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的一条罪状，就是给许多“坏人”看过病。他1967年底被关了起来，不久便在隔离室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被隔离前，他让家人把我从上海送到北京父母处。对我说：“我保护不了你了，回北京找你父母吧。”这是我听到的他最后的声音。
1967年的北京，所有学校都停课了。1968年5月6日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柳河“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我父母紧跟着就被发配到湖南衡东县的干校。父母带走了只有10岁的妹妹，把14岁的我留在北京，为了他们将来回城探亲留条后路。
我脖子上挂着家门钥匙，与处境相似的孩子到处闲逛、打架，无所事事。我在了北京西城区社会路中学注册，由于学校停课，报到后就在学校的操场挖防空洞，说是为了防备苏联的飞机轰炸，再不就是学学毛语录或上街庆祝最新指示。
有件事情让我记忆深刻。1967年年底，当时我家住在三里河计委大院，不远就是三里河工人俱乐部。那天在俱乐部对面，一群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在交换毛的像章，正好有人拎着只公鸡走过。一个孩子说那是去附近复兴医院打鸡血，即抽出鸡血抽注入人的血管中，据说可包治百病。另一个孩子说我才不信呢，如果打了鸡血，说不定会像公鸡那样早晨打鸣呢！把大家都逗乐了。
1969年夏天，百万庄的朋友给我看了一份手抄的诗稿，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歪歪扭扭的文体，是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这首诗让我感到很新奇，是我识字以来第一次看到中国人自己写出这样的文字，尽管无人能回答未来在哪儿。那朋友说不要把《相信未来》传给你不相信的人看，因为有可能被告发。我认认真真把这首诗抄了一遍，经历过抄家的惊吓，不知道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最后我把它背下来撕掉了。
我们这些大院留守的孩子整天混在大街小巷，打群架，惹是生非。消息传到五七干校，不少家长专程回北京把他们带到干校，免得出事。就这样，1969年 10月我来到湖南衡东县的“五七干校”，进衡东第二中学上初中，除了学语录和报刊文章，还学了几句万岁之类的英语，再就是每天到农田干半天农活或上山砍柴。
1970年的夏天我16岁，只身从湖南回到北京，回来不久，就认识了在白洋淀插队的计委大院的姜世伟，也就是后来的芒克。年底我被分到北京第二机床厂，住在工厂宿舍。1972年我因打桥牌结识了同厂技术员陶家楷。我先认识学光学仪器厂的大学生葛正榕，他有四分之一法国血统，看过很多文学书籍。他教会我们打桥牌，开始与其他社会上的高手比赛，除了陶家楷，还有聂卫平的哥哥聂继波、吴尔鹿等。我们经常在中山公园里面打牌。陶家楷那时候生活很潇洒，他往往只有一身衣服，有一次到我宿舍把衣服洗了，就穿着内裤坐下与我聊文学，一直聊到衣服差不多干了再穿上离开。我为他买来白酒，他更来劲儿了。他聊的东西很杂很有意思，能背诵不少现代派的诗歌，主要是苏联诗人从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作品，与我们有着相似的背景，感觉挺亲近。不久他带我认识了赵振开，也就是后来的北岛。就在这个时期，我还认识了写诗写得铿锵有力的毛头（多多）和岳重（根子）等一批比我大几岁的哥儿们。毛头有一笔财富令我羡慕，那是几个厚厚的几大笔记本，是他从各种书籍（包括黄皮书）摘录的诗句。每次借了一本，下次再换另一本。
岳重19岁那年（1970年）写出《三月与末日》等8首长诗，此后就没再动笔。物以类聚，我们这帮人常聚在一起，其中有从农村回来等待再分配的，也有像我这样在工厂上班的。我也是那时候开始写诗的，把这些内心的秘密锁在抽屉里，或与小圈子中的同伴们分享。
1972年某一天，我和芒克去铁道部宿舍找鲁燕生，在他家里看到一幅奇怪的画，后来才知道此画的作者叫彭刚。当时在北京的圈子包括张朗朗、张寥寥、鲁燕生、鲁双芹、彭刚、刘羽、陆唤兴、申丽玲，以及晚几年出道的画家张伟、李姗、唐平刚等。我们互相借书，特别是西方文学作品。大家都没钱，有点儿钱就凑起来买酒，只要酒够多，总会有人喝醉，但更多的时候是酒不够，喝一会儿就没了，很扫兴。
1979年我开始画画。最难的时候根本买不起画布颜料，就用酱油、红药水和紫药水代替，朋友们送来几块纤维板当画板，或捡来木条钉画框。这方面给我帮助最多的是石京生，他在美术公司上班，每天画的都是政治宣传画，那是个倒胃口的活儿。能画自己想画的东西，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个阻力，就是家庭。全中国城市的孩子都住在父母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基本如此。住在父母家，就意味着全面的管制，写几首诗往往不太受注意，但大张旗鼓画画就不行了。面对着那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画，他们就发愁，进一步担忧这是否会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在与针锋相对的角力中，他们最终说服了自己：这总比出门交不三不四的朋友要好些。有一次，妈妈发现找不到更换的床单了，发现是我把三条床单全当成画布了，她说：“你不能让我们睡在你的画上吧？”，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听到她这幽默的表达，意味着谅解和宽恕，让我记一辈子。几个朋友听说床单可当画布用，就把家里的床单偷出来送给我。
我发现在我的工厂宿舍地下室就是图书馆，于是撬锁取书，每次三五本。阅读推动了写作，相辅相成。我最初写诗为了悼念爷爷，他是自杀的。现在想起来，自杀成了我写诗的主要诱因之一。那时候自杀的人很多，身边朋友的父母有投井的、割腕的、上吊的、跳楼的。自杀使我产生很多想象，有一阵满脑子是各种各样的自杀方法，包括我“创造”的一种：把台灯的电线紧紧缠在身上，然后用脚踩一下开关。
1973年秋，应芒克之邀，我求人开了三天病假，加上星期天，和芒克一起来到白洋淀。乡下的荒凉反倒使我精神一振。芒克和老乡们的关系很好，有好几家人请我们去住，最后还是住在芒克最好的朋友福生家。在淀上划船，芒克讲起当地知青的故事。我望着湖水蓝天，想起马雅科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芦苇呈黄绿色，在风中起伏，我突然有一种想写情诗的冲动，却转化成一首与阶级意识相关的《穷人》，经不断修改最后是这样定稿的：“无数块补丁，/一左一右，/在月光下劳动，/好面熟的风，你补着残破的天空。”进村前我看见穿各种补丁衣衫的农民在地里捆干草，地平线像一根无限长的扁担，扁担上是正暗下来的天空的份量。
那时白洋淀两派武斗刚结束不久。有一天，我和芒克与村里的朋友在淀上划船，突然两只船包抄过来，上面是持枪的军人，原来他们是在收缴流失在民间的枪械。此后我们再也不去划船了。趁芒克与老乡叙旧的工夫，我独自跑到密林里或山坡上写诗，在那儿的感觉太棒了。大自然带来的原始动力正改变我的写作，有时粗糙，却指向内心。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北京街头到处都是地震棚。我下班后常到芒克搭的渔船形地震棚去串门。我们正处在追求女孩子的年龄，那是我们的主要话题之一。芒克有意把地震棚搭成渔船形，对他来说，白洋淀依然是挥之不去的情结。正好白洋淀的福生来北京办货，邀请我和芒克去参加他妹妹的婚礼。所谓办货，无非就是扯几块花布而已。当时芒克没工作，我正好刚发工资——40块零一角，买了个闹钟，剩下的支付来回车费。
福生让我作为女方亲眷，为他妹妹扛嫁妆送到男方家去。这可把芒克乐坏了，他不断地在送嫁妆的队列前后吆喝。我这个城里人首次参加乡下婚礼，还扛着个木箱走在队列最前面，真有点不好意思，低头往前猛走，差点闯进别人家，引起一阵阵哄笑。芒克就借机跑到前头，让我跟住他，他在我耳边不断嘱咐:“如果新郎家对你招待不周，倒茶递烟不及时，你就可以扛着箱子回来，他们就只能再来求你，你就是大爷!”芒克越说越高兴，一路上至少重复了三遍。
虽说是参加喜宴，我目击了农村生活的艰难。那年白洋淀干过淀，新蓄水后的小鱼苗还没长大，许多渔民只好到天津等地打鱼，这样的收入不稳定，时常会断顿。与渔民们喝最便宜的地瓜酒时，他们那一声声叹息触动我的心。
几天后回到北京，我下班后常和芒克一起住在他的地震棚里。他写下这样的诗句：“让渔船像酒杯一样相碰，/当我们再次团聚时……”那段时间芒克写了不少诗：“我真希望让马车直接把太阳拉进麦田去。”而我也写了这样的句子：“我穿著两只渔船的鞋在淀里走动，/没发现什么鱼来提出抗议。”因为没有鱼。 1976年8月下旬，芒克很神秘地对我说：“哥儿们，你的生日让我忙坏了。”说着递过来一本棕色笔记本，厚厚的，原来他手抄了一本他自选的诗集给我作生日礼物，其中有他最新的长诗《我属于天空—1975》，最后还引用了我的一句诗：“轻轻地垮了过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在他选抄的诗句中有：“我遥望着天空，/我属于天空……”，“当对面的山谷又送来了我的呼喊声时，/我的声音震动了我的心。”“看，那是辆马车，/看看吧，那是拉满了庄稼和阳光的田野！”谢谢芒克，那是我二十三岁生日。记得北岛也有关于天空的诗句：“有了无罪的天空就够了，有了天空就够了……”
从1973年到1978年，我主要是和芒克、北岛和多多来往，当时写诗的还有马佳、鲁双芹和鲁燕生。见到郭路生大约是在1976年前后，那时候他神经已出了毛病，经常住院，偶尔出来待几天，见面机会有限。
在与北岛交往中，最清晰的是1977年他过28岁生日，约我和芒克及另两个朋友一起去颐和园。那是8月2号，下着小雨，我们躲在颐和园长廊附近的小茶馆联诗。每人写一句，由芒克开头，交给我，我写好一句再传给下一位。我们一口气写了四首诗，感觉好极了。1976年夏天，北岛的妹妹因游泳救人而被淹死了。他伤心透了，借助这悲伤的动力，他完成了中篇小说《波动》。我和芒克去他家安慰他和他的家人。从那时候起北岛就开始泡病号不上班，在家写诗看书。羡慕之余，我也如法炮制，小病大病都去看医生。
在我的读书清单上，诗歌部分大都是俄国的，有普希金、叶賽宁、马雅可夫斯基、叶普图申科，还有法国诗人波特莱尔、艾吕雅，西班牙诗人洛尔迦和美国诗人惠特曼等。我偏爱洛尔迦和马雅可夫斯基。这些诗句都抄录在多多的那些大笔记本上。多多富于雄辩，在争论中总是振振有词。有一天我们在北岛家争吵起来，起因是我和毛头对北岛的某一首近作的质疑。而芒克和北岛则认为这代表了意象选择的新方向，譬如北岛的新诗集《峭壁上的窗户》。我和芒克也常为诗争吵，吵过难免闷闷不乐，但很快就和解了。
1978年秋天，北京“西单民主墙”逐渐形成气候。一天，北岛和芒克来到我家，一起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北岛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办一份自己的文学刊物，人马齐备（我自然是其中一员），缺的就是启动资金。他们知道我刚从上海带回几张名家字画，或许有可能换成钱。我坦率地告诉他们，这是我爷爷留下的最后几幅字画，上面还题有我爷爷的名字，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后来他们通过别的渠道解决了资金问题。记得芒克对我说过：哥儿们，造反挑头的或许有牢狱之灾，万一出事，你要没进去的话，一定要来看我。
年底，《今天》创刊号问世。芒克嘱咐我选些作品发表，而我的那些诗正在修改中，于是拖了下来。另一个原因是我开始为绘画着迷，这显然受到我的女朋友李爽的影响。她自学成才，在北京青年艺术剧团当舞台美工。我常陪她去写生，也偷偷用钢笔画些小草图。我一边画画一边修改诗作，最终整理出七、八首，交给芒克，他从中选了几首，发在《今天》第七期上。
1979年是惊心动魄的一年。我疯狂地投身艺术。那年6月底，我和李爽去看了张伟、李姗、冯国栋等人参与的“无名画会”在北海画舫斋的展览。画舫斋是北京市美术家协会的展览场地，举办民间画展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无名画会”大多数作品是风景和静物写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冯国栋和张伟的两张画，前者很现代，有一种横空出世的感觉；后者色调低沉灰暗，描绘了工人生活的艰难。那显然与官方美术的主流大唱反调。不久，我还在“西单民主墙”看到贵阳五青年的画展，其中一个画家叫尹光中。他们把画挂在墙上，虽说是风景写生，一看就知道是我们这样的异类。这一切都令人我激动不已。
1979年7月某日，黄锐来到我家。他是《今天》的创办人之一，也是封面的设计者。他是敏感地走在中国艺术前列中的一位。黄锐原本是来选李爽放在我家的画，却看到满墙都是我近几个月的画作，他马上说这些画不错，要我也参加“星星画会”。黄锐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严力一听邀请他展览，就乐坏了，据说当晚就把胃给喝坏了。”我确实乐坏了，刚画了几个月，被这个伯乐发现了，一高兴自然要喝了酒，但并没有把胃喝坏，把胃喝穿孔是1980年。“星星”筹备期拖得很长，从年初到年中，直到1979年7月黄锐和马德升最后拍板，先找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刘迅申请办展览。刘迅专程来到黄锐家，浏览了集中起来的作品，他很兴奋，当即表示同意，只是北京市美协的展厅已排满，要等到明年。而大家一合计，说不能再等了，实在不成就露天展出吧。时间定在国庆节前后。展览地点难定，一是西单民主墙，二是圆明园，三是复兴门广播大楼前。有一天，王克平与朋友约好去美术馆看展览，发现美术馆东侧的小花园是个好地方，更重要的是具有对抗的象征性——美术馆正要举办《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
美术馆位于北京市中心，东侧小花园处在十字路口，人流量很大。九月二十五日晚，参展艺术家在黄锐家开会，商定具体事项。展览日期定为九月二十七日至十月三日。然后由大家分发油印的请帖，并分片张贴手绘的海报，我和王克平负责大学校园和主要路口。九月二十六日上午，我与克平骑车去海淀区贴海报。展览馆、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师大一路下去，贴完天已擦黑，没吃没喝，我提议在外面随便吃点什么，克平说还是省点儿吧，于是各自回家。
9月27日一早，我们把作品悬挂在中国美术馆围墙栏杆上，并在树上挂了个捐款箱，有不少人往里投钱。观众越聚越多，其中包括文艺界美术界的名流。美院附中的学生利用课间休息边看边临摹，“四月影会”的朋友们拍照助威，池小宁甚至用16毫米的摄影机拍纪录片。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也来了，当场表示支持说：“露天美展这个形式很好嘛，美术馆里可以展，美术馆外也可以展，美术学院里可以出艺术家，美术学院外也可以出艺术家。”江丰为人正直，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刚恢复工作，在美术界有很高的威信。他还问起有什么困难，我们说晚上没有地方存放展品，希望能存放在美术馆。江丰马上答应，并责令秘书通知美术馆馆长。副馆长、著名女画家郁风下来看了一遍，大赞说：“有些作品就是参加国际展览，也不逊色。”
但在第三天——9月29日早上，公安局以影响街头秩序为由禁止我们继续展出，并贴出相关的《布告》：“最近发现有人在美术馆街头公园张贴海报和搞画展，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北京市革委会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通告》的有关规定，美术馆街头公园内，不准搞画展，不准张贴、悬挂、涂写各种宣传品和大小字报。违者按《治安管理条例》和北京市革委会《通告》处理。此布。北京市公安东城分局（章）北京市东城区城建局（章）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赶到美术馆东门厅，里面有五十多个警察，我们的展品全部被扣。王克平到附近一个研究所借用电话，先打给人大法制委员会一个熟人，他回答法制委员会只管制定法律，具体执行他们无权干涉。他又骑车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员徐意。她天生爱打抱不平，马上拨电话询问北京市公安局，值班负责人态度坚定，坚决要取缔这个展览。徐意说，她希望尽量避免发生冲突。随后她又打电话给文化部，希望文化部出面调停。
我们马上找来白纸写成抗议书。记得我和赶来声援的北岛一起，举着抗议书站在街头公园长椅上。突然出现了一帮捣乱的小青年，满嘴骂大街，动手动脚。有人悄悄告诉我们，说这些流氓是警察带来的，并指着一个警察，他果然像教练一样站在后边抽烟。
在关键时刻，几乎所有民刊的头头聚在赵南家开会，向北京市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承认错误，否则将在10月1日上午组织抗议游行。刘迅代表北京市委出面斡旋失败。10月1日上午9点30分，大家聚集在西单民主墙前，先举办抗议集会，然后从那儿出发，终点是北京市委大楼。一路上警察在维持秩序，游行队伍打出了“要艺术创作自由”的旗号。在北京市委大楼前再次举行集会后，宣布解散。一直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大家饿坏了，一起来到附近的东风市场二楼西餐厅欢聚一堂，除了“星星画会”的成员外，还有一些民刊的朋友，总共二十来人。当时由我来保管露天画展的捐款，总共有三百多元钱，这顿饭花了一百多元。在欢庆之余，其实大家心里悬着：谁能保证明后天我们中间哪个人不会失踪？
黄锐有一天通知我说，《今天》将办诗歌朗诵会，10月21日在玉渊潭公园。这是《今天》在玉渊潭公园举办的第二次朗诵会，第一次是在79年的4月，那次是芒克通知我的，他还调侃说就在咱们认识李爽的那片小树林。那是1978年秋天，我和芒克一起约了李爽，说要看她画写生。李爽说，另一个画家唐可能也会去。等我和芒克来到玉渊潭河边，发现只有李爽独自在画写生，这是个正面的信号。芒克鼓励我再单独约她，她果然没有拒绝。玉渊潭公园对我们这群地下文人来说是一个风水宝地，游泳滑冰写生谈恋爱，现在居然办起朗诵会。
第二次朗诵会比第一次更热闹。黄锐画了一张抽象画做幕布，很显眼很另类。听众有七八百人，芒克和北岛微笑着与各种人打招呼。这种场景不适合用绘画来表达，最好是摄影，可惜我没有相机（不久我用我的一张画跟一个法国人换来个照相机）。那天回家凭冲动试图画抽象画，浪费了好几块纤维板，都不成功，也许我还没找到画抽象画的音乐感。不久，黄锐画了一组抽象画《春夏秋冬》，或许就是玉渊潭朗诵会那幅画的灵感的延续。
“星星画展”于当年11月底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开幕。由于展览往后拖了两个月，大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加上一些新成员加盟，整个阵容比在露天展时更成熟更多元化。应观众的要求，展览延长了三天。“星星”事件在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对于中国美术界形成的冲击，意义深远。1980年8月，第二届“星星画展”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展出，距露天展仅不到一年的时间。
1980年年底，《今天》被迫停刊。
严力: 1954年8月生于北京。是先锋艺术团体“星星画会”和《今天》的成员。1985年到纽约留学，于1987年在纽约创立“一行”诗刊。出版多种诗集、小说集，并举办过数十次艺术展览。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目前定居在上海和纽约。
漫长的假期
发布: 2008-11-01 11:53 | 作者: 韩少功
我偶尔去某大学讲课，有一次顺便调查学生读书的情况。我的问题是这样：谁读过三本以上的法国文学？（约四分之一的学生举手）谁读过《红楼梦》？（约五分之一的学生举手）然后，我降低门槛，把调查内容改成《红楼梦》的电视剧，这时举手多一些了，但仍只是略过半数。
这是一群文学研究生，将要成为硕士或博士的。他们很诚实，也毫不缺乏聪明。我相信未举手者已做过上百道关于《红楼梦》或法国文学的试题，并且一路斩获高分——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坐在这里。
问题在于，那些试题就是他们的文学？读书怎么成了这么难的事？或者事情别有原因：是什么剥夺了他们广泛阅读的自由？
我不想拍孩子们的马屁，很坦白地告诉他们：即使在三十年前，让很多中学生说出十本俄国文学、十本法国文学、十本美国文学，都不是怎么困难的。我这一说法显然让他们惊诧了，怀疑了，困惑了，一双双眼睛瞪得很大。三十年前？天啦，那不正是文化的禁锁和荒芜时期？不正是文革的十年浩劫？……有人露出一丝讪笑，那意思是：老师你别忽悠我们啦。
没错，是禁锁是荒芜甚至是浩劫，从当时大批青年失学来看的确如此，从当时官方政策主体来看的确如此。但你们注意了：一具病体并非尸体，仍有不绝的生力，包括生力的逐步恢复和增强。文革不过是一场大病来袭，但如同历史上文网森严的旧中国和政教合一的旧欧洲，它并不曾冷却民众的精神之血，无法遏制新文化的萌发、繁殖、积聚、壮大以及爆发，直至制度层面的变革。这才是历史真切而生动的过程。我们曾用这种眼光注意过很多复杂局面，包括宗教法庭与牛顿的共存，普鲁士帝制与黑格尔的共存，斯大林铁幕与肖洛霍夫、爱森斯坦、肖斯塔科维奇的共存，为什么独独乐意给文革随便贴一枚标签？是什么人最习惯和最惬意地使用着这一类标签？
中国谚语：知其一，还要知其二。
偷书
我当年就读的中学，有一中型的图书馆。我那时不大会看书，只是常常利用午休时间去那里翻翻杂志。《世界知识》上有很多好看的彩色照片。一种航空杂志也曾让我浮想连翩。
文革开始，这个图书馆照例关闭，因受到媒体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图书馆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类似的情况是，城里各大书店也立刻空空荡荡，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一类红色圣经，除了少许充当学习资料的社论选编，其它书籍几近消失。间或有一点例外，比方我买过一本关于海南岛青年创业的小说，但总是读不进去，一时不知是何原因。
一九六七年秋，停课仍在继续，漫长的假期似无尽头。但收枪令已下达，革命略有降温，校图书馆立刻出现了偷盗大案：一个墙洞骇然触目。管理图书的老师慌了，与红卫兵组织紧急商议，设法把藏书转移至易于保护的初中部教学楼最高层，再加上铁栅钢门，以免毒草再次外泄。不过外寇易御家贼难防，很多红卫兵在搬书时左翻右看，已有些神色诡异，互相之间挤眉弄眼。后来我到学校去，又发现他们话题日渐陌生，关于列宾的画，关于舒伯特的音乐，关于什么什么小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说些什么？
如果你是外人，肯定会遭遇支吾搪塞，被满脸坏笑的他们瞒过去。好在我算是自家人，有权分享共同的快乐。在多番警告并确认我不会泄密或叛变之后，他们终于把我引向“胡志明小道”——他们秘密开拓的一条贼道。我们开锁后进入大楼某间教室，用桌椅搭成阶梯，拿出对付双杠的技能，憋气缩腹，引身向上，便进入了天花板上面的黑暗。我们借瓦缝里透出的微光，步步踩住横梁，以免自己一时失足踩透天花板，噗嗵一声栽下楼去。在估计越过铁栅钢门之后，我们就进入临时书库的上方了，就可以看见一洞口：往下一探头，哇，茫茫书海，凝固着五颜六色的书浪。
这时候往下一跳即可。书籍垒至半墙高，足以成为柔远的落地保护装置。
我们头顶着蛛网或积尘，在书浪里走得东倒西歪，每一脚都可能踩着经典和大师。我们在这里坐着读，跪着读，躺着看，趴着读，睡一会儿再读，聊一会儿再读，打几个滚再读，甚至读得头晕，读出傻笑和无端的叫骂。有时尿急，懒人为了省下一趟攀爬，解开裤子就在墙角无聊，不知给哪些杰作留下了污迹。
我说过，作为初中生，我读书毫无品位，有时在掘一书坑不过是为了找一本《十万个为什么》。青春寄语，趣味数学，晶体管收音机，抗日游击队故事，顶多再加上一本青年必读的《卓娅与舒拉》，基本上构成了我的阅读和收藏，因此我每次用书包带出的书，总是受到某些大同学取笑。我并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当然，多年以后我读到海明威的《再见了武器》、雨果的《九三年》以及泰戈尔的《飞鸟集》，觉得有些眼熟，才依稀想起初中部大楼的暗道——只是当时不知自己读了什么，对书名和作者也从无用心。
一个没有考试、没有课程规限、没有任何费用成本的阅读自由不期而至，以至当时每个学生寝室里都有成堆禁书。你从这些书的馆藏印章不难辨出，他们越干越猖狂，越干越熟练，窃书的目标渐渐明晰，窃书的范围正逐步扩展，已经祸及一墙之隔的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距此不算太远的省医学院图书馆等。多年以后，我一位姓贺的同学积习不改，甚至带着一把铁钳和两个麻袋，闯入省城最大图书馆的禁区，在那里窃取了据说价值上万美元的进口画册——他当时正在自修美术。他的行为败露，被警方以盗窃罪起诉，获刑一年监外执行。
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一位老法官对他竟笑眯眯的，私下里感叹：我那儿子要是像你这样爱书，我也就放心了呵！
老法官的私语其实是另一种宣判，隐秘的民意宣判。
这就是说，哪怕在大批知识分子沦为惊弓之鸟的时代，知识仍被很多人暗暗地惦记和尊敬，一个偷书贼的服刑其实不无光荣。
这与后来的情况很不一样。贺某多年后肯定遇到过这种场景：书店里已经五光十色应有尽有了，各种有关理财、厚黑、权势、时装、色欲、命相的烂书铺天盖地持续热销，而他当年渴求的经典反而门前冷落。如果他对这种情况大为奇怪，如果他还把经典太当回事(爷们当年就是为这个坐了牢)，还很可能被当今的购书者们白眼：神经病吧？吃错了药吧？
抢书
抄家之风激荡于一九六六年夏。最早的元老级红卫兵身穿黄军装，佩戴红袖章，有的还挥舞着凶狠的皮带，一旦在街上呼啸而过，总是吓得路人胆颤心惊。他们冲进一些涉嫌敌对者的住宅，一般未抄出什么反革命罪证，只是抄走手表、字画、皮大衣之类奢侈品。把大批“毒草”书刊当众焚烧，常常是他们抄家之后的革命宣示和祝捷庆典。
到第二年，该打击的敌人都打击了，抄家所闻不多。即便要抄家，大多发生在对立群众派别之间，带有一种派争泄愤的性质了。我也参加过这种恶行。一次是夜里去另一所中学，刚摸黑上楼，就听到有泼水声。不过那不是水，片刻之后就有人惨叫“盐酸！盐酸！我要破相啦——”吓得大家从楼道一涌而下，手忙却乱地狂找水笼头，为这位同学清洗脸上和衣领里的可怕液体。接下来，楼下楼上对骂，还有扔手榴弹一类威胁，但最终不了了之。
另一次抄家也不太顺。目标是两个本校老师，因为他们不但戴着资产阶级的眼镜片，而且胆敢支持我们的对立派学生，成立一“黑鬼战团”前来叫阵，是可忍孰不可忍，须严厉打击。不过，这两位老师家贫如洗，简陋平房里的煤炉子和锅碗瓢盆实在引不起我们的兴趣。两位师母又哭又闹的，其中一位说倒地就倒地，抡着砖块要自残，吓得我们只能草草收场。
我们仅仅抄走了一些书。唐诗宋词三国红楼什么的很快被大同学瓜分。留给我一本黑格尔的《小逻辑》，让我如读天书，大为扫兴。不过战利品中有一大叠草稿，包括童话，游记，英文诗歌，自传小说——大概这些都经过作者的自我审查，看上去不犯忌，才被保存下来。这算是我第一次看到手迹本文学，不免十分好奇，一扎进去就读了三四天。后来，几位同学把这位作者抓来再审，要他老实交代自己的历史污点，其实是把他的小说读得不过瘾，想更多知道日美太平洋战争的真相。这作者是位南洋华桥，当过美军翻译，一见我们的模样就知道挠到哪里是痒处。虽然他也用了“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一类词语，但履历交代简直就是开故事会，一章接一章绘声绘色，让他自己好好地陶醉了一把往事。说到美军的巧克力和牛肉罐头，还馋得我们吞口水。
“你们连枪都不会擦还拿什么打仗？不是胡闹么？”说得兴起，他抱臂耸肩，好像成了我们的教官。
我们也忘记了生气，忘记了拍桌子。
没有想到的是，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就在这事发生后不久，我自己的家也被抄了，气得老妈又哭又骂的。抄家者是我哥学校里的对立派，意在对我哥施以惩罚。两颗手榴弹由我窝藏，现在成为我哥对抗交枪令的罪证，有关“油炸”“火烧”的大标语刷在最热闹的街市。这其实还只是小损失。最可恶的是他们抄走了我的篮球和书——都是这一段我精心挑选私留的几十件精品。其中包括鲁迅、巴金、叶圣陶、高尔基、莫泊桑、海明威、托尔斯泰的小说，还有《革命烈士诗抄》和《红旗飘飘》文丛等红色读物。我去街上看过大字报，发现那些欢呼胜利的抄家者根本不提这些书，一定是暗中私分了。
可耻呀可耻！我简直欲哭无泪。
多少年后，我哥与他的对立派早已和解，有次老同学来家聚会让我撞上了。其中有些人认识我，笑着向我打招呼。我本应该对这些大哥大姐表现出礼貌，但一想到他们中间某些人曾夺我所爱，气就不打一处来，终于拉长一张脸扬长而去。我估计他们肯定忘记那件事，肯定觉得我的无礼十分奇怪。
换书
那时中国大陆人都穷，学生们尤其囊中羞涩，习惯于打补丁的衣服，习惯于用推剪互相理发和收集些废瓶子卖钱。虽处无政府状态，学校食堂服务却大体如常。“豆腐脑，萝卜干，吃得眼睛往上翻”——这就是大家敲打饭盆排队时的欢呼，是对幸福的回忆和向往。
尽管穷，时尚却并不缺乏，与时尚相关的商品交易也十分活跃，只是这种交易大多采取物物相易的方式，不经过现金的环节。比如毛主席像章一时走红，各种新款像章必受追捧，那么一个瓷质大像章，可换五六个铝质小像章。一个碗口大的合金钢像章，可换三四个瓷质像章或竹质像章。过了一段，像章热减退，男生对军品更有兴趣，于是一顶八成新军帽可换十几个像章，一件带四个口袋的军衣可换两三本邮票集。再过一段，上海产的回力牌球鞋成了时尚新宠，尤其是白色回力几成极品，至少能换一台三极管收音机外加军裤一条，或者是换双面胶乒乓球拍一对再加高射机枪弹壳若干。
黑市交换很复杂，价值权衡全凭感觉和谈判，所以一旦读书潮暗涌，图书也可入场交换，比如一套《水浒传》可换十个像章或者一条军皮带。俄国油画精品集或舒伯特小提琴练习曲的价位更高，手里只捏着子弹壳或像章的人根本不敢问津。有一次，高二某同学徐某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赫鲁晓夫主义》，作者据我后来回想也算不上什么名角。书的内容无非是揭示了一些苏共内幕，包括列宁与斯大林的吵架，贝利亚的残酷和阴狠，朱可夫元帅对赫鲁晓夫的勤王之功，还有“匈牙利事件”中纳吉的两头受气……但这一切在当时也属异端，属稀缺信息，足以让中学生读得眼睛大睁呼吸急促。好几天，它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更成了频频换手的接力棒——好多人都等着这本秘籍。
我运气非常不好。秘籍刚传到手上，还没读完就不翼而飞，不知是哪个王八蛋暗下手脚，说不定拿它去换回力牌了。这当然是我的重大失误。书的主人急得差点要撞墙，几乎每天都用惨白的脸堵住我，痛苦得把脑袋摇来摇去：求求你，你得去找找呵。我是从军区一个朋友那里借的，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呵。
我到哪里去找？把自己卖了也赔不出吧？
我提出赔他一本巴金的《家》，他不要；赔他《安徒生童话集》，他也不要；赔三大本邮票，他还是不要。百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把一只手表戴在他手上，暂时安抚他痛苦的心。
这只旧手表算是我最大的资本，来自另一位同学——当时他看中我的收音机，说什么也要强买强卖。我自知不是个称职的“换客”，也许这生意做下去，七换八换之后就会赤条条走人，那么让同学暂时保管资本，也许不失为安全之策。直到毕业下乡前夕，手表保管者因病得以留城，看到大家要远行下乡，抱着这个那个哭得眼泪哗哗。我心一酸，也哇哇哭起来，一激动就宣布以手表相赠。他当然吃了一惊，说了些表示惊讶、表示推让、表示万万不可的话，但我不想欠下人情——再说，身外之物岂能与崇高的江湖义气相比？一块手表对于我这个农民来说又有何用？
虽然事后略有后悔，但我那一刻确实很壮烈。
下乡后，收到秘籍主人几次热情的来信。大概觉得这笔交易令人不安，他捎来一双新军鞋，算是聊作弥补。
说书
我插队在一公社茶场。这里有一百多号知青，一百多号本地农民，分三个工区六个队，负责近六千多亩茶园和少许稻田。在地上劳动的时候，尤其聚在树下或坡下工休的时候，聊天就是解闷的主要方法。农民把讲故事称为“讲白话”，一旦喝过了茶，抽燃了旱烟，就会叫嚷：来点白话吧，来点白话吧。
农民讲的多是乡村戏曲里的故事，还有各种不知来处的传说，包括下流笑话。等他们歇嘴了，知青也会应邀出场，比方我就讲过日本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的故事，是从我哥那里听来的，颇受大家欢迎。
黄某不是我的同学，是他留城的姐姐托付给同学带下乡的。他个头小，平时不大言语，只喜欢拉拉小提琴，不过肚子里还真有料，话闸子一打开都是我们闻所未闻之事。鲁仲连义不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孟尝君受教冯谖，当然还少不了吕不韦阳具奇伟和宣太后私通大臣之类黄料……我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些大多来自《战国策》和《史记》，不知黄某什么时候读在眼里，记在心头。
易某最喜欢讲战争史，每讲到将领必强调军衔，每讲到武器必注明型号，显示出惊人记忆力，俨然是个军事行家。我就是从他嘴里得知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罗曼底登陆战役，隆梅尔的北非战役，以及德国的容克５２和美国的M2。多年以后我发现，他肯定读过《朱可夫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一类的书，只是他的记忆有偏向，对军衔和型号记得太多，把重要情节反错漏不少，比如常把英国混同美国，对兵员数和钢产量也多是信口胡编。
这些闲聊类似于说书，其实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重要的文明传播方式。在无书可读的时候（如文革），有书难读的时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传庶几乎是一种民间化弥补，一种上学读书的替代。以至很多乡下农民只要稍稍用心，东听一点西听一点，都不难粗通汉史、唐史以及明史，对各种圣道或谋略也毫不陌生。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坚实的文化？有一次，说起两敌对大国之间的微笑外交，一位在我身旁的老农突然插嘴：“有什么好说的？诸葛亮气死了周瑜，还要去吊香么！” 我听得一懵，发现自己把形势和国策摊上一堆，其实哪比得上他一句话这么简洁和通透？
像农民一样，知青中还有些故事王，相当于口头图书馆。邻近的某公社就有这么一位。据那里的知青说，此人姓头有点歪，外号“六点过五分”，平时特别懒，既不愿意挑粪种菜，也不高兴劈柴做饭，一个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每次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讲故事为回报。凭着他过目不忘的奇能，绘声绘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让听者如醉如痴意犹未尽而且甘受物质剥削。这样的交换多了，他发现了自己一张嘴的巨大价值，只要拿出故事这种强势货币，他就可以比别人多吃肉，比别人多睡觉，还能随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酱油、香烟以及套鞋。这样的日子太爽。一度流行的民间传说《梅花党》、《一只绣花鞋》曾由他添油加醋。更为奇货可居的是福尔摩斯探案、凡尔纳科幻故事、大仲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都是他腐败下去的特权。
他逐渐练就成一方名嘴，走到哪里都被知青们迎来送往。尤其是农闲时节，大家寂寞难耐，经常备上好菜排着队去请他，把他当成了快乐大本营。作为一个资本家子弟，他歪支着脑袋，没赚多少工分，但居然俘虏一出身干部家庭的漂亮女友，大概也不是难以理解。
我有幸在县城见过他一面。几个朋友在饭店里以肉丝面相贿赂，央求他讲上一段。他说的是一苏联红军女兵押送一白军军官，两人在路途中居然放电，产生了危险的爱情，不料最后白军的船舰出现，后者本能地向舰船狂跑求救，前者那个慌呵，想也没想就举起了枪……故事大王此时已吃完了，叭的一声枪响，他捂住自己胸口，缓缓地作旋体状，目光忧郁地投向厨房和碗柜，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痉孪着，痉孪着。
“玛——沙！”他很男性地大喊了一声。
“我的蓝眼睛，蓝眼睛呵——”他又模拟出女人的哭泣。
太动人了！我们听得心情沉重感慨万千。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他那次讲的是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所谓表现人性论的代表之作。
护书
在我的同队插友中，张某好诗词，带来了《唐诗三百首》。贺某想当画家，带来了石涛、林风眠、关山月以及米开朗基罗的画册。我是造反习气未脱，带来了《联共（布）党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类，大家互通有无交换着看。不要多久，交换范围又扩大到其它队，一直交换到很多书没有封皮和脱页散线的地步。
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知青下乡是接受“再教育”的，在农民面前得夹起尾巴做人。茶场有一党支部副书记，自觉责任重大，成天黑着一张脸骂人，晚上还到处巡查，查到知青房间里有声响就隔窗偷听，看是否有人说反动话，是否有人收听敌台。据说有一次某知青听收音机，听着听着睡着了。副书记不知情，竟把播音一直偷听到后半夜，冻得自己第二天咳嗽不已。
他也经常检查知青们读什么。好在他文化水平不高，在辨别读物方面力不从心。有一次他看见法捷耶夫的《毁灭》，先问“毁”是什么字，问明白了再一举诛心：我们现在都在搞建设，你怎么成天搞毁灭？你想毁灭什么？
我急忙辨解：“毛主席都说这本书好。”
见他狐疑，便翻出《毛泽东选集》中的白纸黑字，这才让他悻悻地走了。
另一次，他冲着马克思的图片皱起眉头：“资本家吧？开什么铺子的？”
“亏你还是共产党员，连老祖宗都不认识了？”我抓住机会再将一军，使他脸上有点挂不住，只假装没听见，去找什么锄头。
有了这样一些经验，知青们发现乡下干部其实不难对付。一段时间里，有些女知青喜欢唱“卖国”电影《清宫秘史》里的插曲，比较粉色和小资的那种，被干部们询问唱什么，就说革命京剧样板戏呵.。干部们不懂京剧，居然信以为真。有些知青传看司汤达的《红与黑》，被干部们询问看什么，就说是看两条路线斗争史，还说作者是马克思他舅。干部们不知马克思的舅和姨，也就马虎带过。
农村当然也兴阶级斗争，只因为干部们大多缺少文墨，文化封禁较难落实。即便在城市，禁区也是有缝隙、有缺口、有偷越暗道的，爱书人稍动心思其实不难找到自保手段。比如《毁灭》、《水浒》、李贺、曹操这一类是领袖赞扬过的，可翻书为证，谁敢说禁？孙中山的大画像还立在天安门广场，谁敢说他的文章不行？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一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稍经忽悠差不多就是马克思主义，你敢不给它们开绿灯？再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比较才有鉴别”、“充分利用反面教材”一类毛式教导耳熟能详，等于给破禁发放了暧昧的许可证，让一切读书人有了可乘之机。中外古典文学就不用说了。哪怕疑点明显的爱情小说和颓废小说，哪怕最有理由查禁的希特勒、周作人以及蒋介石，只要当事人在书皮上写上“大毒草供批判”字样，大体上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收藏和流转。
我还读过一种油印小册子，不记得是哪个红卫兵组织印的，也不知他们印书的目的何在。小册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全标识，正题是《新阶级》，作者为德热拉斯（后译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广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论家。当八十年代末一位美国人向我推荐此书时，我的回答曾让他一怔。
我说，我知道这本书，我二十年前就读过。
他还是斜盯着我。
我无法让他相信这一点，当然也没必要让他相信。
我记得自己就是在茶场里读到油印小册子的，是两位外地来访的知青留下了它。我诈称腹痛，躲避出工，窝在蚊帐里探访东欧，如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要装出一些呻吟。这是知青们逃工的常用手法。不过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不能歌唱，更不能吃饭，以便让病态无懈可击。副书记一到开饭时就会站在食堂门口盯着，直到确认你没有去打饭，也没人代你打饭，才会克制一下揭穿伪装的斗志。不吃饭那就是真病了，这是农民们的共识。
这样，对于我的很多伙伴们来说，东欧的自由主义以及各种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饥饿者的晕眩。
教书
文革一般被认为结束于一九七六年。其实这个分期过于笼统。对于很多文革中的学子来说，文革在一九六八年就黯然落幕，其标志是以“革委会”为代表的政权管制全面恢复，还有民众造反权利的重新取消，包括红卫兵的出局。新的各级政权里虽然都有几个群众代表，但一般来说只是摆设了。
有些学生对官员主政已不习惯。想当年，大串联，逛全国，想斗谁就斗谁，想玩啥就玩啥，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戴上袖章就是时代骄子，挂上盒子炮就是社会主人，这样的好日子怎么说没就没有了？生活怎么就只剩下哎哎哟哟的抡锄头出黑汗？他们愤愤不已，只是还残存几分领袖崇拜，那么与其承认自己出局，承认自己作废和可怜，不如把出局想象成重大战略的一步棋，想象成更伟大进军之前的迂回和潜伏，给自己继续蒙上意义的金色光辉。
我就是在这时结识了外校的一些知青，一伙是下靖县的，一伙是下沅江县的，都是些牛气冲天的幻想家，开口就是印度支战争那和法国红五月的那种，是忧心三十年后中国怎么办的那种。我们在春节回城时相聚，一家串一家，越串朋友越多，越串志向越大，分手前少不了要合唱一首《国际歌》。他们都比我年龄大，读的书也多，很得我的信任和仰慕，因此听说他们都在乡村办了农民夜校，我也立即回茶场办一所，决心配合友军行动，用革命思想改造可怜的乡村。
教材只能自费油印，由我和几个朋友编写，大体上以识字为纲，串起一些地理、历史、农科以及革命的小知识。《老乡上学歌》之类打油诗穿插其中，力图使课本更为活泼。这样的夜校一开张，干部们以为我们热心扫盲，吻合他们的工作任务，还十分高兴地支持。对我从无好脸色的副书记甚至破天荒把我表扬了两句。
不料事情并不顺利。农民学员对识字还有些兴趣，青年农民对天南海北的趣闻也津津有味，但要让他们理解列宁和孟什维克，明白巴黎公社有别于我们自己所在的天井公社，费力气实在太大。
“巴黎公社？在哪个县？怎么没听说过？”
“巴黎公社的人不插田吗？不打禾吗？那他们都是吃返销粮的？”
“我只听戴书记说过要学大寨，没听说过要学巴黎呵！”
真是让人出汗。想当年红军在乡村建立苏维埃，还教官兵们学唱换调变阶的《马赛曲》，不知道是否要出更多的汗。
他们对无产阶级光荣这种鬼话也决不相信。无产阶级？不就是穷得卵都没一根么？要是无产阶级光荣，那婆娘们不都光荣了？他们粗俗地大笑，然后对地球是圆的这一真理也嗤之鼻：怎么是圆的？明明是平的么！我走到湘阴县白马糊（一个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很远的地方），怎么没看见摔下去呢？怎么没看见湘阴人两脚朝天呢？……到最后，他们质问我们为什么不教他们打算盘，不教他们做对联和做祭文，哪怕教教他们治鸡瘟也好呵。
这样，他们想学的我不懂，我懂的他们不要。多少年后，我看见有些大学生志愿者受非政府组织（NGO）所派，来到尚缺温饱的贫困乡村，分发女权或环保的资料，热情万丈地教几句英语，教一两首英文歌，把娃娃们搞得迷迷瞪瞪，就觉得他们身上也有我当年的影子。一代代的文明救主，看来都不大考虑鸡瘟之类俗事。
夜校因为我的莽撞而夭折。事情是这样：为了“学巴黎”，我纠集两个青年学员，其实是脑子比较呆的两位，共同写了一张大字报，炮轰场民兵营长王某，先拍下一只小苍蝇再说。大字报指责他经常躲避劳动，开小灶暗揩集体的油，实在太资产阶级。没想到的是，副书记对大字报似乎暗喜，至少没对我说什么，倒是原来对知青们较为宽厚的正书记大为光火——原来他是王某的同村人，近期还成了王某的入党介绍人，见我往肉汤里拉屎，见某些干部隔岸观火，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他怒气冲冲一把撕了大字报，站在地坪里开骂：“搞什么突然袭击？还拉拢贫下中农来搞派性？告诉你们，蛆婆子拱不翻磨子，党的领导是铁打的！”
周围两排宿舍鸦雀无声，谁都不敢说话。
“什么夜校？鬼叫吧？”
本地人把校也发音为“叫”。
第二天入夜，我来到“夜叫”，发现我的预感果然被证实：一个学员也没来，几排条凳冷冷清清。连我的那两位共犯，从书记房间出来以后也慌慌张张，再也不同我说话，更不会喊我“老师”了。我原来准备好的第二课本和第三期课本，都只能成为废纸了。
我发现自己确实是一只蛆婆子，连树叶也拱不翻的蛆婆子。但认识这一点，对我后来读懂一些书倒是大有助益。
（补记：一九七二年春，我从茶场转到某大队落户，遇到有学校老师休产假什么的，也被叫去临时代课。我此时再无启蒙壮志，革命意志衰退，只是同娃娃们瞎混，算是赚一点轻松的工分。谁效忠，我就在黑板上画鲜花或者红旗（给女娃），坦克或者飞机（给男娃），下面写出相应的象征性领奖者。谁调皮，我在黑板另一边画丑八怪，下面标出他的名字，说不定还狠狠加刑：咔嚓——画一手枪瞄准之，或哗啦——画一粪瓢逼近之。这种奖罚分明的朝廷王法，让子民们兴奋莫名，下了课还围着我尖叫。我哪给他们正经上过课？几乎所有课都成了涂鸦和胡扯。但后来有一次在路上遇到茶场那位书记，竟得到他的微笑：“你是个聪明人，现在总算走正路了，搞教育革命的鬼点子还蛮多。”
他说，我班上有一娃就是他的外甥，最喜欢新老师了，这些天一放下饭碗就往学校里跑。
是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高兴一下。）
抄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高一级有一美男，工人子弟，篮球打得好，毛笔字写得好，又有浑厚男中音，在早晨的树林里呵的一声开诵，立刻晕了一大片女生。红卫兵们爱诗热潮由此而起。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普希金的《致大海》等，立刻成为被大家争相传抄的朗诵文本，成为昼夜里此起彼伏的男声和女声，包括有些人对舌头痛苦的折磨。
当时大家几乎都有一两本手抄诗。下乡后，诗心在劳累中渐失，娱乐只剩下夜晚唱歌这种自我播音，于是抄歌的还是不少。苏俄的、美国的、拉美的、欧洲的、南亚的、日本和越南的、加上中国少数民族的歌曲，尤得很多女知青的青睐，几乎也是人手一册。多少年后，凡老知青们聚会，只要《三套车》、《老人河》、《流浪者之歌》一类音乐响起，中老年们差不多个个能唱。这种当年地下歌潮所留的余习，这种无组织、无领导、无纲领的全国性音乐认同，与学历教育倒是毫无关系。
一些知青做着文学梦或科学梦，当然更有抄书习惯。我在县城里结识黄某，后来当上编剧的一位，发现他抄录了几大本古文，深受震动和启发，回乡下后也如法炮制，每借来一书，便择优辑抄，很快就有了厚厚几本，以弥补书藏的短缺，以备今后温习。好几个早上起来，我的面目被人取笑，原来是柴油灯的烟太多，晚上抄书时靠灯太近了，太久了，鼻息吸引油烟，就会熏出个黑鼻子和黑花脸。知青点的朋友们也经常帮我，比如发现废品站有什么旧书刊，发现商店里有包装货品的旧报纸，就会留心多看一眼，把有用的纸片带回来给我。
九十年代末我在美国参加一会议，发现身旁一学者有动笔的癖好，倒也不是做会议笔记，只是笔头不闲，在会议材料的反面或空白处胡写，有时默写古体诗，有时默写洋文句子，有时甚至把会标之类抄上多遍。我心生奇怪，后来问及此事。他想了想，说是吗？又想了想，说他可能是写惯了，尤其是当知青时抄书太多，以至到如今差不多一摸笔就手痒。据他说，他曾赴江西省插队，在乡下抄满过近百本笔记本，几乎抄出了一个图书馆。因为一件“反革命团伙”案，他坐牢两年多，但他在监房里还把毛泽东选集英文版抄了三遍。他学英文的办法是，找一本词典，每天背下一页，就撕去这一页，待整本书撕完，英文也就咽下一肚子。
他是文革后最早出国的数万留学生之一，很快成为经济学界一颗新星。在普遍的国外舆论看来，八十年代初陆续出国的这一大批总体素质最佳，不仅谦逊而刻苦，而且学养不俗。其中很多人都是越过本科直升硕博。类似的情况是，在很多高校老师看来，文革后最早的上百万大学生，特别是文科生，总体素质也首屈一指。用有些老师的话来说，能遇上这几届可谓人生之幸。这里当然有比例不同的原因，比如从十年积累的考生总量中择优，与一般考录没有可比性。但即使不这样比，这是否也能显现出十年并非一张白纸？
凭借手抄书一类手段，知识薪传一直明断而暗续、名亡而实存。如果真是“垮掉”和“断层”，数以百万计的好学生后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垮掉“、“断层”最为活跃和承重的三十年来，为何反而爆发出中国最强劲的发展？
现在，我的一些手抄书早已不知所往。随着出版的开放与繁荣，我的书橱也越来越多，盛满了太多精美而堂皇的套书，不需要我再在油灯下熏黑鼻子。但有时候我会不无惶惑，似乎书已经多得坏了我的胃口，让我无所适从。又觉得新书像富人的宾客，旧书像穷人的朋友，我在太多宾客面前反而有些孤独。
有人说过：借书读时读得最多，买书读时读得稍少，发书读或赠书读时读得最少。这里还可加上一问——抄书读的时候呢？
与一般的读书相比，抄书自有其优点：
一）三读不如一抄，抄一遍有利于增强记忆；
二）抄书是个细活，能迫使你聚精会神细嚼慢咽地读；
三）抄书很辛劳，抄者对这种书总是更珍惜，于是有可能复读得更多；
四）抄书一般只能是摘抄，而摘选需要你去粗取精，因此有利于总揽全局抓住重点，读出某种主动性和超越性；
……
当然，这种手工活毕竟太耗时间，毕竟不足以抵消严重的短缺。在一个信息速生和知识高产的时代，急匆匆的现代人还可能抄书么？
骗书
“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统称“皮书”。这是指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一大批“内部”读物，供中上层干部和知识人在对敌斗争中知己知彼，因此所含两百多种多是非共或反共的作品。如社科类书目里的考茨基、伯恩施坦、托洛茨基、铁托、斯大林的女儿等都是知名异端。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也赫然其中。至于文学方面，《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在路上》（凯鲁亚克）、《厌恶》（萨特）、《局外人》（加缪）、《解冻》（爱伦堡）、《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白轮船》（艾特玛托夫）、《白比姆黑耳朵》（特罗耶波尔斯基）等，即使放到百年以后，恐怕也堪称经典。
经过一段停顿，一九七二年“皮书”恢复出版，虽限于“内部”，但经各种渠道流散，已无“内部”可言。加上公开上市的《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一类，还有《摘译》自然版和社科版两种杂志对最新西方文化资料的介绍，爱书人都突然有点应接不暇。春暖的气息在全社会悄悄弥漫，进一步开放看来只是迟早问题。如果说一九六八意味着秩序的基本恢复，那么一九七二是否意味着文化的前期回潮？这是一种调整还是背叛？是文革被迫后撤还是文革更为自信？
从后来众多作家、学者的回忆来看，他们的青春岁月里都有“皮书”的影子。一些观察者还把“皮书”暗潮与后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直接联系，与我的感觉大体相通。
书店里重新有了活气。我认识的省内各位老作家和老编辑，也在这时陆续离开乡村或干校，回到城里操持旧业。他们恢复了两个文学期刊，从来稿中发现我，几次让我来省城开会，于是提供了更多求学机会。当时省城里最大的两家书店都有“内部图书部”，一般设在二楼偏僻处，购书者需凭相当级别的介绍信方可进入。不过这种管理措施实嫌粗糙，一纸介绍信算什么？用蜡纸和钢板成功伪造过印章的学生娃，伪造过大串联证明、肉票、火车票以及病历的家伙，还能被一张介绍信难倒？这一天，我和朋友用草酸溶液把一张旧介绍信的字迹退掉，再烤干纸片，小心执笔，填上购书内容。
我们须穿得像样一点，比方借一件军大衣（内部么，干部么，不能衣冠不整）；还约定到时候不能过于急切（公差么，让人提不起精神）。有关台词也设计好，到时候一个要催促，表示出对购书毫无兴趣；另一个要表示为难，似乎职责所系，不得不公事公办。如此等等。
照看“内部”书的是一大妈，果然没看出什么破绽。看我们爱买不买的样子，反而有了推销的热心，表现出当时少见的业绩意识。
“这本书很反动的，很多人都来买的。”她拿出一本我忘了书名的书，舍不得我们离开，“你们不拿去批判批判？”
“真的有那么反动？”
“我还会骗你？我都看了，里面有爱情！”
“首长说了，爱情就算了，我们主要任务是批判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
“生活作风也要抓呵。你没看见现在有些年轻人不学好样，骑一辆自行车油头粉面的，我看了就恶心！”
我们终于被说服，给一个面子，买下了这一本。对方很高兴，见没什么再能吸引我们，便说仓库里还有些旧书，不属于“内部”，是否要去看看？这样，我们跟着她来到仓库，穿行于架上、桌上、地上的各种书堆，在浓浓灰土味中又挑了一些。大妈给这些书打包的时候，有一种眉开眼笑的成就感。
当然，诈骗犯也不是次次得手。有两知青曾因伪造借书证败露，被挂上大牌子，在省图书馆门前整整示众一天。另一次，一知青朋友被捕。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不知道这家伙在警察面前能否扛得住，急忙做好应变准备，包括把家里所有“内部”书清出来转移，怕万一被发现，扯出藤藤蔓蔓，多出一条罪名。几个月后嫌犯回到家里，原来他是卷入一桩销赃案，只需要退赃款交罚款，倒也有惊无险。我这才去取回自己的书。不料替我临时保管书的那位脑子里进水，一直没把这些书当回事，听任来客东一本西一本地拿走了大半，事后又不记得来客是哪些人。
我悲愤莫名，恨不得同这个饭桶大打一架。
醉书
朱某是一工人，写过很多诗，但从不参加官方支持的工人写作组，只是把纸片拿给三两密友看看，看过就撕碎，觉得这就是诗歌的正常结局，是保证写作纯洁性的必需。他从无存稿，不允许朋友为之传播，所以我无法引用他的作品。我只记得他的诗句总是别出一格，让人惊悚和伤心、而且脑子里乱套，好几天里对任何生活细节都警惕兮兮，差不多是一只受惊老鼠。波德莱尔，艾略特、庞得……是他经常提到的名字，就像后来一些知名诗人那样。因此，我总觉得诗坛里还应有一个名字，但他最终当老板去了，遇到我时也不再谈诗，只谈股票的走势。
胡某也是一工人，有自己单独的书房，还经常向我偷偷提供“内部”书——这因为他父亲是官员，后来还进京出任要职。我在乡下时，他常常写来超重的信，用美学体系把我折磨得头大。休谟，康德，尼采，克罗齐，别林斯基、普列汉诺夫……天知道他读过多少书，因此无论你说一个什么观点，他几乎都可以立刻指出这个观点谁说在先，谁援引过，谁修正过，谁反对过，谁误解过，嘀嘀嘟嘟一大堆，发条开动了就必须走到头。因为他成为某电机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我后来与他断了联系。他为什么要改学电机？他那些超重的美学怎么说丢下就丢下了？
那时，老一代知识分子因书惹祸，大多谨言慎行力求自保，倒是一些少不更事的青年可能读得率性和狂放，在社会底层藏龙卧虎兴风作浪。秦某也是这样的书虫。他长得很帅，是我哥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一个未遂的地下组党计划，还曾在他们这个跨省的朋友圈里一度蕴酿。有一次他坐火车从广州前来游学，我和哥去接站。他下车后对我们点点头，笑一笑，第一句话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大不一样，那本书并不代表他成熟的思想……”这种见面语让我大吃一惊，云里雾里不知所措，但我哥熟门熟路立刻跟进，从维特根斯坦练起，再练到马赫、怀特海、莱布尼兹、测不准原理以及海森堡学派，直到两天后秦某匆匆坐火车回去上班。在这个哲学重灾区的两天里，我根本插不上嘴，只能做些端茶上饭的服务。他们也似乎从不觉得身边有人，只是额头对额头，互相插话和抢话，折腾出各自的浑身臭汗。我的未婚妻来过一趟，送来蔬菜和水果，秦某看都没看一眼。
老妈要我哥去打瓶酱油，其实是想让儿子歇歇嘴。没料到我哥出门，秦某也跟着出门，似乎不愿浪费一分一秒，不惜把哲学战争一路打向杂货店。
奇怪的是，这位哲学狂人后来金盆洗手而去，听说是结婚了，离开航运公司了，替朋友去澳洲打理生意去了，相关消息有三没四。就像前面说到的朱某和胡某，他一直未能在新时期知识界喷薄而出——其实他比我见过的某些教授要聪明十倍，完全有这种可能。他卖过血，他妹妹卖过血，以筹集他游学全国的经费，一切似乎都正是为了这一天。
作为我心目中一个个亲切背影，作为文革中勇敢而活跃的各路知识大侠，他们终究在历史上无影无踪，让我常感不平和遗憾。也许有生活难题捉弄了他们？有性格毛病羁绊了他们？也许他们清高得不屑于浮出地表，不屑于在名人圈里对牛弹琴？
事情还可能是这样：在一个没有因特网、电视机、国标舞、游戏卡、MP3、夜总会、麻将桌以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代，在全国人民着装一片灰蓝的单调与沉闷之中，读书如果　不是改变现实的唯一曙光，至少也是很多人最好的逃避，最好的取暖处，最好的精神梦乡。生活之痛只有在读书与思维的醉态下才能缓解。何以解忧，唯有文章，是之谓也。因此，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或者说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反而最可能产生精神渴求；而一个机会密集、利益汹涌以及享乐场所环伺的时代扑来之时，真理的镇痛效应和制幻效应是否会如期减退？醉汉们是否应该及时地清醒还俗？
那么，我应该为他们不再需要镇痛和制幻而欣慰吗？应该为他们在知识苦恋之外找到更多的兴趣、忙碌、实惠以及体面而庆幸吗？
或者我不应该为他们的失踪而欣慰？不应该为自己一具幸福皮囊下迅速繁殖的平庸而庆幸？
to be or not to be?（是还是不是？）
一代失学者的漫长假期早已结束了。文革远退到三十多年前。文明似乎日益尊贵、强盛、优雅、丰饶、金光灿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关。一颗颗灵魂在舒适而惬意地入睡，不需刺耳声音的惊扰。正如一研究生曾三番五次地问我：“老师，学文学到底有没有用呵？”我看得出，他一直没在意我此前的解答，不过是想在交出论文之余，再次求证一下他的文凭到底能否升值，能否给他带来一百万或两百万，能否让他过上出人头地的好日子。我终于沉不住气：“我容许你把这个问题问一遍，问两遍，问三遍，但不容许你问第四遍！”我甚至扭头就走，回头再补一句：“如果你并不爱文学，现在改行还来得及！如果你对什么也爱不起来，现在退学也来得及！你其实 不必要太亏待自己。”
我肯定把他吓坏了。
对不起，我忘记了他并非圣徒，只是一个娃娃。从他所处的康乐时代来说，从他眼下远离灾难、战争、贫困、屈辱的基本事实来看，他确实没有太多理由热爱文学，那么累心和伤人的东西。
这是他有幸中的不幸。
2008年5月
韩少功 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长沙，现居海口市，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等，散文《完美的假定》等，长篇小说或散文《马桥词典》《山南水北》等。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曾获中国内地、台湾、法国等多种文学奖项。
魏庄
发布: 2008-11-01 11:52 | 作者: 王安忆
七十年代是壅塞着许多大事的十年，这些大事，是曲折地波及到处在局部的个人生活。历史的动因在漫长的传递路途中削弱了冲击力，但能量并没有消解，只是分散了，不知道将在什么时候，又是以什么形态，体现出作用。回想起来，魏庄，是可用来象征这一点的。
魏庄属徐州郊区铜山县。直到八十年代地市合并，徐州是地区和市分而治之，地区由八个县组成，行署设在徐州市内，而徐州市的占地事实上又在徐州辖区铜山县，就好比美国首府华盛顿是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用地。地区和市各有优势，地区八个县土地平坦广袤，特产棉粮豆麦；河流穿行，湖泊相衔，就有渔业；因是在鲁地，承继儒家耕读传统，教育兴盛，有诸多名校——我们团座落火车站，出门常遇问路的乡下人，对女孩称作“大姐”，男孩则尊称“学生”，可以见出对知识的敬意。徐州市有铁路，矿业，这两大项直属于国家统一体系，就使这城市具有了较为开放的背景，由此再延伸出电力，机器制造等工业。其实，徐州是富庶的，但像我这样，来自于商业化城市上海，对富庶的认识不免是狭隘的，总是嘲笑它商品的单调，店铺的简陋，街道的乏味，风气的俗俚，北地粗砺的水土则又使它格外显得荒凉。八十年代初，我到北京学习，领略了薄瘠的生活，其时，北京的配给中还包含着粗粮，方才意识徐州的肥腴。徐州的菜式是烈火烹油之势，用料糜费，透露出物产丰饶的气息。火车站总是人迹杂沓，饭馆里进出四乡上来的乞讨者，似乎气度都很轩昂，饭馆里人撵赶得急了，是可与人对骂；再要遇我们这样不懂本地忌讳的外乡人发出“不要脸”的厌声，那么，对骂的双方就一并责斥：什么是不要脸？怎么不要脸？你们懂什么不要脸！即便行乞，也是大国子民的尊严，不可辱的。在纲纪松懈的火车站，计划外的自由经济堂而皇之，沿广场周边挤挨着，干果，瓜枣，熟鸡蛋，自制的饴糖与饼馍……都是来自八个县的农人，蹲在地上，守一个篮子，上面盖了毛巾，执法人员巡查过来，毛巾一遮，天真地一笑，双方心知肚明，就过去了。行贩多为妇女，作风精明泼辣，当要质疑她的秤，便扬声叫：我的大妹妹啊！像是有无限的诚恳和委屈。这就是徐州地区的乡民。
我们地区文工团是在一九七六年开春时节来到魏庄。我曾在许多篇小说里写过我们团，一个地区级的全民所有制文工团，前身是江苏省柳子戏剧团。“文工团”这名字听起来就像战地服务的军事组织，事实上只不过是那时代里对综合文艺的命名。歌舞，曲艺，戏剧，确实有着灵活机动的战斗性功能，可适应繁简不同的演出场合。这类短小精悍的团体在推行样板戏的七十年代初期，几乎一无二致地扩充编制，提升标准，足够排演全场的芭蕾舞剧。一时间的辉煌过去，臃肿的人员立即成为沉重的负担。在这最先进的国家体制之下，财政要开支所有演职员的工资，而且，因效仿样板团待遇，每人每月格外贴补营养费，对以农业为主体经济的地区，如此开销不免是过奢了。现在回忆，文工团的生存一直处于忧患之中，也许不是以经济的方式，但实质依然是经济的，虽然市场的时代远未到来，政治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们团被定出演出场次的指标，而在此之前，我刚进入文工团的一九七二、七三年，慰问军队和省级汇演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相当数量的演出场次要求有充足的剧目，在剧目上，我们团提早地经历了投资失败所带来的危机，当然，还是以政治的名义，但遭受重创的是财政。准备上演的一出大型歌剧被批评为替刘少奇翻案的“毒草”，没什么可商量的，只得下马。此时，出去学习，抄谱，置办服装道具，还借人调人——每一次排演新戏，都怀着极大的期许，期许从此翻身上马，柳暗花明，于是大张旗鼓，等剧终落幕，紧接着就是遣散借调人员。我们这些年轻男女，是文工团里的小辈，文工团沿袭着旧式团体的风气，像个大家庭，凡事都有长辈扛着，我们百事不管，只是将些流言传来传去。听说事情发生以后，团里的书记——这名书记的形象，气质，装束，言语，都像是农村生产大队的书记，以此也可见得我们这个地区文艺团体的性格——书记说出一句极惨痛的话，他说：我现在要死都没处可死！
这一年的魏庄之行，带有卧薪尝胆的意思。旧历年前，我们去江西九江文工团学习了一部新歌剧，《模范山乡》。其时，全国文艺略显复兴的气象，八部样板戏外，又创作并且钦定了几部，纳入样板，比如京剧《杜鹃山》，芭蕾《沂蒙颂》。除此，各地还出台了一些不算样板却也准许演出并且传播的歌舞戏剧，各级军队地方每年一度的文艺汇演，就是对创作的鼓励支持。虽然文艺政策拘谨，政治第一，但国家一统，亦能集中财力人力，也有另一种活跃。总之，全国八个样板戏的局面已呈破冰之势。《模范山乡》说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历史早有明鉴，不会再生政治嫌疑，音乐是以兴国山歌为素材，老区的民俗，也不会产生文化上的歧义。于是，我们团就在它身上开始新一轮的押宝。在此之前，我们团和地区另几个剧团，梆子和柳琴，联合举办大规模的招生，四乡八里热爱文艺的青年纷纷来此报考，考试进行了好几天。这一回，我们团招募的多是声乐和器乐，说明有意识地向转型准备，从歌舞曲杂转向大型歌剧。这样的转型在我们团短暂的历史上发生过无数回，每一回都是受具体剧目的驱使。歌舞曲杂转向歌剧——为排演湖南省歌剧院创作的歌剧《农奴戟》；有两度转向芭蕾——先是《白毛女》，后是《沂蒙颂》。每一次为转型招来不同特长的人，也因此，我们团的人材很杂，做什么的都有，排什么都缺人，多少也反映了建国以后新文艺的面貌。就这样，新招来的人员以实习的身份参加排演《模范山乡》，勉强凑齐一个单管制乐队和四声部合唱团，出发往魏庄去的早晨，站了满满一院子，上车则有一行，浩浩荡荡驶过狭窄的石子路，往乡间去了。
离开城里的驻地，去到郊县排练，是为排除干扰，也为向上级部门，地区文化局明志，其实有些夸张，可怎么办呢？我们团总是不景气，消耗一大堆财政，却不能有一点可喜的成绩，为领导长脸。不是不努力，而是世事不可测，我们掌握不了事态，只能在姿态上做文章。否则，真的很难解释，凭什么要在这么一部粗糙的歌剧上大动干戈。这部大戏，除了政治正确以外，从情节到音乐都很平庸，看不出有其他成功的希望。我们蜗居在这一个偏僻的村庄里，日以继夜地排练着。好在，我们团已习惯这样漂泊的生活，比较巡回演出，至少是安定的。到周日休假，有家眷的回徐州一趟，当天就可来回。也有家眷来探望的，顺便领略田园风光，再买些农副食品回家。所以，日子过得还不坏。
魏庄是个生产大队，提供给我们几处空房，供住宿和排练。宿舍全是地铺，铺草尽够。乐队排练在村庄前面半里路的一间小屋，大约本是一间场屋，供看场人住，如今场院改了地方，便闲置下来。场屋有里外两间，外间大，里间小，只够安置一张床的，住两个人，看守乐器谱架等物什。早上开排，弦管鼓铙齐作，但因天地广阔，有更大的沉静，倒也不显得多么喧闹。村庄里的气氛就哗然了，合唱练声，演员排戏，又有起居饮食，于是沸沸扬扬，活脱是个小世界。伙房占了两间屋，一间起炊，一间供烧饭师傅住宿，露天下摆一些桌凳，就作饭堂。印象中从没有过下雨，否则又到哪里去用餐？虽是在乡间居住，可并没有做农活，还是和市里一样作息，却都胃口大开，多几倍的食量，大约是空气清新，思想单纯的缘故。每到开饭时间，伙房门口就挤满饥饿的人，用极大的缸和盆打饭打菜，风卷残云地吃毕，再等下一顿开饭。我们团到魏庄后，临时搭建了一口锅炉，供全团人喝水和洗用。原先团里烧锅炉是由传达室大爷兼任，此时大爷要留守文工团，不能跟随下乡，原则上就由全团人轮值。但要轮到我们这样没经验的人，只会让锅炉自生自灭，所以，事实上还是靠几个会侍弄锅炉的专司。魏庄真是一个文明的村庄，它竟建有公共澡堂，每周一次开放。到了这一日，乡人们早早地起来，带着肥皂毛巾，干净衣服，结伴往澡堂去。澡堂就是在一间空房，水泥地上砌一座大池子，大炉子从天不亮燃着，一桶桶水烧开了往里担，最终如何放水从来没想过。我们不惯泡澡，也嫌泡过澡的水不洁，所以更要赶早，早在乡人下池之前，用脸盆舀出池里的热水。前一晚就开始紧张，相互约定叫醒，次日清晨，三星还在天边，就已经上路。洗出回来，太阳刚刚升起。这一日，乡路上络绎着的，都是披散了黑发，红扑扑脸的女人，有意放缓了脚步，享受身上的轻暖清新。
回想魏庄的日子，是宁和而悠闲的日子，不知不觉中，冬去春来。去的时候，身着冬衣，夜晚的风还很料峭，麦子也沉寂着，一夜之间，树梢和田地全都绿了。有一个星期天，同事的妹妹，也是我的好友来看望，走时由我送行。走在高高的堤坝，太阳将身影投在坝顶晒白的土路上，就好像看着另一个自己，小小的，活泼泼的，新鲜的生命，心情忽变得豁朗。青春期的抑郁，前途的叵测茫然，还有情感上不尽如人意，如氤氲散开。北方的田野，即便在春阳下，也有着一种静谧的荒漠。在这空廓的天地之间，时间似乎是停滞不动的，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人和事，也休想在我们身上发生例外。一股更大的茫然笼罩了，但不是哀戚，而是，很奇怪地安稳着。可是就在这偃止的声色中，剧变却向我们临近。
这一日，忽召集全团大会，文工团的书记——另一位书记，我们更换领导相当频繁，总是指望新的领导带来新的气象，这位书记是黄白的脸色，长年有些浮肿，很少见他笑容，很缄默，凡来到文工团任书记，多是沉郁和焦愁的表情，他不会像前一位书记那样说出惨然的话，倒也不是说他能有什么办法，处境依然是窘迫的，但他显然有更为开放的思想，因而他的忧患也更深沉——此时，他站在一面土墙前，昏黄的电灯在他脸上印下几片阴影。他的脸色更不好了，并且，忧心忡忡。与其说接下来的不安是来自他所传达的内容，毋宁说是由他的神情造成。他的可说是哀伤的面容，给人强烈的印象，似乎是，有什么大不幸发生了。书记方才从徐州地委领了指示，受命下达于各基层单位，说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有暴徒滋事，是又一场斗争的新动向。他很快结束了传达，宣布散会，各种乐器的练习曲又在四下里响起来了，那些最勤奋的乐手继续练琴。余下的人颇有深意地沉默着，忽而交换兴奋的眼神，那都是较为年长的人们，历经中国政治的时局变化，他们善于从只言片语中捕捉信息，并且分辨虚实真伪。之后的几天，他们成了广播和报纸的爱好者，无论广播还是迟到的报纸都是发布新华社通发稿，可经过他们的评述和演绎，越来越多的内容呈现了。在七十年代的中国，有的是这样的时政分析人材。渐渐地，所有人都相信，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大事情，这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它离魏庄多么遥远啊！不止是地理的概念，还是政治的。如魏庄这样的地方，是历史中的永恒背景，在任何激荡的世事里，它都居不变应万变。而我们团，要浮躁些，很难避免骚动，可又只是细碎的忙碌，被余波煽动起来。多少是盲目的，要等若多时日过去，拉开距离，从全局观，方才可归入历史。
最初的骚动过去，事情又回复到原先状态，依然排练《模范山乡》。春深了，天气越来越暖，麦子黄了。村庄里总是一股柴火气，来到村外，面对田野，就有蓬松干爽的麦香扑来。我们也要走了，回徐州去演出，然后再往地区八个县巡回，往北再往南，到最南部的睢宁县已经是仲夏。
这一年的夏季非常炎热，睢宁的剧场是新造，舞台很大，外观也不错，可是没有宿舍。我们为节约成本，不住招待所，而是就地解决。每晚演出结束，男团员四散在舞台和观众席，寻通风凉快处席地而卧。女团员安排在剧场顶楼，说是顶楼，其实是屋顶下的夹层，经过白昼里日头的烤晒，又经过晚上舞台灯光从底下的传热，这夹层就好比火上的热锅。夹层里也没有水管和下水道，洗用的水，必要从底下打了，通过灯光间的侧梯，一层一层端上，再一层一层端下倒去，女孩之间经常为窃水的事情口角。最热的时候，女孩也下楼睡在剧场，将座位翻下来，连成窄窄的一条铺，在扶手底下躺平。剧场里也是热，睡了一时，就有人热醒，三五结伴到剧场外大街上买瓜解暑。卖瓜人是睡在板车下面，随时爬起来接纳生意。午夜里，没有一丝风，整座城捂在高温，白日的光照和人的体温里，沉甸甸的热里，不时透出说话声和蒲扇扑打的声响，四处都是无法入睡的人。捧了西瓜回来，昏沉沉地吃，温乎乎的西瓜汁淌在地上，又反射出一些热来。反复折腾，天边已经亮起通红的晨曦。开演时分，灯光亮起，帷幕徐徐拉开，展露出瑰丽的人和景，人们绝想不到，这地方经过了怎样流民的，失所的一日。我曾经去睢宁县人民医院体检，企图检查出些问题好请病假回上海。人民医院清洁宽敞，墙壁刷得雪白，似乎也不显得那么溽热难耐。医生护士穿着白大褂，脸色清爽，更使人感到自己生活的不堪。检查报告出来，一切正常，又写信给家里，让母亲写一封信来，编造一个事端，让我请事假回上海。来回折腾的时候，传来唐山大地震的消息。因是在如此混乱焦虑的处境里，我们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震动，似乎没有余暇关心自身以外的事情。演出结束终于放了假，再从上海回到徐州，徐州遍地防震棚。我们团从火车站的院落里搬到地区行政干校大院，在那里的空地上，盖起了防震棚。
魏庄故事早已经结束，这是后续的后续了，但又似乎并没完，从它源起的事端还在向前发展，并且加速行进。假期中，毛泽东逝世，从上海被召回徐州，来接站的同宿舍的女孩，一身缟素，辨梢上系了宽宽的白发带，正应了一句俗话：若要俏，常带三分孝。看上去，格外有一种韵致。文工团的女孩，就是比旁人不同些，在那样简素的时代里，依然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流露出妩媚的女性气质。经过一个煎熬的暑天，秋天显得格外爽朗。天高云淡，极远处可见南迁的雁阵，呼吸都是轻快的。似乎是和时局不相宜的情绪，可季侯就是这样笼罩着天地人，以它自有的气息，是不是其间潜伏着更强大的意志？而我们，是政治社会中小而又小的单位，在纪念碑式的历史的缝隙里，自成格局，度着一己的悲欢。在接踵而至，更剧烈的震动，也就是四人帮倒台，我们自然也是兴奋的。文工团的人总是喜欢热闹，虽然谁也不真正了解政权上层在发生什么，但严谨的政治生活总归是束缚人的活泼劲。我们团即兴排演的一出活报剧，表现四人帮的丑行，在此剧中，可说大大释放了我们团风趣的天性。扮演张春桥的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保田，他着一身深色制服，戴琇琅架眼镜，摇一柄折扇，前进三，后退二地上场，真是活脱脱的。听老演员说，李保田行的是柳子戏里的扇子功。他幼年进江苏省戏曲学校柳子戏班坐科，习的是武丑，后来毕业，柳子戏专成一团，放在徐州地区，就是文工团的前身。这一个古老的几近失传的剧种，有着严格的程式，我想李保田日后事业上再走远，那也是压箱底的货。看电影《有话好好说》，他与姜文在饭馆里谈判的那场戏，一句一句地压上来，忽有一瞬松弛，再压上来，无限激越，看得出其中就有技术的训练，单靠体验派的现代表演教育是达不到的。
明澈的秋天过去，冬天来到，我们还是住防震棚。地震的警报时有时无，传闻紧张时侯，夜里还安排轮值，排在凌晨那一班比较艰苦，从暖和的被窝和睡眠中生生地被叫起。但我们也挺会消磨，在炉子上烤红薯。所谓值班，就是守着地面上一只倒置的酒瓶，一旦倒下便吹哨敲锣。一整个冬天里，除了我们自己不小心推倒，没有一次自行倒下。红薯烤熟，香气四散，慢慢吃完，值班时间已过去。与接班的交割，回进棚里再接着睡。
地震棚直接搭在泥地上，芦席铺顶，很长的一条，生了炉子。也不觉得冷，但早上起床，被上都结了霜。那一年，我走路明显感到腿沉，拖不动似的。从剧场演出完回行政干校，下车后需步行一段，途中有一个坡度，每每走到那里，就感到吃力无比，就好像梦中人走路，心里急却使不上劲。后来一临近这段坡路，心中陡生恐惧。我以为我一定是患了严重的关节病，家里寄来一双护膝，却也无济于事。去医院检查，没有任何结果。很多日子过去，社会开始对精神卫生有所认识，抑郁症几成流行病，我读到其中有一症状，就是关节障碍，不由想起这一次疾患。不知什么时候，我忘记了病痛，意味着它不治而愈，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复发。那一个冬天，确实是个沉郁的冬天，我们在行政干校的防震棚住着，多少是因为房屋紧缺。火车站的本部院落，已被文工团膨胀出来的人口占满。又一批男女结婚生子成家，从宿舍搬出，独占一室，原先的集体宿舍已分割成多个单间。我们这些单身的只得留在防震棚里，日常工作移回了本部，我们早出晚归，上班下班，每日都必经过那条令我胆寒的坡路。
时局确实在变化，许多禁演的剧目开放，我们团开排大型歌剧《洪湖赤卫队》，春节隆重上演。除夕夜首场演出，我发着高烧，一个人睡在防震棚里，昏沉中感觉有人走进防震棚，大约看见棚里有灯光，是我们团的会计。走过来在我额上摸一下，说了声：烫人！走了出去。我以为他要去喊人，事实上一去不回，而我也睡熟了。次日清晨已全面退烧，晚上还是到剧场演出。我们团寄予厚望的《洪湖赤卫队》只演了十一场便封箱落幕，因为电影《洪湖赤卫队》重新公映。时代在朝好的方向转变，可我们团却日益窘迫，每一次谋求新路紧接着就是遭受重创，人心涣散，都盘算着如何离开文工团。社会在一夜之间打开无数扇门，突然间涌现那么多可能性，简直目不暇接。令人惊讶的是，经历了那么多，意气已经消沉，却发现，还有充裕的时间，我们都还年轻，来得及开创另一种命运。这在某种程度上将我们团往下坡路上又推了一把，我们团留不住人了。
我们团在一起时总是给人颓败的印象，没一件事做得顺当，可分成个人，后来证明都发展得不坏。李保田是不消说了，有一位美工师去了北京艺术研究院；一位圆号手考入艺术院校，毕业后留校；有歌唱演员和演奏员调入省歌舞团和大军区文工团；有自建民乐团名扬海内外……看起来，我们团当年方针动摇，目的不明，招募人员杂沓不齐，但却很识得人材，作为个体，都有些斤两。
关于《模范山乡》还有一件事可说，就是彩色剧照。我有一个演员队里的同龄好朋友，在《模范山乡》扮演一名村姑，戏份不多，但也拍得一张剧照——白军清乡后，从藏身的壁橱里钻出，两手推开橱门，屈膝探身。这一张照片拍得极好，都可印成明信片发行。心中很是羡慕，并且有一分戚然，想到也许不等有一张好照片，青春韶华就将流逝。文工团的男女普遍年轻，大多在十二三岁招来，满二十岁就有成人感，特别能感觉年华易逝。有一次去地区医院，听医生唤我“小女孩”，十分的不适和反感，这就是我们对年龄的概念。想不到之后还会有很长的岁月要度，很多的改变要经历，会拥有很多很多、多到令人厌烦的照片图像。七十年代是个家国情怀的年代，可在我，总是被自己的个别的人与事缠绕，单是对付这么点儿零碎就够我受的了。并不经常地，仅是有时候，我会从壅塞的记忆中，辟出一个角，想起魏庄。那一个午后，送走访客，走在春阳下的坝顶，非喜非悲，却是有一种承认的心情，承认这一切，于是就要面对。
2008年7月1日于上海
王安忆小说家。1977年发表作品，迄今出版长篇小说《长恨歌》《纪实与虚构》《启蒙时代》等十部，中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小鲍庄》《三恋》《叔叔的故事》等多部以及散文、论述、剧本等，共计约六百万字。曾获茅盾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并有作品翻译成英、法、德、意、俄、日、韩、越等文字出版。
我在四五事件前后
发布: 2008-11-01 11:48 | 作者: 阿坚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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