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说不尽的萨特
今年6月21日，是法国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让保尔•萨特诞生100周年纪念日。随着萨特百年诞辰已过，国内出版界萨特作品及其相关图书的集中出版也告一段落，但是对于他的讨论和研究仍在进行中，一直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
对于这样一位世界思想文化名人，在其百年之际，奉献一部关于他的传记，是很有必要的。《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黄忠晶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7月版）就是这样一部全面介绍萨特生平和思想的经典作品。深厚的学术底蕴与高超的写作技巧有机结合，对一些重要事件从总体化的角度作出描述和分析；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讲究的文字工夫有机结合，使萨特生动的形象与活跃的思维在历史的时空中交错复现。作品既真实可信又生动传神，适合于各个层次的读者阅读：文化水准较浅、对萨特不甚了解的人读起来会很轻松；文化水准较深、专门研究萨特的人读后也会感到其分量之重，必定有所裨益。
哲学是立足于人生全局的大坐标，属于每一个不愿意虚度人生的人。它告诉人们，真正的成功首先应是做人的成功，即做一个精神上优秀的人，而其他的成功不过是做人成功的自然结果而已。事实上，人们越是被世俗化潮流裹挟着，争夺在功名利禄上，生活在人生的表面，心中就越是为意义的缺失而困惑焦虑，越是徘徊在人生边缘。因此，在今天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大家的哲学思想来为自己的人生定位和定向。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经说过“从来没有人读书，只有人在书中读自己，发现自己，或检验自己。”
这部人物传记内容广泛涉及政治、道德、暴力、战争、自由、文学、哲学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启迪我们对20世纪的历史和21世纪人类的未来作更深层次的思考，并对我们自己的人生做一种很好的反思。
贾向云
书评一个本真的萨特
——读《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
魏山水
让-保尔•萨特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作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最能引起争议的人物。他被世界进步力量誉为“人类的良心”，同时也遭到不少人的指责、攻击甚至谩骂。有论者说，萨特大概是被人们引述最多而了解最少的人。对于这样一位世界思想文化名人，在其百年诞辰之际，奉献一部关于他的传记，应该说是很有必要的。《百年萨特：一个自由精灵的历程》（黄忠晶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7月版）就是这样一部全面介绍萨特生平和思想的作品。
对于一个思想文化名人，人们的做法往往是，要么美化和神化，将他描绘成“高、大、全”，为尊者讳，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缺点和错误；要么是丑化和鬼化，历数其种种劣迹，将他贬斥得一无是处。后一种做法近年来似乎更加盛行，因为它更可以吸引社会公众的注意。神化也罢，鬼化也罢，除了实用功利方面的原因，从学术角度看，都是对所论述的对象缺乏真正全面深入的了解所致。
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将人神化或鬼化都较容易，而要真正理解一个人，还其本来面目，就不那么容易了：首先得掌握大量关于他的第一手资料，获取那些必不可少的基本情况包括其家庭、社会背景、人际交往等等；其次得全面深入地分析这些材料，细致地甄别其真伪，对看似矛盾冲突的零散材料给以合理解释，对种种事实给出合乎其应有意义的诠释，等等。《百年萨特》的作者在这一方面是下了很大工夫的；本书在掌握翔实资料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将一个本真的萨特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语言清新，文笔流畅，可读性很强。拿到它以后，我是一口气读完的。但这种可读性决非通常所说的通俗性，它将深厚的学术底蕴与高超的写作技巧有机结合在一起，将严谨的研究态度和讲究的文字工夫有机结合在一起；作品既真实可信又生动传神。因此，它适合于各个层次的读者阅读：文化水准较浅、对萨特不甚了解的人读起来也很轻松；文化水准较深、专门研究萨特的人读后也会感到其分量之重，必定有所裨益。
多年来，国内出版界关于萨特的研究资料──对原著的翻译、研究论文和著作等等──已经出了不少，但最能表现一个思想家个性的传记则不多见。这也许是因为，为一个思想家作传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搞学术研究的人写人物传记，必须转换自己的思路和写法，去掉那种纯抽象和逻辑思维的习惯，多一些形象、直观和灵感的东西；搞文学创作的人又应该熟悉他们平时视为畏途的抽象思维，以准确把握人物的思想脉络。这些都增加了写作难度。另一方面，搞学术研究的人觉得这超出了本业的范围，不属于正二八经的研究工作和科研成果；而在搞文学创作的人看来，它也算不上正品，即使在传记文学中，其社会轰动效应远远比不上那些政治、体育和影视明星的作品。
但在各类明星的崇拜者之外，毕竟还有不少读者，对萨特这样似乎已经不太时髦的思想大师深感兴趣，希望通过他们来认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来把握我们的时代和我们自身，来探究人生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些读者，本书应该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作品。本书作者长期从事萨特研究和写作，近年来屡有作品问世，《百年萨特》作为其最新成果之一，写起来更显得匠心独运，举重若轻。在中国学者所写的萨特传记中，它是我迄今所见最具思想深度的一部。
书评序
我第一次看萨特的作品，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外国文艺》杂志译载了他的《肮脏的手》，这个剧本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又在《世界文学》杂志1980年第4期上读到他的《死无葬身之地》，它给了我精神上的巨大震撼，而此时萨特已经去世。自那以来，25年过去了，当时如饥似渴地捧书阅读的情景恍然如在昨日——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已是萨特百年诞辰。
据国外统计资料，生活在20世纪的作家、思想家中，按其作品被人引用的情况排名次，萨特是稳稳地排在第一位。我们说萨特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作家和思想家，应该不是一个过誉的说法。对于这样一位世界级文学和思想大师，在他百年诞辰之际，奉献一本关于他的传记，是我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传记首先要真实。而真实又可分为两种：一种可以称之为客观的真实，如“某一时间萨特母亲给了萨特两耳光”，这句话要么是真实的，要么是虚假的，答案应该只有一个。本书力求做到所有陈述的事实都是有根据的；如果没有确实的根据，则不使用肯定的语言，而宁可存疑；在事实材料发生冲突时，要作细致辨析，确定真伪。
另一种可以称之为主观的真实。“某一时间萨特母亲给了萨特两耳光”，这一事实有什么意义？它说明什么问题？它在萨特人生道路上占据多大分量？它是如何发生的？当问题进入这一层次时，答案应该不是一个，可能有多种阐释。传记要再现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作者还得在总体上把握事实材料，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给出它应有的缘由、地位和意义来。
所以萨特说，他为福楼拜写的传记也可称为“真实的小说”；之所以说是真实的，不仅客观事实是真实的，而且通过作者主观努力，真实地再现当时的情景、状况、活动等；之所以说是小说，是因为这种真实包含了作者的想象，作者的创造性，也可以说具有“虚构”的成分。人们通常认为虚构就是假的、不真实的，而真实就是没有任何想象和虚构的东西。我不认同这种说法。如果仅有一些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的客观事实，还不能形成一本好的传记；这些事实看起来很具体，实际上是抽象的，因为它们产生时并非是这样一些孤零零的、互不相干的东西，它们应有的意义并没有通过作者的研究和想象工夫揭示出来，因此还不能说是完全真实的。
本书大致按照时间顺序写萨特诞生以来的这一百年，各大部分都标有年代期间，但读者会发现，每一部分并非是严格限定在记述这一期间发生的事情，而是力求对那些重要事件从总体化的角度作出描述、分析和阐释。例如在写童年部分发生的事情时，会较多地谈到它对萨特成年后的影响；在分析成年期间发生的某事时，也可能回溯到他童年的境况；等等。应该说，要搜集、掌握关于萨特的大量客观事实材料固然不易，要做到总体化地把握萨特这个人，或者说达到关于他的“想象的真实”或“真实的想象”尤为困难。实际上后一种探索可以说是无止境的。
总之，这本关于萨特的传记希望能够做到三点：第一，客观：记述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准确的；第二，总体化：通过想象工夫将客观事实材料有机地融合为一个真实的总体，再现萨特这个人；第三，生动：在语言的使用上尽可能做到生动传神，读起来不觉得费劲。
作者写完一部作品，这作品并没有最后完成，它有待于读者的阅读、共鸣和认可；读者才是它的最终完成者。既然如此，我就不再啰嗦了。欢迎读者朋友进入这部作品，并期待着你们的评判。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童年（1905-1917）：父亲之死（1）
1905年6月21日，一个男婴诞生在法国巴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他就是让-保尔•萨特，40年后举世闻名的作家和思想家。
总的来说，萨特的童年岁月是平静的，因而也可以说是幸福的，但他的诞生首先招致的却是不幸。随着他的出生，他的父亲开始害病，发烧和肠炎，拖到他1岁零3月时，终于不治而与世长辞。
好象父子之间有感应似的，在父亲患病期间，小萨特也同时患有肠炎和发烧。两个男子汉比着看谁病得更厉害。只是苦了小萨特的母亲安娜-玛丽，这个可怜的少妇来回奔走于两个病人之间，身心交瘁，疲惫不堪。最后父亲没能挺住，而儿子倒挺了过来，看来小萨特的命是大的，当然也是硬的，因为在咱们中国人看来，这孩子克父，他的命是以牺牲父亲为代价的，显然是一不祥之物。
幼年丧父在中国人看来是人生一大不幸。而年近60岁的萨特回顾这一事件说，父亲之死是他一生中的大事，它给母亲套上了枷锁，却给了他自由。萨特在自传《词语》中用了这样的语言来说明这事：“世界上没有好父亲，这是一个规律。但不要去谴责那些男人们，应该受到谴责的是那种陈腐的父子关系：生孩子谁都会，合理地教养孩子那是另一回事了。我的父亲要是活着，他会用全力来压迫我，不把我压垮决不会罢休。幸亏他短命早死了。”
父亲去世时萨特很小，完全不懂事，他对父亲毫无印象。后来家中的环境也没有让他对父亲增加什么认识，他在自传中用了一种调侃的似乎对父亲毫不恭敬的口气说，“这个死者生前洒了几滴精液，算是为塑造一个孩子付出的一般代价。”
父亲之死对萨特来说，最大的意义是给了他自由，因为再没有一个类似父亲的权威来管束他。父亲死后母亲生活无着，她抱着小萨特回到娘家。娘家父母对待这个成为年轻寡妇的女儿就像对小媳妇一样。安娜-玛丽在家中毫无地位，做任何事情都是小心翼翼，惟恐得罪了父母。因此，在小萨特眼中，她是毫无权威的，其地位跟自己没有什么差别。安娜-玛丽要儿子做什么事情，从来不强迫，总是说好话哄他去做。
萨特的外祖父施韦泽本来可以对小外孙扮演一个权威的角色，代替死去的父亲来管束孩子，但他不愿意这样做。虽然他对自己的子女包括萨特的母亲十分严厉，吓得他们一个个战战兢兢，对隔代的孩子的态度却像换了一个人。也许这祖孙俩有缘，在他看来，小萨特是上帝赐予他安度晚年的礼物，就像一个小宠物那样。他对小外孙是百般爱抚，百依百顺，宠爱有加，更谈不上强制萨特做什么了。
小萨特所在的家庭成员还有一个外祖母。外祖母有点神经质，倒是想严格管束小外孙，但这个家不是她说了算。有老头子偏爱小外孙，她想管也管不了，最后只得罢手。
这样，萨特自小就处于一种无拘无束的家庭环境，他得到的只有关怀和爱抚，没有任何命令和管制。这对萨特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在自传中说：“我不是什么头头，也从来不想当什么头头。命令和服从其实是一回事。甚至最专横的人也是以另一个人的名义，即以一个神圣的无能之人——他的父亲——的名义发号施令，把他自己遭受过的无形暴力传给后人。在我的一生中，我从不发布命令；一下命令我就觉得好笑，也让别人觉得好笑。这是因为我没有受到权力的污染，从没人教我服从。”
由于无父而造成的家庭气氛，以及外祖父在政治上的共和主义态度，在不经意间培育了小萨特自由平等的意识。萨特一生以探究人的自由问题为己任，他的哲学被称为自由哲学，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制，都跟他童年这种家庭环境有关系。
与自由意识联系在一起的，是他关于人的存在的偶然性意识。 丧父后他和母亲寄住外祖父家，这跟在自己家中有根本区别。这一点萨特很小就感受到了。每当他玩耍时动静大了一点，母亲就会提醒他小心，因为“这里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久而久之，小萨特的心灵里产生一种无根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家，不知道何处才是自己的家，不知道什么东西是自己拥有的，他觉得自己是一株飘荡无定的浮萍。进一步的思考和感觉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他在这个世上的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到了十七、八岁，在能够思考抽象问题时，涌进他脑海里的第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偶然性：人生是偶然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偶然的。这一抽象观念形成的源头也在他的童年。
父亲之死带给萨特的后果，从心理和性格方面说，使他成为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自己分析说：“父亲早死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不知道。但我十分赞同一位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对我的判断：我没有超我。”“超我”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一个术语，是指社会规范通过对个体心理的作用而产生一种个人自我控制的力量，将个体的种种欲望（弗洛伊德称之为“本我”）压制在社会允许的限度之内。具有超我是一个人心理和人格成熟的标志。
萨特并不相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自传中的这段话只是借用“超我”这个词，也许还有正话反说的意思，借此嘲讽一下那些“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但不管怎样，他的话道出了一个事实：由于早年丧父，没有任何人代表社会将那种强制性的力量灌输给他，因此他没有受到孩子们通常必然会承受的那种社会规范的压力。这对于他以后的为人处世有极大影响。萨特一生无视他生活的资产阶级社会一切清规戒律，往往做出被许多人认为是惊世骇俗的事情，都与这种没有超我的情状相关。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童年（1905-1917）：父亲之死（2）
萨特不愿意做一个成年人。大约20岁时，他写了一首长诗，形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表述的意思很清楚：这是一首小男孩不愿长大的儿歌。其中有一段是：“我不想认真，我不想长大；我今年才14，我想永远不要到18！”这的确是他的心声。他厌恶成年人，既厌恶别的成年人，也厌恶自己将要走向成年。由于不适应成人社会的要求，以及对不可避免地进入这一社会而产生的焦虑，大约在30岁时他还出现了一次极为严重的精神危机。
父亲死后，萨特和母亲相依为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父亲的过早引退使他具有一种不完全的“恋母情结”。虽然这也是借用精神分析学说的术语来自我调侃，但确实道出了他因丧父而特别受母亲影响的情况。
萨特的父亲是矮个子，很年轻就秃顶了，从照片看，其貌不扬。而母亲则是一个高个子的漂亮女人。萨特在身材方面像他那全无印象的父亲，也是小矮个。人本来长得不算难看，小时候脸胖嘟嘟的，看着挺可爱。但他４岁时患了角膜翳，留下的后遗症是右眼斜视，也就是斜白眼，这就显得有些难看了，而且视力部分丧失。
萨特母子俩的关系更像是一对姐弟，他们心心心相印。萨特描述说：“大战开始的那两年大概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期。母亲仿佛是我同岁的人，我们形影不离。她把我称作她的侍从，她的小男人；我向她诉说一切。甚至比通常要说的更多，我感到一种与她共享一切的快乐。我们有自己的神话，自己的说话习惯，自己常开的玩笑。在外人面前，我们心有默契，一个眼神就能彼此沟通。在商店或茶馆，服务小姐显得滑稽可笑。我们离开后母亲对我说：‘我不能看你，我怕忍不住当着她的面笑出声来。’而我为自己的力量感到骄傲：没有多少孩子能让母亲为他的一瞥就爆发出笑声的。”（《词语》）
萨特和母亲常常一起外出散步，大都在卢森堡公园。这时人们往往对这一对母子注目而视，当然主要不是看儿子，而是看这个漂亮妈妈。安娜-玛丽确实是一个美妇人，不仅容貌秀丽，而且身材苗条，婀娜多姿。到了晚年，80岁的时候，如果她戴上帽子，将自己的白头发藏起来，在街上行走，从背后看，仍然会对男性产生很大吸引力，有不少人甚至想超过她再回头看看。
给萨特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场经历：一天，他们在塞纳河畔散步，萨特在书滩上发现了一套他很喜欢的书，母亲正准备掏钱买下这些书，一个男人走了过来。这人脸色煞白，身体肥胖，眼珠很黑，小胡子梳得十分光亮，头戴一顶扁平草帽，一副时髦青年的打扮。他两眼直直地盯着母亲，口中却对萨特说：“你被宠坏了，孩子，你被宠坏了！”
这人接连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刚开始萨特只是感到自己被冒犯了，因为不熟悉的人们通常不会以“你”相称，但接着他从这个年轻人的目光中捕捉到一种近乎疯狂的东西，萨特和母亲感到害怕并往后退。而这人也有些不知所措，就溜走了。萨特后来回忆说：“我可以忘掉千百张脸，而这张煞白的面孔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他进一步分析说：“当时我对肉欲方面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也想象不出这人想干什么，但他的欲望是那样强烈露骨，我好像懂得了他的意思，并且一切都向我揭示开来。我通过安娜-玛丽而感受到他的欲望。通过她，我学会嗅出男性的气味，害怕男性和憎恨男性。这一偶然事件把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神情肃然地快步走着，握着母亲的手，确信自己能够保护她。”（《词语》）
总的来说，萨特一生同男性的关系较为冷淡；一般的人，除了正二八经谈事情，就再没有别的话说了。他也不情愿有男性过于套近乎，对此他宁可敬而远之，也就是保持一定距离。这与他童年时的上述经历不无关系。可以说由此产生的对于男性的厌恶的感觉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将近70岁时，他同波伏瓦有一个长篇谈话，实际上是他的口述自传。他在回答波伏瓦的提问“你为什么那样讨厌成年男性”时说：“因为它以一种令人厌恶和滑稽可笑的方式来区别性。男性就是一个在其大腿之间吊着一个小肉棍棍的人──我就是这样看待他的。”
一个漂亮妈妈还可能影响到儿子对于异性的态度，特别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萨特一生只同漂亮女性或最起码是长得有特点的女性交往。据他自己说是因为他很丑陋，如果交往的女朋友也很丑，那就成了特别引人注目的一对；如果对方很漂亮，就可以弥补他的缺陷，达到一种平衡。也许这确实是一个原因。但在我看来，这里母亲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儿子往往以母亲的形象作为自己同异性交往的标准，虽然通常是不自觉的。
萨特患眼病后,安娜-玛丽注意到儿子右眼斜白显得有些难看,为了弥补这一点,她给他留了长发,希望能够遮住那只斜白眼，并且把他打扮得像个漂亮的女孩子。安娜-玛丽这样做，除了给儿子遮丑以外，也许在潜意识里还有一层动机：为自己不幸的童年作一个补偿，因为她小时候从来没有被打扮过，谁都没有注意过她的美。外祖父十分反对将萨特这样女性化，他为此经常责问安娜-玛丽。但一向对父亲唯命是从的她，在这一点上却毫不妥协。这样过了好几年。萨特7岁时，外祖父终于忍无可忍，有一天，不经过安娜-玛丽的同意，悄悄带外孙去了理发店，将他的长发剪去，还原了男儿本色。这一强制性做法惹得安娜-玛丽大哭了一场。
童年时的这段经历对萨特以后同异性交往有一定影响。由于一度被母亲当作女孩子对待，他对于自己的性别定位会产生错觉，或者说，对于女性有一种本然的认同感。成年后他同女性打交道如鱼得水，乐此不疲。他可以同一位女性聊一整天，到了第二天还有说不完的话。这与他对男性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父亲去世时母亲年纪很轻，她与他相处的时间实际上也不长。安娜-玛丽并未从这个婚姻中体验到任何乐趣，当丈夫死在她的怀里时，她对死者的感觉仍然几乎是一个陌生人。后来她在与儿子作倾心交谈时想必会在无意间表达自己对婚姻的困惑和不满。她当了年轻寡妇后很长时间不考虑再嫁，这一事实似乎也在向儿子昭示：婚姻是无意义的、不必要或可有可无的。萨特一辈子未婚，而且对婚姻持厌恶和否定的态度，也许就有母亲这种影响的作用。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童年（1905-1917）：占有词语（1）
对童年萨特有重大影响的人，除了早死的父亲和形影不离的母亲外，还有一个，就是外祖父。正是外祖父提供的家庭环境，使萨特从小立下当作家的强烈愿望，而且终生不渝。
施韦泽是一个法文教师，家中藏有丰富的法文书籍。萨特自小没有同龄的玩伴，十分孤寂地生活在一个老人（外祖父）和两个女人（母亲和外祖母）中间。他的注意力很自然地转向外祖父的书房。
大约四、五岁，小萨特就开始翻看外祖父书房里的那些大部头书，先是看书中的那些插图，觉得十分有趣。翻得多了，安娜-玛丽发现儿子对书的兴趣，就将那些通俗易懂的文字念给他听。听着听着小萨特不满足依靠母亲的声音来了解这个词语的世界，他要自己来，在母亲的指导下他结结巴巴地拼读这些文字。
随着认识的字不断增多，他开始独自阅读，在词语的海洋里任意遨游。他发现这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与自己实际上孤寂和单调的生活正好相反。于是他有更多的时间沉迷于书本之中，久而久之，书本对他而言成了真实的世界，而现实世界倒成了书的摹本，显得虚幻不实在。他在自传中说，作为一个孩子，他从没有爬上树掏过鸟窝，从没有在小河边拣过石头。而书本就是他的鸟蛋，就是他晶莹剔透的鹅卵石。
比开始读书稍晚一点，大约六、七岁，萨特开始写作。最初是信笔涂鸦，随便写画，后来开始改写自己看过的故事，再往后则自己编造一些东西。而文体是既有诗也有散文。在写作中他有一种强烈地占有词语的感觉。
他晚年回忆说：“很长时间以来──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看的──我往往把词语同事物混为一谈。我的意思是，桌子这个词就是桌子。我就是带着这种古典的想法开始了自己的写作活动，而且总是停留在这种阶段上。我总是认为，要使这个桌子成为我的，就要去发现作为桌子的词。这样，在词语和我之间就有一种亲密关系，但这是一种所属关系。在我对语言的关系中我曾是所有者，我现在还是所有者。”（《作家和他的语言》）他将词语、文字看成一个真实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一些符号或象征；这些词语的存在甚至是可以触摸的。这一感受我们一般人很难体验到。
童年萨特这种将词语视为真实事物的感觉使他以后在写作具有十分独特的、别人无法模仿的风格。例如他的小说许多描写都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在他的成名作《恶心》中，他写人的手，形容为“肥白如虫”，刻画人的脸，说是“如起伏不平的丘陵”，描写一棵树根，则将其说成是“一个黑色的精灵”。
萨特自我分析这种占有感，认为是一种移情的表现。他当时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儿童，但又一无所有。作为一个儿童，他什么都没有，没有自己的任何东西。从他跟外祖父一起生活时起，他就只是占有那给他的东西。于是他就处于一种难解的矛盾之中：就一般的占有而言，他也可以说是富足的，就是说，他有一切东西而不知道缺乏的痛苦；另一方面，他又没有任何东西，没有占有过任何东西。他不缺什么，但任何东西都不是他的。在现实中无法占有，那么就在想象中实现，于是就发生了这种占有词语的移情现象。他是以占有者的身份来投放词语；对他来说，词语一开始是一种占有的工具，只是到后来，它才成为集体交流的手段。萨特最后总结说：“这对我曾是最重要的事情。语言是属于我的某物，一半是被表示的事物，一半是外在于它们的表示者。‘桌子’这个词一半在桌子中，一半在我的智谋的工具性的延伸中。” （《作家和他的语言》）
萨特分析自己如此痴迷于文学和写作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把文学当成了自己的上帝，在写作中倾注了自己的宗教情结。家中几个人宗教信仰各别：外祖父是新教徒，外祖母是天主教徒，母亲不信仰任何教派的宗教，只是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宗教情感。外祖父和外祖母常常在餐桌上拿对方的宗教信仰开玩笑，虽然不含什么恶意，在不经意间让小萨特觉得，任何一种宗教信仰都是没有价值的。尽管大人们一致决定让萨特上教堂和领圣餐，但宗教在他心中已经失去了分量，他实际上缺乏信仰。没有信仰，就会有对死亡的恐惧。为了摆脱这个，他把对于不朽的渴望倾注到写作之中。他所想象的文学生活实际上是以宗教生活为榜样，他唯一的梦想是通过文学、写作来拯救自己的灵魂。
除了这两个原因，萨特终生以文学为业，还有一个十分偶然的因素：他对外祖父意思的误解。
小萨特的写作活动获得母亲的赞赏和鼓励，她常常将儿子的作品念给大家听，而大人们也都称赞不已。但看到外孙越来越痴迷于写作活动，外祖父开始担心起来。在他看来，当一个专业作家是没有出路的，作家中有不少穷困潦倒终其一生的例子。他不希望小外孙走这一条路。由于他一向不强迫萨特做什么，这次也不打算断然反对外孙的意向，于是采取一种委婉迂回的劝诱方法来打消外孙的念头。
一天晚上，施韦泽将女人们赶出室外，说是要跟萨特进行一场男子汉之间的谈话。他把外孙抱在膝上，十分严肃认真地同他谈了一席话，大意是：他萨特要从事文学写作，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本来是很不错的事情；但作家是一个生活没有保障的职业，不少著名作家挨饿而死，或者为了糊口而出卖灵魂。为了顺利从事文学写作，他应该另有一个职业，这就是当一个大学文学教师。教书有稳定的收入，还有较多的空闲时间。这两个方面的工作相辅相成，他完全可以将两者结合起来。
外祖父说这番话可谓用心良苦。他的本意是，萨特听到作家困苦不堪的境况后会知难而退，慢慢打消当一个作家的念头。然而萨特完全错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是要自己坚持走作家的道路，只是为了保险起见，另外兼顾一个第二职业。
外祖父这样严肃认真地同自己谈话，对萨特来说是第一次。以前他俩在一起时总是闹着好玩，他从来没有把外祖父的话当真。如果这次外祖父还是跟以前一样，在说说笑笑当中谈及此事，他肯定不会当一回事。但这次谈话跟以前完全不同，萨特不禁想起平素外祖父对其子女（包括安娜-玛丽）的严厉命令，那是不得不服从的。因此，他必须当一个作家，这既是他自己的意愿，也是外祖父的命令。
年近60岁时，萨特在自传中回忆说，正是由于他把外祖父的“反话”正听，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他写作写累了想歇下来，外祖父的话就立即在他头脑里响起，催促着他回到书桌旁继续奋笔疾书。到现在回顾此事，特别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不禁想到，自己花费一生心力、夜以继日地埋头写作，花费了那么多笔墨纸张，抛出了那么多写出的书，其实并没有任何人请他来写，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早已去世的老人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却是被完全误解的，不禁让人啼笑皆非，深感人生之荒诞。
除了立志当一个作家，这种童年的过度阅读还对萨特成年后的一些生活习惯产生影响。所谓“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长年沉迷于书本，小萨特已经通过图画和文字，在世界各地漫游了一番。很有意思的是，他读的第一本书的书名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看来萨特很早就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遨游了。当然，他实际来到中国，是在四、五十年以后。成年后的萨特，除了写作，唯一的爱好是旅行。这跟他童年的阅读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童年的阅读习惯还影响到他旅行的方式。一般旅游者每到一地，大都是直接奔向该地著名的自然景观，逐一游览，惟恐漏掉什么。萨特则不同，他对自然景观并不特别感兴趣，想必是早在书本上看过了。更多的时间他是坐在该地一个广场上，默默地抽着烟斗，看着人们来来往往，在心中体会着这里的人文氛围。
我们甚至可以从他成年后的日常生活习惯中看到童年受到的人文熏陶的影响。例如，他不喜欢吃那些生的东西或呈现自然状态的东西，如水果和血红色的牛排。他在日本访问时出于礼貌，勉强吞下主人敬献的生鱼片，回到旅馆就全吐了。他喜欢吃的都是经过人们加工的食物，如水果罐头，如香肠。凡是跟人有关系的东西，他都能够适应，而那种纯粹的自然，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童年（1905-1917）：占有词语（2）
阅读和写作激发了萨特的想象力，使他在孤寂的生活中获得安慰和自信心。童年生活中，还有一个东西同样起到激发想象力的作用，同样给了他精神抚慰，这就是音乐。
外祖父家可以说是一个音乐世家。外祖父会作曲，创作的乐曲带有门德尔松的风格，他还弹得一手好钢琴。母亲安娜-玛丽同样钢琴弹得好，她能演奏肖邦、舒曼等人的难度极大的乐曲。此外她还有一副好嗓子，而且经过专门训练，唱出的歌真可以说是宛转动听，余音绕梁。外祖母、舅舅、舅妈、表兄弟们，人人在音乐方面都有一手。
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萨特自然而然地喜好上了音乐。他很小的时候就随着母亲去体会音乐之声。往往是在晚饭后，母亲开始弹奏钢琴，小萨特站在一旁，随着钢琴的节奏和旋律，陷入丰富的想象之中，以前看的那些爱情和战争故事浮现在脑海里，他自己成了主人公，成了救美和杀敌的英雄。想象到得意处，他情不自禁地抓起外祖父用的尺子和裁纸刀，把它们当成剑和匕首挥动起来。这时他充分感受到自己的强大和无所不能。
大约10岁左右，萨特开始练习弹钢琴，并且是上正规的钢琴课。到后来，他已经能够弹一些难度较大的曲子了。当他弹到一定水平时，母亲和他一起弹，两人合奏，这应该是萨特一天最快乐的时光。这种对音乐的爱好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萨特的想象能力和文化鉴赏能力，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是很有好处的。在他的成名作《恶心》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情节：主人公洛根丁在听一张唱片，那是一个黑女人在唱：“在这些日子里，亲爱的，你会想念我。”这应该是萨特自己对于音乐喜好的写照。萨特经常参加音乐会，他弹奏钢琴的爱好保持终生，直到晚年双目失明、胳臂也抬不起来才被迫放弃。而在那时，听自己喜爱的唱片是他最大的慰藉。他家中藏有许多名曲唱片。
萨特在将近70岁时，回忆童年的生活，特别提到自己对于月亮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觉得月亮是自己的月亮，他同月亮之间有一种默契。当他抬头遥看那一轮皎洁的玉盘时，总是不自觉地同她对起话来，向她任意倾诉自己心中的一切，虽然是默默无语的。
这里他仍然发挥着在阅读和音乐里面已经体现出来的想象力。当看到月亮上面依稀可见的明暗起伏之处时，他将那幻化为一张微笑的脸，一张只向他展示秘密的脸，一张让他倍感亲切的脸。童年萨特害怕黑暗，而月亮让他战胜恐惧，消除了黑暗的阴影。
这种月亮情结应该来自他的孤寂感以及力求摆脱这种孤寂感的需要。童年的体验在他成年后仍然有着影响。许多年后，他写了一篇小说，名为《午夜的太阳》：一个小女孩的头脑中常常浮现出这样一种情景：深夜的天空中出现一轮辉煌的太阳；一天她真的看到了午夜的太阳，但它不是圆的，而是一道长长的光。这篇小说折射出萨特的月亮情结，这个小女孩的感受其实就是萨特自己的感受，这个午夜的太阳其实就是月亮，被他幻化的月亮。
后来他还在一个剧本中加上这样一个情节：一对流浪者在月光下谈论月亮。这实际上表达了他自己对于月亮的喜爱和欣赏之情。1969年美国宇航员登月，萨特特意租了一台电视机看登月实况转播。这一次他总算是真正看清楚了月亮是一个什么样子。但这样一来，他对于月亮那种因其神秘性而产生的特殊感情也就不复存在了。这让他在获得一种满足的同时，又有深深的遗憾和失落。
童年萨特长期的孤寂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外祖父。萨特到了上学的年龄，本来应该把他送到学校，外祖父也送了，但没有送成功。
出于做外祖父的偏爱，施韦泽认为刚到上学年龄的外孙不能从最低年级读起。最低年级是10年级预备班，然后再上升到9年级、8年级等等。他将萨特带到蒙田公立学校，对校长说，这孩子天分极高，已经写了不少东西，应该直接上高年级。校长让萨特直接上8年级。但过了两天，校长通知施韦泽，因为基础太差，他的外孙还是只有从最低年级读起。校长同时还给他看了萨特作的一张听写测试卷，上面全是拼写错误，几乎没有一个词是对的。
施韦泽为此同校长大吵了一通，要求校长收回成命，但遭到拒绝。一气之下，他让萨特退了学，请老师在家给外孙上课。就这样，萨特接触同龄人的时间被推迟了几年。这一境况对萨特一生有很大影响。
这一影响首先表现为不合群。萨特很难融入同龄人的群体中。萨特在自传中描述了当时的情状。当他和母亲在巴黎卢森堡公园散步时，可以看到一群群孩子在自由自在地玩耍，但他只有用羡慕的眼神在一旁看着，却不敢上前参加进去。而孩子们谁都没有理睬他，谁都不知道他是个天才和英雄（像他自己想象的那样）。这一时刻，他深切感受到自己的真实地位：他是一个可怜虫，一个谁都不要的可怜虫！
安娜-玛丽觉察到儿子的困窘境况，想催促他参加进去，就故意装出不耐烦的样子说：“你这个傻瓜还楞着干什么，还不过去问问他们愿不愿意跟你玩！”而萨特却倔强地摇摇头，不过去。
看到硬赶他去不行，安娜-玛丽又指了指旁边几个一边织毛线一边看孩子玩的女人，低声问：“我去跟他们的母亲说一下吧？”萨特更加急了，坚决不让母亲去问。他赶紧走开，在公园里转了一圈，最终也没能和孩子们玩在一起。其实这时他心里特别想参加进去，只是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尊而不肯去求他们。
这种不合群的经历对于萨特以后生活的影响也是极大的。成年后他在性格上有一个特点：凡事不愿求人，哪怕像问路这样的小事也不愿求人。在与同性朋友的关系中，他始终有一种距离感。别人有什么事情找他帮忙，他会尽力去做；但他不希望有什么事情去求他们。也许儿时遇到的困窘仍然在潜意识中对他起着作用，他不希望自己再遭受同样的尴尬。
直到10岁萨特才进入亨利四世公立学校。在进校的第一天，他就很自然地融入班集体之中，同孩子们打成一片，连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事情竟这样容易和简单。在这个学校，萨特认识了他一生中唯一有着真正深厚友情的同性朋友。
那时他班上一个同学刚刚病死不久。这个同学叫贝纳尔，因为身体不好，总是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不参加同学们的活动，但笑咪咪地看着大家打闹。他成绩全班第一，性情和善，说话慢条斯理。他很小就死了父亲，家境贫寒，靠母亲做裁缝为生。由于这一切，全班同学都十分喜欢贝纳尔。所以当他去世时，全班40个同学都聚集在他的棺材前痛哭，他的坟墓上布满了同学们送的鲜花。
就在贝纳尔去世几个星期后，这天班上正上拉丁文课，门房带着一个孩子走了进来，他就是死去不久的贝纳尔。他向老师敬了一个礼，就坐在一个空座上听起课来。同学们都惊呆了：这孩子戴着贝纳尔戴过的铁框眼镜，也像贝纳尔那样围着一条厚厚的围巾，他也有一个钩鼻子，也跟贝纳尔一样怕冷。于是大家都断定他就是贝纳尔。正在上课的迪里先生大概也跟同学们一样惊诧，不禁停下课来，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问这个学生的情况。
这个学生回答道：“我姓尼赞，叫保尔─伊夫，是包饭生，工程师的儿子。”同学们这时才醒悟过来，来者不过是长得跟死去的贝纳尔相似而已。
下课后萨特主动接近这个活过来的“贝纳尔”，很快他们成了好朋友。萨特发现，虽然猛一看尼赞跟贝纳尔很相似，他俩有许多地方不一样。尼赞比贝纳尔长得丑一些，他也有一只斜白眼，不过是左眼，跟自己的正好相反。在性格方面，尼赞不那么温和，生起气来脸色发白，说话开始结巴。他还喜欢用挖苦的口气来谈论人，包括对自己的父母，这是萨特所不习惯的。但尼赞书读得很多，而且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作家。萨特最为赞赏的是后面这一点，他俩可以说是志趣相投，这是他们友谊的基础。
他们成为要好的朋友后不久，由于萨特生活起了一个重大变化，他离开了巴黎，也不得不跟好朋友分手。不过数年之后他们又重逢在巴黎，得以再续友情。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童年（1905-1917）：做戏与诱惑（1）
萨特在很小的时候就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种虚假性，这特别体现在外祖父对他的态度上。一方面，这位老人确实是喜爱小外孙，每次一见到小萨特，本来没精打采的他顿时精神焕发，伸开双臂，高声喊道：“我的小宝贝！”而萨特也扑向外祖父的怀抱。另一方面，施韦泽的这种举动中也包含着某种做作的成分，一种不真实的成分。老头子是一位法语教师，本来就擅长于语言艺术，也可以说擅长于表演。萨特在自传中回忆说，这位身材高大、风流倜傥的老人，有时将自己打扮一番，配着那一把大胡子，衣着神情就像上帝显灵一样，突然出现在教堂上，将众教徒吓得四散而逃。
在同外祖父这种亲热的表达活动中，萨特感到老头子做戏的成分，也体验到自己在扑向外祖父时，在高兴之余，也有一种配合老头子做戏的成分，他是在扮演一个被宠爱而且值得爱的小外孙的角色。时间长了，他也习惯于这种角色，只要看到外祖父张开手，他就会自然地飞扑过去，表现出一种幸福儿童的模样。
在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中觉察出虚假、不真实的成分，而且还体验到自己内在的同样的不真实和虚假，这表明小萨特具有特别的敏感性。而这一点，影响着他成年之后的为人处世甚至创作活动。萨特一生同他生活的那个资产阶级环境格格不入，常常独行特立，我行我素，就是因为他将这个社会看得太清楚、太透彻，一切虚伪的东西都无法蒙蔽他。在对抗社会之虚伪的同时，他也在不断地同自身表现出来的虚伪性为敌，力求更坦诚、更本真地看待自己和对待他人。
一成名人，便不足观，这似乎是一个通例。因为成名之后，人们就开始着意掩饰自己、包装自己，将一个经过美化和神化的外壳展示给世人，总之，是在演戏给公众看，而将那个本真的我藏在幕后。萨特则是一个少有的例外。同那些实际上是在演戏而不自知的人不同，他从小就太知道演戏是怎么回事，根本无法安然于自我欺瞒。在成为世界文化名人之后，他没有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从未想过用假面来包装自己，而是随时准备承认自己做过的任何事情。例如在晚年，大约70岁时，在一个公开放映的电影《萨特自述》中，萨特的学生博斯特回忆萨特当中学教师时，一次在作学生毕业演讲的前夜，同学生一起喝醉了，然后去了一家妓院，“被一个高大结实的妓女背上了楼”。考虑到这属于个人隐私，可能有损萨特的形象，博斯特对萨特说：“如果您希望的话，可以把这段话从影片中删掉。”但萨特没有删，就让它那样展现在公众面前。他认为这没什么，因为这是事实。至于别人怎么看，那是别人的事情，他没有必要去隐瞒事实。他不想在这部记录影片中演戏，而只是想陈述本来的人生。
这种对于人的虚假、做戏的体验在他的哲学作品也有明显反映。例如他早期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中有一个重要概念“自欺”。自欺并非是人有意做假，甚至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在自我欺骗，但实际上他们就是这样的。或者说，这是人的一种本体状态，人不可能脱净自欺的成分，他顶多可以意识自己是在自欺。意识到自欺可以说是对自欺的一种扬弃，而这种扬弃应该是一个不断的过程。这实际上是将他童年体验到的做戏以及对于做戏的厌恶上升到了理论层面予以探究。
《存在与虚无》中有不少关于自欺的生动事例的描述。例如，在咖啡馆常常可以看到这种侍者，他在招待客人时殷勤有点过分，他的动作也灵活得有些过分，过分准确、过分敏捷，他举起托盘的动作有点像杂技演员表演，在不断地破坏平衡中保持平衡。实际上他是在表演，在表演一个侍者，而且他完全沉迷在这个角色中，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在表演，以为这就是他自己，以至于失去了那个不仅仅是侍者的他本人。
萨特还举一个初赴约会的女子为例。在与一个男子的约会中，当那个男子握住她的手时，为了避免某种尴尬，她使自己处于自欺状态。实际上她应该明白这个男子这个举动的含义，对于她的欲望，以及她自己对此在心理和生理上的反应。但她宁可不去正视这一切，假设这个握住她的手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像什么都没有发生那样，同对方进行“纯精神”上的交流。这实际上也是自欺，也是在不自觉地做戏，不肯直面人与人关系的真相。
童年萨特这一特点对他以后的文学活动很有影响。在文学创作方面，总起来说，萨特成就最大的领域是戏剧，他的戏剧比小说写得好，从他开始写公演的戏剧开始，几乎每一个戏剧都引起轰动，在社会公众中激起巨大反响,有的还成为法国戏剧史上保留的经典剧目。我们如果采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看待这一现象，就可以说，他似乎是将人的自欺或做戏的成分升华到戏剧创作中。也就是说，在该演戏的地方去演戏，在人们知道是在演戏的地方去充分施展自己的表演才能和想象力，而在现实生活中则尽可能地避免假戏真做。
就童年萨特而言，他那种做戏的姿态不仅对着外祖父而来，还很自然地对着同龄的小姑娘施展起来。大约七、八岁时，他有了一个木偶玩具，它可以套在手上玩，每个手指头顶着一个人物，随着手指的活动，这些人物也就有了各种动作。萨特决定拿它去表演。
他来到卢森堡公园，当小姑娘们走过来时，他就蹲在一把椅子后面，将套着木偶的手伸在椅子面上，手指一边活动，口中一边配上相应的声音，这就是一场木偶戏了。于是就有小女孩停下脚步看他的表演。 看到有人注意到自己，他就更来了精神，一个表演接着一个表演，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有声有色，挺吸引人的。当然，这些故事都是在外祖父书房的那些书里看到的。有的小姑娘会被他逗得发出格格的笑声，对于萨特来说，这就是对他表演的最高奖赏了，他达到了自己期望的目的。
萨特这一行动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它似乎预示了他成年后的生活特点：就是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同对异性的追求或诱惑结合在一起。他的志向是当一个作家，而他从书本上看到的作家的生活充满了激情，一个作家在其一生中有许多同异性的风流韵事，他总是不断地向他喜爱的女人大献殷勤，讨得对方得欢心，而他可能有的方法或手段就是自己的语言，用美妙的语言来打动对方。他将这称为诱惑。他为自己设计的作家生活就包含着这种对异性的诱惑。
大约35岁时，他在日记中回顾和总结自己的生活，发现写作活动和对女性的追求或诱惑其实很相似。写作是要抓住事物的意义，然后将它揭示给读者看，让读者被作家的这种揭示所吸引。所以从广义讲，这也是一种诱惑，诱惑读者同自己一起进入一个想象的世界。萨特所说的对于女性的诱惑，就是向她呈现这个世界，代替她来思考和感觉，为她着想，为她创造快乐和幸福。这种诱惑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在表演。萨特在日记中说：“这也许就是我醉心于写作的最深沉的元素——我看待艺术和爱情的方式使我觉得除了作为一个演员和讲故事者的天赋外，没有其他办法来获得那些姑娘们的芳心。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简直就是根本的。”
萨特几乎所有的戏剧，都是为他所喜爱的女人写的：《苍蝇》是为了奥尔加，《禁闭》是为了万达，《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是为了万达和伊夫林娜•雷依，……他同意某剧院演出他的戏剧，条件只有一个：女主角必须由他来确定。他的其它体裁的重要作品，在题词上也都是献给他喜爱的女人的，如他的成名小说《恶心》是献给终身伴侣波伏瓦的，小说集《墙》是献给奥尔加的，长篇多卷本小说《自由之路》是献给万达的，早期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和后期哲学代表作《辩证理性批判》都是献给波伏瓦的，自传《词语》献给他的苏联女友列娜的，等等。这与他童年的举动是一脉相承的：他的创作活动与向女性表示好感、爱意甚至诱惑是联系在一起。他在文学创作和思想探索方面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只有在追求异性方面的耐心和韧劲才能与之相比。
萨特在《自传》中以调侃的口气谈到这样一些人，他们到死还记得自己的初恋，有的到了晚年还非得去找年轻时爱过而没有得手的老女人睡觉。他说自己不属于这一类型的人，当他写自传时，费了好大的劲才回忆起童年的一个大概论廓。有人会从这样的自述中将萨特看成一个薄情寡义的人，同时也会有疑问：他对那些被诱惑的女人的感情是真挚的吗？还是只不过逢场作戏？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童年（1905-1917）：做戏与诱惑（2）
在我看来，萨特这里对自己的表述不完全是事实，他也许还带有一点正话反说的意思。在写自传大约10年后，将近70岁时，他在与波伏瓦的一个长篇的自传性的谈话中，清楚地回忆了童年时他接触过的小女孩。
一次是随同家人在瑞士度假，那一年他才5岁。当时大人们都出去了，他一个人留在房间，而另一个住处紧邻他们的度假家庭，大人也都出去了，留下一个年龄跟萨特相仿佛的小女孩在家。很自然地，这两个孩子玩到一起去了。他们先是望着度假村外的那一片湖水发呆，觉得没有意思。于是萨特想到自己带着的一个玩具，就提议他俩来玩“医生看病”的游戏。他的玩具是一个灌肠用的注射器，没有针头，平时没事他就拿来抽满水，再四处扫射，觉得很有意思。
小女孩欣然同意。萨特扮演医生，小女孩是病人，医生给病人看病。看完病后要打针，小姑娘把内裤脱了，萨特将水抽进针管中，再将它射进“病人”的下体中。小女孩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样子，他俩玩得很开心。这大概是他第一次接触女性的裸体和性器官，印象比较深，所以到了晚年还记得很清楚。这种游戏本身就带有表演的成分，由于是萨特主动提出，也带有诱惑的成分，可以说是他第一次对异性的诱惑，虽然是不自觉的。
第二年在阿卡辛，萨特认识了一个叫薇薇的金发小姑娘。她长得很漂亮，但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不能走动，只有整天躺在椅子上。萨特很喜欢她，成天围着她转，陪她说话，逗她开心，给她将故事，颇有类似大人的那种怜香惜玉之心。他还把自己在彩船上拍的一张照片给薇薇看，这大概是唯一属于他自己的财产，他能够在小姑娘面前炫耀的也只有这个东西了。
正像咱们中国话说的“红颜命薄”，不久这个金发小姑娘不治而亡。萨特悲痛欲绝，写了许多诗来悼念这平生第一位“红颜知己”。当然，这些诗是非常幼稚的，许多都是模仿他看的书上的东西，但它们同时也是他真实情感的表达。这也许可以算是萨特第一次类似恋爱的体验和经历。在将近70岁时的那次谈话中，萨特仍然十分清楚地回忆了这件事，说明他并非真的将童年的什么东西都忘记了或抛弃了；至少有一种东西是不会遗忘的，那就是对喜爱的异性的感情。
谈到对异性的诱惑问题，童年萨特还存在着另一方面的情况，那就是，并非他去诱惑别人，而是别人来诱惑他。
外祖父有一些女学生常常来老师家，有时外祖父朋友的女学生也来师伯或师叔这里玩。她们看到施韦泽总是对小外孙宠爱有加的样子，而小萨特一头金发，一张胖嘟嘟的脸，挺可爱、挺好玩的，于是也都哄弄起他来。这些年龄同安娜-玛丽相仿佛的年轻女子将小萨特抱在怀里，又是抚摸又是亲吻。在她们不经意间，这些接触和动作给了萨特一种不断的刺激，年轻女性温柔的嘴唇、富有弹性的乳房和丰满的臀部给了他强烈的肉体感受。
有的女子不仅以身体的活动来诱惑他，还使用了语言。直到晚年萨特都还记得很清楚，这些女学生中有一个姑娘，大约18岁，长得很漂亮，她把小萨特搂在怀里，不但爱抚着他，还低低地对他诉说种种情话，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恋爱对象。她是闹着好玩，不是当真的。然而对萨特造成的影响则非同小可。他晚年回忆说，当时他被她弄得神魂颠倒，真的迷恋上她了。
在年轻女士这种不经意的诱惑中，小萨特也并非是完全被动的。萨特在自传中回忆了这样一个情节：当时有一个叫莱波让的女子也让他着迷，他喜欢看她的胸部，喜欢抚摸她的肩膀，希望在她面前表现自己。一天，为了向她显示自己的魅力，他对她说，有一个女孩子让他感到痛苦，为了报复，他决心让今后所有遇见他的女人都伤心欲绝。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这完全是根据他看的那些书中的故事瞎编的。然而莱波让女士大概有点相信这番话了，她认真地看着萨特，对旁边的同伴说：“我倒真想在这孩子20岁时认识他，那时女人们一定都会为他而疯狂！”
同这些年轻女性的经常接触，在某种意义上导致萨特性爱方面的早熟。它对萨特成年生活有着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这使他习惯于与女性交往，同她们在一起时很自在，打起交道来轻松自如。这为他日后在爱情生活方面的成功奠定了性格和气质方面的基础。萨特可以同一个他喜爱的女性闲聊终日不倦，第二天还可以再接着聊，丝毫不用担心没有可以谈论的话题。这样的功夫不是一般人具有的。几乎所有与萨特交往的女性都能感受到他那吸引异性的特别魅力。看来莱波让女士也许真的有先见之明。
另一方面，这些年轻女士的过度爱抚和哄弄又造成萨特的一种逆反心理，即抗拒这种过度爱抚，抗拒被动接受，反过来强化了他对女性的一种的主动性和支配感。成年萨特在同异性的性活动中，特别在进入做爱阶段时，只有主动的感觉，没有被动的感受，只有给予的感觉，没有得到的快感，只有支配对方的感觉，没有也被对方支配的双向互动的感受。童年的这段经历和体验在这里应该起了很大作用。
导致这种片面的主动性和支配感的，除了女士们的爱抚和哄弄外，外祖父母的生活也对小萨特有一定影响。他俩的关系就是外祖父处于支配地位，而外祖母总是被支配的。耳濡目染，小萨特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大概就应该是这样的。
成年之后，萨特从理论上认识到，男女之间在性爱活动上应该是双向互动的，对于每一方来说都既是主动给予又是被动接受，既是活动的主体又是活动的对象，但在实际感受中仍然深受童年经历的影响，往往只有主动给予没有被动接受，只是活动主体而不是对象。这样，在性爱活动中他总是处于支配地位，与对方是不平等的。
童年萨特不仅受到这些年轻女性的爱抚哄弄，母亲和外祖父在对他的爱抚上也有些过分，因为他们都很喜爱欢他。这种过度的爱抚哄弄不仅对萨特成年后的性爱生活带来影响，还影响到他生活的其它方面。例如，由于对这种过度爱抚的抗拒，萨特养成了一种不肯放松自己的习惯。他是以自我约束和自我紧张来消解对他的过度爱抚。在日常生活中，萨特从来不坐柔软舒适的扶手椅或沙发，他的房间里这些东西都是给客人坐的，他自己总是坐在一把硬木椅子上。他也不像许多人喜欢做的那样躺在床上看书；看书时总是十分规矩地坐在桌子旁。甚至在外游玩时，他的休息方式也与一般人不同。人们累了要休息时，通常会找草地一类比较松软平整的地方坐，他不，他会坐在一块坚硬的石头上。好象他总是要让自己处于一种不舒服、不放松的状态下，虽然他自己并不认为有什么不舒服。
这种不放松的特点表现在工作上，是对自己的身体毫不吝惜。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为了提高写作效率，让自己的精力高度集中，经常服用兴奋剂。明知道这会严重损害自己身体健康，他也毫不在意。实际上，如果不是这样玩命于写作，萨特的寿命应该会延长许多年。他母系这一族，几乎个个长寿。他晚年的一些疾病，早在他毫不顾惜自己身体的中年时期就已扎下了根子。
萨特所生活的家庭环境对他同异性的关系还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多伴侣倾向。萨特的多伴侣倾向首先是受书本的影响，书本上描述的作家生活充满一连串的艳遇，一个名作家会有许多仰慕他的女人。而众多年轻女性的爱抚哄弄加强了他的这种倾向，使他很小就习惯于同时被几个女性所喜爱，他也可以同时喜爱几个女人，虽然这时他并没有真正的性意识。这种多伴侣倾向得到加强的另一个因素是外祖父的情况。施韦泽与妻子在结婚后不久就分房而居了，原因是妻子厌恶性生活，她甚至设法从医生那里开了一张不适合与丈夫同房的证明。于是施韦泽只有从别的女人那里获得性的满足。而他长得一表人才，对异性颇有吸引力，身边总有许多表示爱慕的女性。施韦泽的这种情况在家中应该不是什么秘密，萨特看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家中的情况还使萨特对于婚姻有一种排斥和否定的心理。除了前面我们所说母亲婚姻的情况以及她长期不愿再婚对于萨特产生这种影响外，外祖父母婚姻的不幸福也对萨特有着影响。他从小生活在一起的3个人，其婚姻都是不幸或无意义的，这一点对于萨特成年后的生活有很大影响。他一生未婚，除了一两次特殊情况外，他从没有考虑过结婚。我们从他童年的经历和体验中可以探察出他采取这一态度的早期根源。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继父（1）
1917年4月，在守寡10多年后，安娜-玛丽终于再婚了。她嫁给了一个长期的追求者芒西先生。这对于萨特来说犹如一个晴天霹雳，让他不知所措；他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整个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
此前在他心目中，母亲整个是属于他的，他对母亲具有特权，他在母亲面前是一个王子。而现在突然来了另一个人，他比自己更加具有特权，而自己如果不说是一无所有，也至多就是个二等王子，在母亲生活中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这一点是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安娜-玛丽之所以再婚，主要还不是出于对芒西先生的爱情，她在这方面是比较淡然的。她主要是为儿子考虑。她看到萨特长大了，觉得如果没有一个父亲来管束和教育他，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而芒西先生在安娜-玛丽看来还不错，是个正派的有教养的人。她决定再婚，还有一个原因：施韦泽本来已经退休在家，由于她带着孩子回到娘家，增加了家中的经济负担，他不得不重操旧业来增加收入。安娜-玛丽不忍心让年迈的父亲继续操劳下去，而她本人又没有独立谋生的手段，再婚嫁人就成了她唯一现实的选择。至于她自己，同第一次婚姻一样，在这次婚姻中并没有感受到特别的乐趣。
她再婚主要是为了儿子好，但儿子并不知道，反而认为母亲背叛了他。许多年后安娜-玛丽才觉察到这一点。但那时造成萨特心灵的创伤已经无法弥补。如果她能预先知道儿子的心理，很可能就不会再婚了。
结婚后安娜-玛丽搬出父亲家，同芒西住在一起。而萨特暂时留在外祖父家。这时他虽然在精神上十分痛苦，实际生活方面倒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家还是原来的家。然而半年以后，母亲要随继父离开巴黎去一个港口城市拉罗舍尔，继父是一个工程师，他前往拉罗舍尔造船厂当厂长。萨特必须随他们一起去。从这时起，开始了萨特后来称为他一生中最为悲惨的几年时光。
其实继父芒西倒不是个坏人，按照资产阶级社会规范来衡量，他可以算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安娜-玛丽看中的，大概也是这一点，认为他可以给予萨特很好的教育。芒西先生也很想这样做，努力尽到一个继父的责任。他对于一般人十分苛求，态度严厉，对待萨特倒很有耐心。但是，由于“夺母之恨”难以化解，萨特无法同他进行任何沟通，也难以接受他的任何教育。
将近70岁时，萨特在记录影片《萨特自述》中回忆了当时的一个情景：一次芒西履行继父的职责，辅导萨特学习几何。他不讲倒还好，一讲萨特更加糊涂了。这也不是萨特故意如此，就是不知怎么的，只要继父跟他讲话，他的脑子就不好使，本来清楚的东西反而弄不明白了。这也许是一种逆反心理潜在地作怪吧。
安娜-玛丽在一旁看着，又急又气，她以为儿子是有意跟继父捣乱。当看到萨特在回答继父问题时态度不够好，她更加来气，于是离开书房去了厨房。在厨房她也无法静下心来做事，于是她又回到书房。其实这时萨特同继父的情况比原先稍好一点，他俩已经开始讨论具体几何问题了。而安娜-玛丽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给了萨特两个耳光。芒西立即大声制止她的行为，而萨特一言不发，把头抬得高高的，带着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离开了这个房间。
安娜-玛丽打儿子的心理是十分复杂的。萨特后来分析说：“她往往感到两面受压，左右为难。”她既爱儿子，也不愿丈夫因儿子的行为而感到不快。看到儿子对于丈夫辅导的抵制和态度的无礼，她十分伤心，这完全违背了她结婚的初衷。她打儿子是恨铁不成钢。母亲的这两个耳光，用萨特的话来说，是第一次在他和母亲之间造成了裂痕，也可以说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裂痕。他的生活再也不会回到原先的样子了。
当然，到了成年之后，萨特会体谅母亲这样做的良苦用心，也不会计较当时发生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母亲再婚对于萨特一生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有些东西确实是终生都无法遗忘的。在将近70岁时，萨特的健康状况一度急剧恶化，他开始考虑到自己可能不久于人世，于是留下了遗嘱，其中有一条是：他死后不要安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他的继父和母亲中间，而希望将他一个人单独葬在蒙巴拉斯公墓里面。作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萨特本来是不会在意这样的事情的，一个死者葬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但他实际上很在乎这个事情，这说明尽管在理智上他原谅了母亲的再婚、对继父也早已没有成见，但在感情上他仍然无法接受过去的一切。
除了夺母之恨，萨特同继父格格不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芒西在文化修养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芒西是学工程的，读的都是理工科方面的东西，对于文学之类的不感兴趣，他和萨特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他知道萨特喜欢写作，但他对此反应十分冷淡，实际上是反对萨特搞这个。他认为文学这玩意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而萨特则赋于文学和写作一种绝对价值，视其为生命。如果芒西先生能够理解萨特，多跟他谈一些文学，对他的写作表示支持和赞赏，也许萨特的态度会有些不同，两人的隔膜可能消除不少。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也不知道应该这样做。两人之间始终无法沟通。20年后萨特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墙》，送了一本给继父，但芒西先生看了个开头，就看不下去了，他觉得里面充满下流、粗俗的描写，将书退还给萨特。他们这时仍然无法相互理解，特别是芒西无法理解萨特。
继父对于萨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是，他进一步加强了萨特原来就有的对于成年男性的冷淡和厌恶。对于芒西这个长期相处的成年男性，他除了厌恶就没有别的感觉了。与此相联系的，继父的存在还加深了他对于婚姻的厌恶。母亲与继父的婚姻本来就是对他的伤害，他也没有看出母亲从这个婚姻中得到什么乐趣。而自己在这个新家庭中得到的只有痛苦。他一生保持独身，从未认真考虑过结婚和组建一个家庭，早年的这段经历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拉罗舍尔，在继父的家，萨特比以前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寄人篱下。在外祖父家时年龄还小，而且同外祖父多少还有一种感情维系着，这种寄住者的感觉通常只是潜存着，对他的日常生活不发生重大影响。而在拉罗舍尔，这种寄住者的感觉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刺激着他，使他难以安生。
安娜-玛丽是没有工作的，她的生活来源完全靠芒西的收入，而萨特也一样。虽然通常是安娜-玛丽给萨特零用钱，但他知道，这些钱都是芒西先生的。这让他非常不舒服，但他又不能不用这些钱。于是情况就成了这样，每次他从母亲手中接过钱，心中就受到一次刺激，让他不舒服一次。当他拿这钱去买一个甜饼或一块巧克力时，就好象有一个继父的声音在对他说：“这是我给你的钱，你是用我的钱买下这个甜饼，买下这块巧克力！”在他的想象中，这几乎就像一个乞丐在接受施舍，而他是不愿意接受施舍的。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在到拉罗舍尔的第二年，萨特做了一件让安娜-玛丽和芒西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偷钱。
从表面上看，这事的发生是偶然的。一天他一个人在家，在房间里闲逛时，在不经意间碰到安娜-玛丽的钱包。那钱包里装的是家中每月的零用钱。他随意打开钱包，里面满是纸币和硬币。突然一个念头闪现在他脑海里：何不拿钱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于是他有点胆怯也有点兴奋地从钱包里抽出一法郎，接着又抽出一法郎，……然后他奔向大街，给自己买了一个罗姆酒心水果蛋糕。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接着就一发而不可收拾。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萨特手中已经有了70多法郎。他把钱放在自己的夹克衫口袋里。这天他感到疲乏，早早地睡下了。第二天一早，安娜-玛丽来看他是不是病了，在无意当中拿起他的夹克衫，突然听到有金属碰撞的响声。她将夹克衫摇晃了一下，发现响声来自衣服口袋，于是她将手伸进口袋，令她瞠目结舌的是，她抓出一大把纸币和硬币。在当时，70法郎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安娜-玛丽十分严厉地追问萨特，钱是从哪里来的。情急之下，萨特编了一段话：这钱是他的同学卡迪洛的，他跟卡迪洛开玩笑就将它拿回家了，准备今天还给对方。安娜-玛丽说：“那好，这钱就放在这里，放学后让你的同学来拿。”
在去学校的路上萨特头脑一片混乱，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叫卡迪洛的同学是他的一个死对头，平时经常欺负他，他弄不明白自己当时怎么会说出这个坏小子的名字。卡迪洛肯定不愿意帮自己的忙；但没有他帮忙，这事过不了。怎么办？到学校后，他还是只有去找卡迪洛。卡迪洛当然不愿意当这个冤大头。最后在别的孩子的斡旋下，他俩谈妥了条件：卡迪洛去萨特家将钱拿出，他扣下五分之二作为报酬。
放学后卡迪洛来到萨特家，按照萨特嘱咐的那一套回答了安娜-玛丽的问题。安娜-玛丽相信了他的话，将钱给了他，还一再嘱咐他以后要小心，大笔的钱一定要保管好。暗自觉得好笑的卡迪洛唯唯诺诺地答应着，拿了钱后，立即来到百货商店，给自己买了一个大手电筒，这是他早就想要的。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继父（2）
两天后卡迪洛的母亲发现了儿子买了这个东西，还有大把的钱。在母亲的追问下，卡迪洛说出了实情。卡迪洛夫人来到萨特家，向安娜-玛丽说明情况，萨特编造的话被戳穿了。这时那五分之三的钱已由卡迪洛交给了那些作为“中人”的同学，但还没有转交到萨特手中。
安娜-玛丽和芒西对此大为震怒，他们对萨特痛加训斥，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理睬他。正巧这时外祖父和外祖母从巴黎来拉罗舍尔，听到这事后，施韦泽十分生气和伤心，他一向是以自己的这个外孙自豪的，没想到萨特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一天萨特陪外祖父去药店买药，外祖父掏钱时，一枚一角的硬币掉在地上。正当萨特要弯腰去拾取时，外祖父用手制止了他，并说：“我自己来！”这位老人十分吃力地慢慢弯下腰，他的膝盖似乎在嘎嘎作响。萨特晚年回忆这一情景说：“我可以说，一位83岁的老人宁可自己弯腰拾取一枚一角的硬币，这简直就是上帝这位天父自己弯腰去拾这枚硬币，为了把我这个罪人挡在一边：这深深地刺激了我。”（《萨特自述》）这样，从这时起，萨特同外祖父的关系也破裂了。这可以说是他人生道路上第二次大的裂痕。
大人们都无法理解萨特的行为：他不缺吃，不缺穿，也不缺用，平时要什么给买什么，怎么还会偷钱？只有一个解释：他来拉罗舍尔学坏了，在道德上堕落了。实际上，萨特这样做是对继父“施舍”的一种拒绝和反抗。他宁可不经过继父的允许而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哪怕这样做是不道德、不合法的。对于萨特来说，这种偷钱行为主要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而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表现了他对于独立、自由和不依赖任何人的渴望。可惜大人们没有一个理解这一点。
少年期的这段经历对于萨特性格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成年萨特有一个特点，就是事情无论大小，都不愿意求人。他在是否依赖他人的问题上，比起一般的人来敏感得多。例如，到了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需要向别人问路，对于萨特来说是他极不情愿去做的。他觉得这是在求人，而别人可能讨厌他。又如，在餐厅吃饭时，接受侍者的服务，他也觉得很不自在。为了拉开同对方的距离，或者说是为了给对方以补偿，他往往给侍者超出正常数额许多倍的小费。如果不知道萨特小时候的经历，对他的这种行为举止就难以理解。总而言之，萨特对于依赖状况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逆反心理，他把自己的独立性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萨特称在拉罗舍尔的岁月是他一生中最为悲惨的时光，不仅是指在家中的情况，还指他在学校的境况。他在巴黎亨利四世学校与同学们相处得不错，很有一些好朋友，包括保尔•尼赞。但到了拉罗舍尔公立学校，情况完全变了。首先，他说话的口音跟别的孩子不同，在衣着方面也显得有些特别，同学们将他视为一个外来者，他在班上显得十分孤立。
他也曾努力迎合大家的要求，希望能融入集体之中，但努力的结果却适得其反。男孩子们在一起时无话不谈，其中最生动的话题是，他们当中的某某人结交了多少多少女孩子或年轻女人，同她们有着怎样怎样的放荡行为，等等，以此作为自我夸耀的资本。萨特为了表现自己，也向同学夸耀说，他在巴黎有一个女朋友，放学后他和她常常去旅馆开房间，在在那里他俩干了一切可以干的事情，也就是其他同学绘声绘色描述的同自己女朋友干的事情。
本来同学们对于他的吹嘘还是将信将疑，但到后来他把自己的罗曼蒂克史编得太过火了。他说，在巴黎时有一个年轻女子主动勾引他，她是他们家的女佣人。她秘密写了一封信给他，信的开头是：“我最亲爱的让－保尔，……”信中的内容全是萨特从书中看到的一些东西。于是这封信传遍了整个学校，学生们几乎都知道巴黎来了个如此风流的花花公子。而他在巴黎时最大也不到12岁，所以跟他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同学压根就不相信他的话。后来他自己又向他们坦白承认，这完全是他瞎编的话，于是这一事实又传遍了整个学校。
这样一来，萨特在学校开始有了一点名气，但这并不是什么好名气。他被同学们称为“巴黎佬”，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这个人不仅说话口音怪怪的，而且喜欢吹牛，是一个不可相信的家伙。与他期望的相反，他的这一番表演不但没有改善与同学的关系，反而加重了他们对他的排斥和敌视。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进行了多年，男人们大都上战场去了，这些正在上学的孩子们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已经习惯于暴力，甚至以使用暴力为荣。萨特晚年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有的男孩子本来人倒不坏，却可以因为母亲没有及时递给他土豆，手持匕首，追打着自己的母亲，在他们看来，一个男子汉就应该是这样的。而一旁看着的人们也不认为这种行为有什么不妥。
在这种以暴力为家常便饭的环境中，萨特作为一个可笑的“巴黎佬”，注定要成为孩子们攻击的主要对象。他在学校经常遭到嘲弄和殴打。到后来，他自己也融入这个暴力环境之中，成为暴力的一分子，习惯于用斗殴来解决问题。
不但一个学校内的孩子们以相互使用暴力为常事，拉罗舍尔学校的孩子同其它地方的孩子之间也处于对立状态，就像当时世界各国的关系一样。这个学校孩子们的敌人有两拨，一拨是宗教学校的孩子们；一拨是没有上学、属于下等阶层、将来的出路大都是学徒的孩子们，他们通常被另外两拨人称为小流氓。这三拨人中，任何两拨一见面就打。拉罗舍尔学校的孩子尽管内部斗得也很厉害，在面对其它群体时还能做到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萨特晚年回忆了当时的一个场景：一次他同母亲一起上街，走到一个商店门口，母亲已经进去了，萨特正待进去，看到一个“小流氓”，于是他止住了脚步。他与这孩子怒目相视，然后相互谩骂，最后说不清楚是谁先动的手，两人拳打脚踢扭打在一起。待到安娜-玛丽从商店出来时，这两个斗士已经在大街上滚成一团。她看到这个场面不觉目瞪口呆，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萨特从敌人的拥抱中拉扯出来。其实萨特和这孩子根本就不认识，不知怎么回事，一见面就自然产生敌意，然后就打起来。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暴力已经深入到这些孩子们的生活习惯之中。
在拉罗舍尔，对萨特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他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暴力。从这以后，他再也无法忘记暴力了；当他回到巴黎，那时实际的暴力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但他在对待他人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暴力的阴影。即使是对那些很要好的朋友，萨特仍然觉得有发生暴力的可能，因此在心理上始终同他们有一种距离感。大学生打架斗殴的情况是很少的，而萨特在上大学期间还常常跟同学打架，不是他把别人打得头破血流，就是别人将他打得鼻青脸肿。甚至在他当了老师以后，还跟同事打过架。不知为什么，那位教师老是跟他过不去，一次在教师休息室，两人言语不合，到最后就打了起来，直到其他同事将他们分开。
暴力的影响反映在性格上，是萨特具有易怒的特点。他很容易发火，特别是在早上；发起火来是很厉害的。有一本关于萨特的论著在论及萨特的性格说，他“性情温和”，（杜小真：《萨特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这恐怕是缺乏对他生活情况的基本了解所致。萨特对一般不熟悉的人，是很客气和有礼貌的，实际上是敬而远之，这并不能反映他的真实性格和气质。
随着年龄的增长，萨特实际上的暴力行为大大减少，最后不再存在，但他的暴力意识或暴力情结在他的写作活动中仍然有反映。我们在阅读萨特作品时，常常能体会到一种独特的风格，他的语言十分有力，甚至有些狂暴、粗野、放肆，这应该是暴力因素通过移情作用在文字上的体现。萨特的文学和哲学作品，有许多地方是以暴力、酷刑拷打等为主题，可以说，他一生都在探究暴力与自由、道德、博爱的关系。在拉罗舍尔的遭遇，对于他的这种研究兴趣应该有着较大影响。
在这段悲惨黑暗的日子里，萨特唯一的慰藉是音乐。到拉罗舍尔后，他的钢琴课停了，但仍然坚持练琴。母亲的钢琴放在大客厅里，这个客厅一般情况下不用，也没有人去，只有开招待宴会才使用。萨特没事时就溜进去弹琴。
由于芒西不喜欢音乐，安娜─玛丽到拉罗舍尔后很少弹琴。但听到萨特弹琴，而芒西还没有回家，她会来客厅指导一下萨特，有时自己也即兴弹奏一曲。在萨特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安娜─玛丽还同他合起来演奏，弹奏四重奏曲和弗朗克的交响乐曲。有时萨特弹琴，安娜─玛丽还随着钢琴声高歌一曲。这时应该是萨特一天最快乐的时刻，他似乎又回到过去，他与母亲亲密无间的关系开始得到恢复。
等萨特进入2年级时，他开始适应拉罗舍尔的一切。这时与班上同学的关系逐渐变好，他自己的感觉是，一切都走向正常，但也有点乏味。而他的学习成绩也比初来时好了许多。他觉得自己正在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拉罗舍尔人。就在这时，他的生活又起了大的变化：家里人担心他在拉罗舍尔呆下去会继续学坏，决定让他回巴黎读书。于是他跟随外祖父回到巴黎——一个阔别三年、曾经熟悉而现在又显得有点陌生的地方。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发现偶然（1）
回到巴黎，萨特仍然就读于原先的亨利四世学校，仍然是那个班级、那些同学，就像回到老家一样，他有一种亲切感。与此同时，他也有一种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由原先的走读生变成一个住宿生，他在学校住宿；这是学校接受他的条件。对此他有点惴惴不安，因为他从过去的小说中读到的住宿生生活都是十分可怕和悲惨的，他们常常受校长、老师和同学的欺负。住进去以后，他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点都不可怕。并没有谁来欺负他，老师、同学都对他很好。
另一个陌生感是，与原先的同学相比，他发现自己在巴黎文化新潮流面前，是大大的落伍了。在外省，在拉罗舍尔，他接触的仍然是19世纪的文学，对于20世纪的新兴作家，他几乎是一无所知。而他的老同学如尼赞等早就对这些人了如指掌，谈起他们来如数家珍，令他羡慕不已。他觉得自己已经由原来的“巴黎佬”变成了一个乡巴佬，与这些老同学的差距至少有半个世纪，一切都得从新学习和适应。于是他发奋读书，争取早日赶上。回到巴黎的第一年，他在1年级学完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因为成绩全优而得到奖学金。这在拉罗舍尔是不可想象的。
除了很好地完成学业，他还花大量时间阅读那些名家的名作，特别是20世纪新涌现的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此前在拉罗舍尔，他的阅读面很狭窄，除了19世纪一些古典作家的东西外，他还欢喜看一些传奇故事、游侠小说，如《芳托马斯》一类的流行小说、克洛德•法雷尔的小说。这些作品含有较多情爱和暴力的内容，也就是说，其文化品位是不高的。它们的主要读者是那些中产阶级较下层的人们。
晚年萨特回忆当时阅读的情况，他还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个故事情节，那是关于中世纪一个德国人的故事。这人被敌方逮住了，要处以死刑。行刑者采用了一种十分特别的方式：他们把一个塔顶大钟的１２点处挖一个大洞，将这人的身子塞在里面，让他的头露在钟面上。当这个大钟从１１点半走到１２点半时，大钟的指针就把这人的头割了下来。而整个行刑过程，塔下围满了观众，他们为这种刺激性的场面大声叫好。
这一类东西对于提高萨特的文学修养并无益处。不过在拉罗舍尔那种随时可能遭受暴力打击的生活环境下，萨特着迷于这一类恐怖的冒险故事，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也是十分自然的。这既是他实际生活的某种反映或写照，又可以使他在精神上超越暴力压迫，获得一种解脱。例如，在这个故事中，他既有一种被杀者的紧张和恐怖，又有杀人者的刺激和快感。
回到巴黎后，这些东西对萨特失去了吸引力。他开始贪婪地阅读阅读那些不熟悉或者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家的东西。他读了普鲁斯特的主要作品。萨特晚年回忆说，这对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正是普鲁斯特的东西使他认识到，小说应该是一种文化，而不是惊险故事。他从普鲁斯特的作品中还获得了两个方面的东西：一个关于人物的主观心理学，一个是关于人生活的社会环境的思想。在普鲁斯特的文学世界中，可以发现，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小资产者，或一个贵族，或一个上层资产者，或一个教师。通过这种阅读和思考，萨特的文化品位获得极大的提高。
萨特也很喜欢保尔•莫朗的游记作品，其中关于中国、纽约、地中海、……等等的描述让他着迷，书中记录的事情大都发生在萨特生活的世界之外，这进一步激发了他从小就有的一种渴望：通过冒险旅行，周游世界各地，包括美洲、非洲和亚洲，去了解那些他不知道的国家。当然，他这时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他真的去了莫朗作品中描述的地方，而且如果他愿意，他几乎可以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在高年级同学的推荐下，萨特也对康拉德的东西发生兴趣。他阅读了这位作家的全部作品。由于康拉德的作品全都发表在《法国新评论》上，他在阅读康拉德的同时又发现《法国新评论》杂志。他认为这是又一个真正的发现。在50年以后，他回忆说，他仿佛还能闻到《法国新评论》那种特有的气味，既是一种纸的气味，又是一种文化的气味；它就代表着文化。可见这个杂志对于他的影响之大。
这时超现实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文学艺术流派，萨特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新事物，尽管他以前所受的教育是很传统的，与这个流派格格不入。超现实主义对于萨特的影响，在他以后的创作活动中有明显表现。
萨特对于新出现的一些文学名家也并非照单全收，他还是有所选择的。有的作家尽管也很有名，而且他的一些朋友也很喜欢，在他面前竭力推荐，他也不太感兴趣。例如吉罗杜，尼赞特别向他作了介绍，但他读后感到不怎么样，觉得这位作家写作时精神绷得太紧，让人难以接受。再就是纪德，名气也很大。他的代表作《地粮》大家都说好，他读了以后却觉得有点乏味。
这一时期他也读了不少19世纪名家的作品，其中他最喜欢的是司汤达。他觉得司汤达向年轻人展示了爱的事业、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让他们的心激动起来。他对于司汤达的喜爱可以说是终生的。后来在大学时，他向自己的终身伴侣说了这样的豪言壮语：“我要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斯宾诺莎是哲学家的典范，司汤达则被萨特视为文学家的楷模。萨特对于司汤达是特别推崇的。
相对来说，萨特对于另外两个名作家巴尔扎克和左拉不太感兴趣。左拉的东西他读了一些，而巴尔扎克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从没有真正深入进去”。
不仅是名家，对于一般的古典文学作品，他也作了广泛的阅读。他这种阅读冲动是来自古典文学课教师的激发。这位叫乔金的先生很有才华，课讲得很好，还特别善于启发学生自己独立学习。这让萨特对于古典文学产生浓厚兴趣。一段时间以来，他几乎读遍了图书馆的古典文学藏书。这为他以后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实力的文学家打下深厚扎实的基础。
与阅读伴随在一起的是写作。在回巴黎之前，在拉罗舍尔，萨特也在写作。那时写的东西与他读的东西是相一致的，都是模仿性的传奇故事，本身没有什么文学价值可言。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一篇题为“伯利辛格金的格茨”的故事，它的篇幅比较长，看来萨特是很下了一点工夫的。格茨是中世纪德国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武艺高强，手中的宝剑一挥就能杀掉所有的敌人；他保卫处于危急关头的王国，拯救落难的少女，建立了许多功劳。萨特写这篇东西，就当时而言，是出于一种移情或补偿心理：他将自己幻化为格茨，由实际上的个子矮小、其貌不扬变为高大、英俊，由实际上受人欺负的可怜虫变为征服众人的英雄好汉，这样就在精神上获得某种满足。
从后来萨特的创作活动看，这篇东西不仅仅具有历史意义。虽然他以后不再写这种传奇故事，对于古代英雄格茨的喜爱却保留下来。30多年后，他创作了戏剧《魔鬼与上帝》，主人公仍然是格茨，时代背景仍然是中世纪的德国。当然，内容不再是传奇故事，格茨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英雄，他是一个亦善亦恶、十分复杂的人，但敢作敢为，甚至敢跟上帝打赌，而且知错必改，最后他既否定了绝对的恶，也否定了绝对的善，投入到相对的善即农民起义的行列之中。萨特评价说，《魔鬼与上帝》是他写得最好的戏剧，而且他让格茨做了他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这样看来，这两部关于格茨的作品虽然创作的时间相隔数十年，立意也完全不同，却有着一脉相承之处。
到拉罗舍尔的后期，萨特写得越来越少了。原因是他几乎找不到一个理解和欣赏他写作的人。在家里，继父完全不理解他，实际上是反对他写作。母亲看了他写的东西倒总是说好，但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而且她从来不把萨特的作品给丈夫看，因为她知道丈夫不喜欢这个东西。在学校里，在萨特的班上，也没有一个孩子像他这样喜欢写作；当他把自己的东西念给其他孩子听时，没有一个人感兴趣。萨特感觉自己就像在一个渺无人烟的文化沙漠中孑然独行，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另一方面，当他想到，他的写作意味着他能够做到别的孩子做不到的事情，他在思想上要比其他孩子成熟，他对事物的认识要比别人深刻，他又有一种自豪感。
回到巴黎后，萨特不再写那些模仿性很强的游侠传奇故事。随着阅读对象的根本变化，他的写作活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那种写作的孤独感没有了。在他班上，喜欢写作的同学有好几个，他们有的已经在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这激发了萨特的写作热情：他决心奋起直追，赶上这些朋友们。
其次是写作内容的转变，由游侠故事转变为具有现实内容的小说。实现这种转变的第一篇小说是《猫头鹰耶酥》。小说的情节大概是，在外省一个学校，一个个子矮小的老师死了，而他的学生们却在他的葬礼上起哄。小说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写的，即以其中一个学生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
萨特写的这位老师确有其人，就是他在拉罗舍尔学校读书时的一位老师。他去过这位老师的家；就在这一年，老师死了。学校安排了一个年轻老师接替这人上课，新老师刚从战场上返回，是一个跟死者完全不同的人。没过多久，学生们就将死者完全忘却了，就像他从来不曾存在一样。
萨特去过这位老师的家，他不会忘记这位老师；老师的死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回到巴黎后，产生写作冲动时，第一个要写的仍然是这位老师之死。同学们对于死者的冷漠也是刺激萨特写作的原因。为了反映这一点，他在小说中设计了一个学生在死者葬礼上起哄的场面。实际上并没有学生参加老师的葬礼，这个情节完全是他虚构的，他想通过这个情节来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与无情。
除了那群起哄的孩子，这篇小说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死去的外省教师，一个是他的学生“我”。“我”实际上就是萨特，“我”的感受就是萨特自己当时的感受。而这个死去的教师既是那个真实的死者，也包含有萨特自己的成分，如个子矮小等就暗示着萨特自己的特征。萨特通过这个死去的教师的遭遇，也抒发了自己在拉罗舍尔遭受暴力伤害后的心情。在他完成这一作品两年之后，也就是在1923年，《无题杂志》第2、3、4期，发表了这篇小说的片断，定名为“猫头鹰耶稣，小镇教师”，萨特署了一个笔名是“杰克•吉里美”。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发现偶然（2）
在完成《猫头鹰耶稣》以后，萨特又写了另一篇小说，题名为《病态天使》。小说的背景在阿尔萨斯，是萨特小时候住过的地方。离他家不远处有一个布满松树的山坡，他经常从那儿路过。而山那边很远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些房子，那是一个疗养院。萨特从山坡走过，总是看到这些房子。当他有了写作冲动，想再写点什么时，这个背景自然浮现在他脑海里。
小说的内容是这样的：在这个疗养院，一个有病的年轻教师遇到一个患有严重肺结核的年轻姑娘，他们呆在一起，后来他吻了她，本来还想同她做爱，由于她咳得太厉害而没有做成。他们度过了一个闷热而不太愉快的夜晚。
萨特晚年回顾说，这篇小说跟《猫头鹰耶稣》不同的地方是，它完全是他虚构的，根本就没有作为原型的人和事，更多一些想象的成分；当时他才16岁，既不知道肺结核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做爱是怎么回事。
萨特自己的评价当然是可信的。不过从他以前的生活经历看，也不能说这个故事情节完全没有他的生活经验作为基础。在我看来，这篇小说实际上是对他10年前一次经历的回忆和延伸，也许萨特自己并未意识到。我指的是前面提到的，他6岁时认识了一个金发小女孩，名字叫薇薇，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他很喜爱她，成天陪着她玩；不久她因病去世；而萨特为之悲痛不已。这个小女孩如果不死，正好是小说中年轻姑娘的年龄，萨特自己也长成一个小伙子了，而当一个教师大概也是萨特按照外祖父的希望给自己预设的职业。小说中疗养院的那排房子的气氛被萨特渲染得有点恐怖，这或许是当年小女孩之死给他留下的阴影在作品中的反映。萨特说当时他还不知道肺结核是怎么回事，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其实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应该知道了，因为他所喜爱的小女孩就是患这个病死的。
萨特写《病态天使》时确实还没有任何性经验，其中有关这对年轻病人相处时的描写，也反映了处于青春期的萨特对于男女之间性爱关系的一种神秘感受，以及对此的一种无意识的渴求。 《病态天使》写于《猫头鹰耶稣》之后，却发表在它之前，刊登在《无题杂志》1923年第1期上。这两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实际上都是对于已经死去的人的怀念，而这些人都是萨特十分喜欢或至少是印象很深的人。
萨特实现由模仿英雄故事到创作写实故事的转变，除了回巴黎后接触到许多新的文学作品外，他以前的阅读积累也起了作用。尽管在拉罗舍尔的那一段时间他沉迷于游侠传奇之类文化品位不高的作品，此前他在外祖父书房里也接触过另一类完全不同的作品，很小的时候，他就读过雨果的《悲惨世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这样的经典之作。在接触当代最新文学作品时，这些童年的阅读经历想必也会同时起作用，使他能够很快地完成这一转变。试想一下，如果是一个从未接触过纯文学的孩子，恐怕就很难有这种转变，或者即使有，也不会这么快。
这一期间除了文学阅读和写作以外，萨特在比较形而上的领域即宗教信仰和哲学观念方面也有重大变化。首先，他不再相信上帝了。而这一突变是在拉罗舍尔完成的。前面说到了，由于外祖父家宗教信仰不一致，萨特本来就没有虔诚的信仰，但他在家庭的教育下，还是经常去教堂做礼拜，因此他对上帝有一种模模糊糊的认识，这只能说是一种感受，还不能说是从宗教教义的角度对上帝有什么明确认识。萨特后来比喻说，这种感受是，上帝好象是一只眼，时时刻刻在盯着他看；又好象是一道用火柴一划就会出现的光，一闪即逝。
在拉罗舍尔，一天，萨特像往常一样，等待他家隔壁的三个小姑娘一起去上学。突然，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中闪现：“上帝并不存在！”萨特后来回忆说，从这一刻起，上帝就再也没有在他头脑中复活过。也就是说，他从13岁起，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自己的宗教问题，成为一个无神论者。
这个过程看起来十分偶然，实际上具有必然性，因为萨特本来就不具有真正的信仰，这一突变只不过是将原来潜存着的东西变得十分显明。至于为什么恰好是在拉罗舍尔，我想，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由于拉罗舍尔恶劣的生活环境，由于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暴力关系，遮在上帝脸上的最后一块仁慈温情的面纱已经被萨特在精神上撕开，终于露出其虚无飘渺的本来面目。
失去宗教信仰这一点，对于萨特一生具有重要意义。上帝不再存在，但宗教传统那种对绝对、永恒、不朽的追求并没有在萨特头脑中消失，而是转化为文学的价值。文学就是他的绝对观念、就是他的上帝。通过文学创作，他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浇铸在文字里面，从而使自己永垂不朽。萨特自小就相信这个，但那时还是模模糊糊的；待到明确地抛弃上帝观念之后，这一思想就更为清晰而确定了。萨特有大半生都对此深信不疑。
正是凭着这种信念，萨特专注于写作，而将生活中其余的一切置于不顾。这种坚执使他在文学领域获得巨大成功。但后来他逐渐意识到，成功就是失败，赢者输。他将自己痴迷于文学而不能自拔的状态比喻为一种病，他称之为文学神经官能症，他说自己很小就得了这种病。他后期一直在同自己清算这笔账，实际上是在清算那残留的宗教情结。
回到巴黎后，萨特在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还有一些非文学的思想性的东西涌入他的头脑中，他很想把它们梳理出来。一次在地铁候车，他拾到一个空白的“米迪栓剂”笔记本，这是米迪实验室发给医生用的，上面按照字母顺序排列页码。萨特觉得这个笔记本正合用：他可以按照字母顺序在上面记下自己的思想。如一个思想是由Ａ字母开头，就记在Ａ页；如果是由D字母开头，就记在D页；等等。萨特在这个本子上记下了自己各种各样的思想。
大约在读文科预备班的第一年，一天他去一家电影院看电影。当他走出电影院时，看到街上人来人往，突然，一个概念或者说一个思想涌现出来：偶然性。于是萨特赶紧把这个发现写在他的“米迪栓剂”笔记本上：“这个偶然性是存在的，人们能由在电影院和到街上之间的对比来发现这个偶然性。在电影院没有偶然性，而退场到街上却正好相反，除了偶然性什么都没有。”萨特的意思是，偶然性其实是最根本的存在，而人们通常觉察不到，但他发现了这一点。他认为这一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世界的根本尺度，就像古希腊人将命运看成世界的根本尺度一样。
这种关于人生存的偶然性的思想，早在萨特的童年就已经潜存着；到了开始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的年龄，这一思想自然会表现出来，潜存的东西会以显明意识的形式涌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发现看似突然，也不突然。对这种偶然性的发现方式是偶然的，但萨特发现偶然性似乎又应该说是必然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不得不发现它的，是被迫发现它的。
萨特此时关于偶然性的思想还只是一个萌芽，还不成熟。在这以后，他花费了10多年时间，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以独特的形式充分表达了他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这就是他的成名作小说《恶心》。关于偶然性的思想，萨特保持了一生；其间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基本的东西是没有改变的。萨特到了晚年总结说，他之所以将偶然性视为世界的根本尺度，是因为它被人们忽视了；现在他仍然这样认为。
偶然性的问题显然应该属于哲学问题，不过萨特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他发现偶然性时，对哲学还没有什么认识。他生活的家庭环境没有任何哲学传统。外祖父是教法语的，完全不懂哲学。正因为不懂，他对哲学持一种嘲笑的态度。继父是学工程的，也不懂得什么是哲学，在他看来哲学仅仅是科学哲学。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萨特对哲学几乎一无所知。在中学的最后一年和文科预备班的第一年，都开有哲学课，但讲课的老师都不怎么样，有的讲得特别难懂，萨特简直不知所云，因此对哲学一直没有兴趣。
在读文科预备班的第二年，来了一位新的哲学教师迪斯特利先生，他个子矮小，身带残疾，脚有点跛。在学生中传说这位新老师遭遇过一次车祸，人们围着他说：“真难看！”其实迪斯特利先生一直都是这样，并不是什么车祸造成的。这位老师人长得有点丑，课却讲得极好。正是这位迪斯特利先生使萨特对哲学产生兴趣。
他给学生出了一个讨论的题目：“什么是持续”，并要他们通过阅读柏格森的东西来解答这个问题。这样，萨特读了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材料》，这本书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意识的直接材料、持续的反思、意识状态这样一些东西，而这正是他迫切需要的。
萨特一直认为，一个作家，一个正在写书的人，应该以自己作品来揭示世界的真理，应该向读者展示他们以前从没有想过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他得靠自己的头脑和意识。所以他对研究自己头脑中发生的东西深感兴趣，对意识的材料、思想形成的方式、感觉的出现和消失等等深感兴趣。只是以前他还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同哲学联系在一起的。现在通过老师的指导，知道哲学正是研究这些的，他就很自然地转向哲学。
萨特从小立下的志向是当一个作家，他想写出像《巴黎圣母院》或《悲惨世界》那样的小说，它们到了后世仍会得到人们的承认。现在，当哲学从一个侧面进入他的生活时，这一志向没有任何改变。但他的思想开始包含着某种新的东西。他认识到，文学有着哲学基础，这基础关涉到世界和意识生活，关涉到他原以为只有哲学家才感兴趣的主题。因此应该把哲学当作一个认真研究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作家必须是一个哲学家，哲学是对作家的根本要求。这时萨特对于哲学的认识是，它是对一个人心理状态和活动的方法上的描述，它将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方法和工具。他认为，通过哲学教师资格会考，成为一个哲学教师，会让他能更好地从事文学创作。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在临考的前一年，萨特改变了原先报考巴黎高师文学专业的志愿，改报了哲学专业。这一改变对于萨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像《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这样的哲学巨著不可能诞生，萨特在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会完全不同。也许全力投入文学领域的萨特会多给我们几部《恶心》、《魔鬼与上帝》、《词语》这样的文学杰作。但后一种假设是有问题的：萨特如果不是具有那么深厚的哲学素养，他恐怕也写不出《恶心》等作品来，或者说《恶心》也就不是《恶心》了。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保尔·尼赞（1）
回到巴黎后，萨特恢复了与旧时同学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同尼赞的友谊。由于尼赞喜欢看书，也醉心于写作，萨特原先就跟他特别谈得来。现在萨特发现尼赞在这一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懂得不少他甚至没有听说过的东西。尼赞向他介绍新出现的文学流派和人物，帮助他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他俩的友谊也日臻深厚。
在有志于写作这一点上，尼赞和萨特在班上显得特别突出。同学们知道这一点后，都用一种尊崇的眼光看着他们，觉得他们不同寻常，将来的前途难以估量。萨特自己倒不觉得怎么样，而尼赞的自我感觉则十分良好。有一天，他突然对萨特说：“ 我，你，咱俩都是超人！”虽然以前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此殊荣，听到好朋友这样一说，他也欣然接受了。于是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两个超人。尼赞为了将这一点体现出来，还给自己和萨特各起了一个闪特族的名字，他叫 R'ha，萨特是 Bor'hou 。尼赞将这两个神秘难懂的符号写了满满一黑板，更导致全班同学的敬畏之情。
班上有个关系跟他们不错的朋友知道他们的超人称号后十分羡慕，希望能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对于他的申请，两个超人进行了严格审查。他们提出了苛刻的条件来考验这位超人的申请者：他必须公开大声宣布，他将去败坏法国军队，弄脏它的军旗。这位同学吓坏了，不敢再提加入的事。于是这世界上仍然只有两个超人。
萨特晚年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他和尼赞这样来要求那位同学，并没有什么政治色彩，只是想开开玩笑，搞搞恶作剧而已；当然，这种玩笑也反映他们在无意当中表现出的国际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态度。萨特还认为，当时他和尼赞并非真的把自己当成什么超人，只是闹着好玩，特别是尼赞，有一点玩世不恭的味道。到后来他们自己也没有把这种说法当多大回事。
萨特和尼赞经常是形影不离地在一起。1960年萨特为亡友尼赞的作品《亚丁•阿拉伯》作序，实际上写成了一篇数万字的回忆录。他满怀深情地回忆了当年他俩整天在一起的日子。他们每天几个小时甚至全天在巴黎城游逛，巴黎的大街小巷、闹市郊区都被他们逛遍了。当黄昏降临后，巴黎城一片灯火通明，这两个年轻人还站在城外高地俯瞰全城，这时他们感到自己与整个巴黎融为一体，感到自己是这么年轻，而青春是多么美好，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不停地走动，不停地交谈着，在相互的交流中，迸发出许多奇思妙想来。
一天晚上，两人又登上高地，俯视着脚下万家灯火。大概是青春的活力无处发泄，尼赞把香烟放进左嘴角，扮了一个怪相，然后高声大喊：“嘿！嘿！”受他的感染，萨特也跟着喊了起来：“嘿！嘿！”这一瞬间，萨特感受到，这是表达他们文学志向和水平的最好方式。55岁的萨特在回忆这一场景时，仍然禁不住感叹道：“再没有人能比我的朋友更好地抓住这些散步，抓住我们的巴黎了！”
尼赞不仅会想出“超人”这样好玩的点子，在实际生活中也是一个领导潮流者，例如在穿着打扮上也能别出心裁，显得卓尔不群。一段时间萨特看到，尼赞穿裤脚非常小的裤子，小到他的脚很难穿进去。然后裤子的形态又变成喇叭状，即上面瘦下面肥，裤脚将他的鞋全给遮住了。接着这裤子又变成如同女士裙子一样的形状，短到膝盖那里，最后，它变成了高尔夫灯笼裤。裤子以外，其它的打扮也颇具特色：尼赞的上衣也常常变，一会儿是小圆领，一会儿是大翻领。他还经常拿一把马六甲手杖，带着一个单片眼镜，而眼镜有时是铁框的，有时又是玳瑁壳的。
萨特对朋友的这一套本事佩服得五体投地，很想照着他的样子做，但就是学不来。这些奇装异服穿在尼赞身上怎么看怎么妥帖，自然招来了别人的注意，大家都愿意跟着学。他是真正领导着服装新潮流。而这些衣服要穿在萨特身上，那是怎么看怎么别扭，不是那么回事。这大概是因为萨特一向不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随随便便惯了，要学也只是学得了皮毛，学不了精神。再说萨特家里也坚决不让他弄这些希奇古怪的服装，他只得放弃与尼赞同步的愿望。
不过在另一个重要得多的事情上他俩是不约而同的：尼赞也跟萨特一样，最初打算报考巴黎高师文学专业，大约也是在文科预备班的第二年，他也突然对哲学产生兴趣，决定改报哲学专业。两个人事先并没有相互商量，而是各自独立作出的决定。这也许可以说是两个超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在班上同学看来，萨特和尼赞长得太相似了，几乎难以区分。他们个子都不高，都是黑头发，都有一只斜白眼。不太熟悉的人很难将他俩区分开来，甚至在大学毕业后，还有人将他们给弄混了，对着萨特说尼赞的评论文章，或对着尼赞讨论萨特的小说，闹出不少笑话来。
萨特自己原来也以为尼赞同他几乎在各方面都是一致的，确实可以当得起同学们戏称的“两位一体”。在同尼赞相处久了以后，他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在不少地方他同尼赞不一致，而且他对尼赞的一些做法也完全不能理解。
首先，在哲学观点上，他们是不一致的。萨特曾向尼赞谈到自己对于偶然性的发现，对于萨特自认是最为重要的发现，尼赞没有表示赞赏或者同意。他们经常讨论哲学问题，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自由和历史唯物主义。
萨特的自由观是同偶然性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很小就有一种自由感，正像他自小就有一种偶然性的感受一样。但那时他对自由这样的词语还不理解，更不用说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观了。直到回亨利四世学校的第二年，也就是在哲学班，他开始学得自由这个词的哲学意义。一旦他把自小就有的体验同他新获得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他就成了自由观念的坚决拥护者，而且终生没有改变。
而尼赞此时信奉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时，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同自由观念似乎是针锋相对的，因此这两个年轻人经常为此争论不休。在课后的休息时间，他们来到一个阳台上，两人来回走着，激烈地争论着。这时的辩论一般来说，尼赞要略占上风。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有一整套确定的东西，而尼赞对此十分熟悉，可以立足于理性的具体论据上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萨特的那一套东西多半是他自己独有的，他在为自己的观念辩护时提不出多少成熟的论据。但萨特对自己的思想坚信不疑，他仍然很起劲地阐释自己的想法和反驳对方的观点。最后的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辩论也就不了了之。
不光是思想和理论上，在实际生活中萨特也有许多不理解尼赞的地方。有一个星期五，尼赞离开学校，直到下个星期一下午才回来。萨特问他到哪里去了。尼赞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我去动了割包皮的手术，在旅馆住了3天。”确实是这样，现在尼赞的阴茎头还用绷带包扎着。萨特困惑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尼赞的回答是：“这样要清洁一些。”
这样的解释不能让萨特满意。他是深知尼赞的，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尼赞是天主教徒，他母亲也是。从天主教的传统找不出这种行为的动机，因为天主教是不行割礼的，而尼赞也不是犹太人。萨特还是不明白尼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尼赞向他隐瞒了动机，在萨特看来，他的行动是无缘无故的。50年后萨特回忆这事时，说了一句十分幽默的话：“尼赞干了一件唯物主义的事情，给我证明了他的自由。”
如果事情仅仅是争论自由和唯物主义，或者仅仅谈论割包皮的事，那对萨特来说没有什么，不会影响他和尼赞的关系。问题在于，尼赞还有一些让他几乎无法忍受的怪癖。例如，他的这位朋友可以一连许多天不同他说话，不为什么，就是不说话，极端沉默；其实萨特并没有得罪他。或者说，尼赞似乎有一种病，精神上的病，也许可以称为沉默症。
萨特为此十分苦恼，因为尼赞是他唯一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是个比较外向的人，心里有话没有人可以倾诉，非常难受。问题是他不知道尼赞是怎么回事，看着好好的突然就不理睬他了，这实在让他难以接受。就因为这个原因，在考大学之前的一段时间，他俩的关系足足疏远了半年之久。
为了排遣心中的苦闷，萨特写了一篇题为“种子和潜水衣”的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写的。其中的“我”是泰勒尔，也就是萨特自己。另一个人物叫露西莱斯，这个名字有点女性化，萨特暗指尼赞。泰勒尔和露西莱斯本来是一对好朋友，后来露西莱斯又同一个阿尔及利亚的犹太男孩好上了，不再理睬泰勒尔。泰勒尔很伤心，同时也进行了自责。他自我分析说：“我很强硬，又很嫉妒，就像一个癫狂的情人，既不体贴又不温柔。而露西莱斯，他既自负又狡滑，总是在找机会欺骗我。”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保尔·尼赞（2）
泰勒尔还进一步自我表白说：“他这些天来老是躲着我，他觉得我这个人太粗暴，心胸也不开朗，其实我是想表达温柔之情而总是表达不出来，这种感觉几乎让我透不过气来。不管怎么说，当我离开他时，我还是高兴得浑身颤抖，因为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个露西莱斯。”
这篇小说当时没有发表，萨特自己后来一直没有提起过，恐怕像其它许多手稿一样，被他完全遗忘了。只是到了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在1971年，才被他的朋友翻了出来，却只剩下开头的两节，发表在这一年的《文学》杂志12月号上。
这篇小说从文学价值来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属于一个青少年的稚嫩之作，但具有重要的传记价值。它对于我们了解和分析萨特与尼赞的关系很有帮助。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萨特对尼赞的感情。不论尼赞怎样，就萨特来说，在他对尼赞的友谊中，确实夹杂着一种爱情的成分。在经历了母亲再婚的悲惨岁月之后，萨特的感情生活呈现出一片空白。在同尼赞的友谊中，他寻求着这种感情的补偿，他是全心全意地喜爱这个朋友。
由于在拉罗舍尔深受暴力的影响，回到巴黎后，萨特在同尼赞的交往中仍然存在某种障碍：他无法温柔待人，往往显得强硬和粗暴。在这篇小说中，萨特不加掩饰地把自己这些性格特征表现出来了。就尼赞而言，他也很珍视这份友谊，但有较多的保留，他的情感中没有什么爱情的成分，不是像萨特那样完全将自己交给对方。双方在感情的交流上是不对等的，因此萨特感到某种悲哀和失望。
据我的分析，萨特对于尼赞的爱情虽然是一种同性之爱，却几乎不含性的成分。萨特回到巴黎后，成了寄宿生。在拉罗舍尔时他没有任何异性朋友，初来巴黎时也没有。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有一种性本能的躁动，有一种性宣泄的要求，反映在行动上，萨特有时冒险去脱同宿舍男孩的裤子,但这也不是明确的性要求和性行为，只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冲动。也许这是由于长期缺乏同异性的接触和交往，与同性在一起时的自然反应。
与此形成对照，虽然萨特同尼赞的关系十分密切，却从来没有这样的行为。他对尼赞的爱有着较多的柏拉图式的成分，完全是情感上的。性和爱在这里有了明确的分野。所以我认为，萨特同尼赞的关系不是通常意义的同性恋,但在把这种情感的爱转移到异性之前，同尼赞的友谊是萨特唯一的情感宣泄渠道。
萨特在写于35岁时的《奇怪战争日记》中回顾和分析了自己同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他说，他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同年龄的男性，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尼赞。谈到暴力对于自己的影响时，他说，他有可能对男性朋友施行暴力，也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尼赞，他肯定不会去揍尼赞这样的好朋友。萨特晚年回忆说，尼赞是他唯一有着深厚感情的男性朋友。在尼赞之后，再也没有哪个男性能够获得他如此亲密的友情。
上大学后，萨特和尼赞仍然维持着亲密的友谊。他们住在同一个宿舍，两人常常是形影不离。但他们的友谊继续受到尼赞怪毛病的影响，尼赞还是跟以前一样，常常一连许多天不与萨特说话。有时他突然几天不在学校，回来时喝得醉醺醺的，还带着几个完全陌生的人。周围的同学问萨特，尼赞是怎么回事。萨特只有苦笑，他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尼赞什么都不对他讲。他只有随口回答：“也许他的性情有点问题。”
终于有一天，尼赞突然失踪了。后来才知道，他谁也没告诉，跑到亚丁当了家庭教师。所有的同学都不理解尼赞的行为，猜测不出他这样做的动机，最后只有归结为“可能尼赞很喜欢旅行”。萨特也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过了一段时间尼赞又回到巴黎，他们还是好朋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萨特更多地发现他与尼赞的差异。例如在政治态度方面。尼赞不仅热衷于政治活动而且态度多变。他在文科预备班时就参加了共产党，后来突然变成了君主主义的拥护者。到巴黎高师后不久，他态度又变，再次加入共产党。这种忽左忽右的大转变让萨特瞠目不知所对。而萨特自己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一门心思搞自己的写作。
尼赞的宗教信仰也是可以随时变化的。他原来也跟萨特一样，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有一天他对萨特说：“我今天同牧师一起共进午餐，我觉得自己可以皈依新教。”萨特感到非常惊讶和气愤：“但你并不相信上帝呀！”然而尼赞毫不在意地回答：“我发现他们的道德对人们还是有吸引力的。”只是到了很久以后，萨特才知道，尼赞之所以作出这个改变，是因为他那虔诚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牧师。而萨特一旦失去宗教信仰，否认上帝的存在，就再也不会重新返回上帝的身旁了。
萨特发现，在同女性的交往中，两人态度也完全不同。萨特对于情人的过去从不计较，只要此时她心中只有自己就行了。而尼赞不是这样，他要求自己的情人必须是处女。因此他往往拒绝那些有过浪漫史的姑娘们，不论她们对他是多么倾心。一次，一位姑娘随尼赞来到他的住处，要把自己奉献给他。他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亲爱的女士，我们只能一个一个地进入这个房间！”尼赞从亚丁回来后不久就结婚了，接着就有了孩子。他几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小家庭生活之中。这也让萨特大失所望，因为他自己是个独身主义者，以为尼赞也会跟他一样丝毫不以家庭为意。
最让萨特不能容忍的是尼赞对文学“不忠”的态度。在大学的第二年，尼赞突然向萨特宣布，文学已使他厌烦，他想改行当一个摄影师，而且他已经让一个朋友给他上有关摄影的课。虽然最终他并没有真正去搞摄影，但这种将文学视为儿戏的态度对萨特打击很大，因为萨特自己是将文学看成生命一样珍贵的东西。他以为尼赞跟他一个样，他们的友谊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实际上尼赞不是，虽然他在词语的使用上要比萨特轻松自如得多，写得也更好。
35年后，萨特在《回忆尼赞》这篇长文中对他的朋友作了分析，搞清楚尼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俩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区别。
由于家庭的变故特别是父亲的遭遇，尼赞从来就没有感受过自由，而且失败感和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他的心中。他热心政治是为了摆脱这种失败感和死亡的阴影；巴黎高师的沉闷气氛让他感受到死亡，所以他无法忍受，于是出逃。他认为文学、宗教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都不可能使他获得拯救，所以根本不当回事；至于同异性的关系，他认为那种罗曼蒂克的生活有点类似死亡，是他所不愿意要的；他宁可有一个稳定的家，一个妻子，孩子，他靠这来拯救自己。他常说人是定居的，他又说：“把我的领域、我的需要和我的人给我。”但萨特当时并没有听懂他这些话的意思。
萨特在回忆录中还将自己同尼赞作了比较：他仅仅希望用词语作炸弹来摧毁自己所不喜欢的世界；而尼赞不但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这个世界包括大学对他的压迫，还希望联合所有的人去共同炸毁那块要压碎他们的石头，而不是只在想象中。所以尼赞积极投身政治，接受唯物主义和决定论。而这些都是萨特当时无法理解的。
由于他们之间有这许多不同而且彼此难以沟通，渐渐地，萨特同尼赞的关系冷了下来，但没有中断。他们还是好朋友，只是会面的时间较少；见了面也只是随意聊聊天。
在这以后，在萨特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对尼赞的深厚感情。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前，萨特在与波付瓦讨论战争问题时，十分激动地说：“一定要消灭纳粹！我不希望被迫吞下自己的手稿，不希望别人把尼赞的眼睛挖出来！”这话表明，尽管这时他同尼赞的交往已经很少了，在他的心目中，尼赞仍然是他最好的朋友。
尼赞在战争中阵亡。战后，尼赞曾受到一些人的诬蔑，他的作品也被封杀，长期不能出版。这时萨特站出来为尼赞说话，为他的小说重新出版作序。萨特的回忆文章充满深切的怀念之情；他据理回击了对亡友的恶毒诬蔑，为尼赞遭受的不公平对待呐喊，为他俩的青春和友谊而自豪，为他们的误会而遗憾。这篇文章获得读者特别是年轻人的好评，而评论家也认为这是萨特写得最好的散文作品之一。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性爱游戏（1）
萨特回到巴黎，跟尼赞成为最好的朋友，这时他还没有异性朋友，更没有性经验。此前缺乏与年龄相当的异性交往的原因，是拉罗舍尔的生活环境。在拉罗舍尔的几年里，经常到家来的那些继父的同事，正巧都没有女孩子，萨特在家中基本上接触不到同龄女孩。同母亲交往的有几个成年女性，但她们从不对萨特作出爱抚的举动，也许是因为萨特已经大了，看着不那么“好玩”，也是是因为拉罗舍尔的人文气氛与巴黎不一样，总之，萨特对她们也没有特别的印象。
关键在于芒西先生的态度，他是不主张萨特同女孩子多接触的。在他看来，，像萨特这样年龄的男孩子，只应该同男孩子在一起，不应该同女孩子玩。既然是这样想，自然不会给萨特创造接触女孩子的机会。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种态度只是减少了萨特接触异性的机会，却没有改变他“诱惑”异性的愿望，反而加强了萨特的这一特质。
有一次，芒西向朋友这样评价萨特：“他像我，永远也没法跟女人攀谈。”他说这话实际上是褒扬萨特，同时也是漫不经心的。而坐在一旁的萨特却深深地听进去了。他并不因为继父的赞扬就高兴，就按照继父所说的做，而是相反，“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芒西在他心中是一个夺去母亲的头号敌人。于是，他痛下决心，一定要成为一个最能用语言来诱惑女人的人。
到后来，芒西先生偶尔看到萨特跟女孩子黏黏糊糊的，又对他作出另一个评价：“你真是个女人堆里的男人！”继父说这话是批评的意思，但萨特丝毫没有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的意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于是他更加起劲地向女士们大献殷勤，跟她们更加黏黏糊糊。
在许多年后，萨特认为，继父这两句对他的评语对以后他同异性的关系有着最为深远的影响。他打了个比喻：继父说这话就象一个吸烟者走进森林，随便扔了一根还在燃烧的火柴，结果这一漫不经心的举动烧毁了整个森林。萨特说，也许就是这两句话，使得一些年后，他把那么多时间花费在对女性的甜言蜜语上；而芒西先生早就忘记了他说过的话。萨特在作这样的回顾时，也许带着一点自我调侃的味道。他对异性的态度恐怕不仅仅跟继父的话有关，而是涉及多种因素，但继父的态度显然也起了重要作用。
虽然同异性接触的机会很少，在拉罗舍尔，萨特也有过一、两次类似恋爱的事件。偶尔在外游玩时，萨特常常见到一个叫莉塞塔的姑娘，她是一家杂货店老板的女儿，长得很漂亮。而莉塞塔也知道自己长得漂亮，因为身边总有一些追求她的男孩子。萨特在同两个朋友交谈中流露出想同她接触的意思。他们说，这很容易，由他们来安排。过了几天，他们告诉萨特，散步时只要跟着她就行了。
萨特散步遇见莉塞塔时，她正在同周围几个男孩说话。大概是萨特的朋友通过什么途径，让她知道自己又多了一个追求者，她见到萨特后就就骑上自行车往一条小巷走去，意思很明显：给萨特一个同她单独相处的机会。
萨特跟着去了。但他既不敢快速追上，又不甘心无果而终，因为他很紧张，一旦追了上去，两人面对面，他该说些什么呢？他该怎么做呢？就这样，在犹豫之中，他不紧不慢地跟着，始终未能赶上去同她说话，白白地耗了一场。
第二天，萨特和两位朋友在散步的路上又遇见了莉塞塔。萨特向前迈了一步，准备同她搭讪几句，不料莉塞塔当着大家的面，恶狠狠地对他说：“丑八怪，带着你的眼镜和大帽子滚吧！”这无异于给了萨特当头一棒，使得他痛不欲生。他不明白这姑娘为什么要当众羞辱他。
实际上莉塞塔的心理活动是不难推测的：当她听说又多了一个追求者，心里肯定很高兴；即使她对萨特没有什么意思，也不妨听听这个追求者的表白，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她有意躲进小巷，就是为了让他跟上来单独接触；谁知这个傻瓜竟让她白白花了一番心思，她怎能不生气。但这时萨特年龄还小，无法体会一个漂亮姑娘的复杂心态。他只有一个印象：自己长得太丑，所以漂亮姑娘看不上他。从这时起，萨特开始对自己的丑陋有了深切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因此在异性面前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
尽管莉塞塔是这样的态度，萨特对她仍存爱慕之心。一个朋友看出这一点，就同萨特开个玩笑。他故作神秘地对萨特说，莉塞塔让他带口信来，要萨特在第二天上午11点在某某地方见面。而这个时间正好有希腊文考试。萨特信以为真，十分激动。考试时他胡乱做了一通；考试结束时间是12点，他１１点差一刻就交了卷，然后匆匆忙忙跑向那个同学说的地方。当然没有任何人同他见面，而这次考试他是一塌糊涂。
据萨特晚年回忆，后来他同这姑娘还见过一次面。他在一个船码头闲逛时，看到莉塞塔在下面的沙滩上玩。于是他不顾跌伤的危险，从码头上一跃而下，走向莉塞塔。但是，当他站到她的旁边时，又像个傻瓜似的，什么都说不出来。而莉塞塔虽然看见了他，也没有说话，只顾玩自己的。也许她等着他先开口。慑于那次“你这个丑八怪”的叱骂声，萨特像得了失语症似的，怎么也说不出话来。于是他又白白地丧失了一次机会。
这个近乎恋爱的事件就这样过去了。直到萨特离开拉罗舍尔，他没有同她说过一句话，没有单独散过步，没有一起做过游戏，总之，什么也没有，是一场毫无结果的事件。如果拿萨特日后一连串成功的恋爱事件看，成年萨特和少年萨特判若两人。少年萨特显然不是一个成功的诱惑者和追求者，他显得那样笨拙和毫无作为。但如果我们更深入地对照和分析一下，仍然可以从中发现某些相同的特征。
例如，他为了恋爱可以不顾一切。可以放弃重要的考试，可以不怕摔伤，而去追求那可能的一次次机会。这一特征想必是他日后获得许多女性青睐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拉罗舍尔的失败是暂时的、偶然的，“失败乃成功之母”；有这样一种精神，日后的成功是必然的。
回到巴黎后，萨特的生活再次发生根本变化。他在很大程度上远离“敌人”芒西，精神上受束缚的压力减少了许多，作为住宿生在行动上也获得更多的自由和独立性。由于母亲再婚而造成同她在情感上的破裂，对于萨特来说当然是不幸的，但也并非完全是坏事；它至少部分地打破了萨特的“恋母情结”，使他将注意力转向那些同龄的女性。所以萨特晚年回忆说：“这个婚姻对我的重大意义是，迫使我在精神上同母亲破裂。即使我不希望受到伤害，即使我想去逃避它，我还是觉得，造成这个破裂要更好一些。”（《萨特自述》）在回巴黎后不久，他开始有了同年轻姑娘的单独约会。她是尼赞的一个远房表妹，有着一头金发。他们一起去卢浮宫看画展，萨特在欣赏绘画方面比她内行，就不断地向她讲解。刚开始邀请她的时候，萨特还有一点忐忑不安，因为害怕被再次当成“丑八怪”而遭到拒绝。实际上这位金发少女一点都不嫌弃他，非常乐意跟他在一起。
看来萨特对于年轻姑娘还是有吸引力的。这种吸引力在于，他把对方十分当回事，很能为对方着想，十分愿意奉献自己所有的时间、精力、知识、金钱来为对方服务，如果对方需要的话。正如萨特后来遇到的终身伴侣波伏瓦概括的那样，萨特对于女性的特点是慷慨，这种慷慨不仅仅指金钱方面，包括他所有的一切。有哪一个年轻女子会不喜欢热情豪爽、对自己慷慨大方的男子呢？
萨特在亨利四世学校读了两年，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接着准备读文科预备班。家里让他从亨利四世学校转学到路易大帝学校，因为后者的文科预备班可能要好一些。在路易大帝学校，萨特遇到一件对他来说十分突兀的事情，使他同异性的关系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
这天一个女人来学校找他。她是萨特原先就读的亨利四世学校医生的妻子。他们认识，萨特去校医院看病时能见到她，有时候说说话，但没有任何特别的关系。萨特对她的到来深感惊诧。校医的妻子问萨特现在能不能同她一起外出。萨特不清楚为什么要他外出，就回答说不能。
她接着问：“你星期四和星期六也不能外出吗？”她知道学校星期四和星期六休息。萨特只有回答说可以。
校医的妻子有点难为情地笑着说：“下星期四下午你来我的女朋友家好吗？我跟她说好了，借她的房间用两个小时。我想……咱们可以在那里……幽会！” 萨特犹豫了一会儿，最后同意了。她告诉他具体地址，就离开了学校。
萨特在小说里常能读到“幽会”这个词，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描写，但书中的东西同现实毕竟不是一回事。他在拉罗舍尔时曾向同学吹牛怎样怎样同女人做爱，实际上他对此一无所知。因此当这事就要来临的时候，他感到有些紧张和焦虑不安，同时还有被诱惑的兴奋和激动。
萨特对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这女人为什么看中了我？”他觉得自己并不招女人喜欢，而在亨利四世学校两年的时间里，他也想不出自己在哪一方面给这个女人留下深刻印象。而萨特对她，可以说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所以他对这事的发生感到不可理解。
萨特还是如约到了校医妻子指定的地方。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她带他上了床；她是主动的，而他被导引；他们做了爱。于是，一个30岁的女人教会了18岁的萨特怎样做一个男人。由于对她并没有什么感情，虽然是第一次做爱，萨特并没有很大的热情，但他还是按照她的要求尽可能干得好一些。这女人看来是满意的。
在这之后不久，萨特考上大学，再也没有见到她。也许她后来找过他，而他已经考走，她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也许她只需要一夕之欢，没有再来。而萨特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找她。他们的关系就此断绝。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人生裂痕（1916-1924）：性爱游戏（2）
在将近70岁的那个自传性的长篇谈话中，在波伏瓦的提问下，萨特回忆了这一事件，但整个叙述显得没有什么感情色彩，只是就事论事的说了一下。而通常人们对自己初次性经历印象是特别深的；对有的人来说，它甚至会影响自己一生的性爱生活。从萨特的叙述看，这一事件似乎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其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是，这一事件与他自己设想的性爱情景相去甚远。此前他一直设想的艳遇应该是他去诱惑别人，作为一个有魅力的男性运用自己的语言去打动女人的心，使对方投入自己的怀抱。现在事情颠倒过来，成了对方来诱惑自己，因此他感觉不太“自然”。
其二是，萨特理想的异性交往，首先并非性而是爱，不是作为结果的做爱，而是这一追求的过程。而同校医妻子的关系只有性而没有爱，只有做爱（性交）的结果而没有浪漫的追求过程，因此它对萨特没有产生很大影响。
虽然对以后的性爱生活没有太大影响，萨特毕竟由此受到性启蒙。从这开始，萨特有了同年轻女性的性接触。他利用休息时间外出，同原先亨利四世学校的朋友聚会。这时常有一些姑娘参加，她们属于社会地位较底层的那种，例如亨利四世学校看门人的女儿。而萨特和他的朋友属于那种所谓“体面的”小资产阶级阶层。
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先是在一起聊聊天，联络联络感情，彼此熟悉熟悉，然后就一对一对地分开，各自去一个房间幽会，也就是做爱。萨特挑选的姑娘大都是漂亮的，年龄也跟他差不多。他发现，这些姑娘都很愿意同他交往，在干这个事情的前后都对他很亲热，看来她们的感受是愉快的。这些姑娘头脑比较简单，没有更多的要求。从心理上说，同萨特这样高阶层的年轻男子交往，满足了她们的虚荣心；从生理上说，这种做爱也给她们带来性快感。仅此而已。至于什么浪漫的爱情等等，她们觉得过于虚幻，从来不去考虑。
而像萨特这样所谓“高阶层”的年轻男子，思想活动就复杂得多。他们对待这些年轻姑娘的态度是矛盾的或双重的。这正好反映了他们自身双重的道德标准。一方面，他们十分乐意同这些姑娘交往，在身心两方面获得某种满足；另一方面，他们又有些轻视她们，因为她们这么容易被引上床，虽然从未向他们要过钱，仍然有点像妓女。所以这些年轻人包括萨特，同这些姑娘从未有过长期恒定的关系，往往是接触一两次就不再来往。但他们可以再同另一个姑娘交往。总之，他们虽然同这些姑娘有着性接触，却不愿意有亲密的感情关系。
这里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法国传统社会的双重道德标准：对于男孩子而言，婚前性行为不但是允许的，而且被看成有男性魅力的表现，因此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鼓励的。而对于女孩子，如果有了婚前性行为，就会被看成不正经、淫荡、下贱，为社会所不容。所以，愿意同萨特他们交往的女性都是来自下层阶级，因为她们较少一些道德规范的约束。而那些所谓“上流社会”的姑娘们，一般不会有这样的行为，她们在婚前一定要守身如玉，这是闺中淑女价值之所在。
萨特和他的伙伴们，之所以一方面利用这些姑娘来享乐，另一方面又鄙视她们，显然是将她们与自己同阶层的姑娘相比较，最后冒出的一个念头是：“我决不同这个和我睡觉的女人结婚！”所以，在这种做爱中，实际上并没有爱，或者爱的感情不是主要的。它只能称为一次艳遇，或一夜风流，在很大程度是一种性游戏。
晚年萨特回忆这一经历时承认，他那时深受社会通行的道德观念的支配，深受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所以会产生上述愚蠢的想法。他说：“一旦同一些成年女子发生性关系，我就再没有这种想法了。这种想法只是在中学那段时间。在我去巴黎高师时，这就过去了。”（《永别的仪式》）
实际上，在这以后，在其一生，萨特仍然有着较多的性伴侣，有时同时有几个。这让我们产生疑问：他是否真的有了这种根本变化呢？
变化应该是有的。上大学后，他不再同这些下层姑娘们鬼混。在同那些年龄较大一些的女性交往时，对她们有一个基本的尊重，这就是，将对方看成跟自己具有平等身分的人，彼此没有高贵和低贱之分，没有谁高攀谁的问题。
在以后同异性的交往中，萨特很少再有那种一夕之欢；也就是说，两人必须有了一定的感情交流，才可能进一步发展为肉体的交合。首先是感情，然后才是肉体。萨特的初恋就是开始于这一时期。
萨特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还表现在他对于双重标准的否定。在他看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性行为规范上应该是同样的。如果说男性可以有性自由，可以有婚前性行为，可以有多个性伴侣，那么女性同样应该有。即使是闺中淑女，也可以像男子一样，同时有几个情人，有着性自由。例如他的终身伴侣波波伏瓦就是这样的，而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俩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多伴侣化也是反传统的。如果说他对自己的情人有什么要求，他只是希望在他们交往的这段时间里，在她的生活中他具有最重要的性质。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萨特以后的性爱生活以及同异性的关系，在有的时候仍然未能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某种影响。例如，同有的女性交往时，他要求对方不能同时有其他情人；当发现对方与他人交好时，就嫉妒非常，而他自己却同时有几个情人。再如，有的女性尽管不属于下层社会，他却在没有什么感情的情况下同对方发生性关系；这与以前那种一夜风流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虽然这种交往是对方主动造成的。
至于形成这种多伴侣倾向的原因，有多个方面：按照萨特自己所说，他的多伴侣化是由于他读过的书，那里面的大作家都是多伴侣的，而他立志作一个大作家，很自然地就以此作为自己的生活模式。
除此之外，就萨特早年的情况而言，至少还有两个因素造成他的多伴侣倾向。一个是外祖父的榜样。由于妻子拒绝过性生活，施韦泽就有了不断的外遇。这在家中大概不是秘密了，而妻子应该也是默许的。这对小萨特的一种启示就是：一个很帅的男子应该有许多女人。另一个因素是母亲的再婚。在恋母情结的作用下，他将这视为一种背叛。他从这一事件获得的教训就是：一个女人是不可依靠和指望的；要避免这种背叛和失望，就必须同时有几个女人。当然，当时这一切他并非意识得那么清楚，而是潜在地造成他成年后的性爱特点。
萨特在晚年那个自传性的长篇谈话中总结了自己的性爱特征。这时他已将近70岁，“七十而从心所欲”，他谈得十分坦率，也是比较准确的。
萨特说，他从女人身上要求的东西，最根本的就是感情或感受性。在他看来，一个女伴首先有着感情价值，然后才是性的价值。他觉得同一个女人有亲密关系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占有她的感情，力求使她感受到这一点，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占有她的感情，也就是要她爱他。她们感到成了属于他的东西而不得不爱他。他就要求这个。当一个女人把她自己给他时，他可以在她的脸上、在她的表情中看到这种感受；而在她脸上看到了它也就等于占有了它。
萨特特别重视这种感受性，他认为这正是自己所缺乏的。本来感受和理解是不可分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大都片面地发展了理解力，使之愈来愈抽象而脱离丰富的感受性。而在女性那里，这种感受性大都保留下来，并由于地位和教养，它们没有上升为理性。所以，在同女性交往中，女性的的感受性正好可以弥补和丰富他那往往是抽象的思想和理解力，虽然她们对他思考的事情有时也会产生误解，但总的说来，男女双方是平等的，即使就智力而言。
萨特也坦率地承认，由于从小受到母亲、外祖父和一些年轻女性的过度宠爱、哄弄和亲吻，他形成了一种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同时作为对自己矮小身体的一种心理补偿，他养成了一种倾向，那就是对于活动性的强调而忽略感受性和被动性。这使得他在同女人的接触中从未意识到自己是爱抚和被动的对象，而只有活动性的感受。这样，他和对方的关系就不是相互的。虽然实际上他认为男女之间是平等的，但在性活动中又取消了同女人平等的感觉，总是使自己处于支配的地位从而导致带有一点虐待狂的接触。
表现在实际性活动上，他注重的是给对方以拥抱、抚摸和吻遍全身，这是根本的，充满感情的。本来一种充分的性活动应该是一个双重的关系：双方都既得到又被别人得到，既拥抱别人又被别人拥抱。然而在萨特这里，他只是意识到自己自由地占有对方的肉体，但没有对方占有自己的身体的感受。他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动的爱抚的对象。
除了拥抱、抚摸和亲吻，萨特最后也完成性交活动，但带着某种冷淡。在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他的性勃起很快而且很容易，但他没有感受到很大的愉快，仅仅在最后有一点愉快，但也有点无力。萨特更愿意用整个身体同女性接触，抚摸对方的身体，让自己的手和大腿忙碌着，不断地触摸着对方。对他来说，之所以要有性交活动，是因为在他同女人的关系中，事情不得不以这种方式结束。这是来自他人的思想，是书中和别人告诉他的，而不是他个人的欲望。他裸露着，同一个裸体女人一起在床上，抚摸她和亲吻她，这就给了他充分的愉快，这就够了，他本不需要性交。
这种注重爱抚而不在意性交的性特征，虽然带有强烈的支配色彩，对于许多女性来说，是乐于承受的。女性在性活动中本来就较为被动，一种持续不断的充满激情的亲吻、拥抱和抚摸，会给她们带来极大的满足和快感。除了其它因素，显然，萨特的这个特点是他获得众多女性青睐的一个原因。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大学岁月（1924-1931）：幸福时光（1）
1924年6月，也就是19岁时，萨特通过入学考试，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萨特后来称他的大学时期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
首先，他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在巴黎高师，学生可以得到免费供应的午餐和晚餐，另外每月还有一点零用钱。住宿也不花钱。跟许多同学一样，萨特进校不久就干上了“家教”的活。他主要是给一年级或哲学班的学生补习哲学功课，有时是二、三年级的学生。这些孩子大都是成绩较差、智力相对较低、学习跟不上来的，他帮助他们补习功课，让他们能够通过考试。除了哲学，他还教一些别的课，例如音乐课，教学生弹钢琴。讲课报酬大概是一小时20法郎。
这些干家教的收入萨特主要用来补贴伙食。学校的伙食不太好，他有时在饭馆吃饭，在咖啡馆喝喝咖啡。就他手中这点钱，要想常去大剧院看戏剧是不可能的，但一个星期看一、两场电影还是可以的。总而言之，现在他在经济上是完全独立了，不再需要靠继父的钱来养活自己，这是特别让他开心的。经济上的独立使他有一种充分的自由感，几年前在拉罗舍尔发生的“偷钱事件”的阴霾至此才最终被一扫而光。
他继续在学校住宿，一般每星期有两次同家人一起吃午饭，然后回到学校。现在他同家里人的关系，包括继父，反而比以前好了许多。这并不令人奇怪：正因为他现在独立了，不需要依赖对方了，对方不再成为自己烦恼的根源，他们的关系才能得到缓和。萨特开始感觉到，他和家人之间多少也有一种温情关系。
萨特在学校的住宿条件也不错，刚开始是三、四个人一个房间，后来变成两个人，是他和尼赞住在一起。最后尼赞去了亚丁，萨特就是一个人一间房。巴黎高师对学生的作息制度也规定得比较宽松。一个学生可以在校外一直呆到半夜，然后他可以翻墙而入，没有任何人来干涉。萨特觉得这样一种环境实在是太自由了。
在干家教的时候，撒特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工作。他觉得这就像玩儿一样，很轻松，很自如，虽然他讲课时也是十分认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外祖父的影响。外祖父经常在家给学生授课，小时侯撒特常常看到学生来家里找外祖父，外祖父同他们交谈，有时还请他们一起吃饭。然后外祖父就得到大笔的钱。在他的印象中，外祖父的工作就是请他的学生吃饭，所以很难将工作与报酬联系在一起。
自从开始有了自己挣的钱后，萨特就有了大把花钱的习惯，因为他觉得这钱挣得一点也不费劲。他把它看成谁都可以用的资金。一旦有了钱，他就邀请朋友们一起去饭馆，常常是在那里花光他手中的最后一分钱。特别是在同一个姑娘外出时，萨特更是表现得十分慷慨，一点也不在乎花钱。萨特在巴黎高师很快就有了慷慨大方的名声。不过他自己倒不觉得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做是很自然的，有了钱就应该同朋友们一起分享。
在使用金钱方面的这一特点，萨特保持了一生。 以后他成了有名的作家，常常能拿到大笔的钱，但他始终对自己写的书和因此得到的钱之间的关系困惑不解。他酷爱写作，献身文学，但这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在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却可以得到钱财，这是他难以理解的。特别是一本小说或一个剧本已经出版许多年，由于国外的译本或演出，他突然收到一大笔版税。看着一张张大额汇票，他不禁想到：“我真的应该得到这笔钱吗？”
萨特成名之后，就其收入来讲，他应该属于富人阶层了，但他并没有什么财产概念，也没有自己占有多少多少金钱的感觉。晚年一次谈话中，波伏瓦问他想到过用自己的钱来投资或炒股票没有，萨特对这一提问大感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实际上，虽然就收入而言他属于富人阶层，从他自己使用金钱的数额和方式来说，他的生活方式仍然属于中下层。他的钱花在自己身上的其实很少，绝大部分都是给别人用了。在70岁时，他回答访谈者的提问，大致上算了一下每月的花费，他的钱有六分之五是花在别人身上，他自己的花费大约只占六分之一。他的钱大都给了那些需要他帮助的人，主要是一些女人，他所喜爱的女人。有的女人，他供养了她们一生。直到晚年，在他临终之时，他还在惦念着自己的钱不够用，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自己要养活的那几个人。
仅仅拿通常意义上的慷慨来形容萨特的这种特性，恐怕还不够准确。所谓慷慨，那是已经意识到自己占有了大宗财富而将其送给别人，而萨特对于金钱没有任何占有的概念。在他看来，金钱除了供人获得所需要的东西，不具有其它任何意义。它只是获得需要物的凭证。既然如此，如果别人也需要这些东西，那就可以共享。萨特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家产。在他已经十分有钱的时候，他还住在一所公寓里，房间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再没有别的东西。作为文化人，他甚至也没有什么藏书。如果说萨特也占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占有词语；他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放到那上面，投身于写作。正因为如此，他对实际上的物质财富反而没有任何占有欲。从其精神境界来说，他倒确实当得起一个“无产者”的称号。
萨特在巴黎高师感受到自由，不仅仅是在生活方式上，还包括思想方面。学生们的思想信仰是完全自由的。因此在这个学校里，充满了一种活跃、开放的人文气氛，各种思潮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拥护者，同时也可能受到另一些人的激烈反对。
学生中在政治信仰方面大致可以分为左右两翼。左翼学生大都信仰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信仰共产主义。右翼学生大都同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有一种很强的传教士倾向。
萨特有些超然于这些政治态度的对立之外，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立场，但他也不怎么希望它；同样地，他不希望资本主义，但也不是明确地反对它。这时他对政治活动完全不感兴趣。在他看来，这些同学不过是在学习之余玩一种思想上的游戏，而他并不想参加这种游戏。另一方面，萨特也有点羡慕这些同学，因为他们有明确的信仰，而他没有能力反驳他们的观点。
但萨特的这种超然也不是绝对的中立，他还是有自己的政治态度的。一般来说，他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资产阶级社会是很厌恶的，对那些自恃高贵的资产者是很厌恶的。在大学期间，他结交朋友不是根据对方的政治态度，但在不期然间他们全都是左翼，不是社会主义者就是共产主义者。因此也可以说他属于左翼学生，不过他是一个左翼个人主义者，他是从一个个体的角度来对立于现存的社会。而他对于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右翼学生是从不接近的，因为他早已没有宗教信仰，否认上帝的存在，特别厌恶宗教信徒们那种盲目乐观的倾向，认为他们是自我欺骗。
萨特在大学一如他过去一样，对于虚假做作的事情是难以忍受的。有些学生以尼采的信徒自居，而且追求时髦，穿着夜礼服外出，做出一副高贵的样子来。萨特虽然也读尼采，却看不惯这些人的作为，于是他找了几个朋友躲在楼梯口旁，待这些学生深夜归来时，用水枪向他们身上喷水，同时高喊：“查拉图斯特拉就是这样撒尿！”弄得这些尼采的信徒们一个个狼狈不堪，抱头鼠窜。
萨特晚年回忆这一段经历说，他当时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恶意，也就是一种恶作剧；不过他想表明，这些学生追求的是些外在的无意义的东西，真正天才的闪光是不拘形式的，不追求时髦的；摆出一副高贵做作的样子在晚宴上频频举杯，这并不是真正的尼采精神所要求的。
总的来说，萨特在大学期间，在结交朋友方面是比较挑剔的，而不是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对于不怎么认识的同学，他认为他们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他同他们没有友谊关系，没有往来，没有什么联系；他们只是彼此认识。这应该是他童年不合群的性格特征在大学期间的一种表现。
萨特认为够资格成为他的朋友的，应该具有自我意识，对自身有判断力，敢作敢为，意志坚强。在他看来，这实质上导致一个人的自由。同他一起从路易大帝学校考进来并成为朋友有两个：一个自然是尼赞，还有一个叫马厄，是图卢兹人，也是学哲学专业。这三个学哲学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在学校里颇有名气。他们平时不与其他人来往，上课时也不同其他人坐在一起，十分高傲的样子。再加上他们各自不同的穿着：尼赞永远是领导着服装的新潮流，衣着十分新颖得体；马厄穿着也十分讲究，配着一头金发，显得英俊潇洒；只有萨特不修边幅的，他往往只穿一件开领衬衫，有时脚上甚至只趿拉着一双拖鞋，在大学城里逛来逛去。
大学城的学生们对这三人往往是敬而远之，有的将他们视为怪物，有的对他们充满神秘感，但有一点看法大概是一致的：这三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如果从挑毛病的角度看，大学生们对这三人印象最深也最坏的是萨特。他们在背后议论说，萨特是个好色之徒，喜欢引诱女孩子；他还是一个酒鬼；此外，他还好跟人打架。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大学岁月（1924-1931）：幸福时光（2）
如果排除贬损的因素，这一评价应该算是客观的。他用水枪去扫射尼采的信徒们，虽然只是恶作剧，谈不上就是暴力，却反映了他在拉罗舍尔获得的暴力情结并没有消解。而有时他也动真格的，跟别人大打出手。不过萨特跟人打架，总是有原因的，往往是他受人欺负，而对方看来比他强。如果对方是个弱者，他一般不会出手。
有一次萨特和几个朋友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学校，他们一边走，一边口里哼着俚俗小调。这时迎面来了一个学生，看不惯他们这副样子，走过来制止说，这不像个大学生。然后他就走过去了。萨特的两个朋友十分生气，要回过头去“教训教训”这小子一下，也就是要去揍他一顿，被萨特婉言劝阻了。萨特认识这学生，他叫莫里斯•梅洛─庞蒂，也是学哲学的。这人很聪明，成绩优秀，就是时时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孔夫子倡导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那种人，被学校看作听话的好学生。而萨特和他的朋友则是不拘小节的，属于不太守规矩的那种学生。萨特和梅洛─庞蒂虽然认识，彼此并不喜欢，平时也互不理睬，不相往来。
这次梅洛─庞蒂过来制止和教训他们，萨特虽然也很生气，但看到他一个人居然敢冒犯他们好几个，心中反而对他有了一丝好感，而且觉得以多打少，胜之不武，不是真正的好汉之所为，于是就出来劝架，放了他一马。
梅洛─庞蒂与萨特在学校的关系虽然不好，没有什么往来，以后却有较深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萨特组织了一个反对纳粹统治的地下抵抗小组，梅洛─庞蒂是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战后，萨特办了一个名为《现代》的杂志，编辑部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梅洛─庞蒂是编辑部的骨干成员。由于与萨特在思想观点上存在分歧和矛盾，梅洛─庞蒂在1952年退出《现代》编辑部，断绝同萨特的来往；1955年他又出版《辩证法的冒险》一书，激烈抨击萨特的观点，将他们的分歧公之于众。
1961年，梅洛─庞蒂逝世，萨特为他出了一期《现代》专号，以示纪念。他还自己写了一个长篇回忆文章《活着的梅洛─庞蒂》发表在个专号上。这篇文章不是像通常的纪念文章那样，为死者说几句不痛不烊、口是心非的赞美辞和门面话，而是实话实说，情真意切。它不在意个人的小小恩怨，而是着眼于时势大局来把握、分析、理解彼此的分歧与不和；无论对人对己，都不文过饰非，最后揭示出一种深刻的悲剧性的人与人的关系。由于这篇文章叙述生动，析理透彻，情理交融，被评论者视为萨特最好最感人的散文之一。萨特在此文中对待梅洛─庞蒂的态度与他30多年前在巴黎高师时是一致的：承认分歧，尊重对方。
在哲学专业和学校之外，萨特还有一个“自家人”的小圈子。其中一个朋友叫皮埃尔•吉尔，他也是巴黎高师的学生，但不是哲学专业，而是学文学的。在萨特同尼赞的关系冷淡之后，吉尔成了跟他关系最为密切的朋友。萨特觉得同吉尔交往起来十分轻松，因为吉尔不关心什么形而上学的问题，也没有什么确定的思想，他俩在一起时往往聊一些有趣的小事。
但萨特同吉尔相处，也有不太适应的地方。吉尔感情比较细腻，对待朋友可以说是体贴入微。这本来是一个优点，却往往让萨特感到不自在，因为他不习惯一个男子对待自己就像一个女子那样温柔。当吉尔这样表示时，萨特感到十分窘迫不安，就好像对方是一个同性恋者在向自己提出猥亵的要求一样。更让萨特难堪的是，吉尔有时当着他的面脱得光光的，这是在洗澡或换衣服的时候。吉尔自己觉得没有什么，而萨特却震惊万分，不知道应该将眼光往哪儿放。
许多年后，萨特在日记里分析自己的感觉，问这是不是一种被压抑的同性恋倾向的表现。在萨特所说的这种场合，男性通常不会有他这样强烈的反应，例如在澡堂，大家都赤裸着身子，彼此觉得没有什么。由此看来，也许萨特有一种潜在的同性恋倾向。萨特对男性的某种厌恶也是这种倾向的曲折表现。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男人的身体总是让我受到震撼，它给我太过分、太强烈的感受，使我感到自己可能突然产生欲望，我不喜欢男人，我的意思是指那个人种意义上的男人。”
不仅在生理和肉体上，男性在精神和情感上的裸露（即过分亲密）也让他难以承受。一旦同某个男子的关系由肤浅的友好转变为深层的亲密时，他总是感到窘迫不已。他既不喜欢向对方吐露自己的秘密，也不喜欢对方向自己细叙衷肠。萨特解释这一点说，这不是将自己封闭起来，而只是愿意将自己要说的告诉每一个人，而不是专对某一个人。总而言之，对男性而言，他不得不保持某种距离。这正好同对女性的态度相反。因此，即使这时萨特同尼赞的关系已经相当冷淡，他同吉尔的友谊还是不可能达到当年同尼赞在一起时的深厚程度。
吉尔曾给一个叫莫雷尔的孩子当家教，后来他把这个位置让给了萨特，并介绍萨特同这孩子的母亲莫雷尔夫人认识。这样，莫雷尔夫人也成了萨特的朋友。她的丈夫是医生，家里很富有。莫雷尔夫人十分热情好客，而且风度迷人，在她家里呆着让人感到特别舒服。
萨特同他们相处一段时间后发现，吉尔同莫雷尔夫人之间有一种超出友谊的爱情关系。萨特与莫雷尔夫人之间关系也很亲密；萨特欣赏她的迷人风度，她喜爱萨特的才华和对事业的执着，但这种关系中没有罗曼蒂克的成分。萨特晚年回忆说，莫雷尔夫人是他唯一有着纯粹友谊的女朋友，也就是只有友情，没有爱情；而同别的女性交往，通常都含有爱的成分。
早期萨特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在困难时曾得到莫雷尔夫人的多次帮助。他同吉尔和莫雷尔夫人的友谊维持了很长时间，大约有三、四十年之久；由于政治立场和见解不同等因素，他们的关系逐渐疏远起来，最后断绝了交往。
萨特在巴黎高师的生活可以说是充分自由的，他感到快乐和幸福。但到了毕业的时候，他被迫进入一个不那么自由的环境：1929年11月，他开始服兵役，为期1年半。这让数年来的好心情一下子变坏了。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自由正在被一种外在的力量所限制，而这是他最为厌恶的。在临去军营的头一天晚上，他去看了一场著名滑稽演员格罗克的演出，平时他总是看得开怀大笑，而这一次却一点也没有看出有什么可乐之处。
刚开始萨特在在圣西尔军校服役。头两个星期完全不准外出，以后萨特活动时间久比较自由一些，偶尔晚上军校有便车去巴黎，可以把他捎带着回去一下，不过他在城里只能呆几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军营生活纪律严格，萨特感觉很不舒服，他是自由散漫惯了的。不过幸好在圣西尔军校还有两个熟人。一个是吉尔，他也在这时服兵役。尽管军校纪律严格，萨特和吉尔在一起，又干起了类似在巴黎高师时的恶作剧，他们把折叠好的纸镖扔向正在给他们上气象课的教师，搞得对方不知所措。
另一个叫雷蒙•阿隆，也是巴黎高师哲学专业的同学，曾和撒特同在一个宿舍住过一段时间，也可以说是朋友了。这时阿隆在军校任中士教官，教萨特怎样使用风速表。有了这两个朋友在一起说说话，萨特感觉好多了。
到了第二年1月，吉尔被派往巴黎，萨特被派到圣森福里安的一个气象站，靠近图尔，两人分开了。这个气象站有一个站长、两个同事，全是以前不认识的。这两个同事，一个是图卢兹人，另一个是神学院的学生。这个神学院学生工作上很差劲，他对萨特充满敌意；因为萨特在他面前毫不掩饰自己不信上帝的态度。这人总在想法对付萨特，在一些事情上磕磕碰碰的。而且他的脚臭气难闻，使得萨特无论在心理还是在生理上，都对他充满了厌恶。另一个同事图卢兹人。有小偷小摸的习惯，萨特很鄙视这样的人。不过这人做饭的手艺还不错，闲聊时也不太让人难以忍受。相比而言，萨特觉得图卢兹人要比神学院学生更好相处一些。
萨特在军营的工作是搞气象测量：使用摩尔斯电码接收各地的气象情报，夜间到住房附近的一个小工棚里用仪器检查气温、湿度，等等。总之，他过着一种非常程序化的生活。好在气象站站长是个文职人员，对他的部下比较宽松，这样萨特每月大约有一个星期的自由时间可以呆在巴黎，同朋友们见面，不至于中断了同他们的交往。
更让萨特得到极大安慰的是，这时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在他服兵役期间，她还经常来看他。要谈他俩的情况，还得从萨特的初恋说起；这是下一节的内容。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大学岁月（1924-1931）：初恋（1）
在大学的第二年，萨特开始了他的初恋。9月份，萨特去蒂维参加他一个亲戚的葬礼。在葬礼举行的过程中，一个披着淡黄色长发的年轻姑娘引起他的注意。她面容秀丽，神情飘逸，两眼顾盼有神，显得很有特点。这个姑娘也注意到萨特，不过不是因为他也长得美，而是恰好，看起来有点丑，有点难看。萨特本来个子就矮，再戴上一顶大帽子，就显得更矮小了。正是由于这顶大帽子，他被拉罗舍尔的那个女孩子斥叱骂为丑八怪，但他仍然一直戴着它。也许他已经想清楚了，既然自己长得难看，就用不着再刻意掩饰自己的不足，该怎么穿戴就怎么插穿戴。
但这个姑娘的注意有一点跟萨特相同，她也认为萨特很有特点。他俩熟识后她对萨特说，当她第一眼看到他时，确实觉得他有点丑，但丑得很有特点，甚至可以说丑得很有魅力。他让她联想起想起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伟人米拉波；米拉波也是矮个子，也长得很丑，却有一种特别迷人的风度。
葬礼结束后，在共进午餐时，他俩坐在一起交谈，很快就熟识了。这个姑娘叫西蒙娜-卡米耶•桑，比萨特大两三岁，是图卢兹人，父亲是一个药剂师。她也很喜欢读书，特别喜欢乔治•桑、尼采、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而且很有兴趣于写作。这些都很对萨特的劲。她俩聊起这些来就没完没了，终日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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