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清朝开国史
序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列强的船坚炮利迫使中国人逐步地改变关于世界秩序的古老观念,却远远没有改变他们反观自身的传统格调.50年代以来,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富的成果,以致使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不仅要向国内读者迻译海外的西学,也要系统地输入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可能会加深我们100年来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它的学术水准也再次提醒:我们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将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的、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也正因为这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古老的中国警句便仍然适用,我们可以借别人的眼光来加深自知之明.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从几代学人的成果中撷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或见解时,我们自然不能从各家学说中只挑选那些我们乐于接受的东西.如果那样做,这"筛子"本身就使读者失去了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但这次译介毕竟只是初步的尝试,成败利钝,欢迎论评.
丛书编委会
内容提要
魏斐德教授的史学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匠心独具,把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中的一环——明清嬗代过程,作为运思课题.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国防诸方面的宏大背景之中,对一个帝国如何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另一个帝国又如何重建秩序走向强盛的过程,作了总体的解剖与透视.他使人看到,中华帝国的体制与秩序中天然包含着走向衰微的因素,而王朝更代则构成了重建秩序的机制与途径;满族入主,在此被视为一种重建秩序的特殊动因.
导言
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 ——阿列克斯德·托克威尔:《美国的民主》,第330页.
1644年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勃兴,是中国历史上所有改朝换代事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虽然明朝皇帝于北京皇宫后的煤山自杀仅六星期后,清军便占领了紫禁城,但明清两朝的嬗替,决非一次突如其来的事变.无论是我们现在所持的公正观点,还是当时在明朝臣民和清朝征服者中流行的观点,都承认1644年的事变,肯定是17世纪明朝商业经济萎缩、社会秩序崩溃、清朝政权日益强大这一漫长进程的组成部分.
对当今的历史学家们来说,明朝末叶中国与世界货币体系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1]由于国际收支经常出现有利于中国工商业的赤字,白银从全世界源源流入中国.中国,自罗马时代以来便是欧洲货币的归宿,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又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②.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③.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中国.①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②
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③中国尽管与欧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①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②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③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①
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②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①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②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③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④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①.
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②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66)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切.③
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溃.④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①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②例如,官僚和贵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相对的稳定.③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5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④这点儿俸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以维持生活.①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②
许多大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1619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③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名宦官.④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京畿8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①
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②他们在宫内贪污受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③1618年,尽管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万两应收税银的70％.①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已褪色的收条.②
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③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④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参加的朝会.①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②.由科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③
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1628—1644),大量饥民涌进城市,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④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⑤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道:
老天爷,
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
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
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
老天爷,
你不会做天,
你塌了吧!.①
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②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③由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④
整个30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⑤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①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1636年,明将左良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纷纷逃入山寨.②至1642和1643年间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③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的军阀势力的一般活动方式.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④
1645年,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崇祯皇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①
清朝统治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下,并认为这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长期努力的结果.清王朝的这一宏伟事业,早在1644年以前——约1618年攻克抚顺之时——就开始了,经过约2/3个世纪才宣告完成,而17世纪80年代初,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平定三藩及台湾郑氏政权的胜利,则是这一事业的顶峰.因此,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经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这种统治方式下,满人和汉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最高权力这一现实,尽管这一权力原来不是它所拥有的.
那些帮助满族统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发展的汉人,在这一起步、协调和完成的政治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了不同角色,其社会背景也分别与这一征服过程的几个阶段相适应:最早的是一批在努尔哈赤草创之时便获得了女真贵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尔后则有在北方各省沦陷后组成汉八旗军的辽东军户、教会满族人使用洋枪洋炮的山东海盗、为猎取高官厚禄而帮助多尔衮攻占北京的北方乡绅,以及充当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江南学子.也许除了第一种人以外,所有拥护清朝的汉人,对满族人都怀有矛盾的心理.同时,满族人也警惕着与其合作的汉人.满族的君主若不联合汉官,去击败本族的贵族势力,便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他们也意识到,若全按汉族传统方式进行统治,则会变得过于汉化,从而失去本族人民对他们的忠诚和爱戴.他们十分感激与其合作的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按儒家方式统治中国,又同样地轻蔑这些明朝的叛徒,鄙视其苟且偷生,谴责其变节卖国.
双方的和解导致了满族统治下的和平,使18世纪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其直接代价则是某种道义上的不安.①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了明朝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作为补偿,则获得了实行各种政治改革的现实机会.这些改革确实起到了稳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这正是崇祯时期那些浮夸的文人学士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与满族合作的汉人,有权说他们以"救民于水火"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还是失去了旧日自我标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是放弃了某种理性自主和道义上的承诺,致使道学家变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领袖转化为朝廷官僚.其二,是达官贵人对有限改革的热忱日益增强——当朝廷的力量发展到足以使中国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快地从17世纪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时,这种有限的改革便结束了.②尽管这种复兴显得并不彻底,但王朝秩序的重建毕竟使旧的统治体制得以在新时期中继续存在下去.①因此,满族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以独特方式重建了传统的帝国制度而骄傲;他们虽被视为夷狄,却以自己设计的有效措施解决了中原王朝面临的困境.单为了这一点,汉人对清朝之"洪业"②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长期存在下去,只要这个异族王朝对他们的家园依然维持着牢固的统治.
导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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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注解：
[1]①李廷先:《史可法的评价问题》,第244—245页;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25—28页."几个世纪过去了,一切如旧.无论其来源是旧塞尔维亚(oldSerbia)、阿尔卑斯山、撒丁的银矿,苏丹、埃塞俄比亚或经由北非和埃及的苏法拉(Sofala)的金矿,还是因谷(InnValley)之施瓦兹、匈牙利之纽索尔(Neusohl)、萨克森之曼斯费尔德、布拉格附近之库坦勃格(Kuttenberg)或埃尔茨山脉的银矿,以及16世纪初期以后西北各国的银矿——无论来自何地,这些曾被吸引到地中海沿岸居民生活中的贵金属,又被抛进了源源东去的洪流.在黑海、叙利亚和埃及,地中海人的贸易总是出现赤字.与远东的贸易又只有通过耗尽其储备的金银出口才有可能.甚至有人提出这样一种不无说服力的见解:"罗马帝国的生命力,是因贵金属大量外流才枯竭的."费南德·布罗代尔:《菲力浦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第464页.又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108—109页.沃勒斯坦关于东亚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主张,受到布罗代尔的驳斥.见布罗代尔:《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反思》,第43、93—94页.
②北京的太仓,是为朝廷接收白银的主要机构.据该机构的白银收据判断,贵金属的流入至1571年达到(禁止).该年太仓的白银收入量从230万两(8.625万公斤)跃升到310万两(11.625万公斤)〔译按:此处括弧内的换算系原作者所加,其换算比例为1公斤相当于26.6明两〕.这场洪流恰好与贸易限制的放松(1567年)、日本长崎港的建立(1570年)和马尼拉被选定为西班牙驻菲律宾的首府(1571年)同时.此外,白银提纯技术的发展,也在这一时期使秘鲁总督辖区的波托西等中心地区的白银产量猛增至原来的三倍,随后又增至五倍.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0—31、53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76页;小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中国沿海》,第213页.
③1597年,西班牙大帆船将34.5万公斤白银,从阿卡普尔科运到中国.这一数字比明朝半个世纪的产量还多(明朝官府银矿的年产量约为6000公斤).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57—158页.
①肖努的估计略低于此.他认为远东吸收了美洲产白银总量的1/3强.见皮埃尔·肖努:《菲律宾和太平洋中的伊比利亚群岛》,第269页.在16世纪期间,西班牙人在佛兰德雇用的外国雇佣兵要求付给他们黄金.这些黄金是由赫诺瓦银行家们提供的.他们通过与远东的贸易,将西班牙提供的美洲白银兑换成金锭.在"长期的白银统治"时期(约1550—1680年),这种局面创造了一个全球经济体系."以意大利、中国为中枢,从美洲出发,通过地中海或好望角,通向整个世界.这可以看作一种结构,一种在20世纪以前从未受到干扰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持久而突出的特征."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99—500页;又见伦纳德·布莱塞:《近代世界体系》,第96页.
②艾维四:《论白银、外贸与明末经济》,第1—10页;米歇尔·德韦兹:《18世纪中国社会对英、法、俄的影响》,第8—9页;S.A·M.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5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24—125页.日本向中国出口白银和铜而进口黄金,因为在中国用白银兑换黄金比在大多数其他地区(包括日本)都更为优惠.16世纪80年代,中国的金银兑换比率是1:4;欧洲则是1:12.到1650年,欧洲的比率又升为1:15.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459及499页.阿特韦尔对日本白银输出量的估计,低于其他多数经济史学者.他估计在1560—1600年间,日本白银的输出平均每年为3.3万到4.8万公斤.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1页.肖努估计在近两个世纪间,日本和美洲提供的白银总量,在4000到5000吨之间.皮埃尔·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8—681页.
③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55页;简·德·夫里斯:《1600—1750年危机时期的欧洲经济》,第20页.肖努找出了中国与欧洲贸易形势的五个转折点:(1)从1555到1570年,伊比利亚人突然打通了中国海、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通道;(2)1580至1590年间,马尼拉与澳门决裂,西班牙无敌舰队时代的欧洲经济出现萎缩;(3)1600年左右,荷兰公司到达印度洋;(4)1615至1620年间,荷兰人封锁了摩鹿加,切断了澳门与印度洋之间的交通;(5)1640至1644年间,明朝灭亡,日本人血洗澳门大使馆,伊比利亚王国的分裂将澳门与马尼拉隔开,以及由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的敕令引起的礼仪之争."中国的衰落与欧洲的衰落发生在同一时刻.因此,中国贸易的这一灾难性变化表现为双重的衰退:一方面,美洲白银的出口无疑减少了,而同时,一场周期性的或者说是破坏性的危机又席卷了中国大地."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79页.布罗代尔只看到了17世纪最初20年美洲白银输入减少后的一种重要转变,并称之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其中可能存在的原因包括:由于收益递减律,开采成本更高了;以欺诈手段使美洲保留更多的硬通货,以满足当地对货币的需求;以及向当地居民征收十一税,这妨碍了提取白银所需的劳力之补充.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36页;又见厄尔.J.汉密尔顿:《1501—1650年的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第293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第20、25—27页,及其《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3、109页;卡罗·M·辛宝拉:《工业革命前(1000—1700)欧洲的社会和经济》,第212—216页;雅各布·克莱佛伦:《经济通史》,第152—153页.
①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6页.经济衰退继续引起经济衰退;结果变成了原因.但是,中国的国内危机也许促进了全球性危机的爆发."我们可以证明,中国对马尼拉遥相呼应的支配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使得中国贸易和世界贸易的长期周期性波动出现了一致性;甚至还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中国贸易的波动幅度比世界贸易的波动幅度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不管表面现象如何,正是跟中国大陆之贸易的兴衰,支配着西班牙海上贸易本身的消长."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67页,又见K.N.肖德胡里:《1660—1760年的亚洲贸易市场和东印度公司》,第456—458页.
②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6—567页.
③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页.从16世纪到18世纪,除了少数例外,所有货币的内在价值都下降了.这一现象与大西洋经济的膨胀有关,首先是吸收黄金和将非洲部分人口掠为奴隶,然后是开发美洲财富.短期内,白银紧缩会减慢表面价格的上涨(实际上在贵金属大量输入之前,西欧的物价就已开始上涨了).但从长远看来,表面价格却和美洲白银产量一同上升."16世纪末的价格革命"在欧洲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了三到四倍,达到了1500年的水平.菲力浦二世时代的人们,因物价不断上涨、生活费用急剧提高而目瞪口呆.17世纪上半叶,人们的实际收入比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减少了1/2;17世纪20年代,欧洲人经常抱怨,跟其三四代以前的祖先们相比,他们吃得太差了.17世纪20和30年代,几乎所有欧洲货币——包括比较稳定的英镑——都不得不贬值.E.E.里奇,C.H.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82—383、400—405、428、458、484页;布罗代尔:《地中海世界》,第517页.这次通货膨胀也打击了奥斯曼帝国,其小麦、铜、羊毛等商品被偷运出境,以满足欧洲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一项有关伊斯坦布尔为旅行者和学生提供免费住宿的济贫院之预算的分析,表明了同样的通货膨胀.如果将1489—1490年度的物价指数定为100,那么1585—1586年度的物价指数便是182.49,1604—1605年度的物价指数则是272.79.奥默·卢德菲·巴坎:《16世纪的价格革命》,第9页;又见霍里·伊斯拉莫格路和卡格拉尔·基德:《奥斯曼历史大事记》,第34、49—55页.
①艾维四:《论白银》,第10—15页.肖努在综合了他的全部指数之后,断言1640年后没有一项指数可以说明这一过程不是"灾难性的指数减小过程".肖努:《伊比利亚群岛》,第250页.换个说法,假定某人于1611—1615年间在马尼拉所作的生意是一个点,后来于1666—1670年间所作的生意为另一个点,那么,他就会发现收益下降率是40:1.肖努确认这一转变发生在1642年,并将其描述为"一个经济空间的彻底消失",或"全球危机中的死亡时刻."肖努:《马尼拉和澳门》,第562页;又见布罗代尔:《反思》,第42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17页.
②例如,1630年松江地区发生了严重旱灾.1632年米价为每斗120钱,到1639年上升为每斗300钱.浙江北部地区,每石米原来值银一两,到1641年上升为每石值银四两.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74页;海伦·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11—12页;又见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第81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44页.17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食物价格上涨的同时,其他商品价格出现了下降趋势.这样,与较早出现的通货膨胀形成对比,中国似乎又随着由囤积、歉收和投机活动导致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出现了普遍的通货紧缩(此说采自艾维四给作者的私人信件).
①森正夫:《16—18世纪赈灾管理与地主佃户的关系》,第432—433页;艾维四:论白银》,第16—19页.
②这大约相当于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路易十四的小冰河时代"初期.太阳物理学家认为,这个时代是从1645年持续到1715年的"太阳能量最小时期",其间地球表面的气温降到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大概与从太阳黑子的活动和树木年轮的碳异常中测定出的阳光辐射的减弱相对应).H.H.拉姆:《气候变迁》,第10—11、65—66、174页;约翰·A·埃迪:《气候与太阳的作用》,第726、739—740及743—744页,及其《停滞的最小限度》第1191、1195—1196及1199页;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瑞:《太平之年,饥馑之年》,第58—59页;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12页;弗南德·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8—19页.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一时期中国遭受了更为严重的干旱和低温的袭击,致使北方农作物生长季节比正常年景缩短了两星期.龚高法、陈恩之、文焕然:《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第130页.据地方志载,黄淮平原地区的大旱之年,有1024、1297、1326、1465、1506、1509、1585、1640、1650、1669和1786年.据《山东运河备考》载,1638年,漕河干涸;1640年,"大旱,黄河水涸,流亡载道,人相食."《睢宁志稿》第十五卷.引自徐近之:《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整理》,第184页.同一时期,长江中游和淮水流域的河流在冬季全部封冻.同上书,第188页;G·威廉姆·施坚雅:《市场体系与地区经济》,第77页;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第30—31页.
③蝗灾发生于1638年.谢国桢:《南明史略》,第15—16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190—191页.严重的时疫有两次:一次发生于1586—1589年,另一次发生于1639—1644年.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106页;文秉:《烈皇小志》,第217页;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9—10及16—18页.饥荒与瘟疫,尤其是与天花,有着流行病学意义上的关联.拉尔夫·W·尼古拉斯:《女神西塔拉与孟加拉的天花》,第24及36页.
④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311页.在1641年疾疫流行期间,桐乡县(江南嘉兴府)居民十之八九被传染.有些一二十口人的大户,竟无一人幸存.蛆虫爬出户外,邻居不敢下足.陈奇德:《灾荒记实》,引自邓斯坦:《明末流行病初探》,第29页.邻近的湖州府是中国人口最密的地区之一,1640—1642年间,其人口下降了约30％.居密:《地主和农民》,第10、36页;石锦:《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19页.
①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272页;又见米彻尔·卡蒂尔:《中国明代人口统计资料》;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第162页.有些经济史学家不愿将这种衰退称为"危机".例如,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5—7、18、33页;辛宝拉:《工业革命前》,第231页.但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17世纪是人口增长的停滞时期.德·夫里斯:《欧洲经济》,第4—6页;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3页.
②居密:《地主和农民》,第20页.又见西岛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哈里特·T·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和中国绅士阶层的发展,800—1600》第200—201页.
③这一描述出自安徽南部新安江地区歙县的县志.
④亨利·马伯乐:《明朝的灭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64页,及其《16世纪中国明朝的军费》,第85页.
①关于明朝初年的行政管理,有这样一段描述:"地方官吏甚至不得进入农村.各乡村都被组织成为自治单位,由'年高德劭者'负责训导各村的百姓.在财政管理方面,特别注重的是实行账目控制,而非提高土地效力.皇帝的节俭措施就是将政府预算和行政管理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供给过程主要是较低层次的横向具体事务,因此无须设置中级后勤机构".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与政府的财政》,第44页.
②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第206—207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44—46页,及其《倪元璐的现实主义》,第417页;梁方仲:《明代粮长制述要》,第38—43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22—223页;佐伯有一:《1601年"织佣之变"的有关诸问题》,第87页;米彻尔·卡蒂尔和皮埃尔、埃蒂安·威尔:《中国人口统计制度》,第160—245页;O.傅兰格:《李贽对16世纪中国民族斗争历史研究的贡献》,第65—66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第二部分,第64页;西岛定生:《中国棉业市场》,第131页.1398—1645年间,登记的田亩数量减少了一半.1867年以前,田亩数量从未达到过1398年的水平.约翰·R·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289页.大部分人背井离乡,沦为流民.顺便说一句,其中许多人参加了民间的宗教运动.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01、216、221、229页.
③所以,官吏的俸禄在总体上是不充足的.一个二品官一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主要得靠地方官吏的钱财馈赠为生.在其年收入中,后者可能是前者的10倍.品位较低的官吏未必能得到这种外快,只好走借债之路.一个六品文官的俸银只有35两,也许还不够支付家庭开支.阿谢德:《17世纪中国的总危机》,第3页.
④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76页;何柄棣:《中华帝国中的进身之阶》,第22页.明代的官僚机构相当庞大:有大约10万文武官吏、10万宦官、10万多中央禁军,以及10万以上男性皇族成员.1522年,有近15万闲冗官吏被夺禄除名.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59页.虽然许多下层皇族成员陷入穷困,但上层的亲王仍生活得很好,他们是压在农村经济上的一项沉重负担.仅河南一省就有八大亲王和大量小贵族,他们消耗了从该省北部43个县征收的80万担粮食中的30万担.这等于该省只得到全部田租收入的60％.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79页;R·V·德斯·弗格斯:《中原的起义》,第2页.
①宫崎市定:《东洋近世史》,第240—241页;约翰·罗伯逊·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第261—26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13—119页;吕元骢:《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1644—1660)》,第6页.按每年固定俸银的平均数计算,文官的俸银平均每人10两,武官不到5两,士兵不到2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5—276页.
②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2页.
③杨联升:《中华帝国时期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51—57页;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2页;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第13页.万历皇帝还允许其亲属占夺大片公私土地.魏斐德:《明清史研究》,第106—107页.
④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3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29页.一说宫女多达9000,宦官多达10万,见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53页;又见乌尔里奇·汉斯—理查德·马米兹:《魏忠贤》,第15页;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3页.
①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0—71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9—10页;F.W.莫特:《中国zhuanzhi主义的发展》,第20页.东厂建于1420年,是控制宫廷禁军(锦衣卫)的机构.锦衣卫建于1382年,原是皇帝直接操纵的秘密警察组织.东厂的实际监察工作,由宦官监督下的锦衣卫负责.马米兹:《魏忠贤》,第52—53页;罗伯特·B·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8—131页.东厂之外,还有个西厂,是1477年建立的另一个特务机构.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95页.锦衣卫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明太祖于1635年模仿元制建立的一个更早的特务机构,当时,他正在太平地区创建军事政权.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3页.可能还有由僧人和道士充任的另一个特务组织.弗兰克·芒泽尔:《论明太祖》,第389页.关于秘密警察之发展与zhuanzhi制度之成长的密切关系,见彼得·格雷纳:《明初到天顺年间的锦衣卫》,第159—167页;莫特:《中国zhuanzhi主义的发展》,第20—21页.
②内廷宦官数量的增加,主要是明初皇帝总想利用亲信宦官去控制外朝的结果.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6页;马米兹:《魏忠贤》,第152—153页.许多穷苦的青年男子为求职而将自己阉割.正德年间(1506—1521),朝廷不得不拨出北京南郊的南苑,来安置3500名已经成为宦官,但无具体职位的阉人.1621年,天启帝下令招录3000多名宦官,竟有2万阉人前来申请.三田村泰助:《中国的太监》,第71—72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5页.有些男青年将自己阉割是为了逃避兵役.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25页.
③佐伯有一:《织佣之变》,第87页.
①从1618年到1639年,共有七次加税,使税率达到了基本财产的1/10左右,即每亩耕地约纳银五钱.黄仁宇:《明朝的财政》,第118—120页;又见万言:《崇祯长编》,第27页.至16世纪末,明政府除每年征收2100万两田税外,还照例征收1000万两由力役转化而来的税银,200万两的垄断盐业收入,和400万两指定交送太仓的其他各种收入.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74—275页.
②文秉:《烈皇小志》,第218页.1643年,一位安徽秀才建议印发面值3000万两的纸币,尽管没有相应的白银储备做基础.这位令人绝望的皇帝竟几乎采纳了这个建议,后因商人反对,经营丝绸的店铺也表示宁愿关店也不接受不值钱的纸币,方才作罢.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洲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0—11页.60年前,太仓曾有600万两(22.5万公斤)储备白银,而到1644年,这些白银已被挥霍得所剩无几了.艾维四:《时间与金钱》,第33—35页;魏斐德:《1644年的大顺政权》,第44页.
③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绅士与民众》,第22页.
④马米兹:《魏忠贤》,第48—50页.
①克劳福德:《明代的宦官权力》第11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0—11页.关于万历皇帝拒绝接见大臣,即"打击"外朝官僚的原因,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75—103页.
②官僚组织中有一条不证自明的规律,"一个部门之职能的内在不确定性程度越高,其中半正式的交流渠道与信息就越多."安东尼·唐斯:《官僚政治内幕》,第114页.
③马米兹:《魏忠贤》,第155页;邓尔麟:《达官贵人与嘉定大屠杀》,第25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4—28页;查尔斯·O·贺凯:《晚明的东林党运动》.
④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188、199—200页.明朝中晚期,官僚绅士霸占大片土地,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背井离乡,沦为流民,其中许多人成了强盗.这些流民在发生旱涝灾荒时总是最先受到打击.1640年河南饥荒期间,米价每斗3000钱,小麦每斗2700钱,流民只得自相食,父食其子,妻食其夫.李洵:《16世纪的中国海盗》,第1—2页;洪焕椿:《论明末农民政权的革命性和封建性》,第71页.
⑤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的研究》,第34页.
①居密:《主人和奴仆》,第63页.
②例如,自1636年后,明朝政府完全放弃了襄阳城下被冲垮的汉水堤堰.在钟祥和武昌之间,农民被连年水灾赶出了家园,大片土地变成沼泽和盗贼栖身之地.皮埃尔·艾蒂安·威尔:《中国水利的周期性变动》,第275—276页.
③这种国家邮驿系统,始建于明太祖时.最初是由富户提供驿马或船只,由贫户出丁充役.私人可使用该系统,使用权则由官府公开出售.至1624年,那些被指定的倒霉的富户纷纷破产了.驿站中充役的农民早已以此为业,而朝廷裁减邮驿系统后,他们便无以为生了,于是许多人沦为盗贼.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213—216页;黄仁宇:《倪元璐》,第8页.
④郑天挺、孙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4—7页.在中央及地方官府中,与邮驿有关的职位常常缺而不补.例如,按照制度,六科给事中应设50余员,都察院御史应设百余员,而万历末年,"六科止四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赵翼:《廿二史札记》,第731页(第三十五卷).
⑤斯波义信:《宁波和它的物资供应地》,第422页.
①例如,1635年史记言出任山西地方官后,便招募当地壮丁,命一名精通武术的僧人对他们进行训练.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二○九卷,第4页.具有这种独创精神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徐标.17世纪40年代初,他出任保定巡抚后,用最新军事技术训练了一支7000人的私人武装,用以自卫.戴名世:《保定城守纪略》,第3页.这种由幕府提供兵员组建半私人武装的活动,开始于16世纪中叶.当时,胡宗宪等将领不得不在长江下游和沿海地区以这种方式防御海盗的攻击.梅里尔恩·菲茨帕特里克:《中国东南地区的地方势力与反海盗组织》,第2页.又见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173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59页;李洵:《中国海盗》,第5页;孔飞力:《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地方团练防御系统》,第220页;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53—55页;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19—220页;苏均炜:《明嘉靖期间倭寇史略》,第150页.
②刘约瑟:《史可法》,第25页.关于明朝军队残杀无辜人民而非叛军或盗贼的另一例证,见李清:《三垣笔记》中,第2页.
③徐鼒:《小腆纪年》第六十四卷,第908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七卷,第59页;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与此同时,明朝大臣史可法公开对徽州绅士们说,朝廷军队与叛军没什么区别.他们在劫掠百姓时同样凶残,都是人民的祸害.史可法:《史忠正公集》第二卷,第17页.
④"游动的军事政权"一语,出自贝利.见C.C.贝利:《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与社会》.
①《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
①保罗·S·罗普:《早期近代中国的异议》,第41页.
②中国在顺治时期和康熙初年,为其复苏奠定了基础.对此后文将有论证.经济的复苏实际开始于1682或1683年.韦庆远:《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第3页;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又见布罗代尔:《资本主义和物质生活》,第13—14页.欧洲各国的复苏各不相同.德意志各国在惨遭30年战争(1618—1648)的蹂躏之后,大约与中国同时开始复苏.而欧洲较发达地区的复苏则开始得较晚:法国和荷兰开始于17世纪90年代,西班牙和英国开始于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据皮埃尔·格勃特(PierreGoubet)说,在博韦地区,衰退期从1630年一直延续到1730年.里奇和威尔森:《剑桥欧洲经济史》,第405—406、429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二部分,第245页.关于1710年以后英国统计人口的增长,见E.A.里格里和R.S.斯科菲尔德:《1541—1871年英国人口史》,第162页.
①从这种也许目的论色彩过于浓厚的意义上讲,中国战乱后的复苏并未真正解决其整体性的缺陷.如果我们承认欧洲近代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发展模式是进步的,那么,清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正是打算通过与经受了同一场全球性经济、社会大灾难的其他国家所提出的方案背道而驰的另一种方式,使现存社会体制从这场危机中恢复过来.关于规律性的有预兆的危机与适应性变革的关系,见雷内·汤姆:《危机与灾难》,第38页;弗南德·布罗代尔:《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第749—750页.
②"洪业"(greatenterprise)一词,描述了一个儒教王朝通过建立和巩固对"天下"的统治,来赢得和保持"天命"的努力.汉语的口语称之为"大事",书面语称之为"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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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北部边防
导言
游骑不听能汉语,
将军遂缚作蕃生.
配向东南卑湿地,
定无存恤空防备.
念此吞声仰诉天,
若为辛苦度残年.
凉原乡井不得见,
胡地妻儿虚弃捐.
没蕃被囚思汉土,
归汉被劫为蕃虏.
早知如此悔归来,
两地宁如一处苦.
缚戎人,
戎人之中我苦辛.
自古此冤应未有,
汉心汉语吐蕃身.
白居易:《缚戎人》.
1368年明朝的建立,与将蒙古人赶出中原及在长城以北实行军屯是密不可分的,①明朝从建立之初,直到17世纪灭亡,始终高度重视北部边防.②1371年,明太祖曾说,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最危险的心腹之患.③为此,明太祖建立了一支300万人的庞大军队.他们分为三个部分:京卫、上十二卫亲军和地方卫所①.
导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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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序注解
①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2—54、56页;杨旸:《试论明代辽东都司卫军屯田制》,第13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2页;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74—75页;D.波克蒂罗夫:《明代东蒙史》,第11—14页.查尔斯·O·贺凯认为,"明王朝的创业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人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决定性意义."由于满族不是游牧民族,所以贺凯声称,1368年以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不再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了."查尔斯·O·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2页;又见兰德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一书《前言》,第18—19页.16世纪20年代,士大夫祝允明曾说:沿海之民及以皮毛为衣者,虽人立而行,非我同类.其人皆自相联结,抚之则如"蜂蚁",弃之则如"獍枭"(成年后便忘恩负义,吃掉自己的父母).克里斯琴·默克:《祝允明与苏州的文化贡献》,第441—442页.许多汉族人对蒙古人或定居中国的中亚人总是怀有戒心,唯恐其危害中国.亨利·塞路易斯:《明朝反对定居在中国北方的蒙古人吗?》,第136页.
②1369年明太祖分封宗王时,将封地设于北方,使为藩王,从而沿明朝边境构成一道屏障.这是明朝防御北边的最初措施.爱德华·L·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74—75页.
③罗荣邦:《和平与战争的政策和决策问题》,第52—53页;又见弗雷德里克·W·莫特:《1449年的土木之变》,第27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12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2页;亨利·塞路易斯:《明代甘肃地区的蒙古人》,第330页;兰德彰:《前言》,第14—15、17页.明太祖的民族优越感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从前也承认元朝为正统,但1367年11月北上时,他檄谕北方人民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淤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明实录》洪武朝第二十六卷,第10—11页.
①卫是遍布全国的地方军事单位,每卫5600人,下属五个千户所,各1120人.每千户所又下属十个百户所,各112人.守御千户所设于冲要之地,每所1128人.应当指出的是,卫所制度使明朝能在战争频仍的14世纪将庞大的军队分散于全国.罗梅因·戴乐:《明王朝的社会来源》,第1—3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罗伯特·B·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5页;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0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4—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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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明朝的卫所制度（第一章北部边防）
卫所是明太祖称帝前在南京创建的,是明朝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是模仿北魏隋唐的府兵制、又吸收元朝军制的某些内容而形成的,属于自给自足的军屯类型②.最初,每个军士受田15亩以维持生活.1365年,长江中游一些惨遭战火洗劫的地区被辟为军屯区,每个军士受田50亩,给耕牛农具,并免其田租徭役.这种制度,使各地卫所军士在明初25年中,每年都能生产约3亿公斤粮食,足以供养100万军队,从而使朝廷无须从国库按月拨发粮饷便能维持一支庞大的边防力量.③
卫所军士皆由身份永远不变的世袭军户充任.卫所军官也世袭其职.这样,卫所制度一方面表现出朝廷有决定其臣民之身份的权力,同时也展示出封建化的巨大潜力.④世袭的军士会因其身份相同而形成牢固的个人联系,因此必须尽力防止将领与军士的关系过于紧密,并对整个军队组织加以严密的行政控制.各卫之事务由三司分掌:都指挥使掌兵,此外有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所有军户的户籍皆由五军都督府管理,军队调动权则在兵部文职大臣手中.当卫所军队被征调作战时,其军士便脱离了卫所军官,由都督府指定的总兵官统领,而总兵官则向通常由朝廷大臣出任的统帅负责.①
要使这种精心设计的自给自足的军事制度永久存在下去,必须维持世袭军户的素质和义务.但15世纪后期,意味着该制度走向衰败的不祥征兆却出现了.朝廷中某些贵戚官僚开始驱使军士建造寺庙和宫室.②不久,地方将领也把军士变为劳工,或向他们"卖闲",每月交纳200钱就可免除军事训练.这样,卫所军官便成了有利可图的职位.于是,商贾子弟纷纷重金行贿,求得此职以饱私囊,或将家奴登入军籍,借此来贪污军饷.有些军官甚至割占军屯土地,强令手下军士像农奴一样为其耕种.③大量军士因得不到军饷又遭受如此剥削,而极力摆脱军户身份.据史载,至16世纪初,一些卫所的逃亡军士已达其总数的80％,许多边地驻军也只剩下兵力的一半.①军官奉命出兵时,只好临时雇用矿工和盐工充数,或招募辽东、陕西的雇佣兵,而这些人与他们要去镇压的乱民常常出自同一社会阶层.②
似乎是为了弥补兵员的损失,明末统治者越来越重视长城的修缮,或以砖石加固旧城,或在某些地段增修新城③.这种防御心理的形成,并不仅仅是由于卫所制度的衰落,它可上溯到明朝第三代皇帝成祖永乐时期.明成祖从其侄儿手中夺取皇位后,对拥兵驻守今关外之承德(热河)的兄弟宁王心怀疑惧.1403年他令宁王率部撤出承德,而将这一战略要地交给了曾支持他发动政变的蒙古兀良哈部④.同时,他还撤回了驻守河套北部的军队,并加修长城,将辽东、广宁和大同防线连为一体.⑤这等于将东胜一带拱手让给了北方民族,1462年——即明英宗在耻辱的"土木堡之变"中被蒙古瓦刺首领也先俘获后的第十三年——河套遂落入察哈尔部之手.⑥
不过,明朝并非总是被动挨打.当它逐渐控制塞北的时候,以及1390年后在蒙古人基本停止了袭扰中原的近60年间,明军一度控制了直抵朝鲜边境的东北地区①.成祖曾亲率大军五次出塞;16世纪40年代,内阁首辅夏言又发动了驱逐蒙古、收复河套的战役②.1547年,三边总督曾铣一度将蒙古人赶出了河套;但次年鞑靼首领阿勒坦汗又入境侵扰,并于1550年兵临北京城下.③自此,人们对夏言的进攻之策丧失了信心.嘉靖朝臭名昭著的大臣严嵩,在置夏言于死地后改取守势;1570年,张居正(万历时升任内阁首辅)又以封王和开放边市贸易为手段,对阿勒坦汗进行安抚.④
这种策略也不是无懈可击.①有人曾指责张居正,说他声称自己对阿勒坦汗的措施有利于中夏,是"虚辞以欺君父";说今日把中华之丝绸绮绣变成了夷狄的日常服装,名为互市,实为姑息养奸.边防的筹划者以贸易特权贿买夷狄,夷狄反过来却用兵威敲诈我们.②严嵩则被人们视为奸臣的典型,常与李林甫(勾结鞑靼出卖朝廷的唐朝大臣)、秦桧(1141年出卖爱国将领岳飞的宋朝大臣)相提并论.③
然而,对北方部落所实行的这种"羁縻"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边地驻军的膨胀,从而使明朝的军费负担因卫所制度的衰落而比以往更加沉重.尽管世袭军户日渐减少,军官数量却不断增加.14世纪末,京师驻军只有大约2700名军官,到15世纪中增至3000名,除禄米外,每年还要领取饷银48万两.此类开支在不断增长.到16世纪末,正规军已达120万人,仅基本开支——如果全额供给的话——就需白银2000万两.其中一部分被用来征招募兵,以弥补世袭军士之不足.募兵每人每年的饷银为18两,若在边地则外加5两,其家庭也可得到一份津贴.1492年,明朝颁行开中制度,鼓励商人运粮至边防,换取盐引回内地兑盐经营.但这一制度1500年后便逐渐废止,致使边地米价迅速上涨,每担(60公斤)值银5两.①边地所需军饷当然也要随之增加:1500年为5万两,1573年增至280万两,1586年又增至360万两.②这项庞大开支,需由太仓府库支付.16世纪80年代,地方每年向太仓纳银,其白银储备通常能保持600万两.但由于边地军饷不断增加,16世纪末为征讨鞑靼、平定西南土著叛乱和帮助朝鲜抗击倭寇,又花去1200万两,太仓储银也很快消耗殆尽.至1618年,太仓储银只剩下了12万两.就在这一年,后金大败明军,攻占了抚顺,明神宗不得不解开私囊,来填补兵部的50万两赤字.③(当时东御府储银仍有300多万两).
为应付这些不断增长的开支,明朝又开始加派赋税.1619年,加派辽饷,税率约为9％,除京畿皇庄外,全国各地都要交纳.④由此额外征银520万两,但仅够支付辽东一边18万军队和9万战马的费用,而无法顾及九边50000454_0026_0①中的其余八边.此后几年中,整个边地军费仍在持续增长②.米价也不断上升.从1520年到1620年,米价翻了一倍;从1620年到1644年,又上涨了20％③.1630年,明朝又提高了辽饷税率,向全国特别是江南地区进一步搜刮,但仍入不敷出④.
第一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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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节注解
②这种体制是1363年由原元朝户部尚书张昶提出的.罗梅因·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23—24页;又见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败政》,第287—288页.
③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38—39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6—37页.
④京军中有一部分是番上的卫军,但其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及正千户、副千户、百户等,都是世袭职位.这些都是卫所官职.战时统兵的将领及各省都司和中央都督府的职位,由皇帝指派的官员充任.为了维持世袭权,他们仍保留原来的卫所官职.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52页;戴乐:《卫所制度在元代的起源》,第39页.
①14世纪末,共有都司17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至15世纪,内外卫增至547个,千户所增至2593个.1467年后,又正式设立总督之职.1400—1600年间,东北地区增设了310多个卫所.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7—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6—47页;查尔斯·O·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34—35页.
②明朝军队的衰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北京周围的78个卫,原有38万人,至16世纪初,只剩5—6万人,而其中实际操兵器者仅有1万人.蒙古骑兵曾攻至京郊能看到北京城门处,明军竟不敢前去应战.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39—43、56—57页,及其《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67—68、290页.
③"在这个国家中,也许没有哪个阶层比这些士兵更为卑贱和懒散了……平时,他们抬轿、喂马,像奴仆一样受人役使."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9—90页.
①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
②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53—57页;艾尔伯特·詹:《明朝衰亡》第四章.据估计,到1569年卫所军士只剩下1/4了.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0页.
③埃尔文:《古代中国的模式》,第91—106页.长城的系统修缮开始于1472年,当时明朝经济在经历了15世纪中叶的衰退后,刚刚开始恢复.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页.
④兀良哈部分布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西至中俄边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森林地带.罗夫·特劳泽特尔:《中国民族主义的先声——宋代的爱国主义》,第11—13页.
⑤说来也怪,永乐帝因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而一直被认为是在保卫北方免遭蒙古侵扰.E.B.豪威尔:《"裴晋公义还原配"及其他中国故事》,第135页.
⑥傅吾康:《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第97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的收缩》,第10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08—111页;卢克·匡顿:《游牧帝国》,第274—275页.欧文·拉铁摩尔关于西罗马帝国在英国和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势力界线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是有启发性的."就像在中国那样,军事力量所能威慑的范围大于能征服和吞并的范围;实施统一行政管理的范围又大于经济整合的范围.用来排斥野蛮民族的北方边界,也是一种界线,在它之外,同样大小的耕地、同样规模的城镇和官府,却不属于这个国家;在它之内,主要是实物、运输代价又不太高的规定贡品,能由国家集中起来;而在它之外,贸易基本是离心的,输出大于输入."欧文·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87页.
①明初对蒙古的防御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姿态.明将徐达以元朝都城(北京)为幕府,年年出兵北上讨伐蒙古残部.但1372年,徐达和李文忠被扩廓帖木儿打败.1373年,明太祖遂令徐、李二将固守边界,不再深入蒙古境内进行追剿,并将山海关两侧的居民迁至河北内地.1380年,明朝又改变了策略,并在1387年至1388年,派遣20万大军北出长城,彻底击溃了东北地区的蒙古军队,并继续沿松花江追剿,最后在勃脑尔(Buirnar)杀死了蒙古幼汗.T.C.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2—10页;匡顿:《游牧帝国》,第263—264页;侯仁之:《明代边境地区的马市》,第311—313页;法默:《明初两京制度》,第61—63页.
②傅吾康:《15世纪初期中国对蒙古的征讨》,第82—88页,及其《于谦》,第95页.已有学者指出,在永乐帝不断迫使蒙古人向西伯利亚大平原远徙的时候,明朝没有必要在大同以外设置峰火台——一种报警系统.然而明朝一旦放弃了积极进攻的军事姿态,蒙古人便会驻兵长城之下,并在无人报警的情况下直逼大同和北京.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7—62页.
③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6、530、1304—1305页;毛里斯·罗塞比:《1368年以来的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5—46页.三边指甘肃、宁夏和延绥.其总督府设于固原,肃辽都督则驻守密云.阿勒坦汗联合了东部蒙古各部落,并重建了克拉廓热姆(Qaraqorum)旧都.匡顿:《游牧帝国》,第278页.
④罗荣邦:《政策和决策》,第66—68页;吴缉华:《明代北边防御》,第11—12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明代人名辞典》,第7页.
①《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在公众眼中,与蒙古互市的安抚政策,总是同声名狼藉的仇鸾联在一起,而英勇抵抗则同其政敌杨继盛联在一起.当皇上宠幸仇鸾时,杨继盛受到贬黜,一度消声匿迹.不久,仇鸾私自与蒙古互市,并献上80颗普通边民的头颅冒充敌军首级,谎称在古北口大败蒙古军,故而失宠.于是杨继盛得以重返朝廷,但不久又遭严嵩弹劾,于1555年被定死罪.当时杨氏之妻上疏皇帝,愿替夫受刑,还说死后要率鬼魂之军为明朝而战.严嵩于中途将此疏扣留,但其内容后来却广为流传.1656年,清朝顺治帝还在正式场合称赞了杨继盛的忠诚.吴乃荪:《董其昌》,第264—267页;赫伯特·A·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168、18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1503—1505页.杨继盛认为,忠同孝一样,是不可推卸的义务;人臣应既孝且忠,既事奉父母,又全心全意为君主效力.杨继盛:《杨忠愍公集》第二五七卷,第9页.
②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3页.
③在蒙古人看来,严嵩只有在认为阿勒坦汗及其军队不过是一群"寻食之徒,无须忧虑"这一点上,是现实的.塞齐·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的贸易和冲突的样式》,第197页.在17世纪的民间传说中,沈炼被比作李林甫.E.B.豪威尔译:《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318—320、412页.明末"三言"中有个题为《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的故事,也表现出关于华夷关系的一种陈腐观点.故事说,渤海王要求唐玄宗(713—755年在位)将高丽的176城让给渤海国.作者借李白之口回答说:"自昔石卵不敌,蛇龙不斗……况尔海外小邦,高丽附国,比之中国,不过一郡,士马刍粮,万分不及.若螳怒是逞,鹅骄不逊,天兵一下,千里流血……毋取诛僇,为四夷笑."豪威尔译:《今古奇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第79—80页.
①王崇武:《明朝商人殖民制度》,第301—303页;泽恩道弗尔:《"新安名族志"》,第194—195页.
②16世纪后期,有大约50万军士和10万匹战马驻守北边,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约为2两.16世纪50年代,募兵每人每年的佣金约为6两;至17世纪初增为18两.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85—290页,及其《明朝的军费》,第43—44页.
③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0—42、55页;赵翼:《甘二史札记》,第750页;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280页,及其《明朝的财政》,第112—116页.
④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5—6页;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163页.
①九边指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陕西的延安和绥德)、太原、固原、宁夏和甘肃九个军事重镇,是设于各省及都司之上的不固定的军事机构.朝廷根据需要拨给它们军队,并从中央都督府的权要中选派其将领.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65页;侯仁之:《马市》,第309—311页;黄仁宇:《明朝的军费》,第44页.仅辽东一边之军饷就需银324万两,粮108万担,马草21.6万捆,料豆97.2万担.弓每张需银2两,箭每支需银6钱.将这些物资自天津北运的船只仅有700条——而非预定的4000条,以至大量物资不得不用速度慢、代价高的牛车运送.黄仁宇:《明代大运河》,第127—131页.
②如1624年,修建城墙6240丈(约11000公尺),敌台321座;1625年,修城费用又继续上升.《明实录》天启朝,第五十一卷第17页,第五十五卷第19—20页.据贺凯统计,1618—1627年间,明朝在同后金的战争中花费饷银约6000万两,约占明朝在此期间全部收入的一半.贺凯:《明代的监察制度》,第158—159页.
③米彻尔·卡蒂尔:《14—17世纪中国价格变动史评述》.这一时期的价格指数是不可靠的.
④褚华:《沪城备考》第五卷,第5—6页.1639年9月,广宁总监高起潜报告说,五个月来,"额饷分文未解".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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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汉族边民与满族奴隶（第一章北部边防）
此时,明朝关外驻军的编制,同原来的卫所已大不相同.甚至内地军队,也由照例任职10到12年而不迁转的将领直接统辖.⑤中央的都督府已失去权威,变成纯粹的文书处理机构.旨在实现相互牵制与平衡的三司分权的地方军事制度,也被指派督察官员去"巡抚"某一地区的做法所取代.1550年后,这些巡抚又成了常设的地方长官①.巡抚之上又有总督军务,通常由文职大臣充任,但在其辖区内兼有财权和军权.②
在沿边各地,这些总督又逐渐演变为地方最高长官.当关内军队不再由昔日的军户充任,而代之以募兵时,东北地区仍存在军户,其中许多人是来自山东和山西的移民,但此时他们已与辽东人大致同化了③.这些辽东军户或经商,或务农,但主要身份仍是军士,并逐渐发展为一种武人阶层.其将领皆父子相袭,朝廷的任命不过是例行程序;下级军官统领着由家丁组成的私人武装,又与其上级军官形成依附关系.
朝廷在如何对待这些武人家族及其军队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有些大臣,像16世纪80年代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和17世纪初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认为稳定边防的唯一办法是承认甚至鼓励他们的存在和发展①.另一些大臣,尤其是都察院官员,则反对这种将导致权力分散的作法;明末国子学的官员还将他们比作唐末的军阀.②只要明朝不对东北作过多干预,辽东武人便依然忠于朝廷;但中央集权却因此而削弱了.当然,严格的文化归属观念——夷夏之辨——一直占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边地武人逐渐发现,夷狄部落的军事首领比明朝皇帝的文职大臣与他们更相投合.事实上,作为边民,他们已形成了自己的社会③.
汉族边民与夷狄部落之间,并无明确界线,因而双方相互同化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④.明朝最早的卫、所,多由蒙古人组成.同样,1369年在甘肃被明军击溃的元朝军队中,也有汉族士兵①.直到16世纪,还常有汉人投奔蒙古,为其充当顾问,或从事外交活动.②嘉靖年间,投奔蒙古向阿勒坦汗寻求保护的白莲教徒便多达数万.③在东北,满族的前身女真人中也有许多汉人.④其中一部分自然是战俘,另一部分也可能是自愿归附满族的明军逃兵.⑤他们的同化,一方面反映了满族对接受其文化的外族人,包括居住在今朝鲜北边、西伯利亚和吉林省山林中的朝鲜人的接纳;①另一方面,可能也与辽东居民所固有的善战、强悍等独特品格有关.②他们使用满族姓名,遵从部落习俗,实际上已成为境外居民.他们超越了本民族文化的界线,终于失去了汉族的特征,在生活方式、语言、习俗和体格等方面,都更接近于满族人,而与其同胞反相去较远.①
由于失去了汉族特征,包括汉人姓名,人们很难在早期满族人中识别出这些境外居民.②有证据表明,能说流利的汉语和满语,负责为努尔哈赤处理同明朝、朝鲜的所有往来文书的达海(卒于1632年),就是一个境外居民家族的后裔.③还有迹象说明,在日后发展为八旗的满族军队中,有16个纯粹的汉人牛录.1623年,努尔哈赤下令,对1619年以前加入满族的汉人同其后加入满族的汉人要区别对待,前者应视同满人,这表明他们被满族生活方式所同化已达何等程度.努尔哈赤的此项决定还表明,在所有实际意义上,这些已被同化的汉人牛录都被视同于满族军队.①
不过,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移民满族地区的汉人,大多未被吸收为满族部落成员,而是由战俘沦为奴隶.②在满族统治下的蒙、汉人中,被"收"为"民户"、从而与满族人处于同等社会地位者,和被"获"为"人畜"、并分赐将士充当奴隶者,处境大不相同.③后者被称为"包衣",其经济功能大不一样.④其中一部分完全是满族人的家奴.另一部分则在努尔哈赤及其他满洲贵族自1596年创立的由庄头管理的拖克索(田庄)中从事耕作.⑤在满族的军事力量迅速增强的过程中,他们的最大贡献,或许就是促进了满族社会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①
在15世纪末,正是汉族和朝鲜的战俘,向女真传授了用从内地和朝鲜偷运来的铁制造兵器的技术.②1599年以后,满族人甚至学会了开矿冶铁.③17世纪初,有数百名外族工匠在努尔哈赤的都城赫图阿拉制造弓箭、铁器和盔甲.④赫图阿拉城也是在汉族工匠的帮助下建造的.所用资金,可能是用毛皮、宝石、人参等从内地和朝鲜换来的.汉族包衣在人参贸易中也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17世纪初,人参加工技术有了新的进步,使人参贸易获得重大发展.⑤这些经济上的成就,使努尔哈赤在16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东北城居各部落争夺军事霸权的斗争中,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①
当时,满族地区的霸主是哈达部首领,他控制着海西地区的一个部落联盟,其中著名的部落有叶赫、乌拉、辉发和浑河.哈达首领的权威得到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的承认,并被其授予都指挥使的头衔.海西以东的鸭绿江沿岸有另一群部落,当时多称为建州女真,他们也受哈达统辖,但不大顺服.16世纪80年代初,建州女真联合当地的其他小部落,试图摆脱哈达,并将矛头指向已同多数大部落一样转入城堡生活的叶赫.②李成梁注意到这一不安定迹象.1583年,他决定在一个名叫尼堪外兰(满语:意为"汉人外郎")的明朝境外居民协助下,出兵干涉.①
第二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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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1644年1月21日,是史可法纪念日.见万言:《崇祯长编》,第57页.
①黄仁宇:《明代的税收与财政》,第29—30页.巡抚原是监察官带提督军务之职,统各省提刑按察使司.
②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与思想》,第47—48页.
③拉铁摩尔指出,汉语称东北地区为"口外",从而提出如下意见:"当问题是移居口外——而非移民海外——之时,人们会产生某种与华侨类似的体验.最初是感到失去了长城的保护,因而缺乏安全感.其后,一旦定居下来,又感到自己已处在高于中国的位置上.他不再受长城的保护;而长城所保护的正是中国;长城使他和同伴与之分离的正是中国.这就是说,地域情感部分地取代了种族的或民族的情感,这一变化令人费解,但意义深远."拉铁摩尔:《满洲里——冲突的发源地》,第8页.拉铁摩尔进一步指出,这种地域情感集中表现为一种"夷"、汉皆有的特殊社会心理,即回过头来,将中国视为可征服的希望之乡."冒险家们背对中国而向荒野出发,而其成功的标志,却是能够掉转身来,作为特权发源地之特权居民的一员,面向中国;于是,中国取代荒野之地成了'希望之乡',成了财富的源泉和行使权力的合适场地."同上书,第60—61页.
①张居正支持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组建私人武装(戚继光曾举行传统仪式,与部下同饮兽血酒,立誓同生共死).海因里希·布希:《东林书院及其政治思想意义》,第16页;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5页.17世纪初曾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提出,欲实现有效的边防策略,须使边将久于其职.见《乾坤正气集》第二八二卷,第41—42页,1609年9月8日条.
②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二十三卷,第12—15及第23—26页.
③边地居民处于一种临界状态,举个普通的例子——边境通过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表现其存在,而对边境两边的许多居民来说,走私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边民对其国家的政治忠诚,会因与越境外国人进行非法交易以谋取私利而明显削弱.即使仅仅出于经济方面的动机,其行为也不可能只限于经济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自己的社会圈子和共同利益.边境两边的人们就这样一起共事,变成一个用"我们"指称的群体,而其本民族的其他同胞,尤其是本国官府,则被称为"他们".因此,人们常常把这些结合在一起的边境两边的居民看作一种共同体,它虽然无法从制度上加以限定,但可从功能上加以识别.边地居民的这种矛盾心理,常常是明显而重要的历史现象,这并不奇怪.拉铁摩尔:《边疆史研究》,第470页.
④这种现象并非近古历史所特有.西汉就有不少典型的叛国者,卫律(公元前1、2世纪人),一个突厥血统的著名乐师,就曾投奔匈奴,受封为王.汉武帝的大将李陵(公元前1、2世纪人)的事迹更为人所熟知.他数次率军深入匈奴腹地,最后陷入重围,被迫投降,并向匈奴传授中原兵法,娶单于之女为妻,留居匈奴长达20年.翟理斯:《中国人名辞典》,第450、865页.
①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1页;亚格齐德:《中国与蒙古游牧民》,第199页.有些蒙古人成了著名的明朝将领.满桂(1630年卒)自少移居内地,后从军御边,并不断升迁,1623年成为宁远守军将领.他作战勇敢,1627年7月接防宁远后,曾负重伤;1629年又率众抵抗金军,保卫北京,后在北京南城外战死.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1—562页.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曾注意到,蒙古人与汉人之间存在很大不同,并指出,在内蒙古地区的旧屯田户、流民、商队和翻译当中,存在蒙汉两族的"混合阶层".其中某人若不是蒙古人而是汉人,那么他多半出自一个已被蒙古传统所同化,或已同蒙古人通婚的家族,是个正式娶蒙古人为妻、遵守蒙古习俗而抛弃了汉族文化特征的人.然而在结束了遵守蒙古习俗的青年时代后,他又常常会在晚年返回汉族社会.他的一生好像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一个是青年,一个是老年.拉铁摩尔:《满洲里》,第54—60页.
②侯仁之:《马市》,第313页.李怀——"李猴子",1515—1516年间投奔蒙古,并作为蒙古将领率军入关.塞路易斯:《明朝反对蒙古人吗?》,第137页.
③谢:《明代后期的宗教与社会》;丹尼尔·L·奥弗迈耶:《抉择》,第162—163页.晚期小说对此也有描述,见豪威尔:《今古奇观:沈小霞相会出师表》,第414—417页.明朝在巴哈纳集开始同蒙古谈判时,要求蒙古归还逃兵.1570年,蒙古向明朝交还了9人,皆在北京斩首示众.侯仁之:《马市》,第321—322页;又见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46—47页;《明代人名辞典》,第6页.
④明朝边将把女真人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常到开原进行贸易的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即后来的满洲.王钟翰:《明代女真人的分布》,第2页;罗塞比:《中国和亚洲腹地》,第50—51页;曲瑞瑜等:《清入关前对东北的统一》,第115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9页.关于建州女真的迁徙,见郑天挺:《探微集》,第36—38页;薛虹:《明代初期建州女真的迁徙》,第54—64页;林:《明帝国的满洲里》,第13—14、17—19页.满洲一词首见于1613年的记载中,1627年出现在朝廷给朝鲜国王的文书中,1635年被正式使用.薛虹:《试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第9—10页;郑天挺:《探微集》,第33—34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的兴起》,第10、13页.此前,满族人的《实录》多称其人民为诸申(Jusen);此后,建州女真被努尔哈赤统一起来,并逐渐以"满洲"闻名于世.为方便起见,建州女真在文书中遂被称为满洲.
⑤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5页.
①拉铁摩尔并不了解17世纪20年代的种族冲突,故声称:"满族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蒙古人那样强烈的部族意识和深厚历史传统.他们似乎是从外部无人区渗入到这片'发祥地'中来的.虽然他们自己随即就承袭了女真之金朝的反叛传统,但他们崛起得太快了,以致始终未能彻底吸收这片'发祥地'的传统与精神;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发祥地'和地方传统.正是这种不成熟状态促使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和彻底性获得了汉族的特征."拉铁摩尔:《满洲里》,第44页.拉铁摩尔的独到之处,是将地理因素与经济因素放在一起进行观察.汉人远涉东北,是作为商人寻求奢侈品,因而没有在那里定居.满族人穿过其"发祥地"南下,则是为了狩猎和牧养驯鹿.对他们来说,农业还是一种园艺活动,是狩猎经济的补充.到了学会汉族的耕种方式后,他们便逐渐发展为农业民族,形成许许多多村庄围绕着一个个城镇的格局.因此满族能幸存并繁荣起来,应归功于其文化适应性,与蒙古族在一起便遵守蒙古规范,与汉族在一起便符合汉族传统.同时,他们也保持了自己善于组织狩猎和作战的能力.拉铁摩尔提出:"满族对汉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吸收,以及缺乏使之与汉族进一步融合的内陆河流和沿海贸易,可能是引起边境冲突并最终导致满族征服汉族的主要原因."同上书,第19页.
②1685年,在总督德农维尔从加拿大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有关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法国人的情况:"长期以来,我们总是说,为了使这些野蛮人成为法国人,应尽量让他们接近我们.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承认这是个错误.那些同我们频繁接触的野蛮人没有变成法国人,而常到他们当中去的法国人却变成了野蛮人.他们喜欢野蛮人的服饰和生活."阿列克斯德·托克威尔也强调了这一点:"这些法国人很快就和当地少女勾搭上了.但不幸的是,在印第安人的特征与他们自己的法国人特征之间,有某种神秘的亲和力.不是让野蛮人体验和习惯文明生活,而是他们自己常常变得酷爱野蛮人的生活了.他们为赢得印第安人的友谊而对其陋习和美德同样大加称赞,并已成为当地最危险的居民."阿列克斯德·托克威尔:《美国的民主》,第329—330页.德农维尔的信在此也被引用了.
①有一段时期,明朝兵部规定,每献一颗满人首级可得赏银150两.结果辽东百姓常被误认为满人遭明军捕杀.詹:《明朝衰亡》,第149—150、156页."境外居民"(trans－frontiersman)一词是菲利普·柯廷(Philipcurtin)创造的.艾伦·伊萨克曼用它来描述佩里拉(Pereira)族之类的群体.该族于18世纪初从果阿移居三比西河流域,并与彻瓦(Chewa)王族通婚,最后渐渐承认了彻瓦王为其君主.因此,境外居民不同于"边境居民"(frontiersman),因为后者或许有妻子在境外,但对留在欧洲社会的亲属仍保持着基本的忠诚.边境居民最终可能会发展出一种混合文化,而境外居民若也这样便会完全失去欧洲人的特征.19世纪,像佩里拉族那样的境外居民确曾攻击过葡萄牙人.艾伦·伊萨克曼和巴巴拉·伊萨克曼:《作为境外居民的普拉泽罗斯人(Prazeros)》,第19、35—36页及注5.
②参阅田村实造:《明代满蒙史研究》,第297—339页.
③努尔哈赤还命令达海将明朝的法典和一些军事著作译为满文.达海并于1632年为旧满文增加了圈点,从而在可能也是境外居民的额尔德尼创造的书面语基础上,制定了更为规范的新满文.1629—1630年间,当满族军队进入中原并兵临北京城下时,正是达海用汉文写了那些布告和文书.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3—214页.《朝鲜实录》中有几封信件涉及一个汉人,此人主管努尔哈赤与其他国家的往来文书.达海正肩负此责,因此这是达海出身汉族的铁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6—60页.清史学家们从罗思·李博士那里受益匪浅,因为她在利用满文老档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她的博士论文便是本章剩余部分赖以成立的基础.她所利用的满文老档是1905年由内藤虎次郎在沈阳首次发现的,其中一部分在1955—1962年间,以《满文老档》为题公诸于世.这些档案都是1778年的抄本,所载为1607—1626及1626—1636年间的史事.神田信夫等学者已用罗马字母为这批史料加了注音,并译为日文.《满文老档》公布后,原本又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发现了,并于1969年以《满洲旧档》为题发表出来.这批档案皆出自当时的满人之手,无圈点,其中有些文书还附有几种译文.尽管"对历史研究来说,原本与抄本只有少数重要的出入",罗思·李博士还是在其讨论清初历史的开拓之作中同时查阅了这两种版本.见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3页.
①努尔哈赤令曰:"凡都费阿拉时归顺之尼堪,皆视同诸申."费阿拉在1603—1609年间是努尔哈赤的都城.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29—30、190页;铁玉钦:《论清入关前都城城廓与宫殿的演变》,第3页.费英东就是一个被同化的汉人.他是有名的神箭手,1595年归附努尔哈赤,娶努尔哈赤之女为妻,拜为将军.费英东之子图赖是位凶猛的勇士,1637年曾率清朝禁军(护军)攻打锦州.图赖受封昭勋公,其妻是满族觉罗氏,他们的女儿就是日后顺治帝的孝康皇后(原文如此——译者).因此康熙帝是个境外居民家族的后裔,兼有满、蒙和汉族血统.《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53—54页;郑天挺:《探微集》,第51页.
②郑天挺:《探微集》,第2页.据《明实录》1385年的一条记载,明军至辽东后,见当地女真捕获俘虏而"奴之".和田清:《明初女真社会的变迁》,第92页.
③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页,及其《探微集》,第9—10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5页.
④这些奴隶的法律地位与罗马或德国奴隶多少有些不同.一方面,他们被视为私有财产,可以买卖和继承;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具有独立的人格,可以拥有财产和承担债务.汉族奴隶可以相互提出诉讼,对他们不能随意杀害.郑天挺:《探微集》,第88—89页;孟昭信:《清初"逃人法"试探》,第4—5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3—55页.
⑤满族人仍以狩猎获取食物、衣料和用于交换的皮毛,但16世纪后期,谷子、小麦和高粱已成为他们的主要食粮.佟佳江及苏子河沿岸,甚至山坡和山顶,都被农民垦为耕地.大约1600年以后,满族首领开始向各牛录(由300人组成)征收劳役地租,每牛录出10名壮丁和4头耕畜从事耕作.同时,满族贵族也使用战俘耕种自己的田庄.1618年征服辽东后,这种田庄的数量大大增加了,但其规模仍然较小.1625年后,这些田庄成了人为划定的村庄,平均拥有9—13名壮丁.每个贵族都拥有许多这样的庄.例如,1634年,代善之子便拥有23个庄和503名耕奴.庄头通常由各庄的富户充任.郑天挺:《探微集》,第4、18页;李燕光:《1644年以前满族的社会经济形态》,第142—143页;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8页.1619年,努尔哈赤令其官员"据界藩筑城,屯兵防卫,令农夫得耕于境内."吞并辽东后,他又令汉人俘虏剃发并就地耕种,而未将其屠杀.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09页.
①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6页.战俘中的工匠和手艺人通常都被赦免,并得以免除租税和徭役,获得足够的食物和奴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0—111页.关于这一时期满族人的商业活动,见郑天挺:《探微集》,第18—19页."万历初,贩貂皮、人参、松板以为利".《万历武功录》第十一卷,引自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5页.
②起初,女真人向汉人换取铁农具.但15世纪70年代他们学会了将犁铧锻为刀剑的方法,于是明朝和朝鲜都下令禁止铁器出口.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5页.
③郑天挺:《清入关前》,第90页.努尔哈赤手下有50多名铸工——其中多数是满族人.见《探微集》,第5—6页;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69—70页;李燕光:《满族社会经济形态》,第142页.
④1587年,满族人在赫图阿拉附近的蓝哈达建起了第一座都城.该城又称宁古塔,四周有石质城墙.努尔哈赤的男姓亲属居于城中,同时有2万户精锐武士驻扎城外.北门附近居住着兵器匠和铁匠,南门附近有制造弓箭的工匠;东门外有努尔哈赤的18座仓库;包括130多间装满粮食的粮仓.莫东寅:《明未建州女真》,第5、84—85页;铁玉钦:《城郭与宫殿》,第2—3页.
⑤1605年,努尔哈赤令部下学会晾晒和储存人参,以防腐烂.即使这样,1609年熊廷弼下令禁止与满族贸易后,两年中仍有100多斤人参腐烂变质(它们在内地零售市场原可换取等量的白银).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5页;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86—87页.人参贸易的收入肯定相当可观,因为到17世纪20年代,后金已拥有充足的白银.强化价格管理,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30—33、105—108页.
①魏源在《圣武记》第一卷中,称早期满族国家为"城居猎手之国".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84页;和田清:《论开国者清太祖崛起的有关问题》;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4页.就更大范围而言,明朝后期东北经济迅速发展,西北则日趋衰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东南地区迅速繁荣、西北成为边远地区所引起的贸易不平衡的结果.当时,满族地区南部土地肥沃,北部有丰富的黄金等贵金属矿,森林地带则有取之不尽的毛皮资源.由于这些有利的经济条件,东北在万历年间出现了第一次繁荣.当时内地市场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对貂皮、人参一类商品的需求迅速增长.由于建立了自己的贸易城市,满族社会日趋复杂.农耕逐渐取代狩猎而成为其主要生活方式.经济欲望也随之增长了.当17世纪的经济危机困扰中国大陆时,东北地区也受到影响,并且可能对刺激满族的军事征服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这一时期东北的气温变得更加寒冷;1605年前后,辽东的霜冻季节比常年提前了15—20天,粮食产量势必因之下降.龚高法、陈恩之、文焕然:《黑龙江省的气候变化》,第130页.
②据满文《满洲实录》载:"那时,处处国乱……贼盗如蜜蜂,纷纷而起,自称汗、贝勒、大人,每嘎山(里)立为领主,每穆昆(亲族)立为长,互相攻打,兄弟同志相杀,族多力强者征伐弱者,甚乱."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第72—73页.历史学家郑天挺认为,这次社会动乱的内在原因是,满族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多样化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使满族奴隶制陷入危机.当然,部分地区的骚乱是由于1573—1576年间,李成梁决定将其大本营从孤山移至宽甸,即今新宾县(原文如此——译者),当时为建州女真的主要农耕区,从而加剧了满汉之间的紧张关系.从1585年起,汉族移民便在那里垦荒,并同当地土著发生过冲突.郑天挺:《探微集》,第6—7、21—23页.
①尼堪外兰原是努尔哈赤的父、祖的奴仆(诸申).郑天挺:《探微集》,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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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努尔哈赤的崛起（第一章北部边防）
明朝对付女真的一般策略,是尽力维持各部落的均势,防止其中某个部落成为独霸东北的势力.维持均势的手段,通常是对所有部落都公正地给予贸易优惠,同时将一个明朝官衔授给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领,让他作为临时领袖去维持和平.②这一策略若能很好地贯彻,明军便只须每年冬季从开原等镇开进草原,以"烧荒"为名,深入女真各部,接见其首领,并赐给他们食物、酒、布匹和化妆品等等,而不必进行更多的干涉.③但眼下,一个完整的部落联盟似乎就要崩溃了.李成梁感到有必要进行直接干预.在尼堪外兰的怂恿下,李成梁出兵镇压了一个以哈达为敌的部落,并且——也许是出于误会——杀死了建州女真爱新觉罗家族的祖父和父亲.①这个家族的长子努尔哈赤,虽然很快便获准去继承其父的都督头衔和一批战马,但1583年,这位年轻的首领还是向境外居民尼堪外兰发动了复仇战争.②
1586年,努尔哈赤消灭了尼堪外兰,这使他成为这一联盟之主的合适的候选人.然而,他既不是哈达部也不是叶赫部之人,因而未必能最后登上霸主宝座.③不管怎样,到1589年,那位明朝辽东总兵决定授他为都指挥使,承认了他在鸭绿江流域的最高权位.④努尔哈赤本人则已作为建州女真的著名首领,建起了自己的城寨,并违心地同叶赫、哈达结为姻亲.⑤他还将本部丁壮训练成一支凶猛的骑兵部队,用自己田庄的收入向他们提供粮草和兵器.⑥
由于努尔哈赤势力的增强,他同其他部落的关系随之恶化.①1591年,叶赫首领纳林布禄决定摊牌,遂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当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纳林布禄便率领哈达、辉发部,向努尔哈赤发动了进攻.两年后,在浑河岸边的扎喀一带,双方展开了决战.结果,努尔哈赤大获全胜,消灭纳林布禄4000人,缴获战马3000匹.不久,努尔哈赤又巩固了与西方蒙古的联盟,确立了自己的最高领导权.在较短时间内,他吞并了哈达(1599),击溃了辉发(1607)接收了乌拉(1613),消灭了叶赫(1619).
努尔哈赤的军事胜利,特别是对其他部落集团的吞并,使他感到有必要为部落联盟建立一个将从根本上改变东北地区力量对比的新的组织形式.②原先,努尔哈赤指挥作战,是通过女真族传统的由10到12名丁壮组成的小型狩猎单位进行的,他们大多有血缘或姻亲关系,属于同一个哈拉(氏族)或穆昆(亲族);否则就是同一个发尔嘎(falga,里)、嘎山(寨)或后屯(hoton,镇)的居民.③在1599—1601年间,对哈达的征服,及对其所属部落的吞并,至少在原则上使努尔哈赤有必要建立一种更为有效的组织形式.1601年,努尔哈赤根据蒙古旧制设计了一种新的制度,④规定每300户组成一牛录(汉语称佐领),由一名牛录额真统领.其后又渐渐发展出五牛录为一甲喇(或称参领)、五甲喇(原作"十甲喇",误——译者)为一固山(或称旗)的制度.总共四固山,各有不同旗色(黄、白、蓝、红),分别由一名固山额真(或称都统)统领.至1614年,牛录增至约400个,当然不是每牛录都有300户.1615年,这些大多世袭其位的首领被正式授予官职及其所统部众;原来的四固山也增加了镶黄、镶白、镶蓝、镶红四色,而成了八固山.①
与此同时,又在八旗之上设置了谙班(大臣)和贝勒(王).②谙班之职始设于1613年,当时努尔哈赤为对付图谋篡位的太子褚英,而求助于他的五个义子.1615年,努尔哈赤任命这五个最亲近的支持者为五谙班(五大臣),而将其在世的四个儿子封为和硕贝勒.③不久,又增设了四小贝勒.于是,每固山都由一名贝勒总管.各贝勒都将其固山视为己有,但他们直接统辖的只有各固山中的巴牙喇(护军).实际掌握各固山之军政大权的,仍是努尔哈赤任命的固山额真.因此,八旗制度是大汗努尔哈赤对全部军队的直接控制权和各贝勒之贵族特权的一种调合物.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