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叫他跑呀！”
“他跑不如我跑。我在家，常犯病，有几次病得不能动了，还是邻居破窗挑出钥匙，把门打开把我救活过来的。我怕有那么一天我的孩子成个流浪儿，不如把他带到他父亲身边来。再打仗，我们再走，不打仗，我就宁愿死在他身边……”
这时，李老师忍不住泪下如雨。她抱住我的爱人说：“小万，你信得过我么？”
“大姐，你说哪里的话，你是慰问团团长，我怎能信不过？”
“那好，你不要让大姐白来前线一趟，你让大姐为前线将士尽一点微薄的心意好不好？”
“大姐，你要哪样？”
“我要把你的孩子带走，让他住在北京，进最好的幼儿园，上最好的小学，尽我的全力护侍他，教育他，让他什么都不缺，健康活泼，学习好，你相信我吗？等你病好了，完全康复了，你把医生证明寄来，我立即把孩子送回来。”
李老师到了我的部队，又一再动员我，动员我的部队领导，慰问团的同志也帮她动员，由于她的真诚，恳切，也由于我的孩子也很快喜欢上了这位大妈妈，嚷着要跟大妈妈走，部队领导也就“动摇”了，转而来劝说我。我和妻子虽觉得这是对李老师无端的打扰，很过意不去，但拗不过她的盛情，只好同意了。
今年国庆，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老山的孩子在北京》。我的孩子出现在屏幕上：“爸爸、妈妈，你们看见我了吗？我在北京、很好很好，大妈妈对我好，小朋友对我好，阿姨们对我好，他们都叫我向老山的爸爸和叔叔们问好，向你们敬个礼！……”
看着电视，我和妻子都哭了。不是想念孩子，是心里不安，为李老师和北京市人民的深情厚意。在这之前，我们听说了，北京市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都来看望我的孩子，给他送礼——都被李老师谢绝了。
李老师不要我们一文钱……直到现在，我偿心里还是觉得不妥、不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4.不都是鲜花迎接征战归来人
——王佐明（团长）
有个战士叫梅德文，贵州纳雍农村人。战场上负伤，按伤残级应给他安排个工作，但一直得不到落实。他一级级找，最后找到县。县里一位领导问：“谁叫你去当兵的？”
“我志愿去的。”
“那你找我们？”
“我是为了保卫国家呀！”
“那你去找国家！”
这个战士无奈，又重返部队，见人取下他的假腿，“梆梆”敲打着：“打仗是最可爱的人，负了伤是最可怜的人，回去是没人管的人呀！……”把新战士吓坏了。
能怪这个战士么？
还有个排长杨盛碧，负伤后高位截肢。他要求在某市安置。部队派人联系多次，不得要领，后来一个负责安置单位提出要一台北京吉普作为交换条件，部队照办了，但到现在还没安置下去。
局部战争有很大的特殊性，它不是举国动员，全民参战，敌人对我们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只在极小的区域，你怎么宣传战争的意义与战士的英雄艰苦，大多数人的理解仅仅是理论上的，有的人甚至不以为然，漠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几机”，哪管你前方流血牺牲。加上我们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形成了前后方极大的反差，加大了我们部队，尤其是面临生死选择的战区部队各项工作的艰巨性。
伤残战士、转业干部的安置，每每发生令人不愉快的事。你到每个团去都会看到至今无法安置的伤残军人，不少人生活确实困难，好多问题无法解决，有的情绪悲观，满腹怨言。这对于活着的人，未来还将投入战斗的人心理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可小视的。上面那位县领导的话，则是对我们部队战斗力的一种瓦解，是把我们战士火热的爱国心塞进了冰箱。我们有多少转业干部为谋得一份职业费尽心，跑断腿，花完几个转业费，最后还得不到合理安置。我们还有多少干部在前方出生入死，他们妻子在后方没房子住。一些地方分房时把军队干部列入“另册”，她们只能看着别人乔迁，自己望房兴叹！至于干部战士的子女弟妹招工上学，被别人顶替掉，他们的未婚妻“吹灯”的就不是个别的了，我希望作家们拿出勇气，反映部队真实情况，干战的内心思想，不要只报喜，不报忧。
5.我们不要同情,只要社会公正
——张多周（连长，者阴山主峰攻击连排长，“士官生”）
军校毕业时，我21岁。两个月后就接受临战应急训练，接着又随我们副营长深入敌境侦察，攻打者阴山时；担任主攻连的主攻排长。
我们副营长叫唐本清，四川重庆人，1975年入伍。他的家属在麻袋厂上班，厂里离住地很远，上班要坐公共汽车，还要坐船，每天花三、四个小时，还得背上刚生下的孩子，披星戴月，顶风顶雨。唐副营长有空就掏出孩子的照片看，眼里闪着又甜蜜又酸楚的光。他对我说过他的心愿，“死我不怕，上级能叫我们上战场的人，每人填一张表‘你有什么要求’？然后研究一下这要求是否合情合理，适当解决一下就好了，我也就安心乐意去死了。”
他的要求是什么呢？很简单，给他爱人在工厂附近换一间房子，不要大，能放下他爱人和小儿子睡下的一张床就可以了！
可这要求他从没向上级提，只和我念叨过。他说：“部队又不管房子，提了也白提。”
他还告诉我，他爱人为这事一直和他闹。“也难怪她呀！”他说。早晨孩子睡不醒，几巴掌打醒来，等再在她背上睡过去，又尿湿了她一身，在轮渡上江风一吹，母子俩都透身凉……
休假期间，他就在家带孩子，孩子要什么他买什么，以此来讨得母子的欢心与谅解。一次，他给孩子买了对小鸟，父子高兴地回家来，妻子一把夺过鸟笼，扔多远，说：“我给你儿子当马骑还不够，还得给他提个鸟笼子？”孩子大哭，他给了妻子一巴掌……
唐副营长在侦察中触雷——我也负伤，现在是三等一级残废，但远不如他伤重，住院回来赶上了者阴上战斗。他临终前，说了一句话。“不要暴露……”然后再没说话，眼泪不断地流。我想他这时候准想到他的背负着儿子匆匆赶车赶船的妻子，想到他给过妻子那一巴掌。
战后，我没去他家，但对去慰问他家属的人讲过他生前告诉过我的话。那人回来说，他家里仍然挂着鸟笼，那对小鸟还是活蹦乱跳的。他妻子说，那小东西珍贵、不吃一般的食料，她得专给它到鸟市上买小虫来喂。至于换房的事她一字没提，只说，老唐说了，现在国家困难，千家万户都有难题，等经济发民了啥都好办。
我们连还有个张景波，班长，全团军事尖子。攻打者阴山16号高地，他第一个冲进敌堑壕，毙敌多名。荣立一等功。战后，我去过他家，问他双目失明的父亲有没有困难。因张景波生前讲过，他家受人欺侮，有家人常打上门来，家里来信不说，张景波有个女同学又是女朋友的气不过，写信叫他回去打转来。他回信说，国仇当前，家事只有先放一旁了。女朋友一气之下，和他吹了。他老父亲对我们还是不说受人欺侮的事，只问：“景波真的立功了吗，不是你们给我说宽心话吧？”
当我们提出要当地政府解决他受欺侮的事情时，张父说：不用了，不用了，我听说乡上在整党，整好了党，公道就自然明了！
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很深！这是一个深山老农对我们党的无限信赖与希望呵！
再说说我自己。我从小跟叔叔长大，叔叔其实就是我父亲，他是个老兵，后来是一个中学校长。
高考时，我考分较高本可上名牌大学，却分到最后一个志愿上——军事学院指挥系，我哭了一场。叔叔给我讲了中华民族悠远而伟大的历史，又给我吟诵壮烈雄浑的边塞诗词，说：国之不固，何以家为？鼓励我勇敢从军。
南疆的战事还在进行，但我们的部队撤下来休整了。不久我被派去贵阳接兵，把别人安顿下，我连忙往家跑，深夜十一时敲响了叔叔的门。我激动得呼呼喘息，眼泪也快掉下了。我心想：差点见不到你了！真是的，在阵地上作梦，也常常是敲响这扇熟悉的小门，一头扑在叔叔的怀里，给他讲战场的经历。没想到，叔叔怔怔地看着我，象不认识，突然地一声喝问：“你干什么？”我说：“么爸，我回来了呀，我出差回来的。”他不相信：“正打仗，出哪样的差？”我说：“我回来接兵。”他说：“拿你的通行证、介绍信我看！”“我没带，放在招待所提包里了。”他指着门：“你给我走！马上就走！回你的部队去！”我才明白了，他把我当开小差的了，立刻抱住他大笑，直笑得他看出来我不是个逃兵，也跟着我嘿嘿笑起来！
我们这个民族伟大呀！唐副营长的妻子，张景波的父亲，我的叔叔，他们各方面不同，但又都是我们民族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每一个人身上都体现了我们民族明大义、顾大体的传统美德。
我不赞成把战争写得凄凄惨惨的，英雄人物的下场都不好，这样的宣传好象是叫人家同情我们，理解我们。其实我们最需要的不是这些，而是国家兴旺，人民富裕，社会公正！这也是我们父老兄弟的希望。如果我们唐副营长家属所在的工厂能主动关心她，免除她每天背着孩子长途奔波之苦，如果张景波家乡政府能使他的瞎眼老父亲不致时时受到别人的威胁……这就是对我们当兵的阳好理解，最大的支持了！
6.理解——我心中的诗河
——谭忠兴（战士，业余作者）
我是怀着没能进大学门的遗憾来当兵的！
现在我当了四年兵，我再无遗憾，只有庆幸。
者阴山战后，我写了《战士和母亲》，《薄情女》等，最近《滇池》《西南军事文学》等发表了我多篇小说和诗。
（与我同时采访小谭的一位总编辑看了他的一个长篇小说部分初稿，认为很有苗头，小家伙很有才华，并且决心抓出来，在他们那里出版。）
我庆幸，不是我写了一点东西，而是我心里有一支号，一面鼓长鸣不歇！
我理解我的战友。这是四年来在哪里也得不到的收获。
者阴山战斗是1984年4月30日打响的，29日我作为宣传科报导员到了一个尖兵班待机地。那天下大雨，地面是烂泥，战士们都斜躺在泥水里，雨衣都盖在弹药上。大家很严肃，不吭气。一个战士在吹笛，我是个“音盲”，但他的笛音不仅使我听懂了，动情了，而且落泪了。我似乎是第一次领悟出人间怎么会有音乐。那悠远而又恢宏的音响比一个交响乐团还使我震动，好象把天上地下都塞满了！
我问班长：“你们不怕吗？”他说：“不怕！副团长和我们连在一起！”
他再没多说一句。副团长和他们在一起就能使战士们无罪，使战士们自豪。我多少希望我们所有的干部永远和大家在一起呀！尤其在危难面前。
（小谭翻开笔记本，我记下了他们班长叫蒋兴宽，吹笛小兵叫紫有和，彝族，当时十八岁。）
战斗结束后，我在机关分到六个苹果，请新闻干事孙大阳带去主峰，转送给这个班。不想，他们大都牺牲了！两个重伤员已送去后方医院，我再没见到他们。
但他们的名字我记着，他们的模样我也记着，那小兵的笛声将永远在我耳边震荡，在我心中长鸣！虽然我们从相识到永别只半个小时。
祖国亲人的理解也是我心中的长号与战鼓。
从贵州遵义来了一对老年夫妻，他们的儿子牺牲了。见到廖锡隆师长时，他们第一句话问的是：“我们儿子立功了吗？”廖答：“立了”！其实没立。老俩口笑了，虽然笑得很苦，但这笑容就象在我心上刻了一刀似的。老俩口到儿子坟前，拣了块石头，回去了。廖师长把他们送了很远，又派组织科长送到车站，给买了票又另三百元作路费。
XX团一个战士，负了重伤，在昆明住院时家乡来了一位姑娘看望他。战士没钱，连津贴带补助一月只25元。姑娘每天只在街上吃一碗素米线，直到三个月后这战士痊愈。后来他们结了婚。
1984年8月，各地大学生组织“振兴中华旅游考察团”来到者阴山，上级叫我带他们上山。他们男男女女，穿牛仔裤，高跟鞋，一路欢欢腾腾。到了主峰，一下子庄严起来了。猝不及防的战士们也傻了，都“唉哟唉哟！”不知道该上前迎接还是赶紧躲藏。因为他们一个个都穿的短裤，长裤也磨得只剩了半截，破烂不堪，风吹来，有的屁股都露出来了。加上他们头发老长，胡子拉渣，赤膊上流着污黝黝的汗水。女大学生们流露出惊恐的眼神看着我，好象说：“你把我们领到什么人跟前来了？”幸好，指导员机灵，抓了顶钢盔扣在头上，向考察团长敬了个军礼：“报告团长，XX团5连正在加修工事，请指示！”女大学生们“呜哇”一声哭了，主动上前抓住战士们的手：“同志，你们辛苦了！”战士们一个个后退：“不辛苦，不辛苦，等我穿好衣服哆！”
连队要给客人备饭，大学生们非要吃压缩饼干不可。后来和战士们开始交谈、照相。女大学生要给战士缝补，拉他们签名、合影，战士们都不好意思。
6时上山，到晚11时离开，大学生本主愿走，但我们怕他们万一遇上敌人炮击，坚决请他们当晚下山。
下山一路，我再没听到他们嘻哈打笑，每个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不断重复几句话：“真没想到！”“真了不起！”“令我们终生难忘！”
女大学生戴华，给我送了一个书签。说：“我是个学生，送不起别的，只有这……”书签上翱翔一只搏击长空的鹰。这礼物我视为珍宝，决不是别的意思，而是这礼物代表着同代人对我和我的战友们的理解。
我后来也给她寄去了一块弹片，一张越币。我写道：“感谢你对前线战士的理解！那只鹰将永远在我们阵地上空翱翔，告诉我们人民的期望和鼓励，也带给了我一条长流不息的诗河……”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我们。四川资中籍战士李大辉，排雷牺牲。他父母是退休工人，原叫他回去顶替，他把顶替名额让给了妹妹。未婚妻有意见，和他吹了。作战期间，他父亲去世，哥哥来信要他分担安葬费二百元，他把烟断了，到死时积攒了一百元。我们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他哥哥的信和这一百元钱，才明白别人打仗拼命抽烟，他却把烟断了的原因。后来他母亲和他哥哥来队，为分配一千元抚恤金他哥大闹，提出要分五百元……全连人听了都很寒心。
7.沈阳来了个李教授
——（普友福）
李教授60多岁了，他是听英模报告得知老山这地区湿气大，战士长期住猫耳洞，风湿病、皮肤病很普遍才主动请求到我们师来治病的。他带来了几种外用药，一试果然见效。
他来的第一天，听我讲起前线作战，救护的艰苦情况，非常感动，从怀里掏出了介绍信，说：“院长，我原来只想送几副药，告诉他们用法就走，现在我决定留你这儿当战士了，请收下我吧！要看我没用，你再叫我走。”老教授站起来给我敬了个举手礼。我说：“老教授，我早就久仰大名了，我不敢说收下你，请受我一拜，收下我当徒弟吧！”我向他三鞠躬。
军区卫生部和我们军师首长都闻讯赶来看他，他更感动。不久，他把带来的一个高徒打发回去了。我不理解，问他：“老教授，就身边有个年轻人不是方便得多么？”他说：“不瞒你，我已教了她几手，还有几手我在学院都没露过，我不传外人，只传给你这个解放军。”我说：“我要给你拜师费，要重谢你。”他生气了：“那我就不传了。我要你报酬干啥？我只要你好好为你部队治病，也济世救民，医德为上，不计钱财。”
他先带我在驻地附近治病。在华宁，一个多年偏瘫病人，他给扎了针，吃了药，病人自己走回去了。一个地区公安处长，多年胳臂抬不起，他一针扎好了。他每到一地，病人半夜开始排队，有爬着，抬着来的，一个个都走回去了。
他毫无保留，对我无方不教，手把手教我配药，研制、作丸、炼膏。360高温炼膏炉呛得他咯血。他说：“只要老山战士日后说我的药对他们有用，我就死而无怨！”
他也对我无话不说，曾告诉我，他这一生很苦，少年时起就跟一个中医学徒。师傅没儿子。后来他结了婚，送了一个儿子给师傅，还签了字契，儿子跟师傅姓，名字也改了。师傅见他心诚，传给了他几样秘方。也传下一个规矩——不传外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觉得自己真正翻身了，各方面都改善了，还得了个过去连做梦也做不到的教授名号。他想了好久，决定把秘方献出来，但不知献到哪里好。听了老山的英模报告，他决定来看看试试。最后下决心把秘方传给我，还不是第一天来听我介绍情况，也不是后来首长来看他，是看了我们医院战地抢救伤员的录相，他当晚没睡着，眼泪跟着流，他对自己说：“我再有一丝一毫保留，我就不是个中国人！”
老教授不但教给了我秘方，也教给了我无私奉献的精神。你看到了的，我们医院现在开设了十几间治癫痫病的病房，全国来的病人都有，还来过一位从国外回来的华侨，他几十年的病，在许多国家都没治好，我们给治好了，《春城晚报》登了他给我们的感谢信。这门技术也算我的“拿手戏”、“看家本事”。原先地方有人高价聘我，还许我盖一个专门医院。我也想走，感到在部队没搞头。我在前面打仗，读小学的儿子叫同学扎瞎一只眼，那家人是“地头蛇”，派出所断了个“自己打着的”完事。我爱人在城市，一家住两间小房，别人搬新房她没份，原因是“你爱人是军官，部队解决”。部队上哪解决去？还有一些别的事，让我心灰心凉。老教授来，我不能不想：人家与我非亲非故，无私教我，不就看在我是个老山战士么？人家老远赶来为老山战士献医送药，我怎忍心凭自己一技之长调头走开呢？人家爱我这支攻下老山的光荣部队，我是这部队培养大的，不是应当加倍热爱她么！我向老教授表示：“只要部队需要，我决无二话，干到老干到死都行！”
（我在这个师医院，看到了李云德教授，后来在师里又看到他。但我们只在饭桌上见面。他早出晚归，归后屋子内外又有许多病人，没能找他深谈。我从老山下来，半路上遇见由普友福陪同上老山的李云德教授。1988年6月，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老山前线某部授予李云德教授军功章，李教授在授奖会上受到战士们热烈赞扬和欢呼的消息。李教授，我也在这里向你表示祝贺，向你敬礼！）
十一、边民篇
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是全国人民支援的胜利，尤其是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人民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承担了最重要的支前任务。文山州仅在1984年“两山”作战中出去的民兵就数以万计，骡马数以千计。麻栗坡县上百的边境村没有一个人不曾直接间接为部队出过力。7.12大战，南疆五条公路上设关立卡，动员所有过往汽车向老山输送弹药，几个弹药库前排了十里长龙的车队，没有一个司机打一声“嗯吞”，没有一辆车讨过报酬，没有丢失过一发炮弹。向敌占老山炮击前，许多大炮是前一个晚上才推向预定发射位置的，为的是给敌人以突然猛烈袭击，无论是构筑炮位，推炮都必须是附近村寨各民族乡亲倾巢出动。有一个连指导员告诉我，当晚滂沱大雨，该连几门炮都陷入泥潭，但他们还是按时把炮推到位了。第二天才发现，这个村寨几十户的门板，床板都填进了泥浆坑里，而被泥浆糊成一个模样的100多个乡亲中，有11个70岁以上的老头老太婆、9个11岁以下的少男少女。
当然，部队支边助民也同样作出了显著成绩，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文山州战区附近有800个军民共建点，各县到州原来只一条公路，现在是四通八达，密如蛛网，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文山州的乡亲至今想念在他们村寨住过的部队，我想从那里回去的如今遍及全国的军人，也不会忘记他们。
1.“兄弟打架还是快一点和好吧！”
——赵枝（麻栗坡县支前办公室主任）
我1953年十几岁就来边境工作。先在一个培养越南干部的地方当招待员。六十年代我们这里组织了一个二办，专门负责支援越南抗美的物资供应，我又在二办工作采购当地的山珍海味招待越南“客人”。他们住满了我们专设的高级宾馆和招待所。还采购柴禾、鲜肉、蔬菜、香菇、烟酒以及日杂用品给越南运过去。每到天黑，从船头（老山脚下）开往越南的汽车十几里不断线，想横穿那条公路只有白天。
越南人也过来，边境线几十上百条路随他们来去。六十年代初，我们很困难，粮肉都定量，但从越南过来的人，每次一人供应三斤猪肉，二十斤米，不收票，平价。我们自己人看着流口水，没听哪一个人说“不该”。也没听说有人假冒越南人去买米买猪肉。“中越人民是亲骨肉！”这话当时深入人心。
遇上过年过节，两国国庆，越南人过来的更多，我们见人一份礼品，有床单、衣服、鞋、香皂等。两国边民联欢，跳竹竿舞，唱歌，我们政府办招待，更多的是老百姓自己把好酒好肉摆到歌舞场，通霄到亮地闹。临别，一个个村庄男女老少都出动，送亲戚过山，抱着哭够了才分手。
“中越两国山连山、水连水、同胞兄弟难分离……”这歌里唱的是实情。边界两边都是苗、瑶、壮、倮等民族。有几兄弟分住在边境两面的，自古以来通婚的就更多了，两面几十里内很难找到对面没有亲戚的人家。美国飞机在那边轰炸，这边的人吃睡不宁，守在高山上看他的亲戚家是不是冒烟冒火，老人们还有求神拜佛的。
越南军政官员在结束休假离开我们宾馆、招待所、医院时，也有哇哇哭的，我的脖子也不知叫他们搂痛了多少回，感谢话说了一箩筐又一箩筐，还唱《社会主义好》，《东方红》。“没有你们中国，我们就成了美国脚下的蚂蚁了！”“中国老大哥，我们千世万代忘不了你们！”我至今相信说这些话的干部当时是真心实意的。
1975年后，我们开始发现越南人在边境上挖陷阱，埋竹签，埋雷。从此不时发现自古通行无阻的边民——越南人也有，但很少——落进陷坑遭竹签扎伤的事。竹签是楠竹经烧烤后用桐油浸泡过的，尖上有倒刺，比钢剌还凶。
不久，我们的华侨被越南军队赶过国境这面来，1978年初到了高潮，仅麻栗坡县金厂公社不到一季就过来了四五百人。他们拖儿带女，又都是赤手空拳，有的人只穿一条裤头，所有的财产都被越南人扣留了。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把他们堵在边界上了。后来一级级请示上去，才把他们放进来。进来的人哭声震天，男女老少抓到能吃的东西就往嘴里塞。有个孩子已经饿死在娘怀，娘也疯了，死死抱住孩子不放。现在，；每个边境县都有难民点，政府给他们盖了房，分了责任田，买了耕牛、农具。但他们还是很困难，房子大都是石棉瓦、泥巴墙，勉强能遮风避雨。
接下来就是边境冲突，报纸上天天都有登载。文山州那几年被越南地雷、炮打死的，被他们过来抢牛打死的，当靶子打死的，有几百人。1979年自卫反击战前，不单我们的边民想不通，连越南的边民也想不通。他们还是悄悄地过来，对他们的亲戚说：大朝——越南边民中有的少数民族称我国为大朝——为什么软杷杷的呢？
后来我们收拾越南，边境的老百姓很高兴。1984年我们夺回老山、者阴山，边民，尤其是越南过来的难民看到我们的炮火呼呼打过去，跳起来欢呼：对，就这样打！
什么时候两国边民都没有断过来往。老山炮战最凶的时候，越南老百姓照样过来，大概是越南兵不敢露头了，卡子把得也不严了，老百姓就“钻了空子”。
我们这面哨卡上守着我们的民兵，都是当地人，张三李四都认得，也就把他们放过来了。他们有的来亲戚家看望的，有来说媒相亲的，更多的是来赶街作买卖。卖的大多是芭蕉、牛皮、黄草——一种药材，买回去粮食、棉布、各类日用品，还有香烟、白酒。
越南的特工不敢冒充老百姓过来，当兵的当官的有亲戚在这边的也不敢来，除非由这边的亲戚和我们区乡政府事先说好。因为两面的边民本是一家，混过来一个坏人即使我们没认出，那边的乡亲也会把他逮出来。
现在，我们有几个集镇已由政府宣布为互市点，公开允许越南人过来作交易，春节、国庆又给他们发纪念品。主要是考虑到两边边民本是同族同根，那面大山里的少数民族不来这边买粮食布匹盐巴，生活会更困难。董干离边境有三十多里，现在每逢赶街有上千的越南人过来。他们对这场战争有自己的理解：“大朝的炮火都在山头上，打越南官家的兵丁，不是打我们的，我们不怕！”
越南官方军方对这么多人过来采取什么态度我不了解，估计他们不会不知道，但只能睁个眼闭个眼，总不能看着老百姓饿死。据说还有当兵的把老百姓买回去的东西抢走的。
两面通婚现在还有，越南那面嫁过来的姑娘不少，我们这边嫁过去的也有。
和过去只有一点不同，再看不到两国边民一块唱歌跳舞了。集市上只谈生意，其他话不多说，亲戚见面也如此，热乎劲大不如前。你要细问，两国边民都有一个心愿：兄弟打架，打一阵就行了，还是快点和好了吧。
2.别忘了文山州的老百姓
——左珍一（女，原文山州支前办负责人）
这一仗对全国是局部，很小的局部，对文山州党政军民学可是一次总动员，总体战。
老山、者阴山、扣林山、八里河东山、罗家坪山都在文山州。
远的不说，只说1984年初，部队开进来干什么只有州里几个领导知道。提出的任务很吓人：一个部队一次要柴火几百万斤！要砍光几匹山，得动用多少劳动力呀！接着是要民工民马……由谁来组织，经费怎么办？州委派我跟马副州长到省里请示。省上赵副书记说：凡是部队要你们办的事，要全力办好，有求必应。要钱找财政厅，要物找经委，不知找谁就找办公厅，找我，先办事后扯皮。于是我们成立了支前办公室。
几百万斤柴火一夜之间堆到公路两边，部队同志嫌柴块大了湿了，一个号召，几十里内老百姓背上干柴换湿柴，将大柴劈细。
各级武装部、民兵显示了作用，千军万马齐上阵。部队指一个方向，第二天早上就能修出一条路来。者阴山下，有两兄弟为部队修路，哥哥炸石头炸死，弟弟背下哥哥，放在路边，又参加修路，把路修通了才把哥哥送走。
打进攻战，民兵和部队一起冲锋。有组织去的，也有自动去的，有的牺牲了一下子查不清他从哪去的，姓甚名谁。有的立了功，也找不到立功的本人。
打下了老山，前线部队修阵地急需锄头两千把。锄头没问题，农资仓库有。锄把呢？现砍现作来不及，我们深夜接到电话，第二天清早部队就来车拉。现作的锄把不光生，磨手，怎么办？半夜十二时，我们打开广播，号召乡亲们把家里的锄把拿来。不到两小时，我们门前锄把堆成了山，大大超过了需要数。群众不要钱，说：“部队命都舍得，我几根锄把还舍不得？”
刚把锄把运走，又来了电话，说不能让部队总吃干粮，要给他们送上一顿热饭去，X千分，每份用塑料袋装，几两粮、几片牛肉、几片酸菜、几瓣大蒜……还要在每道工序上把好关口，防止坏人放毒。早晨的电话，下午一时就要送去。当时麻栗坡不过一万把人，没有办法，只好中小学一律停课，学生剥大蒜，县委书记、县长带机关人员洗塑料袋，医院、商业局、公安局都有分工，各司其职。天热，塑料袋内的饭菜到山上都捂酸了，但战士们还是很感激。
麻栗坡县从领导到工作人员一半在家，一半支前。苗族县委书记吴廷贵亲自到火线上抬担架，白族武装部长杨文团带民工在敌炮火下修路。伤员下来，全县自动组织起输血队，妇女们等在门口，给伤员喂水喂食，洗伤、抬担架。医院门前，总是有人问：我能给你们作点什么？烈士都是棺葬，机关分工挖墓坑。留下的女同志很多，挖不动，先是家里人帮忙，后是居民争着来挖，你不叫他挖他也挖，还说，解放军又不是为你们一家打仗的！于是，白天黑夜墓地上都是人，夜晚一片灯笼火把，到处叮叮当当，男女老少都在挖。我对公安局的人说，不要叫这么多人挖，万一混进个外人照个相，拿到外国，人家不知怎么宣传？公安局同志回答：大家都说睡不着，都想表示一份心意。
烈士来后，洗、缝、换新衣、装殓、入葬都是大家动手。所有的人边干边哭。我也在场，想不哭也不行，几天几夜吃不下，睡不着居然也顶了下来，完全没有工夫去想自己。
那时节，麻栗坡街上没听说有打架的，很多铺面敞开——服务员输血去了，给医院送东西去了，回来，货架上好好的，没人偷东西。大家说话都显得和气，一家人似的。
在那里路过的伤员烈士，我想老百姓永远都忘不了，到现在我闭上眼睛就想起他们。八十年代的中国，谁也不如麻栗坡人知道战士们奉献有多大，谁也不如老山的战士懂得人民的恩情有多深！
XX军在云南住了37年，大难年头“支左”问题多，还动了武，得罪了好多人，尤其是滇南一些地方的回民对他们怨气很大。1984年XX军在老山打了硬仗，回民们敲锣打鼓杀牛宰羊到医院慰问。一个干部伤员用床单蒙头，说：“我打过你们的寨子，不好意思见你们。”回族老人们说：“那是八百年前的事了，也不怪你们！”军民相抱大哭。
“支前”的好人好事说不尽道不完。有个叫杨兴周的八岁孩子，背了一发八公斤炮弹送到高山上的炮阵地，这是八十年代一件奇事，所以人们称他为“三八式小英雄”。有记者说，这事令人感动，但不好宣传，怕人说你们把8岁娃娃也弄上前线了！后来我们了解过，并不是别人叫孩子去，是他自己发现夜里在他家住过的解放军把一发炮弹拉在他家了，他就用个小背篼装上送到山上。那发炮弹其实是教练弹，他以为是能炸敌人的。小家伙很可爱，也能讲。本来叫他跟民兵英模报告团北京去讲，走到半路，他想家，闹着要妈妈，只好把他送回去了。北京军事博物馆把他的小背篼收去作展览品了。
猛洞有个老太婆民歌手张翠华，五十年代到北京演唱受过周总理接见。这几年，每逢年节，她都要到部队演唱，还送去些自己绣的鞋垫荷包等小礼物。一回还杀了一头猪，她叫儿子们冒着炮火送到扣林山阵地上。
石荣斌、石华山两父子争着去支前，半路上夺马缰绳，武装部杨部长以为他们是在打架。后来两父子在杨部长面前比高低，让他断定谁去合适。父亲会看马病，比儿子高一手，杨部长断下“官司”：一家人只能去一个，只好让父亲优先了。
3.最厉害的地雷阵——民兵
文山军分区民兵座谈会
鲍廷湘（傣族，民兵英雄鲍朝元之子）：
我们家五个民兵，有机枪、半自动、冲锋枪。
我父亲54岁，是我们那一带民兵联防片片长。这一片边境线有几十里，是一整天路程，别人称我父亲是“镇关大将”“最高司令”。
我母亲是越南人，那边还有我两个舅舅和外婆。我家离边境两小时，过去再走一个小时就到外婆家。小时候我常去，现在没来往，不知他们死活。母亲想起他们就哭。但她支持我们当民兵。她懂，我们是保卫自己国家和家乡，不是侵犯别人。
我姑爷也是越南人，这家伙坏，给越南通风报信，现在跑过去了。
我们父子兵几年来打了几十仗，打死抓获越南特工十多个，人人都立了战功。我父亲是成都军区授予的“民兵英雄”。越南人恨得他死，出了三万元买他的人头。
我们寨立功的民兵很多，王开林一人排了几百颗地雷，堆了半屋子。他只有小学文化，是自己跑到驻军学会这一手的。他把地雷献驻军时，驻军连长说，我们有地雷阵，但最厉害的地雷阵是民兵。
王和文（苗族，民兵英雄）：
我家住八里河村，村后的大山就是八里河东山，我喜欢打猎，所以对东山很熟，每块石头，每棵树我都摸熟了。山上没有人家，有一天我发现山上有人砍树，一看是越南兵，触近去看，又发现他们在埋东西，我当过兵，知道他们在修工事埋地雷。
紧接着山上就往我们村打炮，我们村只28户人家，打死36人，一个是在地里收谷子的老人，一个14岁的小姑娘。
所以后来找我带路，问我有什么要求和困难，我说：“要求就是你们狠狠打，困难就是你们来晚了，弄得我这当过兵的在村里抬不起头。”
我的事没啥说的。无非是叫我带路我就去，你说带到哪就带到哪。如果来得及，我就先摸一趟，免得给大部队走枉路，遇意外。
我家确有困难，部队发给我的压缩饼干，我不能全吃进去，得留给我两孩子吃。有回部队同志看到了，眼睛都发潮，要把干粮、罐头都给我留下。我说，你们要这么干，我就不给你们带路了！老百姓这么苦，不就是越南人在我们脑壳顶上拉屎，让我们有房不能住——那时我们全村都住岩洞——有地不能种么？
我真没想到，就干这么点我本该干的事，上级又给我记功，又授“边防民兵英雄”，团中央还授予我“边陲优秀儿女”金质奖章。1986年我参加民兵英模报告团上了北京，受到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杨得志总长等首长接见，还让我在人民大会堂作了报告。
代成宽（万元户民兵连长）：
人家叫我们“万元户民兵连”，我计算过，我们连100人，现在60人是万元户，其余是半万元户。（插话：老代本人十万元户不止！）没这么多，反正这些年我们古木乡大家都发了财是事实。我们古木乡原是三七之乡，后来叫割了尾巴，割得一干二净，党的新政策一来，三七棚盖没了几匹山。
要我们组织100人民兵连去支前。外乡的人说，古木乡去成10个人，我的名字倒起写！谁知我们报名的有500！争得个脸红筋胀。大家就一个心思：“不能叫人家说富起来的人眼里除了钱就没别的！”
100人都有枪，任务是前送后运，时间是1985年初，公路还没修通，80多人的肩膀、背都磨烂了。临撤下时，部队首长知道了我们有个“万元户民兵连”外号，说：“世界上由腰缠万贯的‘财主’组成一个连队只你们一家。”我说：“不敢当，我们只能说给中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争了一口气。”省委省府给了我们“支前模范民兵连”称号。
熊天才（苗族，民兵英雄，党的十三大代表）：
1964年我到越南支过前。
我当英雄，出乎意外。1978年底，我带民兵巡逻——那时我是区委副书记兼民兵营副教导员，遇着越南武装人员一百多人，由一个中尉领着。我们站在边界上，喊他退回去。他们仗恃人多，冲到我面前，刺刀对着我胸前，有的还推枪机。我对我身后十一个民兵说：你们站到高处去，他们把我打死，你们就给我猛扫！敌人有的还想往前拱，有的蔫了，咕噜咕噜争论一阵，退转去了。
对越反击战打开后，我带民兵在边境上守哨。一次战斗中，我负了伤，住进了野战医院。医生说，暂时不能开刀，要等伤口消炎。我问等好久，他说两三个礼拜。我躺不住，自己跑回家来了。我父亲是中草药医生，我也懂点，叫爱人找了些草药，当天就消了炎，也不痛了。
第二天来了三个民兵，叫我到县上开会。到了县，又到州，再到省。省上说要我参加英模报告团上北京，还说总政要派飞机来接。我沿路问：你们没搞错吧？我不是啥英模呀！回答说：你不是叫熊天才吗？面对一百多敌人没后退一步不是你吗？
我们坐飞机先到了广西，和广西几个同志一同又飞到北京。在总政招待所住下后，我才看到别人给我整的材料。总政黄副主任来看我们，我说：“首长，这材料有几处不实，能不能改？”首长说：“当然能改，你咋干咋说，不用照材料说。”
我作了二十多场报告，都是按实情讲的，主要讲我们民兵连。
没想到，那份我到北京才看到的材料还是传出去了，确有好些不是我干的事也安到我头上，有些吹。有人便说：“熊天才的英雄事迹是假的，是编出来的。”我在北京作报告，妹妹来信说，全家为你感到光荣。我回来，妹妹一见我就哭了：“你光荣个屁！你叫我们全家不好出门见人！为什么你要夺别人的功？”
县武装部政委叫我去县开会，我说，我不好意思出门了。我丢了电话。
第二天，政委亲自坐车来接我，问我咋回事。我说我在战场上没死，出生入死我不怕，在谣言的子弹面前我倒下了。政委要我再带民兵守罗家坪大山，我说我不去。
我最受不了的是和我一起深入敌境侦察，算得上同过生死的一位部队领导见面，他居然不理我。县上选干部，有人提我当候选人，一位部长当众这么介绍我：“他为人民立了功，当了英雄，可是骄傲了，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一位县领导补充：“骄傲到要小车去接才来开会。”
我气了，哪也不去，躺倒了一年。
后来，我仔细想，没有党的培养，我今天又算个啥？有人造谣言，有人嫉妒，也不是党对我不好。我爬起来了，找到组织上谈，我有什么意见，有什么错误，无话不说，这以后我该干什么干什么。我终于度过了那一段很消沉很苦恼的时期，只管加倍干，不计个人得失，不看别人脸色。没有想到，不久我被选为县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出席党的十三大代表。
段茂森（文山军分区副政委，白族）：
从1979年以来，我区共动员民兵数万人支前参战，毙俘敌数百名，在运送作战物资、修桥筑路、巡边守卡、抢救伤员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到1987年4月为止，有92个单位和一千多个人荣立战功，真可谓涌现了无数英雄人物。1986年春节前夕，砚山县要组织8个支前民兵连，几天内报名数超过任务数七倍多。民兵排长李明远推迟婚期上前线，老民兵杨代富卖了两头肥猪一头牛，买马支前。在收复老山战斗中，民兵段光祥连续作战20小时，脚被扭伤仍往前运送火箭弹，光荣牺牲。原是富民子弟的骆科邦，要求参加守卡未被批准，后来接过一位烈士的枪，主动上前线，战绩突出，被成都军区授予“模范民兵哨长”光荣称号。民兵王汉祖新婚三天上前线，屡过家门而不入。完成任务很出色。还有麻栗坡南温河“支前模范蔬菜站”的彝家姑娘李云，她一心当好部队后勤，为解放军办事，她的讲话多次在电视台实况播送。我们还有数百民兵至今坚守在一线的许多哨所阵地上。
十二、思考篇
我虽仍穿着军装，但十几年不曾好好接触过部队了——也算是分工不同使然吧。十几年后重返，我对它有一种恍如隔了一个世纪的感觉。
外表上看部队的着装、内务、队列等等还是我熟悉的，但人员的精神面貌大不同了，最突出的印象是她再不像过去那样鸦雀无声了。
十几年前我们干什么呢？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一个连甚至一个团集体背诵语录，背诵“老三篇”。
我给年轻的战友们讲这些，他们捧腹大笑。有人问：
“你当时干什么？你不觉得可笑么？”
“我……觉得可笑，但我不敢笑。”
“你打过仗么？你看不出那一套在战场上毫无用处？”
“我……看出了一点点，我想每个人都看得出，但没有一个人敢说出来。”
这就是当年的鸦雀无声！
今天，我无论找个什么人来谈，在谈了他们的亲历与见闻之后，必有许多条他们自己的“认为”和“体会”，这是他们的议论，也是他们的思考。从战场感受到国家命运，从军事到政治、经济、文化，从现实到历史，对上级的批评意见，无论是在座的不在座的，是直接上司或高层领导，都指名道姓，有褒有贬，毫无顾忌！
我不认为他们每个人的意见都是对的，更不能要求他们每句话都严谨确切，但至少这些意见总体是一个呼声——军队也要改革！值得上级认真听取，作为制定决策的参考。
不能说我们军队这些年没有改革。这种鸦雀无声的状况不复存在的本身，人人议军议政的本身，说明我们军队在响应和贯彻邓主席解放思想的号召和“鸦雀无声不好”的指示方面，已经腾飞到一定高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