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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免费典藏版)

_21 魏斐德(清)
③《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3—284页.上奏日期为1654年1月9日.
④当然,清军1758年至1759年在亚肯特与和阗回部,及1765年与伊犁回部有过大战,不过在甘肃内部,直到1781年和1784年才发生大规模起义.当时,对追溯回民起义与苏非教武士的纳其西班德迪亚"新派"的联系,已经可能做出更为肯定的答复了.罗塞比特别指出:清朝后期,回民都是单独起义,从不与汉人合作.罗塞比:《明末清初穆斯林与中亚的起义》,第193页.这或许是满清种族隔离政策的结果.这一政策可能将汉、回完全分隔开来了,致使他们在19世纪50、60年代的种族斗争中成为互相敌对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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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陕西东南与汉水高地(第十一章北方的最后平定)
尽管干燥贫瘠的西北的混乱最后平定了,陕西东南将仍然是清政府难以管理的一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因为中国的这一地区位于长城以内,相当靠近内地,很奇特地比边境地带更加野蛮,军队在此地更难展开.在边地,商人定居于贸易城市和戍镇,向商队、牧民和周围的寇盗出售生活用品和食物.这些绿洲城市一旦听到叛乱号召,便可由他们密集的回民部族提供蓄积着的人力.不过一旦战争结束,这些城镇集中的人口比分散的乡村居民更容易控制.①而在陕西东南地区,反清力量并不那么集中.与商路的城镇形成对照的是森林地区的寨堡,人们可在那儿经年地躲避追捕.如上所述,任珍早先在兴安一带的作战可能暂时帮助了当地官员进行统治,但他的胜利并没最后解决冲突.②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它靠近四川,这意味着陕西这一带的反清分子与盗匪非常容易与南方的复明政权接触.例如在川陕边境作战的明朝副将唐仲亨的军队包括有两位明亲王(朱常瑛与朱由杠),一个明都统,以及一名明监军,还有一个名叫卜布赖的蒙古都统.在姜瓖起义的最后日子里,任珍经过恶战击败了唐仲亨部,清军缴获了许多明朝官印,于是他们与复明运动的联系就一目了然了.①
也许,比在两省交界处活动的复明力量更有代表性的,是以"兴安伯"孙守金为首的反叛者的结寨联盟.虽然这个名字使人联想到孙守金也许就是孙守法的兄弟,但更有可能的是,在最初孙守法的反清联军被击溃之后,这个匪首就用这个名字作为一种反叛的标志.孙守金占据洞河板场寨,他的主要同盟者是总兵覃琦.覃琦自己的寨堡在任河边上.还有13个结盟寨堡,都围绕着板场山上孙守金的大寨,建在山坡上.板场山就在紫阳县以南.这些寨堡的位置直到清游击仰九明于1652年暮春侦察这一地区,并报告上司说存在着这些叛军营寨时,才为人所知.这时,任珍(显然是因为在这些崎岖山地的军功,他已被授太子太师)已因病回京,归汉军正黄旗.因此山西巡抚马之先不得不求助于别人,他命令总兵赵光瑞在兴安调集了一支讨伐军,以消灭叛贼.②
赵光瑞精心准备,他征得批准,从邻县调集军粮,运往紫阳县,以供长期作战.到1652年5月21日,赵光瑞安排就绪,遣军出紫阳,由游击张德俊率领,徒步涉过汉水,进发板场山.与许多见清军就望风而逃的盗匪不同,孙守金联寨在山顶排成阵列,长枪如林,向清军蜂拥而来.双方鏖战多时,清军挡住了义军的侧翼火力,但接着又不得不奋力冲杀到半山腰,去抵挡山顶上雹子般打下来的炮石.至日暮,清军终不能斩关而入.第二天清军分路侧击,战败"长发"义军,才冲开了一个突破口,移兵向前.这一天,他们在高山列营,却发现中了义军埋伏,一直战斗到黄昏,双方伤亡惨重.23日,山上薄雾渐消,张德俊遍观地利,只见山顶上寨寨相连,隐约可见,认识到只有持久的围攻,才能削弱孙守金的防御.他分兵几路,各自牵制一个个寨堡,同时封锁山后出路.这样包围义军,希望以饥饿迫使他们投降.
六个多星期后,1652年7月1日,孙守金仁河联寨的覃琦决心降清.由于害怕一旦孙守金大寨陷落——这看来是指日可待的了——他的人马会首先被围歼,所以覃琦请求招抚,清军准许他投降,于是覃琦的部属们,包括两名副将,一名知县,四名参将,四名游击和九名都司,"俱各剃发".由于还有其他营寨也已决定承认清廷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孙守金靠联寨前来援救的希望很快就变得十分渺茫了.覃琦投降后不久,张德俊出兵攻打板场山大寨,杀死了义军首领孙守金与他的许多部下.板场寨于是真正被夷平了.①
孙守金被消灭后,陕西东南只剩下一支主要的仍然逍遥法外的反清力量,甚至这伙人也知道末日接近了.何士升领导的这帮"杆贼"自1647年以来就威胁着洛南地区.根据县志记载,这支器械精良的500战士总是周期性地袭击村落,进行掠夺,杀死成百名男女无辜."实洛民千百年之大劫也!"②但1651年何士升被一支清军打得大败.③两年后,他企图重整旗鼓,与另一个名叫王友的盗匪结盟,两支人马联合起来.然而洛南县民已经建立了"义勇"组织,追捕歹徒.所以,王友为保全自己的性命,向官府出卖了何士升,"杆贼"被歼灭了.④
虽然,在清朝统治的头10年中,陕西东南地区的历史主要是击溃一支又一支反清力量的记载,但是,整个陕西省的平定并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镇压的问题.要是官府紧追猛赶的军队被严命在关中消灭或关押每一个叛乱分子,那么该省政府决不可能征集起人力进行有效的统治.甚至当咄咄逼人的将领击败某一支反清力量之时,政府要成功地全面平定地方,仍有赖于保证其他盗匪或复明力量的屈膝投降.所以问题在于该怎样处置这些新的归附者.孟乔芳在1651年十分直率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一个解决方法:
陕西风俗强悍,土瘠民贫,兼多深山大谷,遂为盗贼之薮.自我大清定鼎,扫除寇患.职宣布皇上恩威,多方抚剿,一切巨寇,俱已歼灭殆尽.惟南北山,仍存伏莽之孽,或一二百名,或五六十名,不时出没,劫掠乡村.及职发兵剿捕,则已逃遁入山;既而官兵撤回,则复乘间窃出,殊为民害.查前奉恩诏,一款:凡各处盗贼或为饥寒所累,或为贪官所迫,实有可悯,如能改过就抚,准赦其罪.职仰体皇仁,特行招抚.随有输诚来归者,接踵而至.但此辈原因饥寒所累,以至为盗,若散之归农,彼原无身家可恋,亦无地可耕,且无籽种牛犋;欲令其为商,则无资本可藉,且不惯于经营.拟分拨各镇收营食粮,如甘肃远在三千里之间,延、宁两镇亦在二千里之间,倘至中途惮于跋涉,势必逃而啸聚,仍为不了之局.①
孟乔芳所描述的情形已经在全省出现.比如,延安府的一份报告说,对于受招安的军队不仅需要特别的安排和优惠待遇,他们的将领也仍被允许握有像以前一样的军权,这样他们实际上仍是独立的.②所以孟乔芳提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当各反清力量接受招抚时,应集体到布政司登录,布政司按月给饷,在六镇兵马缺额数内顶食钱粮,总不出经制之外.这样,户部便得以控制地方兵费.新兵日前暂隶提督标下,以备随征之用,待为时稍久,陆续发拨各镇,以补缺额之数,同时将招抚的食粮降丁姓名造册,咨送户、兵二部.①
虽然孟乔芳的建议作为一种临时的解决办法被接受了,但是长期地供应军费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些新兵可以一时列入布政司名册中,用别处缺额兵粮来赡养他们,但时间一长,这些钱物最终是要被用完的.孟乔芳因而又建议在川、陕两省(1653年后他兼任这两省总督)复兴古老的自给自足的屯田制度.如果可能,戍军应该自己耕种土地;不过如果士卒不愿耕作,就应招徕农民,"行屯田法".②然而,陕西要花许多年时间,才能从军事征服年月惨重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例如,在东南山地,山坡上杂树丛生,狼奔豕突,猎人和兽群取代了农夫.直到玉米种植发展起来,以及18世纪初叶来自海滨的"棚民"移入以后,这一地区才再度恢复了农业生产.③
第五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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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把回民部族拆散,成为小型的农业单位,也许有助于缓和作为当务之急的起义问题,但到了后来,这又造成了更大的遍布乡村的反抗力量.19世纪中叶的回民起义表明了这一点.
②1650年农历十二月(1650年12月23日—1651年1月20日),何可亭在兴安领导起义,但他很快就被清军捕杀.《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8页.
①《世祖实录》第四十六卷,第544页.唐仲亨被斩首,其余人交给西安官府惩处.任珍上奏的时间为1649年11月23日.
②《清史列传》,第38—39页.
①《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6—278页;《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9页.
②《洛南志》.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9页.
③《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8页.
④《商州志》第十四卷.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78—279页.
①《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76页.
②《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75页.这篇奏疏有残缺,结尾部分散佚,所注日期为1650年11月4日.
①《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76页.恢复以前明朝军廪制的困难之一,是不少省份干脆没有可靠的兵卒名籍.在西部和西北部尤其如此.例见1661年10月23日奏疏,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分册,第18—19页.
②《清史稿·孟乔芳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9页;《贰臣传》第二卷,第8页.明朝后期,陕西屯田完全废止.崇祯年间,许多屯田都被权贵霸占.孟乔芳恢复屯田制度以后,士卒们果然不愿耕作,稍加逼迫,便威胁要发动兵变.结果,只得招徕农民为屯田佃户.顾炎武:《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第一卷,第11—12页.
③伊夫林·S·罗瓦斯基:《汉水高原的农业发展》.在18世纪,汉水山区成了非常重要的制造、矿产区.人们在此挖煤、造纸、冶铁、采伐.这里的一些造纸厂备有匠工数百,铁工厂则雇佣了上万人.这些工厂为来自西安或汉中的富商所有,他们把它交给当地的包工头经营管理.不过在这一时期,此地仍有许多盗匪活动.在1796—1801年白莲教起义期间,汉水山区遭到破坏,此后一蹶不振.傅衣凌:《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经济形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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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山西山匪(第十一章北方的最后平定)
东面的山西,在姜瓖叛乱被镇压以后,也处于荒芜之中.从理论上说,围剿业已结束,而事实上,肃清地方的任务仍很艰巨.这一任务现在落到了新任巡抚刘弘遇肩上.刘弘遇在明朝进士及第、系满清汉军八旗人.①他在仲夏时节策马过谷关进山西,但见庐舍残毁,人民凋瘵,"如患痨疾",东部州县,俱经寇盗蹂躏.想要使地方稍为复苏,都极为困难.刘弘遇兢兢业业,饬行有司,抚绥整顿.他宣传大清仁德,力行招徕,以使民众安居乐业.②但就在农民勒紧腰带巴望下次收成之时,盗匪们却仍在劫掠村落,而官军则坐视无睹.这些匪帮的形成,有许多比姜瓖的起义还要早,他们成了山西山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成了山区望楼寨堡的组成部分.不过其中有两支主要匪帮为害最烈,这就是最初由高鼎率领的五台山匪盗,以及在山西南部举旗反清,而现在由神出鬼没的张五桂领导的部队.
位于山西东部的五台山区,"山深林密",是盗匪藏身的好地方,他们可以从此越过关隘,袭击河北西部真定周围的城镇.③盗匪活动是当地特有的,诚如总督佟养量向他在北京的上司解释的那样:
照得五台等山,联绵八百余里,其间峻岭绝壁,险寨深沟,古称避兵之地.故刘长腿、高三等贼,招结亡命,依负山寨,肆行为乱.兵少山大,兵东剿而贼遁于西,兵西剿而贼潜于东.是以用兵经年,虽剿抚过半,未得尽剪.刘长腿势穷先逃,复查高三亦已脱逃,飘忽为害.①
在巡抚刘弘遇到来之前,一个封锁五台山盗匪"高三"(高鼎)、"刘长腿"(实际上叫刘永忠)的计划已在实施,试图将他们围困在其设在曹家山寨的大营里.官府从全省各地抽调了1900余名兵卒,把守通往曹家山寨的各个关隘.不过,刘弘遇认为这一策略不会成功.若不增兵攻击,盗匪们将继续在高山地带为所欲为,轻而易举地躲开官军.刘弘遇因此独自决定调集一支联合部队,计披甲满兵300名,他自己标下马步兵520名,以及来自宁武的戍兵770名,攻打五台山寨,一劳永逸地歼灭盗匪.②
1650年初夏,清军开始进剿,历时不久,很快证明作战失败.反清分子干脆分散躲入深山,或者越过恒山附近的关隘,向北逃去了.于是,10月6日,巡抚刘弘遇与总督佟养量在代州面商机宜.用佟养量的话来说,他们认为应"尽取山寨并各要路形势".③这一次,清军措施更加周密,严防盗匪逃窜.佟养量遣部将领兵封锁南北山路.在北面的浑源县,他命令征募民壮兵丁以补充兵员,堵截恒山地区的出路.然而大多数反清分子还是再一次逃脱了.他们一得到官军行动的情报,就马上散开来逃到别的山里去,或钻进森林茂密的丘陵地带.事实上,官军的进攻客观上使得盗匪们加紧了劫掠.因为他们被逐出营寨,就不得不沿途掠夺定居的村庄.④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缘故,即围剿的失利,反而加剧了混乱,官府让步了.到1651年,当得知高鼎越过边境逃入北直隶时,刘弘遇完全放弃了继续进剿的全部计划.虽说官军轻而易举地摧毁了高鼎留下的"巢穴",但是,没有各地间的通力合作,由一个省的部队独自去消灭反清分子,实际上是不可能的.①
于是,从1651年秋直到1654年春,高鼎和五台山区众多的小股反清力量继续出没于丛山峻岭之间,畅行无阻地来往于山西、直隶两地.只要高鼎及其人马一直躲在深山之中,他们就不会惹人注目.但是,1654年冬季,他的部众走出山西的山岭,来到真定府附近滹沱河流域的平原地带.真定是军事重镇,位于通往北京的官道边上.惊恐万状的当地将官们马上要求与北直隶和山西的军队合力围剿.直隶巡抚王来用提醒朝廷注意高鼎,认为合剿五台山盗匪的时机已到.1654年4月28日,皇帝下旨照准:"是,依议速行".②
合剿在兵部领导下进行.兵部尚书马鸣珮是辽阳将门子弟.1621年这一家族的女眷以为自己的丈夫们死在了与满人的战斗中,就集体自杀了.当然,实际上丈夫们是投降了.马鸣珮隶汉军镶红旗.③在他的部署下,山西、直隶联军剿抚兼行,恩威并施,公开宣布:"令其洗心投诚,如有迟疑,即便进剿".高鼎本人从未正式投降,他可能在小规模战斗中被杀了,但是他的姻兄董三狗子(真名董景禄)确实率部自首了,几支反清力量见无处可逃,也步其后尘而投降.到1654年夏末,五台山反清分子被肃清.①
虽然高鼎出没于山岭间,有时还远至直隶,但他的队伍还是牢牢地以一个地区为根据地,这就是五台山区.其他自姜瓖起义后残存下来的大股反清力量都没有这样地集中于一地.神出鬼没的反清分子张五桂与高鼎不同,他特别灵活多变,沿山西东边倏忽往来,从这一头跑到那一头.如果说他有过专一活动范围的话,那就是在平阳以南的山西西南角.但是,他又频频在山西东北部露面,以致无法把他看作是只困守一地的土寇头目.1649年发现他上了五台山,次年又回到平阳,然后,到1650年底又再次在北部出现.张五桂的神出鬼没使他成了官府的十分危险的敌人,特别是因为无论他去到哪里,都好像能拉起一支在一县境内活动的反清力量.一名官员在反清分子攻打一座县城后说道,张五桂"燎原之势,几不可向迩".②
姜瓖起义第一次给张五桂一个机会去组织一支大规模的反清联军.兵变在全山西引起的混乱,使得招徕部众,或者说服小股盗匪参加大规模起义都容易起来.虽然张五桂与姜瓖从没有任何明显联系,但他得以利用自己反清活动兼有的忠君复明色彩,使其亦兵亦民的组织更显得像一支正规部队.不管他实际上是否从复明分子那儿接受了官衔,总之他给属下各支反清力量的头领们委任了官职.从很久以后被捕获的一个张五桂随从身上,发现了一份"参将"札付,日期为永历六年,红字标题为"忠义营".①因此,到1649年的头几个月,张五桂集结起了一支真正的军队,首领有他本人,他兄弟张五常、王水天兵(他也许就是王小溪),以及一名叫阎策的人.这支部队首次引起山西省官府的注意,是当它出现在东南山区围攻五台县的时候.1649年2月18日,张五桂猛攻五台县,差一点就占领了县城,直到2月20日从省城赶来一支1600人的援军,清兵才得以杀了1000多反清分子,将其余的赶走.②张五桂很快返回他在平阳的老巢,但到1650年,他和王某人(据当时清军所知就是王太平)又回到五台山区,在龙泉关附近纠集一支武装,威胁保定,而鲁国南已从直隶沿长城各戍地抽调兵力,在保定集结了一支大军.他们把张五桂赶回到山西的群山中去了.张五桂虽然又一次逃脱,但他的许多寨子都被夷平,大批人马被捕,手下的两名将领也被杀了.③
此后四年里,张五桂偃旗息鼓,积蓄力量.到1654年,他再度在山西西南部露面,从中条山出来,架起云梯攻打夏县,劫掠曲沃县城.④但在1655年2月20日,他的恶运到了.清军探马发现了他在中条山据点的大体位置,夏县生员杨廷楠又提供了关于地形的详细情报,清军兵分四路,连同士兵、内丁,于2月22日夜间从夏县、平陆县秘密出发,黎明前夕在银洞山顶上一个叫做马家沟的村落附近会合.23日天色尚未破晓,马家沟村民得知了清军来攻的风声,有一股反清分子趁着天黑逃走了.但当天光大亮,清军搜检被杀戮之人时,竟然发现其中一个就是那传奇式的匪首张五桂,便立刻得意非常:
杀死贼四名,用箭死贼三名,内有贼首张五〔桂〕,发长一尺五寸,身边搜获伪将军木印一颗,合同文一张,上写永历八年.①
与此同时,巡抚陈应泰下令乘胜围捕平阳、河东两地一切已知的叛乱分子.3月30日,张五桂一名主要的副将景其桢被捕.此后数周内,高度戒备的清军骑哨斩获了许多10—15人一支的小股反清武装.到1655年夏天,整个山西南部已处于清政府统治之下,局势稳定,自明末以来一直猖獗的匪盗活动终于被制止了.②
这时,河北中部(北直隶)也完全平定了.虽说后来在1655年和1671年偶然也有关于匪盗及反清分子活动的报告,其中有些还引起地方官的恐慌,但这些混乱迹象在1650年以后是很少见到了.③不过山东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处死刘泽清和镇压榆园军并没给山东带来和平.近10年来,著名匪首孙化庭一直盘踞省府外围长清县丘岭地带.1649年3月,清军大胜孙化庭.④但是,在鲁西南地区,沿河北、河南边界,榆园军残部继续侵掠这几个省份,妨碍大运河的漕运.①显然,对此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吴达早就提出要从别省调集人员和军队,以确保扫清这一战略地区的反清武装,荡平堡寨,恢复乡绅社会组织,并建立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机构.还需要有个权威人物来统一指挥三省军队,因为绝大多数反清武装是兔子不吃窝边草的,总是奔袭别的省区,然后再越境溜回到自己本地的藏身之处.②于是,在姜瓖起义后不久,多尔衮就决定设一新职:北直隶、山东和河南三省总督,总督府设在大名.③被选中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人是张存仁.④
第六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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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的研究》,第545页.
②《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7页.
③《清史稿·李荫祖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57页.
①《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8页.
②《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7—258页.
③《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58页.
④同上.
①《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8—259页.
②《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58页.王来用的请求得到前明官员、年迈的鲁国南的附议.巡抚刘弘遇起初对于两省合剿的计划表示欢迎,说他已将主要部将召集起来,正在安排与同僚、直隶巡抚王来用商议.但后来,刘弘遇又反对将两省军队简单地合并起来共同指挥,认为应由一位能使属下俯首听命的高级将领来作统帅.刘弘遇作此建议时,也许指出了指挥权问题的潜在困难,但是,也有迹象显示他希望由别人来承担重大决策的责任.例如,他指出,高第此刻在直隶,与他在山西五台的根据地相距400余里.所以他认为,朝廷应该委任直隶的某个人——特别是像鲁国南这样资格较老的官员——负责这场战役.兵部驳回了这一请求.1654年6月16日,兵部官员指出:鲁国南实际上已经致仕,并重申了联合指挥的可行性.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59页.
③马鸣珮还是一位谙熟六经的学者,幼年即能诵书作文,17岁乡试中举.他在皇太极时供职工部,1644年,受命到山西去追捕太行山一带的大顺军残部.渐渐地,他在现在的内蒙古,从骠悍的绥远军队中组织起一支劲旅,这支劲旅于1645年伴随他去湖南作战.到1646年,为保证粮食供应,他任户部侍郎,受命去江南.因治绩卓然,迁兵部尚书.这就是他当时的官职.《马氏家谱》"赞序".
①《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0页.
②《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2页.原始资料几乎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这样一个传奇人物的情况.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确定.有时他被称作张五桂;而在别的资料里又被简单地叫做张五.关于他的最早的记载见《明清史料》1646年农历七月(8月11日—9月8日)"张五"条,他与另外一个名叫王小溪的反徒一起被说成是在平阳县境内活动的匪首.那时他聚众千余,麇集深山,不时下山到人烟略多的地区,袭击孤村野店,仅被视作困守一地的股匪之首.当他打家劫舍之时,也只需用本地土军攻剿,将其驱回平阳之西的大山.《阳曲县志》第七卷,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0页.
①《文献丛编》第十三辑,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3页.有一条记载称张五桂自号魏王:《清史稿·许占魁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1页.
②《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0—261页.
③《贰臣传·鲁国南传》.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1页.
④《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2页.
①《明清史料》丙编第九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62页.
②《文献丛编》第十三辑.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262—264页.
③《清史稿·吴正治传》;《世祖实录》第三十七卷,第12页;第七十八卷,第15页.以上均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60页.河北东北部,尤其是山海关周围的沿海地区,在那些年的战事与叛乱中惨遭破坏.1659年顾炎武旅行经过这一地区,记录了其贫穷和人烟稀少的景象.彼得森:《顾炎武的一生》第二部,第206页.
④孙化庭还保护了一个自封为明朝义王的人.巡抚吕逢春派出800余兵马进山,经激战后俘获了孙化庭、他的主要副将以及他们的妻子.《世祖实录》第四十二卷,第494—495、499页;《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0页.
①《(光绪)费县志》第八卷,见谢国桢编同上书,第80—81页.
②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第11页.
③虽说另外也设置有总督之职,例如孟乔芳担任的那个总督职位,但这次任命张存仁为总督,则标志着清政府更加正式地用总督一职来对付跨越省界活动的反清分子.多尔衮设立了11个总督职位,26个巡抚职位.顺治皇帝创立了14个总督职位.多尔衮所任命的总督大约有85%是满洲人.1655年以后,当总督制度大致已成定制之时,大约有95%的总督是满洲人;1678年以后,满洲人约占70%.程廷恒编:《大名县志》第十二卷,第166页;曹凯夫:《三藩叛乱》,第157—159页;《清代督抚制度》,第41—42页;楢木野宣:《清代督抚满汉比率的变化》.
④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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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总督、缙绅和乡长(第十一章北方的最后平定)
张存仁曾在明朝祖大寿手下担任过参将,1631年投降了满洲.1640年和1641年他向满人建议,通过搅乱驻守在锦州城内的蒙古军心就能攻克该城.他还在清政府内竭力主张应争取更多的汉族变节者归顺满人,强调像洪承畴和祖大寿这样的人对清廷所能做出的贡献(1636年以后他任都察院承政).张存仁事实上还是第一个写信给吴三桂力劝他投降的人.他还是一名优秀的武将,1642年,任汉军镶蓝旗梅勒额真.翌年,在济尔哈朗的总指挥下,张存仁掌管汉军镶蓝旗炮队.他的炮兵部队对都统叶臣征服山西,尤其是1644年攻占太原之战,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多铎征服河南和江南之时,张存仁作为攻城专家,同样也是战功卓著.不过,对他的才能的最艰巨的考验,是从1645年他被任命为浙江总督时开始的,他得负责制订出一个全面平定浙江的方案,而浙江之难于治理,人所共知.一方面,张存仁必须击退马士英和方国安领导的南明军队对松州的进攻.另一方面,他还必须制订一项有效地治理浙江的政策.①正是在浙江,他显示了自己文武双全的才能.他充分认识到推行剃发令的困难,就巧妙地利用松州士绅来"抚"民,转过来又通过减轻赋税,恢复科举,以使士绅阶层感到满意.于是,就如后来在山东那样,他宣称平定地方的关键,在于确保当地士人效忠朝廷.②
因此,张存仁赴大名就职后,第一件事就是亲往河南北部的归德县去拜访侯方域.一个朝廷总督屈尊于一个32岁的浪漫诗人,也许显得有点出格,但张存仁有充分的理由去向这位后来被《桃花扇》描写成悲剧性主角的人物表示自己的爱慕之心.侯方域曾逃往扬州以躲避南京阮大铖的势力.扬州陷落后,侯方域返回河南侯家庄.照当时一位传记作家理想化的说法,此后几年中,侯方域过着缄默优雅的半隐居生活,"与一二老儒论文".③然而事实上,侯方域是热情地介入了设法恢复缙绅控制当地农村的活动.在产生了大顺政权的这个地区里,这是个显然关系到他家的土地利益的问题.侯方域因而设计出本地对付造反的措施,它包括恢复古老的"乡约"制度,系统地建立一个组织,由擅长于乡勇活动的当地士绅首领参加.张存仁了解到侯方域在这方面的努力,遂来到归德,既是为了征求侯方域的意见,又是为了与山东这个组织的成员接触.①
张存仁的造访,使侯方域感到不胜荣幸,遂同意合作.他首先向总督提供了山东重要的乡勇领袖如贾士泰等人的名单,接着他同意帮助召集乡长实施乡约制度.张存仁本人接着也拜访了贾士泰,以便获得他的支持.总督与这个乡绅联盟一起,把农村分成了几部分,由各乡长个人负责,清政府向乡长提供军需物资、委任官衔,以及(也许是最重要的)保证当盗匪或反清分子来袭时,迅速而有效地从各省出兵支援.②
同时,总督张存仁还采取了人们所常用的手段来侦知敌人的下落,阻止其到处活动.他在榆园军内部安插密探,还故意拆除了横跨黄河的桥梁以阻止叛乱分子来回躲藏,可疑分子的楼堡一经发现,就将其夷平.随着清军加紧围剿游匪和反徒,榆园军开始瓦解溃散了.有些人重操旧业,当了农民;有些退进深山;还有一些,像著名的"九山匪"王俊,只身向张存仁投降了.③缙绅复明领袖叶廷秀曾向榆园军首领提供了与南明朝廷联系的一条重要线索,现在也匆匆外逃,躲到北京去了.他一度藏在已决定归顺清廷的诗人龚鼎孳家里,而其留在山东南部的家人都被官军杀了.④这样,正是这个三方联盟——乡长、缙绅和总督——最后为清朝"平定"了山东,结束了在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处持续数十年的叛乱.
1651年,侯方域参加清朝的会试,但榜上无名.此后,他对自己屈服于家庭和朋友而参加了科举考试,懊悔不已.然而,若是他金榜题名,在京城以尽士大夫之职,比起他在农村与张存仁的实际合作来,在对复明事业的背叛上,那倒会轻得多了.①翌年,即1652年,山东宣布平定,成了清朝版图中一个可靠的地区.②总督张存仁以功晋封精奇尼哈番.③两年后侯方域去世,时仍为布衣,享年仅37岁.据说诗人末年终日自责,深悔往事.④
第七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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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本书第十章.
②《贰臣传》第二卷,第12—1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6—57页.
③侯方域:《壮悔堂文集》"附传",第1页.
①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63页.
②同上.
③《(光绪)费县志》第八卷,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81页.王俊于1652年降清.
④谢国桢编同上书,第12页.
①侯方域的弟弟侯方夏1646年考中进士.1651年,侯方域同其他几位学者一道创"雪园六子社".社友们——包括宋荦(宋权的儿子,未来的江苏巡抚)——坚决鼓动他去参加会试.有人还告诉侯方域说,顺治皇帝决定倚重文学之士,这对他的决定产生了有力的影响.然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家人以他弟弟为例,一贯催促他应试.高阳:《明末四公子》,第57页;兰德彰:《中国文化》,第374—376页.
②山东确实仍旧是一个难以治理的省份.逃避赋税者继续藏在山洞里,成为匪盗.海岸很难控制,党社活动使那儿很不安宁,直到近代都是如此.不过,在1655年,黄河多次淹没曹州府,许多榆树被冲走,清军终于攻入榆园军最初兴起的那些孤立的村庄,屠杀了最后的顽固分子.关于1655年洪水的情况,见《曹州府志》,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90页,亦见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一五八卷,第20页;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一九九卷,第8页;景苏、罗仑:《中华帝国后期的地主和劳动者》,第44页.
③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页.
④高阳:《明末四公子》,第60页;参见兰德彰:《中国文化》,第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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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多尔衮摄政
导言
各处征伐,皆叔父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叔父幼而正直,义无隐情,体国忠贞,助成大业.
福临登基诏.《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
1644年5月2日,就在多尔衮下决心着手征服中国的前七天,大学士希福向在盛京的清廷呈上满文本辽、金、元三史.希福解释说,这些史书中包含了许多过去的教训,包括以前这几个征服王朝所经历的"政治之得失","其事虽往,而可以诏今;其人虽亡,而足以镜世".①翻译汉文史书的工作始于1636年.因为太宗(他刚把国号从"后金"改为"清")认为,所有满洲官员都应该研究这三朝的历史,"善足为法,恶足为戒".②太宗本人从这三朝历史,尤其是从《金史》中得到的鉴诫,就是汉化的危险:"后代习汉法而忘箭术".①在1644年,对于许多随从多尔衮入侵中原多少有点勉强的贝勒们来说,这仍是一件令人关心的事.不过多尔衮自己从诸如《金史》中也得到了一些教训,这就是部落贵族与皇帝之间灾难性的内讧,无异自相残杀,极其危险.②
读一读《金史》,我们就会明白征服者上层之间的这种分裂,是怎样助长了汉族官僚政治派系的形成;而这种政治派系反过来又激化了汉化的皇帝与排外的贵族之间的敌意.我们也可以发现,例如在金禧宗朝(1135—1148),汉族官僚是如何因中央集权的加强而欣然拥护君王的,而女真将领和贵族们又是如何地反对汉化政策.因为制度改革的结果,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的势力范围的独立控制权.于是对行政改革的意见分歧变成了残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使得金朝皇室一蹶不振,正如1161年以后持续的汉化削弱了它的部落基础一样.③
当多尔衮仔细考虑占领北京的决定时,他一定希望弄明白满洲人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结局.对于满洲人来说,这里存在着汉族皇室与外廷官僚们长期的紧张关系,以及亡明的那支派系复杂的官吏队伍.此外,满洲人自己的八旗制度也很容易在贵族集团间导致冲突.④而且,已经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形式存在的政治机构,也使满洲贵族与满汉儒家君主政体之间这些潜在的对抗得以加剧,并且集中了起来.⑤
导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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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世祖实录》第三卷,第35—36页.希福为索尼的伯父.那天他因奏陈称旨,受厚赐,得鞍马一,银40两.但此后不久,他因与多尔衮主要的谋臣谭泰有隙,罢官.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63页.
②《世祖实录》第三卷,第36页;参见昭梿:《啸亭杂录》第一卷,第1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2页.
①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82页.
②陶晋生:《女真统治的影响》,第125页.
③陶晋生:《12世纪中国女真》,第39—41、113—114页.
④关于这些问题的综述,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77—379页;哈罗德·莱曼·米勒:《派系斗争》,第3页.
⑤由于顺治皇帝登位时诸贝勒曾搞过一些阴谋,所以清政府在北京建立后,就宣布任何人试图在贵族中结党营私,都将立诛无赦.李格:《关于多尔衮拥立福临问题的考查》,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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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院(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
议政王大臣会议可以追溯到1622年,当时努尔哈赤确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①,次年,又任命大臣八人负责监察,以使努尔哈赤得以觉察八贝勒的密谋.皇太极继努尔哈赤登位后,加强皇权,逐渐废弃皇帝与贝勒共治天下之制,大臣的权力加强,人员增多.1626年,又命总管旗务的八大臣参预议政.1637年太宗称帝后,议政王大臣会议进一步扩大②,秉命审议军事得失,筹划外交事务.它体现了源于满族兴起初期的部落贵族的高度权威;但尽管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仍十分明显的是皇帝的一个咨询机构,被小心地约束在官僚机构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并不能充当帝国政府集体决策机构的角色.③
如果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代表了贵族的集体统治,那么早先的另一机构显然更多地象征着皇权及其决策作用.它最初是个文书机构,负责把汉文文书译成满文,或把满文文书译成汉文的工作.1658年后,称为内院.1614年起,清廷正式设置笔帖式,受理牛录账籍.这些人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受命记注国家政务、翻译汉文资料的儒臣.最初他们倒并不一定是文臣,而多是武臣.1631年皇太极置六部后,始命文臣充之.1634年,礼部试译员16人,授为举人,此衔为文职遂成定制.两年后,其所供职的文馆(初建于1629年)正式改为内三院:内国史院,掌编纂实录,收藏御制文字,撰拟祝文、诰命、册文等;内秘书院,掌撰拟与外国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为皇帝进讲道德得失,并为皇子侍讲之职.起初设大学士至少四人,掌内三院之事,满汉各二人.1636年,汉大学士减员一人,并在1644年以前一直由范文程担任.①
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三院这两个机构,初看上去似乎与明朝的两个类似的机构相对应:九卿科道会议和内阁.九卿科道会议由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与大理寺的长官组成;皇帝的内阁则甚至包括了与天子最为接近的翰林院,掌编史、起草诏令文书、研究学问、编纂书籍等事.不过事实上,明、清两朝机构的基本职能是迥然不同的.
譬如,明朝的九卿科道会议聆听廷训,被召集讨论重大政策,但它显然是一个作为皇帝侍从的咨询机构;而清朝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势则大得多了,体现了早先满族集体统治的传统.新朝初建,这个区别即已存在.议政王大臣会议掌外交与军务,认可皇帝在这些方面的决策,九卿会议则是严格的咨询机构,满汉大臣时而合议,时而分议,对政策的制定发表意见,提名大臣人选,讨论行政法规.九卿会议常与王大臣会议一起召开,但相对于权力更大的王大臣会议,九卿会议显然是一个辅助性的机构.②
正如议政王大臣会议体现了贝勒们集体统治的传统(与太宗这样的个人统治权力相对),从而反映了满族的特征,大学士的地位对于满人来说也是一开始就不同于明朝.在清太宗时,大学士一职的地位绝没有像明朝后期那么高贵.①两员满洲大学士、一员汉人大学士实际充当皇帝——可汗的私人秘书,他们的权力都来自皇帝,品位也仅仅等同于一位参将.清廷迁都北京后,大学士的职责仍然主要是秘书兼顾问.六部直接向皇帝呈递奏章,所以只有那些与这六个职能部门无直接联系的奏章才通过内三院.②
有两个新的情况结合起来加强了内院的重要性,虽说起初并不一定加强了大学士本身的地位.其一就是征服本身.俘获的军队越来越多,北京的政府机构错综复杂,以及京城与行省之间的隶属关系交叉混乱,这一切都要求上传下达的渠道进一步正规化.③1645年4月11日,多尔衮最终颁定新制,下令从今往后,一切衙门,不论内外大小,须基本承袭明制呈递奏章.总的方针是六部作为奏章呈递的主要机构,其本身有权拟定政令,上呈天子,待制敕恩准后付诸实施.其余衙门应依据其职能分隶六部,并通过六部呈递奏章,或者更确切地说,让六部代替它们上奏.①
这一合理调整极有意义,因为一些特定的部门力图直达于摄政王,以致奏章愈来愈多.然而,行省高级文武官员与君主之间所应有的恰当的联系,事实证明更难予以调节.在满清统治中原的第一年中,无论军国要务还是相对次要的政事(如后勤、降官等等),都由满汉方面大员直接上奏天子.现在,为日常政务而直达人主的做法将予以制止.4月11日敕令规定,行省大臣应对打算上奏的事务提出处理意见,递交相关的部曹,由该部请旨定夺.如果部曹不同意,此件就应该提交都察院,由都察院代表官员再做一次陈请.最后,军国机务则应该直呈皇帝自己的内院.
其有与各部无涉,或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特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②
这种程序很难令人满意地解决问题.首先,何谓"政事"仍不明确.在制订秘密政策的边缘,有一个十分模糊的范围,此间相关的事务既可通过六部提出,也可递交内院.在前一种情形下,由于其中许多公文按常规由吏员抄录,并在官僚机构之外流转,国家的安全自然受到了威胁.③所以,清廷最终必将制订一套专门的秘奏制度,它完全不同于转达有关日常行政事务的例行奏章的普通机构.这对于内院地位的加强,关系甚大.不过,内院制度的发展不仅仅是君主热衷于拥有一批自己的侍从顾问的问题.京城各官衙按职能分隶六部,从而使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合理调整,这一点诚然很有意义,而上述新的呈递奏章制度的主要缺陷,则在于行省当局与中央各部之间的关系.如果只是处理日常事务,那么一个总督与某部尚书相持不下,还可以将就.如上所述,可以将事件送都察院审断,并将其最终上呈皇帝.但是,发生紧急情况时该怎么办?征服战争的紧急军务不允许行省当局与中央政府官员间没完没了地协商.由此,内院的地位必然会得到加强.因为只有像内院这样接近皇帝,以致成为绝对可靠的传递者,才能迅速地将机密要件直接递呈皇上,以便即刻裁决.这也构成了后来出现的密奏制度的一个部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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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昭梿:《啸亭杂录》第四卷,第5页.
②同时,清廷为贝勒确定官阶.后来贝勒事实上指第三等封爵,而前两等均称"王".
③根据吴秀良的说法,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权力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审议机构".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3页.
①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3页;《鳖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69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4—15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20页;克拉迪尼:《论清代的内院制度》,第419—420页.
②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3页.当诸王大臣与九卿科道合议之时,卿臣欲与满洲诸王说话,则须下跪.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7页.
①查尔斯·O·贺凯:《明朝》,第89页.
②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0—13页.1644年,作为新政府继承明制的一部分,多尔衮建立了一个单独的翰林院,次年,并入内三院.此后,翰林院一直隶属内三院,直到1657年才恢复其行政独立性.从1662年到1670年,它又被并入内三院."除了它的官吏职衔名称有些变动外,这种合并没有改变它的职掌.1670年,翰林院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直到1906年被废罢为止."吕元骢:《翰林院》,第3—4页;参见同上书第215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29页.
③新政权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正是官僚政治的混乱大大地削弱了明王朝.清人所继承的明朝政府有两个特点受到人们的抨击:第一,大臣们总是想把自己的职责推诿给别人.户科给事中朱之弼对这一习俗有如下的描述:"国家之事全在六部,而今日六部之病,惟在推诿.大抵疑事畏事之念多,任劳任怨之意少.一遇事至,有才者不肯决,无才者不能决.事稍重大,则请会议,不然则迁延日月,行外察报而已,不然则卸担于人,听督抚参奏,不然则畏首畏尾,听科道指名而已,苟且塞责,无容再议而已".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6页;第二个遭到指责的缺陷是各部曹间实际职能的混乱.清朝大臣们从一开始就决心分清各部曹的职责,因此,对未能将事务正确归类以送往有关部曹的官吏,规定了严厉的惩罚制度.
①多尔衮刚被封为摄政王,就废除了由满洲诸王分管六部的惯例.虽然这项措施可能首先是针对多尔衮的主要对手豪格的(他当时控制着户部),但这也加强了多尔衮对官僚机构的个人控制.多尔衮为确保由他自己一派的人出任六部及内三院的要职,费尽了心机.例如,他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巩阿岱,和后来另一侍臣谭泰一样,被安置在吏部的一个要职上.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1—2页;参见黄培:《zhuanzhi制度》,第84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3页.
②《世祖实录》第十五卷,第168页.
③同上书第二十卷,第241页.时为1645年10月15日.
①吴秀良:《中国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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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多尔衮专权(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
增强内院职权的第二个因素,是因为征服北京后多尔衮权位甚高.②京城的占领和取代了汉人天命的清朝的建立,极大地加强了多尔衮的地位,使他既能继承努尔哈赤和太宗所开创的武功,又自以为成了中国另一位贤明的政治家.当以年幼的顺治皇帝为象征的清朝的首都从盛京(沈阳)迁到燕京(北京)时,这两者就合而为一了.③皇帝及侍从于1644年10月9日经山海关进入中原,10月18日抵达通州大运河,给多尔衮和北京宫廷以充分的时间准备接驾的仪式.次日,10月19日,那个六岁的男孩由正阳门而入,接受摄政王隆重的欢迎.现在就能完成5月9日制订的计划了:让顺治即位,成为中国的皇帝.50000454_0655_0①.
皇帝正式登基典礼的乐歌是冯铨所作的,他此前已与谢升一同受命制订太庙和社稷坛的典礼仪式.②年届半百的冯铨尽管政治上臭名昭著,但被公认精于礼仪,尤长于登基之典.他这一次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新天子须于新的一轮甲子开始时君临天下,而标志这样一个开端的下一个甲子日落在阴历双十日(1644年11月8日).③所以,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冯铨和礼部其他官员,让那个小孩经历一连串精心安排的仪式演练.这些仪式既是为了纪念他自己即将登临龙座,又是为庆祝多尔衮本人征服北京的胜利.阴历十月初一(10月30日),顺治被带到南郊的天坛,预定在那儿祭拜天地.④与此同时,仪仗人员来到紫禁城里的太庙和社稷坛,举行冯铨和谢升制定的仪式.翌日,顺治拜孔子第六十五代孙为衍圣公,圣徒后裔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⑤在11月1日,"以睿亲王多尔衮功高,命礼部建碑纪绩."①
这样,当11月8日甲子日到来时,既是顺治登位之日,又是多尔衮庆祝他新任显赫无比的摄政王之时.顺治皇帝让人正式宣告清朝统治新时代的来到,以此宣布了自己的登基,并大赦天下,减免赋役,赦免刑徒.还颁下了制书,对多尔衮的功绩做了言过其实的称誉,其中许多是关于他的军功的.制书不仅将征服北方中国的战略计划归功于睿亲王,还称誉他在1628年和1635年征伐察哈尔蒙古部落、屯田义州、围攻松山和锦州城时功勋卓著.制书盛赞多尔衮率领满人入主中原,实现了努尔哈赤的"洪业",而且还将扶持顺治称帝归功于他.②六岁的皇帝被安排这样说:
又辅朕登极,佐理朕躬,历思功德,高于周公.昔周公奉武王遗命,辅立成王,代理国政,尽其忠孝,亦皆武王已成之业.③
根据起草制诰的人——可能是范文程——的说法,多尔衮的功劳甚至超过了可敬的周公.因为:
叔父又帅领大军入山海关,破贼兵二十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④
由于多尔衮与皇帝的特殊关系,顺治的制书最后宣布封睿亲王为"叔父摄政王",把他的权位又提高了一等.⑤两天后,11月11日,顺治复肃亲王豪格原封,并封阿济格为英亲王.但在同一敕书中,降辅政济尔哈朗为辅政叔王.至此,满州贵族中遂无人能与多尔衮匹敌.①
顺治正式在北京登基后,儒家宫廷礼仪又在进一步强化多尔衮在权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礼部制订出种种关于朝廷班位的新制.当济尔哈朗建议凡政事先白多尔衮,次及其他辅政时,他本心是并不希望这成为事实的.但1645年6月16日,即多尔衮的地位超过诸亲王才六个月多一点的时候,他就又被晋封了.清廷宣布朝仪的一项更动,规定日后凡上政事,均称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②当时,礼部宣布:
一切大礼,如围猎出师、操验兵马,诸王、贝勒、贝子、公等聚集之所,礼部具启,传示聚集等候,其各官则视王所住,列班跪送.侯王回,令诸王退则退,贝勒以下,送及王府门方退.其集侯各官跪迎如前.③
诸王与其他贵族有明显的区别.他们可以在仪式开始时迎接了皇叔父摄政王之后就退下,但仍需对他依礼结队迎送.而且,纵然诸亲王以及像阿巴泰那样几个地位较高的郡王不必与其他贵族一起向多尔衮叩头,他们毕竟就范于这些新的礼仪了.因此,这些礼仪也就正式地被包括在整个朝廷已经遵行的那套仪式之内了.④虽然他们与其他地位较低的众王不同,在朝廷大宴上领受多尔衮亲手赐食时不必下跪,但确实需要起立.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皇叔父摄政王颁布了一项命令,携带他的命令或礼物的使节在途中碰见诸王中的任何人,以及路过任何王府的大门,都不必下马,而不管他们的品位.品级,而不是人,就这样成为调整朝廷人际关系的尺度;同时,诸王中地位最高的皇叔父摄政王的使节,不向任何人鞠躬.①
随着多尔衮与其他皇帝之间的地位差别越来越大,内院的重要性提高了.多尔衮尤其重视在内院中任用在明朝已取得功名的年轻名士,例如复社成员王崇简.②1645年,他还在将其并入内三院的条件下,同意恢复了翰林院.曾任明翰林院检讨的冯铨的弟子李若琳,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③李若琳作为国子监祭酒,提出了一份名单,向内院推荐六位前明翰林院的中级官员,其中包括胡世安(1628年四川进士)和成克巩(1643年大名进士),这两人在17世纪60年代出任大学士.④
礼部与内院之间的联系并不尽然出于巧合.固然,冯铨此人体现了这两者之间某种主要的联系,因为1645年他出任内院大学士,而同时仍兼任礼部尚书.①但是,除了宫廷典礼与摄政王的私人内院势力之间的联系外,在儒家礼仪与恢复明制例如翰林院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思想联系.无论是冯铨对祭祖仪式的制定,还是其他人对明朝的宫廷典礼的引入,热衷于礼仪的人们总之是在力图维护那夷狄和义军所曾威胁过的统治体制.其出发点是极为守旧的,而且当然远非仅是因为感情用事.如果那种体制能够维持下去,或者在消除了弊端后得到恢复,那么儒生就将再次在宫廷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正的政府将获得成功,社会将按照最符合明亡前统治天下的精英们的胃口的方式重建等级制度.所以,提倡旧体制在思想上是合理的,在政治上也是机敏的.
因此,正是带着不仅仅是怀旧的情绪,冯铨说服洪承畴与他一起上奏,请求恢复公文传送的某些重要方法.他们所提出的是明朝政府曾使用过的"票拟"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各部奏章抄本均送于内院由大学士审阅.相对于上述将有关军国要务公文递交内院的办法,这将是清朝制度中更加根本的一个变革.如果票拟制度恢复,那么六部的一切公文都得按例递送内院,而大学士将在清政府中享有和在明朝一样的权位.②
虽然绝大多数入仕清廷的汉人大臣对于加强汉官权力的重要性可能别无异议,但是这一保守的改革是由这样一名官员提出的,他使人联想起明朝内阁及与其相勾结的宦官的一些最令人痛恨的弊端.这一事实应该就是这项提议一时没能通过的原因.当时冯铨的一些活动也开始招致了非议.就在举行皇帝登基典礼后不久,给事中兼太常卿孙承泽上章弹劾冯铨,内三院其他成员如洪承畴和谢升也因此受到了牵连.①
第二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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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3页.
③多尔衮在呈奏盛京的顺治皇帝的章疏中,强调了北京(燕京)与君临天下之间的关系,正式要求他迁都南下.他在奏文中指出,燕京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帝都,明朝也是从这里统治一个庞大帝国的.认为在北京建立一个水久性的都城,会因君主制度的加强而有损于自己的特权,也是满洲贵族的看法.许多贵族反对迁都.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
①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
②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
③清廷这时还经实测修正了历法.1644年7月29日,汤若望奉上级教会之命,多少有点勉强地上表请求,提出公历是现有最精确的历法.摄政王表示同意,认为拥有一部尽可能精确的历法,对本朝来说是很重要的.于是,汤若望按照公历,与清廷天文学家一起预报9月1日的日蚀,进行实测比较.结果汤若望的计算最为准确,1644年10月31日,清廷定制采用公历,除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世祖实录》,第六卷,第65页;傅乐淑:《中西关系文献编年》,第3—5页;乔治·H·邓恩:《一代伟人》,第324—325页;史景迁:《改变中国》,第3—4页.
④关于天坛在宇宙论上的重要性,见芮沃寿:《中国城市的宇宙学》,第71页.天坛使天子自命为宇宙中心的主张得到了正式确认.关于祭拜天地典礼过程的描述,译自《大清会典》.见E.T.威廉斯:《清代国家宗教》,第12—14页.
⑤关于这些官职以及这些受赠封的人的姓名,见布鲁纳特和哈格尔斯特龙:《当代中国政治组织》,第493—494页.
①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4页.
②有人认为《实录》夸大了满人在山海关战役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为了拔高多尔衮在征服期间的领导地位.王崇武:《吴三桂与山海关之战》,第153页.
③《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3页.
④《世祖实录》第九卷,第114页.
⑤汉语"叔父"这一称呼,译成满文为Ecike,但这不仅仅是一个表明亲属关系的词,它还表示高于王的一级身份.陈捷先:《清史杂笔》第一卷,第39—79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11页.
①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35页.
②同上书第一卷,第37页;郑天挺:《探微集》,第118页.
③《世祖实录》第十六卷,第190—191页.
④阿巴泰1643年曾率大军伐明,克城94,俘口36万.此时,他正率部镇守山东.1644年5月7日,清廷为奖赏其攻克锦州之功,晋封他为郡王.《世祖实录》第四卷,第40—41页.1646年,阿巴泰薨,子岳乐袭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页.
①《世祖实录》第十六卷,第17—18页.1646年2月10日,多尔衮以诸亲王、郡王及众大臣不尊事皇帝,而对摄政王曲意逢迎,跪拜之如真天子,感到必须加以斥责.郑天挺:《探微集》,第115页.此后不久,多尔衮谕示范文程、刚林、宁完我及其他几位从臣,说自己因患风疾,不胜跪拜.1648年1月24日,包括拜伊图、锡翰(巩阿岱之弟)在内的一群亲信便当朝上疏,谓皇叔父贵体不和,不当向皇帝行跪拜之礼.正文所述多尔衮所赞成的这一新制是苏尼、冷僧机、范文程和刚林提出的.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6—7页.
②王崇简,北京人氏,1643年进士及第.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出逃,1645年回京,入仕清廷,多尔衮任命他为国史院学士.1658年,迁礼部尚书,1661年致仕,颇享时誉.他在北京南郊的怡园,成了一个著名的文人活动中心.此外,王崇简还以其养育了一大群有出息的子孙而出名.他的六个儿子中有五个官至高位.他家总共有四代人进入翰林院.杜登春:《社事始末》,第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15—816页.
③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69页.
④《贰臣传》第八卷,第6—7页,第九卷,第14—17、18—2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16—117页.清太祖、太宗年间,由大臣推荐的进士及第者才能参加朝考.朝考是进入翰林院的必要条件.1646年,大约有100名新进士被推荐参加朝考.主要标准是年纪、体貌和文艺.1646年,实际被选任庶吉士的为49人,1647年则为23人.吕元骢:《翰林院》,第12—13、24页.
①这时期其他礼部官吏因早年供职翰林院,也有与内院保持牢固的个人联系的.例如,孙之獬(山东人)明亡前曾在翰林院供职,现在出任礼部,他屡次奏请禁止奢侈,劝告年轻儒生不要清高,鼓励适当的社会等级制,以利于规范的更新.《清史列传》第七十九卷,第25页.姚文然(安徽桐城人),李自成夺取北京时为翰林学士,也在多尔衮摄政前期供职于礼部.《安徽通志》本传载:"明亡,闭户自经,以救苏.顺治初,擢礼科给事中."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一八○卷,第2页.康熙年间,迁刑部尚书,1678年卒于任.他的重曾孙姚鼐,即19世纪早期所谓桐城学派的创始人.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四六卷,第1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00页.
②张其昀编:《清史》,第246—3786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
①张其昀编:《清史》第246—3786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孙承泽以其正直与坦率,特别受多尔衮的宠爱.有一次,孙承泽甚至发展到批评说用满洲礼仪祭天不当.虽然他明确断言汉礼优于满洲人自己的礼仪,多尔衮还是不肯处罚他.郑天挺:《多尔衮》,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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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南北之争(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
多尔衮拒不允许冯铨辞职.他似乎把孙承泽对这位宠臣的指责,看做是党争重新开始的一个征兆.冯铨越来越被看做是"北党",而他的反对者则越来越被看做是"南党"."南党"估计是以陈名夏为首的.多尔衮试图以有力地支持双方的"党魁",来保持两派的势均力敌.②
陈名夏是在1645年40岁时参加多尔衮政府的③.他是著名的复社成员,1643年参加会试,为会元,同年殿试,名列第三.陈名夏曾经降附于李自成.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他回到家乡江苏溧阳,在那儿他听说南京的福王政权以其背明从贼为由,下令逮捕他,遂乔装为僧,出逃安徽.在合肥东南巢湖边上的姥山旁,他路遇了旧友与姻亲方以智.方以智是从桐城附近过来的.①他给了陈名夏一大笔到福建去的盘缠.陈名夏从福建几经转折,最终设法北上进入内地,在睢州附近渡过黄河,来到大名.他在大名拜访了同年成克巩,成克巩刚好应邀出仕清廷.此时已是1644年农历十一月(11月29日—12月28日)了.陈名夏于是客居成宅,而成克巩去找保定巡抚王文奎,告诉他说陈名夏可用.王文奎上疏推荐,多尔衮遂亲召陈名夏入京晋见.②
陈名夏在晋见时,大胆劝进多尔衮自居大位.摄政王不从,说道:"本朝自有家法,非尔所知也."③但多尔衮对他的劝进显然十分高兴,接着就任命陈名夏为吏部侍郎.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作为新朝负责选官的主要汉人大臣之一,陈名夏得以从南方的复社成员中,提名任命其他的文人学士为官.他还能够使清廷的官吏铨选、考课更为正规有序.而且,他在其他问题上的见解也很受重视.例如,多铎部攻占南京后,九卿科道议承明制,以南京为陪都.但多尔衮却宁愿听从陈名夏的意见:"居北制南",因此只向南京派遣了与其他一般行省一样的行政官员.④
虽然陈名夏对改革清廷用人制度的贡献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但不少人认为他过于纵情好恶,尤其是喜欢以籍贯取人.正如冯铨因为主试不公而受到南人的指责一佯,陈名夏也被北人指责在吏部任人唯亲.①他还直接向君主荐引名士.正是他首先使多尔衮注意到江南诗人李雯.②不过也就是在这一事件中,人们感到他的荐引越格,因为他想直接除授李雯以新置的翰林院之职.这被其他大臣指责为徇私植党,遭到了反对.1644—1645年冬季,陈名夏有点失宠了,在满洲诸王部臣的坚持下,他被罚俸三月.③
然而,冯铨由于行为不检,以及与宦官魏忠贤关系亲密,曾被魏忠贤认为义子,名声极坏,可能远比陈名夏更容易遭受类似的指责.所以,他必然比陈名夏更加依赖于他的满洲主子.④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冯铨1645年7月决定自动剃发编辫以取悦满人的原因.多尔衮宁愿把让汉族归附者采用满洲发式的要求搁置起来,已经有一年多了.他最初做出这项决定是很勉强的.⑤所以,当冯铨与他的两位密友李若琳和孙之獬以满洲发式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多尔衮非常高兴,并要求所有汉人都得接受满洲的"国俗".⑥冯铨的这种姿态不仅致使多尔衮颁发了臭名昭著的剃发令,激发了江南的抵抗运动,而且使摄政王重新恢复了对冯铨本人的宠爱.当冯铨于1645年10月再次遭到弹劾时,他受到了多尔衮的着意保护.①
第三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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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82页.冯铨为北党之首,但这并不妨碍他与南方著名官员的交往.他与钱谦益特别亲密,有传闻说钱谦益在政治上欠着冯铨一笔人情债,因为他曾两次求助于冯铨:一次是在崇祯年间他受到弹劾,需要贿赂一个冯铨认识的太监时;另一次是钱谦益参加清政府后需要保护,以对付批评他的人时.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6页.
③除前述有关陈名夏的段落外,可参见《贰臣传》第十一卷"本传",以及计六奇《明季北略》第117页.关于陈名夏与多尔衮拥护者(谭泰、巩阿岱、锡翰等)的关系,见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6页.
①当阮大铖开始派人逮捕复社成员时,方以智乔装成郎中逃到了中国东南部.他在南方拒不参加福州的唐王政权.此后,又回到了安徽.方以智次子方中通娶的是陈名夏的三女儿.而陈名夏之子也娶了方以智弟弟的一个女儿.这个资料是威拉德·彼得森博士提供的.参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32页;徐鼒:《小腆纪年附考》第三卷,第29页.
②谈迁:《北游录》,第388页.
③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
④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
①例如,1646年,他推荐他的同乡、同年进士金拱敬任吏部考功郎.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五○卷,第21—22页.
②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六六卷,第7页.
③谈迁:《北游录》,第369页.
④除了学说满洲话(他天天学习满文)外,冯铨还特别注意与辽东"旧臣"拉关系,尤其是与范文程,他俩已经到了亲近融洽的地步.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
⑤因为清廷对推行剃发令极为优柔寡断,许多官员无法断定政府真正的意图何在.某些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官吏则已经决定剃发蓄辫,因为他们认为这一制度最终是要被执行的.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9页.
⑥谈迁:《北游录》,第354页.
①张其昀编:《清史》第二四六卷,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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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弹劾冯铨事件(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
10月6日,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呈上长篇奏章,斥责大臣中腐败现象故态复萌.他特别提到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狐媚成奸,豺狼成性,蠹国祸民,如今日之冯铨者也"②.据吴达的奏文说,当冯铨蒙皇上特恩,列身于内院时,四海为之浩叹,半年之中,京城淫雨雷电异常,各省冰雹水灾叠告,决非偶然.而冯铨不图收敛反省,反而视若无睹.吴达将冯铨比作宋代奸相王安石.吴达接下去说,他要求范文程和其他大臣支持他弹劾冯铨的努力,他们都欣然应诺;但是迄今为止,朝廷还没有任何反应.因此,冯铨公然蔑视弹劾他的臣僚,时日愈久,劣迹弥彰③.当姜瓖归顺之时,他向姜瓖索馈3万两,大失朝廷任用之厚意;并许其儿子冯源擅入内院,大张筵宴;还与李若琳结党营私.他的罪恶一如先为魏贼谋逆、后亡南明之国的巨奸阮大铖④.
吴达上书后,另外七人也交章弹劾冯铨,所列冯铨的罪行也越发增多了,包括向孙之獬行贿,以使其子到其标下任职.有一个上奏者李森先,再次提起了冯铨与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的关系问题.他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魏忠贤的腐化残忍,并进一步痛斥了魏忠贤的义子冯铨为虎作伥.因此他建议新朝应将冯铨戮之于市,以彰dafa.①
在多尔衮看来,这一切有点儿太过份了.他自己曾发誓扫除一切明廷弊政,但他显然并不愿意把自己的朝廷变成一种工具,去惩罚那些被东林党的同情者认作与明朝朋党有联系的官僚们.一般认为,正是这些朋党导致了朱明王朝颠覆.当刑部以所奏事谳询后,上言说弹劾不实,摄政王于是召集诸大学士及科道各官,于中和殿廷议.众官一到,多尔衮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冯铨和李若琳是首先自愿遵奉满俗而剃发的官员,孙之獬家中男妇并改满装.因"三人者皆恪遵本朝法度",弹劾他们的诸臣显然私下形成了一个朋党,全力攻击改从满俗的汉官.正是这种行为,而不是冯铨以往的举止,真正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他多尔衮将不会允许这种行为继续下去.②
众官一时震恐无辞.之后,太常少卿龚鼎孳还竭力想把话题转向理由充足的那些内容.他大胆应对说,关键的问题是冯铨曾党附魏忠贤.然而就这一点讲,龚鼎孳本人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位安徽诗人不仅生活不检,而且还曾称臣于李自成.③冯铨当然是在场的,他立即反唇相讥,指责龚鼎孳曾降于大顺流贼,接受了李自成的北城御史之职.摄政王问龚鼎孳这是否属实,龚鼎孳承认说是,但又补充说:"岂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太宗."①多尔衮干脆就把唐朝那位著名的政治家撇在一边,他告诉龚鼎孳说:"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鼎孳自行不正,何得侈口论人?"②于是就断然地驳回了对冯铨的指责,冯铨任职如故.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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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琴川居士编:《皇清奏议》第二卷;参见王先谦编:《东华录·顺治朝》第二卷,第1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卷,第7—9页.
③清初对王安石的评价是完全否定的.1663年,诏改科场条例,康熙皇帝就批评了王安石所创之八股文,予以贬责(王安石改诗赋之试为经策之试,八股文则始于明朝——译音).吕元骢:《清初乡试条例》,第392页.
④琴川居士编:《皇清奏议》第一卷,第3—7页.
①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页.
②《东华录·顺治朝》第二卷,第15页;参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12页.
③龚鼎孳,安徽合肥人氏,与吴伟业、钱谦益同称"江左三大家".崇祯年间为兵科给事中,后臣事李自成,授直指使,巡视北城.他因迷恋于名妓顾眉生而为时论所非.顾眉生精于诗画,后为龚鼎孳之妾.据计六奇的记载,龚鼎孳曾说,当北京失陷于大顺叛军之时,"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明季北略》,第631页.1646年,龚父忧,请赐卹典,以"亏行灭伦",为人所劾.尽管他在顺治朝政绩颇佳,但弹章对他最主要的指责在于他的行为不检;不闻夙夜在公以答朝恩,惟饮酒醉歌,与俳优调笑取乐.又用千金置名妓顾眉生,多为搜罗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为江南众士所耻笑.而且更严重的是,龚鼎孳置其父母妻孥于度外,及闻父丧,歌饮留连,依然如故.龚鼎孳因此被降两级调用.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1页.
①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与唐初儒教中兴有密切关系,并以对唐太宗直谏而著名的魏征,亦曾臣事过多位主人.617—618年,魏征为割据北方的两位义军首领(柴保昌、李密)担任谋臣;618年,他投唐高祖,为太子李建成担任侍臣;626年,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中为李世民所杀,他又转而投向李世民.李世民后为唐太宗.韦克斯勒:《天子之镜》.
②《东华录·顺治朝》第二卷,第15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
③多尔衮由于像这样的一些行为,在当时人中赢得了异常宽宏大量的美名.张怡:《搜闻续笔》,转引自郑天挺:《多尔衮》,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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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满汉两头政治(第十二章多尔衮摄政)
冯铨一直坚持严格按照资历来排定各大学士的班位,试图以儒家官僚政治的规范来消除满汉之别.早在1646年,他就上奏朝廷,说多尔衮宠命赐他与满洲为婚,使他万分荣幸,得以附籍于满洲编民之末,受"敬客"之尊.现在,他还有一个恳求:
辗转悚惧,特恳改列范文程、刚林后.如以新旧为次,并当列祁充格、宁完我之后.④
这年在排定会考官名次时,多尔衮下令范文程位于满洲大学士刚林之下,宁完我之上.满洲大学士祁充格则按资历位于宁完我之下.多尔衮宣称:"天下一统,满汉自无分别."①
当然,尽管多尔衮这样宣称,满汉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例如,在京城各官衙,满官的地位总是比汉官为高:满洲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前,而汉族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位置在后.②满官还可以随时从文职改为武职,或从武职改为文职,而汉官却不能这样,除非是汉军旗人.满官如有过失可免官,但本秩不变,汉官则没有这种特权.当满汉官员同时除授某职时,例如某部设尚书两员时,官印总是由满官掌管.并且,遣祀郊庙,亦俱用满官.③简单地用官僚阶层的次序和等级,并不能完全取消征服者的特权.不过汉官在都察院六科那些旧机构中正越来越占优势.在明朝,六科掌官吏考评之事.汉官如果不是在争取更多的控制权和支配权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在想方设法赢得更多的平等.1646年,尽管遭到许多满官的强烈反对,当时的吏部尚书陈名夏仍尽力恢复了三年一度的官吏考绩制度.④陈名夏还力图取得多尔衮的支持,反对满官在上朝时贵族式的傲慢.例如,上早朝时,当满、汉官员的马车在宫门口碰到时,满人马夫总是随便将汉人推到一边,让他们的主人先进门.⑤如果汉族仆人坚持自己的主人按朝礼应该先进门的话,满人马夫就常常会挥鞭劈头打去,吓退对方.当陈名夏提醒多尔衮注意这种现象时,摄政王遂命满人和汉人都必须礼让,明确禁止满官用这种方式来滥用他们作为征服者的特权.①这样,满洲摄政王与他的汉族顾问都从朝廷人际关系的礼仪化中获益匪浅,它开始以儒教的排场来取代较为平等的军营伴侣关系,以及部落贵族对文职官员的随意蔑视.
多尔衮并不仅仅与汉人归附者一起控制这个新型的满汉政府.②尤其是在新政府建立的最初几年里,这样做虽然并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是不明智的.1647年,他的兄弟多铎取代济尔哈朗辅政,成了一个重要的助手.多尔衮对努尔哈赤的三个孙子博洛、尼堪和满达海也颇为倚重,而他们又是多尔衮本人的拥护者.1644年,这三人被晋封为亲王,成为多尔衮监视其他满洲将领的代理人.事实上,1644年以后,几乎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多尔衮都派其中一人随行监军.③多尔衮的另一名重要军事支持者是武拜,他对满洲贵族的军事阴谋也是一个牵制.武拜统帅四旗前卫,从1637年到1645年参加了所有重大的战役.1646年以后,除范文程外,多尔衮在北京的主要私人顾问好像是谭泰,他是努尔哈赤手下残忍的将领杨古利的堂兄弟.④还有两个精通满汉文学的满洲贵族刚林和祁充格,也是多尔衮的亲密助手.刚林是瓜尔佳部落人氏,世居苏完,隶满洲正黄旗.①他起初掌翻译汉文,直文馆,1636年,授国史院大学士.那年就是刚林呈上了一篇重要奏疏,主张建立一个正规等级的官僚政治体制.清人占领北京后,他于1644年接待左懋第来使,多次主持会试,并受命编纂努尔哈赤及明朝后期实录.②
祁充格是满人娴习文史的又一个例证,所以,他在某种程序上悉心于用汉族的组织形式来加强文官政治.祁充格出身乌苏氏,最初被努尔哈赤选令掌书记.他1631年第一个上疏,请立六部.新政府建立后,他任礼部尚书.他不仅出任文职,1634年后,还被授牛录额真,率旗兵从多尔衮伐明.不过,清政府在北京一建立,他就成了内三院的要员.1645年,除宏文馆大学士,主持会试,并与刚林一道编纂努尔哈赤实录.③因此,多尔衮把那些不能托付汉官的事务,都委派给了他们.
显然,多尔衮认识到利用汉族归附者十分重要,但这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如此而已.①这一认识在他日常会见内三院臣僚的记载中经常反映出来.②多尔衮在一则论及汉官报告的准确性的口谕中说:"这用的满洲人,予一一皆知.若是汉人,其贤不肖,予皆不晓".③不管怎么说,多尔衮的眼光总是充满着一种权术意识.大批被推荐授官的降清汉人的结局,都是像冯铨那样被劾罢,受指责为腐化或滥用职权.然而,即使多尔衮在对其大学士们谈到这一点时,总是很快补充说:"应选之官,未必皆好,譬如矮子里选将军,就不好的也少不的要去".④结果是,一旦一名官员应选除授过内院之职,多尔衮就感到已经了解这个人了,就宁愿选任他,而不是其他的外人."(杨方兴)此官做得如何?"1645年7月22日,在一次这样的廷议中,谈到一名上奏的官员,他问大学士们."极好",大学士们答道.多尔衮赞许这一回答,说:"他是从内院出去的,予也知道他."⑤
当然,多尔衮可以有充分理由怀疑某些汉族归附者在政治上是否可靠.在身居高位的汉族归附者中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太多了:他们要么像刘泽清一样既降复叛,要么像洪承畴那样被怀疑为与南方的复明分子勾勾搭搭.1648年反清力量中兴期间情形尤其如此,当时连钱谦益都受到怀疑,被控告暗中帮助一个名叫黄毓琪的反清分子,钱谦益因此最终被捕,在南京受审.①钱谦益那时已66岁,他在审判官前竭力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且深受朝廷大恩.与此同时,江南总督马国柱为他向皇上求情,说:
谦益以内院大臣,归老山林,子侄三人新列科目,荣幸已极,必不丧心负恩.②
朝廷最后做出了有利于钱谦益的决定,宣称没什么证据表明他曾与黄毓琪有过接触.1648年钱谦益出狱,回家来到爱妾柳氏身边.柳氏后来帮助他编辑了一本明朝女诗人的诗选,并且陪伴他读经念佛,深究佛理.在此后的16年里,钱谦益作为评论家、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声望极高,著书22种,其内容从佛教的形而上学直到唐朝的景教,五花八门.③然而,他却一直没法完全摆脱晚节不忠之嫌,在复明分子眼中他是卑躬屈膝的降清者,而在清人看来他又是一名变节分子.①1664年,钱谦益终于撒手西去,时年82岁.他的遗孀柳氏一年前就已许愿削发为尼,钱谦益死后不久,她就发现镇上的人都试图利用他在政治上的不清白,来霸占他的家业.②柳氏不胜羞愤,自杀身亡.据说她的阴魂不散,在钱宅出没100多年,直到18世纪一个县官将这所房屋改为庙宇为止.③
纵然多尔衮猜疑像钱谦益这样的归附者,特别是如果他们与江南士绅有密切交往的话;但他也充分地认识到,不应让这种猜疑来妨碍自己尽可能地利用这些人,以增强他自己的势力和权威.如果其他满洲亲王对汉族归附者表示极端的不信任,那么在大多数时间内,多尔衮总是以这些人的保护者的面目出现的.反过来,他也利用这些人,以及辽东旧臣和他的满洲臣僚,越来越摆出一个真正君王的排场,而不仅仅是一个摄政王.因而,像济尔哈朗或豪格等其他最重要的满洲亲王,一直对他们的被冷落心怀不满,强烈反对多尔衮在北京扶植自己势力的所作所为.1648年春,随着先是济尔哈朗,继而是豪格的受劾,局势的这种不安宁完全公开化了.
第五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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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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