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发表杂文《从公债到外债》。
7月第三次到鲁迅家避难。
8月7日发表《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
9月2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作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再次打击瞿秋白。要求全党对他“开展最无情的斗争”。
9月28日写杂文《儿时》。用鲁迅的笔名发表。
9月到鲁迅家中避难。
11月写书评《关于高尔基的书》和《“非政治化”的高尔基》两文。
12月2日译高尔基的讽刺诗《市侩颂》。
冬译普希金长诗《茨冈》未完。
年末编就《乱弹》杂文集。
中央通知瞿秋白去苏区。
本年写《马克思文艺论的断篇后记》。翻译列宁的论文《列甫·托尔斯泰象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B·C·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鲁迅书赠瞿秋白联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一九三四年 三十五岁
1月4日和鲁迅、茅盾叙别。
1月7日离上海去瑞金。
1月9日鲁迅得瞿秋白信。
1月下旬杨之华得瞿秋白信。
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瞿秋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月28日鲁迅收到瞿秋白赴瑞金途中来信。
2月3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十七人组织中央政府主席团。瞿秋白连任教育人民委员。
2月5日抵达瑞金，住沙州坝。
3月12至14日出席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各县教育部长联席会议，作关于新的教育政策的报告。
3月29日发表短论《节省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
4月1日国立苏维埃大学举行开学典礼，瞿秋白兼任校长。
4月3日为《红色中华》报写社论《努力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
5月20日写《阶级斗争中的教育》一文。
6月23日至7月7日连续在《红色中华》发表《中国能否抗日？》一文。
10月21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奉命留江西，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中央政府办事处教育人民委员。移住瑞金下肖区。
本年在中央苏区主持开展文化教育普及工作，扫除文盲运动，以及群众性文艺活动。
一九三五年 三十六岁
1月移住雩都县小密附近山村。
2月上旬布置工农剧团举行文艺会演。
2月11日奉命同邓子恢、何叔衡等离江西境东移。
2月18日到达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坑之汤屋。
2月24日在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牛庄岭附近被俘。
2月26日被押送上杭，囚在县狱。
3月9日化名林琪祥，编造经历，欺骗敌人，以求脱身。
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妻子被捕，供出瞿秋白。
4月25日左右被解离上杭。
5月7日张亮告密，敌人始知林琪祥即瞿秋白。
5月9日被解到长汀，囚禁在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师部，在叛徒郑大鹏指认下，承认自己身份。
5月1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瞿秋白被捕消息。
5月13日写《供词》，谴责国民党反动派，歌颂苏区，表明革命立场。
5月22日鲁迅致友人信说：瞿秋白被捕，“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
同日写就《多余的话》及《未成稿目录》。
5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系统派特务到长汀，对瞿秋白进行劝降，遭拒。
6月2日蒋介石电令蒋鼎文：“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6月4日会见《福建民报》记者李克长。
6月13日前后陈立夫派中央党部系统的特务王杰夫和叛徒陈建中到长汀，对瞿秋白进行最后劝降，被拒。
6月18日从容就义，遗骸葬于罗汉岺盘龙岗。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重印后记
重印后记
今年春夏之交，承日本学术振兴会资助，庆应大学地域研究所所长山田辰雄教授接待，我在日本进行六十天学术访问。访问期间的研究课题是《蒋介石与日本》，带去的见面礼自然是近著《蒋介石与中国文化》；一本菲薄的小书，内中写有日本人颇感兴趣的王阳明哲学思想。出乎意料，众多的日本学者与我见面时，常常问起《瞿秋白传》和瞿秋白研究现状。国立横滨大学教授、专门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村田忠禧先生，在他同我会面之前，打电话对随同我访问的博士研究生王士花女士说，他的书架上就摆放着一本拙著《瞿秋白传》。村田先生驱车载着我们漫游箱根、伊豆、富士、热海、横滨的旅程中，不时谈起毛泽东，谈起瞿秋白，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片断。日本学者对瞿秋白与中国革命如此了解，对瞿秋白研究如此有兴味，不禁令我感慨系之。
《瞿秋白传》出版八年来，不断有读者和同行来信索书。尽管出版社和我已经赠出几百册书，仍不能满足各方的需求。为此，我曾多次与社方商议可否重印？日前，终于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俯允，决定重印。朱金元先生专程从上海到北京，与我商定重印事宜。在图书出版业不甚景气的今天，上海人民出版社朋友们的慷慨相助，使我感动不已。因为，此举无疑是对方兴未艾的瞿秋白研究事业的宝贵援助。
八年多来，瞿秋白研究蔚然成风，果实累累，不乏精心之作。其中，刘福勤对《多余的话》的诠释，周永祥、姚守中撰述的年谱，丁言模、朱净之所写的评论，吴之光的家世考证，唐天然的史料钩沉，等等，都是功力不凡、新义迭出的力作。而在传记作者中，王观泉、叶楠等，都给瞿秋白研究园地，增植了朵朵新花。王观泉的大作《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尤其引人注目，可以视为瞿秋白研究日益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瞿秋白研究是在那个令人诅咒的动乱岁月结束后，得以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对于那个年代的往事，不健忘的人尚且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有鉴于此，瞿秋白研究成果固然可观，却不能让人过于轻松。在我们这个还欠健全的社会环境和变化难测的理论风云中，瞿秋白研究若要进入更深的层次，人们对瞿秋白的理解，以及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环境进行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估，还需期以时日，准备走长长的路。应当有信心，争取在我们这一代、下一代、下下一代，达致这一目标。
遵从出版社之嘱，拙著重印时把书名改作《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只是为了更确切地表现传主作为一介书生的本色，没有别的意思。
1987年后，我已转向蒋介石研究这一新课题，但我依然不能忘怀，不肯停止对瞿秋白研究的思索与探求。可能的话，我愿意重新写一部瞿秋白传记，改变我曾经相信而今天看来已经陈旧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不管它是传统的还是时行的。同样，我更希望年轻的研究者们，以他们的前卫思想观念和写作方法，写出更富有新义、更能打动读者心灵的瞿秋白传来。
我，热切地期待着这一天的来临。
作者记于北京东直门外水南斋，
时在一九九四年八月廿二日，处暑前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