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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的召唤——郑成功及其事业》
第一章 密谋：颠覆日本
一、澳门之行
一个人的命运，总在有意无意之间，受时代所左右。
从十五世纪开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大航海的时代，这是一种巧合呢，还是东西方文明的一种默契？虽然中国人迈向大洋深处的时间，比欧洲人要早了半个世纪，但这种领先很快就被保守的政府打压而变为落后。东西方的大航海之路开始分道扬镳，西方人在勇敢无惧中向未知的海洋与陆地深处挑战视野的极限，不缺乏探索勇气的中国人却在海禁的铁血政令下失去了一次次全球扩张的机会，曾经称霸印度洋的那一代中国人的奉献与牺牲，被傲慢与漫不经心的政府摧毁了几乎全部的成果。
“海禁”这一字眼，对那时代生活在海边、富有冒险精神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个恐怖的词汇。从很早以前，人类便发明了舟船，使得江河、湖泊与海洋不再成为无可逾越的障碍，海洋本来没有路，但人类凭借聪明才智开辟了海上之路，但大明朝的政府却自绝人民。当一个时代的转折到来时，一个政府的固步自封是这个国家的悲哀。
政府的铁血政令并无法压制住人民内心中求生存、求富贵的天性，越来越多的人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在海外贸易的暴利的驱使下，不惜铤而走险，对抗政府，展开反海禁的斗争，这股势力非常庞大，政府斥之为“海寇”，而历史学家更愿意称之为“海商集团”。海商集团是那个时代特殊的产物，亦商亦盗，也是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这既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力量，也是充满破坏性的力量。
海商集团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赢得了部分胜利。
1567年，明穆宗隆庆元年，中国政府终于部分开放海禁，在福建漳州的月港设置一个开放特区，允许个人出海贸易。虽然这个开放政策非常的不彻底，全国仅开放一个港口，而且这个港口是个天然条件十分差的小港口，对出口的物品也有严格的限制，尤其是对铜、铁、硝磺等战略物品，严禁交易；如果说禁止战略物资的出口是为了国家安全而有情可原，那么限制出海的船只的数量就显得过分的保守。
中国人善于突破政策的限制。海禁的闸门一旦开启一条窄缝，马上会被洪水所冲垮，造船业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中国的农产品与工艺品、生活用品等大量物资大量经海商之手出口到东南亚乃至欧洲，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贸易船只的数量被远远地突破限制，不能以合法的手段取得出海许可证，便不惜风险采取走私的手段，在巨大利润的驱使下，甚至连政府的官员都迫不急待地下海，加入到海商的行列。
福建南部的漳州、泉州成为开放海禁的最大获益区，但是自然条件并非上佳的月港注定无法满足如饥似渴的海商们的下海热情，于是一条新的贸易通道被开辟出来，那就是通过澳门中转贸易。
1553年，葡萄牙人通过各种手段，租占澳门，此后澳门成为中西贸易的中心。由于澳门非常特殊的地位，使得许多中国船只通过澳门而出海贸易，特别是通往日本的船只，因为明朝中叶倭患严重，政府严禁出口物资到日本，然而实际上，中国民间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却非常频繁，除了走私的商船之外，还有经澳门、或经吕宋等东南亚国家中转，商业的力量，在那个时代已经崭露出强大的威力了。
我们的故事，就从澳门开始吧。
时间是在1620年，在中国史书上，称为万历四十八年或泰昌元年，这一年死了两个皇帝，一个是明神宋宗即万历皇帝，一个是明光宗朱常洛，他吃下两粒红药丸后暴毙身亡。两位皇帝的死并没有引起举国悲伤，至少郑芝龙没有。
这位十七岁的年轻人跟随舅父黄程，从老家福建泉州的南安石井赶往澳门。从南安到澳门，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让他大开眼界，充满好奇与兴奋。离家越远，家乡的小镇在他脑海中的印象一下子变得模糊，一种陌生感涌上心头。
郑芝龙的早年生活并没有多少可以圈点之处，他惟一的优点，大概就是身强体壮，对武术有一种天然的热衷，他惊人的膂力经常引起其他男孩的羡慕。不过在郑芝龙的父亲看来，这根本算不上一个优点，他希望自己的长子能静下心来研读儒家的经典，有朝一日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政府部门中谋取官职，光耀自己的祖先，同时也为他的三个弟弟作出表率，父亲的看法是那个时代的正统观念。郑芝龙的家境并不富裕，甚至有些清贫，这种情况随着家庭人丁兴旺更加恶化，他的三个弟弟先后出生，分别是郑芝虎、郑芝彪、郑芝豹，家庭的支出也越来越大。父亲不时为这种贫困的生活哀声叹气，正好这个时候，他妻子的兄弟黄程从澳门返回到南安探亲。
黄程在澳门从事暴利的海商生意，在家乡人看来，他是个富有的人。郑芝龙父母见几个儿子都长大了，特别是郑芝龙，除了壮得跟一头牛似的之外，没有其他谋生的本领，不如就随舅舅黄程一同去澳门，见见世面，也好谋个生路。黄程见郑芝龙长得剽壮，到澳门正好有用武之处，因为海商不仅仅是从事商业贸易，而且也是海上武装力量，既要对付海盗的袭击，有时也要对抗政府军队，当然有时也充当海盗的角色。黄程答应下来，带郑芝龙、郑芝虎、郑芝豹三人到了澳门。
比起偏僻的南安石井，澳门是个繁华的场所，郑芝龙大开眼界，这里有许多红发碧眼的外国人，说着叽哩瓜拉听不懂的话，他们所居住的房子在建筑风格上也与中国断然不同，在这片中国的土地夹杂着异域的风采。房屋固然怪异，但更怪异的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仅家中摆设着可笑的十字架，脖子上也会经常挂着这样的玩意儿，时不时在祈祷着什么，神情严肃而庄重。
码头是郑芝龙必去之地，他在这里帮舅父跑腿。从早到晚，码头总是一片繁忙，巨大的双桅船驶进驶出，从船上卸下货物，再从码头上装填新的货物，四处堆积着各式各样的商品，装卸工不间断地扛着一箱箱的货物穿梭于码头与仓库之间。这里既有外国的船只，也有中国的船只，船东不时发起阵阵吆喝声，以提醒伙计不要损坏这些珍贵商品，然后暗地里在心里偷偷计算可以换取多少暴利的银两。
在父亲眼中，郑芝龙是不学无术。但是什么才算有“术”呢？如果依当时的社会观念，读书才算是有“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一直是中国人恪守的观念，只要有过硬的儒学知识，就意味拥有了金钱与美女。但是这种观念开始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从福建到广东，私人海上贸易的繁荣，为商人带来了大量的利润，通过科举考试挤身于富人阶层并不是惟一的道路。
对郑芝龙来说，“术”是一种生存的本领。在澳门这个地方，光会捧着儒学经典摇头晃脑，那肯定不会有一文钱落入自己的口袋，除非幸运地在地上拾到一杖铜板。郑芝龙不爱读书，但书本并不等同于知识，特别是商业的技巧，是没法在经典文献中学习到的。郑芝龙表现出了好学的一面，他从舅舅黄程那里学到了许多商业的知识，海上贸易是充满风险，特别是非法的贸易，比如说将货物卖到日本，要学会打通关节，必要时借助葡萄牙人的力量，要善于应付突发的事件，要有大量的航海知识，对货物要学会辨别优劣，讨价还价需要技巧，要能应付形形色色的人等等。
环境能改变人，澳门的环境改变了郑芝龙。他令人吃惊地体现出语言上天赋，澳门是葡萄牙人的一个据点，这些葡萄牙人大多并不通汉语，要与这些外国人打交道，学会他们的语言是最佳的途径。不到一年的时间，郑芝龙已经成为一位假洋鬼子，能说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了。
不仅如此，郑芝龙居然葡萄牙人的文化感兴趣，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甚至还有一个西洋人的教名，叫尼古拉嘉斯巴特（Nicholas Gaspard），不过更多的时候他被叫作尼古拉一官（Nicholas Iquan），“一官”是郑芝龙的小名。不过郑芝龙对天主教是否真有信仰，这确实令人怀疑，他的目的更可能是借此赢得葡萄牙人，甚至是西洋人的信任，就象西方传教士为了赢得中国人的信任而研究中国的儒学一样。
郑芝龙到澳门一年后，他的表现令舅舅黄程非常满意。黄程决定将一桩生意交给郑芝龙来做，送护一批货物到日本，这批货物包括白糖、奇楠、麝香等，这些货将搭大海商李旦的船只运抵日本的平户港。
这次航程将成为郑芝龙人生的一大转折。
李旦是十七世纪初中国最大的海商之一，是那个时代的传奇英雄。他也是泉州人，最早在吕宋开始他的海商生涯，吕宋就是现在的菲律宾，这里的华人很多，但是西班牙人占据吕宋之后，这群强盗对中国人有一种仇视心理，在1603年时，西班牙人在吕宋屠杀了二万五千名华人。李旦在吕宋时曾被西班牙人逮捕入狱，并且没收了他的财产，逃出吕宋之后，李旦转而抵达对中国商人非常友好的日本平户。
由于有吕宋的惨痛经历，李旦开始积极结交平户的头面人物，包括长崎奉行长谷川权六、平户岛主法印镇信、英国派往日本建立商馆的赛利斯、荷兰人宋克等等。这使得李旦在平户得以左右逢源，成为在日本最大的华人海商集团的领袖。
搭乘李旦的船只到日本，对郑芝龙来说，是他人生第一次远距离的海上旅行，经过一年的磨练，这位十八岁的小伙子已经开始崭露他的商业天分以及交际上的本领，他也第一次领略到了大海的变幻莫测，原本平静的海面，有时会突然掀起惊涛骇浪，看起来貌似坚固的船身，此时忽然象是随时可能被巨浪拍打得粉碎似的，第一次出海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总是觉得世界末日的来临，但是老水手却只视为家常便饭，他们迎着风浪，小心翼翼地把船安全地带出危险的区域。郑芝龙惊谔地发现自己喜欢上与风浪的搏斗，既体现男子汉的勇气，又充满刺激的快感。
（使名的召唤－2）
二、平户岁月
平户是日本最大的贸易港口，在这里除了中国商人之外，还有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等。生长于福建的郑芝龙很早便听说过倭寇在中国行凶作恶的事，在他印象中，日本人是好勇斗狠，但是在平户，日本人对中国商人是极其欢迎的，国土狭小、资源贫乏是日本的地理特点，因而必须进口大量的商品，特别是矿产品，德川幕府对中国商人不仅尊重，而且给予很多优惠的待遇。除了路上常有揣着两把刀的武士趾高气昂目空一切外，平户的氛围是相当详和与安宁。
与日本当局相比，中国政府在对日贸易上采取严格禁止的措施，铜铁等矿产更是在禁运范围之内，这使得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基本上都是属于非法贸易。郑芝龙敏锐地察觉平户有很多的发展机会，他经过谨慎的考虑之后，决心留在平户，开始自己的事业。他有一腔创业的激情，但是他人地两生，无所倚靠，只有在澳门打工一年存下来不多的积蓄。他靠这些钱开了一家小鞋店，有时没有生意可做的时候，就去给人缝补衣服，挣点小钱糊口，也许他在这个期间认识了颜思齐，一个对他的事业有着最重要影响的人物。
郑芝龙的语言天赋又一次得到印证，他很快地掌握了第二门外语：日语，这是在平户生存的必要条件。不过郑芝龙只是将语言当作一种必要的工具，并不曾想过成为一名语言学专家或翻译家，他的志向随着他见识的增加而越发的高远。
平户是冒险家聚集的乐园，在这里，东方的儒教的道德言辞不过是空洞的说教，商人之间尔虞我乍，为了利益甚至互相劫掠对方的船只与货物，不过这种劫掠的行为并不是无限制的，中国海商仍然受到某种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传统文化并非来自官方的思想，而是来自民间的江湖道义的观念，义气是维系着中国商人团结一致的精神力量，如果没有这种义气，华人商团就会陷入到一盘散沙的境地。
义气是对朋友的忠诚，为了朋友不惜两胁插刀，这也是行走江湖的行为准则。郑芝龙努力地扩大自己的朋友圈，他结识了一些日本的武士，以及中国海商中的武术家，并且刻苦地学习日本的刀法与中国的武术，他还认识了一位为平户贵族锻造刀剑的泉州冶剑师翁昱皇。对于从小便崇尚武力的郑芝龙来说，平户是一个梦幻的般的城市，这里生机勃勃，充满激情与冒险，他潜伏在内心深处的野心在这样的氛围中悄悄地滋长。海商巨头李旦的非凡经历与冒险传奇，刺激着他的心灵，只要视冒险重于生命，那么金山银海不再是想象之物，而是触手可及的真实。
在平户，荷兰人的势力压过葡萄牙人、英国人与西班牙人，郑芝龙不止是一个武夫，他敏锐地发现，消除语言上的障碍对减少贸易纠纷有着莫大的作用。人类的天性原本如此，语言的不同会使人容易产生戒备的心理，基督教中的巴比伦塔或通天塔的故事已经很好诠释了这种心理，相反的是，如是是操持同一语言，哪怕是不同民族者，也会或多或少增进一种安全的信任。郑芝龙发现人性中的这一弱点，所以他马上投入到荷兰语的学习中，很快他就可以与荷兰人直接交谈，这也是他掌握的第三门外语。
在学习外语的热情远不如现代的十七世纪，兼通三国语言（葡萄牙语、日语、荷兰语）的郑芝龙在那个时代可算是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并不是为了将翻译作为一种职业，虽然有时他也为海商提供帮助，他真正的想法，是有朝一日可以跨入大海商的行列。这样一个拥有语言天赋、经商才干而且武艺高强的人，怎么能不引起海商巨头李旦的注意呢？
（使命的召唤－3）
李旦被中国方面视为非法的海商，所以他的船队主要贸易对象是暹罗、柬埔寨、交趾等相对安全的东南亚国家，西洋人已经介入到这些国家的贸易之中，特别是荷兰人与葡萄牙人，所以李旦需要郑芝龙这样既懂这两国语言，又有天主教背景的人，这无疑使得贸易纠纷与冲突大大减少。
李旦将几艘船交给郑芝龙，郑芝龙凭借他与西洋人无障碍的言语交流优势、泉州人特有的精明，以及他个人胆略与勇气，不负所望，为李旦挣得了大量的白花花的银子。李旦的船队不仅仅是一支商业船队，也是一支海上武装，他们劫掠与西班牙人贸易的商船，因为李旦对西班牙人有着刻骨的仇恨，同时他的贸易伙伴荷兰人与不断与西班牙人发生武装冲突。劫掠商船是郑芝龙军事生涯的起点，他很快在战斗中体现出好勇斗狠与坚忍不拔的一面，他在军事上的才华也是通过实战而无师自通。
不论是在商业贸易上还是海上的战斗中，郑芝龙的表现足以令李旦刮目相看，同时也对他越发的信任与倚重。最后李旦宣布了一条令海商集团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消息：他将收郑芝龙为义子。郑芝龙以自己的才干迅速在海商集团中崛起，成为李旦集团中的核心人物，此时的他才二十岁左右。
郑芝龙在事业上的成就也使他赢得一个女人的青睐，这个女人是冶剑师翁昱皇的日本养女，名叫田川松。翁昱皇的籍贯是泉州人，他擅长铸刀剑，与郑芝龙住在同一条街，郑芝龙对刀剑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使得两人的友谊迅速建立起来。经常负责接待客人的田川松也因此认识了郑芝龙，她被翁昱皇收养的事实，可以隐约透露出早年生活的不幸，这使她比一般的女人更加坚强。多种史料均证明郑芝龙英俊潇洒，加之年轻有为使他赢得女人的芳心并不奇怪，而日本女性所特有的柔情与体贴，足以令这个漂泊海外的浪子有一种温馨的陶醉。1623年，二十岁的郑芝龙与十七岁的田川松结为夫妻，离家三年后，他又有了一个家。
但是不久后，郑芝龙卷入到中国与荷兰人的冲突之中。
由于葡萄牙人据守澳门，荷兰人在东亚贸易的控制权上完全居于下风，为了占领澳门这一远东贸易中心，荷兰人多次挑起与葡萄牙人的战争，但是每次荷兰人都以失利告终。不甘心失败的荷兰人在1622年再度挑战澳门的葡萄牙人，又遭到失败后，荷兰人决心要开辟一个新的贸易点，他们选择了福建与台湾之间的澎湖岛，并且武装占领该岛。
荷兰人的侵略行径激怒了中国政府。1623年，中国主战派官员南居益出任福建巡抚，开始筹划武力收复澎湖岛。荷兰人在澎湖的军事力量约有十二艘船与一千名士兵，荷兰人希望得到日本、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援助，特别是华人海商巨头李旦的援助。虽然李旦在中国官员眼中是个非法走私分子，但是福建巡抚南居益还是积极与他联系，希望将李旦争取到自己这一方。
李旦选择了中立，这对南居益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1623年年底，南居益武力收复澎湖岛的计划开始实施，中国舰队与荷兰舰队在台湾海峡展开海上厮杀，中国军队焚毁击沉了一艘荷兰舰船，击毙八人，俘虏五十二人，其中包括荷兰将领高文津，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荷兰人溺水而亡，大批物资随船沉入深不可测的海底。
（使命的召唤－4）
1624年初，南居益再次发动进攻，登陆澎湖岛北部的吉贝屿、镇海屿，并在镇海屿修筑城堡，以作为南下出击澎湖岛的军事基地。这次中、荷的军事冲突严重地影响海上贸易的正常运行，郑芝龙受李旦之命，以翻译的身份抵达澎湖岛，虽然李旦并不给荷兰人提供武装支援，但他与荷兰人仍要保持海上贸易的合作。郑芝龙的任务很可能是对台海战局进行军事评估，有时他也率船队袭击掠夺贸易竞争对手的船只，特别是与西班牙贸易往来的船只，荷兰人与李旦同样仇视西班牙人。
五月，南居益加强了进攻的力量，准备先攻打荷兰人的船队，再攻打澎湖岛上的堡垒，进而困死荷兰人。郑芝龙可能就是在五月前后撤离了澎湖岛，返回到平户，他可能已经判断荷兰人必败无疑。到了七月，中国军队已是必胜之局，荷兰人选择了投降，拆除了岛上的军事设施，退出澎湖，后来转移到了台湾岛的南部。
郑芝龙在李旦的海商集团中崛起，这是他事业的开端，但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并非是李旦，而是平户的另一位华人英雄颜思齐。
颜思齐的老家是漳州海澄，是当时中国惟一开放港月港的所在地。在明代中期，漳州人入海为盗的数量很庞大，因此这里民风剽悍，不乏好勇斗狠的亡命之徒。颜思齐也是习武出身，后来被官宦人家所辱，一怒之下打死官宦家的仆人，闹出人命，闯了大祸。幸好这里是中国最繁忙的海港，每天都有船驶向大洋，颜思齐躲在船仓之中，经过辗转到了日本的平户，避开了仇家与官府的追杀。
到日本后，颜思齐最初以裁缝为业，后来也投入海上贸易的暴利行业之中，经过数年的积累，他也成为平户有名的富翁。颜思齐与李旦是平户华人海商中最著名的两个，但两人的志趣并不尽相同，李旦是纯粹的商人，而颜思齐则象是传说中的梁山泊英雄一样，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他几乎也是以英雄人物的行动规范来要求自己，仗义疏财、性情豪爽，这使他在平户华人世界中赢得了尊重，无论是商人还是海盗，都对他敬佩有嘉，甚至他也赢得了日本当地政府的重视，被任命为甲螺。
但这点成就对颜思齐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他雄心勃勃，想建立一块中国人的海外殖民地。海上贸易的暴利虽然十分诱人，但是日本始终是中国政府明文规定的出口禁运国，在中国政府眼中，这帮暗地里与日本人贸易往来的华人海商就是一群海盗，一群走私分子。即便华人海商腰包里的银子鼓起来了，也改变不了非法海上贸易的现实。
颜思齐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中国政府之所以禁止与日本通商，是因为日本长期以来留给中国人恶劣的印象，明代中期中国沿海的倭寇之乱就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虽然这些所谓的倭寇有时只是中国的海盗；丰臣秀吉时代日本发动朝鲜战争，中国军队入朝对日作战；这些历史都告诫着中国政府，日本人是靠不住的。颜思齐是那个大航海时代所涌现出的富有冒险精神的人物，他的想法是：如果日本的政府是由一群中国人来控制，那会怎么样呢？由中国人来领导日本人，那又会怎么样？
一个美好的蓝图出现在颜思齐的脑海中，由华人领导的日本政府，对中国的威胁将不复存在，中国政府将会修改、调整政策，日本作为中国禁止对外贸易国家的历史将被终结。到了那个时候，在日本的华人海商们，将摘去“非法”、“海寇”等可耻的帽子，不用在海洋上面对中国的官方兵船而躲躲闪闪，中日之间的贸易额将会成倍地增长，财富与利润将源源不断。对颜思齐来说，财富永远只是居第二位，他本质上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的人生信念是“建立功业，扬中国名声”，面对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东亚及东南亚的扩张，中国政府却仍然关起大门，对侨居在日本、东南亚一带的华人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政府的保守，使得海外华人只得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重振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
（使命的召唤－5）
三、生死攸关
要建立起一个由华人把持的日本政府，首先必须要颠覆现在掌握日本大权的德川幕府。
颜思齐深知这件事一旦开始策划，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但他并不是知难而退的人，闽南文化中有一种“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人生有时要豪赌，赌输赢，甚至赌生死。
颜思齐将自己的想法透露给自己的最好朋友杨天生，杨天生比颜思齐小六岁，泉州晋江人，是一艘中国商船的财副。
杨天生成为颜思齐的第一个支持者，他是一个天生的鼓动家，有着非凡的组织才能，他精心制订了一个计划。
根据这个计划，他首先要收罗一批敢作敢为的华人海商，然后秘密结社，以中国特有的江湖结义的方式，结为异姓兄弟。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难，因为颜思齐仗义疏财的美名早已使他在平户拥有一批崇拜者，而且在亦商亦盗的海商集团中不缺好勇斗狠的亡命之徒，在杨天生招罗的名单上，所有人的年龄都比颜思齐要小，这是为了确保颜思齐龙头大哥的地位。
很快地，颜思齐与杨天生收罗了二十六人，这些人几乎都是福建人，这个不奇怪，当时平户的华人海商以泉州、漳州二地最多。
这二十六人当中，便包括了郑芝龙。
郑芝龙结识颜思齐，大概是在他到达平户之初，当时的郑芝龙还无亲无故，生活潦倒，他很可能得到颜思齐的帮助。
1624年，郑芝龙从澎湖岛返回平户，很快他就接到颜思齐等人的邀请，加入了二十八名组成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具有秘密会社的性质，成员除了颜思齐、杨天生、郑芝龙之外，还包括有陈衷纪，一名来自颜思齐老家漳州海澄的海商，莆田人洪升、惠安人张弘、同安人林福等。
颜思齐的小团体中并没有海商巨头李旦，作为平户华人商团势力最大的李旦，不可能愿意屈于颜思齐之下，而且李旦似乎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抱负。
农历六月十五日，颜思齐等二十八人正式结义为弟兄，他们举行了古老的结拜仪式，效法桃园三结义与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方式，以年龄的大小排序兄弟的位次，颜思齐作为最年长者以及海商巨头的身份，理所当然坐上头一把交椅，这一年他三十六岁，而年仅二十一岁的郑芝龙则是最年轻者，位列末席。虽然这次位次排名对郑芝龙来说显得无足轻重，但实际上他作为李旦的义子，身份自然重要，至少在颜思齐眼中，郑芝龙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
郑芝龙在日本的三年里，不仅成为李旦、颜思齐两大海商巨头青睐的对象，而且他与重要贸易伙伴葡萄牙人与荷兰人也有密切的交往，他的才能随着阅历的增长而越发的突出，他身上有海盗好勇斗狠的本性，有商人的精明与干练，这使他在众多的华人海商中脱颖而出。
不过在这个时候，包括郑芝龙在内的二十六人，都不知道颜思齐的真实意图。
杨天生在这个秘密团体中扮演军师的角色，他站在台前，而颜思齐居于幕后。
杨天生开始鼓动造反的言论，在一次秘密集会上，他开始放出风声：“日本地方广阔，上通辽阳、北直，下达闽粤、交趾，真是鱼米之乡，若得占踞，足以自霸。”
这个充满煽动性的话，若是在文人书生听来，恐怕要吓出一身的冷汗，但对于提着脑袋纵横无边海洋的海商们来说，真是令人兴奋不已、刺激神经的言辞。
（使命的召唤-6）
陈衷纪等人按捺不住激动了，反倒催促沉默不言的结义大哥颜思齐，但老谋深算的颜思齐却故意隐藏起自己的真实意图，他的谨慎是有必要的，他施展欲擒故纵的伎俩，假装拒绝杨天生、陈衷纪等人的意见。
杨天生便不失时机地鼓动诸位弟兄力劝颜思齐，最后使这位龙头大哥勉强答应参予起事，他没忘记提醒众人：“事当秘密，观人而言。倘一造次，性命攸关！”
这群十七世纪的水浒英雄们开始以高昂的热情，将颠覆日本幕府的密谋转化为行动。
他们中的很多人有自己的船只甚至是船队，有武装到牙齿的私人雇佣军，有强大的财力作为支撑。他们开始屯积武器与粮食，秘密招华人中的勇士，将船只进一步改造武装起来，配备铳炮与火药。
七月十二日，在杨天生家中再举行一次秘密会议，再次重申这次行动需绝对保密，“座中诸人，敬有异心者，天其殛之。”并且共同宣誓：“富贵与共，生死匆替，若有违约者，鸣鼓共诛。”
在诸位兄弟的拥戴之下，颜思齐理所当然地被推为大首领，他在进行一番作秀的推托之后，终于接受了。
伟大的事业似乎触手可及，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今天他们还被称为“海寇”，明天呢？是开拓海外的民族英雄吧？
这群在辽阔海洋上打打杀杀多年的年轻人，忽然感觉到他们事业中神圣的一面。在海外称王割据，这个想法并不是始于颜思齐，实际上，在颜思齐之前的二百年，就有华人先驱迈出了这一步，在南洋的苏门答腊岛，梁道明割据一方，成为三佛齐的国王。
在这次聚会之后，郑芝龙返回家中，他的夫人田川氏已经怀胎十月，一个新的生命将降临这个家庭。
可是郑芝龙必须全力以赴地将精力投放在秘密造反的准备工作上，腾不出很多的时间陪伴在妻子的身旁。
两天后，即七月十四日，西历1624年8月27日，田川氏到海滨散步，忽然一阵巨痛，她倚靠在海边的巨石上，产下了一名男婴。这个坚强的女人轻轻抱起婴儿，用长袖将婴儿裹起，抱在怀中，很艰难地走到岩石边的一棵古松下，让树荫遮住耀眼的阳光。
这个出生的婴儿，便是我们书中的主人公郑成功，但是在之后几年的时间里，他被母亲叫为“福松”，因为他是在这棵古松之下出生。在之后将近四百年的时间，有无数的人群，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凭吊这位英雄颇不寻常的出生之地：立于海滨的巨石，并将其命名为“儿诞石”。
小福松出生了，但还是将他先撇在一旁，继续我们的冒险故事。
新生儿的来临，给郑芝龙带来欢乐的同时，但并没有打消他的造反决心。
颜思齐将起义的时间定在八月十五日，中国传统的中秋节。然而，意外发生了，在八月十三日，起义的消息不慎走露，日本的军队开始行动，准备剿灭这支海商造反队。幸好华人的势力在平户不小，而且诸海商耳目众多，颜思齐马上通知所有弟兄，紧急向海洋撤退。
（使命的召唤-7）
八月十四日，包括颜思齐、郑芝龙、杨天生等人在内的二十八个结义弟兄，连同他们的手下喽啰，跳上十三艘船，扬帆启航，使向大海。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大逃亡，撤退非常及时，因为当他们的船只刚刚驶离海岸，设置在海岸的日本火炮就开始开火，如果再迟片刻，这些船只将成为海上的浮靶，被大炮轰得粉身碎骨。
这一次颠覆日本政府的惊天大行动，在爆发之前嘎然而止，光打雷没下雨。所幸的是参予起事的二十八人，都安全无恙，但他们没有目标，只想尽快地逃出虎口。郑芝龙的第一个儿子此时刚刚满月，他不得不将妻儿抛弃在平户，去面对人生的挫折所带来的沮丧。沮丧的人不止是郑芝龙，这些下满赌注的海上赌徒们，忽然间发现自己已经输得精光。不，并没有精光，他们还剩下最后的一个筹码：希望。可是希望在哪里呢？
失去奇袭的机会，再想要颠覆日本幕府几乎不可能了。德川幕府进入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统治时代，战国时代已结远去，仅凭数百人的力量，很难能成功地推翻幕府的统治。如果以成败论英雄，那么这是一群不折不扣的中国海寇，但如果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一些，这些富有冒险精神与开拓的勇气的中国人，是大航海时代的真正英雄。
其实他们远远不是失败者，颠覆日本的失败，却使他们意外地走向另一个成功，而且其意义之深远，是连他们自己都料想不到的。
当十三艘船驶离平户后，漫无目的地在九洲岛的外缘游弋，摆在所有人面前的问题是，究竟要选择什么地方作为落脚点呢？是伺机重新在日本群岛中寻找一处浅滩登陆呢？还是另寻一块荒芜的海岛作为重振旗鼓的根据地？要在日本重新落脚的可能性非常的低，因为日本幕府闭关锁国的大政方针初定，除了平户等少数几个港口之外，绝大多数的海港全部关闭，即使登陆成功，也不可能有华商的庞大势力作为强大的后援。
陈衷纪的提议迅速得到众人的认同与支持，他将目标选择在了中国东南最大的海岛：台湾岛，他的意见是，这块海上荒岛“势控东南，地肥饶可霸，今当先取其地，然后侵略四方，则扶余之业可成也”。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这块中国最大的岛屿一直寂莫地漂浮在西太平洋辽阔的水面上，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庞大的土地还有太多富饶的耕地可以被开发出来，数千年来，人口的缓慢增长不足以对土地构成压力，很少有人愿意漂洋过海，去往海峡的那一边建立起新的家园，只有土著居民世世代代居在这片被大海隔绝的世外桃源。
现在，一群拓荒者闯入这块神奇般的土地。经过八昼夜令人疲惫不堪的海上航行，颜思齐的十三艘船驶进了台湾岛西部的浅滩，这个地方被称为北港。“台湾岛”这个名称，在这时并不通行，它被笼统地称为琉球，在大约一千四百年之前，中国还处于三国鼎立时代，鼎立中的一方吴国曾经派出一支一万人的军队经略当时称为“夷洲”的台湾岛，但莽莽的丛林弥漫着令人恐惧不安的瘴气，最后染疾身亡的士兵多达八、九成。当颜思齐、郑芝龙等人登陆之后，茂密的丛林、青青的绿草、淌流于其间的小溪在平原开阔地带构成美丽的图卷，美丽的背后是一片蛮荒。
对于这群习惯在海上打打杀杀的人来说，一项艰巨的任务摆在面前：要在这片荆榛未开的蛮荒之地，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家园。
(使命的召唤-8)
第二章 海上霸主
一、拓荒者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群亡命天涯的人所停驻的北港，自然条件十分的好，北回归线恰好穿过这一区域，光热充足，雨水丰沛，土壤极其肥沃，一条称为北港溪的小河从东北向西南注入到海洋，亚热带的气候对于来自海峡对岸的福建人来说，如同回到家乡般的亲切，在西港正西大约四十公里的海面上，就是荷兰人曾经占据的澎湖岛。
拓荒是一个艰辛的历程。水手们从船上卸下物品，有武器、食品及其一些生活用品。逃亡的仓猝使得一些建筑的必需品极其缺乏，但这并不影响水手们的热情。他们用大刀砍伐树木，在离海岸不远的高地上树起栅栏，他们不是修建居家的房屋，而且在修筑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营寨，火炮被布置在营寨的周围，他们必需要提防潜在敌人的入侵，这些潜在的敌人，包括岛上的土著人、游弋在海面上的海盗团伙，以及荷兰人。
对于这群外来者，岛上的土著居民有一种恐慌心理，在此之前，他们应该有听到从南方传来的消息，一伙红毛碧眼的荷兰人强盗式地占领了岛屿的南部地区，并开始修筑两座城堡：热兰遮城与赤嵌城。颜思齐与他的水手们很轻松地击退了土著人，因为土著人不仅武器窳劣，而且也缺乏战斗的训练。颜思齐马上派人与土著人的首领取得联系，强调自己与他们一样，乃是大明帝国的臣民，随着误会的冰消云释，颜思齐与土著首领划分清各自的地盘，互不侵扰，并且以船上的物品与土著人换取食品。
占据日本称王的梦想落空了，颜思齐这回真的象水浒英雄前辈一样落草为寇了，“成王败寇”的古训似乎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但他的志向并没有因此而磨灭，他重新燃起潜伏于心中的火焰，将要在这块蛮荒之地上，开拓出一片新天地。颜思齐将营寨建为“井”字型，居中是高台，可俯视四周，营寨的周围是待开垦的农田。但是这些曾经的海商、现落草为寇的武夫，谁愿意将手中的刀剑换作犁锄呢？为了拓荒，必须要招揽更多的人前来，颜思齐派杨天生秘密返回漳州、泉州一带，招募移民三千多人，用船运载到了台湾岛上。
大规模的开荒拓垦开始了，这是台湾历史一个新的开端，如果我们称之为“颜思齐的时代”，也许并不过分。有了充足的劳动力之后，这批海商又开始中断了的海上贸易，不过更多时候，他们以劫掠为生，他们的船只纵横于台湾海峡这条海上生命线，从其他的商船中抢夺物品与金银财宝，并且利用这些财富，购置更多的大船与武器，招揽更多的流民加入到海盗的队伍中。
郑芝龙的海盗中的地位也越发重要。在他离家数年后，父亲去世了，留在澳门的弟弟郑芝虎、郑芝豹在得知大哥落草于台湾后，也纷纷前来投靠，此外，他的堂哥郑芝莞也前来投奔。郑芝龙虽然离开了平户，但他仍然是海商巨头李旦的义子，他与李旦的船队来往仍然非常密切，这一层关系对于确定郑芝龙在二十八人集团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这也为颜思齐集团继续从事海商事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使命的召唤-9)
由于荷兰人占据了台湾的南部，与颜思齐的势力各霸一方。
颜思齐海上力量的崛起，对荷兰人来说，既是一个威胁，也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伙伴。在这种情况下，颜思齐派郑芝龙到荷兰人的控制区，担任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翻译。
郑芝龙在日本时，便与荷兰人打过许多次交道，非常了解荷兰人底细，颜思齐集团与荷兰人共处一岛上却能相安无事，这其中应该有不少要归功于郑芝龙的外交才华。
但是郑芝龙并没有在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呆很久，有一天他不辞而别返回到北港。
对于野心勃勃的郑芝龙，显然清楚地意识到远离基地，无异以将自己的权力拱手让予他人，虽然在二十八人集团中，他的年龄是最小的，但无论是他的才华，还是他所掌握的资源，都要远远地超过颜思齐之外的其他二十六人。
与其当一名无所事事的翻译，不如带上几艘船到海面上寻找猎物，他宁可自己当一名海盗，也不愿成为一名文职人员，在这个海盗世界中，抢劫一艘商船，绝对比说一口流利的西洋话更能赢得别人的尊敬。
颜思齐经营台湾一年的时间，海商基地已经从海岸线向岛内延伸，从北港溪流域拓展到了牛朝溪、八掌溪流域，新开垦土地大大增加，同时新的居住点也不断地增多。船只的数量也越来越庞大，武装力量也变得强大。
颜思齐没有放弃占据日本的雄心，在那个时代，他确实是非常特殊的人物，如果不是因为他意外地英年早逝，那么他的成就远不止此。
“先驱者总是迈不过死亡的门槛”（茨威格语）。
1625年的农历九月，颜思齐前往距离海岸约三四十公里处的猪罗山打猎，返回后得一场大病，他也没有迈过死亡的门槛。
这次死亡来得如此突然，给颜思齐本人留下无尽的遗憾，他在临终前对众位兄弟说：“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这句话同时证明颜思齐绝非等闲的海盗，而是一位拓荒时代的英雄，后来他被认为是“开台圣祖”，即近代开拓台湾的第一人。
颜思齐的暴死，使得海内集团的权力斗争白热化。
陈衷纪是新首领的有力竞争者，他是当代密谋推翻日本的行动中最卖力的成员，同时也是颜思齐的同乡，这个身份使他与颜思齐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从日本逃亡出来后，也是他提出占据台湾的主张。
但是最后是郑芝龙被推上新首领的位置，在所有的结义兄弟中，郑芝龙的年龄最小，颜思齐死时，他也只有二十二岁，他最终胜出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记载离奇得象是天方夜谭，比如说有一种说法，以掷碗来决定首领人选，其他人掷到地上的碗都粉碎，只中郑芝龙掷出的不破；还有一种说法，以拜剑的方式来决定首领，轮到郑芝龙拜的时候，剑居然飞起来。也有的学者从郑芝龙有一位颜姓的妻子这一事实出发，推断这位颜氏可能是颜思齐的女儿，那么郑芝龙便是以女婿的身份来继承首领的位置。
但是更可能的情况，是郑芝龙此时的个人势力，已经是其他人所无法相比，因为他的义父海商巨头李旦先于颜思齐一个月去世，李旦的庞大的船队与资产便转移到郑芝龙的名下，这无疑使郑芝龙的势力徒然膨胀起来。
(使命的召唤-10)
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郑芝龙将李旦与颜思齐两支最大的海商力量合二为一，东亚最强大的海上力量，由此产生。颜思齐的时代已成过去，郑芝龙的时代到来了。
无论是李旦海商集团还是颜思齐海商集团，都被政府视为非法的武装，或者简洁地说，视为海盗。海商集团与政府的斗争由来已久，郑芝龙一跃成为海商巨头后，也成为政府军所剿杀的首要对象。
但是大明朝政府现在是陷入困境之中，内有魏忠贤残酷镇压东林党人，外有满族人在东北地区屡屡发动进攻，在这么一个背景下，要剿灭郑芝龙也只能心有余力不足了。
郑芝龙要向他的结义兄弟们证明自己的领袖才能。
他在1626年率领船队进攻位于福建南部的漳浦县，紧接着又攻打金门与中左所（现在的厦门），然后挥师南下，进攻粤东，取得一连串的胜利。
海盗军队的战斗力令政府军大为吃惊，政府官员在给皇帝的一份报告中，以懊惱的心情写道：“其船器皆制自外番，艨艟高大坚致，入水不没，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铳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
海盗的装备居然比政府军的装备还要先进，但比起武器装备的先进，这群海盗更可怕的地方是收买人心。
海盗军队的成员大多来自福建，所以他们只跟政府军对抗，并不杀人放火，郑芝龙对手下喽啰们有几条军纪约束，不准掳掠妇女，不准屠杀百姓，不准放火烧房，不准破坏庄稼，只是遇到富人家便逼他捐钱捐粮。
对于沿海的百姓来说，他们对海盗并没有恶感，很多时候，他们的亲戚朋友中也不乏海盗，郑芝龙的军队每到一处，就竖起大旗，招收当地居民入伍，大批的贫困饥民纷涌入郑芝龙的队伍之中，海盗军根本不担心兵源的不足，还有不少人自愿到台湾岛上进行垦荒。
在与政府军对抗的同时，郑芝龙与荷兰人之间的商业活动并没有停止，荷兰人对郑芝龙有一种好感与信任，可以从一份荷兰人的文书中看到郑芝龙当时的势力有多么强大：“这支有四百只船、七万人的首领名一官，他曾在台湾公司当过译员，后来当了海盗，一瞬间获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中国官府对他束手无策，他长期与我们有良好的友谊，我们对他有莫大的信任。”
从1624年郑芝龙伙同颜思齐逃离日本时的十三艘船、数百人，到1626年时，船只数量已经达到一百二十艘，而在1627上半年，扩大到四百艘船与七万人，到了下半年，郑芝龙船只的数量就达到一千艘之多，这个增长速度真算是一个奇迹。
这些数据表明，年轻的郑芝龙确实拥有非凡的领导才能，这也使他在集团内部的领袖地位不可动摇。
郑芝龙的崛起，意味着政府一直以来外贸政策的巨大失败。
虽然政府部分开放海禁，但是过多的限制措施最终只能使海商通过非法经营的手段来对抗政府的保守，而这种非法经营势必又使得政府进行镇压与打击，反过来海商就武装起来对抗政府，对抗的结果就是海商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即便军事对峙也完全不落下风。
(使命的召唤-11)
二、招抚
郑芝龙的船队对沿海地区的不断骚扰，令政府非常不安，决定采用招抚的策略。在此之前，政府已经招抚过一批小海盗，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在福建巡抚朱钦相的授权下，泉州巡海道蔡善继负责招抚郑芝龙的工作，蔡善继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送给郑芝龙。郑芝龙虽然自小性格叛逆，但父亲的传统思想不可能对他没有任何影响，中国传统思维的的强大力量体现出来了，对中国人来说，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才算是真正成功者。在郑芝龙看来，海外的成功并不能得到家乡族人的认可，就象一位情人，即便她拥有一切，她仍然想要一个名份，郑芝龙也需要一个名份。
如果仅从才能来看，郑芝龙的才干，绝不亚于颜思齐，但从胸襟来看，他缺少颜思齐开拓海外的眼光。虽然以现在的成就来看，郑芝龙已俨然是东南海域的霸主，但他更希望能以此来换取一官半职，成为大帝国官僚阶层中的一员。
蔡善继抓住了“光耀门闾”这个关键，这让郑芝龙呯然心动。在郑芝龙看来，虽然自己拥兵数万，但背着海盗的恶名，在他内心深处，渴望在大帝国的权力圈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接受了招抚。这次决定令他的部下大吃一惊，特别是陈衷纪、杨天生等人，坚决拒绝朝廷的招抚，也有些海盗头目担心明朝政府出尔反尔，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依据，在嘉靖皇帝的时候，政府在诱降最大的海盗头目王直之后，便背信弃义将其处死。即便有前车之鉴，郑芝龙还是愿意冒这个风险，他是个敢赌的人，在他看来，人生就是一个赌局，他要为仕途狠赌一把。
跟随郑芝龙前往投降的，只有十二艘船，共八百余人。但郑芝龙很快会体会到一种失落了，小小的泉州官员蔡善继就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来教导他，在这位官员看来，郑芝龙不过是个弃暗投明的海盗罢了，如果说这就是官场的一种表现也就算了，更令郑芝龙难受的，是政府竟然吝啬到一官半职也不肯施舍。
福建政府官员显然很不识时务，帝国等级森严的制度早使他们养成了一种无知的自大，在他们眼中，百姓不过是一群绵羊，而他们则是牧羊人。在福建巡抚朱钦相看来，对郑芝龙的归降，不追究他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已经是天恩浩荡了。郑芝龙的失望是可以理解的，他体会到一名格言的真谛：“虎不可失威，人不可失势。”他秘密率船队离开泉州，再次返回到台湾的基地，重新当起海上的霸主，政府第一次招抚彻底失败了。
见识短浅的福建官府很快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福建的水军几次进剿郑芝龙，但无一例外遭到失利，郑芝龙在俘虏了水军将领卢毓英之后，将其释放并让他转告上级，称自己并无意与政府对抗，并说：“苟得一爵相加，当为朝廷效死力，东南半壁可高枕矣。”再次明示只要政府授予他一定的官职，他不仅愿意归顺，而且还将以他庞大的海上力量，力保中国东南沿海的安全。
与海盗谈条件，对傲慢的官府来说无疑是一种耻辱。福建巡抚朱一冯严令都督俞咨皋全面进剿郑芝龙，俞咨皋是嘉靖时代剿灭倭寇的名将俞大猷的儿子，但这并不表明他与父亲一样能征善战，连郑芝龙都嘲弄他“徒读父书安知兵”，这次出剿不仅损失折将，最后连中左所（厦门）也被郑芝龙的海盗军所攻占，屡战屡败的俞咨皋最后被政府处死。
面对郑芝龙势力的逐渐强大，连荷兰人都深感威胁。大量招收泉州、漳州一带的百姓进入海盗队伍后，郑芝龙所控制的船只已经达到一千艘，由于福建官府根本无法与郑芝龙相抗衡，所以秘密约请荷兰人参予清剿郑芝龙的势力，作为报答，福建巡抚朱一冯向荷兰人保证，将向皇帝请求让荷兰人获得与中国贸易的特权。荷兰驻台湾的总督韦特便率荷兰船只进攻盘踞在福建铜山的郑芝龙的船队，但是郑芝龙马上还以颜色，海盗船上强大的炮火令荷兰人心惊胆战，韦特总督被吓得一炮未发，便仓惶率着维蕾德号、伊拉斯莫号船逃往爪哇，其他的船只在郑芝龙坚船利炮的打击下，损失惨重。
(使命的召唤-12)
在此之前，郑芝龙与荷兰人在贸易合作上一直比较融洽，但荷兰人协助福建官兵清剿，令郑芝龙无比的愤怒，他决心要狠狠地报复荷兰人。在台湾海峡，没有任何一支海上力量可与郑芝龙相对抗，包括荷兰人，很快，荷兰人的一艘搭载八十五名水手的大帆船被郑芝龙所截获，装载有价值一万八千里尔货物的荷兰商船同样被劫走，另外至少还有五艘荷兰船只也落得同样下场。被困在台湾岛南部的荷兰人这样说道：“因为船只不能在中国的海岸露面，一露面就要被一官（郑芝龙）截获，我们三百五十人只好坐困此间，无能为力。”荷兰人狼狈到只剩下“一艘待修补的船只”，只能坐等东印度公司的救援。
福建官府很惘然地发现，无论是官兵还是荷兰人，对郑芝龙清剿的惟一结果，是使郑芝龙的力量更加强大，郑芝龙的军事基地，从台湾岛的西部一直建到了福建的东南海岸，整个台湾海峡实际上已经全部在郑芝龙的控制之下。
对郑芝龙的威胁相比，明朝政府更大的隐患是来自北方的满族人，满族人的后金不仅是一个异族政权，而且他们进攻的方向直接威胁到帝国首都的安全，因此帝国政府将战略防御重点设置于北方，这是必然的。对于战略居于次要地位的福建，朝廷并不想投入太多的军事力量来对付郑芝龙的海盗集团。
1627年的八月，天启皇帝病死，继任的崇祯皇帝大力调整帝国的政策，这使得重新招抚郑芝龙成为可能。第二年，熊文灿被任命为福建巡抚，这个对时局有着比较清醒认识的官员，力主对郑芝龙招抚，并获得了兵部的认可。曾经被郑芝龙俘虏并且释放的水军将领卢毓英被派往劝降郑芝龙。
以经过第一次招抚被冷落的经历后，郑芝龙更加小心谨慎，他将谈判的筹码抬高了。首先，他要求庞大的军队不被遣散，没有武装实力，他便是一文不名，他提出的理由是用这支军队“剪除夷寇、剿平诸盗”，这一点他也不用过分担心，因为朝廷也需要借助他的力量。其次，他再次强调朝廷应当授予他一定的官职。对于这两项要求，卢毓英表示“定然题保，决不负将军归诚意”，至于军队方面，只是要求郑芝龙能约束自己的部队，“严饬诸人，登岸毋得放纵”。
谈判进行得非常的顺利。由于郑芝龙集团中惟一可对他威胁的陈衷纪在一次海战中，被另一股海盗李奇魁击毙，因而这次归降朝廷，在海盗集团内部并没有遭到强烈的抵制。郑芝龙深谙官场的规则，他同时以大量的银两以及奇珍异宝贿赂福建官员以及朝中政要，这也使得他的要求并没有在朝中引起很大的争议。在正式接受招抚之后，郑芝龙被授予守备职，这虽然不是一个很高的官职，但从此他的海盗集团一变成为合法的政府地方武装，这支武装力量，仍然被郑芝龙牢牢地把握在手中。
郑芝龙没有忘记对自己的基地台湾岛进一步开发，1628年，即崇祯元年，闽南地区遭到大旱灾，由于饥民太多，难以安置，郑芝龙便乘机向熊文灿提议，招纳泉州、漳州数万名灾民，前往台湾岛垦殖，每人发给三两银，三个人发给一头牛，让他们在台湾岛上建立家园，开垦荒地。
这是开拓台湾的一个重要事件，是继颜思齐之后，更大规模的一次开发台湾岛，岛上肥沃的土地、适宜的气候，使得这里一亩地的收成，竟然两倍于大陆，灾民们摆脱了饥寒交迫的窘境，而郑芝龙也坐享其成，收取了大量的田租，这使得其财富更是扶摇直上，这也确保了他对庞大的私人军队的绝对控制权。
(使命的召唤-13)
郑芝龙的的舰队，是从郑和组建西洋舰队以来二百年内中国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在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后，这也是一支太平洋西部海域无人可以匹敌的势力。但是郑芝龙身上带有很明显的中国的特点，在数千年的传统观念中，中国之外的土地，都只是蛮夷地带，这些海外的广阔土地，根本不值得去占领，这种观念也是殷海光所说的“自足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当西方国家不断地向海外扩张之时，郑芝龙却反其道而行，将目光又返回中国的国内。从某种意义上说，郑芝龙的目光比起颜思齐，显得短浅缺乏世界性。如果历史可以假设一番，郑芝龙将势力向南扩张，与荷兰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争夺南洋的控制权，那么凭借他的力量，中国人的历史或许将被改写。
在摇身一变成为大明帝国的将领之后，郑芝龙开始制订打击中国东南海盗势力的计划。在这次招抚与受抚的交易中，无论是郑芝龙还是大明朝的政府，都成为赢家。
虽然郑芝龙的海上力量一枝独秀，但是在东南沿海，仍然存在有其他大大小小的海盗，拥有的船只从两三条到百余条，这些海盗的力量也不可小觑，即便是郑芝龙集团，有时也会吃这些海盗的暗算而吃亏，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郑芝龙集团的第二号人物陈衷纪死于李奇魁的海盗集团之手。那是在郑芝龙第一次被招安未成后，陈衷纪得知自己的结义兄弟要返回台湾岛，他亲自率船前往迎接，但是在澎湖岛时却遇到李奇魁的海盗船队，陈衷纪在战斗中被李奇魁所杀。郑芝龙将首战的目标选定为李奇魁，这就不足为奇了，为结义兄弟复仇，也是为集团的第二首领复仇，这无疑能激励部队战斗的士气。
李奇魁与郑芝龙、李旦、颜思齐等人不同，他纯粹是个海盗，并不从事什么贸易活动，只是在海面上打劫商船，他与郑芝龙同样是泉州府人，是个极为剽勇之徒，力大无比，而且水性极好。不过郑芝龙并不把他放在眼里，因为这只是一介没有任何政治抱负的武夫，作恶越多，自取灭亡的时间就越早。
李奇魁虽然是海盗中的亡命之徒，但他并没有战略头脑，他在1629年的四月进攻了金门岛。金门岛与郑芝龙主要驻地厦门岛仅有一水之隔，这无异于将肉投入了狼口，郑芝龙当即命令船队开出海港，向李奇魁发起进攻。这时李奇魁才发觉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郑芝龙的船只远远超过他的数量，而且火力也更加强大，李奇魁马上调转船头，准备逃跑，但他已经来不脑，郑军的船只赶了上来，士兵们跳上海盗船的甲板，战斗了肉搏战，李奇魁被杀死并且砍掉了头颅。
这次海战的胜利，使福建巡抚熊文灿深信招抚策略的成功，他希望郑芝龙的力量，能成为捍卫东南的海上长城。他与前任巡抚不同，体现出应有的慷慨，将郑芝龙提拔为参将。
剿灭李奇魁只是一个开端。熊文灿的信任对郑芝龙是莫大的鼓舞，对于反反复复的海盗集团，今日投诚，明日叛去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事情，杨禄与杨策就是属于反复的海盗团伙之一。在两年前，他们还曾经归降朝廷，并且参加了剿灭郑芝龙的战斗，但是很快又叛变，他们拥有一百艘船，在东南沿海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现在情形完全颠倒过来，郑芝龙变为政府军，而杨禄与杨策从政府军又变回海盗。与李奇魁一样，杨禄与杨策也是纯粹的海盗，不仅在海上打劫，而且对沿海的居民烧杀抢掠，这种土匪式的作风，不可能得到寻常百姓的支持与帮助。郑芝龙打着正义的旗帜，在金门港一带围剿杨禄与杨策的海盗船，并且最终杀死了这两个大盗。
李奇魁集团与二杨集团的灭亡，使郑芝龙赢得了朝廷的信任，同时他的虚荣心也不断地滋长，他在晋江安平，离他家乡石井仅有十余公里距离的地方，购置了大片的土地，他聘请了最好的园林设计师与最好的工匠，来负责豪宅的规划与施工，这片占地面积达到一百三十八亩的大府院落，将象征着他的财富与地位。
在多年的漂泊、流浪与征战之后，郑芝龙已经不再是海盗，而是有身份、有地位、有财富的政府正式官员，虽然他实际上更应该称为雄据一方的军阀，这使他的生活比以前要安定，也多了闲情雅致，他怀念着远在平户的妻子田川氏以及他的儿子福松，是把他们接回家乡，全家团聚的时候了。
（使命的召唤-14）
三、少年福松
是到了让本书的主人公登台亮相的时候了。
他现在的名字，还不是后来为世人所熟悉的郑成功，而是郑福松，在他出生之后几年，对父亲几乎没有任何印象。当年郑芝龙参予颜思齐试图颠覆幕府的秘密行动，失败后仓惶逃出日本，此时福松刚刚满月，对人世间的一切都还一无所知，只是饥饿的时候便吸吮母亲的乳汁，在母亲的呵护之下又沉沉睡去。
作为冶剑师翁昱皇的养女，田川氏从小就比其他正常人家的女儿更加吃苦耐劳，更坚强也更独立。丈夫的逃亡对她来说，有如晴天霹雳，作为一名日本女人，家庭、丈夫、孩子是她一生全部的事业，她似乎注定此生坎坷。
在福松眼中，母亲既是慈爱的，也是严厉的，从他开始学会说话始，他既要学会日语，也要学会汉语，母亲有时要跟他说父亲的故事，以免他对自己父亲的光辉生涯没有一丝一毫的了解。
郑芝龙有没有返回去日本平户去看望母子俩呢？可能有。
虽然史料缺少这方面的纪载，但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田川氏在1629年产下了第二个儿子，这表明在一年前即1628年时，郑芝龙应该曾经返回平户。我们查阅史料，郑芝龙是在1628年的七月被朝廷所招安，那么他前往日本的时间应该是在1628年的上半年。虽然郑芝龙曾经参予企图推翻幕府的行动，但此时的他已经是东亚最大的海商集团的领袖，日本政府应该已经不去追究他当年的行为了。
但是也有另一种说法，称田川氏的第二个儿子并不是郑芝龙的骨肉，这意味着田川氏在平户还曾经有过外遇，似乎有某些理由支持这种说法，比如她的第二个儿子完全是日本人的名字，叫七左卫门，后来在福松与田川氏都先后到了中国，但七左卫门却始终留在日本。
不管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郑成功，即福松，有一个同胞弟弟七左卫门，这点是无可置疑的。
随着福松的年龄的增长，母亲田川氏将他送到武士花房权右卫门那儿进行严格的武士道训练。在日本，任何一个武士的后代都必须从年少时接受这种残酷的训练。
花房权右卫门是郑芝龙在平户的朋友，郑芝龙对日本的剑道也十分喜欢，他经常与日本武士切磋武艺，其中便包括“二刀流”的高手花房权右卫门，据说在郑成功在海边出生的那一天，郑芝龙便是正在向日本武士学习“二刀流”的刀法。
有一种说法，花房权右卫门传授给小福松的刀法，正是日本最著名的剑客宫本武藏的刀法，宫本武藏与郑芝龙是同一时代的人，出生于1584年，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日本武士从十三岁开始，负剑遍游日本诸岛，挑战各流派的高手，到二十九岁共计十六年的时间里，参加过六十余次决斗，无一败绩，至于花房权右卫门是不是宫本武藏的弟子，这个似乎没有史料的佐证。
武士的训练不仅仅是体能与技艺的训练，同时也是精神的训练。
勇气与意志的训练是必需的课程，在漫长的季冬中，用冷水冲浴以刺激皮肤或者立于飞流而下的瀑流之下，直至克服刺骨的严寒，在深夜独身一人穿过魅影浮动的树林以战胜内心深处对黑暗的深深恐惧，有时要身临刑场让幼小的心灵感受流血的震憾，熟悉死亡才能在握刀面对敌手之时不致于发抖惊慌失措。
对任何一个孩童来说，这种训练都是残酷无情，武士追求的目标，就是在习惯痛苦的过程中，将忍受痛苦变为本能。
(使命的召唤-15)
正如宫本武藏所说：“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超过别人，这是武士处世之道的基本观点。”从接受武士训练的那一刻始，便要时时刻刻地记住要争强好胜，要超越对手，要向死而生，视荣誉高于生命。
大约从五岁开始，小武士便要接受技击方面的训练，包括柔道、剑术（刀法），射箭等科目，道德的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孔子与孟子的教诲是武士的精神来源，这就是仁义与忠诚，不可否认的是，孔子与孟子的道德思想，在武士那里受到了部分的曲解。
郑成功或福松，在七岁之前，接受了武士的考验，具体的情况没有留下任何的史料，只能假定他与其他的小武士一样受到完整严格的训练。早年的受训，对郑成功日后的人格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的优点与缺点同样明显，他武艺高超、意志坚强、忠诚，争强好胜，不居人下，有一种永不放弃的韧性，同时他有冷酷的一面，用法严苛，这些多多少少折射出他早年的教育的影子。
1630年五月，已经被大明政府倚为海上长城的郑芝龙在连续剿灭海盗之后，他的仕途一片光明，是到了迎回田川松母子二人的时候了。此时郑芝龙的武装集团，已经从二十八人的集团演变为郑芝龙的私人武装，他在军队中大量安插自己的同族兄弟，成为一支名符其实的“郑家军”，郑芝龙派遣自己同族同辈兄弟郑芝燕抵达平户，与日本平户当局交涉。此时的日本锁国的政策越发明显，幕府发布的政令严禁日本人离开日本，当平户当局将郑芝燕带回田川氏与福松的请求提交给幕府时，遭到幕府的一口拒绝，沮丧的郑芝燕不得不暂时居住在翁昱皇家中，并派人通知了郑芝龙。
勃然大怒的郑芝龙的第一反应，就是率领庞大的舰队进攻日本本土，拥有西太平洋最强大海上力量的他根本不把这些东夷人放在眼中，但是这种念头转瞬即逝，因为他现在不再是一支逍遥自在的海盗船队的首领，而是一名堂堂的大明朝的海军将领，虽然连续击破李奇魁与二杨，但另一个强大的海盗头目刘香尚未落网，而荷兰人也虎视眈眈，企图在他疏于防患之时反咬一口。
郑芝龙强捺怒火，他决定对幕府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几个月后，他的另一个同族兄弟郑芝鹗率六十名壮士，身着戎装，船上配置精良的武器，经过数日的航行，抵达平户。平户当局大为震动，以为大明海军即将进攻日本本土，郑芝鹗与日方交涉，说明来意，要求日方立即遣回田川氏与福松母子俩。平户当局推托幕府的政令难以违抗，郑芝鹗当即要求见幕府将军德川家光。
德川家光是德川幕府的第三代将军，郑芝鹗昂然面对这位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他取出一幅事先准备好的画卷，上呈给德川家光。德川家光令人展开画卷，只见卷上所画的是一艘艘艨艟巨舰，迎风破浪，船上的战士整装待发，利刃在手，真是雄赳赳气昂昂。德川家光大惊失色，连忙问这幅画卷所指何意，郑芝鄂傲然回答道，郑芝龙手握十万大军，千艘战舰，如果幕府顽冥不化、一意孤行，将迫便海上霸主不得不以武力强行解决。
面对郑芝鹗的强硬态度，幕府不得不紧急召开会议，以讨论如何回复，此时，郑芝鹗又暗中向幕府将军以及高级官员馈赠贵重礼品。最后，幕府决定，先将七岁的福松由郑芝鹗带回中国，至于他的母亲田川氏，因为她是日本籍，仍然不予放行。郑芝鹗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总算把福松带来，也算可以向郑芝龙作个交待。
(使命的召唤-16)
对于这位年方七岁、缺乏父爱的长子，郑芝龙有一种愧疚感，他极力想给予更多的补偿。郑芝龙在年轻时代性格叛逆不羁，对儒家经典不屑一顾，但此时的他已经是帝国官僚集团中的一员，在帝国的权力结构中，文人的权力在远远在武夫之上。文人当政的强大政治传统，使得郑芝龙对书本知识的看法发生了大大的改变，他如同自己父亲所前的期望一样，也期望儿子能够考中功名，为家族增光，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帝国的文化传统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郑芝龙聘请了学识渊博的曾其五作为福松的老师，并将“福松”这个颇带日本特色的名字改为单名“森”，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还是直接称他为“郑成功”。郑成功的悟性非常高，这点可能有些得到父亲的遗传，在日本虽然他曾经接触过一些中国的典籍，但是并没有系统地学习。
郑成功开始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四书五经是必修的科目，在这些科目当中，郑成功对《春秋》情有独衷，尤其是左丘明对《春秋》所作的扩充即《春秋左传》，那是中国最富有尚武精神时代的历史纪录，是真正充满武士浪漫与传奇的时代。其中有两个春秋时代的故事，成为郑成功一生效法的对象。
这是两个关于复仇的故事，一个是赵氏孤儿的故事，这是一个中国家喻户晓的不朽传奇，在春秋时代的晋国，曾经最有权势的赵氏家族遭遇灭顶之灾，只有一名孤儿赵武被在两位义士保护下来，程婴以自己的儿子顶替了赵氏孤儿，程婴的朋友公孙杵臼连同冒名顶替的假赵氏孤儿，被追捕的官兵杀死，程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死在面前，但他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暗地里将赵氏孤儿抚养成人，并最终帮助他洗冤、恢复名誉与地位，并最终杀死了当年迫害赵氏家族的屠岸贾，为赵氏复仇。这则故事充满悲壮的英雄色彩。
另一则故事是伍子胥复仇的故事，这是发生在春秋时代的晚期，原本是楚国人的伍子胥在父亲、兄长遭到楚平王杀害后，一路逃亡到吴国，他发誓一定要为父兄报仇雪恨。他协助吴王将吴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然后率领吴军大举进攻楚国，并最终击破楚国的首都，他将仇人楚平王的尸体从坟墓中挖起来，以鞭尸这个特殊的方式来一雪心头之恨。
年轻的郑成功十分喜欢这两个颇带残酷性的故事，这时的他还不会想到，在十数年之后，他也会象前辈程婴、伍子胥那样，以强烈的复仇心向强大的敌人发起无畏的挑战。
在接受儒家教育的同时，郑成功也开始学习古老的兵书，包括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战略家孙子与吴起的著作，这对一个将门之子，是必修的课程，同时，他的武艺也有很大的进步，父亲特地给他聘请著名的武术家指导，在剑术以及驰射等实用技艺上，他都是那个年龄段男孩中的佼佼者。
郑成功虽然回到父亲身旁，但他对父亲的感情显然不如对母亲的感情。每当夜幕来临之时，他总是站立在海边，举头遥望东方，深深地思念远在大海那边的母亲。这件事经常成为诸多叔伯的笑柄，大家把郑成功还当作一个脱离不了母亲怀中的小男孩，只有叔父郑鸿逵对他另眼相看，因为他虽然深切思念，但却很坚强地选择沉默不语，这与一般的小孩子是完全不同的，所以郑鸿逵抚摸着郑成功的脑袋，轻轻地说道：“这是我们郑家的千里驹啊。”
中国人对看相算命多有一种热衷，郑芝龙也找来相命术士为自己儿子看相，相士一看郑成功的面相，惊叹一句：“郎君英物，骨格非常。”连向郑芝龙道贺，郑芝龙很高兴地说：“我只是个武夫，此儿如能博取科举功名，为门第增光则幸矣。”相士摇摇头道：“此儿非科甲中人，实是济世雄才。”类似于此类的预言在历史上一些杰出人人物中也经常出现，我们只能说这些以相术为生的术士们精通于察言观色的伎俩。
关于郑成功早年生活的一些情况，我们且待后文再说，先继续说说郑芝龙的东南沿海的剿灭海盗的一些情况。
(使命的召唤-17)
四、血战刘香
剿平海盗决非易事。在政府的招抚政策下，包括郑芝龙在内的许多海盗团伙纷纷接受招抚，其中实力比较强的还有钟斌与钟凌秀。但是这些海盗头目大多不太安份，时日一长，又纷纷扯起反叛的旗帜。
1631年，即崇祯四年，海盗钟斌率先叛变，率船队进攻福州。所幸的郑芝龙现在已经安于大朝武官的身份，他坚定以政府军的立场参加围剿钟斌的战斗。福建巡抚熊文灿挫败了钟斌对福州的进攻，然后郑芝龙率舰队在泉州附近海域与钟斌的船队展开决战，在这场海战中，钟斌被打得大败，他落荒而逃向茫茫的大海，心灰意冷，最后跳入冰冷了海水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钟斌的叛乱刚被镇压下去，另一个接受朝廷招安的海盗钟凌秀在福建西部举兵反叛，从海盗摇身一变为山匪，占据上杭、武平等地。被时人誉为“胆识俱优”的熊文灿又一次充当灭火队长的任务，他征调政府军前往镇压，郑芝龙的军队是他手中的王牌，虽然这次作战并非在海洋上进行，然而郑家军依然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钟凌秀从福建窜往广东，郑芝龙紧追不舍，在走投无路的窘境下，钟凌秀不得不向郑芝龙投降，郑芝龙接受他的投降，但是作为对叛乱的惩罚，钟凌秀被砍下一只手臂。
在东南战争中，郑芝龙最强硬的对手是刘香。刘香是漳州海澄人氏，与颜思齐、陈衷纪等人是同乡，他精通水性，极为骁悍，最早的时候，他勾结当地一些亡命之徒，驾小船出入金门附近的水域，专门打劫商船，他的部下有一人名叫李虎三，也极为剽勇，由于屡屡打劫得手，刘香的势力逐渐庞大起来，拥有一支数千人的海盗军队，百余艘船只，公然与政府军对抗，极为猖獗。
郑芝龙在1632年时，曾与刘香有过一次交手，当时刘香正率船队进攻小埕，并且在岸上杀人放火，郑芝龙统率舰队围剿，结果刘香吃了败仗，向南逃窜，刘香决定联合盘踞在台湾南部的荷兰人的力量，共同对付大明海军，但是这个联合作战最后也失败，关于荷兰人参加的这次战争，将在后文在详述。到了1634年，刘香的活动范围拓展到了福建、广东一带的沿海。
此时熊文灿已经由福建巡抚一职升任为兵部右侍郎兼两广总督，他仍然想通过招安的手段来收降刘香。熊文灿派出洪云蒸等人到刘香的船中，试图通过谈判，劝降刘香。然而诡诈的刘香却将洪云蒸等人扣为人质，显然，这件事搞到这样的结果，是熊文灿所没有想到的，更糟的是，皇帝为此事大发雷霆，严厉批评熊文灿。熊文灿不得不采取强硬的手段对付刘香集团。
1635年，即崇祯八年的三月，熊文灿会同福建巡抚邹维琏共同对刘香发动军事打击，郑芝龙的军队再次作为主力军参加战斗。
刘香并没有将郑芝龙放在眼中，在他看来，郑芝龙不过是个甘为朝廷走狗的小人，不足以算是英雄好汉，当他听说郑芝龙的海军即将南下广东沿海与他会战时，他不禁嘲笑说：“一样皮毛，素无仇隙，何苦为人作鹰犬也。他见我前岁小埕之役，稍避其锋，彼就洋洋得意。吾誓必擒灭，方快我愿。”
刘香将这次会战视为小埕兵败的雪耻之战，他命令悍将李虎三在田尾洋一带组织防御，自己亲率主力船队做为第二梯队支援。
（使命的召唤-18）
郑芝龙也将战船分为三个编队，第一编队由郑芝虎、郑芝豹率领；第二编队由郑芝龙亲自坐镇；第三编队由郑芝彪等率领。
郑芝虎、郑芝豹的战船编队作为先锋，共有十艘大船，四艘哨船，当舰队行驶到田尾洋一带时，与李虎三的海盗舰队相遇，郑芝虎立即向各船下达作战命令。与此同时，海盗舰队也发现对方，一场海战爆发了。双方势均力敌，展开激战，经过一天的苦战，双方各有损失，由于夜幕降临，双方暂停战斗，停泊休整。
次日凌晨，李虎三的海盗船队率先发起进攻，郑家军起锚迎战。此时，海洋的南面出现了一支更为庞大的船队，刘香的主力舰队抵达战场。郑芝虎发现局势非常不利，马上下令舰队北撤，却被李虎三的船队死死地纠缠住，刘香命令主力舰队全速航行，合击郑家军。
郑芝虎、郑芝豹陷于极其不利的境地，苦苦支撑，眼看海盗船的进攻越来越猛烈，有可临面临覆灭的危险。这值这危急关头，郑芝彪的船队即时赶到，加入到这场大海战之中。刘香虽然是一个海盗，但他对于海战战术却十分精通，郑氏舰队仍然十分被动，好不容易冲出海盗船的包围，向北撤退了十余里，摆脱了海盗们的追击。
第一战的交战结果令刘香十分满意，他心里更加瞧不起郑芝龙的这支海军。到了晚上，郑芝龙的主力舰队与郑芝虎、郑芝豹、郑芝彪等人会合，细细盘问了战斗的细节，并且共同商议击破刘香海盗军的方法。
又过了一夜，天明时，郑芝龙亲率所有的战船，继续南下搜索，刘香不甘示弱，列队准备迎战。为了给郑芝龙施加心理压力，刘香将他扣押的广东官员洪云蒸押到旗舰的甲板上，威胁郑芝龙。由于洪云蒸是熊文灿的部将，这使得郑芝龙投鼠忌器，不敢贸然发起进攻。
洪云蒸看到这种情况，冲着郑芝龙高呼道：“我矢死报国，公匆失战机。”说罢挣脱左右海盗兵，准备跳海自尽，刘香大怒，拔出刀子往洪云蒸身上就是一刀，洪云蒸当即气绝身亡。洪云蒸一死，郑芝龙也没有顾忌了，立即下令向刘香的船只发起进攻。刘香毫不示弱，也将船队全部投入作战，这两支中国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展开厮杀，但无论任何一方，都不能获得绝对的优势，战斗持续了一天，仍然分不出胜负。
双方鸣金收船，郑芝龙的舰队停泊于赤湖，而刘香舰队仍然停泊于田尾洋。
多年的海盗生涯，使郑芝龙在水战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视察了赤湖的港湾地形，发现这个港湾对自己非常不利，因为这里处于下风向，而且半夜时涨潮，这样海盗舰队很可能用利用顺风与涨潮的优势，在夜半时发起袭击。郑芝龙当即调整部署，命令郑芝豹带几艘船往来游弋巡逻，郑芝虎带五艘船停驻于前湾戒备，一旦发现敌军偷袭，立即放起连珠火箭，向港湾内的主力舰队发起警报。所有船只均不得拉下船帆，船上的火炮与弹药均要处于战备状态，军士不得卸下身上的铠甲。
事实证明，郑芝龙的判断极为准备，历年的海上战斗使他锻炼为一名优秀的海军将领。在刘香一方，也有人发现郑芝龙舰队停靠在一个不利位置上，这个人便是刘香手下的第一勇将李虎三，李虎三对刘香说：“郑芝龙恃勇，不懂得水战，将船泊停靠于赤湖，主公可点齐船只，多设火器，俟夜半水起，乘潮顺风冲去，芝龙可擒。”刘香对李虎三的这个作战建议相当欣赏。
(使命的召唤-19)
夜晚二更时分，正是涨潮时间，刘香率全部的船队，扬帆起航，乘风破浪，直奔赤湖，准备突袭郑芝龙。李虎三作为海盗军的前锋，冲在最前头，行至半途时，侦察员来报，前面发现有一条黑影，看样子好象是一艘船。李虎三吃惊地说：“郑芝龙的船只都停泊于赤湖港，这里怎么有船呢？传令下去，各船严密提防，听我的炮声，一齐赶杀。”
这艘船正是郑芝龙派往巡逻的兵船，舰长郑芝彪，此时他也发现了对方的船只，马上通告水手：“不出所料，今果来矣！马上扬帆，安炮守候，听我的口令，一面攻打，一面放起连珠火炮。”
此时李虎三的坐船一马当先，冲在最前，朝着郑芝彪的船只大喝道：“前面何船？”郑芝彪并不理会他，而是命令水手向海盗船开炮，同时用连珠火炮发出信号，通知附近的郑芝虎、郑芝豹的船队，以及停泊于港湾中的主力舰队。
由于事先郑芝龙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所以这次反击的速度之快，远远出乎刘香与李虎三的意料，很快郑芝龙的海军倾巢而出。虽然刘香的海盗军占据顺风的优势位置，但是黑夜令这种优势荡然无存，两支军队在黑乎乎的海面上混乱厮杀，有时甚至根本分不出敌我船只，直到天色渐明，能够清楚看清对方的船只，才慢慢恢复了秩序
这场大海战从半夜一直激次到中午，几乎战斗了十二个小时，双方筋疲力尽，只得稍事休息。这场一场艰难的战事，郑芝龙高度评价对手在战场上优异表现，认为刘香是一位优秀的战术家，在指挥调度战船上有着杰出的才能，而李虎三的勇猛表现也令郑芝龙赞不绝口。
郑芝龙对刘香、李虎三的称赞，激发了他的弟弟郑芝虎的斗志。郑芝虎不以为然地说：“此贼有何难破？待吾擒他。”说完之后，郑芝虎带着自己的战船，突入刘香舰群之中，直冲向刘香的旗舰。刘香也甚是骁勇，见郑芝虎前来，也命令开船迎头而上，郑芝虎手持藤牌，口衔大刀，见刘香的船靠近，大喝一声，从自己船上的甲板跳到刘香的船中，然后持着大刀便是乱砍一阵。
郑芝龙见自己的弟弟独闯敌阵，赶紧下令全面出击。郑芝鹄的战船也向刘香的旗舰发起攻击，刘香船上的大炮击中郑芝鹄的船，顿时爆炸，郑芝鹄当即被炸死，不一会儿的功夫，这艘船沉入海底。郑芝蟒的船也靠近刘香的旗舰，从船上抛出火罐，刘香的船燃起熊熊大火。眼看大头目的船只受到围攻，李虎三赶忙驾船前来营救，此时，郑芝豹的船从后面逼近李虎三，一发大炮命中李虎三的船只，当场将舵手炸死，并且引起大火，火势很猛，李虎三来不及扑救，情急之下跳入海中，最后溺死。
此时刘香船上的火越烧越大，在船上苦战的郑芝虎与刘香均无法脱身，最后两人竟然都被大火烧死。刘香、李虎三相续战死，海盗们群龙无首，郑芝龙乘胜又击毁数艘海盗船，然后发出招降的信号，除了一艘海盗船逃脱之外，其余的刘香残部全部投降。
郑芝龙终于扫平最强悍的一名对手，同时也付出很大的代价，郑芝虎、郑芝鹄皆在这次海战中战死，自此，在台湾海峡以及广东近海地区，没有任何海盗力量可以同郑芝龙相较量，但是郑芝龙并非没有对手，他还有一个危险的敌人，那就是拥有近代化武器装备的荷兰人。
(使命的召唤-20)
五、力挫荷兰人
荷兰人作为一股来自欧洲的殖民力量，曾经与郑芝龙集团保持良好的贸易伴伙关系，但对荷兰人来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在郑芝龙被朝廷招抚之前，荷兰人曾经协助大明军队围剿郑芝龙，但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战后遭到郑芝龙的强烈报复，多艘荷兰人的商船都被郑芝龙所扣留。
郑芝龙归降政府之后，仍然掌控着台湾海峡的贸易，与荷兰人达成某种程度的谅解，便归还所扣留的部分荷兰船只与货物，荷兰人也在郑芝龙剿灭李奇魁与钟斌的战争中，出过不少力。郑芝龙允许荷兰人的船只停泊于厦门港，然而荷兰人与中国的贸易，仍然必须通过郑芝龙，这对荷兰人来说，实为无法忍受。郑芝龙的势力过于庞大，对荷兰人来说，始终是一个贸易上的巨大绊脚石，高傲的荷兰人不愿意屈服于郑芝龙的海上霸权，这样一来，郑、荷之间的矛盾便越来越大。
1630年（崇祯三年），荷兰人试图进犯厦门，但是却遭到郑芝龙海军船只的偷袭，被迫撤退。荷兰人也深感自己的力量不足同郑芝龙相抗衡，积极寻求盟友，1632年，海盗刘香在小埕之战中败给郑芝龙后，也希望能借助荷兰人的坚船利炮来对抗大明朝的海军，双方一拍即合。
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荷兰人与刘香联手进攻驻扎在南澳的大明海军，荷兰人的船只比大明海军的船只的性能要优越得多，不仅船体高大，而且航速上也占据优势。这次突袭令大明海军受到不小的损失，荷兰人船上的大炮率先开火，中国海军也开始反击，第一次战斗的结果，中国海军吃了一些亏，被击沉了五艘战船，荷兰人的三艘哨船被击毁。入夜后，中国海军出动五艘战船，在夜幕掩护下偷袭荷兰舰队，焚毁三艘荷兰船只，己方没有损失。南澳海战的结果势均力敌，中国方面阵亡十七人，荷兰方面阵亡人数大体相当。
荷兰人在南澳没有占得便宜，连夜北上厦门岛，此时正值夏季，台湾海峡盛行南风，荷兰人的船只航速又快，所以很快便在第二天抵达厦门岛，对厦门岛的中国海军基地发动突然打击。由于大明将领出现重大误判，以为荷兰人尚在南澳，“中左去南澳数百里，夷船乘风卒至，出于意料所不及”，厦门港的中国海军根本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在荷人兰强大火炮的打击下，损失惨重，其中郑芝龙的船只损失了十艘，其他部的战船损失了五艘。荷兰突袭厦门港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但是在之后一个月的时间里，荷兰人凭借坚船利炮，游弋于东南沿海，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也颇有损失，荷兰人第二次进犯厦门岛，这次早有准备的中国守军击沉数艘荷兰船只，并击毙十余名荷兰人，荷兰人仓惶而逃，中国守军出海追击两昼夜，但是追不上荷兰人，没有继续扩大战果。
荷兰人的这一次进犯，令福建巡抚邹维琏大为震怒，认为这“岂独八闽一大患，且为中国一大耻！”邹维琏决心与荷兰人展开海上决战，他于八月中旬亲抵漳州，调集福建沿海的海军舰只，准备反击荷兰人，并亲自部署战斗计划，与郑芝龙等将领研究出一套对付荷兰人的战术，并委派郑芝龙的舰队为前锋部队，高应岳为左翼舰队指挥官，张永产为右翼舰队指挥官，王尚忠为游兵即机动舰队的指挥，刘应宠、邓枢指挥中军舰队。由于郑芝龙的舰只与实力最强，实际这次反击荷兰人的重任乃是落到郑芝龙身上。
在荷兰人偷袭厦门岛一役中，郑芝龙的舰船被击沉了十艘，荷兰人一而再地与郑芝龙对抗，令郑芝龙无比愤怒，即使没有邹维琏的命令，他也想要寻机报复。荷兰人有一个弱点，就是他们的舰队中，有不少中国人，有的作为翻译，有的作为向导，有的作为水手，这使得郑芝龙得以派出间谍潜入其中，掌握其舰队的动向与方位。
九月一日，郑芝龙接到间谍发回的情报，荷兰舰队正停泊于澎湖岛一带，他马上派出将领林显忠率海军主力出海，进逼澎湖。郑芝龙的舰队上的武器装备很多都是西洋货，加上这次突袭的隐蔽性，澎湖一战，取得了令人振奋的结果，击毁一艘荷兰大型夹板船，荷军被杀死与淹死的人数达数百人，并俘虏一名荷兰将领与六名士兵。
(使命的召唤--21)
吃了败仗之后的荷兰人向南撤退，与刘香的海盗军会合。九月十一日，两艘海盗船在海边停泊时，被中国守军发现，马上冲上去与登岸的海盗厮杀，海盗被杀死五人，其中一人是荷兰人，其余的人跳上船逃生。九月十六日，两艘荷兰战船出现在铜山以东的洋面，把总黄斌卿当即出动七艘战船、四艘火船出击，荷兰人见中国军队人多船多，不敢恋战，一面撤退，一面以大炮还击，中国海军冒死进攻，结果荷兰人的一艘夹板船触礁，这对中国海军真是天赐良机，对这艘夹板船发起猛攻，炮弹、火罐不断落到甲板上，荷兰人不敢恋战，解下小船，弃大船而逃。，中国军队斩杀十三名荷兰人，溺死于海中者不计在内。原本黄斌卿想拖回这艘触礁的夹板船，但此时风大火烈，最后被烧为灰烬。
荷兰人集合了九艘大型夹板船，会同刘香的海盗军（五十艘比较小型、火力比较弱的哨船），重振声势，准备由南往北推进，进窥厦门，显然他们并不甘心被郑芝龙所击败。
对于荷兰人的夹板船，中国的史料有这样的描述：“其舟长五十丈，横广六七丈，名曰夹板，内有三层，皆置大铳外向，可以穿裂石城，震数十里，人船当之粉碎，是其流毒海上之长技有如此者。”由此可见，荷兰人的夹板船相对于中国海军的战船，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其火力相当强大。
大型夹板船上还配备有六、七只小船，这些小船既可充当救生船，也可用于战斗，当时荷兰人的这种海上战术是非常厉害的，当遇到敌船时，就解下小船，每只船上可搭载六、七人，一旦对方的战斗人员把头伸出掩体，经常会遭到这些训练有素的火枪手的狙击，在明代中国海军官兵将他们称为“猫儿眼”。
郑芝龙再度接到间谍发回的报告，详细汇报荷兰人与海盗军的船只数量与动向，郑芝龙马上集合所有的海军船只，到九月十七日，所有船只集结完毕，十九日，荷兰人的舰队抵达料罗湾。郑芝龙与与其他舰队的将领高应岳、张永产、王尚忠、刘应宠、邓枢等人召开了一个海上军事会议，所有将领都认为应当兵贵神速，必须马上投入与荷兰人展开海上决战。各路海军编队均下达作战命令，于二十日凌晨扬帆启航，目标料罗湾。
料罗湾位于金门，将因为这场战争而被载入史册之中。
黎明时分，大明海军的庞大舰队出现在了料罗湾，此时荷兰人也发现了帝国舰队，九艘大型夹板船背靠岸岩一字排开，刘香的海盗军五十艘哨船往来游弋。大明海军分为前锋、左翼、右翼、游兵、中军五个舰队，其中主攻荷兰人的是实力最强大的郑芝龙的前锋舰队，其余舰队的任务是配合郑芝龙舰队围剿荷兰人，以及攻打刘香的海盗船只。
郑芝龙的舰队分三波向荷兰人发动进攻，第一波由参将陈鹏率领，辖郑然、林察、陈麟、杨耿、苏成等人的战船，对荷兰人的大夹板船发起冲击；第二波由哨官蔡骐指挥，作为接应，主要作战任务是焚毁敌船；第三波由哨官林习山指挥，配合蔡骐共同摧毁敌船。
在战船数量上，帝国海军占据明显的上风。参将陈鹏的战船会同其他三艘战船，击毁了一艘荷兰夹板船；郭熹、胡美、林察、等七艘战船围攻两艘荷兰夹板船，后陈鹏、陈麟在击沉敌船后赶来加入围攻行列，最终将这两艘荷兰战船焚毁，并活捉了荷兰将领呷泌啤吧哇；张梧、郑彩、黄胜等三艘船则与一艘荷兰战舰展开肉搏战，将士们跳上荷兰船上与荷兰人厮杀，最后将荷兰人的战船作为战利品掳获。
经过一番血战，荷兰人的九艘大型战船有三艘被中国军队击毁，一艘被俘获，几乎损失了一半的船只。其余五艘战船落荒而逃，向外洋逃窜，郑芝龙指挥海军紧追不舍，荷兰人的一艘船被千总陈豹的战船死死咬住，陈豹船上的火炮屡屡命中，使其船尾起火，然而此时陈豹逆风追击，由于靠得太近，反而使火倒烧到自己的船上，不得不退出追击。另一艘荷兰船也被林宏、郑成、洪辉、吴拱等四船围追堵截，眼看坐已待毙了，此时台湾海峡风云突变，狂风大作，波涛叠起，荷兰人的船只毕竟是专为远洋航行而设计的，在抵御风浪的能力上比中国船只要强，所以借着风浪的掩护，最终逃了出去，其余三艘荷兰战船也陆续突围。
郑芝龙的舰队共击毁三艘荷兰夹板船、掳获一艘，俘虏荷兰官兵八十四人，被烧死与淹死不计其中，缴获六门大炮，二门小炮，枪支十三把，剑十把，火药六筒，还有包括海图等其他战利品。郑芝龙一方，阵亡八十六人，其中包括把总郑然，他被荷兰人的一颗子弹打死，重伤一百三十八人。
(使命的召唤-22)
除了郑芝龙舰队之外，其余舰队也奋勇拼杀。泉南游击张永产指挥的右翼舰队击沉三艘荷兰尖尾船（这应该是大型夹板船中的救生船），俘虏十名荷兰人；击沉刘香的海盗船只六艘，斩杀一名刘香的副将，生擒海盗六十四人。刘应宠指挥的中军舰队生擒海盗军三十七人，高应岳的左翼舰队以及王尚忠的游兵舰队也各有斩获。
从澎湖海战到料罗湾海战，荷兰人遭到空前的失败，十七世纪的中国在与西方强国的对抗中，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战果如下：“烧沉夷众数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馘斩夷级二十颗，焚夷夹板巨舰五只（澎湖之战焚一艘，铜山之战焚一艘，料罗湾之战焚三艘），夺夷夹板巨舰一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夺获盔甲、刀剑、罗经、海图等物皆有籍存。而前后铳死夷尸被夷拖去未割级者累累难数。”
这次伟大的胜利是发生在风雨飘摇中的晚明时代，而不是大明帝国最强盛的时代，但是中国仍然有实力击败来自西洋的入侵。
料罗湾海战之后，荷兰人仍然盘踞台湾南部，其势力并没有退出中国，六年后，荷兰人与郑芝龙再度爆发战争。
崇祯十二年（1639年）六月，荷兰将领郎必即里哥率数艘夹板船进犯福建、浙江沿海，据载，郎必即里哥是一名勇将，力大无比，而且精于剑术。荷兰舰队强大的机动能力与火力，使得闽浙两地岸基守军大吃苦头，讨平荷兰人的重负，又一次落在郑芝龙身上。
虽然郑芝龙与荷兰人有过多次交锋，但仍然没有必胜的把握，他警告部下：“夹板厉害，非比我们的船，凡事当先觑方便，可战则战，勿得恃勇，徒自损灭耳。”
郑芝龙的舰队在湄州岛外海域与荷兰舰队相遇，仗着船多人众，郑芝龙的舰队包围了荷兰舰队，但是在战斗中并没有占得便宜，荷兰人在船舷两侧加厚了木板，船只更加坚固，密集的火炮对郑氏舰队构成极大的威胁，在战斗中，郑芝蟒、郑芝鹤的战船被击毁，苦战一天后，郑芝龙的舰队伤亡颇大，暂时退到枫亭港进行休整。
郑芝龙决定采取一种新的战术，针对荷兰战舰的特点，采取一种比较原始的海上作战方案，这个方案是出动七八只小船，以及五十余名精通水性的水手，每人背着两个大药筒，药筒是将竹子锯断，灌入火药，船上还有易燃的油料，船头有一条铁链，准备对荷兰船只实施火攻。
事实证明这个带有落后色彩的作战方案十分有效，这些小船只航行速度快，个头小，不容易被荷兰人的火炮击中，凭借灵活机动的优势，在其他战舰的掩护下，直冲向荷兰船只边上，用斧钉将船头的铁链牢牢钉在荷兰战舰的外板上，然后用硝磺等点火，引爆船上的火药筒罐与油料，水手们跳入海中逃生，窜起的熊熊火焰很快蔓延到荷兰人的战船上。郑芝龙使用这种战术，令荷兰人头痛不已，很快，荷兰舰队中的五艘夹板船起火，荷兰人忙着扑灭大火，此时郑芝龙的舰队开始反扑。在这样的情况下，荷兰将领郎必即里哥无心恋战，率舰队匆匆突围而去。
郑芝龙的海军在东南先后力挫群海盗与荷兰人之后，完全垄断了东南的对外贸易，据史书的记载：“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內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虽然郑芝龙的官职在大明帝国并非挤身于政府高层，但他富可敌国，对于陷入严重经济危机中的帝国，东南沿海却仍然因为贸易而成为富庶之地，而郑芝龙作为帝国海军将领的同时，也是最大的海商巨头，“自就抚后，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
大明帝国在内忧外患之中风雨飘摇，但是东南沿海却因为郑芝龙的崛起而扫平海盗，击退荷夷，俨然成为帝国的一方乐土。
但中国北方的战局却并不乐观，反政府的起义军与满族人成为覆亡帝国的生力军，这个庞大而历史久远的帝国面临崩溃的边缘了。
(使命的召唤-23)
第三章 艰难时世
一、帝国天裂
在郑芝龙剿灭刘香并与荷兰人决战于海洋的那些日子里，郑成功并没有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他接受了中国传统的儒学教育，并开始学习写作诗歌与官样的八股文，这是参加科举考试所必须掌握的文体。他的诗歌十分出色，出彩之处并不在于华美的词汇，而在于高远的境界，他早年写下一首《登高》的诗篇：“只有天在上，而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俯首白云低。”
虽然诗歌只有短短的二十个字，但是确实体现出这个年轻人非凡的胸襟与宏远的境界：只有天在上，而无山与齐！这句诗隐隐透露出他深藏于内心深入的雄心壮志与远大的抱负。
十五岁的那年，即崇祯十一年，郑成功入南安县学为廪生，此时的他仍然以考取功名，为门第增光为己任，富实的家庭让他在经济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这种生活环境也使他沾染一些富贵家子弟的习气，有一次郑成功到福州参加乡试，“自泉入福，邮传馆舍皆有司备设。及入棘闱，监临交遣小吏诣号舍致寒温，预选同舍生代为起草。珍果佳肴，络绎传送。森（郑森，即郑成功）竟日饮啖而已。漏下便已出闱，传呼归馆舍，共赫奕如此。”
虽然郑成功早年不时透露出他的才华与英气，但是这段时间并没有多少可以圈点的事迹。在十八岁时，他遵从父命，与董友结婚。董友又被称董酉娘，她是董飏先的女儿，董飏先是福建晋江人，曾经担任过礼部侍郎，这个由父母包办的婚姻，还是缺乏一些浪漫的色彩，只是郑、董两家门当户对的结果，但是不管怎么说，郑成功有了自己的家庭，婚后第二年，他的儿子郑经出生。
就在郑成功过着公子哥的快乐生活的同时，大明朝的政局已经不可收拾了。
李自成与张献忠这两股反政府武装越发的强大，分别对帝国的北方与南方发动猛烈的反击，并且先后称王，李自成为大顺王，张献忠为大西王。局势的恶化，远远超过朝廷公卿大夫的意料。崇祯十七年（1644年），据守在陕西的李自成开始进攻北京，在大顺军队的猛烈攻击下，帝国节节败退，李自成很快就兵临帝国的首都北京。
北京城的防御全线崩溃，三月十八日，大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自缢身亡，次日，李自成以胜利者的姿态，骑着高头大马进入北京城。大明帝国的中央政府被颠覆了，这实际上意味着大明朝历史的终结。
内战给了北方满族人予天赐的良机，特别是镇守东北重镇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向满清政权剃发投降，满清摄政王多尔衮果断挥师南下，与吴三桂联手击败李自成，李自成被迫于四月三十日撤离北京城，清军占领北京城，当时绝大多人都没有想到，一个新的王朝就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始了。
这一系列的惊天裂变来得太快了，几乎令所有的人都措手不及。虽然北京城陷落，但帝国仍然拥有庞大的土地与人口以及数量不少的军队，更重要的是，大明帝国的“两京”制度为帝国政权的重新建立提供了可能。北京是大明帝国的首都，南京是陪都，根据帝国的制度，南京一直保留着六部、都察院等一套与中央政权相同的机构，因此在得悉崇祯皇帝自缢身亡的消息之后，南方官员为拥立新的皇帝而勾心斗角，争论不休，最后马士英等人拥立朱由崧为皇帝，称弘光皇帝，这是大明政权的延续，被称为南明。
（使命的召唤-24）
虽然很早前就有人发现“刘项原来不读书”，但是强大的文化传统仍然将读书作为一个进阶的最好的手段，在审美的中国传统中，文章的优劣往往是一个人才华的体现，除了文章之外，书法、诗歌也是重要的参考。郑成功在书法、诗歌上有着深厚的造诣，根据一则史料的记录：“明季郑成功氏，汉族中一奇男子也。近有人见其手书诗一律，诗字皆佳绝，良稀世之宝也。”
在南京求学期间，郑成功写下不少山水诗，这些诗歌得到时人的高度评价。比如他在《游桃源洞》一诗中写道：“清气荡胸臆，心旷山无言，行行过草庐，瞻仰古人园……远色夕以丽，落日艳危墩。顾盼何所之，洒然灭尘根。归来忘所历，明月上柴门。”
钱谦益对此诗赞不绝口，称其“声调清越，不染俗气，少年得此，诚天才也。”另一个文士瞿式耜的评价是：“曲折写来，如入画图，一结尤清绝。次首瞻瞩极高，他日必为伟器。”郑成功的诗歌清淡隽远，有陶渊明之遗风，在另一首《游桃源洞》的诗中，他写道：“声荡白云飞，谁能窥真谛？真谛不能窥，好景聊相娱。相娱能几何？景逝曾斯须。胡不自结束，入洛索名姝。”
如果不是因为帝国惨败裂变，使他躬入时局、挺膺责任，也许郑成功的诗歌会有更高的成就。但诗歌毕竟只是诗歌，虽然钱谦益从诗歌中看出他的大气，但是英雄之路并非那么平坦，如今的郑成功只是具备内在的才华，他还需要外在的磨练。钱谦益慧眼识英雄，他欣赏郑成功的才气，并给他表了个字：大木。“大木”的来源是出自《孟子》的“梁惠王”篇中的一句话：“为巨室则必使师求大木”，就是造大房子一定要让工匠师傅找来大木，这大木就做栋梁用的，钱谦益的意思暗寓郑成功将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此时虽然满清入主北京城，但是南明政权的建立，南方还有广阔的土地与军队，物产丰富，仍然有机会从满族人手中重新夺回北京城，然而弘光小政权从一开始，便暴露出许多问题，首先皇帝就是大昏君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沉溺于洒色，根本不把国家大事当回事。在小朝廷中掌握大权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也都是收刮民财，醉生梦死之辈，整个朝廷一片乌烟瘴气，虽然有史可法这样清廉正直的大臣，可是他还是缺少雄才大略，难以顶起这个暗弱的朝廷。
南明小政权从一开始的基本战略就出现重大的失误了。马士英、史可法等南明重臣，都赞成“联虏平寇”，即联合满清的力量，先歼灭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的力量。史可法在上疏弘光帝时说：“是目前最急者，莫逾办寇矣。……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南明的消极政策，最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这使得满清政权得以先摧毁李自成的大顺军，然后回过头来对付南明。
不光如此，南明小朝廷很快便陷入到内战之中。弘光元年（1645年）三月，手握重兵的明将左良玉因不满马士英等人因为投机倒把反而地位在自己之上，便挥师东进，讨伐马士英。在内战爆发后不久，左良玉便病死，其军队在儿子左梦庚的指挥下，继续与弘光政府军作战。与此同时，满清的军队开始大举南下，准备对弘光小政权进行摧枯拉朽的打击。
四月十八日，清军兵临扬州城下，史可法守卫扬州城，四月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仅一日便攻占扬州城，史可法死难，清军屠城，前后屠杀约八十万人，实为人间惨剧。扬州失守的消息传来，弘光帝仓惶逃出南京城，五月十七日，清军兵不血刃，占领南京城，几天后，弘光帝被清军所俘虏，最后被押至北京处死，弘光小朝廷就这样灭亡了，在清军南下过程中，仅在江北投降清军的南明官兵便达到二十三万之多，而内战的一方左梦庚最后也率数万人向清军投降。
（使命的召唤-25）
郑成功是在1645年年初从南京城返回福建，他在南京期间，亲眼目睹弘光政权的腐败，作为一个富贵家的子弟，郑成功写了一对联以自勉：“养心莫善寡欲，至爱无如读书。”这位年轻人出淤泥而不染，志向高远，洁身自好，比起那一群贪官污吏，境界如天壤之别。
当时郑成功的老师钱谦益在弘光小朝廷中担任礼部尚书，但对于小朝廷朝政的混乱，他有心无力。郑成功感于时局之恶化，向钱谦益进言当“知人善任，招携怀远，练武备，足粮贮，决壅蔽，扫门户”，这些主张无疑是针对当时时局而言的颇有眼光的见解，钱谦益对郑成功说：“少更事，知之易，行之难。”这些话说来固然容易，但要付诸实行谈何容易。但郑成功的答复令钱谦益十分吃惊：“行之在公等，度不能行则去；能，不我用亦去。此岂贪禄位，徒事粉饰地邪？”郑成功此时的思想已经十分明确，为人为官，不可苟且流俗，虽然郑成功师从钱谦益，此时却批评起自己的老师，就象日后他身为儿子，却批评起自己的父亲一样，这就是他身上的血性。
郑成功并没有经历南京陷落一役。弘光小政权虽然短命，但对郑氏家族势力的扩张有所影响，弘光帝上台后，因为郑芝龙、郑鸿逵手握重兵，因而兄弟两人都被封为伯爵，这无疑大大提高郑氏家族在南明政权的影响力。
郑鸿逵即郑芝彪，是郑芝龙的三弟，他是武举出身，官职累迁至总兵，在弘光帝时，他被调到瓜州一带驻防，与清军对峙，但是被清军所击败，便带兵向东撤退。弘光帝被清军俘虏之后，六月八日，潞王朱常芳在杭州就任监国，实际上是再立一个小朝廷，然而仅仅数天后，清军便兵临城下了。总兵郑鸿逵请求潞王前往福建，但潞王此时没有任何主意，没有答应，郑鸿逵知道事不可为，便逃出杭州。六月十四日，清军攻占杭州，潞王随即投降清军，潞监国政权就这样轻松垮台了。
郑鸿逵出杭州之后，遇到了唐王朱聿键。朱聿键在南明诸藩王中，身世很不一般，他虽然是皇室贵族，但却历经磨难坎坷，而且在抗清态度上极为坚决，他见潞王一心想投降，愤然离开杭州。郑鸿逵、黄道周等人在会晤唐王朱聿键后，见他“慷慨以恢复为任”，便决心拥立朱聿键。
闰六月初六，在郑芝龙、郑鸿逵的支持下，朱聿键入福国，闰六月二十七日，朱聿键即位，史称隆武帝。隆武政权获得了两广、湖广、四川、云南、贵州等多数南明地方政权的承认，在弘光倒台后，联合抗击清军入侵，又一次露出了希望的曙光。
隆武帝希望能借助郑芝龙强大的力量，联合各地的残余明军，收复南都，进而光复全国，可以说，隆武帝雄心勃勃。然而郑芝龙并不这样想，郑芝龙最关心的事，不是光复大业，而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地盘，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他迎立隆武帝，还带有某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
郑芝龙没有失望。
很快，隆武帝封郑芝龙为“平虏伯”，郑鸿逵为“定西伯”，郑芝豹为“澄济伯”，他的族侄郑彩为“永胜伯”。过了不久，又封郑芝龙为“平国公”，郑鸿逵为“定国公”，到了八月，加封郑芝龙为“太师”，不久后，郑鸿逵也加封太师，由是可见隆武帝对郑氏兄弟的倚赖。
郑芝龙此时达到其生涯的巅峰期，当一个国家走向支离破碎之时，郑芝龙似乎并没有受其影响，他也许象效法东汉末年的曹操，将一个垂死挣扎中的政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他拥有庞大的而且几乎是私人的武装，现在又登上南明政权的权力之巅，虽然这只是个残破的政权，郑芝龙企图凭借自己的实力，游走了各方势力之间，确保自己的地位与荣华富贵不受到动摇。
隆武帝虽然有中兴明室的宏伟志向，但他其实是一位光杆皇帝，无论是兵权还是财政，都操之于郑氏之手。隆武帝不得不向郑芝龙、郑鸿逵等人让步，并且尽量以小恩小惠拉拢郑氏兄弟。有一回，定国公郑鸿逵带着自己的儿子郑肇基去见隆武帝，隆武帝便赐给郑肇基“朱”姓，在古代社会，向臣下赐予皇家姓氏，这可是莫大的恩惠。这事让郑芝龙知道了，第二天，郑芝龙就带着郑成功去见隆武帝。
隆武帝一见郑成功，只见此人英气逼人，既有文人的儒雅，又有武夫的健壮，举止得体，不禁暗自喝彩，他端详郑成功片刻，问了他一个问题：“江山危矣，你何从我乎？”
郑成功脱口而出：“文不贪财，武不怕死，江山可保矣。”
隆武帝听了之后不禁大喜，他召郑成功上前，呵寒问暖，抚其背说道：“只恨朕没有女儿可许配给卿家，卿当尽忠吾家，无相忘也。”下令赐他“朱”姓，并改名为“成功”，在此之前，他还叫做郑森，郑成功的名字便是由此而来，由于“朱”姓是皇族姓氏，所以后来郑成功被称为“国姓爷”，便源于此。这个名字，也包含着隆武帝希望能在郑氏家族的支持下，完成复国大业的理想。
除了赐姓之外，隆武帝还封郑成功为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驸马，表示自己将郑成功当作女婿来看待。显然，隆武帝希望以推心置腹的方式来拉拢郑成功，并希望通过郑成功继而影响郑芝龙，否则处处受到郑芝龙的制肘，什么事也做不成。
对于隆武帝的知遇之恩，郑成功一直心怀感激，他与父亲郑芝龙不同，他希望能上战场为国立功，扫清北虏，恢复中原。然而，隆武政权很快便陷入困境之中了。
(使命的召唤-26)
二、隆武政权的覆灭
为什么土地辽阔、物产丰盛、人口众多的南明会在满清的打击下兵败如山倒呢？南明内部纷争不断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隆武政权建立后不久，鲁王朱以海在浙江建立鲁监国政权，鲁王朱以海在杭州失陷之后，能扛起反清的旗帜，还是有令人称道之处。朱以海在抗清上是比较坚决的，因为他在1642年（崇祯十五年）清军攻破山东兖州时，其兄朱以派自杀，朱以海险些丧命。然而在存亡危急之秋，由于门户之见，使隆武政权与鲁监国政权不能联合起来，一致对抗清军的入侵，而是陷入对峙纷争之中，给抗清事业带来极大的反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