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肖尔:《南明政权》,第207页.
②1662年1月22日,缅甸国王猛白将永历皇帝装进一顶破旧的小轿,抬上船,送到离阿瓦不远的昂格宾尔的吴三桂营寨.永历还以为是将他送到李定国的营寨去,直到见到了一个清朝官员,才发现上了当.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8页.
③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94—195页.据汉文资料说,永历皇帝死得极庄严.史载吴三桂刚一抓到他,即伏地叩头,答应送他回北京参拜祖陵.后来有些士卒密谋营救永历皇帝,但事情泄露了.吴三桂迫不得已,只好杀掉了永历.有一条记载说,吴三桂请永历帝到北门边下棋,借此机会把他与他的太子一并绞杀了.传说当时凶兆并见,一龙盘旋于云南府城上空,人人都能看到.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09页.
--------------------------------------------------------------------------------------------------
第四节 清廷信用汉人的后果（第十四章zhuanzhi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当时,满人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征服南部中国的,他们不得不依赖归附的汉人来完成这一任务.然而,他们显然并未预见到这一军事方针的危险后果.首先,最为显而易见的是,清廷实际上是授予了吴三桂及另外两位协助征服中国南部的藩王耿精忠、尚可喜无法抑制的权力.事实上,清朝已经出现一种贵族势力的威胁,本来它担心这种威胁会来自满洲内部,但现在它却从汉人军事贵族身上体现出来了.吴三桂的亲王地位,以及作为其仆从的私人军队,正是多尔衮及顺治一直避免使他们自己的满洲贝勒得到的那种割据力量④.为了维护皇权,清廷迟早得回击这个威胁.当这个时机来到时,内战注定会爆发.
其次,也是更为根本性的后果,是满人对军权的垄断地位的丧失.这一点在1660年陆光旭事件中就能清楚地看到.陆光旭1651年进士及第,他在任陕西按察使时,于1660年9月上章抨击满人的腐化现象.他列举了满洲贵族处处阻格按察使的批评之事,还指责他们在各省的军事行动,尤其是他们对民众竭泽而渔、僭权妄为的行为,等等.①清廷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来详细讨论陆光旭的奏章.在会上,大学士、礼部侍郎兼吏部侍郎梁清标为汉族官员的意见做了辩护.②梁清标也是在明朝科举及第的.在会议的讨论之中,陆光旭提出的意见变成了一个程序性的问题.对在军事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像陆光旭这样的按察官是否有权议论?这类敏感的问题是否仅仅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限?满官对此的意见是:汉官不应涉足军务.
凡议军情,汉官从未与议.果汉官与议,而置其言于不论,辄自擅专,臣等自应甘罪.③
在另一方面,梁清标则认为,满汉官员对这类事务都应不受限制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双方可以事先草拟出建议,这样就可以找出双方意见的相异之处.虽然顺治皇帝并未特别表示赞同这一方法,但当时他确实肯定了陆光旭上章论奏军务的权利,这就等于允许高级汉官参与对军事战略问题的讨论了.满洲贵族关于唯独他们才有这一权利的意见被否决.④
皇帝决定让汉人参与制订军事政策,反映了汉人在战场上的实际领导地位.它还进一步坚定了皇室早已形成的一个决心:不把满洲贵族和旗人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特等阶层,实行分封.当多尔衮一旦在汉族士大夫身上发现了他自己统治这一国度的关键线索,他就决心不要在中国内部形成一个凌驾于这些皇位拱卫者之上的食封阶层.这并不是因为封建军事精英的政府与那种儒家官僚体制两不相容.如果多尔衮当时访问过日本的话,他就可以发现确实有可能建立一个食封——官僚体制,在这一体制内,军事贵族服从于一个藩国的封建律令,同时又作为其国君的官员,领受特定的俸禄与官品.有着明确的结果与酬劳的封建义务,就这样维持了那种显然应被视作一种封建军事阶层的伦理责任.①
但是满、蒙及汉军旗人不可能在儒家的文官体系内长期担任这样一种官僚角色,而不放弃其军人身份.②正因为皇室需要将满洲贵族、汉人藩王及新的汉军旗人的最高阶层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所以就需要使一个完全的文职官僚体制永久存在.③如果清朝的八旗贵族不想完全成为能够拥立皇帝的权臣,像当时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人一样,那么,他们就必须与另一种文职政府的代表分享中央与地方的军权,同时,不得不在同那些与自己有区别的官僚竞争时,接受其价值观念.①
由于文职官僚体制深深地扎根于儒家的政治价值观之中,而且在根本上由它所维系,这就转过来无情地嘲弄了武夫们永久保持权势的理想.②只要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依然存在,士大夫的美德就会占据优势:学识渊博,谙熟伦理道德,精通书画,兼文人和官僚于一身.因而,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清廷十分成功地支持了自己在旧归附者及新承皇恩者中的儒学盟友,结果使得军人去竭力效仿文臣.有抱负的武将凭其举重、舞戟、开弓的本领来划定等级,这是在体力上对八股文东施效颦式的模仿;而满洲旗人,则力图成为经学家和诗人(虽不一定高明),以跻身正式的文臣队伍,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①到了18世纪中叶,绝大部分旗人已经既不会骑马,也不会狩猎了.其中居住在北京的大多数人,成天以饮酒、赌博、看戏、斗(又鸟)度日.②到了20世纪20年代,清朝早已灭亡,占城市人口不小比例的北京旗人,不是当了黄包车夫,就是做了警察,职业五花八门,但已无权无势了.这就是约3个世纪以前曾在中国大地上纵横驰骋的武士的后裔.③
第四节完
--------------------------------------------------------------------------------------------------
④神田信夫:《三潘在清初地方政局中的角色》.
①在三藩之乱前,八旗兵并未在全国系统地驻防.在北京周围及满族故地的辽东南部,有一军事警戒线,在有动乱的地区,也临时驻扎八旗兵,但没有正规的编组安排.这也许是地方官有这样的抱怨的原因之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63页.关于当时清军对松江居民的索求,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116—118页所载碑文,有具体记载.
②《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39—40页.
③《世祖实录》第一四一卷,第9—10页.
④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58—59页.
①"关于武士道精神的正规教育与整体环境,极有力地诱使人们为之效忠,时时提醒他自己是社会的主宰,国家的卫士."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第31页.
②事实上,由于清廷委派了大批八旗将领去管理官僚机构,尤其是各行省地方政府,以致他们对八旗兵的统帅受到很大削弱.汉军八旗将官缺员最甚,因为许多汉军旗人被委派担任了国家行政工作,至17世纪60年代中叶,臣僚奏报康熙说,某些都统、参领软弱无能,不能克尽其职.吴卫平:《八旗兴衰》,第71—78页.
③清朝的统治体现了中华帝国后期的两个社会阶层间的妥协:武官与文臣.正是这两个社会阶层间的分离,导致了明朝后期的危机.它们之间的分离是从16世纪末叶在中亚边境及在朝鲜抵抗日本人的战争中开始的.与日俱增的军费开支使得国家财政枯竭,这反过来造成了激起17世纪20到30年代的农民起义的条件.农民起义的爆发,又反过来造成了使武官与文臣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的条件,使得前者的地位超过后者.满人的统治体现了这两个阶层间一种新的稳定关系,一种妥协,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阻塞了低级社会阶层在政治上的活动余地."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125页.
①17世纪转折时期,由帖木儿帝国的采邑主所支持的地方骑兵部队被集中于奥斯曼首都的新常备军所取代.奥斯曼帝国军队不仅使国家财政枯竭(1669年,预算的62.5％是花在兵俸上的),而且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特权,包括包税专利权与广泛的农业开垦权.奥默·巴尔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17—25页.关于涨价对近卫军——奥斯曼军事机器的"利刃"——的直接影响,见威廉·H·麦克尼尔:《欧洲的大草原边境》,第57—60页.
②一个抵消性的影响力是皇帝本人,尤其是像康熙这样的君王.围猎的目的就是为了抵制南书房的作用.康熙经深思熟虑建立起了围猎制度,把它作为保持满人尚武之风的一种办法.1683年,康熙率骑兵10万、步兵6万,出游长城以北.神父南怀仁随行.正如他所评述的:"此行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使他健壮的士卒安居如临战,一直处于操练之中,这就是何以在广阔帝国的各个地区都已平定,各省的精兵也被抽调回京以后,皇帝就在这一年极为英明地决定,今后每年举行三次这样的出征活动,各安排在不同的月份.他希望在狩猎的旗帜之下,通过追逐搏杀鹿、豕、熊、虎等,为士卒找到一种新的搏斗活动,这将教会他们怎样去制服反叛,将成为今后真正战争的预演,将防止他的军队在和平时期闲暇、汉式的享乐奢华中松懈软化."H.博斯曼:《南怀仁》,第420—421页.
①正是为了防止武备的废弛,清朝的旗人起初不准参加科举.杜维明:《颜元》,第127页.
②清政府规定,旗人若非任职外出则必须居住在京城.他们沉湎于京城的享乐生活,武技荒废.1746年,乾隆皇帝检阅特选的八旗禁卫兵,发现他们极不合格."弓弱技疏,至不知如何开弓放箭.箭未及靶,往往坠地."驻防福州的八旗兵把战马卖了马肉,1740年,城内有20余家屠铺卖马肉汤.1767年,有令福州驻防兵出征缅甸,许多旗兵不得不乘轿前往.吴卫平:《八旗兴衰》,第82—88页;以上引文见于第86页.
③戴维·斯特兰特:《北京警察》,第25—26页.斯特兰特估计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有120万居民,其中1/3为旗人及其家属.警察中有3/4是旗人.清末出生于旗人家庭的老舍,对20世纪典型的满族旗人曾有过极为生动的描述:"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我曾问过他是否会骑马射箭,他的回答是咳嗽了一阵,而后马上又说起养鸟的技术来.这可也的确值得说,甚至值得写一本书……是的,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毕生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用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老舍:《正红旗下》,第15—16页.
--------------------------------------------------------------------------------------------------
第五节 郑成功的进袭（第十四章zhuanzhi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在遥远的南方最终击败了永历帝复明军,这不仅伴随着军权向汉人手中的转移,而且标志着在长江三角洲大规模反清斗争的结束.长江三角洲仍是帝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因为摧毁了最后一个复明政权,洪承畴与吴三桂也就割断了国内怀有贰心者与皇统的联系.在沿海,还有郑成功及其海军,但当他们真正对长江地区造成威胁之时,各省的官员已使他们在江南的同伙们无所作为了.
自从吴圣兆失败后,苏州南部水草丛生的太湖沿岸地区,及松江西面的泖湖,便成了小股穷苦渔民及非法居住者的领地,他们相机出动"打饷劫掠".①1654年初,这些贼徒有了一个新的首领:钱应.他参加过早年的复明起义,后来在老家潜居数年,接着又复出冒险拉起队伍.他大约召集了30人,有小船10余只,与另一个贼党陆二合伙.但这一群人总的说来还是势单力薄,不过搞些零散的劫掠而已.②
1656年,这伙人时来运转了.该年年初,永历政权的两个信使来到泖湖地区,一为扬州人李之椿,一为僧人丘戒.他们带来了盖有明朝玺印的空名告札十道,并一下子把钱应从本伙的首领及另一伙人的搭档,提升为明朝总兵.一夜之间,钱应及其同伙不再仅为糊口过日子,而是开始招兵买马,征集钱粮(其中有些可能是乡绅中的支持者捐赠的),准备起义了."身一得了札付",钱应后来回忆道,"招的人越发多了,船就有了二三百号".③钱应用捐赠之财置买兵器,以永历政府的告札指派拥有人和船的入伙者为"头目".4月份,密使王秀甫又给钱应送来了更多的告札.关于钱应活动的消息甚至传到了南方郑成功的总部,于是这位海军将领就派王秀甫带着盖有永历玺印的黄绢告札前来,任命钱应为明朝地方官、平南将军.又许以成功之日,任命钱应为江南挂印总兵,陆二为横跨浙江边境的嘉兴总兵.钱应反应积极,王秀甫成了泖湖复明军营地与福建郑成功海军之间的信使.他从南方又带来书信,让钱应多招兵众,预备船只器械,以接应海上的进攻.王秀甫还告诉他,一旦得知吃水很深的海船已离岸出发,他就应在苏松举起反清大旗.①
但这预计的进攻还没来得及开始,钱应就因为在江、浙间来回袭击,此剿彼遁,而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汉军旗人、两江总督郎廷佐虽然不知道预谋的起义,甚至不了解钱应人马的目的及其规模,但仍然认定这类盗贼应该立即剿灭,便在两省同时对他们展开了攻势.第一次战役失败了,郎廷佐的军队仅将钱应水军赶出了泖湖,驱至海上.钱应的船队在海上曾经远至浙江的台州,然后又折回江南沿岸,并于途中击败一支清朝水军.郎廷佐意识到,钱应人马的规模比他预想的要大得多,遂提醒浙江巡抚封锁其南逸之路,接着动员属下的各营人马,进剿泖湖.但钱应听到了风声,及时地逃走了.郎廷佐又组织了第三次进剿.这次,他严格封锁消息,兵分九路,在泖湖外围的不同地点分别屯驻,以避人耳目,又请毗邻的两省派遣兵将这一地区团团围住.1658年2月4日,他的努力收到了效果.松江有人来报告,说看见钱应人船在松江东北部的黄浦江边几个小村之中,郎廷佐立即整军进发,决定亲自指挥这一战役.②
当郎廷佐率部与钱应人马交手开战时,这位总督一开始十分惊异.这是一支比他原来想象的规模要大得多、装备要好得多的舰队.但钱应及其部属同样大吃一惊,他们被包围在驻地之内了,自清军开始进攻,他们就完全处于守势.在混战中,钱应至少有10条战船起火,许多贼徒跳河淹死.陆二及其他几位头目被捕,包括钱应的母亲.此时夜幕降临,钱应得以率数船沿黄浦江遁去,但郎廷佐紧追不舍.而且这位清朝的总督为这次战役曾广做动员,以使钱应发现无论走到哪里,都几乎不可能逃脱追捕.3月17日,钱应及其余下的头目中了清军埋伏,他的部下被杀,许多人淹死了,妻子毛氏被捕.钱氏想乔装逃走而未成,被捕入狱.①
这样,当郑成功于1659年最终决定冒险向江南大举进攻时,在江南已经不存在有组织的起义来接应他了.②有少数人的确曾经起兵响应,但他们的作用微不足道.被捕入狱的约有100人.郑成功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③不过,他的兵力是颇为可观的,有船400只、兵25万,装备精良,多数持盾牌短剑,有些则双手操长柄大刀;上身披有铁片层叠的甲衣,以防御枪弹.④郑成功也有自己的枪炮弹药,及两队黑人士兵,他们以前是荷兰人的奴隶,学过使用枪炮的技术.此外,还有一大队精良的弓手,善于远射,甚至比枪手还厉害.他的盾牌手在整个东亚是最精锐的军队.①守卫南京的清军主要是汉军旗兵,有500满洲兵协助他们.如果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也许根本不是郑成功水陆大军的对手.但是1659年8月4日夺取广州,并在六天后又占领了浙江以后,郑成功未能听取副将甘辉一举猛攻夺取南京的建议,而是决定以小心推进来围困这个明朝的陪都.②
对南京的围攻自8月24日开始,持续了20天.③起初,南京城里的人处境异常艰难,许多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自杀了.在城中甚至发现了数百名支持郑成功的人,称为"羊尾党".满洲将领轻率地决定要大搜捕,处死所有可能的复明分子,但被其他官员所劝阻,他们担心这将引起恐慌.④尽管如此,民众一直士气颇盛.而且更重要的是,郑成功的包围并不严密.有三个城门仍然可以出入,总督郎廷佐得以从周围的农村搞到一些大米,并派人向北方的满洲骑兵求援.考虑到他的士卒刚从西南远征回来,个个英勇善战,郎廷佐决定不再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①9月8日,正当郑成功的士兵出来打柴之时,满洲轻骑兵发起了进攻,占领了郑成功的前沿阵地,迫使郑成功将自己的大帐迁离南京.次夜,就在黎明之前,清兵马步军从南京西北面的两个城门出发,发起总攻,冲散了郑成功盾牌手组成的方阵和长刀队.失败变成了溃逃,郑成功部队退回船上,扯起风帆逃出海去.复明分子在江南对清朝政府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就这样被挡住了.②
第五节完
--------------------------------------------------------------------------------------------------
①钱应的供词,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
②同上.钱应又名钱大、钱应喜、钱孝.
③同上.
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6—137页.
②郎廷佐奏章,呈上于1658年3月28日.《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137页.
①凭此,总督郎廷佐才能上奏道:苏州、松江这两个要地最终已由官府完全控制,并担保说已能从此地征调赋税,上输国库了.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7页.
②郑成功对长江流域的袭击,是他对清军占领地进攻的第四阶段.最初,从1655年11月到1657年4月,他进兵舟山及福建东北部;接着,1657年9月到11月间,占领浙江的台州;第三阶段,从1658年6月至次年6月,进攻了浙江的东南沿海地区.在进攻的第四阶段中,郑成功打垮了清军在定海的海军基地,进军崇明岛,在这里曾遇到几处顽强的抵抗,1659年7月,将舰队驻泊于长江口外.同时,他最主要的副将张煌言砍断了系于金山与焦山之间的防江缆索,击沉守兵炮船,挥军直前.斯特鲁弗:《南明》,第145、148—149页.崇明岛居民因顽强抵御郑成功,后受到鳌拜等辅臣们的免赋嘉奖.奥克斯南:《政策与制度》,第282—284页.
③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65页.按艾德里安·格雷斯伦的记载,郑成功确实曾遣使与主要的地方官接洽,争取他们支持,然而多数人决定观望一下,看郑成功进攻南京进展如何,再作反应.唐纳德·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50页引.共有7府、3州、32个县投降了郑成功或他的合作者张煌言.其中有些是出于被迫,有些则是自愿的.张煌言在上游的安徽共攻占城池29座,后于1659年9月23日,在定港东面为一支清朝水军所败.但长江下游地区的民众并未普遍起义反清.斯特鲁弗:《南明》,第150—152页;拉尔夫·C·克罗伊齐亚:《郑成功与中国的民族主义》,第18页.郑成功进攻时,顾炎武正在江南地区,但若说他参加了郑成功的军事行动,则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07—208页.
④斯特鲁弗:《南明》,第136页;《郑成功》,第13页.这与16世纪名将戚继光所发明的抵御倭寇的一种武器很相似.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65—171页.
①郑成功征伐长江地区两年后,在台湾南部成功地攻克了荷兰人的赤嵌城,目击者对他的战术做了如下描述:"使用了盾牌手而不是骑兵队,每十人有一头目率全队冲锋陷阵.他们藏身于盾牌后向敌阵猛扑,人人都像家中留有替身一样,毫不胆怯.他们不断推进,尽管许多人中弹倒下,其余人却绝不停顿犹豫,而是发疯般地向前猛冲,甚至不回头看一看同伴是否跟上来了.这些长柄大刀手——荷兰人称之为肥皂刀——发挥着像我们的长矛骑兵一样的作用,既能阻止敌人冲锋,同时又使战阵保持整齐秩序,但当敌人溃乱时,刀手就冲上前去,对逃敌展开令人胆战心惊的屠杀."坎贝尔:《荷兰统治下的台湾》,第420—421页.但也请注意,学者朱之瑜曾经随郑成功的军队北伐,后来对他们军纪不整、混乱无序的状况有所评述.秦家懿:《朱舜水的实学》,第196页.
②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页;张其昀等编:《全椒县志》,第48页.南京(江宁)的守卫是由巡抚朱国治协调的,朱国治属汉军正黄旗.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赵尔巽:《清史稿》第四九三卷,第1页.关于郑成功部队总数,见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56—57页.
③《清史稿·姚延传》.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1页.
④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4—68页.
①援军由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他未能及时赶到南京,后继续进军福州.斯特鲁弗:《南明》,第152页.
②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148—153页;《中国传统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28—29页.当时的一些西文资料记载说,9月8日晚,郑成功部下为他祝寿,耽搁了当天的战事.不过厄尔·斯威舍尔提出郑成功的生日可能在1624年8月24日.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08页;弗郎索瓦·德·鲁热蒙:《鞑靼人新史》,第49—55页,见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50—51页所引;盖拉德:《南京今昔》,第240—242页.有一支庞大的清军舰队追逐郑成功海军南至厦门,急于再取得一次胜利.但当1660年6月17日,清军舰队在总督李率泰、领侍卫内大臣达素统率下进攻厦门时,被郑成功所摧毁.数周之内,金门湾海滩四处漂浮着腐烂的尸体.清人不管这次惨败,于八九月间又派遣大军进伐,终于将郑成功从沿海赶到了台湾.次年,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被杀,他对清廷的用途就此终结.基恩:《郑成功的征战》,第63—66页.1662—1663年,清政府决定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四五十里,沿海村庄被拆毁,所有城镇关闭,在每一可能返回沿海的道口,都置兵设防.凭此严厉措施,终于使江南沿海一些相对孤立的地区平定了下来.例如云台山附近的海州地区,那儿的居民成了职业的匪徒和海盗.1668年,迁海令部分解除;1683年,郑成功的继承人投降、清政府统治了台湾后,迁海令就完全废除了.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3页;《清初的迁海令》;E.C.鲍拉:《满洲对广东的征服》,第229页.关于迁海令对白银输入及物价的影响,见王业键:《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第477—478页.
--------------------------------------------------------------------------------------------------
第六节 社会与政治的均平（第十四章zhuanzhi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尽管响应郑成功的北伐而密谋复明的江南人士只有少数人,长江三角洲的士绅阶级还是遭到了北京清廷的敌视.①就如在1645到1646年间,清廷官员将江南的复明分子与他们的文学党社完全等同起来一样,在1659年,他们仍然持有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等量齐观式的态度.②而且,文学党社的活动好像总归是体现了江南地区本身的社会复杂性.这个人口密集的地区看来到处都是难以管束的文人、腐败的士绅以及危险的盗匪.江南社会错综复杂的状况似乎使得顺治皇帝实现理性统治与zhuanzhi统一的意图落了空.江南、浙江、福建一直是帝国中最难统治的地区之一,相比于这一像百纳布一样拼凑起来的社会,北方的大平原和单纯的社会结构是多么的顺从而易于统治.③
朝廷对江南社会复杂情态的不耐烦,必定已被称为清初最杰出的谏官杨雍建感觉到了.杨雍建本身也是南京人,系海宁(浙江)人氏,但又是一位"新人",1655年进士及第,他发誓要清查腐化违法行为,不管违法者是谁.50000454_0785_3④1660年,杨雍建任礼科右给事中.主持教育与科举工作的当然正是礼部,因此,由杨雍建来处理八年前就已被禁止的士大夫党社问题,正是再恰当不过了.1660年4月,他向顺治的上奏,这一奏章,无疑是一件令江南文人党社骤然晕头转向的起诉书,它第一次就朋党问题为顺治皇帝提出了一个涉及社会根源的解释.顺治皇帝长期以来一直想同朝廷中的朋党现象作斗争.①
杨雍建声称,宗派、朋党并非是在政府内部生成的,而是由在官僚体制之外形成的社会组织派生而来的.他说:"臣闻朋党之害,每始于草野,而渐中于朝宁."②最典型的旧例就是复社,它在江南有众多的成员.杨雍建坦率地承认,这些活动有其一定的合法性,其初大约是出于好名,刻印诗集,或从事其他文学活动.而且,党社本身是在同学或师生间最密切的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就是党社何以如此地难以清除,以及何以直至现在,它们仍在江南的苏、松及浙江的湖、杭等地兴盛不衰的原因.然而众所周知,这些党社不仅与朝廷大臣结成了政治联盟,而且也为缙绅阶级在人民中赢得盟友提供了机会,阻碍着君主与其臣民之间的直接联系."而缙绅大夫各欲下交多人,广树声援,朝野之间,人皆自为."③
党社成员还干扰地方行政,"结交有司,把持衙门,关说公事."④在福建,党社甚至控制地方市场,结众敛财.所有这些均属"恶习"."皆始于儒生,而流及于市井小人".⑤杨雍建含蓄地警告说,此类行径,曾经导致了明朝的覆亡.①即便在本朝,南方士子的党社也严重地威胁着政治稳定,将同样的扰乱政治的朋党纷争带入了清廷的朝议.处于社会最高政治中心的顺治皇帝一向在努力抑制上层中朋党的蔓延,防止它的萌生.而杨雍建认为,皇帝还应从产生朋党的更低的社会层次中,去除掉其更为基本的原因."拔本塞源之道,在于严禁社盟".②
杨雍建奏章意义深远.在他看来,朝廷中政治性朋党实质上是缙绅家族统治的一种体现,它与势力遍于一地的非正式组织相关,这类组织由地方名流把持,危险地阻碍着皇帝与其臣民的直接联系.③不仅如此,朋党还显示了一种同样的自卫能力,在明代,这种能力在损害中央政府利益的情况下,维护缙绅阶级自己的经济利益.1636年,李进抨击了明末豪富士绅的免税特权,而杨雍建又重复了李进的观点,事实上他认为,乡居地主、城市食利者及为官居职的士大夫,一同在南方的党社之中找到了他们私人利益的表达方式.④如果允许这些组织像天启、崇祯时期的缙绅组织一样活跃起来,清朝国家控制这一富庶地区经济资源的能力就会受到削弱.如果失去了与国内最富生产能力的农业人口的畅通无阻的联系,无法在这些地区行使意志征收赋税,清朝政府就会发现自己像晚明朝廷一样软弱无力.
杨雍建关于对缙绅特权阶级的政治活动实行制约的呼吁,一方面正好与中央政府限制地方贵族对其依附民的控制的努力相一致,另一方面,又与中央政府克服缙绅阶级对赋税征集的抵制的努力相合拍.因为既然天下业已太平,缙绅们就试图再次构筑起保护自己利益的沟堑.
政府制约缙绅阶级奴役佃农权力的努力,真正开始于1660年,当时,江宁巡抚魏祯远请顺治皇帝下令禁止许多"大家"将其佃农变为"庄奴"①,顺治下令完全依请照办.官方的禁令,及当时由17世纪60年代中叶严重的人口衰减所引起的劳动力短缺,这两者相结合,终于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削弱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②因为当人口减少时,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增长.③佃农的境况立即得到了改善,永佃权有所发展,地主们也必然较以前更愿意订立有利于佃农的契约.①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尤其在东南地区,人们发明了一种多重所有权制,土地原主拥有"田底"权,而另一方拥有"田面"权,称为"一田二主".②
同时,既是为了招徕佃客,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地主缙绅们提出了改善佃仆处境及业主与佃客之间关系的措施③.在17世纪40年代佃仆、佃客暴动期间,阶级矛盾曾发展到了对抗的顶点.1658至1661年间,有人建议分田给佃仆,使之成为佃客,实际是以交纳谷租的形式来完成他们的劳役.又有人建议,佃仆至60岁可免奴为民,其后代可以按一般佃农对待.④1661年,浙江的一些由地主们所赞同的措施,也改善了佃客的处境.官府颁布条令,在水旱灾年,以及对寡妇、或遭受天灾人祸的佃客,应按规定减轻租率.这些以及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收租时提供酒食,及向没有家畜的佃客馈赠小猪等,都旨在使农村恢复16世纪旧的世袭关系.实际上,人们甚至力劝地主在佃客无依无靠而又需人供赡时收养他们.⑤
在另一方面,政府继续禁止那种人身隶属关系.①1681年,安徽一位巡抚徐国相上奏康熙,请求下诏禁止地主迫使佃客从事力役,或将他们随田出卖,并得到了康熙的同意.康熙还通过户部下令:"今缙衿大户,如有将佃户穷民贫民欺压为奴等情,各省该督抚即行参劾."②因此,到了17世纪末叶,中国多数地区的富人不再使用佃仆了;只是在零散的一些地区例如徽州宁国,直至雍正年间,"世仆"、"细民"还依然存在,但在1727年和1728年,这也被严令禁止了.③于是,当时的社会承受了经济与政治压力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一种社会阶层的均平化.④士绅与平民之间的距离事实上是缩小了.例如在服色上,崇祯年间,有较高功名的人,他们的衣领、冠帽与其他人的衣着明显不同,但在清初的这些年里,光凭衣着就越来越难以看出一个人是否为士绅了.甚至作为高级士绅——士大夫的衣着,也变得不那么奢华了,身份界限开始模糊起来.①与此同时,大地主人数的比例有所下降,自耕农开始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他们受到国家的保护,通过在自己所拥有的小块土地上的劳动,对农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作出贡献.②
随着这一社会阶层均平化的发生,上下阶层之间的距离的缩小,人身的"投靠"日益减少.而这一现象甚至在没有中央政府对奴仆化现象的约束下,也可能产生,因为"投靠"首先是在政府无力有效而公正地征收赋税的地区出现的.也就是说,一旦政府改革了赋税征收制度,使士绅们无法为投靠者提供逃避赋税的保证,投靠现象自然就会消失了.③
第六节完
--------------------------------------------------------------------------------------------------
①廖汉臣:《延平王北征考评》,第69页.在(被禁止)、天长县,有一些清朝官员被复明分子所杀.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3页.
②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104页.
③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第3—4页.
④王士祯这样说他.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
①张其昀编:《清史》,第3953页;冈本跻:《政治和道德危机》,第114页.
②杨雍建奏章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5页.至此,京城内所有形式的结社都被严厉禁止.例如当1659年颜元赴京参加会试时,他无法与另外的士子结伴,因为此类聚会为禁令所不许.杜维明:《颜元》,第517页.
③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06页.
④同上书,第253页.
⑤同上.稍后,清朝的一个佚名笔记作者写道:"明季时,文社行.于是人间投刺,无不称社弟.本朝始建,盟会盛行,人间投刺,无不称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张为气势者,缙绅蹑屐向讯,亦无不以盟弟自附,而狂澜真不可挽."《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
①这并不是修辞上的夸张.像郑廉一样,杨雍建相信,明朝的党争导致了农民起义.郑廉记载了李自成占领其家乡河南一事,把起义局势的激战,归咎于朋党.他认为朋党之争导致君臣不和,君臣不和致使吏治不明,吏治不明最终激发了农民起义.郑廉:《豫变纪略》第一卷,第2—3页.
②张其昀编:《清史》,第3935页;参见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343—344页.
③虽然我并不将它视为"封建",但"缙绅统治"这一概念,就其包括了缙绅在本乡的政治(司法、调解)、文化(教育、指导公众观点)及经济(市场干预、公共工程、灌溉)地位这一面看,与重田石(音)的"强权统治"一词相同.
④这也是李洵在《论明代江南集团势力》中提出来的观点.但李洵强调的是经营地主与地主的重要地位.经营地主的增多,还与经济作物的发展有关,例如清初的烟草与棉花.经济作物使得人们可以耕种较少的土地,来取得较多的收益,这样就削弱了拥有牧畜的富裕家庭的优势,从而拉平了贫富农民之间生产力的差异.在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内,农业的商品化导致了土地占有向经营分工的形式发展,雇佣劳动力被大量应用,农业管理技术进一步改进了.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99—100页.
①傅衣凌:《明清农业社会经济》,第149—150页.
②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5、23—25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地区》,第83页;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9页.
③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48—50页.17世纪中叶中国的时疫、饥荒与战争的直接影响,使得人口大幅度减少.从14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人口从约6500万至8000万,增长到15000万,而在585至1645年间,人口减少了约35％—40％.对1661年人口数的一个估计是在7200万到9200万之间,大致比16世纪的人口数减少了40％—50％.何炳棣认为1683年后人口开始回升,但1700年的人口净数比之1600年可能并未增长多少.这一时期欧洲人口的增长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英国人口为500万,法国为2000万.勃兰登堡-普鲁士是个人口稀疏的地区,不足50万,其首府只有1.5万居民.大约到了1750年,欧洲人口才达到15000万,而同时期中国一地的人口就几乎两倍于此.王业键:《清代地税》,第7页;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264—266页;参见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311页;居密:《地主和农民》,第9—11页;E.E.里奇、C.H.威尔森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13页;芬纳:《欧洲国家与民族的形成》,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第258页.
①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37—41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1—12页;杨国祯;《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3—8页.在18世纪,契约关系仍在不断取代宗法关系.对乾隆年间的个案分析表明,定额租比例扩大,以力役或分成租形式支付的田租极少.刘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第57—58、91—98页.
②陈张富美:《中国明清时期租佃关系的初步分析》,第5—6、10—11、18、20页.至20世纪,江南地区被承佃农田的30％—40％是拥有永佃权的,并由二地主负责交纳赋税.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9页;参见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
③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16—17页;希拉里·J·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93页.
④居密:《地主与农民》,第17—19页.地产经营人、管家及其他地位较高的奴仆被授予比一般佃仆多2—4倍的土地.
⑤居密:《地主与农民》,第34—35页.
①在官吏家庭中,可以找到依附关系最一般的例子.1679年,御史上奏:人们一出仕为官,立刻就变成了大族门户,买田置园,雇佣庄丁奴仆,不下百余.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页.
②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50页.参见马克·埃尔文:《集镇和水路》,第460页.
③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49页;居密:《地主与农民》,第27—29页;《主仆》,第60页.不过,某些形式的奴役关系仍然合法地存在.根据1727年制订的一条法规,于汉人家中为奴者,有卖身文契者,及家生婢女,仍然属于家奴.应用于满人家中逃奴的法律,也同样适用于汉人家中逃亡的奴仆.虽然到18世纪末叶男奴已很少见了,但奴隶制的最终废除,却要等到1910年.韦庆远等:《清代奴婢制度》,第22页;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9页;马里纳斯·J·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7—338页.
④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清初占地在500亩以下的中层地主增长数,见北村敬直:《明末清初的地主》,第17页.由于大土地的转让进一步商品化,通过直接的市场买卖进行,因此私人财产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表示着明代"农村特权阶层"的终结,上流社会的地位下降了,而平民百姓的地位则有所上升.墨子刻:《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根源》,第37页.
①《研堂见闻杂记》,第24页.
②刘广京:《世界观和农民起义》,第315—316页;韩恒煜:《试论清代前期佃农永佃权的由来及其性质》,第42页.清初缙绅大地主豪族的衰落,为商人向土地投资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太湖流域.约有4％—7％的商业利润被投资到土地上.相继而来的大量商业资本投向农业,有助于清初农业经济的迅速复原.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五章,第33、43—44、52页.
③经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搜集的所有土地、户口登记册的详尽研究,说明最大的地主是于1675年登记的,占地400亩,次等大地主于1647年登记,占地293.6亩.赵冈:《中国明清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新资料》,第721页.在江南的某些地区,农村缙绅阶级不仅在影响力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减退了.对位于太湖东南面、介于杭州与苏州间的桐乡县的研究表明,1449至1644年间,绝大多数举人居住在乡村.从1644到1908年,多数举人成了城市居民.在这一地区,仅占人口10％的人,构成了80％以上的缙绅阶层.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三章,第54—55页.
--------------------------------------------------------------------------------------------------
第七节 赋税制度改革（第十四章zhuanzhi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清廷在多尔衮时期以及顺治亲政之初,就已致力于改革赋税征收制度了.如上所述,这些早期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部分地废除了明朝加派的军饷.另一主要成就,则是丁口数与登录在赋税册上的土地数的增长.例如在1645至1661年间,丁口数从1000万增至1900万,约增加了90％.①同时,从1651到1661年,登录在册的土地面积几乎翻了一番,从29亿亩增至约52.6亿亩.这些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财政专家王宏祚对赋税管理制度的改革.王宏祚是这样一些官员的典型人物:他们与清人合作,是因为新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推行改革的机会,而在明朝,这些改革总会受到拒绝.②在清朝,王宏祚受命担任编定新赋税定额这一关键性任务,并因编集有功,被授官尚书.③据《贰臣传》载:
本朝顺治元年投诚,受官苛岚兵备道……复授户部郎中.时中原甫定,图籍散佚,部臣以宏祚谙习掌故,奏令编订《赋役全书》……(后被劾)降三级,留任.十五年,《赋役全书》成,录宏祚编辑劳,还所降级.是岁考满,加一级……擢户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命同大学士巴哈纳等核订律例.④
由于行政上缺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丈量的财力,王宏祚正确地决定,在中央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的最好办法,就是重新估价所有的定额,然后利用明朝的土地测量簿,来登录现在的土地占有情况.⑤同时,他还合并了一些地方杂税,并将几项利入收归户部.①
王宏祚的改革虽然首次编成了一部全国统一的赋税册,但它也像17世纪50年代其他一些改革一样,仅仅是对赋税征调的行政程序进行调整,而不是直接打击逃税现象与缙绅特权.②然而逃税现象,确实一直是清政府自从夺取明朝京城北京以来财政上持续地出现积欠与赤字的主要原因.③这并非因为地主们似乎缴不起赋税.顺治年间,尤其在江南地区,不动产业十分繁荣,稻米价格的上涨,鼓励着土地所有者将尽可能多的钱投资到田地中去.①叶梦珠描述江南东部的这种现象说:
顺治初,米价腾涌,人争置产.已卖之业加赎争讼,连界之田挽谋构隙,因而破家者有之,因而起家者亦有之.华青石五六斗田,每亩价值十五六两;上海六七斗田,每亩价值三四两不等,田价之贵至此极矣.康熙十九年庚申春,因米价腾贵,田价骤长,如吾邑七斗起租之田,价至二两一亩;甚至有田地方各就近争买者,价至二两五钱以及三两.华娄石四五斗起租之田,价至七八两一亩,昔年贱价之田加价回赎者蜂起.②
后来,当17世纪80年代稻米价格下跌时,有许多投资者破了产,但在此之前,许多江南地主,尤其是那些享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在清初的经济繁荣中获利甚巨.③
起初,为赢得缙绅阶级的支持,清政府蠲免了所有生员及功名更高者的力役.这一政策是满人于1635年制订的,但此后它的具体实施未受限制,而且发展成了缙绅阶级的赋税蠲免权了.④现在,自1657年起,顺治开始扭转这一政策.顺治在考察了赋役蠲免制度后,下诏规定凡有功名者,不拘等级,均可蠲免一丁的徭役,而且此项蠲免权仅由有功名的士绅本人享受,不得旁及家人,但只字未提蠲免赋税等事.①接着,皇帝着手解决滥用这一类有限制的特权的问题.次年,皇帝颁下敕书,十分明确地将长期来赋税征调不足归咎于逃税现象:"豪强"占隐,"上下推诿,不肯清出实数".②王宏祚《赋役全书》于1659年颁布后,知县官须依令编排一县之奏销册,列出当地拖欠赋税的缙绅衙役的名单.③
正如杨雍建所指出的那样,朝廷中的政治朋党是地方文人社会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朝廷中的朋党又反过来维护地方缙绅的经济利益.因此对缙绅党社的打击,与对缙绅经济特权的打击是一致的.清廷同时还敕令县官申报拖欠赋税的缙绅名单,并实施1652年禁止组织盟社的条令.1660年4月23日,顺治批准了杨雍建奏章,重申此令,严禁以标语、揭贴指斥政府的行为.①从此以后,直至20世纪之际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官府都有力地制止了中国文人参与自发的政治运动.清廷以行政需要与务实管理的名义——实际上,是以明初严厉的君主zhuanzhi主义的名义,否定了明朝后期政治运动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理想主义,宣布它们违背国朝的法规.②法律与秩序将得到恢复,但需要以正义的奉献与自主的社会批评为代价.③
说江南党社的消失完全是官府镇压的结果,也不免失于夸张.④如前所述,至17世纪50年代中期,文学或学术性的结社,就早已因争执不和而大为削弱了.早在60年代官府实施镇压之前的1653年,吴伟业将江南所有盟社联合成"十郡大社"的企图,就已经失败了.但事实依然是:在顺治皇帝的新禁令之下,当生员被发现为某一盟社的成员时,就将不再予以豁免,而由县府当局加以逮捕.皇帝的赞同使早先的禁令更为强硬有力了,文学结社虽然并未完全消失,但他们已不再是普遍存在的缙绅社会组织的体现了.①以往社会名流互相结交时须明确某人隶属于某一盟社,而从此以后,他们实际上就都只以同窗相处了."同学"一词就是从那时开始广泛流行的,并被沿用至今.②
第七节完
--------------------------------------------------------------------------------------------------
①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8页.
②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2页.
③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9页.作为仅仅中过举人的官员王宏祚,在崇祯皇帝手下也许永远不可能升迁为尚书,但新朝却发现了他的理财才干.王宏祚是通过任户部郎中,后又督饷于大同,培养起自己的才干的.
④《贰臣传》第三卷.
⑤自1653年起,清廷曾有好几次力图使鱼鳞簿能反映最近的土地占有状况.县官们甚至受命亲自丈量土地,但这显然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曾力促地方官(包括地方的社长或村社之长)真正实施土地丈量的地区,是河南和山东.在这些地区,明亲王官庄曾经大量地占有田地,使数以千亩计的耕地脱离了赋税册.然而在1659年清廷发现,这些措施简直就是为衙役与地方权贵提供了一个哄骗县官、伪造簿籍的机会.谴责这种现象,并力促皇帝制止将荒地登载入籍的一个官员是魏裔介.一般说来,17世纪50—60年代实行土地丈量的企图,都因地方上的反对而落了空.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7页.关于1654—1656年间簿录明代皇室与贵族财产的成果,见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60、168—186页所载奏章.
①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2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二二卷,第1463—1464页;《大清会典》,第二十四卷,第20页,第二十五卷,第8—10页.
②其他行政改革措施包括于1653年开始推行的截票制,即将税单的一半交与纳税人,开列在某一年中一户共应交纳的赋税额.户主交纳赋税完毕后,再将税单的另一半交给他.此制当然是旨在防止衙役篡改税额,以向人民榨取更多的钱物.衙役篡改税额的问题,一直使清廷感到烦恼.两年后,即1655年,顺治皇帝诏令户部官吏不得处理本籍省份的文案.于是,例如,要派一个福建籍的官员,去主管直隶八州府赋税,而所有直隶籍官员,都得从这一职事中调离.1658年,又颁布了一条法规,规定地方官上报户部簿籍不时,或上报而不准者,要加以惩罚.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6—7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06页.至19世纪,户部的江南清吏司设置满洲员外郎三员,以制约唯一的一名汉官.江南清吏司还掌管在江宁与苏州的生产皇家丝织品织造机构的账目奏销.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186页.
③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页.1664年,清廷估计自1644—1660年间,钱粮积欠达银2700余万两,粮700余万石.这多数是因江南地区造成的.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制度》,第14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19—222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八十七卷,第25页.首先,这些积欠得归咎于对"贪官蠹吏"的惩治不严.1655年,大学士蒋赫德抱怨说:"近每见督抚弹章,指事列款,赃迹累累;及奉旨勘谳,计赃科罪,不及十之二三.不曰事属子虚,则曰衙役作弊.即坐衙役者,又多引杂犯律例,听其赎免,何所惩惮而不肆其志乎?"通常,衙役可以通过交纳一笔与受贿钱物数量相等的罚金来赎罪.蒋赫德请废此制,顺治听从了.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制度》,第138页.然而到了1658年6月12日,顺治皇帝已认识到财政赤字是由官吏的腐化与缙绅阶级逃避赋税两者共同引起的,便派遣满洲启心郎前去查阅地方籍账,迫使地方权贵纳税.起初派至无锡县,后来就遍及了江南其他各县.《世祖实录》第一一七卷.
①若以1682年为基数100,则1646年物价指数约为688,1647年则约为500.通货膨胀看来于1657—1661年间结束.1682年达到物价指数的基数100,1698年,物价指数仍仅为131.王业键:《清朝物价的长期趋势》,第348、363页.
②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37页.关于棉花价格相应的暴涨,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124页.
③1661年,一名御史上奏说:苏、松田地易主至频,簿书转眼间即过时."有良田四布,坐享膏腴,而无一役之责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第三十卷,第13页.
④举例说,每位举人可免丁四人.1648年,这类特权又依每人官品职位有所扩展,一品免丁30,至最低品位亦可免二丁.此外,官僚还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例如一品可免赋30石.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59页.
①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59、125页."这一极端的措施,其目的必然是为了结束自私地和破坏性地利用过分的特权的现象,这一现象加剧了明末社会的混乱.这一措施的推行起初虽然有困难,但对新政府的稳固与长治久安,却是至关重要的.这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清政府对付缙绅阶级以往逃税避赋及其他不法行为的措施,何以如此严厉."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0页.
②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页;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27页.皇帝还发现了一些地方上的地主隐匿其所占有的土地数额的手段.例如在中国北方,尤其在山东,用以登录皇室或亲王庄园土地的计量单位,与用以登录平民土地的有很大不同.前者以540步为一亩,而后者仅以240步为一亩.显然,其地产作为明王庄地产之一部分,以前一种方式登录于赋税簿上的地主,其所交纳的赋税,不到地产以平民田地登录者所交的1/5.从另一方面看,在南方有权势的地主或将田产从赋税册中涂掉,或作伪登录在他人名下,或诡称是湖滩河涂,不供报其所有的田产.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6—47页;薛应旗:《浙江通志》第五十二卷,第27页.
③萧公权:《农村的中国》,第127页.由于皇帝越来越倾向于将财政赤字归咎于缙绅阶级的逃税行为,因而他也转移了对官吏腐化现象的注意力.1658年,御史彪古提议令各地正式上报成为惯例的收费与各种附加税,并使之合法化.顺治驳回了这一建议,说这将给人以朝廷宽恕腐化行为的印象.吕元骢:《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
①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54页.
②后来,当南方士人恢复了他们在国家科举考试中的声望,并且有很多人入翰林院供职时(至1725年,翰林院再次完全垄断了对重要文官铨试的管理),旧士绅关系网的某些表现又出现了.但实际上这些关系网的影响已大为削弱.虽然像苏州吴县一类地区的文才卓越者也能够进入翰林院为官,但这些官员一般无法升迁到三品及三品以上,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大学士.在清初,来自例如宛平顺天县一类地区的官员占了翰林院官员的大部分,出任大学士,大力提携同乡,在这种情况下,陈名夏的升迁的确是一个例外.1644至1795年间,尽管有49位吴县士大夫任职于翰林院,其中只有4位升至三品.出类拔萃的考试成绩并不能赢得高官.吕元骢:《翰林院》,第128—134页.
③魏斐德:《自主的代价》.清朝就这样抑制了一心治国安民的缙绅阶级的自主行为以及结盟立社之习,致使他们"过一种只寻求个人利益的生活".因此,明末方志"风俗"门中处处体现出来的缙绅们的地方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在清朝方志中遂不复见了.森正夫:《士大夫》,第52—53页.这一点在地方水利工程的管理上得到了具体的反映,由县丞组织农夫承担水利工程的官督民办制,取代了由缙绅负责水利工程的办法.滨岛敦俊:《关于江南圩田的若干考察》,第123—130页;威尔:《中国水利》,第280页;滨岛敦俊:《明江南三角洲的水利组织》,第81页.
④除去官府的政策不说,在明朝末年酿成了社会政治困境的城市社会背景,也发生了变化.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均平化"相反,随着清朝手工业的日益专业化,城市阶级之间的差异愈见明显.例如织工及纺织业中地位低下的工人,就被排斥于缙绅、商人等城市社会最高阶层之外,"士庶交往愈来愈少见了".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10—311页.
①例如在浙江,在黄宗羲周围形成了一个"讲经会".1667年,这些学者,包括万斯同和万斯大,还恢复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小野和子:《清初的思想控制》,第636页.
②这一自称为盟弟以作为接近权贵的手段的习惯,随后也就改变了.因此他们不再称自己为盟弟,而是称同学.《研堂见闻杂记》,第60页.另一习惯称呼"同年",指同时应试中举者.批评科举制度的人抨击这一互认同年的形式,因为它将同年关系置于家庭关系以及对老人的尊敬之上了.保罗·S·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第109页.正如有几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清政府禁止了士人的盟社后,这些代替士人团社的组织是由大臣们所赞助的.个别恩主与一小群追随者的等级关系,改变了清初士人社会风气,显示出了比作为晚明时期特征的"文人"行为还要多的依附性与奴性.汤姆·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42页;斯持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48页;《徐氏兄弟对学者的半官方性庇护》,第1—5页.关于对地方缙绅政治庇护的重要性,见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4页.
--------------------------------------------------------------------------------------------------
第八节 朝廷对缙绅特权的打击（第十四章zhuanzhi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
在此后的鳌拜摄政时期(1661—1669),顺治被弄得似乎是成了汉族缙绅尤其是南方缙绅的热情保护人.事实上,通过深入研究顺治的政策,可以表明正是由他发起并展开了对缙绅特权的打击.这种打击,在顺治过早去世后,由鳌拜手下的满洲排他主义分子推行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顺治并非不愿意与地方名流的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妥协,在1661年可能因患肺结核而卧病不起之前,他已注意到王宏祚及吏部尚书孙廷铨的建议:对欠赋甚巨的江南地主表示宽大.①如果皇帝多活几年的话,满人对缙绅特权的打击甚至可能缓和.但在1661年2月5日,在染上天花三天之后,顺治皇帝驾崩了,年仅24岁出头.②他在病床前立其七岁的儿子玄烨为太子,是为康熙皇帝.由于康熙过于年幼,无法亲政,顺治还任命了以鳌拜为首的四位辅臣.正是这些满洲贵族,决意不再容忍江南士人的任何反抗,将打击缙绅特权的运动推向极点.③1661年4月,苏州的一群缙绅借在孔庙祭祀已去世的皇帝之机,向知府朱国治提呈了一个请求,请他免去一位特别残酷的知县的职务,这个汉军旗人就将上请者投入了监狱.①在牢房中等待着他们狱友的是几个早些时候作为郑成功的接头人而被捕者,这些人合起来总共有18位,都被斩首示众了.这一事件被称作"哭庙案".在做出这一严厉的反应之后不久,新政府又给了缙绅们一次沉重打击.江浙3000名缙绅地主被宣布逃避赋税,锒铛入狱,受到士卒狱吏的凌辱拷打.另有1万名缙绅受到"奏销案"的牵连,因拖欠赋税,被革去功名.②长江下游的缙绅们吓得魂飞魄散,认识到他们不得不与清廷通力合作,揭发逃避赋税的行为,以保全自己有限的免税特权.③
一旦奏销案得到彻底查办,缙绅阶级已经就范,中央政府就多少做了点让步.通过称为"均田均役"的新赋税登录制,一种妥协开始露出苗头.④江南地方官为依据土地占有状况,重新组织里甲制,以使赋役额与土地占有额相对称,就按标准单位来划分土地,以便籍记,并严格限制没有缙绅特权的地主的负担.⑤新制推行缓慢,最初始于松江府,直至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后,才在全省展开.①但渐渐地,一种新的土地籍记册制建立了起来,土地登录严格,其可靠性直达于各家各户,而不是依靠税头.税头制是清朝承明朝旧制而来的.②由于在江南这个对帝国财政收入举足轻重的省份中彻底重建了赋税征调制,也由于在北方重新改定了赋税份额,就在国朝军费增长的同时,它的财政收入也有了显著增长.③1651年,清政府的岁入为粮570万石、银2110万两.到了17世纪80年代,清政府的岁入为粮700万石、银2700万两,增长率达23％.④当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时,清政府赋税收入要达到万历年间的水平,还需要3/4世纪的时间,但后来康熙、雍正年间国家的财政盈余,已经就此打下了基础.①初期的满清国家现在在财政上已颇为宽裕,并创造了一种制度的力量,以此去向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相当公平有效地征调财力物力.②
在zhuanzhi制度的历史中,zhuanzhi君主常常通过组建一套官僚机构,摧毁贵族的封建特权,来建立自己的权力.但中国自10至11世纪起,官僚作为占支配地位的阶层,取代了六朝及唐朝以来的大贵族家族,君主的最主要权力的竞争者,就已是科举出身的缙绅阶级本身了.虽然缙绅们的身份品位总是由皇帝授予的,但他们经常试图使自己临时性的特权成为永久性的东西.然而,由于这最终得依靠军事力量、政治上的正统地位以及皇帝所授予的合法权力,所以官僚缙绅阶级从未发展到使自己封建化的程度.但甚至在14世纪强大的独裁君主明太祖创立了一个军事贵族阶层,以科举选拔来取代官僚世袭的荐举权,从而打破了长江下游地区大地主的经济控制之后,缙绅阶级仍然扩展着其非正式的地方权力.他们不是违法乱纪,就是曲解法律原则,以便获得佃仆及半奴仆化的佃农.明朝在灭亡前,已被缙绅们对其征赋募兵之全权的分夺所削弱,某些有治理能力的士大夫甚至要求正式承认地方缙绅的统治权.同时,他们还试图将文化上的正统教育机构,转变成非法的朋党政治权力的基础.
这一向着缙绅阶级家族统治发展的倾向被满洲政府所制止,这部分地是由于帝国的文人们亟需满洲军队的帮助来对付反叛与军阀,部分也是由于新满—汉国家可求助于两组同盟者,以取代其自身的氏族贵族,限制官僚阶级的经济特权与政治权利.第一组同盟者是一群混血儿:即非纯粹的贵族,又非纯粹的官僚,他们是汉军旗人,组成一个新的特等阶层,通常都尽忠于皇帝.他们介于满洲贵族与汉族士人之间.第二组同盟者的界限就没有那么明确,这些人之所以凑在一起,全靠多尔衮摄政时期的政治阵线,当时区域利益使得南北方的文官们分道扬镳.明朝灭亡时,北方官员的地位在短期内有所提高,由于他们对再次迅速兴起的南方士人的敌意,使得当时主要的大臣们暂时地从在总体上维护官僚阶层的一般利益,转向了在个体上打击南方缙绅的特殊利益.①这样,1660—1661年间对江南缙绅的影响深远的打击,就同时是满族本土主义与汉族地域主义的产物.它所引起的经济变革,既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本身的必然性的产物,同样也是清朝统治的政治偶然性的产物.就其本身的意义而言,夷狄之人毕竟是对中国晚期君主zhuanzhi制度危机的一种解决形式.②
第八节完
--------------------------------------------------------------------------------------------------
①邓尔麟:《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第112页.有人曾论证说:由于在总的赋役体系中有一单独的力役成份,国家就有兴趣限制地主的控制力,因为国家在争取佃客、农民服役方面,与地主有矛盾.但当明清转折时期力役以银钱折纳之后,土地就成了起征赋役最主要的依据.在涉及佃客时,国家就更倾向于支持地主.因此在明末清初,地主与国家的利益可能日趋融合.顾琳、周锡瑞:《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409页.
②顺治早已被他的爱妃佟氏的奢华葬礼搞得精疲力尽了.佟氏是多尔衮家族鄂硕之女,在四个月前去世,时年22岁.在她被火化时,顺治恢复了满族的一种风俗,令其30名侍女陪葬.这一风俗是汉人所憎恶的.邓恩:《一代伟人》,第352—353页.
③1661年2月21日,户部福建清吏司上奏,报告了江南、浙江、江西赋税积欠的情况,指出它必将对足够的军费保证带来困难.六天后,鳌拜等辅臣做出了反应,下令吏、户两部将赋税积欠地区的官吏降职调离.3月16日,巡抚朱国治建议按京官考课程序来按察外官,朝廷加以批准.两周后,又下令对征集赋税不敷额数的官员实行惩罚.但到了4月7日,辅臣们开始认识到,在许多地方,地主与官吏之间在心照不宣地互相勾结,因此,仅仅在官僚队伍内部实施严厉的措施是不够的."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也,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征比."从此以后,所有的督抚都受命对逃避赋税者,不问其社会地位如何,"从重治罪".《圣祖实录》第一卷,第15—17、23页;第二卷,第1、3—4页.
①李桓:《国朝耆献类征》第三三八卷,第9页.
②《圣祖实录》第三卷,第3页.详细汇报逮捕缙绅地主的奏报于1661年6月28日抵京.这场镇压是紧跟着对苏州地区沿海防务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与重新组织后进行的.清政府在苏州地区修建桥梁、道路、壁垒,建造船只,花费不少.有关敕令是1661年5月22日发出的.同上书第二卷,第21页.参见李桓:《国朝耆献类征》.
③孟森:《心史丛刊》,第11—13页;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9—13页.根据一位御史的奏章所说,逃避赋税的手法有移居别县、包揽、假托功名、于邻县置立产业等等.《圣祖实录》第三卷,第16页.
④同上书第三卷,第15—16页.江南缙绅阶级所受到的降低他们身份的对待,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受到严重损害,至少降低了一个等级.
⑤《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页.赋税的定额也合理化了,依土地立额,并为一个总数.见1661年8月24日奏疏,载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3—4页;参见李华:《清代前期赋税制度的改革》,第102—103页;滨岛敦俊:《明朝江南的农业社会》,第13页.
①滨岛敦俊:《明朝江南的农业社会》,第11页.
②1662年1月12日,清廷下令编纂新赋税册.见《圣祖实录》第五卷,第13—14页.
③米勒:《派系斗争》,第80—83页;邓尔麟:《财政改革和地方控制》,第112—113页;埃尔文:《集镇与水路》,第455页.1661年,在诸如河南等省份开始推行旨在增加纳赋田地的较合理的土地开垦政策,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那就是免去农民的力役负担,以鼓励他们向政府登录田产,这样,在避免地产争讼的借口下,替负责调发赋税的官员们纂集了一份财产登录簿.在整个北方,始于京畿,次及山东、河南、河北、湖南,甘肃、陕西,王庄田产被转为民产.唐棣:《略论清代的地丁制度》,第47页.据兵部尚书车克1661年8月3日上奏,由于福建的战事,这一年的兵费首次超过570万贯.议政王大臣会议于是决定重新开征明末加派的练饷.尽管清政府认识到征集这些赋税十分困难,皇帝还是批准了这一决定.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2、6—21页.1661年12月23日,又令江南赋税每亩增一分.于是督抚们再次纷纷上奏,诉说征发加派的困难,但增加征调的诏旨并未改变.同上书,第27、29—30页;参见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4页.
④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管理》,第122页.1663年,清政府试图在全国实行土地丈量,但被许多地方成功地抵制住了,那些地方干脆沿用满清征服以前的税额,认为土地籍记是一项开支浩大,而又庸人自扰的花费.1687年,《赋役全书》终于编成.李华:《清代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第103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75页.
①米勒:《派系斗争》,第78页.至1663年,桐城一县的赋税收入再次达到明朝后期的水平.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68—69页.
②约翰·罗伯特·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第378页.17世纪60年代早期,清政府也曾试图制止衙役们的非法勒索,下令禁止征敛耗银.故宫博物院:《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4—5页;《圣祖实录》第四卷,第2—3页,第五卷,第8—9页.
①1660至1661年间任大学士的10名汉官中,有7名是直隶、山东及山西人氏.在1662到1675年间垄断了大学士职位的北方汉人,绝大多数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的进士及第者.接着,从70年代后期开始,直至80年代末,新一代科举及第的高级官员接管了翰林院与康熙皇帝的南书房.他们主要是在陈之遴、陈名夏权力鼎盛时期通过殿试的南方人.关于康熙年间籍贯与党争的讨论,见凯斯勒:《康熙与清朝统治的巩固》,第31页;米勒:《派系斗争》,第117—121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208—210页.
②本章的标题及结语,当然是受到了卡瓦菲名诗《盼望蛮人》的启发.见C.P.卡瓦菲:《诗集(1896—1918)》,第108页.
--------------------------------------------------------------------------------------------------
第十五章 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
中央集权易于将规则性因素强加于日常事务;它能娴熟地管理社会控制的各个细节;制止初露端倪的乱迹和微末的越轨行为;维持这种既不能称为堕落,也不能名之进步的社会现状;使社会处于一种行政官员习于称为秩序井然和社会安宁的困倦的管理状态.一句话,这种体制长于防范,而非有所作为.
----阿列克斯德·托克威尔:《美国的民主》,第91页.
1660至1661年清廷发动进攻的结果,是使遭到失败与羞辱的江南士绅彻底气馁了.①如今,严肃的抗清复明思想几乎烟消云散.当然,社会上的盗匪事件仍不时发生.尽管著名的张三终于在17世纪60年代被巡抚韩心康的部下抓获,但清朝苏州当局彻底剿灭太湖地区的不法分子仍需要几年时间.50000454_0804_0①不过,由于一个政治上的原因,复明的旗帜落入了一些骗子和伪君子的手中.例如,1666年,清廷发现自称是明室后裔的朱光辅和朱拱橺一直在平湖(嘉兴府)和常熟(苏州府)封拜明朝的官爵.起初,这些精心封缄和空话连篇的"伪札",使巡抚衙门想起了郑成功北伐之前到处颁发的那种委任状.但是,就连对有关明朝残余势力的阴谋的流言都高度敏感的清朝当局也很快意识到,这与其说是政治阴谋,不如说是一场骗局.二朱实际上是在通过以严君甫为首的一群学医的人和炼丹家去出卖委任状,"布散伪札伪旗"(答应复明以后授以高官厚爵),而严君甫则专门以其炼丹术行骗为生.与这些伪札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一个被这些骗子称为周代王室珍宝的精巧华丽的小玩艺.简而言之,他们的复明阴谋不过是一场闹剧,既是针对空想家的欺骗,又是迎合不识时务者的空想.②
导言完
--------------------------------------------------------------------------------------------------
①据光绪时所修昆山和新阳两县县志中的风俗条记载:江南士绅因"奏销案""半归废斥";"然里巷狡猾不逞之徒见绅士无所畏避,因凌轹之,绅士也俛首焉,又风俗之一变也."《太仓风俗记》中也有同样的描述:士大夫为时局所迫,"杜门谦退,苦身自约,渐不为闾巷所尊矣."引自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5页;又见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00页.
①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
②《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8—139页.另一个这种异想天开的阴谋的例子涉及到祁彪佳的两个儿子:祁班孙与祁理孙.他们俩皆因收藏珍本书籍和参加无休止的聚会而闻名遐迩."其诸子尤豪,喜结客,讲求食经,四方簪履,望以为膏粱之极选,不胫而集.及公子兄弟自任,以故国之乔木,而屠沽市贩之流,亦兼收并蓄.家居山阴之梅墅,其园亭在寓山,柳车踵至,登其堂复壁大隧,莫能诘也."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35页.大约是在1660年,这两位游手好闲之徒和一个名叫魏耕的冒险家相遇了.此人是杭州湾南岸慈谿县的一个布衣,在安徽北部建立了一个称为亳社的秘密团体,并暗中散布说,他打算将该地所有的明朝忠臣重新联合在一面旗帜下.祁氏两兄弟兴奋地将他邀至他们的田庄.然而魏耕只有在其欲望得到满足时才会显得愉快、有礼,兄弟俩也就只好用美酒、（禁止）和剑谱取悦于这位亡命之徒.他们对此甚感厌恶,但为"忠义"之故仍然维持着这种关系.最后,到1662年,清政府将魏耕列入通缉名单,兄弟俩也被以同谋罪逮捕入狱.祁家为营救他们俩而上下打点,结果弄得倾家荡产.理孙死在狱中;班孙被放逐辽东,于1677年设法重获自由,遂回到江苏削发为僧.谢国桢:《党社运动》,第235—236页;也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6页.
--------------------------------------------------------------------------------------------------
第一节 最后的明朝忠臣（第十五章从明至清的忠君思想）
由于诗人有意借此抒发情感,明室衰亡的历史已开始呈现出悲剧性的浪漫色彩.因1657年的江南科场案而辞去清朝国子监祭酒之职并被没收了大部分家产的吴伟业,曾咏颂过名妓陈圆圆,据说吴三桂是为了她才背叛明朝的.①
君不见馆娃初起鸳鸯宿,
越女如花看不足.
香迳尘生鸟自啼,
屉廊人去苔空绿,
换羽移宫万里愁.②
吴伟业毕竟归顺了清朝,因而深怀负罪之感,并使其怀旧之情罩上了一层阴影.
故人慷慨多奇节,
为当年沉吟不断,
草间偷活.
艾灸眉头瓜喷鼻,
今日须难诀绝.
早患苦重来千叠.
脱屣妻孥非易事,
竟一钱不值何须说.
人世事,
几完缺.①
似乎是为了赎罪,吴伟业写了许多诗作来纪念殉国的忠臣.②他还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并在生前的最后几年里,同钱谦益的老师弘储和尚一道研习佛学.③但他在一个阔绰朋友的庄园里安下新家之后,仍有大部分时间是同彭师度、吴汉槎和陈其年——"江左三才子"——等诗友一起度过的.表面上,他似乎无忧无虑,"贲园花木翳然,有林泉之胜,与四方士友觞咏其间,终日忘倦."④但他的内心却充满忧郁,而这种心情看来与1644年崇祯帝自缢时他没能做出自杀的决定有关系.⑤1671年吴伟业在弥留之际要来纸笔,写道:
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勿作祠堂,勿乞铭于人.⑥
他终年63岁.
在吴伟业看来,明朝的覆灭是一种古老而浪漫的原始模式的再现,迷人的名妓使政治家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从而导致了国家的灭亡.由此,亡国的哀伤便会激起人们对诗的兴趣,并增加其美感.①正如17世纪《明末四百家遗民诗》的编者卓尔堪所言:"当天步移易之际,天之生才反独厚".②那些诗才不如吴伟业的文人通常都转而写史.这既是为了纪念1644年的事变,也是为了埋葬这段历史.黄宗羲曾写道:"予观当世,不论何人,皆好言作史."③当时,这一代明朝的忠臣对自身的历史有着强烈的羞耻感;他们以1644年为界,将自己的生活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个阶段.有些人,如著名的人物画家陈洪绶(1599—1652),在明亡之后更改了自己的名字,这反映出他们对自己以往那段历史的悲剧意识——即陈洪绶所谓"悔迟".④
其他人,如历史学家张岱,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张岱是绍兴一家以好善乐施著称的望族的后裔,其曾祖父是1571年的状元.1644年以前,他泰然自若地陶醉于漂亮的僮仆和娇美的侍女,以及戏剧、音乐、烟火、华服、佳肴、名茶等享乐之中.他在鲁王朱以海的小朝廷里供职时,清军征服了浙江,从此他便放弃了所有这些享乐.他舍弃了家里的山庄别墅以及他自己的书斋和稀世古玩,而归隐山林,去编撰他那部记述明朝历史的名著《石匮藏书》.当时,他写道:
陶菴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因思昔人生长王、谢,颇事豪华,今日罹此果报.以笠报颅,以篑报踵,仇簪履也;以衲报裘,以苎报絺,仇轻暖也;以藿报肉,以粝报粻,仇甘旨也…….①
无论是否有人有痛改前非的实际行动——这种悔恨之情显然是由对明朝覆灭的负罪感而引起的——所有忠于明朝的人都不再仕进,并相应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②正如黄宗羲在自己的画像上所题写的那样:"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岂其时为之耶?抑夫之有遐心?".③
做学问当然是这些亡明遗臣的一条出路.①"类皆胸蕴英奇",卓尔堪写道,"不克见之行事,不得已而寄之于言.况既谢绝尘事,自毕力学问".②学问迫使这些抗清运动的幸存者采取一种超然态度;而历史——他们的历史——则要求客观的记述.③顺便说一句,这就是康熙帝作出的于1679年举行特科("博学鸿儒")考试,然后邀请中试者参与编写官修《明史》的决定,是欢迎这些明朝忠臣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姿态的缘故.④尽管其中许多人不能公开参加编修工作,但他们至少可以通过已接受康熙帝邀请的朋友,将其记述晚明历史的著作呈交上去.①通过这种编修《明史》的方式,他们自身的历史存在得到了证实,而这正是其他任何表示赏识的做法所不能达到的,于是,所有明朝忠臣和降清汉官们便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②
明朝忠臣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最后阶段,还削弱了一种关于模棱两可和相对主义的道德观的强烈意识.正像黄宗羲所指出的,明朝忠臣的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在晚明残酷的权力争夺中,东林党运动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党争,而这对导致明朝衰亡所起的作用决不小于其他任何因素.这些激烈的党争在南明统治时期仍在继续,先后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简言之,明朝忠臣对遥远的道义目标的追求导致了眼前政治的混乱.此外,他们在继续强烈反对入清朝为官的同时,也能注意到那些通过与满族合作来完成其士大夫之使命的汉族同胞正逐渐取得具体的成就,后者实际上正在进行晚明士大夫想进行但未能完成的财政、法律和经济改革.①那么,他们所坚持的最终的善是什么呢?是作为明朝忠臣而蔑视清廷,还是那种拒绝为清朝效力但终究空虚无力的姿态?那些降清汉官在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结束之后,为了完成重建帝国的迫切任务而抛弃了英雄主义的幻想.历史是否会因此而对他们作出更高的评价呢?②
这些问题不只是道德上的困惑;它们也促使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历史动因的复杂性获得了比前哲更加深刻的认识.①王夫之的鲜明的历史循环论,将各种制度都放入其自身特有的历史发展系列中.一方面,这意味着旧式的复古主义在理智上是站不住脚的:人们不可能在封建制已经过时的帝国时代恢复井田制.②另一方面,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又确实消除了王朝兴衰的悲剧意味.他所看到的,不是制度与其时代的冲突(就像黄宗羲常常认为的那样),或更为天真地将此视为道德政府与暴君之间的永久冲突;相反,他指出,各种政治制度都完全适合于它们形成时的特定历史阶段.在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中,这种观念包含着一定的进化论因素:从原始社会,经过野蛮时代,进入封建社会,最后出现高度文明的时代.但就王夫之所阐述的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更为有趣的理性思潮——这些思潮盛行于前明忠臣这一代人求学的时代——而言,最富启发性的是他的功能主义.如果制度与其时代相适应,那么,任何社会现象都仅仅是其时代的表现或特征.简言之,道德观念不是一些抽象的超历史的和超验的概念.相反,道德与道德批判不得不依赖于对特定时期内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的深刻而全面的考察.③在对司马光《资治通鉴》这部11世纪的史学名著的评述中,王夫之说: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①
因而,王夫之坚信,一般性隐存于众多的特殊联系之中.每一种联系都有自身的要求,并按照自己的规则去运作.②
王夫之的历史相对论异常高妙,但其"联系论"——他反对将单一抽象的道德范畴与他们所描述的联系相分离——并非独一无二.③在明朝覆灭后的最初几十年间,所有严肃的道学家都被迫想方设法对这一巨大的文化创伤作出反应.①某些儒家学派有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并很可能把17世纪10、20年代的作者同17世纪后期的哲学家密切联系起来.②但这些都是道德哲学最基本层次范围内的联系.其表层在明末与清初之际被深深地切断了,而这种断裂本身又是明清两朝同这场征服战争之间的分界.③为了回答那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变,许多儒家学者摆脱了"理学"或"心学"的先验唯心论.①例如,哲学家惠栋(1697—1758)把新儒学的"理"简单地描述为超自然的扩张力(表现为"好"或"仁")与收缩力(表现为"恶"或"义")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朱熹的"理"——宇宙间的合理关系——便同物质紧密结合起来,精神的价值被理解为事物之间的关系.②
第一节完
--------------------------------------------------------------------------------------------------
①1656年,正负责编纂太祖和太宗二帝《圣训》的吴伟业,请求归乡以葬其继母张氏.1657年阴历二月,他抵达太仓.科场丑闻爆发后,他写了几首诗寄托对他的几位遭到惩罚的朋友的痛惜之情.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62—66页.
②吴伟业:《圆圆曲》,见其《吴诗集览》第七卷上,第9页.越女,即西施.她是公元前5世纪越王送给吴王夫差的美女.夫差为之倾倒,在她身上大肆挥霍,而她则将此情形秘密告知了越王.夫差被越军打败后自杀.西施最后知道了自己在这场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遂也自杀."屉廊人"指的是在空旷的白色大理石长廊中漫步,并用陶罐敲出银铃般悦耳声响."羽"和"宫"是五声音阶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音阶.
①伯奇:《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第134页.
②其例见吴伟业:《吴诗集览》第十五卷下,第13页.吴伟业的诗始终反映出一种负罪感,因为他的许多同窗好友都在1644—1655年间以身殉国,而他却没有自杀.例如:"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吴伟业:《遣闷诗》,引自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3页.
③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七四卷,第7页.弘储是江南著名高僧三峰的弟子.
④吴伟业:《吴诗集览·谈薮》上,第2页.
⑤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页.
⑥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78页.邓尉山在吴县西,灵岩山在该县南,紧靠太湖.赵尔巽:《清史稿》第一一七卷,第8页.
①肯定有许多人用这种方式理解明朝的衰亡.对南明政权的失败表示同情的人也相当普遍.《桃花扇》于1699年秋在北京上演,直到1700年春仍场场爆满,许多观众泪流满面.作者孔尚任当时写道:"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城遗老,灯施酒阑,唏嘘而散."见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22页.
②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和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1页.宋濂是明初政治家,曾做过元朝的官.人们对他这样的过渡性人物极感兴趣.宋濂被视为在异族统治期间保持中国文化的人物.吴伟业认为他的文章登峰造极,恰逢圣贤之君.即出仕于朝,助创大业,这正是那些草泽隐逸之士,执守斯文,翘首以待圣人之起,并由此而给他们带来无限荣耀与业绩所走的一条共同的道路.("斯文"出自《论语·子罕》第五章,孔子的意思是,贤君既没,文化必将保存于贤人之中.)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72页.
③《谈孺木墓表》.见谢国桢:《明清史料研究》,第324页.
④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7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0页.另一著名画家龚贤,感叹道:吾等实乃"小人";如僧人之避肉欲.西尔伯格德:《龚贤柳林中的自画像》,第8页.
①吴乃荪:《董其昌》,第261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54页.在许多同类的例子中,明朝忠臣有意引起对13世纪的画家龚开或文学家邓牧等南宋"遗民"的怀念.邓牧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何惠鉴:《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第93—95页.
②当然,有些人确实想在入清后继续他们在明代就喜欢的活动.色情小说《肉蒲团》的作者、冒襄的同乡李渔,仍是一位享有盛誉的职业墨客.清军入关后,他的剧本常由他的戏班在达官贵人家中演出.1657年游历北京后,他回到南京,在南城门附近建了一座有名的芥子园,并开起了书坊.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95—496页.许多学者,尤其是第二代学者,对入仕清朝仍有着强烈的矛盾心理.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6—331页.
③林侔圣:《人与思想》,第188页.在此后的日子里,黄宗羲致力于振兴其老师刘宗周的学术,并于1667年在绍兴重开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黄宗羲写道:"始学于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各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天移地转,僵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中,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引自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2页.有两种不同的忠明思想需加鉴别:一是"代际调节",这是鼓励其子侄入仕清朝的黄宗羲与顾炎武等人物的特点;一是"大汉族主义",其代表人物是丧失了生员资格并认为下一代人不应为外来征服者效力而损害自身名誉的吕留良.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37—43页.黄宗羲和吕留良原是朋友,后来为争夺祁彪佳的书楼,即著名的淡生党,而发生争吵.同上书,第9页;又见费席尔:《吕留良的生平》,第38—41页.
①白乐日曾指出,许多明朝遗民的生活实际上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充满着狂热的政治活动;第二阶段——更为长久、更为重要、但对政事保持沉默——则属于创造性工作时期."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19页.艾尔曼也提到:"1644年清军入关后,南方文人率先找到了摆脱因明朝灭亡而造成的进退两难境地的办法.他们从追求道德修养向从事刻板的学术研究的转变,是汉人对明朝灭亡所作出的反应中的一个关键部分."艾尔曼:《清朝的学术流派》,第6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儒林外史〉与清代的社会批判》,第47页.关于此时欧洲思想界出现的类似"冷却"状态的富于启发性的评论,见鲍斯玛:《17世纪社会的世俗化》,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