，直向遥远。
“下一站，解放街。没有票的买票啦……”
我不买票，我忘记了买票，我故意不买票，因为只有不买票才会使她不得不注意到我的存在。
“下一站，终点站老虎滩。没有票的买票啦……”
啊，美好的旅程这么快就要结束了。我无可奈何，痛不欲生，我舍不得这么快就买完票，递钱接票的一刹时碰到了她那雪白的手指（当然是有意识碰上的），就像在海底暗礁触摸到大个头的海参一样激动万分。从此，我只要是乘坐通往老虎滩的有轨电车，就必须乘坐她那辆车，即使下起大雨，我宁愿挨雨淋，也老老实实地站在车站上等她那辆有轨电车到来。有时，我刚刚从海里爬上来，疲乏得几乎就站不稳。但只要看到一辆无轨电车驶来，立即士兵列队那样笔直站立。
从报纸上看到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来访华，总统的座机名字叫“七六年精神号”。这个名字使我和很多“海碰子”着迷，不能想象世界上还会有如此高级的称号。有个海碰子将这个名字赋予那个漂亮的女售票员。从此，只要是谁提到“七六年精神号”，我就浑身发热，就觉得天空晴朗，阳光万里，但这与尼克松丝毫没关系了。
在海边上最多的话题就是“七六年精神号”，有人说如果“七六年精神号”要结婚，他可以为婚礼奉献一百头海参，决不要一分钱。有人说送二百头也没问题。城市的商店空空如也，结婚时能让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吃上海参鲍鱼，就是人间奇迹。我有海参，有鲍鱼，有海螺，但没有人和我结婚。
海碰子们吹牛说愿意为“七六年精神号”结婚奉献海参，但没一个人敢说与“七六年精神号”结婚。我想，在每一个海碰子心里，早就与“七六年精神号”结过一百次乃至一千次婚！
一天，一个海碰子惊惶失措地告诉我，“七六年精神号”灰色的衣领里隐隐露出一圈粉红色的内衣小领。我立即震惊和沮丧。因为那个激烈革命的年月，结婚不允许烫发，不允许穿花色鲜艳的服装，更不用说戴戒子和项链了，否则就会被当作资产阶级低级趣味来批判。但“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新娘尽管依然穿着铁灰色或军绿色的外衣，但在脖子上，会巧妙地露出一圈桃红或粉红的衣领，那就是她骄傲而顽强地向人们宣告，我是新娘了。
我震惊和沮丧了一阵之后，却不太相信“七六年精神号”会结婚，无论与她结婚的男人多么的优秀，在我看来都是坏蛋或十恶不赦的流氓。再一次乘坐有轨电车时，我对“七六年精神号”全神贯注——她还是姿势优美地倚在车门旁，眼睛还是像秋天夜空的星星那样明亮，樱红色的小嘴还是那样动听地喊着“下一站”。但看到她雪白的脖子上确实有一圈桃红色的内衣领子，恬不知耻地钻出铁灰色外衣，看起来“七六年精神号”是“铁证如山”地结婚了。
有个绰号叫“张铁生”（这小子十七岁了，连小学的算术都不会）的海碰子不以为然，说他邻居的一个没结婚的女孩也有这样桃红色的衣领。这句话像一根救命稻草，让我从沮丧中突然兴奋，竟萌生出对“七六年精神号”采取点爱情的行动。所谓爱情的行动就是递给她一封情书，而且是全世界最绝妙的情书——只是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一个字。我认定这绝妙的情书绝对能打掉“七六年精神号”的傲气，我不知为什么有点恨“七六年精神号”了。
我先到百货商店买了一张印有红格的，光亮而厚实一点的信纸，并认真而整齐地迭成中间有十字花的“信状”（一种纸牌的形状）。然而，在乘客拥挤的电车上，众目睽睽之下，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送情书，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弄不好，会被当场抓个流氓现行。至少在当时会被当作“地、富、反、坏、右”中的坏分子批斗。为此，我很有些激动但也有点恐惧了。于是我在心下不断地自我安慰，怕什么，反正情书上没一个字，就是抓到了也没证据。
第二天一早，我将擦自行车用的上光腊当作“发腊”（当时可以说是最高级的化妆品了），认真仔细地往头发上擦，把我乱糟糟的头发抹得锃亮，真正像一个资产阶级小流氓。而且还穿上当时最流行的海魂衫。
有轨电车还是那样有节奏地摇晃着，“七六年精神号”还是那样瞪着亮晶晶的眼睛，唱歌一样地喊着站名。我却紧张得要死，不敢去看她。快到下车时，我才突然勇敢起来，有些昏头昏脑，却又从容地把情书递到“七六年精神号”的手里，那一刹时我绝对地停止了呼吸。但没想到“七六年精神号”更从容地把情书接过去，就像接过买票的钱一样，很自然地把它扔到装票的皮夹子里，这个动作使我后悔万分，我觉得我应该在信纸上写点什么。
在海边上，海碰子们为我的勇敢行动沸腾了，大家疯狂地笑着，疯狂地说着，疯狂地想象着“七六年精神号”打开空白情书的狼狈和尴尬状。最后，大家情不自禁地高唱：我们都是穷光蛋……
那天我兴奋得扎猛子也有了劲头，气量也比平日里长多了，过去一口气只能扎进一座暗礁，这天我一口气能扎进两座暗礁丛里。我发觉我的耳朵也灵得赛过雷达，每当从水里钻出来，都能听到老虎滩车站上有轨电车的笛声。
就像上帝知道我干了这件坏事似的，随后的几天刮起了大风，海水被滔天的巨浪搅得浑浊不堪，我和所有的海碰子都老老实实地回到各自的工厂上班。再后来到海边相聚，大家竟然没一个人提到“七六年精神号”，好像一个暗礁洞里的海参捕捉光了，再也没兴趣扎这个暗礁洞了；好像刚刚干完了一个沉重的工作，该好好地歇歇了；甚至好像我已经与“七六年精神号”结过婚了，再讲她还有什么意思！
生活的真实是没有完整故事的，再后来，“七六年精神号”就在中我的记忆里彻底消失了。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她的年龄家庭住址，而且我没同她说过一句话。如果没有例外情况，她今天当然还与我生活在一个城市，还可能同我在城市的一条街上擦肩而过。然而，她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曾被一群看起来是山狼海贼，实质上是一群英雄好汉的年轻人命名为“七六年精神号”。然而，有一件事她将会终生难以忘却，那就是曾有一个头发擦得油亮的小伙子，送给她一封空无一字的情书。
三
一个不允许你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社会，你还可以容忍，但不允许你有爱情，就很难活下去。其实，我已经不要求有什么爱情，只要是能找个老婆就万事大吉。全世界的男人都有个老婆，我却是个光棍，那太让世人耻笑了。更倒霉的是，由于我的个子高大，只要是在路上遇到熟人，对方总是反复地问我，老婆在哪个单位？几个小孩？男孩还是女孩？我只好反复地回答，我没结婚，我没结婚，我没结婚！于是麻烦就更多了，你怎么没结婚？你怎么找不着老婆？你怎么会没有孩子？好像过错在我这儿。更让你哭笑不得的是，有的人还没等我解释清楚，就教我上床经验，说你方法有问题，完事后，把老婆的两条腿提起来，使劲儿往下颠！还有的干脆就怀疑我没有性能力。我真是倒霉透顶，有一阵子都不敢在街上走，迫不得已出门办事，也鬼头鬼脑地贴着墙根溜，倘若不小心撞见熟人，就像小偷似地绕道逃走。
问题的要害是那时的女孩子全都鬼一样精明，而且个个老谋深算，只要是介绍人把她领到你的面前，她审视你的两个眼睛就像Ｘ光射线一样要把你穿透，几乎没有寒暄就直奔主题——你的工作是国营的还是大集体的？你工资是多少？你的家庭状况住房条件，你家庭人口数量，当然也就问到你的父亲——我立即就原形毕露，像狐狸露出了尾巴。这时，我即使是剖心挖肝给她看，说我绝对与我“有问题”的父亲不一样，说我绝对地革命、勤劳、能干而且相当会过日子，也丝毫感动不了她们。
我的亲戚朋友同事邻居都很同情我，也拼命地帮我找对象。他们也觉得“狗崽子”必须降低一格选人才，所以把我们这个城市所有的其丑无比的女人都搜罗来，这使我伤心透顶。更伤心透顶的，就是这些最其丑无比的女人听说我是个“狗崽子”，竟也高傲地朝我一撇嘴，拜拜了。接近七十代中期，快到“而立之年” 时，我还是在孤军奋战。
我开始自嘲式地自问，难道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是狗崽子吗？当时城市里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流：辽河儿女三千万，牛鬼蛇神占一半！意思是当时辽宁几乎有一半的人口都被打成反革命和坏分子。如此之多的狗崽子不是都结婚了吗？我猛然感到，不怨天不怨地，自能怨自己是个大笨蛋！我猛然地成熟了，并明白了一个不是道理的道理：爱情不但要有激情，要有真诚，还要有手段。当然，说得好听一点的就是还要有技巧。我总结自己的失败经验，最大的失误就是缺乏技巧。既然二十岁以上的女孩子像鬼一样的精明，那我干么不去寻找二十岁以内的女孩子呢？她们天真烂漫，不懂政治的利害，情窦初开使她们像海里的小母鱼，傻呵呵地把鱼枪的亮光也当作异性的眼神了。只要我略施技巧，完全可以成功猎获的。
我把城市当作大海，每天都瞪着海碰子那样凶狠并锐利的眼睛，寻找猎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我们家东面的一条街，有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她天真烂漫，两只眼睛又大又亮，但你细细地观察，里面什么内容也没有。因为她父亲是铁路上的一个老工人，也是老共产党员，所以家庭从没遭受过什么政治上的压迫。这就使她像温室里的花朵，从没经过外面的风雨，当然也就单纯到简单的程度。从她羞涩的微笑中，你可以判断出她什么也不懂，不懂生活的艰难，不懂各种政治压迫的利害关系，连男人那恶狼般的眼神也不懂。我心中暗喜，庆幸自己撞到这个理想的目标。于是，我就以到邻居家串门的理由，想方设法地接近她。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而且还恬不知耻。第一，人家是共产党员家庭，我是反革命家庭，这种结合，比当年国共合作还要艰难；第二，我是快三十岁的男人了，她却是十九岁的青春妙龄姑娘。然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顾不得许多了，这是背水一战，没有后路也没有侧路根本就没有路，所以我必须抓住时机，施展自己的才能。
施展什么样的才能呢？我心里早就有数，因为我是个海碰子，可以用海物当“诱饵”，当时人们贫穷得要命，能吃到我在海里打到的鲜鱼，能吃到我捕捉的海参，那绝对是共产主义了。可是征服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光靠吃的东西不行，还要显示男人的魅力，我最大的魅力是会讲故事。因为我看的小说太多了，所以，肚子里装满了古今中外无数个故事。我决定以满腔的激情给那个女孩子讲各种生动感人的故事，我相信她会被我的故事迷倒。
应该感谢的是那个倒霉的时代，第一是家庭里没有电视机。第二是电影院里几乎绝对地不上映故事片。唯一的文化生活就是整天声嘶力竭地唱八块样板戏，人们的脑袋里全都空荡荡的，这就使我的故事格外生动感人。我讲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讲巴尔扎克，莫泊桑，讲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讲红楼说聊斋，我几乎把全世界都搬到她的面前。那个女孩子压根就没听过这些，因此，她两眼放射着惊喜的光彩。我大为振奋，再接再厉，斗胆讲起自己的创作来。我把那些惊险的碰海生活场景，把自己不幸的命运和浪漫的想象全揉合在一起，编成一个个生动而忧伤的故事，我发现淡淡的忧伤最能打动女孩子的心，为此，我就变本加厉地忧伤下去，因为我本来就活得忧伤！
这个女孩子家里人口很多，上有爷爷、奶奶、父母、姐姐、妹妹和弟弟共十多口家。晚上，全家都老老实实地坐在炕上等我来讲故事，如果我加夜班或是去海里扎猛子，不能在晚饭后去她家讲故事，就像今天电视断电一样，使她家所有的人都焦急万分。当然，看起来我是对着全家讲故事，实际上我是对一个人讲，那就是对她。奇妙的是她竟然也能感觉到我是在对她讲，爱情真是莫明其妙又妙不可言。这样讲着讲着我就把她一个人讲到大街上，讲到公园里，讲到灯光暗淡的胡同里。
大连的冬天特别寂静，特别是下了雪以后，脚踩在软绵绵的白雪上，发出令人愉悦的咯吱声。我们并肩走着，洁白的雪路在我们前面无限地伸沿，她一声不吭，只是听我讲。这时我特别得意，得意我这个狗崽子竟然也能享受爱情，而且还是真正高质量的爱情。要知道，与我并肩同行的姑娘是多么的纯真，多么的美好，她决没想到我是国营的还是集体的职工，决没有想到我挣多少工资，决没有想到我有没有住房，决没有想到我的父亲是反动的还是革命的。她只是感到我这个人好，我这个人有意思。然而，我一面得意着，却一面担忧着，因为我只是对她讲故事，不能多讲一句感情话；她也只是听我讲故事。
我不敢随意将爱情的纸窗户捅破。当时的女孩子在激烈的“革命”教育下，对爱情充满了无知甚至恐惧。我在充满热情和幽默的讲述中，却在时时担忧莫名的结果，这实在是一种折磨。但我要忍耐，时刻保持着高度的克制，决不能掉以轻心露出马脚。太纯真的女孩子在爱情上有时是个麻烦，男女的事说得太多会让她感到我是个流氓。其实我自己感到我确实是个流氓，因为我所讲述的一切都是有着强烈的目的性，都是为了把她俘虏过来，成为我的老婆。只要想到我的目的我就面红耳赤。问题是我已经没有退路，绝望中燃烧着希望，特别是当我滔滔不绝地讲动听的故事时，她那对充满稚气的大眼睛对我目不转睛，使我的侥幸猛然膨胀为信心百倍。总之，我必须得豁出去了。一天晚上，讲完一个我自以为相当动听的故事，看到她那闪烁激动神光的大眼睛，我不仅涌上来胆量，一阵吱唔之后，我便“原形毕露”，对她说出了我的“狼子野心”。
她愣了，一下子站住，也许还后退了一步，好像我是个突然露出凶像的大灰狼。我心脏一阵狂跳之后猛然无声，血液也停止了流动，脸皮却高烧般地发红发热 ——坏啦，全功尽弃，这成百个故事算是白讲了。可正当我心下发慌之时，她却说了句我意想不到的话，我爸爸妈妈要是知道了怎么办？
我的天，事情原来是这样，我千聪明万智慧，却想不到她会用这种方式回答我。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她答应我，但她父母要是不答应呢？我的心脏又开始了狂跳，血液重新流动起来。我明白，要是她父母不同意，就等于玉皇大帝不同意一样，牛郎织女只能是站在天河的两旁。我明白，她父母肯定不会同意，政治和经济的巨大落差，我绝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种政治歧视造成的爱情悲剧，在我们这个城市上演过无数次。师傅们讲社会上的传闻时，内容大多数是狗崽子的爱情悲剧。某某地富子弟，竟恬不知耻地看上贫下中农女儿啦；某某家庭有问题的女人，被出身好的男人一脚踢开，全是让我听了心里不是滋味的事。
那是个没有月亮的夜，但我心里还是照进来微弱的光亮。至少，她没有拒绝我。这使我还能咬紧牙关，继续对她讲动听的故事。我对她说，我刚刚只是对你随便说说，你可千万不要对你父母讲呀。深深的夜里，我回到家里，没有开灯，而是摸索着上床睡觉。我听到母亲翻身的声音，似乎还叹了口气。可怜的母亲，是在为可怜的儿子叹气。
然而，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一次约会，她说来不了，因为晚上要参加民兵活动，她是工厂里的基干民兵。我突然神经兮兮起来。骑着自行车到她所在的工厂，像个特务那样，偷偷地从工厂围墙上朝里面窥视。看到一群背着步枪的民兵正在练习走步，队伍中她也背着一支步枪，很有点飒爽英姿。一个背枪的男人走到她身边，纠正她走步的姿势，她羞涩地笑着。一股酸楚的滋味猛地涌上来，我这才认真地感到，一个狗崽子与她的地位是多么地悬殊，我不能再荒唐下去了。
一个人的心灵上没有折皱，就会感到这个世界光滑。没想到再次约会时，她还是那样瞪着两个无邪和无知的大眼睛，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我从侧面望着她，月光下她那亮晶晶的鼻尖，那半张半合的嘴唇，那痴迷的眼神，都在表现着和我走在一起感到幸福。我心里很有些莫明其妙，既然她已经知道我的狼子野心了，为什么还跟我在一起？我简直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又是一个黑沉沉的夜，我却第一次沉默不语。她感到不适应，抬头看看我，两只大眼睛闪着孩子般企盼的光她，要听我讲故事。我突然咬牙切齿起来，不能再优柔寡断，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拖了，今晚必须与她一刀两断。借助黑暗的力量，我终于说出我不愿说出却必须说出的话。我说今晚是我讲最后一个故事了，明天……直到永远，我们不会再走在一起了……
我故意说得悲伤，说得郑重，更故意说得残酷无情。
她绝对地感到五雷轰顶，脸上第一次失去笑容，两只大眼睛第一次乌云密布。不知为什么，她这种愕然的表情竟使我大感快意，我在恶意地享受着一个狗崽子的尊严和自豪。
突然，她说，不行。
我愣了，什么不行？
她说，不行，不行。
当然，我知道她“不行”的意思，就是说她要继续与我走在一起，继续听我讲动听的故事。她不会说华丽的词藻，只是一口一个“不行”，这个“简陋”的“不行”，让我可笑同时让我心疼，并格外觉得她的可爱可怜和朴实。
可是我却更快意更凶恶了，我说，什么不行？不行也得行！我的心里简直就气势汹汹，整天陪着你讲故事，爱情的前途却又渺茫，我太不合算了！
她看着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这样。
我几乎就光火了，真想大声地喊出，我毕竟得成家立业吧，我毕竟得找一个老婆吧，我白白地对你讲这么长时间的故事，不是在吃大亏吗？
她还是瞪着大大的眼睛，绝对婴儿那样幼稚的眼睛，这令我无法怒火万丈，但也无法心平气和。没办法，我只好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就像海碰子在水下暗礁里憋得受不了，浮出水面换气一样。我说，我们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在一起，要是你妈妈知道了，不同意怎么办？
万万想不到的是，她几乎就是迫不及待地回答说，我跟你跑！
这下子，轮到我五雷轰顶了。这样一个羞涩的，单纯的姑娘，在那样革命的年代里，会说出“跟你跑”这三个字，“跟你跑”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封建社会里青年男女“私奔”呀！而且是一个革命家庭里的女孩子跟反动家庭的狗崽子私奔。
总之，那天晚上我兴奋得发疯，跑回家里对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宣布，我打了个大胜仗——共产党员的女儿坚决跟反动的狗崽子跑。国共多少年都没有合作成功，但是我合作成功了！但是我母亲却忧心忡忡，她说算了吧，因为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头脑发发热的革命领导们有点冷静了，这才突然发现中国人口多得像蚂蚁。于是就下命令：男人必须到26周岁，女人必须到24周岁，才可以登记结婚，可等到她24周岁，我都三十二岁了，人过三十日过午，要是那时她变心，我绝对就晾在半空了。母亲很现实，她说到农村找一个吧！一个在城市里挣工资的男人，找个在农村挣工分的女人，还是有着踞高临下的优势。母亲的话像一桶冷水当头浇下来，我这才悟到我是多么的乌托邦。我从兴奋地高峰再次跌落下来，决定不再去讲故事了。
然而，第二天晚上下班，我却完蛋了，如果不去解放广场旁边的小邮亭与她约会，不再充满激情地给她讲故事，那我绝对就活不下去了。这样，我就鬼使神差地又走到往日约会的地点。没想到，远远地我就看见她像个傻帽似的站在那里——她就知道我肯定能来。一阵甜蜜并巨大的感动，令我重新下定决心，要用成千上万个故事把她包围，包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包围得密不透风，让所有的坏男人也打不进来，一定要讲得她心中的太阳就是我。
这样，我用尽了浑身解数，整整讲了四年，一直讲到她过24周岁生日那天，我们两个人一起走进结婚登记处。
四
我终于用九牛二虎的力气找到一个对象，而且还是个相当漂亮的女孩子，黑油油的大辫子，水灵灵的大眼睛，走起路来既矫健又婀娜多姿。于是我带着她在我家门前的大街上走来走去，让所有“红五类”家庭的人睁大眼睛看看，我是个多么了不起的狗崽子。万万想不到的是，所有的邻居们都不相信爱我的漂亮姑娘是正常人，明明她有油亮的大辫子，有人却说她是秃子；明明她走路像运动员一样健美，有人却说她是残疾；更可恨的是还有人说她肯定是个弱智，一个眼不瞎腿不瘸的漂亮的姑娘，能给一个狗崽子当老婆，不是个傻子才怪呢！从邻居们投来疑惑与嘲讽的目光中，我感到一种压力和痛苦，看起来我无论怎样努力，也永远摆脱不了政治的屈辱。我愧疚不已，觉得对不起爱上我的姑娘。这种愧疚使我每天都痛不欲生。然而，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是气得死去活来，也无可奈何。一个好心的老人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伙子，你要是想为自己挣口气，那就在结婚那天办一桌像样的酒席，让邻居们大吃大喝一顿，保证从此会瞧得起你了。
一桌酒菜就能使一个人有了尊严，当今的年轻人听到这儿绝对会笑掉大牙。可是在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里，人往往变得比动物还可悲可笑。
然而，在婚宴的餐桌上摆满海味，对我这个堂堂的海碰子来说，绝对是小菜一碟，不非吹灰之力！我充满自豪地对厨师说，我结婚那天，你一定要大显身手，需要什么海味，你尽管开单。厨师说，要有海参、鲍鱼、海螺、扇贝和梭子蟹，总之，海味越多越好。但这些海味必须新鲜，必须是才从海水里捞出来的。我愣住了，因为当时中国老百姓家里还没有冰箱，也就是说只能在结婚前一天，我这个新郎官要亲自潜进海里拼命。而且必须潜进当时被“军管”了的海港里，才能保证有收获。那时，为了获取营养，每天退潮之时，我们城市至少有成百上千个海碰子，有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下海，城市周围所有海湾已经被捕捞得空空如也了。问题是没有人敢到被“军管”的海港去扎猛子，因为一些被镇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常“冒天下之大不讳”，偷偷下水游向停泊在港湾里的外国货船上。这些妄想投敌叛国分子，不是被逮捕，就是被打死在海里，有一个已经爬到外国货轮的缆绳上，军警和民兵全面出击，轰动整个城市。为此，海港就变成了军事要地，被军警把守得铁桶一样严密。在这谁也进不去的“禁区”下水，海参鲍鱼等海珍品又多又肥。然而，敢于在海港附近的海湾下水，那绝对是天胆，无论你想干什么，都会毫不犹豫地首先被打成投敌叛国的反动分子，设在港口里面的大喇叭，从早到晚都响亮地叫喊，一切妄想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走狗，决没有好下场！……
为了爱我的姑娘，为了我的人格和尊严，我热血沸腾，钢牙咬得争铮铮响，就是上天入地拼死拼活，也要把是新鲜的海味摆到我的结婚餐桌上。所以，在还差一天就要结婚的下午，我终于“狗胆包天”，像个特务似的偷偷地从港湾远处一个隐蔽的礁石丛下水，人不知鬼不觉地潜进港湾附近的海底。果然，静寂的蓝色水层中，竟有银光闪闪的鱼群，并大大咧咧地从我身旁游过去。这说明，它们从来没有被人类惊动过。我憋足了一口长气，一直潜进黑洞洞的暗礁丛里，果然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个肥大的海参和海螺懒洋洋地躺在那里，桔红色的扇贝干脆就像一片片粉红色的旗帜在张扬；更让我惊喜的是，暗礁旁边的海草丛中，一对对男蟹女蟹忘乎所以地搂抱在一起交配，傻乎乎地任我捕捉。我兴奋若狂，一个猛子接着一个猛子地扎下去。为了加快潜下去的速度，扎猛时我像狼一样的凶狠；为了能一次捕捉到更多的海参和鲍鱼，接近暗礁时，我又似蛇一样的稳沉。一直拼到筋疲力尽，大获丰收。
正当我发疯般地捕获之时，却突然惊讶地发现岸边景色模糊了，原来，我已经被湍急的海流子拖到港湾更深的地方。我赶紧向港湾外边游动，但无论怎样用力地游，岸礁离我却越来越远，海港的灯塔却步步向我逼近。我觉得大事不好，就拼尽全力地拍打脚蹼，几乎就是拼命挣扎了。然而无论怎样挣扎，也只是原地不动地折腾而已。呛了几口苦咸的海水后，我只好放弃了挣扎。问题很明白，海潮开始上涨了，不仅是水流速度急湍，而且还调转了方向，将我拖向港湾的深处。此时不用说带着沉重的一网包海参鲍鱼，就是空着两手怕也游不回去了。我沉重地喘着气，使劲瞪着被海水泡得昏花的眼睛。我突然发现，一艘巨大的外国货轮横在不远处的海面上，这是港湾深处专门设置停泊外轮的锚地。
一看到货轮上的外文字，我的脑袋就像挨了一枪，轰然地凝固在浪涛中。想到表情严厉，如临大敌的军警，我觉得那将是必死无疑。
太阳快要落下去了，我机械地摆动四肢，徒劳地挣扎着。但冰冷的海水犹如无数枚钢针刺着我，疼痛并浑身瘫软的我只能是任波浪摇晃，而且越挣扎离外国货轮越近。猛然间，我看到远处货轮码头上站着一个威风凛凛的警察，他正用望远镜朝我这儿观察。我不仅惊惶失措，用尽最后的气力朝相反的方向拼搏，但两条频繁摆动鸭蹼的大腿竟猛烈地抽搐起来，又呛了好几口苦咸的海水，我绝望了。我想，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我太贪心了，我太不自量力了。
一阵伤感涌上来，明天是我的大喜之日，全世界的新郎官也不会像我这样倒霉，在只差一天就要入洞房的时刻还在拼命，而且只是为了一桌下酒菜。更伤感的是，就是我能从这个冰冷的浪涛中活命，也会被警察抓进监狱里。那样，我可怜的母亲不仅有个反革命的丈夫，从此还多了个“投敌叛国”的反动儿子。我心爱的姑娘也会被我株连，其实她已经为了嫁给我而不允许入团了。
我就这样一直在冰冷的海水里泡着，抵抗着，尽量不让自己漂到外国货轮那儿。太阳不知在什么时候下山了，似乎突然一下子，天地间变得黑咕隆冬，我竟然涌上来一些勇气，反正在水里在岸上都得完蛋，干脆就豁出去了。于是，我一咬牙，就硬着头皮朝外轮停驳的港口一米一米地靠近。趁着夜色，我有点侥幸地想，也许黑夜能掩护我过关。另外，我已经连累加冻出现半昏迷状态，这种昏迷也模糊了我的政治恐惧。在恐惧与侥幸之间，我昏昏沉沉地漂着，陡然听到一阵快艇的马达声，我努力地睁开眼睛，一艘小快艇已经驶到我的面前，上面正高高地站着一个面孔阴沉的警察，那真真是政治宣传上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铁塔般耸立”，他两眼放射着正义的光芒，正等着我自投罗网。从他脖子上挂着那个望远镜，我就明白了一切，只好落水狗一样老老实实地往小艇上爬，但哪里爬得上去，就在这时警察伸出一只有力的大手，把我一下子提上去。完全像抓到一只落水狗。因为过于恐惧和疲劳，我竟站不直身子，一下子就跌倒在甲板上。
小艇的马达又轰鸣起来，缓缓地绕过外轮，一直朝岸边开去。此时我有些清醒了，但只能是躺在那里装死。令我奇怪的是这个警察始终没说一句话，这倒更让我恐惧得也许冻得浑身打抖。到了岸边，警察朝我挥了一下手，我沮丧万分地爬下船，没敢回头拿我的海参鲍鱼。但那个警察却把我装满海参鲍鱼的网包一下子从小艇上扔出来，紧接着一阵马达的轰鸣，小艇开走了。
我背着大海的方向，足足僵硬地站了好几分钟，才小心翼翼地转身子，那个警察真地走了！我愣住了，绝对不能相信眼前的事实——我肯定是因为虚脱而出现幻觉。但那个警察和小艇确确实实消失了，只有海浪在节奏地摩擦着岸边的礁石，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真的自由了，真地可以自由地向任何一个方向逃走了！
我有点绝处逢生地惊喜感觉，这个感觉使我猛力地抱住我刚刚在水下捕捉到的海珍品，这些珍贵的海物足够我结两次婚用的了。我正想站起身来，不知怎身子一软跌倒在沙滩上，却又不知怎么突然有些瞌睡，竟然不知怎么就睡过去了，而且真正是香喷喷地大睡一场。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黑沉沉的天底下，还有点莫明 其妙，听到一阵阵浪涛声，才渐渐明白我是怎么回事。
那时的交通条件太差，即使是城市里，半夜也不会有什么车辆行驶。从海港到我家要走十几站路，至少要走上两个小时。也许我睡了一觉，也许那时我还年轻，也许在如此严酷的年月里，我能奇迹般地遇到了一个有人情温暖的警察；总之，我浑身上下竟然充满了力量，背着水渍渍的网包，大踏步地走在城市空旷的大街上，我甚至大声唱起“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奋发斗志昂扬”的革命歌曲来。就这样，我一直迈着革命的步伐，走到我住的那条街。
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快在到家门口时，却发现有一群人站在那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交通事故似的。我赶紧加快脚步走上前，这才吃惊地看到，虽然是深夜，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全都站在大街的中央，一个个满脸恐惧地朝远处眺望。我故意昂首挺胸地走过去，有力地摇晃了一下手中一网包的海参鲍鱼。此时，鲍鱼和海螺贝壳的摩擦声音是最美妙的乐曲。猛然间，一个苗条的身影“呼”地一下扑到我的身前，我一看，竟是明天就要当新娘的她。按规矩，新娘在临结婚前夕是不应该呆在新郎家里。但她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说，她在家里干脆就不行了，她说她以为我——说到这里她嗄然而止。我知道她要说“以为我死了”的话，就笑起来，说我死不了。她赶紧用手捂住我的嘴，紧紧地捂着，她不让我说死字。一股热流从鼻子里往上冲，我差一点就要哭了。
邓刚: 原名马全理。祖籍山东牟平。著有小说《白海参》、《曲里拐弯》、《山狼海贼》《迷人的海》、《我叫威尔逊》等五百万字。其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本《站直喽，别趴下》《狂吻俄罗斯》《澳门雨》等多部。并多次获全国及省、市文学奖，作品译成多国文字。
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
发布: 2008-11-14 11:07 | 作者: 黄子平
「起床啦！起床起床！」
那些年每日里天蒙蒙亮，听到的第一声吆喝就是这「起床起床」。其实并没有所谓「床」，苗村黎寨，男女各占一个大谷仓，一溜稻草铺地的大统铺，阔气点的最多垫块塑料布隔隔溼气。兵团建制，明明是个种橡胶的农场生产队，却叫做某师某团某连。连长姓康，脸上有疤，显得有点凶狠，却是个耿直寡言的四川汉子。众人平日尊称连长，意见大发时便当面背后直接唤他「康疤」，他也不恼。那些年在海南和湛江聚数十万「兵团战士」，天天斫林劈山，只因林副统帅有「光辉题词」，合辙押韵：「大力发展橡胶，满足全国人民需要」。其实那是十一二年前，大饥荒年代，不知为何除了最高领袖，领导人刘林周董直至文人郭老，一个个轮流到当时的农垦系统视察。来过都有题词，却都遮掩了不提，独尊副帅一人书法，每日里以此督促众人荷锄上山，挥刀破坏热带雨林。这橡胶非同小可，说是「战略物资」，帝修反封锁不卖给我们。如何封锁法？当时有个形象的换算，说是逼我们用二十吨大米换一吨橡胶。那年头大伙儿总也吃不饱，对大米有朴素的直观感受，二十吨大米如同古话说的「恒河沙数」，今人所谓「天文数字」，遂听得众人无名火起，发愤干活，起早摸黑大力发展没有怨言。那时也不敢细想，环球产橡胶的国家，巴西印尼马来西亚，不都是第三世界亲爱的朋友，何时给归到帝修反一堆儿去了。
于是就听沙哑的四川口令，还有口哨声尖锐入耳，条件反射，每日清晨从稻草铺上弹起，摸摸索索穿衣系鞋带。动作慢了，康疤的手电筒就扫将过来，众目就随那光柱而睽睽。四眼揉着眼睛起身，小声嘟囔：「半夜鸡叫」，被我一个肐膊肘堵了回去。「半夜鸡叫」典出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大意是说「地主周扒皮，为催长工起早干活，半夜爬入鸡窝学鸡叫，被长工小宝发现了。当周扒皮再次作祟时，长工们一拥而上，痛打偷鸡贼，周扒皮狼狈不堪」。这故事至今仍收入小学语文课本，曾改编为连环画和木偶动画片，影响了几代国人。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只能糊弄城里孩子，乡下人都知道这是瞎掰。老人都说，摸黑种地，能不糟塌庄稼？周扒皮时代，还没发明贼亮贼亮的汽灯。「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陶潜时代的鸡那才真叫神气，伪满州国的周扒皮非得钻到鸡窝里去叫，也太窝囊了点。四眼嘟嘟囔囔，把自己比做受地主剥削的僱工，幸亏没人听见，要不非挨斗不可。他引经据典，却错得离谱，引喻失伦。关键在于地主老财为何不用棍子直接把长工们赶起来，非要煞费周章，作这拟真的口技表演？闻鸡起舞，即使在「阶级斗争教材」中，也难于遮掩地主与僱工之间的某种「自然」关系。我听老辈讲那过去的事情，台上忆苦思甜，台下却忘乎所以，每每忆甜思苦。说起农忙季节，东家如何招待把式们，三餐有肉，白面烙饼「可劲儿揍」，令人神往而垂涎。农业社会里的阶级关系，与军事─工业国家时代不同，这远远超出了学生哥们的想像。
我有幸参加过一次黎寨的「批斗地主」大会。在海南岛八年多，没学会几句海南话。我的海南话只敢跟黎族人沟通，因为他们的海南话也是学来的。我很快就发现，我只需解决语音问题，而他们有语法词序方面的转换困难，且掌握的词汇比我要少得多。生活在热带的黎族百姓，其生产方式还是刀耕火种。部落里只有「奥雅」（头人），而没有农业文明中的所谓「地主」。把土改时的阶级划分硬套在黎寨绝对是个时代错误。在汉人工作队的主持下，黎家汉子鼓起勇气上台用海南话汉语批斗头人。指着奥雅的鼻子，汉子黧黑的脸涨得通红：「虏系分子！……虏斋无？……了！」（你是分子！你知道吗？完！）下了台，又意犹未尽，重新跑上台，指着奥雅的鼻子：「虏仲系分子！……虏斋无？……了！」（你还是分子！你知道吗？完！）这不是个语汇的问题，而是思维概念的问题。他只知道「分子」不是个好东西，至于更复杂的强加的概念，他无法表达。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回想自己，每日里熟练操弄许多概念术语，真的都明白了其中涵义么？我望着那汉子通红的脸渐渐恢复黧黑，心底暗生愧疚。
很多年以后，我读到捷克剧作家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书的开头举了一个蔬果商的例子，他是个谦恭、普通的人，对官方的意识形态漠不关心；他机械地履行仪式，在法定的节假日，他用官方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装饰他的店铺橱窗；他完全不想知道标语的内容和他的店铺有什么关系，而他挂的那副标语的实际所指乃是：「我是奉公守法的人，我可不想惹麻烦」。哈维尔指出，在日常生活的仪式和语言活动中，普通人如何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同谋。套用鲁迅的术语，「实存的社会主义」把全国人预先抛入了在「瞒和骗」中生活的不道德处境。一种共同犯罪的机制，一个预先鼓励撒谎并依赖其臣民的道德沦丧的国家机器。哈维尔的「在真实中生活」（同理，巴金的「讲真话」），并不是要探讨有关真实或真实性的形而上学，而是要中断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其理想臣民的这种询唤。
因为是开荒「大会战」，一众人马才需要住到这黎村苗寨。在六连的住地山脚有一棵高大的野生酸豆树，果夹里的酸豆熟透晒干，有话梅味，嚼之能生津止渴。全连中午「天天读」，树荫可覆盖一百余众。树下挂了一个废轮壳当钟使，起床、开工、集合，康疤敲得它当当响。大会战，工时极长，从天刚亮干到伸手不见五指，国际工人阶级奋斗多年赢得的「八小时工作制」，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地方被不动声色地终止了。工作量极大，一爿五磅重的宽锄板，挖山一星期，能磨成小锅铲一般大。手攥锄把一整天，到吃晚饭时连饭碗都端不稳，女生们说，梳头，梳子掉地上检不起来。会战的日子，睡眠严重不足，早起最是艰难。平日的敲钟或吹号，把制度化的指令「符号化」了，令人浑然不觉。唯有这大统铺清晨的「起床啦！起床起床！」，从四川汉子口中发出，伴以尖锐哨声与手电筒光柱，以日常语言呈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指令，最能凸显我和我的农友们所处的主体位置。
「五七一工程纪要」
最喜欢的是全团开大会的日子，不光是能从重体力劳作中得到一天的歇息，更重要的是分散在各连队的同乡、同学、亲戚乃至男女朋友，得到一个短暂的见见面的机会。「会场」通常都是在团部附近，一片平坦的橡胶林，浓荫遮阳，清晨刚割过胶，白色的胶乳还在往瓷杯里滴，空气里闻得到新鲜胶乳味儿。摆几张桌子，挂一条横额，再牵几条电线，引往绑在橡胶树上的高音喇叭，一个会场就布置得了。但是1971年10月底的那个全团大会，一大早从连里出发，气氛就有点诡异。连排班骨干几天前办过学习班吹过风，貌似心中有鬼。平时集合往团部走，一路有言笑，有歌声，这回却一个个绷着脸。会场的横额也是语焉不详，只说是传达重要文件。多少年后我也还记得那个瞬间，聚集了两千人的一大片橡胶林寂静得邪乎，除了自己的呼吸，你彷彿还可以听见叶子掉在地面的声音。
黑洞，虚无，空白。用来支撑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的整个意义系统，在那个瞬间坍塌了。「革命」死了，──「革命」自杀身亡。知识（「洞察一切」）和行为（「背后下毒手」）的强烈反差，揭示出拉康所说的那个命题，即「大他者并不存在」。他到底想要我们干什么，得了，他自己就蒙头转向。事件的所有细节和理由都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关于一个历史时刻的宣告，在我看来，所谓「七十年代」是在那个瞬间开始的。其实九十年代的重要命题「告别革命」，恰恰是在此时此刻开始。其中最大的讽刺是：宣布皇帝没穿衣服的人，正是皇帝本人。
疑云重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于这一年年底作为「批判材料」发到了全国。史家唐德刚说这不过是「童子军帐篷笔记」，黄口小儿的白日梦呓，不足为训。于今读来却多么像一份争取金融投资的项目计划书：「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基本条件、时机……」，从头到尾你听到的是历史理性如此冷静的计算的声音。与此对照，倘若把1971年以后，所有颠三倒四的最新指示（「八亿人口，不斗行么」等等）连接起来，直接就是一齣尤奈斯库式的荒诞剧的无聊台词。「反面教材」总是一把双刃剑，它带给人们的教益很可能是全然正面的。四眼在「天天读」的时候，就对「变相劳改」之类的词语把玩不已，嘀嘀咕咕，认为「变相」这个定语根本多余。我那时觉得获益良多的，则是党史的另类叙述，多重版本的众声喧哗。
但这些都不能解释那个寂静得邪乎的瞬间，那个坍塌的心理瞬间。如果不是一个「共同犯罪」机制的霎那曝光，那又是什么呢？如果这不是所谓「话语内爆」的时刻，那又是什麽呢？前几天还在大声背诵「光辉题词」的兵团战士们，就是此时此刻齐聚橡胶林两千余众的你和我啊！革命死了，杀死革命的，你我都有份。所以那根本不是所谓「信仰」崩溃的瞬间，而是──语言伦理失效、道德沦丧的时刻。
「笃卒」
杰仔说话有点结巴，在我旁边闷头挖山不止。几个月不见，他显得有点消瘦，剃光的脑袋青里透白。「看守所里的伙食不太好」，杰仔有点多余地解释说。他刚刚「笃卒」失败，被边防公安直接遣送回生产队。「笃卒」，动宾词组，粤语也，中国象棋里的卒子向前走一步，「笃」是手指往前推棋子的动作。笃卒过河，是当年流行的暗语，官方术语应该叫做「偷渡」。偷渡即叛逃，本是大罪，何以从轻发落，遣送原单位了事？杰仔就笑了，有点鄙夷我的跟不上形势。「看守所里挤满了笃卒的男男女女」，人满为患，一批批押了进来，先来的只好赶紧遣送腾位子。那年头，珠江里练游泳的青年特别多，主要练长距离，当然速度也很要紧。传说每年横渡珠江比赛的前十名，清一色是上山下乡知青。
1972年，尼克松访华。康疤传达上头指示的时候说，美帝头子要来北京，主席说了，这回来了先不杀他，扣他几板乒乓再说。从此国门渐开，有出去的，也有进来的。当年乍着胆子，最早从罗湖返乡下探亲的，当然不是如今位居政协的红顶富豪，而是市井底层的打工仔。一家老小，身上全都穿了好几件衣服，鼓鼓囊囊过关，肩挑手提都是些日常「手信」（礼物）。中产者尾随其后，手信也升级为「三转一响」（手表、单车、衣车和收音机）。有港澳关系的人不再被视为「特嫌」，而是被称为家有「南风窗」。那些年正是「四小龙」经济腾飞，映照内地一穷二白依然未见「最新最美的图画」，国人惊觉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水深火热」，不在别处，就在此地。于是乎珠江弄潮，在大风大浪里成长，人数日增。其实「笃卒」很危险，淹死的，被鲨鱼吃掉的，不少。十四连的江仔，聪明好学，眉清目秀，开始学写诗，立志当文学青年。那一年回广州探亲，有人见他在珠江练泳，晒得全身黑泥鳅似的，后来就人间蒸发，再无音讯。大伙儿都叹息，英年早夭，奈何苛政猛于鲨乎。
那一年我这个客家人开始学说粤语。倒不是心怀「笃卒」之志，先打好语言基础。同屋的广州知青小茅，记性极好且颇有说书口才，返穗探亲识得有「南风窗」背景者，居然将金庸梁羽生古龙说部，一本一本的看过，回场后一本一本的开讲。新派武侠小说正是在此时流入内地，解了样板戏观众读者无书可读之渴。多年以后我在香港谋得教职，斗胆能用粤语授文学批评，不能不感激当年农友的孤灯如豆的连牀夜话。
方言在现代中国史上，一向处境暧昧。胡适之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说中了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两大关键：国家语言和文学教化。方言在这现代化要求的压力之下，难免有地方主义、分裂主义之嫌。虽说四十年代有短暂的一段时期，以大众化为旗帜，用陕北方言表演的秧歌剧时兴过一阵子。共和国了，当然是「汉语规范化」占了上风，这规范化的语音方面，自是以北京地区为标准。倒是港英当局，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一百年没把香港当正经殖民地经营，除了公务员英文，放任市民照操粤语方言如仪。此时藉着经济优势，所谓「语言价位」，于是七十年代起，由南风窗透入，粤语北进，势头不小，国家语言闪开了一条缝隙。多少年了，如今连敦煌戈壁滩上的饭店，也标榜有日日空运的「生猛海鲜」，吃完了不叫「结帐」而叫「埋（买）单」。反而证明了国家语言的收编容纳能力，大有进展。
引文成篇
本雅明曾设想写一本全部用引文构成的书。这一构想其实有人小规模地实现过。我以前的同事陈永明教授，就说他听过一次牧师的布道，讲辞全部由《圣经》新约旧约的金句组成，没有一句他自己的话，却讲得分外精彩。陈村写过一个小小的短篇，题目叫做《我的前半生》，内文全部用我们这一代人唱过的歌的歌词连缀而成，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水中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这个女人不寻常刁德一有什么鬼花样这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酒干哪淌卖无酒干哪淌卖无……从题目到内文，文章一大抄，陈村说，难就难在组织拼贴的功夫。
想像一种语言，就是想像一种生活方式。我说故我在。如今，当我竭力忆起七十年代的日常语言，悲哀地直面它的贫乏和苍白，琐碎与枯燥。难道这就是我消逝在热带雨林的青春岁月？我想起鲁迅关于记忆的一个比喻：血水中闪烁的鳞片……
2008.8.7
作者简介：黄子平，广东梅县人，现于香港某高校任教。
1970：末代回忆
发布: 2008-11-14 11:02 | 作者: 蔡翔
1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1976年10月的一个下午，调休，约了同事出门。天气很好，阳光穿过满街的梧桐树，一地斑驳的金黄。风暖，花未凋零，倒也少了几分萧瑟的味道。 1976年的上海，白天也很安静，行人不多，车也少。有一种公交车，那时叫“长龙”，车身长长的，像是两节车厢拼接而成，每隔几分钟，就有这样的“长龙” 开过，里面倒也不算太挤。自行车照例是多的，偶尔会揿几下铃声。
那一年，我从农村回到城市已有两年，在一家工厂做工。我做工的厂子是一家铸造厂，上海人一般叫做“翻砂厂”。工厂很小，几百人，1958年“大跃进”，上海的一些三轮车工人转行，白手起家，所以厂房、设备都很简陋。在上海，像这样规模的厂子很多，还有比这更小的，躲在里弄的一些民居里。在当时，这些工厂大都属于“大集体”，它们和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区别在于：一是家属没有“半劳保”，而“全民”厂的职工的家属看病是可以在厂里报销一半费用的；二是当时“全民”厂的职工每月除了工资，还有5元钱的奖金，我们也没有，只有36元工资，那时叫“赤膊工资”。所以，这类工厂的青年，尤其是男的，找对象也都有点困难。当然，还有比这更差的，就是所谓的“小集体”了，一般也被叫作“里弄生产组”。
转过一个街口，看见有几个人在路边刷标语，司空见惯的事情，都没有留意。有一人眼尖，说不对啊，就都凑了过去。这一看，就吓了一跳，墙上大字刷着： “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四个人的名字上，照例打上了××。我们面面相觑，说是反动标语吧，刷标语的人一幅泰然的样子；说不是吧……大家学着电影里的台词说了一句：变天了。
现在想起来，工人的消息还是蛮闭塞的，大事小事都要等着报纸公开宣布。也是在那天晚上，我们才听到“四人帮”这个说法，后来还知道了“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
第二天上班，厂子里就有了议论，然后照例是集中学习，听文件传达，谈感想。感想是五花八门，但也都是些上得了台面的话。私下里我很想找人聊聊，但也都是些泛泛之谈。一般都知道会有些变化，但这个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就谁也不晓得了。
我从农村回来以后，反而觉得城市很封闭。做知青的时候，有白天没黑夜的扯淡。谈些国际形势，说些国家大事，想着办法找书，然后讨论，人好像都是这样，没希望的时候，反而觉得希望很多。进了工厂，八小时上班，下班回家，好友都还在农村，也没地方可去，有书读的时候还好，没书读，就早早地睡觉。我后来发现，这个厂子里的工人，和我都差不多，所以，恋爱的风气很盛行，一对一对的，吃饭结伴，干活相帮着，也就是些男女搭配的光景。
1976年的上海，已经很生活化了，政治很近，但又很遥远。老人们想着在农村的孩子，年轻人想着恋爱和结婚。那时的工人，好像没有什么消费习惯，长了两只手，就是用来干活的。自行车坏了，下了班就在厂里修，厂子里都是些现成的材料。回到家，有个什么活，顺手就都干了，都是在工厂里学的手艺。在厂里，木工和油漆工是最受欢迎的，当然，还有电工。早早都拢上了关系，想着结婚的时候，给打套家具，铺个电线什么的。我后来结婚，家具是自己打的，房间也都是工友们相帮着刷的。都是现成的工匠，喊一声，就都来了。
1966年，十年以前，上海不是这样。人都涌到了街上，一堆一堆。有演讲和听演讲的，有撒传单和读传单的，也有单个或结着伙在那儿辩论的。工厂也和学校一样，有着林林总总的组织，工人不是参加这个组织，就是参加那个组织，回到家，说起来的，都是政治。工人有组织的时候，就成了工人阶级；没有组织的时候，就变成了做工的人。我1974年回到上海，在厂子里，遇见的就是这样一些“做工的人”，也就是“工人”。这个时候，社会趋于安定，组织是早就解散了，工会也就发个电影票、自行车票什么的。厂子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也都是些原来的干部。有些大厂，还象征性地保留了几个“造反派”，像我们这类小厂，早早地就将这些“造反派”给开掉了。厂子里有个人，“文革”早期，是公司的造反司令，后来做过几天“革委会”领导。但是在我进厂前，就回到工厂，做起了搬运工。不过，工人对这些“造反派”也没有什么好感。一则这些人大都没有什么根基，尤其技术不行；另外他们有了权，胡来者有之，腐化堕落者亦有之。像那个 “造反”搬运工，听说就是犯了什么“生活错误”。所以，“文革”十年，基本没有制度创新，尽管搞出了许多新名词。党支部还是在的，支部书记就兼了革委会主任；也有厂长，是革委会副主任；其余宣传组、组织组，等等，就是原来的科室，只是换了个名称，人还是那些人。只是那些干部不像原来了，每天在办公室喝茶、抽烟、看报纸，很舒坦。工人说：“越斗越坏”。我一开始听不懂，后来想想，差不多是这个道理。工人和干部，感情越来越淡，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干部的道理越讲越大，工人没法参与，也不想参与，倒是留出了许多的个人空间，也多了许多个人的想法。记不清是1975还是1976年，批判邓小平，大字报出来，工人们捧着大茶杯，一边喝一边看，看到“物质刺激”，就喝彩，说好啊。不是工人远离了政治，而是那时候的政治赶走了工人。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那时候有“工人”，但已经开始没有了“工人阶级”。
所以，1976年10月，我们厂里的工人表现得比较平静，甚至有点麻木。政治热情早早地耗尽了，而且，大家也不知道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包括自身的命运。
先知先觉者是有的，但好像不在我们厂子里。当然，后来还是慢慢地“知觉”了，那是另一种叙事的力量。我们都被编织进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故事叫“现代”，或者叫“个人”。
2 还是有一些变化
慢慢地，觉出了一些变化。
学习是肯定的，每周都有几个半天是班组学习，全厂大会也是必有的。厂子里的学习跟我们农村差不多，唠磕。只是城里条件好，每个人都早早地泡上一大杯子茶。茶杯是那种搪瓷的，上面印着厂名，每年都会发。茶叶也是发的，不贵，涩涩的，但是很过瘾。这些都是当时工厂的“福利”。开会总是先读报，或者念个什么文件。读报念文件的时候，就有人打瞌睡。我们班组的老师傅阿祥是个胖子，别人读报，他就打呼噜，被捅醒，就不好意思地笑，还说听见了，听见了。问他，有时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也是一绝。讨论的时候就热闹了，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听上去离题万里，仔细琢磨，倒也不算太离谱。谈得最多的，就是忠臣、奸臣了。 “四人帮”是奸臣，“老干部”就是朝廷的忠良。这时候，师傅们就来劲了，有说“岳飞传”的，也有讲“杨家将”的，说得高兴了，就有人唱，唱得都是跑调的老戏。
厂子里原来有个“理论小组”，一开始是为了批判邓小平，读的倒是马列经典。一帮小青年聚在一起，半懂不懂地读原著，渐渐地，也有了些理论名词。批判 “四人帮”的时候，这些理论原封不动地也被搬了过来。当然，后来这些“理论小组”都被统统解散了。有一小姑娘，长得美丽，也是小组成员。那个时候的女工，也是要好看的，工作帽要带得稍稍往后，帽檐下好露出刘海；工作裤一般都会重新裁减一下，裤腿窄窄的；工作皮鞋是那种翻毛的，鞋底倒是很厚；两只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走起路来，一扭一扭，很好看。那个小姑娘，上班的时候也是这番打扮，围着的男工自然很多。后来学理论了，小姑娘的口袋里就多了一本《反杜林论》，说些很深奥的名词，男工们就很敬畏。小姑娘还喜欢替妇女说话，用现在的概念，就是很“女权”的了。这小姑娘那时很崇拜江青，大概觉得江青有点女界先进的样子。后来就有点灰头土脸了，《反杜林论》是不见了，有人逗她，说你现在还崇拜江青吗？小姑娘就急，说你不要瞎讲八讲。
后来，形势稳定了，这类班组学习也渐渐少了，再后来，就没有了。一上班，大家就在车间里劳动，没有了热闹，也少了许多的议论。
再一个变化，就是干部了。原来厂子里有规定，每周四下午，是干部劳动日。这一天，干部们就穿好工作服，到车间来“劳动”了。这些干部有些原来也是工人，但是办公室坐久了，就有点生涩，干起活来笨手笨脚，工人就在边上戏谑，多出了许多余兴节目，干部也不生气，起码脸上是要笑的。所以，每逢这一天，车间里总是其乐融融的样子。慢慢地，干部不来了，有事到车间，公事公办，脸上都很威严。
实际上，“文革”的时候，上海的工厂管理还是蛮严的。“抓革命，促生产”，当然“促”的方式很政治。比方说，那时候流行“义务劳动”，到了1976 年10月以后，慢慢就取消了，这一点，很多人还是很高兴的。再比方说，厂里原来有保卫组，说是抓阶级斗争，但主要抓生活作风，保卫组长姓张，在生活作风里，最喜欢抓未婚先孕，当然，这一条后来也没有了。张姓组长整天无所事事，后来就下放到车间，做了普通工人。
我们那时候的厂长姓孙，基本上每天都泡在车间里，人很和气，工作衣脏兮兮的，也不洗，倒不是要表示什么，是真忙。厂长对工人，尤其是对有技术的工人特别尊重，生产上有什么问题，总是要和师傅们商量。师傅们也喜欢他，说孙厂长人好，懂技术。不过师傅们也说，解放前的厂长可不是这样，肚子里都是洋墨水，西装笔挺，尖头皮鞋锃亮，看见工人是不爱答理的。现在想起来，我们厂长应该是“鞍钢宪法”的产物了，也算是改造过的技术干部。不过，说是厂长，好像没有什么权，想求他办个事，比如说换个工种什么的，递多少烟上去，也不管用。打倒“四人帮”，孙厂长更忙了，但还是没有什么权。
有权的是我们书记，姓王，人很威严，没见他笑过，蓝的卡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一丝不苟，皮鞋是方头的，但也锃亮。老工人对他倒蛮尊重，说书记威严像个领导。年轻人就不一样了，比方像我。有一次，我任务完成了，躲在一边睡觉。书记下车间视察，我也木知木觉。工友们就吓唬我，说领导瞪了你一眼，我说我正在做梦呢。我后来学习“鞍钢宪法”，联系实际，觉得厂长是被管好了，但管厂长的书记好像还不如被管的厂长，蛮官僚的。我想，大概书记没人管，说是有个 “职代会”，但也形同虚设。过了好几年，说是要厂长负责制了，老厂长退休了，新厂长来了，新厂长没人管，也变成了官僚，把厂子卖了，也没人管他，那是更厉害了。当然，这是后话。
渐渐地，说是要整顿了。过去，厂里经常要搞个什么文艺活动，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公司汇演，诗朗诵、三句半、对口词，我都写过，也就是些“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之类。不过，那时候，小青年都蛮喜欢的，有点现在的卡拉OK的意思，老工人也喜欢，说热闹，厂子里有活气。后来就没有了。再以前，我们活干完了，就早早地洗澡，然后焕然一新地坐在食堂里，吃两个肉包子，抽烟说话，等下班的铃声。现在也不行了，澡堂门被锁了起来，这一点，大家意见很大，但这个时候，不作兴贴大字报了。
老工人最想不通的是，“四人帮”打倒了，邓小平出来了，可“物质”还没有“刺激”，就问领导，什么时候发奖金，领导就烦，说现在工人的政治觉悟是越来越低了。所以，感觉不太像知识分子总结的那样“群情振奋”，倒是有点乱哄哄的样子。
不过，变化还是有的，变化最大的，是消息多了，而且都是好消息。有说“大集体”要改成“全民”厂了――后来证明是胡说，证据是“全民”、“集体”基本都倒闭了；也有的说，要涨工资了，还要发奖金。这倒是对的，后来工资涨了，奖金也发了，但没有维持几年。最好的消息是在乡下的知青可以回城了，这是真的，所以大家都高兴。那年头，家家都有人在农村，所以觉得这个世界真的要变了。
3 开始诉苦了
后来马路上就热闹了，又是一堆一堆的人，说些消息，交流些看法，大字报也出来了。
那时候，我休息天就跑到淮海路，淮海路有一个地方专门贴大字报，居然还有小说。我这个年龄的人，好像都有读小说的习惯。回到上海，《朝霞》是每期必买的，读里面的小说，也读一个叫“任犊”的人写的文章，《走出“彼得堡》，名字就很响亮，文章也做得雄伟。当然，后来这个名字没人招领。
发现了大字报上居然有小说，就多了几分稀奇，每次去，就细细地在那儿傻看。小说都是些“文革”故事，可是和《朝霞》就完全不一样了。故事的内容都差不多，基本上是说有一家好人家，家里有钱，但都是善良百姓。“文革”开始了，造反派先是来抄家，抄去了好多金条，然后是开批斗会，家里大人就戴着高帽子游街，想不通啊，有一天晚上，肯定是风雨大作，夫妻双双上吊自杀，留下了一对姐弟。故事这就到了高潮，记得那天看到这里，天就将黑了，许多的人都将头凑得近近的。女儿好歹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啊，人长得漂亮，还文静，弱不禁风的样子。孤女无依无靠，怎么办，这时就来了个造反派，见了女孩眼睛放光，先是引诱，引诱不成就威逼，威逼不成，在一个也是风雨大作的晚上，就把小姐奸污了。小姐要自杀啊，但想想还有个小弟弟，上告吧，造反派早准备好了，反诬她腐蚀革命战士。女孩没办法了呀，只好哑巴吞黄连。没想到这就怀上了，小姑娘不懂啊，只好去找造反派。造反派当然不认帐，说姑娘是女流氓，还给造反派脸上抹黑。于是又开批斗会，又是游街。折腾下来，姑娘流产了，人也疯了，净赤着身子在淮海路上乱跑，那个小弟弟也被下放到农村去了……。读到这里，故事就很不情愿地结束了。看的人眼泪汪汪，有说“罪过罪过”的，也有说“作孽作孽”的。小说是通俗小说，还带点色情，和我们在农村讲的手抄本故事差不多一路格局，但效果却不一样。所以后来读到《文汇报》上的《伤痕》，觉得虽然精致了许多，但也没有太大的震撼。
“诉苦”本来就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所以“拨乱反正”，也没有太多的形式创新。后来有了地下刊物，都是手刻油印本，字体多为仿宋，也有新魏。有的刊物，纸张五颜六色，估计也是那些人从各自的单位里偷出来的。这都是当年红卫兵办小报的手法啊。就这一点而言，也可以套用一句著名的学者语录：“没有文革，那来八十年代”。
“文革”的时候，流行过“忆苦思甜”。蒸一笼窝窝头，不知道是些什么材料，难吃得很。吃的时候，要默念老一辈的苦难，想想新社会的幸福。但是效果甚微。“文革”中的掌权者，政治智慧都极差。“诉苦”就不一样了，“诉苦”有一种面向未来改变现在的心理期待。而且，那时的“诉苦”有个前提，就是“过去” 都是“好日子”。比较麻烦的是，这个“过去”怎么定义。一般来说，在当时，定在“文革”前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十七年”还能勉强算是“过去的好日子”。后来这个时间慢慢地也是悄悄地往前移，先是挪到1957年以前，代表是“反思”文学，惹了点麻烦，后来“文学性”了一下，得奖率就很高了。再往后就到了 1930年代，大家一窝蜂地说些“风花雪月”，代表是上海，就像背自个儿的家谱一样，尽管他们眼睛一睁开，看见的就是五星红旗，但好像也没有妨碍他们怀旧。
我们厂的工人后来未必都读过《伤痕》，但淮海路上的大字报却不胫而走，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厂里的转述。那时，社会上很流行这类“诉苦”。干部讲自己的下台上台，知识分子讲自己的被歧视，资本家讲自己的金条统统被抄走了，我们就讲自己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当然，干部不会说自己曾经也很官僚，资本家不会说他们的金条是剥削来的，我们也不会说，农民比我们更苦。我们在诉苦的时候，可能也在回避一些东西，回避的是什么，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也很少人去探究。我不是要指责“诉苦”，“文革”伤害了很多人，“社会主义”也伤害了很多人，这个苦当然要诉，把苦诉出来，极左政治就没有了合法性，这就是革命的教训，教训需要总结，不总结不行。可是，在个人的“诉苦”背后，同样也有阶层或阶级的利益。工人也有苦啊，工资普遍不高，家里人口多，“文革”十年，工资不涨，房子不分，老少三代夫妻共居一室，不算少。不过，工人不好意思诉这个苦，比起人家妻离子散的故事，这一点苦还真不算什么。所以，那时候，工人基本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后来，工人也有苦了，想诉的时候，这个社会又不流行“诉苦”了，说要一切向前看，看得最远的，当然是知识分子。
说起来，中国的下层民众，包括我们厂子里的师傅，是最有同情心的。听别人的“诉苦”，总是很容易走进那些“故事”里面去，跟着一起悲欢哀乐。慢慢地，工人也诉苦了。胖子阿祥最喜欢说他在解放前蹬三轮的故事。阿祥说蹬三轮好啊，自在，有米的时候，遛遛鸟，听听评弹，没米了，出去踏踏三轮，回来割一斤肉，买三斤米，又能混几天，哪像现在，天天拘在厂子里。我们就逗他，那你老婆怎么说当年老是揭不开锅，还说你老被流氓欺负。阿祥眼睛翻翻，有点发呆。我们又问他，你老实说解放前好还是解放后好。阿祥理直气壮地说：“当然解放后好，解放后有劳保，也没有流氓”。我们继续逗他说：“既然你说解放后好为什么还要说解放前好”。胖子阿祥的眼睛就翻大了，说实话，我们自己也被绕糊涂了。
我想，当年工人的位置是很尴尬的，他们的命运和一段历史复杂地纠葛在一起，当这段历史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抹掉后，他们自己的“故事”也就没有了合法性。而且，慢慢地，别人的故事变成了自己的故事。所以，到了后来，许多人看《骆驼祥子》，记住的往往是虎妞，忘记的是祥子。而且，在潜意识里，他们还得陪极左政治一起认错，认错的对象据说叫“普世价值”。当然，在这个“普世价值”里面，是否还有他们的位置，这一点可以存疑。后来喧嚣一时的“去中国化”，背后实则就是去历史化，去革命化，彼此心照不宣。可是，认了三十年的错，即使不同意，好像也有点理不直气不壮。极左政治欠下的债，现在由极右政治来还，这就是目前中国知识界的现状。
我的师傅们肯定不同意我的说法，的确，在当年的“诉苦”运动中，我们谁不是满怀希望？“诉苦”不是发泄，是有未来的政治远景的。师傅们在别人的“故事”中也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这个“未来”很渺小，但实在。工资涨一点，奖金发一点，在农村的孩子早点回来，房子最好再分一点，孩子大了，要结婚。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个“现代”的光明的故事结尾上。
4 社会上的变化越来越大
在我的个人感觉中，1976年以后的生活渐渐变得热闹起来。知青开始陆续回城，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个个闲得发慌，我也开始重新回到我的知青圈子。如果能把当时个人之间的闲聊记录下来，将会真实地再现一段历史，可惜，谁也不会自觉地对历史负责。在我的记忆里，聊天的内容是极其驳杂的，国际国内，无所不包。影响深刻的是，西方，当然包括美国，渐渐替代了越南、朝鲜和阿尔巴尼亚。在谈到西方的时候，也渐渐有了一种想像。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一想像并不是来自思想或知识，而是某些具体的“物”。
有这样一件小事。某天，我们在一个朋友家闲聊，朋友的邻居（也是知青）进来，先是发了一圈“三五”牌香烟，我们抽了嫌呛，但不敢说，那是邻居的海外亲戚带来的。邻居又神秘兮兮地说，海外亲戚走的时候，留下了几听罐头，说罢，就回去拿了一听。上面都是洋文，不认识。罐头我们见过，上海梅林厂生产的午餐肉，但不像。顶端有个小环，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们找来小刀，像开午餐肉罐头那样，把盖子切开。里面是褐色的液体，一人问，能喝吗？邻居答，能喝。就一人一口。有说，咳嗽药水，也有说，中药。只是对那铝合金的小罐赞不绝口，说瞧人家造的，精致。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东西叫“可口可乐”。
慢慢地，洋酒进来了，“索尼”电视进来了，“雀巢”咖啡也进来了。说起“雀巢”，那时很受欢迎，欢迎的不是咖啡，是瓶子。用这瓶子装水，怎么颠，也不会撒出一星半点。有人用它喝茶，也是那时的时尚。后来，就没人用搪瓷茶缸了，领导在台上讲话，也都捧着“雀巢”。那时结婚，开始流行装饰柜――上海人叫 “玻璃橱”，柜子里放些洋酒瓶、“雀巢”咖啡罐。过去，家里有海外关系，都不敢说，现在就是“身份”了。没有海外亲戚的，就托人要几个空的瓶瓶罐罐，放在柜里，洋文的商标朝外，也很好看。
晚清的时候，中国和西方遭遇，看见的是“船坚炮利”；1970年代的末期，则是“雀巢”和“可口可乐”。“物”带来的是一种想像，而在这一想像中， “物”也被严格地身份化，甚至层级化。就好像我们不会喜欢“三五”和“可口可乐”的味道，但肯定觉得它们比“大前门”和厂子里发的“盐汽水”高级。在“船坚炮利”的震撼背后，是“天下”；在“雀巢”和“可口可乐”的惊叹后面，则是“个人”。
再后来，就有了“三洋牌“的录音机，有双喇叭，也有四喇叭的。我个人意见，录音机的历史意义要超过电视。电视里的节目还是有国家管的，录音带却通过各种渠道浩浩荡荡地流了进来。最早听到邓丽君也是在一个朋友家里，不像后来，小青年可以拎着“四喇叭”，里面大声放着邓丽君，招摇过市。一开始还不行，还是“靡靡之音”，得在家里偷偷地听。那时就听迷了，即使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邓丽君。我曾经和人说，一个邓丽君，就终结了“东方红”，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话有点糙，意思放在那儿。也有人批评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充满“杀伐之音”，这话对，也不全对，哪个国家的文化没有“杀伐之音”？好莱坞的“杀伐之音” 不见得就比我们的弱。问题是，社会主义，无论是制度，还是文化，都过于刚性。严肃，但少活泼；紧张有余，轻松不够。说起轻松，丁玲1950年发表《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实则正是对一些读者给《文艺报》的来信的答复。当时的读者意见就认为所谓的“工农兵文艺”单调、粗糙、缺乏艺术性，而且太紧张，即使工人也不喜欢看，甚至认为“这些书只是前进分子的享乐品”。他们需要“看点轻松的书”，“喜欢巴金的书，喜欢冯玉奇的书，喜欢张恨水的书，喜欢‘刀光剑影’的连环画”，等等。到了1980年，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里面当然有政治的因素，却也没必要把所有的帐都算到政治头上。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我们这里，“新文化”的传统过于强大，以至于造成对通俗（“庸俗”）的粗暴排斥。即使“垃圾”，也是要生产一点，社会上，各色人都有。何况，我也不相信一个人高雅到整天看《红楼梦》，对“通俗”文化就没一点兴趣。“高雅”和“通俗”，各归各的评价系统，最好。
我想，在那个时候，我们对邓丽君的热爱，并不会就此认定邓丽君比“东方红”（音乐史诗剧）更艺术。但是，许多人对邓丽君的确百听不厌，这又怎么解释？没有什么太过深奥的理论，“可口可乐”和“邓丽君”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奇的领域，还多少带有一种“犯禁”的快感。如果要研究1980年代，不能不谈 “快感”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有点近似齐泽克所谓的“快感大转移”。这一“快感”也正是被社会主义过于（甚至禁欲的）刚性的制度和文化所生产出来的。如果说，“文革”早期曾给许多人带来一种“犯禁”的快感，1970年代末期的邓丽君，只是重复了这一“快感”而已。后来，李谷一的“气声”唱法因《乡恋》的被禁／解禁，又一次地再现了这一“快感”的生产过程。但问题好像也没有这么简单，固然，在所有艺术争论的背后，都有意识形态的积极参与，而最终，邓丽君也被迅速地符号化。可是，我们又为何也认可并加剧这一符号化的过程？毫无疑问的是，邓丽君提供的是一种个人生活的幻觉。我们那时太想有一种轻松的、自由的、闲暇的、富裕的甚至多愁善感的个人生活，并且积极地妄想着从公共政治的控制中逃离。这并无不当之处。但谁也没有考虑这个“个人”到底是什么，它后来又凭什么组织了1980年代的“宏大叙事”。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研究过1980年代的“回乡客”。1970年代末期，有不少香港人回上海探亲，后来，台湾也有人回来了。这些港台的“回乡客”中，有许多是极普通的，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社会下层，我们叫“做工”，他们叫“打工”，差不多的意思。他们带来电子表和游戏机，也带来一包一包色彩鲜艳的旧衣衫。我就有这样的海外亲戚。上海人过去爱嘲笑“乡下人”，后来不怎么嘲笑了，可能那时候，在香港人或台湾人面前，上海人也变成了乡下人。他们对那些精致的洋玩意啧啧称羡，穿上贴着外国商标的旧衣服招摇过市，津津有味反反复复地听着那些香港或者台湾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这些海外亲戚从来不谈他们的艰辛和压力，甚至窘迫和潦倒。只是炫耀自己身上手上的金项链和金戒指，当然，还有自由。黄金生产出一种富裕的幻觉，也反衬出人民币的贫寒。这些故事四处流传。
大概在这个时候，工人才真正开始不满，这种不满完全来自同一阶层内部的比较。人们开始憧憬另一种生活，不安于斯。许多人都觉得自己的能力受到了压抑，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而在另一个自由的星空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发财致富。的确，1980年代的幻觉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在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且都开始觉得自己是社会主义的被压抑者，甚至被剥夺者。数年之后，我几次回厂，工人和工厂已经没有了什么感情。他们津津乐道社会上的发财故事，疯疯颠颠地买这卖那。但是雷声大，雨点小，折腾了半天，我好像没有看到一个人跻身上流社会。再后来，工厂倒闭了，工人失业了，这时候，工人才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原来和工厂紧密地纠葛在一起。
5 考大学去
1977年10月，也是一个下午。工友沈找到我，很激动地问我有没有看过今天的《文汇报》。我说没有，反问他是否说要涨工资了。工友沈批评我目光短浅，然后宣布说可以考大学了。工友沈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激动，可是他却发现我反映平淡。工友沈并没有气馁，只是一个劲地怂恿我，他说已经动员了好几个人，人多热闹，考不上也不丢脸。我说你疯了，咱们69届初中毕业生，拿什么去考，还是批判“四人帮”吧。最终我还是被工友沈说服了，我心里也是有一个大学梦的。
既然要去考试，就得复习，一说到复习，就懵了，无从下手啊，那时候，我哪知道该复习什么，又哪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参考书？不像现在，教辅书养活了多少人，那时可没有。不考大学，谁要教辅书。想起一个同学，他姐姐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在我们那儿，是个淑女典范。就急急地跑去，大学的教材是看不懂的，倒是找出一大摞中学课本，说就这些了。回到家，正襟危坐，一杯茶，一支烟，把课本打开一看，天书啊。
闷了半天，去找中学老师。老师听说我要去考大学，不能说不支持啊，只是惋叹，说你怎么现在才来找我。我们早就听说了，也猜着了，八月份就内部办了辅导班，都是我们自个儿的子女亲属。我傻乎乎地问，现在学还来得及吗？老师说，早就结束了。我想，完了，收工吧。老师就安慰我，说这里还有点复习题，我们自己拟的，你拿去看看吧。灰溜溜地出来，感觉还没跑，就被人家拉下了一大截。到同学家，长吁短叹，同学和他的女朋友都劝我，说：别灰心，说不定瞎猫逮个死耗子。我后来感觉我这一生，还真是只瞎猫，糊里糊涂就逮了几只死耗子，说个人努力，有一点，可大半还是命运所赐啊。所以我一直感谢我的命运。那时没有什么复印机，我那个同学和他的女朋友就帮我手抄。所以，我考大学有很多别人的鼓励和帮助。
后来就去考试了，在郊县的一个中学，大清早地坐公交赶去，迷迷糊糊地进了考场。语文考卷里要修改四道病句，语法是不懂的，但句子有病看得出来，十年 “文革”，闲书读得蛮多，而且都是名著，在“文革”前，想都不敢想，还有一篇作文，好像是写一个什么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模范人物，就想到厂子里的师傅，跟师傅混了那么久，动动笔就编了一大篇。历史好像没问题，正史野史看了一大堆，洋洋洒洒地就把纸给填满了，还自作聪明地写了不少自己的读史心得。还有地理，我复习的时候，到工会借蜡纸钢板，自己刻了空白的中国地图，然后油印了一大叠，这些手艺都是在“文革”中练的，没事的时候，看着地图像个大公鸡，就在公鸡身上填空，这一招，还真帮了我。政治除了些套话，也有些就是我们日常夸夸其谈的问题。考数学真懵了，第一道四则运算，小学学过，第二道说某公社养了多少头猪什么的，前半部分是计算，后半部分说什么百分比，前半部分算出来了，后半部分实在搞不清楚。再往后，就是几元几次方程，复习的时候都看过，此刻全忘得一干二净，算了算，一道半题，8分，临阵擦枪，即不快，也不亮。出了考场，几个工友的心情都不好，我本来不存太大希望，也没什么，只是觉得结束了，轻松了，就提议去喝酒。
这事就算过去了，录取通知来了，没我，也没我们厂子里其他人，很正常。日子还是一样地过。过了很久，通知又来了，扩招，有我，上海师范学院――现在叫上海师范大学了――却是大专。别人都很羡慕，我却有点犹豫，只是不想做教师，在农村那会儿，老乡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觉得再真理不过。我有个邻居，四川人，老大学生了，跑来语重心长地劝我，说小蔡啊，要搞四个现代化了，国家需要有知识的人啊。我说有你就行了。工友们也劝我去，但理由不一样，说赣大啊，想做工人，什么时候不能做，将来工人就是最底层的了，这几年去玩玩也好。我一下子茅塞顿开，提着箱子就去报到了。
第一次到学校图书馆去借书，看见管理员，就恭恭敬敬地问，师傅，借书手续怎么办？管理员看了看我，说，同学，现在是大学生了，不能叫师傅，要叫老师。心里格顿了一下，突然明白，世道真的变了。
那一刻，直到现在，也到永远，我是那么庆幸，也感到那么侥幸，磕磕碰碰地总算爬上了这辆开向四个现代化的春天的列车。
6 几句多余的话
三十年过去了，社会发展得很快，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东西，现在都有了。房子大了，电器也很多，“可口可乐”是早就不爱喝了，邓丽君有时候还在听。我坐在现代化的列车上，一站，又一站。多多少少也分得了些好处。只是，我那个厂子倒闭了，工人失业了。
有一次，我坐出租车，车子驶过一个陈旧的工人住宅区，我在那里住了半辈子，现在也还住着我许多的工友。司机说，我就住在那里，借的房，司机是崇明人。我问，还好吗？司机说，还好，就是下岗工人太多了，他们也不出去找工作，整天打麻将，水、电、煤气都是偷的，也没人交物业费。我看了看司机，司机还蛮年轻，我想，他没在厂子里呆过。
工友们都失业了，拿着低保，曾经都出去找过工作，但又都回来了。有的，就在家里的水表、电表和煤气表上动了点手脚，表走得很慢，钱省了不少。他们说，交不起啊，物价涨得太快，这点钱不够用。又说，我们这些人现在是真正不要脸了。说他们生活得很凄惨，也不尽然，看怎么过，女工都是很会过日子的，一口家常饭总还是有的吃。都早早地盼着快老，可以拿国家的退休工资。现在，许多人到了年龄，拿到退休工资了，日子也比以前好过一点，他们说，这是毛主席给的。
社会发展很快，但付出的代价也真的不小，这些代价里面，包括一个阶级的尊严。也许，这就是宿命。但是想到我那些工友，总还是心有不甘。
很多次，我在梦里，梦见我还在厂子里做工，也梦见工厂倒闭了，我也失业了。体弱多病，穷困潦倒，也偷水、偷电、偷煤气……。这时候，就惊醒了，一身冷汗，一阵一阵地后怕。当然，更多的，是庆幸。很自私。
2008年8月，上海
蔡翔 1953年12月生于上海，1970年下乡，1974年回城做工，1978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上海文学》杂志社执行副主编，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兼及散文随笔写作。已出版主要著作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神圣回忆》、《回答今天》、《何谓文学本身》等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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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样年华
发布: 2008-11-07 09:05 | 作者: 徐浩渊
1993年，我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博士后，忽然在邮箱里发现好友周倜从北京寄来的书《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作者杨健。我1981年出国留学，不清楚此后国内的变化，于是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去读，结果大失所望。书中的许多事件和人物都是我亲身经历和熟知的，作为“纪实报告”，却有大量的内容不属实。我气愤地问周倜：“杨健是什么人？怎么敢乱写？”她的回答，成了让我今天不得不坐下来写这篇东西的主要原因：“活该！谁叫你们自己不写呢。人家能把你们当年那点事儿写下来就不错啦！”是啊，自己没时间写，就别怪热心人的误传和杜撰。为了给后人留下点真实，先写几件小事吧。
我想，被现在人称作“白洋淀诗派”一事，是误传。因为在1971-1972年的北京地下诗歌的鼎盛期，我仅仅见过一位来自白洋淀插队的人写的诗，他是根子（岳重）。现在自称多多的人，当年学名栗丗征，乳名“毛头”，他倒是来自白洋淀。我刚刚在网上找到了他写的一篇被无数人引用的文章《被埋葬的中国诗人》，才明白那些误传文字的出处。该文中有太多不实之词。因为害怕自己的记忆有误，我与当年一起玩耍的朋友们再三核实，大家都说那时候从来没见过毛头有诗。我也不认为他与诗有何干系，当然更不会向他讨诗来看。
1971年1月，我见到依群的第一首诗，是为了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而写的，是一首永远的“未完成”之作。仅仅写了开篇，所显示的悲壮之美，足以打动所有爱诗的人们，也足以使作者不敢再往下写。依群本不是那种善于为历史大事件抒发豪情的人。此后，他因堕入情网而留下的诗作都很完整。依群的诗真挚、清丽，饱含痛楚。至今我还珍藏着37前他的手稿。他喜欢使用变色铅笔，字迹已经从蓝色变成了淡淡的藕合色。他写道：
你好，哀愁
窗户睁大金色的瞳仁
你好，哀愁
又在那里把我守候
你好，哀愁
就这样，平淡而长久
你好，哀愁
可是你多像她
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
你好，哀愁。
另外，我要在此更正杨健书中对依群诗句的误传：“奴隶的枪声嵌进仇恨的子弹” 应作“奴隶的枪声化作悲壮的音符”，巴黎公社的枪声对应着《国际歌》的音符。依群的诗中不会出现“仇恨”、“子弹”类的字眼，那不是他。
认识根子，好像是因为他男低音的歌喉。在1970-1971年回城的日子里，我们时不时聚在金伯宏、张小松、黄元家里听音乐唱歌。当时最好的男高音叫康健，最好的男低音是根子。我爱听根子“讲”电影。从他口中流出来的故事，声、色、动作俱全，真的在我眼前放映。记得他讲苏联电影《雁南飞》：“她穿着连衣裙的娇小身影，在轰鸣的坦克钢铁怪兽之间穿行，形成了一幅被电影史永远记录的画面……”说着，根子用两只手做了一个长方形框，喀嚓一声，我好像真的看到、听到了。文革后去看内部电影《雁南飞》，发现那个镜头远没有根子讲得那么好，这才想到，是他看了家里收藏的剧本编出来哄我的。
我一直觉得根子应该能写出最好的诗。因为诗歌是唯一能把绘画、音乐、文字融为一体的美丽神物。根子最擅长于此，怎么能没有诗呢？经过我无数次的询问催促，终于在1972年春天，根子来到我家，放下一摞纸就匆匆离去。他一改平日疏懒、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面色严肃中藏着腼腆，我迟疑了一下，才打开那摞纸。哈！是诗！是根子的诗！一下子就是8首。而且每一首都长得可怕。它们沉重、结实得让人喘不上气来。《笑的种类》、《白洋淀》、《深渊上的桥》、《三月与末日》….. 其中，《三月与末日》最震撼，《白洋淀》最唯美。然而每一首诗，都宣泄着少年的愤怒、绝望和成长的痛苦，以及对美的渴求。我赶紧拿给大家共享、抄录。至今，我最喜爱的这两首诗的底稿，和依群的那几首诗一起被我珍藏着，上面还有当年依群和根子涂改的痕迹。这些诗作原稿，是打倒四人帮后我第二次出狱，提审员张老头退还给我的“黑材料”。
那年代，无论我在哪儿，永远要被查抄，不知其他人送给我的诗作都散失到何处。鉄威的几十首诗、于小康的《月亮旁的一颗小星》、谭晓春的《昨日的我已不是我》、张寥寥的《我们的纪念碑》…… 坐在河南省监狱，我常常胡思乱想，假如有一天我还能活着出狱，一定是不同的世道了。我一定要为大家出一本诗集，就用寥寥那首《我们的纪念碑》作为书名，而且用他歪歪扭扭的童体做封面。这首诗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我做过张寥寥的“小姨”。
那是1970年的严冬。听说张郎朗和遇罗克被判处死刑，知道郞郎的父亲被关，家里一个孩子都不在，我去看望他们的母亲陈阿姨。陈阿姨说，小儿子寥寥被工宣队抓走了，她还同人家大吵一架。因为快要过年，通知家长去认领孩子。知道自己肯定领不出寥寥，老太太急得够呛。于是我穿了母亲的呢子大衣，戴上口罩和眼镜，到了工宣队关押人的地方，和工人师傅一起控诉“我那大姐（寥寥妈妈）的坏脾气”。工人师傅觉得我这“小姨”还通情达理，能把寥寥教育好，就把他交给我。我俩急匆匆走出胡同口，才敢笑出声来。寥寥快饿死了，赶紧给他买了两个糖火烧。只见他一下子都塞进嘴里，噎得眼泪都出来了，好心疼。送他回到家，不一会儿，寥寥走过来丢给我一张纸，上面即是那首童体写的《我们的纪念碑》，写得真感人，恍惚记得他最后的意思是：我们的纪念碑不雄伟，也不高大，是用宝石作成，闪烁着纯洁理想的光辉，云云。
至今一想起那些永远遗失的美丽诗句，我就很难过。那是一代少年在急风暴雨中挣扎的心灵绝唱啊。我想，每个人都有做诗的年龄，大约在15岁到25岁之间吧，那些来自心灵的吟唱，记录着我们的诗样年华。然而，惟有过了30岁、50岁还在写好诗的人，才是诗人。郭小川、郭路生、泰戈尔、波特莱尔、惠特曼、洛尔加、马雅科夫斯基，都是这样的诗人。连马雅科夫斯基自杀前的临终遗嘱都浸透着诗意，没治了。
另外还想说说文革中，关于绘画的几件趣事。因为插队认识了吴凡凡和张郎朗的家人（工艺美院子弟），然后认识了董沙贝、李庚等中央美院画家的孩子们。沙贝在中学时代就已经画得一手好油画了。人民大会堂里那幅小的《开国大典》，就是他临摹父亲董希文的那幅正作《开国大典》的结果。据说他画的时候，一天要跑到楼上无数次，学习父亲的笔触。那时不记得李庚画画，只记得有个冬天在他家生炉子，为了引火，我俩顺手把他老爹李可染练笔的宣纸烧掉不少。前几年跟他哥哥李小可说起此事，小可吓唬我：“可别让我继母知道，非杀了你不成。”是啊，那一幅“习作”水墨，如今怕是要值好几万呢，居然被我们取暖塞进了火炉。
在这些绘画大师的家里，我第一次看到他们从欧洲带回的精美画册。伦伯朗、高更、梵高、莫奈、毕卡索的油画好漂亮哟。很多年后，我在美国法国的博物馆里看到了他们的原作，却再也找不回当年第一次看画册那种强烈感受了。
1972年夏天，我把根子一伙朋友领到魯燕生鲁双芹家，谭晓春、魯燕生等人正忙着画画。那年冬天，在谭晓春自新路的家里，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画展。把沙贝、燕生、晓春三个人的画都编上号，摆在他们家那一间半的小套间里。每个去看画的人，都要把自己最喜欢的三幅画写在纸上，不记名，投在一个票箱里。记得沙贝的一幅彩色水墨荷花图获第一名。当时就被辛罗林取走，说是多少年后沙贝成名，此画肯定价值不菲，我们都笑话他财迷心窍呢。真想知道沙贝现在何方，他的画应该比李庚的画好呀，怎么音讯全无了呢？
很多年后，在一个绘画艺术讨论会上，有人说“星星画展”是新中国第一个民间自办画展。美术评论权威王仲却告诉大家：那可不是第一个，第一个是在文革最黑暗的1972年冬天，在自新路办的地下画展。当时他也在场，是范小玲领去的。不知道他是否也投了沙贝一票？
那年头除了正经学画画，我们都热衷于“实用工艺美术”：画内部电影票、画月票，甚至给盖过邮戳的邮票涂色，重新使用。要是谁找到一张电影票，我们立即开工“制作”，至少复制出十几张假票，大家高高兴兴地一起去。甚至连人民大会堂演出阿尔巴尼亚舞剧《山姑娘》的请帖都敢画。有人逗乐问：宴会厅的请柬能画吗？回答是：能画，不过你得自带凳子，人家可没给你留座位啊。
如今说起这些往事，大家蛮开心的。那时候我们从乡下回城，穷困潦倒，想出各种怪招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此外，更是有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你不让我做？说我干不成？那就非要干给你们看看！这些举动，把1972年后陆续从干校和监狱放出来的父母们吓坏了。他们不明白费尽心血教育出来的好孩子，怎么都变成这样了。以至于文革以后，我们略有让父母看不惯的行为，就会听到他们无可奈何地唠叨：“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哎。”
栗世征在那篇失实文章中说：“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了一个小小的文化沙龙。以徐浩渊为促进者或沙龙主持人。”此后，人们的书籍文章中，不断出现“徐浩渊地下沙龙”的句子。其实，当年在北京能称得上“沙龙”的地方，当属黄元的家。我们的家都被抄没了，总是在公园郊外聚会。只有黄元的家还保留了文革前的样子，有画册、书籍、唱片、钢琴，甚至酒柜里还有他父亲保存的美酒。
1971年1月，依群带我到北京干面胡同15号黄元的家，那是“学部”（社会科学院前身）教授学者们的住所，翻译《普希金诗集》的戈宝权住在隔壁。黄元热情向我推介斯美唐纳的《沃尔塔瓦》，那东欧人的奔放旋律。我翻开一本素描画册，刚进房间的漂亮女孩肖霞凑上来看，说：“画得挺好，可惜没有颜色。” 让我哭笑不得。萧华的《长征组歌》写得多棒呀，他的小女儿怎么会期待素描有色呢？这正是“素”的意思呀。
黄元的沙龙人来人往，有时连他都记不清来客是谁。有一次，我调侃红极一时的殷承宗：“钢琴是个冷乐器，殷承宗那么‘热’的人，像个肉虫子在琴键上滚来滚去，真不合适，他应该去拉手风琴。”这话被坐在一旁的罗天婵的女学生听去，传回中央乐团（现在的国家交响乐团），气得殷承宗大骂。还好没有给黄元找麻烦，我以后可是小心多了。
1973年以后，各家的家长陆续被放回北京，朋友们也四散了，各奔前程。大学重新开始招生，我、依群、谭晓春、周倜等人去上大学；根子进了中央乐团；金伯宏进了故宫博物院。人们在不同的地方开始了不同的生活，而1971-1972年的北京给每个人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在医学院听老师讲微生物学，他说道：“金黄色葡萄球菌……”我的耳边却响起了郭路生的诗：“当我的紫葡萄化作深秋的泪水……相信未来。”
2008-8-5
徐浩渊: 1949年出生于河北省西柏坡。文革开始时就读于北京人大附中，1968年赴河南辉县插队。1981年8月赴美留学，在圣母大学先后获得神经生理和行为科学硕士和药理生理学博士。1992年获得三年的美国国家基金奖，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作博士后研究，转而深造临床心理学。1998年回到北京。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通“徐博士心理热”，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1999-2000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客座教授，教授临床心理学研究生的课程；2001-2002 任清华同方网络教育事业心育心心理教育中心总监。现任国家计生委特聘专家，从事普及心理教育工作。
阳光与暴风雨的回忆
发布: 2008-11-07 09:03 | 作者: 严力
1954年8月我出生在北京，同年就被父母寄养在上海的祖父母家里。文化大革命那把火于1966年8月的一个晚上烧到我爷爷家。爷爷是上海名中医，叫严苍山，曾在1927年与同仁一起在上海创办了中医学院，编写过中医教材的《汤头歌诀》。他喜欢收藏古字画。抄家的红卫兵就从焚烧古字画开始，一口气烧掉了上千幅，并让我们全家带着纸做的高帽子站在旁边观看。几个红卫兵还用叉子捅死了爷爷养的金鱼，砸碎了我养蟋蟀的瓦罐，当时我只有害怕的份儿。
短短几个月，爷爷家被抄了五次，有一次甚至把墙皮地板凿开。更可怕的是，来抄家的人中有人把蒋介石戎装照悄悄塞进一个抽屉。那抽屉我是知道的，只放着空白药方、切脉用的手枕和大理石镇纸，还有我的几颗玻璃球。这照片被翻了出来，后果可想而知。到底是谁放的呢？这谜团永远也说不清楚。正是这个情节，让我对抽屉感到恐怖，很多年后顽强地转化延伸成一种意象：“我拉开一个个抽屉/ 翻阅自己经历过的岁月/ 抽屉里那些曾经提心吊胆的地下诗稿/ 如今安静得能听见养老的声音/ 抽屉里还有一叠已成为古迹的粮票/ 自从它们成为古迹的那一天起/ 我就知道虽然它被称作了文物/ 但绝不为这块土地上的农作物感到一丝骄傲/ 抽屉里还有两枚红卫兵袖章/ 一枚已生锈的半钢手表/ 几张一九七六年四月五号/ 天安门悼念活动的现场照片/ 它们具有同样牺牲后的肃穆/ 抽屉啊中国抽屉/ 甚至在黑五类肉体上/ 所拉开的抽屉里/ 也必会有一本红宝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