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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5 金观涛(现代)
高明士:《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台北:台大出版社,2004。
基托(Humphrey D.F.Kitto)著,徐宪翔、黄韬译:《希腊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康德(Immanuel Kant)著,邓晓芒译:《实践理性批判》。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
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北京:三联书店,1979。
张永堂:《明末清初理学与科学关系再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4。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
张佛泉:《自由与人权》。香港:亚洲出版社,1955。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收入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清高宗敕撰:《续通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许希特(Wolfgang Schluchter)著,顾忠华译:《理性化与官僚——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
许慎撰、段玉裁注释:《段氏说文解字注》。台北:宏业书局,1969。
——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郭成棠:《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
——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台北:正中书局,1963。
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野村浩一著,张学锋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走向亚洲的航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陈元龙:《格致镜原》,收入《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第一千零三十一至三十二册。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陈卫平:《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陆奥宗光著,伊舍石译:《蹇蹇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麦金太尔(Alasdair C.Macintyre)著,龚群、戴扬毅等译:《德性之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劳思光:《中国哲学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
博兰尼(Karl Polanyi)著,黄树民等译:《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
彭明:《五四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彭明辉:《晚清的经世史学》。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斯当东(George T.Staunton)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上海书店,1997。
普塞(Michael Pusey)著,廖仁义译:《哈柏玛斯》。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
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程颐:《伊川易传》,收入《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九册。
程颢:《河南程氏遗书》,收入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杨家骆主编:《宋会要辑本》。台北:世界书局,1964。
叶保强:《人权的理念与实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1。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三联书店,1983。
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麦迪逊(James Madison)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关于美国宪法的论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汉语大字典》。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7。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熊彼得(Joseph A.Schumpeter)著,朱泱、孙鸿敞等译:《经济分析史》。台北:左岸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编:《辞源》修订本。香港:商务印书馆,1980~1984。
欧几里得(Euclid)著,利玛窦(Matteo Ricci)译,徐光启笔授:《几何原本》,收入郭书青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数学卷五》。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
潘应祺:《几何赘说》。番禺:潘氏扈痈馆,1906。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龙冠海、张承汉:《社会思想史》。台北:三民书局,1979。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收入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第六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赛班(George H.Sabine)著,李少华、尚新建译:《西方政治思想史》。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
怀特(Hayden v.White)著,刘世安译:《史元: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意象》。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
罗素(Bertrand Russell):“论历史”,罗素著,何兆武、肖巍、张文杰译:《论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1。
严可均辑:《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上海:东方书社,1941。
论文
“大美国事”,《万国公报》,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十二日。
“立宪纪闻”,《东方杂志》,1906年临时增刊《宪政初纲》,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列宁主义万岁”,《红旗》(北京),1960年4月16日。
“局外公法摘要”,《东方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04年3月11日)。
“非十二子”,叶衡选注:《荀子》。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
“为李给事让起覆尚书左丞兼御史大夫第四表”,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三百八十四。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原道训”,刘殿爵等编:《淮南子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
“班孟坚典引一首”,收入萧统选,李善注:《文选》。第四十八卷。香港:商务印书馆,1960。
“新书介绍”,《东方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04年3月11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
“学界风潮愈闹愈大”,《晨报》,1919年5月20日。
“宪政编查馆会同民政部奏拟订结社集会律折(附片并清单)”,《东方杂志》。第五卷第四期(1908年5月)。
于式枚:“出使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考察宪政谨议办法宗旨折”,《政治官报》。第三十七号(1907年12月1日)。
土屋英雄:“梁启超的‘西洋’摄取与权利——自由论”,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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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总第三十期(1995年8月号)。
王宏斌:“戊戌维新时期的‘群学’”,《近代史研究》(北京)。第二期(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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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锡瑞:“论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后世无乱臣贼子而能使乱臣贼子不能无惧”,《经学通论·春秋》。香港:中华书局,1961。
石元康:“二种道德观——试论儒家伦理的型态”,刘述先编:《儒家伦理研讨会论文集》。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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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从《实理公法全书》到《大同书》”,《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晚清汉学:‘排荀’与‘尊荀’”,《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
艾尔曼著,赵刚译:“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台湾社会研究》(台北)。总第十三期(1992)。
——著,蒋劲松译:“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中国学术》(北京)。第二辑(2000)。
余英时:“名教危机与魏晋士风的演变”,《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何冠彪:“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入祀文庙始末”,《汉学研究》(台北)。第九卷第一期(1991)。
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丁文江、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科学与玄学”论战集》。第二册。台北:文学出版社,1977。
吕实强:“巴黎和会冲击下国人的反应(1919)——兼论五四运动的本质”,张启雄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论文选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李大钊:“圣人与皇帝”,《李大钊文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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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兰(A lain Touraine):“文革是一场反社会运动”,《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三十六期(1996年8月号)。
汪晖:“‘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中国近现代思想中的‘科学’概念及其使用”,《学人》(江苏)。第一辑(1991)。
周昌龙:“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个人主义的诠释”,《汉学研究》(台北)。第十二卷第二期(1994)。
林同奇:“与怀特谈他的后现代史学”,《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九十期(2005年8月号)。
林和生:“科玄论战与胡适‘科学的人生观’”。北京: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硕士论文(未刊稿),1991。
林则徐:“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林则徐集·公牍》。北京:中华书局,1985。
丘浚:“设学校以立教五”,黄训编:《名臣经济录》,收入《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第四百四十三至四十四册。
金永植著,王道还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知识——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史学评论》(台北)。第九期(1985)。
金耀基:“关系和网络的建构:一个社会学的诠释”,《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十二期(1992年8月号)。
金观涛:“中国文化的常识合理精神”,《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新第六期(1997)。
——:“中国近现代经济伦理的变迁——论社会主义经济伦理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刘小枫、林立伟编:《中国近现代经济伦理的变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
——:“奇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被证伪吗?”,《自然辩证法通讯》(北京)。总第六十期(1989)。
——:“革命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台北)。第十三期(2005)。
——:“唯物史观与中国近代传统”,《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三十三期(1996年2月号)。
金观涛、刘青峰:“‘科举’和‘科学’——重大社会事件和观念转化的案例研究”,《科学文化评论》(北京)。第二卷第三期(2005)。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十三期(1992年10月号)。
——:“中国个人观念的起源、演变及其形态初探”,《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八十四期(2004年8月号)。
——:“五四的另一种图像”,国立政治大学文学院编:《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9。
——:“五四新青年群体为何放弃‘自由主义’?——重大事件与观念变迁互动之研究”,《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八十二期(2004年4月号)。
——:“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四十期(1997年4月号)。
——:“天理、公理和真理——中国文化‘合理性’论证以及‘正当性’标准的思想史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新第十期(2001)。
——:“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从晚清到《新青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三十二期(1999)。
——:“从‘天下’、‘万国’到‘世界’——晚清民族主义形成的中间环节”,《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九十四期(2006年4月号)。
——:“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四十六期(2004)。
——:“从‘经世’到‘经济’——社会组织原则变化的思想史研究”,《台大历史学报》(台北),第三十二期(2003)。
——:“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三十五期(2001)。
——:“绅士公共空间在中国”,《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七十五期(2003年2月号)。
——:“试论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胡适实验主义和戴震哲学的比较”,刘青峰、岑国良编:《自由主义与中国近代传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
——:“试论儒学式公共空间: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思想史研究”,《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台北)。第二卷第二期(2005)。
——:“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知识分子》(纽约)。春季号(1987)。
——:“历史研究的客观性——论观念史图像中的真实”,《新史学》(台北)。第十八卷第一期(2007)。
阿伦特著,刘锋译:“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
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著,承中译:“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蔡少卿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哈贝马斯著,汪晖译:“公共领域”,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
——著,曹宪东译:“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
姜义华:“彷徨中的启蒙——《新青年》德赛二先生析论”,《文史知识》(北京)。第5期(1999)。
科林伍德(Robin G.Collingwood):“历史哲学的性质和目的”,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丁文江、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第一册。
——:“我国之‘家族的个人主义’”,《胡适留学日记(一)》。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
——:“答陈独秀先生”,《胡适文存二集》,收入《民国丛书·第一编》。第九十四册。
范岱年:“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历史的回顾与批判”,《科学文化评论》(北京)。第二卷第六期(2005)。
韦伯(Max Weber):“以学术为业”,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北京:三联书店,1998。
孙中山:“遗嘱”,《孙中山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岛尾永康:“汉语科技词汇的中日交流与比较”。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论文。北京:中国科学院主办,1984。
徐光台:“明末清初西方‘格致学’的冲击与反应:以熊明遇《格致草》为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编:《“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6。
——:“儒学与科学:一个科学史观点的探讨”,《清华学报》(台北)。新第二十六卷第四期(1996)。
耿云志:“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与谘议局”,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
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1月5日,收入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卷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张堂锜:“周作人与个人主义”,《鹅湖月刊》(台北)。第二十卷第七期(1995)。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五十二期(1999年4月号)。
——:“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民主观念”,《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十八期(1993年8月号)。
——:“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盛邦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北京)。第三期(2000)。
郭廷以、刘广京:“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陈子龙:“凡例”,徐光启:《农政全书》,收入任继愈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
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
陈弘毅:“权利的兴起:对几种文明的比较研究”,《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陈旭麓:“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近代史研究》(北京)。总第二十期(1984)。
陈良佐:“从《格物粗谈》来看宋明间的‘格物致知’”,杨翠华、黄一农主编:《近代中国科技史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陈学霖:“欧阳修‘正统论’新释”,《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
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要做白话文?”,《晨报》,1920年2月20日。
黄克武:“《皇朝经世文编》学术、治体部分思想之分析”。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5。
——:“民国初年孔教问题之争论(1912—1917)”,《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台北)。第十二期(1984)。
恽代英:“未来之梦”,《恽代英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沟口雄三:“中国与日本‘公私’观念之比较”,《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二十一期(1994年2月号)。
万俊人:“美国当代社会伦理学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北京)。第三期(1995)。
贾谊:“六术”,王洲明、徐超校注:《贾谊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廖平:“公羊春秋补证后序”,郑振铎编:《晚清文选》。卷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赵利栋:“1905年前后的废科举、学堂和士绅阶层”,《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八十九期(2005年6月号)。
刘青峰:“文化革命中的新华夏中心主义”,《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十五期(1993年2月号)。
刘青峰、金观涛:“19世纪中日韩的天下观及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思想》(台北)。第三期(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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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广京:“晚清人权论初探——兼论基督教思想之影响”,《新史学》(台北)。第五卷第三期(1994)。
蔡仁坚:“中国科学教育的先驱——颜习斋”,项维新、刘福增主编:《中国哲学思想论集(清代篇)》。第五册。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
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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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统:“令旨解二谛义”,刘殿爵等编:《梁昭明太子萧统集逐字索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萨勒(Sven Saaler):“日本的政治、回忆和历史意识”,《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九十期(2005年8月号)。
苏云峰:“张之洞的中国官僚系统民主化构思——对张之洞的再认识”,《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第八期(1989)。
苏轼:“代吕申公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道德”,段书伟、赵宗乙主编:《苏东坡全集》。卷三十四。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龚自珍:“论私”,夏田蓝编:《龚定盦全集类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谭嗣同:“报唐才常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计算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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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籍电子文献(二十五史)》。台北:中央研究院,1999。
二、日文部分
片山淳吉:《物理阶梯》,收入日本科学史刊行会编:《明治前日本科学史总说·年表》。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1978。
佐藤亨:《幕末·明治初期语汇の研究》。东京:樱枫社,1986。
沈国威编著:《“六合丛谈”(1857—58)の学际的研究:付“语汇索引”影印文本》。东京:白帝社,1999。
武部善人:《太宰春台》。东京:吉川弘文馆,1997。
金观涛、刘青峰:“历史の真实性を论ず——デ一タベ一ス方式および历史研究のモデルチェンジ”,加加美光行编:《中国の新たな发见》。东京:日本评论社,2008。
柳父章:《翻译语成立事情》。东京:岩波书店,1982。
酒井忠夫:“中国史上の道教と迷信批判”,牧尾良海博士颂寿记念论集刊行会编:《牧尾良海博士颂寿记念论集:中国の宗教·思想と科学》。东京:国会刊行会,1984。
森时彦:《生计学和经济学之间——梁启超的political economy》。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0。
铃木修次:《日本汉语と中国:汉字文化圈の近代化》。东京:中央公论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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