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虽然也会同样使我感到不安，但却不会如此激动。使我感到十分可怕的
是，仇恨的心理已深入到外省，已深入到善良的、慈厚的老百姓中间。在以
后的几天里，我把这件事讲给我的朋友们听。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把这件事
看得十分严重。他们说：“我们法国人以前也曾嘲笑过肥胖的维多利亚女王，
可是两年以后，我们和英国结成了同盟。你不了解法国人，法国人对政治不
甚了了。“只有罗曼?罗兰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别人不同。他说：“老百姓愈
①
老实，愈容易轻信。良从彭加勒 当选以来，形势就一直不好。他的彼得堡之
行不是一次令人愉快的访问。“我们还长时间地谈论起那次夏天在维也纳召
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不过，对于这次大会，罗曼?罗兰比其他人更持
怀疑态度。他说：“一旦发布动员令，究竟有多少人坚持得住，谁知道呢？
我们都已陷入一个群情激愤，人人歇斯底里的时代。在战争中绝不能忽视这
种歇斯底里的力量。“
但是，我已经说过，这样一些优愁的短暂时刻就象风中的蜘蛛网，一吹
就完。我们虽然有时想到战争，但除了偶尔想到死以外，其他的事就想得不
多。——也想到过一些可能发生的事，不过，看来那些事还都相当遥远。这
是因为当时的巴黎实在太美了，我们自己也太年轻和太幸福了。我今天还清
楚记得儒勒?罗曼想出来的那出令人着迷的恶作剧：为了揶揄“诗坛的王子”，
我们故意拥立一个“善于思考的王子”。让一个老实巴交、头脑有点简单的
人由大学生们郑重其事地抬到巴黎伟人词前的罗丹塑像前。到了晚上，我们
象一群中学生似的在诙谐模仿的宴会上大吵大闹。繁花似锦，微风拂来，一
股甜滋滋的气息。面对这许多欢乐，谁愿意去想一些不堪设想的事？朋友之
间的交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而且在异国—在“敌对的”国家又有了新
的朋友。巴黎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无忧无虑，而且人们以自己无
忧无虑的心情欢喜自己的这座城市。我在法国的最后几天，曾陪维尔哈伦去
鲁昂，他要在那里作一次讲演。夜里，我们站在当地的大教堂前；教堂的尖
顶在月光下泛出迷人银辉—如此良辰美景，难道还只属于一个“祖国”，
① 雷蒙?彭加勒（Raymond poincare，一八六○—一九三四），法国政治家，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七日当选
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一九一四年七月前往俄 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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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不该属于我们大家？我们在鲁昂的火车站告别。两年以后，正是在这同
一个地点，一列火车—被他歌颂过的机器之一—把他辗得粉碎。他一边
拥抱我，一边对我说：“八月一日，在我的卡佑基比克再见。”我答应了，
因为我每年都到他自己的这个庄园去看他，和他一起肩并肩地翻译他的新
诗。为什么这一年就不去呢？我也和其他的朋友们无忧无虑地告别。我向巴
黎告别，那是一种漫不经心、不动感情的告别，就象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家几
个星期一样。我以后儿个月的计划是清楚的。而现在我要先在奥地利—避
居到乡间某个地方—赶写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篇稿子，这样我也就可
①
以完成《三大师》这本书了。然后再到维尔哈沦那里去：也许到了冬天，计
划已久的俄国之行可以实现了，为的是到那里去组织一个团体，以增进我们
思想上的互相了解。在我看来，在我三十二岁的那一年，一切都会顺利。在
那一年的阳光灿烂的夏天，世界显得美丽而又合乎情理；就象一片可喜的庄
稼。我热爱那个世界，为了她那个时代和更伟大的未来。
可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萨拉热窝的那一声枪响，刹那之间把
我们在其中培育生长和栖身卜居的安全而又充满理性的世界，象一只土制的
空罐似的击得粉碎。
① 《三大师》（“Drei Meister”），是斯蒂芬?茨威格发表于一九二○年的一本书，是关于三位作家—巴
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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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的最初时刻
一九一四年的夏天，即使不给欧洲的大地带来灾难，我们也是难以忘怀
的。因为我还很少经历过那样的夏天，它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花木茂繁。
我今天几乎可以说，那是最典型的夏天。一连数日，天气晴朗，湛蓝的天空，
空气湿润而又不使人感到闷热；草地上暖融融的，百花吐芳，郁郁葱葱的树
林是一片新绿。当我今天一说起夏天这个词，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一
①
年我在维也纳附近的巴登度过的七月天。那是一座富有浪漫气息的小镇，贝
多芬就非常欢喜把它选为自己的避暑之地。我之所以避居到那里去，是为了
在七月集中精力完成那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稿子，然后到我尊敬的朋友维尔
哈伦在比利时的那幢小小的乡间别墅去度过夏天的其余时间。在巴登，不必
离开那座小镇就可以欣赏自然景色。讲究实用的低矮屋舍仍然保存着贝多芬
时代的简朴和优雅的风格，零零落落地建立在小山坡上，掩映在一片美丽的
树林之中。到处都是露天的咖啡馆和餐厅。人人都可以随意和那些来休养的
愉快的客人为伍，他们有的在公园里举行庆祝游行；有的在小径寻幽。
①
六月二十九日一直是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奥地利为纪念“彼得和保罗”
而举行庆祝的日子。就在这前一天的晚上，许多游客已经从维也纳来到这里。
人们穿着浅色的夏天服装。在公园的音乐会前比肩继踵，愉快而又无忧无虑。
那一天，气候宜人，一大片栗树的上空，没有云朵，那真是喜气洋洋的日子。
大人、孩子，马上就要放假了，夏季的第一个节日仿佛已经预示了整个夏天
将无比美好；举目望去，一片深绿、处处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使人忘却了日
常生活中的一切忧愁。我当时坐在远离公园人群拥挤的地方，读着一本书。
②
我今天还记得，那是一本梅列日科夫斯基 著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
基》。我读得非常专心。不过，我还同时听得见树林间的风声、小鸟的啁啾
和从公园那边飘过来的音乐声。我一直听着那音乐的旋律，而没有觉得被打
扰，因为我们的耳朵适应能力非常强；无论是持续不断的噪声、还是喧嚣的
街道，潺潺的小河，几分钟之后就会使我们的知觉完全适应。恰恰相反，只
有一种节奏中的冷不防的停顿倒会使我们悉心注意。
所以当演奏中的音乐戛然中止时，我不由得停住了阅读。我不知道乐队
演奏的是哪部音乐作品。我只觉得音乐突然停止了。我下意识地抬起眼睛，
目光离开了书本。在树林中间散步的那一批穿着浅色衣服的人看来也有了变
化。他们也突然停止了走动，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我站起身来，看见乐师们
正在离开乐池。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公园音乐会平常要进行一个小时
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突如其来的中断必然有某种缘故，我继续向前走去，
发现激动的人群在乐池前东一堆、西一堆，正在纷纷议论一条显然令人瞠目
的消息。几分钟之后，我打听到，原来是传来一份急电，说弗朗茨?费迪南
皇储陛下和他的夫人在前往波斯尼亚检阅演习时，成为政治谋杀的牺牲品而
丧命。
① 巴登（Baden），奥地利东部城镇，位于维也纳西南二十三公里，居民两万余人。
① 彼得和保罗，是耶稣十二使徒中的两人，后被罗马皇帝尼禄在迫害基督教徒时杀害。
② E?梅列日科夫斯基 （一八六六—一九四一），俄国作家，出生宫廷官吏家庭，是俄国象征主义诗歌首
倡者之一，代表作有论著《列?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和创作》、长篇小说《亚历山大一世》等。
一九二○年流亡国外，所写诗文激烈反苏。最后死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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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这一刺杀事件，人愈聚愈多，把这一意外的消息一个传一个，但
是说实在话：从那些人的脸上看不出特别的震惊或愤慨。因为皇储根本不受
人爱戴。我今天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当有一天发现皇太子鲁道尔夫—
—皇帝唯一的儿子在马耶尔林被人枪杀时，全城的人悲恸万分，大批的人涌
向街头，想看一看灵枢，充分表现了震惊和对皇帝的同情，因为人们把他的
儿子和继承人看作是哈布斯堡皇朝中一位进步和对人极富同情的皇太子，对
他寄予极大的期望；但他却在盛年之际离去了。而费朗茨?费迪南正相反，
他恰恰缺少那种在奥地利认为无比重要的“和民众打成一片”的品性，即本
人讨人喜欢，富有魅力，善于各种形式的交际。我曾经常在剧场里观察他，
他坐在自己的包厢里，显得神气活现，威风凛凛，一双冷冰冰的发呆的眼睛，
从来不友好地看一眼观众或者用真心实意的鼓掌勉励艺术家们。从来没有人
看见他有过笑容，他的照片，没有一张姿势是轻松随便的。他不懂音乐，缺
乏幽默感，他的妻子也同样是一副阴沉沉的面孔。在这两个人的周围，气氛
是冷冰冰的。大家都知道他们没有朋友，也知道老皇帝从心眼里讨厌弗朗
茨?费迪南，因为他的皇位继承人急不可待地想得到统治权，而且还不懂得
把自己的急不可待机智地隐藏起来。我几乎有一种神秘的预感：这位脖子象
叭儿狗项颈，一样粗壮、两眼阴冷、发直的先生总有一天要带来什么不幸。
而且这也不完全是我个人的预感，而是流传全国的预感。因此，关于他被刺
的消息并没有引起深深的同情。两小时以后，再也看不到真正悲哀的表示。
人们又在那里谈天、欢笑，到了深夜，餐馆里重又演奏起音乐。在奥地利，
有许多人在那一天暗暗地舒了一口气，觉得老皇帝的这位继承人的丧命对那
位可爱得多的年轻的卡尔皇子十分有利。
毫无疑问，第二天各家报纸都登出了详尽的讣告，并对刺杀事件表示了
恰如其分的愤慨。但是完全没有暗示要利用这一事件对维尔塞亚采取政治行
动。对皇室来说，费迪南一死，首先引起的完全是另一种麻烦，那就是关于
丧葬的礼仪问题。根据皇储的身分，尤其是考虑到他是为帝国因公殉职的，
①
按理说，他完全可以在维也纳的方济各会教堂墓地—即哈布斯堡皇室的传
说陵园占一席位，可是弗朗茨?费迪南生前曾为娶他那位出身伯爵门第的肖
台克，而和皇室作过长期的激烈的斗争。肖台克虽然出身大贵族，但根据哈
布斯堡皇族四百年的秘密家法，她和费迪南不是门当户对的，她的孩子是没
有继承权的；在隆重的礼遇方面，其他皇子的夫人们强烈要求比这位皇储夫
人优先。宫廷的傲慢即便对一个死去的女人也绝不让步。怎么办？——让出
身伯爵门第的肖台克安葬在哈布斯堡皇族的陵园？不，绝不允许这样办！于
是，开始幕后大肆活动，皇子的夫人们川流不息地到老皇帝那里去。当局一
方面要求老百姓在正式场合表示深切的哀悼，可是另一方面又在皇宫里玩弄
一场充满故意的权术。象通常一样，死人总是没有理的。负责典礼的官员们
发明了一种说法：埋葬在阿尔茨台腾—奥地利外省的一个小地方，是死者
自己生前的愿望。找到了这样一个假造的、尊重死者的借口，公开向遗体告
别、出殡，以及其他一切与此有关的争执也就轻易地一笔勾销。两位死者的
棺材被悄悄地送到了阿尔茨台腾，并排埋葬在那里。一直好看热闹的维也纳
人失去了一次大好机会，他们也已开始忘却这一悲剧事件。再说，在奥地利
① 一六二二年开始在维也纳兴建的方济各会教堂墓地历来为哈布斯堡皇室的传统陵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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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的人，通过伊丽莎白皇后和鲁道尔夫皇太子的惨遭暗杀以及皇室各种成员不
体面地出逃，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想法：那位老皇帝在他的多灾多难的家族历
经磨难之后，仍将寂寞而又坚强地活下去。再过几个星期，费朗茨?费迪南
的名字和形象将会从历史上永远消逝。
可是，过了大约一周以后，报纸上又突然开始争论起来；而且各报纸的
调门愈来愈高，时间又完全一致，这就使人觉得绝非偶然。塞尔维亚政府受
到指责，说它默许了刺杀事件。文章的一半是暗示奥地利对本国—据说十
分受人爱戴—的皇储被刺绝不会罢休。人们不能摆脱这样的印象：正在准
备某项国际法律行动。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战争。无论是银行、商店、还是私
人，都依然如故。这种和塞尔维亚无休止的争吵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
们大家所知道的塞尔维亚，不就是因为它出口生猪而签定了若干贸易协定
吗？我已整理好箱子，准备到比利时去看维尔哈伦，我的稿子正写得顺手；
躺在石棺里的死了的皇太子跟我的生活有什么相干？夏天从来没有这样美
过，而且看来还会越来越美。我们大家都无忧无虑地看望着世界。我今天还
清楚记得，我在巴登的最后一天和一位朋友走过葡萄园时的情景。一位种葡
萄的老农对我们说：“象今年这样的好夏天，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过了。
如果天气一直这样好下去，那么我们今年的葡萄收成将会比任何时候都好。
人们将来还会想到今年的夏天！“
不过，这位穿着蓝色酒窖工作服的老头自己不知道，他说了一句千真万
确的活。
①
在我每年到维尔哈伦的乡间小别墅作客以前，我要先在奥斯坦德 附近的
海滨小浴场勒科 （Le Coq）度过两个星期；当时在勒科也同样是一片无忧无
虑的气氛，度假的人有的躺在沙滩的帐篷里，有的在海水里游泳；孩子们在
放风筝；年轻人在咖啡馆前的堤坝上跳舞。来自各国的人和平相处在一起。
尤其可以听到许多讲德语的人，因为邻近的德国莱茵兰年年最喜欢把自己度
暑假的游客送到这比利时的沙滩上来。唯一的打扰是大声叫喊的报童，他们
喊着巴黎报纸上的吓人标题：“奥地利向俄国挑衅”、“德国准备战争总动
员“，以兜售报纸。我看见那些买报纸的人的脸色都是阴沉沉的，不过，那
也总是几分钟的工夫，再说，我们多年来早已了解那些外交冲突，它们总是
在变得严重的最后时刻被顺利解决。为什么这一次不会这样呢？我看见那些
买报的人半小时以后重又高高兴兴地劈劈啪啪踩着海水；我看见风筝在冉冉
升起，海鸥在扑翅飞翔。和煦的阳光普照着那片和平的土地。
可是，不好的消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带有危险性。先是奥地利向塞
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接着是塞尔维亚支吾搪塞的答复，君主之间的电报往
来，最后是几乎不再隐蔽的战争动员。我也不再整天呆在那块偏僻、闭塞的
小地方了。我每天乘电车到奥斯坦德去，以便消息灵通一些；而消息却越来
越坏。海滨依然有人游泳，旅馆里依然客满，堤坝上依然有许多来消暑的客
人在散步、欢笑、聊天。不过，在这样的生活中，第一次加进了新内容，人
们突然看到比利时士兵的出现，而平时他们是从不到海滩上来的。安放在小
① 伊丽莎白 （Elisabeth，一八三七—一八九八），奥地利皇后和匈牙科女王。一八五四年和奥地利皇帝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结婚，一八九八年在日内瓦被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暗杀。
① 奥斯坦德，比利时西北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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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上的机枪由狗拉着走过—这是比利时军队的奇特之处。
当时，我和几个比利时朋友—一位年轻的画家和作家费尔南?克罗默
① ②
林克 坐在一家咖啡馆里。下午，我们是和詹姆斯?恩索尔 一起度过的。詹
姆斯?思索尔是比利时最伟大的现代画家，一个非常古怪、离群素居、性格
内向的人。饱曾为军乐队作过一些简单的、不象样的波尔卡舞曲和华尔兹舞
曲，可是他为这些作品感到的自豪之情，却远远超过对自己创作的油画。他
的画富于幻想，色彩斑斓。那天他给我们看了他的作品，这本来是他很不乐
意的事，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怪诞的想法：希望有人愿意从他那里买走一张画。
他的美梦是：把画高价售出，但同时又可以把一切保留在自己身边—朋友
们笑着这样讲给我听—因为他既贪图钱，又舍不得自己的每一件作品。每
当他脱手一张画，他总有好几天神志恍惚。这位富有天才的阿巴贡有各种稀
奇古怪的念头，使我们觉得很开心，正当这样一队用狗拖着机枪的士兵从我
们面前走过时，我们中间有一位站起身来，去抚摸那条狗。这使那个跟着的
军官非常生气。他担心对一件作战用的家伙表示如此的亲热很可能有损于军
队的尊严。我们中间的一个嘀咕说：“部队这样频繁的调动，干吗用？”可
是另一个却激动地回答说：“是得采取预防措施。也就是说，一旦发生战争，
德国人要从我们这里突破。“—“不可能！即便发生了什么事，法国和德
国互相打得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你们比利时人也可以安安稳稳地坐着！“我
非常自信地说，因为在从前那个世界里，大家还相信条约的神圣。然而我们
那位悲观主义者却不让步。他说，比利时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必然有道理，
早在几年前我们就风闻德国总参谋部有一项秘密计划：一旦进攻法国，就从
比利时突破，尽管签订有各种条约。不过，我也同样不让步。在我看来，一
方面让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到这里来悠闲、愉快地享受这个中立小国的殷勤好
客，一方面又在边境结集军队准备进攻，这是完全荒谬的。我说：“无稽之
谈！如果德国人把军队开进比利时，你们就把我吊死在那根夜灯杆子上。“
我今天还得感谢我的朋友们，他们后来没有把我这句话当真。
但是，形势危急的七月最后几天接着来到了。每小时都传来一个互相矛
盾的消息，威廉皇帝给沙皇的电报，沙皇给威廉皇帝的电报，奥地利向塞尔
维亚宣战，饶勒斯被暗杀。大家都感到形势越来越严重。一股不安的冷风突
然吹到海滩，把海滩上的人一扫而光。数以千计的人离开旅馆，向火车站奔
去。纵然是最不容易受蒙蔽的人现在也开始急急忙忙收拾箱子。连我自己也
在刚一听到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以后，就赶紧订了一张火车票，而
且也正及时。因为那次奥斯坦德快车已是从比利时开往德国的最后一趟列车
了。我们站在车厢的过道里，焦虑不安。每个人都在和另一个人说话。没有
一个人能安安静静坐在座位上或者看书。每到一站，就有人急急冲冲走下车
厢，去打听新的消息，内心却暗暗抱着希望：能有一只坚强的手把这脱缰的
命运重新拽回来。大家还是不相信这已经是战争，更没有想到会向比利时进
攻。人们之所以没有想到这一点，是因为不愿相信这种疯子开的玩笑。列车
离国境线越来越近。我们通过了比利时的边境车站韦尔维耶。德国的列车员
登上车厢。十分钟以后，我们就在德国境内了。
但是，列车在驶向德国第一个边境站赫尔倍施塔尔的半途中，突然停在
① 费尔南?克罗默休克（FernandCrommelync，一八八六—一九七 ○），用法语写作的比利时剧作家。
② 詹姆斯?思索尔 （JamesEnsor，一八六○—一九四九），比利时画家和蚀刻版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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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我们挤在车厢的中间过道向窗外望去。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一列货
车在黑暗中朝我们这个方向对开过来，敞篷的车厢用粗帆布蒙盖着。我隐隐
约约看出其中有令人不安的大炮的形状。我的心怔住了。这一定是德国军队
在向前方开拔。但也说不一定这仅仅是一种防护措施，仅仅磊用战争动员来
进行威胁，而不是战争动员本身，我这样安慰自己。人总是这样，在危急时
刻抱一线希望的意志力量是非常巨大的。终于传来了“通行”的信号，我们
的列车继续向前驶去，进入赫尔倍施塔尔车站。我一步跳下车厢的踏板，打
算去买一份报纸，看一看消息。当我准备走进候车室时，一个神色严厉的白
胡子车站职员守卫在紧闭的门前，说谁也不许走进车站的大厅。不过，我已
经听到门后面有军刀轻轻的叮当声和枪托放在地上的笃笃声。门上的玻璃被
小心谨慎地挡上了布。毫无疑问，那件可怕的事：践踏国际法的一切原则、
德国进攻比利时的军事行动—已在进行，让人不寒而栗。我重新登上车厢，
列车继续向奥地利驶去。现在是再也不容怀疑了：我正在向战争驶去。
第二天早晨就到了奥地利！每个车站上都张贴着宣布故争总动员的告
示。列车上挤满了刚刚入伍的新兵，旗帜飘扬，音乐声震耳欲聋。在维也纳，
我发现全城的人都头脑发昏，对战争的最初惊恐突然变成了满腔热情。其实，
谁也不愿要战争，各国人民不要，政府不要；这次战争原来是外交家们用来
虚张声势和作为讹诈手段的，但却违背他们自己的意图，从笨拙的手中弄假
成真。维也纳大街上走着各种队伍，突然之间，到处是旗帜、彩带、音乐。
年轻的新兵喜气洋洋地在行军，脸上非常得意，因为人们在向他们这些日常
生活中的小人物欢呼，而他们平时是没有人尊敬和庆贺的。
说实在话，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
崇高的、吸引人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尽管我非常憎恶
战争，但我今天仍然不愿在我一生的回忆中省略掉那次战争的最初几天。成
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的和平时期相处得比较好，但是从来没有象战争刚开
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一座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
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在那个时刻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
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而且觉得每个人都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
“我”融化到那火热的群众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地位、语言、
阶级、宗教信仰的一切差别都被那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不相
识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谈；多年来互相回避的人在握手；人们到处看到精神
焕发的面容，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早先
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人民中平时不
受尊敬的人得到了重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平时就是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
星期一分拣到星期六，从不间断。还有抄写员、鞋匠，他们突然之间在自己
的生活中有了另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将来有可能成为英雄。而且妇
女们已经在向每一个穿军装的人表示庆贺；那些留下来的人已事先怀着崇敬
的心情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英雄”和他们打招呼。他们承认有
一种尚不知悉的力量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推举出来。纵然是母亲们的悲伤、
女人们的害怕，在热情洋溢的最初时刻也羞于把这种最自然的感情流露出
来。不过，说不一定在那种飘飘然的感觉之中还有一种更深、更神秘的力量
在起作用。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样猛烈、那样突然，以致把人这
种动物身上暗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翻腾到表面上来，那就是弗洛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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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即要求冲破这个有法律、有
条文的正常世界，要求放纵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种暗中的力量也参与
到飘飘然的感觉之中。热烈的陶醉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
的乐趣和纯粹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古老魅力。
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
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
如虎添翼的作用。
只见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今天一代人或诗会问自己：我们怎么没
有经历过那种事？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不再象一九一四年的群众那样热
情奔放？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仅仅是严肃地、坚决地、默默地、听天由
命地服从召唤？我们当今面临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有关思想意识的战争，并不
仅仅为了边界和殖民地，难道这样一次战争不如上一次战争？难道这一次战
争不比上一次战争更神圣、更高尚？
答案是简单的：因为我们一九三九年的世界不再象一九一四年的世界那
样具备那么多让天真、老实的人信赖的东西。当时的老百姓还从不疑虑地信
任自己的权威人物。在奥地利，没有一个人敢想，最最尊敬的一国之父——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没有特别的必要，会号召人民起
来斗争；没有人敢想，如果没有凶残、狡猾、罪恶的敌人威胁着帝国的和平，
他会要求人民作流血牺牲。再说，德国人也都事先在报纸上看到过自己的皇
帝致沙皇的电报，在那些电报中，他一再声称要为和平而斗争。当时每一个
普通人还都非常尊敬“最高级人物”、大臣们、外交家、以及他们的判断和
诚实。如果发生了战争，那么这只能是违背他们自己政治家的意愿的事；那
些政治家自己不可能有过错。全国没有一个人有一丁点儿过错。也就是说，
发动战争的罪犯必定是在别的国家。拿起武器是一种自卫，是针对卑鄙阴险
的敌人的一种自卫。敌人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就“突然袭击”和平的奥地利
和德国，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情况则不同，在整个欧洲已经没有这种对自己
政府的诚实或者至少是能力近乎宗教般的信任。自从人们愤怒地看到外交活
动怎样在凡尔赛背叛一种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以来，人们就瞧不起外交。外交
家们怎样无耻地用许诺裁军、许诺不搞秘密外交来欺骗各国人民，对此各国
人民记得太清楚了。从根本上来说，一九三九年的人不敬重任何政治家。没
有人把自己的命运信任地托付给他们。一个最不起眼的法国筑路工人可以讥
①
诮达拉第 。在英国，自从慕尼黑协定—提出所谓“为了我们这一代和平”
——以后，没有人再相信张伯伦的远见。在意大利，在德国，群众恐惧地眼
皇着墨素里尼和希特勒：不知他又要把他们推向哪里？当然，他们不能反抗，
因为这是关系到祖国的事。于是，士兵们拿起枪杆，妇女们让自己的孩子出
发，但是不再象从前那样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念：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服
从，但不会欢呼。人们走向前线，但不再梦想当英雄。各国人民和每一个人
都已经感觉到，他们只不过是牺牲品，不是为了世界上愚蠢的政治，就是为
了那不可捉摸的凶恶的命运威力。
而在一九一四年，广大群众享受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和平，他们对于战争
① 爱德华?达拉第 （Edouard Daladier，一八八四—一九七○）.法国政治家，一九三八年三月至一九四○
年三月任法国总理兼陆军部长。一九三八年九月同张伯伦一起签订慕尼黑协定，对希特勒德国实行绥靖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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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知道些什么呢？他们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事先几乎从来没有想
到过战争。在他们看来，战争是奇遇，恰恰是因为离得遥远，从而赋予战争
一种英雄色彩和浪漫色彩。他们还是始终从教科书和美术馆绘画的角度看待
战争：穿着锃亮戎装的骑兵在进行眼花缭乱的交战；致命的一枪总是击穿心
脏中央；壮烈的牺牲，而全军在嘹亮声中胜利前进—所以，在一九一四年
八月，新兵们笑着向母亲们高声喊道：“圣诞节我们又回到家了。”当时，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谁还记得起“真正”的战争是什么样？至多有几个
参加过一八六六年反普鲁士战争的自发老人记得起来。不过，那是一次速战
速决、流血不多、距今遥远的战争。整个战役三个星期就结束，也没有多少
牺牲，刚刚喘口气的工夫—而这一回，普鲁士又是奥地利的同盟国。在普
通人的想象中，一九一四年的战争被描绘成这样：一次浪漫色彩的短途旅行，
一场热烈的、豪迈的冒险。甚至有一些年轻人真的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一生
中这件美妙和令人兴奋的事。因此他们急急忙忙地跑去报名参军，在开往葬
身之地的列车上欢呼、唱歌。整个帝国的脉管里都激荡着鲜红的血液，头脑
发热，希望急切。但是一九三九年的这一代人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不
再自己骗自己。他们知道战争将延续许多年，一生中的这段时间是无法弥补
的。他们知道，向敌人冲锋的时候不会戴着橡树叶和彩色绸带，而是在战壕
和营地一呆就是几个星期，全身长满虱子，渴得要死。他们知道，还没有见
到敌人，就被远处射来的枪炮击得粉碎和打成残废。他们从报纸上、从电影
里事先就知道消灭人的残酷的新技术、新手段。他们知道，巨大的坦克在前
进的道路上会把伤员辗成肉酱，飞机会把睡在床上的妇女和儿童炸得粉身碎
骨。他们知道，一九三九年的一场世界大战由于它的灭绝人性的机械化，要
比人类以往的历次战争卑劣、残忍、非人性一千倍。在一九三九年的那一代
人中，已没有一个人还会相信战争中有上帝所希望的正义性。更糟糕的是，
他们再也不相信通过战争而争得的和平会有正义性和持久性。因为他们对上
次战争所带来的一切失望记忆太清楚了。战争所带来的不是致富，而是贫困
化，不是满意，而是怨恨；带来的是饥谨、货币贬值、动乱、公民自由的丧
失、对别的国家的奴役、一种令人头疼的不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诚然，还有这样一种区别。一九三九年的故争具有一种思想意义。这场
战争关系到自由，关系到保存一种精神财富，是为了一种思想而斗争。这就
使人变得坚决、矢志不移。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则不同，它不知道要从现实中
得到些什么，它只是为一种幻想效劳，即，梦想建立一个更美好、正义与和
平的世界。而且只是那种幻想，而不是知识使人觉得参加战争是一种幸运。
当时的炮灰象喝醉酒似的欢呼着向葬身之地走去，钢盔上戴着花环和橡树
叶，大街上人声鼎沸、灯光明亮，象过节似的。
我自己没有陷入那种爱国主义的一时狂热，这绝不能归功于我特别的冷
静或者看问题特别清楚，而应该归功于我在此以前的那段生活。两天前，我
还在“敌国”呆过，而且我深信不疑比利时的广大群众和我们自己的同胞一
样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对战争毫无所知。此外，我长期过着一种世界性的
生活，要我一夜之间突然憎恨另一个世界，这是做不到的，因为那个世界就
象我自己的世界一样，也是我的祖国。多年来，我就对政治表示怀疑，而且
恰恰是最近几年，在我和法国朋友、意大利朋友的无数次谈话中讨论过发生
一次荒谬战争的可能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事先就打了预防针，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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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四处蔓延的那种爱国主义热情，而且我已准备好，面对那战争初期的狂热
病，仍然决心绝不动摇自己的信念：经过一场由笨拙的外交家和残忍的军火
工业家导致的兄弟之战以后，欧洲必然会统一。
因此，在我的内心，从战争的最初一刹那起，就已肯定要当一个世界公
民；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要坚持正确的立场是比较困难的。虽然我当时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