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斯韦东 （Sueton，原名GainsSuetoniusTranquillus，公元七○? — — — 四○）罗马著名传记作家，代表作育
《凯撒生乎》，他所处的时代正是罗马帝国安敦尼王朝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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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个光溜溜的男人发型，她们原本喜欢用小勺吃奶油苹果馅饼，而不愿喝烈
性白酒；可是到处使人感觉到每天令人头痛的通货膨胀简直象发疯—样。全
国人民都已无法忍受；被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整个国家，实际上都在渴望秩
序、平静、安宁和法纪。而且整个民族都在暗中憎恨这个共和国。这倒并不
是因为共和国压制了那种放纵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
宽了。
谁经历过那些象世界未日似的可怕岁月，都会有这种感觉：当时必然会
有一种反冲、一种令人恐怖的反动产生—尽管他对此十分厌恶和愤恨。正
是那些把德国人民驱向乱世的人物手里拿着时钟，在幕后笑吟吟地等待着，
心里想：“这个国家情况愈糟糕，形势对我们愈有利。”他们知道，他们得
势的时刻即将到来。一般反革命势力已经明目张胆地聚集在鲁登道夫周围，
人数比聚集在当时尚未掌权的希特勒周围要多。那些被人扯下了肩章的军官
们组织了秘密团体。那些眼看自己的积蓄被人骗走的小市民们，悄悄地互相
联络，并准备随时响应任何能带来秩序的号召。对德意志共和国来说，再也
没有比这更具有灾难性的了，即共和国的那种理想主义企图：它既要给人民
以自由，又要给自己的敌人以自由。由于德意志人民从来是讲秩序纪律的人
民，所以对自己获得自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正急不可耐地巴望着那些来
剥夺他们自由的人。
德国通货膨胀结束的那一天（一九二四年）可以说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当用令人晕眩的以前一兆马克兑换一个新马克之时，也正是一切恢复正常之
日。事实上，随着通货膨胀而泛起的一切污泥浊水也从此迅速退了下去。酒
吧间、小酒馆消失了。社会状况日趋正常。现在，任何人都能清楚地算出自
己的得失。大多数人，即广大群众遭到了损失。可是，这种责任没有让那些
挑起战争的人去负，而是要那些本着牺牲精神挑起恢复新秩序重担的人去负
——不但得不到感谢，再也没有象通货膨胀那样使德国人民变得如此慷慨激
昂、如此充满仇恨—这是要不断记取的。因为战争尽管屠杀了千万生灵，
但却曾用胜利的钟声和号角带来过欢呼的时刻，作为不可救药的军国主义国
家的德国，曾为那些一时的胜利感到过无比自豪，与之相反的是，通货膨胀
使德国感到自己是一个受到玷污、欺骗和屈辱的国家；整个一代人都不会忘
记和原谅德意志共和国时期的那些岁月，他们宁愿重新召口那些大肆屠杀的
人。不过，这一切还是以后的事。从表面上看，到了一九二四年，那种混乱
不堪的怪现象，犹如飘忽的鬼火，似乎已经过去。光明的日子重又来到，秩
序得到恢复。看到秩序日益恢复，我们的心情开始释然。我们又以为，战争
已一去不复返。但我们象往常一样，又当了不可救药的傻瓜。不过话又说回
来，正是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想给了我们十年时间的工作、希望和安全。
在今天看来，从一九二四到一九三三这短暂的十年时间，即从德国通货
膨胀结束到希特勒援取政权的十年，毕竟是作为见证人和牺牲品的我们这一
代人自一九二四年以来所经历过的一连串灾难中所出现的一段空白。当然，
这并不是说在这十年时间内没有产生过任何紧张局势、动荡不安和危机——
尤其是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危机。而是说在这十年时间内欧洲和平显得有了保
障，仅仅这一点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十年内，德国被光荣地接纳到
国际联盟；利用贷款促进自己的经济建设 （实际上是秘密地扩充军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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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裁减了军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接管了对奥地利的保护。世界好象要重新
建设自己。巴黎、维也纳、柏林、纽约、罗马，无论是战胜国的城市还是战
败国的城市，都变得比以往更漂亮。飞机加快了交通的速度。办理护照的规
定已放宽。货币比价的大幅度波动业已停止。人们知道自己可以收入和支出
的数字。注意力已不再如此热衷地集中到那些琐碎的表面问题。人们能够重
新工作，集中心思，去考虑文学艺术方面的事情。人们甚至可以重新梦想和
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欧洲。好象那十年时间—世界的一瞬间，重新把一种正
常生活赐予我们这一代经受磨难的人。
在我个人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几年中有一位客人来到我的家，
并友好地留了下来，那是我从未期待过的客人—我的成就。不言而喻，谈
论我的书籍所取得的表面成就，对我自己来说并不十分愉快。在一般情况下，
我也不会留下那些可能被看作为沾沾自喜或自吹自擂的最最粗略的说明。不
过，我有着一种特殊的权利，甚至可以说我是被迫对我一生历史中的这一事
实不能保持缄默。因为七年以来，即自从希特勒上台以来，我的成就已成为
一种历史。我的数十方册，甚至数百万册的书曾在当时的书店和无数的家庭
中占有过稳固的地位，可是在今天的德国却连一本都买不到了；谁要是手中
还石我的一本书，他就得小心谨慎地把它藏起来，而且我的书在公共图书馆
里是始终塞在所谓“毒品柜”里的，只有得到官方的特别许可—大多是为
了辱骂的目的——，才有人为了“学术上”的需要去看那些书籍。在那些写
信给我的读者和朋友中间，早就没有一个人还敢把我那个已入另册的姓名写
到信封上。不仅如此，在法国、意大利以及所有目前被奴役的国家里，我的
书籍今天也都同样根据希特勒的命令遭到禁止。而在当年，我的书的译本在
那些国家是属于读者最多之列的。正如我们的格里尔帕策所说，我今犬作为
一个作家，是一个“在自己的尸体后面活着行走的人”，我四十年来在国际
上创建的一切，或者说几乎是一切，都被他那一只拳头击得粉碎。所以，当
我谈论自己“成就”的时候，我说的并不是今天属于我的东西，而是过去属
于我的东西，正如我的家、我的祖国、我的自信心、我的自由、我的没有偏
见一样，都已属于过去；如果我不事先指出我在被人推落以前所达到的高度，
那么我今天也就无法形象他说明我和其他无数相同的无辜音以后被人推落到
有多深以及总的情况。我也无法说明我们整整一代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是如何
一下子被彻底灭绝的，因为我不知道历史上还会有第二个例子。
我的成就不是突然降临到我家的；他是缓慢地、小心翼翼地走来。但他
在希特勒用法令的鞭子把他从我身边赶走以前，一直忠实地、始终不渝地留
在我的家。他的影响一年胜似一年。我在继《耶利米》以后发表的第一本书，
是我的《建造世界的大师们》三部曲的第一卷《三大师》，它很快为我开阔
了道路；莅此之前，表现主义者、唯意志论者、实验主义者都曾产生过。对
坚韧不拔的人来说，那条通向人民的路又畅通了。我的中篇小说《马来亚狂
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达到了平时只有长篇
小说才会有的程度。那两篇小说被改编成了戏剧；它们的片断由人们公开朗
诵，后来又被改编成电影；我的那小书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遍及所有助
学校，不久它被列入“岛屿丛书”，印数很快达到二十五万册。没有凡年工
夫我就获得了在我看来是一个作者最有价值的成就，那就是：拥有一个读者
群，一批可信赖的人，他们期待和购买我的每一本新书。他们信赖我，我也
不可使他们的信赖失望。我的读者群渐渐地越来越大。我的每一本书，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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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在德国公开发行时，就要销售两万册，而且报纸上还没有登过任何广
告。有时候我有意识地想避开那种成就，可是它却出人意外的固执，始终跟
随着我。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富歇传》，目的是为了自娱。然而当我
把书寄给出版人之后，他写信给我说，他将立刻印一万册。我随即复信给他，
请他不要把这本书印这么多。我说富歇是个不会给人以好感的角色，况且书
里也没有任何描写女人的插曲，这本书不可能吸引较多的读者；他最好先只
印五千册。一年以后，这本书在德国销售了五万册，可是就在这同一个德国，
今天却不允许读我的一行字。我在创作悲剧 《伏尔波尼》时，遇到的也是类
似情况。当时我几乎有一种病态的自我怀疑。我原来的意图是要把它写成一
部诗体剧。于是花了丸夭时间先用散文体写下各场次，当然显得松散和没有
①
分量。由于我的第一部剧作《忒耳西忒斯》是在德累斯顿的官廷剧院首演的，
所以我总觉得对该剧院欠着情，刚巧就在那几天剧院偶然来信问我有什么新
的创作计划，于是我把用散文体写的剧本第一稿寄去，并表示歉意说：我所
奉寄的仅仅是我打算改写成诗体剧的散文底稿。
可是剧院立即给我回了电报，说我对剧本千万不要再作任何修改；事实
上那个剧本后来就是以散文体的形式登上世界各国舞台的 （在纽约，是由以
①
艾尔弗雷德?伦特为首的戏剧公会演出）。总而言之，我在那几年是不断取
得成就，而且与日俱增的德语读者一直忠实于我。
由于我在为外国的作品或人物写评论或传记时始终把探求那些作品或人
物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发生影响或不发生影响的原因作为已任，所以有时我在
沉思默想中不得不反躬自问：我的书之所以能够取得我意想不到的成功究竟
是由于哪些特点。我最终认为，那是出于一种个人的恶习，也就是说，我是
一个急躁而又容易动感情的读者。在一部小说中，一本传记。里，或者在一
场思想意识的辩论中，任何冗长烦琐、空泛铺张、晦涩朦胧、含混不清、不
明不自，以及一切画蛇添足之处都会使我感到烦躁。只有每一页都始终保持
高潮、能够让人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的书，才会使我感到完全满足。而到我
手里的全部书籍中，有十分之九我认为描写过多，对话啰嗦，有许多配角没
有必要，面铺得太广，因而使作品显得非常不紧凑，死气沉沉甚至一些最著
名的经典作品也有许多拖泥带水的地方，破坏我的情绪，因此我经常向出版
商们阐述我的那项大胆计划：把全部世界名著—从荷马、巴尔扎克、陀思
妥耶夫斯基直至《魔山》—进行彻底的缩写，去掉个别累赘的部分，出版
一套简明的丛书。唯有这样，所有这些无疑包含着超越时代内容的作品才能
在我们的时代重新生气勃勃地发挥作用。
我对一切烦琐和冗长所抱的反感，势必会从对外国作品的阅读转移到自
己的写作上来，同时使我养成一种特殊的警惕性本着这种警惕性，我的创作
刻意追求轻快和流畅，书的第一稿，我总是信手写来，把心中的构思倾泻在
纸上。同样，在写作一部传记作品时，我首先把一切想到的可供我使用的文
献资料上的细节利用起来；如在《玛丽?安托瓦肉特》这样一部传记中，我
事实上把每一笔账目都核对过，为了确定她个人的开销，我研究了当时所有
的报纸和小册子，仔细查阅了诉讼的所有卷宗。不过，在印刷好的那本书里
却再也找不到任何一行有关这方面的字句，因为一本书的第一次未定稿刚刚
① 《忒耳西忒斯》（Thersites ），是茨成格的第一部剧作，该剧为希腊式的诗体悲剧，作于一九○七年。
① 艾尔弗雷德?沦特 （AlfredLunt ，一八九三—卒年不详），美国著名演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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誊情，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工作就开始了，即进行压缩和调整结构的工作，我
一遍又一遍地推敲各种表达方式，这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一项不停地去芜
存精、不断地对内部结构进行情炼的工作。当其他大多数人无法下决心对他
们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保持缄默，而热衷于在字里行间表现比自己原本知道
的更广和更深的内容时，我的抱负却在于：始终要了解比从表面上看到的更
多的内情。
这种压缩过程和随之而来的使作品更富于戏剧性的过程，以后还要在校
样长条上重复一次、两次和三次；这种过程号后就成了一种兴味很浓的捕猎
工作，即在不会影响作品的准确性，同时又能加快节奏的情况下，找出可以
删减的一句话，或者哪怕是一个字。在我的创作中，最使我感到有兴味的就
是这种删减工作。我记得有一次，当我特别满意地放下工作，站起来时，我
的妻子说我今天看上去异乎寻常的高兴，我自豪地回答她：“是的，我又删
去了一整段，这样文气就更顺畅了。“如果说，我的书有时被人誉为节奏贤
凑，那么这一特点绝非出自天生的性急或者内心的激昂，而仅仅由于采用了
那种把所有多余的休止符和杂音一概去除的条理化方法。如果说我意识到某
种艺术方法的话，那就是善于舍弃的艺术。因为倘若从写好的一千页稿纸中
有八百页扔进字纸篓，只留下二百页经过筛选的精华，我是不会抱怨的。如
果有什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的书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的话，那就是我
严格遵守的规则：宁可在形式上紧凑一些，但内容必须是最重要的。由于我
的写作意图从一开始就是面向欧洲，超越国界的，所以国外的出版商—法
国、保加利亚、亚美尼亚、葡萄牙、阿根廷、挪威、拉脱维亚、芬兰和中国
的出版商—纷纷来同我联系，这是我真正值得庆幸的。不久我不得不购买
一个特大的书柜，以便把所有不同译本样书放鳖齐。有一天，我在日内瓦国
际联盟的《智力合作》的统计表上看到，我是当时世界上被翻译得最多的作
家（按我的禀性来说，我又认为那是一种错误的报道）。又有一天，那家俄
国出版社再次寄来一封信，说该出版社准备出版我的俄文版全集，并问我是
否同意请马克西姆?高尔基为全集写序言。问我是否同意？当我还是一个中
学生时，我就读过高尔基的小说，是偷愉地把书塞在长椅底下读的，多年来
我一直爱戴和钦佩他。但是，我却从未想过他会知道我的名字，没有想过他
还会读过我的一些作品，至于对这样一位文学巨匠认为有必要自己动笔为我
写序，更是不敢妄想。又有一天，一位美国出版商带着一封介绍信—好象
非这样不可似的—到我在萨尔茨堡的家里来，提出要出版我的全部著作并
获得连续的出版权。他就是瓦伊金出版社的本亚明?许布施，从那以詹他就
成了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顾问，当其他所有一切被希特勒的铁蹄践踏在地的时
①
候，是他用文字为我保存了最后一个故乡 ，因为我已失去了原来那个古老的
真正的故乡、德意志的故乡、欧洲的故乡。
这样一种表面上的成就，很可能产生危险：使一个人飘飘然，更多地相
信自己事先美好的打算，而对自己的能力和自己作品的效果想得较少。一个
人不管以什么形式成名，本身就意味着对他的自然的平衡状态的破坏。在正
常情况下，一个人使用的名字，无非就象雪前的外层烟叶一样，只不过是一
① 出版商本亚明?许布施出版了不少茨成格的著作，茨威格把这些书籍视 同自己的故乡，因为它们引起他
无限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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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标记，一个表面的、几乎无关紧要的客体，它和真正的主体，即原本的我
只有松散的联系。然而一旦有了成就，这个名字就会身价百倍。名字就会脱
离使用这个名字的人，开始成为一种权力、一种力量、一样自在之物、一种
商品、一种资本，而且在强烈的反冲下，成为一种对使用这个名字的本人不
断产生内在影响的力量，一种左右他和使他发生变化的力量。那些走运的、
充满自信的人就会不知不觉地习惯于受这种力量影响。头衔、地位、勋章以
及到处出现的本人名字都可能在他们的内心产生一种更大的自信和自尊，使
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在社会、国家和时代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于是他
们为了用本人的力量来达到他们那种外在影响的最大容量，就情不自禁地吹
嘘起来。不过，一个天性对自己持怀疑态度的人，他就会把任何一种外在的
成就，看作一种恰恰要在那样微妙的处境中尽可能使自己保持不变的责任。
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我对我的成就不感到高兴。恰恰相反，我的成就使我
欢欣鼓舞。不过，我的成就也仅仅限于那种脱离我自己的产物，即我所著的
书以及与书联系在一起的我的虚名。当我偶然在德国的一家书店里，看见一
个不认识我的小小中学生走进书店，用他自己仅有的一点零花钱要买一本我
的《人类的群星问耀时》，那种情景使我深受感动。当卧铺车厢的列车员在
登记姓名之后以尊敬的神态把护照交还给我财，或者当意大利的一个海关人
员因为读过我的某一本书而认出我来，然后优惠地不再对我的行李作一一检
查时，也都可能使我沾沾自喜。甚至纯属数量上的结果也会使一个作者忘乎
所以。有一天，我偶然到莱比锡去，那一天正好开始发行我的一本新书。当
我看到我用三四个月时间写了三百页的书，竟无意之中要别人花那么多的体
力劳动时，我内心无比激动。工人们用大的板条箱把书捆装起来，另一些工
人杭唷杭晴地哼着，把木箱从台阶上拖下来，装上卡车，然后卡车把木箱送
到开往世界各地的火车车厢。几十名姑娘在印刷车间分层堆放纸张；排字工、
装订工、搬运工、批发商都从早晨一直工作到夜里。我可以自己计算一下，
那些书如果象砖块似的排列起来，能够建成一条相当壮观的路。我也从不自
鸣清高而不屑于谈物质利益。在最初几年，我从不敢想我的书能赚钱，或者
甚至靠版税能够维持生计。而现在，我的书突然带来可观的，而且是不断增
长的收入。这些钱似乎能永远消除我的一切忧虑—当时谁会想到我们今天
的时代呢？我可以慷慨大方地纵情于我青年时代的老爱好：搜集名人手迹，
而那些令人赞叹的圣人遗物中的某些最精美的珍品是在我这里找到了备受细
心保护的归宿。我能够用我自己所写的、在更深的意义上来说是相当短命的
作品，来换取那些不朽作品的手稿，如莫扎特、巴赫、贝多芬、歌德、巴尔
扎克等人的手稿。所以我以为，那种意想不到的表面上的戌就竟随随便便或
者说内心并不愿意地光临到我的身上，真是一种可笑的举动。
不过，当我今天说，我只为我的书籍所取得的成就和我在文学上的名声
而感到高兴；但如果好奇心转移到我本人身上，那么我所取得的成就只会引
起我的反感，我说这话完全是真心实意的。从少年时代起，在我心中最强烈
的本能愿望是：永远保持自由和独立。而且我觉得：任何一个酷爱个人自由
的人，一旦到处刊登照片，他身上许多最美好的东西就会遭到破坏和歪曲。
除此之外，我出于爱好而开始的事，很可能有变成为一种职业或者甚至一种
企业形式的危险。邮局每次送来一大叠信件、请柬、通知、要求答复的咨询。
每当我外出旅行一个月，回来以后就得花两三天时间来清理那些堆积如山的
邮件，以便让“企业”重新恢复正常。尽管我不愿意这样，可是由于我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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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十分畅销从而使我陷入一种忙碌不堪的事务。为了处理好各种事宜，要求
我井井有条、通观全局、办事准确和熟练，这些都可以说是非常受人尊敬的
美德，可惜和我的禀性格格不入，而且将会严重影响那种无拘无束的纯粹的
思索和梦想。所以越是要我去大学讲课，去出席各种庆典，我就越深居简出。
我不该用抛头露面来宣扬自己的名声。我从未能够克服那种几乎是病态的畏
缩。直到今天，我还有这种完全出于本能的习惯：在大厅里、在音乐会上。
在观剧时坐在最不显眼的最后一排；没有比在台上或者在一个抛头露面的位
置，让大家盯看我的脸看，更使我难以忍受的了。对我来说，以各种形式隐
姓匿名是一种本能的需要。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就始终不能理解，为什
么老一辈的作家和艺术家，象我尊重的朋友阿图尔?施尼茨勒和赫尔曼?巴
尔，总是喜欢穿着丝绒前克衫，烫着鬈发，月卷曲的头发盖着前额，或者以
与众不同的胡须式样和奇装异服，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我深信，任何想以抛
头露面来使自己遐迩闻名的人，无意之中会使自己生活着象一个“镜中人”
——用韦尔弗尔的活来说，各种姿态都要按照某种风度。而一般说来，随着
那种外表上的变化，内在的诚恳、自由和无忧无虑也就失去了。如果我今天
还能从头开始，那么我一定会用另外一个名字，一个杜撰的名字，用一个笔
名来发表自己的作品，这样我也就能一箭双雕，既能享受文学成就所带来的
喜悦，叉能享受隐姓匿名所带来的愉快生活，因为象这样一种两全其美的生
活，本身就已充满魅力和无穷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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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西山
①
在那个把我们这个世界搅得无法安生的人 崛起以前的十年，即一九二四
年至一九三三年，是欧洲相对平静的时期每当我国忆起那十年，经常怀有一
番感激之情。因为我们那一代人在此之前遭受的灾难实在太深重了，所以我
们把那相对的和平视为意外的礼物。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我们一定要在那
十年中，弥补一次大战和战后的艰难岁月从我们生活中夺走的幸福、自由与
精神财富；于是我们发愤工作，但却带着比较轻松的情绪；我们四处漫游，
进行各种尝试，我们重又发现了自己的欧洲、自己的世界。人们从来没有象
在那十年里似的进行那么多的旅行—这是不是可以说，年轻人已忍耐不
住，急于要弥补他们在过去彼此隔绝的状态中失去的东西？抑或这是一个隐
隐约约的预感：我们必须在再次遭到“禁锢”以前及时冲出狭窄的天地？
在那个时间里，我也去过好多地方，只不过那些旅行不能跟我青年时代
同日而语罢了。因为我现在在那些国家已不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了，我到
处都有朋友、有我的出版人、有一大群读者。我是作为我的书的作者去那些
国家的，我不再是从前那个隐姓埋名的猎奇者了。这给我带来不少好处。我
可以更为有效地、更加广泛地宣传那个多年来已经成为我自己毕生奋斗的理
想：争取欧洲的精神统一。我本着这样的思想在瑞士、荷兰发表演说，用法
语在布鲁塞尔的艺术官演讲，用意大利语在那座具有十三世纪艺术风格的佛
罗伦萨的历史性大厅里—米开朗琼罗和莱奥纳多?达?芬奇曾在那里就座
过—发表演讲，用英语在美洲—从大西洋此岸到太平洋彼岸的讲学途中
——发表演讲。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旅行；我现在到处都可以见到那些国
家的最优秀的人物，如同友人一般，而不必去寻找他们：但在我的青年时代
我对他们是不胜敬畏的，我从不敢给他们写一行字的信，而如今他们都成了
我的朋友。我跻身于那些通常把陌生人傲慢地拒之门外的社会圈子，我可以
①
观光圣日尔曼城区 的华丽建筑和意大利的高级宅邸，我可以看到私人的珍
藏；我已不必站在公共图书馆的出纳台旁有求于人，而是由图书馆馆长亲自
把库藏的善本拿给我看。我可以在拥有百万美元资产的古董商—如，费城
②
的罗森巴克博士—那里作客，每当小收藏家们走过这些古董商的店铺时，
总是目光羞涩。于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了所谓“上层”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奢
华。而这一切无需我向别人请求，是它们自己送上门来的。然而，难道这样
一来，我就见多识广了吗？不，我依然经常渴望我青年时代那种无人事先等
候的旅行，而且由于只身行动，一切显得更有魅力；所以我还不愿放弃过去
那种旧的旅行方式，每当我去巴黎，我就尽量避免在到达的当天通知象罗
①
歇?马丹?杜加尔 、儒勒?罗曼、杜阿梅尔、马塞雷尔这样一些最好的朋友。
我要先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随便溜达溜达，就象从前当学生时一样。我重访
原来的那些咖啡馆和小饭馆，让自己口味过去的青年时代；倘若我想写作，
① 指希特勒。
① 圣日尔曼城区 （FaubourgSt.Germain），巴黎的一个旧城区，是贵族居住之处。
② 亚伯拉罕?S?沃尔夫?罗森巴克 （AbrahamS.WolfRosenbac，一八七六—一九五二）美国书籍收藏家，
著有《不能发表的回忆录》（TheUnpublish— ableMemoirs，1917）等书。
① 罗歇?马丹?杜加尔（RogerMartinduGard，一八八一—一九五八），法国著名作家，代表作有《蒂博
一家》 （LesThiba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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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到那些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去，如布洛涅或蒂拉诺或第戎这样一些外省
的小地方。我觉得，在住过那些令人厌恶的豪华大饭店之后，住在小旅馆里，
无人知道自己的行踪，起居行动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是最舒服不过的事。
后来，尽管希特勒从我身上夺走了许多东西，但是唯有这种美好的回忆——
我曾按照自己的意愿又过了十年享有充分内心自由的欧洲式生活—是他既
不能没收，也不能从我心中磨灭的。
在众多的旅行中，有一次旅行曾使我特别兴奋，也使我受益匪浅：那就
是去往新的俄国。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的前夕，我正写着一本关于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书，当时我就为此行作准备了；可是战争的流血场面打断了我的
计划，自那之后，又有一种顾虑妨碍着我的打算。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实验，
俄国对一切有知识的人来说，成了战后最富有烃力的国家。有的人热情地赞
美它，有的人疯狂地与它为敌，但都没有确切的了解。由于宣传与同样激烈
的反宣传，没有人能清楚地知道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人们知道，那里
正在进行一些全新的尝试，不管那些尝试是善是恶，它们很可能决定我们这
① ②
个世界的未来形式。肖伯纳、威尔斯 、巴比塞、伊斯特拉蒂、纪德以及其
他许多人都去访问过那个国家，当他们回来时，有的热情满怀，有的失望沮
丧。要不是那种希望用亲眼目睹的事实来得出自己印象的想法也同样引诱着
我，我很可能不会成为一个在思想上曾非常想了解那些新事物的人。我的书
在那里流传甚广，不仅有马克西姆?高尔基为我撰写了序言的全集，而且还
有价值几个戈比的廉价小版本深入到广大群众之中。当然，我肯定会在那里
受到很好的接待。不过，仍然有妨碍我成行的因素，那就是在当时到俄国去
的任何旅行，本身就已经意味着一种表态；而且要我这个对教条主义和政治
性的事情最为深恶痛绝的人，在对一个难以预测的国家进行几个星期的一般
性观察之前就公开表示赞许或者否定，要我对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先发表自
己的判断。所以，尽管我有热烈的好奇心，却下不了决心到苏维埃俄国去。
一丸二八年初夏，我收到了一封邀请信，要我作为奥地利作家代表团的
成员到莫斯科参加纪念列夫?托尔斯泰诞辰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目的是要
我在纪念晚会上发表贺辞。我没有理由回避这一次机会，因为这是一次超党
派的活动，从而使我的访问失去政治色彩。托尔斯泰作为非暴力的信徒，不
是一个布尔什维主义者。由于我写的关于他的书已有数万册在那里流传，我
显然有权利谈谈作为作家的托尔斯泰。而且我觉得，如果所有国家的作家们
都团结一致，共同纪念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人物，那么按照欧洲人的思想方法，
这是一次重要的示威。于是我接受了邀请，而且对我如此迅速的决定也无需
后悔。因为穿过波兰的旅程就已经使我大长见识。我看到，我们的时代治愈
自己造成的创伤竟是那么快：我在一九一五年看到的那些一片废墟的加利西
亚地区的城市，现在都已焕然一新；我再次认识到，十年时间在个人的一生
中是一段颇长的旅程，而在一个民族的生存中仅仅是一瞬间。在华沙已经看
① H ?G?威尔斯（HerbertGeorgeWells ，一八六六—一九四六），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代表作有《隐身人》、
《星际战争》等。他的反战小说《勃列特林先生看穿了它》曾受到高尔基赞扬。
② 帕纳伊?伊斯特拉蒂（Panaitlsttati，一八八四—一九三五），用法语写作的罗马尼亚小说家，曾受罗
曼?罗兰的赞赏，身后名声大振。代表作有《基拉?基拉莉娜》、《安格尔舅舅》、《阿德里安?佐格拉
非的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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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交战双方的军队在这里两次、三次、四次浴血奋战的痕迹。咖啡馆里坐
着穿着时髦的妇女，十分耀眼；穿得笔挺、身材瘦长的军官们在马路上散步，
看上去更象是扮演士兵的皇家剧院的杰出演员。到处都可以感到一种意气风
发、充满信心和自豪的情绪，因为如此兴盛的新的波兰共和国是从几百年的
瓦砾堆上建立起来的。列车从华沙继续向俄国的国境驶去。大地越来越平坦，
沙上也越来越多，每到一个车站，全村的居民们穿着各种色彩的乡村服装站
在一旁，因为在当时，白天只有这唯一的一趟客车通过这里向那个禁止外人
入境的封闭的国家驶去。因此，观看一趟联结东西方世界的特别快车的洁净
车厢，在这里便成了一件大事。边境车站涅戈洛尔耶终于到了。铁轨上方高
高地悬挂着一条宽宽的血红横幅，上面是用西里尔字母写的一句口号，我不
认识，有人给我翻译说，那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从这鲜红
的横幅下面穿过，算是踏上了无产阶级的帝国—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进
入到一个新的世界。诚然，我们乘坐的列车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它是沙皇
时代的卧车，比欧洲的豪华列车还要舒适惬意，因为车厢甚是宽敞，行驶速
度也比较缓慢。我是第一次乘火车穿越俄国的国土，奇怪的是，我对这片土
地并不感到陌生，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辽阔、空旷、令人略感忧郁的
草原；草原上的小茅舍，矗立着葱头形屋顶建筑的小城镇；蓄着长胡须、一
半象农民一半象先知的男人，用善良、爽朗的笑声向我们致意，头戴花巾、
身穿白色短衫的妇女们出售着克瓦撕、鸡蛋和黄瓜。我怎么会早就知道这一
切的呢？那是由于俄罗斯文学的大师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
克萨科夫、高尔基—曾甩卓越的现实主义手法为我们描写了“民间”生活。
那些穿着肥大的白色上衣的男人们站在那里，显得憨态可掬，朴实得令人感
动；列车里的年轻工人们，有的下棋，有的看书，有的交谈，当他们说话的
时候，我虽然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我相信我明白他们的意思，我感觉到他们
身上那种青年人具有的心神不定、不能自制的精神状态，由于他们得到了要
竭尽全力的号召，年少气盛在他们身上奇异地复活了。如果说，托尔斯泰和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民众”的爱怜会在一个人的心中起到回忆的作用，那么
我在列车上就已经对这些人的单纯而又令人悲叹、聪明而又尚缺教养产生了
怜悯之情。
我在苏维埃俄国度过了高度紧张的十四天。我看、我听，有时赞赏，有
时厌倦，有时欢欣，有时生气，始终是一般介于冷与热之间的交流电。莫斯
科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那里有壮丽的红场，旁边有围墙和葱头形屋顶的
建筑，有一点儿鞑靼人的、东方的、拜占庭的奇异风格，因而也是远古俄罗
斯的风格。而红场的另一端矗立着现代化的，超现代化的高大建筑，犹如一
群陌生的美国巨人。两者格格不入，被烟熏黑的古代希腊正教的圣像和镶嵌
宝石的圣坛在教堂里影影绰绰显现，而离教堂一百步远的地方却是一口水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