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岁，但是暂时还不用服任何军役，因为所有的服役检查都说我不合格，
对此我当时真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因为第一，这种落选替我省下了白白浪费
在无聊地当一年兵的时间，此外，我觉得，在二十世纪去练习掌握杀人的凶
器，是罪恶的时代性错误。对坚守自己信念的我来说，正确的态度应该是，
在一次战争中宣布自己为“拒服兵役者”。但这在奥地利是要受到严厉惩罚
的（和英国的情况相反），而且敢这样做，要求有一种真正为信仰而牺牲的
坚定气节。而我本性缺少这种英雄气概—我今天不羞于公开承认这种缺
点，在一切危险场合，我始终自然而然地采取回避态度。而且不仅仅是由于
这一点，我得受人指摘，说我不坚定。也许这种指摘有道理吧。鹿特丹的伊
拉斯谟—我崇敬的师傅，在一个我们今天不熟悉的世纪里也经常受到这种
指摘。另一方面多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在那样一个时代，一直等到别人
把他从自己的黑暗中挖出来，并把他扔到一个不该他去的地方，这也是不好
受的。所以我四处寻找一项我多少能干点什么而又不是煽动性的工作。在我
的朋友中有一个是军事档案馆的较高的军官，这使我有可能被安插到那里
去。我得干图书馆工作，我的语言知识在这方面有用，或者帮助修改某些要
公布的告示—当然，这不是什么炫赫的差使—我今天愿意这样承认。不
过，我个人觉得，这项工作要比一个俄国农民用刺刀戳进肚肠来得合适。而
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于完这件不太紧张的工作之后，我还可以干另一
件在我看来战争期间最最重要的工作：为今后的互相谅解工作。
我在维也纳自己朋友圈子内的处境要比这职务上的处境更困难。我们作
家中的大多数人很少受到关于欧洲的教育，完全是在德意志的视野内生活。
他们以为鼓动群众的热情和用富有诗意的号召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美化
战争打基础，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贡献。几乎所有的德语作家，以霍
普特曼和戴默尔为首的御用文人，相信自己的责任是，就象古老的日耳曼时
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激励奔赴前线的战主要有牺牲的热情；把必要的死亡
和战争的胜利唱成和谐一致的诗歌，在当时层出不穷。作家们郑重其事地发
誓，他们再也不和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搞文化合作。更有甚者：一夜之
间他们拒不承认有史以来就有一种英国文化、法国文化。对德意志人的气质、
艺术、性格来说，他们的文化都是微不足道和没有价值的。更恶劣的是学者
们的活动。哲学家们突然之间除了把战争解释为能振奋各国人民力量的“洗
礼“以外，不知道还有别的高论。医生们也和他们站在一边，他们热烈夸奖
补形术的优越，好象有人喜欢把自己的一条腿截去，用假肢代替健康的腿。
各种教派的教士也同样不甘落后，参加到这大合唱中来，有时候我仿佛听见
一番神经错乱的人在狂吼。而正是这些人，一个星期前、一个月前，我们还
十分赞赏他们的理智、他们的创造力、他们的人性立场。
但是，这种疯狂最使人震惊的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诚实正直的。
大多数人有的年事太高，有的体力不支而不能服军役，他们诚心诚意地认为
卧己有责任干一种辅助性的“工作”。他们觉得，他们以前所创作的一切，
对不起语言界，因而也对不起人民。所以，他们现在要通过语言来为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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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效劳，让人民听到自己想要听的声音：在这场斗争中，正义完全在自己
这一边，非正义在别人那一边。德国必胜，敌人惨败—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他们这样干，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
者。诚然，当最初的热情渐渐消失后，其中有些人很快尝到了苦头，感到自
己说的话非常恶心。但在那最初几个月里，听得最多的是，说某某人喊得最
凶。于是，彼此双方都有人在一片鼓噪中呐喊和唱赞美歌。
我觉得，在这种如此真诚、同时又是十分荒唐的狂热中，最典型、最令
①
人震惊的事例，莫过于恩斯特?利骚 。我和他很熟。他写一些短小精悍的诗，
而且是我想得起来的心肠最好的人。我今天还记得，他第一次来看我时，我
不得不咬紧嘴唇，免得笑出来。在我原来的想象中，这位抒情诗人一定是细
长、瘦骨嶙峋的年轻人，就象他写的洗炼有力的德语诗一样。
他的诗追求非凡的简洁。可是当他走进我的房间时，摇摇摆摆，胖得象
只桶，红光满面，下巴不是两层，而是四层，是一个小矮胖子，他精力充沛、
充满自信，说话结巴得厉害。他完全沉湎在诗歌之中，一再引用自己的诗句
而不能自制。不过，他的所有这些可笑之处，反倒使大家喜欢他，因为他热
心、正直、友好，而且对自己的艺术有一种几乎着了魔似的献身精神。
他出身于一个殷富的德国家庭，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一威廉文科中学受
过教育，也许是我认识的最普鲁士化或者说被普鲁士彻底同化的犹太人。他
不说任何别的语言，也从未离开过德国。德国对他来说就是世界。越是德意
① ②
志的国粹，他就越热衷。约克 、马丁?路德、施泰因是他少目中的英雄。
德国自由战争是他最爱写的主题。巴赫是他音乐中的上帝。尽管他的手指又
短又胖，象海绵似的，但是弹巴赫的乐曲却非常出色。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德
国抒情诗，没有人比他更热爱德国语言，为之迷醉。但是象许多犹太人一样，
他的家庭是后来才进入德国文化界的。他比最虔诚的德国人更信赖德国。
当战争爆发以后，他于的第一件事是急急忙忙赶到兵营，报名当一名志
愿兵。但是我今天仍能想象，当这个胖子气喘吁吁爬上楼梯时，那些上士和
列兵会笑成怎样。他们很快把他打发走了。利骚非常沮丧。但是正象其他人
一样，他现在至少要用诗歌为德国效劳。对他来说，德国报纸和德国战报所
报道的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的国家遭到了突然袭击，完全象威廉街
①
导演的那样，最坏的罪犯是那个背信弃义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 爵士。英国，
是进攻德国和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他把这种感情表现在一首题为《憎恨英
国》的诗中，这首诗—我今天手头没有这首诗—用简洁明了、印象深刻
的诗句煽起对英国的仇恨，发誓永远不原谅英国的“罪行”。不久就出现一
种灾难性的情况，说明要煽起仇恨是多么容易 （那个肥胖、矮小、昏了头的
犹太人利骚事先学了希特勒的榜样）。那首诗就象一枚炸弹扔进了弹药库。
也许在德国从来没有一首诗象那首《憎恨英国》那样如此迅速传遍全国——
① 恩斯特?利骚 （Ernst Lissauer，一八八二—一九三七），德国抒情诗人和剧作家，一九一四年以发表
一首题为《憎恨英国》的诗而名噪一时。
① 汉斯?约克?冯?瓦登堡 （Hans Yorck von Wartenbutg，一七五九—一八三○），普鲁士陆军元帅。
② 施泰因帝国男爵 （Heinrich Friedrich Karl 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 Stein，一七五七—一八三一），德
国政治家和普鲁士改革家。
① 爱德华?格雷 （Edward Grey ，一八六二—一九三三），一九○五年至一九一六年任英国外交大臣，
一儿一四年竭力唆使法、俄与德开战，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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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是《守卫在莱茵河畔》也没有如此迅速。德国皇帝深受感动，授予利骚
一枚红色的雄鹰勋章。各家报纸都转载了那首诗：教师们在学校里把它念给
孩子们听。军官们走到前线，把它朗诵给士兵们听，直至每一个士兵能把那
仇恨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这还不够。那首小诗被配上乐曲和改编成大合唱，
在剧场演出。不久，在七千万德国人中再也没有一个人不从头至尾知道《憎
恨英国》那首诗的。不久，全世界都知道那首诗—当然，没有太多的热情。
一夜之间，恩斯特?利骚红得发紫，享受到一名诗人在那次战争中的最高荣
①
誉。当然，那种荣誉后来就象一件内萨斯衬衣 把他焚毁。因为战争刚一过去，
商人们又想要做生意，政治家们真诚地为促进互相谅解而努力，人们想尽一
切办法要抛弃那首要求永远和英国为敌的诗。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大家把
可怜的“仇恨的利骚”斥之为当时鼓吹疯狂的歇斯底里仇恨的唯一罪人。其
实，一九一四年的每一个人都有那种歇斯底里仇恨的份。每一个在一九一四
年赞美过他的人到一九一九年都明显地不理他了。报纸不再发表他的诗作。
当他在同伴中间露面时，立刻出现难堪的沉默。后来，这位孤独者被希特勒
赶出他全心全意为之献身的德国，并且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是那首诗的悲惨
的牺牲品，那首诗曾把他捧得很高，为的是以后把他摔得粉碎。
当时所有的人都和利骚一样。我不否认，他们—那些作家们、教授们、
当时突然冒出来的爱国者们—的感情是真诚的，并且真心实意地认为要于
点什么。但是，过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已经可以看出，他们对战争的赞美和
放纵的仇恨心理酿成了何等可怕的恶果。所有参加战争的各国人民在一九一
四年全都处于亢奋的状态。最恶毒的谣言立刻就会变成真的，最荒诞的诽谤
有人相信。在德国，会有几十个人在一起发誓，说他们就在战争爆发前，亲
眼目睹装着黄金的汽车从法国驶向俄国。在每次战争开始后的第三天或第四
天很快就会传开的挖眼睛、斩手肢的童话充斥各种报纸。是呀，那些把这类
谎言传开的不知情者，他们并不知道，用各种可以想得出来的暴行来谴责敌
方的士兵—这种伎俩本身也是一种战争手段，就象弹药和飞机一样。他们
不知道，每次故争开始的最初几天通常都能从报刊上看到这种伎俩。战争和
理性与正常的。感情是不相通的。它需要感情的冲动，它需要有为自己事业
奋斗的热情和对敌人的仇恨。
话又说回来，强烈的感情不会无限持久，这是人的本性。个人如此，一
个国家和人民也是如此。这一点军事当局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它需要人为的
煽动，需要不断地给人服“兴奋剂”，而这种刺激工作应该由知识分子——
诗人、作家、新闻记者来做。他们做这种工作时，有的心安理得，有的问心
有愧，有的出于真诚，有的例行公事。他们既然敲起了仇恨的战鼓，那么就
得使劲地一直敲到每一个不抱成见的人耳朵直响、心脏打颤。无论是在德国，
还是在法国、意大利、俄国、比利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顺从地为“战
争宣传“服务，以此来鼓动群众的战争狂热和战争仇恨，而不是与之斗争。
后果是严重的。当时，由于宣传部门在和平时期还没有变得声名狼藉，
各国人民尽管大失所星，但是仍然相信报上登的一切都是真的。所以，最初
几天那种纯粹、美好、勇于牺牲的热情渐渐转变为一种最恶劣、最愚蠢的感
情的放纵。人们在维也纳和柏林、在环城大道和弗里德里希大街和法国与英
① 希腊神话中染有半人半马怪兽内萨斯的毒血的致命衬衣，后被萨拉克勒斯所误穿，比喻带来灾难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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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作斗争”要方便得多。商店上的法语和英语招牌必须取消，甚至“纯洁
的少女“（Englischen Fraulein）修道院的名称也不得不修改，因为人民已
慷慨激昂，殊不知此处的“Englisch”（天使的、纯洁的）乃是“天使”（Engel）
之意，而不是指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些老实巴交的生意人在信封上贴上或者
盖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字样。社交界的妇女们发誓（并写信给报纸），她
们一辈子不再说一句法语。莎士比亚被赶出德国舞台。莫扎特和瓦格纳被赶
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的教授们声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
们声称，贝多芬曾是比利时人。他们肆无忌惮把精神文化财富象粮食和矿砂
似的从敌国抄来。那些国家成千上万的公民每天在前线互相残杀，这还不够。
他们还互相在后方辱骂、中伤敌国已经死去的伟人—他们默默地在自己的
坟墓已经躺了几百年了。这种精神失常越来越荒唐。从未走出过自己住的城
市和上完学以后再也没有打开过地图册的厨房里的厨师相信，如果没有“桑
夏克“（波斯尼亚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奥地利就无法生存。马车夫在大街
上争论：应该向法国提出哪些战争赔偿，是五百亿还是一千亿，而他们并不
知道十亿究竟有多少。没有一座城市，没有一个社会阶层不陷入那种可怕的
仇恨的歇斯底里之中。传教士们从祭坛上说教，一个月前还把军国主义谴责
为最大犯罪的社会民主党人聒噪得比其他人都厉害，为的是遵照威廉皇帝的
话不当“卖国贼”。那是无知的一代人的战争，恰恰是各国人民一味相信自
己一方事业的正义性，成了战争的最大危险。
在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星期，要想和某个人进行一次理智的
谈话，渐渐地成为不可能了。最爱好和平、心地最善良的入，也象喝醉了酒
似的两眼杀气腾腾。我始终以为是坚定的个性主义者和甚至是思想上的无政
府主义者的朋友们一夜之间都成了狂热的爱国者，而且从爱国主义者变成贪
得无厌的兼并主义者。每次谈话都是用这样一些愚蠢的陈词滥调结束，诸如：
“谁不会恨，谁也就不会真正的爱。”或者表示无端的怀疑。多年来我从未
和他们发生过争论的同伴们很不客气地责备我，说我不再是奥地利人，说我
应该到法国或者比利时去。是呀，他们甚至审慎地暗示，他们原本应该让当
局知道我的观点，诸如战争是一种罪行，因为“失败主义者”是祖国的最严
重的罪犯—“失败主义者”这个漂亮的词也同样在法国发明。
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在别人头脑发热和乱嚷嚷的时候，隐居到自己的内
心和保持沉默。当然，这是不容易的。因为纵使自我流亡到国外，也不见得
比孤身一人生活在祖国坏多少—我对此在当时就有充分认识。在维也纳，
我和原来的老朋友们已经疏远，找新朋友，当时还不是时候。只有莱纳?马
利亚?里尔克有时还可以和他谈谈心。他也同样在我们偏僻的军事档案馆服
役，因为他的神经是如此脆弱，任何肮脏、气味、嘈杂都会使他的神经感到
真正的难受。他是绝对不能当兵的。当我今天想起他穿着军装的那副样子，
我总是忍俊不禁。一天，有人敲我的门。一个士兵畏畏缩缩地站在那里。我
猛地一怔：是里尔克！穿着军装的莱纳?马利亚?里尔克！他看上去非常笨
拙，脖子被衣领束得紧紧的，完全被这样一个念头弄得心慌意乱：他得随时
把靴子猛地并拢向任何一个军官致敬。因为他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即使对那
些微不足道的陈规陋习他也是要模范地遵守，所以他始终处于张皇失措的状
态。他轻声地对我说：“自从上完军事学校以后，我就一直讨厌这套军服，
我想，我再也不用穿它。可是现在，到了快四十岁的时候，又把它穿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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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肯帮忙的人保护了他，不久一次有利于他的健康检查使他免于服役。他
又来看过我一次，是来告别的，这一次重又穿起平民服装。他走进我的房间
的时候简直象飘进来一样（他的走步总是那样难以形容的轻），他说，他还
要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曾通过罗曼。罗兰设法要把他在巴黎被没收的图书
救出来。他第一次看上去不再年轻了，仿佛是对恐惧的思想使他精疲力竭。
他说：“如果只能到国外去，那么就到国外去！战争始终是监狱。”然后他
就走了。我又再次成了孤独一人。
几个星期以后，为了躲避那种危险的群众变态心理，我坚决地迁居到维
也纳的一个郊区，以便在战争期间开始我自己个人的战争：向利用当时群众
的热情背叛理性的行为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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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思想上的团结而奋斗
然而隐居到郊区也没有用。气氛仍然是压抑的。从而使我意识到，在对
方粗野咒骂的时候，仅仅采取消极态度、不参与其事是不够的。再说，我毕
竟是作家呀，只要在一个有审查制度的时代被允许的范围之内，我就得说话，
而且也有责任表示自己的信念。我试着这样做了。我写了一篇文章，题名为
《致外国的朋友们》，在文章里，我和另一些人的仇恨宣传截然不同，公开
表示，为了一有机会就与所有在外国的朋友们一起为重建欧洲文化而工作，
即使现在还不可能取得联系，我也将保持着对他们的忠诚。我把这篇文章寄
给了一家当时读者最多的德国报纸——《柏林日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它竟然不加删节毫不犹豫地将全文刊登出来。只有那一句活—“不管胜利
属于谁“—成了审查制度的牺牲品，因为哪怕只要稍微怀疑一下德国在那
次世界大战中必然胜利，在当时也是绝不允许的。不过，即使没有这种限制，
那篇文章也已给我招来若干封超爱国者们的愤怒信件，他们说，他们不理解
我怎么能在这样的时刻和那些卑鄙下流的敌人为伍。这并没有使我非常伤
心。我一生中从未有过要求别人皈依我的信念的企图。能够把这种信念表示
出来，而且是清楚明白地表示出来，我就满足了。
十四天之后，我几乎已经把那篇文章忘却了，忽然收到一封贴着瑞士邮
票、并盖有经过检查印记的信，从熟悉的笔迹来看，我就知道是罗曼?罗兰
的信。他肯定念过了我写的那篇文章，因为他在信中写道：“不，我永远不
离开我的朋友们。“我立刻明自了，这寥寥几行字是试图证实一下，在战争
期间和一个奥地利的朋友建立通信联系是不是可能。我很快给他写了回信，
从此我们就互相按时通信，这种通信后来继续了二十五年之久，直到第二次
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残暴—中断了国与国之间的任何联系时
为止。
看到那封信，是我一生中巨大的幸福时刻之一：它象一只白鸽从住着乱
吼、乱踩、疯狂兽群的诺亚方舟飞来。我不再感到孤独，而终于又和相同思
想的人联系在一起。我觉得我受到罗曼?罗兰泰然自若的坚强意志的鼓舞。
因为我知道罗曼?罗兰在国界的那一边是怎样非凡地保持着自己的人性！他
找到了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是诗人在那样的时代，一个作家应该选择
那样的道路：不参与破坏、残杀，而是以沃尔特?惠特曼为伟大榜样—惠
特曼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曾做过男护士—参加援助与人道工作。罗曼?罗
兰住在瑞士，由于身体时好时坏，不能参加任何战地工作战争爆发时，他立
刻在日内瓦参加红十字会，每天都在红十字会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做那件了不
起的工作，后来，我曾在一篇题为 《欧洲的心脏》的文章里对他所作的工作
公开表示感谢。在最初几个星期残酷的血战之后，任何联系突然中断，各个
国家的家属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儿子、兄弟、父亲是阵亡、是失踪，还是被俘；
他们不知道向谁去打听，因为从“敌人”那里是得不到任何消息的。有的人
因不知道亲人的命运而备受折磨。红十字会就在那恐怖和残酷的时刻承担起
这项至少可以减轻人类最大痛苦的任务。红十字会设法从敌对国家那里把被
俘人的信件带到故乡。当然，筹建了数十年的这个组织没有接受过如此广的
范围和几百万人的问题。每日每时都得增加来帮助工作的志愿人员。因为对
家属来说，那种痛苦的等待消息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每天寄来的信函，
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底已达三万件，于是，最后竟有一千二百人一起挤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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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瓦的小小的拉特博物馆里为处理和答复每天的邮件而工作。在他们中间就
有作家中最富于人性的罗曼?罗兰，他没有只顾自己去搞自己的工作但是他
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另一种责任，艺术家的责任，即表示自己信念的责任，尽
管这样做，是对自己国家的一种抗拒，甚至是对正在进行俄争的整个世界的
反悖。一九一四年秋天，当大多数作家已经在仇恨中叫喊得声嘶力竭并互相
攻仟和辱骂时，他却写出了那篇值得记念的《超脱于混战之上》的自白文章，
他在文章中抨击了国家之间精神上的仇恨，要求艺术家们即使在战争中也要
主持正义与人道。当时，还没有一篇别的文章象他这篇文章似的招来各种议
论，并引起整个文学界的分裂：有的反对，有的赞成。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的一点好处是：当时舆论还
有力量，舆论还没有被有组织的谎言，即“宣传”所扼杀。人们还听写出来
的话，这也是他们期待着想听到的话。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没有一个作家的
话会起一丁点儿作用—不管是好，是坏。时至今日，还没有一本书、一本
小册子、一篇文章、一首诗能打动群众的心灵或直接影响他们的思想，但在
一九一四年，一首象利骚的十四行诗《憎恨英国》，一项如“九十三名德国
知识界人士“的愚蠢宣言，以及象罗兰的《超脱于混战之上》一篇八页的文
①
章，或者一部如巴比塞 的长篇小说《火线》，这些都可能成为当时的大事。
当时世界的道德良心也没有象今天这样衰竭、干涸，它会以几百年来传统信
念的全部力量对任何公开的谎言、对任何践踏国际公法和破坏人道主义的行
为作出强烈反应。自从希特勒把谎言变成真理、把违反人道变成法律以来，
象德国向中立的比利时进攻这样违背公理的事，在今天几乎已不会再受到严
②
厉谴责，可是在那个时候还能激起全世界的愤怒。枪杀卡维尔护士，用鱼雷
③
炸沉“卢西塔尼亚号”，都由于激起了道义上的普遍愤慨，而使当时德国受
到的打击比一次失败的战役还要沉重。在那个时候，人的耳朵与心灵还没有
被那些不断从收音机里传出来的胡说八道的波浪淹没，文豪、作家的讲话绝
不是无济干事的，恰恰相反，一个伟大文豪主动发表的宣言的影响比那些政
治家们所有公开演说的影响要大上千倍。人们知道，政治家们的演说是针对
时局的策略，是政治的需要，至多只有一半真话。那一代人相信文豪是代表
纯粹思想观点的最优秀的公民，因此对于文豪的想法寄于无限的信任—当
然，以后是非常失望。正因为军人、官方机关知道文豪的这种威望，他们便
企图把一切有道德、有威望的人当作他们煽动宣传的工具：他们应该声明、
表态、证实与发誓，一切非正义的坏事都在别人一方，一切正义、真理都属
于自己的国家。可是罗曼?罗兰却没让他们得逞。他认为自己的任务不是去
进一步毒化用一切煽动手段制造的十分郁闷的仇恨气氛，而是相反，去净化
它。
如果谁今天再去重读那篇长达八页的著名文章《超脱于混战之上》，很
① 昂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一八七三—一九三五），法国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法共党员。以
写诗开始文学生涯，第一本诗集《哭泣的女人》，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火线》是他的名
作，使他于一九一六年获龚古尔文学奖。他在一次大战中持反军国主义的革命立场，此后，在二三十年代
反战、反法西斯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
② 伊迪丝?卡维尔 （Edith Cavell，一八六五—一九一五），英国护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家喻户晓的女
英雄，由于在比利时协助协约国军人出逃而被德 国占领当局处死。
③ 英国游轮，因运禁品和军火，一九一五年五月被德国潜艇击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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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再理解它当时的广泛影响：但是，如果用冷静、清醒的头脑去读，那
么就会发现，罗曼?罗兰在文章中，所说的一切其实是非常简单的道理。然
而那些话是在一个今天几乎无法再现的群众精神发狂的时代说的。当那篇文
章发表时，法国的超级爱国者们立刻叫喊起来，仿佛他们的手突然碰到了火
红的铁块。一夜之间，罗曼?罗兰遭到了他最好的朋友们的抵制，书商们也
不敢再把《约翰?克利斯朵夫》陈列到橱窗里，正需要用仇恨来刺激士兵的
军事当局已想出针对他的措施，小册子一本接着一本出来了，提出的论点是：
“在战争期间，祖国失去了人类所取得的一切。”不过，象往常一样这种叫
嚷无非证明了受到的打击是沉重的。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态度问题
的讨论已无法阻挡，这个问题，已无可回避地提到了每个知识分子的面前。
在我的这些回忆中，最使我感到遗憾的，莫过于罗曼?罗兰在那几年给
我的信眼下不在我手里；它们很可能在这次新的战争浩劫中被销毁或者遗
失，每想到此，我就觉得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压在身上。因为我非常喜欢他
的作品，我认为，人们以后可能会把那些信件列入最美、最富人性的作品。
那些作品是他当时伟大的心灵和热情的洞察力的结晶。他是出于无限的同情
和无比的愤慨给国界那边的一位朋友—但从官方来说是“敌人”—写那
些信的。那些信件也许是在一个理智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忠于自己的思想需
要极大勇气的时代中最深刻感人的道德纪录。一个积极的建议不久便从我们
这种友好的信札往返中产生出来：罗兰倡议，应该将各个国家最重要的文化
名人邀请到瑞士来，共同举行一次会议，以便取得一个统一的、比较恰当的
立场，甚至可以本着互相谅解的精神向全世界发表一份观点一致的呼吁书，
他说，他可以从瑞士邀请法国和外国的思想界名人参加，而我应该趁我们自
己的和德国的作家和学者还没有由于公开的仇视宣传而丧失名誉时从奥地利
进行试探。我立即开始投入工作。当时德国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盖
尔哈特?霍普特曼。为了让他在参加不参加会议的问题上不感到为难，我不
想直接和他联系。于是我写信给我们都认识的朋友瓦尔特?拉特瑙，请他私
下询问一下霍普特曼的意思。可是拉特瑙拒绝了—我也从未知道霍普特曼
是否知道这件事—拉特瑙说，现在不是建立文学艺术界和平的时候。这样，
我的努力也就彻底失败了。因为当时托马斯?曼是站在另一个阵营，并且刚
刚在一篇论述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文章里维护德国的官方立场。里尔克，我知
道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但他基本上不参加任何公开的联合行动。早先是
社会主义者的戴默尔抱着幼稚可笑的爱国自豪感在自己的信上用“戴默尔少
尉“签名。至于霍夫曼斯塔尔与雅各布?瓦塞尔曼，有人在私下交谈时告诉
我，不能算上他们。这么说，从德国方面来看是没有多大希望了。在法国，
罗曼?罗兰遇到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那是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为时
尚早，对后方的人来说，战争还离得太远。我们仍处于孤立的状态。
孤立，但并不完全孤立。通过信件的来往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收获：初步
了解到几十个人的情况，从他们的心来说，可以算在我们这一边，他们虽然
身处中立国或交战国，却和我们有着共同的想法；我们能够互相关注交战双
方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在某种程度上得出一致的观点是不成问题的，而
且可能还会有新来的人赞同这种观点—起初犹豫不决，但随着时代的压力
越来越大，他们也就会越来越坚强。这种并不是完全生活在一片荒漠中的感
觉给我以勇气常常写文章，以通过对事情作出回答和反应来让一切和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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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的孤立的人和隐居的人站出来，我不时给德国与奥地利的大报写稿，从
而获得了一块重要阵地。当局原则上是反对的，但并不可怕，因为我从来不
涉及敏感的政治，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对所有的文学家是极其尊敬的，
如果我今天浏览一遍我当时悄悄地塞到最广泛的公众手中的文章，我就不能
不对奥地利军事当局的大度表示我的故意。我竟可以在世界大战进行之中热
烈赞誉和平主义的创始人贝尔塔?冯?苏特纳，是她把战争指责为犯罪的犯
罪；我还把巴比塞的《火线》在奥地利的一家报纸上作了详细的介绍。我们
要想在战争期间把那种不适对宜的观点介绍给各阶层的广大群众，我们当然
得想出一套办法来。为了说明战争的残酷和后方的漠不关心，自然有必要在
一篇向奥地利介绍《火线》的文章中特别强调一个“法国”步兵的痛苦。不
过，几百封从奥地利前线来的信件向我表明，我们的步兵对自己的命运也认
识得十分清楚。选用的办法还有：为了说出我们的信念，我们佯装互相攻击。
①
比如我的一个法国朋友在《法兰西信使报》中反驳我的文章《致外国的朋友
们》；他用这种所谓的论战将我的文章全文翻译印出，然后成功地把它传到
法国，在那里，每个人都能读到它 （这就是目的）。我们用这种方法互相打
着闪光的信号灯。后来，一件小事向我表明，我们这种信号的传递是多么默
契。当意大利于一九一五年向它早先的盟友奥地利宣战时，我们那里顿时掀
起一阵仇恨的浪潮。意大利的一切都受到责骂，有一次，偶然出版了一本由
一位名叫卡尔?波埃里奥的意大利青年写的回忆录，他是十九世纪意大利统
一运动时期的人，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一次他去访问歌德时的情景。为了在那
仇恨的喧嚣声中证明意大利人和我们的文化早就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我故意
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位意大利人访问歌德》，因为那本书是由贝内代
②
托?克罗切 写的序言，我便在文章中顺便说了几句向克罗切表示崇敬的话。
在一个不许赞扬敌对国家的作家或学者的时代，对一位意大利人说出表示钦
佩的话，这在奥地利无疑是一种明显的示威，而它在国界以外是会被理解的。
①
当时在意大利还是部长的克罗切后来有一次跟我说：部里的一位并不懂德语
的职员是怎样惊慌失措地告诉他，在战争对方的大报上有反对他的文章（因
为那个职员想，在那个时候报上点名，只能是敌意）。克罗切叫人拿来《新
自由报》，先是大吃一惊，然后便是高兴异常，他看到的原来不是敌对之意，
而是尊敬。
我现在完全不想低估那些小小的孤立的努力，那些努力对事件的进程自
然毫无影响，但是却帮助了我们自己和某些不相识的读者。那些努力缓解了
可怕的孤立和内心的绝望，一个真正有人的感情的二十世纪的人当时就处在
那样的绝望之中，而二十五年之后的今天，重又出现了那种情况：面对着强
大的势力无能为力，我甚至更害怕今天这种强大的势力。我当时就已经完全
意识到，我用那种小小的抗议与那样的办法并不能卸掉我心中的负担。于是，
① 《法兰西信使报》：一八八九至一九六五年为法国文学杂志。
② 贝内代托?克罗切（Benedetto Croce，一八六六—一九五二），意大利著名哲学家，代表作有《精神哲
学》四卷，主办文学评论杂志《批评》达四十一年之久。曾任参议员、教育部长、不管部长等职。一生维
护意大利的国家统一，人对法西斯主义。二十年代以后经常发表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
① 据原书出版者注，此处茨威格记忆有误。茨威格以为克罗切一九一五年就担任部长。其实，克罗切在一
九二○至一九二一年才担任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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