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还了解到，卡米耶在男女关系上十分开放。她很小就失去了童贞，由于美貌和聪慧，她得到许多年轻男子的追求，这些追求者对她崇拜得不行，有的甚至由于获得她的恩宠而激动得哭了起来。卡米耶的有些举动可谓惊世骇俗，据说她在房间等待情人时，披着长发，全身一丝不挂，站在火炉旁读尼采和米什莱的作品。。
萨特并不觉得卡米耶的这一特点有什么不好；正像他自己就是一个不拘守资产阶级社会道德的人那样，他也不要求自己的女友是个守身如玉的人。在他看来，卡米耶曾有过许多情人，这是正常的事情，正像他自己也有过不少性伙伴一样。他承认了男女双方在性道德上是完全平等的，不应该有单方面的要求和承诺。他只是希望现在卡米耶爱着他一个，因为他现在唯一的爱就是卡米耶。他后来在信中对她说：“我不希望成为你的第一个情人，但我希望成为你唯一的爱人！”
而卡米耶也立即爱上了萨特。此前虽然她也接触过不少年轻英俊潇洒的男子，但多为镇上的律师、职员一类的，像萨特这样同她志趣相投的男性，她还是第一次碰到，她为萨特的深刻思想和独特风度所倾倒。两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在经过短短4天的接触之后，临别时，他们已是难舍难分了。
萨特返回巴黎，卡米耶回到图卢兹。两地相距遥远，再见面不很容易，主要是萨特手中没钱，短时间内筹集不了去图卢兹的路费。人不能见面，而感情总得表达，萨特开始频繁地给卡米耶写信。
这应该是他真正的初恋。此前他在拉罗舍尔对那个说他是丑八怪的小姑娘的感情，还只能说是朦朦胧胧的爱；与校医妻子的关系则完全是被动承受，没有感情因素在里面；与下层姑娘们的关系也几乎没有什么感情因素，是逢场作戏，可以说是有性无爱。而这一次对待卡米耶，萨特是动了真感情。他称她为“图卢兹”，拿地名作为她的昵称，还称她为“我的未婚妻”，自称她的未婚夫。而卡米耶给他的回应也是款款深情：““听到你这样称呼我，我对你的感情是那样强烈，远远超过对我母亲的感情！”萨特此时特别需要这样的感情：因母亲再婚带来的感情重创依然存在，而尼赞因沉默症对他的冷淡也使他在友情方面严重受挫。这次恋爱让他在这两个方面都得到补偿。
如果说以前同那些下层姑娘们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萨特属于上层社会，他主要是靠自己所属的阶层地位来征服对方，那么在同卡米耶的恋爱中，萨特第一次只依靠自己的语言能力来获得一个女性的芳心，而不靠其他任何外在的东西。而这种语言能力除了4天时间是靠口头来体现外，其余时间都是靠笔头来体现的。萨特可以说是写情书的高手。到后来，他的这一特点为朋友们所共知和公认。吉尔曾当众宣布说：“在未来几个世纪里，我的孩子们，文学评论家将写下这样的字样：‘让─保尔•萨特，最优秀的书信作家，一些文学和哲学作品的作者’。”看来吉尔对萨特书信的评价甚至超过了他的文学和哲学作品。
通观萨特的情书，也并非全是甜言蜜语。我想，他最能吸引对方的地方是他的坦诚，他在感情上完全将自己交给对方。在他给卡米耶的信中我们就能看出这一特点。他在一封信中说：他是一个多面人。一方面，他有雄心壮志，自以为很强大；他最根本的雄心壮志是创造，无论创造什么，从创造一个哲学体系到创造一首交响乐曲，虽然他现在已经创作的一切还是十分拙劣的。另一方面，当他决定干某件事情时，又随时可能放弃它。他的性格是那样多愁善感，可以为一点小事流泪，在剧院里，或看电影，或读小说，他都会感动得像个婴儿似地哭泣。他还谈到自己胆子小。“当一条狗靠近我狂吠时，我仍然会发抖”，虽然觉得这种害怕是很可笑的，但无法管住自己的生理反应。
萨特还谈到学校的情况。在通过第一次考试后，萨特发现自己除了麻木地坐在课桌前就没有什么好做的了。朋友们一个个都是无精打采的，他们漫无目的地逛来逛去，相互串门，或者默不出声地大块地吃着糖，或者说些言不及意的假话。“只有我的出现才使他们停止这种假话，因为我讨厌软弱和无聊，讨厌不费力气的忏悔。”萨特在这里又一次表现出他的性格特征：从不放松自己，也不喜欢看到别人放松。
在作这样的倾心交谈时，我的感觉是，他首先不是将卡米耶看作性爱伙伴，而是将她看作类似尼赞那样的知心朋友。可以说，大概从这个时候开始，萨特真正的知心朋友就只有女性；而在男性方面，虽然以后他也结交了不少朋友，但没有一个能够达到像尼赞这样感情至诚、相知至深的程度。实际上，给“图卢兹”或“未婚妻”的信成了萨特写作的一个契机，使他有了不断地用语言文字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动力。萨特对于女性的追求同他的整个精神活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不断地鸿雁传情的同时，萨特也在积极准备同卡米耶再次见面。他和尼赞一起修订雅斯贝尔斯的《普通病理心理学》的法文本，可以由此得到一笔钱，但一时还拿不到。他仍然在做家教，而这一收入是有限的，一时半会还凑不齐足够的路费。他估算了一下，即使再勤奋工作、再节省用钱，他也只能在复活节假去看“未婚妻”，也就是说，离上次见面有半年时间。他在给卡米耶的信中说：“为了能够省下钱来看你，平时我呆在巴黎哪儿都没去，虽然我不是不知道外出度假的愉快；我在大街上闲逛时不花一分钱，唯一允许自己的花费是一星期看两次电影，买３法郎一张的座位票。”
即使这样，临近复活节时，萨特去图卢兹的钱还没有筹齐。于是他又几乎是一个法郎一个法郎地向同学们借。我们知道，他的天性是不愿求人，为了爱情算是特别破例了。最后，总算凑够了数，他带着一大包零币买了一张去图卢兹的来回火车票。
萨特为这次重逢作了半年准备，可谓苦心经营。临行前他又给卡米耶写了十分详细的信，然而她仅仅回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电报：“不自由，无聊，直到星期天”。这让萨特大为恼火。本来这是卡米耶一贯的做派：她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随随便便的。平时萨特对她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可以说是赞赏的，但那是对一般的事，而现在是关系到爱情。因此收到电报后，萨特立即回了一封措辞十分严厉的信，质问道：“你到底希望不希望我来看你？你说你不自由，难道我就那么自由吗？直到今天我还在为路费犯愁，不知道复活节能否见到你，但我在想办法。而你，宣称爱我，为什么6个月了不想办法来看我？你这样做是为什么？是厌倦我了吗？这么快？你至少要对自己的行为作出道歉，说明原因。我提议，我们星期三（1926年4月13日）在图卢兹见面，具体时刻由你定。你必须在4月10日（星期日）以前给我一个答复，否则你将永远见不到我！”
萨特的发火产生了效果，卡米耶知道自己不对，赶紧按萨特的要求回了信。萨特如期到达图卢兹。两人见面后，萨特觉得自己要比半年前更加投入，或者说，他感到更加爱这个“未婚妻”了。而卡米耶这边，感情的投入似乎并不对等，或者并不像萨特期望的那样热烈。她似乎并不特别珍惜这次难得的见面机会，信口大谈当地舞会之类的话题。萨特听起来觉得十分乏味。他俩在图卢兹没有地方可呆，只有进电影院，在那里一直呆到凌晨5点，然后分手。萨特还得坐早晨第一班到巴黎的火车回去。
两人分手后到上火车前这段时间，萨特仍然没有地方可去，于是来到公园。坐在公园的长凳上。他本想抽根烟提提神，但实在太乏了，一手拿烟斗，一手拿火柴；，就这样睡着了，直到公园守门人过来将他叫醒。他点燃烟，同这个老守门人交谈起来，从交谈中得知这个老人的儿子也在巴黎。
然后萨特去了火车站。这时车站咖啡馆开门了，他坐在那里，一边喝咖啡，一边想着他和卡米耶的事情。他感受到一种十分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很投入，对她充满了爱；另一方面，他又感到焦虑不安，怀疑她对自己不是真心，是在对自己做戏，而自己则被愚弄。
回到巴黎后，萨特在信中向卡米耶描述了自己在公园的经历，并幽默地说：“我是以一个老守门人的简朴价值来爱你。”他也剖析了自己矛盾的心理活动。最后表述了自己在火车上的感受：“在火车上。我亲爱的小姑娘，我在心中作出判断：我是非常幸福的。我爱一个小姑娘，而她也爱我，她确实是我需要的小姑娘，我肯定要在7月前再来看她。我信赖她，这阳光下的景色是那样招人喜欢。一切都是那样美好。我比去年9月更加爱你了；我因不能很快见到你而十分悲哀。”
萨特确实是爱卡米耶的，而且是全心全意。积攒了半年的钱，跑那么远的路，仅仅是为了能在一起说说话，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只有真心相爱的人们，才能做到这一点。从萨特对卡米耶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同异性交往的一个特点：为了爱情不怕吃任何苦，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不计后果，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大学岁月（1924-1931）：初恋（2）
后来，大约就在萨特信中所说的7月份，萨特和卡米耶再次重逢，那是在他俩第一次见面的地方蒂维，萨特住在他叔叔家。为了这次相会，萨特事先作了精心安排，而且在活动的细节上对卡米耶作了交代。这次他俩没有发生任何争执，共度了几个十分美好的日子。回巴黎后，为爱情的力量所鼓舞，萨特觉得自己充满了生气，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说：“请你理解我：当我注意到那些外在的事物时，我爱你。在图卢兹我只是爱你。而今夜我是在一个春天的晚上来爱你，我是以这开着的窗户来爱你。你是我的，而事物是我的，我的爱影响着我周围的事物，而我周围的事物影响着我的爱。”萨特信中的语言显得新颖别致，独出心裁，这样才能反映出他想要表达的强烈感情和特殊感受。很少有女性不被他这极富魅力的语言文字所打动的。
卡米耶属于那种情绪很不稳定的人，时而狂放，时而消沉。她在信中表露了自己的沮丧之情，以“包法利夫人”自比。萨特回信说：“你对我说，由于预见到你的生活是不成功的，你感到悲哀。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事情不会是那样的。我觉得你应该有这样一种心态：在一个总体的一般存在之中，保持你已被破坏的生活，那么你将不是一个包法利夫人而是一个艺术家，不会有悔恨，不会有悲伤。”
包法利夫人是著名小说家福楼拜的名作《包法利夫人》的主人公，她本是一个农村少女，在修道院受过贵族教育，但这种教育与她的出身很不相称，结果造成她心比天高而命如纸薄。后来她跟一个懦弱无能的农村医生结婚，十分不满自己的生活。她想探求新的生活，与人通奸，但不断遭受他人的欺骗和凌辱，最后因悔恨和绝望而服毒自杀。萨特尽自己的可能来劝导所爱的人振作起来，驱除生活的阴影。在这一方面他是做得无微不至的。
当卡米耶在写作有心理障碍时，萨特写信鼓励她：“写作吧，不要担心遣词造句，你对它们的侵犯要比它们可能给你的多。不要害怕它们。要知道，没有任何人能够确切地说出他想说的东西。诀窍在于，要给句子造成一种不完全的气氛，一种神秘的气氛，一种无限逼近的气氛，以诱惑读者去进行没有词语的完成工作。这样你肯定会找到实行的道路。”如果卡米耶能够按照萨特劝导的方向走，她以后的道路可能会完全不同。
1926年底，卡米耶来到巴黎。为了她的到来，萨特预先作了许多准备，当然主要是筹钱，因为会有不少花费。卡米耶在巴黎呆了两星期，唯一让她满意的大概是她在巴黎高师舞会上的情况，她在那里出足了风头。
萨特希望她能够在巴黎多呆一段时间，但他还是个学生，微薄的家教收入不足以维持卡米耶的生活。他建议她在巴黎找个活干，并且已经托人在一家文具店给她找了一个工作。但卡米耶拒绝了萨特的建议，她也没有打算长期呆在萨特身边。
看来这一对情侣想的东西并不一样。萨特的朋友马厄也是图卢兹人，跟卡米耶是同乡，应该比较了解她。他直言不讳地对萨特说：“你把你俩的关系看得太重，而你的那一位又将它看得太轻。你大可不必在这件事情上太费心思。”但萨特自己并不这样看，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深爱着她。
马厄曾对卡米耶说：“像你这样的女性是决不会有真正的爱的。” 卡米耶听了这话不但不生气，反而沾沾自喜，并将这个评价转告萨特。萨特回信批驳了马厄的说法，肯定他俩是彼此相爱的。最后他风趣而有激情地说：“我不知道我是否爱你，但我知道，我有一个疯狂的欲望，想把你抱在我的怀里，亲爱的小姑娘，整个世界你是最能吸引我的存在的。”
恋爱中的人总是盲目的。 萨特这时还看不到他和卡米耶之间的重大区别，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俩在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表面看起来，他俩在对人对事上都有某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但深究起来，他们至少有两点很不一样。一是对待写作。萨特视写作为生命，对待写作是特别认真的，甚至到了玩命的程度。而卡米耶虽然也有才气，却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写作。二是对待女性，萨特对爱情也是非常认真和执着的。而卡米耶虽然也善解人意，却并不把爱情当多大回事。在同卡米耶的恋爱中，萨特体会到一种以前不曾有过的激情，同时也有过去不曾感受过的焦虑和烦恼。慢慢地，主要是由于卡米耶对他态度的变化，他俩的关系开始冷淡起来。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他要求成为卡米耶“唯一被爱的人”，而卡米耶这样的女性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后来卡米耶成了图卢兹一个有钱人的情妇，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叫做傍上大款了。大概这人懂一点艺术，卡米耶给了他一个雅号：“我的文化情人”。当然，跟“文化情人”在一起，生活条件要优越得多，决不是穷学生萨特可比的。
一段时间后，卡米耶同这大款来到巴黎。她经常光顾大剧院看演出，又瞧上了著名演员和导演夏尔•迪兰。为了引起迪兰的注意，卡米耶着意打扮自己，显得与众不同，每天坐在第一排看他的演出，找机会向他眉目传情。时间长了，迪兰终于注意到她，于是她就找上门去。一来二往，卡米耶又成了迪兰的情妇，这次是傍上大腕了。迪兰为卡米耶在巴黎街上买了一套房子，她开始长住巴黎，但与那个“文化情人”的关系也没有断绝，有时她时回图卢兹住上一两个星期。卡米耶傍上迪兰，主要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在演艺界混。她在演戏方面还有些才能，加上迪兰的提携，她在演艺界渐渐有了点名气。
时间长了，卡米耶觉得日子过得无聊，忽然又想起萨特，念起他的许多好处，于是写了封短信约萨特见面。而萨特这方面，经过一、两年的冷淡，他那股狂热的爱已经消解得差不多了。见到卡米耶，萨特感到她多了一些复杂和世故，少了一些单纯和坦诚。卡米耶一如既往地跟他天南海北乱侃一通，告诉他许多演艺界内幕。
最后，卡米耶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当今世上，没有人够资格同她对话；够格的只有几个死去的灵魂：尼采、画家丢勒、女作家艾米丽•勃朗特。而她可以超越生死界限，同他们交谈。到了半夜，她还真的搬出两个穿着制服的大玩具娃娃，将它们放在椅子上。一个被她称为弗雷德里希（尼采），一个是阿贝特（丢勒）。当着萨特的面，卡米耶开始对这两个玩具娃娃说话，那语气，那神态，好象她面对的真是可以进行精神交流的活人。
看着这一怪诞的情景，萨特心中的滋味难以言说。也许这时卡米耶的精神状况已经有了一些问题。卡米耶召他来的意思，大概是想恢复他俩以前的那种亲密关系，我估计从萨特这一方面，已经无法找到跟以前同样的感觉。大约从这时起，萨特将自己同卡米耶的关系定位为朋友而不再是情人，并将这种朋友关系维持到她去世。从以后萨特同其他所爱的女人的关系看，即使没有成为情人或不再成为情人，大都能保持良好的友谊；真正完全断绝交往或反目成仇的情况是极少的。这也是萨特的一个特点。
以后卡米耶的情人迪兰也成为萨特的好朋友，并在关键时刻对萨特的文学和戏剧创作事业屡有帮助。这似乎也成了惯例：几乎所有与萨特有过爱情关系的女性，她们后来的情人或丈夫总能够同萨特友好相处，萨特从未同他们发生冲突。这说明萨特对女性的征服或占有实质上是精神性的和情感性的，他根本不在乎名分上的归属。
卡米耶在戏剧方面本来是有一些天赋的。在迪兰的指导下，她成功地改编了几部戏剧，颇受观众的欢迎。她还在迪兰的戏校讲授戏剧方面的课程，课也讲得很精彩；学生很喜欢听，虽然同时对她的傲慢态度和奇异打扮很不以为然。但她创作的一些戏剧作品都不成功，其原因大概是她的性格所致：对什么都不当一回事，也就是懒散。如果没有足够的毅力和极大的投入，在写作上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的。
就是在表演方面，要想达到一流的水平，也不能够仅凭小聪明，主要还得靠毅力和勤奋。而卡米耶缺乏的就是这个。她那不可遏止的酗酒恶习毁了她的戏剧前途。一次，剧院正在演出，她喝得醉醺醺地爬上台，一把将男主角头上的假发抓了下来，而她乐得哈哈大笑。还有一次，也是喝醉了，她在台上倒立着表演，不停地把自己的裙子拉下来，露出光溜溜的大腿，让台下的观众看得乐不可支，齐声怪叫。迪兰写信指责她，她却将迪兰的信贴在演员休息室，让大家都来看。还有一次醉酒后，她竟把一摞钞票扔到火里烧掉了，而那是迪兰剧团全体人员的工资。
1949年迪兰患癌症去世。这以后卡米耶更觉孤独，酒也喝得更凶。这时她几乎没有任何生活来源。萨特为她提供了全部生活费用，他觉得自己有这种义务，因为她是自己的朋友和喜欢过的女人。而卡米耶觉得不能白用萨特的钱，她将这钱看作是对她文学创作的资助，所以每次见到萨特就要谈自己的写作计划，实际上她几乎什么也没有写。长期酗酒的恶习使她丧失了任何工作能力。
由于长期的我封闭，她的思想越来越陈旧，对外界的兴趣越来越微弱，同萨特之间越来越没有共同的语言。到后来，她不想再见萨特，不想再见任何人。这也许是，一旦见到萨特，她就会对自己的无所事事有所愧疚，从而产生巨大压力。
1967年12月12日，卡米耶病逝于医院。临终的前一天，她还在要葡萄酒。４天后她被安葬，给她送葬的除了3个处理有关事务的人外，只有萨特和波伏瓦。在清理她的遗物时发现，她几乎什么东西都没写，日记里也只有每天吃什么东西、身体情况怎样的简单记载。而萨特多年来写给她的大量信件都不见了，包括不久前写给她的信；几年前萨特见她时还看到过这些信，不知是什么时候被她付之一炬。现在留存下来只有极少的几封。70岁时，萨特谈到这些信，说它们是相当有趣的，对它们的被焚感到惋惜，这毕竟是他那段生命的见证，也 是他和卡米耶曾经有过的爱情的见证。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大学岁月（1924-1931）：哲学与文学（1）
在大学期间，萨特仍然如同中学时代一样，花了大量时间在阅读上面。与中学略有不同的是，他学的专业是哲学，自然加重了阅读哲学书籍的分量。巴黎高师的哲学专业十分重视传统经典哲学，萨特读了笛卡尔、康德、柏拉图等人的主要著作。应该说，他对这些哲学大家已经很熟悉了。特别是笛卡尔的理性哲学，成了他以后创立自己的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10多年后，他完成了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那里面仍然有着浓厚的笛卡尔理性主义色彩，只不过被它的另一个思想来源胡塞尔现象学更加浓郁的颜色所遮蔽，不那么容易看出而已。萨特首先承绪的，毕竟是法兰西理性哲学的传统。
十分有趣的是，在对康德哲学有较深入研读的同时，萨特对另一个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却不怎么感兴趣，据他自己说，在大学期间几乎没有看过黑格尔的东西，只是有时听听关于黑格尔的课而已。他真正开始读黑格尔，是在大约20年以后。
当时马克思的学说在巴黎高师也有不小影响，学生中有些人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尼赞就是其中的一个。萨特自己也读了一些马克思的著作，大概是在三、四年级的时候。读后的印象是，马克思主义跟其它社会主义学说比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是众多教条当中的一种。晚年他回顾这一情况说，年轻时他自以为理解了马克思的东西。但那只是理解了它的词语和观念，并不理解它可以运用到今天的世界中。所以当时这个学说对他没有任何触动。而30年后，他重读了马克思，在《方法问题》一文中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对马克思的学说，他有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年轻时代的看法。
当时尼采的思想在青年学生中也很受欢迎。萨特读了夏尔•安德烈的六卷本《尼采传》，，还读了尼采的一些原著。不过其目的是写一部以尼采等人为原型的小说，对于尼采哲学本身，萨特并没有特别的兴趣。
还有一个对法国思想文化界影响很大的人物，就是弗洛伊德。萨特在上大学前，在中学哲学班，就知道弗洛伊德这个人，读了他的几本书。在大学的第一年读了他的《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在毕业前还读过《释梦》。但总的来说，弗洛伊德那套无意识理论不太对萨特的路子，特别是同笛卡尔式的理性思维方式相差太远，使得他很难接受。
大约在写《方法问题》重新评价马克思的同时，萨特也对弗洛伊德也有了新的认识。他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当作他构筑人学理论不可或缺的工具。他认为，精神分析学不全是一种机械决定论，它里面包含着他十分赞许的实在论思想。此后萨特还写过关于弗洛伊德的电影剧本，那是在1959年。为此他又重新阅读了弗洛伊德所有著作以及大量的传记资料。
除了上面所说的哲学名家之外，萨特还读了一些科学哲学和认识论方面的书，这是因为巴黎高师十分重视科学，而为了将来毕业后的哲学教学，他也得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东西。但总的来说，萨特对它们没有什么兴趣。
大学期间，萨特读得更多更广的仍然是文学书籍。他继续阅读那些当代作家的东西，普鲁斯特、保尔•莫朗、康拉德、超现实主义者、……同时重新阅读那些古典名家的作品。他最喜欢的作家仍然是司汤达。他也读了福楼拜的作品。早在五、六岁时，在外祖父的书房里，他就翻阅过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当然看不懂。现在重读，懂倒是懂了，可他并不喜欢。在他看来，福楼拜似乎具有一种虐待狂和受虐狂倾向，存心让自己难受也让读者难受。但另一方面，福楼拜对于想象的运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把自己完全融入小说人物之中，他说：“我就是爱玛！”这一点让萨特叹服不已。他很想搞明白福楼拜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在后半生，萨特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探究这一点。
实际上萨特在大学期间，读的书既多又杂，不仅仅限于哲学和文学。他读的书有的很专门，一般人通常都不读的，甚至连书名和作者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例如鲍尔─洛门和内波米塞娜•莱默西尔的东西。上课时老师提到某个人、某本书，他就去找这个人的书来读。他的博闻强记和涉猎面之广，在巴黎高师恐怕没有什么人可比。
与阅读相联系的仍然是写作。萨特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他的写作活动同他的恋爱有着密切关系。在第一次见到卡米耶不久，他就酝酿着写一部小说，定名为《失败》，是奉献给自己的“未婚妻”的。这部小说以尼采作为主人公的原型，而小说情节是围绕着尼采、他的好朋友瓦格纳和瓦格纳的妻子科西玛之间的三角关系展开的。
从史料上看，这三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三角关系。有一段时间尼采同著名音乐家瓦格纳的关系非常好，成了瓦格纳家的常客；这夫妇二人把他当成自家人。后来，由于思想上的分歧，尼采同瓦格纳的关系渐渐冷淡，最后完全断绝交往。尼采在后期还写过激烈抨击瓦格纳的文章。在开始精神失常的那一两年，尼采在文章和信件中或明或暗地表现出一种对科西玛的爱恋。但从科西玛这方面看，没有任何材料说明她也钟情于他。因此还不能说他们三人之间有一种完整而明显的三角关系。
萨特写这部小说，并不是为了重现当时的历史，而是为了借历史人物来写自己的思想感情，写自己同卡米耶的爱情。他说，他就是弗雷德里希•尼采，而卡米耶就是科西玛。在写这部小说时，萨特是十分投入的。当他去图卢兹见卡米耶时，还在不停地构思着自己的作品。例如，由于卡米耶的态度，他对自己与她的关系有些把握不定，这时他就想：“这一章应该这样结尾：科西玛对尼采说，‘你以强力获得了我，你是狂野而虚弱的，你既成功了，又是一个失败者！’”这时他几乎无法判别，到底是科西玛对尼采这样说，还是卡米耶在对他这样说。
小说之所以定名为《失败》，是因为小说主人公弗雷德里希（尼采）在每一次悲剧性结局之后，都要写一本生前不会出版的书；他至死都没有得到世人承认，但他死后却获得辉煌的声誉。这里实际上是萨特为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他是一个孤独的思想者，能够发现人们看不到的世界真理。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人们不会理解他，他将孤独地死去。而在后世，人们终于发现了他的价值，他以自己的思想之光照亮全城。这样，一个失败者就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这种把希望寄托在后世的思想，萨特保留了很长时间，直到“二战”以后，他在现世已经声名卓著，人们早已承认了他，这种观念才逐渐被消除。
大约在1927年，《失败》已基本完成。尼赞将它送到伽利玛出版社，但被拒绝出版。这部小说最后没有完成，也没有发表。从出版的角度，这部小说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是一个“失败”。但对萨特来说，它比以前写的东西更为重要。萨特晚年评价说，这是他的第一部可以表达自己独特感受方式和世界观的小说，是从游侠小说向现实小说的一个重要转变。
大学期间，萨特创作的小说，除了《失败》之外，还有一篇名为《阿美利亚人埃尔》。这是根据柏拉图在《共和国》结尾讲述的一个故事改写的。故事的情节是：阿美利斯的儿子埃尔因搏斗致死；死后10天，他的肉体仍然没有腐坏，如活人一样完好无损；到第十二天，他复活了。他告诉人们，他是怎样看到死人的灵魂在遭受报应，行善的人灵魂升天堂，作恶的下地狱。最后埃尔和他的姊妹升了天堂。这个故事中还有同泰坦人进行大规模战斗的场面。
埃尔是一个年轻的英雄。萨特借埃尔之口表达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想法和感受。当时萨特的这些思想还不是那么具体，但已经具有自己的独创性，并不是照搬别人的东西。这篇小说也没有发表。但他对古希腊神话题材的钟爱却保留下来了：20年后，在萨特的戏剧《苍蝇》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希腊神话中的年轻王子和他的姐姐的故事。
除了小说，在巴黎高师，萨特开始写戏剧。这是童年爱好的继续。小时侯在巴黎，他用套在手上的木偶演戏来吸引那些可爱的小姑娘们。在拉罗舍尔，他常去剧院，并开始写一些模仿性的滑稽剧和小歌剧。萨特晚年还记得其中一个名为“奥拉图•科克勒斯”的小歌剧，有两句台词是“我是米修斯•思克沃拉，我站在这儿；我是米修斯，米修斯。”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大学岁月（1924-1931）：哲学与文学（2）
巴黎高师每年都有一个戏剧演出活动，是在学年结束时为全校师生和家长表演，多为幽默滑稽的讽刺喜剧。这重新燃起萨特早年的戏剧爱好，他积极为这个演出提供剧本。他写的第一个独幕剧是“我将有一个好的葬礼”，说的是一个人死后在街上看到自己的葬礼。这里包含着一种体验生死界限的意味，有着黑色幽默的成分。也许是觉得它并不怎么滑稽可乐，节目的审查者没有采用这个戏剧。后来萨特又写了一个独幕剧，是关于学校本身的事情，大概比较滑稽可笑，得到演出。萨特本人不仅是编剧，还是演员，他在剧中扮演巴黎高师的校长朗松。
除了这些滑稽剧，萨特还写了一个关于古希腊神话的戏剧“埃皮梅泰”，故事情节是：众神来到一个希腊村庄，要惩罚村里的人，村里有诗人、讲故事的人和艺术家。最后普罗米修斯赶走了众神，但他自己也遭到可悲的下场。这个戏剧带有悲剧色彩。按照萨特自己后来评价说，这些小戏剧写得都不怎么好，显得很幼稚，特别是在表达形式上很差劲。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萨特戏剧的发展方向。例如他第一部成功的戏剧《苍蝇》，也是取材于希腊神话，也带有悲剧色彩。
在读文科预备班期间，萨特选择哲学作为大学学习的专业，但他那时并没有打算将哲学作为写作对象。他准备报考哲学和学习哲学，是为了给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一个必要的工具，而对于哲学本身，他并不希望有什么建树，所以在这一期间，他没有写任何哲学方面的作品。
上大学后，由于学习上的要求，萨特不得不一改初衷，开始写那种专门的哲学论文。最起码的，他得准备自己的毕业论文。他选择的题目是想象。这一主题是属于哲学范畴的，他写的也是纯粹哲学性质的文章。他选择这一主题的一个原因是，很早以前他就有了关于形象的思想，他想把它弄清楚。关于想象的论文就是从哲学角度来探讨他自小就有的这一问题。
另一方面，这一主题同他的文学志向也是紧密相关的。文学创作就是进行想象的活动；对于想象的深入探究有助于他的创作。到了晚年，他在关于福楼拜的研究中又重新回到这一主题。福楼拜对于想象的特殊才能是促使萨特花一、二十年工夫为他作传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在我关于福楼拜的书中，我研究着想象中的人们──像福楼拜一样通过角色而活动的人们。这些人就像气体从有漏洞的容器中泄出一样，散发到想象中去了。福楼拜常常是这样的。而他也看到现实，因为他恨这个现实，这样就有一个现实和想象之间的关系问题，我试图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来研究这个问题。”（《思想纪游》）
萨特选择这一主题还在于，在他看来，哲学从根本上说就是心理学。而想象是心理学探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后来他不再这样认为，摆脱了这种观念，但当时他无疑是这样想的。而指导萨特做毕业论文的教授是搞心理学的。这个教授有点名气，而萨特同他的关系也不错，但他对于萨特完成毕业论文并没有什么帮助；他来指导萨特做毕业论文，只是起一个给学位证书的作用。萨特的毕业论文可以说是完全独立完成，因此具有很大的独创性。
萨特大学期间最重要的作品既不是纯文学的，也不是纯哲学的，而是一部介乎两者之间的作品，萨特定名为《真理传奇》。不过在萨特自己看来，它应该属于文学作品，它是一部小说。也许他自己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它的确不是一篇纯粹的论文，推动整部作品演进的，不是逻辑的推演，不是概念的迁移；这里面有一些形象性的东西。
但它又不是通常意义的小说，因为里面没有人物的个人主观感受，没有连贯的情节，而有大段大段的抽象议论；萨特试图在其中表达的是他所体验到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是自己关于世界的独特感受，虽然这种表达不是使用一般概念和带有普遍性的词语，而是使用华丽而讲究的文学语言。
也就是说，萨特在作品中不是论证自己的观点，而是借助于神话来说明自己的思想，就像古希腊人例如柏拉图在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时所做的那样。在他看来，写一部小说就是创造一个有着哲学意义的神话。这样，萨特写出来的东西从形式上说是两不像，既不像哲学论文，也不像小说作品，可以说是不伦不类。如果一定要归类的话，在我看来，也只能归之为哲学随笔一类的东西。
在进巴黎高师的前一、两年，萨特曾对自已感兴趣，想以自我作为写作对象，描写自己；进大学后，接受了哲学的薰陶，他开始习惯于把自己的体验看成是人的普遍体验。他以此作为起点，这样，很自然地，他将文学叙述同哲学思考结合起来了。
从此以后，文学和哲学就像一对形影不离、难舍难分的孪生姊妹那样追随着他。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萨特同文学、哲学形成了一种三角关系。他一生中固然有不少影响很大、成就斐然的纯文学作品和纯哲学作品，而更多的是几乎无法归类的这种“几不象”。即使他的纯文学作品，也往往透出一股极浓厚的哲学气息；而他的纯哲学著作，其中也充斥着大量形象思维的东西。
这一特点对于萨特本人来说是好还是坏，很难简单说清楚。也许他写作上的成功正在于这两者的水乳交融，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味道。而这两者的相互干扰或串流也常常让他头疼不已，他把这时的难受状态形容为“像得了疝气一样”；这时他得时时注意排斥理性分析对于形象思维的干扰，不要把小说写成论文。但在巴黎高师时的萨特，还不能够明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只是将二者混为一谈。
在《真理传奇》中，萨特表述的自己的思想还远远不是成熟的。但其思想的独创性已露端倪。他的写作不沿袭任何人的思想脉络，有一种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气势。萨特谈到经济与文化、思想的内在联系：游牧民族、农耕民族都只需要信仰，顶多是怀疑论的推理；而真理来源于贸易；手工业者对于尽善尽美的制成品的惊奇心态，只有某些学者在面对数学的本质时才能相比；真理来源于人对其产品，而不是对自然存在物的沉思。……这时萨特大约二十四、五岁，这些思想还显得有些稚嫩，但对照他的后期成熟著作来看，仍可从中找到一脉相承的印迹。例如，30年后他写了人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用匮乏、异化、劳动、总体化这些概念解释了辩证法以及人类历史辩证运动的源起，在《真理传奇》的有关论述中，可以依稀寻觅出它们最初的某些思想来源。
这一作品特别重要的地方是书中孤独者的形象。《失败》中的弗雷德里希（尼采）、《阿美利亚人埃尔》中复活的埃尔、《埃皮梅泰》中为救村民而陷入万劫不复的普罗米修斯，这些人物到了《真理传奇》中才获得其真正的本质特征：他们都是孤独的思想者。孤独的思想者不受任何成见的束缚，独自发现了世界的真理，但不被人理解，甚至遭到放逐，最后他还是把真理昭示于天下。他是孤独者，同时又有使命感，甘于自身的孤独。这是萨特为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这个孤独者的形象虽然已经确立，还缺少血肉，直到许多年后，萨特度过了文学写作的学徒期，最终把文学与哲学区分开来，才在《恶心》这部文学名著中给了这个思想的孤独者以丰满的形象。
萨特写《真理传奇》的时间很长，直到大学毕业后服兵役时才完成。这部书稿曾由尼赞介绍给欧洲出版社，但被退了回来。萨特经过一番思考，自己也不怎样看重这本书了。书中确实有一些十分生动的观点，但文风显得僵硬和做作，这就削弱了它的力量。于是他把它束之高阁，不再拿去发表。其中一个片断由尼赞介绍给《比菲》杂志，刊登在1931年第8期上。
在作家中，萨特最喜欢的是司汤达；哲学家中，他最喜欢的是斯宾诺莎，不仅喜欢他的哲学，更喜欢他这个人。在与卡米耶的恋情结束后，萨特又遇到另一个姑娘，他满怀豪情地对她说：“我要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这个姑娘就是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西蒙娜•德•波伏瓦。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大学岁月（1924-1931）：自己的另一半（1）
在准备教师资格会考期间，萨特注意到，朋友马厄常常跟一个长得很漂亮的黑发姑娘在一起，她就是波伏瓦。萨特向马厄打听波伏瓦的情况。这时马厄和她已经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也想在萨特面前炫耀一下，于是就在萨特面前谈到波伏瓦的种种优点，说她不是一般的女孩子。这激发了萨特对波伏瓦的浓厚兴趣，他很想同她结识。当他得知波伏瓦也在准备教师资格会考、也在准备莱布尼兹的有关资料后，就画了一幅题为“莱布尼兹用单子沐浴”的漫画，让马厄转交，并希望在几天以后同她见面。单子是莱布尼兹哲学的基本概念，萨特这种向异性表达心意的方式既文雅又风趣。萨特同时让马厄代表他和尼赞，邀请波伏瓦跟他们一起准备即将来临的考试。
此前波伏瓦对于萨特的印象，跟其他一些大学生一样，并不是太好。有时波伏瓦在大学校园里能看到萨特：他头戴那顶很有特色的大帽子，正向身旁一个女大学生大献殷勤。这时她会联想起大学生们私下对他的议论：人长得不怎么样，而且不修边幅，好色，另外还是一个酒鬼。
后来波伏瓦为了准备教师资格会考，常来学校听课。恰好马厄也听这门课，两人认识了。他们开始成为好朋友。常在图书馆见面，两人之间有一种类似爱情的东西，但并不是真正的爱情，因为这时马厄已经结婚；更为重要的是，波伏瓦和马厄在一些重大人生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上是不一致的。例如马厄将社会声誉和得到社会承认看得过重。他还认为一个女人到了一定年龄就得结婚，否则就不正常；一个男子在结婚前不必是童男，而一个女子则应该保持童贞直到新婚之夜；等等。波伏瓦觉得这些观点十分陈旧，类似她父亲和表兄的想法。所以他们之间仅仅有一种友谊关系，从没有接过吻，也没有其他亲密行为。
波伏瓦知道马厄和萨特是好朋友，因为萨特、尼赞和马厄这个“三人帮”在大学生中是很有名的。但马厄一直没有介绍她同萨特认识。在大学校园里，马厄单独遇见她时，态度十分热情；如果他是同萨特或尼赞在一起，看见她时就好象不认识一样，甚至连招呼也不打。马厄的这种态度反而增强了波伏瓦对萨特的好奇心。所以当她收到萨特的礼物时，有点愿意同他见面。
而马厄告诉波伏瓦，在萨特定的那个见面时间，他不巧要回家。他劝波伏瓦：“你最好别去！不要让萨特独自享受同你会面的乐趣。”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不愿意别人把我最珍贵的东西拿去了！”受马厄的影响，波伏瓦最后决定不去见萨特，而让妹妹波佩蒂在约定的时间去转告萨特，波伏瓦临时有事去乡下了。这次萨特没有见着波伏瓦，不过他对波佩蒂挺客气的，而且相信了她的话，还请她看电影，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一点也不像大学生议论的那种狂人和怪物。
马厄回到巴黎，邀请波伏瓦在星期一早上到萨特的房间，同他们一起准备莱布尼兹哲学。波伏瓦走进房间时，心情有些紧张。她看到这房里到处堆的是书，满地都是烟头，整个房间笼罩在烟雾之中。尼赞嘴角叼只烟，一言不发，只是透过那厚厚的眼镜若有所思地盯着她，这更让她手足失措，局促不安。而萨特手持烟斗，很有礼貌地同她打招呼，正像波佩蒂说的那样，他对女性的态度是热情、优雅而有风度的。
后来波伏瓦同他们熟悉起来，不再感到拘束。在她看来，这三个人中，最有意思的是萨特。虽然同尼赞谈话也很有趣，但他不容易让人接近，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显得孤高自傲。而萨特待朋友十分和蔼可亲，还特别慷慨大方。她看到，这慷慨不仅是舍得花钱，还表现在其它种种方面。例如，本来他对考试的内容已经掌握得滚瓜烂熟，完全用不着再来复习，但为了帮助同伴们准备，他宁愿花费许多时间。越是了解得多，她就越是感到，真实的萨特，是一个与那些大学生们看到的完全不同的人；那些大学生之所以对这三人组成的小团体产生偏见，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特别真诚，特别直面现实，特别不顾及资产阶级所谓的崇高化、理想化那一套虚伪的东西，而这个小团体的真正灵魂就是萨特。
马厄仍然希望他同波伏瓦的友谊在朋友中占有特别的地位，但他也预感到将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次他对波伏瓦谈到自己同萨特和尼赞的不同之处。最后他说，他毫不隐晦地主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东西：艺术、大自然、旅行、爱情、性的快乐；“而他们总想找出一切事物的原因，尤其是萨特，除了睡觉，每时每刻都在思考！” 马厄的这一评价给波伏瓦留下深刻印象。
考试结果出来了。萨特、尼赞和波伏瓦都通过了考试，而马厄没有通过。马厄当天晚上离开了巴黎，临走时没有向波伏瓦告别，只是在给萨特的一个便条中问候了她。萨特将考试结果告诉波伏瓦，并对她说：“从今以后，由我来照护你！”此后他俩在一起准备半个月后的口试。而这半个月，按照波伏瓦后来在回忆录中的说法，除了睡觉，他们几乎没有分开过。从此，马厄在波伏瓦的生活中不再具有重要地位，而取代他的是萨特。
萨特在与波伏瓦的接触中发现，她正是自己要找的另一半。在此之前，他还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跟他一样的人。波伏瓦跟他一样，视写作如生命，十分勤奋和刻苦，甚至有一种拼命精神。波伏瓦既年轻又漂亮，这也是吸引萨特的原因，但不是主要的：漂亮姑娘他见得多了，大都虚有其表，有的显得愚不可及，而像波伏瓦这样美外慧中的，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在波伏瓦身上发现一种与他对等的智力水平，他们的谈话毫无困难；同卡米耶相比，波伏瓦显得深刻多了。
46年之后，也就是在萨特70岁时，他回忆并总结说，他一生中只遇到过一个人可以在与之交谈中发现和形成自己的思想，这人就是波伏瓦。这不仅是因为她的哲学知识达到与他同样的水平，还因为唯有她对他本人和对他想做的事情达到与他同样的认识水平。因此她是他最理想的对话者，是人们从未有过的对话者。他能够向她谈论和诉说一切，而她什么都能理解。萨特说，这是独一无二的恩赐。
萨特在波伏瓦身上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深刻，她还让他有一种充分的信任感和可依赖感。这种感觉此前只有母亲能够给他，母亲再婚后他失去了这种感觉。萨特一度在同尼赞的友谊中寻求这种失落的感觉，到后来发现彼此的感情投入不是对等的而逐渐失望。在卡米耶身上，他又燃起感情的烈火，把自己全部奉献出去，但对方逢场作戏的态度使他再次陷入失望之中。现在波伏瓦让他重新获得久久寻觅而不得的信赖感，对他是十分宝贵的。
越是接触得多，萨特在波伏瓦那里就越是发现他俩相同或相似之处。跟萨特一样，波伏瓦很小就立志当一个作家。受父亲的影响，她喜好读书，可以说是个书迷。15岁时，朋友问她：“你将来想成为什么？”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做一个著名作家。”至于女性特有的义务或负担──结婚然后生儿育女──波伏瓦从不把它看得有多重要。
波伏瓦5岁上学，比萨特早得多，而她的成绩总是最优等的。她从小就具有较大的独立精神，父母的权威对她的行动的制约是很有限的，跟萨特小时候一样，她感受到充分的自由。在学校里，波伏瓦受自己读的书的影响要大大超过教师对她的影响。17岁时她获得拉丁─文学业士和初等数学业士学位，然后在巴黎大学学习。这时萨特已进入巴黎高师攻读哲学专业。
两年后，波伏瓦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获得普通哲学证书。又一年，也就是在她20岁那一年，获得哲学学士学位。这一年的9月，为取得经济独立，她在圣玛丽学院教授哲学课。而这时萨特为了能够不在学校吃饭和能够去看他的“未婚妻”，也在干着家教的活。
波伏瓦没有屈从父亲要她再拿一个学士学位的希望，而是独自决定，立即开始准备中学教师资格会考，这样就可以提前一年结束大学生活而走向独立。对于一个巴黎大学的女大学生来说，这是一个重大挑战，因为能够取得中学教师资格的十有八、九是巴黎高师的学生。而在那一时期，能够迎战这一考试的女性更是屈指可数。这一决定使她能有机会同萨特见面。
波伏瓦和萨特的想法是一样的：在写作的同时当一个教师。跟萨特尤其相同的是，她也对哲学深感兴趣，而家中并无哲学传统。她获得的学士学位是哲学，而准备中学教师资格会考也是哲学专业，她将作为一个哲学教师而登上中学的课堂。这是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它起着为文学创作开路的作用。当时许多女孩子都是把学业当作陪嫁似的玩意儿，而波伏瓦可是把它当作真正的事业来完成，这是很不容易的。
从家庭境况看，波伏瓦也是生活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环境之中。父亲这一方面虽然有着贵族头衔，但缺乏经济条件，无法跻身上流社会。而在母亲这一方，由于外祖父的破产，经济地位也是低下的。实际上，童年时波伏瓦家中生活是不宽裕的，但她也没有体验过下层社会那种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贫困。而萨特一生几乎从未体验过贫困，但他也从未体验过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总之，他们都不是生活在所谓的上层社会，也不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这种生活环境使得他俩具有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没有什么等级制的偏见，同时由于不须过早地担起生活重负，他们可以在精神世界里自由翱翔。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大学岁月（1924-1931）：自己的另一半（2）
正像萨特在十三、四岁就突然一闪念"上帝并不存在”一样，波伏瓦在相同的年龄也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认为上帝是不存在的，而且也是突然发生的。由于有着同萨特一样的彻底性，从此上帝再也没有在她心目中复活过。50多年后，他俩有一个长篇谈话，是作为萨特的口头自传而进行的。萨特回顾了他们很早就是无神论者这一事实，总结说：“主要是同那些不信上帝的人非常亲密地一起生活这个事实，消除了上帝这个人们之间的无限中介。比如说，你和我，我们一起生活根本没有注意什么上帝问题。我记得我们很少谈到这个问题。而我们仍在一起生活，我们仍能感受到在自己世界中生活的意义，仍能体会和理解这个世界。”萨特以这段话作为这个长达两个月的长篇谈话的结束。
他俩都不是那种喜欢广交朋友的人，但从童年起，他们都有一个特别亲密的同性朋友。萨特有尼赞，从11岁起他们就成了朋友；萨特从拉罗舍尔回来后，他们的友谊进一步发展。到大学，他们共处一室，人们把他们看成两位一体。直到尼赞离校出走，回来后又结了婚，萨特同他的友谊才淡了下来。这时他就要遇到波伏瓦了。而波伏瓦同一个她称作“扎扎”的女同学成了亲密的朋友，这是在她10岁时。这种亲密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扎扎生病去世，那时波伏瓦已在准备中学教师资格会考。扎扎是因为她的婚事遭到家人反对抑郁发狂而死。
在爱情的经历上他俩也有相似的地方。大约就在萨特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爱情、迷恋上卡米耶的时候，17岁的波伏瓦对表兄雅克也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在萨特对卡米耶的感情由于对方的不当回事，由狂热转为冷淡的同时，波伏瓦对雅克的感情，也由于对方的朝三暮四，由对心中白马王子的崇拜转变为对精明算计的资产者的失望和鄙视。
由于有这些相似的人生经历和体验，他们相处不长即觉得彼此已经十分熟悉和了解，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如果要用一句中国的诗词来形容他俩此时的感受，那么最恰当的就是下面这一句：“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考试结束后，萨特和波伏瓦都完全被对方吸引住了，觉得只要不在一起就纯粹是浪费时间。而这时假期开始了，波伏瓦得回到父母那里去，在利穆赞。萨特不能忍受同波伏瓦的分离，就赶到利穆赞来看她。他住在一家旅馆里。为了避免别人的注意和议论，他们到远离市区的郊外见面。在那里，他们坐在草地上促膝谈心。
刚开始波伏瓦担心没有那么多话要谈，就带上了书。结果发现情况正好相反，不是最后没有什么可谈的了，而是时间根本就不够用，他们的话题永远也谈不完，每次在一起，他们总是感到时间过得太快了。这是因为两人心心相印，也由于萨特在同女性交谈时的特点。他在同女性谈话时永远不会感到厌倦，总是有各种话题可谈，他是一个谈情话的高手，更何况是波伏瓦这样一个对话者。而在波伏瓦这一边，她从萨特的谈话中得到的智慧启迪是永远不会枯竭的。
在萨特来利穆赞的第四天，当他和波伏瓦坐在草地上交谈时，她的父母跟踪波伏瓦到了现场。波伏瓦的父亲头戴一顶发黄的草帽，表情严肃而复杂。萨特站了起来，做好格斗的准备。不过波伏瓦先生似乎并不想动手，他只是很有礼貌地请萨特离开这个地方。他说，人们在议论纷纷，这显然会影响他家里的声誉。既然对方的口气还不算太严厉，萨特也就还之以礼：他情绪不太激动，但语气十分坚定地回答，他有权呆在任何愿意呆的地方；他不打算离开这个地方。这以后萨特和波伏瓦的会面更加隐蔽了，地点转移到更远的栗树林。而她的父亲也没有再出面干涉。这样萨特又呆了一个星期。他回到巴黎后，几乎每天都跟波伏瓦通信。
10月，波伏瓦回到巴黎，他们每天见面，大都在卢森堡公园。这里曾是萨特和波伏瓦儿时经常来玩的地方，他们住在同一个区，但那时他俩还无缘认识。现在他们每次都谈到深夜才分手。经常在一起，他们彼此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们都没有深厚的家庭观念的束缚：萨特从小就没有父亲，早已独立生活；波伏瓦也离开父母独自居住，并且自谋生路。这给了他们一种根本的自由。
他们在一起是无忧无虑的，这时他俩的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好，萨特仅靠从祖母那里继承的一点财产度日，但他们不在乎生活的清苦。他们相互取笑和逗乐，对除了写作以外的任何事情都不过于认真。萨特更加精力充沛，常常创作一些滑稽小诗自编自唱。他们常常相互批评和指责，而这不但没有影响彼此的关系，反而使他们更加亲密。
波伏瓦的绰号是海狸，萨特总是这样叫她。这个绰号还是马厄给她起的：波伏瓦这个姓同Beaver这个英文词相似，词意为海狸，而海狸喜欢成群出游，它们具有建设性的性格，马厄认为这很符合波伏瓦的特点，就这样叫她。后来萨特也就一直这样称呼她。他献给波伏瓦的作品，在题词上写的也是“给海狸”。而萨特在睡意朦胧或心情不愉快时，常会把身体蜷缩成一团，就像他们在万森动物园看到的那只小海象。于是波伏瓦总是把这个时候的萨特称为海象。
这时在波伏瓦那里，人生问题已经从根本上解决，她已经取得完全的独立，这正是她一直追求的。而萨特的问题比较复杂一些。他讨厌成年男性，也讨厌自己步入成年期，而且他马上要去服兵役，之后还得去当教师，这些都同他自由自在的本性不合。不过有了波伏瓦这个充分理解自己的伴侣，尽管有这些烦心的事情，萨特的心情还是十分愉快的。
尽管他俩相爱很深，却都没有考虑结婚的事情。他们有一个生活的基本原则，就是不应该让社会来干涉他们的私生活和个人自由；而结婚就体现了这种干涉。从实际方面看，只有一种情况才会让他们考虑结婚的事：想要孩子。而萨特和波伏瓦都没有这一愿望。他们都没有深厚的家庭观念。萨特从小就没有父亲，他自己也不想当父亲。而波伏瓦同父母的关系一直都是很淡漠的。波伏瓦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为了不当家庭妇女，为了自食其力，为了在文学事业上奋斗有成，她更不能要孩子。
萨特不结婚，还有一个原因：他有一种多伴侣化倾向。萨特在同波伏瓦结识之初，就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们之间的爱情是一种真正的爱，但这不妨碍我们有时体验一下其它的偶然爱情。”他认为男女两性在这上面有着同样的自由。波伏瓦此时并不打算另有什么“偶然爱情“，但她认同了萨特的态度。在她看来，这种态度要比马厄所坚持的男女性道德二元论合理得多。
一天下午，他们看完电影后漫步走了很长时间，一直走到赛马场，在卢浮宫一侧的一条石凳上坐了下来。萨特对波伏瓦说：“我们订个为期两年的协议吧！”他的意思是，在他服兵役的这两年，波伏瓦在巴黎找个工作，他们在一起亲密生活。在这期间，他们将全心全意地、毫不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对方。在这之后，如果萨特的申请得到批准，他将到日本去讲学两年。他建议波伏瓦也在国外找个工作。这样，他们会分居两三年，然后他们再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他们之间会永不陌生，没有任何力量割断他俩的联系，同时他们又各自独立，不会徒劳地企求对方的帮助。他特别强调说，这种断续的同居生活并不是一种义务和习惯。
波伏瓦完全同意他的建议。按这个建议，他们分离的时间还早。更重要的是，凭自己的直觉，波伏瓦坚信萨特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男子；即使有那么一天，他约她22个月后的一天下午5时在某地会面，他就一定会不差分秒地等在那儿。
后来，他们又达成另一个协议：他们之间不仅不应该相互欺骗，而且不应该相互隐瞒；彼此的偶然爱情都应该让对方知道，应该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坦露给对方。这一协议既是对忠实的承诺，又给了各自充分的自由。以后共同生活的50年，他俩就是按照这个协议做的。
在萨特服兵役的一年半时间里，波伏瓦经常来军营看他。在圣西尔军校那段时间，萨特完全不能外出，波伏瓦每星期都要去看他三、四次。通常是在黄昏时分，萨特在车站等着她来，然后一起吃晚饭。分别时波伏瓦往回送萨特到半路，然后再转身去赶9点半最后一班火车。
萨特转到图尔附近的气象站后，每月有一个星期的自由时间，可以呆在巴黎同波伏瓦在一起。这时萨特和波伏瓦相互把自己的亲朋好友介绍给对方。波伏瓦把妹妹波佩蒂、斯特芬和杰拉西等人介绍给萨特，萨特把吉尔和莫雷尔夫人介绍给波伏瓦。不久，萨特、吉尔、波伏瓦和莫雷尔夫人就经常在一起吃晚饭，有时他们坐莫雷尔夫人的车在外面兜风。8月份，波伏瓦在萨特军营附近租了一个月的包房，这样每天都能同萨特见面。遇到萨特休息日，他们就出去游玩，常常弄得手中一文不名。
1931年3月，在结束军营生活之前，萨特收到一封信。信中说，他申请去日本讲学的讲师位置已给了别人，一个语言学专家。这使渴望冒险而不愿过平庸教师生活的萨特大失所望。他还得到通知，他被委派为勒阿弗尔中学的哲学教师；原来的教师得了精神分裂症，由他去接替。这让他留在巴黎的打算也落了空。虽然勒阿弗尔离巴黎不算太远，但毕竟到了外省。
而波伏瓦这一方面，情况更坏──她被分到马赛，远离巴黎，这让她十分惊恐，有一种被流放的感觉。为了解脱波伏瓦的困境，萨特提出一个建议：他俩结婚。这样他们就可以要求分派在同一个城市，波伏瓦可以免遭流放之苦。对这一提议，波伏瓦没有多加考虑就拒绝了。她觉得，萨特因为不能去日本，心情已经够坏的了；现在被派往外省教书，对于本来就不希望有个职业的他来说，就更加难受；如果再违心地结婚，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她不愿意以伤害萨特的心为代价来换取自己的安宁。
在遇到困难时，这两个相爱者首先都是为对方着想。他俩的感情在实际生活问题上经受了考验。于是这事就定下来了。他还是去勒阿弗尔，她还是去马赛。好在马赛也是个美丽的大城市，坐火车回巴黎也很快。情况变了，“两年协议”后各自在国外分离两三年的时间安排已无可能。而且在萨特服兵役这段时间，他们的感情更深，彼此更加了解，他们实际上已经是不可分开了。于是他们的协议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修改：他们相约在许多年内都不要作太长时间的分离。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鸡尾酒现象学（1）
1931年4月，萨特去了勒阿弗尔，波伏瓦跟他一起去——她要等到暑假后再去马赛报到。他们对这个海港城市的印象还不错。在勒阿弗尔学校，萨特与同事之间保持着一般关系，见面时彼此客客气气地打一声招呼，但都没有进一步了解和交往的愿望。这些同事中只有一、两个人对他有一种不太明显的好感。一个是教语文的，喜欢拳击运动，萨特也喜欢。这样他俩的关系比较好。波伏瓦去勒阿弗尔看萨特时，这个老师带着女朋友同他们一起登山运动。还有一个教体育的也同萨特关系较好，他挺会讲故事，常常对萨特讲一些男人与性有关的故事和打斗方面的故事，而萨特也喜欢听。不过萨特对这两个同事的好感和交往完全局限在日常生活上。他不是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上同他们交流，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将他们当作知识分子，因此，萨特和他们之间还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友情。
相对来说，萨特同勒阿弗尔学校学生的关系要比同事密切得多。学生中他并不喜欢那些成绩特别拔尖的学生，而是对那些有思想的学生更感兴趣一些。在他看来，这些学生已经开始学会独立思考了，他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了自己。他比他们大不了多少，大约也就是七、八岁；他一个人住在宿舍里，不住在家中，空闲时间较多，这些都跟学生的情况相似。这样，萨特同他的一些学生交上了朋友，他经常同这些学生一起练习拳击。其中一个叫雅克•博斯特，以后同萨特建立了更为亲密的友谊，成为“自家人”，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萨特去世。
萨特到了勒阿弗尔，但他的交往中心仍然在巴黎。休息日和假期他回到巴黎同朋友们聚会。 这时他同尼赞仍然有交往，但关系已经比较冷淡；他同吉尔和莫雷尔夫人交往要密切得多。吉尔很看重同性之间的友谊，同时也显得敏感多疑。一般情况下萨特总是带着波伏瓦同吉尔呆在一起，吉尔因此很不高兴。有几次他明确向萨特表示，只希望萨特一个人来看他，或者他同萨特单独呆在勒阿弗尔。
现在萨特有了正式职业，有了固定的收入，日常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但并没有很多的钱，有时候手头还很紧。一次他们住在巴黎他俩常住的地方，布卢瓦旅馆，这时他们手中几乎一文不名了，而第二天同学阿隆要来看他们，萨特得招待他吃午饭。如果事情只是涉及到他自己，他会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不吃午饭就是了。”但这是请别人吃饭，该怎么办呢？波伏瓦建议他向这个熟识的旅馆老板借点钱，很快就还。萨特坚决不同意。他们为此吵起来了。他们在蒙巴拉斯大道上走来走去，就这个问题上争论了一个多小时。
波伏瓦说：“这有什么关系？就算他是他是一个平庸的人，我们只是向他借一点钱。……”
萨特很生气地回答:“不，我不愿意让他觉得我欠他的情！”
这就是萨特，一个一辈子不想在任何事情上求人的人，特别是求男人，否则就难以忍受；萨特的这一表现让最理解他的波伏瓦也感到殊不可解。不仅借钱，甚至连问路这样的小事，萨特也不愿意向人开口，他觉得别人可能会讨厌他。也许这是一种骄傲和自尊，同时也是一种被掩饰的自卑或对敌意的提防。
最后他们还是请阿隆吃了饭，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应该是波伏瓦出面借的钱。在大学期间和毕业后，阿隆和萨特常常就一些哲学问题进行争论，而争论并没有什么结果，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萨特在勒阿弗尔教书期间，阿隆到柏林进修德国胡塞尔的现象学，这时刚刚从柏林回来。长期以来，萨特在哲学上一直有个难题没有解决：他要寻求一种理论，既要说明意识，又要说明实在，即用一种实在论来解决意识问题。他很想听听阿隆在这一方面有何高见。
吃饭的地方在蒙巴拉斯大道的煤气路灯饭店，萨特定了一个包间，他们可以边吃边谈。萨特发现，阿隆关于哲学的见解比以前深刻了许多。阿隆大谈他在柏林进修期间学得的胡塞尔现象学；他告诉萨特，现象学避开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分歧，既强调了理性，又把我们感知的实在性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这时他们正喝着鸡尾酒，阿隆指着自己杯子里米黄色的鸡尾酒对萨特说：“小伙计，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就能谈这个鸡尾酒，就能从酒中搞出哲学来！”听到这儿，萨特激动得脸色发白。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按自己所见所闻的感觉来描述事物，并在这个过程中抽象出哲学来。
这时萨特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并不成熟，特别是没有一个可以清晰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现象学似乎就是他所希望的方法。一天萨特在圣米歇尔大道买了一本勒维纳斯写的介绍胡塞尔的书《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论》。他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甚至来不及把书的毛边切开。当他翻到论述偶然性的章节时，紧张得心跳都要停止了：会不会有人抢在他的前面了？他甚至对波伏瓦绝望地喊道：“噢，他已经发现了我的全部思想！”读着读着，他发现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胡塞尔的体系中，偶然性并不重要──不管实际情况怎样，在勒维纳斯的叙述中，胡塞尔对此只有一个刻板的模糊轮廓。
于是萨特下决心对胡塞尔作一番认真的研究。而阿隆也怂恿他下一年去柏林补自己在法兰西学院的缺，萨特为此作了准备。
1933年9月，萨特来到柏林，开始为期一年的进修生活。又回到了学生时代，萨特感受到自由，心情是愉快的。这种感受类似在巴黎高师。与大学期间不同的是，他在这里没有亲密的朋友。一同来进修的大约六、七个人，他同他们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客客气气的，但也有例外：其中一个戴眼镜的，高个，留一撮黑胡子，也是当教师的，不知为什么，总是对萨特怀有敌意，并寻机挑衅。一次在吃晚饭时，他们大吵了一通。在休息时间，萨特多半是独自散步，有时候他也去同学那里串串门，或一起去看电影。
进修学生的情况各不相同。他们中不少人来柏林留学，并非真的为了探求学问，而是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倒腾货币，借此牟利。专门发给旅游者使用的“冻结马克”和普通马克在对法郎的比值上有很大差价。普通马克是不准携带出境的。而这些学生每月一次把一包普通马克藏在衣服衬里，穿过国境回到法国，法国银行以很高的兑换率把它们换成法郎；回柏林时，他们再像普通法国人一样，以较低的兑换率将这些法郎换回相应数额的马克；这样来回倒腾，就可以赚大钱。
萨特知道有这种发财途径，但对此丝毫不感兴趣，完全不参与其事。他的全部精力都花在研究和写作上,主要是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其次是改写自己的小说，他每天的时间安排都是固定的：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两点，研究哲学；然后吃点东西，五点左右返回，文学写作。
在柏林，萨特深入研读了胡塞尔的原著，特别是《观念》一书。他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有了一个真正的了解。把萨特吸引到柏林来的是实在论思想；这种思想是他很早就有的：世界就像他看到的那样存在，而他的感受是真实的。但他一直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形式来表达这种实在论。要成为一个实在论者，就必须同时具有关于世界的思想和关于意识的思想，而这正是他的难点之所在，是他困惑不解的地方。他认定，任何不能说明意识的理论想要如实地看待外在的客体，都注定不会成功。
来柏林之前，他觉得胡塞尔的现象学正是他多年渴望找到的实在论的哲学形式，它给予意识以他所希望的那种解说。但实际研究的结果与他原先料想的不同。他发现现象学并不是一种实在论哲学，但这一年的研究并非完全没有收获：胡塞尔的方法对于他达到这种哲学很有启发。最后，他认识到并没有现成的路可走；要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他就得成为哲学的真正创造者，而以前他是没有这种欲望的。
萨特在柏林写了《论自我的超越性》一文。这个长篇论文总结了他的研究成果，其中，他既接受了胡塞尔现象学的许多东西，又对它作了批判，也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扬弃了它。萨特自己独创的东西，后来在《存在与虚无》中包含的基本思想，甚至在其一生中都保有的思想，已经在这篇纯粹的哲学论文中表现出来了。
胡塞尔将“自我”说成是意识内的材料，而萨特将“自我”看作是一种意识的准客体，因此被排除在意识之外。他认为，主观性不是在意识内；它就是意识。由此我们可以重新发现意识的意义：主体中的客观性。“自我”是一个贴近主观性的客体，但它不在主观性之中。在主观性内没有任何东西──就像一阵无形掠过的清风一样。
这篇论文是以这样一些内容作为最后结语的：
现象学家将人抛回到世界之中；他们充分估量了人们的痛苦、受难及其反抗。不幸的是，只要自我仍然是绝对意识的一个成分，人们就有理由说现象学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学说，指责它还是把人的一部分拉出现世并以此转移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注意。在我看来，如果使自我成为一个存在物，与世界同时发生，它的存在与世界有相同的基本性质，那就没有理由作这种指责。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鸡尾酒现象学（2）
我认为像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卓有成效的假设，并不需要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这种荒谬的东西作为基础。实际上，为了消除虚假的精神价值以及为了寻找伦理学的现实基础，我们不一定要将客体置于主体之先。自我与世界同时发生，纯逻辑的主客体二元性从哲学偏见中消失──这就足够了。世界没有创造自我，自我也没有创造世界。对绝对的非人格的意识来说，这是两个客体，它们由这个意识连接起来。这样，当自我被消除掉后，这个绝对的意识就不再含有任何主体的东西。它不再是表象的组合。它只是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和绝对源泉。
由这个绝对意识在自我和世界之间建立的相互依赖关系就足以使自我作为‘涉险者’显露在世界面前，也足以让它（直接地或通过中间状态）攫取世界全部内容。对一个绝对可信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哲学基础来说，不需要更多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论文已经谈及历史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关系，萨特对前者是持肯定的态度，而对后者是否定的。20多年后，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对历史辩证法作了充分肯定；同时指出了自然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性,认为它并非历史辩证法的基础，而只是前者的一种类比而已。这一期间萨特哲学思想有重大变化，而在这一方面也有一脉相承的地方。《论自我的超越性》后来发表在《哲学研究》1936-1937年第6期上。1965年，它又以单行本的形式问世。
在柏林，他还写了另一篇论文“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向性”，他以自己独到的理解向一般读者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胡塞尔的一个复杂概念“意向性”。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法国新评论》1939年1月号上。
从柏林回到勒阿弗尔，萨特继续他的哲学研究。这时，萨特原先大学的导师正主编一套丛书，他想起了萨特写过一篇很不错的关于想象的毕业论文，于是就约请萨特以此为题写一本书。萨特欣然同意了：他一直对“想象”问题感兴趣，这又是一个深化自己思想的机会。
在大学时，萨特已经有了一些关于意象的思想，他的想法是，感觉并不与意象一致，意象不是被更新的感觉。这是他通过自身而感受到的东西，它同意识的自由联系在一起，因为当意识被想象时，它不会来自实在的东西，为的是寻求某个不在这里或并不存在的东西。而这个通向想象的道路帮助他理解什么是自由。在他看来，决定论不可能达到想象的层面；如果想象是一个事实，那么这是它创造一个事实。对于想象的研究是同他思想的主旋律自由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他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其中一部分以《想象》的书名出版于1936年。在书的结尾处，他说：“如果意象自身就是一种综合而不是一个要素，它就可能成为意识。意象不在，也不可能在意识之中。我们宁可说它就是意识的一种类型。意象是一种活动，而不是某个事物。意象是某个事物的意识。”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后来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基本观点的萌芽。
在完成《想象》一书之后，萨特接着写一本名为《心理》的书。从思想来源说，这书可以说是萨特沿着《论自我的超越性》的思路继续展开。它探究的是人们称为心理的东西，也就是一个人对主观性的体验。他已经写了400来页，很厚的一本。为了完成他的小说集《墙》，一段时间萨特把《心理》的写作停了下来。待到准备接着写下去时，他发现，书中有相当部分是重复了他所吸收的胡塞尔的思想，虽然他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它，仍然还是胡塞尔的，缺乏独创性。
于是萨特从这一部厚厚的手稿中筛选出有独创性的部分，给了一个《情感理论纲要》的书名，由埃尔马出版社在1939年10月出版。萨特在书中指出，正像自我是超越的一样，情感也是超越的。情感不是独自产生，它是对意识的一种关系，为意向性所激发。这书篇幅不大，论述深入浅出，明白易懂，是萨特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他数年后完成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中的许多基本观点，在这本小书中都得到初步阐述。因此，将这本书看作萨特哲学思想的入门，是十分适当的。
萨特在研究哲学的同时，还在进行文学创作；工作之余，和波伏瓦一起，参加朋友们的聚会，特别是同吉尔、莫雷尔夫人等“自家人”聚会。应该说，生活是平静的、按照萨特自己的意愿在进行。但从柏林回来的第二年，他的精神状况发生了问题。
萨特在写《想象》的同时，很想探究一下幻觉和精神错乱现象。他大学的一个同学是一个精神病医生，得知萨特的愿望后，建议他到圣安娜医院接受一次麦司卡林注射。这位医生向萨特解释说，这是一种致幻药，能让萨特体会到他所希望了解的感受；这种药对人并没有什么危害，但在注射后几小时之内，会有一些奇异的感觉。
萨特决定冒一次险。他如期到了圣安娜医院，注射了麦司卡林后，被安排在一个光线很暗的房间躺着。同房还有其他被注射的人。过了一会儿，他感到眼前的东西都变了形：伞变成了秃鹰，鞋变成了骷髅，周围的一张张脸也变得怪模怪样的。他还发现自己身后挤满了龙虾、螃蟹、珊瑚虫和各种怪物。
正当他惊惶不已的时候，身边的电话铃响了。这是波伏瓦打过来的。他去医院前曾跟波伏瓦约好，在他接受注射后一个小时，由她在莫雷尔夫人的住处往圣安娜医院打电话。波伏瓦的电话让他从幻觉中解脱出来，他对波伏瓦说，她的电话来得很及时，把他从同几条龙虾的搏斗中解救出来了，不然的话，他会一败涂地。在波伏瓦听起来，萨特电话里的声音是含含糊糊的，嗓子很粗，迥异于往常。
萨特临离开医院时，与旁边的受试者交换了各自的感受。这位受试者听了萨特的反应，大感惊诧，因为他产生的幻觉跟萨特的完全不同：他感到自己正在一片鲜花盛开的绿草地上，有许多美艳怪异的女郎在他身边活蹦乱跳。萨特听后也深感惊诧，并为自己未能获得这样美妙的幻觉而深感遗憾。
萨特见到波伏瓦后又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感受，而他说话时显得心神不定，眼睛到处乱瞅，仿佛仍在担心会有鬼怪冒出来。这时波伏瓦已经从马赛调回鲁昂。他们坐在从巴黎回鲁昂的火车上，萨特一直沉默不语，他还盯着波伏瓦那双皮鞋上鞋带的两个搭扣看，在他的眼里，它们变成了蟑螂。抬头看时，他发现一只猩猩倒挂在车厢顶上，脸贴着车窗，正斜着眼睛看他。
在这之后一两个星期，萨特仍然有着种种幻觉，而不是像那位医生说的，麦司卡林产生幻觉的效果只能维持几个小时。波伏瓦带了一个女友来勒阿弗尔看他，平常在这种场合下他总是高高兴兴的，话也很多，而这次他显得十分反常。波伏瓦和女友一边沿着海滩走，一边抓着海星，而萨特跟在后面一言不发，也根本不和那位女友打招呼，连起码的礼貌也没有，好象不认识一样。萨特的表情让波伏瓦感到，他根本不知道她们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
萨特对波伏瓦说，这些天他总是提不起精神来。看什么东西都有些古怪：房子似乎有脸、眼睛和下巴，大钟的后面会冒出个猫头鹰的面孔来，他总是感到有一只龙虾在身后飞快地爬行，而他的眼前总是有一个不停跳动的黑点。最后他说：“我明白了，我已经得了慢性幻觉精神错乱症！”按通常的说法，一个人得了这种病，10年之内就会变成一个完全的疯子。
波伏瓦完全不相信萨特得了这种病。她陪萨特去看医生。医生认为，麦司卡林不可能诱发这种慢性幻觉精神错乱症，排除了萨特得这个病的可能。医生在询问了萨特有关情况后分析说，目前的症状也许是他写哲学著作精神过于紧张和疲劳的缘故。后来萨特和波伏瓦一起分析自己的病情，认为除了医生所说的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非常讨厌自己进入成年阶段，而现在他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为一个成年男子，因此在精神上深感不适。
首先，他对于自己的教师生活感到不适。他对学生还是喜欢的，也不讨厌教书，但他讨厌同校长、校工、同事和家长打交道，对于学校那一套刻板的规章制度也很不适应，而为了生活，他又不得不继续从事他并不喜欢的职业。这会激起他精神上的矛盾冲突。
其次，在人际关系上，萨特也感受一种不适。他和波伏瓦生活在一起，还有朋友。但他发现自己已经被一套固定的生活模式所束缚，而这套模式又是他自己创造的。他和波伏瓦似乎已经习惯于现有的状况，不再追求奇遇，不再试图不断地超越自己。这与他的自由天性和冒险渴望是冲突的。
最后，在写作上，作品的遭遇也让他深感不适。本来他是将自己冒险和创造的希望都寄托在写作上，但在这一方面他屡屡受挫。他的第一本书《真理传奇》被出版社给否定了，没有出成。现在写的关于想象的书只有第一部分被出版社接受，而他倾注更多心力的第二大部分被退了回来，在短期内无望发表。这些都让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失望。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再加上马上就要满30岁了这一道坎，终于让所有这些不适以这种幻觉症状的形式爆发出来。萨特的幻觉一直延续到暑期，有数月之久。这个暑期萨特和波伏瓦在国内旅行，他们在农村、高地、山谷徒步旅行，常常在外野餐，有时还要冒天黑迷路的危险，同时又充满战胜困难的欢乐。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萨特对波伏瓦说：“在这之前龙虾一直跟在我的后面，现在我终于把它赶跑了！”从这以后，萨特的幻觉症状才完全消除。 由此看来，旅行对于人的精神状态的改善是大有裨益的。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走遍欧洲（1）
确实，除了写作，萨特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旅行。他觉得这也是一种冒险，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从当学生起，萨特就习惯于将自己的生活划分为两部分：9个月的学习时间和3个月的假期。在成为教师后，他几乎所有的假期都花在旅行上。在他看来，这3个月是可以期待奇妙东西的时刻，永远是新鲜的，一年和另一年从不相似和重复。
在当教师的第一个暑假，萨特和波伏瓦计划着去哪儿旅行。萨特服兵役时祖母去世，他继承了一笔在当时来说数目可观的遗产，大约8万法郎。现在他手中还有一些钱没花完，就打算用在暑期旅行上。这也是他俩第一次共同旅行。
尼赞建议他们就在国内旅行，去布列塔尼，这样可以省钱。但他们的西班牙朋友杰拉西说，“听着，在马德里你们可以同我住在一起，这很自在。来吧，这不需要花很多钱──你们完全对付得了。”这个建议让萨特激动不已：能够通过国境，萨特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大旅行家。一旦通过了一个边境，他就可以通过任何边境。于是他们决定去西班牙。
在巴塞罗那，他们住进一个大教堂附近的三等房间。睡午觉时，太阳透过红色窗帘把如火的光辉洒入房间，他们感到是西班牙在烙他们的皮肤。一次，他们外出时发现电车不走了，大街上空无一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最后来到一条人声嘈杂的街道，他们看到人们三五成群、情绪激动地争论着什么。这时，两名警察押着一个带手铐的人走了过来，走向不远处停放的一辆警车。人们的争论更加激烈起来。萨特和波伏瓦听不懂西班牙语，只是感到人们的表情很严肃、很沉重，一定是在讨论十分重大的事情。他们走近一个人群，以提问的音调发出他们要去的一个教堂的名称。这些争论的人们虽然彼此激烈严肃，对外来游客却抱之以微笑。其中一位猜出他们要打听的内容，就打着手势给他们指了路。
在回来的路上，他们买了一张报纸，连猜带蒙地看了上面的新闻，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工会发动总罢工，当局逮捕了几名工会领导人，他们看到被警察抓走的就是其中的一个。人们激烈争论的问题，是要不要用武力把那些领导人救出来。得知这个情况，萨特和波伏瓦都后悔当时没有呆在现场，那可比逛教堂有意思得多。
接着他们去了马德里。这时共和国成立不久，人们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所有的咖啡馆、餐馆都挤满了人，大家高谈阔论着新西班牙的前途。直到凌晨３点，大街上还有不少人在游荡。萨特和波伏瓦坐在咖啡馆的阳台上，呼吸着夜间的清新空气，看着这生气勃勃的景象，毫无倦意，心情特别舒畅。
到西班牙，自然少不了看斗牛。他们每星期看一次。斗牛场座无虚席，观众的心情跟斗牛士一样紧张。冒险、刺激、胆量、机智、艺术与体育、力与美、人与兽的决斗、……这一切最后汇合成一片疯狂的海洋。萨特和波伏瓦都成了斗牛迷。
他们还多次去了普拉多美术馆，那里的绘画精品之多，令法国的卢浮宫相形见绌。他们算是大开了眼界。萨特和波伏瓦在美术鉴赏上有不同的爱好，常为那些喜欢或讨厌的画家争论得脸红脖子粗。由马德里出发，萨特和波伏瓦还去了许多地方，每一个地方都能给他们带来新鲜感。风格各异的大教堂、岩石上的北美野牛壁画、古老的城堡、……他们尽性玩个够。
两人第一次共同旅行，彼此的差异和特点立即表现出来：每到一地，波伏瓦总是想跑遍每一个名胜景点，看到所有的东西。而萨特则完全不同。例如，在托莱多，玩了一上午后，他对此地已经有了一个总体印象，就哪儿也不去了，宁可坐在广场上悠闲自在地抽着烟斗，看着面前人来人往。
第二年的暑假，萨特和波伏瓦再次去西班牙旅行，不过这次是莫雷尔夫人和吉尔邀请他们一同驾车游西班牙南部。萨特和波伏瓦先去巴利阿里群岛，然后进入西属摩洛哥。他们在塞维利亚同吉尔、莫雷尔夫人会面。正像去年在巴塞罗那看到警察逮捕罢工领导者那样，他们在塞维利亚又看到了一场事变：这里发生了政变，一队队士兵和车辆在窗外穿过，市长被抓了起来；而第二天政变又告流产，他们听说发动政变的乔尔将军仓皇出逃。这时街上人流如潮。市长被救出来了，正在在检阅游行队伍。突然，一个轮胎爆裂了，人们误以为是枪声，纷纷惊慌逃走。这种带点冒险气氛的场合很对萨特的胃口，虽然他自己是没有什么危险的。这一时刻，他感受到这种充满危险、激动人心的气氛，被这个事件抓住。
随后萨特和波伏瓦坐车同莫雷尔夫人、吉尔一起旅行。本来他们4人是好朋友，在一起旅行应该是很愉快的，实际上这次共同的旅行总的来说还算可以，只是在萨特和吉尔的关系上产生了一些裂痕。一个原因是，两人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有着分歧，在这次旅行中演变为冲突。在加蒂斯，萨特明确表示，拒绝“浪费时间”去看几处教堂的牟利罗画。莫雷尔夫人出于礼貌同意了。而吉尔一声不吭，把车开得飞快，突然停在博物馆前；他宣称，他对牟利罗画很感兴趣，于是挽着莫雷尔夫人扬长而去，把萨特和波伏瓦甩在一边而不顾。
萨特和吉尔一路上总是在斗嘴，虽然还没有达到伤了和气的地步。萨特对此觉得十分憋气，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吉尔，后来萨特和波伏瓦发现，吉尔一路上跟萨特不对劲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是，虽然吉尔和莫雷尔夫人是诚心邀请萨特他们一起旅行，但到后来，他们感到这两人的在场使他们不能享受单独在一起旅行的乐趣，而他们也是第一次结伴作这样长的旅行。既然已经邀请了，也就不好再作改变，于是吉尔只有用这种闹别扭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另一个原因是，只有吉尔一个人会开车，每天从早到晚身受高温的煎熬，对付崎岖的公路，到地方后还得找停车场，照看汽车，这样下来搞得他疲惫不堪。而萨特他们不能给他任何帮助。所以他成天愁眉苦脸的，很不高兴。
1933年暑假，萨特和波伏瓦去了意大利。选择意大利的一个直接的原因是省钱。墨索里尼在罗马搞了一个法西斯主义展览会，为了吸引参观者，给铁路车票打七折。他们先是游览了意大利中部的一些城市，在佛罗伦萨呆了半月，然后到了罗马。他们住在塞万提斯呆过的索尔旅馆。罗马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广场、喷泉、花园让人赏心悦目。但法西斯的存在使这些美景黯然失色。整个城布满了标语，黑衫党人横冲直撞。天刚刚黑下来，街道上就行人全无了。
一天晚上，萨特和波伏瓦打算在外面呆一个通霄，充分领略一下罗马城的夜景，直到太阳升起。午夜时分，他们正在纳沃那广场的喷泉旁聊天，突然身后射来两道手电筒的光亮，两个黑衫党士兵过来盘问他们，这么晚在这儿干什么；看到他们是外国游客时，士兵的态度稍稍和缓一些，但仍然要求他们回旅馆睡觉。萨特和波伏瓦对此不予理会，继续前行。３点多钟，他们来到椭圆形竞技场，突然身后又射来一道手电筒的灯光，再次遭到严厉盘问。看来作彻夜游的打算是无法实现了，萨特和波伏瓦不禁相对苦笑，最后只得回到旅馆。
在威尼斯，他们头一次看到德国纳粹褐衫党徒；与瘦小的法西斯黑衫党徒相比，他们一个个身高体壮，目光呆滞，走起路来步伐僵硬。想起3万名褐衫党徒在纽伦堡接受检阅的情景，萨特和波伏瓦不禁毛骨悚然。而萨特更是想到，一个月后他就要去柏林，得天天从这些家伙身边走过，不由得心情坏了起来。
暑期过后，萨特去了柏林。他很喜欢柏林这个城市，但这时纳粹的阴影笼罩着这个城市，每当在街上与褐衫党徒相遇时，他就体验到在威尼斯第一次看到他们时那种难受的感觉。虽然这时萨特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仍然愿意以自己的行动帮助那些被纳粹恶势力迫害的人。萨特的一个老朋友正与一个德国犹太女子谈恋爱，他们想鸿雁传情，经常互通书信。但那时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已经开始。如果纳粹知道这个犹太女子与法国人通信，可能会受到牵连而倒霉。于是萨特充当起“红娘”的角色，在俩人之中传递信息。那位朋友先将信寄给萨特，萨特再将信转寄给那女子。这一秘密信息通道一直保持到萨特留学结束。
1934年暑期，萨特结束了在柏林的进修生活，同波伏瓦一起，在德国境内旅行一番，然后回国。萨特约好在汉堡同波伏瓦会合。这是一个港口城市，到处是船，与之伴生的是一家家水手餐馆和各种各样供他们寻欢作乐的下流场所。待价而沽的烟花女郎站在装饰精致的窗后表情始终不变，有如橱窗里的模特儿。萨特和波伏瓦在码头和贫民窟逗留了一阵，然后乘小船沿易北河溯流而上，他们来到黑尔戈兰岛。在这里遇到一个德国人，40来岁。他自我介绍说，在“一战”时，他是一个陆军中士。谈着谈着，他的嗓门高了起来：“如果再打仗，我们不会被打败，我们会挽回面子来的。”
萨特心平气和地回答：“为什么要打仗呢？我们应该争取和平，”。
中士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不，面子第一，我们首先得挽回面子。”他脸上显现出一种赤裸裸的憎恨之情。这张充满仇恨的脸，让他们一路之上都忘记不了。
在施拉尔松，萨特和波伏瓦看到，一方面，餐馆的人们喝着啤酒唱着歌，显得平静和悠然自得；另一方面，一队队褐衫党士兵迈着整齐划一的步子前进。人类的温馨和人类的凶残就这样不协调地交织在一起。在德累斯顿，波伏瓦还遇到一件让她很气愤的事情。当她在咖啡店的盥洗室化妆时，侍者过来严厉制止她：“不要抹口红，这是坏事！在德国，我们是不往嘴上涂红的。”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走遍欧洲（2）
他们穿过国境，来到布拉格，觉得呼吸畅快多了。在布拉格，大街两旁开设了许多法国式的咖啡馆，他们在这里重新找到几乎被遗忘的愉快和轻松。布拉格的街道中世纪广场、犹太人墓地，在他们眼中都富有魅力。
他们本来还打算去维也纳，多尔富斯被刺身亡的消息使他们改变了主意。他们去了慕尼黑。这里绘画陈列馆的展品让人赏心悦目，大啤酒店也十分壮观气派；只是那些喝啤酒的大块头的巴伐利亚人，口中大嚼香肠，毛茸茸的大腿露在外面，让人看了感到大煞风景。他们来到纽伦堡，这里风景如画。但现在这幅风景画里平添了的几千面纳粹党旗在窗口飘扬。大规模阅兵式，伸直敬礼的手臂，虎视耽耽的眼睛，如痴如狂的百姓，这些都让萨特和波伏瓦的心情分外沉重。
他们接着旅行，准备再次穿越国境，但带德国货币是非法的，于是他们把零钱换成了一张大面额钞票，萨特把它藏在火柴盒底层。海关官员搜查了书和梳妆盒，却没有碰火柴盒。在奥地利，他们感到气氛也比在德国轻松。然后他们再次来到慕尼黑，为的是到阿默高村看有名的“耶稣受难”剧演出，这是迪兰和卡米耶特别向他们推荐的。
这个村在1633年遭受天灾，村民许下心愿，在1634年首次演出了耶稣之死。以后每10年演出一次。现在正好是演出300周年纪念，演出活动特别隆重，前来参观的人也特别多。演出在一个可以容纳２万人的大厅进行，从早上8点一直演出到中午，又从下午2点演出到傍晚6点。这么长的时间，演出能够始终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这的确是戏剧界的一个奇迹。
纳粹德国的气氛毕竟让他们感到十分沉重和烦闷，他们没有度完假就离开了德国。当他们回到法国时，顿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轻松。萨特和波伏瓦接着在法国游玩了阿尔萨斯，村庄、城堡、松林、湖泊、葡萄园、……这一切都让他们畅快无比。在科尔马城，他们参观了当地画家的画，特别是一幅基督受难图──基督被严刑拷打，圣母玛丽亚痛苦得晕死过去──给了他们感情上的巨大冲击。萨特被这儿的农村所深深吸引，建议绕着山走一圈，这样的兴致在他是很少有的。这样接连走了3天。在路上，他们遇到了萨特的一个同事，那人问萨特住在哪儿。萨特的回答是，“不住哪儿，我们一直在走路！”
1935年暑假，萨特和波伏瓦因为手中钱不够，就在国内旅行，萨特的幻觉症也就在这次旅行中痊愈。1936年暑期，他们再次去意大利度假。这次他们在罗马呆的时间比较长。罗马是萨特最喜欢的城市，到了晚年，他几乎每年都到罗马度假。然后他们去那不勒斯，参观了那不勒斯博物馆，不过那里的古代壁画让萨特感到失望，不像他预期的那样好。他们还参观了庞贝遗址，接着在帕埃斯图姆参观了希腊神庙，但发现没有太多吸引人的东西。接下来应该去阿马尔菲了，萨特已经失去游览的兴致，只有波伏瓦一个人去。萨特直接坐火车回到那不勒斯。
回到那不勒斯的这天晚上，萨特一个人在街上闲逛。一个当地的年轻人凑了上来，低声说：“先生，您能请我喝一杯吗？我可以带您去看看那不勒斯的秘密！”萨特不知道他说的确切是什么，估计是外地人不经指点去不了的地方。他有些好奇，反正一个人这么逛着也很无聊，有个人陪陪也好。至于一杯酒，一向大方的萨特是不会吝惜的。他同这个年轻人从一个酒吧走到另一个酒吧，喝了一杯又一杯。最后，这个年轻人对萨特说，要让他看点“真正特别的东西”。
萨特随他走进一个地方，看来是一个妓院。一个女人迎了出来，应该是属于鸨母那种的，她收了萨特一点钱，就让他进了一个房间，而把那个年轻人留在外面。萨特走进这个房间，不觉惊愕万分：这是一个圆形的房子，当中一根圆柱子，围绕柱子是一圈沙发，而靠着墙也是一溜沙发。圆形墙壁上嵌满了镜子。萨特靠墙坐下来，抬头一看，镜子上到处都是萨特，他们和这个萨特大眼瞪小眼。
正惊诧间，又进来两个女人，都赤身裸体，一丝不挂。一个年龄较大，皮肤也较黑。另一个则容貌姣好，皮肤白晰。年龄较大者手握一个象牙制的阴茎，扮演男人。她们以当中圆柱及沙发为场地，模仿庞贝行宫中那些秘密的春宫壁画表演男女性交活动。她们干得很卖力，在表演每个动作前，还报告一下它的名称。这就是所谓的“活画”。
在环墙镜子的照射下，似有无数成双成对的男女在萨特周围肆意狂欢和性交，做出种种难以想象的举动。一时间，萨特被这种强刺激的动作和场面搞得目瞪口呆。在这之后，那个年轻女人还一边敲着手鼓，一边跳起舞来。这是节目的余兴了。
随后老板娘走过来对萨特说，如果他再多出一点钱，就可以同其中他喜欢的女人睡觉。萨特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走出这个“隐密的那不勒斯”大门时，头脑还没有从受到的刺激中完全清醒过来。而那个带他来的年轻人还在门口等着他，手中还握有他们未喝完的半瓶酒。于是萨特同他干完了这瓶酒，又给了他一点钱，两人就分手了。
波伏瓦回到那不勒斯后，萨特对她谈到自己当时的感受，他感到既兴奋又不自在。他很想把这个夜晚的情况，包括他对那不勒斯的总体感受写下来，写入一篇小说中，题目就叫“不自在”。第二年，这篇小说完成了。但萨特没有发表它。他觉得写得不是很好，特别是结构不太适当，达不到他应有的水平。只有其中一个小片断发表了，题目是“食物”。
1937年的暑假，萨特和波伏瓦是在希腊度过的。这次旅行的不仅他们两人，还有萨特原来的学生、现在的朋友博斯特同行。这时萨特的心情特别好，一个原因是，他的力作小说《恶心》终于被出版社接受；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个风光秀丽的国家，他们采用一种新的旅行方式。他们常常在野外睡觉，隔一天在野外睡一次。睡的地方没有帐蓬，什么都没有。在一个靠近斯巴达的美丽小镇上，他们睡在一个教堂里，它的壁画是拜占庭式的。早上一觉醒来，他们发现周围站满了农民，这些当地人正像看稀有动物那样看着他们。
旅行到诺普利亚时，他们看到一座监狱。一个希腊人很得意地对他们说：“所有的希腊共产党员都关在这里！”监狱周围长满了仙人掌。这让本来情绪不错的萨特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1938年的夏天，萨特和波伏瓦去摩洛哥旅行，这使他们短暂地摆脱了一直被笼罩的战争阴影。在卡萨布兰卡，他们厌倦了欧洲居民区，去参观当地的贫民区，那里的情况十分可怕。作为法国人，他们感到自己对面前这悲惨的一切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不忍多看，匆匆离去。
在摩洛哥，法国人多半只同法国人交往。他们有自己的居住区，不住在阿拉伯人的镇上。他们来到费兹，一个阿拉伯的镇子。由于见不到法国人，与当地居民语言不通，他们在较长时间里中断了同外界的联系。不过这里的饭菜很不错，对他们极有诱惑力。一次他们甚至接连吃了五、六道菜。这使他们深感惊讶，他们从来没有一次吃下这么多东西。但回到住处萨特就躺下了，他病了三天，为自己的口腹之欲付出了代价。
在波斯本，他们遇见一个全身刺满花纹的阿拉伯妇女，她把他们带进自己的房间，要弄点绝活给他们看看，当然是收费的。这个女人先是移动着她的拖地长袍，让她的腹部肌肉像波浪一样滚动。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接着她把一支香烟插在自己的阴道上，点燃烟头，这个部位居然“抽”起烟来。这让他俩不禁目瞪口呆，而萨特联想起那不勒斯“活画”妓院之夜的奇遇。
从摩洛哥回到巴黎，他们能够听到人们谈论的唯一话题就是战争，不禁重新陷入关于战争的烦恼之中，战争的阴影笼罩了一切。
1939年夏，战争的阴影更加浓郁，但还没有大战要打起来的明显迹象。萨特和波伏瓦照常度假。由于国外形势紧张，他们只是在国内转转。他们去了马赛。这里是蓝天、白云、大海，片片彩色鱼船如同小花点缀着一色的海面，一切都显得那样静谧，宇宙的平和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临海而望，不禁十分感慨：人类社会的残酷厮杀同面前的景象是多么不协调！
他们在大海游泳。波伏瓦几乎不会，只能在岸边浅水处扑腾。萨特能游一阵子，于是向大海深处游去。正游得痛快，忽然，很长时间没有的幻觉又突然袭来：他感到似有一条大龙虾从水深处跳出，要把他拖向海底，于是他赶紧往回游，直到上岸躺在沙滩上，仍然惊惶不定，心有余悸。
萨特和波伏瓦继续度假，接着去了比利牛斯，参观小城、修道院和教堂，同时他们也在谈论即将到来的战争。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他们也就坦然待之。波伏瓦自己没什么，只是有些为萨特担心。萨特再三说，他并不害怕什么危险，而是害怕无聊。上次服兵役时，他很不习惯，常常因为受束缚而大发脾气。这次他的态度比较平静。虽然他不喜欢被人强迫干什么，但他更加痛恨纳粹和希特勒。为此，他宁可自我抑制，克服对纪律的厌恶，随时准备应征入伍。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恶心》（1）
在写了《真理传奇》后，萨特一直酝酿着写一部新的文学作品，是关于偶然性的。在勒阿弗尔任教时，他就在写这本书。他每周有十五、六节课，备课的时间大致相当。在这以外的时间他大都在写作。在去柏林进修前，他已经完成了这书的第一稿。
波伏瓦读了这个稿子，认为它比《真理传奇》写得好一些，但仍有许多地方相类似，实际上它更像一篇谈论偶然的冗长抽象的论文。她向萨特提出建议，给书中主人公洛根丁的发现更多一些小说的色彩，加进一些他们从侦探小说中欣赏到的悬念。她同时也充分肯定，这本书的路子是对的，他是在写一本探索已久的书，而这一次一定能成功。波伏瓦的话给了萨特极大的鼓励，他采纳她的建议，对这个稿子作大的修改。
在柏林进修期间，萨特在攻读现象学之余，开始写这本书的第二稿。回到勒阿弗尔后，萨特将完成的第二稿拿给朋友们看。他们都觉得不错。波伏瓦认为它比第一稿强多了，她已经很喜欢这部小说了。同时她和莫雷尔夫人、吉尔也提了一些意见：主要是在形容词和比喻句的使用上过分了一些。萨特觉得他们的意见很对头，开始对全稿作逐字逐句的修改。除了当中写《想象》一书占用了一些时间，萨特从未停止过这部小说的写作。
1936年萨特完成这书的第三稿。他将小说定名为《忧郁》，因为他非常喜欢丢勒的同名版画。书稿由尼赞送到伽利玛出版社审稿人波朗手中。后来波朗给了萨特一个纸条，上面写道：虽然这书稿有一定特点，但他们难于采用。这对萨特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他得到这个消息时非常伤心，甚至掉了眼泪。这在萨特是很少有的现象。这部小说倾注了他五年的心血，三易其稿。他自己认为是写得很成功的，应该是一本好书。它不像以前写的《失败》、《真理传奇》之类；那些书，本来他自己就认为不怎么好，出版社拒绝了也就算了。问题不在于这书本身；一旦失败，他就会失去自信心，就会垮了下来。而吉尔和莫雷尔夫人也隐约暗示，或许是书稿本身有问题。
在这个紧要关头，波伏瓦给了萨特很大的鼓励和坚定的支持。她的态度十分明确：这是一本好书，只是没有得到别人承认而已。萨特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他想，这个拒绝就像文学史上别的好书被拒绝一样。他对自己说，这次失败了，没什么，从头再来。他重新振作起来，打算把稿子再投别的出版社。
这部小说的确很容易被扼杀掉，因为它的形式看来很松散，是日记体，没有紧凑的情节，也没有特别的人物形象描写，有的只是怪诞而深刻的思想以及同样怪异而有特色的语言，既有形而上的狂想沉思，又有对物体细致入微的感受。不是独具慧眼者很难认识它的真实价值，只能看到它的荒诞外表。直到这书出版后，还有不少人说，这是一个关于疯子的故事或者是一个疯子写的故事。
正当萨特感到这书的出版完全无望时，事情突然有了转机。萨特的朋友迪兰得知萨特这书的命运后，给伽利玛出版社的头头加斯东写了封信，请他亲自看一下这个退稿。他们之间关系很熟。萨特学生博斯特的哥哥彼埃尔•博斯特是一个有点名气的作家，他得知这个情况后也去见加斯东，向他推荐这部书稿并介绍了萨特的情况。加斯东看了萨特的书稿，觉得不错，只是书名要换一下，他建议改为《恶心》。
伽利玛出版社让萨特来一趟面谈。审稿人波朗向萨特解释了书稿原先被拒绝的原因：出版社准备在《法国新评论》杂志上连载它，但又觉得它篇幅太长。波朗认为这部作品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很不错。接着他问萨特：“你知道卡夫卡吗？尽管你们有不少差别，我读你的小说时，卡夫卡一下子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随后他带萨特去见另一个负责审稿的帕兰先生。帕兰向萨特谈了自己的印象：小说的主人公有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他很欣赏关于恶心主题的内容、关于德•洛勒旁先生的内容、洛根丁看镜子的情景以及人们相互脱帽致敬的情节等。他觉得不足的是，有些地方太枯燥，民众主义色彩也太浓厚，建议对此作些删改。波朗和帕兰都表示，这书的出版是没有问题的。他们还向萨特约了一些短篇小说的稿子。最后，帕兰还邀请萨特去喝一杯。
这时，波伏瓦在经过一场大病──因急性肺炎而发烧、昏迷──之后，在南方休养。萨特在信中告诉了《恶心》已被接受的喜讯，并详细叙述了他与审稿人打交道的经过，波伏瓦的高兴没法形容：萨特终于成功了！1938年4月，《恶心》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在题记中，萨特把这部作品献给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给予他极大支持和鼓励的海狸（波伏瓦）。
《恶心》出版后虽然不是特别畅销，评论界的反应却很不错，先后有几十篇文章加以评论，一般都给予很高评价。有的称《恶心》为划时代的作品，是探究生活的小说；有的称萨特为法国的卡夫卡，认为他的成就超过了瓦莱里和普鲁斯特。总之，通过《恶心》，萨特作为一个很有前途的作家的形象，已经树立起来了。
对萨特来说，《恶心》的完成标志着他在文学创作上实习期的结束，他已经完全成熟了。以前那种文学、哲学不分的毛病得到克服。小说中再没有大段冗长抽象的议论。他懂得了怎样在叙述中赋予思想以血肉；怎样既用词语构造了一件艺术品又表达自己关于世界真理的感受。
《恶心》的大致内容可以从下面一段文字得到表述，这是萨特自己为出版社撰写的对于该书内容的介绍：
在漫长的旅行之后，安东纳•洛根丁在布城那些善良的人们中定居下来。他住在一个靠近火车的旅馆里，这旅馆主要接待那些作长途买卖的人。他在这儿写一本关于18世纪冒险家洛勒旁的书。为此他经常去市立图书馆。在那儿他认识了一个自学者，一个人道主义者，此人正按照字母顺序来阅读图书馆的书。
洛根丁晚上常去一个为铁路人员而设的咖啡店，听着唱片——总是那么一张——“在这些日子里”。有时他上楼去同老板娘鬼混一阵。他有一个爱人安妮，但离开他4年了。她总想有一个“完美的时刻”，但老是很快就厌倦了，她一再徒劳地尝试在自己周围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她和洛根丁散了伙。
现在洛根丁正慢慢失去自己的过去；一天一天，他越来越深地陷入一个陌生可疑的现在之中。他的生命再没有任何意义：他认为自己有过很了不起的冒险活动，但现在没有了，现在他只留下“故事”。他只得紧紧纠缠着洛勒旁先生——死为生找到了存在的理由。
后来他有了一个真正是冒险的开端——他整个地感受一种模模糊糊的可怕的变态：这就是恶心。它从后面抓住你，使你漂浮在一个不冷不热的时间的海洋里。这是改变了的洛根丁吗？这就是世界吗？这墙、这花园、这咖啡店都突然被恶心所压倒。另一回他又度过了一个可怕的日子：有什么东西在空气中散发着腐烂的气息，这光，这人们的姿态。洛勒旁先生又死了——死者不能作为活人存在的理由。洛根丁徘徊在街头，实实在在但又毫无存在的理由。然后，在早春的一天，他领悟了自己冒险的意义：恶心是展现自身的存在——而存在看来不是很舒适的。
洛根丁仍然抱有一个微弱的希望：安妮写信给他了；他打算去看她。但安妮已成了一个不再好动的女人，肥胖而令人绝望。她放弃了她的完美时刻，就像洛根丁放弃了自己的冒险一样。她由自己的路也找到了存在。他们俩彼此再无话可说。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恶心》（2）
这小城令人气闷的氛围和他对即将来临的巨大灾变的感受使他重又回到与世隔绝的状态。怎么办？喊别人来帮一把？但“别人”都是些绅士：他们彼此点头致意却丝毫意识不到自身的存在。洛根丁准备离开布城；他到铁路咖啡店去最后听一次“在这些日子里”，这歌正放着。洛根丁找到了一个机会，一个肯定自身的微小机会。
在《恶心》中，萨特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他关于世界的最根本的看法，这就是偶然性的思想：
最主要的就是偶然性。我的意思是说，从定义上说来，存在不是必然。存在，只不过是在这里；存在物出现了，让人遇见了，可是我们永远不能把它们推论出来。我相信有人懂得了这一点。只不过他们尝试创造一个必然的自在之物来克服这种偶然性。而任何必然的东西都不能解释存在；因为偶然性不是一种假象，不是一种可以被人消除的外表；它就是绝对，因而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一切都是没有根据的，这所公园，这座城市和我自己，都是。等到我们发现这一点以后，它就使你感到恶心。
小说是第一人称，日记体。通过“我”，洛根丁，小说的主人公的种种感受，揭示了我们周围这个世界的本质。肥白如虫的手，脱帽致意的人们，仿佛有生命张力的树根，人变为蟹的狂想，镜中呈现地貌状的脸，不脱袜子的做爱，突然老了几十年的女人，同性恋者的悲剧，……一切都是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东西，而经过萨特的笔，它们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意义，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似乎全新的世界。实际上，世界还是这个样，只是看它的角度变了。
《恶心》整本书看起来好象写得十分散漫，其实这是有意的散漫，是造成一种松散结构风格的散漫，不是真正的随手而写。萨特在文字上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在《恶心》的许多地方都可以体味到作者在运用比喻等各种修辞手法和遣词造句时的苦心孤诣、不同凡响。《恶心》确实有一种风格，萨特本人特有的风格。一部《恶心》就可以把萨特同其他作家区别开来，哪怕对方的手法和风格同他十分相似。
与以前的作品联系在一起的，是关于孤独者的形象。在《恶心》中，这个孤独的思想者的形象，已不是像《真理传奇》中那样抽象和干巴，而是形象丰满、有血有肉，是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人，他不仅仅是萨特偶然性思想的载体，他首先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活生生的人。萨特试图通过写作《恶心》，通过创造一个能够超越时代而不朽的东西，使自己必死的生命获得永恒的价值；试图通过揭示人生存的偶然性，摆脱自己生存的偶然性而获得自由；试图通过为孤独者确立一个不受蒙蔽的生存条件，来表明他自己的存在。他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70岁时，萨特自我评价说：“从纯文学的角度看，《恶心》是我写得最好的书。” 《恶心》可以说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单是这一部作品就足以确立他在20世纪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这个孤独者也是萨特对自己的写照,他是一个因其思想的独立性而与社会相对抗的人。这个人不欠社会的任何情，而社会对他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是自由的。值得注意的是，萨特以一种孤独者的态度为人处世，但他并没有与世隔绝，他有自己的政治态度。在《恶心》中，萨特表达了对那些意得志满而实际上毫无生存理由的资产者的厌恶，攻击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认为这是虚假和骗人的。
但这时萨特在思想上与现实社会的对抗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他还没有阶级的概念。他反对的只是作为个体的资产者，对于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者，他没有什么明确的认识。他对社会不满，认为它充满了恶，但没有任何推翻这个社会的思想和意图。萨特对社会主义几乎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好感，他认为社会主义至少同资本主义一样，是妨碍他这个有着独立思想的人的自由的。
“二战”以后，萨特的思想有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不再认为文学有绝对价值或可以拯救一个人，不再认为社会是一个与己无关的世界。60岁时，他向采访者回顾了自己创作《恶心》的情况：当时他还缺乏对现实的感受；他通过塑造一个对于存在有着近乎生理病态性反应的人物，通过创造一种形而上的恶，使自己外化于写作神经官能症，外化于现实的恶，摆脱精神危机而获得拯救。以后他看到许多现实的恶如饥饿和剥削。与之相比，那种形而上学的恶就成了一件奢侈品。他说：“我看到许多儿童因饥饿而死去。面对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恶心》实在是无足轻重了。”
有不少人因此非难萨特，说他不应该把《恶心》这样一部想象的作品与一个因饥饿而垂死的儿童放在同一个水平相比。萨特的回答是，他没有作这种简单的类比，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重要的：在一个饥饿的世界里，文学意味着什么？另一个文学大师也说过跟萨特类似的话，托尔斯泰说：“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抵不上一双靴子。”
萨特最终从对文学的痴迷状态中解脱出来，但他能够完全否弃文学的价值吗？不能。虽然文学已不是绝对，但他除了文学之外，还能以什么为己任呢？实际上，他还是视文学为生命，不过不再追求那种永恒与不朽。他对写《恶心》时的思想是有所扬弃的，但不是完全抛弃。
在接受《恶心》的同时，伽利玛出版社对萨特已写成和正在写的短篇小说也很感兴趣。在他去见出版社的审稿人时，他已经完成了短篇小说《墙》、《艾罗斯特拉特》和《不自在》，《房间》和《亲密》也都接近完稿。《墙》发表在伽利玛出版社主办的杂志《法国新评论》1937年7月号上，《房间》发表于《尺度》杂志1938第1期。这都发表在《恶心》出版之前。在这之后，还有《亲密》发表于《法国新评论》1938年8-9月号。到1938年7月，萨特完成了他的中篇小说《一个工厂主的童年》。1939年1月，伽利玛出版社将这一篇、《艾罗斯特拉特》和已在杂志上发表过的三篇合在一起，作为小说集《墙》出版。
这是萨特喜获丰收的季节。厚积薄发，对于一心扑在文学上的萨特来说，成功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同《恶心》相比，他的短篇小说对读者更有吸引力。《恶心》在评论界获誉甚高，但对一般读者而言不是很好读。因此销路不是很好。
《墙》在杂志上发表时，萨特还是一个人们从未听说过的作家。但这篇小说立刻引起轰动。读了他的《墙》和《房间》，有不少人给他来信。等到《恶心》和小说集《墙》出版，无论在评论界还是在读者中，萨特已经确立了他的作家地位，颇有些名气了。他的短篇小说很有特点。它们没有《恶心》那样的深度，但在技巧手法的运用上颇见功力。他的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有其独特之处。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恶心》（3）
《墙》取材于西班牙内战。它写了一个反法西斯战士在被处死前夜的心理体验。对死亡的来临的焦虑、恐惧甚至生理反应（出汗、小便失禁），待死者与活人（医生）之间的敌意和隔膜，年长者同未经世事的少年反应的差异，这些都写得十分逼真可信，让人怀疑萨特本人是否就有这种被俘的体验。实际上他是在写这篇小说3年后才被德军关进战俘营。他已经把自己的体验预支了。想象就有这样巨大的创造力，把实际上未曾发生的事情弄得栩栩如生。 《墙》的结尾尤其令人称道。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这是深得短篇小说之三昧的写法。难怪有人把它比之欧•亨利的一些名篇。
《艾罗斯特拉特》是一个关于疯狂的故事。一个仇恨他人的人，找妓女发泄性欲，但不与她性交，而只是以观看她的走动的裸体、张开的阴部和让她手淫他为乐。他同时买下手枪，写下102封给知名作家的信，准备枪杀5个不相干的人、然后以最后一颗子弹给自己来出名。最后他杀死一个肥胖的路人，被追至厕所未能自杀而被捕。
这些小说显然都离不了萨特自己对生活的体验，或者来自他所熟悉的人们的素材。如《艾罗斯特拉特》取材于博斯特的一个梦，而《房间》则是由于波伏瓦的一个女友的爱情事件和精神失常激发了萨特的创作欲。《亲密》也曲折地反映了萨特对自己身体的紧张关系。《一个工厂主的童年》显然有着萨特自己的童年生活的影子在其中。但它们都不是着意于萨特本人对生活的体验，而是通过想象创造一些活生生的人物，展示了人的种种生活境况，表达了他想告诉人们的一些东西。
萨特的短篇小说在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的同时，也招来一些非议。主要是其中被人们看成是自然主义的描写。《墙》中临死前的生理反应（小便失禁），《艾罗斯特拉特》中窥裸癖和手淫癖，《房间》中的精神错乱者的幻觉，《密友》中的对于肉欲的渴求，《一个工厂主的童年》中的同性恋情状。像阴户、撒尿、呕吐、……这些以前从不登文学大雅之堂的词语堂而皇之出现了。难怪萨特的继父芒西先生看不下去。对于那些正统的资产阶级来说，萨特的作品显得粗俗难耐，甚至有淫秽之嫌。
实际上萨特并不是对人作直露的或解剖式的描写。他不过是努力表现人的真实。他不愿意把人美化而宁可把人们像他们所是的那样展示给他们看。他非常反感资产阶级传统道德和人生准则那一套虚伪的东西，把人说成是多么善良和完美。在萨特看来，人既不是绝对的善，也不会是绝对的恶，他就如同他所是的那样存在着。由于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人及其本性，萨特的小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也正因为这样，人们在得到新鲜感的同时又深受震动和刺激，甚至难于接受。
在创作小说的同时，萨特开始写文学评论文章。在他看来，写评论是一种发现他正在阅读和评论的人看世界的方式。被评论者的世界观可以在他写的作品中找到，但不是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的。评论者的工作就是通过研究大量的符号和标志来发现这种世界观。评论者通过作者运用的技巧来发现他看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要抓住一种形而上学的东西。一旦做到了这一点，也就真正把握了一个作品的总体。萨特本人既能搞文学创作，又精通哲学，他来搞文学评论显然具有许多人不曾有的优势。
萨特首先评论的作家是福克纳。福克纳是萨特很感兴趣的美国作家。他在勒阿弗尔任教时还就福克纳作过文学演讲。他的评论文章《福克纳的〈萨托里斯〉》发表在《法国新评论》1938年2月号上。文章指出，福克纳作品中新人的本性，一方面是诗意的、神奇的，常常隐而不露，另一方面又像岩石一样顽固；亦物亦精神，一种藏在意识背后的固态、不透明的精神，一种以光明为本质的黑暗，这才是地道的具有魔力的物体。萨特的结论是，福克纳艺术的主要动力是“不诚实”，也就是说，像这样着魔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能想象的。
萨特对美国作家多斯•帕索斯的评论文章《关于琼•多斯•帕索斯和〈1919年〉》发表在《法国新评论》1938年8月号上。萨特着重分析了多斯•帕索斯的“人”。这个美国作家的“人”是一个“混血儿”，既在外又在内。我们和他在一起，我们就在他身上，我们和他动摇的个人意识一起生活，可是突然一下这个意识顶不住了，它变弱了，它熔化在集体意识里了。我们跟着它进入集体意识，当我们不注意时我们突然又被排挤在外。这个“人”是镜子后面的人，是奇怪、可鄙却又令人眩惑的创造物。多斯•帕索斯从这两种境界之间的永恒往返得出奇妙的效果。
萨特指出：多斯•帕索斯取材于我们的世界，但没有一个世界比他的世界更遥远、更奇怪。多斯•帕索斯只发明了一件东西：一种讲故事的艺术。但这就足够创造一个世界了。萨特最后总结说，多斯•帕索斯的世界同福克纳、卡夫卡和司汤达的世界一样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矛盾的。但正因为这一点它是美的：美是一种掩盖之下的矛盾。他认为多斯•帕索斯是当代最伟大的作家。萨特本人的创作也深受多斯•帕索斯的影响，他后来在写长篇小说《延缓》时借鉴了这位美国作家同时性的写作方法。
作为一篇带抨击性的评论文章，萨特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先生与自由》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它刊登在《新法兰西评论》1939年2月号上。萨特主要评论了莫里亚克的小说《黑夜的终止》。莫里亚克曾说，小说家对于他创造的人物而言相当于上帝之于万物。萨特指出，莫里亚克技巧的全部古怪之处都可以从他对自己的人物采取上帝的观点来解释。上帝同时看到外部和内部，灵魂的底蕴和肉体，整个宇宙。莫里亚克先生对于他那个小世界同样也是无所不知的。
萨特反对莫里亚克的这一思想。他认为，小说人物有他们自身的法则，其中最严格的一条规定是：小说家可以是人物的见证人或者同谋，但绝不能身兼二职。不在外面，就在里面。而莫里亚克先生不注意这些法则，结果杀死了他的人物的意识。在一部真正的小说里没有为享有特权的观察者留下位置，而莫里亚克偏爱自己，选择了神明的全知全能。但小说是由一个人写给其他人看的。上帝的目光穿透外表，不在外表上停留，所以在上帝眼中没有小说，也没有艺术，因为艺术以外表为生。萨特最后以幽默的口气说:上帝不是艺术家，莫里亚克先生也不是。
萨特还对尼赞的小说《密谋》、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以及瑞士作家德尼•德•卢日蒙的《爱情与西方》作了评论。萨特的评论文章具有自己的特色，跟他的小说一样，他的评论能够紧紧抓住读者，使之耳目一新。萨特开始在评论界有了名气，他的评论文章也常常被人所评论。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爱情好辛苦（1）
萨特在同波伏瓦结识之初就说过，在有了同她的永恒爱情的同时，并不排除自己还有其它偶然爱情的可能。波伏瓦也认可他这种态度。从那以来，一直到1933年去柏林，大约4年时间，实际上萨特并没有什么偶然爱情。主要原因是，他与波伏瓦的性爱关系，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可以给他充分的满足，他没有必要再去寻求别的女人。这一时期虽然他与波伏瓦各处一地，但能够经常相见，他俩活动的中心仍在巴黎。
萨特在柏林进修期间，有了第一次“偶然爱情”。 一起进修的学生中，有一个叫安德烈•吉拉尔，是萨特在巴黎高师的同学。他也是研究哲学的，和妻子住在一起。他的妻子叫玛利亚。这对夫妻在感情上不怎么好，也许是由于安德烈过于热衷哲学而轻忽了男女之情，也许是玛利亚和丈夫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的语言。
刚开始时，萨特同安德烈有较多的交往，到后来，他的兴趣逐渐从丈夫转移到妻子。他发现玛利亚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人，是他以前没有接触过的那种。她也是巴黎人，但生活在拉丁区，那里多为社会下层的人居住。玛利亚谈话的方式奇特而粗俗，近乎乡下人。萨特觉得很对自己的劲，由于在拉罗舍尔受到的暴力影响，他的语言也有一种怪诞而强劲的特点。
玛利亚人长得不十分漂亮，也不是很聪明，她住的旅馆房间也脏乱不堪，她甚至可以一连几个星期不出门。她不停地抽烟，房间里烟笼雾绕，而她的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的微笑，神情恍恍惚惚的，似乎处于白日梦状态。她不相信人生会有幸福，日复一日地沉溺于自我。玛利亚的这种状态先是引起萨特的同情，最后变成了一种深深的魅力。很可能是玛利亚那种忧郁的如幻似梦的气质打动了他，让他联想起自小就特别喜爱的月亮。于是他称她为“月亮女人”。
玛利亚自然也被萨特所吸引。萨特显然比她的丈夫更能够感受和理解她。萨特特别善于同她交谈，而且是以与她相类似的方式交谈，使她倍觉亲切和自然。他能够时时关心她，爱护她，想法设法激起她对生活的乐趣，这使长期处于寂寞苦闷之中的玛利亚有说不出的安慰。
虽然玛利亚有丈夫，萨特对此并不在意，他不要求她与丈夫断绝关系。他知道，在她的心目中，她的丈夫是不能与他相提并论的。他们相爱了，见面更加经常。他们都明白，这种关系并不一定长久，最终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他们只求现在两情相悦，而这就足够了。
按照萨特和波伏瓦的约定，萨特没有隐瞒自己的爱情遭遇，而是向波伏瓦和盘托出这一事件以及自己对月亮女人的迷恋。萨特在同玛利亚交往时并没有拿她与波伏瓦相比。她们是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人。萨特这一“偶然爱情”显然对波伏瓦产生影响。为了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请了半个月的病假来到柏林。她同月亮女人见面了。她们相处得还好。波伏瓦反省了一下自己的心态，觉得对月亮女人并没有什么嫉妒之心；相反地，她甚至还有点喜欢这个气质跟自己迥然不同的女人。经过接触，她发现月亮女人根本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这种“偶然爱情”确实是偶然的，不会取代她同萨特的永恒爱情。最根本的是，萨特和玛利亚之间不具有她和萨特之间那样密不可分的思想基础和彼此理解，这一恋爱事件应该只是她和萨特长期共同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以后，在萨特同玛利亚断绝爱情关系后许多年，波伏瓦还同玛利亚有来往。
萨特和月亮女人的爱情关系大约持续了一年，也就是他在柏林的时期。待到他留学期满回到勒阿弗尔后，这一段浪漫情史就成为过去。他们以后也不是完全不相来往，只是那种恋爱关系不再存在，彼此作为朋友相处。这种关系有点类似萨特同卡米耶后来的关系。
从柏林回到勒阿弗尔后，萨特在教学之余，埋头于哲学研究和文学写作，一段时间里没有再去追求这种偶然爱情。待到他注射麦司卡林发生幻觉反应后，波伏瓦已经由马赛调到鲁昂教书，萨特经常住在鲁昂，由波伏瓦来照护他。但她常常有课要上，恰好身旁有个年轻姑娘闲着没事，于是就将萨特托付给这个姑娘照护。这个姑娘就是奥尔加•科萨克维茨，她是是波伏瓦的学生，比她的老师小９岁，父亲是沙俄皇族，母亲是法国人。奥尔加同父母合不来，她想当芭蕾舞演员，后来又想从事建筑行业，而父母却硬性规定她学医。她对波伏瓦有一种深深的依恋甚至崇拜之情，觉得这个老师理解自己，而波伏瓦很喜欢这个有个性的金发姑娘，她们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
萨特幻觉症状消除后，波伏瓦又和萨特一起辅导奥尔加学习哲学，这样更加增多了萨特跟奥尔加接触的机会。他对奥尔加的感情由一般的喜欢发展为狂热的爱，开始动用一切手段来取悦奥尔加，给这个姑娘讲故事、唱歌，总之，他完全被奥尔加迷住了。
奥尔加也很喜欢萨特，因为萨特既风趣又温柔；但这种喜欢没有男女性爱的成分，也就是说，她并不想成为萨特的情人。除了其他因素外，“波伏瓦是萨特的情侣”这一点显然是奥尔加采取这种态度的重要原因。她不会同自己所喜爱的女老师去争夺情人的。但她又发现，她所热爱的波伏瓦，似乎并不反对她发展同萨特的关系。所以，有时她又给萨特送去一道秋波，或者作出一种姿态，让他抱有某种希望。这既是为了迎合波伏瓦，也是为了激起她的嫉妒心而更爱自己。但一旦萨特对奥尔加的姿态认了真，继续向她进攻时，她又感到厌烦，就会愁眉苦脸，甚至大发脾气。
由于奥尔加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萨特无法断定自己的追求是否成功。有时她似乎已经对他有了明确表示，给了他特许权，有时又似乎什么都没有给他。为此他烦恼不已。因此，萨特和奥尔加在一起时常常吵架。他总是责备她任性，而她总是抱怨他专横。他们总是“好了又闹、闹了又好”，这种局面大约持续了两年。萨特在他的战争日记中总结这段时间说：“从1935年3月到1937年3月这两年间，我因对奥尔加的感情和疯狂而陷入人生的最低点。”
萨特之所以会对奥尔加有如此强烈甚至疯狂的爱，是因为他当时正处于严重的精神危机之中，他不想做一个成年男子，但已经无可挽回地步入成年期；他想过不平凡的充满奇遇的生活，而现实的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这时奥尔加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女性，而且是青春的象征、年轻的象征、奇遇的象征；同她在一起，他就可以回到年轻时代，恢复冒险追求的心态。他后来回忆说：“我对奥尔加的感情就像一盏煤气灯的火光，把我日常生活的浑浑噩噩一烧而空。我消瘦异常，而激情万分，不再寻求任何安慰！”（《奇怪战争日记》）
萨特对奥尔加的追求最终没有结果。奥尔加后来和萨特的学生博斯特相互之间产生爱情并结了婚。在这之后，萨特不再指望同奥尔加有那种罗曼蒂克的爱情关系，但仍然对她很好。他并不后悔那一段无结果的追求。也许奥尔加是萨特唯一渴望有性爱关系而未能实现的女性。这恐怕是他的一个终生遗憾。将近70岁时他在同波伏瓦的长篇谈话中还讲到这一点。他对这个女性的爱可以说是终生的。1939年初，萨特的短篇小说集《墙》出版，他在题词中将它献给奥尔加，表达了他对于她仍然抱有的喜爱。他的第一个公演的戏剧《苍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奥尔加写的，她在其中扮演女主角，由此成为演艺界的知名演员。萨特喜欢一个女人，即使她没有成为自己的情人，也愿意为她贡献出自己可以做到的一切。从30年代中期萨特初识奥尔加起，到1980年他去世，40多年时间，萨特同奥尔加以及她的丈夫博斯特都保持了一种类似“自家人”的亲密关系，这是比通常的友谊更为深厚的感情和关系。
萨特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还分析说：“那时我们──海狸和我──陶醉于这种直接裸露的意识之中，感受到的仅仅是强烈和纯粹。我把海狸放在那样高的位置，在我的一生中，我第一次在他人面前感到谦卑，感到被解除了武装，感到需要学习。所有这些都是对我有益的。”（《奇怪战争日记》）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爱情好辛苦（2）
萨特这里说的对海狸（波伏瓦）的感觉，应该是指波伏瓦对于他追求奥尔加的理解。波伏瓦对待这事的态度和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她还是第一次看到萨特这样为一种激情所折磨。他挖空心思捕捉奥尔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个面部表情。而此前萨特在同她相处时，从来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惊喜、狂乱和入迷。这让波伏瓦感到痛苦，甚至自问：以前的全部幸福是不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她又深爱萨特，愿意从萨特的角度想问题。她能够理解萨特：这不仅仅是对于一个年轻姑娘的追求，也是对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而这种新的方式也是她想追求的。因此她没有像一般女人那样，因嫉妒而做出种种伤害彼此感情的事情来；而是顺其自然，从不干涉萨特的思想和行动。
但是，波伏瓦的这种态度，也并非像有些评论者所说的那样，是鼓励自己的女学生与萨特“通奸”，甚至说她是“拉皮条”的。而毋宁说，波伏瓦在尊重萨特、理解萨特的同时，也尊重和理解奥尔加。她从来就没有勉强奥尔加与萨特交好；以她在奥尔加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如果一定要向奥尔加施加压力，那结果恐怕会两样。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波伏瓦给了萨特应有的自由；当然，同时也给了奥尔加同样的自由。
波伏瓦的著名小说《女客》显然是受到萨特、她和奥尔加在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关系的启发而写成的。女主人公弗朗索瓦兹具有波伏瓦自己的特点，而男主人公皮埃尔也具有萨特的一些特点，虽然同时还有其他人的特征。而闯入他俩生活的格扎薇有点象奥尔加。当然，小说和现实是不会一样的。最根本的是，小说的结尾弗朗索瓦兹最后杀了格扎薇，而现实生活中的波伏瓦和奥尔加，尽管有过“三重奏”的纠缠，却终生保持着她们的友谊。波伏瓦在这部小说的题记中将它献给奥尔加。
能够将自己生活中最隐秘的心理和感受升华为文学作品，说明她已经超越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不是按照寻常的方式看问题。小说人物都有原型，但小说创造了一个世界，也就创造了一个个新人。而作者的自我不是只附着在某一个人物身上，它在作品的总体中。能够这样看待和处理生活和艺术之间的关系的，在与萨特相处的女人中，大概只有波伏瓦一人，因此萨特对她充满感激和敬意。
大约在萨特追求奥尔加已经无望而文学事业出现转机的时候，他同奥尔加的妹妹万达相识并开始追求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姊妹俩在性格、气质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许妹妹平素在脾气上较为温顺，但一旦发作起来也更加厉害。萨特既然对奥尔加的爱终身不渝，现有一个“奥尔加二世”在这里，他当然会继续自己的追求。
万达对萨特也有好感，到后来可以说是越来越喜欢──萨特在追求女性方面是颇有天赋的。但大约有两年多时间，她对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距离，那就是：两人关系十分亲密，但还没有成为情人，只能说是有深厚的友情──正如当年姐姐同萨特一样。而且这种关系时好时坏、若即若离。
1939年7月，萨特和万达的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他们去阿维尼翁和艾古斯─莫特斯度假，但带的钱不够花，于是不上饭馆，只吃水果和沙拉。在旅馆里他俩共住一个房间，主要是为了节省钱，同时也为了更好地争吵。万达有个习惯：每天晚上在上床睡觉前，都要准备（漱、洗、换衣服等）45分钟，而这段时间萨特是不能在场的，只能离开房间在外面等。
一次，他们住的旅馆很小，关门很早，晚上11点。他们回到旅馆已经很晚，不敢惊动守门人，自己进去开了房间的门。万达仍要洗漱，而萨特只得在这旅馆的黑暗大厅里溜达。守门人觉察有动静，大喊：“是谁？”萨特赶紧溜向厕所，在那里，他的出现才不会遭到怀疑。萨特在这个土耳其风格的厕所里蹲了一刻钟，看着随手带的尼采的书。看来萨特为了爱情是很能吃苦的，同时也十分尊重对方的习惯和要求，哪怕它们显得有些可笑。也许是被这种不怕吃苦的精神所感动，第二天早上，万达终于让萨特同她睡在一起，他俩做了爱。
按照萨特和波伏瓦的约定，他们不应该隐瞒彼此的其他任何偶遇，萨特在给她的信中说明了自己同万达的情况。他和万达在一起的时候，生活规律大约是这样的：每天万达起得较早，她到街上和水果市场去转一圈，买些水果。然后回到房间，10点左右喊醒他。一般此时要做一次爱。漱洗后萨特大约在１１点去邮局看有没有波伏瓦给他的信件，并且趁万达还没有来的机会给波伏瓦写信。正午时分万达来到这里，然后他俩一起去散步。
大概在与万达的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一个多月后，也就是他俩刚度完“蜜月”，法国对德宣战，萨特应征入伍。到军营后不久，在同万达的关系上，萨特有了一件十分烦心的事情：万达此时同姐姐奥尔加一起在迪兰的戏剧学校学戏。戏校有一个叫布林的男演员对她产生了一种吸引力。在给萨特的信中她反映了自己的心理活动；而在下一次来信中，却只字不提布林，显然她有许多事情和想法都没有说。萨特因嫉妒而极度痛苦，因万达的背叛行为而十分愤怒，而且这种情绪滋长得越来越强烈，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在柏林同月亮女人的关系中，萨特对月亮女人的丈夫毫无嫉妒之心。而且他知道月亮女人还有好几个情人，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苛责她。在萨特有偶然爱情的同时，波伏瓦也与其他男性有着性爱关系，而且这些男性也是萨特的朋友；按照“什么都不隐瞒”的协议，波伏瓦向萨特说明了这些关系，而萨特对此毫无嫉妒之心，既没有影响他和这些人的友谊，也没有影响他同波伏瓦的关系。一般来说，萨特对自己的情人并不苛求；他只是要求对方在与他交往时心中只有他或将他放在第一位；通常对自己的情人又有情人是容许的，并不嫉妒。既然如此，为什么单单对万达有这种嫉妒心理或有特别的要求呢？
波伏瓦和月亮女人跟萨特的年龄大致相仿佛，就是小也小不了多少，可以算是同代人。而万达比萨特小十多岁，几乎有一代之差。萨特对于她，可能不仅有一种男女之爱，还有一种类似对自己孩子的爱，而且越是到后来，这种感觉就越强烈。这种爱显然有一种独占的性质，而这种独占因素较多的成分是保护对方不被别人侵害。在巴黎即将沦陷之时，萨特在给波伏瓦的信中，一再特意嘱托她将奥尔加和万达送到安全的地方，他说，他最担心的就是这姊妹俩；对于波伏瓦，他是不担心的，因为她个性坚强，有充分的独立生活的能力，而那两姊妹不行，离开了保护者就难以生活下去。他特别说，他觉得万达越来越像他的孩子，需要他来呵护。萨特在日记中还提到，万达个性上的缺陷就是缺乏自信。
就萨特对万达的态度看，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能说仅仅是偶然爱情，也有一种必然性和永恒性。不过这种关系同他跟波伏瓦的关系又不一样。波伏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同萨特的关系都是完全平等的；除了一般的男女之爱外，萨特对波伏瓦还有一种对能力和水平与自己相当者以及知己者的尊重和信赖。而万达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同萨特的关系不是完全平等的，毋宁说她对于萨特有一种强烈的依赖关系；除了一般的男女之爱外，萨特对万达还有一种对于孩子那样的怜爱和保护的感情。
萨特为万达做的最多最大的事情，就是将她推上戏剧界，使她作为一名演员长期活跃在舞台上。萨特在追求万达时，曾许诺将来要让她成为一个有名的演员，而这正是万达最大的愿望，后来他真正做到了。万达的艺名是玛利亚─奥里维埃。除了第一个戏剧《苍蝇》是为奥尔加写的（那时万达也在其中扮演一个小的角色），以后几乎所有的萨特戏剧都是为万达写的。如写《禁闭》是为了让万达演主角伊内丝，写《死无葬身之地》是为了让万达演主角吕丝，写《上帝与魔鬼》是为了让她演主角卡特丽娜，写《涅克拉索夫》是为了让她演主角维罗尼克，写《阿尔托纳的隐居者》是为了让她演主角莱妮，……从这个意义上说，万达是萨特那些不朽的戏剧名篇的源泉。尽管有评论者认为万达并不见得都适合于演这些角色，萨特对此不管不顾。
萨特一直供养着万达，直到他去世；在去世前不久还惦记着万达这个要他供养的人有没有钱花。他晚年身体恶化，双眼几乎完全失明，有时甚至小便失禁，却从来未闻有万达照护他的情况。在关于萨特最后10年的回忆录中，波伏瓦对于她所不喜欢的萨特养女阿莱特照料萨特的情况都有所记述，而对于她多年来早已习惯、对之并无反感的万达，却没有照料萨特情况的任何记载，想必不是她故意隐瞒不记，而是万达确实没有照料过萨特。由此看来，像万达这样需要别人照顾而不会照顾别人的女人，也是萨特一种必不可少的需要，她从另一个方面满足了萨特作为一个男性的要求。
第一部 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爱情好辛苦（3）
1938年7月，大概就在萨特追求万达没有结果、几乎毫无进展的同时，他同另外一个姑娘有了一个性爱事件。这个姑娘叫玛利亚•波登。她当时正准备通过中学教师资格会考，在写一篇哲学论文。她找到萨特，希望他能给以辅导。萨特待她如同对所有来找他的年轻姑娘，十分热情，并尽一切可能解答对方的疑问，提出自己的建议。他的建议是，她最好以“柏格森和胡塞尔的时间观”作为论文的主题。
在谈完题目后他俩闲聊了一会儿，然后去了酒吧。萨特曾经听说过这姑娘，知道她正与作家布坦谈恋爱，而且喜欢以请教哲学为由与男士交往，有的达到十分亲密的程度。萨特坦率地指出这一点，而波登也承认。在这之后一个多小时，也许是酒精的作用，也许是觉得萨特不象人们说的那样对女性发起主动进攻，波登显得有些神经质，说话也粗俗起来。
于是萨特对她说，由于布坦同她有恋情，横在他俩中间，他俩今天的交往最好到此为止。以后最好也不要单独在一起。当然他俩还可以保持一种友谊。离开酒吧时萨特握住波登的手说：他对她有一种兴趣，但他不知道自己该同她做些什么；他不愿意象布坦那样，给她一个虚假的诺言，说自己爱她等等；他并不感到自己很需要她；但如果她愿意与他交往，他可以给她3天时间。
听了萨特这番话后，波登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倒在萨特怀里。在回来的路上，他们不停地接吻。波登没有说话，脸上一直露着微笑，好象被施了魔法一样。而萨特象他往常那样，总是在不断地说点什么。他们来到波登的住处，看她的样子是非常希望萨特进去。萨特不想同她发展到上床那一步，没有进她的房间。待他回到自己的住处时，已经是凌晨5点。
晚上波登再见到萨特时，他明确对她说，虽然他是爱她的,但他的生活中没有她的位置。他对她谈到波伏瓦，也谈到万达。他说，有了这两个人，他不可能再容纳别的人了。波登心情沉重地说：“你说的这一切我都知道，你用不着强调它。”这个晚上他们是在萨特住处度过的。他们有种种爱抚的举动，但没有做爱。早上起来时，波登对萨特说：“我不嫉妒万达，因为我不会接受你提供给她的那些东西。但我嫉妒波伏瓦。”她还感叹道：“我总是想同某个家伙在一起，就像你同波伏瓦在一起那样。我想那是很了不起的。”显然，萨特和波伏瓦的关系让她羡慕，这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关系。
波登要暂时离开一下，萨特送她上火车。一路上萨特的思想和情感较为复杂。波登同他相处的这两个夜晚，让他感动，她对自己确实是一往情深。另一方面，他感到深深的遗憾，因为在他的生活中绝对没有她的位置。令人可悲的是，她开始强烈地爱上他了，而且想把自己的童贞奉献给他。而他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得到它。在他们相处的最后一夜，萨特和波登终于做了爱。早上他们分手时，波登对萨特说：“我是幸福的。”萨特对她说：“记住,9月份再见，而我们将在10月1日结束咱俩的爱情事件。”她回答道：“即使它结束于当下瞬间，我仍然是非常幸福的。我知道自己全心全意爱着你!”
实际上，萨特同波登的关系不仅仅维持这3天，这说明波登对于萨特不是没有吸引力的。正象他们最后约定的，到９月他俩又重叙恋情，再续旧好。而确定10月1日作为他俩爱情事件的结束，显然是萨特的意思：他不想在两人的关系中陷得太深，因为有了波伏瓦和万达，他无法再给波登一个位置。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虽然在10月1日以后他还同波登见过几次面，但不再有这种亲密关系；波登倒是想，而萨特没有响应。以后他们还有过通信。这多半是波登主动写信，而萨特有时回复一下。
本来萨特以为他和波登的事情到此为止了。没想到，到了1940年2月下旬，他和波登的事情酿起一场大的风波。这事关涉到万达。波登将当时和后来萨特给她的信件拿给万达的一个朋友看，这个朋友将信的有关内容告诉了万达，并造成万达对萨特的误解，以为萨特欺骗她，于是写来长信兴师问罪。
萨特接到这信，感觉是“像一吨重的砖块击打在身上”，认为这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他和万达的关系，于是赶紧向万达声明，第一，他在1938年10月1日前就终止了同波登的那种性爱关系。在10月他同她见过几次面，但没有睡觉。以后再见到波登是在第二年的6月，就一次，这时波登显得有些疯狂，因为她一直在追萨特，而他总是躲着她。第二，在他同波登相处中，从未说过万达爱他并同他睡觉；他提到万达时，总是说她在逃避他。
这些当然都是事实，我们从萨特书信集中可以看到1938年7月他与波登交往时写给波伏瓦的信，这些信是确切的证明。他还对万达说，他同波登的肉体关系没有任何感情的因素，在同她相处中表现为一种色情狂。这话只有一半是真实的。刚开始时也许没有什么感情因素，但到后来，就不能说完全没有了。不过要否认这一点较为容易，因为没有证据。
如果他象和平时期那样能够自由回到巴黎，凭他在女性面前的三寸不烂之舌，一定会顺利平息这场风波。但现在他回不去。万般无奈，为了让万达确信他说的都是事实，萨特给波登写了一封信，这信先给万达看，然后由她寄给波登。
萨特写这封信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取万达的信任，证明他所说的都是真实的，不怕与对方对质。萨特为了挽回他与万达的关系可谓煞费苦心。在写这封给波登的绝交信时，萨特的感觉是，如果必须去做不正直的事情才能挽回他与万达的关系，他一定要去做。他这样想的时候，显然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他做的这个事恐怕有些不正直、不公平。
实际上，它对于波登确实是不公正的，这封信是对波登的伤害。例如，他在信中劈头就说，“我从没有爱过你”，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刚开始也许他对波登没有什么感情，但后来确实对她说过“我爱你”，这有他当时给波伏瓦的信为证，虽然他说这话时只是为了安慰波登，而且波登也并不相信，但他毕竟说了这话。这封绝交信通篇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似乎从始至终都对波登毫无感情，只是出于色情狂和对童贞的兴趣才与波登有染，这显然是不真实的。即使对他自己说来，也是不公平的，但为了取悦于万达，他也顾不得许多了。
他在信中还说，那时他给波登的一些信件，并不是心里话，而是对激情文学的练习，是为了给他和海狸（波伏瓦）许多取乐的机会。这话虽然是写给万达看的，意思是要万达不把他的那些信当真，但客观上造成对波登人格的侮辱。萨特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他对波伏瓦说，当他有了写这封信的思想时，就知道它是一个腐烂的事情，因为他用垃圾围满自己的脖子（如说自己是色情狂等等），为了万达而造成波登的痛苦，然而他希望这个腐烂的事情。所以在复写这信时，他有两次让它变得文雅一些，大概是想少伤害波登一点，只要万达读后相信其中所说的真相就行了。不久之后他承认，这是他生活中第一个非常糟糕的行动。
在“波登事件”爆发期间和以后一段时间，萨特对于自己同异性的关系，包括自己的性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承认，他同波登的性关系是不光彩的、可耻的。同波登在一起时，他的性品格要比通常情况低下许多。虽然这时他并非真的像信中所说是一个色情狂，至少有较多的猥亵成分，而这种猥亵是他平素十分厌恶的，就好象在自己体内发现肮脏的东西那样。他自我批判说，他的行为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小孩，这整个事件是污秽的。
实际上，对待波登的态度，是他以前同下层女孩子打交道的那种态度的重演，基调是对女性缺乏基本的尊重。萨特多次立下誓言：今后决不会再有这样粗鲁放荡的事件发生。他还具体说，对于“波登“这样的粗俗小事件应该完全弃绝，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情；而对于较大的认真的爱情事件也只能稍微尝试一下。
不仅仅是事件，萨特觉得自己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也必须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他说，在战后，以前那种在女性身上慷慨地下工夫、施小计的做法不应再存在。以前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我不搭理她们，就会伤害她们；而这是太腐烂了。”但这是想跟她们多厮混的借口。而这样太花时间；是不值得的。
从以后情况看，萨特这时的一番反思，既有落实的地方，也有不可能落实的地方。以后类似同波登那样的关系确实没有了，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他不会同对方发展关系，尽可能避免那种粗俗的东西。而决心弃绝所有对女性的诱惑行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那样，萨特也就不是萨特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应征、被俘、抵抗（1）
1939年夏，欧洲政治形势十分紧张，战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萨特已经在考虑，总动员时令下达时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最后他决定听从命运的安排，应征入伍。对于一个自由自在惯了的人来说，要作出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多年后萨特回顾说，当时他本来也可以采取其它态度的，比如说，采取和平主义的态度，逃避战争，但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战争。这既是被迫的，也是自愿的。这里，他对纳粹的反感和厌恶压倒了他对战争的反对。
萨特作出这种选择是有思想基础的。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一般不太关注社会上的一些重大变化，但是，当政治形势威胁到他独立自由的个人生活时，他就不能不作出反应。萨特对纳粹、法西斯一直有着不可遏止的憎恶，尤其对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政策深恶痛绝。这一态度同他孤独者的思想是一致的。孤独者的特点是自由，而纳粹、法西斯主义通过它制造的形象来否定人们的自由，强迫人们服从它；在法西斯主义中，人们被地位高的人所决定，这是萨特所不能忍受的。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同一天，法国和英国发布命令总动员，随后于9月3日向德国宣战。9月2日凌晨3点，萨特蹬上军用靴，带着一个长形帆布用具袋，叫了辆出租到了指定的集合地点。波伏瓦陪他一起去，一直送他上火车。萨特先在南锡受训，然后被派到布鲁马斯，仍然干十年前的本行，气象兵。他的工作就是把许多气球送上天空，然后用双筒望远镜观测，并把观测的结果即风向打电话通知炮兵连的军官。工作是很轻松，但也十分单调乏味。好在他把大量的业余时间用在阅读和写作上，才避免了无聊和烦闷。他的同事皮特尔称他为发国难财的人，因为在军队生活中他抓到了这么多的空闲时间来看书和写作。
这些气象兵同事都是萨特以前不认识的。他同这个叫皮特尔的关系很好。他是犹太人。他们后来都成了德军俘虏，又都从战俘营中逃了出来。但他同另一个同事彼埃尔下士的关系却不太好。彼埃尔也是教师，他隐隐约约暗示萨特，他们之间应该有一种默契的关系，而萨特并没有作出呼应，于是这位下士就对萨特暗含恨意。
应征入伍后，萨特觉得自己的生活似乎一下子被分成截然不同的两半。此前，他觉得自己是充分独立的，跟自己所处的社会只有一种形而上的关系；他来这个世上，除了完成一个作家的使命，实在不知道自己同这个社会、同周围这些人还有什麽其它的关系。 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他跟这个社会、跟他人紧密相关，不管他愿不愿意，都不得不形而下地深入到这个社会和他人之中。他被强制性地动员入伍，从原先所在的地方，从亲人朋友那里，火车把他带到他根本就不想来的地方。
在军营里，他成了另一个人。他不再属于自己。他一点也没有想到，由于希特勒的出现和他的军队对法国的威胁，他的生活一下子就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竟被他人所决定。现在他渐渐理解到了这一点。他的伙伴穿着同样的军装，他跟他们不是家庭关系，也不是友谊关系，但仍然被一种十分重要的关系所连结。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使他们共同干些事情：发射气球，用双筒望远镜观察它们。尽管他们以前素不相识，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却共同干活，互相帮助，而这一切都是在离德国军队几里远的地方进行的。德国人在那边也干着同样的事情，他们正准备对这边发动一场攻击。在这种境况下，萨特深切地认识到什么是历史：这个历史事件是由集体共同决定的，每一个人都在实现它，但他们是在完全不自觉或不自愿的情况下实现它的。
1940年6月中旬，萨特所在部队转移到阿尔萨斯，法德边境。部队没有接到进一步行动的明确指令，而德国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他们的大炮已经把不远处的一个村庄夷为一片废墟，萨特他们从高处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显然第二天敌人就要打过来了。这时，部队开始出现混乱，指挥官犹豫不决，不知是径直冲上去打，还是设法避开对方，最后，他们竟抛开整个部队单独逃跑了。而萨特和其他士兵并不知情，仍然安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萨特被一阵枪声和喊叫声惊醒。他立即意识到：德国人打来了。他赶紧穿上衣服，走了出去──他是睡在一个农民家中，一出门就当了俘虏。德国人大声呵斥着他和他的同伴，用枪逼着他们往前走。随着一阵巨响传来，萨特看到，一枚炮弹击中了附近一个教堂。那里面有前一天到达这里的部队，不是萨特所在的部队。他们没有投降，于是德国人向他们开了炮。这一刻萨特感受到一种深深的耻辱，一种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放下武器的耻辱。虽说这时也没有任何可以抵抗的条件，但看到在教堂抵抗敌军的人们，他仍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羞耻。在德国人步枪的押送下，萨特和同伴通过广场来到指定的地方。萨特后来在小说《自由之路》第三卷《心灵之死》中描述了当战俘的情况，小说中布吕内的经历就是萨特的经历。
这一天是6月21日，正好是萨特35岁生日，他在35岁生日这一天做了俘虏。更为奇特的是，在他当俘虏几个小时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停战协议开始生效；也就是说，如果这场战斗晚发生几个小时，萨特和他的同伴的命运就会完全不同。偶然性、荒诞，他早就体味过，但那主要是在精神上，现在则以最残酷的形式在他身上现实地重演。
萨特和他的伙伴在德国人的押送下走着，不知道要被押往何处，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战俘们私下议论着，有的人抱着希望：德国人会在一．两个星期内释放他们。他们被带到一个宪兵队营地，后来知道这是在巴卡拉，在斯特拉斯堡和南锡之间。他们被安排睡在地板上，一间房十几个人。除了地铺，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一张桌子，没有一把椅子。 这还不是主要问题，到后来，他们甚至连吃的东西都没有了，因为管理这个营地的德国人根本没有把这些战俘当回事，有几天时间忘记了这儿还有这么多人。由于一连几天吃不到任何东西，萨特他们极度虚弱地躺着，开始出现精神错乱的症状。幸运的是，管事的德国人突然记起了这些战俘，又开始给他们食物，他们总算是活过来了，但身心受到很大摧残。几乎都失去了笑的能力。萨特有一个多月没有洗澡和刮脸，身上开始长虱子。
即使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萨特在被俘一个月后就继续自己的写作。他趴在地板上，写他的小说和哲学，每天要写许多页。他实践了自己对波伏瓦说的话：“一个人即使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也可以生活在平静之中！”现在，写作就是他的生命，这也是他唯一能表达自身自由的方式。
最后的结果比战俘们预料的都要坏：他们原以为会被留在法国，直到有一天德国人平静下来，就放他们回家，而到了8月中旬，他们被装进火车运到德国，送进特里尔的一个战俘营，在山顶上。战俘营的一边是一条路，路的另一边是一个德国人的营地，有许多战俘被派到这个德国营地干活。这儿靠近卢森堡边界。
因为懂德语，在战俘营萨特被安排为医院的翻译，同两个战俘同居一室，平时可以在营内走动。他后来回顾战俘营的境况时说：“这儿既不能过又很容易过。”正是在这里，在战俘集中营，在这所监狱里，萨特才真正找到他自以为有使命找到并通过文学把它公之于众的关于世界历史的真理。他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面临各种危险的国家里，他自己正面临着各种危险。他体会到被囚禁这一深刻的异化，体会到在极端情况下人与人的关系，体会到敌人，真正的敌人。而他和同伴们有一种整体感，一种被打败的思想，一种当了战俘的思想，这在那个特殊时刻比任何别的东西都重要得多。
在这里，他得同自己的敌人接触，还得服从他们的命令。这里有一个战胜者的社会和一个战败者的社会。什么是敌人，他现在有了真正的认识；这并不是同一个社会中用文字或语言来攻击你的人，而是全付武装、随时可以置你于死地的人。
萨特经受了一次死亡的威胁。一天晚上，在打了熄灯铃后，他正慢慢走回住的房间。突然，一道手电光照射在他的脸上。哨兵开始喊叫起来，用枪刺威胁他。萨特猜想这个家伙不一定会刺穿他的腹部致他于死命，但很可能想刺伤他的大腿让他疼痛难受。这个哨兵正等着萨特转过身去。萨特慢慢地转着身，转得很慢很慢。他从未像现在这样生动而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背部肌肉的无力。最后他被狠狠地踢了一脚，摔倒在住处的门上。当他走进这房子时，他大笑不止，──这是神经紧张的反应。当他告诉同室人他为什么笑时，他们也跟着大笑起来。
在战俘营同德国人接触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更多的是同自己人在一起。在这里，萨特重新寻找朋友和友谊。他结识的一个朋友是贝尔纳，战前也住在勒阿弗尔，是一家报纸的编辑。贝尔纳性格开朗，为人风趣，能说会道，还善于弄到别人很难弄到的食物——这在食品匮乏的战俘营实在是一大特长。他常常帮助萨特；更重要的是，在战俘营他们一起工作，共同抵抗通敌的官兵，这是他们友谊的基础。
萨特还同一个叫勒鲁瓦的神父关系很好。他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之间有时更谈得来一些。勒鲁瓦根本不在意萨特是一个无神论者，有一次他甚至对萨特说：“如果上帝诅咒你，我也不会进他的天国。” 这个神父为人正直，不自私。据说被俘教士中有一个获释的名额，许多人都去争夺这个机会，而他拒绝这样做，他说神父的职位没有给他任何特权。萨特因此很敬重他。他也很喜欢萨特，乐于向萨特说心里话。
教士中还有不少人以前读过萨特的作品或听说过他的名字，他们有意同他结交。萨特对他们说，如果能找到一些听众，他可以作一个演讲。大约有20来个战俘聚集在一起，萨特给他们讲述了德国诗人黎尔克、法国作家马洛和德国哲人海德格尔关于死亡的观点。在这个随时可能遭遇死亡的时刻，萨特的演讲具有特殊的意义。
大约３个月后，也许德国人有了更合适的人员，萨特的翻译职务被解除了，他很可能接着被派去干苦力。为了避免这种不利环境，萨特报名参加演员的行列。所谓演员，就是星期天在一个大仓库为集中营的战俘和管理者作表演的人。他们有吹小号的、玩杂耍的、拳击手、摔交手等等，大约十几个人，单独住在一个大房间里。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应征、被俘、抵抗（2）
这些人萨特都不认识，但他可以同他们打成一片。晚上大约8点半钟熄灯。熄灯后，他们把蜡烛放在小罐头盒上，萨特开始讲故事，大家都喜欢听。他坐在营房当中的桌子旁边讲着，没有脱衣服。而别的人都在床上躺着。这时萨特感受到一种个人的重要性，他是使他们高兴和感兴趣的伙伴，他使这些听着故事并乐得大笑的人结成一个总体。在这个总体中他承担了自己的自由。他在自身自由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小小的社会，他第一次有了一种关于社会性的实在感。
萨特努力同周围的人接触，同他们建立某种关系。但他对周围的人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有着严格的区分。有些人他很不喜欢。他不喜欢那些不光明正大的人。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中总有某种规则。在这个战俘营，人们在一起生活，要相互信任，相互征求意见等等。而那些为自己捞好处的人很可能变成真正的敌人；这些人不能待人以诚，不愿意承认自己做过的事，胡乱编造一些东西骗人；萨特无法容忍这种骗子。
作为战俘，萨特是不自由的，但他经受战俘生活的方式中具有某种自由。萨特认为，自己的行动并不是由一种外部原因决定的，他应该对一切发生的事情承担责任。他就以这种态度来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最主要的是抵抗。
圣诞节快到了，教士们准备搞一个圣诞剧，他们想到萨特，请他编一个剧本。萨特产生一个念头：将它写成一个号召战俘们抵抗的戏剧。这个剧叫《巴理奥纳》，从表面上看，是一出关于基督诞生的剧，实际上，萨特假托罗马占领巴勒斯坦来暗指德国占领法国，剧中的台词充满对当前局势的暗示。演出时，全场非常安静。德国人不理解它，他们只是把它看成一个圣诞节戏剧。而战俘们一下子都看懂了剧中的含义，大家十分兴奋。有的战俘后来回忆说，本来他们思想有些悲观动摇，受到这个戏剧精神的鼓舞，开始变得坚强起来；他们尤其为剧中黑人国王的表演而感动。而黑人国王的扮演者正是萨特本人。
进行抵抗的重要方式是从战俘营逃跑，萨特一直在想办法逃离战俘集中营。为写《巴理奥纳》，他推迟了逃跑的时间。战俘营离法国与卢森堡的边境很近，有不少犯人越过边境逃走了。战俘营有人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向战俘提供身份证和服装，通过各种巧妙的办法，把他们送出边境。萨特曾考虑采用这种方式逃跑。
正在这时，出现了另一个机会。战俘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老百姓，他们是在路上或村子里被抓来的，德国人已同意放他们走。如果一个人有了预备役付款簿就能证明自己的老百姓身份。如果他服兵役年龄太小或太老，或者身体状况不行，德国人就会把他们放走。而制造假付款簿是很容易的，战俘营有一些刻制图章的高手。萨特给自己弄了本假付款簿。
德国人疑心很重，对那些声称身体不合格的人要逐个进行详细检查。检查轮到萨特时，萨特装出一副很可怜的样子，翻开自己那只坏眼的眼皮，露出几乎完全瞎了的眼睛说：“视力模糊。” 医生对这个证据很满意，把他划到老百姓的行列。萨特和其他老百姓一起被运回法国，在德朗西，被塞在一个营地的大楼房中。两星期后，萨特获得自由。
回到巴黎，刚开始时，萨特对周围的一切有一种强烈的陌生感，甚至对波伏瓦，他最亲密的女人，都有一种难以理解的感受。他对巴黎市民们仍然一如既往地过生活感到惊讶不已：德国占领下的巴黎显得那么平静，人们照常在咖啡馆消磨时间，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萨特想不通：“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心安理得地照常生活下去呢？”那些跟他一样从前线归来或获释回来的人，应该有着同样的感触，但他们为什么不起来抵抗呢？
当他给波伏瓦讲述自己在战俘营9个月的生活和逃跑的经历时，并没有从她那里得到预期的强烈兴趣和共鸣。而且他对波伏瓦的一些行动也看不惯。巴黎物资供应特别紧张，波伏瓦不得不在黑市上买点东西，而萨特认为不行，即使是偶尔买一点茶叶，在他看来也是违背道德规则的。当局要求居民在一份声明自己既不是共济会员也不是犹太人的材料上签字，波伏瓦签了。萨特认为这也是错误的，这是对当局的妥协。波伏瓦向他解释说，在巴黎，活着就意味着妥协。但萨特还是不理解，对一切都看不惯，经常发脾气。
这里，显然是境况的差异造成萨特的不适应。在战俘营,敌我界线十分鲜明：敌人就是敌人，同志就是同志。要么就是站在抵抗运动这一边，反对德国人的统治，要么就是倒向德国人那一边，成为通敌者，中间的道路是没有，也不存在着妥协的余地。在巴黎，在德国占领区，情况就复杂得多。人们要想生存下来就得向当局作某种妥协。即使进行抵抗，那形式也跟战俘营大不相同，其中有许多中间环节和过渡阶段，往往还会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局面。这些，是生活在阵线分明、“非此即彼”的战俘营中的萨特一时难以搞清楚的。
萨特一度想：“与其这样毫无意义地呆在巴黎，不如当初就留在战俘营！”在那个不自由的地方，他反而充分体会到自身的自由和价值。当然，他只是想想而已，不会真的回去；现在他毕竟是生活在比战俘营自由得多的环境里，而且有这么多爱他的亲人。不回集中营，但他要在巴黎创造一个同样能战斗的环境。在回来的第一个晚上，他就对波伏瓦说：“我回来不仅仅是享受自由的甜蜜，而是为了采取行动！”早在战俘营时萨特就已想好，回到巴黎的第一件事就是创立一个抵抗团体，逐渐争取多数人起来抵抗，由此实现一个驱逐德国人的暴力运动。他并没有绝对把握可以成功，相反地，他估计成功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即使这样，他认为仍然应该奋起抵抗，因为最后德国人终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消耗光自己的精力，这就像罗马一样，它征服了一些国家，同时也摧毁了自己。
萨特把准备创建的抵抗组织定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选择这个名称，是同他在战俘营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这时他认为一种包容自由的社会主义是可能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战俘的生活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内容──虽然是一种凄惨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财产，食物是被分配的，义务也是由征服者强加的，但这是一种集体生活，一种公社。萨特由此想象，如果他们的生活不是战俘的生活但保留了这种共同性，那麽这可能是一种幸福愉快的生活。当然，他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同所有的人在一张桌上吃饭等等，而是试图让个人的自由同他人的自由一致起来。
萨特回来后不久就开始着手组织这个抵抗小组。他找到以前教过的学生，还找过梅洛─庞蒂。萨特、波伏瓦、博斯特、让─普隆、梅洛─庞蒂，还有萨特的几个学生，在波伏瓦房间聚会，“社会主义与自由”这个组织就算是成立了。在讨论这个组织的宗旨时，有人建议使用暴力，但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使用炸弹和手榴弹。他们决定，在短期内，除了赢得更多的支持外，以搜集情况为主要任务，然后设法散发简报和小册子之类的东西。他们不久得知，法国有不少类似的组织。萨特开始同它们联系。
这一年暑期，萨特和波伏瓦商量决定到自由区去度假。最主要的目的是同其它抵抗组织取得联系，再就是办理萨特退役手续，而且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向德国人禁令的挑战，是一种冒险。他们来到边界的一个咖啡馆，是事先约好的。但原定的带路人已被德国人逮捕，咖啡馆老板给他们另外安排一个带路人。在等了一下午后，傍晚，一个穿一身黑装的中年妇女同他们见了面，谈好价钱，在深夜带领他们穿过边界线。
在自由区的一个小村庄，萨特找到一个叫卡恩的抵抗组织的成员，他是萨特大学时的同学。他们畅谈了几个小时。萨特还找了另外几个人，其中有纪德、马尔罗这样的文化名人，但他们对萨特联合起来进行抵抗的建议反应冷淡。从联络抵抗组织的目的来说，萨特这次行动基本上是无功而返。
通过这次行动以及以后了解的情况，萨特认识到，他在政治上是软弱无力的。他创建这个组织时，是希望它能够并入一个更大的组织，从而很好地发挥作用。这样的组织是有的，共产党的抵抗组织就十分强大。萨特试图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在法国建立一个人民阵线。他托与共产党交往密切的朋友转达了自己的建议，得到的答复却是：“萨特是德国人派回来的奸细，是披着抵抗的外衣对法国人进行纳粹宣传的。我们决不同萨特一起干任何事情！” 这让萨特深感失望。他不明白共产党人为什麽对他持这种敌对的态度，实际上他们应该十分清楚萨特不是德国奸细，因为在战俘营时萨特同那里的共产党员一起进行过抵抗活动。共产党的态度使萨特无法同他们联合作战。
这时德国人加紧了对抵抗组织的镇压。一度蓬勃发展的各种组织现在不是已经散伙，就是正在解体。同“社会主义和自由”一样，这些组织都是由一些根本没有地下工作经验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它们各自为阵，缺乏凝聚力，很容易被德国人破获。萨特的朋友、波伏瓦的学生都有参加抵抗组织而被抓了起来的，其实他们并没有干什么很有用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萨特这个抵抗小组没有惹什么麻烦，这只能说是幸运。博斯特提着复写机满街乱跑，普隆带着装满小册子的皮包随便往来，这是很危险的。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必须对他们的生命安全负责。为了不让他们遭受无谓的牺牲，萨特开始考虑解散“社会主义与自由”。要作出这个决定对他分外困难：为了创建这个组织，他早在战俘营就策划了好几个月，一回巴黎就开始筹建，实在是难以割舍。思来想去，权衡再三，最后萨特还是痛下决心解散了它。约两年后，共产党人对于萨特的态度有了改变。一天，一个叫克洛德•摩根的共产党员来见萨特，他曾同萨特一起在集中营呆过。他问萨特为什么不参加全国作家委员会，为什么不同共产党一起干。萨特深感惊讶，反问道：“难道你们需要同一个德国奸细一起工作吗？”他拿出一本两年前共产党人印发的小册子，萨特被排在德国奸细的名单之中。摩根看后喊了起来：“这样做太可耻了！”他同萨特一起在集中营战斗过，应该是了解萨特的。他向萨特保证，他们对这种损害萨特名誉的做法一无所知。最后，摩根再三劝说萨特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抵抗活动。萨特同意了。他参加了全国作家委员会的会议，并同共产党人一起搞文字工作，秘密出版刊物，特别是《法国信使报》。萨特还为《法兰西文学》做了大量工作。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存在与虚无（1）
在“二战”期间，萨特完成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
1939年应征入伍后，萨特就计划写这本书，作了大量笔记，勾勒了大致框架。1940年4月中旬回到巴黎休假时，他同波伏瓦谈到自己的哲学构想：他想把自己多年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写进一本哲学专著中，这部书的内容应该比关于想象的书广泛深入得多。萨特觉得自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要么什么都不写，要么就写些最根本的东西。
萨特在部队时接到一个通知，他的小说集《墙》获得民众主义文学奖。他在是否接受这笔奖金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从内心说，他不愿意自己被贴上任何标签，实际上他同民众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他现在正缺钱花，这笔钱正好可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想来想去，最后他决定问问波伏瓦，由她来拿主意。但他马上意识到，这其实还是自己在作决定，因为他太了解她了。波伏瓦的态度，他还没去问就已经知道了：“什么标签问题！我们需要钱，现在有人提供给我们，我们就去得到它。问题很简单！”等到萨特真的去问波伏瓦时，她的回答跟他预想的几乎完全一样。
由这件事，他对自主选择问题作了深入思考：明明是自己作出的决定，又不肯或不敢承担责任，反而转嫁到他人身上，但终究无可推卸，因为这种转嫁仍是一种选择，不选择就是选择了不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注定是自由的，他不可能不自由。他将自己这些关于自由的思想纳入到要写的书中。
被俘后他仍然继续着自己的哲学思考，写了一些篇章。在战俘营，德国人允许战俘看海德格尔的著作，于是萨特要了一本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是他当时唯一可能有的哲学参考书。
逃离战俘营回到巴黎后，1941年秋，也就是在决定解散“社会主义与自由”抵抗小组以后，萨特又开始动手写这部书，1943年初完成了这部巨著，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这也是萨特生活最艰苦的时期。食物匮乏，常常吃不饱肚子。不过萨特很能忍受，随便怎样差的东西他都能吃，有时甚至不吃东西就去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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