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①
鲁迅收到这封热情真诚的长信以后，十分高兴。他把这信送到《十字街头》，以《论翻译》为题，发表在1931年12月11日。
25日该刊第一、二期上。12月28日，鲁迅写回信给瞿秋白，热情地说：“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象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绍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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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鲁迅全集》第4卷，第370—378页。
②《鲁迅全集》第4卷，第379—385页。
在这两封信中，瞿秋白和鲁迅都以“敬爱的同志”相称。
这在鲁迅是极少有的。只是后来，他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引为同志”。由此可知，两人的友谊，是何等深厚！
瞿秋白和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据杨之华回忆，是在1932年夏天，他们从法租界毕兴坊搬回紫霞路以后。一天早饭后，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高兴地去北川公寓拜访鲁迅，直到晚间才回来。两个好朋友终于见面了。瞿秋白回到家中，还处于兴奋状态。他告诉杨之华说，彼此一见如故，谈的十分投机。他邀请鲁迅全家一道来紫霞路作客，鲁迅愉快地接受邀请。许广平对两人这次会见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绘：“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白区对党内的人都认是亲人看待）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的样子。总之，有谁看到过从外面携回几尾鱼儿，忽然放到水池中见了水的洋洋得意之状的吗？那情形就仿佛相似。”“鲁迅和秋白同志从日常生活，战争带来的不安定（经过‘一二八’上海战争之后不久），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无话不谈，生怕时光过去得太快了似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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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这一段绘声绘色的叙述，使我们仿佛置身于鲁迅家中的客厅：圆形的玻璃鱼缸，几尾金鱼欢快地游来游去。鲁迅和瞿秋白各自手挟香烟，在烟篆中，两人促膝交谈。
鲁迅直抒胸臆：“对俄国文学，我有极大的兴味。我之写小说，原因之一也是由俄国文学家为劳苦大众呼号战斗所给予我的影响。”
瞿秋白深有同感：“俄国的国情，很象中国。俄国革命掀天动地，使全世界都受它的影响。”
鲁迅娓娓而谈：“为人生；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二世以来，就是这样。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索，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
瞿秋白极以为然：“是的，文学家的笔，就是人类情感之所寄，俄国进步文学家的笔，是为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而写作的。”
鲁迅赞许地望着瞿秋白：“把俄国文学的精品译给中国人看，无异是在暗夜里烛照人生的火光。”
…………
这次会见，使瞿秋白感到振奋。在摆脱了世事纷扰，重回文学园地的时候，得识鲁迅这样的同志和战友，他怎么能不振奋呢？
6月间，瞿秋白连续在10日、20日、28日，写信给鲁迅，谈他对于整理中国文学史和翻译问题的意见。信都写得很长，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
夏去秋来。9月1日上午，天下着雨。鲁迅和许广平偕海婴冒雨来到紫霞路六十八号。鲁迅所以特地要在雨天来，也许同为在雨天里少有特务的盯梢。鲁迅来时，瞿秋白无限喜悦地从书桌旁坐起来表示欢迎。客人很欣赏这一张特殊的西式书桌。它上有书架，下有抽斗，把上面的软帘式木板拉下来，就可以象盒子一样，连抽斗也给锁上，把整个桌面复盖起来。瞿秋白从桌子里拿出他研究中国语言文字问题的书稿，就语文改革和文字发音问题与鲁迅讨论。他找出几个字来，请许广平用广东方言发音。杨之华特地到饭馆去叫了菜，招待鲁迅夫妇。当坐下来吃中饭时，才发觉送来的菜是凉的，味道也不好，杨之华心里感到不安。但鲁迅却毫不介意，席间与主人谈笑风生，非常亲热。鲁迅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一日雨。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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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鲁迅全集》第15卷，第29页。鲁迅这时多呼瞿秋白的别名何苦，故称何家夫妇。
在这以后，瞿秋白和鲁迅两家的来往更为密切。据鲁迅日记：
1932年9月14日“晴。上午……文尹②夫妇来，留之饭。”9月18日“晴。……得文尹小说稿，下午毕。”10月24日“晴。下午买《现代散文家批评》二本赠何君，并《文始》一本。”11月4日“晴。以《一天的工作》归良友公司出版，午后收版税泉二百四十，分与文尹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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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杨之华曾用文君作笔名，不久即改为文尹。
内中所说小说稿，是杨之华在瞿秋白鼓励下所写的短篇小说《豆腐阿姐》。小说写完，瞿秋白很高兴地说：“拿去给大先生看看吧。”鲁迅在兄弟中居长，瞿秋白尊敬而亲切地称他“大先生”。因为是习作，杨之华不好意思麻烦鲁迅。瞿秋白说：“不要紧，大先生是很乐于帮助人的，特别是对初学写作的青年。”果然，鲁迅收到小说稿后，当天下午便改妥，而且还改正了里面的错字，分别写出楷体和草书。然后用纸包好送回。日记中所说《一天的工作》，是鲁迅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十篇。其中绥拉菲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两篇，是杨之华译出初稿，再由瞿秋白校改定稿，交给鲁迅的。良友公司答应出版这本书，书稿刚刚送出，还没有得到稿酬，鲁迅便把当日午后所得版税中，抽出六十元给杨之华，以贴补瞿家生活之用。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真使瞿秋白夫妇感激不已。
在鲁迅家中避难
蒋介石政权建立后，实行法西斯专政。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杀人如麻；在统治区内，不断强化特务统治，制造了无数的冤狱。1931年初公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因“叛国”之“罪”可判死刑的条文有八款之多。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欺骗手段与高压政策交替并用，手段越来越卑劣，越毒辣。逮捕、监禁、暗杀，时刻威胁着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每一个人，特别是象瞿秋白这样著名的共产党人。
白色恐怖弥漫的上海，鲁迅的身家性命也不安全。但是，每当瞿秋白和杨之华面临鹰犬追猎的最危急的时刻，鲁迅和许广平总是置自身生死于度外，成为瞿秋白夫妇安全的最可信赖的保护者；鲁迅的家，自然成为他们最愿投奔的庇护所。1932年冬，11月下旬，瞿秋白夫妇得到警报，说是有一个叛徒在盯杨之华的梢。瞿秋白不得不立即转移到鲁迅家中。为了鲁迅和瞿秋白的安全，在甩掉跟踪的叛徒之前，杨之华独身一人在马路上转了三天三夜。瞿秋白请人到街头寻找，遇见时正值白天。杨之华请那人先走，她自己转到天黑时，确信已经甩掉跟踪者，才来到鲁迅家。
这时，鲁迅已于11月11日离沪去北京探望母亲。瞿秋白夫妇来时，只有许广平和海婴在家。鲁迅11月30日返回上海，两人聚首，分外融洽。许广平回忆说：
在这期间，他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简单的家庭平添了一股振奋人心的革命鼓舞力量，是非常之幸运的。加以秋白同志的博学、广游，谈助之资实在不少。这时，看到他们两人谈不完的话语，就象电影胶卷似地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实在融洽之极。更加以鲁迅对党的关怀，对马列主义的从理论到实际的体会，平时从书本上看到的，现时可以尽量倾泻于秋白同志之前而无须保留了。这是极其难得的机会。一旦给予鲁迅以满足的心情，其感动快慰可知！对文化界的复杂斗争形势，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对帝国主义的横暴和“九一八”东北沦亡的哀愁，这时也都在朝夕相见中相互交谈，精心策划。①杨之华和“大先生”夫妇、海婴及家中的女佣，相处很好，使许广平丝毫没有接待生客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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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12月7日，瞿秋白为鲁迅写了一幅字，内容是七绝诗（起句“雪意凄其心惘然”，约作于1917年）。诗后写有跋语：“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②这表现了他对鲁迅的敬重，把一颗坦诚的心献给他所完全信赖的战友，也充分体现了他的严于解剖自己的可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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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据原诗影印件。
过了两天，瞿秋白夫妇以昂贵价格托人在一家大公司买了一盒进口的高级玩具，送给三岁多的海婴。当时瞿秋白夫妇并不宽裕，鲁迅夫妇对此深感不安。但体会到他们爱护儿童，培养儿童科学知识的好意，还是在这不安中接受了这件贵重的礼物。当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赠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盒。”瞿秋白在盒盖上，按顺序写明零件名称、件数。又料到自己随时会有不测，很有深意地说：“留个纪念，让孩子大起来也知道有个何先生”。①12月11日，鲁迅夫妇设宴招待瞿秋白夫妇，在座的还有冯雪峰、周建人。又过了些天，陈云在一个深夜来到鲁迅家，接瞿秋白夫妇回紫霞路②。鲁迅关切地问陈云：“深晚路上方便吗？”“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临下楼，鲁迅又对瞿秋白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人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他和许广平站在门口，一直目送着瞿秋白夫妇走下楼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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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②这是一个雨夜。据《鲁迅日记》，12月11日以后，25日以前，夜雨只有23日。陈云接瞿秋白，大体可以判断在12月23日。杨之华、许广平回忆，也说瞿秋白离去的时间，是在12月下旬。
③史平（陈云）：《一个深晚》，《救国时报》1936年10月30日。
回到紫霞路，瞿秋白仍在思念着鲁迅。据鲁迅日记，从12月25日到1933年2月4日，四十天中，瞿秋白写了六封信给鲁迅，平均每周一封。其中有12月25日“下午得维宁信并赠火腿爪一枚，答以文旦饴二合”；12月28日“下午得维宁信并诗，即复。”诗指无题七绝一首：“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旧书摊畔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的时候，一向由鸳鸯蝴蝶派把持的《申报》副刊《自由谈》，虽于1932年12月起由主编黎烈文进行革新，并邀鲁迅、茅盾等发表作品，但积习甚深，一时难以革除。一些宣扬低级庸俗情调，或抒发闲情逸致的作品，仍然时有发表。瞿秋白这首诗，就是对此而发，它也基本上代表了鲁迅的意见。
这时，鲁迅、瞿秋白和左翼作家们，正在同“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进行激烈地论战。9月间，瞿秋白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了苏联诗人别德内依嘲骂托洛茨基的长诗《没功夫唾骂》，与批评胡秋原等无涉。11月15日，《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发表邱九如署名芸生的仿拟瞿译诗的作品《汉奸的供状》，嘲讽胡秋原、苏汶等，诗中充满了辱骂和恐吓之词，显然违反党的策略。文委书记冯雪峰认为不妥，建议《文学月报》公开纠正这一错误，被拒绝。冯雪峰同瞿秋白谈起，得到赞同。其时，瞿秋白正在鲁迅家中。鲁迅认为这是横暴的流氓作风，自己公开纠正为好。于是由鲁迅出面于12月10日写信给周扬，这就是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上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过了一个多月的光景，1933年2月上旬，瞿秋白的住地又发生了问题。上海中央局得到情报，说国民党特务要在当天晚间破坏中共在紫霞路的一处机关。经过分析，认为瞿秋白夫妇的住处，可能发生危险。中央局组织部长黄文容急忙赶来，要他们迅速转移。瞿秋白决定到鲁迅家。于是，傍晚时，由黄文容护送，他们再次到鲁迅家中避难。2月10日，鲁迅在日记中有这样记载：“上午复靖华信，附文、它笺。”说明此时瞿秋白夫妇就住在这里。2月17日，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到上海，当天下午会见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杨杏佛等。肖伯纳在上海停留只有半天，但报刊评论颇多，捧与骂，冷与热，样样都有。鲁迅和瞿秋白决定把这些评论，收辑一起，印成一本书。商定之后便分头进行：许广平跑北四川路一带，从大小报摊搜罗当天报纸；鲁迅和瞿秋白边看边圈定篇目，由许广平和杨之华剪贴，然后由鲁迅、瞿秋白连夜编辑，鲁迅作序言，瞿秋白写卷头语。就在2月里交野草书屋出版，这就是《肖伯纳在上海》一书。瞿秋白在卷头语中说：“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肖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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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4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发表后，有些人不同意。1933年2月1日《现代文化》第二期发表首甲（即祝秀侠）等四人写的《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一文，为芸生《汉奸的供状》一诗辩护，说鲁迅对芸生的批评是“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是“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是“戴白手套的革命论”。正在鲁迅家中避居的瞿秋白，看到了首甲等人的攻击，即刻写了《鬼脸的辩护——对于首甲等的批评》，予以驳斥。这是一篇讲道理的论战文章。瞿秋白肯定并且进一步阐明了鲁迅文中的正确意见，他写道：
去年年底，芸生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一篇诗，是骂胡秋原“丢那妈”的，此外，骂加上一些恐吓的话，例如“切西瓜”——斫脑袋之类。……
芸生和首甲等的错误，决不在于他们攻击胡秋原“过火”了，而在于他们只用辱骂来代替真正的攻击和批判。……
“革命诗人”要表示“愤恨”的时候，他还应当记得自己的“革命”是为着群众，自己的诗总也是写给群众读的，他难道不应当找些真正能够表现愤恨的内容的词句给群众，而只去抄袭宗法社会里的辱骂的滥调？！除非是只想装些凶狠的鬼脸，而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诗人，才会如此。
所以鲁迅说“辱骂决不是战斗”是完全正确的。替这种辱骂来辩护，那才不知道是什么倾向的什么主义了。可以说，这是和封建“文化”妥协的尾巴主义。……我们认为鲁迅那封“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的信倒的确是提高文化革命斗争的任务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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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407—4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这一组文字，多么生动地表现了这两位文坛挚友和革命同志之间，并肩战斗的情谊和协同配合的默契。
2月底，黄文容到鲁迅家，又把瞿秋白接到中央局内部交通主任高文华家去住。这样频繁的流离搬迁，使鲁迅寝食不安，总想替他们寻找一处比较安全的住房。3月初，经鲁迅通过内山完造夫人帮助，在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东照里十二号租到一间亭子间。3月1、3日，鲁迅两次去看房。4日或5日，瞿秋白夫妇就迁居这里。6日下午，鲁迅拿着一盆堇花来到寓所，看望瞿秋白夫妇，祝贺乔迁。小小的亭子间，经过一番布置，特别是挂起了鲁迅手书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联语，竟使满室生辉①。
4月11日，鲁迅全家由北川公寓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两家在同一条马路上，相距不足十分钟的路，鲁迅和瞿秋白来往更加方便，几乎每天都可以见面。杨之华说：
鲁迅几乎每天到东照里来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我们见到他，象在海阔天空中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温暖的阳光一样。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即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驱走了象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闷人气氛。②许广平说：
有时晚间，秋白同志也来倾谈一番。老实说，我们感觉少不了这样的朋友。这样具有正义感、具有真理的光芒照射着人们的人，我们时刻也不愿离开！有时晚间附近面包店烤好热烘烘的面包时，我们往往趁热送去，借此亲炙一番，看到他们平安无事了，这一天也就睡得更香甜安稳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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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说此联书写时间，在同年晚些时候。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
③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有了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瞿秋白在短时间内，写了一批精美的杂文，用鲁迅的各种笔名，由许广平抄过，由鲁迅当作自己的文章寄出发表。这些文章是：
3月5日《王道诗话》
3月7日《伸冤》（原题《苦闷的答复》）
3月9日《曲的解放》
3月14日《迎头经》
3月22日《出卖灵魂的秘诀》
3月30日《最艺术的国家》
3月《〈子夜〉和国货年》
4月11日《关于女人》
4月11日《真假堂·吉诃德》
4月11日《内外》
4月11日《透底》
4月24日《大观园的人才》（原题《人才易得》）
9月28日《儿时》
10月25日《中国文与中国人》
其中有几篇是瞿秋白与鲁迅两人漫谈后写成的。许广平说：“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他下笔很迅速，住在我们家里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来看。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无伦。”①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敏锐洞察力，运用到杂文写作中，其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已经达到了那个历史时期的杂文的高峰，堪与鲁迅并驾齐驱，成为领袖群伦的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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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正确评价鲁迅的第一人
鲁迅是文化革命战线的主将，敌人攻击他，朋友误解他。瞿秋白把正确地评价鲁迅看成是当前文化革命战线上的一个重大任务。完成这项任务，具有迫切感，也有实现的依据。因为，他自信除了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外，他是被鲁迅引为知己的亲密同志和朋友，他了解鲁迅，理解鲁迅。许广平回忆说：“在动笔之前，秋白同志曾不断向鲁迅探讨研究，分析鲁迅的代表时代的前后变化，广泛披览他的作品，当面询问经过。”②这种为其他研究者所不具备的良好条件，使瞿秋白更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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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语文学习》1959年6月号。
一切准备就绪，从4月初开始，他便集中精力写作了。
东照里十二号的房东，是位泼辣好事的中年寡妇，广东人，住上海多年了。楼中房客有中国和日本的商人，也有日本浪人。女房东和日本浪人常常来瞿家串门，干扰颇大。瞿秋白夫妇为了摆脱干扰，专心写作，于是想出一个杜门谢客的办法。白天，瞿秋白半卧在床上，关起房门看书，杨之华就在房门口的炉子上敖汤药，药味充满了整所房子，这些药她都偷偷地倒掉了。这出“戏”演得很成功，房东和房客果然不再来打搅他们了。瞿秋白在白天专心研究鲁迅的著作，夜深人静时，就伏在一张小方桌上写作，花了四夜功夫，写成了《〈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这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序言》，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惧怕鲁迅，侮蔑鲁迅，贬低鲁迅杂文的战斗意义，说他是一个“杂感家”①；有的进步刊物也攻击他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②。《序言》却对鲁迅的杂文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他说：“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③对于鲁迅本人，瞿秋白称誉他：“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同时也指出鲁迅及其作品的不足：“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④包括鲁迅在内的“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着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过程，时常不是立刻就能够脱离个性主义——怀疑群众的倾向的；他们看得见群众——农民小私有者的群众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于驯服的奴隶性，可是，往往看不见这种群众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见他们的笨拙的守旧的口号背后隐藏着革命的价值。鲁迅的一些杂感里面，往往有这一类的缺点，引起他对于革命失败的一时的失望和悲观。”⑤鲁迅不断的在自我解剖中，在对敌斗争中前进，走到了新的革命营垒里来。“历年的战斗和剧烈的转变给他许多经验和感觉，经过精炼和融化之后，流露在他的笔端。”⑥集中表现在“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⑦。这些“对于我们是非常之宝贵的”⑧。因此，“他的作品才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确成了‘青年叛徒的领袖’。”“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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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鲁迅全集》第4卷第3页。
②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
③④《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978，9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⑤⑥同上书，第995页，998页。
⑦⑧⑨同上书，第998—1002页。
特别应该指出，瞿秋白写作《序言》不只是评价了鲁迅杂文和鲁迅的价值，而且通过对于鲁迅的研究，阐明了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得到充分阐明的一个问题，即关于从反动阶级营垒中分化出来、后来归附于无产阶级的思想家的问题。从而在这一问题上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为了使人们通过鲁迅一生的主要著作杂感，正确认识鲁迅是怎样一个人，鲁迅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瞿秋白从鲁迅一生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中概括了如下的结论：
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
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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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9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瞿秋白把鲁迅及其思想，放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他既指出鲁迅世界观或思想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的发展过程，又指出鲁迅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的革命战斗的过程。他把两个过程紧密结合起来，显示出鲁迅不仅是文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结论，具有足以使人信服的说服力。
瞿秋白是对鲁迅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鲁迅思想的形成、发展和特点，给予科学评价的第一人。他在《序言》中所阐明的观点，即使是经过了半个世纪，在今天看来也是精彩的。后来的论者，还没有或者还未能完全逾越这个权威的巅峰。
一连四个不眠之夜，写完了《序言》，瞿秋白感到十分疲劳，又十分踏实，甜甜地睡了一夜。然后他又开始投入新的题目的写作。
不久的一天下午，瞿秋白在伏案写作。忽然，楼梯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脚步走近，声音越来越大。接着是砰砰的敲门声。瞿秋白急忙收起桌上的书籍、文稿。杨之华回头看已收拾妥贴，然后镇静地去开门。
啊！原来是鲁迅来了。
鲁迅站在房门口，那么高兴，笑呵呵的对杨之华说：“你不是听惯了我的脚步声吗？这次你听出来没有？”“大先生的脚步这次走得特别有力，还以为是警察呢！”“我是故意走得重些给你猜不出的。”说完哈哈大笑。连站在他身后的女房东也听得笑了。
鲁迅坐在椅中安详地吸烟。瞿秋白笑吟吟地又很恭敬地把一束文稿交给鲁迅。鲁迅边看边陷入沉思，这样持续了很久。《序言》中每一句话，都在激励和抚慰着他的心。他的眼睛环视着这小小斗室内的一桌一床，看到摆在地下的药罐，然后把目光移向杨之华和瞿秋白。他脸上露出由衷的感激之情。
鲁迅面对文稿，啧啧称赞不已，他又沉思起来。他似乎在倾听战友的鼓励，又象是在思索着同志的批评。他思索着，微笑着，一切都使他非常满意。这时，他指间的香烟已经快烧到指头。他把烟蒂捺到了烟缸中，然后回过头来，感慨万端地说：“你的写作条件太苦了。”瞿秋白坚毅而乐观地说：“只要拿着笔在写，再苦些也觉得乐在其中。”接着，又真挚地说：“和先生在一起，时时感到共同战斗的欣悦。”鲁迅爱怜地看着瞿秋白苍白清癯的脸，有多少话要说。他指着那一束文稿，恳切地说：“这，只觉得写我写的太好了，应该对坏的地方再多提些。”
这一天，瞿秋白和鲁迅谈得很久很多。他们谈到杂文的战斗意义。对于那些帮闲文人，鲁迅愤恨地说：“要骂就骂吧，我就是硬骨头，骂不倒我！我就是要用杂文同他们战斗！”那时，国民党特务已经准备对鲁迅暗下毒手。瞿秋白担心他的安全，多次请他注意防范，并希望他到苏联去疗养和编写中国文学史。这天，瞿秋白又提起此事。鲁迅认为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很重要，但由于当前战斗紧张，没有时间去作。到苏联，他是向往的，但他不准备去，他激昂地说：“要杀就杀吧，我就是不走！而况真要走，那么多的书也无法搬走。”编写文学史而无书，怎么也是办不到的。鲁迅恳切地劝瞿秋白去苏联养病和写作。他还不知道瞿秋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遭遇，因为瞿秋白从不向别人谈到那些完全是属于共产党内的问题。尤其对于这位倾心于党的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就更要注意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威信了。
夜深了，鲁迅才告辞回家。
不久，由于安全的原因，瞿秋白夫妇于6月初，从东照里搬到王家沙鸣玉坊一家花店的楼上。这里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冯雪峰也住这里。但7月10日的下午，这里的安全又发生问题，必须即刻转移。瞿秋白夫妇决定到鲁迅家去。他们冒着大雨，坐上黄包车，扯下车篷，安全地到了鲁迅寓所，住了一个短时期。鲁迅日记1933年7月10日记载说：“晴，热。午后大雷雨一阵。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疑冰。”瞿秋白夫妇逃难到此，鲁迅这天并未收到出版者送来《鲁迅杂感选集》的版税，这笔二百元的编辑费和分付杨之华的二十元，都是支援的性质。
这以后，杨之华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作秘书工作，夫妇两人就搬到机关去住，与高文华家住在一起。大约9月间，一天深夜，突然传来警报，要他们马上离开机关。这时已是凌晨两点钟。瞿秋白和杨之华还是决定到鲁迅家去。他们分乘黄包车，差不多同时到达大陆新村鲁迅寓所的前后门。两个门同时敲响，惊动了鲁迅一家。许广平披衣而起，惊愕地对鲁迅说：“怎么前后门都……？”鲁迅镇静地走近后窗，暗夜中看到后门站的是一位女人，片刻，他说：“样子象之华。”他又走向前窗俯视：“哦，是秋白，快开门。”静谧的书房里，鲁迅请瞿秋白夫妇入座，赞佩地说：“你俩和猎狗们周旋，险些把景宋弄糊涂了。”瞿秋白和杨之华几乎同声歉意地说：“真对不住，惊扰了你们！”许广平端着托盘，送上两碗夜宵。似乎不是这热气腾腾的夜宵，而是鲁迅夫妇的热诚的目光，使瞿秋白和杨之华今夜感到异常的温暖。
这一次在鲁迅家只住了几天，就转移到另外的机关里。
转眼到了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临行前几天，他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渴望，一股不可压抑的深情，一定要当面向鲁迅、茅盾辞行，并与他们长谈一次。他是预料到，今后天各一方，难得再有见面的机会。杨之华深深理解他的心情，但为了他的安全，让他晚上去，在鲁迅那里住上一天，第二天晚上回家。
1月4日晚，他来到鲁迅家。两个人三个多月没有见面，而这一次相见后就将是长久的离别。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但两个人都希望倾听对方的谈话，从中体味战友的深情。晚上，鲁迅一定要让瞿秋白睡在自己的床上，他与许广平睡在地板上。
杨之华在家中，焦急地等了瞿秋白一天一夜，等到第二天晚上他平安归来，才算一块石头落地。瞿秋白为实现这次辞行很高兴。他笑容满面地说：“要见的都见到了，要说的话也说了。大先生和茅盾身体都好，海婴也没病。”但在心里，瞿秋白是有点郁悒的，除了惜别之情，也许是因为不得不离开他喜爱的文艺战线，不得不离开这里的肝胆相照的挚友。1月9日，鲁迅收到瞿秋白临行前写给他的信。28日，又收到瞿秋白将要到达苏区时在途中写来的信。鲁迅的悬念之心，总算放了下来。
鲁迅和瞿秋白之间披肝沥胆，生死与共的友谊，摆脱了世俗的利害，达到了圣洁的境界。它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最有光彩，最有诗情，最有意义的篇章，可以传诸万世，历久不衰。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十三 重返文学园地
十三 重返文学园地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瞿秋白被迫离开政治领导岗位以后，凭着他对人民大众的忠诚，不顾屈辱和病痛，自觉的主动的为中国革命事业继续工作。他对文学的特殊爱好、深厚造诣和杰出才能，就使他立即拿起文学这个武器，向他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文学园地，奋力耕耘了。
1931年2月7日，离四中全会闭会刚一个月，瞿秋白写信给莫斯科的好友郭质生。信中说：“现在我病得更厉害了，因此已经开始休息，大概可以休息两三个月的功夫。”这似乎是双关的意思，“病”是真的，而“休息”同时意味着离开了领导岗位。他随信寄给郭质生一本《国语罗马字模范读本》，并带着歉意地说：“我本想多寄几本，因为没有钱，所以不能够。”他在信中谈了对于汉字拉丁化的意见，请求郭质生“寄我一切好的关于拉丁化问题的小册，著作，杂志，以及言语学的一般书籍”，“以及旧的文学，小说，以及杂志”。过了一个多月，3月12日，瞿秋白再次写信给郭质生，告诉他说：“我们这里的生活非常寂寞。尽管中国有过自己‘文艺复兴’，但几乎还没有自己的作家和美术家。到处都是市侩习气，盛行的只有马路文学或用上海话来说，四马路文学。”因此，请求经常寄一些俄文的书籍来。尤其马上希望寄来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A·托尔斯泰的《西姊妹》、《一九一八》和新的期刊。
瞿秋白已经在为他重返文学园地的耕耘，积极地准备条件了。
1931年到1933年，短短三年里，瞿秋白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和文化运动，写下了大量的文艺理论，杂文，创作了新形式的诗歌和曲艺，直接的、系统的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俄作家的作品，提出并且深入探讨了有关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反击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潮，具体的、科学的进行了文艺批评，给予了革命文学以实际的指导。这些理论和实践的活动，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开创性的卓越的贡献，使他成为被公认的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三十年代初期，中国革命文学运动仍然处于幼稚的阶段，急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和借鉴苏俄作家与作品。因此，翻译介绍这类著作和作品，在瞿秋白看来，是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起点。
1932年，瞿秋白编译了《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译文有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和易卜生的两封信，普列汉诺夫的《论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绘画》、《唯物史观的艺术论》，拉法格的《左拉的“金钱”》。瞿秋白同时写有评介文章六篇：《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关于左拉》、《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等。瞿秋白在《后记》中指出：这一本论文集，是根据苏联共产主义学院的《文学遗产》第一、二两期上的资料编译的。他说：恩格斯论巴尔札克和易卜生的两封信都是最近发见的，这里包含着很宝贵的指示，可以看见恩格斯以及一般马克思主义对于文艺现象的观察方法，并且说明文艺理论不但要“解释和估量文艺现象”，而且要指示“文艺运动和斗争的方法”。文艺理论不但要说明“文艺是什么”，而且要说明“文艺应当怎么样”。这些评论文章关涉到中国文学界的现状，因而武装了左翼文艺阵营，对中国革命文学运动起了指导作用。
瞿秋白还翻译了列宁所写的《列甫·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写了《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斯大林和文学》、《论弗理契》、《苏联文学的新阶段》等介绍性的文章。有的放矢地、卓有成效地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说中关于阶级文艺的理论，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实主义的精辟论述。
在介绍和评述现实主义时，瞿秋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坚持改造世界、造就新人的革命目标，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而反对庸俗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要求真实性和革命倾向性的结合，既要有理想和热情，有倾向和目标，又要反对脱离现实生活的空想和造作。瞿秋白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表面的空洞的倾向性，反对那种曲解事实而强奸逻辑的“私心”。这种虚浮的“有倾向性的”，“有私心的”作品，他们说它是“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他们所赞成的是“客观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瞿秋白指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最重要的特征，是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一些革命作家出于良好的愿望，力图表现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感情，但往往以概念化的说教，简单化的编造，代替文学创作。瞿秋白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和拉萨尔辩论过文艺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问题，他们不赞成席勒化的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因为席勒晚年的作品中的“英雄”，只不过是主观的抽象的“思想”的号筒。席勒只是希望开明的君主来做从上而下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他看不见广大的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注意阶级斗争，因此只在主观道德的“伦理”方面找寻出路，用一些抽象思想，例如善和恶，勇敢和懦弱，公德和自私等等，来支配他作品里的英雄。瞿秋白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要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能够发露真正的社会动力和历史的阶级的冲突，而不要只是些主观的淋漓尽致的演说。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喜欢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他们所说的“客观的现实主义”，就是象巴尔扎克那样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成见而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落后的反动的保皇主义者，但他敢于正视本阶级的没落，揭示了贵族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他的《人间喜剧》，（瞿秋白译作《人间滑稽戏》）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瞿秋白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狄更斯、萨克雷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评述，然后指出现实主义作品有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描写，显示了巨大的认识能力。其“真实描写”的特征和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价值，是无论哪个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都应当具备的。瞿秋白说：“无产阶级作家应当采取巴尔扎克等等资产阶级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创作方法的精神”。
这一时期，瞿秋白对于一些作品的评论，充分体现了上述理论的精神，把真实性作为首要的衡量标准。他称赞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一书，说：“事实的本身就是最有力量的宣传。任何故意宣传鼓动的小说诗歌，都没有这种真实的平心静气的纪事本末来得响亮，来得雄壮，——这是革命的凯旋歌。绥拉菲摩维支只不过说：哪！我们是怎么奋斗过来的。这就够了——这就可以了解：历史往那一方面走着”。①左翼作家要表现自己的革命意图，不能靠空洞的说教来代替真实的描写；如果不是按照实际生活的规律，写出人物性格的必然逻辑来，文学就不能影响生活，产生革命教育意义。在评论《毁灭》时，瞿秋白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文艺创作要写新人、新的英雄的问题。他说，这种新人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已经出现。他明确指出：“这种新人，克服一切旧社会给他的遗传。自己和自己奋斗，严厉的肃清各种各色的颓废，消沉，留恋，自私，虚荣，麻木……谁领导着这种奋斗？是矿工，是雇农，尤其是大工业的工厂工人。是的，劳动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去改造世界，去消灭敌人，这种巨大的战斗之中，他们同时改造着自己。”②1932年3月，瞿秋白读过茅盾的《三人行》，认为作者仅仅有革命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它所写的事件脱离着现实的事变，人物的成长和转变，都是没有恰切现实生活的发展过程的，结果是“三人行，而无我师焉”。茅盾后来同意了瞿秋白的批评，认为《三人行》“故事不现实，人物概念化”。瞿秋白也以“真实”这个标准来评论作家。他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所列鲁迅的精神有四点，第一点便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第四点则是反虚伪的精神。瞿秋白说：他的现实主义，他的打硬仗，他的反中庸的主张，都是用这种真实，这种反虚伪做基础。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真实”，主要是指鲁迅反对“瞒和骗的文艺”的人生态度，并不是美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但两者是相通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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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3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同上书，第327页。
③王铁仙：《瞿秋白论稿》。本章多处引用王著的研究成果，在作不出更确切的表述时，还借用了王著中的成文。
对于什么是真实，瞿秋白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实际存在的生活现象和一般的事实当作真实。艺术的真实，应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他指出，巴尔扎克自称为“法国社会的秘书”，但并不是只记录一点事实，巴尔扎克在事实之外，在所谓“到处都发生着的事情”之外，还能够揭开内幕，暴露社会生活的机械体。这是说，应从表面的生活现象深入下去，反映出社会的内部矛盾。除了学习批判现实主义所具有的暴露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矛盾这一优点，还要超越它，即要最深刻的最切实的了解到社会发展的遥远的前途，更加彻底的，更加深刻的了解社会发展的内部矛盾，使无产阶级的文学成为更真实的、更有力量的文学。
瞿秋白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俄文学理论，评论中国革命作家的文学作品的文章，特别是写于1932年4月以前的某些文章，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苏联的“拉普”①派的某些影响。但是，对这个问题应作具体分析。1932年4月，瞿秋白为华汉（阳翰笙）的小说《地泉》所写的序文《革命的浪漫谛克》②，开头便以拉普派成员法捷耶夫《打倒席勒》一文中的文字为依据，批评《地泉》，得出了浪漫主义是新兴文学的障碍，我们应当走上唯物辩证法的现实主义的路线的结论。他在解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时，也将浪漫主义说成是主观主义唯心论的文学。③这是理论上的一个失误。他的失误在于把《地泉》中确实存在的对现实的空想和革命的狂热，把这种没有真实生命的，最肤浅最浮面的描写，把这种“革命的浪漫谛克”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混淆起来了。就是说，当他使用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这个拉普派的用语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他也和拉普派一样无视艺术的特殊规律。相反，他一直强调革命作家不能为了政治而舍弃艺术，始终反对一些作品中存在的标语口号倾向。他说：“文艺的作品应当经过具体的形象，——个别的人物和群众，个别的事变，个别的场合，个别的一定地方的一定时间的社会关系，用‘描写’‘表现’的方法，而不是用‘推论’‘归纳’的方法，去显露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历史的必然和发展。这就须要深切的对于现实生活的了解。”④在什么是本质的问题上，瞿秋白没有把本质仅仅理解为光明面，把本质和主流机械地等同起来。他反对那种写革命斗争便一定是“没有失败，只有胜利；没有错误，只有正确”的“团圆主义”，反对“把一切现实生活里的现象都公式化”的“脸谱主义”⑤。可以看出，瞿秋白的实际主张，与拉普派否定浪漫主义，代之以“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观点还是有相当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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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成立于1925年。1932年4月，根据联共（布）中央《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解散。拉普派要求作家按照辩证法公式进行创作，提出反对浪漫主义的口号，以教条代替文学创作。
②收《乱弹及其他》。上海霞社1938年5月版。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10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④同上书，第868页。
⑤《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870，8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1932年，瞿秋白突出地介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苏联文学的创始人高尔基的作品。《高尔基论文选集》选译了二十三篇政治性的社会论文；《高尔基创作选集》编选了七个短篇名著。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两篇早期优秀创作《二十六个和一个》、《马尔华》；重译了讽刺短诗《市侩颂》等。他还准备介绍高尔基的长篇史诗《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一书，可惜只译出了开头一部分，而未能完成。
此外，瞿秋白还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格拉特柯夫、绥拉菲摩维支等人的作品和论文。
瞿秋白分别为《高尔基论文选集》和《高尔基创作选集》写了长篇的前言和后记。在《高尔基论文选集》前言中，瞿秋白继续阐述在创作实践中如何把握本质的问题。为此，他介绍了高尔基的“两种真实”论。高尔基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断变动着的事实，但总的说来，“真实有‘两个’：一个是临死的，腐烂的，发臭的；另外一个是新生的，健全的，在旧的‘真实’之中生长出来，而否定旧的‘真实’的。”①从衰亡的“真实”中生长起来的新的“真实”，这是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瞿秋白认为高尔基的“两种真实”论，体现了以鲜明的无产阶级观点观察现实的精神，因而他颂扬高尔基是“新时代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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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4卷，第1721页，17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4卷，第17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能否正确反映衰亡和新生这客观存在的“两种真实”，根本取决于作家的思想感情，这就是瞿秋白所提出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客观真实性与作家的主观思想感情的统一问题。瞿秋白指出，“文艺的反映，简单明了的说句‘痛快话’罢，这也包含着文学家所表示的对于社会现象的态度。高尔基自己说：‘艺术家观察着人的内心世界——心理，——表现给人看他的伟大和卑劣，他的理智的力量和他兽性的力量’。这里，他明白的说出来：艺术家首先要有点儿分辨‘伟大’和‘卑劣’，‘理智’和‘兽性’的能力。这是要从一定的立场——阶级的立场去分辨的。”①只有庸俗的文学家，才会象“庸俗的新闻记者”那样：“仿佛只要把现实的事情写下来，或者‘纯粹客观地’分析事实的原因结果，——就够了。这其实至多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察观主义’，或者还是明知故犯的假装的客观主义。”②作家要摒弃客观主义，就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出“真实”的本质，融入革命理想，而这一切都需要作家具有正确的立场、观点。瞿秋白说：“文艺上反映着现实的时候，作家没有可能不表示某种立场的某种态度。他的每一个字眼里，都会包含着憎恶或是玩赏，冷淡或是热烈的态度……他是在可惜，是在感动，是在号召，是在责备，总之，他必然的抱着一种态度。”③这种“憎恶”或“责备”的态度，这种理想和热情的追求，便是作家的革命倾向性的重要因素，而这也正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内容。因此，可以说，瞿秋白尽管曾把表露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浪漫谛克”与浪漫主义相混，表明他对浪漫主义这一创作方法的内涵缺乏考察；但他既然强调作为革命浪漫主义内容的革命理想和热情，那么，他在实际上是主张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起来。
瞿秋白在介绍和评论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时，既肯定了他的贡献，也指出了他在艺术论上是一个客观主义者，他的美学观点有唯心主义的成份。“他把康德的美学观念和费尔巴赫的美学观念混合在一起：一方面主张‘无所为而为’的美学，别方面用‘生理的欲望’来解释美的观念的发展。”④对于拉法格及其文艺批评，瞿秋白正确地指出他在评论左拉的观点上的错误；指出拉法格在同敌人论战时的过左和过激的情绪，而在文艺批评中，却机械地运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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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同上书，第1719—1721页。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4卷，第17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④《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1065—10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⑤曹子西：《瞿秋白文学活动纪略》（修订本），第78—79页。
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和苏俄的文学作品，在这以前也有人做过一些工作，但做得这样比较系统而且取得这样大的成绩的，则始于瞿秋白。他的高度的文学修养，深厚的理论素养，准确优美的译文，深得鲁迅和其他革命作家的赞赏。鲁迅高度评价了瞿秋白译作。他称赞瞿秋白译的《高尔基创作选集》，“文笔流畅可观”①。他向徐懋庸推荐瞿秋白编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一书，说：“至于理论，今年有一本《写实主义论》系由编译而成，是很好的。”②1935年，瞿秋白牺牲后，鲁迅哀悼之余，抱病收集、整理、出版瞿秋白的文学译文和著作集，于1936年秋他去世前出版了瞿秋白的文学译文集《海上述林》③。从书稿的收集、整理、编排，直到校对，几乎是鲁迅独力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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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鲁迅致杜衡信（1933年8月20日）。
②鲁迅致徐懋庸信（1933年12月20日）。
③《海上述林》上卷印成寄到，是1936年10月2日的事，距离鲁迅去世，只差十多天了。
手抚遗文，他时时思念亡友，惋惜不已。他写信给肖军说：“《死魂灵》的原作，一定比译文好，……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①他写信对曹白说：文艺理论方面，“译这类文章，能如史铁儿之清楚者，中国尚无第二人，单是如此，就觉得他死得可惜。”②《海上述林》编定自费付梓后，鲁迅写《〈海上述林〉上卷出版》书讯，内云：“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只以传世。”③《海上述林》出版者署“诸夏怀霜社”，表达了鲁迅和全中国人民对瞿秋白的悼念，对反动派的仇恨，和对革命事业的信心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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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鲁迅致肖军信（1935年9月1日）。
②鲁迅致曹白信（1936年10月15日）。
③《鲁迅全集》第4卷，第465页。
文艺论战与批判及杂文创作
左翼文化运动兴起，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惧。在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中，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指使下，公开揭出反共、反苏、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旗帜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是一个最猖狂、最反动的派别。这个派别的头面人物有潘公展（上海市社会局长）、王平陵（《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电影检查委员）、朱应鹏（上海市政府委员）、范争波（上海市党部委员，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黄震遐（军官）等，纠集一批党棍、政客、流氓、特务、文痞，出版刊物，发表文章和作品，集中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叫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将使中国文艺“陷于必然的倾圮”。宣扬“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企图借用民族主义的招牌，抹杀阶级社会中任何民族同时又都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根本事实，模糊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让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冒充全民族的代表，要求劳动人民停止阶级反抗，而屈从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瞿秋白重返文学战线，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猖獗之时。因此，他所扫荡的第一股敌人，便是“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们。1932年8、9月间，他先后发表了《屠夫文学》和《青年的九月》两篇文章，给了“民族主义文学”以致命的一击。
《屠夫文学》是针对民族主义作家黄震遐写的小说《陇海线上》、万国安写的小说《国门之战》等宣扬反苏反共的战争的作品而发。瞿秋白举《陇海线上》中的一段文字为例：“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样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斗争流血的生活。”瞿秋白在《屠夫文学》一文中指出：“这真是神来之笔！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驻扎在陇海线上，居然和法国殖民家的‘客军’驻扎在菲洲——有如此之相同的情调。这是不打自招的供状。他们自己认为是‘客军’，而把民众当做野蛮的阿拉伯人看待。这是的确的事实。他要杀的正是这些‘阿拉伯人’。他们所以和冯玉祥阎锡山打仗的缘故，也在于争这一口气：‘究竟是你们来杀，还是我们来杀。’因此，打胜了冯阎之后，这支民族主义的军队立刻就去打猎了，打什么猎呢？——就是把战场附近的小百姓当做野兽，而去打他们了。”“因此，中国绅商就定做一批鼓吹战争的小说，定做一种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这叫做民族主义的文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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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屠夫文学》。（后改名《狗样的英雄》），《文学导报》第1卷第3期，1931年8月20日。
正当日本侵略者打进了中国东北，进一步蚕食华北，“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不仅不去反对外来侵略，反而坚持反革命的剿共战争，并且希望追随帝国主义一起去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瞿秋白在《青年的九月》中辛辣地写道：“中国的肥头胖脑的绅士，大肚皮的豪商，沐猴而冠的穿着西洋大礼服，戴着西洋白手套的资本家，本来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①他们“为着保存自己的狗命，为着保持榨取汗血的地主制度资本剥削，为着保卫帝国主义的宝座，现在拚命的在打中国劳动民众的红军，在打中国的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民族主义的文艺家对于这种‘神圣战争’，又不知道要怎样的歌颂。”②“民族主义的文学家”们被鲁迅斥之为“宠犬”“流尸”，在瞿秋白的笔下，也成了杀人的“屠夫”，“狗样的英雄”，嗜血的“野兽”。这些，就是“民族主义文学”的本质，真相。从1931年夏秋到1932年夏初，瞿秋白陆续写成《学阀万岁》、《菲洲鬼话》、《民族的灵魂》、《流氓尼德》、《狗道主义》等多篇杂文，彻底揭露“民族主义文学”的卖国求荣、奴役人民的反动面目。“奴耕婢织各称其职，为国杀贼职在军人。换句话说，叫醒民族的灵魂是为着巩固奴婢制度。”“现在抵抗不抵抗日本阎王的问题，不过是一个‘把中国小百姓送给日本做奴婢，还是留着他们做自己的奴婢’的问题。其实，中国小百姓做‘自己人’的奴婢，也还是英美法德日等等的奴婢的奴婢，因为这一流的‘自己人’原本是那么奴隶性的。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就在于要想保持他们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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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②《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瞿秋白、鲁迅、茅盾和左联的其他革命作家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揭露和批判，使这个反革命文学派别一出笼便处于被声讨的地位。它虽有反动政府的权势和金钱的支撑，仍然成不了气候，终于败下阵去。
国际和国内弥漫着反苏反共的烟瘴，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冲突的时刻，一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和特性的文人，居然公开申明要做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实则是反对无产阶级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胡秋原和苏汶（杜衡）。
1931年12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阿狗文艺论》①一文。他自称遵循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以“自由人”面目出现，一面批评“民族主义文学”，一面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发起了攻击。胡秋原说无产阶级把文学艺术当作政治斗争的一翼，是将艺术堕落成一种政治的留声机，是艺术的叛徒，诬蔑左翼作家提倡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是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饶恕的亵渎。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二文，诽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因此受到左联的批评。1932年5月23日，瞿秋白在《文艺新闻》上发表《“自由人”的文化运动》②，揭露“自由人”企图以自由的智识阶级的名义和无产阶级争夺文化运动的领导权。文章批评了胡秋原标榜“艺术至上”的错误，指出：胡秋原所谓“勿侵略文艺”，反对文艺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是帮助统治阶级……来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文艺自由”论所真正反对的，是文艺为大众服务。瞿秋白严正地指出，真理并不是要什么“自由人”来领导文化运动，而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使当前的文化运动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6月，洛阳（冯雪峰）发表《致文艺新闻的信》、《“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7月，瞿秋白发表《红萝卜》等文，继续批评“自由人”。瞿秋白揭穿胡秋原在唯物史观的幌子下，贩卖反对唯物史观的赝品。他形象地把他们比做红萝卜：“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白的。它的皮的红，正是为着肉的白而红的。”他们“自己认为是群众之上的一个‘阶级’，把群众的文化斗争一笔勾消，说这和封建余孽资产阶级的文化现象同样也是些乌烟瘴气，说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开辟光明的道路；——那么，他们究竟是群众的朋友，或是群众的老师，还是群众的敌人？究竟是不是红萝卜？！”③胡秋原在他的文章中，摘引着列汉诺夫的话，为他的谬论张目。冯雪峰指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中本来已经有许多不甚正确的成分，而胡秋原，却是普列汉诺夫言论的“最坏的歪曲者，是恶劣的引用者”。他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到处都是”“断章取义的引用，切断上下文的抄袭”。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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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
②《文艺新闻》第56期，1932年5月23日，发表时未署名。
③《红萝卜》。《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
④《致文艺新闻的信》。《文艺新闻》第58期，1932年6月6日。
当左联的革命作家批评胡秋原的时候，曾经是左联成员的苏汶按捺不住，出来为“自由人”辩护。他在《现代》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①一文，自称“第三种人”，貌似不偏不倚，实则站在胡秋原一边，对左联的理论和活动谩骂嘲讽。他说，“第三种人”作家之所以搁笔不写，是由于左翼批评家的“凶暴”，和左联对他们进行政治“干涉”，甚至“霸占”了文坛的缘故。苏汶诬蔑左翼文坛不要文学，把文学变成连环图画之类；并在文中对人民革命斗争进行歪曲和诽谤。当这些攻击遭到批驳，他又写《“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继续散布谬论，与“自由人”一唱一和，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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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1日。
胡秋原、苏汶的言论，对于为数不少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具有很大盅惑性。因此，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陈望道等许多作家，都撰文给予严正的批判。
1932年10月1日，瞿秋白署名易嘉在《现代》上发表了《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的著名文章，专门批驳胡秋原和苏汶的谬论①。文章开头引用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揭露资产阶级文艺“自由”的名言：这种自由是虚假的，骗人的，它“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②。胡秋原说“自己的方法是‘唯物史观’”，俨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所谓‘自由人’的立场不容许他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独立于阶级利害之外的“文艺自由”，“事实上，著作家和批评家，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个阶级的生活，因此，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有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胡秋原的错误，“最重要的是他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胡秋原“把普列汉诺夫和安得列耶夫，艺术至上论派等等混缠在一起”，企图为他反对艺术的阶级性、文艺只是表现生活的观点寻找理论根据。实际上，“他恰好把普列汉诺夫理论之中的优点清洗了出去，而把普列汉诺夫的孟塞维克主义发展到最大限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旁观主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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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代》第1卷第6期。文中的两个小标题：一、“万华缭乱”的胡秋原；
二、“难乎其为作家”的苏汶。
②《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第10卷，第28页。瞿秋白原来的译文与此稍有出入。
③《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1日。
对于苏汶，瞿秋白指出，苏汶的反对“某种政治目的”，其本身就抱有确定的政治目的；他的“这种文章是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锐利的武器。”苏汶的文章固然巧妙，但说来说去，无非是说：“理论和行动本来是不能并存的，文学和革命也是不能并存的，艺术和煽动也是不能并存的。”①瞿秋白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建立真正科学的文艺理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需要用文艺帮助革命，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即使是前进的战士，也要努力取得文艺这个武器。“谁要劝告新兴阶级不要去拿这种武器，他自然客观上是抱着‘某种政治目的’的，——虽然他自己都觉得‘并没有丝毫政治臭味’。”②阶级社会中的文艺，反映着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观点。“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③瞿秋白反驳胡秋原关于文艺不是“政治的留声机”、文艺阶级性应予否定的论调，而说“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④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反驳方法，有点失之简单。但他本意在于强调，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作家和文艺作品的固有属性。他仍然主张文艺是生活的反映；作家和作品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政治是文艺的本原，文艺应从属于政治。瞿秋白强调了艺术的重要性，批评了那种毫无文艺价值的作品，他说：“文艺只是煽动之中的一种，而并不是一切煽动都是文艺”，“并不是个个煽动家都是文学家”。“真正能够运用艺术的力量，那只是加强煽动的力量；同时，真正为着群众服务的作家，他在煽动工作之中更加能够锻炼出自己的艺术的力量。”⑤苏汶关于煽动与艺术不能并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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