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为本书简体字版写序，说来多少有点儿怪异的感觉，不由想起我们另一本简体字版著作的往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问题与方法集》。这本书是该社老编辑马嵩山先生组稿并编辑的，我们为这本书写了只有十个字的短序：“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遗憾的是老友马嵩山病故时，终未能与他见上最后一面。

1989年4月初我们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一住就是二十年，去年9月又来到台湾。在这二十年中，我们的学术著述都是以繁体字刊行的。在我们为时已算不短的学术生涯中，不论是用简体字还是繁体字写作，“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始终是我们研究的特质。我们的问题意识产生于文革时期，令我们由理科背景转向历史文化的探索。从那时起，我们就试图用系统论方法来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及其伴随的独特现象。文革结束后，在出版界朋友的大力支持下，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此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和2000年先后出版了《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1840-1956）》和《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这两本书在追寻老问题时，转向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在近代的转型，再深入到思考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从1997年起，我们的研究由思想史转入观念史，在这一研究转向中，同样是自觉地摸索新方法。本书就是我们近十多年来探索的结集。

由思想史转入观念史研究，采用了我们简单概括为“以包含关键词例句为中心的数据库方法”。我们发现，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形成的研究，使得近年来经常被概念史引用的柯林武德那句名言“历史知识沉淀于特定观念”变成了“历史沉淀于词汇”。换言之，关键词的语义变化如同DNA和RNA分析揭示生物遗传历程那样使我们抓往思想变化的痕迹，而计算机数据库为这一切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从来学术新观点的提出与工具和方法的创新紧密相关，而新方法的引进令学术研究变得更加具有开放性。因此，本书中大至从观念史角度提出的对中国一百五十年分期的新见解，小至对个别词汇的解剖，也都是未完成式的，需要不断地接受挑战和验证。

去年六月香港出版本书时，我们认为没有多少人会对这本咬文嚼字的厚书有兴趣，只印了数百本。令我们意外的是，出版约一年又重印了，韩国翰林大学翻译本书的韩文版很快也将面世。本书简体字版，如果没有我们1980年代的老友严搏非先生——如同马嵩山先生一样热心中国文化事业的一位上海出版人——坚持不懈的推介，没有法律出版社对本书的兴趣与认真编辑，这本书的简体字版也不会出来。

最后，也许读者有兴趣了解，“问题是旧的，方法是新的”这一支配我们学术探索的背后又是什么？这就是思想的热情和追求真理的坚持。大约四百年前的一位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在瘟疫染病中写下对人的思考，他说：“人是一个世界，也有自身的造物，人自身的造物是人的思想，思想生来就了不起。”因此，人的尊严，也就是思想的尊严。

金观涛　刘青峰

2009年12月10日于台北木栅





导论：为什么从思想史转向观念史？


如果思想史需要接受经验的检验，那么便只能以观念史作为自己的基础。什么是观念？观念史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研究方法有什么不同？本书力图通过对中国当代观念形成的考察来表达如下信念：我们正在穿过语言的丛林，抓住历史洪流中变迁的思想。





一　破碎的万花筒：中国当代思想之谜


今天中国人有一种不知往何处去的文化迷惘，造成文化失落的重要原因是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我们要理解中国当代思想状况，就必须去研究其形成过程。然而，当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却在于：它是一系列意识形态变迁及解构的产物。今日盛行的价值系统，本是建立在1980年代启蒙思想及其退潮之上；而80年代启蒙运动的兴起，则源于对20世纪革命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反思，它又是1970年代毛泽东思想解构的结果。回顾20世纪的中国，自邹容吹响革命号角拉开历史帷幕，革命意识形态足足统治中国达80年之久。中国经历了“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革命意识形态终于解体。今天的年轻人，对爷爷辈经历共产主义理想幻灭的痛苦，对父辈经历阶级斗争和“文革”后的沉痛反思，已毫无感觉。大多数年轻人或满足于专业追求，或沉浸在消费社会中寻求刺激，再没有历史的沉重包袱。确实，当一个庞大、长期笼罩一切社会生活领域的思想体系解体时，在社会对思想的普遍冷漠中，人们已没有兴趣去关注思想文化如何暗中变迁及其整体结构瓦解后的残存形态。

对于上述过程，思想史研究者常有“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感慨；而我们则更喜欢用打烂的万花筒作比喻。儿童时看万花筒，每转一个角度，就会出现千变万化、色彩斑斓的图案；如果打碎万花筒，倒出来的是一堆有色碎片。当革命意识形态有效时，正如巨型万花筒在转动，图景气象万千，不断组合出魅力世界。告别革命意识形态正如万花筒被打碎，魅力世界消失了，人们对价值理念完全失去兴趣。但作为思想史研究者，却必须去考察万花筒中的景象是如何出现的。万花筒中的图像虽然有趣，却是由一些固定的碎片组合而成的。没有这些碎片，就不可能建构意识形态，亦不会发生意识形态的迅速变迁。要理解革命意识形态解体后的思想形态，最可行的方法是考察那些组成思想体系的基本要素，即那些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意识形态建构和解构、仍然存在而且相对稳定的思想碎片。在中国当代文化中确实有这样的东西吗？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呢？

我们发现，这些作为意识形态瓦解后的思想碎片不仅存在，而且其形态是相当稳定的，只是人们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罢了。它们就是当代中国人用于理解现代世界和社会的基本观念。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组基本观念之上的思想系统，正是这些基本观念建构了20世纪国、共两党不同的意识形态，并在1920年代以后指导着中国人的大规模社会实践；而意识形态的解体，并不意味着组成系统的基本观念的消失。举几个例子。“告别革命”的说法，只不过反映出革命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它在人们心目中所占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革命意识形态解构的结果）；但革命观念（对革命是什么的理解）本身，在今日与20世纪上半叶的差别并不大。其他中国人熟悉的观念，如个人、权利、社会等，也不是如此么？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解体，使得对某种观念在当下的价值评判（重要性）可能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但对该观念的核心意义和功能的理解并没有随之而大变。意识形态的解体，在很多时候只是观念之间关系的变化。以科学观念来看，今天中国领导人讲的科学发展观，是用科学来论证经济发展的正当性，这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用科学来论证革命的正当性，与1920年代新知识分子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相比较，变化的只是科学论证的对象，而不是对科学本身是什么以及对它的功能的理解。也就是说，上述种种重要观念的核心价值和功能，从新文化运动到今天仍保持了它们的相对稳定性。

总之，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制度正当性基础以及指导社会行动的纲领，是建立在一组普遍观念之上的。意识形态的解构，意味着其整体意义的消失（当然有时也包括某些观念的变化），但其组成要素大多仍然存在。严格地讲，所谓观念系统的解体，只是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观念的重要性排序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以及用这种关系来论证的意义系统之消失。作为其组成要素的观念则被游离出来，继续在生活中起重要作用。为了认识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其解构后的中国当代思想状况，就有必要研究这些观念碎片。这样，我们就必须实现研究视野的转换——从思想史转向观念史。





二　观念是什么？


顾名思义，所谓观念史就是去研究一个个观念的出现以及其意义演变过程。但是观念（idea）又是什么呢？“观念”一词最早源于希腊的“观看”和“理解”，在西方15世纪就用该词表达事物和价值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也指人对事物形态外观之认识；17世纪后涉及构思过程。(1)其实，只要驱除西方柏拉图主义（Platonism）和德国观念论（German Idealism）给它蒙上的神秘外衣，“观念”并不难定义。简单说来，观念是指人用某一个（或几个）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细一点讲，观念可以用关键词或含关键词的句子来表达。人们通过它们来表达某种意义，进行思考、会话和写作文本，并与他人沟通，使其社会化，形成公认的普遍意义，并建立复杂的言说和思想体系。

一旦观念实现社会化，就可以和社会行动联系起来。我们知道，任何社会行动都涉及普遍目的的合成，需要众人进行价值和手段的沟通。没有普遍观念，由个人的行动组织成社会行动是不可思议的。弗耶利（Fouillé）曾这样描述观念与社会行动的关系，他说：观念是“我们的感觉和冲动所呈现出的知觉形式；每个观念不仅涵盖一种智力行为，而且涵盖知觉和意志的某种特定的方向。因此，对于社会亦如对于个体一样，每个观念均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愈加趋向于实现其自身的目的”(2)。这里，讲的正是普遍观念在组织、协调各种人实现自己目的（行动之动机）方面不可缺少的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讲，社会行动可以视为观念的实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层面进一步明确“观念”的定义。第一，因为观念是用固定的关键词表达的思想，它比思想更确定，可以具有更明确的价值方向。与观念相比，思想显得较为抽象、含混，它可以纯粹是思想者的体验和沉思默想；观念则必须是可以用相应关键词或含该词的句子来表达。因此，任何观念的起源、社会化和演化，也就是表达该观念的相应关键词的起源、传播和意义变化。当然，思想亦离不开语言，但它和语言（特别是关键词）的关系远不如观念明确简单。以往，思想史研究主要是以某一人物、某一著作或某一流派的分析为基础；而且，因思想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不那么明确，不同的研究者对同一文本的分析，往往会得出相差很大的结论。观念则不同，它在社会化后具有普遍意义的确定性。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凭借若干观念建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

第二，因观念比思想具有更明确的价值（行动）方向，它和社会行动的关系往往比思想更直接。很多社会行动如革命、改良、立宪、启蒙，可以视为在某一个或几个观念指导下产生的。或者说，在社会行动中，观念是可以事先被行动者想象（在心里预演或计划）或事后被理解的，因此，有不少观念可以视为社会行动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