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方中央局领导在总结中对毛泽东进行了批判与指责。他们认为攻赣州“依据当时的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之所以没有打下赣州，是由于毛泽东等执行中央命令不坚决，指挥犹豫；4 月红军攻打漳州，本来是在毛泽东正确指挥下取得了胜利，他们指责“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的实现”；至于8 月下旬，红军在南丰、宜黄等地分兵， 作群众工作，他们认为是“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是“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等等。
进而，后方中央局领导认为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指责毛泽东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摇羽毛扇子的方法指挥作战，并且“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等等。
结果，会议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等前方军事领导人的反对，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军权。
宁都会议激起的余波很快落到了黄克诚头上。
黄克诚一贯“右倾”，多次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对抗中央路线，而且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这些主张简直是毛泽东的翻版，因而宁都会议结束后，红三军团专门开展对黄克诚的批判。
广昌会议对黄克诚进行了集中批判。
本来，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是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的，但是，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派来的代表，王稼祥还是在会上讲了话，批判黄克诚。
黄克诚听到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批判，并离开红一方面军的消息，心里说什么也想不通。
红军三次反“围剿”，采取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等正确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是全军将土有目共睹的事实。毛泽东之所以在红一方面军全体将士面前享有很高的威信，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又有什么错误？中央关于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很不现实的。湘南暴动开始时何等壮烈？但是，经过冒进湘南，远离根据地，一味攻打县城，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
湘南暴动失败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黄克诚才认识到攻打中心城市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二打长沙的失败，赣州之围徒劳无功，三千红军将士血染沙场，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毛委员反对攻打中心城市难道不对吗？
黄克诚想不通，特别是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更使他对中央苏区的前途，忧心忡忡。脱离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的红军，下一步将如何去行动呢？
如今，又一次面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指责，黄克诚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仅拒绝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敢于直言不讳，批评上级推行的是“左”
倾盲动主义，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在对自己的集中批判面前，黄克诚再次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刚直不阿的革命胸怀，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黄克诚的表现使他再次被降职。
上级认为黄克诚态度不好，一再顽固地坚持错误，已经不适宜带兵，于是撤销了黄克诚红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几天之后他又被调任教导营政治委员。这样，一个多星期之内，连撤两职。黄克诚对此泰然处之，仍然勤恳扎实地在教导营工作，并没有因为遭受批评与降职而闹情绪。
秋去冬来，寒风阵阵。山上的枫树，尽染红色。
贺昌又从红一方面军总部回到了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
这位年轻的上级领导一回来，便打听那位爱与他争吵的年长的下级——
黄克诚。
于是，黄克诚又被贺昌从教导营要了回来，担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
不是“冤家”不碰头。贺昌与黄克诚仍旧意见相悖，每天“争论”不休，贺昌指责黄克诚右倾机会主义，黄克诚也毫不客气，回敬他是盲动主义。
老朋友相聚，还是那副老样子，争论归争论，但他们彼此相处十分融洽，并没有因为各自主张不统一而影响工作。
黑云压境，杀气腾腾。
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积极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围剿”。
1932 年12 月，在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围剿”后，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亲临南昌，分兵左、中、右三路，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采取包围态势，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大“围剿”。
面对敌人的“围剿”，中央苏区进行了积极的备战工作。
1932 年10 月13 日，就在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回到中央政府主持工作的第二天，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战争紧急动员的第十二号通令》。
10 月29 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合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 指挥红军投入反“围剿”的战斗。
11 月24 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又发布紧急训令，指出“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要求各部队抓紧政治工作，提高军事素质，赤化新占区域，做好反“围剿”的各项准备。
这时，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红军，但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仍然采用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一再强调战斗中一定要“运用一、二、三次战役的宝贵经验，来准备和进行全战线上的运动的战斗，以反对国民党的军队。”
因而，1933 年初，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红军接连取得黄狮渡、浒湾两次大捷，俘敌四千，缴枪四千，大快人心！
战斗结束后，周恩来提议，主力红军北上贵溪，与赣东北的红十军密切联系，在抚河至信江之间的广大区域间于运动中伺机歼敌。
然而，这一主张遭后方中央局领导的反对，恰在此时，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移至中央苏区瑞金，临时中央也反对主力红军北上，担心中央苏区兵力空虚，无法抵御敌人的大举进攻。于是周恩来的正确建议被否定，临时中央要求主力红军西渡抚河，攻打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南城，进而威逼、夺取临川、南昌。
红三军团政治部。
南丰前线传来的消息使黄克诚陷入一缕难以化解的哀思里。
红三师师长彭遨牺牲了！黄克诚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彭遨是红三军团最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之一，别看他长着一脸络腮胡子，显得有些凶，他可是个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彭遨曾经是湖南长沙楚怡工业学校毕业生，参加过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由于他勇敢善战，又富有组织工作能力，很快成为红军中的优秀指挥员。红三军团成立后，他一直担任红三师师长。彭遨为人爽快。指挥有方，深受战士们的爱戴。战士们常挂在嘴边这样一句话：“跟着彭师长，保证打胜仗”。黄克诚与彭遨共事多年，相交甚深。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红三师攻打建宁城，要不是彭遨，黄克诚十有八九会血染疆场。这次南丰攻坚战，红三师担任主攻，因为南丰是敌人在赣东的支撑点，守敌实力较强，红三师强攻数次，只消灭了城外一些堡垒阵地，彭遨师长见久攻不下，亲临前沿观察敌情，不幸被敌人机枪击中，当场壮烈牺牲。黄克诚眼前又浮现彭遨的音容笑貌，眼泪禁不住流出服眶。
红军主力攻打南丰，连续强攻未克，彭遨师长阵亡，伤亡四百人以上，黄克诚闻讯心急似焚。
周恩来、朱德亲临前线了解战况后，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方针。以红军一部佯攻，主力则主动撤围，转移到宜黄乐安一线以南。先后在黄陂、草台冈设伏，取得黄陂和草台冈战斗的胜利，全歼蒋介石嫡系三个师，俘敌达两万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红军装备明显改观。
第四次反“围剿”，红军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黄克诚也融入了中央苏区欢乐喜庆的氛围里。
就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贺昌在行军途中，不慎坠马受伤，被送往瑞金后方医院治疗，黄克诚旋即被任命为三军团政治部主任。
几个月里，黄克诚又一次大起大落，担负起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重任。
从参加革命算起，黄克诚可以说饱经风雨，然而他那刚直不阿，对革命忠贞不渝的拳拳之心，依然如旧。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乐安大湖坪，雾气濛濛。
黄克诚再次被降职。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红一方面军奉命前往乐安县大湖坪，开始进行整编。
大湖坪整编后的红一方面军各部都缩编了，取消了军，师编为团，这样，红军共整编为八个师。红三军团则整编为第四、五六三个师。
刚刚迁入瑞金的临时中央在干部政策上，片面强调红军骨干应是工人出身的“无产阶级分子”，于是，黄克诚被调离红三军团领导层，下派到红五师担任政治部主任。
其实，不只是黄克诚一个人，一大批红军干部，尤其是原来赞成和拥护毛泽东主张的干部，均被调离了主力红军。
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不久也被撤销了职务，彭德怀军团长心存异议，急忙电告临时中央，认为在战争环境中，军中高级干部不宜轻易调换，况且滕政委在战士中素有威望，因而他请求免调腾代远。但是，临时中央没有回电。彭德怀只好放滕代远走了，自己生闷气。
天气一天天热起来，临时中央领导人也有些头脑发热，开始在红军中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方针，实行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分离作战，用“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平均主义。
7 月的大湖坪，烈日当空。
红三军团全体指战员举行誓师大会。周恩来、朱德等红一方面领导人传达了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以红三军团第四、五师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滕代远为政委，同时辅以地方部队配合，入闽作战。
接着，大会进行了作战动员，传达了临时中央提出的东征任务：“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黄克诚听完这些鼓舞人心的口号，心里高兴不起来，这与李立三“左”
倾冒险主义路线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他心中嘀咕。
东进初期，东方军进展顺利，先是击溃朋口之敌，进而尾追一百余里，攻克连城、清流、归化等县。
黄克诚所在的红五师奉命奔袭泉上。泉上是宁化重镇，地扼宁化、清流、归化三县的咽喉要道。红五师冒雨疾进，迅速拔除了泉上外围的敌人据点后，将泉上团团围住。泉上守敌依托土围子，负隅顽抗，并多次企图突围逃跑，被红五师顽强堵回。红五师挖了一条通向土围子围墙的地道，埋好炸药，“轰隆”一声巨响过后，围墙已经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红五师趁势发起冲锋，全歼守敌，俘敌一千多人，缴获了大批粮食、弹药。
东方军自入闽作战以来，一直孤军深入，后勤没有保障，因而粮食困难，部队常常每天只吃两顿稀饭。行军途经山区，又逢雨季，河水猛涨，粮食更无法解决。泉上一役，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不过，由于连日酷暑征战，东方军病员激增，战斗力削弱许多。
但是，临时中央授权中革军委命令东方军继续南下，逼迫敌人与之决战，以减轻南方战线今后的困难。
东方军奉命投入了紧张，激烈而又残酷的战斗中。
连日征战，时而酷暑骄阳，时而大雨滂沱，加上缺粮短米，黄克诚患上了痢疾。因为没有治痢疾的药，师卫生队只好给黄克诚反复灌肠，搞得他浑身瘫软无力，连路也走不动了。但是，黄克诚仍然坚持跟随部队行动。
闽西地区山多田少，夏季气候变化无常，行军十分困难，病中的黄克诚更是可想而知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
不久，部队搞到一只鸡，这可是难得的佳肴。卫生队便加上一些洋参须子，熬了一大锅鸡汤，给病中的黄克诚吃下去。黄克诚渐渐恢复了体力，精神也好了许多。
不久，红五军沿闽江南岸而下，进军延平。围攻延平，红五师遭受很大① 不久，滕代远调离红三军团，由杨尚昆接任。——作者注。
损失，其中第十二团政委及其继任者先后牺牲。
这样，东方军从7 月初入闽，共历时三个月，虽然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战果不大，而且连续征战，疲于奔命，常常与装备优良的敌军作战，战斗往往极为紧张、激烈、残酷，造成伤亡和疾病减员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黄克诚目睹发生的一切，心里很不平静，更加认识到这是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分开后，造成了这种结果。
两个拳头打人，结果是红一军团这一个拳头置于无用，红三军团这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黄克诚隐约感到红军在行动上出现了问题。
就在这时，蒋介石又在积极备战，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即将到来。
1933 年9 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外国军事顾问的协助下，纠集六十四个师又七个旅共五十万人，向中央苏区发动全面进攻。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拉开了沉重的帷幕。瑞金沙洲坝。秋意浓了，太阳黯淡了。
鸭子一半在稻田里，一半栖在田梗上。
一幢新建的三套间房子，孤零零竖在稻田中央，沉浸在落日的余辉里。
一个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坐在正中堂屋里，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傅古亲热地交谈。他就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由于博古对军事一窍不通，他开始倚仗这位德国人李德，指挥中央红军了。
共产国际派来军事顾问的消息，很快传到黄克诚的耳朵里。黄克诚还知道了同志们背后对顾问的称呼——“独立房子”。李德新官上任“三把火”，却让黄克诚忧心如焚，明显预感到红军的前途不妙！
9 月28 日，敌人袭击中央苏区的黎川县城。
李德与临时中央急令东方军回师中央苏区北线，要求收复黎川，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
苦战三个月，根本没有休整的东方军，在彭德怀指挥下，奉命西返，长途跋涉，向黎川方向进发。
部队路经洵口，与敌第六师一部遭遇，取得首战胜利。接着，又奉命向硝石进攻。硝石有敌人重兵防守，筑有坚固阵地，东方军连续攻击五日不克。
彭德怀分析敌情后，果断率部撤离，幸免于难。
刚离开硝石，李德又命令红三军团长距离行军，去攻打抚州附近的浒湾。
浒湾敌军以逸待劳，凭借坚固堡垒，疯狂反扑，红军遭到很大伤亡，被迫转移。
浒湾失利，临时中央大动肝火，李德更是火冒三丈。李德不好直接追究彭德怀的责任，就抓来红七军团政委肖劲光，撤职并开除党籍，交付审判。
黄克诚所在的红五师也有一个团政委被抓作替罪羊，当即被撤销职务，并加以处决。
对李德的这一连串动作，黄克诚很有看法。
过去，按照毛泽东指挥作战的经验，红军打完一仗，都进行必要的休整，以便养精蓄锐，寻机歼敌。可是，李德全然不顾东方军鞍马劳顿，连续几个月长途奔波之苦，一味命令红三军团进攻来犯之敌；而敌人筑有坚固的阵地，以逸待劳，这样打仗，红军自然受制于敌，浒湾战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但是，李德不检讨自己的指挥过错，反而乱捕、滥杀毫不相于的红军干部，追究前线指挥员的责任。黄克诚觉得李德真是以势压人，殃及无辜。这样，红军能打胜仗吗？
其实，这些日子以来，黄克诚说话已经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因而凡遇到有关打仗的事，全由红五师师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决定。
自临时中央进入苏区以后，无论军队还是地方，很多持不同意见，或者是赞成、支持毛泽东的同志，都遭到“左”倾领导者的追究，受到“残酷迫害，无情打击”。
黄克诚知道，自己一旦不慎说出人家不中意的话，就可能被整掉，永远缄口。既然自己的意见丝毫不起作用，又何必多说什么？后来黄克诚回忆这段情景时叹惜道：
过去红军作战，前线部队有很大的机动性和主动权，估计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明知道会吃亏，就决不蛮干。可现在不同了，不管大仗小仗，统统由上边制定作战方案，下达具体作战命令，前线部队在执行过程中，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机动。本来是按照上边的命令行事，但仗没有打好时，却要追究下边同志的责任，真是咄咄怪事。李德这个人治军，完全照搬德国克劳塞维茨军事学上那一套，毫不顾红军当时的具体情况，不考虑敌强我弱的特点，一味搞正规化，打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这样搞法，红军实在吃不消。我们可以从破译敌台的密码中获取敌人的情报，李德却利用这个好的条件，搞瞎指挥，今天命令部队去攻打这里，明天又命令部队去攻打那里，而自己又不集中兵力。结果，哪里也吃不掉，白白疲劳，消耗了部队。
李德的那一套军事指挥战术，黄克诚不敢苟同。经历硝石、浒湾两次战斗之后，黄克诚开始担忧红军的前途与命运了。天气凉爽，枫叶初红。
敌人占领黎川后，以三个师的兵力，进犯团村地区。团村，位于黎川城与德胜关之间，宛若一个小口袋底。红三军团得知敌军动向，奉命于团村地区隐蔽集结，准备乘敌运动中，对其进行短促而有力的突击。
由于红四师政委彭雪枫在八角亭战斗中负伤，黄克诚被派往红四师接任师政委一职。随即，黄克诚率部奔赴团村地区隐蔽待敌。
天刚蒙蒙亮，一抹朝霞隐现山间。
敌人进入了红三军团伏击区域。
彭德怀军团长大手有力一挥，红四师与兄弟部队如猛虎下山，突然向敌人发起了冲锋。
霎那间，枪炮声响彻云霄。
敌人顿时乱作一团，狼奔豕突，仓惶逃命。红军趁势猛冲，穷追敌寇。
尘土漫天，红军战士个个像丛林猛虎，突人“群羊”。
时过正午，耀眼的阳光直刺人的眼睛。
红军由东向西追击敌人，正好面对强烈的阳光，眼前白花花一片，看不见敌人，而敌人背对阳光，丝毫不受影响，反而将红军观察得一清二楚。于是，敌人架起机枪向红军猛烈扫射，压得红军抬不起头来。
红四师师长张锡龙与黄克诚冒着枪林弹雨，赶赴前沿视察。
张锡龙曾毕业于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军事素质相当好，尤其是他的枪法，可以抬手一枪击中飞起的麻雀。黄克诚与他相处时间虽短，但很佩服他。张锡龙每天早上五点准时起床学习，工作起来从不知疲倦，打起仗来又勇敢顽强。
团村战斗开始后，张锡龙一个劲地往前冲，黄克诚紧随其后。本来嘛，政委总要协助师长指挥，师长到哪里，他也应该跟到那里，况且亲临前线是黄克诚打仗时的一贯作风。
张锡龙身体素质好，跑起来疾步如风，黄克诚视力不好，戴副大眼镜片，体力较差，所以跟上张锡龙颇费一番气力。
这时，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了前沿阵地，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
在他们侧面，大约两里左右的一个山头上，驻有敌人。
他们居高临下，很快发现了张锡龙和黄克诚，掉转机枪，向他们扫射过来。
随着“哒哒哒”一梭子枪响，毫无觉察的张锡龙头部中弹，当即倒在血泊中。子弹穿过张锡龙头部，径奔黄克诚，黄克诚猝不及防，只听“啪”一声，他的大眼镜片子被打碎，掉落在地。
黄克诚顿觉眼前一片模糊，情急之下就地一蹲，用手去摸眼镜，手刚触眼镜，就听见旁边的张锡龙口中发出咕噜咕噜声响。黄克诚暗叫不好，赶忙掏出一副备用眼镜戴上，目光盯向张锡龙，张锡龙头部鲜血汩汩而出，早已牺牲！
黄克诚悲愤欲绝，半年之内，与己共事的两位师长捐躯疆场，而且是德才兼备的优秀军事指挥员。
黄克诚抑制住心中的悲愤，率领红四师直入敌阵，在“为师长报仇”的口号声中，杀得敌人鬼哭狼嚎，节节溃退。然而，敌我兵力相差过于悬殊，红军只有一万两千多人，敌人却达三万之多。
团村之战，红军虽然击溃敌军，使敌人付出伤亡一千多人的代价，然而红军亦伤亡千余人，而且让敌人逃跑了，未能全歼敌军。
李德的错误指挥，使红军痛失歼敌良机。
黄克诚在痛惜张锡龙阵亡之余，对李德的瞎指挥更有意见了。回想起过去毛泽东指挥红军作战，那么运用自如，调动敌人疲于奔命，黄克诚心底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应该让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红军。
鏖战正急，毛泽东却在后方领导查田。
这是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交待给毛泽东的任务。自临时中央进入苏区以后，赞同与支持毛泽东的同志屡遭责难和打击，毛泽东的处境可想而知。
毛泽东连军事上的发言权也失去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更是在背地里嘲笑他是个愚昧无知的农民。毛泽东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默默地为党工作。黎川与泰宁交界处。山峦起伏，林海茫茫。
红四师奉命接防，与红一军团会合了。这是两军自分兵作战一年多来第一次会师。
广大指战员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红一军团长林彪径直来到红四师政委黄克诚面前，劈头就问：“有盐没有？快支援一点吧。”
林彪是红一方面军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性格内向，言语简短。
原来，红一军团已经很久没吃到盐了。
黄克减赶忙传令将红四师携带的盐分一些给红一军团。幸好，不久前，红三军团打沙县、尤溪时缴获了大批盐，而且占领了一座兵工厂，使红三军团全体指战员个个穿上了新衣，子弹袋装得满当当的，一改要吃没吃、要穿没穿、要子弹没子弹的局面。
林彪看到红四师干部战士穿戴整齐、弹药充足，还带了不少东西，很高兴，便又向黄克诚要了些腊肉、弹药等。黄克诚感慨万端。
“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干军如卷席”的红军哪里去了？黄克诚禁不住回想起，毛泽东领导红军时，规定的红军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如今，却只剩下打仗这一项了，军民之间鱼水之情被军队与地方、群众相脱离所取代。过去毛泽东指挥红军打仗，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最后各个歼灭敌人。
现在，红军分兵作战，听命于军事上的瞎指挥，结果，连连受挫，战斗力日益削弱，敌人却从四面八方不断蜂拥而来。军事上受挫的同时，中央苏区的经济也出现了严重困难。这固然与敌人对苏区的包围封锁分不开，但也是“左”倾政策造成的恶果。就拿盐来说吧，过去可以通过私商将盐从吉安、赣州等地运进中央苏区，可是，自从实行了“左”的商业政策后，不准私商贩盐，反而将自己封锁了起来，红军与苏区群众吃盐发生了很大困难，前线将士每天还可以有一点盐吃，后方干脆无盐可吃了。要不是红四师不久前缴获了一批盐，黄克诚真发愁到哪里找盐给红一军团的同志们。
红四师刚刚休整几天，中央就来电指示，红四师立即赶赴建宁、泰宁地区，接防红一军团的阵地，参加打黎川的战斗。目送红一军团向预定地域出发后，黄克诚步履沉重，返回师部驻地。
霜晨月，阴霾渐起。
瑞金沙洲坝，“独立房子”。
中间的那间会议室里，墙上挂满了军事地图。几份已被译成俄文的电报散落在桌子上。电报旁一杯咖啡在冒着徐徐的热气，这是红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搞来的，专供李德使用。李德又在向博古兜售他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来的“短促突击战术”。
“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再也不能打游击战，应该打正规战。
不能放弃一寸土地，坚决御敌于国门之外，把敌人消灭在阵地前，用红军的碉堡战，对付蒋介石的碉堡战，为粉碎敌人的堡垒，红军应在敌人离开堡垒向前移动时，突击其先头部队，当敌人离开前进到十里以外时突击其后续部队..”李德的确像个理论家，而且常常旁证博引，极富说服力，不过他那套军事理论，远远脱离了中央红军的实际。“乞丐与龙王爷比宝”，毛泽东一语中的。
广昌，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群山环抱。盱江左岸的广昌打破了往日的沉寂，笼罩在一片炮火硝烟中。
蒋介石调集北路军总指挥陈诚的十一个师，沿盱江而进，每天一、两公里，水泥钢筋构筑的坚固堡垒递次跟进，缓缓逼近广昌。
红军由博古、李德亲组临时司令部，分任政委、总司令，调集红一方面军九个师，死守广昌。
广昌内外，全是用木头架子垒上泥土而成的简易堡垒。李德要用它们“严阵以待”敌人的到来。
1934 年4 月10 日，一场堡垒对堡垒空前酷烈的战斗猛然拉开帷幕。
敌人三四十架飞机轮番轰炸红军阵地，山炮、野炮、重迫击炮交叉实施射击，炮弹雨点般倾泻到广昌北大门外，简易堡垒倾刻间化为焦土，守护的几百名红军战士永远闭上了眼睛！
敌人以营为方阵组成集团冲锋队形，在炮火掩护下，黑压压围攻过来。
红军依托阵地，奋力反击。四十多里的战线上，杀声四起，枪声震天，浓烟滚滚。
红军弹药不足，火力不猛，眼见敌人蜂拥而来，几经冲杀，作用甚微。
敌人开始慢慢逼近，红军辗转苦战。
黄克诚亲率红四师与敌人展开了拼杀攻夺战。
眼看红军伤亡越来越多，黄克诚心里窝火，这仗越打越别扭！
其实，广昌决战一开始，黄克诚就持反对态度。死守广昌？简直拿红军战士的生命开玩笑。他不止一次地对部下讲，李德那一套“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是错误的，敌人又是飞机又是大炮，我们连步枪、手榴弹都没有保障，单靠阵地防御怎么能顶得住呢？黄克诚认为应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运动游击战术原则，避敌锋芒，进行必要的战略转移，到湘赣边开辟新区，保存和发展红军势力。
“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李德关于“短促突击”的论述仿佛在黄克诚耳边响起。
“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这不是让战士们送死吗？还谈什么“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黄克诚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拿起电话，找军团长彭德怀反映意见。
彭德怀这时也憋了一肚子火。
自从东方军入闽作战以来，红三军团打的胜仗屈指可数。这次反“围剿”，与敌人搞堡垒阵地战，人家堡垒坚固，人多势众，装备优良，红军只有挨打的份，仗自然越打越艰苦。
“照这个样子打下去，红军要被搞垮的，一点儿路也没有。你现在讲话还能起点作用，是不是你向中央提个建议，请毛泽东指挥，或许可以扭转危机。”电话那头传来黄克诚焦的的声音。
彭德怀手持话筒，沉默不语。其实，黄克诚这位敢于直言不讳的老部下，已经多次向他提过类似的建议了。
的确，这是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中肯建议，黄克诚关于红军前途的预测，也绝非危言耸听，彭德怀深有同感。作为一名独当一面的高级红军指挥员，彭德怀向中央建议也属于正常。但是，当时，政治气氛异常紧张，组织生活亦不正常，彭德怀贸然提出这一建议，不仅无人听从，恐怕还会影响全局，因此，彭德怀对于黄克诚的提议，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对于李德的瞎指挥，彭德怀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他向博古、李德建议放弃固守广昌，大声疾呼：“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两千人，将全部毁灭，死守广昌又从何谈起？”
博古、李德置若罔闻。他们头脑里正充斥着一种激情：要么胜利，要么死亡！为着保卫赤色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
战斗进入异常残酷的阶段：广昌城里，残垣断壁，浓烟滚滚，硝烟弥漫；山岗上，田野里，弹坑累累，到处是横七竖八、血肉模糊的尸体。
红军构筑的“永久”工事、碉堡群，几乎被炸平了，几缕破军衣在残垣断壁上摇曳。
4 月28 日，广昌终于失守了。
落日的余辉将整个战场笼罩在一片悲壮的氛围中。黄克诚率部撤出了广昌。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黄克诚十分清楚，门户一开，中央苏区岌岌可危了。
一弯镰月，悬挂中天。惨白的月光倾泻在红四师宿营地。周围宁静得近乎沉寂。微风吹来，让人略感清爽。黄克诚一路行军积攒了一肚子的牢骚与意见。
广昌失守，红三军团又奉命为阻击敌人南下而西进。西进途中，部队奉命处处设防，搞阵地防御，而且每天都在打仗，有时甚至一天打好几次仗。
几个月来，红军几乎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上有飞机轰炸扫射，下有敌人轮番猛攻。部队伙食跟不上，也没有盐吃，干部战士体力不断下降，战斗力日趋削弱。进入7 月，敌人集中三十一个师，兵分六路向红军展开全面进攻， 军事顾问李德竟然命令红军针锋相对，六路分兵迎敌，全线抵御，用九个师的兵力抵御三十一个师的进攻！结果可想而知———红军处处被动挨打。
红四师历经高虎脑、万年亭、驿前镇等战斗后，伤亡十分严重，打得也相当艰苦。
驿前镇战斗开始时，红军构筑了三道防线，在阵地前沿埋设地雷，堆筑鹿砦，埋设竹钉，修建较为严密的工事。但是，在敌人飞机大炮一阵猛轰滥炸之下，全部心血付之东流！红军只好依托交通壕与进攻的敌人展开血战。
子弹打光了，红军只好组织小分队，趁着夜色掩护，摸爬到阵地前，在敌人的尸体堆里摸拣枪枝弹药。最后，战斗以红军主动撤退而告终。更为可憎的是，在敌人的强大进攻面前，红四师参谋长被吓破了胆，叛逃到国民党军队去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红军只是关注于行军打仗，没有时间召集干部开会了。
黄克诚心里有意见，对李德的瞎指挥不满，担忧红军的前途，但是又无处可提。贸然向上级提意见，很可能招来大祸临头。黄克诚实在憋不住了，他愤然说了些“短促突击、红军送死”之类的牢骚话。
不料有人把黄克诚的这些牢骚话向上级报告了。
彭德怀听说此事，把黄克诚叫了来：“再提意见，你就要被撵出红军了。”
彭德怀私下里欣赏这位耿直的老部下，忍不住出言劝慰。黄克诚坦然答道：
“我又不是哑巴，岂能有话不说。”
彭德怀笑了：“暂时少说是为了争取多说。你少说，我多说。你要是不停他说，很快人家就一句也不让你说。”
黄克诚痛心疾首地说道：“如果继续照这样打下去，必将断送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
转眼到了酷暑八月。
红军且战且退，伤亡不断增加，并且疟疾等传染病流行，很多红军指战员都患了病，身体更加虚弱。
一天，红四师接到命令，跟随彭军团长上山看阵地。黄克诚立即传令四师的干部骑马上山。快到山上时，黄克诚远远地看见彭德怀已经在山上了，他赶忙轻声招呼红四师干部：“下马，下马，彭军团长在山上边哩。”
原来，彭德怀治军严格，要求干部们率先垂范，身先士卒。他自己常常以身作则，行军打仗时，总是步行，把马让给伤病员骑，因而他不赞成干部平时骑马，如果让他碰到没有病骑马，准挨批评：“年轻轻的骑牲口干什么？”
这次，黄克诚见大家都身疲力竭，也就没有提醒大家。师长洪超没有下马，说道：“反正他已经看见了，骑上去挨骂，牵上去也挨骂，索性骑上让他骂更好些。”
红十一团政委王平大病未愈，也没下马。
到了山上，彭德怀并没有责怪大家，反而问道：“你们都没骑马上来吗？”
洪超大声答道：“谁敢骑呀？只有我这个铁皮脑袋不怕，骑着马上来准备挨骂。”
彭德怀带着爱怜而又沉重的表情说：“现在大家身体都不行了，太疲劳了。我也正在打摆子发疟疾，也是骑马上来的。以后身体支持不住就骑马吧！”
大家看完地形下山后，军团给各团供给处长下了通知，每星期想办法给团长、政委炖只鸡吃，补养身体。
彭德怀关心部下，给黄克诚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打了一年之久，敌人缓缓推进，缩小对中央苏区的包围，红军和中央苏区陷入绝境。
这时，毛泽东再次站了出来，向博古、李德进言：“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
结果，这一正确建议遭拒绝。
1934 年10 月上旬，敌人先后攻占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会昌一线，中央红军已处于十分危急的局面。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突围转移，势在必行。
第六章 当先锋处逆境辗转长征路
红三军团野战医院。
10 月的阳光，依旧火辣辣，刺射人眼。阳光透过樟树树叶照在地上，留下参差斑驳的黑影。
黄克诚急匆匆走进医院。
驿前镇战斗结束后，红三军团撤回于都。这时，中央局书记博古来到三军团，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他告诉大家，红军将要转移阵地，动员部队突围。但是，博古没有讲红军究竟要到哪里去。
其实，广昌战役失利以后，李德、博古就在上层秘密开始了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不过，准备工作是不充分的。“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在这种“左”倾思想指导下，红军突围转移成了一种秘而不宣的意图，甚至连很多党的高级领导人都不知道。
不过，随着准备工作的秘密进行，还是让人嗅出了一些异常的味道。
9 月29 日，《红色中华》发表了张闻天的一篇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黄克诚注意到，文章虽然还存在着肯定“堡垒战”、“进攻路线”的“左”
的错误观点，但是文章已提出反对“在苏区内部同敌人拼命，直到一兵一卒，同苏区的每寸领土共存亡”的观点，特别指出应当“依照当时的具体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
博古的讲话和张闻大的文章使黄克诚敏锐地察觉出中央已打算放弃中央苏区，有向外线转移的迹象。
因而，黄克诚急忙赶来野战医院，动员伤病员立即出院。主力红军一旦突围，滞留中央苏区将会面临极为危险的境地，黄克诚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他穿过简陋的病房，疾步向红四师三营营长张震的病床走去。
病房里显得有些脏乱与嘈杂。
三营营长张震正倚靠在床上，若有所思。
张震身材高高的，略显瘦弱，面容果敢坚毅。他是在驿前镇战斗中英勇负伤的。
黄克诚推门走进病房，来到张震病床前。
“你快出院吧。”黄克诚开门见山，向张震说道。张震猛然一愣，心里直纳闷：虽然自己只是伤了手，并不严重，但是，政委平时很关心下级的呀，今天这是怎么了？张震忍不住开玩笑他说：“我为什么要出院？伤还没好呢！”他知道黄政委待人随和，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干部战士们和黄政委在一起时都很随便。
黄克诚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板起脸严肃地说：“伤没好也要出院，这是命令！”
说完，转身准备出门。
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又转过身来，向张震说道：“上次打赣州时，我说过要砍你的头，说你没收了人家铺子，这事情搞错了，不是你那个连，怪我没好好调查。”
张震默然了，两年前的那件小事，政委还记得这么清楚，使他深受感动。
原来，1932 年初，红军打赣州，张震担任黄克诚率领的红一师一连连长。
在迸逼赣州以后，红一师有一个连没收了城边的一家铺子。黄克诚政委一听，火冒三丈，上级三令五申，要求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反对没收工厂、银行、商店，竟然有人顶风而上，这还了得！黄克诚叫上警卫员，直奔张震的一连连部。情急之下，黄克诚只听说是一连干的，也未进行调查，就来到了一连连部门口。
“张震，你出来，我杀了你的头！”黄克诚禁不住火气，嚷了起来。
听到政委那沙哑的嗓音，张震搞不清怎么回事，急忙跑出来，敬礼说：
“政委，什么事？”
“什么事？你们干的好事！你说，你们为什么没收人家的铺子？”黄克诚毫不客气，发出了连珠炮式的质问。
张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年轻气盛，火也上来了：“你凭什么说我们没收了铺子？”
“有人反映了。”
“谁？”
黄克诚刚想说下去，师部方向传来枪声，敌人突袭红军了。
于是，这件事就这样撂下了。
没想到，两年多后，黄克诚政委还记得此事，并且向他真诚地道歉，张震心里怎能不感动？
张震出院后，才了解到黄克诚政委向红四师的伤病员作了大量工作，钟伟、甘渭汉等基层指挥员都被劝说回了部队。
直到红军突围以后，张震、钟伟等人才真正明白黄政委的一片苦心。
由于伤病员们对于部队马上准备向外线转移的情况一无所知，又没有接到归队的命令，所以黄克诚虽然进行了动员劝说，绝大多数伤病员不想或不能归队。他们后来没有随部队转移，大部分被敌人杀害了，少部分人也不知所终。
1934 年9 月，中央苏区处在一种忙乱而又令人不安的气氛中。
扩大红军的工作猛烈进行。扩红，已经成为几个月来响亮而急切的口号。
征集粮食，生产枪支弹药，编织草鞋..
一切紧锣密鼓地进行。
大量的新军服、新鞋子、被子、粮食、枪支弹药陆续发放到了红三军团第四师。
10 月初，中革军委下达了一系列准备突围的命令和指示。一天，红四师师长洪超打电话给红十一团政委王平：“王平同志，你们立刻派人来师部领枪。”
“团里每个战士已经扛了两条枪了，现有的枪都背不完，还领枪干什么呢。”王平向洪超师长报告。
“你就派一个排来，能背多少就背多少！”
王平申辩道：“师长，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派一个排去，恐怕赶不回来。”
洪超一听火了，在电话里骂了起来，并说要把王平枪毙了。这时，黄克诚正在旁边，他连忙把电话抢了过来，仔细询问了情况后，劝慰了王平几句，把电话挂上了。
随后，他又劝慰起洪超来。
洪超是在张锡龙牺牲后，接任红四师师长的。他参加过平江起义，历任班长、排长、大队长、营长、团长，当师长时才二十五岁，是三军团中的一员猛将。不过，年纪轻，火气也大，做起工作来难免方法简单一些。对这一点，黄克诚心里清楚。所以，黄克诚不慌不忙，劝慰了洪超几句，让他消了火气。其实，也不怪洪超发火。自从中央和中革军委下达突围转移的指示后，各部队奉命整理行装，连坛坛罐罐也要带上，简直像是搬家大行动。然而，命令又不能不执行。听说，中央和军委纵队连需要十几个人抬的机器以及X光机、印钞机器等笨重东西都带上了。为搬扛东西，就动用了五千民伕随军行动！
这哪里是突围转移，分明是搬家！黄克诚心想。秋风萧瑟，大阴沉沉的。
恐怕又要下大雨了。黄克诚下意识地看了看窗外的天空。1934 年10 月上旬，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苏区，踏上了突围转移的征途。
八万多红军像一条灰色的长龙，甬道式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
红三军团担任右翼，其后是八军团；红一军团为左翼，其后是九军团；五军团殿后，中央和军委纵队位列其中。红四师作为右翼先锋，行进在最前边。
黄克诚跟随十一团行军，边走边与十一团政委王平悄声谈论。
王平因患病，不得不坐担架行军。
按照博古、李德的计划，红军突围转移的目的地是湘西，在那里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重建根据地。
但是，广大干部战士一直被蒙在鼓里。
行军途中，不断有战士问旁边的干部：“这里是什么地方？走到哪里是个头？”
“我们这两条腿是属于革命的，上级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走！”干部也不知道，只好这样回答。
听到这样一些议论，黄克诚心里很不是滋味。红军究竟到哪里去？这个广大干部战士迫切急于知道的问题，却以“保守秘密”为由没有传达到全军。
黄克诚一边走，一边悄悄告诉王平，“估计这次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打算第一步先到湖南，你要作好思想准备，做好战士们的工作。”
离中央苏区越来越远了，黄克诚和大家一样心情是复杂而又沉重的。
毕竟，这是广大红军指战员与苏区群众用血肉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
在这里，曾经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农民自己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红军曾经依靠苏区群众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如今，在“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领导和指挥下，要把好端端的中央苏区送给敌人了。
这时，贺昌的身影划过黄克诚的脑际，使他心情愈发沉重。
遵照上级决定，贺昌留守中央苏区，开展对敌斗争。当然，不只贺昌一个人，相当一批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如何叔衡、瞿秋白、陈毅、毛泽民、项英、刘伯坚等，都被留了下来。
中央苏区已经处在敌人数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留下来坚持斗争，黄克诚清楚地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
这条灰色的长龙，携带着中央苏区的所有“家当”，蜗牛式地前进着。
行军是隐蔽进行的，一般都是在黄昏或半夜出发，但是整个大部队的行动十分缓慢，一天才走几十里路。
黄克诚明白，兵贵神速，如此行军，心下不免焦虑，但又无计可施，这样一支庞大而臃肿的队伍无论如何是快不起来的。
虽然李德、博古等对红军内部绝对保密，但红军的突围意图，蒋介石还是嗅到了。他坐镇南昌，调集兵力，分作四路追击红军。
赣粤交界。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公路两旁、重要路口、山头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碉堡。碉堡多用砖石砌成，而且根据地形分一、二、三层不等，堡垒之间可以互相策应，碉堡四周则设有步枪、机枪眼，堡内还储有粮食。遭遇进攻，可关门固守，向外射击保存力量。
这是第五次反“围剿”时敌人碉堡政策的产物，号称“钢铁封锁线”。
不过，经过红军做统战工作，广东军阀陈济棠与中央红军达成了“互相借道”的协议。
陈济棠让出了一条四十华里的间隙，让红军借道进军湖南。
陈济棠还下令：“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
因而，中央红军较为顺利、轻松地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但是，陈济棠没有来得及通知他的所有部队。作为右翼先锋的红四师通过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后，在自石圩遭到陈济棠一支部队的突然侧击，企图切断红四师与后续部队的联系。
黄克诚、洪超立刻指挥红四师投入了战斗。洪超亲自指挥红十一团，将敌人击退。随后，洪超率一个排到前面侦察，正好与一群溃退的敌军相遇，敌人在惊慌失措中乱放了一阵枪，洪超骑在马上，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
黄克诚闻讯悲痛欲绝。洪超师长身经百战，四次反“围剿”时，曾被敌人打断手臂，成为独臂将军。他才二十五岁，就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不到两年里，黄克诚第三次埋葬与己共事的师长，悲愤之情无法形容。
他率领红四师，直人敌阵，一气占领了古陂。
古陂是敌人的一个后勤基地，军衣、弹药应有尽有。缴获了大批弹药，战士们异常高兴，奔走相告，因为红军自己兵工厂制造的子弹不好用，打不了几发就得用捅条清一清枪膛。这时，中革军委派中央纵队参谋长张宗逊来到红四师，担任师长。
黄克城又有了一位新搭裆。
红四师占领古陂后，继续担任右翼开路先锋，一路披荆斩棘，遇水架桥，经九渡水，取新城，进入湖南，为全军打开一条通道，尔后又掩护左翼的红一军团顺利西进。
中央红军顺利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11 月初。秋雨绵绵。
道路泥泞不堪，一脚踏上去，泥浆飞溅，不时地有人滑倒，浑身上下粘满了泥浆，连草鞋也看不出颜色，成了泥坨子。许多战士草鞋被粘掉，干脆赤脚行军。
队伍匆匆向宜章方向行进。
黄克诚浑身湿漉漉的，不时停下来，招呼掉队的战士赶快跟上。
这样恶劣的天气，黄克诚不敢戴眼镜，生怕行军摔跤把眼镜弄坏了，他是个高度近视，丢了眼镜，怎么指挥打仗？于是，他把眼镜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口袋里，让警卫员用根小木棍拉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
红十一团政委王平看到政委这副样子，有意要逗逗他。王平和黄克诚一起走时，装出要过沟的样子，跳一下，黄克诚也跟着王平跳一下，连跳了几次黄克诚才发觉王平在和他开玩笑。
“捣蛋鬼。”黄克诚笑着说道，“还是个团政委呢。”一句话，惹得王平与周围的战士哈哈大笑。
队伍离永兴越来越近了，黄克诚一种思乡之情油然而生。离家十多年了，也不知道家人的情况。记得最后一次离家出走，是在1928 年的秋天。那次离家出走，想起来就心中歉疚。自己参加革命不但让家人担惊受怕，而且累及家人，敌人把老父亲抓起来拷问。难怪父亲一见自己，气得暴跳如雷，指着自己的鼻子大骂一通。..
一幕幕情景在黄克诚脑海中闪现，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但是，作为一名红军高级指挥员，他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只能过家门而不入。
离油麻圩这个生养他的小村庄愈发地近了，黄克诚深情地望了望家乡的山山水水。
朦胧的雨雾当中，仿佛出现了父母兄嫂还有小弟他们的身影。
黄克诚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连忙与带路的老乡攀谈起来。他详细地问了一下家乡情况，以慰藉心中的思乡之情。油麻圩逐渐消失在黄克诚的视野中。
当黄克诚再次踏上永兴这块生养他的土地，已经是很多年后的事情了。
11 月15 日.黄克诚率部在郴县、宜章间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开始进入广西境内。
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大为震惊，调集重兵，亲自部署第四道封锁线。
此时，蒋介石已经判断出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沿五岭山脉，进入湘西。
因而，蒋介石亲拟了一个在湘江以西地区消灭红军的计划，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集十五个师，分成五路围堵红军，同时，他又命令桂军予以全力协助。“流徒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蒋介石打好了如意算盘，张开了血盆大口，等待红军就范。
中央红军，这支“拖着圆木的象队”，缓慢、悄然地走进蒋介石一手设置的圈套。
毛泽东、彭德怀曾建议红军放弃“坛坛罐罐”，轻装前进，并改变行军路线，但是李德、博古等执意不听，仍旧按原计划行事。
一场空前惨烈的湘江血战就要开始了。
湘江北岸界首渡口。秋雨飘零，冷风凄凄。黄克诚步履匆匆，走进红一军团司令部。他是奉命接管红一军团湘江北岸防务的。
红一军团长林彪一脸冷峻之色，见面便问黄克诚：“彭军团长呢？”
“正在灌阳指挥作战。”黄克诚回答。
红三军团与桂军激战正酣，伤亡很大，黄克诚就是刚从灌阳前线赶来的。
“中央和军委纵队呢？”林彪又问。
“正在向江边前进。”
林彪紧皱了一下眉头。
按照军委部署，红一、三军团先头部队迅速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并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问的渡江点，为后续部队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中央和军委纵队拖着笨重的“坛坛罐罐”，依旧按照每天仅二十公里左右的常规速度行军，迟迟不到湘江渡口。红一、三军团像两个疲惫不堪的轿夫，艰难地抬起了中央和军委纵队这顶笨重的轿子。
面对不断蜂拥而来的敌人，他们全力以赴与敌人展开了激战，等待后续部队渡江。
黄克诚奉命接管界首渡口防务，就是因为湘军已经围攻过来，红一军团被迫转过头来对付湘军。
军情紧急，林彪简要地向黄克诚交待了任务和敌军的情况。“我们是否仍然按照红一军团这样在湘江北岸布防？”听完敌情介绍，黄克诚向林彪询问。
“不行！”林彪果断地说道，“你们要过江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阻止桂军侧击，掩护我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过江。”说完，林彪率红一军团匆匆赶赴指定地点迎敌，掩护大部队顺利过江。
不一会儿，师长张宗逊率红四师赶来了。
按照林彪的吩咐，黄克诚、张宗逊立即在湘江南岸依山布防，构筑防御阵地。
很快，红四师与桂军交火。湘江岸边，红四师与敌人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战。
战况空前激烈。
光华铺，距离界首渡口只有两三里地。正面是一片开阔的丘陵，树木稀少，银辉遍地，寒气逼人。战斗持续到了深夜，依旧打得难解难分。
敌人的炮弹雨点般倾泻在红四师的前沿阵地上，将大块大块的泥土炸起，继而连着弹片，重重地砸落下来。
红军伤亡不断增加..
红十团团长沈述清牺牲，不久继任团长杜中美也牺牲，政委杨勇指挥部队继续苦战..
消息传到四师指挥部，黄克诚悲痛以极，心急如焚，心里默念：中央、军委纵队快一点走，快点渡江吧！哪怕快一点点，也可以换取不少战士的生命啊！
然而，军团司令部传来的电报冰冷而又无情：
“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红星”纵队已开始渡江！
继续坚持！
继续坚持！..
“坚守阵地，没有命令，不准撤出阵地！”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声音从电话筒那边传来。
黄克诚深知四师任务重大，中央、军委纵队能否顺利过江，千钧系于一发！
他拿起望远镜，向前沿阵地望去：
光华铺阵地上，炮声、枪声交织成一片，夹着闪闪的红光。黄克诚搞不明白，那些印钞机、X 光机、油印机、书籍甚至宣传品、纸张，难道比红军的前途、战士的生命更重要吗？一天可以赶到湘江岸边的距离，中央、军委纵队拖着“坛坛罐罐”，竟然整整走了四天！
战机贻误，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黄克诚重重地长叹一口界首渡口。风雨凄凄。
辛辛苦苦架设的浮桥已经被敌机炸成数截，断裂的竹竿、木板等很快被① 即军委纵队的代号，也叫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是长征的首脑机关。
汹涌的江水吞噬，零散的几块混合着无数红军战士的尸体，在江中随波浮沉，马匹尸体、散乱的文件、书籍也夹杂其中。
湘江河水已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
岸边，弹坑累累，战马悲呜，行李、挑子、辎重、印刷机等各种“坛坛罐罐”零乱不堪，散落得到处都是。
12 月1 日，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红军全部渡过了湘江。红四师指挥部。
红四师已经完成了阻击任务，掩护主力部队和中央、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但是不知何故，红四师没有接到撤退命令。敌人已经从四面包围过来，情况十分紧急！
黄克诚当机立断，对师长张宗逊说：“我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指挥部队撤离了。”
“没有接到上级命令，我们不能撤！”张宗逊说。“现在不撤，再拖延下去，想撤也撤不了！”黄克诚不无焦虑，“我们会被敌人吃掉的！”
张宗逊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执意反对说：“我们必须等待上级下达了命令，才能撤退！”
黄克诚心里有些急，既然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军情又异常紧急，稍有迟疑，便会酿成终身之恨，导致全师覆灭的命运。于是，他对张宗逊说到：“你迅速指挥部队撤离，去追赶主力，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
红军中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因而张宗逊最后同意了黄克诚的意见，带领红四师撤离阻击阵地，匆匆追赶主力去了。黄克诚的预见绝非危言耸听。
红三十四师因为种种原因，撤离较迟，结果陷入敌人重围，全师覆灭。
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损失空前，八万多红军经此一役，仅剩下不到三万人。
黄克诚率领的红四师，仅红十团就伤亡四百多人，两任团长阵亡，营以下干部伤亡大半。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继续西进。
国民党桂系军队不断派部队截击，由于桂军多系本地老兵，熟悉地形，因而红军很难对付。
红四师奉命进军两河口，与桂军激战两天。
红四师完成作战任务后，又一次未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而这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经离开两河口西进。
但是，张宗逊师长再次坚持等待上级命令，不许部队撤离。黄克诚再次行使政委职权，让张宗逊指挥部队脱离了险境。
不久，红军进入龙胜苗山区。
这里是苗族聚居地区，山高林密，重峦叠蟑，地形十分复杂。
“你我两山站，彼此能见面，说话不用喊，都能听得见，要想手拉手，就得走半天”。从这句民间顺口溜，可见这一带地形多么复杂。
为此，黄克诚所率红四师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黄克诚通知各团第二天拂晓到师部集合。十一团与师部仅隔一条山沟，双方望得见，也听得到号音。十一团政委王平以为不用着急赶路，起床便晚了些。谁知，一走出去，山沟很深，拐来拐去，部队头尾相距七八里，但还能互相说话！师部等不及，便先行一步，十一团赶紧追赶，这时敌人追上来了，王平急忙命令大家跑步上山，迅速摆脱了敌人。
一个月落星稀之夜，山风阵阵，红四师赶到一个苗族村寨。连日作战、行军，大家精疲力尽，急需休息。
黄克成作了简短的布置之后，爬上了一座小木楼，倒头就睡着了。
苗族人居住的房子，都是用木板搭就的，房顶用树皮覆盖着，四周用木柱支撑，底层是空的，上边才住人。房于都互相连接，从山脚一直盖到山顶。
子夜时分，黄克诚住的小木楼突然起火了，火光和呼喊声，将黄克诚惊醒。
黄克诚起床一看，屋里浓烟滚滚，直呛人的鼻眼，小木楼已经被大火包围了，什么也看不清。
他也来不及去摸桌子上的眼镜，赶紧摸索着下了楼。
磕磕绊绊，好不容易才走出小木楼，抬眼望去，只见烈焰冲天，满天通红，风助火势，噼啪作响，大火很快蔓及整个村寨，哪里来得及去救？
黄克诚眼睁睁看着几百家木屋，不到一个小时，大部分化为灰烬。
这场大火，红四师赔了老百姓几千块大洋。
黄克诚十分懊悔，没有来得及拿眼镜。
第二天，他见到十一团政委王平还着急他说：“糟糕，糟糕，没有眼镜可怎么办！”
1934 年12 月中旬。贵州黎平。
红三军团召开了师、团两级干部会议。
彭德怀军团长向大家传达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12 月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研究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会议最终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意见，改变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
黄克诚听了，分外高兴。自湘江惨败以来，李德、博古的威望急骤下降，相反，毛泽东的地位正在上升，广大红军指战员盼望毛泽东能够重新出来指挥红军。黎平会议，毛泽东的意见有人听了，并且还用政治局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可是个很好的信号啊。
12 月底，朱德总司令下达命令，派红四师进攻瓮安城。瓮安，是乌江的门户，贵州军阀王家烈重点防守的县城。城里有以“强悍善战”著称的黔军第五、六两团（代号鸡团、鸭团）防守。
12 月31 日清晨，大雾弥漫。
黄克诚、张宗逊派遣红十团向瓮安城发起突袭。
仅用一个小时，瓮安城内“鸡鸣鸭跑”，鸡团、鸭团弃城而逃。
红四师顺利进驻瓮安县城。
第二天就是1935 年元旦了，黄克诚心里盘算着搞一点好吃的东西，让大家欢欢喜喜过元旦。一个时期以来，部队一直辗转作战，很少有时间休息，抽空打个吨也就相当不错了，趁这次过元旦，应该让同志们吃好、休息好。
盘算归盘算，到哪里去弄好吃的东西呢？
黄克诚打发人在城里四处找寻，不长时间人都回来了，一无所获，连一点豆腐也没能搞到。
黄克诚心里不是滋味，自己这个政委没当好，连改善一下伙食，这点最低的愿望也没有实现，真有些对不起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杀的战士们。
就这样，部队在高兴欢快的气氛里，过了个窘迫之年。
黄克诚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多少年来一直不能忘记，而且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回忆录。
部队虽然没有吃好，但是不久便听到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毛泽东又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1 月15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了。
会后不久，毛泽东亲自来到三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
黄克诚很久没有见到毛泽东了，只见毛泽东又黑又瘦，黑发及肩，衣着破旧，但是两眼炯炯有神，神采奕奕。
毛泽东又可以重新带领红军打仗了，这是一个令黄克诚兴奋不己的消息，一个他盼望很久的消息。第五次反“围剿”时，他就曾经向彭德怀提议，让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红军，如今，这一愿望终于成为现实。
在红军最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黄克诚感到中央红军又有了希望的曙光，长期以来内心的紧张与忧虑终于松弛下来。
但是，黄克诚有些不满足，更有些不理解。为什么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博古以及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避而不谈政治路线？为什么毛泽东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明确他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个问题在黄克诚头脑中缠绕了很久。直到半年多以后，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中央红军被迫先行北上，这个心头之结才解开。
1980 年，年近八十高龄，饱经磨难的黄克诚，拖着久病之躯，在中央纪委会议上，意味深长地谈论起这件事：
遵义会议的情况是毛主席到三军团亲自传达的，我听到传达后很不满足。因为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中央领导改组时，毛主席只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是洛甫同志，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经过半年多实践，我才放弃原来的看法。
才懂得不谈政治路线，只谈军事上的指挥错误，伤害的同志就不多，有利于团结。当时就是博古、李德这两个同志下了台，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留在领导岗位上，博古同志也保留在政治局内。特别到了同张国焘作斗争的时候，我才更加认识到毛主席这个决策的无比正确。假如，在遵义会议上提了政治路线问题，那伤害的同志就更多了，因为，当时政治局的委员原来都是拥护错误路线的，那就会搞得好多同志情绪不高，会对革命事业不利。而军事斗争是当时决定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红军的处境又非常危险。毛主席这样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维护了党的团结。这样后来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斗争时，政治局基本上做到完全团结一致。通往土城的山间小路。
雨雪交加，道路泥泞不堪，艰难行进的红军笼罩在灰濛濛的雾气里。
黄克诚自苗区木楼上眼镜被烧以后，一直没戴眼镜，碰上这种鬼天气，眼前模糊一片，磕磕绊绊行军，吃尽苦头。不过，他无心考虑这些，只觉得身上担子好重，因为师长张宗逊身负重伤，他一人挑起了红四师军政两副重担。而且，这次红四师担任掩护任务，干部战士们身心消耗很大。按说，黔① 见《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第379、380 页。
军是支杂牌军，装备差，士兵一手持大枪，一手持烟枪，人称“双枪将”，战斗力可想而知。不过，他们紧紧咬住红军不放，迫使红四师边打边走。而且，他们凭借爬山本领高的特点，一打就跑，然后又跟在红军后面移动，使得红四师每前进一步，都需要集中全力，以备不测。
1 月下旬，中央红军在土城与前来“围剿”的川军遭遇，遭到优势敌军的顽强抵抗。
红四师奉命开赴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迎敌。
这时，红四师祸不单行，不仅师长张宗逊负伤就医，而且黄克诚也有病在身。他只得咬紧牙关，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打仗。土城是黔西北大道要冲，又是赤水东岸的重要渡口。敌人集中九个团的精锐之师，向中央红军发动猛攻。
战斗十分激烈，形势危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