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安排就绪，以瞿秋白为总负责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以新的战斗的姿态，领导着全党，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揩干身上血迹，顶着千钧重压，奋勇前进了。
“左”倾盲动错误
在全党一大批杰出的领袖人物中，在共产国际一再强调领导层的单纯的工人成份的情况下，被推选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何以竟是瞿秋白？这是不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在大革命被右倾机会主义断送，党内以反对和清算右倾错误为紧迫任务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是比较适当的领导人选。从党的三大以后，瞿秋白以他比较高的理论素养，在制订中国革命的方针，宣传马列主义学说等方面，在推动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在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对戴季陶主义，反对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功绩卓著。因此，在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被解职以后，大家很自然的就选择了瞿秋白。从这一点说，瞿秋白的当选，绝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势所必至，顺理成章！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瞿秋白毕竟是个书生，他的浓厚的诗人气质，他的教授式的文雅风度，他的带有某些学院色彩的理论研究，再加上他缺乏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而这种经验对于一个领导者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些弱点和不足，使他担负领导工作，特别是领导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当然是力不从心的。就这一点说，瞿秋白自谓“历史的误会”，又不能不说有某些合理的因素。
这时，瞿秋白夫妇住在汉口英租界新造的一座三层楼的公寓房子里。他们住的是二层楼。一套四大间，两间是客厅和餐厅，两间作卧室，每间寝室都有浴室和衣橱，冬天还有暖气。卧室里，一间住着瞿秋白夫妇，一间住着杨之英，是杨之华的十五岁的妹妹。客厅里住着郑超麟和潘家辰。潘给共产国际代表当翻译，是中央与国际代表之间的交通员。
瞿秋白要郑超麟设法恢复已经停刊一个多月的《向导》。其时，党的出版机构已经瘫痪，长江书店关了门，存书已经丢失殆尽，印刷厂和纸行都有无法解决的难题。《向导》在武汉是没有恢复的可能了。
9月20日以后，瞿秋白和郑超麟一起由武汉乘轮船返上海。杨之华暂留武汉数日，处理善后事宜。在船上，两个人住在官舱里，船上熟人很少，平平安安地到达了上海。陈独秀没有参加八七会议，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仍然要他去莫斯科。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和李维汉，曾经来到汉口前花楼陈独秀的住所，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共产国际的要求，到莫斯科去。陈独秀坚持不去，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瞿秋白到达上海二、三日内，又与李维汉同去看望陈独秀，对他仍旧很恭敬，劝他去共产国际，但陈独秀仍然坚持不去。
11月，蒋光慈写的中篇小说《短裤党》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这是同年3月瞿秋白去武汉之前，蒋光慈与他共同研究确定的书名，并安排了大略的章节内容。这是作者塑造共产党人、工人领袖、地下工作者等新的人物，描写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革命斗争生活的初步尝试。书中以杨直夫寓喻瞿秋白，秋华寓喻杨之华，史兆炎寓喻赵世炎，其他如沈船舫、张仲长、江洁史等，分别影射孙传芳、张宗昌、荐介石等。书中许多细节与史实相符。因此有人把《短裤党》看作报告文学，也不无道理。
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的指示，毛泽东于八七会议后回到湖南，发动了湘赣边界数县农民起义，接着于9月下旬开始向井冈山的进军，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火焰，并在实践中着手解决八七会议以后中国革命所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八七会议精神，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迅速地传到了全党。从1927年秋冬到1928年初，各地党组织先后发动了武装暴动。除湖南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外，在湖北①，有蒲圻、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崇阳、孝感、麻城、黄安、洪湖等地的起义；在江西，有修水、德安、星子、鄱阳、弋阳、横峰、万安等地的起义；在广东，有海丰、陆丰、琼崖等地的起义；在江苏，有宜兴、无锡、江阴、崇明等地的起义；在河南，有光山、四方山等地的起义；在河北，有玉田等地的起义；在陕西，有清涧等地的起义。有的地方在起义后，建立了红色政权，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实际上已经取消了国民党的旗帜。1927年9月，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取消了八七会议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进行武装暴动的决定。这是正确的。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性转变。但是，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左”倾情绪继续增长，中央领导机关和某些地方党组织提出要煽动起“红色恐怖”，“大杀豪绅地主”等口号。上海也在实行红色恐怖，瞿秋白、李维汉到上海后，去看上海新任书记邓中夏，三个人都反对在城市实行红色恐怖，下令停止了这一行动。但是，党内“左”倾情绪的不断发展，终于失去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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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央在武汉时，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共同在罗亦农家中开会，布置了湖北的秋收起义。
这时，叶贺军队失败，许多起义人员辗转来到上海。贺龙到后，中央在上海租了一幢两层楼的公馆，让他一个人住在楼上，下面安排一对夫妇带着小孩作二房东。李维汉代表中央与贺龙谈话，贺龙表示湘西大有希望。瞿秋白听了汇报后说：是否要他去干一干呢？中央最后决定让他回到湘西，结果，他回去就干起来了。在南昌起义军失败后辗转回到上海的，还有周恩来、李立三、叶挺、谭平山、张国焘、郭亮、夏曦以及党外的朱剑凡等，中央都给以妥善安排。周恩来回到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
1927年11月1日，中央常委开会，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参加，主要讨论了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工作问题。对于当前形势，瞿秋白说，中国革命潮流仍是高涨的。李维汉说，目前中国革命，客观条件可以综合各地的暴动发展成一个总的暴动。但党的力量不适应客观条件的需要。他提出这次紧急会议对于组织问题要下一决心，坚决地改造党，撤换一般知识分子的领导，提拔工农分子等。瞿秋白也说，党的组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定要坚决地提拔工人分子。这些意见显然是错误的，其中都有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11月9日至10日，在瞿秋白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值两湖农民暴动受挫，叶贺军队失败之后。因此，会议主要任务是要指出中国革命前途和任务、策略，加强党的组织，整顿政治纪律。会议强调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和党内的悲观情绪，提出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主张发动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次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情绪，提出了错误的理论和策略，形成了“左”倾盲动错误，并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与此同时，瞿秋白还在党的刊物上发表了《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武装暴动的问题》、《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新策略》等文章，宣传了这些错误的理论和策略。归结起来说，这些错误主要是：中国革命是“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①，中国革命“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②，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涨，由此得出在全国实行总暴动的策略，以及在组织上采取惩办主义政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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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布尔塞维克》第5期。
在“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的主要工作都是围绕实现全国总暴动这个总的策略来进行的。十一月扩大会议后，中央领导人于当月制订《中央工作计划》，积极推行盲动政策。中央先后布置了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的计划，布置两湖、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动”，并在某些地区提出过左的政策和口号（如11月15日，中央致两湖省委信，提出“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而湖南某些指导者，主张烧光县城；江苏省委则要求家家户户都要参加暴动，否则以反对革命纪律制裁）。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的农民起义，以及上海起义、武汉起义、顺直大暴动（实际上仅仅是玉田等县的暴动）。由于缺乏群众基础，组织不善，匆忙发动，特别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这些暴动都失败了。广州起义虽然取得了胜利，占领了广州，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是由于以城市为中心，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力主起义后坚守广州，反对把起义队伍撤退到农村去，结果招致失败。从总的方面看，广州起义“应该肯定，它是开始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的三大起义之一，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影响。当然，不能否认，在起义的指导思想上也直接受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①
广州起义的领导者张太雷，12月12日晨参加了广州市的群众大会后，乘车回到起义总部时，敌人已占据总部，乱枪向他的汽车射击。结果，张太雷身中三枪，最后一枪击中心窝，胸膛炸裂而死。消息传来，瞿秋白怀着极大的悲痛，写下了《悼张太雷同志》一文，回顾了张太雷的革命生涯，痛切地指出：“如今他是死了！我们的党在白色恐怖之下已经牺牲不少负责同志：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王荷波……，如今张太雷同志又做了白色恐怖之下的牺牲了。张太雷同志死在几万暴动的广州工农兵群众与反革命军阀搏战之中，死在领导工农兵暴动的时候。他死时，觉着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和负责；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渊泉！”②同时，瞿秋白写了痛悼广州起义烈士的悼文《悼广州死难的五千七百工农兵士》。③
广州起义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有所觉悟，停止了两湖年关总暴动。虽然，中央还没有停止湘鄂赣三省暴动，又加上了河南暴动，但是在部署上不象以前首先要夺取长沙、武汉等大城市，而是采取分区创造割据，包围中心城市。“对盲动主义的实行来说，这是一大退步，反之，在认识上却是不小的进步。”④应该指出，即使在犯“左”倾盲动错误的时候，瞿秋白也仍旧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并且提出了有益的见解。他在这前后提出要发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工农红军等。正是这些正确的见解，使他能够及时地发现和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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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②③《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12期。
④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了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等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尽管它还存在着某些重大的错误（如说革命正走向新的高潮；继续混淆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区别；城市中心思想；缺乏自我批评，等等），但就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来说，这个决议案起了积极作用。3、4月间，共产国际决议到达中国，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了会，一致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会后，于4月30日，发出《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题》，并在实践中，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结束了“左”倾盲动错误。
对于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自八七会议以来的工作，究竟如何评价，李维汉有公正的论述，照录如下：
八七会议产生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受命于危难之际。
……开辟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在整个临时中央政治局时期，许多地方的农民暴动，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创造和扩大工农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工农苏维埃政权，成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起点。凡此种种，都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秋白等人也实行了由八七会议开始的一些
“左”的错误，并逐渐发展到十一月扩大会议，而形成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的严重错误。
……应当看到，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不同于因胜利而骄傲起来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不同于篡党夺权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因为我们是在执行八七会议总方针过程中所犯的错误。①
在这次错误中，瞿秋白究竟应负什么责任，李维汉也有公允的意见：
我们也应该承认，象一切杰出历史人物都有他的缺点一样，秋白同志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他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一个人负主要责任，主要责任更在国际代表。况且，当时党还不成熟，秋白还年轻，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只有二十八岁，犯错误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几个月，而且很快就改正了。他犯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我认为秋白是一个正派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事实上，临时中央政治局是一个五湖四海的班子。他的弱点是在接触实际上有点教条主义。临时中央政治局顺从国际代表，他有一定责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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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至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等人，李维汉指出：
他们不仅是盲动主义和惩办主义的创造者，而且是强迫推行者。因为，我们相信和尊重共产国际，同时也相信和尊重它的代表。据我的记忆，我们当时对国际代表，确实是言听计从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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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布尔塞维克》
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党刊《向导》已停刊多时。1927年10月间，中央常委决定在上海出版中央机关刊物。22日通过决议，定名为《布尔塞维克》，组成以瞿秋白为主任的编辑委员会，编委还有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编辑部设在上海愚园路京生里四一八号。这时瞿秋白住在福煦路民厚南里附近，他每周到编辑部来，代表中央常委主持编委会议。
作为中央机关的综合性刊物，《布尔塞维克》的内容较为广泛，包括了国内政治、国际状况、职工运动、农民暴动、中国革命问题、列宁主义理论问题、地方通讯等，又辟有寸铁、读者之声、哀悼革命烈士等专栏。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创刊号出版，先是周刊，后改半月刊、十日刊、月刊。1928年2月末，第十九期出版后，由于中央调整路线、方针，暂时休刊。4月底，瞿秋白离开上海赴莫斯科，他对刊物的领导即告结束。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瞿秋白先后为刊物写社论、专论、评论等五十余篇。在担任主编期间，刊物的各期社论，除一期外，都出自他的手笔。
《布尔塞维克》创刊伊始，便旗帜鲜明，集中全力揭露和打击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后，仍然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欺骗人民群众。因此，戳穿国民党新军阀的伪三民主义的反革命本质，对于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瞿秋白在创刊号的《布尔塞维克发刊露布》中指出，国民党已经完全“背弃他们自己的三民主义”，“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完全抛弃”，“将改组后的国民党送终了。”现在“民众所看见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从前的革命的国民党，而是屠杀工农民众，压迫革命思想，维持地主资本家剥削，滥发钞券紊乱金融，延长乱祸荼毒民生，屈服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①。随后，瞿秋白又发表《反革命的国民党政纲和混战》、《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帜》、《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民权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等文章，有力地批判了蒋介石的伪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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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尔塞维克》创刊号。
瞿秋白在文章中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历史的分析。他指出：“三民主义的历史性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三民主义在共产党员未加入国民党以前，还是代表革命倾向的口号。三民主义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后，曾经一时期比较多带着些确定的革命内容，如打倒帝国主义、工农政策等等。三民主义在国民党清党反共之后，便自然要变成反革命的工具。”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纯粹国民党三民主义，反共的三民主义，已经从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口号，变成反工农的反革命理论；所谓三民主义的建设，除屠杀政策以外，丝毫也没有。”②
蒋介石“清党”反共后的国民党，排除了革命力量，以工农大众为屠杀对象，国民党已经“变成反革命党，变成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走狗的狗窝。”③变成“反民族、反民权、反民生的三反主义的国民党”④。因此，国民党现时的所谓三民主义，只不过“是反革命政策的金字招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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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8期。
④《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布尔塞维克》创刊号。
⑤《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8期。
瞿秋白对于伪三民主义的批判，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界限，对于动员革命人民，抛弃伪三民主义，反对取消主义，重新集合于布尔塞维克主义旗帜之下，坚持中国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瞿秋白主持下，《布尔塞维克》积极地宣传了党的八七会议所确立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先后发表了一批文章及时地报道各地武装起义和建立工农红军、工农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创刊号发表毛达写的《八一革命之意义与叶贺军队之失败》一文，对南昌起义作出了正确的评价，赞颂了它的伟大历史意义。文中说：南昌起义“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叶、贺军队“是暴动中产生出来的伟大力量，这是我们的革命军”。第一卷二十五期刊载的谢觉哉所写《湘南、湘东、赣西革命势力之扩展》一文，赞颂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打击土豪劣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等活动，同时报道了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一部分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胜利会师的历史事件。《布尔塞维克》连续出版三期特刊，总结了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歌颂了起义者的伟大牺牲精神。
瞿秋白先后写了《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武装暴动问题》、《只有工农兵政府能解放中国》、《两个国内战争》等文章，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道路。郑超麟在为《布尔塞维克》第十一期写的题为《苏维埃政权万岁！》的社论，未经瞿秋白审阅便发表。文中说：“或者是蒋介石白崇禧的豪绅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于是张作霖的大龙帝国，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除此以外，中国不能有另一种的国家形式”。这一论断，对于解释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后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一般是对的。但是，说中国的苏维埃政权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便错了。为此，瞿秋白专门写《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一文，纠正郑超麟的错误观点。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革命并没有完结，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的现时客观上的任务在要解决土地问题。革命中极广大的群众是这些农民贫民兵士，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广大的群众，起来实行革命，是现时革命之中心问题。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是肃清一切种种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革命的最直接的目标，是推翻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而建立极广大的工农兵士贫民的政权，就是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的政权——最广泛的民权主义的政权，镇压一切种种帝国主义走狗军阀买办豪绅资产阶级等反动派的独裁政权。这就是工农民权独裁制的意义。既然如此，我们便可以知道苏维埃不一定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表演，他在中国可以是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制的表演，而且必定是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制的表演①。瞿秋白强调指出，挽救中国的新道路，目前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革命，即以民众的革命战争推翻新旧军阀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苏维埃的政府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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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14期。
②《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布尔塞维克》创刊号。
1927年11月2日，有一位署名志益的同志写信给瞿秋白，就党内民主和纪律等问题，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为此，12月2日，瞿秋白写信予以答复，并把这两封信同时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瞿秋白在信中指出：布尔塞维克的党，没有铁的纪律和集权的行动，是不能成功的。党内同志对于决议及党内生活，当然可以发表意见；但是他所认为是革命的主张，必须经过多数同志或上级党部的采纳，方能变成党的主张，方能见之于党的行动。党内民主，对于建设一个好党，具有重要意义。应该使一般党员、工农分子，都参加政策的决定，了解政策的意义，并且能自己选择自己的指导机关。但是党内的民主，绝不是极端民主化，可以不要纪律，不要集中统一的领导。在严酷的地下斗争条件下，党的秘密会议，是党的斗争行动机关，不是小资产阶级学生教授的雄辩会，可以容忍长篇阔论的空谈。党的统一集中的领导，不是封建式的集权。因为，封建式的集权，必定是以领袖个人的意见威权来集权。这种现象，当然是党内所不容许的。如果各个同志自己都要以个人意见自由行动，以领袖自居，那么，这种所谓反对封建式集权，适足造成封建式的纷争。中国革命斗争，需要造就大批工农的领袖人物。但是，这种领袖只有在严格的党内纪律和党的实际斗争中去造。谁能真正勇猛无畏刻苦的在布尔塞维克政策之上，率领起群众奋斗，谁便是新领袖。而这种行动只有在党的行动中表现出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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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尔塞维克党之民主集权制——答志益》。《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8期。
此外，瞿秋白从1929年到1931年，先后在《布尔塞维克》上著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潮。如《论国民党改组派》、《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托洛茨基和国民党》等文，严厉地揭露和批判了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为代表的改组派，以胡适等人为代表人权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托陈取消派。
应该指出，《布尔塞维克》创刊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形成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的错误，因此，瞿秋白在这里所发表的不少文章，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左”的倾向或影响。
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十一 第二次赴苏前后
十一 第二次赴苏前后
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28年的春天，气温乍暖还寒，令人捉摸不定。革命运动中的盲动政策停止执行了，但是，革命究竟怎样进行下去，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领导中国支部的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来说，都还有进一步探索和检讨的必要。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自然的提到日程上来了。
六大的召开，在八七会议上已有决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十一月扩大会议决定，于1928年3月间召开六大。1928年1月，瞿秋白在政治局会议作报告，提出在3、4月间召开六大，地址暂时考虑在澳门（多数人主张在香港）。会议要求中央在两周内起草下述文件的讨论大纲：C·Y·问题，由C·Y·中央起草；党务组织由罗亦农起草；工会问题由工委起草；土地问题和政策问题由瞿秋白起草；党纲草案由瞿秋白、罗亦农起草。
又过了两个多月，共产国际的关于召开中共六大的决定到达中国。4月2日，中央常委开会，传达了这项指示。国际要求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立即去莫斯科；并要求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参加六大。这个决定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召开，给以很大的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瞿秋白、周恩来出国负责筹备召开党的六大。留下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负责中央留守工作，领导国内斗争。
离沪赴俄前，瞿秋白、周恩来与留在国内负责中央留守工作的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共同研究了国内工作部署。4月间罗亦农被捕，暴露了党组织不适应秘密工作环境。瞿秋白、周恩来和国内留守同志对此作了周密研究，并由中央于5月18日发出第四十七号通告，规定了关于整顿发展组织和秘密工作的九项具体措施。6月4日，中央又根据他们出国前的决策，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肯定了中国革命性质仍是资产阶级革命；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的盲动主义；红四军应在湘赣边界以军事实力发动工农，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并指定以毛泽东为书记组成前委，组成以朱德为书记的红四军军委。这对于恢复和发展红军和根据地起了重大指导性的作用。
1928年4月底，瞿秋白离沪赴俄。4月29日，一夜大雨。第二天早晨天空还是阴晦的，下午又下起雨来。瞿秋白化装来到码头，登轮启程。船行两天，抵达大连。从这里上陆，转乘南满铁路的火车，经中东铁路，从满洲里秘密出境。于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然后从这里乘坐马车，到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这是沙皇时代一个地主的庄园，叫作银色别墅，因其白色的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得名。楼房面临公路，楼后是漂亮的花园，穿过花园是座小山，山上长满树木。山后有条溪流，两岸绿树成荫。楼分三层，六大秘书处的办公室在一层。二层有可容七八十人的客厅，六大的全体会议就在此厅举行。二楼其它房间住大会代表，瞿秋白、周恩来等都住在这里。三楼也住代表。别墅附近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落的农舍，田野一片碧绿，正是初夏的景色。
6月中旬，多数代表已经到达。14、15日，召开政治谈话会，一个小范围的准备会议。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关向应、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等人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也出席了会议。会间讨论了由瞿秋白起草的准备提交大会的政治报告。在6月17日以前，斯大林会见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邓中夏、李立三等，请他们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并对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意见。在大会进行中，斯大林还会见过大会主席团的中国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形势，斯大林认为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即革命处于低潮而不是高潮，但正在走向高潮。李立三等同志提出：中国各地都在不断发生工人、农民的斗争，革命形势是好的。斯大林不赞成这种乐观的估计，他用红蓝铅笔在纸上画了几条曲线，然后又在曲线的最低点画了几点浪花。这是说，即使是革命处于低潮，也会溅起几朵小小的浪花，切莫把这些浪花看成是高潮。这个生动和贴切的比喻，使多数与会者心悦诚服。
6月17日，周恩来、瞿秋白分别主持了下午和晚间举行的预备会，讨论通过了大会议程，大会主席团、秘书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和名单。
18日下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主席团中有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邓中夏、向忠发等，还有斯大林、布哈林。
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致开幕词。他说：在我们党的五大和六大之间，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很严重的危急时期。反革命势力一致行动，来压迫、屠杀我们，甚至集合全力来消灭我们。中国共产党始终领导工农群众，同国际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作坚决的斗争，这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我们虽有无数同志领导工农战士以全力同敌人斗争而致牺牲，他们流下来的血创造了伟大的光荣历史。可惜，由于党中央陷入了机会主义，使革命遭受失败。八七会议纠正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党内还存在许多错误倾向，如盲动主义等等。这次大会一方面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残余，另一方面也要肃清一切变形的机会主义。瞿秋白要求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尤其希望负责同志将经过的事实报告出来，由大会指出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使全党明白。他说，六大一定能够纠正一切错误倾向，使党走到正确路线上来，完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任务。
从6月19日起，大会开始正式议程。当天，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长达九个小时。报告中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与斯大林的意见一致。
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早在4月间，他已写成一个书面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报告》，约十万字，分为三章：中国革命领导权之争；中国共产党之过去与前途；中国革命当前的问题。在口头报告中，他只就书面报告未展开的意思，加以阐述和补充，分为五个问题：1．中国革命问题；2．过去的教训；3．现在阶段盲动主义的危险；4．革命形势；5．党的任务。口头报告长约七万字，也讲了九个小时。银色别墅的安宁的环境，给六大的代表们提供一切方便的条件和充分的时间，来回顾历史，总结教训，展望未来。这与在白色恐怖中，在国内匆忙地召集言不能尽意的会议，条件之悬殊，真有天地之隔。这也许是一些报告的时间，安排得相当充分的原因吧！
瞿秋白在政治报告中，正确地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左”倾盲动主义，他进行了自我批评，也希望代表们批评自己。他说：“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都带有着国民党主义的余毒”，①“八七后认‘过火’或‘阻止革命’为机会主义，禁止杀土豪劣绅是机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是杀人放火，杀人愈多，社会主义亦愈多，土地平均是最社会主义，最共产主义了，完全表现小资产阶级倾向。新的机会主义倾向与盲动主义有关。盲动主义是机会主义反过面来。马日事变，不准备暴动，固然是机会主义，但有的只几十人，亦要来暴动，说今天不能不暴动，主张暴动即社会主义，不暴动即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②他希望全党对于盲动主义有深入的认识，他说：“现在各处党部亦反盲动主义，人人都反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非常之危险的东西。但是不懂盲动主义是什么，而形式上的反对，更危险”。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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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秋白同志报告》（手稿）。
盲动主义表现在土地问题上，是主张没收所有一切土地。瞿秋白在报告中批评了这种观点，他说：我们的党纲是土地国有，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不是没收自耕农的土地。这一个意见，中央曾与毛泽东同志争论过，毛泽东同志曾经说道中国已经是十月革命了，必定要没收一切所有的土地。瞿秋白指出，在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并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地方如果要巩固已有的革命成果，他们必须向外发展，在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的时候，则应该避开，采取游击战争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实力，而另一方面四面发动，导引起周围的其它地方的农民群众。我们现在对于农民，要领导他们在各种环境之下，采取一切的斗争方式，凡是农民所需要的即要立刻领导他们斗争，从抗租抗税乃至于游击战争，甚至更进一步的“割据”——这“割据”不是死板的，而是要扩大这一个形势。这里，瞿秋白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的思想，是非常宝贵的。
在批评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时候，瞿秋白提出了“共产党内的枪杆子主义”的问题。他说：南昌暴动和广州暴动过程中，表现出大多数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接近群众少，时怀幻想，以为单纯依靠枪杆子就可以获得革命胜利。他说：须知共产党员，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谋解放，非用枪械所能达到。这里，瞿秋白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以至军事投机的错误，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如果把这段话，特别是这段话的后半部分，不同他一直重视革命武装、革命战争，重视红军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等正确的主张联系起来考察，那么，非常容易使人误解他是在反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这一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断。后来在十年动乱中，他的这一观点果然成了“英雄们”声讨批判的一条不小的“罪状”！
瞿秋白痛感于自己以及党的一些领导人既缺乏革命实践锻炼，又缺乏革命理论修养，对于革命造成的损害，在报告中说：实际的群众运动，我是受着他的教训，比书本上的教训还要好。又说：吾党缺少理论，革命的党要正确的理论的工作人员，就算几十人也是好的。无理论的党，必归破产。吾党有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同志，都要训练。要有党的理论才能使党充实，这并非说单一个理论便可以革命，吾党在八年中，革命运动的发展，根本理论缺乏，是党的弱点之一。一个党，一个党员，一个革命者，只有用革命的理论武装起来，才能在革命实践中，得到胜利和成功，而经过革命实践的检验，革命理论将会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更好地指导革命运动的前进。
中国大革命失败，究竟责任在谁？党内有强烈的反映。一些同志严于指责别人，而疏于批评自己；有的人则挟有私怨，一味要求追究个人责任。瞿秋白不赞成这种指责和追究，而主张严于责己。他说：我们也可以批评国际，说对中国的指导如何，如何不切实！又是其他什么指导人的原因等等，而发生机会主义；但是这并不能去掉自己的责任。对于张国焘在会议中缺乏与人为善，热衷于指责别人，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行为，瞿秋白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下面是在报告结束时的一段对话：
秋白：关于过去的事，或者国焘是对的，秋白对的，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相比。
国焘：你一个人讲了九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
秋白：我们应指出不对的，指出少数主义、改良主
义的倾向，大家来纠正，至于辨别个人是非，并不是不需要，希望组织委员会来解决，将来向大会报告即可。这是议事日程上已决定的问题。现在我的报告完了。（全场鼓掌不止）
瞿秋白报告中一个主要的错误，是仍然把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估计过高，认为革命有无间断的进展，革命显然是高涨的，因此党的总策略仍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此外，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以致发展到十一月会议时处分了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包括周恩来、毛泽东等）。瞿秋白在报告中没有检查这个错误，反而认为十一月会议的执行党的纪律，是必要的。
从21日起，代表们用了七天时间对瞿秋白的政治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批评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会议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大会成立了政治、组织、职工运动、苏维埃运动、宣传、青年、妇女、财政审查、军事、农民土地等委员会，瞿秋白参加了政治、组织、职工、苏维埃、宣传、农民土地等六个委员会，并担任政治委员会的召集人。在认真听取代表们批评意见的基础上，6月28日，瞿秋白在全体大会上作了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
在结论中，瞿秋白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深入地剖析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和思想理论根源，进一步认识了“左”倾错误的危害。对于命令主义，他说：布哈林同志发现了我们的命令主义，把党变成了老爷党，老爷叫工人做事，做得好就给赏，有同志无处安插就给他工作，这就是我们害了工人。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无论订好了什么好政策也是不行的。对于会议代表一再提出的陈独秀参加会议的问题，瞿秋白在结论中作了说明：从八七会议以前到十一月会议以后，共产国际一直要陈独秀来莫斯科，但陈始终不肯。我主张他参加扩大会议，后来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仍要他到这里来，因为开会很危险，而他又不接受国际的意思。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中共中央应负责，而不能诿过于共产国际，还是要怪我们自己。中共中央本身，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的责任，以及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功过，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公允。他说：是否责任由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这是法律的观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带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他的作用在中国革命中始终是伟大的。在武汉他有机会主义的政策，妨害了，甚至出卖了工人阶级，这是不错，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现在，只能说他个人犯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
在结论中，瞿秋白对这次大会的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对于中央，各地代表都加攻击（按：指批评——作者），或者攻击还不够。这是新的现象，在党的生活中是以前所没有的。以前，所谓党即执委会，执委会即常委，常委即书记，可以决定一切！这次大会就不同，不仅受共产国际指示，并且受各地群众代表的指导。党代会代表由各地选出是第一次，第一次从支部中及群众中选出；得到过去的教训，指出中央的错误，此乃好的现象。我们希望七次大会上免去一切小资产阶级倾向。
六大的主要决议，即政治决议案是瞿秋白起草的，米夫、布哈林修改过后，瞿秋白又改过。7月9日下午的大会上，瞿秋白逐段宣读政治决议草案，大会代表边进行讨论边作修改之后，全体一致通过。这时全场掌声如雷，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并高唱《国际歌》。
在随后的选举中，瞿秋白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他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在选举中得票较少。
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党的工作在一个时期内得到了发展。六大的缺点表现在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对盲动主义的实质缺乏深入的认识，等等。这些缺点，妨碍了党内“左”倾错误的彻底纠正，并被后来具有“左”倾思想的人发展成为更加严重的“左”的错误。
在六大开会期间，瞿秋白、周恩来对国内工作十分关心，向国内发了《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稿》，传达六大的精神。强调必须坚决地反对盲动主义，决不能削弱对农民的游击战争的指导，必须扩大苏维埃的根据地及加紧组织红军。党的主要任务仍旧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苏维埃政权。中央接电后，将电稿发往各地党组织进行讨论，及时地指导了全党的工作。
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中共六大闭幕，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接着在莫斯科召开，从7月17日开到9月1日。在这之前，中共六大进行期间，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宣布，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代表团。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代表团第一任团长。代表团由五人组成：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张国焘；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余飞；驻农民国际代表王若飞。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代表团与中共中央联系。瞿秋白作为代表团团长，要领导代表团的工作，出席共产国际大会、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参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党和革命问题的决策等，责任是重大的。共产国际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瞿秋白和周恩来、苏兆征、张国焘等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
瞿秋白和苏兆征一起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又和苏兆征、张国焘一起参加纲领起草委员会。瞿秋白精通俄文，有理论修养，又是代表团负责人，因此，他是国际六大上中共代表中的重要发言人。大会领导机构指定他担任民族殖民地革命运动问题的三位补充报告人之一。他在主报告人库西宁发言后，先后于8月15日、21日向大会作了补充报告。同时，分别于7月27日、8月4日、23日，就布哈林报告、战争危机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应该永远坚持真理，永远不盲从，独立思考，明辨是非。这样，他才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属于人民群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瞿秋白在国际六大，充分表现了这种精神。
在国际六大期间，瞿秋白同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赤色职工国际书记罗佐夫斯基发生意见分岐，并在发言中批评了他们。
布哈林在《关于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任务的提纲》中提出了一个“第三时期”理论。尽管布哈林本人对这一理论有所保留，但在联共（布）出席国际六大代表的坚持下，布哈林不仅提出了这一理论，而且在会上批评了与此不同的意见。这一理论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形势划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18—1923），资本主义严重危机，无产阶级采取直接革命行动；第二时期（1923—1928），资本主义经济恢复，渐趋稳定，无产阶级继续斗争；第三时期（1928年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殖民地的革命斗争迅速发展。因而将发生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以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将引起革命，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的总崩溃。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就要到来。实践证明，“第三时期”理论，是导致“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是极其有害的理论。至少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这样的。
瞿秋白是国际六大代表中，最先对“第三时期”理论提出质疑以至否定的发言人之一，在他之前发言的有波兰代表科斯特鲁蔡娃。瞿秋白首先指出“对其中许多问题不甚了然”①。他说：“共产国际的总任务就是防止战争、保卫苏联和保卫中国革命。可能这三项任务就是所谓第三时期的特点。但是，我认为，这里我们还有一个空白，就是在经济分析方面，当谈工业生产力的增长、技术的改善等等情况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谈了一下新的经济形势对农业、对亿万农民现状的影响。这方面的分析是浮光掠影或不够清楚的。”②农民的作用和农民土地问题、殖民地问题以及太平洋远东问题，等等，都应该有详细的分析，准确的估量，清楚的阐述。“既然我们在提纲中得不到有关农业、殖民地和太平洋问题的明确答案，那么，所谓第三时期和第二时期似乎就区别甚微了。（有人插话：对！）”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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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斯特拉霍夫在共产国际六大第十二次会议（7月27日）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77页。
②《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77页。
③《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79页。
瞿秋白在大会发言中，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党的总路线。他说：“党的总路线就是争取群众。”①他认为，应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一任务，即中国革命没有消亡，即使在遭到严重失败后，它也在继续发展，现在它应该重新聚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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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上书，第382页。
出席国际六大的一些代表，由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曾经产生了右倾和“左倾”的错误，便一概否定中共和中国革命。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倾向。共产国际候补书记、美共党员佩佩尔的言论尤其令人不能容忍。他居然说：“过去中国共产党有过孙中山主义，现在又有托洛茨基主义”，“中国简直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布尔什维主义”①。对此，瞿秋白在第三十九次会议的报告中严肃地宣告：“我受中国代表团委托作如下声明：佩佩尔硬说中国党内过去是孙中山主义，现在是托洛茨基主义，这纯粹是诽谤。”②“应当承认，武汉事变以后，中国党毕竟找到了新的道路。”③“我们损失了成千上万的同志。不过，我们在数量上的损失虽然很大，然而我们在质量上却锻炼了党，锻炼成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党。”④我们领导了农民的武装起义，实行了土地革命，开始了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我们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但是，“我认为，我们的任务在于，要以过去的错误为鉴戒，端正我们的布尔什维克路线。”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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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同上书，第543页。
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81页。
瞿秋白为广州起义进行了辩护，批驳了佩佩尔说广州起义是盲动、冒险，是按照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行动的论点。瞿秋白认为，广州起义虽然有许多缺点，也有错误，但是广州起义具有社会基础，带有群众性，发动起义是正确的。
“广州工人自己提出了一个口号：‘青天白日’旗（国民党旗）是白色恐怖的旗帜。镰刀斧头的红旗才是唯一革命的旗帜！”①“广州起义，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是它彻底打消了对国民党的一切幻想，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时代，即苏维埃革命的新时代。”②“广州起义已作为中国工人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的楷模深入到劳动人民心中。”③至于广州起义以及中国革命中发生的错误，已经并正在得到纠正，今后将继续检讨这些错误，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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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同上书，第451页，380页，552页。
佩佩尔指责中共不重视反帝斗争。对此，瞿秋白说：“如果象佩佩尔这样提问题，我们似乎土地革命搞得过多了，而应该多加关心反帝运动。”①“什么是反帝运动？这就是抵制，游行，集会，乃至罢工。我们在香港组织了持续近两年的罢工，我们组织了许多游行示威等等活动。但是，我们这样做并没有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可以说，如果今后我们仅仅用这些方式斗争下去，我们就不能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的口号下把亿万农民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推翻帝国主义。”②佩佩尔还主张“在民主的基础上选举农村的地方自治”。③对此，瞿秋白幽默地说：“大家看，佩佩尔是何等彻底。他比托洛茨基更‘彻底’，因为托洛茨基还认为中国现在正是反革命时期，……并不想得出关于立宪的结论。”④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才能进行到底”，“绝不可能有什么宪政的道路，有什么农村自治的道路。（有人插话：对！）”⑤“如果现在佩佩尔要把我们曾经吃过苦头的那种观点强加给我们，那么，这就意味着佩佩尔意欲顽固坚持我们过去过高估价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这就意味着，佩佩尔不顾中国革命的教训，还要重复那些使我们遭到失败的错误。这就是主要问题。”⑥
瞿秋白吁请代表大会坚持国际主义原则。他说：“应提请共产国际各党真正支持中国的革命、中国的起义。这种支持不能仅仅是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式的支持，不能仅仅有反对白色恐怖的愿望。”⑦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实行这样的民族纲领：“第一，要坚持民族和语言平等，在这方面绝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还要坚持民族自决权）；第二，如同列宁所说的，要坚持国际主义的原则，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来反对无产阶级沾染上即或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出现教条主义，把某些国家党的经验神圣化的时候，瞿秋白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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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同上书，第544页。
③④⑤《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545页，546页。
⑥⑦⑧同上书，第546页，550页，551页。
有些人忽视殖民地国家的农民土地革命和农民战争。瞿秋白说这些人号称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懂得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德国农民战争的再版”，简直是“叶公好龙”。他郑重地声明：“我仍然认为，如果承认殖民地是世界的农村，那民族革命问题就易于理解了。如果认为，就整体说，一切殖民地都是农业国家和农民国家，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整个国际就要有一套对待殖民地农民的策略，而且仅仅从这一观点出发，就可以制订出东方革命运动的当前策略。”①
8月23日，瞿秋白代表中共、日共、印共、印尼共代表团和其他东方国家代表团，在大会上宣布声明：“下面签字的各代表团，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全会所通过的关于俄国问题和中国问题的各项决议，也完全同意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声明完全拥护联共（布）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的政策。”②表示了维护国际团结，支持共产国际和兄弟党的良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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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550页。
②同上书，第560页。
国际六大通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提纲中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当前任务：“在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将重新提出准备和进行武装起义作为党的当前的实际任务。”①大会认为共产国际各支部目前主要错误倾向是右倾，应坚决反对右倾并反对向右倾错误持调和态度的倾向。认为在中国，则有盲动主义倾向，但一般说来，现在错误倾向，是右比“左”更甚。可以说，这次大会是共产国际领导方针急剧向“左”倾转变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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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第124页。
9月1日，国际六大结束。瞿秋白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执委会上又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9月5日，主席团会议产生了政治书记处，瞿秋白与布哈林、库西宁、莫洛托夫等一起担任书记处的成员。
莫斯科的生活和工作
瞿秋白4月底离开上海不久，杨之华也带着七岁的女儿独伊到了莫斯科。
杨之华参加了中共六大，并在大会的妇女委员会、农民土地委员会中工作。中共六大开过后，她与瞿秋白一起出席了共产国际六大。9月，她又和瞿秋白一道随各国代表到苏联南方地区参观，先后游览了巴统（黑海商港）、第比利斯（南高加索工商业中心）、巴库（里海石油区）、罗斯托夫（黑海商港，北高加索铁路中心）乌法（黑壤农村区）、哈尔科夫（工商业区）等地。他们沿途看到了工厂、农村、军队、文教、妇女、儿童等组织和活动，看到了许多革命胜迹，看到了苏联革命成功后十年的巨大建设成就，感到十分欣慰。
瞿秋白经过两次大会的紧张工作，身体极度虚弱，夜间有时在睡梦中从床上跌落到地板上，但白天仍然支撑着努力工作。即使在南俄之行的旅途中，他仍然反复考虑如何贯彻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精神。9月14日，他在巴库写长信给当时还在莫斯科的周恩来。①信中说：技术上的原因使我们不能迅速广泛地传播此次所得教训于广大群众，这实在可恨可恨。对于贯彻六大路线，他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在职工运动方面，他指出要防止和纠正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肃清一切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反对盲动主义与机会主义，发展党内群众的讨论。在农民土地革命和红军游击战争方面，他指出：苏维埃区域中必须实行土地革命，创造红军，领导一般农民的琐小斗争到推翻豪绅政权的斗争——游击战争。农民的地方暴动，还只是收集革命力量取得群众的斗争，还不是争取一省或数省政权的斗争。所以一方面要注意扩大苏维埃区域，同时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需要避大击小的红军的游击策略。红军的游击可以散布土地革命及工农独裁的宣传于广大的区域，而积累革命的军力。现时特别要注意盲动主义情绪的余波与再生，特别要注意忽视农民革命作用。在党的理论工作和干部教育工作方面，他提出了自己的工作设想：理论的重要与教育干部的重要是显然而又显然的。他将在最近二礼拜间，想一想此地的工作计划：①马列选集，②国际经验，③国际时事，④苏联时事，⑤中国革命问题的编译。至于国内则此次决议的通俗化宜从速进行。他建议由一些同志作些通俗地宣传六大决议的工作。他自己也动笔，撰写宣传六大精神的小册子。不久，一本六万字的通俗读物写出来了，书名叫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开门见山，这书的第一段文字就把读者紧紧抓住了：
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打倒清朝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便是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但是老百姓的生活依然非常痛苦。辛亥革命，并没有打倒官僚军阀，平民仍旧是受压迫，外国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更加剥削中国的工农。这是为什么？说起来，原因很多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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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瞿秋白致周恩来信，是从杨之华《回忆秋白》中引来的。
②瞿秋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出版局1928年版第5页。
瞿秋白用通俗的文字，丰富的知识，清楚的说理，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社会历史，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历程及其经验和教训，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这本书后来在莫斯科出版，对于国外读者了解中国革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身在异域，病痛缠绕。接任伊始，他就想到了回国，而他的思绪早已飞回了祖国，飞回到国内同志的身边。给周恩来的信，说出了这种埋藏得很深的激情：我在俄做国际工作（政治）及理论的工作，本是党的需要，国内工作自然是你们多负责了。但我想不久就要回国的，我又要养病，又要想做许多工作，不知如何是好，要做的事太多了！
过了不久，大约在11月间，斯大林约瞿秋白、张国焘会谈中国革命问题。张国焘不通俄语，由瞿秋白把斯大林的谈话翻译给他听。谈话从晚间九点，一直谈到零点才结束。在斯大林那间陈设很简单的办公室里，主人坐在大办公桌的后面，客人隔着办公桌对坐。斯大林不停地抽着烟斗。他关切地问他们在莫斯科的生活情况，使客人感到亲切。斯大林问到了中国国内的情况，问到宋庆龄和陈独秀。瞿秋白向斯大林报告了共产国际东方部最近讨论中国问题的要点，并说明他个人的见解，请斯大林给以指示。斯大林说他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中共六大决议已经把问题讲清楚了。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首先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他少年时，在穷乡僻壤，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直到三十多岁，才得读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册，以后又千方百计找到第二、三册，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在警探环伺的环境中，用了几年时间，熟读这些书，才真正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这时的斯大林，正在与党内外的反对派作斗争，因此他还是谨慎的，谈话也比较现实和谦虚。
这次会见前后，瞿秋白因病到南俄的黑海疗养地休养了一段时间。回到莫斯科又投入紧张的工作，结果到1929年2、3月，肺病又加重，不得不再去休养。地点是马林诺的列宁疗养院，位于莫斯科南面数百英里，要坐一夜火车才能到达。这是一个乡村疗养所，附近有青苍苍的寒林，厚厚的积雪铺满大地，空气冰冷，异常清新。同来休养的黄平，身强力壮而又喜欢运动。瞿秋白羡慕他那强健的身体，自己觉得惭愧，但很想锻炼一下，使自己也有那样好的体魄。黄平常去滑雪，瞿秋白便高兴的同他一起去练习滑雪。手握撑杆，跕出稀疏的灌木丛，踏着滑雪板从坡顶往下滑。滑雪板在雪面上发出丝丝的声音，顺坡而下，轻快，平稳，犹如荡舟，又与荡舟不同；江南水乡的荡舟，另是一番情趣。瞿秋白从此爱上了滑雪，后来回到莫斯科，他和黄平还一起到列宁山去滑过雪。
共产国际机关的外国工作人员，都住在特维尔斯卡亚大街（今高尔基大街）的柳克斯旅馆，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瞿秋白第一次旅俄时住过的东方大学宿舍，就在这条街的A字15号。柳克斯旅馆公寓式的房间，每月要付四十多个卢布的房金。瞿秋白每月约有二百五十个卢布的薪金，这个数目是当时苏俄机关的最高薪额。杨之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中学习。这个班的同学里，有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徐特立、方维夏、江浩、夏曦、董必武、叶剑英、赵世兰、李文宜、杨子烈等。别的班的同学称特别班为老头子班。性格开朗活泼的杨之华来到这里，顿时使班中热闹起来，充满了生气。人们常常看见她在校园里参加篮球、排球运动。她刻苦用功，学习俄文进步很快。班里讨论时，她积极发言，观点鲜明，言之有物。回到公寓的家中，她还要抽出时间来照料瞿秋白的生活，使他集中精力于写作和工作。当时莫斯科的物资缺乏，有钱也难买到东西。食品更缺，有时一连三个月，顿顿饭的菜品只有鱼类，吃得使人腻味。杨之华总是设法调剂副食品，尽可能使瞿秋白吃得好些。
俩人的生活是俭朴的，但他们的生活又是十分和谐的，感情是十分亲密的。据当时在列宁学院学习的庄东晓回忆说：“每逢节日或假期，我常到华姐秋白的住所——柳克斯公寓十二号去看她。”“当秋白工作的时间过长，面带倦容，需要休息时，华姐在旁就说几句诙谐风趣的话，或叫秋白放下笔去做点什么，调剂调剂。有一次我和潘家辰同志去看他们，寒暄了几句，秋白又伏在桌上，奋笔疾书了。华姐向我递了个眼色，笑着说：‘有个人连脸都懒得洗，洗手也只洗手心，连手背也不洗，这个人更不喜欢搞卫生，房子里有气味，他就洒点香水，你们猜这个人是谁？’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秋白也只好放下笔，同我们一起说笑，这才稍得一点休息。”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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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庄东晓：《难以忘却的怀念》。《回忆杨之华》第40页。
女儿独伊到莫斯科后，送进了一家孤儿院。瞿秋白、杨之华平时很忙，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去看她。独伊一人，言语不通，有些调皮的苏联男孩看她是黑头发，便把她当作犹太人，歧视她。虽然孤儿院院长、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待她很好，但她还是时刻都想念爸爸妈妈。每次他们来看她，都使她感到无比的快乐。瞿秋白知道独伊爱吃牛奶渣，每到周末从共产国际机关下班回来路过商店，总要买一些带到孤儿院去给女儿吃。
后来，独伊调到另外一个幼儿园，在离莫斯科较远的一个小城依凡城。瞿秋白夫妇仍然每逢周末去看她。他们在星期六晚上从莫斯科坐火车，星期日早晨抵达伊凡城，要坐整整一夜的车。他们就睡在火车上过夜。星期日清晨，一家人见面，分外高兴，痛痛快快地玩上一整天。
早晨，我们走到幼儿园的时候，孩子们排了队出来，唱歌欢迎父母，接着又表演节目给父母看。父母带来的食品玩具都放在一起，大家一起吃一起玩。然后由父母分别带领自己的孩子出幼儿园，秋白和我带着独伊到附近的森林中去。这是我们最幸福最愉快的一天，我们充分享受了天伦之乐。在这一天中，秋白是高兴的，活泼的，使他忘却了工作的紧张与疲劳，他和孩子痛快地尽情地玩着。夏天，我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秋白画图和折纸给孩子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秋白把孩子放在雪车里，他自己拉着雪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跑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一跤，用手蒙了脸哭了起来。这时候独伊就向我叫起来：“妈妈，我跌一跤不哭，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秋白一听这话，放开了手，哈哈大笑。孩子也很高兴，拍手大笑。笑声震荡在天空中，似乎四周的一切也都为我们的欢乐而喜气洋溢。①
这是杨之华的回忆。下面是独伊的回忆：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莫斯科儿童院时的一件事。我们的儿童院设在莫斯科郊外沙皇时代的一座地主庄园里，四周是茂密的丛林，风景很优美。那一天，爸爸和妈妈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出了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杆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木筏顺流而下，微风轻轻地吹动着我们的衣服，忽然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快乐的歌声，在河上飞翔，我们就在歌声中尽情地享受着天伦之乐。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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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②瞿独伊《怀念父亲》。《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瞿秋白的两次爱情生活，都没有给他带来亲生子女。然而，他不是那种只有狭隘的亲子血缘之爱的人；共产党人博大的襟怀，使他充满了对一切孩子的热爱。对于他所爱之至深的人的女儿，他视同己出，也爱之至深，远远超过了血缘之爱。他在杨之华和独伊或其他人面前，从不使人感到独伊不是他亲生女儿；独伊也从来没有感到爸爸不是自己的亲爸爸，她从未失去父爱。
在列宁疗养院，瞿秋白虽在病中，却更加关怀独伊，常常写信给她。
独伊：
我画一个你，你在笑。为什么笑呢？
因为你想着：
你是好爸爸和姆妈两人生出来的。
（画独伊牵着一只兔子）
小独伊：
你会写信了——我非常之高兴。你不病，我欢喜了。
我很念着你。我的病快要好；过三个星期我要回莫斯科，那时要来看你，一定来看你。我的小独伊。再见，再见。
好爸爸
二月十四日
喜悦与关怀交织成的这封短信，饱含着多少温暖亲切的父女之情呵！
1929年3月15日，瞿秋白仍在列宁疗养院。俄罗斯的春天姗姗来迟，但是春意已在林梢花枝间，已在人们的心田里。瞿秋白想到了小独伊：她和与她同龄的孩子们，不就是充满了生命力和无限希望的蓓蕾吗？
小小的蓓蕾，
含孕着几多生命，
陈旧的死灰，
几乎不掩没光明。
看那沙场的血花灿烂，
经过风暴之后的再生。
谁道是无意中的赤化？
都是赤爱的新的结晶。
这一首小诗，内涵深蕴，表现了革命者对于千千万万孩子们的美好的希望和浓厚的爱恋，那思想境界是高洁的。
独伊所在的森林学校是苏联政府为病弱儿童办的儿童学校。校中讲究卫生，规定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独伊的头发自然也剃光了。女孩子剃光头，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瞿秋白知道后，立即给独伊写了一封很有风趣的信，安慰女儿。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
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
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
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
你要听先生的话，要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好爸爸
不久，瞿秋白又给女儿寄去了一封短信，信下附了他滑雪的画。
独伊：
你为什么要哭？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好爸爸
父亲很了解女儿的心理，信中充满了慈父的热爱和关怀。收到这些来信，独伊从那里感到了无限的温暖，更加安心的学习了。
郭质生，是瞿秋白1921年来俄时结交的好朋友，现在他已是有名望的汉学家、语言学教授。他来到柳克斯公寓看望老友，带来了十年前瞿秋白离俄返国时寄存在他那里的两个抄本，是当年瞿秋白研究拉丁字母的笔记。那时，他受到苏俄扫除文盲运动的启迪，深感中国文盲之多，文化之落伍，与中国文字之弊病密切相关，非作改革不可。这两本笔记，重新引起瞿秋白对于汉字改革的兴趣。1929年3月19日，他在列宁疗养院写信告诉杨之华说：
我最近又常常想起注音字母，常常想起罗马字母的发明是很重要的。我想同你一起研究，你可以帮我做许多工作，这是很有趣味的事，将来许多人会跟着我们的发端，逐渐的改良，以致于可以适用于实际工作上去，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这或许要五十年、一百年，但发端是不能怕难的。我们每人必须找着一件有趣的要把大部分力量和生活放进去的事，生活就更好更有趣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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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8期。
在中国文化领域里，瞿秋白富于远见卓识，他看到了中国文字改革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要期以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或者更多的时间，用更多的人才，通过多少个阶梯，才能达到成功的顶点。万事难在开其端，谁能甘愿作这样的阶梯，供人攀登呢？他要和杨之华一起投身到这个能够使中国工农群众摆脱汉字之苦的开创性的事业中去，把他们的爱情、生活、工作，与中国亿万个工农大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无论从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这一段文字都感人肺腑，足以使无数的人受到莫大的教育。
在苏联的两年中，瞿秋白经常与林伯渠、吴玉章、郭质生，当然还有杨之华，一起来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1929年10月，瞿秋白写成了一本《中国拉丁化字母》的小册子，并在旅莫斯科的华侨和华人中试行。1931年9月，中国工人在海参崴召开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瞿秋白的这本书作出了中国新文字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