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小平坝，便是地下工事的入口。刚进去，黑洞洞的，有一股冷嗖嗖的风扑面。当主人将电灯揿亮时，我看到了一条足可开进几台汽车的拱形通道，它让我想起了在北京参观过的地下宫殿。主人说这是主坑道。
从主坑道伸出许多条幅射坑道，有通向前沿阵地的，也有通向大小不同掩体的。
我在老山看过有如船长室的小掩体，这是一个干部单人宿舍，有一张钢丝床，一张小桌，桌上堆满了书籍，墙上还挂了几件乐器。大的掩体内摆了二十多张木板床。是一个排的宿舍，一切都摆放得整齐有序，就像内地的军人宿舍一样，这个排的人正并坐在一头的几张床上，津津有味地看着与我同去的一位文化干事带去的录相。还有一间专门的娱乐室，内有各种书报，克朗球台、棋桌……
顺着一条向上的小坑道我到了老山最高峰的工事里。据说，天气晴好时能从这里看到越南的河江省省会。可惜，我没遇到这种好天候，几十倍的望远镜前，只见一团团翻滚的白雾。
到扣林山，我们是特地等来了一个万里无云的清晨赶去的，到达时果然阳光灿烂，极目千里。可惜，那天扣林山正在加修工事，望远镜卸下在检修，我们只能在主人指点下隐约的看到敌人的堑壕，却未能看到战士们多次向我描述过的穿短裤、打光脚板的越南兵的可怜相。令我惊奇的是，修工事的民工、战士休息时优哉游哉坐在堑壕上抽烟，还有人在阵地上追打嬉戏。我问，这能行么？主人答：没事！越南人不敢惹我们，他动一炮，我们会还他十炮！只要他不惹我们，我们也不打他。
者阴山，目前也处于相对平静期。我们在主峰的连部住了一晚上，看了更多一些的地主，由主阵地走出，经过盖沟、交通壕，到了最前沿的单兵掩体——用波纹钢构筑的猫耳洞。当晚，高家鹏教导员又在一间挂满了荣誉奖旗、灯光明亮的会议室为我们召开了一次战士座谈会。下面记下的是这次座谈的记录。）
高家鹏（守卫者阴山营教导员）：
守主峰的是我们四连，他们从1984年8月守到现在。这里水、电都解决了，各种工事都配套了，电话可能师、军区。你看到了的，我们还建了五室四场——娱乐室、阅览室、电视室……球场……基本上达到上级能打、能藏、能机动、能生活、能娱乐的要求。我们养了猪、鸡，种了菜，把大炮弹坑变成了鱼塘。连队每顿四菜一汤，每周一次“改善”，每月一次会餐。傅司令员、万政委、廖副司令员、省军区首长都来过我们这里，给了我们很多赞扬。四连去年立集体二等功，又是军区先进团支部、先进阵地建设单位、先进食堂。当然，不是所有的阵地都这样，我们营撒开在一百多华里防线上，有的还是很艰苦的。
包孔洪（守卫者阴山战士，景颇族）
主峰最前面有个小石山包，上头有个洞洞，能呆下一个人，那就是我包下来的哨位。不是别人不行，是不习惯，新同志有点怕也是事实。我喜欢那里，吹吹笛子，看看小人书，任务也简单，如有敌人摸上来，提前给班里发信号。到现在我守了780天了。上级不叫我离队，我愿意守上一千天，两千天，我习惯了，晚上不脱衣服，刮风下雨打雷我照样睡。越军不敢来，下面有地雷，地雷常常响，有时是越军，有时是山畜。白天也有老百姓想上山割草，我就喊，摆手：“轰轰！有地雷，别来！”他们能听懂。越军也常向洞里开枪。打曳光弹，扔炸药块块，我不理它。有一回敌人一发炮弹引爆了洞口前的一颗雷，把我的被子炸穿了。又有一回，老天扯闪打雷，一个雷打在洞口，一团火球亮了一下，把我的脚打麻了。刚才我就是从那个洞里来的。上级给了我很多荣誉，我觉得最大的荣誉就是首长信任我，让我一个人守在最前面。他们放心，我也保证：别说人，一只野狼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沙荣国（守卫者阴山战士，傣族）
我们排守12号高地，全排是精减整编中从德宏边防团调过来的，编成一个班，12个人，还是原来的排长领着。
我们留恋原部队，也担心现在的部队另眼看待我们。12个人中3个汉族，其余分属5个民族。排长提出：“我们要为老部队争气，为新部队争光！”大家都赞成，先凑钱买了一顿酒喝。班长叫杨世和，是个党员，白族，他举杯说：“我们不能讲哥们义气，但我们十二个人要和一母所生的亲兄弟一样亲密团结，谁也不许暗地使绊子，劲儿都要使在阵地的巩固和建设上！”
第二天我们就干起来。先排雷，后修路，再从山后砍树，扛回来改造工事，盖房子。
房子没盖起，一夜大风来了，把我们的牛毛毡棚子掀跑了，被子、帽子也吹跑了。我们十二个人围在一起，点起马灯，打扑克吹牛到天亮。
后来房子盖起了，我们栽上沙松、金竹、美人蕉，堑壕两边，道路两旁还种了蜜桃、香蕉、菠萝，树苗是到山下找老百姓要的。今年，已经有两树桃、两树香蕉有了收成，吃到嘴巴头了。
有人说，我们要把阵地建设得像公园。多数同志没见过公园什么样，问排长。排长是后勤院校毕业，到过大地方。由他设计，画了个图形，大家马上动手，在阵地上盖起凉亭，建起花坛，还修了石头台阶。
阵地评比，我们得了全营第二名。
我们没有忘记第一条是守住阵地，其次才是美化阵地。敌人特工摸上来，被我们打退了。他打来燃烧弹，我们铲土把火扑熄，火顺风烧了一片林子，引爆了几百颗地雷。扑火时，我们的衣服都烤焦了。
排长很得意，在我们阵地旁一道光岸上，用泥浆水刷了四个大字——虎踞龙盘。下面落款是“十二条”，然后写上我们十二个人的名字。我们用洋镐把字迹刻凿下来，让它永远留在那崖壁上。怕它不显眼，我们又买来红漆涂上。
“十二条好汉”就这样传了出去。首长来，也说：“呵，你们就是十二条好汉呀，久仰久仰！”排长不好意思，说：“我们是自封的……”首长说：“本来就是好汉嘛！”
十二个人有十个人有未婚妻，来过两个，她们说：真没想到在敌人眼鼻子底下有那么个阵地！
刀小所（守卫者阴山副班长，傣族）：
我在家就爱养鸡养狗，种花种菜。
我也爱唱歌跳舞。现在，同志们也喜欢叫我的傣族名：“阿心阿心，跳个舞吧！”我高兴就跳。
在阵地上，有剩菜剩饭，丢了多可惜，又逗耗子。我跟班里说，买根猪来喂吧。大家说麻烦。我就用自己的津贴费在山下集镇里买回一头小猪。没几天，小猪拱进草芭笼找食，触雷炸死了。我哭了一场，几个月津贴都完了。
大家支持我，又凑钱买了三头，几个月，每头长了一二百斤，我给了排里改善伙食。大家说，阿心花了劳动，还是要给他点钱才合理。排长硬给我240元，我寄了一些回家。我头一次赚这么多钱，心里好高兴。
剩下的钱我又买了一百只鸡，不管它，让它钻草芭笼，鸡踩不响地雷，有野猫，我想也吃它不尽。后来，我听见草棵里白天母鸡下蛋咯咯叫，晚上公鸡喔喔啼。好了，它自力更生了。草窝里有鸡蛋，看得见也不敢去拣，因堑壕外到处有雷。又过了些日子，一个个母鸡来了一群群小鸡走出草芭笼来了，好有趣。我对大家说：“各位别打鸡，打了它就再不出来，成野鸡了。”到过年，我先后得了七百多元卖鸡的钱。我买了大罐酒，炒了大锅鸡肉请大家的客。连长指导员也来了，大家都好笑，说我把雷场变鸡场，叫我“万元户”。
我问过指导员：这合不合条例呵！指导员说，不耽误训练执勤就行。我公差勤务加紧干，这方面花点力气也在课余时间，大家没意见，还帮我。我又在炮弹坑里下了鱼苗，喂了几支旱鸭，养了几头狗，旱鸭后来变成了天“鹅”，会飞了，虽回来，但你抓不住它。我的狗很有用，越军一发炮它就钻洞，动作很快，好象有预感。我唱歌它就来，喊坐它就坐。后来一头叫小灰的狗走丢了，大概是走到人家阵地上遭了殃，我好伤心呀！
我有个未婚妻，她看不起当兵的，封封信叫我回家。我写信向她说：“你找别人吧，找比我能给你带来更多幸福、带来明天的太阳的人吧！”我们吹了！我其实是喜欢她的，但她等不得，我就只能选择我更喜欢的部队了。
辛福民（守卫者阴山战士，营部文书、兼《者阴山报》主编。）：
我们《者阴山报》创刊快两年了，每周出两期，我和发承贤负责采访编辑刻印，大家抢着看。去年“八一”，中央电视台专为我们报纸拍了一条新闻。总政治部周克玉副主任来者阴山视察时我们请他题写了报头。
者阴山，原来高程1251米，炮弹把它削了一米，现在叫1250。目前，它确实是相对平静的，但决不是从此平安无事。我们的小报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醒大家时刻作好战斗准备，批评麻痹大意的表现。
前年7月，边防团和文山州组织一个宣传队到主峰慰问演出，越军向演出场打炮，当场牺牲五个，有文山壮剧团沈老师。沈老师50多岁，自拉自唱，很受欢迎。
主峰各高地之间，可以说地雷是挨着个儿的，最少的也在万枚以上。（我们在主峰照相，端相机的干事向后跨了半步，立刻有人大喊：危险！）离路半步就是地雷。
经过三年多艰苦建设，者阴山条件确实大改善了，但长期呆在这里，还是够人受的，它毕竟只有这么点活动范围。有个新兵说：“头三天新鲜，后三天心酸，过了今天想明天，想起三年泪涟涟。”老兵也有顺口溜：“看电视一道道，听收音吱吱叫，读报纸一大抱。白天蹲山头，晚上睡坑道，难见太阳出，雨雾身边绕。”还有诗云：“不怕枪不怕炮，只怕寂寞和枯燥！”干部也有苦恼，说：“苦了妻子，误了孩子，孝敬不了老子，累垮了自己的身子！”
这类反映，恐怕不只出自者阴山，听师里的老同志说，我们云南几千里边防线上的守备部队都有许多实际问题有待解决。
八、战神篇
1979年之后，中越边境之战主要是炮战，我军在前线的主要斩获靠炮火，主要的战果是炮兵取得的，“7.12”大捷主要是炮兵的大捷。这是各兵种一致公认的。
但反映这场战争的新闻和文学，很难把炮兵摆上“主角”的位置，炮兵们说：这也难怪，我们的生活单调些，难得出“戏”。从以下几位炮兵指战员的叙述看，情况并非如此，当然，要写出他们战地生活的全貌，对于我这个外行人还是很困难的。
1.现代打仗就得靠现代化
——易登灿（炮师师长）
南疆这一仗，对我军最大的收获是练了兵，可以说我们是从这一仗开始迈进了现代化的门槛的！最突出的表现是用炮上的进步和发展，一次比一次打得好！
1979年我们军队算是在危难紧急时刻完成了党和人民的任务，经受了考验，说明这个军队雄风犹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劲头还在，但包袱很重，主要的包袱是“革命化打败机械化”“精神战胜一切”那一套捆住了我们的手脚，加上指挥知识、经验不够，用了炮，但效果不理想！
罗家坪之战，我们开始注意用炮了，但无论进攻防御，杀伤敌人的主要手段靠炮火的观念不明确，事先步炮协同演练不充分。作为步兵的攻坚战是很成功的，但代价本可以小得多。
扣林山之战，在侦察、步炮协同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
打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充分吸取了前几仗经验。首先是庞大的侦察队查明了敌情、俘来了战俘，对敌排以上据点都基本掌握了，当然上级情报部门也通报了许多情况；在这个基础上集中了相当可观的炮兵部队又进行了充分的演练，各连对射击目标有分工，又有协同方案。所以在大规模炮击老山一线敌据点的第一天，我们就给它的重要据点和设施扣上了火“帽子”！我师八连在几分钟内以96发炮弹全歼敌一个炮营，这个营最后只剩了一辆车一门炮还能动，其余都成了一堆废铁，还引爆了它一个地下弹药库。那冲天的烟火，撼地的炸声，像一颗原子弹开爆似的。这是炮战史上的一次奇迹。我八连这次获“神炮连”称号，但观察到这个敌炮营的隐蔽位置是二连前观的功劳。没叫二连打是它的发射位置不如八连有利。二连有意见，说：“你上头一个命令，把我的‘神炮连’送给了人家。”我说：“皆大欢喜就行了，没称号功劳还是在的嘛！”
向老山总攻前的炮火急袭共确定XX个目标。十多公里的正面上，敌人阵地全红了，火光里有飞起的人影，有石头木块，也有整扇的房盖房墙。我们七分钟拿下松毛岭，不到两小时攻占敌人扬言至少固守半年的老山各主峰，靠步兵了不起的勇敢，但成功的、准确及时的炮火支援不能不说也起了很需要作用。话说回来，有些据点与暗堡火力炮火可以压制，可以震撼，但完全摧毁是不易的！所以我认为，要建立这样一种观念，攻防战多用炮、少用兵，在炮火能解决问题的场合先用炮、后用兵。当然，也不能说炮兵可以决定一切，取代一切，更不能否定步兵最后解决胜负的这个基本规律，后来有的部队有点“绝对化”了，盲目炮击，消耗太大，我是有看法的。
战场上，你打，敌人也打，这也是常识，不能把我方也受到敌人炮击，受到损失说成我方炮火压制不力，个别炮弹落到自己阵地上也不足为怪，我也受到过这方面的指责。有的同志从不懂用炮到要求炮兵万能，说明还是不懂……
“7.12”大战，我认为是我军炮战史上的“得意之笔”！也是各兵种合成作战的一次完美的“合奏”。敌人制订了大规模反扑战略方案，从河内等地调上来了王牌部队，我们事先得知了，只不知他什么时候来，规模大到什么程度。我们所有炮兵睡在炮位上，炮弹准备得足足的，指挥员全都枕戈待旦……这是那次胜利的先决条件。
到7.12凌晨五时，前沿报告，XX地域有了动静，我们师的几个主要领导三分钟分析完情况，九分钟后全线开火，集中覆盖了三个地域。立刻得到前沿阵地和观察所报告：“敌人跑了，快堵尾！”“敌人上来了，快拦截！”敌主要进攻方向盘龙江河谷被我两头堵死，反复轰击，真是尸模遍野，火光下的河水血红血红！
几小时后，各炮阵地都告急了，炮弹快没了！有的阵地只剩下了六发炮弹。前昆明军区张司令员在麻栗坡，虽很近，他不来我们指挥所，说：“我不能干扰你们的指挥。”我给他打电话：“司令员，我们已打了XX万炮弹，现在炮弹快完了，可又正在火候上，不能停呀！”张司令员说：“放开手打，我已经给你们运去了三个XX万发，够不够？”我差点没喊出“祝你万寿无疆！”后来我才知道，有五个地州的汽车出去正向我们阵地运送炮弹，当天，其它车辆不许通行！后面，军委派了飞机给前指弹库补充库存！
7.12大胜之后，两天我们前沿阵地臭了起来，前沿部队都喊恶心，什么也吃不下，指导员们发出了“为胜利而吃饭”的号召，无济于事。飞机从北方运来了除臭剂，不管用。又开展了一个掩埋敌尸的比赛活动，但只能在靠近我阵地几十米内活动，光这地段也埋不完。于是我们向越军发射了“通告”：
越军二军区指挥部：
我军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允许你们到我军阵地前沿将死亡越军官兵的尸体运回，以告慰他们的亲属。
你方来运尸的人员，每次不得超过五十人，要在白天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打着“红十字”旗帜来，不携带武器。只要按此办理，我军决不开枪开炮，确保你方人员的生命安全。
特此通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边防部队指挥所
1984年7月16日
2.我在炮前观见到的越南兵
——杨仕春(炮兵营长)
1984年对老山之敌开始炮击是4月2日，我是二连长，按规定炮兵连长都在炮阵地前某个高处负责前观，也就是指挥你的炮打哪里，纠正射击偏差。
炮击前，我看到越南兵打排球、出操、吃饭、解手。我们炮一打，他们吱吱哇哇乱叫乱跑。
很快，越军炮火反击，炮弹飞过我们头顶，落在我们正在修路的民工群中。
我们看不到它的发射点，因它隐蔽在一个大山后面，但我听到了发射声，又看到炮弹在落点的爆炸力，分析出可能是哪种炮，再根据弹道飞行路线和时间，估计了它的发射点。当时我并无把握，只是把这个分析和估计报告了炮指。不一会，我们的炮火对那里实施了压制射击。我听到了那里轰隆隆炸开了，烧开了，几天后才知道我们打光了敌一个榴炮营，报销了它一个大弹药库。
炮兵观、通、炮、驾是一个整体，不能说功劳是哪一个人的。
我在前观几个月，换了几个观察点，都不是人待的地方，因为只有敌人认为哪里没法待人，那里才是我们相对安全之处。有个地方山崖像把刀，刀尖上有个能立下一个观察镜的石包，我们看准了，但敌人也注意它哩，刚上去，敌人炮弹呼呼地揍过来了！
在另一处，我刚进行观察，身边扑地一声，我从崖下跳下，滚进先挖好的一条壕沟。弹片没伤着我，但气浪把我震麻了。事后医生从我身上挑出了89颗大小石子。
我们在一个步兵留下的暗堡里住了好久。暗堡是石头水泥板垒的，还结实，但怎么也睡不下七八个人，侧身睡，三四个人已经挪动不了啦。于是我们把不够一人高的暗堡分成两层。怎么分？集中被包绳结成网状，几头拴牢，搭上树条子。睡下了，但里面臭烘烘的。这样的“笼子”关七八只鸡也嫌窄呀，何况是七八个长期不换衣、不洗脚的人？
蹲监狱也比这好！
有年春节我回安徽探亲，火车上很挤，过道上都堆满包袱坐满了人，人人抱怨人太多，出门难。我也坐过道，觉得“幸福”极了！经受了在老山的苦，再没有什么苦吃不下的！
吃的不要说了。没有水，煮面条只能放下刚好把面条打湿的水，煮出的不是面条，也不是糊糊，是锅巴块块。
越南兵也很能吃苦。炮击前，我们只离它一百多米的地方观察。观察镜里，我们能看清他们脸上的汗珠。他们上很陡的山不歇气，跑得很快，都是光脚丫。我还看见他们分饭吃。一人一碗，没有多的，碗里只有大米饭，没有菜。也不知他们怎吃得下，而且还有那么大腿劲。要知道这是在炮击之前，而不是战中，我们可是在米饭管饱，还得讲究个伙食调剂呐。
7.12那天，我也看见越南人一股劲向前冲。好多兵在我们火网下倒下了，后面的人就回头，但不是往回跑，而是跪下朝后面叩几个头，大概是告别故土亲人吧？然后又抱着枪往前冲！负伤倒下了，只要没死，还是一瘸一拐往前来。
我也看到他们冲上来的人和我们战士拼搏。明知不行了，还大喊大叫，我真没见过他们有举手投降的，我们抓到的都是被我们按倒的、抱住的……
说实在话，我很佩服，也很同情越军士兵的吃苦精神，也感到：一个民族只有顽强的精神不够，还得有个好的制度，人民能掌握自己命运，有充分民主权利……不然，这种吃苦精神只能是成为它受苦受难的枷锁！
我也看到几个越南伤兵一步一步往回爬，在我们观察镜里我看得很清楚，有的伤很重，有的抓了树叶、草往嘴里塞，我可以随时呼唤我们的炮只用一两发小炮就能打倒他们，但我没有这样作，相反，我暗暗地祈愿他们的人能来救他，使他们安全返回……但是没有人来。几个伤员谁都没爬回去，最后一个死在第三天，他爬回到一道河桥边，再也爬不动了……
3.炮兵的苦累
——刘少荣（炮兵副连长）
打仗前营里派人来叫我开会，原来是布置第二天就出发。我回排一宣布：立刻清装，一律不许往家写信，也不许打电报、寄钱……大家都感到问题严重了，但没有语言，只是眼睛发神。过后又都写了决心书。我看得出，决心书不等于真实思想。有的人一夜之间变了相，偷偷哭的不是一两个。但这又不能说他们怕死，不愿打仗。如像以后战场上表现很出色的新兵夏文荣，这晚上就哭过。人的感情很复杂，不能根据他哭过就断言人家害怕，就是害怕也不等于他在关键时不勇敢。
说内心话，那晚上我的想法也很多，我是成都人，1980年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只差几分。我们班是快班，考上了28个。我吃亏就在有几道题我觉得太容易，想放到最后作，交卷时搞忘了……在新兵连，干部都说我文化底子好，一致推荐我当卫生员。卫生队长来领我时，正赶上一个老乡塞给我一个烟头，叫我尝尝味，我刚接过来往嘴巴上含，卫生队长进了门，一挥手：不要！这口烟改变了我一生的道路。我好后悔！现在我不后悔了！战争给了我更重要的东西。这是真话。
出发前的一天，我和战士们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买了好酒好菜好烟，一面吃喝一面唱歌，朗诵诗：“生当为人灯，死亦作鬼雄”……我讲，自古以来的英雄豪杰都是战争打出来的，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力量的表现和铸造都靠战争……我就这么作思想工作。
开进时，我遇到成都人从未见过的大雾与狂风暴雨。许多地段上，六吨半重的大炮是我们排用力气推过去的。一个炮掩体加弹药所、坑道、防炮洞几百方土，一个班9个人一夜完成，靠的是一人一把锹。这么大的劳动量是任何人都难相信的。
我们累到什么程度！新战士夏文荣上前线前体重126斤，炮战三月后，骨瘦如柴，我估计至多还有90斤。肉到哪去了？他是装填手，炮战激烈时他每分钟装7—8发。每发炮弹80斤，几乎与他的体重相等。最后，他的手推不动炮弹入膛了，只能用胸部顶，整个胸部顶烂了。从炮膛退下来的药筒本应用送弹棍挑开，为了抢时间，他用两手抱起甩，药筒滚烫，他把自己衣服、被褥都撕了，打上一盆水，用湿布包上两手甩药筒。每一次都听得“吱啦”一声，湿布干了，还冒烟。他的两手烧烂了，吃饭时握不住筷子，只能像孩子一样握勺往嘴时拨。吃了又吐，因为他的嘴上沾满了黄油，那是取药包时由于药包上的布带易断，且他的手指不能张合，只能用嘴咬住药包角往外拖，药包上沾着密封盖上的黄油，黄油很腥，糊得他满嘴满脸都是，使他不断地恶心呕吐，吃下去的不如他吐出的多。
不是不照顾他，而是一门炮少了哪一个人炮弹也打不出去。
7.12那天，夏文荣正抱着一发炮弹入膛，敌炮打来，将他仰面击倒了。他那双被烧得焦黑的双手依然紧紧抱着那发炮弹，他的脸上依然糊满了黄油，还有两块大燎泡，一条烫伤的口子。
夏文荣是云南昭通人，牺牲时只有18岁。
在那种紧张艰苦的环境里，我们连每个人的忍耐力发挥到了极限，体力消耗也到极限，而不是只有夏文荣一个人如此。连长杨仕春战后脱了上衣照了张照片，头部像个骷髅，胸部肋条一根一根的，叫人看了害怕。他现在恢复了。据他说他爱人看到那张照片时问：“这是谁？”他说：“这是一张医用的人体骨骼图。”
我们撤回营房，都赶急往家发报，接着我就收到几封我母亲病危的电报。我连忙向上级请假赶回去，一推开门，大家都愣愣地看着我，谁也没认出我是谁，只有病床上的母亲叫出了我的名字，全家人都哭了。我现在至少有120斤，回家时只有86斤。我原来有个女朋友，见了我一副很害怕的样子，很委婉地说：“我在大学功课紧张，再没心思考虑别的，希望我们以后兄妹相称。”我说：“既是这样，我就再不打搅了”。
没有多少文章写炮兵，可能都认为炮兵生活太平常。任何一个没到过激战中炮阵地的人，想象不出炮兵的苦和累。
4.可供选择的炮阵地生活镜头
——座谈会记录
陈副团长：
写打仗的电影、电视炮兵的镜头很少，至多就是一个字“放”！有个电视据说有炮兵镜头，我们赵团长好高兴，大早端个小板凳坐在电视机前等。一放，他气吹了……他一直在说，要找一些人把我们阵地生活凑一凑，编个电视剧，我们自己演，他演自己，演团长。可惜，他今天不在家。难得有作家来，我们就来凑凑镜头，供作家选择参考。大家谈时要真，不要艺术加工，那是作家的事……
石朝强（副连长）：
我说一个镜头。为了安全隐蔽接敌、突然开火，根据最后一段开进路狭窄弯曲泥泞，我们把炮体放在车子上，炮管朝前，固定好，伪装好，趁黑夜大雾弥漫时闭灯缓缓前行。每边车踏板上站一个人，打着蒙布的手电筒用微光照着路边……大炮不直接拉到阵地，先在山梁背后隐蔽好，等把阵地挖好了，到炮击前夕才推炮入阵地，人手不够，动员全村的青壮年来帮忙，结果全村男女老少都来了，我们给大家说好，不许出声，不许有亮，谁暴露了要追究责任。老天不帮忙，头晚上下过大雨，这晚上还是淅淅沥沥。推炮要先上坡，再下坎，梁子上是包谷地，几步地就陷进去了，又拴上绳，手抬、肩顶，往前推挪，包谷地踩成了大泥潭，可它还是往下陷。老百姓真好，铺板、门板、新旧木板都扛来了，朝炮轮下塞了一块又一块，再抠出来往前垫。大家都成了泥包蛋，分不清军民，也分不清男女老少。从晚七时推到午夜三时，炮就位了……两个多小时后开始向敌全线炮击……
陈副团长：
头天晚上，前面两个观察所报告，敌清水河方向有拖拉机声，次晨，两个观察所又报告，我阵地前方出现敌一个大土包。赵团长判断：是坦克！命令四连打出一发，四营报偏左，团炮群报偏右，两家互相指责：“扯球蛋！”团长说：“你们别吵，再仔细观察。”四连又打了一发，“土包”上伪装网烧起来了，果然是一辆坦克，接连又是三发，把它击毁了。四营这才发现，他们发现的是另一辆，立即开火将它打掉了。这时，又有两个“土包”轰隆隆动起来了，步兵团的炮火又打中了一辆，一辆逃脱。过后几家争吵不休，都说是自己打的。易副师长说：“都是我们师打的，争什么？”直到现在，三辆坦克还摆在原地，地雷多，没法把它拉回来。
姜桂武（炮团政治处主任）：
赵团长指挥“鬼”点子多。有一天，九连刚撤出阵地，敌炮火急袭过来，把工事翻了个面，联络中断。赵团长急得直跳：“完了，我的九连完了！”炮袭过后，九连报告：“无一伤亡！”团长高兴了：“你们别动！还在老地方待着！”九连不放心，问团长说：“团长，敌人可是发现了这个地方呵！”赵团长还是那个话：“待着，别动！”以后多少天，不论炮战多激烈，他就是不给九连任务，让它沉默。敌人也真不往那儿打炮。到关键时刻，九连突然开火，给哪个目标哪个目标完蛋！打出了一个“老山英雄炮连”。
阵副团长：
老赵和步兵团长张又侠在一张地图上指挥。他们对地形熟。敌人进攻步兵二连阵地，已经突破前沿到了主阵地下100公尺处。
——老赵，快打呀！
——太近了，不能打！
——你打，我叫第一道堑壕隐蔽，第二堑壕给你看着。
老赵当时穿短背心，只裤腰上扭个烟盒纸，方位、坐标全在纸片上，直接给炮连下达口令，炮火正好覆盖在二连阵前敌人头上！打完了，二连大喊：“炮兵万岁！”老赵在额上刮下一溜溜的汗水：“妈哟，好悬吔！”
7.12打敌人大反扑，上级指示了射击区域，但炮火该集中砸在哪一点上呢？赵团长问张又侠：“假若你是敌人，你在哪？”“在这！”“好，我就打这！”结果正打在敌人进攻隐蔽地！
炮火一响，老赵就打开他的录音匣子，录炮声，碰巧还能录上敌人的喊叫声。
赵团长叫赵寇斌，30多岁，河北人，大个，方脸盘，叫他演电视电影，还真能行。
李勇（炮连指导员）：
敌人炮击，战士王天民钻进了猫耳洞，又一发炮弹把他的棚棚——弹药箱上头盖牛毛毡的歇凉地（猫耳洞闷热，那里多多少少要凉快些）——炸飞了，他要出去，我一把拉住他：“你不要命啦！”他哭着喊：“我箱子里还有50块钱！”那天很险，敌炮削下了半边山崖，我们连留在洞外的东西荡然无存。王天民50元钱只找到两块拇指大的碎片，一排长一块表剩下一块铁皮，二排长一床毛毯成了一堆黑绒，好多人只剩下身上的一件短裤，我们都认为那天完了，幸好，敌人轰了一阵，就没后劲了。它越南不行，炮弹不够，不像我们看准了一个地方就干净彻底收拾它。听说越南兵有首歌：“越南炮一响，中国炮成王！”
姜桂武：
一连指导员正指挥射击，敌人一发炮弹打来，气浪把他推出几公尺，掀到土坎下。排长见他耳鼻冒血，怎么也推搡不醒，大喊：“为指导员报仇！”全连都应合着大喊：“为指导员报仇，放！”炮弹发狂一般向敌人射击。指导员醒过来突然出现在排长背后：“报什么仇！我没死哩！”从排长手上接过小旗继续指挥：“大家注意，节约炮弹！别乱球打……”
李勇：
打老山，我们的炮阵地在著名的死亡线——三转弯一带，比较暴露，用望远镜看敌人占据的老山主峰，662.6高地就像在我们头顶上方，伸手能抓到似的，我对团长说：“我们能回去一半的人炮就不错了。”在这种情况下，团里除了采取绝对隐蔽性措施，保证我炮火一响就叫敌人无还手之力的优势外，就是在加固阵地工事上下功夫：我们连连续挖了三晚上，用弹药箱垒石筑地下墙，上头盖木头、沙袋。这种工事如果打几天就撤是可以的，但我们住了几个月，真够人受呀！下雨时头上滴水，下方成河，太阳一晒，里面成了蒸汽锅，有时温度高达四十以上，气都喘不过来。雨天不能穿雨衣，它防雨但不透汗不透气，能把人捂臭了；晴天大汗如洗，衣服裤子能拧出水来，所以大家都只穿一条短裤，晚上只能睡在两根木棒上。久了，一个个都睡白了，面无血色，弯腰驼背，没一个人不病的……
石朝强：
总攻炮击准备期间，大家又紧张又兴奋，喘气都不敢大声，好象喘重了敌人会听得到。有晚上，一条胳膊粗的大蛇从上方木头缝里向我们隐蔽的工事垂下了头，在我们头上摆来荡去，谁也没动，不敢喊，更不敢跑出去，有个战士很勇敢，一把逮住蛇脖子“嗖”地一刀削去了蛇头，，解了危。
炮击后，一个河北藉小战士肩部负伤，排长把他推进洞里歇息，又给他包扎，他一直说没事没事，一点儿不痛。排长刚转身，他大哭大叫起来，排长问：“咋了！”他掏出一封揉得皱巴巴的信给排长。排长这才知信上说他父亲死了，排长问：“你咋才想起哭？”他说前几天接到这封信一直没功夫看，刚才才想起来拆看。排长抱住他，比他还哭得凶。
姜桂武：
我处宣传干事陆仕佼，一心要复习功课，争取大学函授毕业文凭，他什么都丢了，但《文学概论》《政治经济学》什么的却带到了猫耳洞，洞时潮湿，每本书都成了半尺厚几斤重的“砖头”，他照样学，工作也肯干，写了很多阵地通讯。战后，他果然考上了，且门门成绩优良。他说：考试作文题叫“教训”，他写的就是他自己在十年文革中成天喊口号荒芜了学业的教训。他称自己是“愚味的一代”。我说，你是“奋起的一代！”“猛醒的一代”！“大有希望的一代！”
李勇：
炮兵最怕的还不是敌炮轰轰，而是蚊子嗡嗡，夜来蚊子真多，猫耳洞的炮弹箱墙面上一片片污血，是战士们打死的蚊子擦在上面的。炮阵地上流行一首歌：“猫耳洞的夜静悄悄，大群的蚊子嗡嗡叫，年轻的战士头枕着炮弹，睡梦中发出唉哟哟的哼叫……”
5.在猫耳洞最难受的是思念
——王迤南（炮旅参谋长）
1979年作战，我弟兄三人，一个姐夫都上了前线，在主力部队。我父亲是老八路，他说：机会难得！一个国家的兴旺决定于它的经济实力，但没有战争，就培养不起有民族意识、坚忍不拔的新一代！但母亲受不了啦，在我们出征之后，她就成了个泪人，安眠药也不能使她入睡。我到了前线，最担心的是母亲能否挺过来。
但我们几个人都安全回来了。
从那时起，我一直在边境作战。1980年在河口方向，次年打扣林山，以后老山作战，从连长到现职，加起来好几年蹲在猫耳洞里。我也跑遍了所有属我指挥的炮阵地，所有山头的观察哨，我没有觉得受不了的苦累，只有当我在猫耳洞躺下来，上级没有下达什么任务，我们的炮火沉寂下来时，我就感到日子太难受了，对亲人的思念扰得我白天心烦意乱，晚上常常通宵不眠。
我身边有个参谋，一个通讯员，他们以为我不会休息，脑子里不停地围着我们当时指挥的几个炮营和几个观察所转。我要对他们说，我想妈妈呀！他们准会以为我开玩笑，可这是真话呀！最恼火的是不能写信，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我就希望电话响，拿起来一听说有任务，就什么都忘了。
有一回地方同志转来一封家书，我不知看了多少遍。不说焚香拜读，但看前我尽力把手在胸前擦净，点燃一颗烟，一字一字品味，每次读，心里都怦怦地跳。
老山作战期间，我的孩子出生，因为爱人日夜牵挂我，也是吃睡不宁，孩子早产。我又多了两倍的思念。
因为思念，我在猫耳洞蹲不住。总想找个什么地方走动一下，或转移到另一处，说来很巧，至少有两次我都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烦燥离开猫耳洞而逃脱了挨炮，说不定是脱离了死亡。
仅这次次作战我在前线足足呆了一年。
由于我自己对亲人思念之深，我也能理解战士们这种情感。一个新战士常常哭泣，班长批评他：“尿泡”。我说：思念是人们最高尚的感情，他思念但他战斗表现一点不含糊就是两个高尚，如果他战斗表示突出就是三个高尚。这个新战士表现果然越来越好。
一个老战士辗转接到家里的信，未婚妻到了他家侍奉老人，他围着阵地跑了几十圈，过后激动得哭起来。别人对我说，他好像疯了。我叫他来我的猫耳洞里，说：“恭喜你，先敬你三壶盖酒！”他喝下酒，抱着我：“参谋长，你是个好大歌，你最知心知意。”后来战地高了邮箱，能和家里通讯了。他家里给他寄来了烟，他给了我两盒，说是家里人的心意：回敬你们参谋长大哥三杯祝贺酒！
一个战士少年白头，家里给他寄来了染发剂。他说现在没时间染发，把它寄放在我那里。不久。他牺牲了。我把染发剂放到了他的墓前。
我们家寄来的是我的孩子哇哇哭、格格笑的录音带。没事，我就放这录音，一遍又一遍听，这是我最大的安慰，最悦耳的乐曲。当然都是在猫耳洞无别人时才播放，我不能叫战士们看出我这个参谋长有副婆婆妈妈的心肠、也怕触发他们的思乡之情。
有一次半夜两点，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我是XX号，请讲。传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哭声。当我听出是我爱人，心都快跳出喉尖了：“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妈妈好么？孩子好么？”她笑起来，说：“我认识军区总机的一个人，想找你，她说试试，还真找着你了，什么事也没，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我正要说话，敌人打炮了！她在电话里听到了炮声，又喊又叫：“你说话呀，说话呀！”我说：“没时间了。”上级指挥部的电话响了，我只好把她的电话压下。
九、失利篇
有本书上说：没有失败的历史是不完整的历史。
能不能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呢——不写失利的战斗就不可能写出真实的战史？
历史已无数次证实，所谓“战无不胜”只不过是“造神者”的杜撰。
任何一个民族、政党、军队是否光荣伟大，不在于它是否有过失败，而在于它身处困境、绝境时的心理与战力表现，更在于它失败后的诸多措施是否得当相宜。
我大胆地写了本书的“失利篇”。明白地说，我为我们的干部战士在失利时的表现感到骄傲自豪，但对有的领导事后的措施则深感遗憾。当然，这样的责任不能仅仅归昝于某个人，而是我们建国后整整三十年“政治运动”的回光返照！
1.我们营失利的因由
——顿景田（副营长）
说到一营就寒心，想哭一场！
1984年那一仗我们营失利了，但我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营！
我有悲观情绪——没有人写我们，更不会照实写，因为当时掌权的人还在，该对那次失利战斗负责任的人还在。
1979年反击战我们一营是英雄营，全营立一等功。1984年接受作战任务后，部队情绪非常高。
自从知道上级把攻老山的任务交给我们团以后，我们营都认为主攻的任务非我们莫属。一下子，营房里到处都在垒工事，练技术，寒冬腊月脱光了练长跑，负重越野比赛，都认为能担任主攻老山的任务，这是光荣之上加光荣，终生难逢。新战士一到部队，立刻感到重任在肩，光荣在身。
2月中旬向待机地域开进。路况不好，庞大的车队在雾夜闭灯行驶，战士们穿上白衬衣在路边、在车前引路，几百人毫无声息，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到达待机地，就投入紧张的临战训练，排以上干部多次前出侦察地形，研究战术。战士白天综合训练，晚上负重训练，专找爬不上的陡坡爬，钻不过的密林钻，最大负重140斤，最轻的也是70多斤。记不清越过了多少山，有多少人在路上昏过去。回到营地，在路口等着的老乡们看了就哭。每次回来一个连队就是一串泥球。
干部更累，每个人的眼睛都布满血丝，白天也有时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掉了沟，碰到树才醒。
现在看，战前把部队搞得过度疲劳是不科学的。但那时我们担心的不是这个，而是怕上级突然来个命令——不打了！真那样，战士们会找你拼命！
终于决定要真打了。给一营的任务是穿插到老山背后，攻占1072高地，断敌退路，阻敌增援。
大家没二话，知道这任务艰巨不亚于主攻，都最后清理了包袱，把多余的东西捆扎成方方正正的小邮包，写上家庭地址。每个包里都有一份遗书。
那时我是副营长，一向以“单纯军事观点”出名，可是在部队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还是懂得先要摸清每个人的思想，再针对性地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我很了解，同志们强烈求战情绪的后面，压着许多“包袱”，有结婚三天被电报催回来的，有身上揣着父亲病危的封封电报的，更多的家庭困难，未婚妻“吹灯”……誓师会上，面对一片举起的拳头，我真想叫一声：“同志们万岁！”
4月27日晚7时开始向敌境秘密穿插。事前我和军长争论过。他限令三小时到达目标，我要求五至六小时，他不同意，我说我不能保证全营，反正我走前头，前头的按时到达。
从地图上看，这段距离一小时足够了。实际上的距离，多十倍也不止。
那种地形内地很难见。一面面坡，都在六十度以上，当晚下雨，土质泡软，一蹬一滑；上去后又是密密的竹子，藤条、刺芭丛；然后下崖，崖下是万丈深渊，只能抓住藤条一步步往下蹭，泥山上，边走边挖坑，脚上都带铁码子，码齿抠住坑再往前……林子里，尖兵先用刀子割竹，再挤过去，等一行六七百人都过去时，这条挤出来的路就成了两米宽的泥浆沟，沟里是尖角石、竹根签。前面的人两手全是血，后面的人不知有多少胶鞋底被扎穿，有的连鞋子被泥浆拔掉，只好光脚走。
我们后期准备工作是充分的，但过了头。战士们都决心吃大苦，流大汗，但对自己体力承受的限度估计过高。尽量多背东西，一是怕不够用，二是怕落人后，结果是人人超负荷。为了行军时无声响，天光亮，大家又把刺刀、铁镐、铁锹、水壶等等用布包扎起来，这些东西沾上泥水，又加重了份量。
为了黑夜行军不掉队，我们想出了在每个人钢盔后点上一点或几点磷光粉，再在每一个人被包上拉一根细绳，由后面的人牵着……但这些办法后来证明不多管用。进入森林后，林中朽木到处发光，还有莹火虫一飘一飘的，这些与钢盔上磷光粉相混杂，加上战前训练太紧张，许多人眼睛不行了，不仅没跟上前面的人，相反被朽木与萤火虫引错了方向。途中有的人昏倒，有的抓不住藤条滚落下去，种种原因，使部队出现掉队现象，一个人脱节，后面的一大节的就不知前面队伍去向，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不能喊叫更不能鸣枪，于是，问题就来了！
行军的序列是，我带一连在前，接着是三连、营部、二连。
一连的穿插开始是成功的。路上，我听到老山几个高地上鸡鸣狗叫声，那里没有老百姓，是越军阵地，敌人一直没发现我们。到天要亮时，我看清了路，心里正高兴：走对了！后面报上来，二排六班没跟上！我一听，象被捅了一刀子。就是说，我只带上两个排多一点的部队，全营大部分都掉在后面了。
我一看表，快到我们炮火准备的时间了，。我不可能再返回去找他们，只能拼命往前插。我对几个干部说，我们要么拿下1072高地完成任务，要么是死在那里……。
由于全营大部没上来，大家的心情都有些慌乱了，最后一段还是偏离了方向，走到与1072隔一条深沟的山梁上去了，再返回来不及，我决定往沟里去，再往上走。崖上尽是细竹，钻不过，我们便骑竹而下。
正这时，我方所有炮群向敌开火了。1072敌警戒阵地的敌人被惊醒，首先发现攀竹而下的我们，集中火力射击。
我们只好迎着敌人的枪声猛上！
天更亮了些，我看到，我们每个人的衣衫都在这一夜间被荆棘刺条撕得粉碎，有的人赤身露体。
1072一侧还有个76号高地也在向我们射击。我命令一连长带两个班同时进攻76号高地。
1072有敌一个营部和营预备队，兵力不多，但因它先发现我们，且有坚固工事和险峻山崖作依托，居高临下，以逸待劳，使我们的攻击相当困难。
我带去的一连一、三排战士在这次进攻战斗中的表现，我个人认为可以与我军历史上许多次著名战斗相媲美！
我的通讯员陈江，不满十八岁，当年入伍的新兵，冲击路上三次负伤，最后牺牲在1072最高处；重机枪手沈绍康，架枪时就负伤，副射手牺牲，敌人三挺机枪、一挺高机一直对着他打，他就在密密的火网下射击，枪声一直没停过，到他携带的弹盒打完，他身上已经是数不清的弹眼；八班长被敌人的炮火抛起几米高，落下来还准备继续向敌人射击，子弹全打在他面前两三公尺处——他死了，但手指仍然抠住扳机不放！我们的党员干部全都冲锋在前，三排长牺牲，一排长重伤，无论干部战士，无论伤多重，没有一个畏缩不前，只要有一口气就往上冲！
最后我们把敌人压挤在几个工事时里。实事求是说，1072我们没有完全拿下来。但这声殊死的搏斗、激烈的枪声毕竟是在老山主峰背后发生的，它对我军的进攻无疑是有力的策应，对那里的守敌是致命的震撼，他们再不敢从这个方向夺路而逃窜，后面的敌人也不敢通过这里向主峰增援，所以说，我们一营的穿插任务由这两个到位的排完成了。
战后，昆明军区司令员张秀亲自来查看过地形，他说：“一营不愧是伟大的军队！”
后来我才了解，我们师、团许多领导都不同意对我们营穿插时间卡得过死，师里一位领导在查看地形时说：“谁说三个小时能穿插到，那就谁他现在空手跑一趟试试，他跑到了，我给他请特等功！”
假若，我们的穿插时间提前两三小时，我们也许能全营到达目标，也许还能在敌人阵前歇息一会儿，喘过气来。那样，当我们向老山主峰开始炮击时，敌人在1072是那点兵力火力，用不到三分钟就能捶平！可惜呀可惜！
更令人遗憾的是：该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不自责，还想把责任往下推。说穿了，他想文过饰非，找替罪羊。
我也不是说，今天还有抓出一个什么“祸首”来。领导限定穿插时间，也是为了不过早暴露全盘意图，有他的道理。他对情况判断错了，也是允许的，世界上到底没有常胜将军。我只是说，在事隔四年之后，请领导再调查一下一营的战斗表现，如实恢复它的英雄本色，洗刷去给一些干部强加的罪名……
作家，我即将转业离队了，很高兴看到您记下我的话，我不知道您会不会写出来，我不抱希望。我也看到过我们的一些战争文学，都是写成功战斗，写一往无前，所向无敌的。当真你们作家永远都要这么写，都要以成败论英雄，都是胜者光荣败者耻？这样写离战场真实有多远，请您找我们一营几个连队的人谈谈吧……
2.对我们领导我惋惜，又同情
——周培武（干部干事，穿插作战时三连排长）
我们一营那次穿插大部份不到位，伤亡过半，不能不说，这是老山作战以来一次大的失利，但同时也展示了我军溃而不散，前仆后继的精神，是我军光荣战史上很壮烈的一章。
我们某些领导战前决策有错，但更大的错在战后。他们怒火万丈——这是可以理解的，火头上他们顾不得去调查一下，这支被敌炮火覆盖的部队后来怎么样，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他们过于惊恐，过于匆忙想表现自己从严治军、赏罚分明的气派，宣布了包括带领一营执行这次穿插任务的向副团长及一大批营连干部撤职、降级处分，还说对向副团长要逮捕、要严惩！
（确有其事。作者在采访回来的飞机上，遇到前昆明军区保卫部罗处长，当年他曾被派出执行逮捕向昆山的任务，因一些师团干部有异议，他又去了现地调查，得出了向昆山等对这次拭失利有“经验不足”的责任，但不构成犯罪这样一个结论，才把已经填好的逮捕证揣了回来。）
没有跟上队的二、三连及一连一个排后来都干什么了？是的，他们开始被炮火打散了。在那个天翻地覆的狭谷里，你不跑那就只有等死。但我们营没有一个人后退，没有一个人跑出狭谷找个地方躲起来——而这是很容易的。因为你只要远离行军路线，在原始森林找个地方藏身，无论敌我，都很难把你找到。我们更没有一个人叛变投敌——为什么总要拉上一个汪斌呢？（关于这个汪斌，下面再讲）但从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被俘，被俘后在敌人淫威下说几句违心话的恐怕加起来也不算一个很小的数字吧！难道在讲到我们的党史时，非要把他们的名字列上一笔？
我们，绝大多数从敌人炮火下钻出来的人，哪怕是重伤员，只要他还爬得动，他们就只朝一个方向——枪声最激烈的地方爬。从东北两侧分头夹击老山主峰诸高地的我团二、三营每个连队的同志都可以证明：每个冲击队形里都突然加进了我们一营的同志，每个高地最后都躺下了我们一营的伤员，一营的烈士！
由于第一次遭敌炮火急袭时，干部伤亡较大，通讯器材几乎都不管用了，我们的同志大多是人自为战，组自为战，班自为战！
往哪里战？因为我们是从老山主峰东南角向它背后迂回穿插，当我方炮击开始时，我们正处于预定目标与老山主峰这间，在受到敌人炮火拦截，向预定目标前进已经不可能时，大家又听到老山主峰传来的激烈枪声，很自然地就往那里去了。
事前上级也规定，在夺下预定目标后，如敌情不严重，可相机以部份兵力向老山背后发起攻击。还说过，谁先夺下最高的三个高地之一，谁就是英雄。于是大家不仅朝向枪声最激烈处，也朝着耸立在云雾之上的最高处冲击。
我团英雄的八连在攻占老山一高地后，意外地发现，那里躺着我们三连的三个烈士，其中有排长钱留云。在他们前面的堑壕里，坑道里摆着敌人15具尸体。八连同志会公道地证明，他们鲜红的英雄连奖旗上，有我们三边同志的鲜血！
钱留云，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战前他母亲送他未婚妻来部队结婚。他的未婚妻是天仙般的一个美人。全连都欢天喜地：“排长，我们热热闹闹给你们操办喜事！”他说：“没听一首诗里说，古来征战几人还？你们热闹一场，别人呢？说不定痛苦一辈子！”他死时，手里紧紧攥着未婚妻的照片。
还有个曾荣德，原是一连的排长，昆明人，因误假受处分，下到三连当班长。他是个大学生，总是揣个小本，有空就写，我问过他：“写啥？”“诗！”“你咋有闲心弄这？”他说：“当兵这行不好，得看上级脸色，学会写诗，一支笔走遍天下，自由自在。”他名为班长，其实是来接受“考验”的，连支枪也没有，他从烈士手里抓过一支，冲在最前头，一连打倒了好几个敌人，一直把残敌堵在一个屯兵洞里，大喊：“哝空松也”，想抓活的。敌人果真把枪扔出来几支，等他走近时，射孔里又打出一梭子来。等后续的同志消灭了敌人，救起他，他最后说了一句话：“怪我自己……书生气……十足。”
光我们三连，我们一营的英雄也够写一本厚书。
陈洪远，你听说了吧？他是一连四班的，跟在六班后面，掉队了。遇到炮击时和同志们失散了。他想跑到高山去暸望，看部队往哪方去了，结果摸到敌人一个阵地后面。他钻过铁丝网，钻进敌坑道，只身向敌从阵地突然袭击，先后毙敌十六名，捣毁敌一个连指挥所、一部电台，最后他自己头部负伤，一只眼球被打掉。三天后，他才回到自己的部队。更有趣的是，他并没有立即向上级报功，在医院和伤员、护士闲聊才说出这么一段惊险历程。有人说他“吹牛”，他不服，气哭了。一个护士相信了，代他写了个报告，这才引起了上级重视。先派人到医院打他谈，，又派了一个调查组顺他绘制的路线去察看，结果一一被证实。他在那个坑道内击毙的敌尸，捣毁的电台，砸烂的木箱，打死的大黄狗，以及被他抄翻了的敌连长宿舍都原封不动摆在那儿，只因为那里一直被成团的苍蝇拥塞住了，暂时还没有人敢进去。
陈洪远后来被中央军委授予孤胆英雄称号。
（陈洪远现在在云南大学中文系读书，作者在春城期间，听说他正忙于考试，故未便打搅。）
二连还有两个新兵，轮流背着负伤的连长在森林里迷了方向，进了一个越南人的村庄。老山两面的瑶族都一个装束，他们还以为到了家，叫一个老头去找干部，老头半懂不懂地点头走了，他们才看到内屋墙上有张胡志明像，连忙撤离。六天后，他们才回到真正的国内。连长已在他们背上牺牲，遗体已腐烂，但他们始终没有丢下连长。有记者后来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答：“连长好！”“好在哪？”一个新兵说：“我母亲想我，日夜哭。连长知道了给我母亲去了一封信，说，‘妈妈，请放心，我会象对待弟弟一样对待你儿子’……”另一个新兵说：“我有些怕打仗，连长说‘别怕，你跟着我，要死我死前头。……’”
二连连长叫王仕田，这两个新兵对他的记忆值得我们每个干部深思。
那次我是三连三排长，遭炮击后我排有25人参加了对老山主峰之一——56号高地的进攻，在那里倒下了八个同志，我自己四次负伤。
一营的主要伤亡不是遭敌炮击，而是在向主峰猛烈冲击的路段上！
当年给一营作出不公正结论的领导今天都退下去了。事过四年，我想他们对我说的这些早已很清楚了。我听说，有的领导很内疚，很伤心。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他们更应当感到光荣，感到自豪！因为，这个部队毕竟是他们长期培养教育出来的！
话说回来，假若他们当年冷静一些，明智一些，求实的精神多一些，请一位笔杆子把一营失利和它后来的表现、英雄事迹都写出来，如实上报，对失利的原因勇于承担责任而不是向下推卸，那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我想，很有可能上级再一次授予我们一营“英雄营”的荣誉。最恰当的称号是：“打不散的硬骨头英雄营！”这不上弄虚作假，不是强词夺理，而是对一营很公正很如实的评价。她当之无愧！
真这样，我们一营那次战斗中出现的众多英雄今天何至于默默无闻？我们今天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几百个幸存者何至于不敢说自己是穿插一营下来的兵？我们这支历史上战功累累、曾是刘邓大军主力之一的英雄部队，何至不如其他参战过的部队显赫辉煌？我们的领导何至于一个个被冷落？
我不是埋怨领导，更多的是对他们的处境深感惋惜，深表同情。公正地说，在近十年的自卫反击战中，他们是立下了很大功劳的呵！
3.我活了下来,真是侥幸
——高少林（现团部协理员，原担任穿插的二连指导员，残废军人）
我们二连1982年评为军区精神文明先进连，各方面突出，三十多年无事故。
我本来是连长，战前改任指导员。
穿插失利，原因很多。战前训练掌握不当，把部队搞得太苦是一个问题，伙食标准低，营养跟不上问题更大。好比熬一锅水，火太大又加不上水，只有把锅子烧炸。
当地集中很多部队，附近老百姓不多，只能到远处去买菜，买回来一半坏了，本来不高的伙食标准只能有一半吃到战士肚子里。
每个人两套衣服，很快磨烂了，要求补发，哪怕是收旧物资哩！鞋子更费，一星期就穿底。上级说，是需要解决，往上反映吧。上面的回答是：“一套军装，一双胶鞋穿多长时间是经过专家们研究实验过的，不可能坏得这么快，你们等着吧，我们将派人来调查。”
不知是哪个单位果然派了个人来，五十多岁，爬不上我们的山头阵地，几个战士把他“架”上来了，结论是：“情况属实，你们等文件吧！”
有人提：罐头、压缩干粮在极度疲劳又找不到水喝时吞不下去，最好有1979年那种干粮袋，有水果糖、牛肉松、咸菜…….还有净水药片……回答是：“那是给坐飞机的人准备的……使人听了更恼火。
战士每月津贴8元钱，战前抽烟都厉害，司务长不愿借钱，怕人死了没法还，好多战士卖手表。
衣服没时间洗，长期汗水不干，的确良布成了个硬壳壳，又臭又易碎裂，抓痒能抓住虱子，补衣服只能补“关键”部位，没有布，只好扯帽子里的衬布。
老鼠很多，晚上在睡死了的人身上游行，白天钻被子，咬干粮袋，咬得一塌糊涂。
有战士说：“指导员，其它都好克服，没烟抽受不了。”还有人说：“让我在死前把烟抽够吧！”我叫事务长把我们连结余的几千元拿出来，给抽烟的发几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作到的是尽力“丰富”一下战士们的文化生活，组织歌咏比赛，学跳集体舞，开晚会，组织诗歌朗诵。我们把书籍画报录音机都带到了临战训练地。许多牺牲的同志在录音带上留下了诗，没有人听了不感动，家属更是如此。
但我们不能说战前的工作多好，有许多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左”的影响很深！
人的因素，精神力量决定一切，战胜一切。在当时根深蒂固，我看今天也远远没有肃清。
战前几天，我们还搞过一次长途拉练，天热，走起来渴得要命，不到一两小时把一壶水喝光。为了接受实战要求，一天一夜不停地走，干部战士都不吃不喝。有的人受不了啦，趴在稻田里就喝，一公尺外就是粪水。有一些人累躺下了，一个干部抓起他们就踢，还鸣枪威胁，这个干部责任心很强，后来打仗也很勇敢，但战士们就是不为他说话。还有个干部，本质也不错，就是爱对战士发火吼叫，一次行军他接过一个新战士扛的一箱弹药，扛过去就再没人接，他身体不行，终于也累趴下了。一个班长讽刺他：“你现在也道了吧，觉悟不等于力气呵！”
笑话多了！
一位首长来，要听听我的决心，我表什么态例子都摇头：“不行，不行，不够劲！”教导员见我抓瞎了，给我递了个条子，三个字：“喊口号！”我恍然，站起来高呼：“首长，拿不下阵地你就到突击排找我的尸体的！”他满意了：“我要的就是这个！”
我们嘴上喊实事求是，实际上不懂也不去作，给下面带来很坏的影响和压力。开进时，明知自己体力不行，还生怕比人家少带了东西，拼命争抢着加码，结果沿途都扔满了器材：爆破筒、手榴弹、圆锹、十字镐、防毒面具，还有饭包水壶……
路太难走。本来高涨的士气被汗水浇灭了，被困倦压垮了，一停步就有人倒下，倒下就鼾声如雷。
拉肚子的很多。吃罐头，喝生水，拉起来就象开了水闸门。你不能叫他不拉，又不能走远。怕有地雷，只能拉在路边。
干部心里急，很想抽烟，但不能抽，只好嚼辣椒。
我们二连在最后，前面没跟上，把我们堵在一个苍天大林子里，憋了好一阵，我一看，快到总攻时间，只好按方位往我们预定的位置去。
我那时身体很好，每天冷水浴，但那晚上也很感到很吃力，不咬牙就得往下倒。新战士杨中武十七岁，还未长成人，一米六不到，父早死，靠要饭长大，入伍后表现很好。他倒下了，我拉起他，他一把抓住我：“指导员，别丢下我，别丢下我。”我只好半拉半抱着他走。他边走边哭，还打自己，战士们后来说，那晚上是淌着汗水，流着泪水，踩着泥水，拉着稀水走的。
我们没走到地方我方炮击就开始了，一片惊雷在我们头上排山倒海般飞过，敌人阵地上转眼就是一片火海，天都红了，大家都兴奋起来，正吃干粮，敌人的炮火来了。
后来从缴获敌人一份作战图证明，我们的穿插路线正在敌人预料中，也许是敌人观察到我们的行军路线， 人家的炮打得很准，很密，一来就造成我们很大伤亡。因为正走到一条狭谷里，没法躲。原来我们什么情况都想象过，就是没想过在这样的地形突然遭敌炮击怎么办。战士们一下子傻了，很自然地往一堆挤，以为靠得越近越好。本来大家都学过如何识别远炮近炮，如何防炮，这时候却反应不过来了。
干部没有慌，很快制止了一堆挤的现象。并指示了前进方向，带领大家拼命往前赶。
敌炮追着我们打，沿途又有人倒下了，为了尽快赶到目标，完成任务。我们顾不了伤员了，只有等后面的军工来救护。伤员们大哭大叫大骂，给部队心理压力很大，有个别人抱住大树喊妈呀，妈呀，神经错乱了。
我们大部份人还是冲出了炮火封锁区，但找不到前面的一、三连的去向。我看到前面一个山头上有敌人，看得非常清楚，动员连长攻击。连长不同意。他说：“上级没叫我们打这里，也搞不清这是哪，上头多少人。”我和他争：“现在还顾得了这些？只要有敌人的地方就是目标。”他说：“打好了上级或许不追究，打坏了，脱不了责任。”我说：“我负责！”他说：“等一等”，再不吭气。
我们就等在那，还是时刻遭炮击，时刻有伤亡。战士们这一时聪明多了，都就地挖了防炮洞。
可惜，一次可贵的战机，一次使我们连可能脱离危险区域的唯一路就这么着等掉了！
我卧在地面，一发炮弹打来，听到“噗”地一声，如泼水。接着浑身一震，我知道糟了，想回头看看，但头转不过来，我想挪动双腿，也动不了，我意识到双腿没有了。很快，我感到一阵钻心的疼，好象一支手伸进我的胸腔内在抓挠，我将十指插进地里，让自己不喊叫，指甲都抠没了。
我身上的装具全掀烂了，背包、水壶、还有一部照相机——我带了十几个胶卷，原想凯旋后开个战地影展的。
一个战士扶起我，给我包扎。我才看清，我的腿还在，只是成了烂肉。与我同时负伤的还有步谈机员、通讯员、文书。新战士杨中武满脸血，对我哭喊：“指导员，指导员。”他不哭自己，哭我。
我又听到连长微弱的声音：给我包扎一下……
伤太多，战士们也不知给我包扎哪儿好。我准备了药片杜冷丁，吃了，我叫战士把连长抬下去，自己包扎了一条腿。
炮弹还在周围炸。这时大家只有拼杀的愿望，生死已置之于度外了。都在喊：“指导员，咋打？你说一句话！”我想调整一下部署，又一炮打来，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我已在四班副背上，我问：“你干什么？”他说：“我背你下去。”“这是哪？”他说：“不知道。”
我一会清醒一会昏迷。到了营救护所，我才知道，我们营大部份都没有到位，全营伤亡很大。我忍不住大声哭喊：“完了，完了！”教导员说：“你现在什么也别管，快下去吧！”
接着，我开始呕吐，这是休克前的征兆。
从营救护所再往下抬的途中，我被颠醒了，看到我连副指导员汪斌，我很吃惊：“你怎么到了这儿？”
他说他来找军工连上去抬伤员，还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我叫他好好组织部队，他满口答应，还给团里写了个条，大意是连队伤亡很大，连长指导员都负重伤，他们表现很好等等。
就是这个汪斌，后来被敌人俘去，并且在广播上发表讲话，说了一些迎合敌人政治需要的话，成为我们连营团师军的奇耻大辱。不管我们在这次攻克老山的战斗中有多大战果，多大牺牲都不能消除它的极恶劣影响，至今也抬不起头，翻不了身！
我认为，战争中被俘是难免的，我们不是先后也抓了越南成百上千的军人么？各级都有，提供什么情报的都有，不必把这事看得多重。
汪斌战前几个月从别的部队调来，他知识面广，能说会道，但作的不如说的好，我的他的印象总的说不坏。我至今认为，他是中途遭遇敌人被俘，不会是有意投敌。
那次我见了汪斌，继续往下走不了多远，敌炮又来了，八个抬担架的人都跑了，我动不了，眼睁睁看着炮弹炸，看着我们的人在炮火中飞。那是敌人炮火重点封锁的一条狭谷，是死亡狭谷。
我只有等死。这时反倒忘了伤痛，脑子格外冷静清醒。我想起，1979年我们攻进老街后，往在一座大楼里，敌人一个特工抱了炸药包来炸楼，刚要拉火，被我们一个游动哨兵发现，一枪击中对方要害，不然那次我们就完了。
1979年我也在三连，是进攻老街的突击班长，我们冲进敌营房时，收音机还在响，被炮火摇动着的电灯也还亮着。过后我们班在老街城里守护三天。老街相当漂亮，我们的任务就是防止敌人自己烧城，有些屋里还有人，但我们不曾无故忙惊扰价格体系一家老百姓。
一棵大树干被劈断，直直地朝我倒下，我闭上眼睛，但它只是砸在我的伤腿上。我第三次负伤，腿断了，象切豆腐，我当即昏死过去了。
事后我得知，是护送我的号兵潘贵德把我拖出来，他拖起我到另一棵树下包扎，没有救急包，他向本营一个背了很多救急包的事务员借，对方不干，说这是有数的，只能给本连的伤员用，还一再强调他得遵守纪律！
这说明，我们以往对战士纪律性教育是有片面性的。我的号兵哭了，他也哭了，但就是不给。
我终于被抬到团卫生所，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了。团卫生所长后来对我说，抬来时你的血压脉搏都没有了。
我还是活了下来，真是侥幸。
十、理解篇
边境局部战争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举国动员，全民参战，它的战场限于边境狭小地域，参战者只是占全军比例甚小的部队，它不会给更多的民众带来生死选择的痛苦，它的胜败与国家安危的联系也不明显。我们对越南进行的边境局部战争，情况又更特殊——对方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手，不可能给我们什么大的威胁。加之这场战争正逢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时期，前后方确实出现了极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局部战争的诸多特殊性才出现了“理解万岁”的口号！
人民的理解是前方将士的巨大力量源泉，反之，也是对他们战斗力的消蚀。我抄录了几个人讲述的故事，目的就是希望有更多人理解“理解万岁”！
1.家乡为我举行庆功火把节
——金古阿格（指导员，彝族）
打完“7.12”那一仗，军区授予我英雄称号，报上也登了我的事迹，写清楚了我是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的人，县武装部、丽江军分区立刻到我家去报喜，还放了鞭炮。
我父亲金古尔石认识汉字，接过喜报一看，连忙把喜报塞回报喜人手里：莫忙，莫忙！我儿叫金古阿各，不是金古阿格！再说，他当英雄除非山鸡变凤凰！
不怪我父亲主观。我过去在家的确是个捣蛋鬼，给他添了好多乱子。
1979年我高中毕业，考大学没“眼”，成天到处跑。父亲怕我和不三不四的人伙在一起学坏，就给我找了个临时工，给邮局往各山寨送报纸。有时我十几天也不送一回，还和人家打架。次年父亲又托人送我去“考”兵，验上了，我很高兴。
当兵的通知发下来，父亲要我把亲事定下再走。我们那地方有订娃娃亲的习惯，我小时和表姐订了亲，她比我大两岁，我本不愿意，怕父亲不让我走，不敢说，由随父亲杀了猪宰了羊给表姐家送去。我想订亲又不是结婚，走了我就不认帐。谁知表姐也不愿意，还和我家的人吵了起来，说她根本不喜欢我，骂我是“野鬼”。
我当时很“牛”心想我不喜欢你可以，你怎敢不喜欢我，还骂人！我找到她家，要回骂她一顿，把猪羊肉扛回来。表姐躲了，不敢见我。父亲说算了算了，其实没“算”，送了猪羊就是“定”了。
到部队后，我开始和班长也搞不好。排长找我谈话，我说：“为啥每次评好都没有我？”后来，我考上了特等射手，拉练是全连第一，我入了团，当了班长。但在搞生产时又和指导员吵了一架，他给了我个行政警告处分，我的情绪落下去了。临打仗前，各班争尖刀班，比谁训练好、体力好、团结好、纪律好……连里决定我们班当尖刀，我的情绪又起来了。
收复老山的战斗结束后，连里叫我代三排长，很不巧，关键时刻我病了，两条腿肿得又亮又粗，还流黄水，腿打不了弯，裤子也脱不下，连长指导员强迫我去住院，送我下山，把好吃的放在我担架上，我是一路哭着走的。
在医院，我听说连队打了一场大仗，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疯狂反扑，光8班就毙敌50多名。我病未全好，但再住不下去了，坚决要求出院回连。大家见了我高兴得一个个抱住转圈。
7月12日，敌向我老山地区大规模反扑，团命令我连增援7连，到达后，连又命我带一个排增援7连2排阵地。中途，我们遇到敌人各种火器拼命拦阻射击，我排8个同志负伤倒下了。7班又走错了方向，只我带了八个人上来。这时，二排阵地到处是浓烟弹坑。堑壕被炸成一段一段的，他们排伤亡很大，只剩下五个战斗员了。排长王尚荣见我们上来了，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2排阵地前七八十米处是169高地，敌人刚从我们手里夺去的。这高地控制着通向我方防线几道山梁，敌人多次想从这里突破，付出过很大代价，只这次它终于得手了，猖狂得在那上面又敲打又喊叫：“中国兵完蛋了，投投降吧！”
团里命令我连必须迅速夺回169，我向连长指导员要求：“我带我排剩下的六个同志打头阵，打不下169我不回来！”
我在阵地上掏通一个洞观察169，看清了敌人穿的马裤，正在加修工事，压子弹。
连长指导员又交给我几个人，说这十二个人交给你了，怎么打你决定。我说行！
下午5时，我们强大炮群开始向169袭击，正当炮弹呼呼从我们头上飞过，轰轰在敌阵地上爆炸时，我们已前进到离敌前沿30米处，清楚地看到敌人在我炮火下鼠窜嚎叫。炮火一停，我们只用几秒钟就冲上了高地。敌人作梦也没想到我们来得这么快，一团团抱头往石缝、堑壕里钻。我们端起冲锋枪猛扫，边打边冲，仅用五分钟，我们夺回了169高地，击溃敌一个加强连，毙敌45名。
后来我听说，这天指挥全线抗击越军大反扑的一位师首长，听到我们夺回了169，掐熄了他连续抽了一天的最后一根烟，跳起来喊：“投入预备队，全线出击！”
（这位指挥员对笔者说：“敌人丢了169，暴露出它后劲不大了，我下子放心了……并说：“金古阿格，真是好样的！”）
7．12！这是我们师光辉的节日，它叫敌人在我们阵地前留下了几千具尸体，至今我们师无论上下，提起它都眉飞色舞的。
回头再说我父亲，他嘴上说：“我高矮不信！”但对我叔说：“八成是那小子！龟儿犟，从小屁股打烂了也不叫一声，你去打听打听！”
我叔跑到县武装部翻名册，全县参加的只有一个金古阿格。我叔还带回一份报纸，对我父亲说：“看，这上写的是翱翔在老山之巅的凉山雄鹰，是他，没错！亲戚们开始牵线地来我家道贺了。我父亲说：“莫忙哆，是不是，只有等和他本人照了面才算巴实。”
1984年底，我回去了。我的乡亲、母校老师和同学，排了两公里的长队，敲锣打鼓迎接我，地方领导还早早把我父母接了来，给我，也给我父母带红花，感动得我父母直掉泪。县委书记县长还讲了话，说我为家乡争了光，为我们彝族争了光，奖励了我父母五百元钱。
晚上，又在我家所在的战河区坝子上为我举行庆功联欢火把节。我们家乡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早在阴历五月二十四日举行过了，专为庆贺一人一家的喜事另举行火把节，这在过去是没有的。
远近来了几千人，当然这就不都是我家的亲戚朋友了，彝族居多，也有汉族，机关干部，学生……乡亲们抬来了甜米酒，拉来了羊，烧起大火，者沱沱肉下酒。一坝子燎眼的火把，一坝子欢歌狂舞的人群，闹了几个晚上！
表姐没来，我姑也没来。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她们家，故意装腔拿调问我表姐，别人都为我贺喜庆功，你为啥不来？表姐低着头不敢看我，我姑先也愣了，后来过来劝解，说她女儿过去不懂事，求我谅解。我大笑，对表姐说：“表姐，我是来谢你的哩！”她抬起头，似信不信。我又说：“我在部队当英雄，半靠你呐！部队有规矩，当英雄，不光要看打仗，还得是没有违法乱纪行为的。你想，我如真和你订了婚，那可就违犯了婚姻法，那上边规定表姊妹是近亲……”表姐跳起，拉着我的手说：“金古阿各，你现在长大了，懂事了。这规矩我早知道，怕和两家人说不通，只好说我不喜欢你，还说你是头‘野牛’。”
跟着，表姐，我姑来到我家贺喜，还带来了一个小伙子，是运输站一个会计，我已听说表姐和这会计好，就叫了他一声姐夫，表姐好高兴！他们给我家送来了羊子，鸡和酒作贺礼，其实也算退还了“彩礼”！
但还是出了一个事，第二天火把节上，我姑喝醉了，又闹着要把她小女许配我。她小女才十一岁。我父亲这时“开通”了，说“这不行，不合法”。姑妈说：“不是不合法，是你儿子出了大名，你门第高了，我攀不上了。”
归队前，父亲再次叮咛我：“记住乡亲们的厚望，可不要让几晚上的米酒灌迷糊了。牛皮鼓经不经得起敲打，要过三伏三冬才知道！“临离家，父亲把我抱住了，久久不放，我们两父子还从来没有这么亲热过。
2.今晚我们举行婚礼
——杨正宏（伤残战士、新郎）
（来到收复老山的英雄团队，刚落座，政委就说，可惜你们来晚了，打老山时的战士，走了几批，明天是最后一批了。我当即提议，我们今天就开一个老兵离队前的座谈会如何？政委说，他们今天都忙着在车场交运行李，如本人不在场，怕把行李搞错。我实在不愿和这批大多是有战功、部队想留又留不住的老兵失之交臂，决定到车场去看看他们，找他们交谈几句。在车场，最先见到就是这位杨正宏。
他的连长先介绍，他是二等功臣，二等甲级残废，战场上一直跟着已牺牲的全国著名战斗英雄，副连长张大权，在给各攻击点传达命令时，多少次往返于敌密集火力下……正说着，杨正宏远远地走过来了，一看就是一个乐观灵活，很有风度的小伙子。待他在我面前站定，我禁不住在暗中一声惊呼。他的鼻孔窄陷，色泽有些黑黄，一只眼睛上贴一块胶布，——后来他揭下了——那只眼球显大、浑浊、下斜。这副面目比之于他的潇洒身段，不能不使人惋惜！
我首先想到，这个昔日的漂亮小伙今后找对象麻烦了！
车场的阳光烤人。连长问明白杨正宏的行李已交运完，便邀请我们去他的连队坐坐，又对小杨说：“几位首长从军区来，专为参加你今晚的婚礼！”
杨正宏高兴得直搓手：“欢迎，欢迎！”
余连长告诉我们，他的未婚妻是他家乡人，来接他。但全连离队和留队的同志一致要求，一定要给他们热热闹闹办个婚礼。
同来的一个年轻干事消声问我：“你猜，会是个什么样的姑娘？”我没有回答。事后他自己回答了：“我原以为是个黑瘦矮小、一头黄发、嫁一个正常人很困难的女娃子。”
我虽没作过这番猜想，但当见到杨正宏的新娘时，惊异之情丝毫不亚于我的年轻朋友。说实在话，昆明街上走过这样一位姑娘，也是会引人注目的！
很多战士在忙乎张贴大红喜字，我们则在新人的洞房内采访他们的恋爱经过。
可惜，那位姑娘怕羞，很少说话。）
我负伤后，五天后才恢复知觉，已经住在昆明的医院里，后来又到西安、上海整容。
1986年8月，我回了一趟家——云南蒙自芷村乡。我知道自己丑，怕见人，在村外林子里等到夜黑才进村的。
父母见到我的样子很伤心，想哭又不敢哭，怕我多心。其实他们那个样子还不如哭出来我心里轻松些！
我四弟兄，两姊妹，父亲是个风湿残废人，我是老大，家里指望我当顶梁柱，哪能不伤心？
我安慰他们：我不过变了点相，手脚还是好的。其实我背部还有几处伤，天阴闷热时有点疼。
她叫李丽琴，我们从小在一块，小学中学是同学。我当兵后，她先给我写的信，我也给她回过信，说的都是一般的话。她说家乡生活好了，我就说我们连队的光荣历史，我对她有好感，但没有往那方面想，因为她家富，她父亲是乡长，不可能……
(我们问李丽琴：“你先给小杨来信是为什么？”)
她答：“问他呀！”
问：“你给小杨写信有那方面的意思么？”
（答：“没有。小时候我喜欢和他一起玩。他父母不会写字，而我想，他一定想知道家乡情况，就经常给他写信。）
我负伤住院时，又收到她的来信。她是在我家要到的地址。信上只说，全村人都关心我，要我好好养伤，最后说，全村还只你一个功臣，我向你敬礼。
（我问：“小李，你这时候有点什么意思了吧？“她笑而不答。）
我到家后，最怕的是见她。我想过，我没在信上给她说我安了假鼻子假眼，原来我就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现在就更配不上了，她也从来没表示过啥，有什么必要说那些呢？
她来了，我戴了口罩、墨镜见她，很客气也很冷谈地对她说：“谢谢你的关心，以后你不要来了，我不愿意见别人，因为我太丑了，连我自己都害怕照镜子。”
她又来了，是串通了我妹妹在我睡觉时来的，到过我的床前，妹妹说，她是哭着走的。我听了很火，骂了我妹妹，也骂了她。后来，她叫我妹妹拿来了她的日记，那上边写着：“他自己说他很丑，我觉得，他还象过去那么漂亮，甚至比过去还漂亮。
（我问：“李丽琴，是这样写的么？“）
她大大方方地回答：“是这样写的。我真的不认为他变丑了。”
问：“为什么你觉得他更漂亮了？”
（答：“不知道。”）
日记里还说，可惜他不如过去活泼了！
我怎么能活泼得起来？我也不因看到她的日记高兴。我决定，假装什么也没看见，而且从此躲开她，远远地躲开。
假期还长，我想出去走走。那天清早我在乡场上等去蒙自的车，她也来了。上了车，她对我说：“你给我买张票”。我问：“你去哪？”她说：“你去哪我去哪。”
我心里咚咚跳。我知道我长期梦想的，盼望的，但又认为是不可能得到的幸福已来到眼前。
在部队几年，我心里时刻有她的影子，受表扬受批评时我想到她，看到一对对亲热的情侣想到她，看到人家两口子打架也想到她，我总把她和我的未来连在一起，又明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正因为不可能才叫我老是想，而且想得厉害，想得有滋味的。大概这就叫幻想，叫做追求吧！
但这个时候我很冷静。自从看了她的日记后，我就细细思量过了，我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伤残躯体，什么的未来在等待我？我怎么能把她和我的痛苦、贫穷、漫长黑夜拴在一起呢？
我决心推开她，躲开她。
在蒙自下了车，我对她说：“你去忙吧，我要再买到开远去的票，给部队办事。”她不假思考地说：“那我也去开远！”
“你干什么去？”
“你管不着！我自己有钱买票！”
我以为她是斗气的话。等我真买了去开远的票，她也真买了。
我们又到了开远。我先问：
“你到哪？”
她也问：“你到哪？”
我说：“我哪也不到！”
她：“我也哪不到！”
我再也不忍心推开她了，何况是在这陌生的城市。
我带她去馆子里吃了顿好的，然后来到怒江公园，在一个僻静处，我们摊牌了。
“李丽琴，你是不是真有哪意思？”
“啥意思？”
“和我好。”
“你自己看！”
“我看？我看你是逗着我玩的。”
她哭起来了，哭得一发不可收拾。
我只好说：“我是早想过和你好啦，只是我哪方面都不行，现在我……”
“我都看到了，我愿意！”
“你这是自找苦头，你会后悔的。”
“决不！”
（我们问：“李丽琴，你为什么下这大决心？”
她不回答。
我又问：在学校，老师讲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吧？你爱他，是不是你……
“才不是哩，我可不图这光荣，我懂事后，就自己定下了。”）
今晚我们举行婚礼，欢迎首长们参加！
3.《战争，让女人走开》之后
——戴钱鑫（团政治处主任）
（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和电影《战争，让女人走开》的主要情节很相似，但它毕竟不是电影，而是一个不曾看过这电影的人讲述的真实故事……）
老山战前，我爱人来电报，要来部队探望。当时部队战备训练很紧张，但还未接到作战命令。我们已两年不见，孩子生下才一个月我就离开了，现在已经两岁多，听说什么都会说，还会讲故事，唱歌了，我当然很很想念他们。回电说：“要来，就尽快动身。”
估计她要到达时，我们突然接到去远地演习的命令。营长外出，我作为教导员不能不去，只好把到火车站接家属的事托给了通讯员。
几天后我演习回来，已是晚上十一点，我以为他们可能已经来了，来不及拍打一下满身的尘土，卸下武器装备，兴冲冲、急忙忙奔向我的宿舍。想到我将要高高举起她在信上一直夸奖长得漂亮、而我一直想象不出是什么模样的儿子，我的心猛烈地撞击着喉部，也顾不得同志们在我背后大声取笑了。
但我的铁宿舍窗口是黑的，门上依然一把大锁。通讯员说，他连续三天去接站，都没见有带孩子的妇女下车。我想，也好，我终于没有耽误接站的时间，免得落下埋怨。
火车到县城车站是凌晨三时。我很疲劳了，怕睡过头，从炊事班借了小闹钟来。但怎么也睡不着，干脆往车站走，在那里坐着等。火车按时到达，但没有他们母子。又连续三个晚上都如此，那三天我坐立不安，反复看她的来电，猜度她可能在途中遇到的不测，似乎肯定了她在车上又发作了头痛病。我决定，再等一趟车不来，我就上昆明，请铁路局查找从上海来的一位带着孩子的中途病倒下车的女客。
第四天晚上，终于把他们接到了！一下子，我的疲劳、焦虑都飞了九天之外。
她带了四个大提包，其中两包是中草药。她是请了长假安心到我这来养病的。
我什么也顾不得问，抱起孩子就亲。他叫我叔叔。她敲了他一下。
她为什么晚上几天才到？上海正下大雪，她为买集那两提包药材晚了几天，到昆明，由于行李超重，遭罚款，又误了一趟车。
就在他们到来的第二天，团里开会传达了作战命令，限令家属按期离开。
我不忍心立刻告诉她。她正兴致勃勃收拾这个家，砌灶台，修门窗，一副长住久安的架势。
这时候，战备训练更紧张了，我没时间也没心思照顾他们母子。她叫我买些肉来作腌腊、香肠，我没买，她叫我找药罐，我忘了，她说孩子流鼻涕，叫我带去看看，我把他交给了通讯员……我这时心里想的不能不只有我这个营怎么完成训练科目，因为这是关系我们能不能完成作战任务，关系到每个参训的人能不能完完整整回来的大问题。妻子已经开始埋怨我了，但没等她发作，她已经从家属们那里听到了风声，也看到了我们发的绑腿、救急包、光荣弹。
我只有如实告诉她：你和孩子必须在春节前离开。
第二天，我照样去出早操。回来，她还躺在床。我喊她，她说她的病发了。我以为她是怄气，还逗她，把她抱起来。她喊：不要动我，不要……接着是一阵翻肠倒肚的呕吐！我心里叫苦不迭：她是真的犯病了！
团里又叫开会，我只好请假，到卫生队请来医生，医生又报告团，团里领导说：她这是特殊情况，不要走了，留在部队治疗。
人们走后，我问她：你真的不能动么？她没有答话，只有一声声委屈的恸哭。
我在西双版纳当知青时就学会了抽烟，抽得很凶，后来戒了，戒得很彻底。当天，我又叫通讯员买了烟来，破戒了。她听见我在门外划火柴，喊我进去，抓过我的手，闻了闻，哭着说：你不要难过，我走，我心甘情愿走，我全明白了，不埋怨你……
我决定派人把她和孩子送到昆明，又打电话托昆明的朋友买一张到上海的卧铺票。
团长张又侠知道了，说：无论如何不行，路上出问题怎么办……我考虑再三，觉得我不能特殊，再说把她留在营房，不如送回上海老家放心，也免使她常受前线消息的惊扰。我叫来了卫生车，用担架把她抬上去，我自己抱着孩子，把他们送到县城车站。这趟火车没有卧铺，只好请列车长通融，让她在过道上铺上毯子，席地而卧。
回到宿舍，我在清理她散乱的药包时，发现她留给我的除付车票多余的十元钱，还发现被子里塞着我的小儿子贴身穿的毛线衫，线衫上传来我熟悉的儿子身上的汗气，我用它捂着脸，情不自禁地哭起来了。
“戴钱鑫，你干什么？”团长张又侠出现在我的门口，厉声喝斥。
我以为他发现我在哭，一时真感到难为情。却听他说：“不是叫你爱人不走的吧？你怎么就自行其是？”
我说：“团长，我感谢组织，我领情了……”
他不由分说地：“跟我上昆明，把你爱人堵回来！”
我不去，团长知道我牛，我决定了的事别人劝不转来。他只好改口：“那就陪我到昆明去送她上车！”
越野小车抄的小路，团长还一直催司机：快，快！他想赶在火车到达昆明之前赶到。但我们还是晚到了一步，进了站台，那趟火车的旅客已散尽，只有我的妻子抱着孩子坐在冷清清的月台上，两个护送她的同志代她寄运行李去了。
我走近她，喊：“小万，团长赶来给你送行……”
她很奇怪，突然爆裂出一声声号哭……
当晚，团长去军医院请来了医生，拿来了一大包药物，把他们母子送上到上海的卧铺车厢。
回来，我把留下的东西捆成包，上面插一朵玫瑰花和一张字条：“我是军人，共产党员，我的生命属于党和人民，余下的则属于你……”
（老戴讲到这里，我问：“你看《战争，让女人走开》的电影么？他摇摇头，似乎很不解我怎么突然问起这无关的问题，我给他讲了这电影里的故事，他哈哈大笑，并且立刻说出了这电影编剧的名字，因为他也曾经和作者摆谈过这事。）
既然故事都进了电影，我就再给你讲一段这故事以后的故事吧。
两年多以后，我的孩子快五岁了，他妈妈又带他来部队看我。
在昆明南行的小火车上，她遇见了北京市人民赴前线慰问团的同志。团长李素静是个五十开外的女同志，全国劳动模范，特级教师。她见我爱人身体单瘦，一脸病容，便和她闲聊开来。我爱人也是先和她谈起两年多前第一次来部队探亲的经历，李老师听着听着，已经很感动了，她问：
“为什么不叫你爱人回去看你，反要你带着病，拖着孩子长途奔波呢？”
“大姐，不瞒你，我常常请病假，工资不多，他那点钱，除了养活孩子，再付不起两个人来回跑的车费，只能一个人跑单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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