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平定首都东边的山东,就完全是另一ma事了.不管官府的措施多么严厉(1646年12月,一支满洲军队仅在一个州就杀了1.6万多人),那里的起义还是接连不断.①在兖州府,道路经常被寇贼截断,整个地区屡遭兵强马壮的反抗武装的袭扰.这些地区的明朝官吏,尤其是九山周围地区的官吏们,打心眼儿里欢迎清军的到来,为他们正在进行的对土寇的围剿找到了新盟友而感到宽慰.许多官员详尽报告了贼党的规模、地点和首领,决心与清廷协力消灭他们.省府官员不久就收到了他们的报告,并将之呈送朝廷.报告中清楚地反映了该省,特别是在兖州的混乱程度.例如,兖州邹县知县吴俦飞列举了其县境内的52个贼党,每伙计有四五百人.②据山东巡抚吴达1647年2月的看法,这种形势需要最强有力的反击措施.吴达用最强烈的措辞向多尔衮描述了山东的骚乱,指出这个省为畿辅咽喉,如果允许这种混乱继续下去,"使人疑大兵虽发,无如贼何,以讹传讹,反侧子复安所忌惮?"因此,吴达争辩说,多尔衮派八旗兵到南方去攻打明朝残部恐怕是一个大错误.清兵一旦离开北方南下,他们的后方就会有人造反.山东地区的骚乱,意味着清军自身的供给线会被切断.①
吴达继续指出,他所认为的这一战略错误,基本上是因该省的奏报不实而造成的.地方官吏虚报剿贼战绩,自欺欺人.俗话说:"擒贼必擒王,射人先射马",而在实际中这简直一点都没做到.举例来说,山东贼党有一个出色的情报系统.衙门胥吏中有他们的耳目和同情者,一当清兵出剿,衙役就通风报信,使贼徒得以"易装"为农.另一方面,如果驻守各大州府的劲旅坐待各县被义军攻击的报告,那么朝廷援军是决不能及时到达以捕获贼徒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攻打贼徒的根据地近乎不可能,因为他们占据着山顶或洞穴.在这样的地形里,既不能使用骑兵,通常也无法把大炮拖到山上来轰击他们的据点.吴达认为,唯一可能的是全面围剿策略,圈住土寇的大本营,毫不宽容.因为对付贼党的策略之缓延无效,摇摆于"抚"与"剿"之间,为时已经太久.所以,吴达说服多尔衮亟遣大军,进驻济南、东昌,以免山东百姓因观望而造反,发动全面反清起义.②
虽然吴达要求大军增援的惊呼没有得到响应,他关于即将爆发一场全省规模起义的可怕预言,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事实.1647年的3月和4月,在省府东北邹平县周围爆发了一场大起义,总共有14个州县遭到一个又一个"大王"的攻击.继吴达任山东巡抚的丁文盛在4月份声称已彻底消灭了这些反叛分子,但是,由于袭击继续发生,他被指责为稽误战机,被刑部奏劾免官了.③当时对该省部分地区来说,自然是到了危急关头.然而,相继上任的巡抚们几乎都无能为力,只有寄希望于各地州府动员力量,抵抗来自山区的叛军.正如吴达所指出的,地方官关于遭受进攻的报告,一般要在事变发生后很久才能送到,而且总是照例报告说,地方官、练总、捕官和乡绅们如何率衙役壮丁抵御贼众火攻,从而对贼党短暂的围攻进行了一次胜利的防御.①许多更为严重的情况却并无报告,这就可能意味着某城已向义军屈服了.或稍为好一点儿,府会落入贼党手中,地方官被迫逃离,那样总算还能带来一个口头报告.②
不过,在有些时候,地方官或乡绅还是设法在事先得到了关于这类进攻的情报,于是就及时准备防御以避免被围.大运河上重要的商业中心张秋镇的情况就是如此.甚至在明朝衰亡之前这一地带就有盗匪活动,为首的是一个名叫丁维岳的歹徒,他多年来在兖州府东部陷城劫库.1647年11月10日,负责守卫张秋的通判吴通隆接到报告说,丁维岳集结了几千人马准备攻打该城.吴通隆是前明朝儒学训导,他与山东省这一地区的绝大多数地方官一样,情愿为清朝效劳.通判吴通隆和以张经济为首的当地乡绅,一方面向兖州知府求援,一方面将兵丁和街民组成一支防御武装,在整整一昼夜中奋力抵挡住了丁维岳兵马的攻城,并逮捕了准备在城中做内应的五名反徒.③1648年1月8日,张秋镇的吴通判通过探马,还发现了大约有1000人马的丁维岳主力在梁山泊的行踪,那儿就是著名小说《水浒》中的宋江建过大本营的地方.吴通隆差人赴东昌驰报求援,并遣部属做向导,率八旗兵进入梁山泊.1月10日黄昏时分,清军意外地与丁维岳的小股人马遭遇,于是发生了一场激战.瑚尔哈统帅沙尔虎达极为得意:官军大获全胜,杀死了包括丁维岳本人在内的"强贼无数".山东"咽喉"之地暂时又被牢牢掌握在满人手中了.①
战事在北部中原的边缘地带不断发生,与此同时,新政权在与现已被控制的主要城镇相近的比较安定的地区,也采取了几项措施,以加强对民众的统治.这些措施主要有四项:任用廉正的官员,清除弊政;登记户籍,实行连保;控制火器和家畜;以及用有选择的大赦来分化贼首与贼徒.
第三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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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次军事远征是由觉善统帅的.《世祖实录》第二十九卷,第348页.奏折在1646年12月24日收到.
②1644年9月23日奏折.《明清史料》丙编第五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8—80页.另一份报告罗列了巨寇的姓名与称号,特别指出他们早以"王"号闻名,例如"冲天大王"或"扫地大王","不比寻常土贼也".这位上奏者解释说,寻常土贼不能与之相比的原因,在于某一巨寇一旦拉起一支大队伍,马上就以"王"自号.他们建营立寨,各种武器样样俱全,以攻城掠地为务,而不似土贼不过断路劫财而已.《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74页.上奏者为杨方兴.
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85页.
②《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85页.
③丁文盛获胜的奏报于1647年4月14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3页.至于他被处罚之事,可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3页.
①其例见1647年农历十月陵县的奏报.《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4页.
②后一种情形的典型例子是黟县的陷落.黟县是介于大运河与官道之间的重要城市.1647年11月26日,丁文盛的继任者张儒秀报告说,不久前有马贼400余名,步贼不知其数,于夜间步行进攻黟县,次日击败衙兵,架云梯爬上城墙,进城烧杀抢劫.知县与儒学训导设法逃跑了,其余的县衙官吏皆被盗贼杀害.他们洗劫了该城,然后返回山中营寨.《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0页.
③《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6页.
①《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所注日期为1648年1月初,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87—88页.张儒秀奏捷的报告于1648年1月15日抵京.《世祖实录》第三十五卷,第416页.沙尔虎达(1599—1659),苏完部人氏,年轻时投努尔哈赤.在1658年,他扫清阿穆尔(译者按:即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人,歼灭了斯捷潘诺夫及其人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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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地方官与胥吏（第九章北方中国的地方控制）
清政府从占领北京时起,就清楚地认识到了任命可靠的地方官的重要性.②1644年6月,吏部注意到必须仔细选用地方文武官员,以确保他们能够平盗安民.③这些官员大多数既非满州人也非汉军旗人,而是十足的汉人——且通常是前明地方官中的归顺者.满洲旗人在政府高级部门占据了重要位置,但他们的人数远远不足以充实各州县的大量员阙.事实上,在顺治年间,每十二三个地方官中只有一个是旗人,清廷几乎完全依靠汉人归顺者来出任全国的县官,是势所必然的①(见附录C).
对新朝来说,幸运的是,有很多前明官僚十分乐意效劳.就清廷看来,他们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冗员与县主簿.1646年6月8日吏部接到了一道上谕,内容如下:
朝廷设官治民,而冗员反致病民.各府设推官一员,其挂衔别驻推官,尽行裁革;大县设知县、县丞、典史各一员,小县设知县、典史各一员,一切主簿尽行裁革.原管职事,大县归并县丞,小县归并典史.其裁过推官、主簿赴部改选.②
清廷在如此果断地裁减冗员——他们绝大多数是低级官吏——的同时,还要求提高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并加强监察措施和防止贪污腐化.这样,尽管地方长吏的僚属人数大为减少,但在更大压力下,长吏的行政效率却要比以前更高.这意味着地方长吏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他的私人助手,这些人实际上在替他管理着地方政府.③
明朝末年,朝廷命官(他们几乎都是科举及第者)与衙门胥吏之间的差别十分鲜明.地方官是外来者,是主持大要者,他们不得不依赖于胥吏;而后者则是局内人,是谙熟具体政务的专家.一个专管税收与司法的胥吏队伍的产生,确实使明朝的行政管理趋向合理化,使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地方长吏得以致力于礼治,而由胥吏来执行法律典章;但是,中央政府拒绝正式承认胥吏阶层,更不要说向他们支付俸薪了,这一事实,意味着地方行政管理的职业化"与朝廷无关".①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明朝政府缩减开支所造成的.②由于朝廷为地方长吏所配备的僚属人数很少,就迫使不断发展的胥吏阶层去寻找法外收入.政府容许这种情况发生是比较自然的.因为地方吏职在历史上就与为衙门服务的定期差役相混淆.换言之,在理论上,一个地方的居民应该承担种种赋税征集和本地治安的事务,而到17世纪这些事务实际上主要由政府的税务机关和衙门兵丁来执行了.当然,估算这些行政花费,并向当地民户征收这笔开销,对政府来说总是做得到的.但是,这将会增加乡绅的赋税负担,尤其是在害怕失去乡绅支持的明朝末年,所以朝廷否定了这种课税办法,而赞同于法外的养活胥吏手段:例如由胥吏自己征收诉讼费,长吏自己掏钱支付胥吏薪俸,等等.
新建的清朝政府也希望减少赋税,因而宁愿遵循明朝政府的既定办法.这是一个错误的节约措施.通过废罢主簿一职,由县丞或典史接任其公务,从而缩减地方行政开支,就等于增加了实际上负责着全县文书工作的胥吏的负担.然而,随着工作负担的加重以及胥吏阶层重要性的增加,胥吏本身却被严格地排斥在更高一级的官僚阶层之外.自然,对于这种微薄的正式报酬,他们私下里替自己所做的补偿,就是贪污受贿.③
所以,仅仅强调任命可靠的人选充任地方官的重要性,并不足以保证地方政府的廉正.清政府不久就发现,衙门的胥吏和听差是整套官僚机构中最难驾御的成分之一.当然,将州县政府的几乎每一个失误都归咎于胥吏,是很容易的,并且胥吏也成了政府行政机构的不完善性的替罪羊.例如中央政府既想增强地方政府作为朝廷在司法和财政上的代理人的效能,又拒绝提供所需的财政经费来供给更多的人员以达到这一目标,两者之间不相协调,就表现了这种不完善性.不过,虽然对胥吏肆无忌惮、徇私舞弊的特点总有言过其实的倾向,胥吏和听差确实在各县衙门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身份低贱的群体;他们常常倚权仗势,欺压百姓,也是不能否定的.于是,清政府便致力于监察和惩罚"衙蠹"的不法活动.在有关这一时期著名地方官员的记载中,也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力图抑制"吏胥贪黩之风"的事迹.①
因而,最后的解决办法仍然是更加看重必不可少的地方官的作用,他们自身的廉正对于控制其下属至关重要,颇似整个统治体系中皇帝的地位.清政府几乎不相信那些劝告性的呼吁,继续加强对命官的监察.毫无疑问,清朝统治初期法制与赋税制度得以加强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建立了一套正规的、有效的考课制度,它以新的标准来评估地方官的政绩.②地方官个人承受的压力也许发展到了近乎难以忍受的地步,但是,其政务却由于严格的规章而变得效率极高.这些规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近代以前的官僚政治中十分突出,它试图限定官吏举止行为的每一个方面.③尤其重要的是,在鳌拜摄政(1661—1669)期间以及此后,清朝官员的考绩,几乎就是在评价一个地方官捕获与处罚重罪犯以及及时按定额征足赋税的能力.①从短期看来,这种依靠地方官个人的做法,把政府工作融为整体,强化了其地方控制体系.②
第四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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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于清朝地方官吏在对付颠覆与叛乱活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保罗·H·陈:《中华帝国后期的反叛》,第180页.
③《世祖实录》第五卷,第22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5页.吏部还提出地方官俸禄太低,应该增加.可是,在顺治以及康熙初年,知县的固定俸禄(原来每年约为银123两)减少了.因为各种附加津贴被缩减或取消,知县俸禄降到了银45两.约翰·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78—380页.
①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清政府通过委任外行的满族人,来控制地方政府,这并不正确.见约翰·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25页.
②《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302页.
③沃特:《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第140—143页.
①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5页.
②这一权力下移的趋势好像在元代就已开始了,或者至少明太祖是这样认为的.洪武帝认为,由于蒙古人缺乏"王者无私"的精神,他们易于被腐败的胥吏愚弄,而后者正是利用了夷狄对官僚机构控制的"松懈"来巩固自身地位的.约翰·达迪斯;《明太祖论元朝》,第8—9页.
③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297—303页.
①其例见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2521页(第一四九卷,第2页);黄之隽编;《江南通志》,第1839页(第一一二卷,第33页).
②处罚是颇为严厉的.1659年顺治皇帝颁令,任何官员挪用了10贯以上公款就要被送去充军.吕元骢:《1644—1660年清初中国的腐化现象》,第1页.
③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26—330页."这些条例与法规表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已正式成形,近代以前的行政管理,几乎没有能与之相匹敌者."沃特:《作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衙门》,第34页.
①沃特:《中国地方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第330页.
②不过,从长期看来,这种对地方长官的过份重视,进一步排斥了衙门吏员跻身中央政府的可能性,这必然也就失去了对低级行政管理的直接控制.这一观点,在魏斐德《中华帝国后期地方控制的演变》一书中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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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甲制（第九章北方中国的地方控制）
清政府采取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将人户编成保甲.最初,满洲人采用的是明朝地方统治制度的一种变体.从1644年到1646年,行总甲制,十户为一甲,立一甲长,百户立一总甲长.1644年,颁布了"邻保检察法",这一新制意在控制并捕获盗贼、逃人和奸人.这样,该制度的目的就与驻防军队相近了,相应地总甲长也就得以直接向兵部提送报告.③正如多尔衮在1644年9月8日的一道敕令中所言:
各府、州、县、卫所属乡村,十家置一甲长,百家置一总甲.凡遇盗贼、逃人、奸宄窃发事故,邻佑即报知甲长,甲长报知总甲,总甲报知府州县卫.府州县卫核实,申解兵部.若一家隐匿,其邻佑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重罪不贷.④
这样,清初控制地方之制度的最初目的就是查治反抗者和牢牢控制新获得的人口.清廷力图将民众束缚在一地,利用总甲来阻止人们流徙,尤其是在山东这样的混乱地区.①1646年,政府甚至命令按前明朝世袭的户种来编造户籍(军籍、匠籍,等等),他们警告人民如若假冒别的户籍种类,将受惩罚,并重申了前朝的"役"与"赋"之别.②
从1646年开始,由于总甲长得直接向兵部报告,保甲制与对军用物资的控制联系了起来,这包括马匹与火器.这一政策出于英俄尔岱的主意,此人为八旗兵组织过后勤,并在1636—1637年前后满人入侵朝鲜国时筹备过军需物资.1644年,英俄尔岱任户部尚书,1646年11月他开始力主颁布一项严格的法令,来制止有人将军用物资出售给贼党.1646年12月1日,政府宣布:
禁民间私自买卖马、骡、甲胄、弓矢、刀、枪、火炮、鸟枪等物,以杜盗源.从户部尚书英俄尔岱请也.③
17世纪初年东亚火器大量增加,在中国,叛乱分子和正规军队、土匪强盗和地方豪族都大量使用外国大炮和国产枪支.④在西北或山东这类战事频仍的地区尤其如此.在那里,反叛和入侵导致和迫使许多地主和农民拥有了兵器.尽管清朝还要用许多年的时间才能使这一法规得到彻底贯彻,但是清朝将领极其详尽地列数从敌军手中缴获的各种兵器,反映了官府从平民百姓手中收回兵器、并制订法规来阻止他们重新获得兵器的决心.①
首先,政府通过管辖交通系统,致力于控制火器与马匹.过往旅客是主要盘查对象.1647年4月,宣布在北京及京畿一带实行如下特别法规:
1.京城所有军器匠人必须向税司注册.除官兵外,任何人欲购置兵器,均须上税报名立案,私营军器者,坐以重罪;
2.各区设保甲;
3.逮捕陌生人携带兵器者;
4.严禁不良分子入满洲家为奴,及充禁卫军随从,再犯者科以重恶;
5.外城各门,每门俱设立满官,严查每一入城者;
6.各城设有窝铺,每面派一将官,带领兵丁巡防;②
7.行文各省,喂养马匹之家,今后须经特许,并限制向"〔不〕可靠"的人出售牲口;
8.住家店家,凡遇投宿之人,若有骑马者,须察问有无牌票.若有嫌疑,即具手本报知本坊坊官.①
不过,这种因袭的军事管制措施仅仅减少了兵器和坐骑的买卖.到1648年10月,清廷意识到许多土匪强盗自己锻造兵器,进行马匹交易.兵部于是奉命检查,除文武官员之外,不许任何人养马或拥有兵器.官员受命扣押这类家畜,付给主人一笔相当的价钱,并且没收所有兵器,能用的入库,其余一概销毁.最重要的是,总甲或保甲的头目必须保证其负责的人户不养马或窝藏兵器,并被告知,这两种行为都被视同于谋反.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越来越依赖保甲组织来防止兵器落入贼党手中,甚至又将兵器还给了原合法主人,只要他们能由"十家长"担保是"良民"即可.在首次下令禁藏武器后不到一年,多尔衮颁发敕令,将兵器交还良民,以便他们能够防御歹徒的袭击:
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荼毒.今思炮与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其先已交官者,给还原主.③
这样,属于保甲的"良民"就有权武装自己以自卫,略似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的编制严格的"保甲"和"团练"组织的成员了.
第五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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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5、216页.《皇朝通曲》记载说,发展成熟的保甲制度开始于1644年,但是闻钧天指出这一记载有误,是后人编书时(禁止)的.清朝后期,保甲和里甲都归户部管辖.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4页.
④《世祖实录》第七卷,第81页,参见《皇朝文献通考》,第二十一卷,第5页.1646年8月18日,有位官员特别向兵部建议,要利用总甲制来处罚那些窝藏逃犯的人.《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0页.
①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5页.将民众与其籍贯连结起来的尝试,也被推广到生员身上.1645年,官府宣布有许多参加会试的举人注籍有误,从此以后,生员必须证明其祖先在本地注籍逾20年,并无迁徙,或者在此地拥有财产,才能获准参加科举考试.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8页.
②闻钧天:《中国保甲制度》,第201—205、216页.早在1645年6月12日,新政府就宣布废弃世袭的匠籍,免征京班匠价银.而且从这一年开始,在太和殿服役的匠人按工给值了.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3—4页.直至19世纪,民、军、商、皂四类户"籍"之残余依然存在.不过,由于雍正以后已经取消了分立的劳役税,因此这种户籍分类已无实际的财政意义.孙任以都:《19世纪中国的户部》,第201—202页.
③《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7页.
④这一时期新式铳枪与大炮的传入,甚至可能"有助于晚明白莲教军武术传统的形成.在此后的数百年里,他们一直诱人地宣称自己具有有效地抵挡可怕的火器的本领."韩素瑞:《山东起义》,第192页.
①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军火的控制已颇见成效,以致图谋不轨者想要从铁匠那儿得到匕首,都要冒被人告发官府的风险.这在韩素瑞《中国的千年福起义》一书中随处可见:又见《山东叛乱》,第24页;亦可见马克·埃尔文:《古代中国模式》,第21页.19世纪后半叶骚乱的年月,部分地是西欧军火的输入与生产,以及英美商人军火走私的结果.魏斐德:《地方控制的演变》,第17页.
②在明朝统治时期,北京政府有一种被称为"铺社"的地方治安系统.这些为出使官员和卫兵设置的驿站有其附属的警官.但到17世纪,绝大多数铺社或是消失了,或是倒坍失修,实际上不能用了.詹姆斯·彼得·吉斯:《明代的北京》,第193页.
①《文献丛编》第二十三辑.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58—59页.
②《世祖实录》第四十卷,第464页.这儿的户保长称作"邻佑十家长".
③《世祖实录》第四十三卷,第505页.这道敕令于1649年5月6日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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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有区别的恩赦（第九章北方中国的地方控制）
如有效的武器控制似乎有赖于区分"良民"与"贼"一样,聪明地利用赦令,看来也需要一种类似的对大多数农民与其中常常出现的骚乱分子的区分.这一区别依据以下设想:即绝大多数暴动与叛乱不是由专意谋反者所引起的,就是由"煽惑"民众的巫术法师所造成的.而1646年和1647年发生在北京西面的山西省的几起巫教起义,则强化了这一设想.1646年5月,一个名叫刘光溥的僧人在山西省的西北角煽动了一场短暂的起义,继之在同一地区又发生了另一起"左道"叛乱事件.①这后一次叛乱经吕梁山蔓延到太原西面的宁乡.②由杨春畅领导的这批宗教起义者中,有许多人在1647年秋遭到了屠杀;不过同时那里又有一股"邪教"开始作乱,领导者名叫高飞,他们直到1647—1648年冬天还在抵抗朝廷大军.③这与当时最令人震惊的郑登启的教徒叛乱遥相呼应.郑登启叛乱发生于1647年12月,地点在黄河弯附近的山西西南部.
起义是由于政府的迫害所引起的.郑登启和郑怀法被控纠集徒众,官府设法逮捕了郑怀法,但郑登启却逃入稷山县一带接近陕西边界的山区.他与其徒众占据了马岭寨,自称"大成教师",纠合妖僧王月天、王明.④两个和尚帮助郑登启在龙门山脉的一个山顶庙中设立大帐.郑登启在那里又招徕了更多的信徒,其中包括亡明宗室朱梅川.根据巡抚祝世昌收到的情报,龙门山庙团伙"借名答醮",实为图谋不轨.①
这接二连三的教派起义,加之被认为已安定的地区不断发生土寇武装袭击官府的事件,导致清政府再一次强调"招抚"政策.这一次它采用了两项新的措施.第一是让朝廷抚臣认识到,必须将"良民"与那些煽惑良民的妖人区别对待.清廷告诉抚臣,一方面,他们不必害怕报告自己辖区内的民众"反侧之情滋生";另一方面,他们不应再将某些地区看作天然的匪区.甚至在那些长期为贼党占作营盘的地区,也还是有一些"安良之民"居住其中,而这些"良民"不应该一概受到怀疑,重要的是要将他们与"真正的贼徒"及用左道旁门之术煽诱民众的巫师术士区别开来.②
第二项措施是针对贼党与反叛分子本身的.1647年4月18日,清廷许诺说,所有向当地官府或军镇自首的党徒,都将受到宽大处理③:
近来盗贼窃发,讹言繁兴,人民惶惑,无端惊避,深可轸念.兹特开自首之门,许以更新之路,务使盗贼革心,良民安业.自今以后,凡曾经为盗之人,无论犯罪轻重,有能赴所在官司,或径赴兵部,将真贼姓名及居住地方详悉陈首者,除本身免罪外,仍将贼赃酌议给赏.④
1647—1648年冬季,这种不寻常的让步政策,以及精确的情报和严厉处死教派头领的做法,使得山西省政府驱散了龙门的宗教结社活动.在河北,地方治安措施看来已控制了武器的销售与生产,而户籍制度似乎制约了邪教的动乱和土寇活动的发生.①
到1648年头几个月,北方中国的绝大部分相对平定下来.在周边地区如汉水山地这样的动乱区域,就用无情的、有计划的屠杀政策来保证城市以及交通干线的安全.在中原核心地带,有选择性的恩赦与地方控制措施安定了民众,控制住了除最虔诚的邪教分子之外的所有人.一时间,清廷松了一口气.在过去的几年里,如此之多的关于农民暴动及复明密谋的报告,使得它几乎一直处于惊恐之中.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安定,这个喘息之机马上就被证明是短暂的.
第六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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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世祖实录》第二十五卷,第294页.
②太原当局也被一场牵连到一名明代亲王后嗣的大案所惊醒.其近亲秘密窝藏了这位明室后嗣.山西按察使奏章,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1—94页.
③《世祖实录》第三十二卷,第20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这一时期还有非宗教性的起义.1647年10月19日,祝世昌率汉镶红旗兵800骑,在孟县与李化龙及其兄弟李奇龙500披甲骑兵交战.孟县在省府以东30里处.原明朝的游击将军祝世昌此时官居都统.1638年,他曾因大胆反对满人将女俘没为奴婢的习俗,失宠于太宗.太宗称他为叛徒,指责他与明政权勾结.多尔衮后来让这个忠心耿耿的将军官复原职.《明清史料》丙编第七册,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3—254页;楢木野宣:《清代重要职官研究》,第544页.
④"大成"既形容黄帝使一切事物恢复了秩序,又指孔夫子用各种旋律组成的乐曲.它也指佛教的"大圆满",这是一种想象中的境界,其中有2万尊菩萨,均称"威音王佛".威廉·爱德华·苏黑勒和路易斯·霍道斯:《中国佛教术语辞典》,第89页.
①《东华录·世祖朝》第四卷,第4页.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52页.
②《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据信就是这一安辑民众的法令,使他们的社会品性改变了.正如一位官员在顺治初年所指出的:"流民安居,即变贼为民;流民四散,则变民为贼也."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第114页.
③这一敕令与保定巡抚余庆廉的奏报在时间上正相巧合.奏报说大量匪徒突然袭击了河间府,知府、通判受伤,驻军将领自缢身亡.
④《世祖实录》第三十一卷,第364页.
①《世祖实录》第四十五卷,第527—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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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危时计拙"
导言
江潭愁鼓迻,沧海忆乘桴.
此处同携手,何人可惜躯.
乱离忘岁月,飘泊憎妻孥.
莫作穷途恸,乾坤定有无.①
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第十四卷,"避地示胜时".
虽然,1645—1646年冬天清军已牢牢占领了江南主要的中心城市,却没有几个清朝官员相信这一地带已经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首先,崇明岛就依旧有海盗船入港停泊,清朝水军不止一次地在那里与复明分子的部队遭遇.②再者,正如南京提督毛九华向北京朝廷所指出的那样,长江下游地区的复明残余力量可能与上游地区的其他抵抗武装,尤其是安庆一带的反清分子联合起来,也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安庆一带的各支反叛武装,是湖广腹地著名的"四十八寨"潜在的同盟军.这样,勤王运动就有可能蔓延整个长江流域,阻碍清朝在南京的统治.在这个前明陪都的周围地区,民众与新政权有着明显的对立.因此,不放弃和平招抚政策,不对1645年起义进行报复,避免激怒这么多人民大众,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所以,毛九华认为:
得民得心,毋徒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①
于是,部分是出于力不从心,清政府在1646年继续实行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政策.特别受到优待的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钱谦益,他在三月份应邀来到北京,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②
导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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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天)、"坤"(地)是《易经》中两个卦名.
②1647年4—5月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1—92页.
①1645年12月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
②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页.钱谦益官至礼部左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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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钱谦益与合作的污点（第十章"危时计拙"）
钱谦益卖身投靠清廷,此刻已是臭名昭著.在北上就任新职之前,钱谦益到苏州城外的虎丘一游.一天,他身穿一件小领大袖的样式特别的外套,一位江南学者从他前面走来,注意到这件外套,就追根刨底地问他这件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便讽刺地品评说:"大人确为两朝'领袖'!"③这样,虽然多尔衮一时也许还没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带这样一个变节者北上京城,却又重新引起了晚明政治中堕落与腐化的问题.
甚至在南京陷落、钱谦益投降满人的时候,清廷中对于欢迎多铎的南京政权大臣们暖昧的品节就颇有一些议论.吏部主事熊文举反对起用这些新投靠者,他把这些人称为"市井冒滥",反而赞赏匿身山林的那些忠义之士.①但熊文举本人也不乏投机之嫌:他在明朝和李自成手下都任过职,现在又在多尔衮麾下.其实,他甚至都可以被弘光朝中的钱谦益之流公开嘲笑了.不过,他的反复告诫提醒了多尔衮.多尔衮可以宽恕单纯的官僚投机,而不能容忍理想的政治朋党.熊文举的告诫使他想到,弘光朝臣僚比之北方的投靠者更多地沾有旧日晚明党争的恶习.
自钱谦益来到北京之后,多尔衮再次警觉到使用前明官员的危险,他们有可能使天启、崇祯朝的派系活动复活.整个夏天,清廷都因张存仁的报告而喜气洋洋.张存仁是辽东老臣,1631年投靠满人.1645年12月,张存仁出任闽浙总督,与唐王及鲁王的部队作战,均获大胜.②他的报告指出,数十名、甚至数百名为这些政权服务的官员向他的部队投降了.到1646年9月,这些南明士大夫有许多来到北京等待新朝的任命.事实上,他们人数太多,以致出现严重的人多阙少的情况.部分是由于这一原因,有人提出所有这些投靠者都必须经过仔细审查,以便确定他们的政治历史是否合格.礼部正试图给这些文人委以新职,礼科给事中袁懋功向朝廷指出了一个问题.他特别谈到阮大铖这个人.阮大铖现在既是南方文人的遗弃者,又是满人的依附者.③
阮大铖像马士英一样,也是在南京向多铎的清军投降前逃走的.他先到芜湖,在提督黄得功处暂避一阵之后,又去了杭州.后来杭州也向多铎投降了,他又逃到浙江中部的金华避难.但金华城的士绅们拒不接纳他,于是阮大铖不得不转道扬州,在提督方国安处避难.①阮大铖显然与当时也在扬州的马士英为争宠于方国安进行了激烈竞争.阮大铖争不过马士英,遂于1646年秋投降了张存仁.马士英被处死后,阮大铖受命在曾捕获马士英的那位贝勒手下供职.②正是仗着这一职位,他对金华良民施行报复,带领一支清兵来洗劫了这个曾把他拒之门外的城市.③
袁懋功此刻想要向朝廷指出的是,像阮大铖这类声名狼藉的人会腐蚀新朝.袁懋功告诉皇帝:阮大铖"坏事明朝",以致"士林不齿".因为他"误江南数万之生灵",公开用他,势必招致南方文人的不满.而且此人"在前朝则坏前朝,在今日必坏今日".④
结果,阮大铖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人说他在浙江当了和尚.但是关于他的晚年,更加可靠的说法看来是,他全心全意地为清军出谋划策、效力尽忠,也许是以此重温他早年想成为一名军事英雄的梦想吧.事实上阮大铖看来是在闽浙边境一带干劲十足地从事这些军务活动,以致到了撩起书生长袍加入行伍的地步.最后他在福建北部山区的一次艰苦的徒步行军中摔死了.⑤
不过,阮大铖的死并没使袁懋功的议论失去意义.同是在这个告诫勿用阮大铖的奏章中,袁懋功还提出其他原明朝官员也要受到审查.这些投降的文人既然不能马上被录用,就应该遣返回乡,在那儿他们可以帮助恢复秩序,以防政权落入土豪手中:
伏乞敕下该部,详查南官在京者,悉令各回原籍,静听量材酌用.①
在多尔衮实际收到这份奏章的几个星期之前,钱谦益已经以疾病为由婉言推托了在京城的职务,请求回乡.虽然多尔衮依旧宠待他,委派两名王朝官员照料他,准许他利用政府的驿站去南方旅行,但是钱谦益的引退与袁懋功关于许多归附者的恶劣政治作风的警告,是不无关系的.他的离去标志着像陈之遴这样的年轻人开始出人头地,他们既没有受到以往之党争的那么严重的腐蚀,在公众心目中也没有与投机性的卖身投靠那样紧密地联系起来.②
第一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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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葛万里编:《钱牧斋先生遗事及年谱》,第18页.
①《贰臣传》第十二卷,第34—35页.
②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页.
③不过,阮大铖从前的伙伴冯铨大胆地给了他一个清朝官职.李清:《三垣笔记》补遗卷下,第4页.
①方国安既是马士英的同乡,又是他以前的副将,后被清军所捕杀.《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498页.
②"浙闽总督张存仁疏报:'伪阁臣谢三宾、阁部宋之普、兵部尚书阮大铖、刑部尚书苏壮等四十八人投诚'."《世祖实录》第二十七卷,第327页,1646年9月22日条.
③罗伯特·B·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8、73页.
④1647年9月7日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第1页.见《南明史料》,第36页.
⑤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08页;克劳福德:《阮大铖传》,第48、75页.
①1646年9月7日奏章,《明清史料》丁编第一册,第1页.见《南明史料》,第36页.
②傅路德:《乾隆时的文字狱》,第100—101页.准许钱谦益回乡治病的敕令签署于1646年8月10日.《世祖实录》第二十六卷,第317页;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2—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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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土国宝和太湖复明分子（第十章"危时计拙"）
1646年以后钱谦益的政治引退,并未立即影响清朝与江南地方名流合作的总政策.在最初的松江起义被清军镇压之后,该地区巡抚土国宝开始着手吸引农夫重返家园、粮商重返店铺.甚至在和平时期,苏、松、太一带的粮食都无法自给,而不得不依赖粮商从外省输入稻谷.1645年发生骚乱,杨文部队劫掠这一地区,太湖"白头军"闯入苏州货栈,粮商们四散逃命.
这些货栈在8月份被重新夺回,巡抚土国宝设法查明了其中屯积的一部分谷物"系行商之物,来之不易",遂将2.3万石稻谷交付原主,以劝诱苏州粮商重操旧业.①这些措施最初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该地区的经济稳定,是颇见成效的.②
但是,太湖地区吴易复明势力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土国宝力争江南民众合作以重建经济的计划.吴易曾率部攻打苏州,失败后逃入沼泽地带,重组力量.其他复明分子残部也加入进来,吴易遂与由周瑞指挥的一支小部队实行联合,在长白荡建立了一个新的复明联盟中心.③据记载,他们于1646年3月2日打了第一次胜仗.那天他们从湖边突然冒了出来,重占吴江,杀死县官,掠夺地方.①虽然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吴江城,但周瑞和吴易的人马从此就屡屡出击,更为大胆,终于渐渐地控制了整个太湖东岸.清军缺乏熟练的水手,无力控制以渔民和走私分子为主体的吴易水军.1646年5月11日,1000多艘复明分子的战船再次袭击吴江城,土国宝得到巡抚吴圣兆指挥的松江军队的支援,击退了他们的进攻,但伤亡惨重.②
吴易的事迹传遍了整个江南,他和周瑞发动军事攻势的消息也传到了浙江鲁王的耳中.通过周瑞的僚员戴之俊(他是杨廷枢的学生),太湖的战士与松江起义中幸存的缙绅复明分子,尤其是当时住在嘉善的陈子龙取得了联系.③部分是通过他们,吴易直接与鲁王政权接上了头.鲁王承认他与日俱增的地位,并在同年春天晋封他为长兴伯.同时,吴易和周瑞按正规编制组建部队,刻印任官,建立起一个专门的参议机构,并马上邀请陈子龙前来参加.④
陈子龙接受邀请参加了吴易的幕府,与他自己的两个弟子王云和钱漱广一起,动身前往太湖复明分子的营地.他们在沼泽中一个岛上的一所荒废的书院里建立了府署,但不久就对他们的使命以及吴易领导的反清战斗的胜利前景不抱幻想了.王云对他们为何马上离开书院躲避到钱家庄园的理由做了一些暗示,他写道:"先生私语予曰:长兴一世人豪也,阚其意颇轻敌,又幕客皆轻薄之士,诸将惟事剽掠而已,师众而不整,其又为长荡乎?"①
另一方面,巡抚土国宝依旧把吴易及其部众看作是对整个江南安全的一个十分现实的威胁,特别是他们有可能突破清朝的东南防线,而与在浙江作战的南明军队取得联系.②事实上,吴易正是决定通过袭击据说防御薄弱的嘉善城,来努力突破清朝环绕太湖的封锁线的.而且,吴易得到消息说,嘉善知县暗中同情复明事业.吴易便与那位官员联系,那人建议在嘉善城中双方秘密会见,专门讨论日后联合起义事宜.以敏捷骁勇出名的吴易显然没有怀疑这是一个圈套,冒失地应邀前往.结果他中了埋伏,被清兵捉住.嘉善县官将他交给杭州府,知府即刻于1646年7月15日在草桥门外处死了这个复明分子.③
吴易的死既没有终止太湖部众的军事活动,也没有扑灭江南绅士中顽固不移的复明分子的希望.首先,太湖本身继续吸引着亡命徒和冒险家.太湖及沼泽地带以南的地区,即浙江北部,是太湖里的党徒征募新成员的一个不断的源泉.因为这条水路是极为重要的商业枢纽(将商品货物从广东或福建往北运送到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商人,除了走这条夹在群山与大海之间的狭长通道外,别无他路),因为这一地区受三个经常互不合作的不同地方当局的管辖(即湖州、嘉兴和南直隶),这里成了各种反抗分子的避难所.清朝官员想直接控制这片禁地,尚需时日.①其次,吴易的死也许使得太湖北部的部众一时群龙无首,但他们很快就从各个部将分别掌管,转而接受了周瑞的统一指挥.②最后,纵然巡抚土国宝于那年7月处死吴易后,在夏末向北京报告时说苏州一带景象优雅宁静,但尤其在年轻的江南文人中间,还是存在着大量几乎不加掩饰的敌意与怨恨.③当时曾发现一些投考的生员将长发藏在帽子下面,还有一个人则公开痛骂土国宝当了卖国贼.预定在1646年9月举行的乡试事实上不得不延迟到11月.④那年12月,一个来自无锡的名叫王谋的狂生还领导了一次毫无希望的对江阴的进攻,结果被杀.⑤
只要这些事变看起来还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像土国宝这样的降清者就依旧满怀信心.但一当有迹象表明这些事件不过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不满情绪的公开流露,他和洪承畴就感到忧虑起来了.特别是当地处南京以南皖浙边境的溧阳发生了骚乱,复明运动风起云涌,从淮阳一带的滨海地区越过大运河向皖北广大地区迅速发展时,动乱就逐渐走向了(禁止).①
第二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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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政府还采取措施,重新实行食盐的国家专卖.1645年李发元接任督转盐运使,发现扬州"芜城再虚",两淮地区盐商大多资本蚀空,四散逃匿.尽管清政府指望李发元增加收入,以支撑军费开支,李发元却屡次上奏,主张免征浮课,以便吸引商人回到此地.渐渐地,商人返回了这一地区,恢复了食盐的生产与销售.王思治、金成基:《清朝前期两淮盐商的盛衰》,第1—2页.
②1646年10月奏章,《南明史料》,第4—6页.到1646—1647年,苏松地区的棉织业也开始恢复.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第9页.关于清政府对地区间谷物贸易的支持,见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8页.中央政府还同意减免赋税,以利于这一地区的平定.永行蠲免河南、江南两地的加派辽饷、练饷、召买等项,1645年6月24日以前正额钱粮之拖欠在民者,亦尽行蠲免.1647年3月17日,敕免闽浙两地加派与逋欠的钱粮,赐耆旧衣食.沈翼机编:《浙江通志》第七十六卷,第1—2页;《世祖实录》第三十卷,第356—357页.据1646年嘉定的一通碑文说,清政府竭力鼓励农民开垦自万历以来即已荒废的那些土地,还采取了专门的措施,来抑制官府税收胥吏的贪污习气.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集》,第139—143页.
③一些记载表明,吴易受邀重新指挥周瑞的复明军.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3—4页.温睿临也认为周瑞的地位较高.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8—401页.此说为正史的编纂者所采纳.《明史》,第3115页.看来这时太湖是各派叛军匪寇的巢穴,例如有与明高安王有联系的复明分子,以及沈天叙手下由明乐安王委派的一支武装.高安王后来被清朝捕获杀害,沈天叙袭击清朝运送军需品的车辆,被一队清政府的巡探逮捕,受刑而死.同上书,第4114页;查继佐:《国寿录》,第75页.
①《吴江县志》,引自吴伟业《吴诗集览》第四卷上,第2页;《大清一统志》第八十三卷,第15页.洪承畴责令一位官员调查吴江城轻易失陷之缘故.土国宝发现吴江巡检只关心治安,而将当地的守备事务交给了士绅与儒学学官.此人遂以疏于守卫城壕被劾.1646年10月20日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8页,见《南明史料》,第39—42页.
②1646年5月16日土国宝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15页,见《南明史料》,第30—32页.巡抚土国宝请求移用地方经费并征收特别税,用以训练2000名水军士卒.
③吴易的僚属包括陈继、朱斌和沈泮.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3页.
④同上书,第4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3—134页.
①陈子龙:《陈忠裕全集》"年谱"下,第4页.王云为陈子龙"年谱"1645—1647年条写有补遗.钱漱广在此后不久去世.
②1646年5月16日土国宝奏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15页,见《南明史料》,第30—32页.虽然到1646年7月,清军已占领绍兴,但绍兴与宁波之间的地区尚未完全平定."大岚洞主"王珝领导的武装在两城之间的四明山区有力地抵抗着清军.王珝战败之后,这些绿林好汉在首领胡双奇等人率领下,在整个17世纪70年代仍继续反抗清朝统治.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9页.
③顾沅等编:《吴郡五百名贤图传赞》第十五卷,第8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130年之后,乾隆皇帝下诏在吴易的墓地修建祠庙.陈子龙:《陈忠裕全集》的记载略有不同,见"年谱"下,第4—5页.
①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88页.居住在临湖(归安)的徽商害怕抵抗会破坏商业贸易,所以早早募集了捐款,等清军一到就付给他们.临湖因此免遭兵焚,商业经营一如既往.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三章,第27—28页.
②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99—400页.
③土国宝于1646年9月7日呈递北京的奏章,《明清史料》乙编第一册,第16页.见《南明史料》,第33—34页.
④此人系武进人氏,人称许生.他指责巡抚背叛明朝,并说"今生员含笑而去,不望含泪而归".许生和另外一些人被逮捕处死.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82页.
⑤其部众都是菜贩子,故遇兵即溃.计六奇:《明季南略》,第272页.
①《明清史料》已编第一册,第14页,见《南明史料》,第29—3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2—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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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溧阳、淮阳起义（第十章"危时计拙"）
溧阳起义开始是一场缙绅阶级反抗清朝统治的运动,但很快就变成贫民、奴仆和佃户进行的一场起义,由名叫潘茂和潘珍的两个奴仆领导.叛乱在清人到达南京之前就已开始,到清人试图控制这一地区十六都的时候,他们发现二潘吸引了苏南的大批穷人和被压迫者,并将这些人组织成两支武装大军,称为"削鼻"党和"珐琅"党,占领了县城.②溧阳本身受到战火的破坏,不是遭清军抢劫就是被农民掠夺:"徒余四壁".③虽然南京当局在附近的高淳县建立了一个"安全"区,但在1645年秋冬之际,他们还是几乎完全不敢进入溧阳县,只有让两潘控制当地政权.①次年夏天,距南京更近的汤山发生动乱,一个"妖生"带领当地盗贼进行掳掠,并纵火烧毁了部分地区.②与此同时,关于复明分子的水军在江北淮阳的如皋袭击清军的报告也到达了南京,报告又从那里传送到北京多尔衮处.③
南京的清朝官员了解到,淮阳地区复明党的活动直接受到一个明朝亲王的唆使,清政府公文中说他是兴昌王.这个人以江苏东北部的云台山为基地,许多官员都把他与远在江北的海州、赣榆和邳州的复明分子联系起来.因此,显然是他下令进攻两淮盐城的,而像盐工缪鼎吉或当地民兵首领高进忠和王翘林这样的地痞却也听从了这一指挥,于1645年10月袭击了盐城.不过,清军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并一直追到海州,最终将兴昌王俘获,带回淮安斩首.④
兴昌王的死并没有结束江北地区的抵抗运动.另一明室贵族瑞安王朱谊泐,设法在南京附近的一些地区以及整个淮阳一带任命了许多复明分子军事首领和低级官员.①当他的军事顾问朱君召在南京组织了一批策应人员时,瑞安王也与瑞昌王朱谊漇取得了联系,朱谊漇保证他的部众合作进攻南方旧都.②
1646年9月初,南京清政府听到了这一复明武装即将前来进攻的风声.③朱君召的一个秘密接头人泄露了在城中策应的密谋,而在30公里外的龙潭的另一个告密者也说,那个地区的复明党人在朱谊漇集合下,正与瑞安王暗中交往.④当清军骑哨报告敌军密布于南京东翼朝阳门外的孝陵卫时,城中的要员们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清军的力量有限,尤其是如果这次进攻成为江南、特别是松江地区进一步起义的始发点的话.洪承畴确实统帅着若干"南兵",但如上所述,这些兵卒与其说是一支兵力,倒不如说是一种负担更为恰当."南兵脆弱,全无马匹,即盔甲、弓箭,俱称缺乏,尚在设法置备."他们无法与巴山的满洲兵("巴山满洲官兵,先声足以夺气,临敌足以摧锋.")或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相比,洪承畴轻蔑地将他们搁置于一边.可是巴山的满洲兵为数不多,张大猷的汉军八旗兵又只有4000人①,但军事会议还是决定将这些数量有限的精锐部队分成两支.一支在巴山和总兵陈锦的指挥下,东进龙潭,将反叛消灭于萌芽之中;另一支留在后面,由洪承畴和总兵张大猷统率,保卫南京,抵御聚集在城外的约有1万人的敌军.②
巴山率部于9月18日离开南京,次日到达龙潭附近.满洲兵军纪严明,不得任意杀戮,与一年前江南的一些汉族军阀士兵放肆与野蛮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照.③巴山先是将这个地区团团围住,然后遣兵逐村晓喻村民缚献真"贼".这一出路或许也是特别军事法庭给指出的.此后十天里,村民献出或告发的共有400余人.洪承畴后来声称所有这些人都在正式审问下"供认"了他们的罪行.然后,巴山返回南京.④
此时,南京城已遭到了复明军的攻击.他们进袭了神策门,而城内的策应者则试图放火,以分散张大猷和其他守军的注意力.这一牵制并未奏效.洪承畴利用告密者提供的情报,已经开始兜捕瑞安王的支持者了.洪承畴既然得到巴山部的援助,遂于10月2日黎明关闭城门,"擒获甚多",据官方说,这些人携带着南明公文.巴山也俘虏了一批在朝阳、太平门外作战的南明诸王士卒,将他们处决了.复明军大部逃回乡村,①有一些到太湖边避难,瑞安王则携亲随逃到了远在安徽西南的宿松上游.可是他未能幸免.巴山率部穷追不舍,于1647年初将其斩首,带回了南京.北京兵部还命令他们把这一吓人的战利品沿长江一路示众,以惩戒那些起兵反清的人.②
第三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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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清军渡过长江进攻南京六天之后,溧阳的绅士们和南明知县李思模就转而求助于率众抵抗的潘茂.潘茂也是彭家的奴仆.6月23日,知县李思模逃跑,潘茂一伙却将溧阳簿籍献给了清人,转而打击乡绅,洗劫他们的家园,对他们严加刑讯,以逼取珠宝.奴仆们对溧阳城一带的地主竭尽羞辱、恐吓之能事,在他们脸上涂抹污泥(这也许就是他们称作"削鼻党"的原因),迫使缙绅地主们也着手组织了一支武装,进行抵抗.他们俘获并残杀了许多二潘的部众,于是"削鼻"党分子(他们被赶回了溧阳城)向清军求援.全副武装的八旗兵打败了地主武装,但清军也失去控制,在这一带抢劫了许多村庄.潘茂和潘珍向几个不知其名的清朝高级官员行贿,从而得到了溧阳县官的职位,从1645年8月15日到11月11日多少是正式地统治了这个地区.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39—150页;谢国桢:《南明史略》,第92页.
③1645年12月毛九华奏章,《明清史料》丙编第六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8—129页.
①《溧阳县志》第八卷.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1645年11月,几位著名的溧阳乡绅秘密与南京清政府接触,列举潘茂和潘珍的罪行,清军于是逮捕了他们.12月24日,处死二潘.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52—157页.
②这个士人叫吴任之.1646年7月13日姜进仪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123页.
③姜进仪奏章.转引自《南明史料》,第123页.
④唐仲冕、汪梅鼎编:《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海州志》第三卷,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许多支持兴昌王的"盗贼",包括高进忠在内,都被清朝淮阳漕运总督沈文奎逮捕杀害.逮捕活动一直进行到1645年深秋.《清史稿·沈文奎传》,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页.显然,高进忠早先投降过洪承畴.根据清代案卷中的一个奏章说,高进忠在崇明岛上聚集了一批贫民.在洪承畴对他进行招降之后,他起初与清人合作,提供3000多士兵和69艘战船来帮助收复崇明岛.如果这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他的倒戈叛乱就一定危及到了洪承畴的招抚政策.《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第103页,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二卷,第264页.除了为金声领导的短命的勤王运动而组织的休宁、安庆起义外,在上游的武昌也爆发了一场由荆王领导的规模较大的南明起义.张天禄从前是史可法手下的一个明朝总兵,镇压了武昌起义.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8—24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0—142页.
①这些人包括:溧阳的谢琢、盐城的司石磐、广德的吴原成,以及如皋附近的张明圣.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9页;《清史稿·洪承畴传》,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9页.
②《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29页.朱谊漇的爵号大概是假造的.有些记载说他就是瑞昌王,而在另一些记载中,他被误作为乐安王朱谊石.朱谊漇有时也被称为朱谊漇.《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8页.
③早在1646年3月6日,朱谊石就试图猛攻东朝阳门,但进攻被击退了,没有成功.许多复明军士卒在向南京东北摄山林坡逃命时被杀.《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第170页;《清史稿·洪承畴传》.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8—259页.
④根据后来一个复明分子向清朝审讯官的供认:"伪瑞昌王及朱君召等图谋,以各处贼党众多,惟缺少钱粮、器械,要先谋渡江北,用奸细取(被禁止),仪真(征)二县,得了钱粮、器械,便倚据山险,纠江北各处贼党,成就大事."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关于安徽山区后来发生的起义,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3页;《南明史料》,第109—111、135—136页.
①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
②同时,负责江防的官员范承祖(他也许是清朝著名义士范承谟的兄弟)带领一些人马渡江到(被禁止)、仪征,阻止当地可能发生的起义.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同上.
③这说明巴山自己也认识到,虽然这个地区的民众在原则上可以分成"良民"和"贼",但在实际中却很难予以区别."诸臣目击村落团集良民,与真贼难辨,若纵兵剿杀,必至玉石不分."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
④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同上.
①《清史稿·洪承畴传》载:朱谊漇(即朱谊漇)在复明分子进攻南京时被俘.这一说法的依据,可能就是《东华录》,1646年9月22日条.《东华录》载:朱谊石(即朱谊漇)于此日被俘.这两种说法都与洪承畴11月8日奏章不相符合,奏章提到朱谊漇还没被俘.《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9页.近来,在北京明清档案中发现一条材料,说金声桓于1647年夏天俘获了瑞昌王.见1647年8月31日的一份奏章,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4—95页.
②《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1页;第三十卷,第353、360页.1647年2月13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5页;《南明史料》,第184页;《清史稿》洪承畴、巴山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6—128页;《南明史略》,第93页.也在这时,南京上游一些县的地方官开始重建本地孔庙,作为恢复安定的一个标志.其例可见张其昀等合编;《全椒县志》,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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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1646年复明分子的失败（第十章"危时计拙"）
安徽、江苏复明军进攻南京的失败,与1646年秋复明分子在中国南部总体上的土崩瓦解,是相一致的.50000454_0559_2③浙江是复明势力衰落的第一个中心.④浙江省最初归总督张存仁管辖,清军占领浙江,当地的归附者曾出过大力.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罗马天主教徒,视佟国器为政治领袖.①佟国器是降清的辽东佟氏家庭的一员.②他本人在满清进入中原以前即已南下迁居浙江.他在杭州与信奉基督教的一些人有所交往,这些人则与缙绅领袖朱宗元有联系.③当清人入侵之时,朱宗元的著作流传甚广.他认为过去的中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有关"夷"的概念造成了文化上的自负,它无视不同的国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朱宗元还为文化的普遍性辩护,强调外国人,无论是像艾儒略这样的基督教神父,或是像多尔衮这样的满族统治者,都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发现天道的"指南".他声称欧洲本身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在那儿,偷盗近乎匿迹,知识得到尊重,社会各阶层彼此和谐相处.浙江现在需要这种社会指引,因为"东西同道同心".④满人也给中国带来了共同的"道".朱宗元指出,大舜毕竟也曾被视作"东夷".所以朱宗元拥护满族统治.朱宗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许多已经深受其著作影响的天主教徒的赞同.这些归附者反过来也依靠佟国器的支持,而被任命为闽浙提督的佟国器则在他们的帮助下统治浙江.①
对福建的统治就困难得多了,不过那里的复明运动在1646年秋也被镇压下去.唐王的隆武政权在福州海军将领郑芝龙的庇护下,于1645年8月在福州建立.虽然发动了好几次北征(包括1645年9月由名士黄道周率领的一次对江西的倒霉的袭击),隆武政权的主要希望还是在于与湖广长沙的何腾蛟部队会合.②然而,郑芝龙不乐意让唐王脱离他的"保护",最后这个海盗头子背叛了复明事业,秘密与洪承畴联系,表示愿意投降.③博洛指挥清军从浙江进逼福建,郑芝龙希望得到博洛的报答,自动撤回了守卫福建北部的一些军队.④这就给李成栋和佟养甲率兵进攻让开了道路.唐王及其夫人被迫逃离了行宫,10月6日在汀州被俘,即刻处死.此后不久,郑芝龙正式投降,虽然被留一条活命,却作为满人的俘虏被送到北京.⑤同时,杨廷麟领导的南明军队曾试图抵抗降清将领金声桓的围攻,坚守战略要塞赣州.1646年11月当隆武皇帝的死讯传到赣州时,那儿的抵抗就崩溃了,整个江西成了金声桓的天下.⑥到1646年12月,在南方抵抗清军的将领已经不多了:湖南的何腾蛟和褚胤锡,东南海岸的郑成功(郑芝龙的儿子)和黄斌卿,以及两广的瞿式耜和丁魁楚.①
诚然,在广东有两个新建的南明政权.苏观生曾是隆武皇帝的一个重要支持者,他从福建逃到广州,于1646年12月11日拥立第二个唐王(他是从海上逃来的)为绍武皇帝.②不久,永明王于12月24日在上游的肇庆被拥立为永历皇帝.③但是前一个朝廷主要由广东籍拥护者组成,后一个朝廷主要由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复明分子构成,双方很快就开始了火并.④1647年1月,当绍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正打得不亦乐乎之时,李成栋(他受辽东"旧臣"佟养甲的严密监视)正从福建移兵占领潮州和惠州.⑤李成栋给广州的苏观生递送了一份伪造的南明战报,以此在1647年1月20日出其不意地抓住了复明分子.一支由不到1000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被误认为绍武政权的友军,得以开进广州城,几天之内他们占领了全城,苏观生被迫自杀,绍武皇帝则被处死,吓得永历皇帝乘夜悄悄放弃肇庆,逃往广西南部.①1647年2月2日,李成栋兵不血刃,占领肇庆,到4月,他包围了在桂林的瞿式耜.②
当复明势力在遥远的南方遭受严重挫折之时,南京周围的党徒发现,瑞安王的进攻使大批人马暴露在洪承畴部队的攻击和破坏之下.此外,起义本身使洪承畴得以向兵部力争,允许他把巴山留在身边.在瑞安王进攻前夕,巴山部曾受命到湖广地区接管安抚工作,但现在受命留守南京.③而且,南京守军对复明分子进攻的有力反击,看来完全是清朝统治巩固的一个象征,这样可以大大地帮助苏州巡抚土国宝,他正努力扑灭太湖一带的抵抗力量.50000454_0564_0①
土国宝训练了一批专门的水军,以进攻太湖反清武装.此外,他还向太湖沿岸各县派遣县尉,征募士兵.②对周围乡村严格的行政控制,使得土国宝有可能阻止抵抗分子取得必要的食物供给.虽然太湖反清分子可依靠鱼虾维持生计,但仍需要一定的谷物.这意味着他们得不时地上岸来,到农村购买或者偷窃稻米.在这种抢掠过程中,他们极易受到正规步兵和炮兵的攻击.③1647年2、3月,封锁线开始收紧,一支支反清武装被清军捕获的战报送到了南京.④这些投降的复明军有许多被作为士卒编入了吴圣兆统帅的松江守军各部.事实上,被置于这位将领指挥下的降军是如此之多,以致北京朝廷对吴圣兆是否可靠都担心起来了.⑤
吴圣兆是辽东人氏,据说他从前做过吴三桂的副官.但到1645年初夏,他已归属于李成栋麾下.在李成栋残忍地平定江南地区期间,他任参将.故此,他最主要的战绩就是招降了两支规模较大的太湖叛军:一支是戴之俊领导的队伍,他率兵到松江,受吴圣兆的直接指挥;另一支是由吴易的前副将周谦指挥的队伍.⑥部分是由于吴圣兆的这些战绩,当1646年李成栋进军福建时,就让这位以前的副将继承了自己的指挥权,并接用自己的帅府,李成栋的帅府是不久前被征用的徐府.①吴圣兆很快就与在他幕府中做事的好些地方士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些人的努力,他不仅受到了复明思想的影响,而且经过劝说,他还开始考虑与在厦门的鲁王的支持者缔结军事同盟,尤其是与舟山岛的海霸黄斌卿结盟.②
黄斌卿最初支持唐王,但后来他被说服邀请鲁王和他的主要军事支持者张名振(他占据了福建至广东沿岸的几个岛屿)到舟山避难.③唐王被俘后,几乎所有东南海岸的海军将领都转而支持鲁王.1646年12月30日,鲁王受郑采之邀在厦门建立行宫.④戴之俊和太湖其他复明分子领袖认为,如果他们能够说服某个像黄斌卿那样有势力的人来请他们做中间人,那么他们也许能反过来诱使巡抚吴圣兆在南明海军从海上进攻时于陆上举行起义.但至少在1659年以前,这一战略只是南明人士的一厢情愿而已.
关于江南复明力量与南方海军结盟的建议被采纳了.1646年复明党人在浙东地区陆战的失败,把几乎整个复明事业推向闽浙沿海的港湾与岛屿.浙东的失败也使得鲁王的那些顾问得理三分,他们认为尽管前一年出现过清朝官员背信弃义的现象,但扭转战局的唯一出路仍在于与满清朝廷重要的地方命官结盟.①这一期望也是根据这么一种现实的估计而萌生的;新朝为了在中国的中心地区迅速扩展自己的势力,不得不依靠未经考验的归附者.然而,由于前一年发生的清朝官员的欺诈行为,也由于像郑采这样的海军将领对于过分依赖陆军的可以理解的迟疑,要使鲁王朝廷相信江南地区确乎存在可靠的同盟者,尚需一番周折.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为直接与缙绅复明分子通气,鲁王朝廷很合适地聘用了一个名叫夏宝谟的嘉善"诸生".夏宝谟已经把来自吴易的情报送到了鲁王朝廷,现在返回松江地区与那儿的接头人联系.②
正如浙江复明分子在军事上的地位使他们倾向于与松江抵抗分子联盟一样,吴圣兆的政治动摇性也使他对起义发生了兴趣.他改编了这么多的太湖叛贼,已经引起巡抚土国宝和总督洪承畴的怀疑.③吴将军知道了他们的疑惧,于是便考虑接受夏宝谟的邀请,去舟山与复明分子商讨机事.因此吴圣兆早在1647年就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一是秘密与黄斌卿交换礼品和物资,用江南稻谷换取舟山珍珠;二是通过戴之俊,与松江士绅中的主要复明分子陈子龙取得联系.④
第四节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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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小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21—222页.
④亲王博洛于1646年6月14日抵达杭州.在钱塘江彼岸的南明军队由方国安指挥.因为干旱,钱塘江水位下降,满洲军兵遂得以骑马过江.7月10日方国安部被击溃,退守绍兴.监国鲁王即建都于绍兴.三天后,清军向这一地区合围,监国鲁王守不住台州至绍兴间的关隘,便经海门从海上逃跑了.他在张名振处避难,张名振后来带他去了舟山岛.《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53、160页;《明清史料》所载张存仁1646年1月3日与12月21日之间所上的奏章,见《南明史料》第1—8、12—13、15、34—35、42—44、48—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6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54—56页;钱肃润:《南忠记》,第113页;狄百瑞:《帝国的蓝图》,第21—24页.
①起初,投机取巧的政客与"土寇"给清军的占领造成了极大困难.关于归降人员与官府胥吏作弊的详情,见《南明史料》,第15—17、23页;关于盗贼活动的记载,见上书,第60—62、102—108、120、136—137、142—143页;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第二卷,第27—29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6—147页.抵抗活动在17世纪50年代一直存在(见上书,第147—154页),不过自1649年12月清军长期驻守杭州后,不安定的状态好转了.《南明史料》,第149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一四九卷,第3页.
②最初进攻浙江的主要人物佟国赖,是佟国器的亲戚.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4页.
③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29页.
④冈本跻:《政治道德危机》,第85页,并参见第57—59页.
①冈本跻:《政治道德危机》,第86—96页.基督教在浙江的地位特别牢固.17世纪30年代反基督教分子声称,浙江省官员暗中与基督教徒结盟,做他们的保护人.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1—92页.
②唐王政权的军队在安徽中部和南部做了重要的军事努力,最终,那里的南明官员金声被杀.1645—1646年冬张天禄给清政府的一份报告,生动地描绘了池、太平、徽、宁国四州府所遭受的破坏.城乡皆无人烟,尸骨遍野如草.一到夜晚,空中就闪烁着绿色的磷火.《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第516页,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0页.
③巴克士:《郑芝龙的兴衰》,第436页.
④查继佐:《国寿录》,第138页;钱肃润:《南忠记》,第115页.
⑤1646年10月17日清军进入福州时,该城实际上已被郑芝龙放弃,军火库被毁.郑芝龙将他的根据地撤到安海,然后,在11月21日向福州的清军统帅投降.斯特鲁弗:《南明》,第61—6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10—111页.
⑥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11页.
①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7—1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39、61—62、72—73页.
②由于朝服不够,此后十天内绍武政权所任命的官员不得不向本地伶人购买戏袍.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5—27页;参见德·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145—1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