棺材，里面躺着身穿黑色西服的列宁遗体，刚刚整修过 （我不知是不是为了
欢迎我们），一边行驶着几辆洁亮的小汽车，一边都是满脸胡子、邋里邋遢
的马车夫轻轻吆喝着，挥动鞭子驱使驾车的瘦小马匹。我们发表演讲的大歌
剧院里灯火辉煌，在无产阶级的听众面前仍然是一派沙皇时代的富丽景象。
郊区是一片老朽的旧房屋，象肮脏的、无人照管的老人，为了不致跌倒而互
相依靠着。所有的一切早已变得陈旧、衰颓、锈蚀，可是现在却想一下子都
变得现代化、超现代化。正是由于这种怠于求成，莫斯科人满为患，到处显
得杂乱不堪。无论是在商店里，在剧场门口。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由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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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臃肿，因而效率极低，人们不得不到处等候。那些理应订出“制度”的新
官僚们热衷于批条子签文件，一切事情都被耽误了。盛大的晚会原应该六点
开始，可是到丸点半才开始，当我于深夜三点钟精疲力尽地离开大剧院时，
演说者们还在滔滔不绝他讲下去；而我作为一个欧洲人在参加每次招待会和
赴约时总是提前一个小时到场。时间就这样从一个人的手中白自流去，而且
又显得每一秒钟都十分忙碌：东张西望、注目而视、无休止的讨论；对什么
事情都表现出某种热情，我觉得，那种俄罗斯人煽动人心的神秘力量不知不
觉地抓住了每一个人，使得他们那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感情和思想一起炽热
地迸发出来。虽然不十分清楚，这些人为什么和为了何事如此容易激动，但
无疑和那种不安宁的新气氛有关，也许一种俄罗斯式的国魂已降临到每个人
的身上。
有许多事情确实是了不起。首先是列宁格勒，这座由具有胆识的诸侯们
天才地设计的城市，布局恢宏，宫殿壮丽。但它同时又是《白夜》中阴霾的
①
彼得堡，是拉斯科尔尼科夫 的彼得堡。冬宫极其雄伟，而更令人难忘的是里
面的景象，我们看到成群的工人、士兵、农民穿着笨重的靴鞋，手里拿着帽
子，诚惶诚恐地穿过从前皇帝们的殿堂，就象走到圣像前去似的，一边细看
着那些绘画，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现在是属于
我们的了，我们要学会了解这些东西。教师们领着圆圆脸蛋的孩子们穿过大
厅，管理艺术品的工作人员在向那些颇显拘谨而又专心听讲的农民们介绍伦
勃朗和提香的绘画；当讲解员指着某些绘画的纲部时，他们总是从沉重的眼
皮下抬起怯生生的眼睛。那种天真的、一本正经的努力，未免使人感到有点
可笑，就象到处见到的那样。因为要想让目不识丁的“民众”在一夜之间就
②
能懂得贝多芬与维米尔显然是拔苗助长。无论是讲解这些艺术珍品的一方，
还是力求要懂得这些艺术珍品价值的另一方，起初都是那么性急。孩子们在
学校里画的可是最粗陋、最简单的东西。在十二岁小姑娘的课椅上放着黑格
③
尔的著作和素列尔 的书（当时就连我也不知道这个人），甚至连还不怎么识
字的马车夫手里也拿着书，那仅仅是因为那是书，而书则意味着“教育”，
这是新的无产阶级的光荣和义务。是呀，当他们给我们看那些中型工厂并且
期待着我们的惊讶之情时—好象我们在欧洲和美洲还从未见到过那类工厂
似的——，我们不得不经常袋出笑容；一个工人曾非常自豪地指着一台缝纫
机对我说：“这是电动的”，然后用期待的神情望着我，似乎我应该发出赞
叹之声。因为那些民众都是第一次看到这些技术产品，所以他们虔诚地相信，
是革命和革命之父列宁与托洛斯基设想出和发明了这一切。于是我们微笑着
称赞一番，而在称赞的同时又暗自觉得好笑。这个俄罗斯国家就是这样一个
不可思议、具有才能而又心地善良的大孩子。我们总是这样想并且问自己：
这个国家将来真的会象它打算的那样非常迅速地改天换地吗？宏伟的蓝图将
①
会变得更加庞大呢，还是在俄罗斯人原有的奥勃洛摩夫 式的怠情中变成泡
① 拉斯科尔尼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主人公。
② 维米尔 （JanVermeer，一六三二—一六七五）荷兰著名风俗画家。
③ 乔治?索列尔 （GeorgesSorel，一八四七—一九二二），法国新闻记者和社会哲学家。代表作有《暴力
论》等，曾对列宁产生过影响。
① 奥勃洛摩失是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摩夫》中的主人公，他心地善良，很有教养，整天躺在
床上懒洋洋地胡思乱想，心里虽有种种改良计划。 但始终没有付诸实现，用打瞌睡来打发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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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我们有时候觉得可信，有时候感到怀疑；我越看得多，心中越糊涂。
然而，难道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只有我有？俄国人身上就没有？甚至在我
②
们来此纪念的托尔斯泰的心灵中就没有？在去亚斯纳亚?波尔亚纳 的火车
上，我跟卢那察尔斯基谈论过这个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对我说：“他究竟是
怎样一个人，是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个反动分子？他自己知道吗？他作为一个
真正的俄国人想把数千年来世界上的一切反掌之间来个迅速改变“，他微笑
着补充说道，“就象我们现在似的，想用一个唯一的方案改变一切。如果有
人把我们称为非常有耐性的人，那是他把我们俄罗斯人看错了，我们的身体、
甚至我们的心灵是有耐性的。但是我们的思想却比任何一个民挨都没有耐
性，我们总是要想立刻知道一切真谛，即 ‘真理’。这位老人就是因此而使
自己备受痛苦的。“确实，当我穿过在亚斯纳亚?波尔亚纳的托尔斯泰的故
居时，我总是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位伟大的老人曾是怎样自讨苦吃呵。”
那里有一张他曾写下不朽著作的写字台，而他却离开了它，为的是要到隔壁
一间可怜的小房间里去修鞋，去修理破旧的鞋子。那里有一扇门，那里有一
座楼梯，他正是穿过这扇门，通过这座楼梯，逃离这个家，摆脱他生活中的
矛盾。那里有一支枪，他曾用它在战争中打死过敌人，而他又是一切战争的
敌人。就在那幢低矮的白色庄园房子里，他生活中的矛盾症结，强烈地形象
地呈现在我面前，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当我向他的最后安息地走去时，那种
悲凉的感觉已渐渐淡漠。
因为我在俄国所见到的一切，再也没有比托尔斯泰的坟墓显得更伟大、
更使人感动的了。那块高贵的朝圣地座落在偏僻、孤寂之处，被一片树林环
抱。一条狭窄的小路通往那座山丘，那山丘只不过是一个由土堆积起来的矩
形土墩子，没有人在那里看守，也没有人保护，只有几棵大树给它遮荫。他
的孙女儿在墓前对我说，那些参天大树是列夫?托尔斯泰亲手栽下的。他和
他的哥哥尼古拉在童年时曾从一位村妇那里听到过这样一个传说，人们栽树
的地方将是一块吉祥之地。因此，他们半象游戏似地栽下了一些小树苗。只
是到了晚年，这位老人才忽然想起这个迷人的预言，于是他立刻表示这样的
愿望：死后让人把他埋在自己栽下的树林中间。他身后的事是完全按照他的
意愿办的，而且由于那座坟茔简朴得令人心服，从而使它成为世界上给人印
象最深的墓地。一个小小的矩形土丘坐落在高大繁茂的树林之中—没有十
字架，没有墓碑，没有铭文。这位伟人就这样不题自己的名字，被埋葬在这
里，再也没有一个人有象他这样为了自己的名字和荣誉而感到痛苦的了；他
埋葬在那里，就象一个被偶然发现的流浪汉，或者象一个不知名的士兵。谁
都可以来看他这块永眠之地，虽然周围有稀疏的栅栏，但从来没有封闭过。
唯有人们的敬意守护着这位永不休息的人的最后安息。通常人们总是时陵墓
的壮观感到好奇，而在这里却以一睹坟莹的出奇简朴为快。风象上帝的喃喃
低语在这座没有名字的墓地上簌簌作响，除此之外便是一片寂静，人们也许
不知不觉地从这里走过，除了知道这里埋葬着一个人—在俄罗斯的土地上
埋着某一个俄罗斯人—之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无论是巴黎荣民疗养院
①
教堂里大理石拱门下的拿破仑墓室、君王陵寝里的歌德灵柩 ，或者是威斯敏
② 亚斯纳亚?波尔亚纳，是托尔斯泰居住的农庄所在地。
① 歌德的灵柩和魏玛公国奥古斯特公爵的灵柩存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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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斯特教堂里的墓碑，它们的气象都不及这座处在树林之中、非常安谧的无名
坟茔感人之深，因为在官上面只有风儿在絮絮低语，而坟茔本身却没有留下
任何文字和话语。
我在俄国待了十四天，我始终感觉到他们那种急于求成的心情和那种有
点盲目的飘飘然，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们如此激动？不久我认识到：因为他
们是人，而且人都会有热情的冲动，他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自己参加到一个涉
及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中来，所有的人都抱着这样的信念：他们不得不忍受物
品匮乏和短缺，都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使命。他们从前在欧洲人面前的那种
自卑感一下子变成了一种狂热的自豪，好象他们超过了所有的人。“光明来
自东方“—他们是未来的救世主，他们想的就是这样率真、简单；这就是
他们认识到的“真理”。别人只能梦想的事情将由他们来完成。即使他们给
我们看最微不足道的东西时，也会眼睛炯炯有神地说：“这是我们干出来的。”
而所谓的“我们”是指全体人民。替我们驾车的马车夫会用鞭子指着某一幢
新楼，裂着嘴笑着说：这是“我们”建造的。大学生课堂里的鞑靼人和蒙古
人向我们迎面走来，骄做地给我们看他们的书，这一个说“这是达尔文的书！”
那一个说“这是马克思的书！”那副骄傲的样子，就象那些书是他们自己著
作似的。他们急切地给我们看他们的一切，给我们解释，他们非常感激有人
来观看他们的“事业”。他们每一个人都对欧洲人表现出无限的信赖—但
那是斯大林以前的年代！——他们用善意的、真诚的目光望着我们，和我们
象兄弟似的紧紧握手。而恰恰是这些极少数的人同时又表现出：他们虽然对
我们友好，但却缺乏“尊敬”。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本来就是兄弟，是同志。
即便是那些作家们也不例外。我们曾在过去属于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宅第里
聚会，不仅有欧洲的作家、俄罗斯作家，而且还有通方斯族作家、格鲁吉亚
的作家和高加索的作家，每一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都为纪念托尔斯泰而派出
了自己的作家代表。我们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能互相交谈，但都彼此明自
意思。有时候，他们中的一个人站起身，朝我们的一个人走来，指着我们一
位作家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再指指自己的心，意思是说：“我们非常喜欢这
本书“，然后抓住这位作家的手，使劲地握着，一边使劲地抖动，好象他喜
欢得要把人家的所有关节都抖散架似的。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带
来了礼物。当时还是因难时期，他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是每人都拿出
了一点东西给我们留作纪念：一幅不值钱的旧版画；一本已经没法念的书，
一件乡间的木刻。我更容易得到这些东西，乃是因为我可以用在俄国多少年
来早已见不到的值钱的东西进行回赠，如，一把老头牌剃胡保险刀、一支钢
笔、几叠优质的自信纸、一双软皮拖鞋，以致我回家时行李少得不能再少。
正是这种不用语言的激情使我们深为所动，我们在那里感觉到的过分热情在
我们欧洲是从未见识过的，因为在我们那里还从未达到都是“人民”的境界。
每当和那些人物相聚一起，就会受到一次危险的诱惑，确实也有一些外国作
家在访问俄国时上了当，由于他们看到自己受到如此空前的欢迎和被真正的
群众所爱戴，他们议为一定得称赞一番那个政权，因为在那个政权下的人读
了他们那么多的作品和那么喜欢他们。是呀，礼尚往来，以心换心，本来就
是人的本性。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在俄国有时几乎也要大咱赞歌，在一片
热情之中，自己的头脑也几乎发昏。
② 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著名人物国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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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没有陷入那种魔术般的迷境，与其说我该感谢我自己的内在力
量，毋宁说我更应感谢一位我不知名的陌生人，我以后也永远不会知道他是
谁。那是在一次大学生们的庆祝会之后，他们围住我，拥抱我，跟我握手。
我完全被他们的热情感染了，我高兴地望着他们容光焕发的脸。有四五个大
学生陪着我国住处，整整一群人，里面有派给我的那位女翻译，她也是大学
生，她把什么都翻译给我听。一直到我关上旅馆里自己的房门时，我才真正
是一个人独处，说实在话，那是十二天以来我第一次一个人独处，因为在十
二天中我身边总是有人陪着我，有人围住我，被热情的群众拥来拥去，我开
始朋衣服，把我的上衣放在一边。这时我发觉衣服里有沙沙的纸声。我把手
伸进衣袋，拿出来的是一封信，一封用法文写的信，但不是一封通过邮局寄
给我的信，一定是有人在拥抱或拥挤的时候俏悄塞进了我的衣袋。
那是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一封写得非常巧妙、通情达理的信，它虽然不
是一名“自俄”写的情，但它是对最近几年来对自由不断增加限制所表示的
忿懑。这位不相识的人写道：“请您不要相信别人对您所说的一切，请您不
要忘记，当您看到他们给您看的一切时，他们还有许多东西没有给您看您得
记住。跟您交谈的那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把他们想要告诉您的活对您讲，
而只是讲了可以允许跟您讲的话。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到监视，您受到的监视
也不会少。您的女翻译要向上汇报每一句话，您的电话被窃听，每一步都有
人监督。“他给我举了一连串我无法证实的例子和细节。我按他的要求把信
烧了—“请您不要撕了它，因为有人会从您的纸篓里把碎片取走，再把它
们拼起来的。“—我这才第一次开始深省一切。我曾身处诚挚的热情之中，
在那同志式的气氛中曾不止一次地有机会私下和某个人进行无拘无束的交
谈，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由于我不懂俄语，使我无法和老百姓有真正的接
触。更何况我在这十四天里所看到的，只不过是这个望不到头煦帝国的非常
小的一部分！如果我真的不想迁就我自己和迁就别人，那么我不得不承认，
虽然我得到的印象，在某些细节上今人感动和鼓舞，但在客观上下会有什么
用处。所以当其他们欧洲作家从俄国回来后，几乎都很快出版了一本书，热
情地赞扬或者激烈地否定，而我只不过写了几篇文章。而且我以为这样的保
留态度很好，因为三个月以后，许多事情跟我所见的就不一样了；一年以后，
经过迅猛的变革；当时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已被事实斥之为谎言。不过话又说
回来，我在俄国强烈感觉到的我们那个时代那种疾风暴雨式的事情，仍然是
我一生中罕见的。
当我离开莫斯科时，我的箱子基本上已经空了。我把能给掉的东西都分
送掉了；他们送的东西，我只带回两幅圣像，后来我把它们长期装饰在我的
房间里。不过，我给自己带回家的最珍贵的东西，是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
友谊。我是在莫斯科和他第一次相见的。两年后，我和他在素伦托再次重逢，
他是由于健康受到威胁而到那里去疗养的。我到他家做客，度过了难忘的三
天。
我们那一次聚会本来就很不寻常。高尔基不会任阿一种外语，我又不懂
俄语。按照各种逻辑，我们必然是默默地相对而坐，或者借助我们尊敬的朋
友玛丽亚?布德贝格男爵夫人的翻译才能得以交谈。可是高尔基真不愧为世
界文学中一位最具天才的叙述家。叙述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
式，而且也是他全部天性本能的表现。他在叙述时，把自己置身于被叙述的
事物之中，把自己变成为被叙述的对象。通过他脸上的各种表情，我虽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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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他的语言，但却明白他的意思。他看上去是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样子”，
——我无法用别的词来表达。他的面貌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人们看到
这位身材瘦长、头发草黄、颧骨宽宽的人，很可能想到田里的农民，马车上
的马车夫，小鞋匠，无人管教的流浪汉—他是地地道道的“老百姓”，是
俄罗斯人原型的集中表现。人们在大街上可能会漫不经心地从他身边走过，
不会注意到他的特点。只有当你坐在他的对面和他开始叙述什么的时候，你
才会认出他是谁。因为他无意之中就成了一个他所要描绘的人。今天我仍然
记得，他是怎样描述一个他在游历则遇到的疲倦、年迈的驼背人—在别人
给我翻译之前，我就明白了——，他很自然地把脑袋一耷拉，双肩垂下，跟
神阴郁、倦怠，——而他开始叙述时，蓝眼睛却是明亮有神——，声音颤抖；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那个驼背老人。而当他描述一些高兴的事情时，他
立刻就会放声大笑。他轻轻地向后倚靠着，额角闪烁有光，听他讲话真是一
件难以形容的快事，他讲述的时候，一边用熟练的形象动作描述与之有关的
景色和人物。他身上的一切：无论是他的坐相和走路的姿态，还是他倾听别
人讲话和十分高兴的时候，都显得朴买而又自然。有一次晚会上，他乔装一
个贵族，腰间佩着一把军刀，眼神顿时变得威严极了。他眉毛飞扬，器字轩
昂，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方步，好象正在考虑一道严峻的诏书，可是当他不
一会儿把化装衣服脱去时，他又笑得象一个农家少年那样纯朴。他的生命力
简直是个奇迹，他的肺坏了，可是他依然活着，这原是违背医学规律的。是
那种不同寻常的生活意志，坚强的责任感使他继续活下去；他每天早晨用清
清楚楚的手写体著述他的长篇小说，回答他的祖国的青年作家和工人们向他
提出的千百个问题；对我来说，和他在一起，就好象见到了俄国，但不是布
尔什维克的俄国，不是从前与今天的俄国，而是看到了一个永恒民族的宽厚、
坚强、深沉的心灵。在那些年月，他的内心还是犹豫不决的。作为一个老革
命家，他曾愿意改天换地，他曾与列宁有过个人的友谊，在当时他仍然犹豫
①
是否要完全投靠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否要成为党的“牧师和教皇”。
他始终感到良心上的压力，因为在那些年月，每个星期都有决定，而那些决
定跟他这样的人是不合拍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恰巧成了那样一种完全是新俄罗斯人的典型场面的见
证人—那一场面为我揭开了他的全部矛盾。一艘俄国战船在训练航行中第
一次驶进那不勒斯。从来没有到过西方世界的年轻水兵们芽着漂亮的制限散
步，穿过托莱多大街，他们睁大自己那对好奇的农民眼睛，对一切新鲜的东
西看个没够。第二天，他们中有一群人决定到索伦托来，来看看“他们自己
的“大作家，他们没有事先通知他：在他们俄罗斯人的伺胞情谊的思想中，
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作家理该随时为他们腾出时间。他们突然出现在他
的住宅前，而且他们的想法也完全正确：高尔基没有让他们等候，就把他们
请了进去。可是高尔基第二天笑着对我说，那些青年人一开始在他面前装得
非常严厉。对他们来说，“公事”高于一切，他们刚一踏进那座美丽舒适的
别墅就说道：“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你生活得简直象资产阶级。你究竟为
什么不回俄国去呢？“高尔基不得不尽可能详细地向他们解释。不过，基本
上说来，那些老实巴交的年轻人也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非常严重，他们无非
是想显示一下他们的信念。接着，他们毫无拘束地坐下来，喝茶、聊天，最
① 教皇一词，在欧洲人的习语中，常指某一领域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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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告别时一个接一个地和他拥抱。照高尔基的描述，那场面是非常动人的，
他对新一代人的那种轻松自由的方式十分喜欢，对他们的大大咧咧一点也不
生气。他一再重复说：“我们和他们是多么的不同啊，我们不是畏首畏尾，
就是激烈无比，却从来不能把握自己。“那天晚上，他一直兴高采烈。可是
当我对他说：“我想您当时的想法是：最好和他们一起回国。”这时他猛地
一怔，直瞪瞪地望着我。“这您怎么知道的？说真的，一直到最后一刻钟我
还在考虑，我是否应该粑一切：书籍、纸张、手稿统统撂下，和那些年轻的
小伙子们一趄乘船去航行十四天，这样我也许文会知道俄国是什么样子的
了。一个人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会把学到的最美好的东西荒疏，流亡中的我
们，还没有一个人作出过有益的贡献。“
不过，高尔基把他在索伦托的生活称之为流亡，是不对的。他每天都可
以回国，事实上他也回过国。他不象梅列日科夫斯基似的，——我在巴黎遇
见过这个悲剧性的愤世嫉俗者—书籍被禁止，本人被驱逐；他也不象今天
的我们，按照格里尔帕策的美妙的说法，我们“对两边来说都是外国人和没
有祖国“，我们说的是他国的语言，无家可归，随风飘荡。一个真正的流亡
者不是象高尔基所说的那样。我在以后几天里在那不勒斯拜望了一个非常特
殊的流亡者，他就是贝内代托?克罗切，他曾当了数十年青年人的精神领袖，
他曾作为参议员和部长在自己的国家享有各种礼仪上的荣誉，一直到他因反
对法西斯主义而和墨索里尼发生冲突。他辞去各种官职。隐居起来，但这并
不能使那些强硬派们满意，他们要制限他的反抗，必要时甚至要对他进行惩
戒。那些大学生们也和过去大不一样，他们今天到处成了反动势力的急先锋，
他们冲击他的住宅，打碎他的住房的窗户玻璃。但是这位有着一双聪明的眼
睛、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外表更象一个愉快平民的矮胖人物，并没有彼吓
倒。他没有离开那个国家，尽管接到美国及其他国家大学的邀请，他还是待
在家中，躲在书籍的大墙后面，他继续以同样的观点办《批评》杂志，继续
出版他的著作，而且他的威望是那样的高，以致根据墨索里尼的命令建立的
毫不留情的检查制度在他面前也执行不下去，然而另一方面，他的学生和与
他信念一致的同志却完全被瓦解了。对一个意大利人，甚至对一个外国人来
说，要去看望他，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因为当局清楚地知道，他在自己的
堡垒里，即在他满是书籍的书房里，谈话是直言不讳的。所以，他等于生活
在一个空气密封的房间里，他在四千万同胞当中，就象生活在一只煤气罐里
一样。我觉得，在一座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里，在有几千万人口的国家中，
这种密封式的孤立是一件可怕的事，但同时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当时还
不知道，这种消灭一个人的思想的做法比起以后加到我们自己头上的做法，
还是要宽容得多，我不能不钦佩，这个已经年迈的老头在每天的斗争中保持
了怎样清醒和旺盛的精力呵，但是他却笑着对我说：“恰怜是那种反抗斗争
使一个人变年轻了，要是我继续当着议员，我在精神上也早已变得懒散和不
坚定了，我就容易老了。对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危害最大的莫过于缺乏反
抗精神；自从我孤身一人和青年们不再围着我以来，我才更需要使自己变得
年轻。“
然而，我不得不过了好几年才懂得，一旦折磨、迫害和孤立不能摧毁一
个人时，它们就会不断升级，就象生活中一切重大的事情一样。一个人获得
这类认识，从来不是通过别人的经验，而是始终只能从自己的命运中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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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见过意大利的那位最重要的人物—墨索里尼，这要归咎于我不
愿接近政治人物的毛病，即便在我的祖。国—小小的奥地利，我也未遇见
① ②
过国家领导人，如，赛佩尔、多尔富斯 、舒施尼克 。——这本来就是有意
这么做的——。据我从朋友们 （他们也是墨索里尼的朋友）那里获悉。墨索
里尼是我的书在意大利的第一批和最热心的读者之一。但是由于他曾主动地
满足过我第一次向一位政治家提出的请求，所以我本该亲自去向他道谢。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朋友从巴黎寄来的快信，说一位意大
利妇女有要事要到萨尔茨堡看我，希望我马上接待她。第二天，她就来了。
她对我说的事确实让人震惊。她的丈夫，一个穷人家庭出生的优秀医生，是
①
由马泰奥蒂 出钱培养成材的。在马泰奥蒂—那位社会党的领导人被法西斯
分子残酷杀害时，早已交瘁的世界良心再一次对这种罪行作出了愤怒的反
应。整个欧洲都被激怒了。他的这位忠实的朋友是当时敢于在罗马的大街上
公开抬着被害者的灵柩出殡的六名勇士之一，不久之后，他由于遭到刁难和
威胁而流亡出走。但是，马泰奥蒂家属的命运仍然使他感到不安，为了报答
他的恩主，他想把马泰奥蒂的孩子偷偷地从意大利送到国外。但他在于这件
事的时候落到了密探或者捣乱分子的特务手中，他被逮捕了。由于一提起马
泰奥蒂就会使意大利感到难堪，所以用这样的理由对他进行起诉，几乎不会
对他构成太大的罪名。不过，那位起诉人却巧妙地把他同另一件同时发生的
企周用炸弹杀死墨索里尼的案件联系起来，于是这位曾在战地获得过最高奖
赏的医生被判阶十年重犯监禁。
不言而喻，他的那位年轻夫人心急如焚。她在信中说，她的丈夫可能活
不到这十年，我一定得为反对这个判决而做点什么，我一定得联合欧洲文学
界的所有名人，大声疾呼地进行抗议。她请我予以帮助。我立即写信劝她不
要搞什么抗议。据我所知，自第一次大战以来，所有这类舆论声明早已没有
任何用处，我竭力向她解释：出于民族的尊严，没有一个国家会在外界的压
①
力下修改自己的法律，在美国的萨科一万泽蒂案件 中，来自欧洲的抗议完全
是帮了倒忙。我恳切地请求她不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干出什么事来，她这样
做只会使她丈夫的处境变得更糟。因为如果有人试图从外界给墨索里尼施加
压力，他也绝不会作出减刑的安排；即便他想这样做，也绝不能办到，但是
我用非常诚恳的言辞答应她，我将尽量设法。正巧我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去意
大利，我在那里有一些能施加影响的好友。也许他们能悄悄地为她的丈夫说
① 恩格尔贝特?多尔富斯 （Engelbert Dollfuss，一八九二—一九三四），奥地利政治家。一九三二年任
奥地利总理和外交部长。一九三四年在纳粹分子 发动的一次未遂政变中被杀害。
② 库特?冯?舒施尼克 （KurtvonSchuschnigg，一八九七—一九七七）奥地利政治家。一九三四年在多
尔富斯被杀害后继任奥地利总理，曾为奥地利的独立和反对希特勒而进行政治斗争，后曾被德国纳粹分子
逮捕投入集中营。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七年任大学教授，著作有《反对希特勒的斗争》等。
① 贾科莫?马泰奥蒂（GiacomoMatteotti，一八八五—一九二四），意大利社会党人，一九一九—九二
四年曾任众议员，因斥责法西斯党徙而被绑架杀害。
① 萨科—万泽蒂案件，这是一桩以挂匠尼古拉?萨科 （生于一八九一年）和鱼贩子巴尔托洛梅奥?万泽蒂
（生于一八八八年）命名的美国法律案件。这两名，意大利出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此案件中被指控犯有杀
人罪。尽管所引证据疑点很多，这两人仍在二九二一年被宣判有罪并于一九二七年处死。此案引起全世界
的注意，至今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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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话。
我到意大利的第一天，就立即去办这件事。但是我发觉。我的那些朋友
早已变得噤若寒蝉。我刚刚说出那医生的名字，每个人都立刻显出面有难色，
都说自己没有办法，并且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我找了这一个，又找了
那一个。我回国时深感惭愧，也许那位不幸的女人以为我没有为她尽力呢。
不过，我也确有一条路没有试一试。现在还剩下一种可能性，那是一条直截
了当的路，即：给那个大权在握的人—墨索里尼本人写信。
我这样做了，我写了一封真正坦诚的信给墨索里尼。我在信中写道，我
不愿在信的开头写许多恭维话，我想开门见山他说，我不认识那个医生，也
不知他的事件的详情。但是我见到过他的无疑是无辜的妻子，如果她的丈夫
要在监狱里度过这么多年的话，那么，这惩罚的枷锁不也是加在她的身上么。
我绝不想指责判决本身，但我可以设想，要是她的丈夫不是坐牢而是送到某
个允许妻儿和被流放者一起居住的岛屿上，这对那个女人来说不啻是救命之
举。
我拿起这封写给贝尼托?墨索里尼阁下的信，把它投进萨尔茨堡的普通
信简。四天之后，驻维也纳的意大利公使馆贻我来信说，墨索里尼阁下向我
表示感谢，并说，他已经满足我的愿望和准备缩短刑期。同时有人从意大利
发来一份电损，证明我所请求的改判已执行，墨索里尼用他的大笔一挥，亲
自实现了我的请求，事实上，那个被判刑的医生不久就完全被赦免了。在我
一生当中，还没有一封信有象这封信似的使我感到高兴和满足，如果说有一
件文字工作曾产生过作用，那么，我就会怀着特别感激的心情想起这封信。
在那风平浪静的最后几年里旅行是十分愉快的。不过，回到家乡看看也
很有意思。在那风平浪静之中发生的一些事很值得国味，那座拥有四万人口
的小城市萨尔茨堡，——正因为它具有浪漫色彩的偏僻，我才选择它为自己
的定居地——，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到了夏季，它不仅成了欧洲艺术家的大
都会，而且也成了全世界艺术家的大都会。在第一次大战后最艰苦的几年里，
为了帮助那些在夏季没有收入的演员和音乐家们摆脱困境，马克斯?赖因哈
德和霍夫曼斯塔尔曾举办了几场演出，尤其是在萨尔茨堡的教堂广场上举行
的那次称为“为每个人”的露天演出，那些演出主要是为吸引紧邻地区的观
众；后来，他们又试着演出歌剧，而且越演越好，越演越完美，于是逐渐地
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最优秀的指挥家、歌唱家、演员都怀着好胜心涌来，以
便能有机会不仅在自己有限的国内观众面前，而且也在国际观众面前愉快地
献艺。萨尔茨堡的各种艺术节一下子吸引了世界各处的人，仿佛成了新时代
的艺术表演的奥林匹克，各个国家都竞相到这里来展现他们最优秀的艺术成
就，没有谁愿意错过观看这些精彩的演出。国王和王公们、美国的百万富翁
和电影明星、音乐爱好者、艺术家、诗人。还有假充内行的人，都在最近几
年云集于萨尔茨堡。在长期不被人重视的小小奥地利的这座小城市里，能这
样成功地把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与音乐人才荟萃一堂，这在欧洲是空前的。萨
尔茨堡繁荣起来了。到了夏季，在城市的街道上，人们会不时遇到来自欧洲
和美洲的人，他们到这里来寻求艺术的最高表演形式，他们穿着萨尔茨堡的
民族服装—男人身穿白色亚麻短裤和短上衣，妇女是一副阿尔卑斯山农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