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萨特立即收到许多表示慰问的电报和信件，福克斯还代他接了不少慰问电话。他的一些朋友还在被炸现场示威，高喊：“秘密军队组织杀人犯！”在一家饭馆，一个顾客走上来同萨特握手说：“尊敬的萨特先生，您是好样的！”
萨特现在寓所的房东也知道萨特的身份了，他怕引火烧身，想撵他们走。萨特再次搬了家。正好搬家那天，对面一栋楼又被炸，虽然这次目标不是对着萨特的。他和波伏瓦找了一所公寓，离塞纳河很近，环境还不错。公寓坐落在一所大军营的中间，后来他们才知道，有两名秘密军队组织的杀手就在这个军营里，这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1962年春，萨特应邀去布鲁塞尔作一个关于阿尔及利亚和法西斯主义的演讲，博斯特开车送他和波伏瓦去。由于比利时的法西斯分子力量很强大，一路上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直到临出发的前一刻，对方才以事先约定的暗语通知萨特他们怎样走，中途还换了车，有几辆载着荷枪实弹的士兵的汽车护送。
到达的当天晚上，萨特在一个工厂大楼的6楼作了演讲，听众多达6000人。在大楼附近，每一个角落都布满了警察。萨特就主题作了全面而简洁的阐述，演讲产生极好的效果。一位在现场守卫的警官对波伏瓦说，他也完全被萨特的逻辑力量征服了。
1962年4月8日，法国举行公民投票。结果表明，差不多每一个法国人都赞成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但这可能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结束的。7月初，萨特在莫斯科，得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和秘密军队组织之间达成协议，实际上秘密军队已开始投降。7月5日，阿尔及利亚人欢庆独立。7年来，萨特和他的朋友时刻盼望着这一天，它来得太迟了，而且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萨特此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
回顾过去这一段经历，萨特既是在极度痛苦中度过的，同时又充分体验到自己的自由。从十四、五岁起，萨特就有了一种明确的政治态度：把殖民主义看作一种反人类的兽行、一种为了物质利益毁灭人的行为。自由使他成为一个人而殖民主义却毁坏了别的人。因此，要使自己立身为一个人，就意味着要反对殖民主义。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辩证理性批判（1）
1958年，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由于左派在全民投票中的惨败，萨特精神状况极坏，身体也出现危险症候。他开始经历一场危机。这时他正在写新的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沉浸到复杂艰深的哲学世界中，对他或许是一种解脱；但过度紧张的脑力劳动，也许是他的危机状态的重要诱因。
萨特对于辩证法的探讨开始于1945年。在写《圣•热内》一书时，他已经对辩证法有深入的研究，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于这书中。这本书虽然不是哲学著作，却充满了关于自由思想的辩证意识，萨特对它是很满意的。
从1952年开始，萨特的思想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一段时期他停止了文学阅读和写作，用大量时间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哲学对他成了一种政治性的东西。1956年因匈牙利事件与共产党决裂，而他又不想向右转，在政治上处于一种被流放的状况。这时他觉得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努力把共产党人拒绝加以思考的东西一直思考到底。正好他的波兰朋友约请他写一篇关于存在主义在1957年的境况的文章，这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把数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系统地论述出来，实际上是想确定自己哲学的地位，首先是同辩证法的关系。萨特写得很快，他在三、四年的笔记中匆匆记下来的思想得到清理。这篇文章以《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为题发表在波兰《创作》杂志1957年第4期上。后来这个长篇论文在《现代》杂志上重新发表。为了适应法国读者的要求，也因为原来的本子不是很好，萨特改写了它，并改题目为《方法问题》。
正如这篇论文的题目所显示的，它探讨的是方法论，也就是“今天我们是否有方法来创立一种构成的和历史的人学”这个问题。在结束《方法问题》3个月后，他开始写《辩证理性批判》，这是他的哲学或人学辩证法本身。
萨特集中精力写这部哲学巨著，还有一个原因是想结束长期以来文学、哲学串流的状况。自从他花大工夫研究辩证法以来，他一方面进行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又坚执地进行着紧张的哲学思考。结果这两个方面老是串流，哲学思考对文学创作有了干扰。不论他在写什么东西，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把这些思考加于其上。现在他感到这样下去不行了。他得首先把自己的全部哲学思考──用他的新术语说就是人学的政治基础──作一番清理，放进一部专门的著作中，然后才能安下心来从事文学创作。
萨特怀着极大的热情来写这本书，甚至达到疯狂的程度。平时写东西，他总要停下来思考思考，修改修改，有时还把写完的一页撕掉，然后从头开始。这次情况完全不同。他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写，写完一页又一页，根本不回过头来读一读，看看自己写了些什么。萨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他的笔赶不上思想的速度。
为了保持这种状态，萨特服用兴奋剂科里特拉纳。一天的剂量是常用量的１０倍。这样干了一天，到了下午五、六点钟，他终于精疲力尽，神经松弛下来。于是他的表情发呆，说话颠三倒四。晚上他们在波伏瓦的公寓里度过，萨特常常要喝一杯。这时波伏瓦就对他说：“就喝这么多吧！”但他不够，波伏瓦只好为他斟上第二杯，接着他要第三杯。但这样他就会酩酊大醉。长期服用兴奋剂，使萨特的动作表现出一种神经质。他甚至在坐着的时候手肘也在不停地动。他激动起来就喜欢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波伏瓦房间的地毯，因为他的走动被磨破了一大块，她不得不去把它补好。
实际上，这种用过量兴奋剂支撑着的长期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已经对他的身体造成危害。他的舌头糜烂了，听力大大减退，有时处于半聋状态。一次波伏瓦去他那里，足足按了5分钟的门铃没有人答应。她想他是不是出去了，就坐在楼梯口等他或萨特母亲芒西夫人回来。坐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现出来：“会不会是他突发心脏病倒在房里了！”她越想越可怕，赶紧橇门扭锁，闯进他的房间：嗨，他正好好地坐在书桌旁写东西呢！原来他什么都没有听见──波伏瓦虚惊了一场。
《辩证理性批判》是一部奇书。它大气磅礴，行文如长河巨流，一泻千里；时有突发异想和神来之笔；放得开也收得拢，在错综复杂的分析之中显得游刃有余。但它在文字上不够简练，有许多长句子长段落，篇幅也过长，让一般读者难以读下去，这也许跟他当时那种近乎疯狂的写作状态有关，但这不是根本问题之所在；正如萨特自己在几年后所说，即使他当时能够写得更好一些，也不会与现在的书相距太远。他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句子很长并加了许多引号、括号，这是因为每句话都表现了一个辩证运动的总体。
如果说《存在与虚无》还可以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类比，那么《辩证理性批判》在哲学史上无法找到可比的作品，这就是萨特的独创性。这是哲学，但几乎不含一丝一毫的形而上学气息；这是人学，但同那种以考据为主的人类学毫无共同之处；它不是历史专著，但处处充满了历史意识，积淀了几千年人类历史的深层经验。萨特没写这部书前，没人能写出这样一部书；他写出这部书后，人们又觉得早就应该有这么一部书了。
《辩证理性批判》有一个基本概念是“匮乏”；关于匮乏的思想是萨特人学理论的基石。在萨特看来，人类社会一直处于匮乏之中。“整个人类的发展，至少到目前为止，都是在同匮乏作艰苦的斗争。”“实际情况是，经过几千年历史，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仍然是处于营养不良的状况。因此，尽管匮乏具有偶然性，它是一种十分基本的人类关系，对于自然和人来说都是这样。”（《辩证理性批判》英文本，第123、123-124页） 在当代，人类社会的特征仍然是匮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匮乏理解为人类历史的根本关系。
初看起来，萨特所说的匮乏（scarcity）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匮乏就是人所拥有或能够生产的物质生活资料不能满足其需要。但这里须作两点界定。首先，就原初意义讲，这里所指的需要，是人能生存下去的那些最基本的需要，如为了不饿死，必须摄入食物和水分；为了不冻死，必须穿戴保暖衣物；为了不被其它动物侵害，必须居住保证安全的房屋，等等。总之，这里所说的需要，是人为了避免作为一个有机体和生命遭到灭亡而必须满足的那些需要，而不是泛指一切。那么，匮乏也就是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那些物资的缺乏。其次，匮乏是对作为一个总体的人类社会而言，就是说，全社会拥有或可能生产的物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不是指个别的或部分的现象。
萨特这一思想显然与通常的观点相悖。通行的看法是：人类在原始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存在着食物等生存必需品的匮乏；而人类跨出原始状态的第一步，就是以匮乏的消除为前提的：由于生产力提高，社会有了多余产品，于是有了私有财产，原始社会解体，人类开始进入文明时代。就是说，萨特所说的那种匮乏，在人类摆脱原始状态后就不存在了。
由于生产方式的转变，出现社会分工，在此基础上造成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这是一种通常的看法。但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为什么必定不可避免地变成对抗？劳动的社会分工是一种积极的差别，为什么应该转变成阶级斗争，即转变成消极的差别？通常看法认为是由于原始匮乏的消除，由于多余产品而导致私有财产的出现。萨特的看法正好相反：这一问题唯一可能的回答是，由于匮乏，社会必然选择它的死亡者和营养不良者。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辩证理性批判（2）
萨特论证说，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劳动产品的数量高于（哪怕是略高于）社会的真正需要，这时由一个不从事劳动的群体来管理社会，在其成员较少的情况下，分享多余产品，并不必然导致群体（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且这种状况也没有必要改变。只有假定是另一种情况，即社会产品的数量总是少于（哪怕是略少于）社会成员的需求，那个非生产性的管理群体才是肯定多余的，非必需的。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对他人的生存构成威胁；它只有在选择被清除的多余人口，也就是让劳动者营养不良或一部分人死亡的条件下才能存在；而它自身也永远处于被清除的危险之中，因为劳动者同它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
因此，匮乏是我们理解阶级对立和斗争的必然性之基本框架。匮乏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原初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事实。萨特不同意说“匮乏是社会的”，认为应该反过来说，社会是在匮乏之后形成的；阶级和国家也一样。
为什么人类生活在一个匮乏的环境里？萨特认为这不是一个可以回答的问题。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偶然事件。“匮乏是一种我们同物质单一关系的偶然确定。” （《辩证理性批判》英文本，第125页）然而这一偶然事件一旦发生，便开始成为一种必然性。而且越到后来，偶然性的成分越少，必然性的成分越多。于是匮乏便成了人类的一种命运。或者更确切地说，匮乏成了非人性的人性。
在匮乏的情况下，一个人对所有的他人来说，是一个非人的人；而所有的他人对这个人来说，也都是非人的人。他们彼此之间不可能人性地对待；这意思是：根本就没有另外的人性这回事。如果把人与人之间共通的东西称之为人性的话，所谓的人性就是这种非人性的人性。实际上它是因匮乏而造成的一种物质否定性，一种惰性结构，已经被我们内在化，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至于消除匮乏的前景，萨特在一般意义上不否认人类有可能生活在一个没有匮乏的世界里，通过技术进步和社会变化可能达到这一点。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必然的，而只是一种或然性。他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即持续不断的累积式的进步持怀疑态度。萨特看不到这样一种前景：人类在不远的将来，劳动产品丰富到足以彻底消除匮乏阴影的程度。他丝毫看不到这样的迹象。他认为目前还找不到一种消除匮乏的可能性。在萨特看来，一旦匮乏消除，我们作为人的特性也就消失了；这种特性既然是历史性的，那么历史的现实特性同样会消失。也就是说，到那时，人已经不复为人，人类历史已经终结或告一段落。至于新的人类（如果还可以称为人的话）和历史是什么，那已经不属于他思考的范围。
萨特强调匮乏，将它视为人类历史的根本关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匮乏只是使人类历史成为可能的基础，而不是实在性的基础。作为历史发展的实在性基础，是处于匮乏状态的个体的实践活动。我们说个体生活在匮乏的环境里，这种说法还是抽象的。在每一个社会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必然被社会的统治者或社会制度惯例选择为牺牲者；根据匮乏的总体情况，需要清除的多余人口的规模也可以确定。但在这个阶级内部，对每一个个体而言，他们的命运仍然具有某种非规定性：他们既可能成为幸存者，也可能确定地成为被清除的多余成员。
出于生存的需要，任何一个个体都会力求成为幸存者，这也是他必须以劳动为人生第一要义的根本原因，劳动就是人对匮乏造成的威胁之超越。他所生产的物品在同人的关系中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们是匮乏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一种在场的实在的存在，他生产它们、拥有它们、消费它们，等等。在此过程中，他朝着自己的目标超越它们所代表的匮乏，他的实践是对匮乏的否定，是一种积极的获得。制造一件工具或一种消费对象，就是用否定之否定来消除匮乏。所以个体的劳动（同时是社会的劳动）放松了匮乏造成的紧张。
另一方面，他的这种超越活动同时也让匮乏得以实现或继续起作用，通过社会环境、通过他人转而反对自己。实际上，在匮乏的环境里，即使社会某个成员对其他人的情况毫不知情，甚至意识不到对方的存在，他和其他所有的人仍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匮乏，任何一个人在任何地方消费某个产品都等于在此处剥夺了他获得和消费同类物品的机会。因此，每一个人都对他的生活构成威胁，每一个人都可能从物质上来消灭他的第一需要。他对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关系也是一样。
人的劳动是在匮乏的情况下，用一种对匮乏的特殊否定来满足人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匮乏仍然是一个根本关系，正因为个体和群体处于匮乏之中，它们才有资格同匮乏作斗争，为的是摧毁匮乏。从这个意义上说，匮乏既是一种消极的否定的统一，又是人类关系中的某种契机，它经常被超越，部分被摧毁，但总能获得再生。有了匮乏，才有对匮乏的超越；有了对匮乏的超越，匮乏才由可能的紧张变为现实。这两个相对而相依的方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
萨特采用辩证法对人类社会进行研究，他的辩证法的根本特征或基本概念是总体化。他说：“如果某个作为一种真理的东西应该可能在人学中存在的话，那么，它必须是变化的，它必须成为总体化的。不言而喻，这个双重的要求规定了自黑格尔以来被叫做‘辩证法’的这个存在和认识（或理解）的运动。”（《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版，第2页）
辩证法要求真理的变化性，这应该是好理解的，意义自明，无须多言。而辩证法要求真理成为总体化的，则不那么好理解。对此，一种通常的观点是，将总体化理解为一种确定的整体性；真理成了整体性的真理，即关于整个世界的真理，或整个世界普遍存在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不是指在一种总体化的过程或努力中不断形成的真理。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真理“变化”的要求也就落空了。
当萨特说，辩证法是总体化的，他的意思并非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指辩证法外在地观察、研究一个统一体或某种总体性。萨特在批判美国社会学方法论时指出：“对于辩证的总体化的运动，人们用一些事实上的总体来取而代之，这自然导致对辩证法和历史的拒斥，其原因在于辩证法首先只是一个形成过程中的统一体的真正运动，而不是对一个已经形成的统一体的研究，即使这种研究是‘功能性的’和‘动态的’。” （《辩证理性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版，第60页，译文有更动）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辩证理性批判（3）
在萨特看来,辩证法的起源是被自己的物质性所支配的人的实践；辩证法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实践和异化中获得的体验（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这样做），又是一种重新构成的人类历史和构成方法，它可以让人们把握正在进行中的总体化过程。 总而言之，辩证法应该是身处总体化过程中的人的思想，而且这思想自身也是总体化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萨特所说的总体化只是就个人而言，因此是成问题的。实际上，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从来没有将个体的人孤立地抽取出来加以研究；当他说到个体时，总是将个人与他人、群体、阶级、社会联系在一起。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批判研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个体生命和人类历史之间的根本一致性（或者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是‘它们的相互透视’。”“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类历史中同时地既是个体又是总体。”（《辩证理性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版，第204、192页，译文有更动）
他认为，那种抽象的人（man）是不存在的，只有通过其所属社会和驱动他们的历史运动来自我确定的人们（people）。辩证法应该来源于这些具体的人，而不是什么超个体的总体。
个人实践的总体化与阶级实践的总体化是否是互不相干、两回事情？萨特并不这样看。首先,个人和阶级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他说：辩证法的对象“就是在社会领域中的个别的人，是处于集体对象的和别的许多个别的人的环境里面的阶级之中的个别的人，就是由于劳动分工和剥削而被异化、物化、神秘化而又用了歪曲的工具手段同异化进行斗争——尽管也慢慢地获得一些进步——的个人。” （《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版，第98页)离开了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哪里有什么阶级？反过来也一样，不具有某种阶级属性的个人也是不存在的。萨特同时承认这两个方面，而不是顾此失彼。
其次，跟上述对萨特总体化思想的指责相反，萨特不但承认在个体总体化和社会总体化之间有着某种矛盾冲突，还承认社会总体化的结果对于个体的支配作用和规律。他说：“我完全同意，有一种社会事实的特定实在。这个实在正好意味着：关涉到这个实在的每一个个体总体化都会归于失败，被它所偏离，或者成为一种否定的总体化。重要的是，这些社会事实毕竟是集体的社会活动的产物。”“社会事实有它自身的结构和支配个体的规律，但在这里我仅仅看到，已活动过的物质对改变它的力量的回答。”(《思想纪游》)
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个人不会完全受制于社会事实及其规律。他明确说：“我们反对把异化的人同一个东西混为一谈，也反对把异化同支配着外部环境条件的物质规律混为一谈。我们肯定人的行为特殊性，因为人的行为虽然通过社会环境却同时保留着它自己的种种规定性，而且它在一定的条件基础上改造着世界。” （《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版，第69页）
他还说：“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人是他的产物的产物：通过人的劳动而自行创造出来的一个社会的各种结构，对每一个人规定了一开始的客观状况：人的真实性在于他的劳动和他的工资的性质。但是人的真实性又是在他经常以他的实践扬弃这种真实性的情况之下被规定的。” （《辩证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版，第70页）
这两方面看似矛盾对立的观点，其实是一致的。上述那种观点指责萨特说，“萨特把社会实践、历史、实践的物质条件等等都归入纯粹惰性的必然性的类别”，而将自由仅仅归之于“个人实践活动”，是只看到了萨特所说的东西矛盾对立之处，而没有看到它们实质上的内在同一。
其实，必然性并不就是必然性，自由也不仅仅是自由。萨特说：“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的生命深化到变成历史，它就必然在它的自由发展的深层上揭示自身为历史进程的严格的必然性，以便在更深的层次上重新发现自身是对这一必然性的自由，并且最后揭示自身是自由的必然。” （《辩证理性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版，第205页）
上述那种观点的一个基本立论是，萨特的总体化、辩证法是从个体出发。到底是从个体的人出发，还是从社会总体出发？我觉得这样提问本身就存在着对萨特思想的误解。萨特的辩证法既是从个体的人出发，又是从社会总体出发。萨特明确谈到他的辩证方法是探索性的，它告诉了人们新的东西，因为它同时既是逆溯的，又是前进的。所谓前进，就是由社会总体状况来解释个体的人，也可以说是从社会总体出发；所谓逆溯，就是由个体的人反过来理解他所在的社会总体，也可以说是从个体的人出发。萨特说，他的方法是在个体对象和时代之间不断丰富的“一往一来”，最终使得两者由死板的并列变成一种生动的矛盾。
实际上，一旦使用总体化这个概念，萨特就在个体的人和非个体的人类现实（如果一定要这样分的话）之间建立起一座不可摧毁的桥梁，因为总体化就是总起来规定某种东西，将总起来规定的东西截然分开并对立起来是毫无意义的。
《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出版后。有不少人非难它、批判它，也有不少人称赞它、同意它。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肯定了这部著作的影响之巨大。萨特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一个流派的代表人物。在西方思想史和哲学史上，任何一个研究者都无法忽视《辩证理性批判》这样一部重要著作的存在。它创立了一种构成的历史的人学，奠定了人学辩证法的基础。而萨特，这个从来不想成为哲学创造者的人，现在却成了这种辩证人学或人学辩证法的无可争议的创始人和缔造者。
萨特在写《方法问题》和《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时，确认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而他的哲学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一块飞地，即马克思主义自己产生后又抛弃了的地方。经过了一些年的继续探索，他的思想有了一些变化。现在他不再认为《辩证理性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它在某些领域接近马克思主义，但它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
在70岁这一年，萨特总结说：“虽然我曾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再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有一种解释人的方法，即认为人是其经济制度的产物──这是不符合我的信念的。我认为个人的自由是存在的，它必须构成真正革命的基础。”由于他的自由观念，他的哲学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哲学。它不可能忽略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有着联系，但不被它所包含。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把人的自由作为出发点。
另一方面，他又说，马克思主义有些主要方面是站得住脚的：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等。他认为，今天需要的是另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应该顾及马克思主义，以便能超越它，扬弃它，重新拿起它，把它包含在自己身上。为了达到社会主义，这是必要条件。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拒绝诺贝尔奖（1）
这一时期萨特在文学创作方面，完成了他的戏剧颠峰之作《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但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左派失败，戴高乐上台，……这一切，使萨特沉入写作之中以求得解脱；而他那玩命似的写作活动，反过来又加剧了他的紧张状态。最后，这些东西集中起来，导致了他身上的一场危机──身体的和精神的。
现在萨特在构思一个新剧本，他想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于当前事件的态度，正像当年写《苍蝇》一样。这时，萨特感到自己在写作中出现反常现象：在构思剧本情节时，头脑中一片空白，几乎没有任何意识；随后出现幻听，不断有“启示录四骑士”几个字在耳旁响起，这是他小时候读过的一部小说的书名。他开始服用镇静剂。
由于同剧院经理订了合同，萨特不得不克服自己的反常状态，勉力支撑着把剧本写下去，但进展十分缓慢。他往往是一坐半天，在纸上写写画画，但几乎写不出一句像样子的话来。他既紧张又疲乏。一天，萨特同剧院经理贝里奥一起吃午饭，他本想把杯子放在桌子上，结果在离桌子还有很远的地方就小心翼翼地松了手，杯子落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完全丧失了距离感。
贝里奥见状大惊，马上给专家医生约了个时间，让萨特去检查。医生给他开了药，嘱咐他不要喝酒、抽烟，要休息。萨特听了医生的话，但他不可能不继续工作。现在萨特完全变了一个人：脖子僵硬，脸色呆板，说话行动很不自然；以前那种生气勃勃、坚决果断的态度消失不见了；性情也十分反常，要么傻乎乎地一声不吭，要么突然大发脾气。波伏瓦再次带萨特去看医生。医生说，萨特有可能发作心脏病；他用脑过度，而感情用得更过度；他必须在精神上保持平衡，可以干一点工作，但不能与时间赛跑；如果继续这样干下去，恐怕活不过半年。
波伏瓦接着去找贝里奥，请她延长交剧本的时间。贝里奥同意了。波伏瓦告诉萨特这些事情，而他毫无表情，似乎什么都没有听见。不过以后他工作时间开始缩短，身体状况慢慢变好。1959年暑期，萨特和波伏瓦在罗马过了一个月。现在萨特的身体好多了，他正在给剧本结尾，这个剧本的名字是《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在波伏瓦看来，这个剧本是萨特戏剧中最好的一个。萨特自己也很满意，不过当他回想到自己的写作过程时，却充满着痛苦意识，所以他没有给《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以特别的评价。
《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彩排时萨特心情十分紧张。由于《涅克拉索夫》演出不太成功，几年来，萨特的对头一再嚷嚷：“萨特才气已尽，再也写不出好东西来了！”他的朋友也告诫说：“赶快再写一出戏！因为上一出戏失败了，你不写，就再也不敢写戏了！”萨特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在乎自己作品可能产生的反响。
9月23日，这个剧正式公演，萨特心里忐忑不安。开演前，他和波伏瓦在大街上散了一会儿步。附近一幢楼房着火了，他们站着观看消防队员灭火。回到剧场，他们分别在这个那个包厢站着，断断续续地看着戏。演出结束时，后台和化妆室挤满了人，都是来祝贺演出成功的。观众十分喜欢这个戏。几乎每一个评论家都认为《《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是萨特写得最好的戏剧。
萨特写这个戏剧时，曾打算用另一个剧名《输者赢》或《赢者输》。显然，刺激萨特写这个戏剧的最直接的动因是阿尔及利亚战争。他把剧的背景安放在德国，是因为如果正面触及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暴力问题，这剧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上演，剧本会被扼杀。而当年法国同德国对峙的局面正像现在阿尔及利亚同法国相对峙。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萨特在思考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一个充满暴力的社会里，任何人都不能避开折磨别人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
剧中主人公弗朗兹是一个大造船主的儿子，从小被作为接班人培养，既十分高傲自负，又具有清教主义的道德。战争期间父亲同纳粹合作，弗朗兹颇不以父亲的行为为然。为了赎罪，他收留了一个被纳粹分子追捕的波兰囚犯。在父亲的干预下，纳粹分子没有追究这件事，但要弗朗兹立即上前线作战，而那个波兰囚犯被纳粹当着弗朗兹的面杀害了。
在前线，弗朗兹本想以一死来赎父亲的罪也就是他自己的罪，哪知拼死作战的结果，不但没有阵亡，反而一连得了十二枚奖章。最后他所在部队被切断联系，他成了掌握生杀大权的长官。这时，他充当了施刑者，参与了他所厌恶的罪行，对当地村民施行了残酷的拷打。他所在部队几乎全部被歼灭，而他一人逃回德国。
弗朗兹在家闭门不出10多年。他逃避现实，不愿见到德国战后复兴的真相。如果德国战后不是仍然废墟一片，那他的过去就会化为乌有，他就只不过是一个战争罪犯。他的妹妹莱妮帮助他制造假像，让他在梦幻中扮演一个拯救德国的英雄角色。
悲剧总有结束的时候。父亲在弗朗兹隐居13年后终于见到儿子，向他说明真相。他们驾车向易北河开去，一起死在这场人为的车祸中。与此同时，客厅里正播放着弗朗兹留下的录音：“未来久远的世纪啊，这是我的世纪，孤独而畸形，他是被告。……这个世纪本来应该是美好的，如果人类不被自古以来的残暴之敌盯着的话。这敌人发誓要毁灭他；它是无毛、邪恶的食肉野兽，它是人自身。……”
观众看《阿尔托纳的隐居者》，起先是以旁观者的态度谴责剧中人如弗朗兹，因为他是杀人犯和刽子手。看到后来，观众慢慢感到不自在，不舒服，最后他们认识到，这些德国人不是别人，就是他们自己。他们也是杀人犯，他们也是刽子手，在这个充满暴力的社会和时代，他们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充当帮凶，迫害、拷打和折磨他人，谁都不能自称无罪。
就涉及到酷刑和拷打来说，《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同《死无葬身之地》之间有一种承绪关系。而这个新的戏剧比前者在思想上有更深的挖掘。好与坏、善与恶、高尚与卑鄙、良知与冷酷、神性与兽性，是人性的一体两面。一个人只有不断地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扬弃和自我超越，才能避免堕落、沉沦、异化，从而充分实现自身的自由。
1961年，萨特打算重写自传，书名改为“词语”。直接的原因是他这时没有钱用了。他已经欠了伽利玛出版社的一笔钱，这是作为预付款给他的。原先的稿子“无立足之地的让”萨特觉得很不满意。那里面政治色彩太浓，而且在采用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方法上也太僵硬。这次萨特重写，希望把它写成一部文学性特别强的作品，比他以前所有的作品都更有文学性。因为这时他有一种心态，觉得自己是在向文学告别，而《词语》正是一种向文学说永别的方式。他应该在《词语》中同时实现它、解释它和离开它。
萨特此时的心态较为复杂，而复杂往往是成熟的表现。这一次他十分成功地完成了这部作品。他在改写时十分注意作品的风格。对萨特来说，《词语》中有许多最为讲究的段落。他在这方面花了大量时间，下了很大工夫，仔细推敲。萨特希望对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采用一种独特的描述方式；他还希望这书的每一个段落中都有一些暗示，一些含蓄之处，一些意在言外的东西。萨特特别讲求遣词造句之灵巧，他要用这些精致的东西来打动读者，迷住读者。他的目的达到了。
正像萨特的每一部成功的作品都是别出心裁、不同凡响一样，《词语》也充分体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它不是单纯的回忆录，没有单纯的叙述或议论或分析，甚至没有单纯的过去时或现在时，一切都交织、穿插在一起；一切都看似随意、其实是精心安排的结合在一起，把偶然的人生经历变为超时间的必然，给读者以新奇和立体的感受，以联想和深思。
萨特1953年写这本书的初衷没有变，他仍然想探求导致他投入文学事业的“神经官能症”，正是由于这种症状使他数十年能心安理得地沉溺于文学生活之中，视文学为生命，把文学看作某种绝对的东西。他不想把这个自传写成充满故事性的东西，不想让那些并无多大意义的逸闻趣事充满书中，他应该通过历史的境况来确定自己，特别要说明他为之而写作的是什么，他的神经官能症之源。他不仅仅专注于自己的人生，还要把他这一代人的命运描绘出来。
萨特在这次改写中避免了第一稿中对自己写作生活的极端否定态度。在那一稿中，他几乎为自己选择了文学事业而后悔。他一度完全皈依到政治这个新领域，而近十年的实践让他感受到，正像文学并不能拯救一个人一样，政治也并不比文学更能拯救人。一个人可能由于神经官能症投入文学，他也可以由于这种症状而投入政治。一切都有它的限度。
这样，透过《词语》，我们可以听到一种“复调”：一方面是对这种文学入迷状况的尖刻嘲讽，另一方面又有着缓解和体谅。简言之，萨特对他前半生的文学生涯不是过分否定和完全抛弃，而是扬弃，是否定之否定。事情其实很简单：文学即使不是绝对，也不会完全没有价值。而一个终生从事写作到五、六十岁的人，即使认识到文学的局限性，他能够完全把它抛弃掉吗？
《词语》发表在《现代》杂志1963年10-11月号上，1964年1月伽利玛出版社出单行本。它的出版获得评论界的好评，虽然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如有的认为这标志着作者又回到文学上来了，有的认为这是作者自欺的新表现，有的认为这是对其童年的谴责，有的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等等，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这是一部优秀作品，可以与文学史上的任何经典自传作品相媲美。正是由于《词语》的巨大成功，促使瑞典皇家学院把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
1964年夏，一位意大利朋友来信说，他已获悉瑞典皇家学院把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他让萨特准备一份授奖仪式上的演讲稿寄来。萨特面临着选择。他本人想拒绝这个奖；他的朋友中，年纪大一些的要他去领，而年轻的希望他拒领。最后萨特打定主意：拒绝这个奖。当报纸上落实了他获奖的消息后，萨特立即给瑞典皇家学院写了一封措辞委婉但意思明确的信，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萨特以为这样一来，对方会取消他的获奖人资格，谁知瑞典皇家学院根本不顾及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仍然把这项奖给了他。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拒绝诺贝尔奖（2）
得知这个消息后，萨特立即写了一个声明，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于10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在声明中，萨特说明了他拒绝的理由。从个人方面说，他的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例如战后拒绝了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位勋章。一个作家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应该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写的词语来获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荣誉都会对读者造成压力，这是他不希望有的。签名为“让─保尔•萨特”，这是一回事；签名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让─保尔•萨特”，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作家应该拒绝让自己转变成一个机构，即使是像现在这样在被给予最高荣誉的情况下。
从客观方面说，他的理由是：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的和平共存。他完全意识到它们的对抗必然会采取冲突的形式，但这应该是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会谈，而不应该是机构之间的事情。因此他不能接受来自官方机构的任何荣誉，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即使他能够很好地理解它们存在的理由。例如，虽然他同情社会主义者，如果人们要授予他列宁奖──当然事实上没有──他也会理所当然地拒绝。
瑞典皇家学院授奖给萨特的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萨特在声明中就“自由”的问题作了解说。他说，如果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在他和其他人签署“121人宣言”时给他这项奖，他将会十分感激地接受，因为这就不仅是给他个人，而且还是给他们为之奋斗的自由带来荣誉。
在西方，人们把自由仅仅理解为一种抽象的东西，而在他看来，它意味着一种具体得多的自由──人们应该拥有不止一双鞋的权利，应该拥有肚子饿了就能吃饱的权利。对他来说，接受这项奖比拒绝它更为危险。如果接受了，就会使自己处于他称之为“被客观利用”的境地。
由于拒绝诺贝尔奖，萨特又一次在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中引起轰动，尽管他自己并不希望有这种轰动。为了躲避记者，他来到波伏瓦的住处。不久，萨特母亲打来电话，她的住处紧靠萨特公寓，她看到一大群记者围在他的门前。
过了一会儿，有人按波伏瓦的门铃，这是有些记者猜出萨特躲到这边来了。一直到凌晨两点，门铃声不绝。为了能得到一点清静，萨特走了出来，让这些记者拍了些照，简单地说了几句话：“我拒绝荣誉称号，因为这会使人受到束缚，而我一心想做一个自由人，一个作家应该真诚地做人！”第二天早上，萨特一出门就被一大群记者和电视摄影师围住了，他们一直跟到萨特的住处。在要进门时，萨特回过头来说：“我不希望自己被埋葬！”
对于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尽管萨特在声明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新闻媒体是不会放过这个“反常”行为的，于是就有了种种荒谬的说法。有的说萨特是因为加缪先于他获奖而拒绝；有的说是因为波伏瓦嫉妒的缘故；还有的说是因为萨特太有钱了，根本不在乎这2600万法郎。实际上萨特正是因为缺钱花才赶着写《词语》这本书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萨特是为了出风头才安排了这场拒绝的喜剧。这显然是对萨特的恶意贬损。萨特事先写信拒绝就是为了不造成轰动。如果瑞典皇家学院改变主意另授他人，就不会有这种情况；萨特并不知道颁奖者根本不尊重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事情确实是荒谬的：正因为萨特拒绝了诺贝尔奖，拒绝了名声，他反而获得比得奖更大的名声，更加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但这并非他的初衷，他也对这种荒诞的“无意插柳柳成荫”的局面无能为力。
萨特还收到大量来信，都是向他伸手要钱的。这些人请他先把这笔钱领回来，再给他们。他们当中有要办实业的，买农场的，作航海的，保护动物或树种的，……总之他们奇怪萨特为什么会拒绝这笔钱。如果萨特去领了这笔钱，无论他怎样挥霍，这些人就会视为正常，不来伸手了。
萨特之所以拒绝诺贝尔奖，除了他在声明中所说的两个理由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制度。在将近70岁时，萨特在他的口述自传中专门谈到这个问题。萨特认为，我们周围的多数人对荣誉勋位、诺贝尔奖和类似的东西过于看重了，而事实上这些奖不说明任何东西。它们仅仅符合等级制度给出的区别，但这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是抽象的存在，是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存在。他反对诺贝尔奖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把作家分成等级，把文学分为等级。
他说：“我的深层实在是超出荣誉的。这些荣誉是一些人给另一些人的，而给这荣誉的人，无论是给荣誉勋位还是诺贝尔奖金，都并没有资格来授予。我无法想象谁有权给康德、笛卡尔或歌德一项奖，这奖意味着现在你属于某一等级。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有等级的实在，在其中你处于这种或那种地位。我拒绝这样做，所以我拒绝一切荣誉。”
“我认为自己超出任何可能提供给我的荣誉，因为它们是抽象的，从没有对准我。我完全反对诺贝尔奖，因为它把作家分成等级。如果15世纪或者16世纪就有诺贝尔奖，我们就会看到，克莱芒•马罗得了奖，而康德没有得到它──他本应该得到的，但因为混乱或因为评审团的某些成员做了这事那事，这奖没有给他──当然，维克多•雨果可能得到它，等等。这时，文学好像完全被规定、安排在一种等级制度中。”
萨特还进一步分析说，诺贝尔奖是年奖。这个奖同什么相符合呢？说一位作家在1947年得到它，这是什么意思呢？对那些较早得到它的人，或对那些没有得到它但他们又写了大概是更好的东西的人，它又意味着什么？这个奖有什么意义？真正可以说他们在把它给某一个作家的那一年他就比他的同事、比其他作家更优秀，而在这之后的一年又有某人更优秀吗？人们真正有必要这样来看待文学吗？好像那些在一年或很长时间都是优秀的人们只有在这个特别的一年才能被承认是优秀的，这合理吗？应该说这是荒谬的。显然，一个作家不可能在一个给定的时间里对其余的人来说是最优秀的。他最多只是最好的那些人中的一个——而“最好的人”的说法表达得不好——应该说他是那些真正写了好书的人中的一个，而他跟他们是平等的。他可能是5年前、10年前写了这些书。
最后萨特将话题回到他自己身上：“我发表了《词语》，他们认为它值得一看，一年后就给了我诺贝尔奖。对他们来说，这就给了我的作品一种新的价值。但人们本该在一年前就得出这种结论。在我还没有发表这本书时，我的价值就要小些吗？这真是一种荒谬的看法。按一种等级制度的次序来安排文学的整个观念是一种反对文学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完全适合于想把一切都变成自己体系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社会。等级制度毁灭人们的个人价值。超出或低于这种个人价值都是荒谬的。这是我拒绝诺贝尔奖的原因，因为我一点也不希望──例如──被看成是跟海明威名次相当。我非常喜欢海明威，我个人也认识他，我在古巴同他见过面。但我完全没有想过我跟他名次相当或在对他的关系中应该排在何种名次上。这种想法我认为是幼稚的甚至是愚蠢的。”
萨特反对等级制的思想基础是他对天才与平等的关系的看法。他认为，那种天才超人的思想同平等的思想并不矛盾，因为天才和超人只是充分表现了作为人的实在的存在，而根据地位和等级制度来分划分自己等级的人们只是一种未加工的材料，其中可能找到后来出现自由突变的超人。但这种未加工的材料毕竟不是由超人构成，而是由低能者组成，它是符合于那套不是面向人本身而是面向其属性──面向铁路巡警、出版检查官、教师等等──的等级制度的，总之，是职业、行为、他们用心包装自身的物体，即那些易受等级影响的东西。但如果一个人达到相当深度，等级就不可能了。萨特说，这是他为自己逐渐搞清楚的东西。
关于他自己是不是一个天才，萨特说，“我只是在一闪念的直觉中才感受到我的天才；其余的时间它只是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在我这里，有一种难以理解的矛盾现象，我从没有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天才的作品。虽然它们都是按照我对天才作品的理解和要求去写的。我不轻视自己的作品。它们代表着某个重要的东西。而作为一个天才我有权嘲笑这些作品，拿它们取笑，虽然同时它们具有第一等重要的地位。如果一个天才不被承认，他不应该让自己绝望。”
萨特指出，关于天才思想的难点在于，在不同的智力之中有一种同等的东西。这就是说，一个作品可能被称为佳作，因为它的作者适合于写这类作品，他具有一定的专门技巧，但并不是因为他具有一种别人不具有的性质。最后萨特说：“我想，我可能比另一个人更加有天资一些，智力较发达一点。但从根本上看，我的智力、感受力和别人是相同的。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优越性。我的优越性就是我的书，当然这是就它们是好书来说的，但另一个人也有他的优越性──这可能是冬天在咖啡店门口卖的一包热栗子。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优越性。就我而言，我选择了这一个罢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养女阿莱特（1）
在爱情关系方面，这一时期有一个女子进入萨特生活，她开始是萨特的情人，后来成为他的养女。1956年3月，一个叫阿莱特•艾卡姆的阿尔及利亚籍姑娘给萨特写了一封信。她19岁，是犹太人，在卡涅的凡尔赛公立学校读书。当时她正在准备一篇论文，打算通过巴黎高师的入学考试。她读过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在信中，一方面，她就论文的有关问题向萨特请教，就萨特哲学中的有关问题请萨特解答；另一方面，这时阿尔及利亚战争已经打得火热，她作为一个生活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感到十分苦恼，不知何以自处，于是也在信中抒发自己的苦闷。萨特回了信，让她寄论文来。以后他们不断有书信来往。然后顺理成章地是两人见面。然后阿莱特成了萨特的情人，他的最年轻的情人。
1958年，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刺激，也由于从事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写作的过度紧张和疲劳，萨特一度经历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在这困难的日子里，除了波伏瓦的照护外，阿莱特也给了他许多抚慰。萨特和阿莱特曾一起去威尼斯度假。在那里，萨特写了《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最后一幕的初稿。萨特将剧本的内容读给阿莱特听，特别是主人公弗朗兹的演讲，让她提意见。阿莱特说，弗朗兹的讲话有些夸张和做作，但萨特的表演倒十分精彩。
要了解萨特与阿莱特的关系，他俩的通信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资料。但萨特去世后，阿莱特并未出版他俩的通信集。不仅如此，当波伏瓦出版萨特的书信集（主要是萨特给她的信）时，阿莱特还特别要求波伏瓦，将萨特信中有关她的内容悉数删去，以至于波伏瓦在该书序言中特别声明：“为了不让第三者──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感到困窘或难堪，我删去了一些段落，改变了一些人的姓名。这些改变全都是由我一人作出的。有些地方是应艾卡姆─萨特女士的要求而改变的。”因此我们对萨特和阿莱特的关系很难有详细具体的了解。但阿莱特的这种要求从另一方面表明，她和萨特的关系一定有不少不希望为外人所知的亲密。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阿莱特在萨特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了。除了其他因素外，阿莱特有音乐特长是一个重要原因。音乐在萨特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特别是弹钢琴，这一爱好撒特保持到晚年，直到他的胳臂因病不能活动才罢手。
从有关资料看，波伏瓦也能够弹一点钢琴，但水平不高，因此不能经常与萨特一起合奏。她和萨特经常进行的音乐活动是在一起听唱片。而阿莱特能够弹一手好钢琴，还吹得一口好笛子，歌也唱得不错。因此，萨特很喜欢坐在钢琴旁为她伴奏，或者同她进行二重奏和二重唱。在从事这样的活动时，应该是萨特一天最为放松的时候，也是心情最为舒畅的时候。大概其他的女性都不能取代阿莱特在萨特生活中的这种作用。
1965年1月底，萨特正式申请收养阿莱特为自己的养女。这一年3月，这个申请得到批准。此时距萨特和阿莱特认识正好9年。这一年萨特60岁。
萨特收养阿莱特为女儿，直接目的是为了改变她恶劣的精神状态和不利的社会生活状况。阿莱特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是悲惨和不幸的，因此她的精神状态一直不佳，长期处于忧郁状态。而作为一个阿尔及利亚籍犹太人，在法国是倍受歧视的。萨特对于自己喜爱的女性，愿意奉献出一切。他很想帮助她改变精神状况，帮助她抹去过去的阴影，希望她能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希望她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最根本的，是希望她有自信心。此前萨特交往的女性，例如月亮女人和万达，最根本的问题是对自己、对生活缺乏自信。萨特也试图帮助她们改变，但她们年纪大了，很难改变。而阿莱特还很年轻，还有较大的可塑性，萨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她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据我猜测，为了改变阿莱特的地位和状况，也许萨特曾经想过同她结婚。以前他在帮助波伏瓦和万达时都想到这一招，这也是他能够为喜爱的女性拿出来的最后一份礼物。但他比阿莱特大32岁，再同她结婚显然不适合；而且这还涉及到同其他女性的关系，特别是同波伏瓦的关系。于是他决定收养她为女儿，实际上，就他的年龄来说，显然，作她的父亲是足够了的。这样一来，阿莱特就自然地加入了法国籍，成了一个法国人，在法国生活不会再受歧视。作为萨特的养女，她也有了新的身分，无论在社会地位还是在财产方面都有了安全和保障。而且这里还有一种亲情关系，一种家庭气氛，这些对于改变阿莱特的精神状态都是有好处的。
至于这一行动的内在因素，则较为复杂。萨特去世后，阿莱特在出版他的《奇怪战争日记》和《伦理学笔记》两本书时接受记者采访，谈到萨特收养她的问题。她说，萨特收养她是为了帮助她。她还说，他俩的这层关系中有些游戏的成分，因为她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而过去也无法抹杀掉。那么，这种“游戏成分”是什么呢？
由于萨特从小没有父亲，又由于母亲再婚的影响、对继父的反感，萨特不喜欢父子关系，认为这是一种带强制性的关系。他既不想被人强制，又不想强制于人，因此他不愿意结婚，当然更不愿意有孩子。但是，他对于这种人伦关系还是感到好奇。他在伦理学笔记中对这种关系作了探讨。而收养一个女儿可以满足他的这种好奇心，作为实际上没有子女的一种补偿，当然，这是象征性的，或者如阿莱特所说，是带有游戏成分。
实际上她是他的情人，而在名分上她是她的女儿。这里似乎有一种乱伦的关系。而萨特确实有一种乱伦意识。在自传《词语》中他直言不讳地说：“大约10岁时，我读了一本名为《横渡大西洋的客轮》的书，十分着迷。书中有一美国小男孩和他的妹妹，两人天真烂漫，彼此无猜。我总是把自己想象为这男孩，由此爱上小女孩贝蒂。很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写一篇小说，写两个因迷路而平静地过着乱伦生活的孩子。在我的一些作品里不难发现这种梦想的痕迹：《苍蝇》中的俄瑞斯忒斯与厄勒克特拉，《自由之路》中的波里斯与伊维什，《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的弗朗兹与莱妮。只是最后这一对才有实际的行动。这种家庭关系吸引我的，与其说是爱的诱惑，不如说是对做爱的禁忌；火与冰混杂，享乐与受挫并存，我喜欢乱伦，只要它包含着柏拉图式的成分。”萨特所想象的“柏拉图式的乱伦”，在他与养女阿莱特的关系中得到实现。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养女阿莱特（2）
在这一收养行动中，还包含着一种因素，即萨特的“犹太人情结”。多年来萨特一直将犹太人问题当作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萨特对于犹太人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他觉得，“二战”期间，纳粹迫害和灭绝犹太人，他作为一个非犹太的欧洲人，对此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未能制止这种罪行。那么，将阿莱特收养为女儿，也许就含有这种赎罪意识。
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我想来，萨特收养阿莱特之后，他俩之间情人关系的成分可能会逐渐减弱，而他对她的类似父亲对子女的感情可能会逐渐增强。其实萨特对这种感情应该不完全陌生。当年萨特对万达就存有这种感情。实际上萨特对于他所喜爱的女人，不仅仅是性的关系，甚至主要的也不是性的关系，而是一种感情关系。（例如对奥尔加，根本就没有任何性关系，但他仍然喜爱她。）
有论者提到，大约在70年代中后期，阿莱特同维克多有恋爱关系。所以维克多“对老人的拐骗”，阿莱特也起了作用。两人“恋爱”的说法是否确切，尚不能肯定。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两人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波伏瓦在对萨特最后10年的回忆录中谈到，阿莱特赞同维克多的新的思想倾向（即由毛主义转向犹太教的上帝），而且两人在一起学希伯莱文，在对待萨特的态度上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联盟。维克多同萨特的谈话都是由阿莱特根据录音整理、打印成文稿，而波伏瓦往往迟迟看不到这些谈话。波伏瓦对阿莱特的评价是，她对于萨特的哲学著作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虽然她是学哲学的。这一评价是否公正暂且不论，大概有一点是确实的：萨特之所以喜欢阿莱特，恐怕主要不是她的哲学思想。
我们可以推断的是，就萨特同阿莱特的关系而言，到了后期，萨特对于她更多的是对女儿的爱，因此不会限制她同别的男性交往甚至谈恋爱，即使不是同维克多。这里，萨特对她的态度，与当年对万达的态度有根本的区别。那时萨特对万达确实有一种独占的心理，容不得她再有别的情人。这种区别的原因，也许是环境的不同（战争环境与和平环境），也许有年龄的不同，也许最根本的，是阿莱特与万达自身的情况的不同。
如果说萨特同阿莱特的关系会对什么人产生影响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波伏瓦。有记者采访时问阿莱特：“关于收养你的事情，西蒙娜•德•波伏瓦是不是置身事外？”阿莱特回答：“完全置身事外。”
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一书中说，萨特收养阿莱特，使她继承了包括文学资产在内的一切，这是对波伏瓦最终的背叛。到底是不是这样？对于这一问题最有资格作出回答的是波伏瓦本人。首先，波伏瓦并不认为这是对她的背叛。如果是，她早就提出来了，而且会影响到她同萨特的关系。她确实是对此“置身事外”。这里波伏瓦有一个基本原则：是否收养阿莱特，这完全是萨特个人的事，这是他的自由，而她不应该有任何干涉。
其次，就实际情况而言，萨特的这个行动，并不会对波伏瓦的权利造成什么损害。在经济方面，萨特收养阿莱特时（1965年），波伏瓦已经是一个十分有名的作家，她靠自己的版税收入过生活应该是绰绰有余，完全不须依靠萨特。而萨特却养活着不少人（包括阿莱特；即使没有养女的名分，他也得养活她），老是在愁钱不够花，《词语》就是在缺钱的动力下得以完成的。恐怕萨特在手头上比波伏瓦还拮据。波伏瓦挣的钱虽然没有萨特多，花销也比他少多了。
在文学遗产继承方面，我想，波伏瓦也不会在意的。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应该由波伏瓦做萨特的遗产继承人，至少是文学遗产方面，但波伏瓦并不认为有这个必要。其原因大概有这样两个：一是波伏瓦并不能肯定自己活在萨特之后，所以这种预先确定继承关系并无意义；二是她知道萨特本人并不很在意他的文学遗产，他常常把自己未完成或不准备发表的文稿、笔记随意给那些索要的朋友，也不要别人归还，因此她尊重他的这种习惯，也不特别催促他办理有关这方面的事宜。
即使阿莱特成了萨特的养女，她在萨特生活中的地位仍然不会超过波伏瓦。波伏瓦仍然是与萨特关系最为密切的女性。波伏瓦的这一地位没有任何动摇，尽管她在萨特那里没有任何名分。实际上，要说名分，她确实相当于萨特的妻子，只是她不要这名分而已。波伏瓦去世以后，他们的朋友很自然地将她和他合葬在一起。大家是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即使是同萨特有亲密关系的女性包括阿莱特，也无一人持异议。萨特与波伏瓦的关系并非名分可以确定或羁绊的。所以，确实可以说，萨特收养阿莱特的行动，对波伏瓦没有任何影响。
实际上，这一行动对萨特与其他女性的关系倒有一些影响。因为在此之后，就亲密的程度和重要性而言，阿莱特仅次于波伏瓦而居于其他女性之上。除了其他因素外，阿莱特还有一个优势是年龄。在同萨特有着长期持续交往的女性中，阿莱特是最年轻的。1956年，51岁的萨特同她相识时，她才19岁。萨特去世时她也只有40多岁。阿莱特展现在萨特面前的，是她一生最好的年华。
萨特晚年患病严重时，经常守候在他身旁照护的，是波伏瓦和阿莱特。而波伏瓦同萨特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一些。这时，波伏瓦确实是扮演着妻子的角色，虽然她没有任何名分；而阿莱特也扮演着女儿的角色，虽然她并非萨特的亲生女儿。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审判美国（1）
60年代，美国开始侵略越南。萨特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他在一个讲话中说：“今天越南人民正为我们全体而战斗。这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和进步力量应该联合在一起，打倒这个傲慢自大、残暴无耻的世界警察，来曲折地呼唤自由。现在在越南，我们的命运正在被决定；正是在那里，我们将发现是否存在着对我们既无剥削又无异化的可能性，是否有任何可能让第三世界国家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中得到利益，获得自由和尊严。正是在越南，通过今天经受的痛苦和折磨，给我们指示着前进的道路。”（《萨特自述》）
1965年初，美国康乃尔大学邀请萨特去作反对美国干涉越南的讲座。这个大学是反对越南战争的先锋，教授们曾向美国总统约翰逊递交过抗议书，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美国派兵在越南南方消灭游击队。萨特同意去美国。但后来情况有了变化，从２月７日开始，美国以北方参战为借口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萨特感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应该去美国。他向康乃尔大学说明理由，还向报刊发表谈话回答了有关问题。他认为，在这时去美国会在不发达国家特别是古巴和越南引起愤慨。开始，美国左翼不理解萨特的态度而指责他，后来逐渐认识到，萨特是对的。他拒绝邀请造成的影响比去后发表谈话大得多。
这一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上，萨特发言说，不应该屈服于美国的讹诈，而应该真心实意地支持越南，这是防止战争升级的唯一办法。越南人热烈鼓掌，苏联作家爱伦堡则批评萨特支持中国。萨特认为，苏联对越南的支持是不冷不热的，它本来可以猛烈地反击美国，这并不会引起世界大战，因为美国人并不比苏联人更希望有这种战争。
1966年7月，一个叫舍恩曼的年轻人找到波伏瓦。他是美国人，住在英国，是罗素基金会的秘书长。他向波伏瓦介绍了伯兰特•罗素的计划：仿照纽伦堡审判的先例，成立一个法庭审判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他邀请她和萨特作为法庭成员参加。他还特别声明听证会在巴黎举行，他们不必全参加，只是在最后作出裁决时出席两三天。萨特和波伏瓦同意了。 萨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明了这个法庭的性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判断美国的政策是否有害，这对我们当中大部分人来说是毫无疑问的，而在于调查它是否在法律的意义上犯了战争罪行。”
11月，在互助大厅举行了反对越战会议。大厅坐满了人，多为年轻人。萨特说：“我们支持越南，不只是从道义上考虑，越南人也是为我们而战！”全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12月，萨特写了一篇文章，宣布罗素审判战争罪犯法庭的存在，并驳斥了审判没有意义的说法。他说，这个法庭将完全用法律的方法来确定美国是否犯有战争罪。法庭裁决将以纽伦堡应用的法律、布里昂德─凯洛格条约和日内瓦公约为基础。
1967年1月，萨特到伦敦会见舍恩曼和许多法官，规定审判法规。在巴黎还开了其它的会，有时郎兹曼作为萨特的代表参加。法庭原定在巴黎举行，但戴高乐不想得罪美国人，拒绝给予法庭成员签证。于是法庭又同斯德哥尔摩接触，瑞典政府先是拒绝，后来又勉强同意。这样，萨特和波伏瓦就必须去外地来介入此事。
5月，萨特和波伏瓦来到斯德哥尔摩。法庭的名誉主席是罗素，他年事已高，留在英国，不参加具体活动。萨特是执行主席。南斯拉夫人德杰迪将主持开庭。他曾同铁托一起作战，铁托受伤的那天，他的妻子正好被杀。他本人头部也受了伤，有一块弹片至今医生无法取出。 战后德杰迪曾在南斯拉夫担任重要职务，后因抗议铁托对一位作家的迫害而被判刑。在被允许离开南斯拉夫后他到了美国，在大学教书。现在萨特和波伏瓦同他成了朋友。其他法官多为各国著名法律专家或高级知识分子。
开庭前萨特致函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要求美国派律师在法庭上辩护，对方没有作直接答复。但腊斯克对新闻记者说：“我不会跟一个94岁的英国老头玩小孩的游戏！”萨特对这种态度作出反应，他发表谈话把罗素同腊斯克作了比较，指出腊斯克只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国务院官员而已。
在斯德哥尔摩的日子异常紧张，每一天的日程都被排得满满的。萨特和波伏瓦几乎没有单独说话的机会，也没有时间读书看报。经过无数次的讨论、投票、起草文件、统一意见，最后，萨特宣读了一份文件，陈述了裁决的理由，然后让人们提问并回答问题。最后，第一轮审判终于圆满结束。整个会场爆发出热烈掌声，古巴人放声大哭，越南人眼里充满泪水。
11月19日，萨特和波伏瓦从巴黎飞往哥本哈根，法庭设在离城20英里的一个工会大楼内。这次审判活动不仅又有了许多新的控告材料，还有３个目击证人，一个是特种部队成员，他自己动手打过俘虏，自称战犯；一个是黑人，也在拷打和大屠杀现场，他按照军官的命令，枪杀过一个妇女，原因仅仅是她走向指定集中地点时不够快。还有受害者出庭作证。
12月1日，法庭最后一次开庭。会堂座无虚席。萨特宣读判决书。法庭一致认为，美国人使用了禁用武器，以与战争法相违背的非人道的方式对待俘虏和老百姓，犯了种族灭绝罪。法庭还一致谴责美国对老挝的侵略，谴责泰国和菲律宾作美国的同谋。法庭有３个成员认为日本帮助了美国，但它不是侵略越南的同犯。在对所有问题作了回答后，法庭审判圆满结束，会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欢呼声，大家相互拥抱。
多年后，萨特在回顾罗素审判战争罪犯法庭的情况时指出它的意义：“如果人民能够制止政府宣布战争，那就太好了，但那时不是这种情况，至少我们可以同相同的力量一起建立一个审判法庭，听从人民的认可。这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的争辩和讨论对于我们首要的使命来说是第二位的，首要的是给群众一些他们为自己阅读和判断的东西。这样，如果我们能够产生足够的影响，获得足够的支持，我们的判决就是有效的。正像已经发生的那样，我们干得不错，因为我们是在提供的证据的基础上，控诉了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的美国人，并判决他们的这种罪行。”（《萨特自述》）
他进一步分析说：“罗素审判战争罪犯法庭产生于一个双重的矛盾的认识中：纽伦堡审判表明创立一个调查战争犯罪机构以及在需要时作出判决的必要性。今天，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都还没有创立这样一种审判机构。在这里我们充分认识到，没有一个人委托或授权我们干我们正在干的事。但如果我们采取了主动行动，这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没有一个人可以授权给我们。显然，我们的审判法庭不是一个机构，我们也不想取代某个已经存在的机构。相反，我们的审判法庭诞生一个普遍的不可能性，诞生于一个需要充实的空虚，诞生于一个遍及全世界并因此其自身无法听到的控诉。这个审判法庭相信，它的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它的完全的无力和它的普遍性之上。”（《萨特自述》）
这一时期萨特还在密切关注着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他一直对犹太人问题深感兴趣。在战前他就发表了《一个工厂主的童年》，对反犹太主义者作了辛辣的讽刺。他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极度厌恶，一个原因是其对犹太人的态度。战后萨特对犹太人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的《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一书是一部经典之作。甚至在他对阿莱特的特别钟爱中，也不乏他对犹太人深切同情的因素在内。
1967年萨特和波伏瓦出访埃及和以色列。在此之前，他们从这两个国家获悉，它们都同意他们同时访问另一国。2月，萨特和波伏瓦受埃及《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的邀请去埃及访问，海卡尔是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朋友和发言人。陪同他们的有郎兹曼和一名埃及新闻记者。在机场上海卡尔迎接他们一行。他们下榻的饭店距尼罗河只有几步之遥。第二天他们参观了开罗博物馆，以后又多次参观，里面收藏着整整一个古埃及文明历史。
由于斯芬克司和金字塔早在照片上见过，他们第一次看到它们并不感到特别惊讶。从近处看它们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从沙漠处远眺，不禁使人赞叹不已：它们好象是抽象派雕塑和超现实主义绘画。埃及政府拨了一架小型飞机供他们使用。在飞机上他们看到过去一直神往的景色：在一片大沙漠中，一条狭窄的绿洲在其中蜿蜒伸展，那是由尼罗河水灌溉而成的谷地。
然后他们乘船顺尼罗河而下，参观了阿斯旺大坝。阿斯旺大坝向大部分沙漠地区提供灌溉，被称为纳赛尔湖。美国曾拒绝为这项工程提供资金，这导致苏伊士运河在1956年收归国有；而苏联给予了必要的援助。他们参观了农场和农村，人们挥舞着旗帜，上面写着“纳赛尔万岁”、“纳赛尔是农民之友”。他们高呼：“萨特万岁！西蒙娜万岁！”显然这是预先组织好了的，但村民们确实对他们有好感。
最后纳赛尔总统接见他们，同他们坐在一个大客厅里，喝着果汁，谈了3个小时。萨特谈到18个关在监狱里的年轻人，他们被控企图重建共产党。萨特临来时他们在法国的家属请他向纳赛尔提及一下此事，干预一下。纳赛尔表示考虑解决。萨特还没有离开埃及，纳赛尔就把人放了。看来萨特还是很有面子的。
萨特同他谈到巴勒斯坦问题。纳赛尔的态度是，他并不想通过同以色列打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萨特还参观了在加沙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萨特同巴勒斯坦领导人作了交谈。萨特希望能找到一个兼顾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权利和以色列人生存权利的办法。而这些领导人有着一些过激的想法和言辞，因此谈话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审判美国（2）
结束在埃及的访问后，由于埃及和以色列之间不通航，萨特他们第二天前往雅典。上午在这个城市转了一下，随后登上一架去特拉维夫的飞机。出面邀请萨特他们的是包括以色列政界、大学和文学界在内的接待委员会。总的来说，右翼对萨特抱有敌意，左翼对萨特较为友好。一路上他们看到，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处境是不好的，受到各种歧视，土地被剥夺，在国内被视为第五纵队，阿拉伯国家则认为他们是叛徒。萨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从没有遇到哪个阿拉伯人对自己在以色列的生活感到满意，从没有哪个阿拉伯人说他目前享受了一个以色列公民应有的权利！”在访问的最后一天，以色列领导人艾希科尔接见了他们。萨特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正如他一路上所做的那样，在这个最后场合，萨特又谈起了巴勒斯坦问题和居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处境问题。
在离开以色列飞往雅典时，萨特和波伏瓦的感觉是乐观的。每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要求都不会接受，但埃及和以色列不需要战争，这对它们都没有好处。但在萨特回到巴黎没几天，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爆发了一场严重冲突。一个多月后，埃及宣布向以色列作战。萨特、波伏瓦、郎兹曼等人签署了一分呼吁书，要求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不要采取敌对行动，但他们对结果已经不报幻想了。战争最后以以色列的胜利而告终。萨特和波伏瓦对战争感到惋惜，同时又为以色列得以继续生存而感到庆幸。埃及失败，它还能存在；而以色列一旦失败，它的生存就成为问题了。他们并不认为──像许多左翼分子认为的那样──这两方面一定有谁是谁非，一方正义而另一方就是反动；他们始终认为，两方应该避免战争而争取和平共处。
由于苏联开始了文化解冻，一些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能够有一定的活动余地，他们希望同萨特对话。1962年7月，萨特和波伏瓦去了苏联，他们是应苏联作家联盟的邀请参加和平运动会议。6年时间，苏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见到一位来自格鲁吉亚的女大学生，她在巴黎呆了整整一年，研究的题目是萨特。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一位叫列娜•佐尼娜的女士充当萨特的翻译，并由她安排各种具体活动。她皮肤较黑，但人很漂亮，也很聪明，受过良好教育。萨特同她有着很好的友谊。他的《词语》一书就是献给她的。这次他没有受到1954年那种高规格的接待，没有那种无休无止的宴会和祝酒辞，报刊上也没有大肆宣扬。这反而让萨特感到自在。他有了许多自由活动时间。苏联朋友请他到家中，他们交谈，有时还因看法不一致争论。萨特喜欢这种气氛。
1963年，在意大利成立了一个名叫欧洲作家共同体的组织，鼓励东西欧作家对话和交流，萨特和波伏瓦参加了。7月，这个组织在列宁格勒召开大会。但由于此前苏联的文化形势急剧恶化，这个大会的气氛很不对劲，无法进行真正的对话和交流。为了在面子上说得过去，这个大会最后总得有点什么。在最后一次会议期间，苏联一方索尔科夫突然找到萨特，请他作一个照顾双方的总结。萨特摘下耳机，也没有换个地方，很快写出一份言简意陔的宣言。他在会上作了精彩的发言，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赫鲁晓夫接见了大会代表。是他请他们到苏联来开会的，但他现在却对他们恶语有加，好象这些西方来的知识分子全是资本主义的奴仆。萨特他们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到莫斯科后，一位知道内情的朋友告诉萨特，赫鲁晓夫态度的改变是因为，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就在几里路外度假，那天早上他去见了赫鲁晓夫，要他提防这些人，说他们是危险分子，他们的左派样子是装出来的。一次赫鲁晓夫同爱伦堡私下交谈时，责怪他不该促使萨特离开共产党。爱伦堡辩解说，萨特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共产党。
1964年5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去苏联参加纪念谢甫琴科150周年大会。在莫斯科，他们仍然感到文化专制的压力。卡夫卡《审判》的俄译本没有出版，萨特的《词语》也是经过许多周折才在《新世界》上发表，而且评论者认为它不慎重、好表现、嘲讽自己也是违背乐观主义的、诋毁人类，等等，显然根本不理解这本书。萨特责问大会组织者：“你们到底接不接受东西方文化共存的观念？如果不接受，为什么要邀请我？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1965年7月，萨特和波伏瓦再次去了苏联。他们发现，赫鲁晓夫下台似乎给文化领域带来好的变化。《新世界》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阿克玛托娃的诗歌和爱伦堡的回忆录。但许多禁忌仍然存在。萨特在爱伦堡的建议下，写了一封信，通过苏联作家联盟给米高扬，请求赦免布罗茨基。布罗茨基是一个犹太青年，写了一些诗，靠翻译维持生活。然而他以过寄生生活的罪名被审判，再就是他的诗句“灰色的云在街头涌动”被认为时对祖国的诋毁，此外还说他对马克思不恭敬，最后他被判5年强制劳动。萨特的信递去后不久，布罗茨基被允许回到列宁格勒，恢复了自由。
10月，苏联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因被指控在国外发表反苏作品而被捕。1966年2月，他们分别被判7年和5年徒刑。爱伦堡等62位作家在一份呼吁书上签名，要求释放这二人。当萨特和波伏瓦在5月2日到达莫斯科时，爱伦堡问：“这个时候你们还来干什么？”《现代》杂志曾发表过索尔仁尼琴的小说，萨特很想同他见见面，并请列娜居中联系。但索尔仁尼琴拒绝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恶劣形势。因此在1967年，萨特拒绝了苏联作家联盟大会的邀请。如果去了，看起来好象是赞成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判罪，赞成迫使索尔仁尼琴沉默的局势。他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对苏联当局的抗议。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一直为萨特所关注。年初，捷克党内保守派的头头诺沃提尼被迫辞职，改革派的杜布切克任书记。春天，知识分子利用改革派上台的机会开展活动，新闻检查制度被废除，报刊电台享有完全自由。到后来，工人也参加进来，工人争取言论自由行动委员会纷纷成立，工人同知识分子结成联盟。7月，苏联等５国发表声明反对杜布切克的政策。８月，苏联的坦克驶入布拉格，就像当年对付匈牙利那样对付捷克斯洛伐克人。这时萨特和波伏瓦正在罗马。萨特当即发表谈话，称苏联人为战犯，表示要与苏联彻底断绝关系。
10月，萨特和波伏瓦在巴黎见到捷克斯洛伐克朋友利姆。他向他们介绍了一年来这个国家发生的详细情况，并代表布拉格剧院经理邀请萨特和波伏瓦参加那里《苍蝇》和《肮脏的手》的首场演出。他们接受了邀请。11月28日上午，他们乘机到达布拉格。天气又湿又冷，乌云密布。他们在下榻的饭店稍事休息，就直接去了剧院。这时《苍蝇》的彩排已经接近尾声。他们走进大厅，受到热烈欢迎，观众多为学生。
萨特和波伏瓦走上舞台，一些学生向萨特提了几个问题。萨特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苏联的入侵是一桩战争罪行。自己当初写《苍蝇》是为了鼓励法国人进行抵抗，现在他为这个剧本在被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上演而高兴。他们的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
第二天晚上，萨特和波伏瓦出席《苍蝇》的首演式。剧院里人挤得满满的。戏演得很不错，导演和演员都很棒。一些台词赢得狂热的喝彩声：众神之父朱庇特对俄瑞斯忒斯和厄勒克特拉说：“我来帮你们一把！”全场哄堂大笑。厄勒克特拉听到朱庇特诱人的承诺后问道：“你要我怎样报答你呢？”他回答道：“不要什么报答……或者说几乎不要什么报答！”全场笑声更响了。朱庇特说：“一旦自由在人类心中爆发，神灵再也没法干什么不利于人的勾当！”这时全场气氛异常活跃。观众在许多地方发现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隐语，于是起劲地鼓掌。演出结束时，他们向萨特和波伏瓦热烈欢呼。
第二天晚上，观众对《肮脏的手》也作出了热烈反响。他们发现剧中有许多台词暗指近来的事态发展。贺德雷说：“无论哪一支占领军都不受欢迎，哪怕它是红军也不例外！”这时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萨特和波伏瓦看了苏军入侵布拉格之夜以及随后一天拍的记录片。布拉格人也让他们同时看了由苏联人拍的记录片。这个苏联版的记录片也在布拉格上映，以便让人们鉴别真假，看到底是谁在歪曲事实和欺骗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几天时间里，萨特还在电视台上讲了话，语气较为缓和，但反对苏联入侵的意思是一样的。萨特知道捷克斯洛伐克人是要用他来帮助他们同敌人作斗争，他也愿意帮助他们。他同许多知识分子见了面，进行交谈。萨特和波伏瓦离开布拉格时心情是沉重的，但他们相信事情不会就这么完结。回巴黎后不久，萨特为利姆的一本书作序，利姆在这本书中汇集了许多著名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反对苏联干涉的声明。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五月风暴（1）
1968年5月对所有的法国人来说都是无法忘却的，而对于萨特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经过这场“5月风暴”，萨特在国内重新投入实际政治活动，直到他的生命结束。
事变开始发生在春天。３月，法国南特大学校园发生骚乱，为反抗学校的种种清规戒律，学生们占领了学校行政大楼。他们散发传单，反对越南战争，反对在学校受到的压迫。校长关闭了学校，想以此迫使学生就范。学生们转移地方，占领了巴黎索尔本大学。警察包围了学校，学生们开始撤离，许多学生在撤离时被捕。法国教师联合会号召全体教师罢教来支持学生的行动。
5月8日，学校当局在索尔本大学召开大会，要处分带头“闹事”的学生。而法国学生联合会在这一天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示威。学生和警察在拉丁区多次发生剧烈冲突，许多学生遭到毒打，被带上警车。以后几天，学生不断地举行游行示威，而警察在大街上设置路障，残暴地殴打示威者，甚至祸及无辜的过路人。
萨特刚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个事件，以为不过是一般学校校园内的骚乱。后来事情闹大了，他十分关注它的发展，一旦认识到事件的政治意义，就毫不犹豫地介入进去。5月9日，萨特与波伏瓦等人发表声明，坚决支持学生的行动，希望他们继续保持反抗的力量，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脱离这个异化的体制，并呼吁“全体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从道义和物质上支持学生和教师的斗争活动”。
12日，萨特向卢森堡电台记者发表谈话。首先，他在与自己这一代人的对比中赞扬了学生的行动：“这些年轻人不愿意有一个同他们父辈一样的未来，因为像我们这些人的未来证明了我们是一些懦夫，由于完全服从而变得软弱、疲乏和精神萎靡，是这个封闭社会制度的牺牲品；只要一到工作的年龄，这个制度就立即压在我们身上。”
接着，他指出，学生与大学体制唯一的关系就是砸烂它；而要砸烂它，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上街游行。在像法国这样的西方国家里，人们普遍精神萎靡，唯一不满现状的左派力量就是学生。他希望这种力量能够很快地由学生扩大到所有的青年人。
最后萨特表示：“现在应该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决定他们将采取什么样的斗争形式，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没有资格向他们说三道四，因为尽管我们也反抗了一辈子，最后仍然难免受到这个社会的某种牵制。”萨特的谈话没有一点学生导师的味道，反而充满了对于学生的理解、尊重、赞扬和支持。他的谈话很快就被学生印在传单上在拉丁区散发。
13日，法国政府为了平息事态的发展，表示同意开放索尔本大学，但还是爆发了有五、六十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参加者有学生、教师和工人，他们举着横幅标语，高喊口号：“学生、教师、工人联合起来”、“我们要受欢迎的政府”、……
学生们随即占领了索尔本大学校园，现在它成了人们自由活动的中心：到处都是标语、传单、漫画和大字报，到处都有一群群人在热烈地争论着，任何人都可以表述自己的观点，而别的人也可以表示赞同或反对。萨特进一步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的年轻同事和朋友经常去那里转悠，听听各种讨论甚至激烈的辩论，也参加谈话，可以给萨特反馈许多重要信息。人们讨论得最多的是以色列同阿拉伯的冲突问题、巴勒斯坦问题。
20日晚，萨特应学生运动领导人的邀请来到索尔本大学。他的这一举动本身就在表明，他是完全支持学生占领学校的行动的。萨特即将来校园的消息吸引了无数的学生。组织者预先告诉萨特，会场秩序可能很乱，可以容纳4000人的大厅挤满了7000人，许多人都是站着。萨特坐在大厅正中，周围全是听众，没有麦克风。刚开始的时候，学生的反应不够友好。他讲了几句话后，会场就安静下来了。萨特表示对学生的完全支持。他说，通过学生运动，一种新社会的观念正在形成，这一社会是建立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社会主义与自由相结合的基础上的。他还回答了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最后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此前萨特与学生运动领袖科恩-邦迪有一个谈话。他指出，学生的行动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对政权的想象。萨特将学生占领校园的行动同1936年工人占领工厂的行动作了比较，认为学生的想象力更为丰富，索尔本大学墙上的标语就证实了这一点。“你们的出色行动让人吃惊，因为它打乱了现存秩序，否定了我们社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所有因素，我将它称之为对可能性领域的扩大。”
接下来学生来到工厂，向工人发出共同战斗的号召：“工人阶级从学生瘦小的手中接过战斗的旗帜吧！”工人们迅速响应，到24日，罢工人数已接近1000万。工人们占领工厂，升起了红旗。他们的口号是：“工厂属于工人”、“权力属于工人阶级”、……
５月底，右派开始进行反击，戴高乐分子组织队伍游行示威。由于学生这段时间在巴黎大街上有种种暴力行动，如焚毁汽车、砸破商店橱窗等，而且他们内部也混进流氓、恶棍为非作歹，市民们不像以前那样支持他们了。在公民投票中，戴高乐派获胜，这场五月风暴慢慢被平息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萨特一如既往地支持学生。他认为，学生的暴力是一种回答警方挑衅的反暴力。他还多次批评原先的同学、现在的大学教授雷蒙•阿隆，因为他站在反对学生的立场上。他说：“我敢担保阿隆从未否定过自己，在我看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不配当一名教师。”萨特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种怀疑精神，那他就一文不值；当然他也应该忠实于某种东西。知识分子应该既忠实于政治和社会的总体，又不断地怀疑这个总体。这两者之间也许会产生矛盾，这是一件好事，这种矛盾是有益的。如果只有忠诚而没有怀疑精神，这是不行的，他就不再是一个自由人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五月风暴（2）
萨特后来总结5月风暴说，这是第一个暂时实现了某种与自由相近的东西的大规模社会运动。这个运动探求什么是行动中的自由。归根到底，在街垒上造成68年5月事件的那些人什么也不要求，至少不要求政府可以让步给他们的任何明确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们要求一切：要求自由。他们不要求政权，他们没有试图夺取政权，因为今天对他们来说，需要消灭的是使行使权力成为可能的那个社会结构本身。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五月运动本身还不是一场革命。在五月运动中法国青年渴望一场文化革命──而要达到它，他们还缺少造成一场真正革命的能力。也就是说，革命在开始时，完全不是文化方面的而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的权力争夺。
5月风暴使萨特恢复了自己的实际政治活动。由于匈牙利事件同共产党断绝关系后，他不从事政治活动已有10多年。这是因为，在共产党之外，再也没有其它左派。而现在新的境况又给了他一个机会。不过他觉得这个运动对他来说，来得迟了一点。他已经60多岁了，由于精力不济、身体病衰，他很难像那些年轻人一样活动，这是他深感遗憾的。即使如此，他还是尽心尽意投入政治活动之中。
５月风暴后，萨特继续同左派分子保持联系。1968年秋，他开始从事《斗争关系》的编辑工作，这是一份在各行动委员会中流传的公报。在这以后，“无产阶级左派”或毛主义者办了《人民事业报》，发表了激烈抨击政府的文章。1970年，两名主编接连被捕。一个萨特并不认识的毛主义者请萨特来主编这份报纸。而这个报纸头一天还发表文章攻击他。虽然这些毛主义者对他并不友好，并且说好了这只是一个挂名主编，萨特还是答应出任主编。他们实际上是利用他，利用他的名声和地位来保护这份报纸。萨特同意了。尽管他的政见同这些年轻人不完全相同，但他相信这个组织和这家报纸是革命的，是为普通老百姓说话的，他愿意被利用。
在这两个主编被审判的同时，“无产阶级左派”组织被取缔。萨特出庭为他们作证。萨特说，他站在证人席上，而另两位主编却在被告席上，他感到十分愤慨；他要求释放这两个人。当记者和律师请萨特就“无产阶级左派”在这一天被取缔一事发表看法时，法庭禁止萨特作出回答。最后这两个主编仍然被判有罪，一个监禁１年，一个监禁８个月，但《人民事业报》并没有按起诉人的要求被取缔，仍然保有合法性。
萨特主编的《人民事业报》第一期在1970年5月1日出版。当局没有抓他，但内务部长下令在印刷厂没收每一期报纸。而报纸在此之前大部分已经发出。警察要把厂长带走，工人们把他截了下来。第二天，萨特在波伏瓦的住处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对这种违法行为提出抗议。
警察没有在印刷厂搜索到报纸，就逮捕了30名卖《人民事业报》的报贩，说他们企图重建非法组织“无产阶级左派”。为了抗议这种专制行为，萨特决定走上街头散发报纸。他们一共去了10个人，还有大批记者随之而来。这时是下午5点半，许多人正在忙着买东西，街上人很多。萨特他们挤进人群，一边散发报纸，一边喊道：“请看《人民事业报》，请支持新闻自由！”
一个年轻警察走到萨特跟前，从他手中夺过报纸，并抓住他的手臂。摄影记者马上抢拍下这个镜头。这警察把萨特带向警察局，波伏瓦他们跟着一起走。这时街上有人向警察喊道：“你抓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警察连忙松开手，转身走了。但萨特还是跟着他走。萨特的朋友在一旁大叫：“不要让那个家伙跑了！”警察越走越快，最后跑了起来。于是萨特他们继续分发报纸。旁观的人看到这一幕都乐了，觉得很有意思，他们纷纷索要报纸。没过多久，报纸就分发一空。
卢森堡电台播放了记者实地录音，人们从广播里可以听见萨特他们在喊：“请看《人民事业报》。”也能听到萨特一边走一边解释：“《人民事业报》没有被取缔，逮捕它的报贩是非法的。”其它一些新闻媒体也对此作了报道。
6月26日，萨特他们又搞了一次卖报活动。这次人更多，有20人参加。他们在大街上散发报纸。大约一刻钟后，来了四、五个警察，随后离去。过了一会儿，他们开着警车回来了。他们要所有卖报的都上车，并声明：“你们不是被捕；带你们去是为了检查身分。” 到了警察局，所有的人都被叫了进去，只留下萨特。警察对他说：“萨特先生，你是自由的。”但过了不一会儿，萨特也被叫了进来。原来他看到自己一个人被留在外面，又开始散发报纸，于是他们把他也带了进来。
警察开始登记审查，他们问：“除了萨特先生，你们还有谁是知名人士？”被审查者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都是知名人士！”警察表示怀疑：“你们的名字我一个都没听说过！”被审查者讽刺地说：“那是你太孤陋寡闻了！” 问话的警官气急败坏地喊道：“好吧，那我也算是知名人士了！”然后他把萨特和波伏瓦请到另一个房间，打算把他们放了，留下其他的人，被他们拒绝。
这一下警察全慌了，他们到处打电话，其中一个喊道：“糟了，这事办糟了！”显然他们得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释放萨特同时又扣下其他的人，萨特和波伏瓦的态度使他们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一个小时后，来了一位高级警官，把萨特拉在一边说，半小时内将释放所有的人。萨特和波伏瓦明确表示，他们两人要最后离开。当他们离开警察局走到街角时，被记者团团围住。萨特发表讲话说：“我的目的不是希望自己被捕，而是让政府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况！”
法国和欧洲各大电视台、电台，法国各报刊都对这事作了报道，《法兰西晚报》还刊登了萨特去警察局受审时关在警车栅栏里的照片。以后萨特他们同当局还有一些遭遇战，当局仍在没收报纸，萨特他们仍在示威、抗议、散发报纸。最后，当局终于厌倦了这场无意义的争夺战，《人民事业报》终于能够在报亭公开出售。
萨特的行动使他同毛主义者的关系密切起来，他们开始愿意同他对话。他们的头头是一个叫彼埃尔•维克多的年轻人。维克多同萨特讨论各种情况和看法。以后他们的关系发展为一种友谊。后来，在1973年2月，有另一份左派报纸《解放报》，萨特也担任了它的主编。
1968年以来，萨特参加的各种政治活动不计其数。游行示威、发表声明、出庭作证、签名、抗议、谈话、……这里既是境况使然，也是萨特主观上希望介入的结果。在他看来，到了老年，一个作家创作文学作品的能力减弱了，就应该大大从事一下政治，更多地在这一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故人归去（1）
这一时期萨特的一些朋友和亲人陆续故世，这给在激烈紧张的政治活动之中的萨特在精神上、情感上平添了另一种紧张和激动。
首先是贾科米泰去世。战后，萨特同贾科米泰的友谊得到发展。他常去贾科米泰那里吃晚饭，每个星期都去。他们在一起，天南海北高谈阔论，惬意得很。贾科米泰喜欢谈自己的雕塑和绘画。开始萨特不太懂他谈的东西，后来理解他了。他们在一起还谈些别的，比如同其他人的交往啦，恋爱事件啦，他们之间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谈的。贾科米泰可以说是萨特除尼赞之外最好的朋友。
一天晚上，吃完饭后，贾科米泰带着一种赞赏的神情盯着萨特看，就像他通常看他的雕塑作品那样，然后说：“萨特，你很美！”
萨特笑了起来：“你说别的我都信，要说我美，我不相信。”
“你真的很美，”贾科米泰坚持说。
“那好吧，我很美，”萨特无奈地答道。
“你就像哈姆雷特。对！你总以为哈姆雷特一定是高个，瘦高个，等等。而我确信他是一个有着啤酒肚的小个子。不是吗？一个矮胖的小个子，就像你这样的头发和眼睛。非常美。”
贾科米泰是一个大雕塑家，他的眼光想必是不会错的。也许萨特身上真的有一种类似哈姆雷特的体现人类悲剧的味道。
自1960年以来贾科米泰身体状况不好，胃一直剧烈疼痛。他的内科医生也是他的朋友告诉他，这只是一般的胃炎，但他仍然忧心忡忡；为了逃避，就拼命工作，这样身体更加虚弱，有时他会晕倒在画室里。贾科米泰不再关心外部世界，在萨特同他谈话时表现冷淡，他们之间的交往自然减少了。1963年初，贾科米泰动了手术，医生说是胃溃疡。手术很成功。手术后几天，萨特和波伏瓦去医院看他，他有一种解脱感，急于重新工作。
没过多久，贾科米泰的夫人阿内特来见萨特，就一个重大事情请他帮自己拿主意：贾科米泰患了癌症，应不应该让他知道？她请教过医生，医生不同意她告诉病人。她认为萨特同贾科米泰有很多相同之处，想听听他的意见。萨特想了想说：“就我来说，我早就让海狸作了保证，不要向我隐瞒任何情况，”他认为应该告诉贾科米泰实情：“如果一个人决定生活下去，永远不欺骗自己，他就有权知道自己的死亡，以清醒的头脑利用剩下的时间。”
萨特还同阿内特谈起吉尔夫人的死。医生说，她一年后就会死。吉尔希望对她保密，他们都同意了。最后她平静地死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但吉尔后来感受到，他为自己不断地说谎而痛苦；谎言把他同他所爱的人分开了，造成一道永远不能弥合的鸿沟。萨特的话让阿内特拿定了主意，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告诉贾科米泰真相。
贾科米泰和阿内特去了瑞士。一天夜里，萨特接到一个电话，是贾科米泰打来的。他非常感谢萨特为阿内特出的主意。原来他的外科医生给他寄去一封信，让他转交给在瑞士照护他的医生，是一个意大利人。这人不太懂法语，要贾科米泰为他翻译这封信。信中写道：“这个病人患了癌症，但手术完全成功，病人对自己的病情一无所知。”贾科米泰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但他不知道阿内特在此之前是否已经知情；他们彼此小心翼翼地说话，十分不自在。最后阿内特终于向他说出了实情，而贾科米泰似乎正等着这个。他们都敞开心扉，取得了完全的谅解。
现在贾科米泰再也用不着一个人孤独地面对焦虑和死亡了。这样他的心情十分舒畅。如果不是萨特让阿内特下定决心说出真相，他们夫妇之间可能还会长期处在疑虑和相互猜忌之中。他们回到巴黎后，萨特去看贾科米泰，发现他恢复了乐观热情的态度，他们之间的谈话又像从前那样轻松愉快了。
1964年贾科米泰的母亲去世，他的精神一下子垮了下来。7月，萨特从苏联回来，从奥尔加那里得知，贾科米泰对萨特在《词语》中关于他的一段话很不满意，对萨特很是生气。
《词语》的这段话是：
20多年前一个晚上，贾科米泰穿过意大利广场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他受了伤。在腿被撞伤摔倒在地时，他的头脑还是清醒的，首先感受到一种快乐：“我终于出了点事！”我对他这种极端态度十分了解：他早就作好最坏的准备。他热爱自己的生活，因此不再希望任何别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却可能被一次偶发的、荒谬的事故所断送。他心想：“由此可见，我并不是天生要搞雕塑，甚至也不是生来就该活的。我并不为什么就生下了。”让他激动不已的是，那种危险因素突然被揭示出来，遇难时惊恐茫然的目光望着城市灯火、来往的行人和自己落在污泥之中的身体。对于一个雕塑家来说，无生命的矿物质本来就与他时刻相伴。我十分欣赏这种迎接灾难的意愿。如果一个人要喜好出人意外的事情，就应该喜爱到这种程度。甚至欢迎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因为这种事故向他显示，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他而存在的。
萨特当时写这段话也许是有感于朋友的癌症，把贾科米泰年轻时在一场车祸中对死亡的超然态度写了下来，给予高度赞叹。而贾科米泰似乎认为萨特歪曲了他的意思。10月，萨特见到他，谈起此事。贾科米泰说：“我不是生气，是感到迷惑不解。”他说，当时他正要去苏黎士，要离开他心爱的女人，为此而难受。当汽车撞了他，在救护车上，他想：“这下好了，又可以同她见面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故人归去（2）
萨特十分惊讶：“但你原先不是这样说的呀！”《词语》中这段话确实是萨特根据贾科米泰的谈话而写的；如果时后一种说法，萨特就不会把它当多大回事写进书中了。萨特无法解释贾科米泰怎么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而且为什么这样计较这件事。也许是死亡的阴影和压力造成心理负担和变异，现在往往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以引起贾科米泰的极度焦虑。在贾科米泰最后几件作品中，给人一种恐怖的气息，他把自己对于死亡的恐惧注入到人物惊恐的大眼睛中。
1966年1月1日，也就是新年第一天，贾科米泰在医院去世。在这之前，他的作品在伦敦、纽约和哥本哈根举行盛大展览，取得成功。临死前，他喃喃自语：“我的创作……我是成功的……”的确，在事业上贾科米泰是成功的，而死神残酷地压倒了这个老朋友，使他不断地沉浸在回忆和固执的念头中，现实的生命早在这之前就不复存在了。萨特和波伏瓦相对无言，久久地感叹无常的人生。
多事之秋的1968年刚过，1969年1月30日，萨特的母亲芒西夫人病逝。弥留之际她紧紧握住儿子的手，似有许多言语要说。
她经历了两次婚姻，但都没有感受到什么乐趣。上了年纪之后，她说：“我结过两次婚，也当了母亲，但我还是处女。” 当年她接受了芒西先生的求婚，以为这样会对儿子有利。后来她才知道，这事对儿子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在同芒西结婚后，她十分怀念早年同儿子在一起时亲密无间的关系，常常背着后夫邀请萨特和波伏瓦喝茶。
1945年芒西先生患心脏病去世。母亲希望萨特同她住在一起，萨特同意了。她高兴极了，把最好的房间给儿子住，自己只用一个小房间当卧室。她兴奋地说：“这是我的第三次婚姻。”但芒西夫人并没有完全得到预期的欢乐。已经去世的芒西先生的思想观念仍然深深影响着她，使她在许多方面难以理解儿子，常常同儿子发生争执。萨特并不怎么在意，而她会大发脾气。
芒西夫人还上过骗子的当。一天，来了一个年轻人，自称是美国人，说他妹妹在美国大学读书，十分崇拜萨特，托他来要自己偶像的照片。芒西夫人高兴地拿出了萨特从婴儿到少年时期的各种照片。结果这些照片并没有去美国，而是出现在巴黎一家下流晚报的末版上，还配有一篇恶毒攻击萨特的文章。
发觉这事真相后，芒西夫人为萨特受到的伤害而泪流满面。萨特安慰她，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同时也恳求她不要与新闻界接触。但她往往管不住自己，当她发现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而萨特从不表露出责备的意思，她就更难过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芒西夫人同儿子越来越相互理解，在儿子的帮助下，她逐渐克服了自小就养成同时又被丈夫强化的依赖性和某些偏见，变得坚强起来，有了更多的自主意识。尽管她生性胆小，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她坚决同儿子站在一起，承受住了公寓两次被炸的打击，安详地住在旅馆里，直到终年。1962年，她对萨特和波伏瓦说：“只是到了现在，已经80岁了，我才真正脱离我的母亲！”
搬出波拿巴街的公寓以后，芒西夫人住进拉斯帕伊大道一家旅馆。她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不须再爬楼梯，也不须干家务活。她同旅馆的年轻女侍者们相处得很好，平时看看书消遣消遣。萨特现在虽然没有同她住在一起，但住处离她不远，平时常来看她。
《词语》的出版让她兴奋异常。看了这书后，她笑着说萨特：“他对小时候的事情一点也不了解！”萨特对她和他之间亲情关系的描述让她感动不已。萨特没有写《词语》的续集，但她估计这个续集在她死后会写，而她不喜欢它，因为其中会谈到他的继父。芒西夫人十分清楚，她的再婚粉碎了她和儿子之间的某种东西。因此她常向波伏瓦解释她再婚的原因。虽然波伏瓦一再让她放心，说萨特能够理解这一切，但她仍然深感不安。
这以后她有了一件新的事情可干了。为了弥补《词语》的不足，她要按照自己的体验重写萨特的童年。在写作过程中她有了新的发现。她对萨特和波伏瓦说：“真是不可思议！我原以为我们一家人是一个整体。现在却发现，大家相互之间没有话说，人人都很孤独！”
自1968年以来，她常常头晕，有时会倒在自己的房间。1969年1月，芒西夫人突发严重尿毒症、中风、半身不遂，被送进医院。她处于昏迷之中，各种治疗仪器维持着她的生命。在最后的日子里，有两次，她眼睛微睁，好象认出了萨特，把那只还能动的手从被单下伸出，抓住萨特的手腕，紧紧握住不放，她已经不能说话，千言万语都在这一握之中。她想笑一笑，但脸部肌肉已经不听使唤了。后来她用姿势表示要萨特离开去干自己的事。
她不希望死，儿子就是她活着的充分理由。但死亡来临时，她也没有害怕。望着母亲好似沉睡的面容，萨特知道，自己生活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已经永远成为过去。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战胜病魔：幻觉与失明（1）
大约从1970年开始，也就是65岁时，萨特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明显的症状。9月底的一天，萨特在饭后喝了很少一点酒，身体开始摇晃起来。10月，医生对他作了10多次会诊，发现他的左半脑的循环系统功能严重失调，有一部分血管很狭窄。他接受了一系列大剂量的注射。医生嘱咐他少抽烟，注意不能过度疲劳。
到1971年，萨特的症状进一步加重。５月的一天，萨特从阿莱特那里回到波伏瓦住处时，两腿发抖，话说不清楚，嘴有点歪。这是轻度中风的症状。萨特像平时一样固执地要喝威士忌，结果到后半夜，他完全不能说话了，连上床也很困难。波伏瓦一整夜没有睡着，处于极度焦虑之中。
第二天医生作了检查。萨特的根本问题是，他左脑一个部位的血液循环出了很大障碍。这天晚上，萨特嘴上叼的烟老是掉下来。波伏瓦的养女西尔薇也在场，她拾起来给他，他接过后又从手中滑掉到地上。这个拾而复掉的过程不知重复了多少次。
因为萨特不能谈话，波伏瓦放了唱片，其中一张是威尔迪的《安魂曲》。萨特听着听着，嘴里咕咕咙咙地说：“这个对我倒挺合适！”听了这话，波伏瓦感到寒心极了。
一个星期后，萨特渐渐恢复了散步和说话的能力。这天晚上，博斯特来到波伏瓦寓所，他们三人一起过得很愉快，萨特的幽默感又回来了。波伏瓦当着萨特的面对博斯特说，她会因为萨特过量喝酒和使用兴奋剂而被迫同他吵架。博斯特离去后，萨特登楼上床睡觉，波伏瓦听到阳台上传来他轻轻的歌声：“我不愿意让我的海狸痛苦，哪怕是一点点……”这让她深受感动。
6月，萨特的舌疾急性发作，吃东西和说话都很痛苦。波伏瓦对他说：“真的，这一年糟透了，你整年都闹毛病。”
萨特回答““这没事。人老了，这都无所谓。”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不会持续很久了。”
“你是说因为一个人知道自己不久会死吗？”
“是的。所以，人一点一点地去开始死亡也是很自然的。年轻时就不同。”
萨特说这话的语气让波伏瓦十分震惊。他看来好象是站在生命的彼岸了。朋友们都注意到他的这种超然态度，许多事情在他看来是无所谓了，这无疑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命运不感兴趣。这一年年底，萨特突然对波伏瓦说：“我的健康已经消耗光了，我活不过70岁。”不过萨特的情绪是不断变化的。到第二年２月，他对波伏瓦说，“我想我还可以活10年。”这时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紧迫的危险了。
即使在他想到死亡时，他也不害怕死亡本身，而是想到对波伏瓦这样的亲人的影响。博斯特的哥哥彼埃尔病危时，博斯特问萨特：“你有时是不是害怕死亡？”萨特回答说：“有时是的。每个星期六下午，我去看海狸和西尔薇时，就对自己说，要是出什么意外，那就糟了！”波伏瓦问：“为什么是星期六？”萨特回答：“因为前两次发作都是在星期六。”他为自己的死将破坏一个美好的周末而遗憾。
这一年５月以来，萨特经常喝酒过量，特别是趁波伏瓦不在身边、无人管束的情况下，更是大喝一通；喝得醉了，走路摇摇晃晃，说话结结巴巴，有时摔倒在地上，鼻子都碰出血来了。波伏瓦多次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过量喝酒，他不肯说，只是敷衍道：“因为这样很快活！”实际上她能够猜出这个原因：他正在写《家庭的白痴》第四卷，他对自己的写作状况很不满意，因此借喝酒来逃避自己遇到的烦恼。
这一年暑期，萨特同波伏瓦在罗马度假，西尔薇同他们在一起。午饭后他们吃美味冰淇淋，萨特时不时突然奔向厕所，他的小便几乎让他来不及了。一天下午，他们由万神殿回旅馆，突然他在她们前面走得很快，一会儿他又停下来说：“猫儿撒尿在我身上了，是我走近栏杆时把我尿湿的。”西尔薇相信了，不禁大笑起来。波伏瓦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她什么都没有说。
10月初，他们回到巴黎。萨特小便失禁的情况已很经常。一次，在波伏瓦的住处，萨特起身上厕所，他的椅子上湿了一片。第二天波伏瓦对西尔薇说，这是萨特泼的一些茶水──为照顾萨特的面子，她想以此为他打掩护。西尔薇其实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笑着说：“是个孩子在随地小便！”
第二天晚上，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那儿又湿了一块。于是波伏瓦对萨特说：“你失禁了，应该去告诉医生。”萨特十分坦然地回答：“我早已对医生讲了。像这样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丧失了这方面的细胞。”
他的反应出乎波伏瓦的意外。过去萨特在这方面是非常拘谨的，从不提及他的生理功能，而且一向料理得很好。第二天波伏瓦问他，像这样小便失禁是不是让他十分难堪，萨特微笑着回答：“一个人老了，就不能要求得那么多！”
看到萨特这种随和认命的态度，波伏瓦十分感动；同时她又为萨特感到悲哀：他一向是不服输的，现在在岁月的磨损面前却无可奈何了。
萨特身体的另一个烦恼是牙病。他的牙常有脓肿，非常痛苦，不得不把上牙全部拔去，配一副假牙。但他担心这样一来会影响他口腔的正常活动，使他无法在公众面前讲话。一天上午，他拔去了全部上牙，在回波伏瓦住处时，一路上生怕让人看到。到第二天中午他配了假牙，情况比他想象的好：吃东西和说话都没什么影响，他才松了一口气。
现在萨特的情绪好了起来。11月底，萨特和波伏瓦一起看了关于他的影片的试映。电影上的萨特同波伏瓦和其他朋友一起交谈，仍然显得生气勃勃。看到一个个熟悉的镜头，波伏瓦默默地对自己说：“不，我们的萨特没有被疾病压倒，他还是他，坚强、热情、充满活力。”
由于动脉狭窄、脑部血液循环发生严重障碍，萨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现在他的主要问题还不是小便失禁，而是头脑的问题：神智有些不清，常常产生幻觉。
1973年3月初，萨特为他任主编的《解放报》赶写文章，过于劳累，导致病情突然发作。这天他在阿莱特那里，晚上10点，他的脸扭歪了，手中的香烟也掉在地上。更令人担忧的是，他明明坐电视机前，却问电视机在哪里，好象完全糊涂了，而且他的手臂也因麻痹而不能动弹了。
第二天萨特到医院作了检查，医生给他打了一针，他的胳臂能活动了，脸也不那么歪了，但头脑还是不怎么清醒，对自己犯病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这天晚上他住在波伏瓦这里。
早上，萨特起床来到阳台上，波伏瓦问他：“你还好吗？”
萨特摸摸自己的嘴，回答说：“还好，我的牙不疼了。”
波伏瓦对他的回答深感惊诧：“你的牙并没有疼过呀！”
“哪里，你知道，昨天晚上我们同阿隆在一起，”萨特语无伦次地说，突然起身去卫生间。
当他回来喝水果汁时，波伏瓦向他解释说：“昨晚来的不是阿隆，是博斯特。”
“噢，是的，我说的就是他，”萨特糊里糊涂地答应道。
“你记得吧，昨晚开始是很愉快的。后来你喝了一点威士忌，你累了。”
“不是因为威士忌，是因为我忘记取下我的耳塞了，”他又胡乱答道，整个思维完全是零乱破碎的。
波伏瓦十分惊惶，不知怎么办好。萨特一直是头脑混乱，不断产生幻觉。医生给他检查脑电图，他告诉波伏瓦，说女医生给了他一杯威士忌。这显然不是事实。他和女朋友莉莲•西格尔一起吃饭时，竟认不出她来了：一会儿把她当成波伏瓦，一会儿当成阿莱特。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战胜病魔：幻觉与失明（2）
医生检查的结果，萨特得的是一种脑缺氧症，吸烟是一个诱发因，而根本原因是他的动脉和小动脉狭窄的情况。医生赞同萨特到乡间去住一段时间，而萨特本人对此几乎没有任何表示，仿佛事情与他不相干。这个晚上他在万达那里时，老是没完没了地谈一个坐在他膝上的黑女人。
波伏瓦和萨特去了阿维尼翁。萨特头脑中仍然充满着错觉。他总是认为有一个约会，实际上它并不存在。他只有一些漂浮的印象，并没有具体的人和地点。但有时他又是很清楚的，能够记起一些事情来。
一天上午，他们一起吃早饭，波伏瓦对萨特说：“昨晚我们过得很愉快。”
萨特的回答有些犹豫不定：“是的，……但我想，昨天晚上我们没有必要外出。”
“你没有对我说过这个意思，”波伏瓦感到惊讶。
“来这儿后我就是这样。如果碰到别的人，我会处于危险之中。因此我想我应该避免见人。”
波伏瓦继续问萨特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他并不特别害怕任何人，但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件东西，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
萨特又抱怨说，在吃饭时，除了葡萄酒，总是波伏瓦在点饭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的头脑完全混乱了，以前到过的地方现在完全不认识了，常常想起那并不存在的约会，当天发生的事情马上就忘记了或者记错。
临回巴黎时，萨特又产生一个幻觉，以为有一个男人在折磨波伏瓦，采用的方式是不断地记下他的病状，因此他们必须秘密离开这里，以避开这人的纠缠。
回巴黎后，萨特头脑仍然是一片混乱。一次他同阿莱特一起吃午饭，对她说，他的一盒烟在下水道里着火了。看到阿莱特表示怀疑的神情，他又说：“你是不是认为我老糊涂了？但这是真的，大家都知道。”他还说刚才接受了一个英国人采访，这当然也是没有的事。
这天晚上，萨特喝威士忌时，没有注意到西尔薇在其中掺水。波伏瓦很不喜欢这种小小的欺骗行为，但她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来减少萨特的饮酒量。这一夜，萨特不停地喊道：“我就要满68岁了！”波伏瓦问他为什么这样激动，他回答说：“因为我原以为我将要满67岁。”
医生认为萨特最大的敌人是酒精和烟草，特别希望他戒酒，酒精会毁掉他的大脑。而萨特对于戒酒难以忍受，他说：“这等于是向我60年的生命告别。”
当萨特不在时，波伏瓦给医生打电话询问病情。医生说，如果萨特的病再次发作，他不一定能恢复健康。“那么，他是处在危险之中吗？”波伏瓦问道。医生的回答是肯定的。尽管波伏瓦对此已有预感，医生的话对她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４月他们去圣保罗。现在萨特几乎连侦探小说也不能读了。一天早上，萨特点燃一支烟，对波伏瓦说：“我不可能再工作了……我老糊涂了。”在医生面前，他带着一种天真可爱的神情说：“我不是变笨了，但我的头脑是空的。”
这一时期他的病情时好时坏，有时清醒，有时糊涂。在朋友们眼里，萨特显得神色沉郁，嘴角上总是挂着一个凝固的微笑，这是面部肌肉轻度麻痹的结果。到5月，萨特的神智有所恢复，他参加《现代》的会议，只是有时犹豫着叫不出人的名字来，对自己的病情也记不清楚。
槽糕的情况接踵而来。现在萨特的问题不仅仅在大脑，特别在眼睛。本来他自小只有一只好眼能够工作，现在检查的结果，这只好眼的视力已经丧失了40％。他作了两星期检查，仍不能确诊，视力变得更糟。现在他甚至低头趴在一个放大镜看报，仍然不能看清所有的东西。
一天下午，萨特去看了一位有名的专家。这位医生在他的太阳穴的静脉中发现一个血栓形成，在眼的后面发现三个出血点。医生诊断是一种有头晕发作的脑动脉疾病，他还有高血压和早期糖尿病症状。以后萨特又去看眼科医生，三个出血点有两个止住，20％的视力得到恢复。医生说两、三个星期可望得到总体恢复，但萨特仍感不安。在同几个要好的朋友吃饭时，他一言不发。他们走后，萨特焦虑地问波伏瓦：“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很古怪？”
萨特的眼睛并没有变好。8月中旬在罗马时，他的视力更差了，既不能阅读也不能写作。医生发现他眼睛中央有一个出血点，并说除了等待，没有别的办法；还发现他有青光眼初期症状，眼内压也太高。10月上旬，萨特去看眼科医生时，医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他的视网膜受到侵蚀，因此治愈是没有希望的。医生介绍了眼睛商制造的一种特制仪器，运用单侧视力，每天可以阅读一个小时左右。医生的话给了萨特可怕的一击，他好象是完全垮了。晚上博斯特来看他，他一言不发了，只有波伏瓦同博斯特谈话。
萨特和波伏瓦去眼镜商那里借了一台医生说的那种仪器，但它对萨特完全没有用处。看到的字走得那样慢，萨特宁可听别人朗读；何况这样他也没法去修改自己的文章。萨特并不特别失望，因为他对这事本来就没抱什么希望。他们把仪器退了回去。
12月萨特再次去检查眼睛。医生的话使他彻底绝望了：出血点已经愈合，但它在视网膜当中留下不可根除的疤痕，现在已成了死组织。离开医院时，萨特问波伏瓦：“那么，我再也没法阅读了吗？”他卷缩在车里，打着瞌睡。而波伏瓦心中如同刀绞。
虽然已经从医生那里得到关于自己眼睛的判决书，萨特在下意识里仍然不肯承认这个事实。他总是以为自己的阅读能力没有丧失。一次，他对波伏瓦说：“不要把《解放报》拿走，明天上午我要看。”其实他根本不可能看清它。
还有一次，波伏瓦要把灯从他的椅子旁拿开，他让她把灯放得离他近一些。
“你不是说灯碍你的事吗？”
“是的，但我在看书时需要它，”他发现自己说话有误，又更正说：“嗯，我是说，我随便翻翻时需要它。”
虽然已经不能看书了，每次波伏瓦带回书来，他总是把这些小书握在手上──就握那么一会儿。这时他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痛苦。文学是他的生命，他用这种方式向自己60年文字生涯默默告别。
现在萨特常常处于昏睡状态之中。即使在《现代》编辑部讨论以色列同阿拉伯的冲突问题──他最感兴趣的问题──时，他也总是一言不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波伏瓦给他朗读时，他也经常睡着，甚至他最喜欢的读物《解放报》，对他也只起一种催眠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昏睡状态是正常的，对因眼睛问题而处于极度焦虑之中的萨特起了保护作用，使得痛苦不那么难以承受。另一方面，萨特自己也感受到这种无休止的昏睡之反常和令人不快：“像我这样昏睡真有点可笑！”
除了波伏瓦以外，现在萨特见到其他人，哪怕是好朋友，也往往一言不发，没有一句话。一次郎兹曼来访，萨特呆板而沮丧的神情让他大吃一惊。临走时他吻了萨特，而萨特却说：“我不知道你是吻一块墓石还是一个活人！”郎兹曼走后，波伏瓦问萨特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噢，没什么意思，只是开个玩笑。”在波伏瓦的追问下，他解释说，感到自己大脑空空，没有工作的欲望。最后，他以一种焦虑和几乎是羞耻的表情问道：“我的眼睛再不能恢复了吗？”波伏瓦回答说恐怕是这样。这一夜，波伏瓦伤心极了，一直在暗自哭泣。
萨特的眼睛已经恢复无望了，而他的整个身体特别是大脑的情况自２月份以来却有所恢复。由于看不见人，在人多的场合他往往沉默不语，但他时时尝试着工作，在《现代》编辑部的会议上他开始像以前那样发表自己的意见。朋友们感到原先的那个萨特又复活了。
慢慢地，他开始适应自己失去阅读能力这个现实。6月底的一个上午，他和波伏瓦在“圆顶”吃午饭，萨特说：“我有一种感觉，我的眼睛怕是好不了了！”接着又说：“说到休息，这也没什么！”然后他以一种不自信的口气问：“我还是像以前那样富于理智吗？”
“当然是！”波伏瓦对他说：“我可怜的人，你心情不好！”
“没有什么事值得心情好！”
由于身体健康状况的原因，萨特在5月下旬辞去了自己在左翼报纸包括《解放报》中的一切职务。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战胜病魔：“应该保留笑的能力”（1）
到了1974年6月，萨特的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不再昏昏欲睡，健忘和幻觉症状也很少发生。或许是感受到死亡阴影的迫近，他想写一本自传性质的书，对自己的一生作一个全面的回顾，也算是给世人留下一份遗嘱和交代。但这时他的眼睛近乎完全失明，完全丧失了写作能力。波伏瓦注意到这一情况，而且注意到她同萨特的谈话已经恢复到以前他们经常进行的那种水平。为了实现萨特的愿望，她建议，在假期中用磁带录下他们的谈话，而谈话的内容就是萨特想写的那本自传性质的书。萨特十分赞同这个方法，并用手指着自己的眼睛说，“这样正好弥补这个！”
这年暑假他们仍在罗马，西尔薇教波伏瓦怎样使用磁带录音机。波伏瓦同萨特开始进行预定的对话。萨特全神贯注地从事这一工作，只是有几天他很累，他们的进度就放慢了一些。回到巴黎后，萨特和波伏瓦继续对话，完成了这项工作，整个谈话时间是8-9月。
关于自己，萨特只写过一本自传《词语》，时间到他12岁、母亲再婚前的童年生活为止。萨特对自己的过去毫不留恋，不喜欢过多地回忆，他不像波伏瓦那样留给我们很多自传作品。这对于那些想了解他的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憾。这个谈话在很大程度上使这一缺憾得以弥补。它完全可以看作《词语》的一个续集，是萨特的口述自传。
萨特一生接受的采访和谈话不计其数。他的谈话是很有特点的。生动，活跃、风趣，闻其声如见其人；对人生的深层体验结合着精辟的哲理分析，时时闪现着睿智的光芒。萨特此时年近70岁，到了我们中国人说的“从心所欲”的年龄。他的这个谈话比以前更加坦率、直白，不加任何掩饰，达到“赤条条来去无挂牵”的境界，使我们得以直窥他的内心世界和了解许多甚至属于他个人隐秘的东西。
更难能可贵的是有波伏瓦同他对话。萨特说过，波伏瓦不仅在哲学知识上，而且在对他这个人、对他想做的事情的认识上都达到与他同等的水平，是他最理想的对话者。她对过去经历的准确细致的记忆，恰好可以弥补萨特忽略或遗忘过去事实的不足；她适时地启发、引导和提示，使萨特能够克服疲劳、年老带来的迟钝，很快深入到问题的实质，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俩共同创造，言此及彼，心有灵犀，意领神会，这就使得这个长篇谈话不但保持了萨特的一贯风格，而且可以说是一次最高水平的发挥。
这个长篇谈话不仅仅涉及那些大家都知道的重大事件，更多地是谈论和记述了萨特的日常生活，对于那些鲜为人知的甚至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事情则有更详细的解说。 这就使得这个口述自传在凸现萨特个性方面大大胜过许多根据间接材料和印象为萨特立传者。它给了我们“这一个”萨特，一个本真的、自然的、未加任何雕琢和修饰的萨特；他当然有其伟大和过人之处，但在许多地方，他跟我们一样，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他的喜怒哀乐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他不再只是一个有着“存在主义者”称号的抽象标签，由于声名太著而罩在他头上的种种神秘光圈也消失殆尽；人们根据一知半解、或毁或誉而加在他身上的种种误会、曲解和相互矛盾的说法也得到澄清和辨正。通过这个谈话，我们可以准确明晰地勾画出萨特的总体形象来。
这个谈话是围绕萨特一生的各个方面，按不同的主题分成若干次进行的。这些主题有：文学与哲学的关系；阅读和写作；音乐和绘画；旅行；月亮；天才和平等；人的骄傲；同男性的关系；同女性的关系；身体；食物；金钱；自由；政治；社会主义；时间；对一生的看法；死亡与上帝等。
现在萨特适应了在几乎完全失明的情况下吃饭、散步等日常活动。他恳切地对波伏瓦说：“我向你保证，一切都很好。你读给我听，我们工作，我的视力作一般的活动足够了。一切都很好！”当然，在这种达观态度的背后，在内心深处，萨特还可能有其它想法；但不管怎么说，他终于战胜了病魔，继续作自己应该作的事情。
这一年年底，法国电视二台表示愿意为萨特提供一组节目时间，让他谈谈自己。电视台这样做，正像当年法国电台的做法一样，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开明，而新任总统德斯坦对萨特是十分敬重的。
开始萨特拒绝了，他不想造成支持某个官方结构的印象。后来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正好可以借此机会谈一谈自他诞生以来本世纪的历史，从根本上更新人们对当代的看法。电视台的头头马塞尔•朱利昂看来对这个计划也很热心。从年底到1975年上半年，萨特的主要精力都花在这件事情上。按照他的构想。节目一共分10次，每次90分钟；准备用75分钟谈历史，而余下的15分钟联系主题谈一谈今天的现实问题。
为了落实节目制作计划，萨特和他的朋友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这10次节目需要充足翔实的历史材料，他们找来不少年轻的历史学家合作，他们大都来自外省。协调这些历史学家同写作小组的关系，也花费了他们不少的时间。再一个是经费问题。看起来经费的多少同节目的性质有关：如果是戏剧节目，可以得到需要的资金；如果被当作记录片，只能得到这笔经费的三分之一。萨特给朱利昂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这个节目应该归入戏剧类的理由。电视台同意把它归到戏剧节目中。
接着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孔达和阿斯特律克的电影《萨特自述》已经基本录制完成，如果它在电影院或电视屏幕上映出，就会形成同电视二台的节目唱对台戏的局面。电影制片人塞利曼给朱利昂写了一封信，保证在这10次节目播完前电影不上演。这样，最后一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在进行这一活动的过程中，萨特渐渐认识到，电视台头头朱利昂在这个事情上缺乏诚意。6月30日，萨特给他写去一信要求会面，直到萨特和波伏瓦要离开巴黎度假了，对方还没有答复。假期，朱利昂给萨特回了一信，建议先搞一个试点节目：这完全是侮辱性的，荒谬到了极点。9月下旬，萨特和波伏瓦回到巴黎，同朱利昂见了面。萨特情绪激烈地指责朱利昂，说自己早已过了接受考试的年龄；搞试点节目的建议实际上就是一种考试，可以让人打不及格、及格或良好的分数。他唯一可以接受的鉴定人是观众，但这里要求提交的试点节目不是对观众而是对专家的，也就是说，实际上这是一个新闻检查措施。
后来萨特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个节目的提纲被送到总理希拉克那里，这是一个名叫安德烈•维安的议员干的。他们强烈反对这一计划。而朱利昂禀承他们的旨意，一直在欺骗糊弄萨特，玩弄种种手段，最后逼迫萨特自己说不干了，于是他们的破坏活动就大功告成。9月25日，萨特在波伏瓦的陪同下，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详细叙述了整个事情的始末，揭示了事情的真相。他给记者招待会加了个题目：“电视审查制度问题”，他说：“有人说萨特正在放弃。不对，是被迫放弃。这是一例事实确凿的非直接审查。”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战胜病魔：“应该保留笑的能力”（2）
与此同时，朱利昂等人开始了诽谤萨特的活动，他们暗示萨特想得到一大笔版税，实际上这笔钱原来都是准备交给那些历史学家小组的。朱利昂还说萨特自己不干事，总是让年轻的同事干，这也是谎言：萨特为这个事情几乎耗费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更有甚者，电视台这些人还凭空捏造了这样的谣言：“萨特要求得到他1964年拒绝的诺贝尔奖金。”这谣言甚至在斯德哥尔摩都激起了反响：那边发电文到法新社，询问情况。萨特对报界作了一个声明，坚决否认此事。
在电视台上解说自己所在时代历史的计划未能实现，但为萨特拍摄的一部记录影片获得成功。1972年初，两位萨特研究者孔达和阿斯特律克准备为萨特拍一部电影，萨特对此十分感兴趣。场景是这样设计的：主要在萨特的住处，有时在波伏瓦寓所，萨特和他的几位朋友在一起；他回答他们的问题，由此详细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当中插入解说的画外音，以及若干必要的各种背景材料如新闻影片、图片、照片、萨特作品片段等。影片的名字是《萨特自述》。这是一部电影剧本，这部影片大部分拍摄于1972年2、3月间。由于经费问题，拍摄工作停顿了3年，然后影片于1975年秋拍摄完毕，并于1976年冬作了最后的剪辑工作。它于1976年5月27日首次在戛纳电影节放映，是作为正式参赛之外的一个节目放映的。巴黎的首映式在1976年10月27日举行。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还发生过一些有趣的场面。1972年2月下旬，一位比利时朋友拉莱曼特请萨特到布鲁塞尔作一个演讲。阿斯特律克也随车前往，他准备拍摄一些影片用得着的镜头。萨特演讲的主题是知识分子问题，而听众几乎都是中产阶级，妇女们一个个衣着讲究，头发都是刚刚做好的。他们对萨特讲的东西几乎一点也不理解，或者丝毫不感兴趣。他们甚至还对萨特其人不满和怀有敌意，因为他作演讲时没有穿传统的西服套装，只是随便穿了一件黑色的套头毛衣──自1968年以来，他就不穿传统西服，不打领带。演讲结束时，一个女士盯着萨特说：“听这种演讲真不值得穿这么讲究的衣服！”另一个女人在一旁附和道：“一个人在公众面前讲话时应该注意自己，应该衣着得体！”
萨特不明白拉莱曼特为什么要拉他来作这场演讲。场上气氛十分沉闷乏味，听众的提问也很愚蠢可笑，因此萨特随意作了应答。整个演讲期间，只有一个场面让他感到开心：阿斯特律克带着摄像机，在地上爬来爬去，把机子对着正在说话的萨特，准备拍下一些镜头来。突然，他的裤子掉了下来，露出了屁股，正对着那些一本正经的听众。
这些人突然看到这个不雅观的滑稽场面，本想放声大笑，但他们所受的教养又逼迫他们一个个装出什么也没有看见的样子，依然保持着那种一本正经的姿态。这两种倾向相互冲突，使得这些绅士淑女们分外难受。而在一旁看到这种尴尬场面的萨特却感到乐不可支。
影片大致是按时间顺序展开的：童年，母亲再婚，在拉罗舍尔──孤独与暴力，文学写作神经症，尼赞的友谊，巴黎高师的幸福时光，留学柏林──胡塞尔，成年危机，麦司卡林幻觉症，《恶心》和《墙》的出版，应征与被俘，重返巴黎，《苍蝇》的上演，存在主义流行，名声和敌意，文学介入，革命民主同盟，共产党的同路人，阿尔及利亚战争，《词语》，“五月风暴”，毛主义者，……萨特对自己近70年的生涯作了一个全面的回顾，把他个人历史同人类在20世纪的大部历史紧密地不可分割地结合为一个总体。
萨特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影片中，他特别阐释了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正在和应该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影片以此开头，以此结束，由此发散开去和收拢起来，广泛涉及政治、道德、暴力、战争、自由、文学、哲学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启迪我们对20世纪的历史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影片在巴黎开映时，观众成群结队来看这部影片，评论家也都给予萨特热烈的赞扬。7
1975年6月21日是萨特70岁生日。在这前后，他接到难以计数的电话、电报和信件，都是祝贺他70诞辰的。新闻媒介再一次把他作为一个热点人物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不少大学生和年轻学者登门拜访，他们以他的著作作为自己论文研究的对象。萨特对波伏瓦说：“看来我又开始出名了！”
生日这一天，萨特的年轻女友莉莲•西格尔在自己家里为萨特开了一个庆祝宴会，波伏瓦和他的几个左派朋友参加了。萨特十分高兴，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开心了。几天后，他们又一起去看了专门为萨特放映的电影《萨特自述》，虽然他的视力几乎完全丧失，看不清银幕，但仍然兴致很高。
在生日前，萨特应孔达之请，到朱纳斯呆了３天，同他作了一个长篇谈话,这个谈话以《70岁自画像》为题，分3次发表在《新观察家》上。在谈话中，首先涉及到萨特的身体健康状况，特别是他的眼睛，以及在几乎失明的情况下如何生活和工作。萨特说，由于不能写作，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他本应该十分沮丧，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自我感觉还不坏：他从来没有因为想到自己失去的东西而忧伤和消沉。
他还谈到哲学写作和文学写作的区别；对于他来说，处于失明状态是无法进行文学写作的。孔达说，如果萨特略微注意自己的身体，本来可以做得更多更好，而他在写《辩证理性批判》时把身体搞垮了。萨特对此回答说：“健康时干什么用得？与其有一个很好的身体，不如去写《辩证理性批判》——我这么说没有骄傲的意思——不如去写一部长的、紧凑的、对自己来说时重要的著作。”
萨特还花较多篇幅同孔达谈论了名声问题。名声对于他来说更多的而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是他人的敌意和仇恨。他还解释了在《词语》结尾处说的话——任何一个人都是跟他相当的——而许多人都不理解它。萨特谈到他的生活和写作习惯，他花了不少时间回忆自己对于音乐的爱好；在孔达的提问下，他也谈到自己同文化界名流交往的情况。谈话也涉及到萨特对于金钱的态度，他用钱的习惯，日常的开销情况等。
萨特还对他在“二战”前后思想上的根本变化作了详细的叙述和分析。“你不妨说在战争中，我从战前的个人主义和纯粹个人转向社会，转向社会主义。这时我生活中真正的转折点：战前和战后。以前这使我写出《恶心》那样的作品，在那里与社会的关系是形而上学的，以后这慢慢导致我写出《辩证理性批判》。”
在谈话中，萨特多次谈到他同波伏瓦的关系。他称波伏瓦是他最理想的对话者，人们从未有过的对话者。她不仅在哲学知识上，而且在对他这个人、对他想做的事情的认识上都达到与他同样的水平。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恩赐。萨特非常赞赏孔达的一种说法，即在他和波伏瓦之间是相互签发“出版许可证”，认为完全适合他俩之间的关系。萨特还说，他生活中有好几个女人，但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某种意义上是唯一的。
在这个谈话中，萨特对自己的命运表现出一种达观的态度。总结自己的一生，他觉得没有什么可抱怨的，“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时它又让我认识到这没多大意思。不过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伴随着这句反问，萨特发出一阵哈哈大笑。他最后对孔达说：“应当保留笑的能力。你要加上：‘伴随着笑声。’”整个谈话就在这样一种乐观开朗的气氛中结束。
1976年初，萨特文集《境况种种》第十集出版，伽利玛出版社再版了《存在与虚无》和《境况种种》第一集。《辩证理性批判》出了英文本。《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他同米歇尔•西卡尔关于《家庭的白痴》的非常有趣的长篇谈话。《政治周刊》安排了两期萨特专号，其中有夏泰莱、豪斯特和维克多写的关于萨特的文章。9月，《肮脏的手》在水手剧院再次上演。此前它在各省巡回演出已达150场。评论界对这剧的反应很好。波伏瓦对萨特说：“一个多么辉煌的复兴！”萨特笑着回答：“一个埋葬前的复兴。”实际上他是十分高兴的。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作家最后的辉煌：知识分子（1）
波伏瓦在关于萨特最后10年的回忆录的开头说：“综观萨特的一生，他总是不断地怀疑自己；他不否认自己的‘意识形态兴趣’，但他不想让它给整个地吞没。他常常选择‘在思想上反对自己’。他努力‘脱胎换骨’。他卷入1968年的政治动荡，这一动荡深深影响着他，使他思索知识分子的作用，修正自己过去关于它的概念。”
这一期间萨特深入探究了知识分子问题。他首先澄清了一些关于知识分子的模糊观念。如人们通常认为，知识分子就是指那些脑力劳动者或智力劳动者。萨特认为这一界定是不准确的。没有哪一种工作可以说是纯粹使用脑力或智力的；同样的，也没有哪一种工作是可以完全不用脑力或智力的。例如，我们或许可以说一个外科医生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的工作却是必须花费体力的。
人们通常将知识分子同某种职业联系在一起，如说医生是知识分子，工程师是知识分子，教师是知识分子，作家是知识分子，等等。萨特认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既与人们的职业有关系，但又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种职业。萨特说，知识分子确实来自那些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当中；但并非所有从事这种工作的人都是知识分子。
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在知识问题上会遇到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他们的专业知识具有普遍性，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财富，应该为所有的人服务；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又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它首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也就是说，这个普遍性的运用决不是普遍的，它是特殊的，只是关涉到有特权的利益集团。他们在自己的专业技术工作中，获得知识的方法之普遍性与运用这种方法的特殊性构成一种深刻的矛盾。如果他们让自己适应这种矛盾，或者设法逃避这种矛盾，那么还不能说他们是知识分子。只有当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变得意识到这一深刻矛盾，并正视这一矛盾，他们才能被称为知识分子。
萨特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美国，一个科学家由于他具有的专业技术，正在研制美国想在越南试用的新式武器，他为越南战争而制造它们。如果他意识到自己所学得的知识不应该被应用在这样的场合，这种知识的普遍性与它的实际运用是矛盾和冲突的，那么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由于意识到这一根本矛盾，他内心也处于一种矛盾冲突之中：一方面，作为一个专业技术人员，他不可能不继续从事这种新式武器的研制，这是专业的需要；另一方面，当他想到这种新式武器的用途时，他又深感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有过错的，甚至是有罪的。于是他就有了一种被黑格尔称之为“不安的良心”的东西。
在具体行动方面，他可能体现出这种不安的良心，较多的情况是在请愿书上签名，谴责美国对越南的战争，同时仍然从事自己的武器研制工作。也就是说，在普遍知识和它的实际专门利用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而他自身内心的矛盾冲突却借这种谴责行动得到缓解和暂时摆脱。萨特说，这就是古典知识分子。“他完全满足于有一个不安或不幸的良心，那让他可以去谴责。因此，知识分子——古典知识分子——是一种伟大的谴责者。”（《萨特自述》）
萨特指出，自1968年5月以来，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学生运动矛头所向，除了别的东西，就是整个教学体制，就是国家对文化的干涉。事实是文化被限制和保留给少数幸运者，而它本应该是为每一个人的。通过这些特殊的挑战，学生运动所攻击的对象，正是古典知识分子。例如作为古典知识分子的教师，在学生们看来，他处于普遍性之中，具有某种知识，而那是资产阶级社会提供给他的，因此这种知识部分是普遍的，部分是特殊的；具有这种知识的教师有一种权力，一种非常特殊的权力，也就是消灭学生的权力。当他这样来行使自己的权力时，就不仅是通过词语来谴责这个资产阶级社会，而且接受这个社会委托的一种权力来为它服务。
结果是，如果这些教师想同他们的学生进行联络，如果他们想继续忠实于其普遍性的倾向，他们就应该学会向自己质疑，这是这个不安的良心必须去做的。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同群众在一起的方式，抛弃他们可能得到的无论什么特殊权力，像群众中的一员那样获得同等程度的主权，而一点也不多。
但这样一来，有人会质疑说，既然他已经与群众结为一体，那是什么使他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呢？实际上萨特认为，在一个可以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将不再有知识分子，因为原有的矛盾不再存在。因此，对这一点有所理解的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是同群众在一起的；他们跟其他群众唯一的区别是，在情况需要的时候，他们能够向群众提供这种具体的普遍，那种由于他们的研究而朝向普遍性的倾向。现在的知识分子仍有可能为群众服务，向他们提供需要的东西，因为知识分子具有这样的东西。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就成了新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的首要原则是知识分子的一体化：例如他去工厂工作，变成工人中的一员，以便让那种真正的普遍性得以实现。
萨特承认自己是一个古典知识分子，特别在1968年5月以前；而在这之后，他有了较大变化，努力向新知识分子方面转变。在5月风暴期间他对学生运动的支持本身就是迈向新知识分子的一步。自那以来，他尽可能地投身于群众之中，参加各种实际政治活动。1968年秋，他开始从事《斗争关系》的编辑工作，这是一份在各行动委员会之间流传的公报。而后来他出任《人民事业报》主编，这份报纸是面向人民群众的，由工人直接或间接写东西，反映1970年以来法国工人阶级坚持斗争的情况。
在1970年，萨特-还协助一些人成立“红色援助”组织，它是一个为反对政府镇压而斗争的组织，其宣言主要由萨特执笔，说明了它的宗旨：“红色援助是一个民主的、合法公开的和独立的社团，它的根本目的是为被镇压的受害者提供政治和法律的保护。为他们及其亲属提供物质的和道义的援助，这个援助的大门向每一个人敞开。人民如果不组织起来，不团结一致，-他们的正义和自由是得不到保证的。红色援助产生于人民，并帮助他们去进行斗争。”（《永别的仪式》）
他还来到一个工厂，拿着一个传声筒，站在一个桶上，向工人群众讲话：“我想到街上来，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我认为，在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在19世纪就已存在，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但在那一时期产生了非常好的结果。今天我们应该尝试再次创造这种亲密关系。50年前，人民和知识分子分裂开来；现在，我们必须填补这一裂缝，而让他们回到一起来。这并非说，知识分子可以给人民劝告，或告诉他们去干什么，而是相反，去帮助群众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因此我对你们说：我们再次彼此发现，就像黑夜追随着白天一样确实。”（《萨特自述》）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作家最后的辉煌：知识分子（2）
1970年2月，赫宁-利埃塔尔煤矿有16名矿工因瓦斯爆炸而死，许多人受伤。12月，萨特主持了由“红色援助”组织的一个人民法庭对这一事件的审判。他在控词中说：“我们必须尝试决定的是，这一大灾难是应该归之于‘命运’，就像煤炭公司的报告中用‘事故’一词所暗示的那样，或者它是一次谋杀。如果您喜欢称‘矿井瓦斯’和‘矽肺病’为命运决定的事物，那您当然可以说这是命运，但如果这样，那么一些人成为牺牲品，是因为另一些人剥削他们，为了生产率不仅牺牲他们的健康，而且要牺牲他们的生命，这也就是命运。在安全和利润之间，应该作出一种选择。而在每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选择早就作出：最大限度的利润，因此没有安全。事故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而它发生的地方都有矿井瓦斯，缺乏安全设备。但这些死亡被计算过。它们被列入年度平衡表之中，这平衡表表明了生产率成功地击败了安全。这些死亡早就是人所共知的了，那些坐在大办公室的人，把工人看作简单的机器，是供使用的，直到他们被耗干。”
最后萨特作出判决：“因此我向你们提议作如下结论：该厂主（即国家）在1970年2月4日犯有谋杀罪。而这一谋杀罪的执行者是六号矿井的工程技术人员。因此我们也判处他们犯有一级谋杀罪。说他们有一级谋杀罪，是因为他们选择了为了生产率而不顾工人的安全；就是说，他们把物质财富的生产放在高于人的生命的位置上。”（《萨特自述》）
1971年6月，萨特和他的一个左派朋友创立了解放通讯社，打算每日出版一份新闻公报。他们在一篇文章中对此作了说明：“为捍卫真理，我们将共同创造一种新工具。仅仅认识真理，这是不够的；我们也应该让别人听到真理。解放通讯社将定期发布它所能收到的一切消息，同时严格地对其进行检验。它将是一个新的讲坛。什么都想说的新闻记者可以对什么都想知道的人说话。它给人民以说话的权利。”（《永别的仪式》）
1972年2月，萨特来到雷诺汽车厂的门前，调查皮埃尔•奥弗奈伊被杀害一事。奥弗奈伊曾是雷诺汽车厂的一名工人，在一年前被解雇了，这次他来这个工厂门口是参加一个反解雇、反失业、反种族歧视的示威活动，被一个警察开枪打死。下面是萨特在现场调查的情况：
萨特：首先，我想了解私人守卫是否有武装。谁是有武装的？这是我们希望知道的。
一工人：事实上，那就是一个便衣警察。
萨特：一个不穿制服的警察？他们是带武装的吗？
一工人：他们是不穿制服的警察。我不知道厂方是否知道这一点，但我发现，对于一个警察来说，带着武装是不被允许的。
萨特：在这以前，有过类似的事情吗？
一工人：没有，从未有过。在发薪日，有一些警卫守在四周，但他们都穿制服，带着他们的冲锋枪，而这就是一切。
萨特：没有人见过这把左轮手枪吗？（对一个记者）看来好象是不允许一个法国公民保护他的同伴在一个工厂门前不被武装警察杀害，也不允许他尝试找到这一罪恶的根源。如果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情况就十分可悲了：一个暴力的浪潮将发展下去，会在某一时刻会爆炸。我们应该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发现真正发生了什么。
一个记者：您认为必须把自己的这一调查进行到底吗？您对当局没有任何信任吗？
萨特：没有，完全没有。
2月28日，萨特参加了抗议奥弗奈伊被害的示威活动。走上巴黎街头参加这一活动的人有20万人之多，这是自1968年5月风暴以来，左派组织的人数最多的一次活动。萨特虽然腿部有病，还是在朋友的陪同下，坚持参加奥弗奈伊的葬礼。
1974年年底，萨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恢复到较好的状态。这时，他干了一件在欧洲造成很大影响的事情，又一次成为公众反对的对象。
德国左派组织赤军派的头头安德列斯•巴迪尔和其他人因从事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被西德当局关进监狱。1974年3月，《现代》杂志发表了几篇与此有关的文章，谈到对巴迪尔和他的同志的刑罚，其中一篇是巴迪尔的律师克劳斯•克罗桑特写的，题目是《隔离的酷刑》，谈到巴迪尔等人被隔离关押的非人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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