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巴黎煤炭短缺，电力供应不足，经常停电，甚至连蜡烛也不容易弄到，萨特住的房间又冷又暗。他住处附近有一个弗洛咖啡馆，那里用乙炔照明，感觉没这么冷。于是萨特每天晚上都去“弗洛”，他的哲学写作活动大都在那里进行。这部《存在与虚无》甚至可以冠上咖啡哲学的名称。其中有一段关于侍者的著名描述和分析想必就是一边观察一边写作而成的。
看起来是很艰苦的环境，从写作者来说，也许是最适宜的环境。当然，这也要看是什么人。几年后萨特向访谈者回忆这一段生活经历时说：“我在自己的房间时，总想躺在床上，而在咖啡馆我是在工作，我所有的书都是在那里完成的。这是一个人们互不相干的场所，那里存在着他人，但他们并不关心我，我也完全不必考虑他们。那些陌生的客人在我旁边的桌子不停地争吵，但他们的吵闹对我来说不算什么，相反地，一个女人和几个孩子即使为了不影响我而悄悄走过，却更会打扰我。我不能承受一个家的负担；在咖啡馆，他人仅仅是在那里而已。门打开了，走进一位漂亮女人，坐了下来。我看着她，马上就能将注意力转回我的空白稿纸之上，她不过像我意识中的一阵冲动，很快就过去了，没有留下任何东西。”（“1945年10月23日在布鲁塞尔的谈话”）
从思想来源看，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对《存在与虚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现象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意识是某物的意识——是萨特在该书导论中采用的一个基本观点。另一方面，萨特早在写这本书之前就已经对胡塞尔的现象学采取一种扬弃的态度，开始形成自己独创的哲学思想。例如，当他发现自己所写的一部名为“心理”的书中仍然有不少地方是重复胡塞尔的思想时，就毫不犹豫地将其统统删掉，尽管它们是用与胡塞尔不同的方式表达的；只留下薄薄的数十页，那完全是他自己的见解。到他写《存在与虚无》时，可以说，其中都是他自己独创的哲学思想，尽管仍然可以从该书看到从现象学脱胎而出的痕迹。
另外，从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到海德格尔的某种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实质性的。战前萨特读过海德格尔的东西，但并没有深入其著作之中，而这时萨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后来他深入研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完全是偶然因素所至：他在战俘营能够获得的只有这一本参考书。《存在与虚无》的哲学思想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是根本不同的。这一点，无论是萨特本人还是海德格尔都是这样认为的。海德格尔很讨厌人们将他和萨特都称为存在主义者，明确表示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萨特也说，虽然他在写《存在与虚无》时受到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但他在其中表述的是自己的哲学思想而不是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发挥。
《存在与虚无》还有一个思想来源通常不为人们所注意：这就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法国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萨特所受的哲学教育主要是法国传统理性哲学，这一点对于该书的写作有较大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受其它思想的影响，特别是萨特对自身生活的体验，萨特又力求让自己的哲学思想超出这一理性主义传统。这两个方面的对立和融合构成了本书的一个特色。萨特后来回顾说：“我的早期著作是一种关于意识的理性哲学。对于个体中明显的非理性过程的探索对我是很有好处的，《存在与虚无》事实上仍有理性主义的遗迹。但它终究成了一种非理性主义，因为它不能对那些既是下意识，又是理性，却又作为非理性而存在的过程作一个完全理性的解释。”（《思想纪游》）
总之，萨特是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其构筑新本体论的方法。同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萨特一个重要的思考生长点。而这些经过萨特的手揉合为一种全新的东西，不同于原先的现象学和理性主义哲学。按照萨特的说法，这是他自己创造的一种实在论哲学，使经验能够综合超验物，理性能够包容非理性。
《存在与虚无》首先表述了一种本体论，也就是关于存在的学说。传统哲学把这个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是存在，一个是意识。这种二元论导致一些甚至明显荒谬的观点产生。或曰存在就是被感知，或曰存在与意识毫不相干。萨特拿出了两个新的东西：一个是自在，一个是自为，试图通过它们来解决传统二元论的难题。
意识之外没有存在吗？有。这是现象的存在。它存在，它是自在的，它是其所是。意识也是一种存在，但它是自为的，与现象的存在相对立。虚无并不是不存在。虚无不在存在之外，它就在存在内。使虚无来到世界上的存在是它自己的虚无。这种存在就是人的自由。自由是虚无的虚无化所需要的条件，它也就是“人的实在”之存在。
人的存在不仅仅是在世界上表现出否定来的存在，他也是能针对自我采取否定态度的存在。意识在它的存在中永远包含有自欺的危险。这危险的起源就是：意识在它的存在中是其所不是同时又是其所是的。
自在与自为怎样联系在一起？由于自为。自为本身不是一个自立的实体，而是一个非实体的绝对。自为是自在的虚无化，使原先自在的东西变成对我们说来不是自在的，赋予它某种意义，使它成为“存在于此”的存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的存在。
自为是作为自在的虚无化而存在，它不可能单独存在。而自在的现象如果没有意识同它联系在一起，也只是一个抽象物。自为在使自在虚无化的同时，也使自身虚无化，使虚无虚无化，变为与世界相连的偶然的自在。
自在与自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存在。这个总体的存在是自因的，同时又是自因的不可能。因为构成这个总体的自为既是其所不是又不是其所是，它总是把自己建立为存在的不断谋划和这一谋划的不断失败。所以，这个自因的总体的存在总是包含着矛盾，它总是被指出又总是不可能。这种不断的努力和不断的失败，既说明了自在和自为的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又说明了它们的相对独立性。
由此可见，意识与存在的二元论可以休矣。意识是存在不可分割的成分，没有意识就没有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但这并非说意识就是一切。恰恰相反，意识什么都不是，除非它是某物的意识，或者说，它依附于超越它的存在即自在的存在。而与意识完全无涉的存在虽然是存在的，但也是抽象的。因为我们除了说它是存在的以外，就再也无话可说。它对我们不具有任何意义。
现实的存在、现实的世界总是自为与自在不断结合与分离的产物，而能够把这两者集于一身，既体现出两者的联系又体现出它们的矛盾的，只有在世的人，以自由为其本质的人，不断作出选择的人，充满无用的激情的人，总想成为上帝的人。于是萨特关于存在的本体论很自然地就成了一种关于人的自由的哲学。
《存在与虚无》特别强调了人选择的自主性。自由就是选择，自由是选择的自由，而不是不选择的自由。不选择，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不选择。由于是在战争环境下写了这本书，萨特就用战争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下面是《存在与虚无》中的一段话：
如果我被动员参战，那么这个战争就是我的战争；它在我的意象中而我应该得到它。我之所以应得到这个战争，首先是因为我总是可以通过自杀或开小差来逃避它；当我们直面一个境况时，这些最终的可能性总是对我们现实地存在着。
因为我没有逃避战争，我就是选择了它。这可能是由于惰性，怯于面对公众舆论，也可能是由于我认为还有比拒绝参战更大的价值（如我亲属的赞赏，我家族的荣誉等等）从而作了选择。无论怎样看，这都是一个选择问题。这个选择在以后会接连不断地进行，直到战争结束。
这里并没有强迫，因为对于一种自由来说，强迫无法产生任何作用。我没有任何辩解的理由，因为人的实在的特征就是，它没有任何辩解的理由。因此，只剩下一件事：是我要求了战争。
这场战争之所以是我的，还在于这样唯一的事实：它产生于我存在的一种境况中，而只是在我让自己或赞成它或反对它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现它，现在我再无法把我为自己所作的选择同我为战争所作的选择区分开来了。生活在战争中，这就是通过它而选择我自己，也就是通过选择我自己而选择了它。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存在与虚无（2）
如果我自问：“假如这场战争不爆发，我会成为什么样子呢？”，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把自己选择为这个时代的一种可能的意义，而它在不知不觉间把我引向战争。我不能把自己同这个时代区别开来；我不能无矛盾地把自己转移到另一个时代中去。因此我就是这场战争，而它约束、限制着先前的时代并使之变成可理解的。
因此，我是完全自由的，同这个时代密不可分，因为我把它选择为我的意义；我对这场战争负有的责任是如此重大，就好像是我本人宣告了它；只要我活着，就不可能不把它归并到我的境况中去，不可能不把自己整个地放于其中，不可能不在其中打上我的印记；对此我应该毫无悔恨，我没有任何辩解的理由。因为从我涌现为存在的那一时刻起，我就独自承担世界的重量，没有任何东西或任何人可以帮助减轻它。
与强调人选择的自主性相一致，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还特别强调人由于选择而必须承担责任。他甚至说，一个人要对自己的出生承担责任；人们通常对萨特的这一说法感到难以理解。我们且看他是如何论证这一点的：
人的责任是很特殊的。有人会说：“我并没有要求出生。”这是特别强调那种外在事实性的幼稚态度。实际上，我对一切都负有责任，除了我的责任本身，因为我不是自己存在的根据。因此一切都好像在表明，我是被迫承担责任的。我被抛弃在这个世界。这不是说，我被抛弃和被动地处于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就像一块漂浮在水中的木头；而是说，我突然发现自己是那样的孤独无援，处于一个我必得对其承担全部责任的世界之中，无论我做什么，都不可能有片刻时间摆脱这种责任。因为对于我要逃避责任的欲望本身，我也要负责。让自己在世界上处于被动状态，拒绝去影响事物和他人，这仍然是一种自我选择，甚至自杀也是一种存在于世、存在于他人之中的方式。
我的外在事实性（也就是我出生这个事实）是我无法直接把握甚至无法设想的，因为我出生这个事实决不是一个无理性的事实而总是作为我的自为的一个计划而重新建立起来，因此我发现一种绝对的责任。我因自己的诞生而羞耻，或因它而惊讶，或因它而欢欣，或试图放弃我的生命，我都是肯定我活着，而且把这个生命当成一个坏东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选择了自己的出生。
这个选择整个地受到外在事实性的影响，因为我不可能不选择，但这个外在事实性只有在我超越它而走向目的时才会显现出来。因此外在事实性是无处不在但又无法把握；我所能遇到的只有我的责任。
我不可能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出生？”我不能诅咒自己的生日，或者宣称我并没有要求出生，因为这种种不同的对待我出生的态度都指向这个事实：我在世界中实现了我的在场；它除了是承认这个出生充满责任以及使它成为我的出生外，就再也没有其它任何意义了。
在此，我仅仅再次遇到我自己和我的计划，由此归根结底，我的被抛弃──即我的外在事实性──仅仅在于我是被判定要对自己负全部责任的。我是这样一种存在，在其中它自身是有问题的。而我的存在的“是”，既是现在的，同时又是不可把握的。
《存在与虚无》是一部继黑格尔之后的新精神现象学。它极抽象，又极具体；极形而上学，又极日常生活化；它很严密，富于逻辑性，又极空灵，融入萨特丰富的联想，其中有着十分文学化的片断：侍者、女人、成为上帝的激情……都写得很有文采。
这部著作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只有哲学专业的读者才能读懂。也许开始阅读此书的确有些费劲，一些哲学术语会造成某种阅读障碍，但这并非不可克服。由于该书充满对日常生活境况的具体分析，读者一旦越过障碍就很容易深入进去并发生浓厚兴趣。乐于精神探险的读者，会从中发现一个蕴藏丰富的宝矿。
正像《恶心》只有萨特才能写出，具有他独特的色彩一样，《存在与虚无》也具有鲜明的萨特个性。萨特写这书时，是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有一种非写不可的欲望。他要写些“根本的东西”。什么根本的东西？这就是他对人生的体验。他要用哲学形式把它表达出来。到他实际写这本书时，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生活和哲学在他身上成为密不可分的了。
从学术上说，是要在《论自我的超越性》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哲学思想作一个全面的清理和总结，看看自己到底能搞出多大个名堂来，有哪些独创的东西。从人生体验上说，关于偶然性和自由的思想，特别是近年来关于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的关系，关于境况的力量，关于自由的异化，关于爱情，关于自主选择和承担责任等等方面的思想，仅仅在小说中，还不足以充分表达，非得以哲学形式才能够淋漓尽致地把它们“宣泄”出来。萨特的这些感受和思想，在《存在与虚无》中上升和抽象为一种以严密的逻辑推论为特点的哲学体系。
自由无疑是哲学家们热爱的一个话题。古往今来，许多圣贤对于自由都有精彩论述。但像萨特这样，以这么巨大的篇幅，把哲学的本体问题和人的自由问题如此紧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予以详细阐述的，在哲学史上还极为罕见。把萨特的哲学称为自由哲学，这是十分准确的。
研究者有一种通常的看法是，萨特是通过黑格尔而获得一种辩证法思想，《存在与虚无》中有一种类似黑格尔的自在与自为的辩证法。例如一部关于萨特的专著就说：“萨特深受黑格尔的辩证否定的思想的影响。萨特有关意识、人的存在的最初论述就是受到这种‘否定辩证法’的影响。”“萨特的自在与自为的概念是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萨特从接受黑格尔自在与自为的辩证思想开始自己的哲学体系。”（杜小真：《萨特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37页）
然而萨特本人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在1974年同波伏瓦的长篇谈话中，波伏瓦评论说：“在《存在与虚无》中完全没有辩证法。”萨特回答：“确实如此。我从《存在与虚无》发展到一种辩证法的思想。”
1975年萨特同美国研究萨特的哲学家有一个长篇谈话。其中有这样的对话：
研究者：我们正好想知道您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辩证法。
萨特：很晚，在《存在与虚无》之后。
研究者：（感到惊讶）在《存在与虚无》之后？
萨特：对。上大学后我就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但我没有运用它。《存在与虚无》中有些地方类似于辩证法，但没有给它辩证法的名称，而且我当时认为其中没有辩证法。而从1945年开始……
研究者：有一两位作者仍然认为您一开始就是一个辩证法者……
萨特：那是他们的事，我认为不是。
研究者：但其中毕竟有一种自在和自为的辩证法吧？
萨特：但这样一来，在每一个作家的著作中都有一种辩证法；我们可以在每一个地方发现彼此对立、转化为它物的矛盾，等等。　
后面有研究者再次提出萨特哲学使用的方法始终是辩证的，在《存在与虚无》中表现为探究意识中的形象。萨特回答说：
那么您就会在任何哲学家，甚至一位非辩证法者那里发现辩证法。但辩证法毕竟是更复杂的东西。最初我是一个非辩证法者，大约在1945年我才真正开始留心辩证法问题。在写《圣•热内》时，我开始深入研究辩证法，而我认为《辩证理性批判》是一部真正的辩证法著作。现在人们尽可以说，在我不知道什么是辩证法的时候，就是一个辩证法者，我们也可以说柏格森6岁时，在吃果酱面包时就是一个柏格森主义者了。
说到最后这句话时，萨特笑了。总而言之，萨特十分风趣同时又十分明确地多次表示，在《存在与虚无》中没有辩证法。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那些似乎已经成为定论的东西。
萨特在他后期主要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序言中对作为存在和认识运动的辩证法作了界定：它必须是变化的，它必须成为总体化的。 萨特的这两个要求实际上是一个：所谓变化，也就是一种不断进行的总体化；从这个基本观点来予以观照，个别的事实，如果它们不是通过各个部分总体性的中介而被归入发展着的总体化之中，就是毫无意义的，就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这种总体化只有在历史中才有可能，它是“作为历史和历史真理而永远进行着的”。所以，对于辩证法的要求也可以说它应该是历史的。历史性与总体化应该是同一个意思。
从这一观点来看《存在与虚无》，它没有历史性，也就是没有总体化。《存在与虚无》缺乏一种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审视人的眼光。虽然萨特在写这书时已经开始感受到境况和集体的力量、个人自由同他人自由的冲突与联系，但在谈及同他人的关系时，他的重点还是放在他特别熟悉的个人之间心理层面上的东西，如在他人注视下的羞耻感、情欲、性虐待狂和受虐狂等等。个人同社会的关系、群体与群体的关系、个人的发展同历史发展的关系等等，还没有进入这本书的主题。又如：“否定”是萨特的重要哲学概念，虚无化的实质也就是否定。但是，《存在与虚无》中的否定与黑格尔的否定有着根本区别。黑格尔的否定同时就是否定之否定。而萨特的否定，由于缺乏一种总体化的东西，未能达到这一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与虚无》中没有辩证法。
《存在与虚无》是萨特为自己的过去清帐。他在结尾处预言要接着写一部伦理学著作，专门探讨人的价值和自由。十几年后，这个设想成了另一本书《辩证理性批判》。这是一本关于历史的构成的人学著作，也是一本辩证法著作。它既是对《存在与虚无》的承绪，又在许多地方扬弃了这书的观点。《辩证理性批判》很好地回答了《存在与虚无》已经提出的但未能解决的问题，萨特的哲学思想达到一个更新的层面。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小说·戏剧（1）
正如他的哲学著作一样，萨特文学创作方面的主题也是自由。在战争期间，萨特完成了他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第一、二卷。在完成中篇小说《一个工厂主的童年》后，应征入伍前，萨特就开始构思这部长篇小说。他在给波伏瓦的信中说：“我一下子找到小说的主题、内容和书名。你大概会猜得出，主题是自由。”书名最初定为《魔鬼》，第一卷是《反叛》，第二卷是《诅咒》，卷首语是：“我们是痛苦的，因为我们自由！”以后书名改为《自由之路》。
应征入伍后，在兵营里除了例行公事，萨特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写作上，首先就是写这部小说。从战俘营回到巴黎后，在投身抵抗运动和从事哲学研究的同时，他仍在坚持写小说。暑期在国内旅行时，他也利用休息时间写作。一次他和波伏瓦骑自行车旅行，吃晚饭时将自行车放在店外，突然大雨滂沱。等他们冲出店门一看，车子早被掀翻在地，发黄的泥水卷走了他们的挎包，萨特的《自由之路》手稿漂在阴沟里，到处都是。他们赶紧把手稿捞起来。
“二战”结束前萨特已经完成了这书的第一卷《懂事的年龄》和第二卷《延缓》，但他没有将它们交给出版社，因为考虑其内容，在德国人统治下是不可能出版的。虽然现在他已经是自由人而不再是一个战俘，但在这个占领区他仍然是不自由的。只要纳粹占领法国，他写的小说就是没有意义的──在这种条件下它们不能发表。萨特以后在他的文学理论名篇《什麽是文学》中把这一体验用理论的形式充分表达出来：自由是作家写作的前提，他不能不要求介入的自由。
《自由之路》第一卷《懂事的年龄》以1937-1938年法国生活为背景，这时法国处于战争风暴前虚假的平静时期，一些人还可以幻想有自己独立的封闭的个人生活，小说描述这些个人的情状，探求一个人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看成是《恶心》的续篇，但那个孤独者的形象有了很大的变化，孤独者的穴巢已被打破；我们宁可说这里出现了一个徘徊在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边缘人物。
小说主要人物玛蒂厄有一个情妇玛赛尔。多年以来，他已经不再爱她，但还是每星期去她那里4次，同她睡觉。她怀孕了，他要她打胎，因为他俩只是同居而从来没有考虑过结婚。他明知他们的关系已很虚假，双方相互欺骗，却仍然因多年前的承诺而继续维持着。而另一个叫丹尼尔的男子是个同性恋者，他愿意跟玛赛尔结婚，以此来保住孩子，满足她做母亲的愿望，同时也改变自己的生活。玛蒂厄得知此事后想：“难道这就是自由？他行动了，再也无法后退。而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目的，就好像我行动的结果被人偷偷拿掉一样。为了做出一件无法挽回的行动，我不知道自己能够付出什么代价。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到了懂事的年龄。”
这部小说1945年9月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由于小说是围绕着一个打胎事件而展开，打胎在法国是被视为不道德甚至非法的行为，小说在评论家对萨特大加指责，说他对污秽之事作自我欣赏。许多人感到小说中的人物行为难以理解。萨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为小说作了辩解：“我想，我的小说人物之所以让人不舒服，是他们的清醒造成的。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而且他们选择作这样的人。如果他们是虚伪或盲从的人，也许更容易让人接受。”
《自由之路》第二卷《延缓》写作时间是在第一卷之后，却与第一卷同时出版。这一卷的时代背景是第一卷的延续，大致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前后。英国和法国在慕尼黑会议上与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签订出卖捷克的《慕尼黑协定》，战争暂时打不起来，但它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得到一个延缓的时刻罢了。因此萨特用了“延缓”做书名。在这个“延缓”时期，个人之间的隔离板纷纷倒塌，重大社会事件直接影响到个人生活。在这一卷中，萨特采用了一种新的写作手法，借鉴多斯•帕索斯等人的“同时性”写作技巧，类似宽银幕地展现这一时期的人物和他们所经历的重大事件。
萨特介绍这两部小说时说，在这一时期他笔下的人物似乎表现得十分怯懦，他们的自由也是虚假的、扭曲的、不完全的，但他们以后会表现出英雄主义的行为。而他正是想写一部关于英雄的小说，只是他关于英雄的看法同那些思想正统的人不是一致的。而且只有在《自由之路》的最后一卷，真正自由的条件才会得到阐述。“人可以自由地介入，但只有当人为了自由而介入时，他才是自由的。”
应征入伍后，萨特开始每天记日记，这是以前没有的习惯。与外界隔绝的环境，人生境况的根本变化，这些都促使他分外紧张而集中地思考；大量精神活动的爆发，各种纷至沓来的思绪，他来不及慢慢整理成精致的文字，就信笔在日记本上记下来。他对自己的过去作了回顾，对同他人的关系，特别是同女人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反思。他对哲学的探索同对自己的分析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后在《存在与虚无》、《圣．热内》、《词语》、《家庭的白痴》中的一些基本思想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萌芽状态的生发点。他这时仍有一种和平主义的思想，但不是很坚定；他对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十分痛恨，但这种仇恨仍是有些抽象；他在日记中表现出一种软弱无力的感受，同时又因这种感受而苛责自己。这些日记，有些后来丢失了。被保留下来的，在萨特死后由他的养女阿莱特整理，伽利玛出版社1983年出版，题为《奇怪战争笔记》，日记时间是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
除了小说和日记，萨特几乎每天都要给波伏瓦、万达以及其他人写信。这些信、这些日记和这些小说稿，再加上他的哲学思维，构成了萨特这一时期的精神生活总体。
除了小说和哲学，萨特还产生了戏剧创作冲动。小说写出后不能指望在现有条件下出版；而哲学写作虽然能满足形而上思考的需要，却无法满足他对社会、对他人、对战争、对抵抗直接起作用的愿望。于是萨特想到了戏剧。在战俘营演出《巴里奥纳》的尝试和成功仍然对他有着诱惑力。《巴里奥纳》从艺术角度看不是很有价值，但观众的理解和热烈反应使他激动不已。通过那次写作他似乎已经悟出点写剧本的门道来了，他觉得自己在戏剧方面是有才能的。既然如此，何不再作尝试？
实际上萨特很早就在酝酿这个戏剧。还是在第一次偷越边界联络抵抗力量时，萨特就在构思这个剧本。他和波伏瓦来到桑托林的一个小村子，是正午时分，太阳高挂，但所有村子的屋子都空荡荡的，门窗紧闭。这个奇怪的景象给了萨特创作剧本第一幕的灵感。而波伏瓦读了一本关于伊特鲁里亚人的书，对萨特谈到那里的葬礼仪式，这使他在写第二幕时有了一种形象。
萨特想通过一个戏剧的演出来唤起法国人的自由意识，消除他们的懊丧情绪，并为抵抗战士大声呐喊。这是他写这个剧本的主要动力。另一个比较个人方面的动力是，他所喜爱的奥尔加希望能在一出戏中扮演主角。这时奥尔加在迪兰那里学戏，很是努力，迪兰对她也赞赏有加，认为她在表演方面有发展前途。奥尔加此前在一些戏中扮演的都是跑龙套的小角色，她向萨特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在一出戏中演主角。而这就需要有人专门为她写一个剧本。萨特找到导演迪兰说，他愿意写一个剧本，由奥尔加主演。迪兰同意了。
这个剧本题名《苍蝇》，由伽利玛出版社在1943年出版。
萨特这个剧本是取材于古代传说。俄瑞斯忒斯的父亲、国王阿伽门农被其妻也就是俄瑞斯忒斯的母亲与人合谋杀死，那人夺了王位。俄瑞斯忒斯从小在外被人抚养。他长大成人后回到自己的国家，杀死了篡位者和自己的母亲，为父亲复仇。
萨特对这个传说作了根本改造。传说中是神的旨意要俄瑞斯忒斯杀母报仇，最后又被复仇女神追逐而发狂，萨特改为他违背众神之王朱庇特的旨意，杀了篡位者和母亲，又拒绝忏悔，为复仇女神追逐，但他毫不畏惧。剧中还塑造了另一个人物，他的姐姐尼勒克特拉。她本来是他的同谋，最后在朱庇特的劝诱下后悔了，精神彻底崩溃。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萨特的主要意图是要法国人摆脱因战败而产生的懊丧心理。阿耳戈斯人15年来陪同篡位者一直处于悔恨之中，就是一种象征。萨特在剧中对这种懊悔现象作了辛辣的讽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要懊悔，要振作起来，争取自己的自由！这就是萨特在剧中发出的召唤。
《苍蝇》还有更直接的寓意就是，关于抵抗战士的暗杀行为。抵抗战士每暗杀一个德国人，就有许多人质被杀害，而他们是无辜的，他们并没参加抵抗活动。这样，这些暗杀者就可能面临着良心的谴责，遭受去自首的诱惑。萨特借这个剧对他们说：“你们用不着悔恨，即使在某种意义上你们使无辜者成为牺牲品，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你们应该承担起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
在更形而上的意义上说，这个剧探讨了一个人的自由同他的境况的关系。他只有使自己的行为导致现秩序的消亡，使他人获得自由，自己才能得到境况中的自由。
为了不让德国人和投敌分子觉察自己的意图，萨特假托于古希腊神话，同时为了让观众了解他的意图，他又尽可能明确地给予暗示。《苍蝇》公演前，萨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希望用自由的悲剧来对抗命运的悲剧。换句话说，我的戏剧的主题可以总结为这样一些意思：当一个人采取一个行动，充分承担其后果和责任，而这仍然使他恐怖，他将何以自处？显然，这样提问题是与把人看成一种内在自由的原则不相容的，而像柏格森这样重要的哲学家就是根据这种原则，试图努力寻求一条成功之路，把我们从命运中解放出来。但这样一种自由仍然是理论和精神上的。只有当人为他人建立起自由，只有他的活动导致一种事物现存状态的消失，并导致应该存在的东西重新建立，他才能做到不仅在自己的意识中达到自由存在的顶点，而且在其实际境况中成为自由的。
1943年春，迪兰信守了他对萨特的诺言，对《苍蝇》进行彩排。女主角尼勒克斯拉由奥尔加扮演。另一个女主角克吕泰涅斯特拉（俄瑞斯忒斯的母亲）由另一个奥尔加──黑头发的奥尔加•巴贝扎──扮演。她们连同演俄瑞斯忒斯的男演员都是新人，缺乏演重头戏的经验，而剧作者萨特也是新手。迪兰决定演出这个戏剧是担了不小风险的。不过这些新演员在排练时都很努力，进步也很快。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小说·戏剧（2）
这一年6月3日，《苍蝇》首次公演。幕布拉开后，就像《巴理奥纳》在战俘营的演出一样，这个戏很快就抓住了观众的心。观众们完全明白这剧的真实含义。当“自由”的字眼从俄瑞斯忒斯嘴里迸发出来时，就像是一颗炸弹，在观众中间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他们的感受是发现了一个新大陆，已有好多年没有看这么过瘾的戏了。特别是那些富于反抗精神的年轻人，更是产生强烈的共鸣。
戏剧评论家对《苍蝇》的态度比较暧昧。也许是他们是真的没看懂，也许是看懂了但为了避免麻烦，他们在评论中都没有涉及这个剧的真实含义，而且对它的评价不是很高。只有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米歇尔•莱里斯在抵抗组织秘密出版的《法兰西文学》中高度评价了《苍蝇》，强调了它的政治意义。
就演出情况而言，不少评论家感到满意，他们充分肯定了奥尔加•科萨克维茨的表演，认为她很出色。萨特写这个剧本的初衷就是让奥尔加演主角而在戏剧界成名，他的目的达到了。萨特喜欢一个女人，即使她没有成为自己的情人，他也愿意为她贡献出自己可以做到的一切。
萨特本人对自己的剧本还是满意的，但不太喜欢这次演出。他和导演迪兰是朋友，他们谈到这个剧的演出。萨特对舞台知识了解甚少，而他对迪兰谈的那些东西超出了他已知的范围。通过这次演出，萨特才明白导演的工作是那样重要，明白自己写的东西与舞台上实际出现的东西相差很大。舞台上出现的东西是在他写的东西的基础上完成的，但又不是他写的东西。而一个剧作者不应该干预导演的工作。这次他插手了自己作品的演出，所以有一种不太喜欢的感受。以后他的作品演出时，就再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既然一般观众都能看懂《苍蝇》的真正含义，那些投敌分子也不会猜测不出其中的意义。为德国人服务的报刊开始激烈攻击这个戏剧，迫使《苍蝇》在不久之后停止演出。
《苍蝇》的成功使萨特倍受鼓舞，他又开始构思新的剧本。就像上次写作一样，这个剧本也是为初出道的女演员写的。万达这时也在迪兰戏校学习表演。《苍蝇》演出时，迪兰曾让她在其中扮演一个小角色。万达不甘心只是跑跑龙套，也想演一回主角。而在《苍蝇》中演俄瑞斯忒斯母亲的黑头发奥尔加同一个药厂厂长结了婚。这位厂长想让自己的夫人在戏剧方面更有发展，建议萨特为她和万达写一个剧本。厂长要求剧本易于排演，可以在全国巡回演出，全部费用由他一力承担。
萨特同意这个方案。一部只包括两、三个人物的独幕短剧，这个设想对萨特很有吸引力。他一下子想到一个封闭环境中的场景：在长时间的轰炸之时，一群人被关闭在地窖里。这激发了他的灵感，他决定把角色从头到尾安排在地窖中。他还决定对这两、三位演员一视同仁，不特别优待哪一位。他让他们自始至终同时在舞台上面，这样，演员们就不会有厚此薄彼的感觉了。
这个剧本萨特写得十分顺利和轻松。刚开始他将这个剧本定名为《他人》，剧本刊登在《弩弓》上也是用的这个名字。《弩弓》是这个药厂厂长自己办的一个小刊物，一年两期，十分精彩。演出时这个剧更名为《禁闭》。
这个独幕剧的人物和情节大致是：三个人，一男两女，他们死后鬼魂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这个叫加尔散的男人本来是个逃兵，他想否认这一点，想借别人的首肯来确证自己是个英雄，他只得依靠一个叫艾丝黛尔的女人；而艾丝黛尔由于自身的情欲，是一个离了男人就没法活的女人，她只得依靠这个加尔散；还有一个女同性恋者伊内丝非得找一个女人为对象不可，她只得找艾丝黛尔。他们三人（确切地说应该是三魂），每一个人都需要其中另一个人，而每一个又都妨碍另外两个人彼此依靠，最后终于没有任何一个人达到自己的愿望，所以，加尔散最后感叹地说：“我明白了，地狱并不是别的什么，他人就是地狱！”
自从这个戏剧公演之后，“他人就是地狱”这句话就流传开来，成为萨特最为人熟知的一句话了。人们认为这句话集中概括了萨特关于一个人与他人关系的思想，对之印象很深。然而也就是这一句话，人们对它的误解也最大。为了让人们正确理解这句话以及他的思想，后来萨特对此专门有一个讲话：
写这个剧本较深远的考虑是，我想表达一个思想：他人就是地狱。但“他人就是地狱”这句话总是被误解。人们认为我的意思是，我们同他人的关系总是糟糕的，不当的。但我的意思完全不同。我是说，如果我们同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变了质，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
我同他人的关系之所以很坏，是因为我完全依赖于他人，这样我当然就像在地狱里一样。世上有许多人处在这种地狱般的境况中，因为他们太依赖于他人对自己的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同他人之间不可能有另一种关系，这只是表明所有的他人对我们都是极其重要的。
《禁闭》中的“死人”具有象征意义。我想指出的是，有许多人被禁锢在一连串的陈规陋习之中，因他人对自己的评判而痛苦万分，但他们什么也不想去改变。他人对他们行为的无法改变的评判永无休止地包围着他们，他们是活着的死人。
实际上，因为我们活着，我希望通过这种荒谬的形式揭示自由对于我们的重要性，也就是由不同的行动来改变我们的活动的重要性。不管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是什么样的地狱圈子，我想我们都有砸碎它的自由。如果人们不去砸碎它，他们仍然愿意呆在里面，那么他们是自由地判定自己下地狱。
由上所述，同他人的关系、自我禁闭和自由──作为事物几乎无法被想起的另一面的自由──这就是这个戏剧的三个主题。
萨特关于他人的思想，是与他的本体论思想和他关于人的自由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自为的存在，他自己决定自己，自己设计自己。但是，在他人的眼里，这个人只是一个自在的存在，也就是说，是一个物的存在，就像一把椅子、一块石头那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人是对一个人自由的限制甚至否定。
但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有另一个的方面：一个人的自由必须通过同他人的关系才能实现。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个体是不可能生存的，当然也就谈不上自由什么的。一个人活在世上，他不断地设计自己，不断地作出选择，而任何设计都是在一定的境况、同他人的一定关系中作出的，任何选择也都是在同他人所可能有的种种关系中选择一种。
这样说来，他人对一个人的自由就有着双重意义：既是限制又是条件，既是否定又是否定之否定即更高层次的肯定。如果只看到了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个方面，那就不能很好把握同他人的关系，那么，他人就很可能是“地狱”。如果过于强调他人限制和否定自身自由的一面，从而避免同他人打交道，那么一个人的自由只是假想的虚幻的自由，是永远得不到实现的自由，他也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如果过于强调他人决定和肯定自身自由的一面，从而过分依赖他人，那么一个人就会由自为的存在变为完全是自在的存在，成为同椅子、石头没有区别的物，这个人的自由也就丧失殆尽了。
在萨特看来，一个人的自由在同他人的关系中，既被否定又得到肯定，既被异化了又得到了实现。萨特认为，一个真正要求自由的人，在实现自己自由的同时，要反抗、克服、抛弃对自由的异化。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在把自身的自由当作目的的同时，也要把他人的自由作为目的；在要求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也要要求他人的自由；在实现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也要实现他人的自由。
但是萨特同时又认为，在一个人同他人的关系中，自由的异化又是不可能完全克服的。自由的实现同自由的异化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在实现自己的自由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使自由异化了。那么对待自由的异化的正确态度是，不要因为自由可能的异化而避免同他人打交道，这样就无法实现自由；也不要对他人所造成的自由的异化置之不理，而应该在实现自由的同时尽可能地克服自由的异化。
这样，在萨特那里，在同他人打交道时，一个人自由的实现就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地实现自由同时又不断地克服由此带来的异化的过程。人们总是追求着没有异化的自由──这虽然只是一个理想的目标，但又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目标──而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人也就实现了自己虽然是有限的但又是实实在在的自由。如果一定要用“地狱”的说法来表明人同他人的关系，那么在萨特看来，一个人同他人的关系既不能说完全就是地狱般的关系，也不会就是理想化的天堂般的关系，而宁可说是地狱与天堂的混合物。这里“他人就是地狱”（即他人使一个人的自由异化）的成分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可以尽量减少。这要视一个人自身的努力而定。
1944年6月10日晚《禁闭》首次公演，观众反响热烈，掌声不绝，演出大获成功。萨特先是在侧台观看演出，随后又来到观众中间。《禁闭》在观众中产生巨大影响，几天后，萨特应邀作了一个关于《禁闭》的演讲，剧场人坐得满满的。演讲完了后，导演巴罗、剧作家加缪和科克托还向萨特提了一些问题。散场后，一大群女子要求萨特签名。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相濡以沫（1）
患难之时见真情。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困难的日子里，萨特和波伏瓦相互支持和鼓励，将对方视为自己的精神支柱。萨特应征入伍的当天，是波伏瓦深夜陪他去报到地，并一直送他上火车。在军营里，萨特庆祝了他同波伏瓦互订“两年协议”10周年。他在给波伏瓦的信中说，他本想寄去一片花瓣象征一束花，但这里没有花，只有肥料。他在10月10日的信中表达了对波伏瓦的感激之情：“我的爱，你给了我10年的幸福，我最亲爱的，我要立即再订一个新的10年协议！”
大约在萨特走后一个月，尽管波伏瓦在莫雷尔夫人那里过了一段相当舒服的日子，几乎与战争状态绝缘，却突然产生一种面对现实的紧迫感，强烈地希望去看望萨特。她傻乎乎地去警察局要求探望未婚夫，被遭到拒绝，才知道这是犯禁的。于是她又搞了个假证明，说有个妹妹在马莫蒂厄，患了骨疾，这次被批准了。但这时萨特来了信，他又换了个陌生的地方，而且信被邮检过。波伏瓦的努力化为泡影。
10月中旬，波伏瓦接到萨特来信，他用密码说明自己已被派到布鲁马斯。10月30日，波伏瓦去警察局办了申请手续，又找医生请了一星期的病假。第二天早晨，她登上去南锡的火车，这正好是萨特两个月前坐的那趟车。到南锡警察局后，负责的官员透过眼镜盯着波伏瓦问，她会不会乘机去看男朋友。她赶紧声明自己没有男朋友。这个官员只批准她在布鲁马斯呆24小时。波伏瓦带着极度失望和恼怒上了火车。
在布鲁马斯，波伏瓦设法托一个士兵递给萨特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你把烟斗遗忘在雄鹿餐馆，等着你来取。”萨特一看就知道是波伏瓦的笔迹。从以前波伏瓦的信中，萨特知道她想来看他，但不知道她是否来得了，她临来时给他的电报也没有收到。波伏瓦的突然到来对他无疑是一个意外之喜。他立即请假外出，赶到雄鹿餐馆。
这10年来他们还没有这么长时间分开过。坐在雄鹿餐馆的波伏瓦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街头出现，从走路的姿势、拿在手上的烟斗，她一下子认出了萨特。走到跟前时，那一身蓝色空军制服、贝雷帽、以及满嘴胡须，使萨特看起来有些变样。军人不能进咖啡馆，于是他们来到波伏瓦的房间。但一个小时之内他就得回去，她也回到雄鹿餐馆。11点，他又来到这里，胡子也刮了，下巴光溜溜的，人显得精神多了。他们一起吃了午饭。波伏瓦一直有些提心吊胆：她来探亲是非法的，不知道是否会有警察跟踪她。
萨特走后波伏瓦去警察局申请延期居留。警察要她去市政厅，市长正忙着办这一类事，他没有多问就在她的证件上盖了章，还同意延长护照有效期到星期日晚上。这样她就可以在这里呆一个星期。波伏瓦高兴极了。萨特在女房东家为波伏瓦找了一个临时睡觉的地方，但他不能同居在一起。他们一起吃了晚饭。萨特说，由于他同一个妇女在一起，人们对他以“您”相称，他有一种重新被当做一个个体而不只是战争机器上的一根螺丝钉的感觉。9点以后军人不许上街，他们早早分了手。
第二天波伏瓦还是在雄鹿餐馆呆着，看萨特的小说手稿。萨特在干完气象观测的活后，就来这里一下。下午，萨特和他的同事一起，终于在黑牛旅馆找到一个房间，住的问题才算是解决了。他们在彻夜长谈之后，就是相互交换日记看，以此了解对方离别后的情况，他们还就这些日记交流了彼此的思想。
波伏瓦之外，萨特最关心的是万达。1940年5月中旬，萨特接到万达的信，她写道：“亲爱的上帝，我多么希望你来，不惜任何代价来。”萨特从这信判断万达不一定是病得很厉害，但她肯定感到非常孤独，特别是她现在需要他，这让他震动，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她消除痛苦和孤独。因此，他作了一个决定：给万达写信，告诉她，如果有必要，他准备同她结婚来换取3天的假期。他在给波伏瓦的信中说，他知道这一决定对于波伏瓦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但他希望波伏瓦理解，他这样做纯粹是象征性的，仅仅是获得假期的一种手段，也是自己承担义务的一种表现。总之，他愿意为万达做一切可以做的事情。当然，如果取得这3天假期，他不会都用在同万达在一起，他要拿出一天时间来看波伏瓦。
同时他也设想了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万达的病情不严重或者她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了，他就以部队由于发生某种事件不给结婚开假期为理由不去万达那里。他问波伏瓦的意见怎样，这样做是否妥当。半个月后，他给波伏瓦写信说，他已经给万达写了信，说明不可能回去同她结婚的理由。
萨特决定同女性结婚，一生大概只有两次：一次是波伏瓦毕业后被分配到马赛，萨特为了让她避免“流放”而决定同她结婚。再就是这次打算同万达结婚。这对他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举动，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结婚。结婚是他愿意为对方作出的最大牺牲。尽管这只是一种形式，但形式离不开内容。万达对萨特有一种强烈的依赖关系；除了一般的男女之爱外，萨特对万达还有一种对于孩子那样的怜爱和保护的感情。在萨特给万达写去那封提议结婚的信两天后，荷兰军队向德国投降，德国军队攻破法军在色当的防线；5月19日，萨特得知德国人已经占领鲁昂，赶紧给波伏瓦写信，要她离开巴黎并把奥尔加和万达送走。
萨特从战俘营回到巴黎后，除了建立“社会主义与自由”抵抗小组那段时期外，几乎没有什么新的人际交往。他的个人生活圈子主要就是波伏瓦、万达、奥尔加和博斯特等几个“自家人”，他们几乎不同其他任何人来往。在这几个人之间，也不总是都在一起，往往是三两人单独在一起。大家充分尊重每个人的自由。
说到“自家人”，萨特不在巴黎的这段时间，波伏瓦身边又多了个年轻姑娘，类似奥尔加，但比她更加任性，而且对波伏瓦有一种完全独占的同性恋感情。这姑娘叫纳塔丽•索罗基纳，也是一个白俄。纳塔丽没有见过萨特。当她进入波伏瓦生活时，萨特已应征入伍。波伏瓦向她介绍了萨特的情况。而纳塔丽幸灾乐祸地说，她非常高兴萨特在外服役而不在波伏瓦的身边；如果他不走，波伏瓦肯定不会有时间同她在一起。一天，她讲着讲着，竟愤怒地喊道：“我希望他死了才好。”由于波伏瓦和博斯特在一起时经常谈萨特，纳塔丽很生他们的气。她对波伏瓦说：“你的萨特总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天才。”萨特被俘的消息反而使她高兴：“我敢肯定，要不是萨特被俘的话，你一定不再理睬我了。”
由于这种独占的感情，听说萨特回来了，纳塔丽很不高兴。一天，萨特和波伏瓦一起上街，波伏瓦无意中看到纳塔丽站在一处门口并立刻躲了起来。原来，她躲躲藏藏地跟了他们一整天。他们在一家咖啡馆坐了下来，这时纳塔丽站在对面的街上，恶狠狠地盯着他们。波伏瓦向她招招手，她便大步走了过来，样子很难看。萨特向她笑了笑，邀请她坐下。她也向他笑了笑，坐在他的旁边，但随即拿出一枚大别针对萨特说，要不是他还客气，他的样子还讨人喜欢，她肯定会用这个大别针来刺穿他；她把它带在身边就是为了这个。萨特对她这种威胁不屑一顾，谈笑自若，这使她很恼火。
几天以后，萨特同波伏瓦约好在圆顶咖啡馆见面。他在半路上被纳塔丽拦住了。她告诉他，波伏瓦要她通知他不来这里，而去三剑客咖啡馆。于是萨特来到“三剑客”，而她一直跟随着他，同他谈了不少话。一个小时过去了，萨特奇怪波伏瓦怎么还没来，纳塔丽平静地说：“她根本就不会来，我说的不是真的。”萨特非常生气，责问她为什麽撒谎。她毫不在乎地回答：“我只是想同你谈一次话，想知道我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面对着这么一个人，萨特哭笑不得。从这以后，纳塔丽才接受了萨特存在这个事实，她开始有些喜欢他了。
1941年的冬天，萨特的生活状况十分艰难，常常吃不饱肚子。萨特和波伏瓦不但要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还要帮助奥尔加、万达、博斯特和纳塔丽他们。 波伏瓦的饥饿感很强，没有吃的对她来说是最大的痛苦，而其它方面则能省就省。她戒了烟，本来她对吸烟也没有特别的兴趣。萨特的需求正好相反。他在吃的方面特别能忍耐。除了早餐他要求吃得好一些外，中午、晚上都不在乎，一点点面包和沙拉就可以，吃什么都行，有时什么都不吃也行。而吸烟却是萨特必不可少的。由于香烟紧张，萨特常常去三剑客咖啡馆外面的路旁捡烟头，把它们揉碎后按进烟斗里抽。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相濡以沫（2）
在以后的几年，生活状况有所好转，萨特同一些文学界的知名人士也有了较多的交往。其中米歇尔•莱里斯成了他的好朋友，他就是在《法兰西文学》上高度评价《苍蝇》的那位作家。莱里斯曾是超现实主义的先锋分子，通过他，又认识莱里斯的好朋友凯诺。
萨特、波伏瓦、莱里斯夫妇、凯诺夫妇和其他朋友常在一起聚会。他们很谈得来，而且对于战后的事情已经有所设想。伽利玛出版社准备出版百科全书哲学卷，萨特想和几个朋友一起编伦理学部分，并把它变为一种共同宣言。萨特还打算办一个文学评论杂志，组织一个编辑部。在文学和思想领域，他感到自己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
通过这些朋友，萨特又结识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这些朋友在年轻时几乎都是超现实主义者，而萨特年龄比他们要小一些，当年没能进入这个行列。不过超现实主义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无论是其优点和缺点，他都有所继承。
尽管巴黎时时笼罩着恐怖气氛，德国人随着他们的不断失败加紧了对占领区人民的镇压，这一群知识分子仍然有自己寻欢作乐的方式。一次在莱里斯家中组织了一个毕加索的剧本《尾巴的欲望》朗诵会，莱里斯、萨特、波伏瓦等人当朗诵演员，来客很多，毕加索本人也来了。所有的人都向毕加索祝贺。
晚上11点，大多数客人告辞走了，莱里斯请演员和几个要好的朋友留下来。他们打算把聚会延续下去，闹它个通宵。这时仍在实行夜间戒严，他们的行动是对这种戒严的反抗。他们没有跳舞，怕对楼下造成影响。莱里斯拿出几张唱片来放，萨特还唱了两首歌：“夜间的蝴蝶”和“我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加缪和莱里斯朗诵了他们喜爱的戏剧片断。这是对德国人把巴黎变成大集中营的的反抗。以后又有几次这样的欢宴，实际上这种欢乐类似一种酒神精神。窗外是呼啸的警车、血腥的现实，死亡和危险时刻在威胁着他们，但在狂欢的一瞬间，死亡却消失殆尽，在绝望中重新燃起希望之火。
战争期间，萨特还结识了几个在文学艺术界有重大影响的朋友。一个是加缪。在《苍蝇》彩排的那个下午，萨特在休息厅里，一个褐色皮肤的年轻人走上前来自我介绍说：“我是阿尔贝•加缪。”在此之前，在1942年9月底，萨特为《南方手册》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是关于加谬的小说《局外人》。萨特对它的评价很高，已有很长时间没有新的法国作家能这样强烈地感动他了。在这篇文章中，萨特充分表现了自己的评论特色：通过对写作技巧的分析发现作者想揭示的形而上的真理。荒诞、西绪福斯神话、“本可不写”、闭口不语、玻璃墙后人们无声而显得怪诞的动作、每一个为自身存在的句子、伏尔泰、……萨特风格独具的评论想必给加缪留下深刻印象。而加缪在更早的时候对萨特的《恶心》也作了高度评价。他俩是早闻其名，未见其面。此次会面，大有相见恨晚之叹。
这之后加缪和萨特成了好朋友。萨特参加了加缪主持的抵抗组织的活动，并为他任主编的《战斗报》写稿。他们常在咖啡馆坐着聊天，什么都谈，有时在一起还开一些与性有关的玩笑，这时波伏瓦和加缪的女伴就装出一副听不下去的样子，其实她们并不很在乎。
加缪同萨特一样，也很喜欢戏剧。一次萨特谈到他的新剧本〈禁闭〉，建议由加缪扮演男主角并导演这个剧。开始加缪有些犹豫，他对自己驾驭戏剧的能力还缺乏自信，在萨特的再三劝说下，最后同意了。不久，在波伏瓦房间搞了一次彩排。除加缪演加尔散外，参加演出的有万达，演艾丝黛尔；奥尔加•巴贝扎，演伊内丝；还有萨特过去的一个学生绍法尔演侍者。加缪在演出时十分认真，这给了萨特留下很好的印象，虽然以后由于情况有变，这一套班子的演出未能实现，萨特和加缪的友谊由此得到加深。
萨特和加缪的交往比较随便，很谈得来，但谈得不是十分深入。他们彼此都有一种感觉：如果涉及某些东西，冲突就会发生，而他们都避免去涉及它们。萨特很喜欢加缪，但知道同他不会走得太远。而加谬也常说，他们实际见面时他对萨特充满着喜爱，但隔得稍远一点他就有许多不赞成萨特的东西。加缪对萨特有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战后加缪没有应萨特的邀请参加萨特任主编的《现代》编辑部，理由是他很忙。但这不是真正的理由。他年龄比萨特轻，有些人把他看成是萨特的门徒，这让他十分生气。战后萨特的名气比他大，他对此非常敏感，他不愿参加到“自家人”的行列中来，而宁可同萨特保持一定距离。逐渐地，萨特发觉加缪变得夸大自负起来，常常以大人物自居，有些言谈举止相当可笑，荣誉和盛名使他冲昏了头脑，听不得别人的批评。原先那个快活随便、挺逗人喜欢的年轻人消失不见了。
1952年，他们的潜在冲突终于集中到一个偶然的事件上爆发。加缪的小说《反叛者》出版后，萨特想找人在《现代》上评论一下，但没有谁应承这事，因为萨特希望评论得温和一点而大家都不喜欢这本书。后来一个叫尚松的年轻人接了这件事，他以一种萨特不希望的方式写了这篇文章，激烈而苛刻地指出这书的缺点。而此时萨特正在意大利旅行。梅洛─庞蒂在编辑部负责，他把这稿子给加缪看，并征求他是否同意发表。加缪看后勃然大怒，写了一篇文章，称萨特为主编先生。加缪的文章没有多谈尚松，而把尚松的一切思想都归到萨特头上，好象尚松的文章是萨特写的。于是萨特写了一篇文章回答加缪对自己的攻击。萨特对加缪的回答是很严厉的，他们的关系就此中止。以后，虽然加缪的政治态度跟萨特完全不同，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问题上，萨特仍然保留着一种对他的喜爱。1960年加缪因车祸身亡，萨特写了一篇情深意切的纪念文章。
战争期间，通过纳塔丽，萨特结识了一位瑞士雕塑家和画家贾科米泰。他人长得很帅，一头乱发，走路拄着根拐杖，腿有点瘸，那是车祸造成的。同萨特一样，他也很喜欢同漂亮姑娘在一起。纳塔丽是他在圆顶咖啡馆认识的。萨特同贾科米泰一见如故，很是意气相投。他们都执着于某一事业而不顾一切。萨特痴迷于文学，而贾科米泰则酷爱艺术。
贾科米泰在雕塑艺术上有自己一套见解。这时他正在为创作人的面部而进行独特的探索，有时感到苦恼。在他看来，人的面部是一个整体，一个统一体，富有表情，有一种意义，而材料的分割破坏了这种整体性。于是他只雕刻很小的东西，最大的也只是像豌豆。他认为，在雕塑人头像时，应注意它的整体和上下关系，应该使人的面部游离于其它部分而单独显现；这样既可以避免主观现实主义的错误又可以避免假客观主义的错误；艺术不应该仅仅用来表现外部的东西，要把想象同现实揉和在一起。萨特对贾科米泰的这些想法很感兴趣。虽然这时他还不怎么懂雕塑和绘画，但他觉得贾科米泰的艺术态度同现象学有共通的地方。“想象”一直是萨特探究的主题，现在遇到有同样研究兴趣的艺术家朋友，他可算是找到知音了。他们常在一起谈论，终日不倦。以后萨特对绘画和雕塑艺术作了专门研究，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贾科米泰的作品是他的重要评论对象。
还是这个纳塔丽，让萨特在巴黎解放后不久同海明威相识。自解放以来，纳塔丽经常同美国人打交道。她常常独自一人在咖啡馆或大街上同那些海军陆战队的士兵搭讪，然后被邀请去喝一杯，吃一顿，最后她带着茶叶、骆驼牌香烟、速溶咖啡和猪肉罐头回到旅馆。就这样，她同一个金发的大个子交上了朋友，后来才知道他是海明威的弟弟。海明威作为一个战地记者来到巴黎，让弟弟来看他。纳塔丽征求萨特和波伏瓦的意见后，向海明威的弟弟提出希望一起去见海明威。
他们来到海明威住的旅馆，海明威身穿睡衣，躺在一张床上，眼睛用一只绿色眼罩挡住，桌子上有一些喝过的苏格兰威士忌瓶子。他一见到萨特，就猛地坐了起来，紧紧抓住萨特并拥抱他，激动地说：“你是一个将军，我，我只是一个上尉。你才是一个将军！”在这种热烈的气氛中，他们一边说话，一边喝着威士忌。海明威患了流行性感冒，仍然精力充沛。最后萨特实在困得不行，在凌晨３点昏昏睡去，而波伏瓦一直坚持着同海明威闲聊到天亮。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存在主义（1）
战后萨特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一、二卷同时出版。他还按照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设想，主编了一个评论杂志《现代》。编辑部成员有波伏瓦、雷蒙•阿隆、米歇尔•莱里斯、梅洛─庞蒂、阿尔贝．奥利维埃和让•波朗等。《现代》出版几期之后，就在评论界和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
萨特开始在社会上有了很大名气，他被人们称为存在主义者。最早给予萨特这个称呼大概是在1945年夏，在塞尔夫出版社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有人称萨特为存在主义者。萨特立即予以反驳：“我的哲学是关于人的生存的哲学，‘存在主义’，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后来这个称呼被叫得越来越响，大家都这样叫，萨特也就接受了它。
萨特的思想被冠之以存在主义的名称，很快就风靡全国，接着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1945年10月28日，萨特在现代俱乐部作一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听众蜂拥而来，许多人无法进场，人们根本听不清萨特的讲话，于是发生猛烈拥挤，几名妇女被挤昏在地。
从这时起，萨特的生活从根本上改变了。拿现在的说法，他成了一个思想明星，成了公众注目的中心，他的一言一行会立即反映到新闻媒介上来。没有哪个星期巴黎报刊会不报道关于他的新闻。只要走上街头，就会有摄影记者对着他照个不停，还有完全不认识的人上来同他们搭腔。人们到处谈论着关于他的逸闻趣事。
萨特对这种境况深感惊诧。他既没有想到、也从不希望在公众中造成如此轰动。在他看来，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是注定要处于孤寂之中的，如司汤达，如卡夫卡。在青少年时代，他设想自己的命运应该是生前不被承认，默默无闻，而死后被人发现，人们终于认识了他的价值。
现在有许多人慕名来看萨特，有的来自世界很远的地方，他们说了许多表示仰慕钦佩的话，但萨特并不特别感动。当他看着人们蜂涌而来听他演讲，女人被挤昏在地，反而有一种十分滑稽可笑的感受。在他看来，这股“萨特热”只是一种荣誉的幻影，一种逢场作戏，一个对他坚持的超验真理没有特别重大影响的经验性事件。这种热闹场面不能真正说明什么。萨特没有被巨大的名声冲昏头脑。
虽然萨特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境况决定的，他本人的思想个性无疑也是获得这一名声的重要因素。法国公众饱经失败之辱、沦陷之苦，痛定思痛，需要对自己的处境进行反思。他们不再相信过去信奉的一切：理性与秩序；但还是需要相信某种东西，以此为精神支柱。他们似乎从萨特那里找到了渴望的东西。
萨特揭示了偶然性是世界的真理，荒诞是人生的正常状况，自由是人不堪其重的负担──人不可能不是自由的。同时他又指出，人的活动、选择、谋划又是给偶然以超越，给荒诞以根据，给自由以本来面目，给非理性以理性重建，人由此而获得拯救，虽然这种获救可能是一个永远不断的过程。贯穿在萨特作品中的一条红线就是，一个人的自由同他人自由的关系，一个人的自由同他所处的境况的关系。而这正是“二战”后广大法国公众迫切需要了解的东西。
人们并没有太懂他的意思，他们如同一群精神饿狼，只要发现一点可供咀嚼的东西，就会连皮带骨头整个地吞进肚里。他们欢叫着，又引来更多的嗷嗷待食者。待到需要回味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好象他们需要的和他们得到的不是一回事，味道有些不对。萨特并没有给他们一种逃避责任的机会，并没有给他们虚假的安全感。萨特比他们所需要的走得更远，远多了，这得使他们赶快从他那里退回来，发现再继续下去是难以忍受的。
大多数公众，甚至包括许多专业评论家都只是根据萨特那个“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来了解和评判萨特的，而它面向大众，本身就不得不把思想作某种程度的简单化，再加上理解上的差异，公众心目中的萨特同实际上的萨特完全不是一回事。一天，一个打扮得雍容华贵的中年妇女问萨特：“尊敬的萨特先生，照您说，他人就是地狱？”萨特作了肯定的回答。她眉开眼笑地回应道：“噢，那么，我自己就是天堂了，”对于这种理解，萨特只有苦笑。
萨特还发现，名声并不一定是个好东西。公众把他当偶像崇拜，希望他不同寻常。如果他能遵从公众的意愿，像一些歌星、影星那样刻意包装自己，以一种人们需要的假面出现，或许能不断得到大众的喝彩。但萨特不愿成为公众和舆论的俘虏，他我行我素，一如往常；既不打扮自己，也不参加社交界；他还是住在公寓楼，还是经常去咖啡馆；他没有任何名人派头，从不以出名作家为幌子。这样，反而遭到那些崇拜他的公众的嫉恨。他们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一天晚上，萨特正要走出饭馆，一个一直恶狠狠地盯着他看的男顾客对坐在旁边的老婆说：“嗨，你瞧，这家伙也擤鼻涕！”
现在萨特遭受来自各方面的攻击之猛烈，就像当初崇尚他一样。攻击者把一切他们看不惯的东西都贴上存在主义的标签，然后归到萨特头上。甚至社会上流行的时装样式、年轻人时髦的生活方式，都被说成是存在主义的。然后这些人责问：“既然萨特的哲学导致青年人去寻欢作乐，那它还有什么价值呢？” 因此，萨特不禁对波伏瓦感叹道：“对我来说，名声，就是他人的敌意！”
在那个著名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中，萨特向公众阐明了他的一些基本观点。虽然有评论者认为这个演讲将萨特自己的思想简单化了，有可能引起误解，但作为对其思想的一个通俗易懂的阐释，它还是有价值的。
萨特在演讲中指出，存在主义第一原理是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是，人是首先存在着，有过各种遭遇，在世界上活动，然后才确定自己。在存在主义者看来，如果人是不能被决定的，那是因为一开始，人什么都不是；只是到了后来他才成了某种东西，他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自己创造成的东西。因此，并没有人的本性这回事，因为并没有一个设定人类本性的上帝。人不仅仅是他自己构想的人，还是他投入存在之后，自己所愿意成为的人。人除了是自我创造之外，什么也不是，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
萨特说，他之所以提出这一原理，不过是要指出，人要比石头或桌子高贵得多。因为当他说“人首先是存在着”时，他的意思是，人是一种把自己推向未来并能意识到这一特点的存在。人一开始就是一种自觉的自我设计，而不是一块青苔、一朵兰花，或者一棵花菜。在这个自我设计之前，没有任何东西存在。即使在充满智慧的老天那里，也什么都没有。人只是在他计划自己成为什么的时候才获得存在，而这不是指他想怎么样。因为“想要”或“意愿”这个词通常是指一种自觉的决定，而这总是在我们把自己创造成某人之后才显示出来的。
这样，如果说存在确实是先于本质，人就要对他的本性负责。萨特强调，存在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并对自己的存在负全部责任。如果存在先于本质，如果我们存在的同时也创造了我们的形象，那么这形象就对所有的人、对我们整个时代都有作用。这样，我们的责任要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因为它关涉到人类全体。
萨特举例说，假设我是一个工人，我可以选择成为一个基督教工会会员，而不参加共产党的工会；由于这种选择，我是在表示，人生在世最好是清静无为，人的天国不在世上。这样，我就不是为我一人选择了这种观点，而且为所有的人选择了清静无为。再举一个更属私人的例子：我决定结婚生子；即使这一决定只是根据我的境况、情欲和愿望作出的，但这实现了一夫一妻制，就涉及到整个人类。因此，一个人在对自己负责时，也对其他所有人负责。他在创造一种自己想要的形象。他在创造自己时，也创造了他人。
萨特在演讲中区别了两种不同意义的人道主义。一种是把人看成目的或最高价值。这种意义的人道主义可以在科克托的小说《环游世界80小时》中看到，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坐飞机飞越高山，他声称：“人太了不得了！”这意思就是，虽然我没有制造飞机，却身受这种发明的好处。我作为一个人，在这种人的具体成就中也占有一份，并以此感到十分自豪。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某些人的杰出成就来给予人以价值。萨特认为，这种人道主义是荒谬的，因为只有狗或马才会对人作这种一般性的判断，实际上即使狗和马也没有这样去做。
萨特指出，一个人要对人下判断，这是不可能的。存在主义正是要避免这样的判断。存在主义者从不把人看作最终目的，因为人总是在不断地创造之中。他也不相信有像孔德所说的那种值得我们顶礼崇拜的人类。对人类的崇拜会导致孔德式的自我封闭的人道主义，最后会导致法西斯主义。萨特不要这样的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还有另一种意义。它的基本意思是，人是在不断地超越自己。他在投出自己、融合在自己之外时，他就造成了自己的存在。另一方面，正是对于超越目的的追求，他才有可能存在。人处于这种自我超越的状态，把握着那些与自我超越有关的事物，因此成为其超越性的中心。除了人的世界，也就是人的主观性世界，再也没有别的世界了。这种超越性和主观性的结合，就是萨特所说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
这里所说的超越性，是作为人的构成要素，是指人超出自身，而不是说“上帝是超越的”。这里所说的主观性，是指人不封闭于自身，而始终呈现在人的世界中。萨特自称人道主义，是因为要提醒人们：除了自己之外，再没有别的立法者。由于他处于孤独之中，只有自己作出决定。萨特还指出，人要实现自己，不在于转向自身，而要在自身之外追求一个目标，在这种不断的追求中，人就获得解放，具体实现了自己。
萨特的演讲最后落实到自由这一核心问题。他引用了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如果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指出这正是存在主义的出发点。如果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结果人就变成被抛弃的了。因为无论在他身内还是身外，他都无法找到可以依托的东西。他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如果确实是存在先于本质，我们就不能用一种天生的现有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句话说，根本没有决定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
另一方面，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们就没有任何价值和戒律说明我们的行为是正当的。因此，在我们之前和在我们之后，都没有一个可以照亮我们的价值领域。我们孤寂独处，无可辩解。这就是萨特说“人是被判定为自由”时想要表达的意思。之所以说被判定，是因为一个人并不是自己要存在于世的，然而一旦存在，他就是自由的；自从他被抛入这个世界，他就要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
在萨特看来，在每一现实境况中，自由只能以自身为目的。一个人一旦明白他是在被抛弃的状况下来作价值判断，他就只能要求把自由作为所有价值的基础而无复它求。这决不是说他抽象地要求自由，而是说诚实的人行动的根本意义在于：就自由而要求自由。我们处在种种特定的境况之中，并通这过种种境况为自由而要求自由。在这样要求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完全依赖于他人的自由，而他人的自由又依赖于我们的自由。当然，自由作为人的规定，是不依赖于他人的。但是，一旦行动起来，一个人就不得不在要求自己自由的同时，也要求他人的自由。
一个人把自己的自由作为目标，这只有在把他人的自由也作为其目标时才有可能。人是一种存在先于本质的生物，在种种境况下都得要求属于他自己的自由，同时他不能不同时要求他人的自由。最后，在这种包含于自由本身的要求自由的名义下，萨特对那些想向自身隐藏其存在的自发本性和绝对自由的人作出评判。他将那些借口严肃精神或决定论来隐藏其绝对自由的人称之为懦夫。将那些把其存在说成是必然而实际上是偶然现象的人称之为猪猡。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存在主义（2）
萨特自由观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选择自主性的强调。值得注意的是，萨特的自由思想并非是没有变化的。研究者中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即认为萨特始终强调选择的自主性，并将其绝对化。在谈到萨特的“选择”概念时，人们很自然地将它与“自主”一词联系在一起，称之为“自主选择”或“自由选择”。这些论者立论的依据主要是萨特前期的著作，特别是《存在与虚无》和《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实际上，萨特本人对于选择自主性的态度是有重大变化的。一个值得注意而尚待深入探讨的情况是，后来萨特对自己的前期思想作了十分严厉的批判。例如，1969年他在一次访谈中说，“我在抵抗运动期间仅仅认为有自由决定的可能性。就那些年我的思想状况而言，我写的第一批剧本是很有代表性的，我称之为‘自由戏剧’。不久前我重读了我为这些戏剧──《苍蝇》、《禁闭》等──的一个集子写的序言性注释，实在感到震惊。其中写道：‘无论是什么境况，无论在什么地方，一个人在对自己是否成为叛徒作出选择时，他总是自由的。……’读到这里，我对自己说，这真是不可思议，我竟然相信过这种话！”(《思想纪游》)
在1972-1975年间拍摄的影片《萨特自述》中， 萨特对自己过去的著作作了一个总体的回顾和评价，他说，其中有一些东西让他感到难为情：“我1945年前后写的东西，它造成的印象是：无论境况是怎样的，一个人总是自由的。作为例子，我解释说，一个工人参不参加工会，他总是自由的，就像他选择自己去参加一场战斗或者不参加，都是自由的一样。今天，所有这些东西之荒谬让我震惊。毫无疑问现在我的自由观有了某种根本改变。我仍然忠于自由的观念，但我可以看到，对任何特定的人，自由的结果总是可能改变的。”
萨特自主选择观念的明显改变表现在他50年代初的作品中，特别是戏剧《魔鬼与上帝》。他在上述访谈中说：“我们断定在任何境况中总会有一种令人满意的选择。这是不真实的。事实上，后来我在《魔鬼与上帝》中塑造了一个不能作出选择的人物海因里希，来明确反驳我自己的这些不正确的观点。海因里希当然想选择，但他既不能选择抛弃了穷人的教会，又不能选择抛弃了教会的穷人。他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而决不会有什么选择。他完全被他的处境所制约。” (《思想纪游》)
学术界也有注意到萨特后期选择理论的变化的，但一般来说，对这种变化的分析比较简单，对它的论述也不够准确。例如， 有学者认为，最后萨特得出真正自由的选择是没有的结论。由我在上面引述的萨特的话来看，似乎这一观点可以成立，时间应该是在50年代初期。但对于这一重大变化的情况还须作更加深入的探讨，才能得出确切可靠的结论。
对萨特这一时期的作品以及他后来对自己自主选择思想的评论作深入探究后，可以发现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他对自己早期强调自主选择的思想作了严厉的批判，甚至使用了“我竟然相信过这样的话”、“荒谬”、“不正确”这样的语言，似乎是完全的否定；另一方面，他对自己早期选择思想的某些内容仍然持充分肯定的态度。
例如，在上述同一个谈话中，萨特说：“我有一个想法，从未放弃过并一直在深化：一个人最后总是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他除了承担这种责任外别无其它选择。因为我相信，一个人总是可以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创造一点什么。现在我把自由定义为：自由是人们的一个小小的活动，有了它，那些完全被社会所制约的存在就成了不完全限制在社会给定的种种条件之中的人。” (《思想纪游》)
这里表达的意思显然与“真正自由的选择是没有的”相悖。如果真正自由（自主）的选择是没有的，那么，一个人就不用为他的选择承担责任，一切都可以归结为社会、外部环境、他人的作用等等。萨特认为，人的选择，归根结底，总是创造了一点什么，也就是在某种程度摆脱了社会对他的制约，这就是自由，这实际上仍然是肯定人的选择的自主性。
如何解释这一自相矛盾的情况？首先，萨特对他早期自主选择思想的批判，并非是对这一思想的完全否弃，只是否定了自主选择的某种绝对性。试分析一下他作了自我批判的那段话：“无论是什么境况，无论在什么地方，一个人在对自己是否成为叛徒作出选择时，他总是自由的。”这段话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实际上完全否认社会、环境、他人以及其它非个人意志的因素对一个人的选择所起的作用。萨特在同一个谈话中说，一个人在敌人的拷打中能否挺下来，这个问题在当时仅仅是一个身体的忍耐力问题。他的意思是，如果拷打之严酷超出这个人的身体忍耐力，即使最后他选择了招供，这也并非他真实意志的表达，这时的选择就不能说是自主的。
可以作为例证的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一件事情：“二战”期间，萨特所在的那个抵抗组织的一个成员被占领者当局逮捕，他在被审讯中供出了萨特和其他几个人的名字。后来这个人想办法从被关押的地方传出话来，说明这个情况，意思是让这几个人躲起来以避免可能的被抓捕。那么，这个人选择成为叛徒——如果将向敌人招供就当成叛徒的话——是否是自主的？就他后来的表现看，显然不是。他事后力图对这一选择结果作出补救。
再拿萨特列举的工人参加战斗的例子讲：一个工人参加战斗，比如参加罢工，是否就像萨特以前所说的那样，参加或者不参加，总是自由（自主）的？假如这个工人已经身无分文，如果他参加罢工就只有饿肚子、没有饭吃，他可能的选择是否还是完全自主的？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处境，他所具有的种种条件，对他作何选择至关重要。
由此可见，一个人的选择不可能是完全自主的，除了他本人的意志之外，外在的力量以及内在的非意志的力量（例如生理反应）也会起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特对他早期自主选择思想作了严厉批判，但这种批判并非认为选择的自主性完全不存在或根本没有可能。
上面列举了萨特对《魔鬼与上帝》中海因里希的评论：“海因里希当然想选择，但他既不能选择抛弃了穷人的教会，又不能选择抛弃了教会的穷人。他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而决不会有什么选择。他完全被他的处境所制约。”怎样看待这段话？它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印象：萨特认为有这样的人存在——他们的选择完全没有自主性，或者甚至连选择都不可能。
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萨特在同一个地方说明，海因里希只是他为了批判自己强调自主选择的绝对性而塑造的一个人物。因此，这个人物更大程度上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将人判然分为两类：一类可以自主选择，另一类无法自主选择或无法选择。一个人无论受社会、境况、他人多么大的制约，他总是存在着哪怕是一点点的活动余地；凭着这点活动，他就可以不被社会给定的种种条件限制，创造出一点什么来。这就是自由，其中必然包含着人的自主选择。
萨特在《魔鬼与上帝》还塑造了一个主人公格茨，他也处于绝对的恶和绝对的善这两者的矛盾之中。而他的作为与海因里希相反：他并非不作选择、无所适从，而是不断地作出尝试，最后否定了上帝的存在，既抛弃了绝对的恶，也抛弃了绝对的善，参加农民起义，也就是选择了相对的善，靠自己来拯救自己。这个戏剧中“上帝”的寓意，应该是被绝对化的外部世界。这两个对立的人物结合起来，可以体现萨特关于选择自主性的总的看法。
其次，萨特在指出这种自主选择的绝对性是不真实的同时，又指出，在特定的时期它有存在的理由，是有意义的。萨特说：“一个人被拷问，他将怎么办？他要么招供要么拒绝回答。这就是我根据对英雄行为的体验而说的东西，但这种体验是不真实的。” (《思想纪游》) 之所以说这种体验不真实，即以上面举的那个在被拷打后招供的人而言，他到底是不是叛徒？说他不是叛徒吧，他毕竟招供了，这应该算叛变行为；说他是叛徒吧，他后来的行为又不像一个甘心当叛徒的人，而是想设法弥补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所以说，实际情况往往要比“要么英雄，要么叛徒”复杂得多。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具有不真实性。
萨特同时认为，尽管这种看法或体验是不真实的，它在战争那个特殊环境中仍然具有一种意义，具有一种必要性。在抵抗运动期间一个人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要冒被囚禁甚至死亡的危险，从根本上说，需要的是勇气。因此，强调人的选择的自主性是有必要的。
总而言之，萨特前后期“选择”思想的变化，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前期是强调选择的自主性，而后期则抛弃了这种思想、得出自主选择是不可能的思想。萨特的变化在于：前期认为选择的自主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一个人所处的境况不起什么作用；后期则充分考虑到境况的作用，而认为选择的自主性是相对的，人们选择的结果既包含有自主性的因素，同时也有境况等非自主性因素在内。萨特前后期“选择”思想在变化中也有不变的地方：无论一个人的选择是完全自主还是只有较小的自主程度，他都要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无立足之地（1）
战后，萨特关于文学的思想有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他提出了“介入”的主张，认为作家必须通过其作品，对当代各种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明确表态，从而保卫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而写作。为了更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反驳种种责难，澄清问题，萨特写了《什么是文学》一书，分6期连载于1947年的《现代》杂志上，后收入《境况种种》文集第二卷，1964年伽利玛出版社出了单行本。
萨特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只为自己写作。写的东西总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在写作行动里就包含着阅读行动，两者辩证地相互依存。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召唤读者的自由，让它来协同产生作品。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能为奴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
萨特对近几个世纪的文学现象特别是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作了描述和分析。他指出，人们不可能在没有读者群和没有神话的情况下写作──不可能没有某一由历史情况造成的读者群，也不可能没有某一关于文学的神话，这一神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读者群的需求。总之，作家与所有其他人一样，处于境况之中。但他的作品与人的任何设计一样，既关闭这一境况，又使它明确化并且超越它；作品甚至解释境况并使之得以成立。
文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处于不断革命中的社会的主体性。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文学将超越语言和行动的二律背反。当然，在任何情况下，文学都不会被视为一种行动：说作者以读者为行动对象是不对的，作家只是对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但在一个不断重新把握自己、评判自己并且不断变化的集体里，书面作品可以是行动的一个主要条件。
萨特认为当代作家应该在他们的作品中兼为人的自由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人们常说这两者是不能调和的，作家们要做的正是锲而不舍地证明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他们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一种整体自由的权利，它把形式自由与物质自由实际综合在一起，理应让这个自由显示在小说、评论和剧本中。应该在文学里表明立场：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同时反对所有把社会主义看成绝对目的的学说和运动。它是达到目的之前的最后手段，而目的则是使人享有其自由。因此他们的作品应以否定性与建设性的双重面貌呈现于世人之前。
除了文学理论，这一时期萨特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屡有大的收获。小说方面，《自由之路》第三卷《心灵之死》1949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第三卷原先的名字叫《最后的机会》，但萨特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这第三卷还不是最后的机会，这个多卷本小说还不能结束。《最后的机会》应该放到第四卷，于是把书名改为《心灵之死》。
这一卷萨特把他的主人公放到1940年打仗和被俘的境况下，这是萨特本人切身体验过的。这里人的自由和不自由都达到了临界状况。萨特在1945年出版第一、二卷时预言在第三卷中“真正自由的条件才会得到阐述”。死亡的威胁、战争的破坏，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复原的，而有些全新的东西却又开始滋生。萨特意犹未尽，要留待《最后的机会》通过他的人物把以自由的名义介入充分揭示出来。
但这个第四卷没有完成。萨特一直想完成它，并且已经写了200多页，最后终于放弃了。战后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使他很难继续以前的种种构思来结束这部小说，而把小说中的人物跳过十年拉到现在来发生纠葛，他又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因此处于两难之中。他面临的这个困境也许一个历史学家有可能克服，而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却难以逾越。
从第四卷的手稿看，《自由之路》的人物都有了归宿，或正如萨特自己所说，最后都实现了他们的自由。玛志厄逃出集中营后投身抵抗运动，甘心受一个集体的约束，最后被捕，在严刑拷打下死去，成了一位英雄。他并非本来就是英雄，他成为英雄是因为他想让自己成为英雄。而布吕内在玛志厄的帮助下，越狱成功，到了巴黎。其后的处境有些类似《肮脏的手》雨果出狱后的情况：他受到怀疑和诽谤，孤独使他发现了自己的主体性，在他的介入行为深处，他又找到了自己的自由。其他主要人物最后几乎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死去。萨特没有让他们留下来卷入战后的生活。
与小说创作相比，这一时期萨特在另一个文学领域显得更有成就和富于探索性，这就是传记作品。早在1944年他就写了《波德莱尔》一书，采用最初选择这一概念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对这个诗人作了描述和分析，他认为，一个人对其自身所作的自由选择与人们所说的命运完全是一回事，而波德莱尔选择了将自己当作他人来看待，他的生活是一个失败历史的过程。这书于1947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不过后来萨特自己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不是很高。
1949年伽利玛出版社请萨特为让•热内的一本书作序，萨特欣然同意。但写着写着，它完全超出了序言的范围，本身成了一本书，而且是一本十分奇特的书，像一个巨大的怪兽，最后完稿有578页，这可能是自有书籍史以来最长的一篇序。最后它作为一本书由伽利玛出版社于1952年单独出版，定名为《圣热内：戏子与殉道者》。
萨特写这书的初衷是评论热内的作品，它也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因此该书可以被看成是一部文学评论著作。实际上它谈论的东西又大大超出了这个范围，它是谈热内这个人，而且重点是这个人而不只是他的作品，因此把它看成一部人物传记似乎更为恰当。
但萨特又不仅仅是谈热内这个人，他是通过对这个人一生的了解、分析和揭示，来阐发他对道德的看法，他关于自由的思想。他在《存在与虚无》的结尾处曾预言要写一本关于人的生存的伦理学，在1947-1948年间，他作了大量笔记，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最后他放弃了写这本书的打算；但他的努力并不是完全徒劳的，他的许多思想都移入了《圣热内》一书中。在写这书时他深入地研究了辩证法。因此这书又可以看成是一部伦理学或哲学著作。
萨特是有资格写这样一本书的。他在战争期间就同热内结识。两人一见如故，相交莫逆。热内喜欢萨特对他不抱成见，毫不在意他是小偷和同性恋者；萨特喜欢热内在社会、环境把他造成小偷、同性恋者的情况下，正视和发挥了自己的自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在自由的问题上有着根本的一致。
萨特指出，热内是被社会、环境和他人造成一个小偷，而他宣称道：“我是一个小偷。”这个微小的变化使他开始成为一个诗人，最后，他甚至成了一个不再俳徊于社会边缘的存在，人们不再问他来自何处，对他的过去保持缄默。自由不可能是一种幸运，自由也不是一种成功，对热内来说，自由仅仅只是规划一条不是从一开头就给定了的道路。这个孤儿，被年轻的鸡奸者殴打、强奸和压服，被他周围的流氓像玩物一样对待，在最不适宜的环境中，成功地使自己成了另一个人，他变成了作家。
战后他们的友谊继续保持和发展。1948年热内因罪被判入狱，萨特同热内的另一好友让•科克托在7月16日联名写信给共和国总统，要求对热内实行特赦。
萨特把一个序言写成一大本书，这是因为热内的作品使他着迷，使他产生强烈的写作冲动，通过写作他把自己自《存在与虚无》以来在对于道德、对于人的自由的思考总体地放入这部书中。萨特对自己的这部作品是满意的。在他64岁那一年，他说，《圣热内》也许是他对自由解说得最为清楚的一本书。70岁时，他开列了几部愿意流传后世的作品，其中就有《圣热内》。
这书出版前萨特把手稿给热内看了。它激起了热内的强烈反应。热内的第一个冲动是想把这手稿烧掉。实际上他已经往壁炉里扔进了一些页，然后又抢了出来。他对这书充满厌恶之感。最后他还是同意萨特出版它。热内厌恶这书是因为它太真实，真实得让他感到自己正在被萨特剥得一丝不挂。他在自己的书中也剥光自己，同时又用词语来伪装自己，这里有着一定的选择和一定的方式。而萨特对他则是随意剥着，这真使他受不了。这里的真实并不是揭发隐私。热内是一个同性恋者，一个小偷，这些大家都知道，他本人也不隐讳，甚至还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意表现这方面的内容。萨特的书不是着意于这些事实。它深刻地揭示了热内的自由。而自由对于任何一个真正直面和正视它的人来说，决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它会带来难于承受的沉重和痛苦。萨特把自由本色毫无遮掩地展示出来，事实的真相往往让热内本人也感到吃惊。
这书对热内的影响是深远的，使他有6年时间几乎完全不能认真地去写什么东西，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只是“愚蠢地机械地活着，打开一扇门，点燃一支烟”。一本传记能对传主的生活产生这样强烈持久的影响，这在文学史上是仅见的。写了这书以后，萨特和热内的关系渐渐冷淡了。他们很少再见面。有时赤裸裸的真实像一堵墙，会把人们彼此隔开。
在完成《圣热内》以后，萨特的思想正在发生一个重大变化：他开始从对文学着迷状态中解脱出来，最后甚至达到激烈否定文学的地步。1954年8月，萨特和波伏瓦驾车在法国旅行。这时萨特的身体状况不好，心情尤其糟。一天晚上，他向波伏瓦喊道：“文学，全是狗屁！”他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发泄着心中的厌恶。在他看来，文学再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从童年起，一直到将近50岁，萨特都是把写作看成某种呈现真理的东西。风格、写作方式、词语，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真理。在他看来，一部文学作品不仅仅是物体，不仅是同世界的一种关系，而且也是同真理的关系。特殊的真理不是由科学或逻辑的方法提出的，它是从书自身的美、从它的价值来到他这里的。萨特深深相信这一点。
现在萨特开始认识到，那种对文学的痴迷状态实际上是一种真正的神经官能症──跟他以前的作家例如福楼拜的没有什么不同──是他的资产阶级本性的反映。生活中有比文学多得多的东西。这一切促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词语的价值。他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去理解自己的这种神经官能症，试图发现是什么使一个9岁的孩子陷入“文学神经官能症”，而其他同龄的孩子却是正常的。这样，在1953年，萨特花了很多时间写自传，或者说，在作自我分析。而这也是他青年时代的一个宿愿。他在18到20岁时，头脑中总是盘旋着一个念头，要把自己经历的一生写下来，这是指到了50岁的时候写。现在，他对自己说，到时候了，让我们开始吧，于是他就写了起来。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无立足之地（2）
萨特想从政治观点出发写他整个一生，他的童年、青年和中年，给它一种共产主义的政治意义。他给这书取名为《无立足之地的让》，“让”是他的名字，“无立足之地”意指自己没有任何财产，一无所有。萨特把自传写到他母亲再婚时，发现自己并没有去描写本来打算写的童年，完全没有。在关于他本人和他的环境的描述上，这个稿子写得很糟糕。他想说明自己不断地渴望着变化，跟自己过不去，跟他人过不去，然后变化了，最后变成了他本来一开始就应该成为的共产主义者。这显然是不真实的。萨特觉得这样写下去有问题，但他一时还难以解决，于是他就把它暂时放下不写。
萨特在这里是矫枉过正了。他写这个自传时毫不考虑它的文学价值，而专注于它的政治意义。但是，正像文学可能是一种神经官能症所体现的不真实一样，政治也可能是一种神经官能症的体现，也可能表现出一种不真实。文学虽然没有绝对价值，它也不是毫无价值的。实际上，在萨特对文学的彻底否定中仍然含有一种他自己未曾觉察到的假像。要想完全抛弃四十年已经成为生命或本性的东西，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他可以改变对文学的看法，他也可以投身政治，但归根到底，他仍然不可能不是一个作家。
这一时期萨特在文学领域里最有成就的是戏剧。1946年11月8日，萨特战后的第一个剧本《死无葬身之地》首次公演。这个剧以抵抗运动为题材，主要围绕着投敌分子对抵抗战士的严刑拷打展开。拷打和酷刑是萨特在战争期间一直在苦苦思索的问题。他常常问自己：“当我被抓起来拷打时，是否经受得住酷刑的折磨？会不会招供？怎样才能挺住？”他也常常思考施刑者和受刑者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最后都被他写进这个剧本。
评论家和一些观众对这个剧表示不满，这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这时以前的投敌分子正在重新上台，资产阶级作为德国人的帮凶，对关于抵抗运动的戏剧大为恼火。萨特写这个戏剧，也确有唤起人们记忆的用意。他想提醒人们，这些抵抗战士受到拷打，他们是勇敢的，那时人们谈论他们的方式是有些卑鄙的。
但这并不是萨特写这个剧本最深层的意义。他在这剧上演前接受采访时说：“这不是一个讲抵抗运动的剧本。我感兴趣的是极限的境况以及处于这种境况之中人的反应。我一度想把剧情放到西班牙内战中去。剧情发生在中国也未尝不可。剧中人提出的问题折磨过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我怎样才能经受住拷打？’”
稍后，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书中专门有一节谈到酷刑问题，它完全可以看成是《死无葬身之地》的理论解说。萨特指出，拷打首先是一个贬损人性的问题。无论牺牲者承受着怎样巨大的痛苦，最后还是由他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这痛苦已无法忍受，他不得不开口招供。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拷打，如果受刑者垮了，招了供，他作为一个人的意志就被用去否定自己是一个人，使自己成为施刑者的同谋，并由此把自己抛向耻辱的深渊。施刑者明白这一点；他等待着对方挺不住而开口，不仅因为可以得到他欲求的情报，还在于这将再次向他证明，他的拷打是对的，而那个人是一个只配用鞭子教训的畜生。因此，他竭力去摧毁他的同类的人性。作为后果，他也摧毁了自己的人性。
大多数抵抗者虽然也遭到残酷拷打，被火烧热烙，被弄瞎双眼，被残体断肢，他们并没有开口招供。他们打破了恶的循环，重新肯定了人性──为了他们，为了我们，也为了拷打他们的人。他们这样做时既无见证，也无帮助，更无希望，往往连信仰也不复存在。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个相信人的问题，而是要做一个人。于是他们保持沉默，而人就诞生于他们的沉默之中。在他们对抗施刑者的沉默中，这活火保持着自身。包围着他们的，什么都没有，除了这漫长的极地之夜，没有人性，毫无意识；他们甚至看不见它，只是由于感受到这透骨的寒冷才猜到黑夜的存在。
萨特最后说：
我们知道，在一天中的每一时刻，在巴黎的各个角落，人被一百次地毁灭和再生。我们被这些拷打所困扰，没有一个星期我们不自问：“假如我被拷打，我会怎样呢？”这个问题单独地把我们带到自身和人类的边缘。我们摇摆在人类否定自身的非人地带和人类从中汹涌而出、创造自身的不毛沙漠地带之间。5年时间。我们活得恍惚失神，由于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作家职业看得很轻松，这种恍惚失神状态仍然影响着我们的写作。我们着手创造一种极限境况文学。
萨特的戏剧《死无葬身之地》就是这种极限境况文学的典型。在这个剧的演出过程中，观众们受到很大刺激。特别是第二幕拷打的情景。男主角的尖叫声使他们难以忍受，有的女士几乎晕了过去。善与恶、人与非人、道德与暴力、施刑与受刑、敌人与爱人、肉体与精神、……在思考拷打和酷刑产生的问题上，恐怕没有比《死无葬身之地》更深入和震撼人心的了。
萨特另一出产生更大轰动的戏剧是一个7幕剧《肮脏的手》。剧中的主角雨果是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年轻共产党员，他为了彻底背叛自己的阶级，愿意担当刺客的角色，但他时时处于道德的焦虑之中，总想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自己理想的纯洁性。同他形成对照的是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贺德雷，他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采用任何手段。这个剧本发表在《现代》杂志上。1948年4月2日，《肮脏的手》首演并获得巨大成功。首演时萨特有事不在场，演出结束后人们纷纷来到波伏瓦和博斯特所在的包厢，同他们握手，向他们表达对萨特的祝贺。他们说：“真出色，真是演绝了！”观众的反应十分热烈。
评论界的反应使萨特感到意外。共产党评论家对《肮脏的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定这是一个反共的戏剧。他们说：“萨特为了几张钞票，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把最后一点尊严和正直都出卖了！”资产阶级评论家看到共产党反对，他们就拼命喝彩，说这个剧反映了共产党内部残酷斗争的真相。一个美国人未经萨特同意，擅自改编这个剧，给它加上反苏的色彩，起名为《红手套》在纽约上演。萨特对此提出严重抗议。
萨特的意图不是要写一出政治剧，而是想揭示在历史转变时期，道德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纯洁与肮脏、个人与集团之间的错综复杂、超越与被超越的关系。《肮脏的手》实际上是一出悲剧。剧中人物都是悲剧人物，尤其是雨果，他类似于莎士比亚戏剧中哈姆雷特这样的角色。他的悲剧既是命运悲剧也是性格悲剧。在《肮脏的手》演出前，萨特接受记者采访，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他说，贺德雷代表了革命现实主义，而雨果代表革命理想主义，这两者孰是孰非，他不表态。“一个好的剧本应该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如果说他有所偏爱的话，与观众的倾向相反，他比较喜欢贺德雷。在确定剧名时，他曾在《激情之罪》和《肮脏的手》之间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选择了后者。前者是因为剧中涉及到男女之爱，本来年轻人雨果已经被领导人贺德雷说服，不再想杀他，但看到贺德雷因激情同雨果妻子捷西卡亲吻，就向他开了枪。而后者指的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政治斗争中不弄脏自己的手。显然，后一个剧名要深刻得多，更贴切地表明了他的基本思想。
16年后萨特说，他不是在雨果身上，而是在贺德雷身上体现了自己。如果他是一个革命者，他宁可成为贺德雷那样的人。至于雨果，他在塑造这个人物时考虑了他以前的学生或年轻朋友的情况。他们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在1945-1948年间，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希望加入共产党，但他们面对着一个教条主义的政党，它要么利用他们的弱点而把他们变成激进分子、极端分子，要么排斥他们，他们的境况实在难以忍受。萨特理解这些年轻人。问题不在于雨果的行为是对还是错，而在于他的理想、他对纯洁的要求同肮脏的现实之间的种种冲突，他的矛盾和动摇，自然而然使他成为观众注意的中心，从而获得观众的同情。撇开那些偶然因素，《肮脏的手》确实具有《哈姆雷特》同样的经典性。
在《肮脏的手》之后，萨特完成了他自己评价最高的一部剧本《魔鬼与上帝》。它以16世纪的德国宗教战争为背景。主人公格茨是萨特在少年时期就喜爱的一个人物。1951年6月7日《魔鬼与上帝》首次公演，这个戏剧的演出也是成功的。无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观众都对这个戏剧反应强烈。基督徒们气极败坏，对萨特的攻击不遗余力；他们有一个误解，以为萨特是想通过剧本说明上帝并不存在。
其实萨特的用意完全不在宗教方面，而是针对人的现实境况。通过《魔鬼与上帝》，他再次深入探究了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超越与被超越的关系，善与恶、异化与实现、欺骗与真诚、魔鬼与上帝、自由与约束、失败与胜利、……这些是如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又相互冲突的。《魔鬼与上帝》沿着《肮脏的手》的思路进一步发展了萨特的思想：格茨是参加行动的雨果，是萨特所设想的行动者的化身。萨特在未发表的笔记中说：“我让格茨干了我无法做到的事情！”格茨既要保持自身的自由，又要正视他周围人的不自由；他既不能因他们的约束而丧失自身的自由，又不能无视他们对自己约束的力量。而处于复杂政治境况之中的萨特，此时需要思考和解决的，也正是自身面临的种种矛盾以及对它的超越。萨特多次说明，《魔鬼与上帝》是他最喜欢的剧本；在他愿意流传后世的几部作品中，唯一的戏剧作品是《魔鬼与上帝》。
这一时期萨特创作的戏剧还有《恭顺的妓女》（1946年）、《基恩》（1953年，是对大仲马戏剧《基恩》的改编）和《涅克拉索夫》（1955年）。由于萨特写作时的心态以及花费的时间不同，这几个剧本在艺术水平上要较为逊色一些，但也各具特点，演出时也都获得观众的热烈反应。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同路人”（1）
“二战”以后，萨特进入了一个以“介入”为特征的时期。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中明确表态，尽可能发挥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和社会人的作用。
其实在此之前，萨特在政治上也是有自己的态度的。由于强调自由的绝对价值，萨特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制度。此时萨特对于社会主义仍持怀疑的态度。因为他看不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的自由怎么能够存在，但在法国左派同右派的政治斗争中，他的态度是站在左派一边的。虽然有态度，他并没有实际参加政治活动。例如人民阵线的游行队伍在大街上通过，其中有他的同学，而他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站在人行道上看着。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主观上说，此时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客观上说，他这时还没有名气，也不属于哪个党派，他参不参加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重要，也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来找他。
现在情况完全不同。萨特在社会公众中已经有了很大名气。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办得很成功，他的名声使这个杂志拥有很多读者。有了一个刊物就有了一个阵地，可以随时对世界上的事情作出自己的反应。在抵抗运动中萨特同共产党人有着密切合作关系。他在解放初期所持的政治态度是希望参加抵抗运动的各党各派能够和平共处。
但是，在他开始出名后，共产党的报刊上常有批判、攻击他的文章。他们担心，由于萨特的影响巨大，很可能把他们的信徒引向他那一边；正因为萨特的立场跟他们接近，显得更有威胁性。法共理论家加罗蒂对萨特说：“你在阻挠人民向我们靠拢！”另一位法共人士说：“你是一位哲学家，所以你是反共分子！”苏联《真理报》刊登了不少谩骂存在主义的言论，有对存在主义“宣判死刑”的，有根据共产党权威观点写成的关于“虚无”的著作来对抗《存在与虚无》的，还有以“存在主义不是人道主义”为题，指责萨特是法西斯分子和人民公敌的，不一而足。另一个方面，资产阶级也把萨特视为异端，认为他宣扬的东西败坏了道德、习俗和传统，对他的攻击不遗余力。萨特在获得出人意料的名声的同时，也获得了料想不到的敌视和恶意。 不过他现在已经适应了这种铺天盖地的名声以及随之而来的同样铺天盖地的敌意。名声也好，敌意也好，都是客观现实，都是无法回避的；与其被动，不如主动。他应该主动介入，按照自己的立场投身到政治活动之中。
1947年10月，经朋友介绍，萨特获得了每星期一次在电台主办“现代论坛”节目的机会。萨特可以就听众关心的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每次1小时。法国公众最感兴趣的问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打得起来，战争是否不可避免，对待美苏两大集团应持何种态度。
萨特的态度很明确，他认为无论参加哪一个集团，都会加剧双方的冲突，因此，应该不站在任何一个冷战集团一边。只要公众都来抵制这种冷战政治，战争就可以避免，和平就能够实现。而戴高乐正是以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来制定他的政策，萨特在政治上是反对他的。在广播节目中，萨特对戴高乐作了猛烈抨击，而且采取了十分巧妙的形式。
这时支持戴高乐的法兰西人民联盟在地方选举中获胜。第二天，萨特让绍法尔扮演一个戴高乐主义者，用这个联盟报纸中的话为戴高乐的政策辩解，而萨特、波伏瓦和梅洛─庞蒂再对他的话逐一作出反驳。这样一来，激起了听众的极大兴趣，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同时也激怒了戴高乐分子。他们纷纷不遗余力地攻击萨特，有两个人还找上门来，要求在电台上同他辩论，大有作思想决斗的意思。萨特同意了。
到了那天，在电台大楼，那两个人一见萨特就怒不可遏地吵了起来，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甚至达到谩骂的程度。萨特不为所动，冷静地回击他们。在电台广播开始前，这两人把萨特撇在一边，到另一间房里嘀咕了好一会儿，最后他们板着面孔对萨特说：“鉴于你在错误的路上走得太远，我们不愿同你进行公开辩论！”看来他们有些怕萨特，怕被他驳得哑口无言下不了台，因此借这句话溜掉了。这个广播节目一共搞了6次，其中还谈到共产党的问题，还对革命民主同盟领导人胡赛作了采访。
革命民主同盟的宗旨是把不愿意与苏联结盟的各种社会主义力量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独立于两大集团之外的欧洲。这个组织声明：“在两大集团处于战争状态时，我们是一个调解人。革命民主同盟拒绝由于害怕一方而与另一方结成联盟。革命民主同盟的主要目的是把革命的要求同自由的思想结合在一起。”胡赛等人向萨特提出邀请，希望他出任这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他们希望借萨特的名声扩大这个组织的影响。波伏瓦担心萨特会在这种活动中浪费自己的时间。萨特认为，既然他已经在《什么是文学》中提出“介入”的口号，就不应该在有机会这样做的时候又躲得远远的，于是他决定参加。1948年2月萨特接受邀请担任革命民主同盟执行委员。萨特积极参加革命民主同盟的活动，他的想法是，他可以也应该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社会；既然现在他已经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不可能无视自己的这种境况；战前那种孤独的个人之梦是永远逝去了，他不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个体。
在参加了这个组织的一些活动之后，萨特发现，它与自己原先想象的不一样；它根本没有什么革命性，而其头头胡赛推行的完全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路线，他在表面中立的态度下明显地反对苏联、倒向美国一边。到后来，萨特与胡赛之间的分歧日趋严重。1948年底，革命民主同盟组织了一次会议，许多人到场。在这个会上，胡赛对共产党大肆攻击了一通，造成这个组织内部的分裂。大多数人想与共产党的政治行动保持一致，而以胡赛为首的许多领导人则反对共产党。
胡赛还打算于下年初去纽约同美国工人联合会联系，向它要求资助。萨特这时虽然还不了解这个组织是支持美国政府反共立场的，但知道它是搞阶级调和政策，因此不同意胡赛的行动。胡赛不听，还是去了。第二年４月，胡赛从美国回来。他打算召开一个关于和平的辩论会，来对抗共产党发起的和平运动。在美国期间，他得到美国人的赞扬，也得到一点资助，于是完全倒向美国人一边。
萨特拒绝出席胡赛召开的大会。他自己出钱另外召开了一个革命民主同盟大会，在会上宣布同胡赛对着干。经过同胡赛等人长期不休的争论，萨特感到无法改变这个组织的性质，最后退出了革命民主同盟，他的实际政治活动也告一段落。
萨特这时的政治观点是，在美苏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对立中，他不愿站在任何一方。他既不愿意看到美国毁灭，也不愿意看到苏联被消灭。他认为美苏战争将是一场双重的大灾难。他希望能消除这种对抗和冷战局面，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又感到自身的软弱无力。这时人们盛传苏联入侵的危险。萨特的想法是，如果那样，他就像当年抵抗德国那样，留在被占领的法国。这是为某种社会主义而不是为美国进行抵抗。
从1952年开始，萨特的政治态度有了一个新的变化：他成了共产党的同路人。
这一年暑期，萨特在意大利度假，得知李奇微继艾森豪威尔当上欧洲盟军总司令。在巴黎反对李奇微的游行示威中，共产党人雅克•杜克洛被捕。游行示威几小时后，他坐小汽车准备通过。他的车座上有两只鸽子，于是他被逮捕。警察的理由是那鸽子是信鸽，是用来同苏联进行密谋联系的，而实际上这两只鸽子是菜鸽，不过是杜克洛准备用作星期天的一道菜而已；加给杜克洛的，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个“鸽子事件”促使萨特写一篇文章为共产党人辩护。
而在此之前，一本关于拿破仑三世的书《十二月二日政变记》给了萨特很大的触动，使他决心采取行动来支持共产党。这是亨利•吉耶曼写的，其中对当时的报纸、私人日记和拥护拿破仑三世上台的作家的书作了大量的摘录。萨特由这书产生类比和联想，他把杜洛克被捕看成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
还有一个事件也对萨特造成很大刺激：6月4日发生的罢工由于右派的抵制而失败，右派欢呼雀跃。萨特十分气闷。后来他回忆这一时刻说：“回到巴黎时，我必须立即拿起笔来，否则就会被活活闷死。我夜以继日地写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第一部分。”
他写作时充满激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他有5天彻夜未眠，其余的夜晚，只睡四、五个小时。这时他想，他不能不采取某些会使他成为“他人”的步骤，他不能不在总体上接受苏联的观点，同时又坚持自己的观点。萨特在这篇文章中谈到杜洛克被捕是一个可耻的事件，回答了右派与非共产党左派对共产党的种种指责。他试图说明，共产党在何种程度上是工人阶级的必然代表，在何种程度上又是后者的确切代表。
11月，《现代》又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对6月4日罢工失败作了分析。萨特指出，这次失败是由于工人的泄气造成的。他对群众和工人阶级作了基本的区分：群众是由孤独而软弱的个人组成的结合体，而工人阶级则是由革命实践联合起来的。共产党就是这种实践的必然中介。在文中，萨特说明自己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同共产党人保持一致。
《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三部分完成于一年半以后。萨特在这篇文章中进一步分析了造成6月4日罢工失败的工人泄气的根源。他还引证了19世纪的历史，分析了造成1848年6月和1871年大屠杀的社会气氛。萨特认为，无产阶级的泄气是工业生产不足的产物，这在主观上反映了经济结构加于实践之上的客观限制。随着自动化生产，技术工人与熟练工人之间产生分裂，而熟练工人所受压迫最深，对社会具有唯一真实的观点，也就是生活条件最差者的观点。一种“需要的人道主义”就是以熟练工人、也就是广大群众为基础的。而群众只有通过唯一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共产党才能改变社会从而超越他们的群众地位。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同路人”（2）
开始写《共产党人与和平》时，萨特同共产党还没有任何交往，而且总的来说是厌恶它的。到后来，这文章逐渐变成对共产党的半颂扬性质的文章，而到最后，它反对法国流行观点，实际上成了颂扬共产党的文章。对于萨特现在的政治态度，《现代》编辑部多数人都是赞同的，也有一些人因此逐渐离开了《现代》，其中包括梅洛─庞蒂。
而共产党这一方，很自然地，向萨特表示友好。此前萨特曾应共产党人的约请参加抗议逮捕亨利•马丁的集会。马丁是法国共产党员，因拒绝参加印度支那战争而被捕。萨特还同其他人联名写信给法国总统要求特赦马丁。
为了提供论据，萨特提议：写一本要求释放马丁的书，一本由他提供评论、由各种有关文章组成的书。这或许是受到吉耶曼的《十二月二日政变记》的启发。萨特干了起来，书名是《亨利•马丁事件》。由于技术性的困难，这书出版得较迟──1953年10月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而马丁已于8月获释，但这本书的出版是有意义的。而萨特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也由于他们的这种合作日益密切起来。
1952年底，萨特参加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明将在大会上支持这样一些提案：建立在贸易基础上的东西方和平共处，统一德国但不改变双方的经济制度，实现印度支那的和平，接纳中国参加联合国。萨特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说：“如果能够证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国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共存的，也就是说，如果生活于其中任何一方的人民必得以摧毁另一方才能工作和填饱肚子，只有这时双方的战争才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并没有任何人可以这么说。”
这时萨特的政治立场以及它的影响不仅在法国，而且存在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之中。1954年初，波伏瓦和一个朋友驾车去阿尔及尔旅行。在阿尔及尔和突尼斯，他们感受到当地人对法国人的敌意。修车铺、旅馆、饭馆都在营业，但就是不愿意为他们服务，哪怕是端一杯水也不愿意；到处都是敌视的目光。后来他们打算乘飞机回去，把汽车放到一条船上托运。一个突尼斯工人看到车上有萨特的名字，就向其他的人喊道：“喂，这是让─保尔•萨特的车，咱们先把他的车弄上去！”他又向波伏瓦说：“请代我们向他问好！”波伏瓦十分感动：她真羡慕萨特：这些人一见法国人就露出敌意，而仅凭萨特的名字就能让他们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友好笑容。
1954年5月，应苏联作家的邀请，萨特访问了苏联。在莫斯科，他住在民族大饭店，从那里可以看见红场。他观看了红场上百万人的庆祝游行，参观了大学和工厂，还到苏联作家家中作客。以后在苏联各地的旅行使他疲于奔命。每到一地，都是不断地会见、谈话、观光、旅行、赴宴、……几乎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更没有个人独处的时间。当他提出希望有一天能独自呆着时，陪同的官员们感到疑惑不解，认为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不过最后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最要命的是吃饭。一路之上总像在过节，总有宴会，总是狂饮。在离开塔什干的那天晚上，一个壮得像牛的工程师提出要同萨特比赛喝伏特加。他们喝完酒，这位挑战者送他去飞机场，一到机场这人就瘫倒在柏油路上。萨特赢了，他支撑着自己走到座位上，但马上就酣睡起来。一觉醒来，他觉得自己不行了，就对译员说，希望到莫斯科后休息一天。但一下飞机，作家西蒙诺夫接他去吃午饭，而他的陪同人员没有提出推迟一天的建议。于是又是一顿丰盛的饭菜，又是哗哗如流水的葡萄酒。饭后，萨特在莫斯科河畔散步，觉得心脏不停地撞击肋骨，到晚上，心跳得更厉害了。第二天，他住进了医院。他的高血压病发作，医生为他作了诊治。萨特本想在６月２１日那天赶回巴黎过４９岁生日，这一下不行了。
萨特对他在苏联看到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他特别注意苏联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作家与读者、工人与工厂之间的新型关系。在那里，工作、闲暇、读书、旅行、友谊──这一切都包含着与其它地方不同的意义。在萨特看来，苏联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折磨人们的孤独。
1955年6月，萨特和波伏瓦飞往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萨特在大会发言中谈到要求和平与要求自由的关系。他说：“和平要求每个民族都获得独立，要求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我们的和平只有一个意义，每个民族、每个人都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自由。在我看来，我们事业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要通过自由来建设和平，又通过和平使各族人民都获得自由。”
这一年的9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到中国访问。对他们来说，中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他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而在中国，除了两三个法国文学专家之外，人们对萨特也几乎一无所知。因为报纸介绍说，萨特刚刚写过一本《涅克拉索夫》，所以与他们交谈的人就经常客气地表示对这部作品感兴趣。除此之外，他们的共同话题就只有烹调了。这种双方的互不了解严重妨碍了他们的交流。
金秋之夜，他们散步在灰色的胡同里，有时似乎忘掉了自我而融入北京古老的文化之中。但在更多的数情况下，他们感到，这是一个他们很想去了解而又找不到入门钥匙的世界。不过中国的京剧使喜欢音乐的萨特欣赏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艺术。程式化的做功、悲剧性的急迫打击乐、细致悠长的嗓音，都对他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魅力。
他们在中国呆了大约两个月，这个国家给他们最深的印象是贫困。后来波伏瓦在回忆录中谈到他们当时的感受说，看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后，他们对地球的看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他们总是把欧美的繁荣作为看问题的标准，而世界其它地方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十分模糊的存在。从这时起，他们才真正看到世界的真相：这个世界还有这么多人长期处于饥饿贫困状况；与之相比，西方的富庶和安乐只是一种有限的特权罢了。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中国人为了克服这种贫困所作的努力。11月2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文章《我对新中国的感受》，后来他在法国《观察家》上也发表了《我所看到的中国》一文，谈到他对中国的感受，赞扬了新中国的建设。
1956年暑期，萨特和波伏瓦在罗马度假，他们喜欢罗马的景色和文化氛围，既有历史也有现在，历史和现在联系在一起。战后意大利左派之间的团结从未被破坏过。他们看到，在法国希望实现的目标在意大利成了现实。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支持共产党，而共产党也一直信守他们的人道主义立场。在意大利，人们常常就政治问题进行气氛热烈、开诚布公的讨论。
在意大利期间，萨特得知匈牙利发生流血事件，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十分痛心。回巴黎后，正逢苏联第二次入侵匈牙利，萨特立即对《快报》记者发表谈话。他说：“我完全彻底地谴责苏联入侵，但我并不认为这一事件应由苏联人民负责。我将彻底地同那些没有揭露（或者不能揭露）匈牙利屠杀行径的苏联作家朋友断绝关系，尽管对此我非常遗憾。我不能与苏联官僚领导集团保持任何友谊。”萨特在谈话中还谴责了对苏联军队的血腥干涉表示支持的法共领导，指出他们的反应是根本不负责任的。萨特还同一些作家在一份反对苏联干涉的抗议书上签了名。这份抗议书在《观察家》周刊上发表。
1957年1月，《现代》杂志出了一期匈牙利问题专号，内容包括从苏共20大到匈牙利10月事变期间发生的一切。萨特写了《斯大林的幽灵》一文，进一步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他批判了苏联同卫星国的关系，反对苏联的干涉。同时，他又认为，尽管苏联领导人犯了种种错误，但苏联仍然是社会主义，是血肉筑成的社会主义。
许多年以后，在1974年，萨特回忆这一段经历，他认为自己这话是弄错了。苏联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苏维埃夺取政权后消失不见了。当时它本来有一个发展的机会，但由于斯大林，甚至也包括最后一些年的列宁，它逐渐改变了。他不再认为共产党是革命的，但他认为共产党人是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因为当时他看到同这个党联系着的充满错误的罢工、工会政策。
萨特在4年多的同路人经历中对共产党人深有认识。他觉得他们的一大特征就是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微笑着，回答他的问题，实际上作答不是他们。他们“消失”不见了，变成了知道他们的原则并根据《人道报》在这些原则的名义下给予的东西来进行回答的人，他们好似一种有程序的计算机。萨特和他们之间，除了一起解决某个特定问题时的暂时一致外，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团结一致。
萨特发现，实际上这些共产党人有一种个人生活，那是在他们多少去掉假面，在他们自己人中间时。他们在同外来者的关系中是没有兄弟之情的。后来萨特总结这一时期说，战前和战后他本来是可以同那些不是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但他没有注意到他们。而这些人对正统的共产主义提出挑战，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
萨特并不认为自己同共产党人打交道没有意义或浪费时间。正因为他有这段同路人的经历，后来在1968年，他才可能继续介入政治并站在毛主义者一边。否则他会一直不关心政治而置身事外。
萨特晚年说明他为什么只是作为共产党的同路人而没有参加共产党。他说：“为了参加这个党，我不得不去否定《存在与虚无》，否则他们将不允许我入党。或者如果我不正式拒绝这一点，至少我必须写一些多少是按照党的要求特制的文章。无论是这种或那种方式，我都不得不去否定它。而事实是，我没有打算否定任何东西，首先是没有打算放弃我自由探索的基本权利。无论在什么时候，这对我来说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我总是想为自己发现事物。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始终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我的基本哲学格言。”（《萨特自述》）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爱的考验（1）
1945年1月,萨特作为法国记者团的成员第一次来到美国。接待他们的是一位身材娇小的法国女士。她叫多洛丽丝•瓦内蒂，战前是巴黎一家小剧院的演员，战争开始后去了美国，在美国战争情报处做宣传方面的工作。她同一个有钱的美国医生结了婚。据说在巴黎时她曾经见过萨特写作，不过两人并不认识。萨特当时在文学界还只是小有名气，而多洛丽丝作为一个演员大概也不太出名。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萨特就提出希望同她约会。
看来萨特是一见钟情。而这里似乎还有其它的因素。同萨特一起的记者都是男性，萨特同他们不可能有深入交往。在美国，由于萨特的英语十分蹩脚，他也无法同只懂英语的美国女人交往。没有语言的沟通，萨特就毫无用武之地。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法国女郎，萨特真有他乡遇故人之感。萨特和多洛丽丝很快就陷入热恋之中。对于多洛丽丝来说，陷入情网，显然是由于萨特那些非同寻常的情话。萨特在纽约时，将他的语言诱惑的特长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这也许是因为在美国，除了多洛丽丝以外，再难找到其他可以说话的人；不象在巴黎，可以让他发挥特长的女性是较多的。
萨特在美国呆了大约４个月，大大超过了他预定的时间，同多洛丽丝的恋爱是他滞留的主要原因。由于多洛丽丝十分熟悉美国，同萨特希望了解的美国文化界也有交往，她成了萨特在美国的导游和与纽约社会名流交往的中介。她还为他翻译那些必需的英文资料。总之，萨特是通过多洛丽丝来了解这个让他一直深感兴趣而又陌生的国度。晚年他回忆这一时期说，是多洛丽丝给了他整个美国。
刚开始他俩谁也没有考虑这一恋爱事件可能带来的后果，认为不过是一段普通情缘而已。正如对其他任何女性那样，一开始萨特就向多洛丽丝谈到波伏瓦，说明他和波伏瓦是怎样一种关系。而在多洛丽丝这一边，虽然同丈夫的关系不好，处于半分居的状态，也没有确定地要与他分手。所以他俩都以为，随着萨特回法国，这种关系就会自然终结。
回到法国后，萨特将这一切都告诉了波伏瓦，没有什么保留。虽然这是自战争时期以来，萨特重新开始的第一桩风流韵事，波伏瓦并没有当很大回事。她想，这可能只是类似在柏林时同那个“月亮”女人的爱情事件，萨特浪漫狂热一阵子也就过去了。
但实际情况不是如此。这个女性对于萨特的吸引力远非“月亮女人”可比。萨特回到巴黎后继续同她联系，多洛丽丝也情不自禁地给了回应，两人书信往来频繁。于是萨特谋求机会再度去美国看她。正好美国有几所大学邀请萨特讲学，他欣然答应。1945年12月，他登上去纽约的轮船。这次他在美国又呆了4个月。
如果说上一次去还有公务在身，那么这次纯粹是为了多洛丽丝。几个月的时间，除了有数的大学演讲外，他几乎没有干任何事情，全部空余时间都用来陪多洛丽丝，完全是以她为中心生活。他在给波伏瓦的信中叙述了每天的时间安排。大约早上9点起床，然后是洗澡，刮胡子，吃早饭。11点去赴某个预订的约会。午饭是同多洛丽丝或其他想见他的人一起吃。午饭后他一个人围绕纽约散步（大概是多洛丽丝必须上班，不能陪他）。他说，现在他对纽约熟悉得如同巴黎一样。6点在某个地方再同多洛丽丝见面，他俩在她的住处或某个安静的酒吧一直呆到凌晨两点。他向波伏瓦承认，他喝得很多，但以没什么问题为限。星期五的晚上萨特到多洛丽丝的住处，在那里一直待到星期天下午4点。萨特说，这是为了避免引起公寓门卫的注意。多洛丽丝虽然已经同丈夫分居，还没有离婚，所以他俩的交往仍然要慎重行事，以免引起麻烦。因此多洛丽丝开玩笑地将萨特称为“我的囚徒”。而有的星期五他们也到外面去度周末。
像这样长期脱离自己的常规写作活动，是萨特自结识女性以来未曾有过的。此前他总是按照学校的习惯，将一年划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工作时期，一个是休假时期，严格按照这一规律写作和休假。这一生活和工作规律，在同卡米耶、波伏瓦和万达恋爱时都没有打乱，而这次为多洛丽丝破了例，他来美国的时间并非休假期。
萨特最后在信中说：“除了多洛丽丝有些让我惊吓的爱，再没有别的什么可谈的了。此外她绝对是迷人的，而我们彼此从不疯狂。但这整个事情的未来是非常严峻的。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你写这些才不至于对她是不诚实的（因为写出来的词语总是冰冷的），而你应该知道这事具有怎样的意义。以后我将详尽地对你谈到它。”
一个月后，萨特在给波伏瓦的另一封信中进一步谈到多洛丽丝：“我也给你谈谈多洛丽丝，她是一个楚楚可人的尤物，真正是在你之后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个。现在我们被卷入离别的痛苦之中，而我每天都不快活。由于担心门卫，我们移居到德•海尔的工作室，在商业区。她对于邻居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你简直无法想象她那种特殊的气质：恐惧和坚定、深刻的悲观主义和表面的乐观态度、激情和谨慎、羞怯和毅力的奇妙结合。她的激情实在是惊吓了我，特别是因为那不是我的强烈要求，而她独自承担了它并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这表明她的诚意以及象一个快乐小孩般的天真无邪。” 联系萨特在美国的表现再看他的信，我们大致可以琢磨出这样几层意思来。首先，他完全被多洛丽丝迷住了，在纽约尽管经济方面相当拮据，他的精神状态仍然是“乐不思蜀”。萨特对多洛丽丝的评价高到不可能再高的程度：“绝对迷人”、“尤物”、“波伏瓦之后最好的”，万达显然被排到多洛丽丝的后面。
实际上相当长一个时期，萨特都将自己与异性的生活界定为：与波伏瓦，是首位，这是“永恒的爱情”；与万达，是第二位，这是“偶然爱情”的极品。与其他女性的关系凡是有碍于这两位的，均将遭排除。而现在多洛丽丝被排在万达之前，那么萨特与她的关系到底是“永恒爱情”还是“偶然爱情”，这就是一个问题。
其次，萨特在入迷、兴奋、幸福之余又感到多洛丽丝的爱、她的激情让他受到“惊吓”，对于他俩关系的前景感到“非常严峻”，这看起来殊不可解。对方爱得越深，他应该坦然享受，越发感到幸福才对。这种惊吓和对未来的恐惧恐怕不是针对他俩关系本身，而是针对不在场的另一个人，就是波伏瓦。对方爱得越深，奉献越大，越是“让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我的理解是，可能这时多洛丽丝已经提出，为了他俩的爱，她可以放弃在美国的一切，随他回巴黎），那么她对萨特在情感方面的要求就会越高。如果这种要求涉及到他同波伏瓦的关系，那就是给他出了一道无法解决的难题。因此他对她激烈的感情有所疑惧：害怕导致不希望的后果。这表明萨特同多洛丽丝的关系一开始就有矛盾和微妙的地方。
也许萨特当时的感受还不是这样明晰，也许已经有了明晰的意识但不好怎样对波伏瓦说，总之，萨特在给波伏瓦的信中是欲言又止,说“不知道该怎么说”,表示以后再详细谈。这在以前是少有的。对波伏瓦，萨特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好说的，但在谈多洛丽丝时却开始有了保留。
回到巴黎后，萨特向波伏瓦详细谈到他和多洛丽丝的关系。萨特最后说，他俩有着心灵的完全沟通。他们一同出门，他想停下时，她也正想停下来；他想再走时，她也正打算动身。他们有一种甚至包括生命节律的深层次的和谐。
萨特的叙述使波伏瓦感受到从未有过的震撼甚至恐慌。尽管萨特在一年多时间里去了美国两次，上次回来和这次在信中也说了他和多洛丽丝的种种情况，波伏瓦并没有怎么在意这种关系，她想那不过是萨特的又一次冒险和浪漫，就像以前的那些追求一样。而以前的任何一种情况，如月亮女人、奥尔加、波登、万达等，对她和萨特的关系都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爱的考验（2）
而现在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听了萨特的叙述后，波伏瓦不仅自问，在萨特心目中，多洛丽丝是不是比自己更重要？她和萨特持续15年之久的关系，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仍然属于深深的爱恋，有多少只是习惯使然──就像许多已婚夫妇那样？
终于有一天，在他们去一个朋友家吃饭的路上，波伏瓦问萨特：“坦白地说，我和多洛丽丝谁对你更重要？”
萨特沉吟了一会，然后回答：“多洛丽丝对我非常非常重要，但我要跟你相伴在一起。”
猛然一听，这话是说得不好的。在波伏瓦看来，这个回答只是说：“我尊重我们过去的约定，但多洛丽丝……”突然一下子，她觉得自己的全部精神都被抽空了，觉得自己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在以后整个聚会过程中，她完全象一个机器人那样握手、微笑、吃饭，但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觉得这顿饭的时间好象长得永远不会结束。
下午，聚会结束后他们单独在一起，萨特察觉到她内心的苦恼，于是进一步解释了自己的话：“我们一向总是注重行动而不在于言辞。所以我没有向你多说什么。我只是说了最简单也是最真实的事实。尽管她对我十分重要，但我们之间是不可分离的。”这次波伏瓦似乎听明白了他的意思，心里才安定了下来。
但萨特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恐怕他自己一下子也说不清楚。实际上他的话有一种暧昧的成分，难怪波伏瓦听后疑虑顿生。问题在于，波伏瓦和多洛丽丝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这两种女性萨特都需要，如果一定要作出非此即彼的取舍，他还真拿不定主意呢！
波伏瓦这一类型的女性在萨特生活中的意义可用两个字概括：理解。有了波伏瓦，萨特不再需要其他的对话者；这种对话不仅有日常生活的，还有纯粹思想上的甚至哲学上的。雷蒙•阿隆回忆说，自从萨特结识了波伏瓦，就开始跟他疏远；他怀疑是波伏瓦在其中起了作用，意即她在他们之间挑拨离间。这种怀疑当然是没有根据的。不过波伏瓦取代了其他可能与萨特进行高层次对话的男性，这倒是一个事实。
萨特在《奇怪战争日记》中写道，他宁肯同女士们聊天，也不愿意同阿隆讨论哲学。可见这是萨特的天性；即使没有波伏瓦，萨特也不会同阿隆有十分近乎的关系。但如果这个女性不仅会聊天，谈起哲学来并不比阿隆差，萨特岂不更加满意？这样阿隆之类的男哲学家在萨特心目中就更加没有地位了。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女性，她们在萨特生活中的意义也可用两个字概括：感受。萨特有一个基本思想：男性由于社会生活的铸造，越来越失去感受性而只具有较多的抽象性，因此其意识是片面的，他需要多加一些感受性。而女性由于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受到的教育较少，抽象性方面或一般智力不如男性，却保留了丰富的感受性。萨特认识到这一点，他很需要从女性们那里获得他所欠缺的东西，这也是他“宁可同女性聊天，也不愿同阿隆谈哲学”的根本原因。
这一类型女性的代表是万达。萨特在给波伏瓦的信中多次描述万达是“迷人的”，接着的一个形容词是“可触摸的”。她也许没有什么知识，根本无法理解萨特的哲学，也许为人做事总是像个小孩子一样，但萨特需要她。这种类型的女性也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而现在这种类型的代表成了多洛丽丝。萨特向波伏瓦描述他和多洛丽丝之间的默契就是彼此的感受。当然，作为一个女性，波伏瓦也给了萨特许多感受性方面的东西，但与理解相比，则较为次要。不然的话，萨特也不会那样迫切和坚执地需要另外一个女性万达了。
从多洛丽丝的情况看，不仅在感受性方面比万达更能给萨特许多东西，在理解性方面也要强出万达一头。萨特同多洛丽丝在一起时，没有什么喋喋不休的争吵，更多的是一致与和谐。多洛丽丝的阅历、知识面，显然也比万达丰富得多。因此，她与萨特的关系对波伏瓦的挑战极大，以至于波伏瓦在晚年还回忆说，在所有与萨特有爱情关系的女性中，多洛丽丝是唯一让她感到害怕的。
不过波伏瓦用不着害怕，她应该有一个稳操胜券的地方：多洛丽丝再优异、再杰出、再“尤物”，在女性中不乏与她类似的更佼佼者；而像波伏瓦这样的女性，萨特却难以再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且感受性相对来说，不太稳定，易变；而理解性一旦建立，可以长期地稳固地存在。像波伏瓦这样真正是学出来了的女性哲学家，大概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恰恰是她具有不可取代性的根本原因。
1947年1月，波伏瓦去了美国，也是应邀讲学。在纽约她见到了萨特赞美不已的多洛丽丝。这个女人的确是富有魅力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她同波伏瓦有相似之处，她们都很聪明，很活跃，当然，也很漂亮。
波伏瓦在给萨特的信描述了她和多洛丽丝见面的情况：“我在荷兰雪利酒吧约会了多洛丽丝，我想，她会向你讲的。我对她的感觉正像我猜测的那样，我很喜欢她，我很愉快，我理解你赢得她之后的感情，我为你有这种感情而骄傲，而我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
波伏瓦的这种表示是否完全出自内心？也许是也许不是。我们很难确定这些话有多少是属于“外交辞令”。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理解萨特的，她的这种表态是对对方的尊重，因而是得体的。
按照波伏瓦在信中的描述，多洛丽丝倒显得不太自然。波伏瓦说她一杯接一杯地喝威士忌，表现得神经紧张，不停地说话，表情有些呆板。这种描述应该是当时的实情。按照多洛丽丝以后的作为看，很可能当时她已经将波伏瓦视为应该认真对付的情敌。
波伏瓦还进一步谈了她对多洛丽丝的印象，她知道，萨特喜欢听这个，而且会非常重视。她说：“我觉得她确实很惹人喜爱，给人感觉很好，不过正如博斯特所说，也许女人味太强了一点，反正从我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但如果我是一个男人，而且还充满一种明朗强劲的激情，那就不可能遇到更合适的了。”
这话可以印证我们前面对于她和多洛丽丝的特点的分析。这里“女人味”就是感受性的另外一种说法。萨特喜欢女人的感受性，因此这里透出她对他的深切理解。同时一个“太”字，也委婉地表达了她接触多洛丽丝以后的一种感受：她原先的担心其实并无必要——多洛丽丝在气质上同她差异颇大，不可能取她而代之。“女人味”很强固然是多洛丽丝的优势，也造成她在另一方面的不足。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爱的考验（3）
波伏瓦到美国后，多洛丽丝去了巴黎，在那里一直呆到波伏瓦回国。５月初，波伏瓦正准备按照原来的时间安排回巴黎，突然接到萨特来信，要她推迟归期，因为多洛丽丝要在巴黎再呆上１０天。这一变故对波伏瓦有很大刺激。即使她是非常理智的，通常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此时仍然不免产生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她在回忆录中说，当时的感觉是很累，很疲乏，很软弱，很想靠在一个男人的肩膀上好好地休息一下。
此前她曾在芝加哥结识了一个美国作家，叫纳尔逊•阿格林。波伏瓦的英语相当好，不似萨特，她的口语水准已经达到可以表达情感的程度。她同阿格林在交往中彼此深有好感，隐约含情，只是由于波伏瓦离开芝加哥时间仓促，他俩的关系才没有进一步发展。于是波伏瓦给阿格林通了电话，约好她去芝加哥会面。他们成了情人，在一起度过了半个月的热恋生活。
这一爱情事件的起因是萨特要求延期从而使波伏瓦产生了一种失落感，而实际相处后阿格林对波伏瓦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吸引力，这主要是性的力量。波伏瓦后来承认，她跟阿格林经历了她的“第一次完美的性高潮”，同时她也了解到，“男女之间的爱情会有多么的炽热。”阿格林与波伏瓦的性爱，正像多洛丽丝与萨特的“生命节律的一致”；因此，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可以说是双方扯平了。
就纯粹的性关系而言，恐怕萨特并不总是能够给波伏瓦以充分的满足。这跟萨特自身的性特征有关，他常常在与他人的肉体关系上卡了壳。我还猜测，波伏瓦与其他女性有同性恋关系和行为，也可能与这种不满足有关。如果说她同纳塔丽的关系还是在萨特应征入伍以后发生的，纳塔丽算是趁虚而入，那么，她与奥尔加的亲密感情关系、她与另一个女学生比安卡的实际性爱关系，发生时萨特就在她身边。
问题在于，即使有这种情况，波伏瓦并不认为这个很重要。放在第一位的，不是谁更能给她以肉体的满足，而是对于她作为一个总体的人的理解。在这一点上，除了萨特无人能够做到。
待波伏瓦回到巴黎时，多洛丽丝还没有离开法国。她想一直留在法国，而萨特没有同意。因为多洛丽丝一旦定居巴黎，她就得完全舍弃自己以前的一切：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朋友，自己所习惯的生活。那么，由此她希望从萨特那儿得到一切，也就是独占萨特，以作为补偿。而这是萨特不可能做到的。尽管在他们结识之初，萨特就向她说明了他与波伏瓦的关系，同时说明他和多洛丽丝之间不可能相互独占，但作为一个女人，多洛丽丝认为，只要他真正爱她，一切障碍都会被冲破，情况会发生变化。当她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时，就恼怒异常。多洛丽丝终于离开法国，萨特陪她去了勒阿弗尔。分手时她还在抱怨他给她带来的痛苦。后来她来信说，她以后要么不来，要么来了就永远不走了。
这种新的“三重奏”不仅让萨特感到烦恼，也让波伏瓦痛苦。多洛丽丝走后，他们去哥本哈根旅行。在头一天，俩人混杂在人群中，彼此什么话都不想说，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惧：他们之间是否已经形同路人？几天之后，那种正常的亲密和理解的气氛才逐渐得到恢复。萨特和波伏瓦的关系仍在经受着时间和他人的考验。
第二年4月中旬，波伏瓦准备前往美国同阿格林会面。她将在美国呆4个月，因为多洛丽丝已经答应萨特，在波伏瓦去美国时，她来巴黎住4个月。不料就在波伏瓦临出发前几天，多洛丽丝给萨特来了一封信，说在现有条件下她决意不来看他了。这让波伏瓦进退两难。正因为多洛丽丝要来，她才考虑在美国呆那么长时间，并且已经告诉了阿格林。现在多洛丽丝变了卦，不来了。波伏瓦不愿意白白丧失同萨特在一起的时间，否则她会对自己不满意，也可能转化成对阿格林的怨恨。于是她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她在美国只呆两个月，而不是原来的4个月。
她在美国同阿格林一起度过的时光是很愉快的。不过在最后，当她告诉他，她在7月14日就得回巴黎时，他们之间起了很大的冲突。阿格林之于波伏瓦，正像多洛丽丝之于萨特，也是要求一种独占权。而波伏瓦明确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由于萨特的存在，他们的关系受到巨大影响。
波伏瓦回到巴黎，萨特和她打算在7月底出国旅行，一个美好的暑假就要开始。正当他们准备出发之时，风波又起：原先声明拒绝来法国的多洛丽丝突然从纽约打来电话，说她再也不堪忍受与萨特的分离，想立即来同他呆1个月。她在电话里哭了。萨特只得同意她的要求。他同她在法国南部住了1个月，同时因为她的任性而狠狠地责备了她一顿。
而真正苦的还是波伏瓦。她白白地早回了两个月，还得罪了阿格林。她给阿格林拍了电报，说她可以再来芝加哥一趟。而阿格林的回电是：“别来，太忙。”──他还生着她的气呢！尽管波伏瓦十分痛苦，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正如萨特明确向多洛丽丝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波伏瓦也毫无隐瞒地表示了她与萨特之间关系的不可动摇性。
后来阿格林的情绪有所缓和，还表示第二年的6月份要来巴黎。他来巴黎时，波伏瓦带他同所有的朋友见了面，包括萨特。由于语言不通，萨特和阿格林交谈有些困难，而波伏瓦又不太耐烦为他们作翻译。不过他们相处还很融洽，在一起谈了一会儿铁托，又对毛泽东议论了很长时间。萨特在男女关系上给了自己最大的自由，同时也给予对方以同样的自由，而且他的情人的情人，几乎个个都是他的好朋友，至少彼此不怀敌意。这也是萨特在处理男女关系时的一个特点。
这一年暑期，波伏瓦同阿格林在意大利、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旅行，而萨特和多洛丽丝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度假，还去了古巴、巴拿马、海地和库拉索岛。但这时萨特和多洛丽丝的关系已经不那么和谐了，因为多洛丽丝老是没完没了地说要来巴黎定居，而萨特又总是不肯答应。萨特和多洛丽丝的关系又维持了一年。多洛丽丝不顾萨特的反对，硬要来巴黎定居。他们大吵了一通，最后关系彻底破裂。萨特认为多洛丽丝太过分了，于是断然决定分手。他说：“好了，这没法维持下去，这是在不断地逐步升级。”爱之愈切，怨之愈深。男女之情就是这样的。萨特的本意是希望大家“和平相处”，彼此相安无事；如果一定要逼他作出非此即彼的决定，他只能舍弃第三者而保全他与波伏瓦的关系，这也是莫可如何的事情。
与此同时，波伏瓦在美国同阿格林在一起。他俩的关系也十分恶化。恶化的原因是同样的：阿格林要她在萨特和自己之间作出选择。波伏瓦在信中告诉萨特，她和阿格林甚至不在一起睡了。他俩的性关系也发生危机：在一两次做爱的尝试中，阿格林显得性无能，而波伏瓦感到性冷淡。但她并不怎么沮丧，反而说：“这有助于结束这种性欲占据主要地位的关系。”一年后，波伏瓦和阿格林的关系也彻底结束。
萨特和波伏瓦的“永恒爱情”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们各自通过努力，通过选择，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严重的感情危机阶段，重新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而在这一时期同他们相处的第三者，结局却是不幸的。此后，无论是萨特还是波伏瓦遇到的“偶然爱情”，都不再足以危及他们的关系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国家公敌”（1）
这一时期有一个重大事件成为萨特关注的中心，在许多年里影响着他的生活，这就是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法国殖民者对阿尔及利亚人进行残酷迫害和严厉镇压。电刑、绞刑、火刑、强奸、拔指甲、断骨、……各种酷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当年纳粹用来对付犹太人的那一套，现在全都被法国殖民者采用了。尤为可怕的是，现在法国公众已经没有是非之分，陷入一种极端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狂潮之中。他们支持统治者的政策，不认为是暴行，反倒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在法国，只有很少的人反抗这股潮流，反对当局的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他们被看作反法分子、国家公敌，处于极度孤立的状况。萨特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他尽自己的可能来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1957年12月，萨特到法庭为本•萨多克作证。萨多克是阿尔及利亚人，几个月前他打死了阿尔及利亚前议会副议长、穆斯林投降派阿里•谢卡尔。萨多克的律师请了萨特等几名左翼知识分子作为证人为他辩护。萨特同意了。在去法庭的路上，萨特显得十分紧张和激动，因为今天的发言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只要不判死刑，萨多克就有救了；过了几年遇到大赦，他又能重获自由。
在出庭作证时，萨特竭力控制自己，没有暴露出紧张感，只是在称呼死者时把姓名错念成“阿里•雅卡尔”。他为萨多克辩护说：“年轻人不可能表现出跟我们年长者一样的耐心，萨多克从小在法国看到的，是一副副杀人的面孔。萨多克的行为是政治性谋杀，而不是恐怖主义行动。”为了不触怒法庭，萨特煞费苦心采用了一些委婉的说法。第二天晚上，萨特得知判决结果，萨多克被判终身监禁。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加缪的态度：这时加缪刚刚获得诺贝尔奖，萨多克的律师曾请他作证，而且只要他把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有关谴责死刑内容的部分拿到法庭上读一下。但加缪拒绝了，连写一个书面发言也不肯，虽然他也是一个阿尔及利亚人。
随着右派在大选中获胜，左派惨遭失败，那些想信守自己反殖民主义的诺言、避免做殖民者帮凶的人们，不可能把自己的行动完全局限在合法的范围内。这时萨特的年轻同事和朋友尚松主办了秘密发行的出版物《为了真理》，组织了青年抵抗运动。这个组织号召法国士兵开小差，宣扬支持民族解放阵线，并直接同阿尔及利亚人联系。 萨特一度对自己是否采取这种非法的态度有所疑虑，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法国人，这样做就是公然与自己国家为敌。对于他这一年龄层次的人来说，在心理上很难承受这一点。最后萨特想通了，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能排除这种方式。他支持尚松的活动，为其主编的《为了真理》撰写文章。此外，在《现代》、《信使报》等公开刊物上萨特也发表文章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反对仍在进行的拷打。
1959年底，古巴最大的报纸《革命报》的主编邀请萨特和波伏瓦访问古巴。开始他们没有什么兴致：萨特的身体不太好，波伏瓦担心旅行会让他过于疲劳；阿尔及利亚战争也使他们意气消沉，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最后，萨特对波伏瓦说：“如果我们老是像这样沉浸在痛苦之中，那就等于是抛弃生活！”于是他们决定振作起来，去古巴一趟。1960年2月下旬，他们来到古巴。
在古巴，萨特受到热情接待。在大约一个月的访问中，萨特亲眼看到革命给人民带来的好处，看到六百万古巴人同压迫、饥饿、流浪、失业和文盲作斗争的情景。他随意参观、同当地人讨论，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而且这里的景色也是那么迷人，富有特色。同他的《辩证理性批判》相印证，萨特在这里第一次看到由暴力带给人民的幸福。看着这些获得解放、笑逐颜开的人们，萨特心中的阴霾不觉一扫而空。
卡斯特罗陪同萨特一起作了3天旅行。刚开始两人之间有些拘束，很快这种拘束就融化在亲密无间的气氛之中，他们成了朋友。一路之上都是热情欢迎的人群，每天的报纸都有萨特同卡斯特罗、格瓦拉等在一起的照片。萨特还在电视上讲了一次话。从这以后，古巴的每一个人都认识萨特。无论他走到那里，都有男男女女把他拦住，向他表示敬意。而在他作电视讲话之前，他们谁都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
萨特感叹地说：“这是革命的蜜月。”没有阴谋，没有官僚，有的只是领袖和人民的直接接触，以及对未来的希望。也许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看到这个情景仍让他感到无比欣慰。萨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古巴革命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教育性，二是它没有先入为主的思想意识，它不是教条主义的。他认为诞生于古巴革命的政权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度。回到巴黎后，萨特写了一系列关于古巴的报道文章，以《糖的风暴》为题发表在《法兰西晚报》上。
从后来萨特的回顾看，萨特对于古巴革命的支持态度并不是毫无保留的。在记录片《萨特自述》中，对话者说：“在古巴，辩证唯物主义反而导致一种革命的不可避免的官僚主义化，其组织不是扎根于人民之中。”萨特表示：“这是一个正确的论断。”
对话者问：“面对那种限制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换句话说，一种开始变味的革命──怎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一个人应该对这种境况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萨特的回答是：“我觉得，你应该尽可能支持它直到它完全变了质，哪怕要冒它后来背叛你的危险，而共产党人正是这样背叛了革命。然后你得看看事情会怎样发展：如果官僚政治真正开始掌权，你就应该像对待任何一种官僚政治那样来对待它，也就是反对它。这里没有另一条路可走。但在古巴，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至少在一开始。”
1960年，萨特在“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不服从命令的宣言”上签名。签名者共有121人，所以被称为“121人宣言”，它的主要内容是，法国士兵有权不服从命令，拒绝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它先是以传单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后来刊登在《现代》杂志8月号上，但这一期《现代》立即被查禁。在紧接着这一期之后的《现代》杂志留有两页被查禁的白纸，上面只印着这个宣言的名称。在空白纸后是这个宣言最初几批签名者的名单。萨特不是这一宣言的发起人，而是最早在上面签名的人之一。
在“121人宣言”发表之前，萨特有一个对采访者的谈话，首次表达了成为这个宣言思想基础的观点：“法国左派应该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联合起来，两者的命运是连结在一起的。民族解放阵线的胜利就是左派的胜利。”萨特因为这个谈话被当局指控为“煽动士兵不服从命令而有害于国家安全”。结果刊登这个谈话的杂志被查封，杂志主要负责人也遭监视。
8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去巴西访问。在里约热内卢大学，萨特举行记者招待会，直接对戴高乐和马尔罗作了抨击，各家报纸作了报道。以后，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每家报刊在每一期上都刊登有萨特活动的照片和详细报道，许多人赶来听他的演讲。他在大学教育中心作了演讲，是关于殖民体系问题，会场上人挤得满满的，不少人挤在阳台上、花园里听他演讲。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国家公敌”（2）
有朋友建议把萨特关于古巴的系列报道《糖的风暴》出版成书，他同意了。书印出后，为了表示对古巴的支持，他公开在新书上签名。他和波伏瓦并肩坐在一个大厅，背后摆满了刚刚印成的书。萨特签名，波伏瓦也签了一些名。萨特在演讲、文章、电台和电视上不断阐述自己对于阿尔及利亚和戴高乐的看法，还会见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巴西的代表。这一切都激起了当地法国侨民的敌视，而他们毫不掩饰这一点。
接着萨特和波伏瓦去了圣保罗。那里工业化程度比里约热内卢高，知识界更活跃。在机场，一群人举着“支持古巴，反对美国佬’的标语牌，喊着萨特和卡斯特罗的名字，这是萨特社的成员，由一些学生和几位年轻教授组成。参加记者招待会、在电视上露面、出席集会、与年轻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座谈、在书上签名、与作家们吃午饭、与画家一起参观博物馆、……萨特和波伏瓦整天忙个不停。
萨特分别就文学和殖民主义问题作了两次演讲。萨特演讲时人拥挤得满满，许多不能进来的人急得团团转。当萨特的演讲已经开始时，他们在外面失望地叫喊。突然他们突破警察的警戒线，冲了进来。在一片喝彩声中，他们在过道和墙边拥挤着，听萨特的演讲。
离圣保罗有一个小时车的阿拉卡是一个小城市，但有一所大学，邀请萨特为哲学家作一个关于辩证法的讲座和为学生讲讲殖民主义问题。在一个阶梯教室，挂着标语：“古巴万岁！萨特万岁！你讲过古巴了，现在谈谈贫民窟吧！”萨特很受学生欢迎，他们同他讨论巴西有无可能发生类似古巴的革命。这时正巧有一名法国政府代表在里约热内卢，人们为他举办了鸡尾酒会。一位巴西朋友乘着酒意，把这位贵宾拉到一旁，对他说：“你可不能代表法国，代表法国的只能是让─保尔•萨特！”那位官员笑了笑，圆滑地说：“我们代表法国不同的方面。”里约热内卢授予萨特和波伏瓦荣誉市民的称号，市政府为此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颁发了证书。
这时在巴黎，当局加剧了对那些反对战争的知识分子的迫害。9月7日，对尚松的审判将要开始。尚松的律师希望萨特出庭作证。但萨特还有一些事情要干，不能马上赶回。他原想写封信寄去自己的证词，但时间来不及了。于是他在电话中向《现代》同事和朋友郎兹曼、佩吉口述了他的证词。电话的声音很糟糕，几乎听不清楚，萨特只能说几个要点，其余的只有靠他们去加工。9月22日，它在法庭上被宣读。萨特回巴黎后读到这个证词，觉得他们写得十分恰当，完全符合自己的意思。
在证词中，萨特明确表示，他同尚松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是一致的，他支持民族解放阵线，支持尚松的地下活动。萨特的证词被认为是向当局的挑战，许多人对他恨之入骨。对萨特的中伤和威胁铺天盖地而来，他被称为叛徒和法国之敌。《巴黎新闻》登出头条消息：“让─保尔•萨特等100多人可能被判刑5年”。法国大使馆的人在里约热内卢散布消息说，萨特一回到巴黎就会被逮捕。
这期间郎兹曼来信告诉他们巴黎的情况：对尚松的审判已经结束；对“121人宣言”的控告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宣言上签名的人不允许在电视和广播上露面，连他们的名字也不许在任何节目里提及；包括《现代》在内的多家杂志被搜查，还有人被捕，《现代》10月号被没收；被右派鼓动的五千名退伍老兵在香榭丽舍大道游行，高呼“杀死萨特”；当局宣布，以后对煽动不服从命令的人判处1到3年徒刑。郎兹曼代表所有的朋友要求他们不要回来；要回的话，先到巴塞罗那，他们会到那里向萨特和波伏瓦通报情况。
在巴塞罗那，博斯特和普隆向他们介绍了这两个月来法国事态的发展。郎兹曼这时已被拘留，他带口信要他们不坐飞机，而坐小汽车回巴黎。如果坐飞机，人们会在机场自发举行壮观的欢迎仪式，争斗不可避免，萨特不得不回答记者的问题，警方也就可以当场拘捕他。
萨特和波伏瓦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过境时，博斯特拿出４张护照交给警察。他们估计会受到警察的粗暴对待，没想到对方还挺客气。过了一会儿，警官来了，他带着歉意说，他受命在他们过境时报告巴黎。他让部下为他们买来报纸，还送给他们几盒香烟。临走时，这位警官还请萨特在客人留言簿上签名。他劝萨特一到巴黎就与警方联系。
巴黎警方也相当客气，他们主动来到波伏瓦的公寓，对萨特和波伏瓦作口头审查。其中年轻的一位由于紧张，动作僵硬，打印供词时手被拉开了一道口子，鲜血流淌在打字键盘上。负责的警官为他们起草了供词，还作了推敲润色。最后，他安慰萨特和波伏瓦说：“请放心，你们得到的指控会是恰如其分的！”
在受审的那一天，他们得到通知说，主审官病了，审判时间推迟。新的日期到了，时间再次推迟。这次理由更荒谬：他们的档案还在检察官那里。以后干脆通知他们，不再对他们起诉了。大概当局经过权衡，觉得冒险审判一位著名作家，似乎有些得不偿失，对他们不一定有利；另外他们还想用这种手段来分裂“`121人”。深谙政治谋略的戴高乐说：“那些知识分子，他们爱怎么搞就让他们怎么搞。……我们不要去抓伏尔泰！”在他心目中，萨特此时的影响可以与18世纪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伏尔泰相比。
为了揭穿当局的花招，萨特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大约有30名法国和外国记者聚集在波伏瓦的公寓，萨特向他们说明了自己在“121人宣言”中所起的作用，证实自己曾参加该宣言的起草和收集签名的工作；由于已经有30个签名者受到指控，萨特要求承担与他们相同的责任。
现在萨特和波伏瓦很少出门。许多法国人被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情绪所激动，视萨特为民族的叛徒、国家的公敌。即使在饭馆吃饭，他们也常常感受到许多顾客的敌意，无法同这些人坐在一起。晚上他俩就在波伏瓦的公寓里吃饭，通常是吃几片火腿，然后聊聊天，听听唱片。
1961年意大利授予萨特奥莫尼亚奖。授奖原因是萨特为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所作的贡献。萨特一向是讨厌一切评奖授勋活动的，这次他却去米兰领了奖，因为它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秘密军队组织开始用恐怖活动来对付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人。他们在公共场所引爆了几枚可塑炸弹。埃维昂市市长在家中被炸死。这些极端分子还在左翼知名人士家中安放可塑炸弹。《观察家》编辑部在一次袭击中被炸毁。萨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作了评论，他马上收到恐吓信。信中说他们要立即消灭“121人宣言”中的121人。为了防备他们对萨特的住所下手，萨特让母亲搬出住所，把她安置到一家旅馆，他自己住进波伏瓦的寓所里。1961年7月19日早晨，萨特和波伏瓦正在打点行装准备外出度假，7点半，萨特母亲打来电话：一枚可塑炸弹在波拿巴街42号萨特原来的住所爆炸，但破坏并不太严重。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国家公敌”（3）
接着萨特和波伏瓦去了罗马。萨特应弗朗兹•法农的要求，为他的书《全世界受苦的人》作序。法农是一个黑人，一位精神分析医生，他曾取得法国国籍，有一个法国妻子，但他仍然经常感受到种族歧视。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他毅然放弃法国国籍，宣称自己是阿尔及利亚人，为它的独立而战，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关于暴力的文章曾在《现代》上发表。萨特哲学对他有很大影响，《辩证理性批判》中关于恐怖和兄弟般友谊的部分让他着迷。
这时法农也在意大利北部休养，他患了白血病，是不治之症。他要来拜访萨特和波伏瓦。波伏瓦和前一天到达的郎兹曼去机场接他。他们４人相见，一起吃午饭，谈话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两点。波伏瓦委婉地对法农说，萨特需要睡眠。法农听了大发脾气，他对郎兹曼说：“我不喜欢人们把精力贮藏起来不用。”他俩一直聊到早上8点。法农每天只睡4个小时。他说，他要告诉萨特许许多多事情，还有许许多多事情要问。他笑着对郎兹曼说：“只要萨特能从早到晚同我聊两星期，我愿意每天出2000法郎。”
这人思路清晰，知识渊博，性情活泼，口才出众，富于幽默感。虽然他也有夸大自己过去功绩的毛病，但这与他是一个黑人、又得了白血病的遭遇分不开。他说，他是殖民地民族的一员，因此必须不断地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形象。
他同萨特谈起哲学来十分轻松。他突发奇想，责备萨特没有充分赎罪：“你们怎能像往常那样生活和写作呢？”他甚至要求他们去牺牲生命。他想象，如果萨特宣布直到战争结束不再写一个字，就会从根本上动摇舆论。他还建议，萨特应该故意让自己被关押起来，这就会引起全国恐慌。萨特无法说服他事情并不是这样的。看到这样一个充满热情、犹如一团火的人就要被病魔夺去生命，萨特他们有说不出的惋惜和难过。后来法农去世，阿尔及利亚为他举行国葬，郎兹曼还专程去参加他的葬礼。
回到巴黎后，秘密军队的暗杀活动比夏天更加猖獗。萨特打算住进一家旅馆，旅馆经理得知萨特身份后一口回绝。萨特只好让他的秘书克劳德•福克斯先以自己的名字在圣日耳曼大道租了一间带家具的公寓，萨特和波伏瓦随后搬了进去。
9月5日，戴高乐终于承认撒哈拉属于阿尔及利亚，秘密军队组织试图暗杀他，同时对穆斯林进行更大规模的迫害。10月1日，萨特和其他左翼分子号召知识分子在莫贝尔广场参加静坐。萨特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解释人们为什么要举行示威。11月18日，巴黎举行了一场突然发生的游行，为了防止警察事先获得情报阻扰，会合地点保密，各部分人临时才得到通知。当一列高举“阿尔及利亚要和平”标语的队伍突然出现时，一群群的人马上加入其中，人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
萨特和波伏瓦挤到队伍前列，他们手挽着手，紧随标语牌前进。大家高呼口号，走过许多地方。突然，前面出现大批警察，手舞特制警棍驱赶群众。队伍开始溃散，许多人跑向右边一条街，萨特、波伏瓦和郎兹曼跟着往那边跑。然后他们向左一拐，进了一家小饭馆。饭店老板认出萨特，马上关上门，向他苦笑着说：“你也许会以此为题写一篇小说，把我也写进去；请你千万不要这样做，这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我有３个孩子，我不想搅和到政治里去，那是有钱的人干的事！”虽然觉得很滑稽，萨特仍然郑重答应了。
1962年1月7日，萨特在波拿巴街的住所又挨了炸弹。这次炸得很厉害：门被炸开，壁橱被炸得粉碎，楼顶开了天窗，地板上尽是纸片，墙上、天花板上、地板上蒙着一层烟垢：萨特再也不能搬回来了。波伏瓦和博斯特去看了现场。这时，楼里住的一个50多岁的有钱人向他们吼道：“都是因为你们搞政治才弄到这个地步，让我们跟着遭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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