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三日，金砺的清军骑兵率先发起进攻，清军兵分两路，右路军率先对郑军左翼发起猛攻。郑军左翼总指挥甘辉是一名英勇善战的将领，他沉着冷静，顶着清军骑兵的冲击力，双方陷入僵局，此时，埋伏在山林中的郑军抄截清军的后路，清军前后受敌，形势急转直下，被郑军杀得狼狈而逃，伤亡过半。
左路清军进攻郑军的右翼，郑军先以火炮、火箭迎击，然而正是这些火炮与火箭，竟然帮了清军的大忙了。这是怎么说呢？
原来金砺不愧是清军中的一员名将，他选择的时机非常的好，这一天正好刮起强劲的西北风，由于清军在北，处于上风向，而郑军处于下风向，郑军在一阵火炮之后，战场上的浓浓硝烟很快在西北风的刮袭之下，弥漫到郑军的阵地，致使郑军的能见度极低，而清军骑兵反倒利用浓烟的掩护，快速推进，撕开郑军的防线。此时右路清军在甘辉的打击下后撤，金砺果断地将这部分兵力也投入到攻击郑军的右翼，郑军的藤牌兵在浓烟之中，难以发挥其战斗力，而清军的铁甲骑兵则利用其速度与强大的冲击力，轻易将郑军分割围歼。
郑军右翼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兵败如山倒，诸将领想要阻止士兵的溃败也无能为力，由于郑成功的军令极其严厉，这些将领在没有得到撤退的命令前，绝对不敢撤退，只能拼死抵抗，右翼总指挥右提督黄山，礼武镇主将陈俸，右先锋廖敬，护卫右镇洪承宠等人全部战死。正所谓兵败如山倒，郑成功想要援救右翼时，已经来不及，只好下令全军撤退。清军骑兵紧追不舍，郑军且战且退，一路撤退到了海澄城内，在撤退过程中，亲丁镇的指挥郭廷也在战斗中身亡。
这一仗的惨败是郑成功所料不及的，特别是损失了黄山、陈俸等几位骁勇的战将，军队遭到重创，震怒之下，郑成功准备将右翼兵团中的所有擅自撤退的将士全部处死。甘辉站出来说道：“此番非人力不齐，将士不用命，乃反风所误。天时不顺，地利失据，以至败回，亦天未厌乱也。”
（使命的召唤－76）
可以说，这次郑军的失利，确实是因为偶然的因素，在与精锐清军骑兵对抗中，左翼兵团仍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体现了郑军强大的战斗力，至于右翼兵团在火炮轰击后，反而令自己陷入严重不利的局面，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清军将领金砺虽然选择的时机相当好，但他本来只是想以顺风的优势增强骑兵的冲击力，并未料想到弥漫的硝烟竟然成为郑军惨败的原因。
听了甘辉的话后，郑成功默思良久，然后说：“尔言固是，但我见阵中旗帜未接即退者，此等不儆，将何以治兵？”当时右翼将领中，除了四位战死之外，亢宿营营官林德、右冲镇将领柯鹏擅自退兵。林德是最早撤退的将领，郑成功下令将他处死，柯鹏捆责削职，并优恤阵亡将领的家眷，并将这些阵亡将领的牌位迎入忠臣庙祭享。
郑军在古县战败后，郑成功返回厦门岛。此时闽南的局势对郑成功十分不利，清军乘机收复了南靖、漳浦、平和、诏安四座县城，这些地方是郑军重要的粮饷来源，所以郑成功派遣黄兴为正提调，万礼为副提调，率中权镇、前冲镇、护卫前镇、护卫后镇等前往诏安、平和等地略地筹粮。
十二月，黄兴等人率军到平和境内筹粮，被清军所侦知，清军马上派出三位将领带着骑兵、步兵数千人前来，兵分三路，跟踪追击。黄兴、万礼决定将计就计，以伏击战歼灭来犯的清军。
一路清军追踪黄兴到一处山岭地带，黄兴便占据险要之地，设下伏兵，清军一路猛进，被逮了个正着，黄兴的伏兵杀出，清军逃荒而逃。另一路的清军运气更差了，追击郑军到了一个叫松柏坑的地方，万礼早在此设下伏兵，闯进口袋阵中的清军全军覆没，无一人逃脱。郑军的反戈一击，令金砺明白，虽然遭遇古县之败，郑军的战斗力仍然未可小觑。
郑成功对粮饷极其重视，这是他得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在军纪上之严酷也是有名的。黄兴、万礼等率数镇兵力到诏安筹集粮饷后，于1653年二月擅自返回厦门岛，郑成功愤怒地责问说：“未闻帅令，擅自归回，是欲何为？”下令调查谁提出要返回，结果查出来乃是部将王怡、若骥二人的主意，结果郑成功下令将王怡处死，将若骥捆责革职。黄兴、万礼等将领也同样遭到降级处分。
永历六年（1652年），是南明史中非常不平凡的一年，郑军开始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在福建南部攻城掠地，歼灭数万名清军，郑成功以强人的姿态倔强地崛起于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清政府的心腹之患。同时，在西南方向，李定国以坚强的意志与才华横溢的军事才能，横扫清军，这里，我们来回顾一下广州失陷后，西南抗清的形势变化。
永历四年（1650年）十一月，广州、桂林相续失守，永历帝无兵无将，只得选择与大西军的合作，孙可望派五千人马入南宁保护永历帝，继而又得到梦寐已久的“秦王”称号，并将永历帝迎入贵州安隆，大西军与南明的结合，开始了一个抗清运动的新高潮。
1652年，大西军兵分两路，大举出击，一路由刘文秀统率六万人马，攻叙州、泸州、破重庆，占成都，但在保宁之战中，被吴三桂的清军所击败；另一路由李定国统率八万步、骑兵与象兵，由川东入湖南，连下沅州、靖州、武冈、宝庆，在攻占全州后，李定国挥师急趋桂林，七月四日，攻破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自焚身亡，南明叛将陈邦傅被生擒。此役实为南明抗清以来所未曾有之辉煌胜利。之后李定国大军再收复平乐、梧州、柳州、南宁诸地。九月挥师北上，夺永州、衡州，略岳州，横扫湖南。十一月，清定远大将军尼堪率十余万入湖南，攻衡州，李定国设伏兵，阵斩尼堪，再度震惊清廷。
纵观东南战局与西南战局，1652年均可视为南明史上最辉煌之一年，尼堪亲王、定南王孔有德、浙闽总督陈锦等清军重要将领均在这一年毙命，实大快人心之事。可惜的是，即便是大西军，内部仍然象南明政府一样，权力斗争激烈而残酷，以致于大好局面难以为续，此后文再说。
（使命的召唤－77）
清军在广西战场与湖南战场遭到空前的惨败，这种形势下，清政府内部开始试图与郑成功议和，在一份提交给朝廷的密奏稿中有这样的提议：“成功等作贼既久，狼子野心，臣等非敢保其不叛，亦难必其就抚。但今湖南、川、广处处用兵，力不暇及。且湖南之贼（指李定国部），或由江西，或由广东，皆可通闽，万一勾连狂逞，为祸愈大。故姑以招抚一策，先将此贼牢笼，息兵养民，察其动静；苟有反侧，仍即剪除。”
这份密奏明确提出招抚郑成功的建议。
清政府想要招抚郑成功，是因为清廷握有一张王牌，这就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郑芝龙被挟持往北京已经好几年了，为什么到现在清廷才想起使用这张王牌呢？这里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在郑芝龙投降过程中，清政府屡屡食言，不仅没有授予他闽粤总督之职，反倒挟持到北京，使他失去人身自由，清政府这种背信弃义的作法，想要一而再的奏效，那未免将所有人当傻瓜了。第二，郑成功的力量一直比较弱小，清廷也不把他放在眼里，认为他根本没有实力与朝廷对抗，可是在吞并厦门岛之后，郑成功的势力突然膨胀起来，这是清政府没有想到的。第三，清廷对自己的军事力量一直是充满信心，入关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是到1652年时，清廷却发现，战争远未结束，他们最强的对手才刚刚冒出头来，西南的大西军与东南的郑成功，就象两把尖刀，随时将插入清帝国柔软的腹部。
要启用郑芝龙这张王牌，清廷还需要做些假戏，首先是承认郑芝龙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清方将此不公正的责任推卸到已去世的摄政王多尔衮身上；其次，朝廷重申郑芝龙“投诚有功”；第三，稍稍恢复郑芝龙的人身自由，但这也是有限度的，以“毋轻出城行走，恐人借端诬陷”为理由，限制郑芝龙的活动。
清廷企图从郑芝龙入手，即使不能招抚成功，至少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牵制郑成功，郑芝龙这条失水蛟龙，现在落得个傀儡的下场，他想要东山在起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能否顺利招抚郑成功。
1652年十月，清廷给浙闽总督刘清泰发出一道敕谕：
“近日海寇郑成功等屡次骚扰沿海郡县，本应剪除。朕但思昔年大兵下闽，伊父郑芝龙首先归顺，其子弟何忍背弃父兄，独造叛逆？此必地方官不体朕意，行事乖张，成功等虽有心向化，无路上达。又见伊父归顺之后，墨勒根王（即多尔衮）令人看守防范，又不计在籍亲人作何恩养安插，以致成功等疑惧反侧。朕又思郑芝龙既久经归顺，其子弟即我赤子，何必征剿？若成功等来归，即可用之海上，何必赴京？今已令郑芝龙作书，宣布朕之诚意，遣人往谕成功及伊弟郑鸿逵等知悉。如执迷不悟，尔即进剿。如芝龙家人回信到闽，成功、鸿逵等果发良心悔过，尔即一面奏报，一面遣才干官一二员到彼审察归顺的实，许以赦罪授官，仍听驻扎原住地方，不必赴京。凡浙、闽、广东海寇，俱责成防剿。其往来洋船，俱着管理，稽察奸宄，输纳税课。若能擒馘海中伪藩逆渠，不吝爵赏。”
清廷开出的价码不低，允许郑成功的军队仍然驻扎原地，并强调郑成功可以不必赴京，是因为当年郑芝龙就是这样中了满人的诡计，如果一味强调招抚后必须入京面圣，这就没有谈判的基础了，同时保留郑氏集团的军队以及在东南沿海垄断海上贸易的权利。
永历七年（1653年）初，在清廷的威胁之下，郑芝龙派私人代表周继武向郑成功传达清朝政府议和的消息，企图说服郑成功同意接受清廷的招抚。郑成功派遣李德为代表，带着一封亲笔信到北京，在信中，郑成功写道：“儿南下数年，已作方外之人。张学圣无故擅发大难之端（指张学圣、马德功偷袭劫掠厦门岛），儿不得不应。今骑虎难下，兵集难散。”
为了逼迫郑成功接受和谈，清廷采取软硬兼施的伎俩，一方面将劫掠厦门岛的责任人福建巡抚张学圣、总兵马得功，兴泉道黄澍、巡抚王应元等人革职查办，另一方面加大对郑成功的军事打击，清政府的设想是攻陷郑成功在大陆的重要据点海澄，自从郑成功占据海澄后，就将海澄作为仅次于厦门岛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以军事打击来达到逼迫郑成功接受和谈的目的。
（使命的召唤－78）
六、死地求生：海澄保卫战
在漳州围攻战兵败之后，郑军在漳州的几座县城重新被清军夺走，海澄作为离厦门岛最近的一个县城，其地位越显重要。但是海澄的城防并不坚固，郑成功下令调集劳力增筑海澄的短墙，并且屯驻大量的守军，以防备清军的突袭。具体的安排如下：前锋镇、房宿营、智武营防守东门；义武营、柳宿营、氐宿营防守南门；援剿后镇、中权镇防守西北门；副将蔡勤等防守西门小水门； 另外还增派部分军队驻防于河道及河中沙洲。
1653的正月，漳州清军对海澄石码镇作了一次试探性的进攻，遭到郑军的迎头痛击，在撤退途中，清军一把火把当地的民居、店铺统统烧光。
清军从浙江、江苏一带调集大量兵马，准备强取海澄，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由于浙江、南京一带清军守备空虚，原鲁政权手下大将定西侯张名振向郑成功提议分兵北上抗清，他说道：“名振生长江南，将兵数十年，今虏各处兵将多系旧属。兹金酋（金砺）既并力于闽，势必空虚浙、直（南直隶，指南京），我以百艘，乘此长风破浪，直入长江，号召旧时手足，因时制宜，捣其心腹，虏无暇南顾，藩主得以恢复闽省，会师浙、直，可指日可待也。”
张名振的战略，便是乘清军在浙江、江苏一带兵力空虚之际，以水师沿海北进，然入逆长江而上，直接威胁南京。这个战略，充分借助郑军水师强大的优势，避开强大的清军陆军，直取咽喉之地，可谓是十分精采的计划。当然，张名振或许有自己的考虑，作为一名鲁监国政权的元老，也是南明政府军系统中为数不多的著名抗清将领，虽然不得已投奔郑成功，但他想独当一面，开创苏浙地区抗清的新局面。
郑成功也希望以水师进逼南京来阻止更多的清军南下作战，便同意张名振的作战方案，派遣张名振率水师前军（这支部队可能是以张名振的旧部改编的），以及由忠靖伯陈辉率中权镇、护卫右镇、礼武镇等部队，共计两百余艘战船一同北上。
在清军一方，金砺开始磨刀霍霍，准备对海澄发动进攻，浙闽总督刘清泰调集福州、兴化的水师，准备从海路南下，配合金砺的陆军，合击海澄。郑成功在得悉情报后，马上派遣林察的水师左军，周瑞的水师右军，周鹤芝的水师后军，阮骏的水师前镇，黄大振的援剿前镇，前往海坛岛附近截击清军的船只。
这次行动出现了意外，当林察率队泊于湄州岛时，海上刮起强劲的飓风，郑军水师被迫返航，但是作为这次行动总指挥的林察，他的船只却在飓风中迷失，最后漂入兴化港，被清军逮了个正着，直到后来郑、清谈判时，林察才被释放。
郑军这次出击尽管遇到意外，但还是让清军见识了郑军的实力，刘清泰慑于郑成功海军的强大，最后放弃从海上合击海澄的计划，这样，清军的进攻任务，就落到金砺的陆军上。
四月十八日，清军调集两万名民夫，抬运攻城器具，其中包括数百门火炮与大量的炮弹。仅攻城器具就需要动用两万名民夫，可见清军在攻城武器的装备上，要远远超过郑军。此时清军已经集中了数万人马，向海澄方向行军，一路车辚马啸，尘埃远望。二十八日，清军抵达海澄城外祖山头。
金砺信心十足，因为他携带来大量威力惊人的大火炮，这一仗，他志在必得。
在得知清军兵临城外的消息后，郑成功于五月一日率大部队由厦门岛进驻海澄，并马下着令正中军张英催督守城民夫大量制造守城器具。
在防御安排上，由北镇、义武营、仁武营、智武营防守内城；援剿左镇负责防御南门外桥头，左先锋镇防守东门外岳庙前，护卫左镇守卫中权关，正兵镇守土城，奇兵镇守九都；前锋镇、戎旗镇、护卫前镇守镇远寨，前冲镇守镇远寨外，前提督黄廷、中提督甘辉守关帝庙前的木栅，郑成功亲自坐镇妈宫督战。
在布置完毕后，郑成功又命令杨权、蔡新率一部分水师向清军侧翼发起进攻，想给清军一个下马威，然而这回清军让郑军见识了火炮的威力，在清军火炮的打击下，郑军出击的水师遭到很大伤亡，杨权被清军炮弹击中，当即身亡。
（使命的召唤－79）
五月四日，金砺率骑、步兵数万人进抵离妈宫郑军营地仅有半里之地，当天晚上，清军架设火炮，数百门大小火炮向郑军营地猛轰。海澄保卫战的外围战打响了。
清军为这次战役确实做足了充分的准备，不仅大炮的数量多，而且炮弹也不缺乏，完全压制住郑军的火力。从四日夜到五日中午，实际连续十二个小时不间断的轰炸，郑军所筑垒的砂石防御工事以及木栅大多被清军的炮火所摧毁，官兵被击伤而死的人很多。清军压倒性的火力优势，令郑军将士十分气馁，诸位将领纷纷向郑成功请令，与其在营中坐以待毙，不如杀出去与清军决一死战。
郑成功沉思片刻，也只好这样试试了，于是后劲镇陈魁、后冲镇叶章自告奋勇，愿意充当先锋，领兵出击，两人带着数百名精勇士兵，在炮火所释放出的浓烟掩护下，向敌军阵地发起冲锋。清军发现郑军展开反攻后，炮铳齐发，郑军冲锋队伤亡惨重，后冲镇将领叶章被清军打死，后劲镇将领陈魁的腿部被击穿。
不行，不能这样硬拼，清军的火力实在太猛烈了。郑成功下令让冲锋队撤了回来，然后重新修筑被清军所击毁的防御工事，固守营垒。
清军的炮击持续了两昼夜，在一片轰鸣声中，郑军所修复的防御工事，再次被清军的炮火所摧毁，官兵们没有掩体的保护，伤亡人数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形下，军心动摇，士兵们在营垒内开始私下议论，士气散涣到极点，郑成功本人也有所耳闻。
这是考验郑成功作了一个统帅的领导力的时候了。
五月六日，郑成功见营垒几乎被完全摧毁，士兵们垂头丧气，他唤来负责发号施令的旗鼓官张光启前往各兵营内传达命令，张光启心知将士们几乎丧失了斗志，满腹怨言，心里害怕，竟然不敢前去传令，如果换成平时，恐怕早被郑成功拉下去砍了。连负责传令的军官都颓丧到这种地步，可见郑成功所处的境地是何等的险急。
在关键时刻，统帅的意志力是军队继续作战的定心丸，郑成功在危急存亡之秋，体现出其坚忍不拔的顽强与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再召宣令官廖达进，对他说：“可往遍传大小将领将官兵，此城不守，尚图恢复？再迟早晚，本藩有计杀虏，令其片甲不回。如有不敢守者，即报名来，听其回去。本藩于此土生死以之，决无抽回之理也。”
不想廖达进居然与张光启一样，面有难色。这时，郑成功麾下一名参谋站了出来，乃是参军冯举人，冯举人提醒郑成功，虽然藩主要在海澄与清军死战到底，即便战死也决不后撤，可是将士们在清军火炮的打击下，其实都想撤离海澄，登舟撤回厦门岛。
郑成功为了表明他绝不后撤的决心，他取出自己的“招讨大将军”的军印（郑成功自起兵始便以招讨大将军为名，这个军印估计是隆武帝所授），让冯举人持着这颗将军印，遍传全军：“朝廷以此畀（给予）我，我惟有效死勿去而已。诸将中有能率众得功者，愿以此题让。”郑成功是宁死不撤，如果哪个将领可以率众破敌，他就把“招讨大将军”的印让给他。
冯参军手持郑成功的大将军印，前往各军传谕，将士们大受鼓舞，统帅都不怕死了，横竖就豁出去了，得，大不了就是一个死字，这年头死算什么东西。于是乎各军将领纷纷前往郑成功处请令，郑成功以酒犒劳诸将。三杯下肚，豪气上涌，猛将甘辉慨然对诸位说道：“古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此番竭力以守，倘有不测，亦死得其所！”
好一个“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不朽诗句引起在位诸位热血沸腾，为理想而死，为信念而死，死亦得其所矣。王秀奇等人高呼道：“此城是大家今日死忠营也。”
郑成功以超人的意志力重新拾回诸将士的高昂斗志。但守城并非仅凭借士气，能否坚守得住，那还得看战场上的表现。郑成功令诸将畅饮一番，然后携诸将登上高台观战，此时清军密集的炮火仍然未停，炮弹纷纷落在高台附近，郑成功岿然不动，其勇敢精神，令在场的所有将士深感震动。
（使命的召唤－80）
甘辉、王秀奇等将领见清军的炮火相当猛烈，纷纷劝郑成功不可置身于危险之地，郑成功说道：“死生有命在天，虏炮如我何！”不仅没有下台躲避炮火，反而站在高台这上，观看清军阵地，指指点点，不时与部将交头接耳，从容不迫，置生死于度外。
清军阵地离郑军并不远，见状知道台上这人是郑军大头目郑成功，便将大炮对准郑成功的方向，然后就是一阵猛轰，大将甘辉见状不妙，赶紧将郑成功挤下炮台，旁边的的典膳役苏贵手持战被掀开来保护，只听得一声巨响，原先郑成功站立的地方被一发炮弹击中，被炸开的石块飞溅，幸得战被的保护，郑成功没有受伤。郑成功戎马一生，类型于这样的险情，出现过多次，但是运气不错，每每能化险为夷，而这种无畏的精神，正是郑成功赢得将士尊重的原因所在。
此时守卫镇远寨的前锋镇、戎旗镇来报，营寨新筑的以砂石垒成的防御工事，又被清军的火炮击得粉碎，此时的镇远寨被夷为平地，无险可守。郑成功听罢反倒露出一丝喜色，他一面吩咐将士开挖地道，躲进地道内，以避开清军的炮火，另一面他对诸将分析说，清军调集了精锐部队，却只是用火炮攻击木栅与石垒，数日的轰炸次数已经多达数千次，现在虽然营寨被夷为平地，但清军却不敢逼进营寨，一来是畏惧我军的战斗力，二来是为了以密集炮火逼迫我军放弃海澄，退回厦门岛。
此时郑成功已经得到密报，清军中的火药已经消耗得差不多，而且在粮饷上也支持不了多久，看来清军的战略意图是打一场速决战，以前所未有的火炮优势摧毁郑军的心理防线，并没有做好持久围困战的准备。因此郑成功判断到最后一波火炮袭击后，清军必然要发起总攻：“我谅今晚必大击一番，明早黎明必并力来决一战，如不胜，必退走矣。虏之伎俩，在吾掌中，料之审矣。“
郑成功传令各位将领，明天早晨，清军必定会大举进攻，“彼若欲过河时，必用空炮助其声势，愚我耳目，断无自击之理。尔等须躜队站立，各执大刀大斧，如爬上，劈去，不准追逐，候虏齐过河缘定时，用火攻齐发，一尽焚去，方准并力杀出。进前重赏，退后立斩，各依军令军法而行可也。”
由于海澄的城防外围是一环引水的河沟，当天夜里，乘清军停止炮击时，郑成功下令神器镇何明率军火专家洪善等人，将火药埋在河沟边，所以火药的引信相连，经过地道通郑军营地中。
后半夜始，果然不出郑成功所料，清军最后一波猛烈的炮击开始了，整整持续一个晚上，虽然郑军营垒全部遭到破坏，但郑军士兵躲在地道内，并没有遭到任何损失，河边的火药由于埋的位置深，也没有被清军炮火所破坏。
到了五鼓时分，清军的火炮声仍然在轰鸣，但没有炮弹落下来，果然是以放空炮的形式来掩护主力清军发动总攻。清军的攻城器具果然十分完备，针对郑军的海澄四周所挖的灌水的河沟，清军使用过河车，过河车就是车上有折叠的桥板，临河时将桥板展开，横跨河面，这样军队就可从桥板上通过。
金砺让民夫扛着过桥车，率先在河面上架起多座临时桥梁，然后以汉兵为第一攻击波，以满兵为第二攻击波，向郑军营地猛冲过来。郑军第一防御阵地的士兵严阵以待，手持大斧大刀，顽强地与清军搏杀，清军连续发起三次进攻，但三次均为郑军击退。在战斗中，郑军涌现不少战斗英雄，戎旗镇的蔡文、王朋、中提督辖下的郑仁、李昴，前提督辖下的赖使、杨正，前锋镇的肖自启等人，均砍杀多名清军，勇不可挡。
清军见进攻遇阻，金砺将后备兵团全部押上，在满将的督阵下，蜂拥继进，跨过河沟，同时强弓劲弩，矢如雨下，这是一场真正的血战，双方都耗尽所有的力量，战斗陷入僵局。此时晨光渐露，战场的可见度大大增加，郑成功密切关注战局的发展，瞭见清军已经全部过河，下令点燃火药的引信。
当清军正全力以赴地进攻时，突然身后一阵阵巨响，原来郑军所埋的火药被引燃爆炸，沿着河岸一排炸开，河边的清军不是被炸得粉身碎骨，就是被熊熊腾起的火焰烧死，还有一些清军慌不择路，跳入河中淹死，顿时间，河沟漂满清军的尸体。清军被炸得晕头转向，正在这个时候，郑成功果断下令所有部队投入反攻，除了一部分清军侥幸逃脱之外，过河的清军几乎被全部歼灭。
在河对岸观战的清军主将金砺，见战局急转直下，郑军愈战愈勇，赶紧下令民夫将火炮运回，残兵败将狼奔而走。郑成功在形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背水一战，以险取胜，凭借他准备的判断力与钢铁般的意志力，力挽狂澜，死地求生，不胜保卫了海澄，而且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不过很可惜，国人对这场战斗并不熟悉，国人皆知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解决台湾之伟业，却不甚了解其与清军浴血奋战，殊死相搏的历程，凭借此役与上一年击败陈锦的江东之战，郑成功足以在南明历史中熠熠发光，其无所畏惧之勇气，实可令所有剃了猪尾巴辫的汉人为之羞愧矣！
此役之后，郑成功愈发重视海澄的战略地位，他下令对海澄的城防加固加强，并指派冯澄世主持重修海澄城。
海澄及其附近的居民都被动员起来，每家各出民夫一名，参加海澄的加固工程，新修成的城墙高二丈多，将原有的土城墙也联而为一，有灰石砌成，并在城上筑有短墙，在短墙上安置大炮小铳三千余门，在城的周围，引水为沟，在城内积存大量的粮食与兵器，并且船只可以自由往来，由于海澄与厦门、金门的位置非常接近，所以郑成功打算以此为基地，长期固守。
（使命的召唤－81）
七、师出粤东
在1652年的战事中，郑成功与李定国均取得骄人的战绩，这也使得两位英雄开始谋求合作之路。
李定国在1652年底，主动写了一封信给郑成功，商讨会师的事宜。这封信没有保留下来，从双方所处的位置分析，会师地点当属广东。李定国之所以积极与郑成功联系，是有原因的，李定国取得一连串的胜利，先后击毙清定南王孔有德与尼堪，这使他俨然成为南明王朝的支柱，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大西军头号首领的孙可望妒贤忌能，非但没有协助李定国歼灭清军，反倒企图以军事会议为名，逮捕李定国，李定国在得知消息后，被迫率军出走广西，大西军的两大巨头开始分道扬镳。
李定国的处境相当不妙，不仅要面对清军的进攻，而且要提防孙可望对他的谋害，所以必须要打开局面，并且加强与东南抗清军事领袖郑成功的合作。
郑成功在接到信之后，写了一封回信，差效用官李景送抵广西，与李定国约定会师日期，这封信同样没有保留下来，但从次年李定国兵进广东来看，应该就是履行这次军事约定。
1653年二月，李定国兵出广西，进攻广东，三月进抵肇庆。
李定国出击广东的一个成果，是使粤东潮州军阀郝尚久再度叛清归明。
郝尚久这个人比较复杂，前文曾提及他与郑成功之间的矛盾很深。他本是李成栋的部将，反来又与李成栋共同反正归明，由于郑成功在1650年时占据潮阳为根据地，与郝尚久矛盾白热化，爆发了围攻潮州的战争，使得郝尚久向清廷求援并剃发降清。可是降清后，郝尚久发现清廷并不重视他，在1652年时，清廷想削夺他的军权，欲调刘伯禄为潮州总兵，郝尚久为广东水师副将，削夺他的实权。郝尚久视地盘为生命，听此消息大怒，拒不从命，所以他与清廷之间已经是互不信任。
李定国出兵广东，给了郝尚久反清的机会，在此之前，他就秘密与郑成功联系，郑成功的军队得以入潮阳、揭阳一带收罗粮饷。三月二十二日，郝尚久得知李定国即将抵达肇庆的消息后后，他宣布反清，逮捕了清巡道陆振芬，潮州知府薛信辰以及几位清政府任命的县令。三天后，即二十五日，李定国的军队抵达肇庆。
但是李定国没有能够攻下肇庆，在四月底，他率军返回广西，李定国打通广东走廊以联合东南、西南两大抗清力量的计划未能实现。郑成功的军队并没有践约出现在广东战场，但这事出有因，郑成功此时面临着空前的军事压力，金砺所统领的清军精锐部队在五月向海澄发动猛攻，郑成功背水一战，死地求生，最终侥幸获胜，在这样一种巨大的压力下，难以南下援助李定国，这是可以理解的。
肇庆战役失利后，李定国又给郑成功写了一封信，写道：“从来天下豪杰必予其时之可为，具可为之资者，必凭其势之可借，当今之世，之二者惟公有焉。……艰兹国步，孤嫠犹伤周室之衰；恤此人心，父老犹仰汉宫之旧。吾知公厥衷，必有大不安者。枕戈待旦，此其时乎！……君诚念君思孔厚，父恨深长，则五羊（广州）赤海，伫睹扬帆，半壁长城，中心是贶！否则，中兴告成，京观胜纪，而云台香宇，千古传流，国姓不预，其何以仰副殊眷，而慰此可为之时势乎？”
这封信可以说对郑成功中兴明室抱着极大的希望，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李定国向郑成功提出缔结姻亲的请求。
（使命的召唤－82）
在挫败清军对海澄的进攻之后，郑成功决心南下广东，他对诸将说：“我欲兴问罪之师于潮揭，一则使郝尚久不敢据郡归清，二则鸥汀逆寨屡截粮饷，应当扫平也。”
鸥汀寨屡截粮饷是怎么回事呢？在郝尚久秘密联系郑成功后，郑成功开始派军到潮阳、揭阳一带征收粮饷。在潮州澄海县的西南二十里处，有一山寨，称鸥汀寨，这个地方扼新港、南港、本港水道之要冲，寨中有一伙强人，寨主名叫陈铁虎，拥有船只百余艘，每艘船有十八桨，在水面上行驶如飞。这伙强人专门以打劫为生，抢劫大船时，便用绳子绑住其舵，拖回港湾，遇到小船就将船上的人杀光，把货物抢走，所以当时到潮州的船只，很多都被鸥汀寨所劫掠，被杀害者甚多。这伙强人不仅抢劫普通的船只，连郑成功的船只也抢，使得郑军的商船、粮船损失不小，所以郑成功决心要铲平这伙强人。
为了预防清军再次发动进攻，郑成功派遣最得力的将军甘辉镇守海澄，后冲镇周全斌率舟师镇守乌礁，忠振伯洪旭镇守厦门岛，全权负责策应战守兵粮的事宜，另拔水师右军、水师后军等防御可能来自泉州港的清军入侵。
六月，郑成功亲自督师南下，水师抵达鸥汀寨。这个寨设在水田之中，时值夏季，是多雨时节，鸥汀寨四周都是泥泞之地，不便行军，只有一条小路可直通营寨。寨主陈铁虎在这条小路上设兵阻挡郑军，小路狭窄难行，易守难攻，郑军多次进攻，没能取得突破。
有一天，郑成功在寨外的一棵树下，正与诸位将领商量砍伐一些树木，架设火炮以轰击山寨，不料此时埋伏在水田中的寨兵放起冷枪，一颗子弹打在郑成功的左脚趾，幸好当时的铳枪精确度并不十分高，否则郑成功有可能命丧此山寨之前，后来经过治疗后，没有大碍，这是郑成功在战场上又一次遭遇到的险情。
由于鸥汀寨难以攻下，郑成功便撤军而去。虽然没有攻下鸥汀寨，但还是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当郑军船只使出港口后，发现在浅海的水下有东西闪闪发光，居然是两尊大炮，郑成功心中大喜，急令打捞上来，这两尊大炮要比郑军中的炮更大，郑成功还特地派副将杨廷派五百人以保护这两尊大炮。
紧接着郑军到揭阳一带征收粮饷，此时郝尚久已经重新反正归明，征粮进行得比较顺利。郑成功会见郝尚久的叔父郝永忠（与大顺军郝永忠同名，非同人也），让他转告郝尚久，出兵西进以策应李定国，但郝尚久视地盘为生命，正是因为清政府要剥夺他的地盘，他才怒而叛清，所以怎么能同意郑成功的建议呢？郑成功心怀不满，给郝尚久传了口信，既然不向西出兵，就固守城池，不可再背叛降清，郝尚久置之不理。
到了八月，郑成功接到消息，郑芝龙派遣李德、周继武持亲笔信已抵厦门岛，所以他便启程返航，同时把所得的粮饷一并运回厦门岛。
郑成功离开潮州地区不久，八月十三日，清军在靖南王耿继茂的指挥下，开始进攻潮州。在此之前，郝尚久已经加强了潮州的城防，并修筑了一座高耸坚固的城寨，城寨中挖两口大井，可供万人饮水之用，仓库储满粮食、薪炭，准备持久抗战。
清军大举进攻，郝尚久虽然准备非常充分，可仍然心存余悸，九月初，便派心腹杨清时到厦门岛向郑成功求援。郑成功因为郝尚久拒绝出兵西略策应李定国而耿耿于怀，并不打算派兵救援郝尚久，此时部将周全斌对郑成功说：“虽尚久有前日之拒，今已悔过来归，如不往救，恐失天下勤王之心。”
郑成功这才命令陈六御主将，统率杨祥、江龙、黄梧等将领，作为先锋先行出发，准备自己率大军后进。可是陈六御的舟师刚到南澳岛，就接到情报，称潮州已被清军攻破。
按道理说，潮州的守备相当坚强，清军要攻陷潮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怎么只一个月便沦陷了呢？原来这个郝尚久为人比较迷信，在清军压境时，他沉迷于巫术之中，当时正好潮州降暴雨，郝尚久担心清军引水灌城，巫师就告诉他要锻大铁索锁住河中的蛟龙，这样清军就无计可施，连这种鬼话他也深信不疑，整天就寄希望用巫术来挫败清军，很少亲自到前线指挥军队作战，部将王安邦眼看郝尚久走火入魔了，心想他必败无疑，便秘密派人向清军请降。在王安邦作内应的情况下，到九月十一日，清军终于攻破潮州城，郝尚久与他的儿子跳井自杀。
李定国受挫于肇庆，郝尚久败亡于潮州，南明势力在广东的反扑又一次失利，而此时，清政府则加紧了策反郑成功的步伐。
（使命的召唤－83）
第六章 扑朔迷离的1654年
一、第一次议和
在海澄保卫战后，清政府发现郑军还很顽强，要用军事手段要消灭，并不容易，所以便将金砺召回，重启招抚之议。清政府之所以想同郑成功议和，乃是因为李定国在南方屡屡发动进攻，令清廷十分头疼。
清廷本来想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逼迫郑成功就范，但是海澄战役的失利，军事施压不成，使清政府又一次启用郑芝龙作为与郑成功谈判的王牌。俗话说“知子莫若父”，而对郑芝龙来说，自己的儿子就像一个谜似的，他自己也琢磨不透郑成功的想法，况且今非昔比，郑成功已经是东南抗清的领袖，而他郑芝龙不过是清廷的一个失去自由的木偶。其实郑成功的性格，与郑芝龙的年轻时代颇为相近，桀骜不驯，都是一代枭雄，只是郑芝龙这位当代叱咤风云的蛟龙，如今却成一条落水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堂堂英雄不做，偏要做人家的奴才。
郑芝龙在写给郑成功的信中，称清廷准备以土地换和平，准备派遣二位官员前来，授予郑成功“海澄公”的印敕，并腾出泉州一府之地，安插郑成功的军队。李德与周继武说，这事已经得到清浙闽总督的担保与确认，如果郑成功同意谈判，清廷将派出正式的代表。同时清政府还准备授予郑芝龙同安伯，郑鸿逵为奉化伯，郑芝豹为左都督。
郑成功决定将计就计，他说：“清朝亦欲绐我乎？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兵食也。”准备以同清廷谈判为借口，大力扩充自己的实力，郑成功将以自己高超莫测的政治手腕，将这次谈判的主动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于是他给父亲郑芝龙写了一封回信，这封信既是写给郑芝龙，也是写给清政府看的，因为当时郑芝龙的信件，无一不经过清政府之手。
在信的开头，郑成功写道：“违侍膝下，八年於兹矣。但吾父既不以儿为子，儿亦不敢以子自居。坐是问候阔绝，即一字亦不相通。总由时势殊异，以致骨肉悬隔。”这个开头写得很有意思，中国古代的观念，父为子纲，这是不可逾越的纲常，但郑成功居然说你不把我当儿子，我也不敢当你是老子，为什么郑成功会这么说呢？这是他深谋远虑的表现，把父子关系说得越疏远，就使清政府越难予通过郑芝龙来要胁他，同时也是间接保护父亲的安全。其实郑成功背负压力之沉重，殆非常人所能想象，但越是如此，越要举重若轻，越不能让对手窥视到自己的弱点，这既是郑成功的智慧所在，也是他极强自控力的表现。
所以郑成功接下来笔锋一改写道：“盖自古大义灭亲，从治命不从乱命，儿初识字，辄服《春秋》之义。自丙戌（1646年）冬父驾入京时，儿既筹之熟，而行之决矣。”什么是春秋之义，就是“尊王攘夷”的大义，满清是夷，这个是要攘的，而且春秋大义中还有复仇的大义，所谓“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郑成功自小便拜崇程婴、伍子胥这些有仇必报的英雄好汉，亡国之仇，亡母之仇，可不报乎？
紧接着，郑成功继续说道，虽然父亲大人传清廷加官进爵的承诺，要儿子移忠作孝，但是清廷失信于父在前，儿子又怎么敢凭父亲的一面之辞，而相信清廷的话呢？当初博洛贝勒入福建时，不是卑辞巧语，迎请父亲，甚至答应授予闽粤总督之衔，结果呢？只不过是一骗再骗，不要说封王封爵，就是想回故里一趟也不可得了，清廷的话难道还可相信吗？父亲在本朝时，那可是堂堂的平国公，投了清朝，岂不是两手空空。父亲算是最早归降清廷的人了，尚且得到如此待遇，更不用说儿子我是最晚归降的。在己丑年（1649年）时，儿扬帆入广东，不料清军乘我远出，妄启干戈，袭破我中左所（厦门），蹂躏我疆土，杀我士民，掳辱我妇女，掠我九十多万两黄金，数百镒珠宝，数十万斛米粟，其余将士的财帛，百姓的谷钱，被掠走的，哪里数得清。我将士痛念国耻家亡，怒发指冠，义愤填膺，所以便有漳州、泉州的战争，杨名高屡败，陈锦授首。不仅如此，日本、柬埔寨等夷国，也纷纷出兵相助，夷国都晓得要行春秋大义。
（使命的召唤－84）
郑成功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沿海的地方，是我固有的地盘，东西洋贸易所得的饷款，足以令我自生自殖，进可战退可守，绰绰有余，可坐享地利，何必反受制于人呢？闽粤沿海离京师数千里之遥，清军若远道而来，路途阻远，人马疲敝，水土不合，死亡殆尽，若兵少便难守，兵多则粮食不支，兵食不支则地必不可守，虚耗钱粮来争这块必不可守之地，那么只是有害而无利。要是当时清廷能让父亲坐镇闽粤，则四境安宁，朝廷不仅可不劳一兵一矢，一钱一粮，而且闽粤还有剩余的粮饷可押解入京呢，这样朝廷坐享其利，百姓受福，这是有利无害的选择。清政府不能效法明政府对我家的信任，反而劳师远图，年年耗费大量无益的兵饷，现在又以虚衔相引诱，以前骗了父亲，现在转而来骗儿子，不是儿不信父亲所言，实在是有难以信任清廷的理由。
写到这里，郑成功还没露出半点与清廷妥协的语气，但最后，他突然提出一点要求：如果清廷以浙、闽、粤三省相送，那么三省沿海可保无虞，这样清朝没有南顾之忧，这对清朝来说，实在是太幸运了，且可坐享其利，这岂不是要远远强于劳师远征吗？时下我的军队有数十万（夸大其辞了），这些军队很难遣散，就算遣散了也会落草为寇，地方不得安宁，数十万的军队，每日的耗费动辄上万，如果清廷不能提供三省之地，那么和谈就是个骗局，父亲既误于前，儿岂会误于后呢？
最后，郑成功写道：“儿在本明，亦既赐姓矣，称藩矣，人臣之位已极，岂复有加者乎？况儿功名之念素淡，若复作冯妇，更非本心，此可为智者道耳。不然，悬乌有之空名，蒙已然之实祸，而人心思奋，江南亦难久安也。”
郑成功这封信，可看出他政治经验的老练之处，全信含糊其辞，既象是要与清廷谈判，却又没有明确说要谈判，同时又带着对清廷不信任兼威胁的口气，在外交策略上完全居于主动。他没有明确说要谈判，这是因为他如果说接受谈判，便居于被动，居于下风矣，但他却又巧妙地传达给清廷一个信息：如果清廷愿意将浙江、福建、广东三省拱手让出，他还是可以考虑谈判的。这真是狮子大开口，既给清廷施加压力，又不让谈判之门完全关闭，为什么呢？因为郑成功在经过漳州战役的失利与海澄血战后，兵力损失不少，漳州的四座县城也被清军重新夺走，他还是需要时间来恢复元气。
其实郑成功也明白，要清廷让出三省之地，这个谈判就根本谈不了，如果这样，他的计划就会落空，所以他召来差使李德，口头嘱咐他三点，把条件降低了一些：第一，清廷所答应的一府之地太小，最少也要四府，而且还要管辖三省的沿海，这比起在父亲信中所说的三省之地的要求降低了不少，主要是考虑到清政府所以承受的底限；第二，根据朝廷的体例，“海澄公”的爵位所相对应的兵职只是总兵官，比提督官位还要低，要只授个总兵，不干。第三，清廷既要招抚，又派金砺统兵南下，没有诚意。
李德带着郑成功的书信与口讯赴京去了。此时福建方面也搞不清朝廷的意思，又不敢擅自发动对郑军的进攻，郑成功乘机派出军队到漳州、泉州各地征收粮饷，这种大张声势的征饷并没有受到清军的阻挠，闰八月，郑军便在晋江南部征收二十万的饷银，九月，又在云霄县征五万石的大米。
（使命的召唤－85）
和谈还没开始，郑军便嚣张地四出征粮饷，这令清浙闽总督刘清泰十分头疼，便给郑成功写了一封信：
“今令尊公以身依日月之傍，令祖母年逼桑榆之景，更思海上有事以来，冒费者何地之金钱？涂炭者何方之膏血？足下英雄之姿，忠孝之性，岂甘一时之倔强，而冒青史之讥，咫尺之飘摇，而酿赤族之祸也哉？如惧投戈为孤注，何妨联其子弟以归？倘疑赴阙为畏途，何妨请命于桑土而守？不佞以平生忠朴，久见谅于圣明，皆能为足下一一剖心以呼吁者。倘有言之不应，不但非男子，且无以质鬼神。”
大意是说，你父亲现身处皇帝之旁，祖母又年事已高，自海上用兵以来，生灵涂炭，你如要一味逞强，就不怕被青史所讥讽，就不怕遭灭族之祸吗？可以不缴械，不赴京，我在皇帝那儿为你说好话，如果言而无信，我就不算男子汉。
刘清泰是辽阳人，很早就归附皇太极，隶属汉军正红旗，所以他说在皇帝那儿有说话权。
此外，刘清泰还写了一封信给郑鸿逵，郑鸿逵是郑军的元老，如果他归顺朝廷，那么对郑成功肯定会有影响。
在信中，刘清泰先猛夸了郑鸿逵几句：“足下以韬略起家，廉勇报国；素振海甸之威，久著楼船之誉。”“丈夫功名事业，如足下者，亦可为不负生平矣。”然后便以挽惜郑成功的口气说：“不意令侄即昧进止，又涉夸浮。”“足下身经军旅之艰，目极兴亡之变，如此大事，必仗老成。”所以他建议郑鸿逵：“不若于今中摇摇未定时，或力挽以同归，或独先以就议。”劝郑鸿逵先与清政府单方面议和。
对于刘清泰的劝降，郑鸿逵同样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虽然并不隶属于郑成功，但是他对自己这位侄儿的做法是认同的，而他也不会选择长兄郑芝龙降清的作法，他在回信中写道：“第不佞病积沉疴，经年床篑，久见谅于当道。渔竿樵斧，尚弗克负荷，况轩冕之荣耶？”以体弱多病为借口，渔竿斧头都扛不动了，要那空衔干嘛呢？然后又为郑成功辩说道：“至于舍侄，壮年锐志，颇足有为，君父命重，罔敢不遵。第以数十万之众，仰给于一府，安顿不易，畔散堪忧。”几十万的军队，朝廷只开出一府之地，这实在不足于安顿将士，郑鸿逵又不失时机地责怪清政府：“以为新朝实开诚布公，而于推心置腹，似有未然”，清朝一方表面上开诚布公，但却不能推心置腹，不能让人相信。
从一开始，郑成功的目的便十分明确，所谓和谈，不过是将计就计的伎俩，目的在于“权借粮饷，以裕兵食”。正当刘清泰苦心婆心地劝说郑成功与郑鸿逵时，郑军越发气焰嚣张，郑成功公然派军队到漳州西部的龙岩征收粮饷，以前郑成功的势力还从未进入到这个地区，现在扛着和谈这个护心牌，于十月到龙岩征饷二十万。
十一月，郑成功再派赫文兴、陈六御等人到惠安、仙游一带征饷三十万，有一部分山寨拒不交纳，郑成功亲自率人马讨平这些山寨。
在这一段时间里，清廷便一直在研究招抚郑成功的事宜。从李德带来的书信与口讯分析，清政府认为，郑成功不过是想多要些地盘罢了，只要郑成功有提出要求，这说明郑成功并没有完全拒绝接受招抚。
最后，清廷决定做出必要的让步，让郑成功的军队驻扎在漳州、潮州、惠州、泉州四府，并将四府的水陆寨游营兵饷拔给郑成功，海洋通商的船只，由郑成功负责稽察，收纳的税课，送布政司解部，同时授予郑成功“靖海将军印”。
清政府估计，这个让步后的决定，与郑成功所提出来的条件相差不多了，应该郑成功可以接受抚招，因此在1654年初，派郑库纳、贾勒纳（又称扎齐讷）携带“海澄公”印前往福建。与此同时，郑芝龙也派李德带信返回厦门，将清朝方面的决定通知郑成功。
（使命的召唤－86）
既然是演戏，就继续假戏假唱了。
郑成功随即派副中军常寿宁为正使，郑奇逢为副使，前往省府福州迎接清方特使。在临行前，郑成功嘱咐常寿宁，这次出使，不要言及议和的事情，在接待应对上，“只是礼节要做好看，不可失我朝体统，应抗应顺，因时酌行，不辱命可耳。”
二月一日，清廷特使到达福州，二月三日，郑成功的特使也抵达。清朝方面由按察司道黄澎负责接待，他与郑成功特使常寿宁商量会见时的礼节，黄澎说：“今日内院大人钦命天使，尔应行脚门参谒。”就是说郑方特使应该屈膝参拜清朝特使，常寿宁回答说：“今日俱两国命使，况挂印赐玉，我朝无屈膝之理，宾主抗礼足矣。”
常寿宁的意思，现在还没归降哩，必须要采用对等的礼节。结果黄澎将郑方的意思传达给特使郑库纳与贾勒纳，二位特使一听大怒，不肯依常寿宁的意见。黄澎只好又来找常寿宁商量说：“大人由京至本省，为尔藩主抚事而来，尔奉藩令，有主道焉，暂宜少屈。”
常寿宁听了怒道：“本省属之明朝，则我为主，若寄清朝，今日我等至此，耻为宾矣。且和事出自清朝，非我藩主求之也。二使欲先屈我，是无意于和，我等回归复命矣。”立场非常鲜明，要我屈膝行礼，门都没有，这不是个人的荣辱的问题，而是事关郑方的荣誉。
黄澎实在没法，只好再回去禀告两位清特使，称郑方使者既不肯屈膝，又不能强迫他们，他其实是无能为力，只好遣回两位郑方特使了。郑库纳与扎齐讷听了之后，觉得很没面子，气得直吹胡子。
常寿宁与郑奇逢没有见到清特使，回到厦门，向郑成功说了整件事的过程，郑成功听罢连说“好”，并称赞常寿宁、郑奇逢有理有节，不辱使命。
虽然郑使撤回了，但清方特使仍然要完成朝廷的使命，要将“海澄公”与“靖海将军”印授予郑成功，所以过了数日后，清特使前往安平，准备在这里举行授印宣诏的仪式。
郑成功率奇兵镇、后冲镇、亲随营等兵马前往安平，驻扎于东山书院，与清方特使会晤。郑成功接受了清方的敕印，但是在宣诏事情上，双方陷入僵局之中。郑库纳要求郑成功剃发，以示归降，然后再宣读诏书，郑成功坚决不肯，结果两方相持不下，清廷的第一次招抚就这样不了了之。
郑库纳心里很是郁闷，这郑成功既收了大印，又不肯剃发，又宣读不了诏书，这件事到底是算完了呢，还是没完呢？郑成功在谈和过程中种种诡异之表现，着实令人琢磨不透，第二天，郑库纳准备离开安平，又向郑成功打探了一番，郑成功又说：“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和则高丽朝鲜有例在焉。”
清廷答应让出四府之地，郑成功故意又提高价码，且以朝鲜为例，要求有辖内的自主权，并且与朝鲜国民待遇一样，不必剃头。这件事，福建方面也不敢擅自作主，巡抚佟国器也不知怎么办才好，他在写给朝廷的奏稿中抱怨道：“有司莫知攸措，剿抚两无适从，将来事不可知。”
郑成功充分利用清使抵达的这段时间，派人前往福州、兴化、漳州、泉州一带征饷，郑军的原则是不进城，就驻扎于各府城、县城之外，向富户摊派银两，佟国器在奏稿中也说：“诏到之后，群贼索饷愈炽，兴、泉一带在在告急。”从去年八月清军试图与郑成功谈判，到此年二月清特使前来，半年的时间，郑军向各府征收的饷银共计达到四百余万。
四百万是什么概念呢？当时清廷答应让出四府之地安插郑军官兵，并将四府的水陆寨游营兵饷拔给郑军，这些兵饷也不过只有二十万。所以郑成功利用与清军谈判之机，所征收的饷银是清廷准备拔给郑军的二十倍。
（使命的召唤－87）
二、第二次议和
由于郑成功拒绝剃发，清政府对之诡异莫测的态度十分困惑不解。在郑成功与清廷特使往来的这段时间，郑军除了大肆四处征粮饷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举动，就是兵入长江。虽然郑氏势力只偏居东南一隅，与满清所控制的辽阔土地相比，确实是少得可怜，但郑成功从来就是以一个强人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他决不承认自己是个弱者，不仅在与清廷的谈判中，他牢牢掌握主动权，而且他还要以军事行动对清廷施压，同时显示自己的实力。关于兵入长江的情况，后文再说。
在清、郑议和谈判陷入僵局时，清方浙闽官员都搞不清郑成功究竟心里在想什么，此人神秘莫测，令人感到恐怖不安，既然接受了“海澄公”与“靖海将军”之印，但却不剃发不接诏，现在倒底是算招安了呢？还是没招安呢？只好等待清廷的消息。
这下子郑成功更加有恃无恐，三月，他再分遣各提督、总镇，前往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各县摊派助饷，并且给浙闽总督刘清泰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以数十万之众，按甲待和，虽议可俟，而腹决不可枵。稍就各郡权宜措饷，以济兵粮，可也。”
议和之事可以等，可是这肚子要没饭吃可等不了，对不起，得先到各郡邑筹粮筹饷。对于郑成功的军队四处征收粮饷，刘清泰是暗暗叫苦，却也没法阻止。
不光如此，对于拒绝交纳饷粮的，郑成功还准备率兵进剿，郑军迅速在从泉州南安与福清一带的沿海地区驻屯军队。福建由于其复杂的地形，俗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地面积广阔，且沿海多港湾岛屿，所以并不容易治理，在海坛（现平潭岛）、松下、大小址（以上均在长乐县东南部），这里民风甚悍，强人聚集，曾经多次截掠郑氏的海上商船，郑成功派人对这三处发出严厉的警告，但被置之不理。
郑成功这下火了，他派遣中提督甘辉、前锋镇赫文兴，左冲镇杨琦等从陆路进攻松下，他本人则亲率戎旗镇由水路抄进，松下那伙强人焉是郑军主力兵团的对手，很快被杀得丢盔卸甲，郑成功一把火把其老巢给烧了。
紧接着郑军移师攻打海坛，海坛的头目陈西宾率众顽抗，结果郑军只擂一通鼓，便击败这些负隅顽抗之徒，陈西宾自缚来降，郑成功宽恕了他，然后以周鹤芝的部队驻守在海坛岛。
在这段时间里，郑成功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援剿前镇的指挥官黄大振被中提督甘辉逮捕，他被捕的原因有种种说法，有的说他是想献海坛岛向清军投降，有的则说他是因为在征饷过程中手段太残酷。黄大振被押解回到厦门岛，最后郑成功以赐死这种体面的方试处决了这位高级将领。
郑成功的手伸得很远，他甚至派前提督黄廷、前冲镇万礼率军进入到汀州府管辖下的永定征收粮饷，永定既不隶属于清廷答应划拔郑成功的泉漳潮惠四府，也非沿海地区，可是郑成功根本就不理会清政府，强行进入汀州地界。这下子可把汀州府的清军将领王进功气坏了，他提兵数千，准备以武力阻止郑军在永定的征饷。
自从和谈以来，郑军四处催饷，清军都躲在城中，郑军也不入城，倒也没发生什么冲突，但这次汀州的清军摆开打仗的架式，这战打不打呢？前提督黄廷不敢擅自做主，向郑成功请示该怎么办，郑成功告谕他，只有清军阻挠，立刻还击。郑军便不理会王进功的武力威胁，继续征收粮饷，结果在一个名为胡雷的地方，王进功的清军与黄廷的郑军终于大打出手，经过一番血战，郑军击溃了清军，斩获颇多。
清军溃败的消息一传出，各山寨哪敢不交饷银呀，只有一个白土寨拒绝缴纳，万礼率前冲镇击破山寨。
（使命的召唤－88）
清廷也判断不出郑成功的真实意图，便又发了一道敕谕，看看郑成功的反应：
“朕惟闽海粤区，兵戎重寄，宜资勋胄，以靖封疆。尔乃我朝世袭同安侯郑芝龙之子，曩大兵下闽，郑芝龙首来归顺，……朕念父子大伦，兹孝天性，父既为功臣，子岂愿为仇敌？……兹封尔为海澄公，赐之敕印，镇守泉州等处地方，禄俸如例。闽境海寇，悉听便宜防剿；海洋船只，俱令管理稽察，收纳税课。所部官员，照旧管辖，以俟叙录，归顺人众，具数奏闻，以便安插。……尔服此宠嘉，受兹信任，务殚竭心力，以图报称。海滨宁谧，毋替朕命。”
这道敕谕，再次重申郑成功所部人员，由他自行管理，漳、泉、惠、潮四府以及沿海的船只贸易，均交由郑成功管辖。
可是郑成功一代豪雄，与清廷谈判不过虚以委蛇，哪里想真心归顺呢？春秋大义，尊义攘夷，百世犹可复仇，身披国恨家仇，不报枉作男儿矣。
郑成功一方面通过张名振在长江一带的频频出击，以表明强硬的立场，另一方面他又给清廷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很长，将重要部分摘录如下：
“……敕谕四府寨游营兵饷不过二十万，计算散给足养万人，而现在精兵数十万，……一旦瓦解，啸聚千万，祸不可测。……若以全闽委畀镇守，就此现在精兵分布周密，……则镇闽马步可别调，而兵有实用矣。……朝廷果推诚置腹……自惠、潮以至全闽，则野无弄兵矣。……寇东下则在交广，南上则在吴越，而舟山等处尤盗贼之咽喉，窃以为不扼舟山，海不可得而靖也。……故将平靖海氛，必用闽兵屯扎舟山，然后可以弹压海寇，而屯兵万先议饷，不得不就近支给温、台、宁、绍等处钱粮，以养扎舟山之兵。……倘以温、台、宁、绍、处五府委任屯扎，调度接应舟山，使寇无窃处，地方宁静，此又可以解苍生倒悬之苦，而抒朝廷南顾之忧也。”
在这封信中，郑成功再耍狡诈的手段，又一次狮子大开口，除了清廷所说的惠、潮、漳、泉四府外，又提出要福建全省，以及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处州五府之地，并且动不动就以“祸不可测”之词来威胁清廷。
鉴于郑成功反复无常，难以捉摸，浙闽总督刘清泰在奏折中称：“抚局之变，不可不防，则剿局之备，不可不早。”同时，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永吉也称：“郑成功如实心就抚，但当解甲投戈，遵守国法，上报圣恩。其地方兵马机宜，悉听督抚调度，何得妄以闽粤为已任？又何得冀望朝廷委以保全浙海？气傲志高，心雄胆大，明明要挟。虽然归顺，实怀二心。以职愚见断之，将来为东南大患者，必郑成功也。”
说郑成功“气傲志高，心雄胆大，明明要挟”，这可算说准了。
郑成功的暧味态度，最深感不安的人是他的父亲郑芝龙，可以说，自从郑成芝降清以后，实际沦为清廷的囚徒，他的后半生的祸福，全系于郑成功身上，只要郑成功归附朝廷，那么他郑芝龙还是有机会东山再起的，如果郑、清和谈破裂，那么郑芝龙的希望也将因此而破灭，所以他说“恨不能亲揪郑成功之头剃发”，这大约是由衷之言。
郑芝龙显然对自己的儿子了解还不够，他认为郑成功之所以不愿剃发，是因为部下阻挠的原因，所以他想了一个办法，打算派自己的次子郑渡与清使一同南下福建，郑渡与郑成功关系很好，如果让他去劝说郑成功，可能会有效果，倘若郑军部将阻挠归顺，那么郑渡将当场斩杀这些反对派。
这回清廷认可郑芝龙的建议，准备再遣使与郑成功交涉，但是对于郑成功的漫天要价与诡诈莫测，清廷也表现出强硬不退让的态度，顺治帝下了一道措辞颇为严厉的敕谕：“今据尔奏疏，虽受敕印，尚未剃头，冀望委畀全闽，又谬称用兵扎舟山，就近支给温、台、宁、绍等处钱粮，词语多乖，要求无厌。”最后给出最后通谍：“尔若怀疑犹豫，原无归顺之心，当明白陈说，顺逆两端，一言可决。今如遵照所颁敕印剃头归顺则已；如不归顺，尔其熟思审图，毋贻后悔。”
清廷决不允许郑成功的漫天要价，并且要他做出决断，如果要归顺，就要剃头，如果不归顺，切莫后悔莫及。
（使命的召唤－89）
对郑成功的诡异莫测大惑不解的，不仅是清廷、郑芝龙，也包括永历政权。郑成功那种模棱两可的和谈态度，对任何一方都是一个压力，永历政权下的抗清力量，除了孙可望、李定国的原大西军外，便是郑成功的东南力量。郑成功的葫芦里卖什么药，永历君臣估计也是看得糊里糊涂。
确实，对于郑成功与清廷接触这件事上，身处不同位置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清廷把郑成功看作是一个想割据一方的军阀，而永历帝也突然觉得，郑成功的和谈究竟是想叛变呢？还是在暗示什么。虽然郑成功已经成长为南明两大抗清势力之一，但是他在南明小朝廷中的地位与他的实力并不匹配，他只是被封为漳国公，而他本人绝少使用这个封号，更多时候都自称“招讨大将军”，对“漳国公”这个虚爵看得甚淡。
在永历帝被孙可望控制之后，大西军的几个首领都封王爵，孙可望为“秦王”，李定国为“西宁王”，这亲王是一字王，郡王是二字王，郑成功在南明的地位，比孙可望与李定国要低得多。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永历朝廷也不能毫无作为，永历帝派遣兵部万年英，决定册封郑成功为延平王。清廷给郑成功所开的条件是“海澄公”，只是公爵，而永历帝则开出“王爵”，以作为阻止郑成功投奔到清军阵营的筹码。
永历帝在所发的敕谕中写道：“克叙彝伦，首重君臣之义；有功世道，在严夷夏之防。盖天地之常经，实邦国这良翰。尔漳国公赐姓，忠猷恺掣，壮略沉勇。方闽浙之飞尘，痛长汀之鸣镝。登舟洒泣，联袍泽以同仇；啮臂盟心，谢辰昏于异域。而乃戈船浪泊，转战十年；蜡表兴元，间行万里。绝燕山之伪款，覆虎穴之名酋。作砥柱于东南，繁遗民之弁冕。弘勋有奕，苦节弥贞。惟移忠作孝，斯为大孝，盖忘家而许国，乃克承家。铭具金石之诚，式重河山之誓。是用锡以册封为延平王，其矢志股肱，砥修矛戟，丕建犁庭之业，永承胙土之庥，尚敬之哉。”
针对清廷所认为，郑成功降清是忠孝两全的作法，永历朝廷提出“移忠作孝，忘家许国”，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大孝，并明确“严夷夏之防”，满清入关的战争，已经成为一场民族征服的战争，这份敕谕同时称赞郑成功“绝燕山之伪款，覆虎穴之名酋”，燕山指北京，即清廷，覆虎穴之名酋指陈锦、金砺等人均败在郑成功手下。册封郑成功为延平王，是为了力阻他归附清军阵营。
郑成功上了一封奏表，推掉了“延平王”的封号。
为什么郑成功要推掉这个王爵呢？这是个很难解答的问题，这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郑成功虽然“绝燕山之伪款，覆虎穴之名酋”，但只是收复绝少的疆土（就是漳州数县城），并没有震世之功勋，所以他不敢接受“延平王”的封号。另一种可能性，是郑成功不想以此被认为他与清廷的谈判是向永历朝廷伸手要权的一种要胁。
八月份，清廷派遣的第二批和谈特使叶成格、阿山与郑成功的弟弟郑渡及李德、周继武等人抵达福建。
八月十九日，李德与周继武二人先抵达厦门岛，向郑成功报告，其弟郑渡与朝廷的二位和谈大员已到省城，按照上次谈判的旧例，郑成功应该要先派人前往迎请，然后两位议和代表才会南下泉州。
郑成功知道清方要求先剃发，后受诏，索性也不派专员去福州迎接清方特使，只是写了一张小便条，让周继武带往福州，这张小便条是这样写的：“不佞浪志海隅，仗节方外，无意人世之功名久矣。不意丘园辱贲，宠命频来，重之以丝纶，推之以心腹，谊更何辞矣？手割香草，伫看轺车。尚有不罄衷言，当面承商确。祈在夙驾，慰此悬思。庶几东南止戈，赖使君一言以定；而远近怀忠义，俾幽情万里获申也。”
清廷特使叶成格、阿山等知郑成功居然不派人前来迎请，心中十分不痛快，可是皇命在身，又不能这样一走了之，没法，只好硬着头皮南下泉州，然后唤来负责联络的周继武，让他前去转告郑成功：“藩不剃头，不接诏；不剃头，亦不必相见。”郑成功听罢大怒，大声叱责清使的傲慢与无礼，并且置之不理。
由于双方均不让步，所以和谈一事又陷入到僵局中，清廷特使叶成格、阿山只得停驻于泉州，等侯事态的发展。
（使命的召唤－90）
由于郑成功迟迟未表态，清方决定使出郑渡这张牌。郑渡，又叫郑世忠，是郑成功的异母弟弟，郑芝龙派他前来，希望能在关键时候感化郑成功，归降满清。
九月七日，郑渡前往厦门岛，一见到哥哥，两眼泪下涟涟，“扑通”一声跪下来说道：“父在京许多斡旋，此番不就，全家难保，乞勉强受诏。”这简直是在哀求郑成功了。
郑成功叹了一口气，答道：“尔凡子未知世事。从古易代，待降人者多无结局，惟汉光武不数见。父既误于前，我岂蹈其后？我一日未受诏，父一日在朝荣耀；我若苟且受诏削发，则父子俱难料也。尔勿多言，我岂非人类而忘父耶？个中事，未易！未易！”
自后，但令郑渡饮酒作乐，不再谈论和谈的事情。
郑渡在厦门岛内呆了四天，到了九月十一日，郑成功让郑渡带口讯给清廷特别叶成格，相约在安平相见，同时郑成功声明，先受诏，以后再讨论削发的事情。
随后，郑成功调遣甘辉、王秀奇、陈尧策、万礼、蓝衍、苏茂、黄梧、周全斌等诸镇的将士，浩浩荡荡，前往安平，然后在安平列营数十里，旗帜飘飘，士兵全部身着盔甲，如临大敌，在营地附近设置锹藜、鹿角等防御工事，占据险要之地，并埋伏下一些奇兵。这个架式，哪里象是来谈和的，分明象是要来打一场大战。
十七日，清军特使叶成格、阿山也抵达安平。面对郑军的森森气势，清军也不甘示弱，在清军一方，随从骑兵数千人，步兵一万余人，漫山遍野安营扎寨，四处设置瞭望哨，高度戒备。
在双方均剑拔弩张的气氛之下，郑成功与叶成格、阿山开始进行谈判。
郑成功先提出来，清方首先开读诏书，然后就诏书的内容进行酌议，叶成格与阿山则坚决要求郑成功先行剃发，然后再接诏书。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僵持了数天之久，达不成一致意见。
叶成格与阿山一致认为郑成功缺乏和谈诚意，便于二十日，将所有的兵马全部撤回泉州。当郑成功接到清使不辞而别的消息后，他笑道：“忽焉而来，忽焉而去，举动乖张。但因一人在北，不得不暂作痴呆耳。”一人在北，指的便是郑芝龙被清廷软禁，所以在对待清使上，尽可能的拖延时间，也尽可能地把谈判破裂的责任推卸到清使一方，这是他保全父亲性命的惟一办法。
到了二十四日，郑渡、郑世荫（郑成功的四弟，估计是住在安平）以及联系人李德、周继武、黄徵明（郑成功的表叔）等人前来见郑成功，郑渡哭着向郑成功恳请道：“二使此番失意而回，大事难矣。我等复命，必无生理。并太师老爷亦难。”郑成功不为所动，冷冰冰地答道：“我意已决，无多言也。”
其实郑成功显然明白，和谈的失败，对于被拘系在北京的郑芝龙及清控制区的家属是非常不利，虽然郑成功尽量装得冷漠无情，划清与父亲的界线，以此作为保护父亲的手段，但他决不会因此而投降，因为他是个战士，是个复仇者。
叶成格前脚刚走，郑成功派人后脚就赶到。林侯代表郑方向叶成格与阿山两位清使献上厚礼，但是叶成格坚决不吃这一套，坚持郑成功要谈判的惟一条件，就是先剃发，如果不剃发，那就不愿当满清的臣子，这样就没有谈判的必要，更不用说接受诏书了。
几天之后，郑成功又派遣史谠到泉州，再次向叶成格与阿山两位和谈代表发出邀请，并声称尚未看到诏书的内容，不知清方是何意见，如果现在就剃发归降，那么一旦诏书的内容与承诺的内容不同，那么这剃掉的头发可是回不来的。
显然，对于这场所谓的和谈，叶成格看得再清楚不过了，郑成功无非是一种虚予委蛇的态度，故意拖延时间。所以他毫不客气地下令将史谠逐出城，然后自己也回京复命，同时，郑渡、李德、周继武、黄徵明等人也一同回京复命。
郑清和谈，至此宣布破产。
（使命的召唤－91）
郑成功给他的弟弟郑渡写了一封信，以表心迹：
“兄弟隔别数载，聚首几日，忽然被挟而去，天也！命也！弟之多方劝谏，继以痛哭，可谓无所不至矣。而兄之坚贞自持，不特利害不能以动其心，即斧刃加吾颈，亦不能移吾志。何则？决之已早而筹之已熟矣。今兄之心绪，尽在父亲复禀中，弟闻之亦可以了然矣。大抵清朝若信兄言，则为清人；若不信兄言，则为明臣而已。他何言哉！……总其立心，只用胁之一字而已。若用胁，则当用之干戈，不当用之叶（成格）、阿（山）为也。况兄岂可胁之人哉？且四府地方粮饷，仅足以养一万之兵，外此数十万之众，何处取给？将何安插？即使不逼之以剃发，尚且不能，况且迫之者乎？又况其画饼者乎？夫虎豹生于深山，百物惧焉；一入槛阱之中，摇尾而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之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名闻华夷久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母，厥尽孝道，从此之后，勿以兄为念。噫，汉有子瑜而有孔明，楚有伍尚而有子胥，兄弟之间，各行其志，各尽其职焉。”
在写给父亲的信中，郑成功写道：
“和议非本心也”，“不意海澄公之命突至，儿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继而四府之命又至，儿不得已接诏以示信。至于请益地方，原为安插数十万兵将，固图善后至计；何以曰：‘词语多乖，征求无厌’？又不意地方无加增，而四府竟为画饼，欲效前赚吾父故智，不出儿平日所料。遽然剃发，三军为之冲冠！……在清朝总以剃发为是，在儿总以不削发为是。……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毫无暧昧。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屈于吾父为孝；若不能信儿言，则为明臣，尽于吾君为忠”。二使“在泉月余，目睹脱巾情形，未曾与儿商榷，徒以剃发二字相逼挟。儿一剃发，即令诺将剃发乎？即令数十万兵皆剃发乎？即令千百万百姓俱剃发乎？一旦突然尽落其形，能保其不激变乎？叶、阿二位不为始终之图，代国家虚心相商，而徒躁气相加。……使臣如此行动，朝廷可知也，能令人无危乎？能令人无惧乎？况儿名闻四海，若使苟且作事，不特不见重于清朝，亦贻笑于天下后世矣。大抵清朝外以礼貌待吾父，内实以奇货居吾父。此番之敕书与叶、阿之举动，明明欲借父以挟子。一挟则无所不挟，儿岂可挟之人乎？且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大幸也。万一父一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
在两封信中，郑成功皆有类似的话：“清朝若信兄言，则为清人”、“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后世有些历史学者以此认为郑成功其实重视自己的势力甚于抗清，此论甚谬，无论是写给弟弟还是父亲的信，不过都是写给清廷看的，无非是想把和谈破裂的原因归咎于清廷一方，以此来保护家人不受清廷的报复。同时他表现出其性格桀骜难驯的一面，“夫虎豹生于深山，百物惧焉；一入槛阱之中，摇尾而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之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这是何等的胸襟与境界，“儿岂可挟之人乎？”“万一父一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无怪乎后世名臣、台湾巡抚刘铭传盛赞其：“复父书词严义正，千秋大节，享俎豆于舜日尧天。”
清廷在招抚郑成功失败的同时，招抚郑鸿逵也宣告失败。
郑鸿逵也给郑芝龙写了一封信，他不象郑成功那样的文字语气上锋芒毕露，但仍然显示出绝不降清的骨气。郑鸿逵在信中回顾马得功偷袭厦门岛以及他私下放走马得功的事情，“自放马得功之后，择地白沙，粗建茅屋，所有大小战舰，尽为渔商，与地方相安者，已三载矣。……弟受本朝朝宠遇，官居上爵，义无悖旧恩而贪新荣，……爵禄一节，弟断不敢受，亦不能受！……若退处白沙，而地方仍复相激，则弟惟有扬帆远避，虽涉险波涛，亦所甘心。”
（使命的召唤－92）
郑鸿逵因协助马得功逃离厦门岛，致使与郑成功反目成仇，他从顾全大局出发，离开厦门岛，抵达白沙，在这里修筑起一座半月城。后来郑鸿逵得了痿痹之症，大约就是中风吧，手足都残废，他便将手下主要将领及军队与战船一并交给郑成功，自己在白沙的战船都改造成渔船，用来在海上捕鱼，因为他曾协助清军渡海逃离厦门岛，所在清军也没有进攻他的地盘。这位也曾经叱咤风云的郑军元老饱受伤病的折磨，但他仍然不屈不挠地拒绝了清军的利诱与威逼。
在第二次议和前后，郑成功又通过议和的时机，大肆征收饷粮。
虽然郑成功确实利用与清军休战的空隙，大大充实自己的粮饷，但是这种强行征收的手段，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由于郑成功不断地扩充自己军队的数量，这些军队需要耗费大量的粮饷，而郑成功能征饷之地，也不过是东南数府，僧多粥少，在各地的征收力度非常之大，往往超过当地百姓的负担。更为严重的是，郑成功的一些部将乘机捞取私利，援剿前镇的指挥官黄大振便涉嫌“拷饷太酷”而被郑成功赐死，但他并不是惟一受到处分的高级将领。
在黄大振被赐死后，郑成功接到举报，被委任为督饷都督的黄恺在收征饷银过程中，名目种种，强行摊派，横行霸道，多征少报，个人私吞十余万的数额。郑成功一听勃然大怒，当即派人逮捕黄恺，经过调查，发现情况属实，马上下令将黄恺斩首示众。黄恺在征饷时写的告示书中，又有“清廷赐地”四字，以表明征饷的合法性，郑成功一看也怒不可遏，下令将写这份告示书的掌案与户房二人也处死。黄恺所私吞的十余万的军饷也被充公。
从六月开始，郑成功又派甘辉、林胜等人前往长乐征饷，福建巡抚佟国器叫苦不迭，派人驰书一封向郑成功求情，郑成功置之不理，佟国器只得眼睁睁看郑军在自己眼皮底下公然征派助饷。到了七月，清军虽然没有放弃议和，但是仍然加强福建清军的力量，一部分清军兵马经栖霞关进入福建，郑成功加紧征饷的实施，各提督总镇再度大规模在漳州、泉州、福州、兴化一带征饷。
到了九月底，郑清谈判完全破裂，所以有一些地方就拒绝上交助饷，在福建南部的诏安溪南寨，由于拒交粮饷，郑军前提督黄廷率军荡平溪南寨。
对于清廷而言，抚局已经全然失败，所以准备全力以武力剿灭郑成功，这一年（1654年）的年底，清政府任命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军由北京出发，准备南下福建，一举消灭郑成功部。
郑成功在1653-1654年一年多的时间里与清廷谈判，这件事也遭致后人的一些非议，有人认为他的这种作法，根本就眼中没有永历朝廷的存在，不可称之为忠臣。其实所谓的南明政权，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只是一个空壳罢了，永历帝只是孙可望摆布的对象，根本无兵无权，美国学者司徒琳在《南明史：1644—1662》一书中说得好，此时“明朝所代表的，毋宁只是一种精神——坚持抵抗外来势力侵略与控制的精神。”同时对郑成功与清廷的议和有着极为精采的评论：“一旦看清了事实，他（郑成功）就兴致勃勃地投入了这场纵横捭阖，作生平最狡诈的表演，……郑成功在议和过程终了时，比开始时力量更强，而清朝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实际上却成了输家。在此还应当注意的是，若是郑氏地盘内有明廷存在，他就不可能放手去做，这样的议和也就不会进行下去。”同时郑成功还迫使清政府释放了被俘的郑军海军高级将领林察。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郑成功以自己的诡异莫测，赢得了一场不流血战争的巨大胜利。其实这样说还显不够准确，因为即便在郑成功与清廷谈判之时，郑成功仍然果敢地向清廷发起军事上的挑战，这就是三入长江之役。
（使命的召唤－93）
三、三入长江之役
在郑清和谈之前，即1653年初，原鲁监国帐下大将张名振向郑成功提出北上浙江、南京，郑成功同意，于是由张名振担任总指挥，张煌言为监军。张煌言即著名的张苍水，他本是个文人，但是国家的巨变使他投笔从戎，成为鲁监国政权下一名有勇有谋的将领。无论是张名振或张煌言，虽然迫于时局，投靠郑成功，但他们都以鲁监国的部下自居，保持相对的独立性，郑成功并不在意这一点，他将两百多艘战船、两万多人的军队交给张名振，以示对原鲁监国政权将领的信任，这些军队有一部分是原鲁政权的军队，同时也包括一部分郑军将士，郑军重要将领陈辉、黄兴、沈奇、林顺、蓝衍、施举等一同出发，均受张名振的节制。
北伐舰队沿着海岸线向北航行，进入浙江。张名振北上的目的之一，是招揽旧部，掀起清统区的抗战高潮，并且伺机威胁南京。
当水师行经浙江舟山群岛时，张名振与张煌言远眺舟山群岛，悲从心生，当年舟山一役，是鲁监国政权的一次惨败，包括张名振、张煌言的许多家人都死于这次战事，痛心疾首啊。张名振与张煌言站立船头，设案置酒，遥祭在舟山之役中的死难诸公。
师过舟山后，张名振率海军攻击金塘山，金塘山的守将是以前鲁政权的叛将金允彦。张名振的海军占领金塘山后，生擒金允彦，并以凌迟酷刑处死。首战的胜利与处决叛徒，令张名振麾下自来鲁政权的将士欢欣鼓舞，真是大快人心，一时士气高涨。
张名振的率军北上，确实对浙东抗清起到十分重要的影响。
坚强的浙东人民没有放弃抵抗清军的努力。平原将军姚志倬、诚意伯刘孔昭与他的儿子刘永锡率众来投奔张名振，姚志倬是原鲁监国系下的将领，在浙江抗清失败后，他仍然坚持抗战，多次组织义军抗清，但均以失败告终，但他仍然保有少量的军队，东藏西躲，以逃避清军的搜捕，终于盼来张名振的北伐军。同时，潜伏在浙东各地的抗清力量，以及张名振与鲁王的旧部，也纷纷前来，张名振的力量迅速扩大。
清军在海上战斗远不是张名振的浙东水师与陈辉的郑家水师的对手，张名振身经百战，是东南抗清的一员悍将，在招集旧部之后，声势大振，于是攻崇明、入吴淞，掠夺清军的船只六百余艘。之后入长江，直抵金山，江淮响应，清军水师莫敢争锋。
张名振兵入长江，并非为了攻城略地，更多是为了造声势，给长江沿线抗清力量予坚持的信心，同时也向清政府展示自己的实力。
张名振的浙东与长江沿线的胜利，令郑军海军将领与他的矛盾日益加大。一封封恶语中伤张名振的信被送到厦门岛的郑成功处。具体告了什么状，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张名振与郑军将领的矛盾由来已久。
虽然张名振是随同鲁监国一同前往投奔郑成功，但他一般不被认为是象陈辉、甘辉那么纯粹的郑军将领，他更应该称为“南明将领”，他效忠南明，而不是效忠郑成功。自从张名振到达厦门岛后，他与郑军将领的关系就一直不好，这也许出于郑军将领对他的不服气，但更可能的原因是他是个颇为桀骜的人，他对大明的赤诚忠心，使他在面对这群半海盗的乌合之众时，可能难免流露出一种优越感。
另外一个可能使他担忧的原因，是郑成功正在同清廷接触，这对于背上刻着“赤心报国”的张名振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事。郑军将领把种种牢骚与不满汇报给了郑成功，这位国姓爷命令张名振返回厦门岛。
（使命的召唤－94）
张名振的返回并非是一件坏事，他与郑成功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会谈，这次会谈不仅消除了两人之间的误会，而且张名振说服郑成功继续增加北上的兵力。郑成功又一次批准了张名振的北进计划，并且派出陈辉、王秀奇、洪旭、周全斌诸郑军将领与张名振一同北上。
这次北上遇到了一些麻烦，当舰队开进到羊山一带时，遇到了强飓风，海洋上捉摸不定的天气变化给舰队带来了不小的损失。陈辉、王秀奇等郑军舰队大约有十分之一的船只被飓风所摧毁，不得不停驻在福建北部福宁州一带暂时停泊，只有张名振的直辖的舰队没有遭到损失，飓风过后，他的舰队继续航行，到九月时，抵崇明，驻扎于崇明沙、平洋沙一带。
由于遭飓风袭击，张名振舰队的粮食损失严重，渐渐粮食供应不上，出现了饥荒，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下，张名振一边四出筹措粮食，一边与士卒同甘共苦，士兵们没饭吃时，他决不吃一口饭，这使全体士兵非常感动，纷纷说道：“太师既枵腹，我辈亦忘饥。”凭着张名振坚强的意志与领导力，这支军队没有在饥荒面前丧失士气，反而在冬季赢得了一场空前的胜利。
十二月，天寒地冻，长江口的江面也结冰，驻守崇明岛的清军一万余人，包括三百名骑兵，涉冰而进，进攻驻扎于平洋沙的张名振部队。崇明与平洋沙是两个岛屿，但两岛之间的水面因寒冷而结冰，这使清军有机会可乘。
张名振见清军来势汹汹，打算先避其锋芒，再寻机反击。此时，张煌言对张名振说：“此用武地，急击勿失。”经过多年的军旅生涯，张煌言从文人已经成长为优秀的将领，张名振听从了这个建议，以主力部队迎战清军，将鸟铳火炮集中起来，阻击清军，然后以王善长、姚志倬率数百名敢死队猛攻清军左翼，同时，张煌言率数百人进攻清军的右翼。
这次果断出击令显示张名振部队强大的攻击力，清军被打得大败而逃，清军的骑兵在这种地形与气候下优势丧失殆尽，马匹陷在冰地之中，三百骑最后只有一骑侥幸逃脱。有一些史书称这次会战，清军一万余人全军覆没，另有些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清军伤亡人数，只纪录清军骑兵全军覆没。总之，这次会战，张名振兵团是大获全胜。
平洋沙战役的胜利，使得江浙一带的人民大为振奋，抗清的热情迅速被调动起来，张名振的海军舰队士气高昂。此时，张名振接到了一封来自长江上游的蜡书。
这封蜡书，与大西军的首领孙可望有关。
由于明政府的腐败无能，致使江南沦于满清之手，在沦陷区，仍有无数的志士仁人，以及明朝旧官吏为抗清的事业而冒死奔波。这些反清复明的人士奔走于东南、西南两大抗清力量之间，试图开辟一条新的联合作战的路线，这些人士中，最重要的包括贺王盛、睦本、平一统以及姚志倬等人。
贺王盛曾经担任崇祯朝太仆寺右少卿，南京陷落后，他暗中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张名振率军北伐，贺王胜觉察到时机成熟，便派睦本秘密前往西南，与永历政权接头，与睦本一同前往的，还有著名的义军领袖、投奔张名振的姚志倬。行至湘潭时，姚志倬因病无法前行，只得养病后返回张名振军中，睦本单独前往，带回永历帝的敕书与孙可望的信札，于十一月返回，交给了贺王盛，贺王盛又转交到张名振的手中，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蜡书。
另一位著名的反清复明活动家是平一统，他在江南一带秘密收集反清复明分子，在张名振北伐后，他积极为发动起义做准备，但是最终失败。平一统、贺王盛、睦本等人最后均被捕，涉案的人数颇多，多数人被清廷下令残酷杀害。
（使命的召唤－95）
大西军二号领人物李定国试图开辟广东通道以取得同郑成功的联系，而大西军的领袖孙可望也试图通过长江沿线打通与郑氏集团会师的通道，实现两大反清集团的联合作战。张名振所收到的蜡书，正是孙可望希望与郑成功、张名振的海军会师长江的计划。
张名振在得悉大西军的计划后，没有迟疑，便于1654年初，率战船数百艘第二次入长江，过京口，掠仪真，一路逆流而上，直抵瓜州。正月十三日，舰队在金山登陆，缴清军大炮十尊。南明海军在长江横冲直撞，清军根本没法在水面与之抗衡。
张名振躇踌满志，与诚意伯刘孔昭携五百人登山访寺，寺庙里的和尚乘机持薄募化，张名振大笑道：“大兵到此，秋毫不扰，尚募化乎？”下令助米盐各十担。
次日，张名振身着纱帽青袍角带，向东南方向遥祭明孝陵，并赋诗一首：
十年横海一孤臣，佳气钟山望里真。
鹑首义旗方出楚，燕去羽檄已通闽。
王师枹鼓心肝噎，父老壶浆涕泪亲。
南望孝陵兵缟素，看会大纛祃龙津。
诗的前言是“予以接济秦藩，师泊金山，遥拜孝陵有感”，后记是：“甲午年孟春月，定西侯张名振同诚意伯题”。
由于没有接到上游孙可望发兵的消息，两天后，张名振在夺取清军所抛弃的辎重后，率舰队东下。
在张名振率部二入长江之际，郑成功增派援军到平洋沙。郑成功的部将、戎政司马陈六斌、都督程应璠率军会同驻留此地的平原将军姚志倬等部，一起进攻清军的崇明岛基地，企图乘清军在平洋沙战役受重创之后，一鼓作气拿下崇明，但是这次作战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被清军击退，非常可惜的是，姚志倬也在这次进攻中战死。崇明之战失利，再度暴露出郑军在攻城上的弱势，但在海洋上，郑军海军仍然是无敌的，陈六斌、程应璠率海军攻击吴淞，掠夺敌船二百艘。
张名振的舰队东下之后，游弋于长江一线，并在三月在扬州府治下的吕四场登陆，击败了守备的清军，缴获大河营守备印。四月，张名振的海军又杀回镇江、仪真，但是仍然没有孙可望大西军的出动的消息，由于军饷困难，张名振向这一带的盐商索派军饷，遭到拒绝后，张名振大怒，指挥战船袭击盐船，焚毁盐船六百艘，这使得清廷“折耗课赋商本数十万”，之后又撤退到长江口。
五月，张名振率军进逼吴淞关，击毙清军四百余人，夺取各种船只三百七十艘，牢牢地控制东南的制海权。他意犹未足，派出六十只沙船，北上山东的登州、莱州一带的海域，一直到高丽然后才安全返航。
张名振两次欲接济孙可望的东下军队，均以失望而告终。孙可望之所以没有成行的原因，在于大西军的内部分裂开始加剧，他与李定国已经决裂，与永历帝也是貌合神离，与大西军的第三号人物刘文秀也有裂痕，种种原因，导致了他设想的与张名振实现长江会师的计划没能实现。
虽然张名振的海军进出长江如入无人之境，但是粮饷上的不足一直成为其舰队的心腹之患，他南下浙江温州买米七船，以解粮食馈乏的燃眉之急。而后，张名振又一次返回厦门岛，向郑成功提出请求，补充兵力、武器、粮饷等，郑成功答应派遣忠靖伯陈辉率海陆军一万五千人，战船百艘北上支援。于是张名振再次出发北上，这位海上英雄往返奔波于厦门岛与长江之间，其不畏艰辛之精神令人钦佩。
九月，张名振师抵上海县城，上海震动。十二月，张名振海军再一次溯长江而上，在朱家咀劫持并焚毁江西的粮船，深入到南京郊外的燕子矶，不仅南京震动，东南半壁亦为之震动。不过张名振的海军虽然在江面上称雄，在陆地上却难以有效攻破坚固的城池。
1653年、1654年初与年底的三次入长江之役，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战果，破坏了敌占区的经济，对清军的水上力量也进行沉重打击，巩固了南明海军的水上优势，但相比之下，政治意义更加重大，这几次规模不大的北伐，给江南沦陷区的人民予坚持抗清的希望，激励更多的志士仁人为复业事业而奔走，同时也证明了郑成功与满清政府的所谓谈判，不过只是一种权宜之下的策略。也正是因为看到郑成功这种坚持抗清的信念，大西军的李定国才会再度约请郑成功联合作战，会师广东。
（使命的召唤－96）
四、迷雾重重的会师行动
李定国在1653年的肇庆会战失利之后，仍然没有放弃打通广东，与郑成功联手抗清的战略企图。1654年二月，李定国率军第二次入广东作战，先后击破高州、廉州、雷州等地清军。
四月，李定国写了一封信，派人走水路送抵厦门岛，与郑成功商谈会师的事宜，但是，信使一去如石沉大海，郑成功对此态度含糊，不置可否。我们不能不承认，对于郑成功这位人物的内心，我们还是知之甚少，他是那种令人捉摸不透的人，很想把握他的真实想法，不论是清廷还是南明，郑成功都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
郑成功之所以不表态，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此时郑成功正利用与清方第一次和谈的机会，大肆筹集粮饷，扩张自己的实力，这种机会是可一不可再。
第二，在这一年五月份，张名振从长江返回厦门岛，提出增兵北上的要求，郑成功最后批准了这一计划。据郑成功日后对李定国所作的解释是：“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故再发舟师，令定西侯张名振、忠靖伯陈辉等复出长江，水陆并进，规取金陵，使彼胸腹受创，则手足自乱。”
第三，张名振的到来，一定给郑成功带来了两个消息，其一是大西军领袖孙可望准备出兵会师长江，此时孙可望所掌握的兵力有三十多万，远远超过李定国，且长江一线的战略地位，更非广东所能相比，只要克复南京，便有可能光复江南半壁河山，这意义之大，远超过广东战役。其二，长江流域的反清复明人士频频活动，随时可能爆发大起义，而这些起义必须要有东南海军的策应。
第四，孙可望与李定国两人的决裂，使得郑成功在对待两人的态度上比较谨慎，他并不想过早地与其中一方过度密切，以削弱与另一方的合作关系。
郑成功对李定国会师广东的计划迟迟未作出反应，这件事，后世有些史学家认为郑成功私心自用，一味重视自己的地盘，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带有颇多的主观推测。笔者在此问题上经反复思索，力图站在当日之时局以判断，逐渐地被史学家所遗忘之一人浮出水面，这便是孙可望。后世史学家之所以忽视此，实以为李定国乃坚定之抗清斗士，而孙可望最后成为叛降者，可是在1654年时，孙可望乃是全国最大抗清力量的领袖，这一事实岂可忽略，所以作为郑成功，他肯定更倾向于与孙可望会师于长江。至于孙可望会师长江计划最终流产，这就不是郑成功于当日所能瞭望也。
郑成功拖延了一段时间，才写了一封回信，派差员李景送交给李定国，这封信史料不载。
李定国率军于六月兵临新会，新会战役打响。
八月，李定国回复一封信给郑成功，再次重申会师的请求。在这封信中，李定国写道：
“不谷（李定国的自谓）驻师高、凉，秣励养锐，惟候贵爵芳信，即会辔长驱，以成合击；……乃七月中旬又接皇上敕书，切切以恢东为计。君命不俟驾，宁敢迟迟吾行哉！爰遣水陆二师，……盖殄虏于长洋，败李酋（清两广总督李率泰）于端水（即肇庆）。而会城两虏（指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恃海撄城，尚稽戎索。兹不谷已驻兴邑（指广东新兴县），刻日直捣五羊。然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储糗攸资，是用悉所精神，援饷不绝。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故亦合力于斯。在彼望风屏息，遵陆知难，遂恃长舸舰，堵我舟师。非藉贵爵星言发夕，其谁收此一捷也。……不思羊城底定后，虽频年抗节，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绩之足道哉！……大略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所谓张侯爵（定西侯张名振）鼓楫而前，要知亦缓于今日发粤之举。时乘其所急，名高于易收，执事宁忍置之？”
在这封信中，李定国对郑成功的拖延时间非常不满，他对郑成功的援军可谓是望眼欲穿，“秣励养锐，惟候贵爵芳信，即会辔长驱，以成合击”，同时强调他在七月中旬接到永历帝的敕书之后，“君命不俟驾，宁敢迟迟吾行哉”，然而“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清军的粮食辎重储备充足，而且“恃长舸舰，堵我舟师”，对于海军力量不够强大的李定国，对郑成功强大的海军力量仍是殷切期盼，“非藉贵爵星言发夕，其谁收此一捷也。”李定国认为只要郑军发兵，合力攻下新会，“省城可不劳而下”，同时也批评郑成功“虽频年抗节，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绩之足道哉！”
（使命的召唤－97）
李定国判断，清军自从在湖南战场尼堪亲王被击毙后，难以组织起一支那么强大的援军（当时尼堪亲王统率十五万大军），他再次强调广东战场在全国战场中的重要作用，“大略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认为郑成功派遣张名振入长江，在轻重缓急上，远远不如广东战场的重要性。显然，李定国未必知晓孙可望有与郑成功的舟师会师长江的计划。
此外，李定国又附上一短信，写道：“圣跸艰危，不可言喻。敕中怆怛之语，不谷读之痛心。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倘确不能来，即示以的。不谷便另议舟师，以图进取。甚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要郑成功明确表态，如果郑拒绝发兵，他将另想方法组织水师，并且强调，如果郑成功发兵，那么不能迟于十月望后。
郑成功在九月份收到了李定国的这封回信，这时他正与清方展开第二次和谈，所以南下援助李定国的计划只得向后推移。九月底，与清廷的谈判完全破裂后，郑成功开始着手组织南下援军。
十月十九日，郑成功任命水师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督，提调军中一切机宜，任命右军闽安侯周瑞为水师统领，戎旗勋镇王秀奇为陆师左统领，左先锋镇苏茂为陆师右统领；此外还有正兵镇、护卫左镇、后劲镇、信武营、殿兵营，游兵营，信武营等部队，共计官兵数万人，战船一百艘，启航开赴广东前线。
同时，郑成功给李定国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这样的：
“弟十年经营，十年攻战，正欲得一同袍同气者，共灭丑类而朝夕兹叠承大教，宁忍濡滞以自失事机？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故再发舟师，令定西侯张名振、忠靖伯陈辉等复出长江，水陆并进，规取金陵，使彼胸腹受创，则手足自乱。即欲遣师南下，与贵部共取五羊，缘风信非时，未便发师。……兹届孟冬，北风飙起，即令辅明侯林察、闽安侯周瑞等统领，扬帆东指，虽愧非顺昌旗帜，然勉效一臂之力。水师攻其三面，陆师尽其一网，则粤酋可不战而擒矣。”
这支南援部队出发的时间还是稍迟，到十二月十五日，林察率舰队抵达距离虎门二百里处的佛门堂外，此时李定国在进攻新会六个月后，最终以失利而告终，被迫撤退，无法实现与郑成功军队会师新会的计划。
到了次年五月，辅明侯林察与周瑞等人率军回到厦门岛，对于这次出师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郑成功对林察严加斥责道：“勤王入援，君命原无俟驾，逗遛观望而回，朝典何在？”对责任最重的闽安侯周瑞削职夺爵，解其兵柄，永不叙用；总督林察、统领王秀奇、苏茂三人记责，实降三级，其余将领各降两级，只有信武营陈泽、游兵镇黄元、殿兵镇林文灿三人，建议请令前往广海，继续寻求与李定国会合，但此建议被林察所拒绝，郑成功嘉奖三人的忠义之举，更加升一级，赏银百两。
这次没有成果的救援行动，同样引起后代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置疑与非议。郑成功是否私心自用、拥兵自重，故意拖延与李定国会师的时间呢？
顾诚在其名著《南明史》中，对郑成功提出五点置疑：第一，郑成功起兵以来，重大战役都亲自指挥，何以这次入粤作战却例外呢？第二，此次出征的总指挥林察，当年拥立绍武政权，与永历政权曾经打过仗，是内斗高手。第三，郑成功在九月接到李定国的信，李定国要求郑军在十月十五日抵达，为何郑成功故意拖到十月十九日才派海军出征呢？第四，为何南征海军十月十九日出发，到十二月十五日才抵达佛门堂呢？第五，郑成功对南征诸将的处置过轻，有玩弄权术的嫌疑。
近代著名史学家朱希祖认为：“成功专顾根本之地，不肯长离闽海，且牵于清廷和议，虽遣林察等偶尔会师，然既已愆期，又不亲征，徒尔塞责，班师致罚，亦聊以掩人耳目而已。”
对于这次未果的南援军事行动，笔者略提拙见，以资参考。
（使命的召唤－98）
其一，郑成功在重大战役上均亲自指挥，为何这次却例外呢？
郑清议局失败后，清军尚未完成军事部署，郑成功在福建战局中居于完全主动的地位，此时正是他获得大发展之良机，他也确实抓住这次机会，取得了非凡的胜利，几乎全部占据了漳州、泉州、兴化等地。
随着战争范围的扩大，郑成功就算想要事事亲为，也分身乏术。此时郑成功面临三个战场：张名振第三次兵进长江、林察率师南援李定国、郑成功坐镇福建进攻泉州、漳州。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没能亲自率军南下，这是很正常的事，似乎没必要指责。
其二，林察是个什么的人呢？
郑成功派遣林察为南援军总指挥官，是否只是虚予应付李定国呢？顾诚在《南明史》一书中，认为郑成功故意派“内战高手”林察为统帅，暗示郑成功无意与李定国联合作战。
这个说法很牵强，南明所有将领，无一不例外曾卷入内斗中，如果硬要扣上内斗的帽子，郑成功、李定国、张名振这些人无人能幸免。从爵位上说，林察与张名振、周瑞都是侯爵，其地位仅在郑成功之下（郑成功被封公爵“漳国公”），而且林察是郑芝龙的老部将，曾参加过重创荷兰人的料罗湾大海战，在郑芝龙部将纷纷降清时，林察远走广东拥立绍武政权，坚持抗清。
在绍武政权与永历政权的内战时，林察指挥绍武海军大败永历海军，虽然说这是内战，但不能否认林察的军事才干，并且林察原本在广东活动，对广东一带水域最为了解，郑成功派林察为总督，原则上与派遣熟悉江浙水域的张名振北上是一致的。
林察虽然曾与永历政权有过节，但是不要忘了，郑成功之所以改尊奉永历政权，全是林察的功劳，正是林察从广东带回永历消息，郑成功欣然道：“吾有君矣！”（见《台湾外纪》第六卷）
其三，为什么郑成功出兵时间比李定国约定的时间要晚呢？
李定国写信给郑成功时，再三强调郑军援军不要迟于十月十五日抵达，而实际上郑成功是十月十九日才出兵。这也是后世史学家对郑成功拖延会师时日持批评态度。
郑成功也是个有血有肉之人，并不单纯是个符号，收到李定国信时，郑成功正与清方展开第二次谈判，他毕竟要考虑到父亲郑芝龙的处境，所以将出兵推迟到谈判破裂，似乎与情理上说，有其个人感情上的原因。
结合当时的形势分析，郑成功推迟了南征军出发的日期，还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郑成功高估了李定国军队的战斗力，而低估了清军的力量。在1655年初，郑成功当时还不知道李定国已经战败，郑成功在写给清福建巡抚佟国器的一封信中，其中有几句写道：“现今西宁王攻破肇庆，羊城亡在旦夕，清朝应援之兵，披甲不满三千，是驱犬羊而赴虎群，稍饱其腹耳。”但是令他没想到是，李定国在兵力远远多于清军的情况下，最后遭到惨败。
第二，郑成功出兵广东，是他庞大计划中的一个环节，这个计划分北、中、南三条战线，北面由张名振进攻江浙，入长江，截断粮道；中路则由郑成功亲自大举规复漳州、泉州、兴化一带；南路则由林察率援军打通与李定国会师之路，这是一个完整的战略。这个战略意图，也体现在郑成功写给佟国器的信中：“用是南北齐发，水陆咸驱，掣其一方而旁及四国。将见吾兵抵吴而吴靡，入浙而浙催，至粤而粤破，动闽而闽瓦解。”据此，不可否认林察的南征兵团是郑成功向清政府发起全面反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顾诚先生因为将来自农民起义军阵营的李定国视为最坚定的抗清中坚力量，因此他是站在李定国一边来看待郑成功的南援问题，却忽略郑成功作为东南独立抗清力量的领袖，他所考虑的不仅仅是南援李定国，而是整个东南全局。
所以，无论怎么看，都难以认定郑成功在援助李定国一事上是虚与委蛇，弄虚作假的表现。
（使命的召唤－99）
其四，林察的南援舰队，为何行进缓慢呢？
顾诚分析林察率海军南下，行进缓慢，是为了故意拖延会师的时间，并认为这是受郑成功的指使，把郑成功看作是一个破坏联合抗战的人，这种说法也缺乏证据。
以郑成功的实力与桀骜不驯的本性，如果不想与李定国合作，他决不会出兵。既然出了兵，怎么又会故意拖延会师时间呢？那么怎么来解释舰队从福建到广东前线花费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呢？
只要翻查一下郑军历来的海上军事行动，就会发现这其实是正常的行军时间。1651年郑成功南下勤王，从南澳岛与大星所，耗时约一个半月；1655年洪旭率舰队北征舟山，从厦门到舟山耗时三个月。由于海上行军不同于陆上行军，受到海洋潮流与天气影响很大，这在后来郑成功的北伐，到跨海征台湾等海上战事中，都可以清晰看到海上行军速度并不可以用距离远近来衡量，举个例子，以当时远航能力极强的荷兰舰队为例，在救援热兰遮城战役中，由于天气原因，在热兰遮城外海域整整逗留了二十八天。
如果林察的海军并非真心要援助李定国，那么在得悉李定国已经兵败后，那么当然就应当马上率舰队返航。那么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
林察率海军出发时，郑成功拔配给十个月的粮饷，很明显，这是打算要作持久作战的准备。林察在十二月十五日得知李定国兵败后，南征军并没有马上返航，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到次年五月才返回厦门岛。这半年的时间，这支海军在干什么呢？信武营陈泽、游兵镇黄元、殿兵镇林文灿三人建议前往广海（在肇庆南端沿海地区），想从这里登陆，寻求与梧州的李定国军队重新会师，但此建议遭到林察与周瑞的反对而未果。
林察与周瑞的想法，大概是想等待李定国的军队重新返回广东战场，而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李定国的军队始终未能重新出现，最后才不得不返航。郑成功认为林察、周瑞等“逗遛观望而回”，正是指责他们没有积极主动进取，而是被动地等待。
其五，处罚林察等人是否真的是“掩人耳目”的政治权术呢？
顾诚先生认为郑成功对南征将领处罚过轻，只为掩人耳目，意思就是说林察等人故意磨磨蹭蹭，其实是郑成功的暗中安排的，现在郑成功又假意处罚他们，整个过程就象演戏一样。
其实这个处罚已经不算轻了。周瑞被解除兵权，永不叙用，林察、王秀奇、苏茂被降三级，其实这些南征将领并无犯大过，只是在战场形势出现变化时，未能积极进取。顾诚先生还认为，周瑞是原本鲁王政权的将领，却被致罚最重，乃是郑成功有意排挤鲁王系将领，这个说法也没有确凿的证据，郑成功向来赏罚分明，六亲不认，不能说周瑞刚好被处罚最重就是在打击异己。
事后，郑成功写了一封信给李定国，其中写道：“不佞恨不能征帆倏忽，直扫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舆。讵意船师未到，而大师先已班回数日，有贵部官兵自粤来投者，细讯其故，盖以骄兵致挫。胜负兵家之常，不足深忧，但敝船逗遛，既不能先期会师，又不能奋图后援，使丑虏长驱，实有与罪焉。已将水陆各将审定功罪，乃知依违不前者，闽安侯周瑞，已重行捆责，革职闲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
郑成功在检讨错误的同时，也指出李定国“骄兵致挫”，当时李定国的军队号称二十万，虽然这个数目有些夸大，但相比清军的力量，要强大许多，新会之役的结局，竟然是遭到惨败，确实有出乎意料之处。
在不久后，宦官刘玉前往厦门岛，郑成功询问“迩来恢复事体如何？”刘玉回答说：“定南王孔有德征粤西，分师从衡州、宝庆、永州而进，旋为李定国所败，帝于是稍安。但孙可望与李定国二人恃功，骄悍不睦，终非国家之福。”郑成功慨叹道：“当此之际，内无贤相匡其君，而运筹帷幄乏其人；外有骄将，兵无纪律；又不积储粮饷以足兵食，谋扼险阻以图恢复；而乃恃功立党，致使英雄失望，人心瓦解，将何以望中兴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