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思和义愤
1929年2月20日，刚刚由苏联回到上海不久的苏兆征病逝了。1月间，苏兆征离苏前，突然得阑尾炎，瞿秋白劝他动手术把阑尾切除，休息一段时间再走。苏兆征在六大后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工委书记，急于回国开展工作，执意要走。瞿秋白只好同意。想不到，回到上海后病情恶化，救治无效，终于逝世，年仅四十三岁。从1927年武汉时期起，瞿秋白就同苏兆征经常在一起商量工作。他工作非常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越是在斗争的紧要关头，环境最恶劣时，他越是充满信心，与同志合作的越好，得到许多同志的爱戴。他的死，使瞿秋白悲痛不已。他给杨之华的信中说：
昨天接到你三封信，只草草的写了几个字，一是因为邮差正要走了，二是因为兆征死的消息震骇的不堪，钱寄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
一九二二年香港罢工（海员）的领袖，他是党里工人领袖中最直爽、最勇敢的，为何我党又有如此之大的损失呢？前月我们和斯大林谈话时，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的切合于群众斗争的需要；他所教训我——尤其是“八·七”之后是如何的深切。
……我党的老同志，凋谢的如此之早呵，仿佛觉得我还没有来得及做些丝毫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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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是的，大革命失败后，李大钊、汪寿华、肖楚女、陈延年、赵世炎、张太雷、罗亦农、向警予，相继殉难。留下来的老同志，越来越少，弥足珍贵。苏兆征未死于敌人屠场，却死于小病阑尾炎，这是多么令人惋惜和悔恨呵！这件事，成为瞿秋白的一块心病。此后，他常常自责地说：我没有坚持说服他留在莫斯科，是一个不能挽回的错误！
只有用加紧工作来弥补已经无法弥补的损失于万一了。瞿秋白的工作量更加增多。下面是他手拟的一个星期的工作日程安排：
上午 下午 晚间
星期一 中国委员会 代表团会议
星期二 东方部政治会议 列宁学院 —
（十时） （三时至五时）
星期三 中国党史 党校（四时） —
（十时至一时）
星期四 近东会议（十时）材料（十二时）—
星期五 远东会议（十时）政治秘书处会 —
（十二时）
星期六 东方部组织会议 党校 —
（十二时至三时）
会议占去了他的大部分时间，他的写作就只能在八小时乃至十小时之外去安排了。他的身体更坏了，神经衰弱很严重。有时，睡到半夜，突然会从床上跳到窗前，口水不住的从口中流出来。他感觉到“我只有丝毫的精力支持着自己的躯壳”①。1929年8月，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彭湃、杨殷等同志被捕。这是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叛徒白鑫（时为中央军委秘书）提供的情报，破坏了中央军委机关，彭、杨等都在那里开会时逮捕的。彭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创始者，杨殷是工人运动领袖，当时都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24日被捕，30日即被杀害。瞿秋白得知彭、杨被捕消息已是9月初。9月6日他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得彭、杨被捕之电，究竟情形怎样？此事宜亟设法，究竟用武力劫狱，或贿买狱卒，或其他方法，救济，你们应能就地决定，如需特费，宜速来电声明”。②9月15日，他又写信给中共中央，问及彭、杨，焦急地说：“彭、杨如何，急死人了！！”③9月下旬，彭、杨被害的噩耗始传到莫斯科，他怀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对同志的无限悼念，在深夜写了《纪念彭湃同志》一文，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后来，他又修改了这篇文章，与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合在一起出版了小册子。他在文章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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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②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9月6日）。彭湃、杨殷等被捕后，中央特科确曾计划在敌人押送途中以武力劫持营救，但因贻误时机未成。
③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9月15日）。
上海来的电报告诉我们，有四位同志被我们的敌人枪毙，这是使我们非常之痛心的消息啊，而且彭湃同志，也是四个里面的一个。这样一件痛心的事情，不早不迟的发生在兆征同志死了不久之后啊！
彭湃同志是中国农民运动第一个战士。当他开始在广东做农民运动的时候，那时候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还在否认中国革命问题中农民土地问题的存在呢！
他是做群众运动工作的模范，他是真正能深入到群众里面去的同志。他的勇敢，果决的精神，工作的能耐，在从来未有的中国白色恐怖之下工作，这是党内同志无论那一个都是极端的佩服他的。他是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的，顶尊重的领袖，在海陆丰农民的眼中，看得像父母兄弟一样的亲热。恐怕除湖南农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外，再没有别的同志能够和他相比了。
瞿秋白在文章中，满怀痛惜之情，概要地叙述了彭湃同志的一生经历以及伟大功绩。最后写道：
彭湃同志已经死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极大的损失啊！
中国的反革命——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现在才对着中国工农的领袖的尸体，欢呼庆贺呢！可是，你们这些反革命的统治阶级，你们且慢高兴，你们是灭绝不了我们的彭湃同志，杨殷同志的——，你们杀掉我们一个彭湃，一个杨殷，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会在自己的斗争中去栽培出无数的彭湃，无数的杨殷来送你们的终！我们的责任，是要完成彭湃等同志开头做了的事业！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先后增加了陆定一、蔡和森。陆定一于1928年底抵苏，任驻少共国际代表。蔡和森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他身体有病，一边休养，一边参加代表团工作。7月3日到19日，瞿秋白与蔡和森、陆定一等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瞿秋白在会上作了《共产国际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的讲话。十次全会通过决议批准联共于同年4月关于撤消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的决议，并且决定免除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全会要求各国共产党反对右派，反对同情和庇护右派的调和派，并将一些国家共产党内某些被认为是右派或调和派的人从组织上清除出共产国际，以“下层统一战线”和“阶级反对阶级”的口号代替统一战线策略。这次全会标志着共产国际“左”倾路线的形成。瞿秋白讲话的基调，自然也只能是反对右倾，尽管他在一些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意见。
1929年秋天，瞿秋白和黄平一道从莫斯科去德国，出席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并发表了演说，呼吁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这时，已经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并走上了托派道路的陈独秀，开始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采取了“拥护苏联”的简单策略。陈独秀便借题发挥，在1929年7、8月间，接连写信给中共中央，全面攻击中共路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先是在10月作出决议，警告陈独秀停止一切反党宣传和活动；陈独秀仍旧一意孤行。11月15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10月26日的指示，作出了开除陈独秀出党的决定。这件事，在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中，也引起一场波澜。大多数同志拥护中央开除陈独秀出党的决定，瞿秋白写了近三万字的长文《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系统地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王若飞不赞成立刻开除陈独秀，而主张应先与陈独秀进行辩论，并向党内群众进行解释。党内同志有不同意见，包括对陈独秀处分问题的不同见解，本来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张旗鼓地反对右派和调和派的“左”的气氛中，这种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是绝对不被允许的。结果，王若飞受到批评，并被停止了参加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农民国际的工作。这件事，虽然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但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瞿秋白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对于陈独秀，瞿秋白一向视为前辈，恭敬，尊重，何况他曾经是党的创始人，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即使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断送了大革命运动，摧折了许多革命的精英，瞿秋白还是觉得应该由政治局来分担革命失败的责任，不把全部责任统统推给陈独秀一个人。他总是希望陈独秀在大家的批评帮助下，从错误的泥淖中爬起来，重新为中国革命工作。他主编《布尔塞维克》时，邀约陈独秀为党刊撰稿，尽管陈只以“寸铁”来应付，他还是照登不误；对于陈独秀的生活待遇，一如既往，并不降低。岂料，陈独秀越走越远，终于堕落为中国托派的首领，分裂和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当然是不可容忍的。难怪平时冷静温和的瞿秋白，这时竟激于义愤，错误地压制了持有不同意见的王若飞。
莫斯科中山大学设有中国问题研究室，这时，改为中国问题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向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提供有关资料。研究所办有俄文刊物《中国问题》，由瓦尔加、威格尔、库秋莫夫、马札亚尔、米夫、瞿秋白、沃林等人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先后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关于中国工人运动和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文章。
根据中共六大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29年7月写信给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指定瞿秋白、张国焘、陆定一、王若飞、蔡和森等组成党纲起草委员会，以瞿秋白为书记，负责起草七大的党纲。“时间限三月完成，六月内运送中国，委员会的人得由代表团与东方部决定就地增加，俄同志的加入亦然。”①中央来信于12月寄到莫斯科，在途中耽搁了半年。瞿在复信中向中央报告说：“我在此一年之中，大部的时间是花在这一问题上。陆续寄出的农民、职工、独秀等等文章，都是准备工作。现在的问题，已经是要决定委员会的名单。我的提议是：莫洛托夫、库西宁、米夫、沙发洛夫、秋白、中夏、国焘七人。”②又说：“此问题的准备是非常重要——是中国革命理论基础的打定的问题。需要的时间，必定较多，至少要五个月，尚且求国际方面准我三个月的假——即不管其他一切杂事。党纲必须在七次大会提出。而国内革命的发展亦渐有需要开七次大会。东方部已有此意，准备在明年七八月间仍在俄召集，尚未最后决定。此事，须等待你们的意见，请即答复。”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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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央致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信（1929年7月11日）。
②③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12月15日）。
这封信刚刚发出，瞿秋白又病倒了。1930年1月，他写信向中央报告说：“我最近又因天气关系大病起来，简直差不多半个月晚上不能睡着了，因此，最近不能做什么工作。即日要去休养治病。真正烦闷死人。”①“去年十二月至今，我又是到了‘冬蛰’的状态，简直不能做什么！！！国际如果不能给我长期疗养，并使静静的工作，则将来身体一天天的坏下去，严重的工作如党纲、党史之类，简直没有希望！——（虽然，党史，我已开始讲演）。”“听说恩来、向应都病，现在怎样了，不胜悬念之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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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30年1月16日）。党史，指瞿秋白从1929年12月18日起，在列宁学院开始讲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讲起，讲到1929年底止。共十二讲，每月二、三次。课程表排到1930年6月。
瞿秋白虽病体支离，考虑的还是如何作好起草党纲和研究党史等工作，他唯一的要求是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这时，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不能安静地读书、思考、研究、著述呢？难道仅仅是病么？不！如果只是因为病，那么，有医生的治疗，有疗养院的休养，有杨之华的照料，病是不可怕的。他所极不满意的，而且感到厌烦甚至憎恶的，是腾起在周围的喧嚣的噪音，那完全由人为的因素造成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殃及了无数善良的人。人们原来以为，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总应该按照共产党人的准则，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办事。可是事情并不完全如此。有些号称是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满脑袋装的是资产阶级、甚至于封建阶级那一套货色，权术、手腕、阴谋、诛杀，无所不用其极。犯了“错误”要挨整，没有错误，只是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他们的所作所为，更要挨整。“反倾向斗争”，在他们那里不过是一个巧妙的整人的圈套，杀人的武器罢了。
1929年底，在大规模“清党”的惶恐气氛笼罩下，米夫、王明等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掀起的无休止的“反倾向斗争”，完全打乱了中共代表团的工作计划，已经使瞿秋白无法正常地工作下去了。
中山大学风潮
莫斯科中山大学①，是苏联党和政府为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国国民党培养革命人才而设立的学校，1925年11月开学。学生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第一任校长拉狄克，1927年夏因与托洛茨基同伙而被解除校长职务，由副校长米夫接任。米夫这年只有二十七岁，年轻气浮，装腔作势，在学生中普遍地不得人心。但他在半年以后，1928年3月却当上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中山大学的一个安徽籍学生陈绍禹，1925年入学，学业不错，会说一口流畅的俄语，手腕圆滑，善于辞令，深得米夫赏识。1927年2月，联共中央派米夫率领一个宣传工作者小组访问中国，曾到广州、武汉和上海。小组由中共中央委托宣讲如何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并出席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陈绍禹随同米夫作译员，便狐假虎威，自视很高。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过程中，米夫从东方部和中山大学调了一些人参加会务和翻译工作。王明被米夫安排担任重要译员，参加了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瞿秋白、李立三等向斯大林请教的一些问题，在王明看来，都很可笑，因而更加目空一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许。米夫则散布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和不信任的话，推崇王明等人，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领导层。当时虽未得逞，但造成了中国留俄学生中对中共代表团及中央负责人的轻视和不信任。米夫极力吹捧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要他向旅苏留学生发表讲话，反对“江浙同乡会”。六次大会结束后，有的代表没有走，米夫又召集报告会，王明报告了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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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山大学自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改为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中山大学的风潮，起始于1927年夏季，学年总结时，发生了拥护代理校长的学生和支持支部局的学生之间的分歧，是为教务派与支部派之争。米夫从中国回来后，支持支部派，压制教务派，当了校长。王明等人支持米夫，实际上在学生中很孤立。于是他们便捏造谣言，说中山大学有一个由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组织的“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并经苏联有关部调查确认属实。按向忠发的说法：“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他们的组织在党内秘密，有中央的组织，亦有各地支部的组织”；“他们与蒋介石有勾结，受蒋介石的经济帮助，还听说与日本领事馆有勾结”。“他们以后的出路不外：1、公开的反革命，投向蒋介石来屠杀工农；2、走到小资产阶级反动政党（如第三党）里去，反对C·P·；3、留在党内捣乱破坏。”因此，必须“消灭其组织”；“对组织中领袖和中心人物予以严厉的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①。向忠发在中山大学的讲演中，竟威胁要枪毙一些人。事后便有学生被捕、被开除。学生激于义愤，纷纷找中共代表团反映情况。瞿秋白听取了学生意见。当时还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曾到学生中间调查，认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瞿秋白又派邓中夏、余飞去中山大学调查，与校方发生争执。米夫和由他操纵的、由王明一伙加上几个俄国人组成的支部局，居然不许中共代表团过问这所训练中国学生的学校。中共代表团经共产国际秘书长同意，前往格伯乌机关查阅材料，也遭拒绝。1928年8月15日，中共代表团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表示了代表团对苏联当局处理“江浙同乡会”的不同意见。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在一些江浙籍同学中，对某些问题意见一致，并不是罪过，不能说明他们就是有组织的派别活动。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作出了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反动组织的结论。约在这个时候，瞿秋白向库西宁提出撤换米夫的东方部副部长职务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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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向忠发：《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苏联经过报告》（1928年9月14日）。
1929年夏天，中山大学举行学年总结大会，多数学生反对支部局，瞿秋白公开发表讲演支持多数学生，反对无原则的斗争，对支部局的领导也颇有批评。会议进行三天。瞿秋白要求代表团成员对中山大学事件采取一致的态度，但后来张国焘却顺风转舵，倒向米夫一边去了。
联共发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清党运动以后，中山大学掀起了更大的风浪。布哈林“右倾”的主要罪状是反对全盘集体化，反对消灭富农。瞿秋白在富农问题上，原来和布哈林一致，即强调富农的封建性，但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他主持起草制订的六大决议中，也有同样的提法。1929年6月间，东方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时，米夫认为中国也应同苏联一样，推行反对和消灭富农的政策，瞿秋白反对，两人反复辩难，相持不下。在张国焘的调和下，瞿秋白勉强地违心地同意米夫提出的《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1929年6月7日）。富农问题的争辩，影响很大，瞿秋白被视为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衡。中山大学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企图把右倾和“左”倾的帽子，一起扣到瞿秋白的头上。
他们先是召集了为期十天的党员大会，与反对他们的党员摊牌，并提议请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置他们于被公开批判的地位。瞿秋白拒绝出席会议。随后，他们又在清党的一般讨论阶段，召开大会，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
事先，他们收集和捏造瞿秋白和代表团的“幕后活动的材料”，把自从中共六大以来中共代表团及其成员的各种讲话和文件，逐字逐句加以审查，找出可以攻击之点。大会开始后，他们在发言中集中攻击瞿秋白等犯了机会主义错误。米夫派以及参加会议的联共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一致鼓掌，表示支持这种攻击，以孤立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与此同时，清党已发展到行动阶段，据陆定一回忆说：“凡是‘反对支部局’的，除了少数几个工人以外，都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团籍，开除学籍，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等处分。”①喧嚣，起哄，谩骂，处分，一切卑劣的手段，都无法使真理正义在身的共产主义战士发生丝毫的动摇。但是，在这种乌烟瘴气，是非颠倒的恶劣环境里，却可以使一些好人愤懑到痛不欲生。有的人自杀了，而有些不自杀的人则莫名其妙地突然失踪了。
中山大学学生瞿景白，在这次大会以后，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党员党证，退给联共区党委。就在这一天，他“失踪”了。是自杀，还是被捕？当时谁也说不清，也不敢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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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陆定一：《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
景白是瞿秋白的三弟，生于1906年。他在哥哥教诲和带领下，成长很快。1921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绩优秀。1924年开始就读于上海大学，并在那里入党。曾在《新青年》季刊发表诗作，并担任上海大学演说练习会的文书。
五卅运动中表现出色，一度被捕入狱。在法庭受审时，他“脸不变色，作了义正辞严的答辩”①。他先后在上海、汉口作过党、团的工作。随瞿秋白来莫斯科后，曾参加中共六大的秘书工作。后在中山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同瞿秋白合编了《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编》。景白“失踪”，对瞿秋白感情上的刺激，是相当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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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姚天羽：《培养革命干部的洪炉——上海大学》。《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
在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的杨之华，也因为反对米夫派，受到了严重处分。
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时一致肯定中山大学支部局的政治路线，谴责反对派；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瞿秋白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事件的主要责任。1930年春，米夫召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和张国焘到他的办公室，板起面孔，宣读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指责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邓、余）领导了派别的活动，未与托派进行充分的斗争。由于张国焘在这次斗争中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段，最后倒向米夫派，所以决议说他不是在当初，而是在后来才对中山大学的派别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决议宣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共产国际商定新的成分。这样，瞿秋白便被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
这一场斗争，究竟如何看呢？当时中共代表团成员陆定一有明确的回答：
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扬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所以所有老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非推翻不可。张国焘当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所以中国代表团里就发生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同志们同张国焘和王明集团的斗争。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我成了他们在青年团内的主要打击对象。现在看来，我们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团的斗争是正确的，实质上是反对“老子党”和大国主义的斗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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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陆定一为《忆秋白》所写的前言（1980年5月3日）。
瞿秋白后来在回顾这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时，写道：
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作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消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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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多余的话》转引自《瞿秋白年谱》第15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在莫斯科的两年时间里，瞿秋白时刻关心国内的工作，他的心是向着祖国的。他校阅过列宁的重要著作的中文译本《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书，翻译过不少文件；他研究了中国苏维埃的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他的这些研究和著译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国内的革命工作和未来的建设工作有关。因此，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他就有可能回到中国来了。1930年6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主持下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了中央，形成了立三路线。7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针对立三路线，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即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瞿秋白、周恩来（4月间到苏，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参加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参加了决议案的讨论。8月12日、13日，秘密前往武汉观察形势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两次向莫斯科报告：武汉驻扎着大量国民党军队，革命力量不过三百多人。共产国际当即决定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
周恩来、瞿秋白先后取道欧洲回国。路经德国柏林时，8月1日，瞿秋白和周恩来一起参加了柏林失业工人示威大会。
会后，周恩来先行返国。8月26日，瞿秋白返抵上海。
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
中共六大以后，名义上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政治局常委李立三。由于贯彻了六大决议，中国革命形势从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有了上升的趋势。中国工农红军力量增强，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瞿秋白这时著文欢呼“毛泽东红军万岁！”①。在这种好的形势下，李立三便骄傲起来，忘乎所以，企图改变六大的正确方针，要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的前景，有一个十分乐观、十分狂热，但又十分虚幻的估计：预计在武汉、南京暴动胜利后，蒋介石将迁都北京，而苏维埃中央政府将在武汉成立，形成武汉与北京两个政权的对峙局面。与此同时，在北方进行冀鲁豫暴动，推翻北京政府；在东北举行哈尔滨、大连起义，在南方进行广州、香港暴动，引起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实现世界革命。当李立三的六月决议送到莫斯科时，瞿秋白说：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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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中国的苏维埃革命》（1930年1月）。《共产国际》月刊，第1卷第1期。
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是反对的，特别是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在关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关于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关于取消党、团、工会组织，成立总行动委员会组织等等方面，都批评了李立三。但是，就共产国际与立三路线之间的思想理论体系来说，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一脉相承的。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时期”的理论，关于城市武装起义经验的绝对化理论，关于反布哈林右倾的斗争，等等，推动和助长了立三路线的形成。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在中国革命性质、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以及在革命形势、党的任务等重大问题上，同李立三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七月决议明确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但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强调右倾乃是主要的危险。
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受到远东局代表的批评。远东局代表写信给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的六月决议是路线错误。李立三则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撤换远东局代表。8月，国际决议，否定了远东局代表关于中共中央六月决议是路线错误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八月决议和七月决议，内容一致，成为中共三中全会的指导文件。
8月1日、3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竟说：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趋势；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纪律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并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再用另一种方式和国际说话。随后，李立三一再以中央政治局名义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写信打电报，谎报中国革命的高潮和战绩，要求批准他的暴动计划。这一系列公开对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行为，对于有权指挥各国党的共产国际来说，是绝对不可容忍的错误。
9月24日至28日，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李立三发言承认了错误，瞿秋白作了政治总结，即《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和《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指出前一时期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主要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地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决议认为立三路线“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但是策略上有错误。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作，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表现在对于立三路线的“左”倾的思想实质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错误地强调反右倾；曾经反对立三路线并被立三路线中央打击的何孟雄，仍然成为三中全会打击的对象。但以三中全会的缺点与功绩相比，三中全会的功绩是主要的。
可是，两个月过去，到了11月间，共产国际突然来信①，在对立三路线错误的估计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来信说，立三路线错误不是策略上而是与共产国际路线对立的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并且指责明明是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的口径去纠正立三路线的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错误。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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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此信。
但是，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在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前，王明已先于中央从远东局获知共产国际来信内容，他急忙按照十月来信的调子修改他正在赶写的《两条路线》小册子，蓄意在党内制造混乱。小册子说立三路线“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要坚决反对“对这一路线采取调和的态度”。在政治上强调反右倾，在组织上提出“改造”各级领导机关。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及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指责“维它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三中全会后，又在“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他狂妄地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他说：“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因此，他提出在党的七大召开以前，“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的领导机关”，至少要“对政治局的成分应有相当的改变”。①
王明及其后台，早已把目光紧紧地盯住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位置。王明的小册子成了他们夺权的纲领。
王明一伙带头，罗章龙、王克全、何孟雄等，一哄而起，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和瞿秋白。罗章龙等认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学习的”，必须“立即离开领导机关，照章予以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②何孟雄等主张对瞿秋白、李立三等“予以严厉的纪律制裁”，分配他们去做艰苦的下层工作。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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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0年秋冬）。
②《全总党团决议案》（1931年1月1日）。
③《苏准会办事处工作人员会议决议案》（1931年1月7日）。
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听取了李立三①的检查，审查了三中全会文件等以后，写出《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全盘否定三中全会：“（一）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实质；（二）三中全会模糊了这个路线和国际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三）三中全会没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阶段的真正教训；（四）三中全会没有提出并解决革命现在阶段的现实任务；（五）三中全会对于全党同志没有解释领导机关所作的错误，反而模糊了这些错误的实质；（六）
三中全会没有责备在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不同意的时期，所表现的那些反共产国际言论；（七）三中全会上表现了领导机关之中有不健全的小团体的两面三刀的空气。”②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在讨论这个报告时，表示完全同意上述观点。主席团会议在批判李立三时，实际上把主要矛头对着主持三中全会的瞿秋白。主席团的七名委员的发言，都指名通姓批判瞿秋白，指责他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时，“领导了‘中大’小团体纠纷”；“无原则的领导了三中全会”；“以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国际”③。主席团极力吹嘘王明一伙，说他们“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是“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很好的同志”。他们之所以“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完全是“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④在会上，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意斯基提出三条意见：一、李立三要向国际监察委员会彻底揭发瞿秋白的“小团体”活动；二、召集中共中央全会；三、李立三留在国际学习，认识自己的错误。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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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中全会后，共产国际调李立三到莫斯科学习。
①③④⑤《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4卷第3期。
这时米夫被派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2月14日，米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召开四中全会。16日，在米夫干预下，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撤消李立三中央对王明等人的处分。25日，任命王明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22日，又逼迫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自我否定，完全接受王明《两条路线》小册子中提出的两项主要要求，即宣布三中全会决议及中央最近各项通告无效；重新决定政治决议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样，便暂时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和王明一伙妥协合作的局面，王明说中央已放弃了调和路线，回到了国际路线上来。何孟雄、罗章龙等则认为不应再召开紧急会议，不必撤换中央领导人，不应再谈改造党的组织，而转过来批评王明。
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操纵下于上海秘密召开。有的代表在会前二十分钟接到通知，才知道要开四中全会；有的来到会场还不知道要开什么会。会议从早上七时多开到晚上十时多。会议批评立三路线，批评三中全会“调和路线”；李立三已去莫斯科，瞿秋白便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主要目标。会议根据米夫的旨意，撤消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而被米夫称之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出色”、“最有才华”的领导人的王明等，竟一步登天（先入政治局，后选为中央委员），钻进了中央领导岗位。尽管罗章龙派因未能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而大闹会场，但米夫、王明夺权的大局已定，不容更改了。向忠发虽然继续担任总书记，但是大权操在王明手里。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代理总书记。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秦邦宪接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瞿秋白冷静地从容地对待这一切。他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四中全会后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写信，声明自己承担责任，接受“指斥”，说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①。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再次谴责瞿秋白。决议竟指责瞿秋白以派别行动来影响李立三中央对王明等的压迫，对共产国际清党动摇，对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王明一伙，大权在握，什么罪名，都可以加在别人头上。瞿秋白欲辩不能，只好再次向中央政治局写了声明书，接受一切指责，说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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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的信。《党的建设》第3期。
②瞿秋白同志声明书。《党的建设》第3期。
这是共产国际中某些人控制和干涉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一幕极不光彩的丑剧。其结果当然只能招致一场大悲剧，它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带来的是毁灭性的灾难。
瞿秋白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即使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仅仅从普通人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观念来判断这一切，他也会看穿这场丑剧和悲剧的本质。
瞿秋白一生的荣辱功过，可以说同共产国际密切相关。他之成长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有威望的党的领导人，是与共产国际的培养与提携分不开的，而把他从崇高的位子上狠狠地打下来，给以种种不堪忍受的侮辱，也是由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所扶植的王明集团所干的。这件事，对瞿秋白影响极大。可以设想，当一个人长期所崇拜的权威（个人或组织），原来竟是这样一副嘴脸，他所产生的失望、痛苦和鄙视，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在当时，这些苦水他都自己吞咽下去，不愿白白浪费气力，再与这些后台硬得很，而又具有流氓气质、阴谋家手段的政客们周旋了。
虽有失望和痛苦，但是，瞿秋白并没有灰心。他了解和热爱这个党和绝大多数的党内的同志，热爱中国亿万的劳苦人民大众。从已经无法工作下去的领导岗位上下来，对他来说，可以说是求之不得的解脱；他可以在别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工作。醉心向往的文学园地，现在终于有时间和精力来耕耘了。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的黄金般的辉煌时期。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十二 圣洁的友谊
十二 圣洁的友谊
重逢茅盾话《子夜》
四中全会的突然袭击，王明集团打倒了他们预谋要打倒的人。但是，对于反对他们的人，或者为他们所不喜欢的人，王明一伙并不就此罢休，还在千方百计地进行迫害。除去在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压制以外，又在生活上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段，对很多人不发或少发生活补助费，使他们的生活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以迫使他们就范。不少人卖光仅有的一点值钱的东西，晚上只好睡在水泥地上，白天到难民救济处喝一点施舍的稀饭。在无法生活的情况下，有的同志把妻儿送回老家，有的沿街叫卖瓜子，有的走投无路，竟想到山中落草，劫富济贫，当政治土匪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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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金保：《关于六届四中全会的斗争及其他》。《工运史研究资料》（九），1980年8月20日。
王明一伙对待瞿秋白，稍微客气一点。瞿秋白是党的高级干部，又长期患病未痊。王明一伙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笼络群众，不得不发给他一点生活费；但也只是象征性的，仅有十六、七元钱。1930—1932年间，上海工人每月最高工资为五十至九十元，中等工资二、三十元，最低工资八元至十五元。这一点生活费，仅能维持瞿秋白夫妇的最低生活需要，连温饱都谈不上，更不要说医病了。这一切，瞿秋白都能克制和忍受；少年时代的清贫生活的磨炼，使他能够适应急剧下降了的物质生活水平。
带着病，他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以上。早晨，起床后先看报，几份大报看得很仔细，重要的资料要剪下或摘录。上午剩下的时间写文章。午睡后起来翻译或写作。晚上看书或写作，一直到深夜。
他气定神闲，情绪内敛，从不在同志、朋友和妻子面前诉说王明集团对他的打击。当时见过他的人，对他的安详，平静，潇洒和幽默，都感到意外。夏衍后来说：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他忍受到了“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可是，在我和他断断续续的近两年的工作接触中，丝毫也没有感觉到他受了打击之后的委屈的心情。日常谈话的时候他是那样的乐观，那样的‘潇洒’，那样的幽默，可是一接触到工作，他又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对敌人和旧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具有那样强烈的敌忾和仇恨。少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最经不起打击——特别是来自内部的打击，而在秋白同志身上，是一点也找不到牢骚、委屈之类的个人主义情绪的痕迹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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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忆秋白》第313—314页。
瞿秋白下台，株连所及，杨之华也跟着倒霉，她被撤销了中央妇委负责人的职务。她心里感到委屈，要求给她工作做。瞿秋白耐心地说服她，热情地鼓励她。他说，要在受到挫折的时候，经得住考验。革命工作多得很，在失去工作的时候，要学会独立工作。他教杨之华读书，学习俄文，写短篇小说，翻译苏联文学作品。当杨之华把她写的《豆腐阿姐》这篇小说拿给他看的时候，他由衷的高兴，马上执笔帮她修改；她学习翻译苏联文学作品，每译出一段，他就帮她改一段。杨之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等群众工作，现在突然要闭门读书写作，感到很不习惯。瞿秋白便对她说：要学会适应各种环境，善于利用一切条件和时间，去学习和工作，这也是一种锻炼。在他的帮助下，杨之华逐渐适应了，心情也舒畅了。
生活中，免不了要碰到不愉快的事。有一次，杨之华在洗衣服的时候，不知怎么触犯了房东太太，她便指桑骂槐，唠叨个没完。杨之华回到房里生气地对瞿秋白说：“连洗衣服的自由也没有！”瞿秋白却微笑着幽默地对她说：“就是因为不自由，才闹革命么！”一下子把她的火气消了。还有一次，杨之华看到他身体虚弱，很久没有吃到一点好菜，就托邻居买到一只肥鸡，燉得又香又烂，准备让他吃顿好饭。想不到晾衣时竹杆碰翻了锅。她心疼不得了，一边收拾一边埋怨他没有帮她晾衣。他马上一声不响地帮她收拾，象哄小孩似地说：“算我已经吃了吧，应该高兴么。不要想它了，该读书和翻译了，把你昨天译好的拿给我改。”说得她心也宽了。
瞿秋白对于这位美丽、聪慧、勤俭、坚毅的女性，是非常尊重，百般爱护的。他与她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但更多的是她无微不至地照料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他。家中生活的一切，都由她安排得有条不紊，使他有可能集中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写作。他是这个家庭的灵魂，而她犹如融融烛光，照亮并温暖了这个虽然清贫但却充满了激情的小屋。瞿秋白对杨之华倾注的感情和辛劳，无限感激，并且深怀歉意。所以每当她遇到不愉快的事，他总是想法抚慰，逗她高兴；决不让她忧郁和感伤。当然，这一切都是他们真挚的爱情所生发出来的。
三个月过去，到了4月下旬。茅盾从沈泽民那里得知瞿秋白的近况和住址，第二天就到大西路两宜里瞿家看望。这天下午，瞿秋白正在伏案写作，杨之华在看书。楼下传来了敲门声，听到房东太太去开门。一个女人的声音问：“何先生在家吗？”“这里没有姓何的！”房东太太已经不耐烦了。杨之华听出是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声音，连忙下楼，边跑边说：“有姓何的！”并对满脸狐疑的房东太太解释说：“我娘家姓何。他们是我的朋友。”房东太太扫了客人一眼，回屋去了。孔德沚是和茅盾一起来的。杨之华请他们进房后，悄声告诉他们说：“秋白又改名换姓了，不再姓何，改叫林复了。”
原来，去年8月，瞿秋白由莫斯科归来，听说茅盾已从日本回国，就用暗语写信给开明书店转茅盾，约他会面。瞿秋白改姓何，杨之华改姓林，还留了地址。茅盾和孔德沚去看了他们。当时，瞿秋白向他们概括介绍了革命形势，询问了他在日本的情形，并表示支持他写小说。从那以后，两人已有半年多没有见面了。
叙了家常之后，瞿秋白问茅盾在写什么？茅盾说正在写长篇小说《子夜》，已草成四章，并把前数章的情节告诉他。瞿秋白听后很感兴趣，又问全书的情节。过了几天，一个星期日，茅盾带了《子夜》原稿与各章大纲，和孔德沚一起又来到瞿秋白家。瞿秋白兴致极好，文学园地的门扉，终于重新对他开放，即使是看着别人的作品，同作者交流心得，也使他高兴得不得了。从下午一时到六时，瞿秋白边看原稿，边说他对这几章及整个大纲的意见。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农民暴动的一章，也谈到后来的工人罢工。写农民暴动的一章没有提出土地革命；写工人运动，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也不合理，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瞿秋白向茅盾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红军和各个苏区的发展情形，并解释党的政策的成败，建议他以此为根据来修改农民暴动的一章，写成后面的有关农村及工人罢工的章节。天快黑了，王一知来访。杨之华请大家吃晚饭。瞿秋白和茅盾打算晚饭后，接着谈下去。不料，饭刚吃完，邮差送来一封信，拆开一看，信中说：你们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快回去看看吧！
这是党的机关被破坏，此地危险，赶快转移的暗号。可是仓促间，往何处转移呢？茅盾夫妇当即邀瞿秋白夫妇到他家中去。茅盾住在愚园路树德里一幢楼内的三层厢房。二房东是个商人。茅盾对二房东说是亲戚来上海治病，住不久就走。他让孩子睡在地铺上，把床让给瞿秋白夫妇睡。瞿秋白在这里住了一两个星期。有了充裕的时间，两个人就天天谈《子夜》，谈上海文艺界，谈左联的工作，总有说不完的话。对《子夜》，瞿秋白建议茅盾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局，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本家是没有出路的。瞿秋白读原稿极为细心。原稿写吴荪甫坐的是福特牌轿车，因为这时上海通用福特车。瞿秋白认为象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豪华的轿车，建议改为雪铁龙牌轿车。又说大资本家愤怒绝顶而又绝望，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以上各点，茅盾都照改了。只是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由于作者缺少这方面的生活体验，无法照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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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子夜》在1933年2月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的作品。同年3月，瞿秋白发表《子夜和国货年》，说《子夜》将使1933年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册，而国民党玩弄的骗人的“国货年”只能“做《子夜》的滑稽陪衬”。因为，中国还在“子夜”中，在“暄红的朝日没有照遍全中国的时候，那里会有什么真正的国货年”①。瞿秋白认为，《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够不说是很大的成绩。”②8月，瞿秋白又发表《读子夜》③一文，比较系统地评论《子夜》，谈它的成功，也指出它的不足。他热情地赞扬《子夜》的成功。他写道：“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它不但描写着企业家、买办阶级、投机分子、土豪、工人、共产党、帝国主义、军阀混战等等，它更提出许多问题，主要的如工业发展问题，工人斗争问题，它都很细心的描写与解决。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看来，《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的新的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瞿秋白的评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出发的，他的见解即使今天来看，也是十分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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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4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③《读子夜》。《中华日报》副刊《小贡献》，1933年8月13日。
在和茅盾交往的过程中，瞿秋白不时问起鲁迅先生。他对这位几乎比他年长二十岁的文坛盟主，早已十分敬佩，却至今未能见面。茅盾说，待方便的时候，同他一起去拜访鲁迅。
5月初，冯雪峰到茅盾家来了。他是给茅盾送刚印出的左联秘密机关刊物《前哨》的。瞿秋白看了上边刊登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高兴地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冯雪峰是第一次见到瞿秋白。他和茅盾考虑到瞿秋白的安全，最初打算把他安排到北四川路鲁迅的寓所，但又觉得不是长久之计。最后由冯雪峰设法，在南市紫霞路六十八号谢旦如家，为瞿秋白夫妇找到了住房。不久，他们便从原来住址搬进了新居。
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紫霞路六十八号的主人谢旦如，是一位比瞿秋白小五岁的青年人。长身玉立，面庞清癯，心地纯正，态度谦和；既是商人，又是文人。谢家世代经商，父谢敏甫是上海福康钱庄的老板，家资万贯，藏书丰富。谢旦如喜欢文学，思想进步。1921年与应修人办上海通信图书馆。1924年底由应修人介绍加入湖畔诗社，出版过诗集《苜蓿花》。1929年后，先后在老西门、静安寺开过几家小书店，专售左翼文艺书刊。《前哨》创刊，便是由他筹集经费，接洽印刷出版的。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却担负了共产党交给他的重要秘密工作。
紫霞路地处华界，国民党当局管辖区内，本来不利于革命者避居。但是，谢家是上海金融资产阶级中的名门，军警特务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富家公子哥儿，竟会在家中藏匿一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
谢旦如为了接待瞿秋白夫妇，说服了夫人钱云锦和老母亲。然后在报上登了招租广告，并在住房附近贴了几张租屋告示。6月间，一切安排妥当，瞿秋白夫妇由冯雪峰陪同来到谢家。瞿秋白化名林祺祥①，剪了平头，一身浅灰色的长衫，脚穿布鞋，完全是个乡村教师的模样。夫妇两人只带了一个小皮包，别无他物。后来又有人送来两只皮箱。谢家的人，除谢旦如外，都不知道这对房客夫妇的真姓名。平常就叫他们林先生和林家嫂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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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说化名林复；此据杨之华：《回忆秋白》。
这是一座旧式的三开间三层楼房，座落在紫霞路的中段，有前后两门。瞿秋白夫妇住在二楼东厢房。房间陈设简单，家具都是房中原有。东南面放一张宁式双人床，北面靠阳台是一张旧沙发，西面一排四扇窗户，窗前放一张杉木书桌和几只凳子。对面的西厢房是谢家的书房，保存着大量的文艺书籍和期刊。天井里有几盆花草，一缸金鱼。瞿秋白和杨之华都喜欢谢家书房中的藏书。杨之华对钱云锦说：进了书房，就得花一天时间。他们在谢家吃包饭，一日三餐两家在一起吃，关系处得很亲密。饭后茶余，瞿秋白有时和谢旦如谈天，有时听听收音机，或者给谢家的孩子讲故事。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两家从南市移居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华兴坊十号的一座洋房。谢家住二楼，瞿家住三楼。谢旦如母亲去世，灵堂设在一楼。杨之华象亲人一样帮助谢家料理丧事。她待人亲切，说话得体，办事利落，来往的亲戚朋友都对这位林家嫂嫂很有好感；这对瞿秋白的隐居，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在毕兴坊住了五、六个月，夏天又搬回紫霞路六十八号。这次，瞿秋白夫妇住在三楼正中房间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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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云锦：《忆谢旦如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的片断》，《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3辑。参见周枙伽：《回忆谢旦如同志》，《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辑。
在这前后，瞿秋白开始和左联发生联系，参与了左联的领导工作。
4月底，在茅盾家避难时，茅盾便把对左联的意见对瞿秋白说过。茅盾说：左联象政党，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瞿秋白大致同意茅盾的看法。5月下旬，茅盾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瞿秋白知道后，邀茅盾去谈，提出需要改进左联的工作。他建议《前哨》要坚持办下去，作为左联的理论指导刊物，另外再办一个文学刊物，专登创作。瞿秋白还提出，要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以及1928年以来的普罗文学运动进行研究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他并且建议茅盾作为左联行政书记先写一两篇文章带个头。本来，鲁迅、冯雪峰和茅盾也早有办刊物的打算，经过研究，决定将已被查禁的《前哨》，从第二期起改为《文学导报》继续出版，内容专登文艺理论研究的文章。同时创办一个以登载文学作品为主的大型文学刊物，这就是在同年9月创刊的《北斗》，由丁玲主编。瞿秋白这一时期写的文艺论著，多数都发表在《文学导报》（终刊后，又有《文学月报》）和《北斗》上，如著名的《乱弹》集中的文章，几乎全部在《北斗》上刊载。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纲领中已有“左”的倾向。在行动上，则要求成员要参加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写标语，散传单，到工厂中作鼓动工作，以及帮助工人出墙报，办夜校等。立三路线时期，左联也受到“左”的影响。8月间，左联执委会通过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不仅要求左联成员去参加飞行集会等政治活动，而且根本不提作家的创作活动，对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愿望扣上“作品主义”的帽子。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硬搬苏联“工农通信员”的经验，用扫盲工作和启蒙工作来取代作家的创作活动。强调要把组织的重心移到工农身上，而蔑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要他们割断旧社会关系，不让他们创作。这种状况，直到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才有了改变。茅盾回忆说：
决议是冯雪峰起草的，瞿秋白花了不少心血，执委会也研究了多次。这个决议可以说是“左联”成立以后第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的文件，它是对于一九三○年八月那个左倾决议的反拨，它提出的一些根本原则，指导了“左联”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活动。……虽然还有某些左倾的流毒……，但决议提出的在文学领域里的各种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我以为，这个决议在“左联”的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可以说，从“左联”成立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是“左联”的前期，也是它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逐渐摆脱出来的阶段；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和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鲁迅与秋白的亲密合作，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一九三二年以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比之三○、三一年是更猖獗了），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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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茅盾：《“左联”前期》。《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这一时期，瞿秋白一度从组织上直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委员会（即文委，是文总——包括左联在内的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核心），并为它起草了《苏维埃的文化革命》等具有指示性的文件。瞿秋白根据革命形势和总任务，提出了文化战线上的任务：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文化运动和一般革命斗争的联系。这里，一切革命的文化团体，必须用文化运动的方式去发动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全部斗争。为了摆脱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束缚，他强调指出：文化团体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成为文化战线上的强有力的群众斗争的队伍，必须能够动员极广大的党外的劳动民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来进行革命的文化运动。
《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不仅限于白区文化工作，同时涉及苏区文化工作。指出，在中国的文化生活里，也已经显然的树立了新的革命营垒，就是苏维埃区域几千万群众所开始的文化革命。革命的文化团体首先要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一切必要的工作，去支援苏区内的一切文化事业，尤其是关系到几千万群众的教育事业，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而在白区也要开展革命的普洛的教育运动，去赞助苏区的教育文化事业。此外，要发展普洛新闻，建立工农兵通信运动，要在大众之中发展普洛的革命的文学、话剧、美术、音乐等运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大众化的运动，必须把普洛的文艺运动和社会科学运动与大众的斗争以及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要面对反动的大众文化，去创造革命的大众文化，去出版马克思主义的通俗的科学丛书。
《苏维埃的文化革命》最后附列有文化委员会下属的社联、左联、教联、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和剧联等五大联盟的工作计划纲要。其中关于左联的工作，文件中规定：一、政治参加。二、创作批评（理论的斗争）。三、大众文艺，新作家的培养。四、文艺理论的宣传（翻译）。五、文研的指导（文新①）。（1．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斗争——新作家；2．大众文艺——新作家；3．文艺理论的宣传；4．文研的指导。）这个文件尽管仍然包含了某些“左”的提法，但在主要方面是正确的，对当时白区（也涉及苏区）的文化工作任务提出了明确的十分宝贵的意见。这个文件约略写于1931年10—11月间，恰好在前述左联执委会通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之前，决议贯彻了文化委员会这一指示的精神。这个文件有力的证明了瞿秋白一度参与了对当时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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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新，指《文艺新闻》报，袁殊主编，自1931年3月16日创刊，至1932年6月20日停刊。瞿秋白、冯雪峰后来确实在该刊登过一些关于“文研指导”一类的文章，如瞿作《猫样的温文》。另，文件中提到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成文于1931年10月，由此可以推定文件写作时间，至少在该会成立以后。
1932年春夏之交，瞿秋白与夏衍初次相见，后来两人多次会面并商谈左联的工作。夏衍后来回忆说：“瞿秋白同志对于‘左联’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扩大统一战线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①“由于秋白同志对实际政局的观察以及他和鲁迅的亲密关系，……来领导我们，比鲁迅暗示的意见更直接明确，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和接受。”②过去，左联不允许盟员在国民党报刊上发表文章，而自己没有报纸，刊物常被查禁。瞿秋白参加领导左联以后，开始逐步地、有计划地占领这些宣传阵地，例如石凌鹤当了《申报》的《电影副刊》编辑，王尘无当了《晨报》的《每日电影》实际编辑。左翼作家在《东方杂志》、《申报月刊》以及其它刊物上也发表了文章，特别是发表了许多反对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杂文、随笔、漫画等等。夏衍说：“这件事，我认为秋白同志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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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第53页。
这一时期，瞿秋白和左联中的共产党员夏衍、阳翰笙、钱杏邨（阿英）等，都有过多次接触。上海一二八事变前后，他对于左联中共产党员作家的关门主义错误以及他们对于中间派文艺工作者的不适当的态度，进行了批评。他对他们说，在目前情况下，在广大群众要求抗日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作家、艺术家组织起来，利用群众要求抗日的爱国心理来进行我们的文化工作。上海明星电影公司邀请夏衍、郑伯奇、钱杏邨担任编剧，有些人不赞成。夏衍、郑伯奇向瞿秋白请示，他思考片刻，说：“要考虑一下，电影界的恶势力太大，你们这些书生斗不过他们。”“我们还没有力量和可能办自己的电影公司，而电影又是影响最大的宣传工具，你们可以试试。认识一些人，做一些工作，培养几个干部。不要急于求成，困难是很多的。”①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但是，你们要当心。”②就是说，要他们面对电影圈中的腐化堕落势力，务必提高警惕，谨慎地夺取电影阵地。这样，夏衍、郑伯奇、钱杏邨，后来还有沈西苓、石凌鹤、司徒慧敏、王尘无，加上田汉、阳翰笙等，都参加了电影工作。这是他们从左翼的小圈子渗入完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电影事业的起点。从1932年到1937年，实际上控制了明星、联华、艺华等几个最大的电影公司的编剧方面的领导权。夏衍说：“这件事，在秋白同志领导文艺工作之前，我们是不可能做得到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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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文艺报》1955年第12期。观《“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第54页。
②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文艺报》1955年第12期。
③夏衍：《左联杂忆》。《人民日报》1980年3月1日。
上海唱片业中首屈一指的百代唱片公司，为法国人所办，业务负责人任光与田汉很熟。田汉要夏衍向瞿秋白请示，可否争取任光，以便把进步电影歌曲和一些救亡歌曲由百代公司录制唱片广泛发行。瞿秋白完全赞成田汉的意见，高兴地说：“这是一个好机会。”正是通过任光，才把聂耳、田汉、冼星海、孙师毅等人作曲作词的进步歌曲录制成了百代公司的唱片，使《渔光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唱遍了全中国，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成了最有效的、最能鼓舞群众抗日情绪的宣传工具。
瞿秋白对左联的指导，到1933年秋冬为止，大约近三年的时间。后来，他离开上海，人们普遍感到惋惜。茅盾曾这样设想过：假如1933年底，当时王明路线的中央不把瞿秋白调到中央苏区去当什么文化教育委员，而继续留在上海，那么，左联后期的不团结就不至于发展到那么严重，两个口号的争论也不至于发生。
左翼文坛两领导，
瞿霜鲁迅各千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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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茅盾1980年11月中赠丁景唐诗。
回顾左联的辉煌战绩，谁都不会忘记鲁迅和瞿秋白的作用。如果把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文艺家队伍，比作一支向反动派冲锋陷阵的大军，那么，这支大军的统帅就是鲁迅，而瞿秋白当之无愧，是这支大军的最杰出的政治委员。这，也许不过份吧！
当然，谁也不会忘记，先后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乃超、冯雪峰、周扬、夏衍、丁玲等人，对于左翼文艺运动所起的重要作用。
“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
紫霞路的常客是冯雪峰。他每次来找瞿秋白谈工作或取文稿，都带来一些文坛的新的信息。他们的谈话，常常伴着笑声，给这个安静的居室带来了欢愉。他们经常谈到鲁迅。这不仅是因为谈左联工作，必定联系到他，更主要的是瞿秋白十分敬慕鲁迅。他总要问：鲁迅近来好么？鲁迅在写什么？鲁迅对工作有什么意见？冯雪峰见到鲁迅时，也经常谈起瞿秋白，转告瞿秋白对左联工作的意见。冯雪峰后来说：“在两人没有见面以前，秋白同志已经是一看到我，就是‘鲁迅，鲁迅’的谈着鲁迅先生，对他表示着那么热情了。在鲁迅先生也是差不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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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冯雪峰：《回忆鲁迅》第135页。以下关于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多参考冯著及杨之华、许广平的回忆录，恕不一一注明。
鲁迅早就知道瞿秋白是著名的共产党人，知道他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是一个年青而有才华的文人。鲁迅从冯雪峰那里知道瞿秋白从事文艺的评著并愿意与闻并领导左联的活动的时候，很看重瞿秋白的意见。当冯雪峰把瞿秋白谈到的关于鲁迅先生从日本文译本转译的几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译文的意见，转达给鲁迅的时候，鲁迅并不先回答和解释，而是怕错过机会似的急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又说：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能够译得精确流畅，现在是最要紧的了。鲁迅只要有俄文的可介绍的或对研究上有用的材料到手，冯雪峰来时就交给冯说：“你去时带给他（指秋白——笔者）罢！”
对于瞿秋白的杂文，鲁迅也很看重，他不止一次向冯雪峰谈到瞿秋白的杂文：尖锐，明白，晓畅，真有才华，真可佩服！也指出瞿秋白的杂文深刻性不够，少含蓄，读二遍有一览无余的感觉。鲁迅更看重瞿秋白的论文。有好几次，他微笑着对冯雪峰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这是指瞿秋白批判与打击“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自由人”以及论述文学革命、文艺大众化问题的那些辉煌的论文，如《学阀万岁》、《鬼门关以外的战争》、《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自由人”的文化运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等。正是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对工作和事业的巨大的热情，对同志的赤诚纯真的情谊，把鲁迅和瞿秋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鲁迅最初交给瞿秋白翻译的书，是苏联作家格拉特柯夫的长篇《新土地》。当时国内很难得到俄文原版书籍。为了防范敌人的查禁和没收，瞿秋白请他的朋友曹靖华从列宁格勒把苏联书籍报刊寄两三份，分批或经西欧寄给鲁迅，然后由鲁迅转给瞿秋白。《新土地》就是这样转到的。1931年下半年，译稿送商务印书馆出版。《新土地》真实地反映了苏联的现实生活，瞿秋白看重它的出版。他写信告诉曹靖华说：当这部书出版的时候，他要亲自写篇序，而这序文只有五个字：“并非乌托邦！”。可惜，《新土地》书稿，后来在“一·二八”事变时毁于日军的炮火中。
1931年秋，曹靖华把《铁流》译稿寄给鲁迅。但曹靖华未及译出涅拉托夫写的序文。鲁迅以为，译本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实在有些缺憾。但发稿在即，要远在列宁格勒的曹靖华来译已来不及，便托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欣然同意，把别的事放下，很快把这两万字的序文译出，并将《铁流》一部分译稿与原著校核了一遍。在把译稿送给鲁迅时，瞿秋白写了一封信；这是迄今发现的瞿秋白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
迅、雪：
这篇序是译完了。简直是一篇很好的论普洛创作的论文。其中所引《铁流》原句只有一半光景是照曹译的，其余，不是曹译不在我手边（在下半部），就是作序者自己更动了些字句，我想，可以不必一致，这是‘无关宏旨的’。不过，当我引着下面一段中的几句时，我细把《铁流》原文和曹译对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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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下面是曹译文字一大段。信是手迹残页，没有后文，也没有日期和署名。
称鲁迅为“迅”，冯雪峰为“雪”，这是多么亲切的称呼！信中的语气，也充满了老朋友一样的亲切感。鲁迅在1931年10月写《〈铁流〉编校后记》里，告诉读者说：“在现状之下，很不容易出一本校好的书，这书虽然仅仅是一种翻译小说，但却是尽三人的微力而成——译的译，补的补，校的校，而又没有一个是存着借此来自己消闲，或乘机哄骗读者的意思的。”看来，瞿秋白和鲁迅虽未曾见面，但友谊已经很深了。
不久，鲁迅又拿卢那察尔斯基《被解放的唐·吉诃德》请瞿秋白翻译。本来，鲁迅已从日文本翻译了这剧本的第一场，以陏洛文笔名在《北斗》上刊出。找到俄文原本后，鲁迅认为最好请瞿秋白从原文从头译起。瞿秋白也欣然答应，并且立即动手，在1931年12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一卷第四期刊出第二场译文，并连续刊登。但到1932年7月20日《北斗》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登完第三、四场以后，因《北斗》停刊而中止刊出。直到1933年10月，鲁迅把全稿找齐，写信时间当在1931年秋，8月下旬至10月初之间。
才交联华书局印单行本。鲁迅在后记中写了如下的话：
从原文直接译出的完全的稿子，由第二场续登下去，那时我的高兴，真是所谓“不可以言语形容”。可惜的是登到第四场，和《北斗》的停刊一同中止了。后来辗转觅得未刊的译稿，则连第一场也已经改译，和我的旧译颇不同，而且注解详明，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藏在箱子里，已将一年，总没有刊印的机会。现在有联华书局给它出版，使中国又多一部好书，这是极可庆幸
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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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鲁迅全集》第7卷，第403页。
可见，瞿秋白的译作，鲁迅是如何看重呵！
1931年11月间，《毁灭》译本出版。就在这不久，瞿秋白在对照俄文原著校读后，于12月5日，写了一封长达六千字的长信，欣喜地说：
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
你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决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决不是广告！这也可见得一个诚挚、热心，为着光明而斗争的人，不能够不是刻苦而负责的。……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这种努力变成团体
的，——应当继续，应当扩大，应当加深。所以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象爱自己的儿女一样。……
瞿秋白在指出了译文中的问题之后，又诚挚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