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国家都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革，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安排方面发生剧烈的变
动。在两国内，都有能干的、虔诚的领袖掌权。他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决心使经济的停滞变
成迅速的增长，把他们的国家转变成大国。
几乎所有的差别都对印度，而不是对日本有利。日本先前的统治几乎使它同其余世界完
全隔绝，国际贸易和接触限于一年一次的荷兰船只的访问。少数被准许呆在那个国家的西方
人，被圈在大阪港口一个小岛上的居留地内。三个多世纪的强行隔绝，使日本对外部世界茫
无所知，在科学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除中文外，几乎没有人能够讲或者读外语。
印度要幸运得多。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济得到巨大增长。这种增长，在两次大战之
间因从英国争取独立的斗争变成停滞，但并没有倒退。运输的改进结束了过去反复发生的地
区性饥荒。它的许多领袖曾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受教育，尤其是在英国。英国的统治留下了一
批高度熟练和有训练的民政人员、现代的工厂和一个非常完好的铁路系统。这些在1867 年的
日本一样也没有。印度在技术上虽比西方落后，但差距小于1867 年的日本同当时先进国家之
间的差距。
印度的物质资源也比日本优越得多。日本在物质资源上的唯一优势大概是海洋，使得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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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方便并提供大量的鱼。日本只有此一项优势，其他全不如印度。印度的幅员约为日本的九
倍，而且有大得多的面积是比较平坦和交通便利的土地。日本则大部分是山区，它只沿着海
岸有一条狭长的可居住和可耕种的地带。
最后，日本没有得到半点外援。在日本没有外国投资，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或
基金会赠款给日本或提供低利贷款。它不得不依靠自己筹措资金来发展经济。它也曾有过一
次幸运的例外。在明治维新后的早期，欧洲的蚕茧严重歉收，这使得日本能够靠出口生丝赚
得比平时要多的外汇。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偶然的或有组织的重要的资金来源。
印度的境况要好得多。自从1947 年独立以后它从世界上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大部分是赠
送的。这种输送现在也还在继续着。
尽管1867 年的日本和1947 年的印度情况相似，其结果却大不相同。日本摆脱了封建结
构，让所有的公民都有社会和经济的机会。普通老百姓的境况迅速改善，虽然人口陡然增长。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本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虽然它没有实现完全的个人自由和政治
自由，但在这方面却取得了巨大进展。
印度口头上废除等级限制，但实际上很少进展。少数人和多数人在收入和福利方面的差
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象八十年前的日本一样，印度的人口猛增，但按人口平均的产量
却没有按同样的速度增长。其经济仍然近乎停滞。那最贫穷的三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水平反而
下降了。英国统治结束后，印度曾夸耀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没过多久，就开始
实行独裁统治，限制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目前，它正处于重新这样做的危险之中。
怎样解释这两种结果的差别，许多观察家认为这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人的性格所造成的。
据说，宗教戒律、等级制度、宿命哲学——所有这些把印度人民禁锢在传统的束缚之下。据
说印度人缺少进取心而且懒惰。而日本人则受到称赞，说他们有干劲、精力旺盛、热心于接
受外来的影响，而且难以置信地善于把从外边学到的东西加以改造利用。
关于日本人的这种描绘在今日可能是对的。但在1867 年却不是这样。当时居住在日本的
一个外国人写道：“我们不认为它（日本）会变得富有。自然赋予的长处，除了气候，以及人
民自己的爱好懒惰嬉戏，妨碍了它。日本人是一个愉快的种族，有一点就满足，不大可能取
得很大成就。”另一个写道：“在世界的这部分，西方确立和公认的原则，好象失去了它们原
先具有的效力和活力，并致命地倾向于芜杂和腐败。”
同样，关于印度人的描绘也可能符合今天印度国内的一些印度人，甚至可能符合大多数，
但它肯定不符合侨居别处的印度人。在许多非洲国家，在马来西亚、香港、斐济群岛，巴拿
马以及新近在英国，印度人是成功的企业家，有时候还成了企业界的台柱子。他们常常是发
动和推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印度国内，只要是能避开政府控制的铁手的地方，事业心、积
极性和干劲都有所表现。
在任何情况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不取决于群众的品行。在每一个国家，一小部分人
确定步子，决定事件的进程。在发展得最快最成功的国家里，一小部分事业心强、甘冒风险
的人闯在前面。为仿效者创造跟随的机会，使大多数人得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率。
许多外界观察者探讨的这种印度人的特征，与其说是缺少进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其反
映。当卖力干和冒风险得不到报酬的时候，懒惰和消沉就会滋生。宿命的哲学是同停滞相适
应的。印度并不缺乏人材，能发动和推进经济发展，就象日本在1867 年所经历，或者甚至象
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经历的那样。的确，印度的真正悲剧是，它本可以——我
们相信——成为一个繁荣昌盛而生气勃勃的自由社会，但目前却仍然是一个满是穷困潦倒的
人民的次大陆。
我们新近碰到一个极好的例子，说明经济制度如何能够影响人的性格。共产党取得政权
后流入香港的中国难民，推动了它的经济飞快发展，并以他们的积极性、事业心、勤俭和干
劲得到了应有的尊敬。中国新近放宽对移民的限制之后，产生了一批新的侨民——来自同一
种族，具有同一基本的文化传统，但经过三十年共产党统治的抚育和塑造。我们听到一些雇
用这些难民的公司说，他们与早先来香港的中国人大不相同。新来的移民非常缺少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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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人家确切告诉他做什么。他们懒惰，不合作。无疑，在香港的自由市场呆上几年之后，
他们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的。
那么，对于1867 年至1897 年的日本和1947 年到现在的印度之间的不同经验该作何解释
呢？我们相信，其解释同东西德之间、以色列和埃及之间以及台湾和红色中国之间的差别一
样。日本按照当时英国的模式，主要依靠自愿的合作和自由市场。印度则按照当时英国的模
式，依靠中央经济计划。
明治政府也曾多方面进行过干预，在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它送许多日本人出国
接受技术训练，邀请了许多外国专家。它在许多工业中建立了领头的工厂，并给与其他工业
许多补助。但是没有哪个时候它曾经试图控制投资的总额或方向或是生产的结构。国家只在
造船业和钢铁业保持大量的股权，因为它认为这是军事力量所必需的。它维持这些工业，因
为它们对私人企业没有吸引力，需要大量的政府补助。这些补助消耗日本的资源。它们妨碍
而不是刺激日本经济的进展。最后，一项国际条约禁止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头三十年征收高
于５％的关税。这种限制证明对日本完全是一件好事，虽然当时曾遭到埋怨，而且在条约的
限制期满后就提高了关税。
印度执行了一条与此大不相同的政策。它的领袖们把资本主义看作帝国主义的同义语，
不惜任何代价要加以避免。他们制订了一系列俄国式的五年计划，详细地规定了投资项目。
某些领域的生产为政府所保留；私人公司容许在其他领域经营，但必须同计划一致。关税和
限额控制了进口，补贴控制了出口。自给自足是理想，不用说，这些措施造成外汇短缺。这
又用严密而广泛的外汇管制来对付，外汇管制成了无效率和特权的一大根源。工资和物价受
到管制。要盖个工厂和进行其他投资必须得到政府批准。无处不有的税，纸面上定得很高，
实际上大量逃漏。各种各样的走私、黑市和非法交易，就象赋税一样无处不有，破坏了法制
的威信，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中央计划的死板，使得有可能满足紧急的需要，从而起了
有价值的社会作用。
在日本，依靠市场，挖掘了潜在的、意想不到的能力和才干的资源。它阻止了妨碍改革
的既得利益。它强使发展接受效率的严峻考验。在印度，依靠政府的控制，挫伤了积极性或
将它付诸东流。它保护了既得利益不予改革。它用官僚主义的批准代替市场的效能，作为生
存的尺度。
这两个国家的家庭纺织品和工厂纺织品的经历可以说明政策上的区别。1867 年的日本和
1947 年的印度，家庭纺织业的规模都很大。在日本，外国的竞争没有对家庭生产的生丝产生
多大影响，这也许是因为日本的生丝优越，加上欧洲的歉收；但它几乎完全排挤了土制棉纱，
后来又排挤了土布。日本的纺织业工厂发展起来了。开始它只制造最粗糙的、最低档的纺织
品。后来制造越来越高级的纺织品，最后成了一门大出口工业。
在印度，手工纺织得到补助并保证有其市场，据说是为了缓和向工厂生产的过渡。工厂
生产逐渐增加，但为了保护手工纺织业，被有意地加以限制。保护意味着扩大。手工织机从
1948 到1978 年大约增加了一倍。今天，在全印度成千上万的村庄里，从早到晚可以听到手
工织机的声音。如果是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其他工业竞争，有一门手工纺织业并不坏。在
日本，现在还存在一门虽然极小但是兴旺的手工纺织业。它织造高级的丝绸和其他织品。在
印度，手工纺织业的发达是因为得到政府的补助。实际上，政府向那些生活并不比手工织机
工人好的人征了税，以使手工织机工人的收入高于他们从自由市场上赚得的收入。
十九世纪初期英国面临的问题，同几十年后日本所面临的和一个多世纪后印度所面临的
问题正好一样。动力织机有摧毁兴旺的手工纺织业的危险。英国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
查这门工业。它显然考虑了印度采取的那种政策：补助手工纺织业，保证它的市场。但该委
员会立即否定了这项政策，理由是这只会使根本的问题——手工织工过多，变得更严重。这
正是印度所发生的情况。英国采取了同日本一样的解决办法——暂时是严酷的，但最后是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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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政策，让市场力量起作用。①
印度和日本的这种对比很有趣，因为它不仅如此清楚地表明两种组织方法的不同结果，
而且表明在追求的目标和采取的政策之间并无关系。明治维新统治者——他们立志要加强他
们国家的权力和荣誉而很不重视个人自由——的目标同印度的政策更合拍，而不是同他们自
己采取的政策。印度的新领袖们——他们热衷于个人自由——的目标同日本人的政策更合拍，
而不是同他们自己采取的政策。
控制和自由
美国虽然没有实施中央经济计划，但在过去五十年里，我们在经济中扩大政府的作用已
经够多了。这种干预使我们在经济上付出了很大代价。对经济自由施加的限制，使我国两个
世纪来的经济发展有归于结束的危险。干预也使我们在政治上付出了很大代价。它大大地限
制了我们的个人自由。
美国主要还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世界上最自由的大国之一。但是，正如林肯在那有名
的“分裂的家”的演说中所说：“一个家分裂开来反对自己，就不能维持。……我不期望这个
家会垮掉，我确实期望它不再分裂。它要么完全归一，要么完全变样。”他是在讲对人的奴役。
他的预言同样适用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要是在这方面走得太远，我们分裂的家会倒向集体
主义一边。幸运的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公众正在认识到这个危险，决心阻止并扭转
政府干预越来越多的趋势。
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现状的影响。我们倾向于这种看法：当前的局面是理所当然的，是
事情的正常状态，特别是当事情是由一系列小的和渐进的改变来形成的时候更是如此。要估
计那累积起来的影响有多大是困难的。需要发挥想象力，超脱现状，用新的眼光来加以观察。
这是很值得做的事情。结果要不是令人吃惊的话，大概也是会出人意外的。
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是自由选择如何使用我们的收入：多少用在我们自
己身上，花在什么项目上；多少存起来，用什么方式；多少给别人，给谁。现在，我们收入
的40％以上是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代表我们花掉的。有人曾提出规定一个新的国庆日，叫个
人独立日——在每年的这一天，我们不再为政府的开支而工作……而是为了支付几个人或单
独一个人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愿望选定的项目而工作。”②在1929 年，这个节日也许应该定在2
月12 日，林肯的生日这一天；今天，也许应该定在5 月30 日；如果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
到1988 年左右它会碰上另一个独立日，7 月4 日。
自然，我们对政府代表我们花多少我们的收入，有一些发言权。我们参与了那个政治过
程，这个过程使政府花费了我们40％以上的收入。多数通过的办法是一种必要和可取的权宜
之计。但是这同你在超级市场上买东西时的那种自由很不一样。当你一年一度去投票的时候，
几乎总是投一揽子的票而不是投特定项目的票。如果你是多数，最好的情况是，你在得到你
所愿意要的项目的同时也将得到那些你反对的项目，只是比较起来不认为那么重要罢了。通
常的结果是，你得到的东西并不是你当初投票赞成的东西。如果你是少数，你就必须服从多
数的表决，等待下一次机会。当你每天在超级市场上投票时，你得到的就是你投票要的东西，
别的人也是一样。投票箱产生的是遵守而并不一致，市场产生的是一致而无遵守。这就是为
什么要尽可能把表决方法只用于那些必须遵守的决定的原因。
作为消费者，我们甚至不能自由选择怎样使用纳税后剩下的那部分收入。我们现在不能
自由购买甜味素，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连糖精也不能随意购买了。我们的医生不能自由地
为我们开许多药，尽管他认为这些药对我们最有效，或者这些药在国外已经广为使用了。我
们不能自由地购买一辆没有座位安全带的汽车，虽然眼前我们仍可以自由选择是系它还是不
①参看乔治·J·施蒂格勒：《关于经济问题的五个讲稿》（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50 年），第26－34 页。
② 《新假日》，载《新闻周刊》1974 年8 月5 日，第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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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它。
经济自由的另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按照我们自己对价值的看法自由地使用我们所
拥有的资源——自由从事任何职业，加入任何企业，同任何别人作买卖，只要是在严格自愿
的基础上这样做，不诉诸强力来强制别人。
今天，你不能自由地作为一个律师、内科医生、牙科医生、管子工、理发师、殡仪人提
供你的服务，或是从事其他许多职业，除非先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批准或证书。你不能自由
地按照你同你的雇主协商好的条件加班，除非条件符合政府官员定下的规章。
你不能自由地设立银行、进入出租汽车行业或从事出售电力或电话服务的企业或经营铁
路、公路或航线，除非先得到政府官员的许可。
你不能自由地在资本市场筹集资金，除非你填好证券交易委员会需要的多种表格，而且
能使证券交易委员会满意于你提出的计划书。该计划书必须把前景描绘得如此暗淡，以至没
有哪一个头脑清醒的投资者会愿意对你的计划投资，才会使证券交易委员会满意。而且，要
取得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批准，可能得花费十万多美元——这肯定会吓退我们的政府声称要资
助的小企业。
拥有财产的自由是经济自由又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们的确广泛地拥有财产。我们
当中的多数人拥有所住的房子。但是谈到机器、工厂和类似的生产手段，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我们自称是一个私人企业的自由社会，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但就公司企业的所有权来说，我
们大概46％是社会主义的。拥有１％的股份意味着你有权分到１％的利润，并必须用你全部
资产的价值分担１％的损失。1979 年联邦的公司所得税率是十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必须缴纳46
％的所得税（1979 年以前为48％）。联邦政府从每一美元的利润可得四十六美分，它也分担
每一美元损失的四十六美分（如果有早先的利润可以抵消这种损失的话）。联邦政府拥有每一
公司的46％——虽然不是以直接参预决定公司事务的形式。
甚至仅是列举出加于我们经济自由的全部限制，也得一本比此书更厚的书，更不用说来
详细描述了。上述例子只是用来说明，这种限制已变得多么普遍。
人类自由
对经济自由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影响一般的自由，以至言论出版自由也受到了影响。
让我们看一看下面这些从李·格雷斯1977 年的一封信中摘出来的话，他是那时一个石油
煤气协会的执行副会长。关于能源立法问题，他写道：
如你们所知道的，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一千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应该定多高价格的问
题，而是宪法第一号修正案的延续，即保障言论自由的问题。随着限制的增加，就像老
大哥越来越紧地盯着我们，我们胆怯起来了，不敢说出真相，不敢揭露谎言和错误。我
们对国内收入署的查帐、官僚主义的扼杀或政府的刁难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心理是反
对言论自由的一项强大的武器。
10 月31 日（1977）出版的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华盛顿小广播”栏里
指出：“石油业的职员们声称，我们接到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的最后通碟：‘支持政府提出
的原油税——不然就要面临更严格的规定和可能发动的一场运动来拆散石油公司’。”
他的判断为石油业人员的公开行为所充分证实。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斥责他们赚取“污
秽的利润”，一批石油业的经理中间竟没有一个人顶他，或是退出会议室，拒绝再受人身攻击。
石油公司的经理们私下对现行限制他们活动的复杂的联邦控制结构或卡特总统提出的大大扩
大政府干预的办法，表示强烈的反对，但却发表措辞温和的公开声明，赞成控制的目标。
几乎没有企业家认为卡特总统的所谓自愿的工资物价管制是对付通货膨胀的可取的或有
效的办法。然而，他们却争先恐后地颂扬那个计划，并答应予以合作。只有少数人，如前国
会议员、白宫官员和内阁成员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有勇气公开加以谴责。另一个敢于讲
的人是那个八十高龄的执拗的前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
为了言论自由，人们完全应当付出代价——如果只是不吃香、挨批评的话，也许还能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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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但这代价应当是合理的而不是过分的。决不应该如有名的最高法院裁决所说的对自由言
论产生“令人胆寒的影响”。然而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是，当前对企业的经理们的确存在着这样
的影响。
这“令人胆寒的影响”并不只限于在企业经理们身上。它影响我们全体。我们最熟悉学
术界。我们的同行中间，有许多人，搞经济学的和自然科学的得到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补助；
搞人文的得到国家人文基金会的补助；所有在大学教书的教师都从州的立法机关那里得到他
们的一部分薪金。我们认为，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对高等教育的税款补助都
是不可取的，应当予以取消。这无疑在学术界还是一个少数人的意见，但这个少数人比人们
从公开声明中所能搜集到的要多得多。
新闻界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政府——不仅作为主要的新闻来源是这样，而且在许多日
常事务中也是这样。看一看英国的一个惊人的例子。伦敦《泰晤士报》这样一份大报，几年
前有一天被它的一个工会阻止不能出版，原因是该报打算发表一篇报道，讲工会企图影响报
纸的内容。结果，劳资纠纷使这家报馆完全关闭，有关的工会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力量，是因
为他们得到政府的特别的庇护。英国一个全国性的记者联合会正在发起成立记者组织，并威
胁要抵制那些雇用不属于他们这个联合会的人员的报纸。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个堪称为自
由发祥地的国家里。
就宗教自由来说，在美国，阿密希的农民的房屋财产曾被没收，因为他们以宗教的理由
拒绝交纳社会保险税——也不接受社会保险。教会学校的学生曾被作为逃学者、违反强制上
学法被传讯，因为他们的教师没有那必要的纸片，证明他们满足了州政府的要求。
虽然这些例子只是反映了些表面的现象，它们却说明了基本的道理：自由是个整体，任
何事情如果减少我们生活中某一方面的自由，它也就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自由。
自由不可能是绝对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社会中，对我们的自由施加某些限制
是必要的，以免遭受其他更坏的限制。但是，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一点，当今迫切需要的
是取消限制而不是增加限制。
第三章危机的剖析
1929 年中开始的那次经济萧条，对美国来说，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灾难。在1933 年，经
济降到最低点之前，以美元计算的国民收入减少了一半。总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失业人数
上升到劳动力总人数的25％这一空前水平。这次萧条对于世界其他地方也是一场灾难。萧条
逐渐扩及到其他国家，各国的产量下降，失业人数增加，人民遭受饥饿和苦难。在德国，萧
条帮助了希特勒上台，铺平了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在日本，它加强了那个立志要建
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军人集团。在中国，它导致了货币改革，这种改革最后加速了恶性通货膨
胀，注定了蒋介石政权垮台的命运，使共产党上了台。
在思想上，萧条说服了公众，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注定要经受越来越严
重的危机。公众转向了在知识分子中间已经越来越被接受的看法：政府应起更积极的作用；
它应进行干预，抵消无节制的私人企业造成的不稳定；它应充当平衡轮，促进稳定和保证安
全。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公众对私人企业和政府的作用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导致了政府，特
别是中央政府，自那时起到现在的迅速扩大。
萧条也使经济学家的看法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经济的崩溃，动摇了那个长期持有并
在二十年代曾得到加强的信念，即货币政策是促进经济稳定的有力工具。经济学家几乎转向
了另一个极端，即“货币同经济稳定不相干”。二十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
斯提出了另外一种理论。凯恩斯革命不仅俘虏了经济学专业，也为广泛的政府干预提供了吸
引人的论据和处方。
公众和经济学家看法的转变，是由于误解了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现在知道——当时却
很少有人知道———萧条并不是私人企业失败所造成，而是政府在一个从一开始就被赋予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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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领域里的失败造成的。这个责任，用美国宪法第一款第八节的话来说，就是“铸造货币，
调节它与外国货币的价值”。不幸的是，我们将在第九章中看到，政府管理货币的失败并不仅
仅是历史上的稀奇事，而且也是今天的现实。
联邦储备系统的起源
1907 年10 月21 日，星期一，大约在一次经济衰退开始之后五个月，纽约市的第三大信
托公司聂克波克信托公司开始遇到金融困难。第二天对这家银行的“挤兑”迫使它倒闭（结
果证明是暂时的；它在1908 年3 月恢复了营业）。聂克波克信托公司的倒闭，加速了对纽约
市内的后来也对全国其他地方的别的信托公司的挤兑——一次银行的“恐慌”发生了，就象
在十九世纪不时发生过的那样。
不到一个星期，全国的银行对这种“恐慌”作出了反应，“限制付款”，也就是宣布它们
不再付给要求提取存款的储户以通货。在某些州里，州长或司法部长采取措施，给予限制付
款以合法的批准；在其他州里，干脆就容忍这种做法，银行被许可继续开业，尽管从严格的
法律意义上说，它们违反了州的银行法。
限制付款遏制了银行的倒闭，结束了挤兑风潮。但这给企业带来了严重的不便。它导致
硬币通货不足，使木质的分币在私下流通，并使其他暂时的代用品代替合法的货币。在通货
最短缺时，得用一百零四美元存款买一百美元通货。恐慌加上限制，直接地和间接地使那次
衰退变成了美国当时所经历的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所谓直接地，是指恐慌和限制对信
心和有效地经营企业造成的影响，间接地是通过强使货币的数量减少。
不过，衰退的严重阶段为时不长。银行于1908 年初恢复付款。几个月之后，经济开始恢
复。这次衰退总共只持续了十三个月，而它的严重阶段只拖了大约一半那么久。
这一戏剧性的事件要对1913 年通过联邦储备法负大部分的责任，它使得在货币和银行领
域采取某些行动在政治上成为必要。在西奥多·罗斯福的共和党政府期内，建立了国家货币
委员会，主席是著名的共和党参议员纳尔逊·Ｗ·奥尔德里奇。在伍德罗·威尔逊的民主党
政府期内，著名的民主党众议员后来成为参议员的卡特·格拉斯重新草拟了该委员会的建议。
从那以后，由此产生的联邦储备系统就成了国家管理货币的主要权力机构。
“恐慌”、“挤兑”和“限制付款”这些字眼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为什么它们会产生我们
归因于它们的那些深远的影响？联邦储备法的作者又是怎样提议防止同样的事件的？
对一家银行挤兑，就是它的许多储户全都在同一个时间试图“提取”他们的存款。挤兑
的发生，是由于有谣言或事实，使储户担心银行偿付能力不足，将不能履行它的义务。因而
每个人都试图在存款还没有完全丧失之前把“自己的”钱取出来。
不难理解，为什么挤兑会使得一家偿付能力不足的银行更快地陷于破产。但是为什么挤
兑也会给可信赖的和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带来困难呢？答案同英文里的一个最引人误解的字眼
——“存入”有关，它被用来指对银行的一种要求权。如果你向一家银行“存入”通货，你
往往会认为银行拿了你的钞票，把它们放进银行的保险柜里保存起来，等你来取款。它并不
是这样做的。要是这样做的话，银行哪来的收入去偿付开支，去付存款利息呢？银行可能拿
一些钞票放到保险柜里作为“储备”。其余的钞票它贷给别人，要借款人付利息，或者用于购
买有息证券。
如果你存入的不是通货而是其他银行的支票（人们经常这样做），那么银行手头上就连可
存入保险柜的通货也没有。它只有对另一家银行提取通货的要求权，而通常它并不行使这种
权利，因为其他银行对它也拥有与此相当的要求权。对每一百美元存款，所有银行只在保险
柜里存放几美元现金。我们实行的是“部分储备银行制”。只要人人都相信随时能够从存款中
提取现金，因而只在真正需要时才提款，这种制度就能很好地运行。通常，新存入的现金大
致与提取额相等，所以那一小部分储备就足以应付暂时的差额。但是要是人人都一下子取回
现金，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多半会造成恐慌，就如有人在拥挤的戏院里喊“起火了”，每一
个人都会赶紧往外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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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有一家银行碰到挤兑，那它可以从其他银行借款或是要求其借款人归还贷款来对
付。借款人可以从别的银行提取现款来偿还贷款。但如果一场银行挤兑风潮扩大，银行是无
法共同这样对付挤兑的。在银行的保险柜里干脆就没有那么多的通货，来满足所有储户的要
求。此外，动用库存现金来对付广泛的挤兑——除非能立即恢复信任，结束挤兑，从而现金
再次被存入银行——会使存款额大为减少。1907 年，每一百美元存款，银行平均只有十二美
元现金。每一美元存款换成现金从银行的保险柜转到存款人手里，需要另外减少七美元的存
款，银行才能保持原来储备金同存款的比率。这就是为什么一场挤兑，结果使公众贮藏现金
会减少总的货币供应量的缘故。这也就是为什么挤兑风潮如不立即终止会造成巨大痛苦的缘
故。各个银行会催借贷户还债，拒绝延长贷款期限或拒绝发放新的贷款以取得现金，应付储
户的要求。借贷户整个地告货无门，于是银行倒闭，企业破产。
如何能在一场恐慌一旦发生时就使之停止，或者更好的是如何能在它开始之前就加以防
止呢？制止恐慌的一种办法，是象1907 年那样：银行一起限制付款。银行仍然开业，但它们
相互约定，储户提款时不付给现金，而是通过转帐来处理。对于自己银行的某一储户开给另
一储户的支票，各银行的承兑方法是：减少前者帐下的存款，而增加给后者。对于那些由自
己的储户开给其他银行的储户的支票或是由其他银行的储户开给自己银行的储户的支票，它
们就几乎象往常那样，“经过票据交换所”来处理，也就是用所收到的其他银行储户的支票，
抵消其他银行所收到的自己银行储户的支票。一个区别是，它们要付给其他银行的款项同其
他银行要付给它们的款项之间的任何差额，是用支付保证来解决，而不是象通常那样拨付现
金。银行也支付一些现金，不过不是付给要求提款的储户，而是付给一些老主顾，以供他们
发放工资和其他紧急需要之用，同时银行也从这些老主顾那里得到一些现金。在这种制度下，
某些“不殷实的”银行仍然可能倒闭。但它们倒闭，不是因为它们不能把殷实的资产转换成
现金。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慌逐渐得到平息，对银行的信任得到恢复，银行又重新付款给提
款的储户，而不致引起一系列新的恐慌。这是制止恐慌的颇为严厉的方法，但它确实起了作
用。
另外一种制止恐慌的办法，是使殷实的银行能够把它们的资产迅速转换成现金，不是通
过损害其他银行来转换，而是通过取得额外的现金——也可以说是通过紧急印刷机来转换。
这就是体现在联邦储备法中的方法。据认为，该方法甚至可以防止限制付款引起的暂时混乱。
根据该法建立的十二家地区银行，在华盛顿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监督下营业，受权充当商业银
行的“最后可以求助的放款者”。它们可以发放以下两种贷款，一种是以货币形式发放联邦储
备券（它们有权印刷这种储备券），另一种是发放银行帐目上的存款信贷（它们有权创立这种
信贷，只要薄记员把大笔一挥就行了）。它们充当银行家的银行。美国的地区银行相当于英格
兰银行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
最初，人们预计，联邦储备银行的大部分业务是直接贷款给银行，以这些银行自己的资
产，特别是以它们的期票即提供给企业的贷款为担保。但在许多这种贷款上，银行对期票进
行“贴现”——也就是付出的款项比面值少，其折扣代表银行收取的利息。联邦储备反过来
对期票进行“再贴现”，以此从银行收取贷款的利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开的市场活动”——即买卖政府公债——而不是再贴现，变成了联
邦储备系统放松和收紧银根的主要方法。当一家联邦储备银行买进政府公债时，它支付联邦
储备券（那是它保险柜里有的或者新印刷的），更通常的办法是，在它的帐本上为一家商业银
行增加存款。这家商业银行可以自己是公债出售者，也可以是公债出售者保有存款户头的银
行。这些额外的通货和存款就充作商业银行的储备，使它们整个能够成倍地扩大它们的存款，
这就是为什么联邦储备银行的通货和存款被称为“高能货币”或“货币基础”的原因。当联
邦储备银行售出公债时过程正好相反。商业银行的储备下降。它们被引向收缩。直到不久前，
联邦储备银行创造通货和存款的权力，还受到联邦储备系统掌握的黄金量的限制。这个限制
现在已被取消，所以今天除了负责这个系统的人的谨慎外，已不再有任何有效的限制。
三十年代初期，联邦储备系统未能做到建立它要做的事情之后，最后在1934 年采取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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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防止恐慌的有效方法，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以保证存款最大限度地不受损失。该保
险公司使存款人相信他们的存款是安全的，因而防止了不殷实的银行的倒闭或金融困难造成
对其他银行的挤兑。在那拥挤的戏院里的人们相信，再不会有火灾了。自1934 年以来，虽然
也曾有过银行倒闭和对个别银行的挤兑，但还没有发生过那种老式的银行恐慌。
早在1934 年以前，为了防止恐慌，银行就已经常对存款进行担保了，只不过担保的范围
较小，没有那么有效罢了。一次又一次，当一家银行碰到金融困难或是因为谣传发生问题而
有挤兑危险时，其他银行就自动联合起来凑集一笔资金，为处于困难中的那家银行的存款担
保。这种方法防止和阻止了许多恐慌。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或者是因为没有达成一项满意
的协议，或者是因为没有立即恢复信心，该方法却没有奏效。关于这种失败，我们将在本章
的后面考察一个特别富有戏剧性的重要事例。
联邦储备系统的早年
联邦储备系统于1914 年底，欧洲爆发世界大战后的几个月，开始活动。这场战争大大改
变了联邦储备系统的作用和重要性。
该系统建立时，金融世界的中心是英国。据说，当时世界建立在金本位制上，但同样可
以说是建立在英镑本位制上。当初建立联邦储备系统，首先是为了防止银行恐慌并促进商业；
其次是充当政府的银行。当时理所当然地认为，它将在世界金本位制的范围内活动，对国外
事件作出反应，而不是去左右它们。
战争结束时，美国取代英国，成为金融世界的中心。世界有效地建立在美元本位制上，
而且，即便是在战前的金本位制以一种削弱了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之后，也还是这样。联邦
储备系统已经不再是一个被动地对国外的事件作出反应的无足轻重的机构。它已成了一个能
够影响世界货币结构的独立的巨大力量。
战争期间，特别是美国参战后，不论是好还是坏，总之，联邦储备系统显示了其巨大力
量。象在以前的（和后来的）战争中一样，为了筹措战费，印刷机又被派上了用场。不过，
联邦储备系统使用印刷机的手法，要比以前的政府机构更为老练和隐蔽。联邦储备银行向财
政部购买债券，用联邦储备券支付，使财政部能用储备券交付一些费用，只有在这时，才在
某种程度上真正使用印刷机。在大多数情况下，联邦储备银行向财政部购买债券时，只是在
帐册上给后者记一笔存款，以此作为付款。财政部用这些存款的支票支付它购买的东西。当
支票接受人把支票存到他们自己的银行时，这些银行又把它们存到联邦储备银行，这样，财
政部在联邦储备银行的存款就转给了商业银行，增加了它们的储备金。储备金的增加，使商
业银行系统得以不断扩充，这种扩充在当时主要是通过它们自己购买政府公债或是贷款给它
们的主顾使他们能够购买公债取得的。用这种办法，财政部得到了新创造出来的货币来支付
战费，但增加的货币大都以商业银行存款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通货的形式出现。采用这种
方法巧妙地增加货币数量，并没有防止通货膨胀，但它确实有神不知鬼不觉的作用，掩盖了
实际发生的情况，减少或是延缓了公众对通货膨胀的担心。
战争结束以后，联邦储备系统继续迅速增加货币数量，从而助长了通货膨胀。但是在这
一阶段，增加的货币不是用于政府开支，而是用于资助私营企业活动。我们整个战时的通货
膨胀，有三分之一是发生在不仅战争结束而且政府的战争开支赤字也已结束之后。联邦储备
系统很晚才发现它的错误。发现后，马上作出了强烈反应，把国家投入了1920－1921 年为时
不长但很严重的萧条。
无疑，联邦储备系统取得最大成功的时代，是在二十年代剩下的那段时间里。在那些年，
它的确象一个有效的平衡轮似的起作用，当经济显露出摇摆的迹象时就提高货币的增长率，
当经济开始以较快的速度扩张时就降低货币的增长率。它并没有使经济免于波动，但它的确
缓和了波动。不仅如此，它是不偏不倚的，因而避免了通货膨胀。货币增长率和经济形势的
稳定，使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当时有人大肆鼓吹说，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商业周期完蛋
了，被一个警觉的联邦储备系统排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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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的成就，大都应归功于一位名叫本杰明·斯特朗的银行家。此人是纽约联邦储
备银行的第一任行长，一直到1928 年他突然病故时为止。在他死以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可
以说是联邦储备系统执行的国内外政策的主要推动者，而本杰明·斯特朗无疑是最最关键的
人物。他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正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所描述的，是“一个天才—
—银行家中的汉密尔顿”。同联邦储备系统内的其他人相比，斯特朗得到了该系统内部和外部
金融界领袖们的更多信任和支持，他能够使金融界的领袖们相信他的看法，而且他有勇气按
照自己的想法去干。
斯特朗的死在联邦储备系统内部引起了权力之争，这场斗争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果。正
如斯特朗的传记作者所说，“斯特朗的死使联邦储备系统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它失掉了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