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②③④⑤《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1日。
苏汶把文学比做“卖淫妇”，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想占有她”。而最吃苦的是“第三种人”的“作者之群”，于是他感叹不已：“在人人都不肯让步的今日，诚哉，难乎其为作家”。对于这种谩骂式的比附，瞿秋白尖锐地指出：“事实上文学并不是卖淫妇，文学是附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许多阶级各有各的文学，根本用不着你抢我夺。只是这些文学之间发展着剧烈的斗争；新兴的阶级，从前没有文学的，现在正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学；而旧有的阶级，从前就有文学的，现在是在包围剿灭新兴阶级的文学。剿灭不了呢？用一点儿别致的巧妙的手段，或者毒死它，或者闷死它，或者饿死它……而新兴阶级的文艺运动却并不在‘霸占’或者‘把持’什么，它只要指出一些文学的真面目——阶级性。”①至于作家，也必然具有阶级性。瞿秋白说：“作者呢，本来就不是什么‘第三种人’。作者——文学家也不必当什么陪嫁的丫环，跟着文学去出嫁给什么阶级。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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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1日。
②《现代》第1卷第6期。
“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并非铁板一块。经过瞿秋白、鲁迅等的批判，他们中间很快地发生了分化。一些人更加露骨的反动，如胡秋原投靠蒋介石，当上立法委员，成为法西斯文化掮客。一些人，如诗人戴望舒则走上了进步的道路。
资产阶级“新月派”文学和胡适，这时仍然散布反动的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1931年5、6月间，瞿秋白就写了《学阀万岁》、《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等文，指出“新月派”的文学，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绅商文学。随后，瞿秋白又写了《非政治主义》、《猫样的温文》等文，反驳他们的谬论。
“新月派”与“民族主义文学”之间有过争论，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文学”打着“祖国”“民族”招牌，未免蠢笨，不如他们自己打起“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号，更为巧妙、更加隐蔽。瞿秋白指出，“诱惑群众使他们不问政治——这常常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①对于“新月派”创办的《声色》杂志所发表徐志摩的《一个诗人》，瞿秋白指出这不过是“清客”对其主子“吃租阶级”奉献的“歌声”和“色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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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3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71—2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这时，胡适宣扬“人权”，“王道”，鼓吹实验主义。瞿秋白先后写成《鹦哥儿》、《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人才易得》等文，揭露胡适的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出谋献策，甘当走狗的真面目。1933年春，日本加紧对华侵略，平津危急，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掀起长城抗战。这时，曾经玩过“人权”，玩过“五鬼闹中华”把戏的胡适，“又发明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及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帝国主义上条陈。”①按照实验主义的哲学，胡适的条陈是：“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④这是背叛祖国，出卖灵魂的无耻行径。瞿秋白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来说，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⑤胡适到湖南长沙演讲，湖南省长何键一次便送给胡适五千元程仪。《字林西报》登载胡适的言论是：“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②这就是“中国的帮忙文人”胡适的“王道仁政”论。瞿秋白写了《王道诗话》，对于已经堕落为头号文化买办，积极向当局条陈献计的胡适，给予了严峻的批评和无情的鞭挞。瞿秋白援引了胡适的上述言论，一针见血地说：“这就清楚得多了！这不是在说‘政府权’了吗？自然，博士的头脑并不简单，他不至于只说‘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如什么主义之类。他是说，还应当拿着法律。”③胡适毕竟是博士，他和两千多年前的孟夫子一样，嘴里吃着猪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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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⑤《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422—4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字林西报》1932年2月21日。
③《鲁迅全集》第5卷，第47页。
诗曰：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
千古同心有孟子，也教肉食远庖厨。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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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71—2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这四首绝句，构成了一组绝妙的政治讽刺诗。胡适言论的反动本质，胡适及其学说的虚伪，胡适寡廉鲜耻的行径，无一不在瞿秋白的笔下现出了原形。唯其是诗，便有诗的艺术力量，艺术魅力，至今读来脍炙人口，令人拍案叫绝。“可以说，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挥笔自如，剔肤见骨，当得起讽刺艺术的佳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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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红兴：《瞿秋白诗歌浅释》，第171—172页。
三十年代初期，是瞿秋白杂文写作成就最大，数量最集中的时期，成为鲁迅以外最杰出的杂文作家。瞿秋白从二十年代初开始撰写杂文。他在俄国所写的《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散文集中，已有些文章带着随感录的色彩。它们多半论从事出，寓哲理思辨于其中。除去两书中这些杂文化的散文，还有《涴漫的狱中日记》、《猪八戒——东西文化与梁漱溟及吴稚晖》那样的小说化的杂文。1923年1月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最低问题——狗彘食人的中国》一文，可以说是他所写的“正宗”杂文的开篇。随后，他又以巨缘笔名发表杂文十二篇于1923年《前锋》“寸铁”栏。这十二篇杂文，涉及面广，诸如《二十世纪的绝妙好辞》、《康有为与许斯，梁启超与芳泽》，《中国的花车与美国的公使》，《小小一个罪恶》等等，大多以雄健的笔力，各逞变化之妙，冷嘲热讽，淋漓尽致。从这时到1926年，他大约写了四十余篇政论性杂文，发表于《向导》、《热血日报》上。1927年到1930年，瞿秋白从事党的领导工作，事务缠身，杂文写作中断。从1931年起，被迫离开党的领导岗位，才重新拿起笔，写起杂文。同前期一样，后期杂文仍是政治性的。无论社会批评或文艺杂感，都反映他作为共产党人和政治活动家的敏感。他把杂文作为一种扫射旧世界的火力，一种向敌人进行战斗的武器，因而笔力豪骋，运思敏捷，旗帜鲜明，通俗易懂，直言不讳，言必尽意。在体裁和方法上，多姿多彩，不拘一格，或为政论性杂文，或为短评式杂文，或为抒情诗似的杂文，或为叙事记述的杂文；随感、随笔、书评、寓言、经传、戏曲、平话、诗话、打油诗，在瞿秋白的笔下，都运用自如，挥洒成趣，融入了他的杂文创作中。瞿秋白大量的杂文，是匕首和投枪；也有不少的杂文，是鼓舞群众前进的战鼓和号角。如《一种云》、《暴风雨之前》、《〈铁流〉在巴黎》，就是这样歌颂性杂文。这在当时一般杂文中，是少有的新的主题。瞿秋白的杂文多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热情奔放，较少含蓄，富于鼓动性和号召力；好作理论分析而较少解剖具体事实，带有他过去大量写过的政治论文的格调。但是，也应指出：并不是他所有的杂文都明白晓畅，较少含蓄。他也有隐晦曲折的文章，如《菲洲鬼话》、《人才易得》等篇就是。对于杂文家的瞿秋白的成就，杂文研究者指出：由鲁迅在五四时期开创的杂文，三十年代达到一个高峰；峰顶是鲁迅，次高峰是瞿秋白和茅盾。也有的论者进一步指出：就杂文而论，鲁迅和瞿秋白无疑是双峰插云的一代文宗。这两种相近的评价，反映了瞿秋白杂文创作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的地位。
大众化文艺的倡导者和杰出的语言学家
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文艺运动，是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猖狂，国民党统治愈加腐朽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人民群众被旧的文艺所包围，其内容大多不脱武侠、剑仙之类的荒诞迷幻，以及因果报应、安贫乐道、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之类的说教劝戒。这种反动的“大众文艺”、“通俗文学”，经常被地主资产阶级利用来腐蚀劳动人民，麻痹他们的斗志，消弭他们的反抗。新的革命文学家，与广大群众隔离；新的文艺作品，日趋倾向于欧化，因而不能为劳动人民群众所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既然承认文学的阶级性或革命倾向性，那么，它必然要求文学大众化，必须让文学为大众所懂得，所接受，所爱好。否则就无法实现革命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利器的根本任务。
革命文学家，历来重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早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的讨论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1930年左联成立前后，左翼文学界又开展了一次关于大众文艺的讨论。这次讨论主要是探讨大众文艺的形式问题，引起比较普遍的注意，但许多问题还没有接触，许多问题还没有深入。1931年以后，瞿秋白重返文艺战线，以极大的注意力，深入地研究文艺大众化问题。1931年5、6月间，他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提出文学革命的问题。9月，写《乱弹》，由中国文学史的演变发展，揭示出文学艺术早先来自平民，逐步为少数统治者所霸占，而最终仍将重新属于人民的规律。
“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一二八”上海战争期间，瞿秋白写《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两文，指出：“革命文艺的大众化，尤其是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创造，更加是最迫切的任务了。”①“革命的文艺，必须‘向着大众’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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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9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同上书，第914页。
在瞿秋白的积极推动下，到1932年夏又有第二次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这是4月25日，瞿秋白在左联理论性的机关刊物《文学》半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1931年10月写），6月10日又在《文学月报》创刊号（《文学》半月刊被禁后创办的左联机关刊物）上发表《论文学的大众化》，对上文作了补充和发挥。《文学月报》的编者，可能认为瞿秋白提出的问题很重要而又很复杂，所以就约请许多人来参加讨论。茅盾应邀用止敬笔名写了《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一文，以后周起应（周扬）、何大白（郑伯奇）、田汉等人都发表文章参加讨论。在一年多时间里，《北斗》、《文学》半月刊、《文学月报》等刊物发表不少文章，连续不断地讨论文艺大众化。左翼作家在这时所写的分析革命文学其它问题的文章，也常涉及大众化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一时形成热潮，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注意的中心。瞿秋白后来又写了《“我们”是谁？》、《欧化文艺》、《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论翻译》等文，以及一些书信形式的手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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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目前见到的有致新兄、伯新兄、迪兄、岚兄等五封书信手稿。
瞿秋白在文艺大众化的研究和讨论中，付出的精力，撰写的文章，比之其他文学问题都要多得多。并且，比之其他左翼作家，他的论述，也最有条理，最为深刻，最富有创造性。“在现代文学史上，正是瞿秋白，第一次明确提出：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他还初步阐明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向工农大众学习，转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他承前启后，既坚持和深化了早期共产党人关于革命文学的主张，又为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工农兵方向的提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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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铁仙：《瞿秋白论稿》，第106—107页。
三十年代初，中国文艺运动的状况如何？瞿秋白尖锐地指出：“普洛文艺一般都应当是大众的，难道有‘非大众的普洛文艺’？然而不然！居然有！”①瞿秋白认为，在题材和内容上，新文学的题材狭小，内容贫乏，始终脱不开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新文学的作家们所写的作品，“只是限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描写”②，诸如失恋，家庭冲突，三角恋爱，稿费太少，上海的亭子间生活，北京的小公寓生活，等等。而对“乡下佬‘上城’的问题，穷人想赖债的问题，丘八想回家的问题”则很少涉及③。革命文学运动也沿袭老路，与大众隔离着。一些革命作家眼中的“民众文学”，不过是“洋车夫文学和老妈子文学”，只用“浅薄的人道主义”，“来可怜洋车夫老妈子，以至工人，农民”④。在语言方面，瞿秋白认为，虽然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一开始就提倡白话，反对文言，使白话成了文学语言的正宗，比之文言接近了人民大众的口语，但并不是大众化的。早在1923年由苏俄回国后瞿秋白写《荒漠里》一文就指出：“中国的现代文还没有成就”，“‘文学的白话，白话的文学’都还没有着落”，使群众的精神生活陷在荒凉的沙漠里⑤。他叹息地问道：“唉，中国的新文学，我的好妹妹，你什么时候才能从云端下落，脚踏实地呢？”⑥这个看法，瞿秋白在八年之后，即1931年他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和《学阀万岁！》等文时，依然没有变化。他承认五四文学革命后，文学作品的语言较之文学改良运动的“旧式白话”有所进步，是“新式白话”；少数优秀作家已在运用真正白话进行写作。但他认为，大多数作品使用的仍不是真正的白话。他说：“记得当初五四运动的时候，胡适之有两个口号，叫做‘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现在检查一下十二年来文学革命的成绩，可以说这两个口号离着实现的程度还很远呢！现在的新文学，还说不上是‘国语’的文学，现在的‘国语’，也还说不上是文学的‘国语’。现在没有国语的文学！而只有种种式式半人话半鬼话的文学，——既不是人话又不是鬼话的文学。亦没有文学的国语！而只有种种式式文言白话混合的不成话的文腔。”⑦瞿秋白挖苦地指责用这种文腔所作的文学，是“骡子文学”。他说，“因为他是‘非驴非马’：——既然不是对于旧文学宣战，又已经不敢对于旧文学讲和；既然不是完全讲‘人话’，又已经不会真正讲‘鬼话’；既然创造不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又已经不能够运用汉字的‘旧中国文’。这叫做‘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⑧这段话，虽然失之过激，但却指出了五四新文学的缺陷。有一次，茅盾和瞿秋白相遇，茅盾问他：“难道你真认为‘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一无可取么？他回答说：不用猛烈的泻药，大众化这口号就喊不响呀！那么，他自己未尝不觉得‘五四’以后十二年间新文学不应估计太低，不过为了要给大众化这口号打出一条路来，就不惜矫枉过正。但隔了一年，在论‘大众文艺问题’时，他的主张就平稳得多了。”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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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8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610—6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④《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8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⑤⑥《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30、2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⑦《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6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⑧同上书，第596页。
⑨茅盾：《瞿秋白在文学上的贡献》。《人民日报》1949年6月18日。
大众化问题的深入讨论，自然会有不同的意见。郑伯奇用何大白的笔名发表了《大众化的核心》一文，把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与工农大众对立起来。何大白写道：“我们的方法错误了么？不是。我们的口号太高了么？不是。我们的文字太难了么？不是。”①何大白认为文艺大众化迟迟不能实现，困难很多，而“第一重困难在大众自己，就是大众对于我们的理解有没有相当的准备。”②这种看法，在当时小资产阶级革命作家中具有代表性，“充分的表现着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态度，蔑视群众的态度”③，因此，应当加以批评。瞿秋白立即写了《“我们”是谁？》一文，指出新文学之所以不能实现大众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小资产阶级作家蔑视大众，好为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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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何大白：《大众化的核心》。转引自瞿秋白《“我们”是谁？》，《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8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何大白：《大众化的核心》。
③同上书，第878页。
他说：
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两三年来除出空谈之外什么成绩也没有！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普洛文学运动还没有跳出知识分子的“研究会”的阶段，还只是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而不是群众的运动。这些革命的知识分子——
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决心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还自己以为是大众的教师，而根本不肯“向大众去学习”。因此，他们口头上赞成“大众化”，而事实上反对“大众化”，抵制“大众化”。何大白的这篇文章就暴露出这一类的知识分子的态度，这使我们发现“大众化”的更深刻的障碍。——这就是革命的文学家和“文学青年”大半还站在大众之外，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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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上书，第875页。
瞿秋白的批评，使郑伯奇感到不舒畅。为此，瞿秋白通过夏衍，约郑伯奇进行了一次长谈。据郑伯奇回忆说：记得在旧名爱文义路北面一条横街口的一个弄堂里，有一所清静的院落，在那里我会见了瞿秋白。他是比现在的画像稍显苍老的一个颀长的中年人。他穿着中国式的长衣。房子里只有我们三人。他态度很宁静和蔼，细心地导引着我谈话。他把我的话用他独特的拉丁化的文字记在他的笔记本上。他也对我发表了较长的谈话。在那样白色恐怖最厉害的环境之下，我们还谈了一个多钟头。因为当时我那样混乱的思想情况，对于瞿秋白给我的殷勤指示自然领会很少，但也有了一些认识。我认识到方法有错误而文字太艰深。我感觉到应该学习活的语言和大众爱好的民间形式。后来我曾提倡口头文学主张研究民间文艺就是从这样感觉出发的。①
瞿秋白认为，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关键是革命的文艺要向着大众；革命的作家必须“要到群众中间去学习。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去学习。”“不要只想群众来捧角，来请普洛文学导师指导，而要……受受群众的教训。”②他指出，向群众学习的方法是深入到群众进行文艺活动的场所，“去观察，了解，体验那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着他们一块儿感觉到另外一个天地。要知道：单是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不够的，还要会象无产阶级一样的去感觉。”③尽管瞿秋白这里所说的“到群众中去”，还不是指直接到群众的广泛的生活和斗争实践中去，而是指到群众进行文艺活动的场所，即到那些说书的、唱小调的、卖胡琴的、摆书摊的地方，但他要求革命作家要有无产阶级的感情和感受方式的见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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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郑伯奇：《回忆瞿秋白烈士》。《忆秋白》第320页。
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872—8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
③同上书，第873页。
瞿秋白十分重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认为这是最迫切的先决问题。中国有广大的识字不多的工农群众，必须建立能够为他们所需要的“现代普通话”、“真正的白话”。其标准是“读出来而听得懂”①。语音，大致同于北京官话；用词，尽可能使用白话原有字眼；句法，不排斥欧化成分而要合于中国语言规律。瞿秋白认为，这种现代普通话，在大城市里已开始产生，它将足以表情达意，演说故事，撰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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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6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瞿秋白鉴于沙俄时代，俄国各民族人民反对俄语同化政策，坚决反对在中国用“国语”统一中国各民族的语言。他指出，“国语”的名称本来是不通的，指定统治民族的语言为“国语”，是压迫弱小民族，这种含义的“国语”，应当排斥不用。他坚持只用普通话，不用“国语”一词。
在大众化问题讨论中，瞿秋白和茅盾在把语言大众化问题放在什么地位的问题，有些分歧。1932年7月，茅盾以止敬笔名发表《问题中的大众文化》一文，认为“技术是主，作为表现媒介的文字本身是末”，①只有学习旧小说适合大众习惯的描写方法，才能创作出好的大众文艺。他认为大众文艺的主要条件是努力学习运用《水浒》等古典小说的艺术方法和描写方法，如动作多，抽象叙述少，处处以人物行动来刻划人物性格，不用联想、暗示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大众的读者感动；而读得出、听得懂，只是起码条件，仅做到这一点不能算是大众文艺。瞿秋白读过茅盾的文章，于9月间发表《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②一文，不同意茅盾的“主要条件”论。他申明他并不是不注重写作技巧，但当前首要的任务还是要使大众读得出、听得懂。首先要有大众文艺，然后再要求好的大众文艺；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语言文字。过分强调写作技巧，会使初学写作者不敢动手，结果势必取消大众文艺的广大运动。茅盾后来说：“对于秋白的这篇文章，我没有继续争论下去，因为我发现我与秋白是从不同的前提来争论的，即我们对文艺大众化的概念理解不同。文艺大众化主要是指作家们要努力使用大众的语言创作人民大众看得懂，听得懂，能够接受的，喜见乐闻的文艺作品（这里包括通俗文艺读物，也包括名著）呢？还是主要是指由大众自己来写文艺作品？我以为应该是前者，而秋白似乎侧重于后者。由此又引出了对文艺作品艺术性的分歧看法。我认为没有艺术性的‘文艺作品’不是文艺作品，即使最通俗的文艺作品也然。而秋白则似乎认为大众文艺可以与艺术性分割开来，先解决‘文字本身’问题。”③茅盾侧重于作家创作的角度，注意大众化作品的艺术性；瞿秋白则希望在大众中产生作家。这些讨论，有助于对问题认识的深化。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瞿秋白的意见有点急于事功。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工农大众文艺家的出现，谈何容易！对此，鲁迅早有精辟的见解。1930年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指出：‘现今的急务”，是“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④目前限于客观条件，还只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要彻底实现大众化，“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⑤。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的力量，文艺大众化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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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月报》第1卷第2号，1932年7月。
②《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1932年9月。
③《文艺大众的讨论及其他——回忆录十五》。《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④⑤《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
瞿秋白不仅在理论上探索大众化文艺问题，而且亲自进行了大众化作品的写作尝试。他所住的紫霞路谢寓，离老城隍庙不远。有时，他化装到那里去，观听民间说唱。同时自己动手利用旧的民间文艺形式，写了不少有新内容的通俗歌谣和故事，即所谓用旧瓶装新酒。其中以“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发生前后，写的最多。如《东洋人出兵》、《上海打仗景致》、《可恶的日本》、《英雄巧计献上海》、《江北人拆姘头》、《十月革命调》、《苏维埃歌》、《五更调》、《工人要求新唱春》、《国民会议新唱春》、《五月调》、《苏维埃新山歌》、《工人格福气》等。这些作品完全采用群众的口语，揉入方言俗语，十分通俗易懂。但是有些作品单纯从政治宣传着眼，仓促成篇，往往流于粗糙概念，缺乏强烈的艺术的魅力，既为知识分子层所忽略，也不为广大群众所欣赏。
为了尽快形成和使用“现代普通话”，瞿秋白积极倡导“文字革命”即汉字改革。这是欧美文学发展史上所不曾遇到的问题，因而中国的汉字改革，对于文化大众化的实现，具有创新的性质。瞿秋白在《学阀万岁！》一文中指出：汉字存在一天，真正的“人话文”——现代中国文（就是完全用白话的中国文字）就一天不能够彻底的建立起来。因而，他主张从根本上废除方块汉字，代之以拉丁化（罗马化）的拼音文字。他最早最切合实际地考虑了创制拉丁化的新中国文的问题。他提出方案，与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共同讨论，并且得到了郭质生等的帮助，在1929年2月拟出了中国拉丁化字母的草案。《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先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同年十月，瞿秋白又把方案修改写定，名为《中国拉丁化字母》，1930年春，首先在莫斯科《中国问题》杂志第2期上发表（署名是瞿维托）。然后又由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单行本用汉字、瞿式拉丁化新文字和俄文排印。除正文外还有新文字和汉字的对照读物，和两个附表。一个是《新拉丁字母的一览表》，用他所提的新文字的声母、韵母跟国语罗马字、威妥玛式和俄文字母的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拼法对照比较。另一个是《汉字拼音表》，其中包含有若干汉字的特别拼写法。这个拉丁字母的新中国文字的拼音方案出版后，不仅得到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学者和关心这个问题的共产党员的赞同；而且引起苏联的研究中国问题和东方学的学术团体的关注。后来由“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并在国内推广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正是在瞿秋白方案的基础上形成的。总之，瞿秋白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了对语言文字应用的现实情况，周密地考虑了用拉丁字母拼写普通话使它真正能作为文字来实用的一切方面，也初步研究了汉字的拼音对应形式（例如声母zh－z，ch－c，sh－s互相对应那种便于南方人学习普通话的设计，通过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传进汉语拼音方案），编出了《新中国文拼音表》、《汉字拼音表》。同时探索和研究了同音词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了他的区分同音词的意见。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他在1931年底，写成了《新中国文草案》一书。这个方案超过了以前的各种同类方案①，它“是在提倡大众语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一提出来就得各方面的赞同。”②为了写好这部书，瞿秋白邀约可靠的熟人协助他研究拉丁化新文字。他请南方人、北方人用方言读一些字音给他听，他一一记录下来，然后给汉字定音。在工作休息时，他常对参加工作的朋友说起他对于方块汉字切身的感受。他说：“讲起方块字，我自己倒是有过一番苦乐的呢。从小时候开蒙读书起，每天大字、小字、楷书、行书，花费好多功夫去练习。成年以后竟成了习惯，一动笔墨，总怕写得难看，笔锋都要讲究美。这美，是多少功夫换来的啊！此外，还要背韵目，着手治印，做一个中国的文人，真是谈何容易！我搞了三十年，还只是个半吊子文人。废了方块字，这些麻烦都可以一扫而空。方块字害死人，新的文化人应该坚决主张废弃不用。将来老百姓当中，只用新文字；方块字留给学院里的学者去研究吧”。③为了检验拉丁化拼音文字的实际效用，瞿秋白常常用它记录、写信。夏衍说：“他有了空，往往来我家里聊天；我不在，他就留个条子，总是用拉丁化拼音字写的。”④有一次，协助他研究拼音文字的彭玲，收到了一封瞿秋白的来信，打开一看竟全部是用拉丁化新文字写的。下次见面时，瞿秋白问她为什么不写回信，并笑着对她说：“你错过了一个练习拼写的好机会啦！”③。在中国文字改革事业中，瞿秋白是伟大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字改革的努力和成就，“使中国文字改革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开辟了中国新文字发展的道路”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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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玉章、黎锦熙：《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字拼音的总结》。《文字改革文集》（吴玉章），第139页。又见郑林曦、周有光论文未刊稿。
②茅盾：《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及其他》。
③彭玲：《难忘的星期三》。《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④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第55页。
⑤吴玉章：《纪念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49年6月18日。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十四 从上海到瑞金
十四 从上海到瑞金
《斗争》事件
在文学园地耕耘之余，瞿秋白应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及其他刊物的邀稿，不时为这些刊物写些政治和时事评论的文章；偶而，也受中央个别负责人的委托，为中央起草文件。不过，这“偶而”的机会，实在太少，目前所知仅有一次。事情是：1931年上半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秘书处的文件处阅处文件时，提出了如何区别不同情况，保存和整理文件的意见。他关照说：要阿秋①提出几条整理文件的规定出来。瞿秋白欣然从命，代中央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对于中央机关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都有明确的规定。他要求对所有文件“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中央及地方及各团体的机关报，需全份保管者，应妥善置于“只有至多两人知道的地方，同时当然要是不甚费钱的地方”，并“把历年来的机关报上之论文，编一本分类目录（并在每篇注明写作的日期）”。在文件的末尾，瞿秋白特地写了一条“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②这是一个目光远大，对革命前途充满了胜利信心的设想；迄今为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共中央最早的关于档案文件管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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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恩来亲昵地称瞿秋白为“阿秋”。
②据手稿影印件。
瞿秋白这时所写的政论时评文章，除《布尔塞维克》外，多数发表在《红旗周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斗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中国与世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公开出版的政论性周刊，原名《公道》）等刊物上。他在《中国与世界》上所发表的文章，有《恭请列国联军》、《流氓政策和立宪政策》、《三民主义的清算》、《有国大家卖》、《当前的重要问题》、《太平洋战争中的上海问题》等。据编者称赞说：瞿秋白是“文章能手”，其“文稿明净，极少改抹。著论以讥评时政为多，持论尽管尖锐，而说理透辟入里，逻辑性强。行文也不是剑拔弩张，而是从容不迫，圆润流畅。文中词汇丰富，尤喜熔铸新词”，“文章妙语如珠，机智，新颖，别具风格。”①瞿秋白在《红旗周报》、《斗争》上发表的文章，②短小精粹，更加鲜明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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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季楚书：《纪念“左联”，缅怀战友》，《左联回忆录》上，第201—202页。
②瞿秋白在《红旗周报》上发文约13篇，署名范亢；在《斗争》上发文约20篇，署名狄康。这些文章长的一两千字，短的仅几百字。
瞿秋白用笔名狄康在《斗争》上所写的文章，绝大多数发表于1933年6、7、8三个月，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前夕。他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揭露了敌人在战略策略上的变化和企图，及时地向党提出了重要意见。如果说有什么缺点和不足，主要是他还不可能直接地反对当时中共中央推行的“左”倾路线，甚至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还免不了有些“左”的成份。
但是，这些文章给瞿秋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1933年9月22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①，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这个决定危言耸听，无限上纲，指责瞿秋白文章的许多观点是“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因而，瞿秋白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错误”。临时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党“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来教育同志，并检查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坚决的打击一切对于机会主义的调和倾向，以保证彻底执行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10月底，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社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战斗任务》②，居然把批判瞿秋白作为白区党完成反对五次“围剿”各项任务的必要前提；文中引用高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愿意解除武装，我们就必须消灭他”，强调要对瞿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同期发表的署名文章《粉碎五次“围剿”与反倾向斗争》的长文，提出“反对目前最危险的罗明路线和狄康同志的观点”，是“顺利的执行冲破五次“围剿”的一切战斗任务的前提。”11月，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全文转载此文，把对瞿秋白的批判，由白区推向苏区，在全党展开。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编辑部受到组织上的整顿，严格检查了该刊发表过的文章以及其他刊物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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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六大以来》（下），第56页。
②《红旗周报》第61期，1933年10月30日。
瞿秋白在《斗争》上所写的文章中，受到严厉批判的主要有《临死的呼号》（第48期，1933年7月20日）、《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第49期，1933年7月30日）、《国际反帝大会——反对国民党的外债政策》（第52期，1933年8月27日）。这些文章的内容，无非是揭露帝国主义各国以“借款”形式侵略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武装侵略，蒋介石反动政府投降卖国，反对和企图消灭工农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文章特别指出蒋介石对苏区开始采取了军事“围剿”和政治经济手段并用的方针；在军事上由过去的急进直入改为“封锁”、“包围”、“步步为营”的战法。这些看法，显然是正确的，远比“左”倾路线的指导者高明得多。
《庐山会议的大阴谋》一文，被中央认为错误“特别”严重。这篇文章短短八百字，观点明确，文字简捷。瞿秋白在文章中指出：“国民党的报纸，不久以前还说苏联的政策是‘有组织的饥饿政策’，说苏联农民的困苦还‘过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这当然是抄袭帝国主义者的谣言来诬蔑苏联。然而国民党自己却的的确确在实行‘有组织的饥饿政策’。最近庐山会议的结果，最重要的就是议决严密的封锁苏维埃区域——其余的决议，什么察哈尔问题，什么新疆问题等等，都是军阀混战的‘准备’，消息也都是模模糊糊的，只有‘川赣剿匪’问题的决议说得清清楚楚：‘实行对于匪区的严密封锁，一切药材、煤油、电料、盐等都严禁输入匪区，并在匪区附近实行这些东西的公卖，凡是没有‘良民证’的人都不准购买。”瞿秋白严厉地谴责道：“这不是‘有组织的饥饿政策’是什么！其实，这不但是饥饿，而简直是造成活地狱的政策。这是要使江西、福建、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的几千百万的民众没有盐吃，没有煤油用……受了伤和生了病没有药可以医。总之，是用极残酷的手段弄死这几千百万的民众”，“要靠饥饿政策去逼迫红军”，“庐山会议就决定了这个大阴谋”。瞿秋白在下面又写道：“然而这封锁政策的别一方面，却也表示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国民党的白军比红军多四、五倍，国民党的武器——最新式的飞机、坦克等等比红军的胜过几十倍，然而国民党的白军不敢开到前敌去打。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然而不！他们不敢叫大队的士兵去打，却只敢‘封锁’，‘包围’，‘步步为营’。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的士兵群众不大靠得住了，因为苏区的广大民众极大多数是‘非良民’了，因为苏区的广大民众都是红军的‘暗探’和‘眼线’。”
这篇文章中，如果要找错，那么明显的有两点：一是对兴起于察绥抗日前线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缺乏正确的估计，错误地认为这是“军阀混战的‘准备’，”这是照抄“左”倾错误的观点；二是过低地估计敌人力量，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以为国民党军的士兵靠不住了，不敢命大队兵士打红军了，这也是“左”倾指导者的主张。十分清楚，除了“左”的错误，这里绝对没有临时中央决定中所强加给瞿秋白的下列罪名：“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这一错误的内容，主要就是认为目前时局的中心，不是两个政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尖锐对立，而是军阀混战，认为国民党‘不敢派白军去打红军’，只能采用经济封锁与狡猾的手段，污蔑苏维埃与红军的实际力量，认为‘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因此根本否认国民党的庐山会议与棉麦大借款的中心任务是为着进行五次‘围剿’，这样来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企图以他的机会主义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这一错误的实质是右倾机会主义。”
这一堆罪名，自相矛盾，颠倒黑白。它反映了“左”倾领导人压制和拒绝不同意见，坚持“左”倾错误的顽固立场，以及实行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的错误。他们在中央苏区的福建、江西地方党组织和红军中，开展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残酷斗争，从1933年春天到秋天，逐步升级，愈演愈厉，到五次反“围剿”战争前夕，已达到狂热的地步。
“左”倾领导人，对于因为“左”倾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表示怀疑和反对的同志，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的帽子，进行无情打击。他们在白区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正是这种斗争狂热的扩大和继续。他们妄图以可怕的莫须有的罪名，把这样一位曾经主持过中央领导工作，在党员群众中享有威望，而又对现行路线表示异议的领袖人物，彻底打倒，以消除他在党和人民中的影响。
对于强加给自己的罪名，瞿秋白很不理解。在中央决定下达以前，临时中央已向瞿秋白打了招呼，指出他的“错误”。瞿秋白写了声明给《斗争》编辑部，承认自己在那些文章中偶然流露了“错误”，原因在于“过分估计革命形势”，即承认自己“左”，而不承认右了。于是引起更严厉的指责和批判，说他是“加深”了错误，进行“机会主义的抵抗”①。据瞿独伊回忆：“我听母亲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种歪曲和诬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分子竟蛮横地吼道：‘象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②瞿秋白只好在中央决定下达五天之后，写了《我对于错误的认识》的检讨书，按照“左”倾领导人定的调子，全盘承认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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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②《忆秋白》第231页。宗派主义分子，指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半年后他就当了可耻的叛徒。
王明“左”倾集团对瞿秋白的残酷打击，反复折磨，严重地损害了瞿秋白的身心健康。从此，他几乎搁下了他的健笔，没有再写多少文章；此后发表的仅有的几篇文章，也几乎全是奉命的应景之作，差不多是没有思想、没有怀疑的机器的产品。当然，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能够思考和善于思考的人，“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①这不仅是为了避祸，也是一种虽然消极却更为深沉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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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多余的话》。转引自《瞿秋白年谱》第149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这场残酷斗争的结局，是调遣被斗争者到战火纷飞的中央苏区去。
1931年底，临时中央来电，要瞿秋白去中央苏区。瞿秋白一直向往和关心苏区，听到传达中央通知后，马上说：“想去很久了！”据杨之华回忆说：瞿秋白这时是兴奋的，可是又克制了自己的感情。“他平静地点燃了烟斗，安详地吸着，缕缕青烟缓缓升腾，好象带着他的心飞向远方。”②他提出问题：“之华可以去吗？”通知人回答说可以向组织反映。瞿秋白身患重病，苏区生活和医疗条件都很差，他要求让一直照料他生活的妻子杨之华同行，绝非非份之请。第二天，上级领导人的答复是：暂时不能去，因为她的工作要有人来接替。这当然是堂而皇之的理由，谁能说它不是理由呢？但是，王明集团的要人们，有谁从中国到苏联去，或者从白区到苏区，或从苏区到白区去，不携眷同行呢？党内政治上的颠倒，就使一切都被颠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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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杨之华：《回忆秋白》，未刊稿。
事情决定后，瞿秋白日夜工作，整理他近三年来的著作和译作。杨之华也忙于为他准备行装，一只整理好的衣箱已经放在屋角。他对杨之华叹息着说：“可惜《茨冈》没有译完，来不及完成了。”他拿起译稿又放下，自语说：“随身带去又不可能。”一会儿，他又说起驳斥叛徒叶青的七、八万字的书稿被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遗失，实在可惜。他感到今后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再从事著述；过去所写的东西，即使不能公开出版，也应该妥善保存，留待革命胜利以后与读者见面。一旦遗失，就难以弥补了。
瞿秋白对于和杨之华的这次分别，心里很不平静。他似乎预感到苏区的前景微妙；在“左”倾错误指导下，许多同志都可能有这种预感。离别的前一夜，瞿秋白照旧晚睡。但这夜的情形却异于往常。下面是杨之华的回忆——
在静悄悄的夜里，他弯着腰低着头伏在书桌上辛勤地工作，已成了他多少年来的习惯。但这一夜却与往常不一样，我在睡梦中不断醒过来，也不断地见到他绕着我的床踱来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沉思抽烟，安静的夜并不能安静他的心。快要天亮的时候，他看见我醒了，悄悄地走过来，低下头，指着书桌上的一迭书说：“这是你要读的书。”又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两半：“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别了，不能通讯，就将要说的话写在上面罢，到重见的时候，交换着看吧！”
他一夜没有休息，但精神还很好。我们谈着当前的工作，也谈着离别以后的生活。我发现他一直为分别后我的生活耽心，为我的安全耽心，我就象小孩子似地轻松地对他说：“不要紧的，过去离别几次不是都重见了吗？这次当然也一样！”他说：“我们还能在一起工作就好了！”
我说：“组织已经答复我们，等找到代替我工作的人，我就可以走了，我们会很快地见面的。”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说：“之华，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广东某某同志夫妇一同上刑场的照片吗？”我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
这是无限的依恋之情啊！但是，瞿秋白虽文弱而又坚毅，温情又不怯懦。他和她都是坚强的共产党人，为了理想和信念，他们可以舍弃一切，直至献出他们的宝贵的生命。
这一天的晚饭比较丰富，在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各出一元钱，叫了个菊花锅，买了几个苹果，大家很愉快地给他送行。①
到深夜十一点，秋白离开寓所到轮船码头去，我送他到门外。这夜刮着寒风，下着大雪，秋白只穿了单薄的寒衣，负着病弱的身体，迎着风雪向前走着。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在白雪纷飞中显得昏黄暗淡的路灯光下凝视着我，缓慢地说：“之华，我走了！”我激动地回答说：“再见，我们一定能再见的！”
他走了，我情不自禁地也往前走着，一直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大街尽头，我才回到住所。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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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忆秋白》，第219—220页。
②杨之华：《回忆秋白》。
半个月后，杨之华收到瞿秋白带来的一张短笺，上面写着：“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
中央教育人民委员
1934年1月7日，星期日，夜十一时，风雨雪交加①，瞿秋白从上海乘船出吴淞口南驶。从此，告别战斗了将近八年的上海和在这里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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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之华回忆说，瞿秋白1月11日夜十一点离沪，天下着雪，大风。《鲁迅日记》则记载：7日昼阴，“夜雨雪”，9日白天微雪，而11—12日都晴。据此可知，瞿当于7日夜离沪。9日鲁迅得瞿来信，当为杨之华在瞿走后寄出。
其时，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已由过去的三条，剩下仅有的一条。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乘船到汕头，改乘火车到潮安，再改乘秘密交通站的小船到大埔、多宝坑，然后从这里步行，经永定铁坑、桃坑、下金、中金、古木督、严坑、丰稔、庄太拔、茶地、白沙、旧县、南阳、涂坊、元亨、河田、长汀、古城到瑞金。这条交通线，由中央交通局的工农通讯社管辖，下设十几个站点。大站管中站、小站。小站之间相隔二、三十里，一般设在地下党员或可靠的群众家里。交通员大多是经红军军官学校训练的班长以上的共产党员。
他们负责递送文件、护送干部、保护物资运输。
瞿秋白走的大致是这一条路线。瞿秋白化装为医生，在武装交通员的掩护下，大约在1月中旬到达赤白交界地区。这里只能在夜间行进，白天就在山顶上隐蔽休息。有时离敌人的警戒地区很近，不仅可以看到灯光，甚至可以听到敌人的说话声。他们在赤白交界区连续走了几夜后，到达闽西根据地边沿地区。白天在崇山峻岭中行进，晚间在农家住宿。瞿秋白从这里分别给鲁迅和杨之华写信，托人转送到上海。这就是杨之华收到的短笺，和鲁迅在1月28日收到的来信①。2月5日，瞿秋白到江西瑞金。
抵达瑞金后，瞿秋白立即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②教育部视事。瞿秋白任中央教育部长，始于1931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瞿秋白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在同月27日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推毛泽东、项英、张国焘为正副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分设各部，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由于瞿秋白身在上海，不能到职，3月间中央政府第八次常委会议，议决以徐特立代理教育部长。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第二次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仍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2月3日，即瞿秋白抵达瑞金前两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人民委员会人选，张闻天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瞿秋白连任教育人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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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鲁迅日记》1934年1月28日：“星期。晴。……得宜宾信。”
②人民委员会，即临时中央政府。
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号称红都、瑞京。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首脑人物都聚集在这里，其中许多人是瞿秋白的老朋友。有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就分手了，如毛泽东；有的是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分手的，如吴黎平等；也有的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就很少再见面的，如周恩来、邓颖超等。老友重逢，那情景是很激动人心的。石联星的一段回忆①，记下了这样感人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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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石联星：《秋白同志永生》，《忆秋白》第340页。
1934年，在红色首都瑞金，一个简陋的办公室里，聚集了几位同志，在我记忆里有李伯钊、沙可夫、钱壮飞、胡底，还有两位留苏的同志，他们在那里交谈着什么。忽然门口出现一位身材高高的，戴副深边眼镜的同志，他身着合身的灰色中式棉袄，面容清癯，风度潇洒而安详，约三十余岁。他象春天的风，带来温暖与欢乐。刹时间，整个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呼唤着：“秋白……秋白……”。还有人用俄语叫他的名字。大家把他包围起来了，与他拥抱握手，握手拥抱，问这问那，不少同志用俄语与他交谈。我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相会的场面。当时我也跟着激动，不知是谁在我耳边低声地说：“他，就是瞿秋白同志。”
瞿秋白到达瑞金前四个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开始。蒋介石从1930年底开始，先后四次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都失败了。这一次他改变过去长驱直入的战法，在苏区周围筑碉堡三千多个，以五十万大军步步为营，逐渐推进。同时在经济上进行严密封锁，政治上推行清乡、保甲、连坐、怀柔等政策，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和苏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不懂中国国情和红军作战原则，只凭军事教条进行瞎指挥。他甚至躲在房子里，凭误差很大的地图指挥战事，其荒唐可想而知。战争开始时，李德等人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要红军“全线出击”，攻打敌坚固阵地。1933年9月底，敌军占领黎川后，李德等人企图收复黎川，“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攻打白区敌巩固据点，屡败屡攻，转战于敌碉堡区。11月，福建事变发生，事变领导人愿与红军合作反蒋。毛泽东此时建议，红军主力应突破敌围攻线，进攻苏浙皖赣地区，威胁敌根本重地，迫敌回援，既可粉碎敌之“围剿”，又可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李德等人拒绝这一正确主张。1934年1月，蒋介石飞往建瓯督战，连克厦门、福州，镇压了福建事变。同月，中共临时中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军事上由冒险主义转为保守主义，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使红军损失严重，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4月，敌军占领广昌，敲开了中央苏区北大门。
作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里，如何领导和开展苏区的教育工作呢？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课题。在战争条件下，教育不能脱离革命战争，孤立地进行。瞿秋白在《阶级战争中的教育》①一文中指出：
现在的教育是革命战争时代的教育。“打仗就要象个打仗”——何况正在战争的紧要关头。……
……战争时代的教育，特别要注意学生的集体的社
会工作，——就是一切参加战争的工作，要在学生的社会活动中去进行教育，要在一切日常功课之中去教育他们的阶级的战斗的精神。尤其是成年人的教育，要经过文化团体——消灭文盲协会，工农剧社等，——去动员广大的男女群众，使他们在识字读书运动之中加紧参加战争的种种工作，使他们的识字和读书能直接增加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战斗能力，使他们能够在集体的娱乐之中（晚会、演戏等等），得到深刻了解的战争意义的教育，能够学习阶级斗争——揭破反动分子或是机会主义者的假面具，组织和发扬工农群众的革命热忱。这是我们的教育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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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斗争》（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第62期，1934年6月2日。
以农村为主的苏区，广大贫苦农民在过去无法求学，文化水平很低，文盲普遍存在。因此，苏区的教育工作，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适龄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和成年人的群众性社会教育。其中，在广大人民群众里开展识字扫盲运动，进行集体的文化娱乐活动，便成为普及文化教育，提高群众政治觉悟的必由之路。
在革命战争条件下，教育不能脱离革命战争，但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的部门，又具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教育事业的领导者，必须把在战争条件下容易放任自流、杂乱无章的教育工作，纳入有组织有领导的轨道，使各级教育部门有法可循，有章可依。因此，瞿秋白接职视事伊始，便与教育部副部长、长期代理部长职务的徐特立等一起，抓紧制订教育工作的各项法规条例。
从1934年2月到4月，不足三个月时间，教育人民委员会在瞿秋白主持下，共制订教育法规二十四个。今天遗存下来的是当时用毛边纸油印的一册《苏维埃教育法规》。这是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社会教育在内的苏区教育法规大全。
这本《苏维埃教育法规》中收录的江西省第一次教育会议《关于省教育部报告》中说：会议听取了中央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同志关于新的教育政策的报告。但瞿秋白这个报告，没有记录保存下来。我们对于他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任内的具体情况，所知很少，仅从《苏维埃教育法规》中和一些同志的回忆中，略知一二。
杨之华经过大量调查，所写的回忆录说：秋白经过调查研究以后，写了一个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计划，召集人民教育委员会的会议，进行了研究讨论。据当时担任人民教育副委员和苏维埃大学副校长的徐特立同志说，秋白到苏区后，从制订教育方针到编写教材，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不同意当时“左”倾路线指导下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和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因而发生了分歧和争论。①瞿秋白对于苏区教育路线和政策，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同意过“左”的路线和政策，这是可信的。他所写的《阶级战争中的教育》一文中，没有出现“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的内容和提法。但是，在制订教育法规条例时，便不可避免地有所迁就，写进某些共产主义教育的提法。例如最后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签署的《小学制度暂行条例》第一章《总纲》便明确规定：“第一条在工农民主专政下的小学教育，是要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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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之华：《回忆秋白》。
第二条共产主义的文化教育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之一，……”。又如《列宁小学校学生组织大纲》强调指出：“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必须在斗争中劳动中实际工作中去学习。离开了斗争劳动与实践，专拿书本来读，是说不上共产主义教育的。”
尽管如此，这些法规条例还是力求把共产主义教育同具体的教学实践结合起来，使之落到实处，而不使其成为空洞的高超的口号。在法规条例中，强调改善教学方法，正确安排课程，力求教给学生更多更切合需要的文化科学知识。以初级小学、高级小学的课程设置为例：
国语——“初级小学国语课，应包含政治（最浅易的叙说革命常识、乡土地理、革命历史等）及自然（浅易的叙述理化及生物、生理卫生的常识），同时必须在初级小学的三学年中教授儿童以最简易的叙述文的作法，使初级毕业时，学生能自动的写作简单语句的短文。”“高级小学的国语，仍应包含政治及自然的教材，增加议论和批评的成份，同时必须在高级小学的二年中教授儿童以初步的议论文的作法，使高级毕业时，学生能自动的写作最浅易的短篇文字，尤其是应用文（如信函、路条、短篇议论文等）。”①
算术——“初级小学的算术应教完整数加减乘除四法及诸等数、因数以及小数的最初阶段。”“高级小学的算术至少应学完百分数，小数，分数，开方及比例，并给以最浅显的几何学知识，且必须教授簿记（记账）、会计等实用科目的简单方法。”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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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小学课程教则大纲》。
社会与科学常识——“高级小学添设社会常识及科学常识两种科目：（一）社会知识课，应包含有系统而最浅易的历史、地理及社会关系的常识，从社会现象的叙述，逐渐引导到时代及地域的普通概念，以及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等的观念。（二）科学常识课，应包含有系统而最浅易的理化、生物、生理卫生的常识，从具体的自然界现象的叙述，逐渐引导到最浅显的科学公律的概念。”①
应该说，这些课程的设置和要求，是符合苏区的实际情况的。
师资不足，是苏区发展教育事业中的一大困难。为此，瞿秋白主持下的教育人民委员部，把发展苏区的师范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苏维埃教育法规》全面地规划了建设师范教育的蓝图。不但建立了修业期为一年的高级师范学校，修业期为半年的初级师范学校，还建立了修业期为三个月的短期师范学校，在寒假暑假期间还开办小学教员训练班，以利现任或将任列宁小学教员进修。各级师范学校，培养了大批教育干部，特别是妇女干部。“在许多专门学校里面，妇女占着极大的数量”，“在许多学校中，妇女充当教员、教委主任，直至校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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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昌期：《苏区教育的发展》，《红色中华》，1934年9月29日。
建设一支革命的有文化的教师队伍，就要解决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在五十万敌军压境，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时刻，教育部门也有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破坏和叛变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瞿秋白一方面强调要提高警惕，反对那种“不问有无知识，乱用一些地主富农来当教员，甚至办教育干部学校和训练班的时候，专门招收一些富农地主，连只认得几十个字的也收纳“①的错误作法。他质问道：“我们有这些精力和财力来栽培干部，为什么不栽培工农子弟和劳动妇女，而要去教育这些无知识的富农地主！”②另一方面，瞿秋白坚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反对“左”的错误。他明确地说：“教育方面需要利用一些旧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地主富农或是他们的子弟，这个政策并用不着改变。”③又说：“忠实于苏维埃，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旧知识分子，我们仍旧把他当作苏维埃职员看待，我们还是要督促他们，勉励他们积极的工作。”④在各类学校的章程中，几乎都这样明确地规定了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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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阶级战争中的教育》。
国立苏维埃大学是一所干部学校，是以造就苏维埃建设的各类高级干部为任务的。瞿秋白以教育人民委员兼任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徐特立任副校长。1934年4月1日，苏维埃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苏区党团中央局及红军大学代表出席了典礼。瞿秋白、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瞿秋白说：“大学开学的战斗任务，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材。每个学生同志，都应深刻的了解自己伟大的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的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严厉禁止一切地方观念以及开小差的行为，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而斗争。”①
苏维埃大学在7月间併入中共中央党校，它单独存在了不到四个月。10月间，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瞿秋白对苏区教育事业，倾注了心血，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据徐特立回忆说：“他对教育工作十分负责，苏大住校直接负责者是我，但他关于政治教育每一课程，每一次学习的讨论的题目他都加以原则指示。他那样衰弱的身体，在十分艰苦生活环境，由于他认真工作，一切困难他都忘却了，精神上表现着十分愉快。”②
在瞿秋白和其他同志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34年3月间，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有列宁小学三千一百九十九所，学生约十万人；补习夜校四千五百六十二所；识字组二万三千二百八十六个，组员仅江西一省约达十二万人；俱乐部有一千九百一十七个，参加活动的固定会员就有九万三千多人。苏区多数学龄儿童进入了学校，不少劳动人民摆脱了文盲之苦。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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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红色中华》第170期，1934年4月3日。
②徐特立：《回忆与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时候》。《忆秋白》第322—323页。
③王昌期：《苏区教育的发展》，《红色中华》1934年9月29日。
瞿秋白在中央苏区的时间是短暂的，领导教育工作的时间尤其少。但是，作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他在教育事业上作出的贡献，将长留在党和人民的心中。
主编《红色中华》
瞿秋白在担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同时，还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兼主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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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任主编沙可夫因病于1934年初去苏联疗养。
《红色中华》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初为周刊，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后改三日刊，双日刊，成为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全国总工会、青年团中央的联合机关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中央级的铅印大报。发行量最多时达到四万多份，发行到各个革命根据地，即使在偏远的山区和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也可以见到《红色中华》报。
早在1933年7月，瞿秋白在上海期间就根据他对《红色中华》的研究心得，写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发表在《斗争》第50期。文中对党的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他指出，《红色中华》应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红色中华》作为联合机关报，对于“党部在一切政策和群众中的领导作用是非常之模糊的。”党报要反映“‘党的建设’——各级党部的情形，各级党部在苏维埃地方政府之中的作用，各级党部的发展，各级党部的优点和错误等等——必须反映在这个报纸上。”
第二，应该正确地在报纸上开展自我批评。在报上具体地指出一些坏的现象是正确的。但对“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的运动，总之，苏区一般的社会改革，从政治经济的大问题直到种种人情风俗、日常生活上的问题，却只有笼统的叙述。……这是应当改正的，关于优点和胜利的记载要更具体些。”在报道坏现象和缺点时，应该报道“党的纠正政策”。
第三，报纸在编辑方面偏重于鼓动性的报告胜利的标题。应当使红军和工农群众每天了解战斗的总形势。对“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要作明晰的连续的报道，“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
第四，加强社论和论文的指导作用，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对群众的某些疑虑，要作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对于新问题，要时常发表有指导性的解释论文。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党部怎样去解释，并且直接对人民群众说明党的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恶习。”
第五，要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报纸不能只靠偶然的外来投稿。除了组织特约通讯，派出记者到各重要战线和重要区域以外，还要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即组织每个地方、各条战线的工农兵通讯协会，把能够写些通讯的兵士、贫农、工人组织起来。
第六，建议发行“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工农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