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回来，分部党委在听取汇报时都对她的事迹深为感动佩服，立即决定给她立一等功。又派我到医院广为宣扬。我开了八次座谈会，大讲特讲，对过去我们对她了解、关心、支持、宣传不够，作了检查，以此扭转一些同志对她不正确的看法和议论。
1987年八一，刘亚玲出席了全军的英模代表会。
现在使我们感到有点恼火的是，一些人对刘亚玲还是议论纷纭、冷谈她、不安逸她。刘亚玲自己也为此感到苦恼，不那么舒畅。给她的荣誉越多，宣传越多，统一思想越多，越加剧这种状况！
问题在哪？还不能笼统说出于嫉妒，出于“红眼病”，也不能怪她自己，她现在“注意”多了，“尾巴”是夹着的。归罪于领导，那也太冤枉。问题在一些记者的“起哄！”
对刘亚玲有过那么几篇报导。有一篇为了突出刘亚玲到前线的动机，把文山军医院说提无所事事，一个个闲得发慌，想到哪就到哪，唯独刘亚玲去前线不行，还给处分。文山军医院是离前线最近也是最大的医院之一，多年来都是超负荷收治伤员，一段时期，过道、办公室都设了临时床位，有的医生累昏倒了，爬起来又上手术台；有个护士正奶孩子，她妈妈抱了孩子找到病房，孩子饿得大哭，她还是抽不出时间来，把伤员们都感动得大声“抗议”：“喂孩子，喂孩子！……”几天几夜吃睡都在病房的人就更多了！这个医院也多次派人去一线救护，前运后送伤员……所以这个医院对刘亚玲的意见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对她本人的，而是对一些关于她本人的报导！（刘亚玲：是的，有的报导假得不能再假！）他们说，为什么要为“树”一个人搞灰了我们一个单位呢？
这个院老院长桑长祥，是个老边防，老模范，老黄牛，有的报导把他形容得不像样，给人一个武断专横、愚味无知的印像。他有次向我哭着说：整党要百分之百的党员参加，不参加的要根据不现情况处分，这不是你们上头的规定吗？文件规定的吗？我叫她回来，参加完整党再去。怎么就不可以呢？
由此，又引出对刘的处分该不该取消的分岐意见。有的人说，立一等功可以，但处分不能撤，功过分明嘛，她在前线抢救伤员有功，擅自行动就是不对的！——原先我也是这个看法。刘亚玲的严重警告处分分部虽没叫宣布，但事实上是处分了，如后来一次该她调级未调。现在医院主张按功劳给她晋级，但不能补调。我们准备宣布对她的处分无效，级别补调再晋级——不过分部党委还没最后决定，你先别说。
对“今日来信”的那位记者，我们也有个意见：他到前线采访刘亚玲后，来到医院找了桑院长，桑院长说明情况后，他曾明确表示：这个人——指刘亚玲—，不宜宣扬！……
桑院长表示：对刘亚玲，我们将全力支持培养，有什么意见不能对她来，但希望记者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搞这行的爱找戏，为了有戏就找个“白脸”，这不是培养年轻人，是给他们“下烂药”！
（采访回来，我从报上得知，刘亚玲参加了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我祝愿她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也希望她周围的同志对这样一个25岁的年轻人给予更多的理解关怀，还有宽容。她己说，她主观任性，脆弱——有时感到孤独甚至绝望，克服这些缺点，靠她自己努力，也靠大家帮助。
刘亚玲，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一道枷锁？但愿不是这样！）
六、亲情篇
承受战争重负的不仅是前方和征战者，也有他们在后方的亲人，首先是他们的父母和妻子。在绝大多数尚不知道什么叫“旅游”的中国老百姓中，知道老山在何方的怕比知道五岳在何方的多不知道好多倍，因为他们有有亲人在那里战斗，是他们魂系梦萦之山。
1.我的一段罗曼史
——龙洪春（团部协理员）
1979年打仗我当班长，立了一等功，回来就当了排长。
1980年我排来了个新兵，姓王，昆明市人。不能说他表现哪点不好，但我发现他情绪不高，老出神，有时眼发直。我找他谈，他不说，只摇头。
后来我到昆明，找到他家，对他母亲说是来看望，其实是想给小王的情绪找找原因。她母亲听说儿子想家，哭了。说：孩子不是想家，是记挂他姐姐。老太婆觉得一言难尽，就邀我到监狱看她女儿。她大概觉着一个部队干部来家看望也是个荣誉，还叫我多说小王在部队表现好，当姐姐的要为弟弟前程着想。
我去了。小王姐姐叫王莜春。她几乎不敢抬头看我，眼泪成串往下滚，很悲观，对人世很失望的样子。我说了要相信组织，相信政策，有错就改之类的话。
听她妈说，王莜春是一个机械厂工人，因车废了一个零件被抓起来的。
她关了一年，1981年元月放出来了。1981年2月，我回贵州老家过春节，小王叫我捎点东西回家。那时我们部队住弥渡县。
她姐姐见我带东西多，说春运期车站挤，帮我把东西提到车站，还给我买了水果、糕点什么的。两次见面我对她还谈不上什么印象，但隐约想过：这个像是个故意捣乱，把工作搞坏的人。
我到家十多天，部队来电报：“速归！”我以为又要打仗了，后来才知是叫我到军里集训。
我正病着，高烧39度8。我哥哥无论如何不让我走，我说“军令如山倒！”在镇上打了一针，带了药就上车了。车上挤得扭动一下都困难，没座位，我本来烧得昏糊糊的，在安顺又是费了吃奶的劲从窗户爬进来，没站好久就昏倒了。
旅客们同情我，给我在门边让了一屁股大的地盘坐下来。
车到昆明，我烧得像火炭团，什么也说不出来。列车上的人只好找我的证件。我兜里只一封小王给他家的信——怕我忘了门牌号，所以在信封上写明了地址，只因我上次匆忙忘了把这信交出。
铁路上的人一汽车把我拉到了小王家。
“大娘，你家有个人在当兵吧？”
“对！”
“他病了，病得不轻，我们给您送回来了！”
母女俩快吓瘫了，出来一见是我，又愣了。
“大娘，他不是您家的？”
“是是！请你们快往家里抬吧！”
我在她家里昏睡一晚后醒来了。王莜春找来一辆三轮板车蹬着把我送进医院，请假服侍我。
她是卫校毕业，懂医。我说：“我不是退烧了吗，为啥还送我上这来？”她说：“我们家你怎能住？”意思是，我是军官，功臣，她是劳改，刚释放的。她不断责备我：“烧成这样，怎么还回来，多危险呀！”
我开始观察她，觉得她心眼好，性格好，长得也很不错。决定好好了解她一下。
后来我又去昆明出差，给她妈买了点东西表示感谢。约她到翠湖公园走走。
她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我。
她被劳改，不是仅仅车坏一个零件。卫校毕业后，她下到金平农村当知青。公社一个卫生队长玩弄女性，知青们告了他，那里派人来向她了解。这时她已回昆明当了工人，她说她根本不认识那卫生队长。于是工厂开始传言，她从农村调回城来路不正，怕退转去只好包着忍着了……她找一个师傅学手艺，也确实想学成了调个工作，那师傅的老婆咬定她破坏她的家庭，到工厂找她大吵大闹。一些工厂领导也暗中煽风，工厂广播上公开批评她作风不正，搞得她精神恍惚。就在这个时候，她车坏了一个价值六千元的工具。
她说，她也真是有苦难言，陷害她的人是一个对她曾图谋不轨的领导，她不敢揭发他。
我说，我完全相信你，十分同情你！今天约你来，就是为了告诉你，我喜欢你，如果你同意，我们就好下去吧！
她说：“你胡说！我不论有没有问题，但身上的污点是水永远洗不净的，劳改释放犯的恶名也永远摆不脱。你是大功臣，将来会得到重用的，我不能影响你！再说，我比你大两岁……”
我说：“别说你是清白的，就是真有污点也只是历史，人不可能没缺点。”
她还是不同意。我还是常去找她。我听说有个电影《她从雾中来》，讲一个警察和女犯相恋的故事，我先去看了，又约她去看。走出电影院门她说：“你还会作工作呢！”我说：“可不是吗？我听说有这么个电影，专门跑昆明来看……”她说：“难为你这番心，我们就相处一段，互相了解了解吧！”
回部队后，我先向营长邱型柏（现任师参谋长）一五一十报告了。他说：“这没有问题！”
我又向团政治处主任报告。他们大概发了调查信。对我说，工厂对她的反映可不咋好，你最好不谈，免得将来后悔。我说，她的情况我了解，工厂说的我不信，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决不后悔！我给主任写了书面保证。
主任同意了，但政委（已转业）坚决不同意，骂我昏了头，找对象有的是嘛，怎么找这个……我找他好多次，他还是那些话。
我很恼火，但没给王莜春说。我自己反复研究婚姻法，认定了我没错，有权自己作主，于是在1982年7月我们去办了结婚手续。
转来，政委说我私自结婚，和领导对着干，给了我留党察看处分，级也不给调。
1984年打老山前夕，提我当副连长，恢复了组织生活。人家说：“给了你一个送死的官。”
上老山前，我们不能通信，更不能回家。这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七月的孩子，心里真想。也想过：万一我留给她就是这个孩子，不是拖累她一辈子吗？
打下老山我们转入防御后，可以通信了。我连续接到她几封信：“家里娃儿很好，有我还有老人照顾，壮实得很！”“你不要挂念家，不要分心，把你的脑子、力气全都用在打仗上吧！”“不许你说对不起的话！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伤了，我伺候你，死了，我也将为你感到光荣！我有过屈辱的历史，我也有过幸福的回忆。我再不以我身上的污点为耻了，国为到底有一个人相信我是无辜的，清白的！你的爱，还有我保存你的信，足有一大箱了，它够我终生感到慰藉与骄傲了，我再不计较别人怎么看我！”“为祖国勇敢战斗吧，千万别为我分心出了什么差错！”……
我把她的信给指导员郭兴科（军委命名的战地模范指导员）看过，也给一些同志念过，没有人不感动，都说，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呀！郭兴科说，你也把这些信保存着，有一天让那些曾诬陷过她的人看，看他们知不知道脸红！
我给她的信说：“我在阵地一切很好，平安无事，打仗对我不是个事情，我什么也不缺，只希望你多多寄来你和儿子的照片。”其实这是安慰她的，我们连那时守1072，是老山前面最接敌也最危险的地方。我又在最前沿。
有她的鼓励，我也就不把死看得好严重了。
1984年5月9日，敌人来偷袭。二班长报告：“副连长，来了，来了，好几路！”我说：“别忙，等我抽够烟。”我正抽竹筒烟。边抽边给他交代，你们用几个人看着，其他人扯鼾，要大声，要像……
连长打电话问前面情况，二班长说：副连长还没来，他说等他把烟抽够了再说。团长也打电话来问，连长又报告团长，团长把我好骂了一顿，我说：“你不要着急，丢了阵地我提脑壳来见你！”
我抽够了烟，把烟筒递给通讯员给我放进防炮洞。顺战壕到了前面，对大家说，现在我抽够烟了，要开打了！所有轻重机枪不要动，大炮、火箭筒听我指挥！
我就是等敌人进一条窄沟，两头封死了打。那天把91名敌人（上级通报数字）全按在沟里了，敌人的血顺沟流下，好大一股。
我的前沿排一个轻伤都没有。
连我的兵都骂我，打起仗来太狠了！
6月14日，我连遭敌炮击，指导员牺牲，连长负伤，我代连长。这些在报导我们指导员事迹的报上登了，我爱人看了报来信说：我知道了一切，重担都压在你一人头上，你千万要把你指导员立起的大旗掌好呀！
我觉得，这个女人还真有点坚强！
等我们撤下阵地回家探亲才知道，她一点也不坚强。瘦得不成样子了！老岳母说，她天天跑43陆军医院，说是看伤员，其实是看有没有我或我们连的人。她又上班，又带孩子，还跑医院，加上经济不宽裕，她好几次累昏过去了。
我的孩子确实长得敦敦实实，只这点她没说白。
她见了我，哭得呜呜的，我当着我岳母，给她敬个礼，说，我感激你，感激你全家！
我们至今相处很好。我为我能遇着她庆幸，从来没后悔过。
（龙洪春已确定转业。副师长陈知建告诉我：他的婚事在部队、社会传为美谈，但转业还是受影响，不能进政法部门……）
2.我原想去没人认识我的地方
——黄云烈（指导员，“士官生”）
（黄云烈，1983年20岁时毕业于昆明陆军学院指挥系，战斗中多次立功，不久前又获成都军区优秀共产党员，全军优秀基层干部称号）
我的父亲是伪中央大学毕业的，曾留学日本，是学化工的，解放后在县政府当干部，文化大革命被打成特嫌，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挂黑牌，敲锣游街。他历来烟酒不沾，从此又抽又喝，在我十岁时他得癌症死了。
父亲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老叫我用功读书，将来出国留学。我说，成绩不好才留学呐！
我母亲是食品公司的职工。
父亲死后，我们搬出了原来的住房，亲戚朋友都不再沾惹我们，小伙伴们叫我“特务儿”，我课余跟妈妈打猪草，人家骂我们是穷要饭的。我从小看够了一副副可怕的脸，除了家里人，我总是躲着别人，就是对家里人，我也很少说话。
妈妈总是一句话：别死气沉沉的，一个人是高是低，不在别人怎么看，在他自己的人品。
有年中秋节，人家赏月，我在月光下等妈妈下夜班回家。妈妈看见我说：“小烈，你在看月光吗？”我说：“月光是别人家的，我不看。”妈妈抱着我唉声叹气直到我睡着了。
年龄越大，我越悲观。但我学习很努力。秋天，我爱一个人到林子里看书，或荡起小舟，到河心看书。父亲爱打鱼，家里还有条小渔舟。
我的家乡贵州湄潭风光很美，小城在湄江河的环抱中，有小台湾之称。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曾迁到那里，琼瑶也写过湄潭。
河水清澈，落叶随水漂流，我感到我也是一片落叶。
我负伤住院时，文工团一位女演员送我一盘钢琴曲录音带，是外国的，我一听就想起了我悲苦的童年，回到了故乡的大山、荒凉的河滩、落日残照下的原野……
妈妈曾经问我：“你长大干什么？”我说：“到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妈妈吓坏了，很伤心地说：“你真没志气，为什么不在这让人看不起的地方作个让人人都看得起的人？”
读初中时，有几个十四五岁的同学当兵了，都是有门路的人家子弟。他们穿起军装回校告别时好神气呀！我想有一天我也能……刚想了个开头，我自己脸红了：你算什么？
我也有过一次意外的“走红”。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湄河发大水，一个小女孩落水，我衣服没脱，跳起水里追了很远很远，救起了她。她父母找到学校感谢我，县广播站也表扬我，学校叫我入了团，县委发了优秀共青团员的奖状。
妈妈见了盖大红印的奖状，抱着我哭了，说：“你真争气，可以后不要冒冒失失呀！”
1980年高考，我上了重点分数线，这时父亲的问题刚平反，说是“中右”，属人民内部矛盾。
我想报考军校。“妈妈，我想当军官，当将军！”妈妈说：“别说梦话，军事院校哪会要你？”她认为，爸爸虽然平反了，但在别人眼中我们还是低人一等。我填上了昆明陆军学院指挥系。她说，填了也白填。
结果我真接到了昆明陆院的录取通知，我高兴死了。从接到通知到送我起程，妈妈无数遍说：“感谢邓小平，感谢邓小平！”
我认为我从此摆脱了一切的悲伤与冷漠，开始了我无边无涯的锦绣前程。
在军校里我的各科成绩都在全院居前列。我博览群书，立志当一个同时是政治家的将军。
假期，我穿了军装回家。妈妈看着我，总看不够似的，老说：“你真争气！”我说：“这算什么？你看我将来的吧！”
我自那时很狂。分到这个团，第一次见团长时你猜我想什么？“团长，不出十年，你这位置是我的！”
我分到炮排当排长。全排连我才六个人！我是学过营指挥的呀，怎么才给我五个兵！
我的心冷了一下。立刻想到书上一句话：“挫折就是奋起的机遇。”
我注意军人姿态，值班时很负责，口令一发出，全连肃然，战术演习，谁的动作马虎点我立刻纠正。果然营团首长很快注意到我了。
二十天后，我调任一排长，有了三十几个兵。五十天后，我得到团嘉奖，同时宣布调任团侦察排长。
这时，侦察排已在老山前线执行任务。我很高兴，因为历来侦察排长都是排长中尖子的尖子。我也很害怕，在学院我就知道，老山前线的侦察兵和越南特工队是怎么较量的！
我很想和团里说，我不行，我才20岁，在家时，还从没离开过妈妈十里远哩。但我不敢，我知道我这时哪怕在人前皱一下眉头，我就从此被人看扁了！
连队领导和我的几位同学送我上火车。车一开，我悄悄地抹开了眼泪：在我面前笨有千万条路，我怎么就单单选择了这一条呢？小火车跳，我的心更跳，好像是去赴杀场！这个侦察排长的任命呀，它不仅可能淹没我的将军梦，也许会把我的命都断送了！
我想起了妈妈！想起她一冬天给人家做香肠那双泡白了的手，想起我有一次偷了一节香肠想用茶缸煮给妹妹吃，妈妈说：“别这样，别作这种叫人家瞧不起的事！”
对呀！决不能因我的畏怯让妈妈在人前抬不起头！我掏出笔记本，写了两句话：“为了我的妈妈，我要勇往直前！时刻想着，妈妈的眼睛在看着我！”
我到了前线侦察排，离敌人400米，是最前沿。我的排有五十几个人。
放下背包，我就把环境看了看，接着召集全排发表了“就职演说”。我说：“我看了名册，同志们差不多都比我大，我也没干过侦察排长，能不能行，我试一试，你们也看一看吧！”
第二天，我就把我们防守区的地形画了下来，对应付各种情况的计划作了调整。晚上，我问：“全排扑缚格斗谁最行？”一个班长说：“排长，是不是要比试比试？”我向他敬了个礼，说：“不，我想拜你为师！”
我从前倒后倒、滚翻、跃起开始学，几天就学会了，但有天早晨，我起不来了，通讯员赵武把我从床上抱起来，给我穿裤子，对我说：“排长，老兵们都笑你哩，说排长是个小娃娃，一口想吃个大胖子！”
好嘛，我要叫你们看看，我是不是个小娃娃！我顾不得全身酸痛，继续学。那时我身体好，不到两个月，我练得一身圆滚滚的，也能一掌砍断一块砖头。班长们说：“排长，我们会的都教给你了！”确实，我敢和他们每个人对打。所谓对打，可不是你在表演场上看到的那种花架子，而是动真格的，双方都使出十八般武艺，挨一家伙就痛得半天回不过劲来，我身上常青一块紫一块的。为了在战场上不吃亏，只好这样干。
我什么都管。军政一把抓，还管生活，管文体活动。上山砍柴，杀猪，炒菜，教唱歌，出节目我都来，和战士们关系不错。
但我也很注意自己的“威严”，我认为这是保证我在战场上指挥得动必不可少的。有个班长熊忠泽，人高马大，武功好，是我的“开山师父”之一。他平时稀拉，不请假就跑去赶街子。我们阵地下面不远有个街子，虽说政府和商店，住户都转移了，但到赶街那天还是很热闹。我问他：“为什么不请假？”“忘了！”“你有什么事？”“去看看女娃娃！”“无聊！”“不，这是一种心理需要！排长，你还小，不懂……”我吼了一声：“立正！”对他说：“你给我在这站两小时，敢动一动，我明天就叫你回团，我管不了你……”他老实站了两小时。过后说：“排长，开个玩笑都不行吗？”我说：“平时在纪律上开玩笑，徇私情，对于任何一支军队都是不战自败的先兆！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他答：“知道！毛主席！”我说：“不，是美国将军巴顿！”他说：“排长，巴顿可是个资产阶级呵，干吗不用毛主席的话——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当心我打你的小报告！”他油着脸嘿嘿笑，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们又和好如初。
熊忠泽不但没打我的小报告，在后来的战斗中他豁出命来保护我。
这年年关将近。我们接受了深入敌境接敌侦察任务。我们在规定区域内摸清了敌人兵力、火力、道路情况。有一回，敌人一发105榴炮弹落在我们埋伏地十米外，没爆炸；又一回，敌人的炮弹把我们隐蔽的树木都拦腰削断，但我们还是无一伤亡。只这时，我又想起了妈妈，在心里喊过：“妈妈，再见了！”等到安全撤回，我又把妈妈忘了。不是不想，是没时间。我们是昼伏夜出，但我不能昼伏，要画图，要写报告，还有好多事要处理。
1984年4月28日，我们师开始打响收复老山的战斗。
按上级规定，我们侦察排务必在炮击前把本团四连带到474高地。我们在前一晚就来到预定会合地，但直到凌晨三时，还不见四连到来，我慌了。请求提前开辟道路，但上级不同意，怕暴露意图。四时，四连到达。说是天雨夜黑路滑，许多同志掉队了。
这时，离总攻仅仅一个半小时，来不及了，但不能不执行命令呀！只好带着他们往474走。果然到炮击开始时，离474还有几十米雷场！再依靠工兵几公分几公分地探雷排雷是不可能了！停止前进？我们正好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后退？等待我们的——首先是我的命运将无疑是军法处置！
我急了，一时又拿不出主意，胃开始痉挛，痛得不行。但我不能蹲下，几十双眼睛都在看着我，几十张嘴都向我大张着。我知道，他们在喊：“排长，怎么办？”我说知道而不是听见，是因为我们的炮火正在我们头顶上飞，在老山主峰各山头爆炸，我只能看到火光和飞扬到半空的人腿和红色碎片，耳朵再听不见别的声音。
我呆愣了片刻，立刻决定，死在军法队的枪口下不如死在敌人枪口下！前者留给我的将是：“到底是特嫌的儿子！”后者则是一个光荣的烈士！
我开始扑雷！当然我看不见哪是雷，我只能扑倒一大蓬茅草向前爬，一次次地扑倒，站起来又扑倒。茅草，荆棘剌得我的手脸血淋淋的。
在我第三次向前扑的时候，熊忠泽从后面抱住了我，往后一掀。他力气大，我抱住竹子转了几个圈才站立定。我气极，拔出手枪，骂他：“你妈的X，我枪毙你！”定睛一看，他上去了，速度比我快得多，战士们又跟在他后面，又把他掀下来，争先往前去。蒋绍清没扑几步，触了雷，他抱住腿，又朝前滚。我上去了，拉住他，他的血喷了我一身，我叫秦树朝背他下去，秦答一声是，刚站起来，“嚓——！”一发炮弹打来，我听见他喊了声“排长”，却没见到他在哪……
我们终于把四连带到了474。原计划是乘夜暗排雷摸进，现在只好改为强攻。炮击未停，我们终于到达目标，完成了任务，但付出了本可以避免的代价。
蒋绍清这时不行了，不断声喊“排长，排长，……”熊忠泽一直背着他，他拼命咬他抓他，要熊放他下来。后来他不叫了，熊说：“排长，你看看……”蒋绍清向我微笑，声音很轻微：“排长，你多保重！”
熊忠泽放下牺牲了的蒋绍清后，我才见到他的肩上、背上、胸口上鲜血淋淋，皮开肉绽。我问：“咋了？”他说：“蒋绍清又抓又咬的，他要滚雷。多好的同志呀！”我一下扑倒在熊忠泽怀里哭了。
我想起，我罚过熊忠泽的站，我也严厉批评过蒋绍清，我思想里有看不起他们的成份！
是战争教会了我尊重同志，爱戴同志。从那以后，我身上的动力除了妈妈，除了事业，还有了战友们的珍贵友情。
本来，我们把四连带到位任务就逄完成了。但四连到位人数不够，向前攻击受阻，我征求了同志们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向敌侧翼攻击，以吸引敌人火力。
在我顺一条水沟向林中敌人一间草房攻击时，侧面敌人一发子弹击中了我的腰部，打断了我的皮带，从我的腰脊骨间穿出。
是排里同志把我抬下来的。走了四个小时，每一步我的伤口都像有把刀子在剜动。
辗转到了昆明43医院后，妈妈有一天突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是我在陆军学院一位同学告诉她的。
那天，我睡得昏沉沉的，听见了妈妈的声音。我大喊：“妈妈，妈妈，我在这，在这！”伤员们都以为我神经错乱了，结果还真是妈妈来了，她在走廊里轻声向护士打听……
妈妈看了我的伤，出乎我的意料，她没有哭，还强作笑容：“老天保佑！……”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妈妈千里迢迢去医院看我时，她已身患重病。我在前方打仗，妈妈在家日夜不宁。现在已查明，她得了癌症！
妈妈呀！你为我操碎了心！我什么也还来不及报答你呢！
妹妹告诉我，妈妈上手术台前，一直坚持等我回去。我身上揣着妈妈病危的两封电报，但因我刚调到四连，领导上一定要我安排了工作再走。妈妈只好交给妹妹一个布包，内中有几百元钱，“给你哥哥结婚用！”这是她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
我回到家里，抱着妈妈哭不成声。妈妈还是笑：“这哪象个要当将军的人！”
“妈妈，我不走了，我要转业，回来守着你！”
妈妈说：“我宁愿有个远在天边但有出息的儿子，不愿有个守着我的窝囊废！……”
3.我的爱只在心里
——黄云烈（指导员，“士官生”）
你既然问起，我就全讲给你听。
我负伤后，是前线一个野战医院给我施行的抢救手术。
手术后，我不能躺，只能趴在临时病房一个角落里用干草垒起的特殊病床上。
疼痛、孤独、种种忧虑和思念，搅得我十分难受，日夜都靠着止痛安眠药打发。
有一个，我在昏睡中听到一个惊诧诧的女声：“哟，这儿还有个小排长哩！”
一个穿白褂的女人翻看过我床头的病员牌，蹲到我面前：“痛吗？”
我转过脸，不想理她。
她很快猜中了我的反感所由：“我不该叫你小排长，对吗？我说你小，是见到这上写着你21岁，而不是别的意思……”
我急于知道我的伤情：“医生，告诉我真话，我的伤真不要紧吗？没伤着骨头吗？”
“我是文工团的，不是医生……”
我没心思和她再说什么，只摇了摇头。
她说：“我给你去看病历！”
一会，她回来了，很确切地说出了我的伤情：“没事，真的没事，不过也真的……危险，子弹出口要再偏这么一丁点儿，你的脊椎就折了，好了也得瘫。医生说，你体质好，估计不会落下什么毛病。”
“你问过医生了？”
她诡谲地一笑：“问了，我给医生说，我原来认识你。”
从此，她整天就在我们病房里，在各病床间转游，什么事都干。她还带小把小提琴，大家乐意时她就拉一曲。没事了她总是回到我的床前，有几个晚上她值班，也是或坐或斜躲在我床脚的草堆上。我想可能因我的床位在不妨碍出入的一角。
我们都需要找些话题来消磨时间，也好像彼此都想了解对方。
我们熟悉了。她给了我比别人更多的关怀照顾，也显得更为亲切、随便，比如我不按时服药，我自行活动都会受到她严厉的斥责。
我在不知不觉中减轻了疼痛与忧思。这是她后来离开医院我才感觉到的。
当一批伤员转院后，新来的总是以为她是我的什么人。她也承认：“我是来照料弟娃子的！”
我们的友情确实发展很快，像真正的姐弟那样亲热，连医院的人也相信我们必是原来就认识的。
我对她从没有过非份之想，为什么？因她太美。内在，外表，我都认为她是个“绝色”，我自认我也不算丑，但配不上她。还有更主要的原因，我当时已有未婚妻，而且也是在品格容貌上十分理想的。
我的未婚妻与我从小相识。进陆军学院后突然接到她——我只在低处仰视过的这个女孩子的信，我真是欢欣若狂！很快，我们在信中开始了疯狂般的热恋。到假期，我们向双方家庭公开了关系并得到了承认。
我被派到前线当侦察排长后，凡不敢告诉妈妈的话都写给了未婚妻，她一如既往地“热”。
打仗前，我决定不拖累她，断然提出中断关系，请她再物色个人。“怕别人说你什么，你可保存我这封信，以此为凭……”她的回信太令我感动：“且不说你负伤，就是你死了，我也奖找回你的骨灰，放在我枕边，终生相伴！”
你说，有这样的未婚妻我怎能见异思迁？
在前线医院稳定伤势后，我转到了昆明陆军医院。那位文工团员（我且用小J称呼她吧）立刻赶来看我。她称我小弟（她比我大一岁），无拘无束抱住我欢跳不止。
她几乎天天来，带来提琴、录音机、书籍和她认为我需要的。
她告诉我，有一天她在报上看到一位总参首长接见烈士家属，所列的烈士中有我的名字，她一声大叫，昏了过去。后来别人替她打听到，那位烈士不是我，而是与我的名字有一字相同的人，报上又登了更正，她才放心。
她后来还带我去过她家，从她家人口中证实了她为我昏死过，从她家人眼中我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也许，仅仅是感觉。我至今没有问过她，她对我那么好，是不是还有友谊之外的另的感情？
但我有！至今还很强烈！我想，如果她是我的妻子，我将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我爱她将超过爱我自己的生命百倍，我会对她好，胜过世上所有的丈夫！但不可能了！虽然我们至今仍保存着最深厚的友情。
出于我的感觉，我决定只有让我的未婚妻立刻来医院。只有我们双双出现在小J面前时，才可能制止我和小J的密切来往突破友谊的界线（我再说一遍，这或许是我的错误判断）。我认为不这样我就有负于未婚妻赤诚炽热之爱，有负于自己的良心！
我给未婚妻写了信，如实说了我的伤情，要她速来。同时我千叮万嘱，对我妈妈只说我来到昆明学习。我写了“我只希望你一人来，只有你能抚慰我目前刀割火燎般的伤疼与思乡之念！”
我把这封信给小J看了，她照样来，但来得不勤了。不久，她去了外地演出。
我天天盼着未婚妻来，从早到晚眼睛没离开医院门前的林荫路。但她不仅人没来，连一封回信都没有。
后来，我的母亲来了，后面跟着我的姐姐。我与妈妈姐姐拥抱时，我含泪的眼仍盯着病房门，姐姐说：“看什么，她不会来了！”
姐姐告诉我，她和别人好上了，正忙着作结婚准备哩。
我根据姐姐提供的情况，掐指一算，我的“未婚妻”和别人交换彩礼的日子，正是我倒在敌人冷枪下的同一天，那一天是4月28日，我刚好满21岁。
小J从外地演出回来了。我在她回来前得知，她和一位英俊而有为的运动员好了。我对她说，我的未婚妻来过了。我们相互表示着“热烈的祝贺！”
我不埋怨她们中任何一个。在我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都给了我莫大的鼓励的安慰！我也不埋怨命运，我还年轻，面前的道路还长着哩！
4.战争，女人怎么走得开……
——王昌群（地主商业干部，烈士的母亲）
1979年，我老大刘光去打仗，我心里着急，但嘴上不说。白天上班，晚上睡不着。他爸爸那时在文山军分区当副司令，也到前面去了，都是几个月不见一封信，一个电话。我快疯了！
不久听说，前线要撤军，商业系统要抽一些理发、照相的人员到前面服务。我向文山商业局领导要求去带队，其实是想早点知道儿子的音讯，早点看到他。
部队多得很，找到儿子的连队不易。我饭也没吃，晚上悄悄跑到烈士陵园去看，划着一根根火柴照着木牌墓碑，火柴划完了，我的心碎了，腿软了，最后昏倒在那里。第二天又去，还是没有我的刘光。
我找到他们团。一个干事说，刘光他们的侦察连还在那面，要最后撤。我好说歹说，要了伤亡登记簿看，还是没刘光。
又等了几天。我自己也知道心跳不正常，常常瘫在地上，脑子明白，手脚不能动，还不敢对人说，想着死也得等到儿子的消息。
那一天凌晨四时，我听到刘光喊：“妈，我回来了！”我以为是梦，还真是他！他头发多长，胡子也长出来了，奶声奶气又还是个孩子，多高兴地讲，他们连队打得好。
战后，刘光提为排长，保送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走前他叫弟弟刘明给他的女同学段林送去一封信和他的战场日记。日记中写道：“为了祖国，我敢于流血献身，我死无遗憾，遗憾的是我没来得及向她表白我的爱情……”
刘明把这事告诉我，我很吃惊，因段林比刘光大两岁半。
段林开始也觉得年龄不合适。
刘光又给她写信，讲了燕妮比马克思大四岁。“年龄不是问题。如你不爱我我就从此不打扰你……”
他们开始在一块散步。我想说服刘光，他说，除了段林，我谁也不谈。我又找人做段林的工作，她回答，我们已决心相伴走到生命的尽头……
老刘找儿子谈：“你们喜欢我们也喜欢。”规定了几条：“她比你大，女同志显老快，你现在喜欢她，将来也要喜欢她，要爱就爱到底；你现在要到南京学习，学习回来还要工作几年才能结婚。”刘光答应了：“爸，我们说定了，谁都不许反悔。”
我们准备了几个菜，请了段林父母来作客。她父母工农本色，说话很实在：“这不现实，不班配！”老刘说：“我们都尊重孩子的意见吧！”
刘光在南京学习，回来度假和段林形影不离，感情很好。
刘光成绩好。前年（1985年）12.9，他学院邀请我去作报告。他的教员都对我说，刘光各方面都表现好，学习成绩全优，跳高跳远游泳也是第一，有的记录至今还没人打破。
学校要留他，他坚决要求回连队。老刘也支持他：一个好的指挥员，应该是在基层锻炼成长。他回到云南，省军区要留他，因他学的侦察，那里需要他当教员。他不干。人家还来动员他爸爸作他的工作。他爸对他说：“人家确实需要，不是照顾，也不是走后门，你就服从吧！”我说：“如今谁不是往机关钻，厕所也比前面的指挥所强，你怎么就不实在点！”他说：“妈不懂，我身上有战友的血，我的文凭上也是战友的血凝成的。我有体会，一个指挥员的精明能干，能减少多少伤亡，尤其是侦察兵。正因为我实在，我才苦学了这两年，才选择了回前线这条路。”
这个死老刘，他又站到了儿子一边。他一句话定了盘：去吧，好好干！
（刘司令员在一旁听老伴数落，只抱头不语。）
他回连队当副连长58天，带部队出去侦察45次，抓了舌头回来。1981年12月5日，他牺牲了！
他牺牲时，老刘已调到保山。前两天我还给段林寄了两百元钱，叫她买点木料，多少准备点结婚的家俱。当我们赶到刘光师部时，段林已在那里等着。她穿一身黑衣，哭得泪人似的，瘦得让我都快认不出来了。下了车，我不能动了，是人家把我抬进屋的。
三个花圈，父母的、姊妹的、未婚妻的。段林不同意落未婚妻，要落上妻子段林。老刘说：“姑娘，你还年轻……中国现在还有封建思想，落上妻子，对你将来有影响，你应当还有自己的幸福。”怎么劝说也不成，最后只得依了她。
追悼会后，她又说“爸爸，妈妈，我伺候你们一辈子，你们不要我，撵我，我也是你们家的人，决不再嫁！”
我不能拂了她的深情厚意，把她带回了保山。
骨灰盒被她抱进她房里，房子布置得像新房。晚上，我怕她出事，打开她的门去看。她抱着刘光的骨灰盒睡。我说：“孩子，这不行，不行，太苦了你！”
她又提出：“妈妈，我要和小光去办个结婚证！”我当然不同意。“哪有这么办的？”她说：“是刘光叫我这么办的！”她摊开了刘光好几十封信，封封写着，干我们这一行的，随时都可能牺牲……我对你只一个希望，代我常看望、安慰我的双亲，代我尽孝！
“妈妈，我是怕你二老伤心，才一直没让你们看这些信呀！”段林说。
她真像个“儿媳妇”，家里什么活她都抢着干。
我也只想咋个对她好，对她一分爱就是对儿子一分爱。
但不能老这样呀！我们不能误了她的前程，她的青春呀！她在我们家，那日子也太难受了。关上门，她就看刘光的照片，听他弹吉它唱歌的录音。吃饭时，她加个碗……成天在眼泪中泡着，她这样，我心里哪受得了？
她住了四个月，老刘只好打电话请了她爸爸来。两人计议着怎么把女儿哄回去。她爸说：“你超假太多，人家要规定除名了呀！”她要老刘帮她调到保山来，老刘说：“这事不是一下子办得到的，只有慢慢来。”
她怕丢了工作，只好回去了。回去了还是一两天就是一封信。我给她写信说：“不见你信我盼着，见了你信我泪流成河，孩子，当有一天我听到你得到了幸福，我的泪才会不再流……”后来，她终于结婚了。不是她听了我的话，而是她受不了舆论的压力，有人说她抓住了一家当官的，人死了也不放！这些烂舌头的！
她走了，我们老两口守个骨灰盒，你说那日子怎么过？
分区陈政委来说，把你小儿子调回来吧，人家能理解。老头子不干。
小儿子刘明是1980年当兵的。哥哥的丧事他参加了。清理哥哥遗物时，有五发子弹，他拿去，用红绸包起来。这是二姑娘后来告诉我的。上级给他哥命名“立志献身边防的模范干部”，授二级英雄奖章。刘明代表我们家在命名会上发言表态，要为哥哥报仇，向哥哥学习。
要打老山了。我到昆明开会，知道了刘明的团是主攻团。老刘的一位老下级来看我，说：“你一个儿子牺牲了，我负责把你小儿子调出来。”老刘听说了，大叫：“怎么能这样干？这时候调出一个人，一个司令员的儿子，要搞垮一支部队的士气！”还骗我：“没关系，刘明的部队是打预备……”
打起来了，我再不跟老刘说话，他也没句话安慰我，有空自己端个小板凳坐在后院。
有一天，我在上班，老刘坐着小车来接我，——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我一下子明白了……老刘说：“没什么，小明负了点伤。”“要紧不？”“伤重一点……”我说：“只要儿子活着就好……”到了家，我见到的是小明的指导员，没有小明，我一下子昏倒了！七天里我没吃东西，靠输液。
二女婿陈加勇本已确定参加医疗队赴前线，现在家里出了事，他医院的领导主动来说，加勇不去了，这不单单是院领导的意见，也是全院了解你们家情况的同志们一致要求。老刘只说，先不定吧，以后再说。后来二姑娘两口子对我说，加勇在军医大学外科，前线缺这方面的人，……不去，将来不好说……我一听，把针头拔了：“等我死了你再去吧！”老刘这回流泪了“我也不想他去，可加勇心里一团火似的，我怕这回拉了他的后腿，他会后悔一辈子，埋怨我们一辈子呀！”
加勇守在我床前，什么也没说，几天变成个老头样。我想，谁叫我嫁了个当兵的，如今又是全家皆兵呢？我说，加勇，给我拿上那瓶好酒来。他说：“妈，干啥？”我接过酒，交给他，说：拿去，叫全家给你送行，剩一半，到前线洒在两个弟弟坟前！
加勇去了半年，在前线立了功，入了党。
……
我给你说这些，不希望你报导。当今社会，什么人没有？省里、全国给了我好多荣誉：五好家庭、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俩孩子生前部队、学校要我去讲话。我回来，一个邻居喊：老母鸡上房了！……还骂孩子，你咋不死，死了我也捞分光荣嘛！你听听这话，还是个老干部家属哩。
我恨死了老刘，我十六岁参军，二十岁和他结婚，后来跟他守边防三十多年，我什么苦没吃过？一个女人应有的福我没享过一天，一个女人受不了的罪，我全都受了！
有部电影叫《战争，让女人走开！》照我说，有战争，有亲人在战场，女人走到天边也走不开，走一辈子也走不开…
5.“若是执掌权柄者都像你俩……”
——刘斌（原保山军分区司令员，烈士的父亲）
我家的事，过去宣传过。外界有人有这么个印象：我一个儿子死了送第二个儿子去上战场，第二个又死了我又把女婿送到前线去！不是这样！这是有的人想把我的思想抬高，也想叫这宣传更感动人。其实，这是好心帮倒忙，叫别人误解，反感我。
东北有个大学生给我写了封信，开头就是一串大问号：你这是何苦？究竟为了什么？这样作值得吗？他说，他先听到这事，完全不信，认为又是吹嘘当首长的，抬轿子的。因为这以前别人给他吹过某首长儿子的英雄事迹，知情者告诉他，假的！“看完了你们的报导，我信了。并且抑制不住我内心的悲痛！”“你是我尊敬的人，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但我不理解，你这样作为了什么？”“难道你就没听说过，多少大首长不是在为儿子开后门上学、出国、赚大钱奔忙？像你这样的人有多少？”“你想力挽狂澜……蛤目前国家这不正之风，是你能纠正的么？”“你已为我们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我劝你，再不要承受这些痛苦了，把加勇哥叫回来吧！”他说他是个红军的儿子，为写这封信用了整一晚上，是出于对我这家人的崇敬和热爱他才坦诚秉笔，请我指教批评。
也许还有的人，没给我写信，但心里会这样看，甚至会把我看成一个无情无义，拿儿子的生命当垫脚石的人。
想到这些，我的本已承受不了的痛楚又加了一把盐。
大儿子牺牲后，我还是想身边有个人。不是我大公无私，是我有“私”有包袱！有不少人主动提出调回我的小儿子，有出于关心我的好心，也有用这个和我“斗法”——搞交易的！
保山分区当时管一个团，两个医院有二百多个女兵，大都是机关的、干部子女。当年兴知青下农村他们千方百计涌进部队，接着是入党、调学、提干，活动到大城市，家长们各显神通！给我这当司令来的信函塞了几抽屉，有不少是来头很大的。合乎政策、情理（如父母身边无人），能办的我都办了，不能办的我坚决顶，我得罪了好多人！
某首长的女儿提了干，入了学，爱人也在本单位，要求调，每天来电话，我说不行。后来党委办公室出面，打的党委旗号，我说你们下文字命令呀，打什么电话？我是党员，服从党委决定，不看谁官大！我对政委说，不用研究，我一个人顶着！
这以前，好多不该走的走了，闹得医院议论纷纷，人心惶惶。这种事很影响部队团结，能毁掉一个单位。有门有路的子弟把部队当避风港，台阶、走廊，无门无路的子弟替你当垫脚石，铺路砖，部队能这么干么！
有个医院领导，儿子在部队调皮，他把他调到自己医院。我对他说，我限你三内调回去，工作你自己作。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调儿子。
我的小儿子原来也调皮捣蛋。在学校读书，老师希望他睡觉，不然教室安定不下来，两兄弟闹矛盾，他趴地下不起来，非得妈妈打哥哥一顿，他捂着脸从指缝里看妈妈打，笑着跑了。当兵后，还是爱打架。
他哥哥牺牲后，我也没想到他一下子懂事了。
他上老山前，姐姐姐夫去看过他，听了他好多故事回来：
他们部队在文山搞临战训练，刘明在那里长大，有一班小哥们。有一天，训练场来了伙穿花衬衫、牛仔裤的，大喊大叫。连长丛辉气得大骂：“干鸡巴啥？”“找老同学刘明！”刘明跟他们来到一个酒楼，大肉大鱼早摆好了。一个小哥们举杯：“刘大将军，祝你马到成功：”刘明：“不敢，尽一个小兵的责任，为国争光！”另一个小伙：“争光？有这个必要吗？不就是要出出气，争个面子吗？”刘明：“对！为国家争面子，争尊严。一个人不要面子，百事可为。一个国家不要面子，那就不成个国，亡国灭种也就不远了。”“嗬，刘明变样了。”刘明“啪”一拍桌：“过去的刘明死了！他胡混了二十年，今天是另一个刘明。”他喝下一杯酒：“谢谢各位盛情。刘明军务在身，不能久留，告辞！”他回来向丛辉汇报，丛连长一把抱住他：“好，将来一定是一位刘大将军！”
刘明部队，当然有不少首长知道我家的情况，说老司令一个儿子牺牲了，这个根我们怎么也得给他留着。他们谁也没和我通气，这种情份和那些搞交易的是毫无共同点的。
临打仗了，团首长李明书找刘明：“上级决定，你去住校，明天就走。”
刘明发觉了：“什么住校？这会儿哪招生？我什么时候考试的？哪儿的决定？拿文件我看！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丛辉找来刘明：“我代表支部通知你，你到炊事班。这可是支委会一致同意的，有决议记录在。”刘明拍着连长的肩：“你少给我来这套！你现在就是叫了我爸爸本人来，他也休想调派我。”
不仅没调炊事班，他还在全连请战会上争取当上了尖刀班长！
这小子倔，我有体会。刚打倒“四人帮”，分区礼堂放电影《洪湖赤卫队》。那时这电影没“解放”，只许干部看。他带一班小家伙趴在窗台上看。我隔窗看到了，逮住他：“你捣什么乱？”他说：“我捣什么乱？我接受革命教育！”我给了他一耳光，他多少天不理我。直到今天，我还为这一耳光后悔呀！
我不为没调回他后悔。我打了几十年仗，知道他那样一个兵，调下他比杀了他还令他难受。
小明打得很好。丛辉提起他就大声赞扬：“英雄，英雄！”击退敌人的“7.12”大反扑，他们部队阵地前敌尸遍山……
我认为，两个儿子的死是值得的！多少留下了一点为他们的同志至今称道、认为值得学习的精神吧。对于一个民族，“精神”比黄金更重要。是的，有些人搞了些没名堂的事，要纠正这些歪风，不是哪一个人的事，但你总不能老是不满，老发牢骚，总得自己也作点什么呀！共产党员要敢提意见，但还得问问自己，你能不能自己先带个好头？
我不敢沾儿子的光，只能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问心无愧。
还是有人理解我。徐州一个煤矿工人给我寄来了一首诗：“若是中华的父母都像您俩，儿女何处不英雄？若是执掌权炳者都像您俩，何愁祖国不强大昌盛！……南疆满山满谷的鲜花，不足以表达祖国的感谢，人民的崇敬，对你们，对光、明兄弟，也对南疆英灵。”
我和老伴回到我的老家山西阳城，意想不到乡亲们冒雨倾城，夹道三里迎接，都流着泪，久久围着我们的住所不散。阳城人民还为刘光、刘明建立了纪念碑。
6.“阵亡者”回来了
——胡祖美（集团军宣传处长苏应奎的爱人）
（这是我在老苏家作客时女主人偶然摆出的一段“龙门阵”。）
你应该采访一下当家属的，写写男人在前方打仗时家里人心头是个啥滋味。
这滋味我可尝够了！当烈属的滋味我也尝过！
1979年打仗，老苏先来过一封信：这可能是最后一封信了……情况你会从最近的广播中听到的。
我当时在我们家乡当公社副书记。接到这封信时，南边已经打起来了。我一天到晚就抱个收音机，尖起耳朵听前线的消息。正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成天跑乡下，其实在躲开熟人的眼睛，不叫他们看出我心里的焦愁。路上我还是在听广播。明知广播里也不会传来他老苏什么消息可就是离不开它。
好几回，明明要往西，却走到东，走着走着，想不起自己要到哪，干什么去。但有一件事总也不忘，一早一午在公社门口等邮递员来，也是明知老苏这时不会有信来，但还是一回不拉地等着盼着。
广播上报上说部队已撤回国了，这就不是在门口等了，而是守在乡邮电所，等电报。全公社有十几个人上前线，十几家都有人在等。最后都等到了！只有我……也等到了，但比人家晚了两天。这两天我差点没疯了！电报上“平安”两字一下子抹去了我满心的忧伤，回到家我一顿吃了两大碗泡饭，把空了几天的肚子填满。等身上有了力气，我就开始在心里骂老苏了：“你龟儿，既然平安嘛，为啥叫我多等了两天呢？”
这之后有十几天，我就不再等啥盼啥。部队回来了，仗打赢了，男人平安无事，我也就万事大吉了！一心一意搞我的工作。
这天，傍黑了，我从乡下回来，推开办公室门一看，有封信，老苏来的。我不急不慌展开一看，妈哟，你猜写的啥？
祖美：我但愿你永远不要接到这封信，如果你接到了，那就是说，我回不来了！我希望你坚强，代我孝敬老人，抚育孩子。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信奉共产主义道德，不信三从四德那一套。我希望你改嫁，祝你幸福！——这是大概意思。反正还写了很多：战争的正义，军人的责任，他死无遗憾，唯愿我能度过这人生最艰难的一步，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等等！
读完信，我大哭大叫。这时候我就再不顾我在公社大小也算个领导，要注意什么影响了。是别人把我搀扶到家的，我的两腿再站不起来，眼目前天旋地转的。
不用说，我的老母亲、小女儿也被这封信吓惨了，哭得天昏地暗的。
过后，还是我自己看出来，信是2月10日战前写的，电报是最近来的。可是，信上明白写着，如果我收到这信，那就是他回不来了，也等于说，如他活着，他就不会再发出这封信。无疑，电报是假的！是他的战友怕我等急了，为安慰我发来的？但会不会是这封信发错了呢？
我一连给他去了多少封信和电报，都不见回复，但他的一位师首长（我去部队探亲时认识）给我回了一电报：应奎外出，他平安，勿念！这电报解了我一层忧，又多了一层疑。
晴天霹雳是一次走在路上“遭遇”到的。
我碰见了中学时的一位老师——我和老苏都是她的学生。她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张口就说：“小胡，你要坚强些！应奎的牺牲，是我们学校的光荣……”我连忙问：“老师，您从哪听说的？”他没有发现我的身子在摇晃，回说是从县上一位领导那听说的。
好心的老师如不说从县上领导那听来的，我也许会告诉他：“这事可能是我自己闹出的误会！”她一说县领导，我扑通倒下了。
（老苏指责妻子：县领导还不是听说你哭闹得死去活来，才闹得满城风雨的。
妻子反责：你还好意思说，龟儿把老子的心都在油锅里煎过一盘了。）
我当时哪还有脑子分析：“‘风源’在我自己身上！我跑去找县领导问，回答说只是听说，没有确切信函。从县到公社，领导对我都很客气，到一家，总是荷包蛋，麦乳精什么的端上来，这就更使我多了疑心——他们在瞒着我！
半夜，小女儿从梦中哭醒，又闹又叫：“爸爸，爸爸！”问她看见什么了？“爸爸一身血，死了！”
我老母亲迷信，说三岁孩子不会作谎梦，她在屋里又烧香又化纸，自言自语：应奎，你要赐梦就赐给我吧！你有啥丢不下的心事对大人说吧，别吓着你孩子！
妈吔，那滋味真不是人受的！
五月端阳来了。那天我妈在厨房包粽子，大概是想到给女婿祭奠一下吧。我在自己屋里把我们影集又翻了一遍。
突然，邻居一个叫永红的姑娘尖诧诧地喊：“胡孃、胡孃，苏叔叔回来了，苏叔叔回来了！”
我隔窗看到了，是他！穿一身崭新的绿军装，头上红闪闪的五星，胸前亮灿灿的奖章。我没有立时冲出去，我在看，看天看地，看是不是又一个谎梦！
我妈才有意思，手里还提着一把剁肉馅的刀，迎着归来的亲人，又是笑又是哭。小女儿最先说话：“爸，你不是死了吗？”
一家人问候、欢笑、数落、解释，闹喳嘛了。
邻居来了，公社干部也来了。第二天全公社都跑来看“死人还阳”。公社干部想了一计，干脆搭起高台，请老苏给乡亲们作一场报告。
老苏开场白不错：我一不是功臣，二不是模范，我这胸前带的不是奖章，是打了这一仗的人都有的纪念章，不过我还是能给你们讲很多前线的事，因为我跟英模报告团跑了一路，又是个宣传干事，专给英模写材料的。
我们公社干部知道大家最想听啥，大声说，我们先请应奎讲讲他怎的要给家里寄来一份遗书好吗？大家好拍手。
老苏说，大家都知道，我奎娃子从小是个糊涂蛋，干啥丢三拉四的。打仗前，好多人都准备了一份交代后事的遗书，留在后方留守地，打完仗，平安回来的自己把遗书取回走了，负伤的由留守人员按名单把信退给他们。唯独我，把这事忘了，一个通讯员把几十封遗书一块投进了邮筒。我也再没想起，只以为给家里发了平安电报，又跟报告来到四川，不久就能回家来，也没给家再补一封信。
（老苏插话：你是老宣传工作，知道打完仗后宣传科那忙劲，战评通报，总结，英雄模范材料，接待记者、作家，来队家属，筹备庆功会……）
那次报告还蛮成功，讲了英雄事迹，也为我的哭闹作了解释，是事出有因，不是我得了神经病！
跟着老苏，我倒八辈子霉呀！他现在还是忙得脚不沾地，家务事我一人担，原来我是公社副书记，现在在杂货公司收酒瓶子，我是永世不得翻身了！
七、守备篇
老山——如今她已成为者阴山、扣林山、八里河东山等著名山头的总称。因她创造了显赫战绩，培育了无数英雄，代表着80年代中国国魂而受到亿万人民的景仰，这是她当之无愧的！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几个大山上参加过进攻战斗的，以后在各山头及其间隙和它的两翼几千里漫长而荒芜的边境线上长期守备的部队，论战斗之频繁、论环境之艰苦恶劣，论战果之丰硕决不下于这几个著名山头。和其他部队比，人家打一阵子，是轮换着的，而他们是十年一贯制，虽有调动，但总离不开边防，上千的阵地，战斗无时停歇，流血牺牲也无时间断；他们的干部，有连续蹲猫耳洞七年之久的，他们的战士，有服役三年从未进过有墙有盖的房子的；我去过他们的阵地，虽然建设得大为可观，今非昔比了，但许多人依然是风餐露宿，在最简易的掩体里度过大部分时日。有的走路时腿都变形了，他们的模样令我也难相信这全是二十郎当的小伙子！
我原来偶然想到的这本书名《南疆3000昼夜》很使他们高兴、感动，认为这书必是专写他们的。确实，“3000”昼夜的见证是他们，唯有他们！
由于有另几位同志应诺写我这个部分，后来他们因有其他任务，尚未完成，我只好将我蜻蜓点水式的采访记录抄述几段，以表达我对他们的崇敬之情。
他们是谁呢？云南省军区所属的守备部队。
1.告别时，我要向战友们们深深三鞠躬
——龚文进（团政委，已确定转业）
离队前，很高兴你们来，很愿作一次回忆。
我当年二十年，在好多部队、几个兵种待过，我看数边防军最苦，边防军里又数这几年守卫中越边境的部队最苦。
过去，我们一直把越南当“同志加兄弟”，以为我们的友谊会“永世长存”，摆在这一线的部队好长时期都以支援越南抗法、抗美为主要任务。我们天天讲、时时讲国际主义，讲我们是越南的坚强后盾、可靠后方，直到越南反华排华，我们仍没想到要打仗。多少年，我们对越南有边无防，连巡逻也不巡逻，连简单的防御工事也没有。
现在，全线都建成了坑道与堑交壕相结合的基本配套的永备性工事，边防战士不再在山上当“野人”。我说我们有多苦多苦，你现在不易看得到实景了。但也只是近一两年来才得到改善的。
我们不知修了多少里地下“长城”！现在你到阵地上去，在坑道、掩体、台阶……蹲下来细看，你会看到每块石头、水泥砖上有战士们的汗斑，有的还沾着他们的血迹。成千上万吨施工物资器材——风镐、油料、水泥、钢筋、钢钎、大锤、推土车，都是战士们双肩扛上去的。
越是最重要最紧急的工程，越受越南人注意，因而在那里施工也最危险，战士们一面挥汗如雨地劳动、一面还得随时防止敌人炮火袭来。
有的地段雨水多，地质复杂。老实说，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懂建筑的专门人才，材料供应也不那么充足。工事修好了又被敌炮炸塌，雨水冲塌，不明不白坍塌的事常有发生，也不知埋下、砸伤过多少人。
有个战士，十七八岁，坐在雨水冲塌的工事前哭，哭得两脚不住地踢蹬，就像闹着要什么的娃娃！可他不是闹着要玩啥吃啥，是为他们班几个月的辛劳白费了哭，为没能完成上级的任务哭，为边防建设的大事哭。
我问明了他的哭因，我也哭了。他奇怪：“政委，是不是全团塌了很多阵地？”我搂住他，和他脸贴脸，泪伴泪，说：“不，我是为你哭，为你这么早懂事感动得哭，为我们军队有你这么好的青年高兴得哭。”
我们团部这个地方，原来是座大坟山，这一座座楼房、水泥地、石头台阶、大操场都是这几年我们边打仗边修建的，是干部、战士们一镐镐地开出来的。
原来我们团部是在河谷地上搭起一片牛毛毡帐。
说到住牛毛毡账的苦，我给你讲个例子。我在阵地看到一个连长带着他三岁小男孩一块住猫耳洞，我狠狠批评了他，他还没说话，孩子哭了：“伯伯，我不回家，我不回家！”我问孩子为什么？他说：“家里有耗子，耗子看着我，我怕！”
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
孩子所说的家，就是牛毛毡帐。这个连长爱人是个售货员，她上班了，就只好把孩子锁在家里。那地方耗子确实多，牛毛毡被它们咬得千疮百孔的。那时，孩子也跟着我们遭罪呵！据说这个三岁孩子听觉最灵敏，敌人一发炮，他最先喊：“爸爸，炮！”最先钻进猫耳洞！
八十年代，恐怕世界上再也难找像他这么小就能辨炮声的孩子了。
大家都住牛毛毡，外地的家属来了，常常是找不到地方让她们住，而阵地上的干部也下不来，怕阵地出事。怎个办？把家属送上阵地，猫耳洞内庆夫妻重逢！部队上笑话性快板不少，其中有句叫：“你打你的炮，我睡我的觉……”还有：“一天分四季，两里走半天……”等等，虽俏皮，但贴切。
在一般人想象中，守备部队大概就是守卫，其实我们照样拨点，打进攻战，许多阵地是我们自己收复的。我们有个军委命名的“边防钢七连”就是进攻战中打出来的。老山作战，七连为保障左翼安全，在逼近敌人的一个高地上潜伏七天，后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又参加了八里河东山进攻战。他们的战功有材料，也有报导。但材料、报导里写不出我这个政委在看到他们时心里涌动的感情，七天七夜的敌前潜伏，不说别的方面忍受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单看他们每个人一身都肿了，头脸成了个大蜂窝——被虫虫蚂蚁咬的，我到现在也说不出当时心里的滋味。
我们还有个一等功榴炮连，7.12反击敌人大反扑，每天打出几千发炮弹，被称为“炮兵之最”。一喊停止射击，一个个倒下了。堆积如山的炮弹壳旁是罐头，没人动，不是他们不饿，是连开罐头的力气也没有了。指导员王惠毅，常年在炮阵地指挥作战，身上无伤，但却是个废人了，他不仅听力不行，连正常男人的功能也丧失了。医生集体诊断结论是：长期劳累紧张过度……
我们还出了个龙伟，他负了伤，顺坡滚向雷场，又多处负伤。他住院时，我们报了他“滚雷英雄”。命名快批下来了，他知道后，坚决拒绝，说他是失脚落坡，不是有意滚雷。我觉得，他的这一举动不亚于他真正滚雷所能展现一个革命者的高尚情怀！
有个昆明兵，来队130斤，走时105斤！欢送会上，他说：我舍了25斤肉，值得！同志们不要以为我指的是换得了一个工作安排——原先我确实为这来当兵的，现在我认为我换得来了人生最珍贵的东西——信心，对于今后生活里我没有吃不下的苦，克服不了的困难的信心！同志们，告别时，让我脱下帽子，向军旗三鞠躬吧！我感谢部队！从心里感谢！
我也将离队了，我也将学习这个战士的作法，在我走的那天，向全团战友深深三鞠躬。我要说：同志们，我感谢你们，你们给了我充分信心，对我们党倡导的改革必然成功，我们四化建设定能完成，我们的人民一定能走出困难，冲破价格体系风险的信心，因为我们有像你们这样的忠于人民的千千万万的战士！
2.希望老师们原谅我
——吕江增（某守备团营长，当年“红卫兵”）
（在驻麻栗坡守备团，我们刚好碰上从北京来的一个慰问演出团。演出结束后，慰问团长提议部队歌手登台表演，于是全场同志同声喊起“二营长，二营长！”一个很精干的军长健走上了舞台，唱了几只歌，全场欢欣若狂。他唱的也许比不上训练有素的专业歌手，但他表达出的军人气魄与豪情，我觉得是许多专业歌手不可比的。剧场效果可以说是这次晚会的最高峰——那位慰问团长也是这样评价的。
第二天，这位二营长坐到了我的面前，话题是从唱歌谈起的。）
我从小喜欢唱歌，谁问我将来干什么，我连答几个：唱歌，唱歌！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读高中一年级。它很快改变了我的志向。我“懂得”了，唱歌演戏的没有几个“好人”。
我当了红卫兵，还选成了一个头头。
1971年我开始觉得闹来闹去没好大意思，就当了兵。开始在团、分区宣传队，后来宣传队解散，我下连当兵，不久就当了副连长，1978年住军事学院回来，上级一直不分配我工作，后来被告知，由于我参加文化大革命，搞打砸抢，打伤的人至今还住在医院，决定给我严重警告处分，处理转业。后来又要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不好，党藉都难保留。
我哭了，说：“我有教训可吸取，参加过对老师的围攻起哄，但我没打过人。”我也说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该让当时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承担责任！全国多少大人物，大学问家，有几个当时站出来说一声：孩子们，你们错了，受骗了……现在都站出来了，指着我们——就是他！而且，也不会没有人夸大自己受害的事实，想捞好处……”
领导拍了桌子，大骂了我一通。
我感到委屈，只认为在劫难逃了，我准备了冲锋枪，压满了子弟，准备干掉那些不让我说话的人！
好危险呀！幸喜，一个领导找我谈：你别激动，我们准备派人去调查，不能凭一封揭发信就下定论。
我至今感谢这位领导，他一句话救了我，也救了好多人。
很快调查清楚了。当时我们边防团属德宏；军分区。分区结论是：与本人所写情况汇报（我不认为我有什么错误，所以不写检查，只写汇报）一致。吕江增参加过当时遍及全国学生的红卫兵组织，并任队长。未发现别人揭发信中列举的行为，不予处分，不转业。
我很激动，很高兴。1979年4月部队开到老山这边接防，我一路歌声。
接防不久，连长触雷牺牲，我当了连长。
连队守在一个河谷间的1175.4高地上。高地很陡，从山下背水到山上要一个半小时，下来只要15分钟。下面闷热不透风，湿度大，山上大风呼呼，晚上冷得人打抖。一座山都必须是露岩地，没有土，到处是快刀石，想找个坐的地方都不易。
高地前两面山上都是越军，最近距离50米，他们说话吹哨都听得到。1979年打仗，这个方向没打，我们刚来时，彼此都相安无事。
后来我们去布雷，被越军打死两人，一个叫高永年，他掩护大家撤退被手榴弹炸伤，等我们把他抢救回来再送下山，他的血已流尽了，死在战友的背上。
从此，越军露头我们就打。中间是密林，看不见，只要树林摇动我们就猛打。越军向我们喊：解放军，不要打嘛。我们不理他。这样一来，我们自己当然也不敢露头。
越军嘴上喊不要打，其实是麻痹我们。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洞子里唱歌。哨兵报告：“敌人！”大家都静下来了，我叫大家使劲唱，同时指挥大部份人钻出洞，绕到敌人后面去。快出发了，我故意大声喊：唱什么，睡觉了！
可惜，在我们离敌人还有20米的时，一个战士蹬响一块石头，被敌人发现，吓跑了。
后来我们自编了一个快板叫三十七计——唱歌计。
在这个地方我们守了五年。正如一个拍电视的记者所说：一般人住五天也受不了！
就说喝水吧，每天每人一杯水，只供喝。什么洗脸嗽口全说不上。为什么水这么珍贵，因为全连分散在几个点上，每个点有那么多哨位，只能轮流分出一个人背水，一人一天背两袋，每袋25公斤，一袋分给大家，一袋给炊事员。炊事员用水的原则是，先淘米，澄清后再洗菜，洗了菜的水给大家洗碗。
由于长久不洗衣，大家的衣服都成了油亮油亮的。不洗澡，皮肤上结了一层垢泥，可以一块块揭下来。
轮到党员、干部背水，要求至少背三趟，也有背四趟的。不是一袋25公斤吗，怎不能一次背两袋？不可能！许多路段是陡崖，沿崖打上桩，吊上线，得攀援着上下，还有几处断崖，用几根木头搭了天桥，很窄，又倾斜，不小心，就得掉进深谷底去。
景颇族孙勒腊，是我们连三排长，一贯以身作则，他背过两袋，还爬得很快，但没到地方，身子卡在一个树杈上。战士们以为他开玩笑，装死，走近前才发现他昏过去了，将他摇醒，他还要背，战士说：“排长，得了吧，创造这个纪录，体育界也没这个项目。”
倾盆大雨天，就是我们阵地的节日。大家都脱光了，洗澡，洗衣。什么都拿出来接水，脸盆、钢盔、塑料布……
在这种环境里，没有不生病的。普遍的是皮肤病，阴囊炎，走路都得叉开腿，坐下就扇裤裆。副连长李世荣一直在顶峰，得了面部神经麻痹，脸歪了，就是不下来。有个阵地，一次得流感，全病倒了，哈尼族战士张德学一人站岗，背水作饭。
还有自然灾害。一天晚上，哨兵听见了轰轰声，马上鸣枪告警，大家忙钻洞——帐棚都搭在大石上，石下挖空作防炮洞。在洞内，只听得外面山摇地动，出来才知道是山顶滚下一块大石，压倒了帐棚，砸断了床板。
有一天，雷雨交加，一个大炸雷劈下来，在帐棚外淋雨的几个人没事，在帐棚内睡觉的几个人被掀到了床下。副指导员在写信，只觉得身子一麻，钢笔掉到地上，回头见战士罗正雄还在睡，便骂：扯鸡巴蛋，快起来！拉开被子，才看清他卷缩着身子，一脸乌青。他死了。
还有泥石流。先是大风，把帐棚吹跑，接着暴雨冲刷下半匹灰山崖。战士们站在及腰的泥水时坚守阵地。那天一个拍电视的正好在，拍了半夜，什么也没拍上，原来有泥巴糊住了镜头。
我不知道这些能不能写进你的文章？如果你写，请不要忘记代我向昆明三中的老师表示个意思：他们过去的学生吕江增，在校时年幼无知，对不起他们。上级说他没有责任，但他心里至今很悔恨。他在阵地上守了五年，不敢言功，只能说是对老师们的教育作出了一点小小的报答，必要时他还将毫不犹豫付出生命报效祖国人民！请老师们原谅他……
3.我是个书生……
——徐德安（干事，原任连指导员）
（他确实是个文弱书生，戴眼镜，单瘦、轻言细语地……）
我1981年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在教导队任教员。1983年底随领导去五连蹲点。那是个赫赫有名的连队。由于连长调走，工作呈下降趋势。我向一同蹲点的政治部副主任要求，让我到这连队当指导员，保证半年之内把工作搞好。当时已听说要在那一带拨点作战，五连地处最前沿，又是要点，估计打起来定是两军必争之地，会有一场恶战。副主任听我一说，连连摇头：“不行不行，怎能把个秀才作当头炮！”他这一说，我更起劲要求，宣传科长要我立军令状，我真当场立了一个，保证如何如何。副主任同意了，送了我一套政工条例。
我在五连任职一年多，经历了它最艰苦激烈的战斗时期，人生难得有军旅生涯，当兵也不易遇到打仗，我为有这段经历感到高兴。这个连守八个阵地，当然主峰最苦最险，我要求上主峰，连长刘金才不说话，打好了自己的背包，叫通讯员：走！这才拍拍我的肩：秀才，不是信不过你，是你还没娶老婆，我，有了接班人，还是个带“荼壶嘴”的！
一个星期后我们又见面，刘连长人都变了形：脸黑了，腰细了，皮带扣缩到最后一个眼上还往下耷拉，衣衫破了好几处。我问“怎么样？”他说：“在上头省心多了，因为后面有你这位秀才坐镇，不是么？”
这是我第一次受到教育和感动。
我和副指导员丁全富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我当战士时他就是干部了。有一次我叫他向工作组汇报，他不干。我说：“你不干也得干！”我心里想，你不要以为我资格嫩可以捏巴。
后来，炮排要去参加一次进攻战，他主动要求去带炮排。临走，突然向我敬了个礼，。说：“希望你忘记我的缺点毛病，如果我回不来，只请你记住一点，我丁全富生死面前没含糊过！”
我抱住他，眼泪止不住往外涌。
我的灵魂又一次受到震动，受到洗礼！
知识分子自尊心强，生怕别人瞧不起，这是优点，也是缺点。
1984年4月份，我军开始向老山一带炮击，敌人还炮，我们第一天就牺牲三人。7.12敌人大反扑，我们连部被敌炮火覆盖，所有设施被摧毁。房子——木板牛毛毡房夷为平地，五十头猪、五头骡子无一幸存，只剩下一个原来挂在篮球架上的邮箱，上头有八十多个洞眼。
从炮击开始到7.12，三个半月期间，我们连的阵地每天平均落下八百发炮弹。这期间，我们只有钻洞，真是不见天日！
最大的困难是供应不上，有时几天几夜断粮断水。什么样的滋味呢？我常想起《中国通史》上写的古代征战用敌人的尸体当军粮。以前我不理解人为什么这么野蛮残酷？现在我“理解”了，人在饿极的时候是什么都会往嘴里塞，会咽得下去。当然我们还不会想到吃人肉，但洞子里如有人抓到蛇和老鼠，那是连皮带骨头都不会丢下的。可惜，在我们断粮断水的时候，它们也不来了。
还有一个困难，解便跑得远远的，而且只能在半夜到凌晨三时之间。这个时间敌人还是有零星的炮击，你不要以为人不吃就不拉，怪，照样想拉，好容易憋到半夜，蹲下来，又拉不出。
种种不是常人所能生存下来的恶劣环境造成人心理紧张，在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干部镇定、乐观。那时候不需要喊口号，也不需要讲道理，镇定、乐观、表率作用，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认识这个连队的干部。敌人炮击时，他们总是守在洞子口，有情况的时候，他们冲在最前，当军工运来有限的物资时，他们先分给伤员，再分给战士，最后才是自己……而平时当我作为一个“蹲点”的干部看他们时，看到的只是他们谁讲了什么怪话，谁的爱人来了在炊事班拿过东西，纯属鸡毛蒜皮！
战争，使我懂得了如何识别干部！
我们连有个战士感到日子太可怕太孤独，在执勤时开枪自伤，后来被押送回家。按说，这件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当时的上级懂一点辩证法，反证出绝大多数同志能挺得住熬过来，守住了阵地是很了不起的事吗？可上级不这么看，打完仗下来，这个连的干部都被处理了。
我至今为这件事感到不平！
我留下了，至今还是正连。有的同志说当初你不要求下连，何至于吃那么些苦，何至于这个样？这是实情话。正因为这样，我感到心灰意懒，感到压抑。
部队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党风不正，对干部的使用有的只讲听话，讲关系，能打仗的，有本事的，没上面这两条你就得“滚蛋”！一仗打下来，真正作到论功行赏，据我看，不容易！
据我所知，基层干部有一种“看破红尘”的念头，百分之七十想走！
我不知，未来的仗如何打？
4.副教导员之死
——李代增（副团长，白族）
讲边防守备部队对敌斗争之复杂，我给你讲个例子。
团里通知三营——我当时是三营长，——三营副教导员曹政林从阵地到山下供应点开会。这段路程大约四公里左右，下山一个小时就拢了。
当天，有个战士触雷负伤。曹政林本应和护送伤员的人员一起下山，但他正和文书下棋，残局未了，就叫担架队先走一步，通讯员毕之荣也只得等着他。
担架队出兵后大约不到十分钟，他们上路了。通讯员背支冲锋枪，他只提个收音机。
晚七时多，也就是担架队出发一个半小时后，山下打电话问：曹副教导员怎么还没来？我们问：担架队呢？回答是：担架队已经返回了。
我们一听，坏事了。立刻通知全营高度警戒，严密封锁防区内所有通路。
到八时半，担架队回到阵地，说根本没见副教导员和通讯员。
根据团的指示，我们立刻派出两个连在这个路段上相向搜索。当晚倾盆大雨，天漆墨黑，来回搜索几趟，无所发现。
到第二天凌晨，在离副教导员出发地几百米处，找到通讯员遗体。他被子弹击中头部，胸部也多处有枪伤，被塞在草丛中被一些枯叶乱草掩盖着。在他附近，刺芭林中有几块坑洼，估计是敌人的埋伏地。接着又发现近处矮树林中一块有十多米直径的搏斗撕打场地——泥地被踏得稀烂，有五指抓出的印痕，草棵伏倒，矮树上沾着泥水与血迹。从这里往敌方延伸出一条沟槽，至百十米处，躺着曹政林同志遗体。沟槽和他的遗体旁，全是血！
他全身被脱光，两手掌、两脚板、肩部都被刺穿，几根手指被砍断，腹部被划破……他的右手举过头，拳头握得紧紧的，两眼怒视，毫无畏怯。直到我们找到他，仍压不下他的手臂，松不开他的拳头。
很明显，敌人在那剌芭林里埋伏了很久。他们先击中了通讯员，然后追上未带武器的曹政林。敌人想抓个活的回去，但遇到拼死的反抗。敌人仗恃从多势众，将他擒获，拖了好长一节，但终不得逞，最后只有将他杀死。这个分析也为不久后我们抓到的一个越南特工所证实。他供认，他们分两处埋伏，第一处三个人都被他打翻，第二处五个人上来才将他按住——曹政林是大个，当年26岁，1976年高中毕业参军。这个特工很失悔说，他们只以为这是个侦察员，而不曾料到是个营副教导员，不然他们不会捅死他，因为抓回这么在一个官，他们至少能获得一头黄牛的奖励。不守这一来他们至少得付出一个人的命——因为他太厉害了，断了指的手已经抱住了一个人的脖子，那人憋不过气来，只得将刀子捅进他的下腹。
为了表彰曹政林同志宁死不当俘虏的高尚民族气节与坚强意志，上级给他追记了一个三等功。
三等功，太有点对不起他了！按说，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应当在他牺牲的地主立碑纪念，让他和那个高地一起长留天地！在这件事上，我觉得自己也是有愧的。当时，没抓到那个特工，对情况虽有一般分析，但了解不是很具体。我虽认为他死得很壮烈，表现他这人思想品德伟大崇高，但我作为一个营的主管，也对他很有气，至今，我不认为他是个麻痹大意的人，他不该跟担架队一同出发，不该不带武器，不该擅自选了一条路——那条规定的下山路由于在雨季被人马践踏得泥泞不堪。这都是错误的！这和我认为应该给他立碑的想法不矛盾！难道有缺点错误的人就不是英雄？要这样要求，我看这世上就不会有英雄！
曹政林同志要在，他也不会不同意我的说法的。
他调来不久，我们共事不长，但我对他的敬仰与遗憾至死也不会忘记。
他的爱人在麻栗坡工作，姓赵。她抱着孩子向老曹告别时说了一句话：“我要让孩子长大后和你一样，刀山这上不给我们民族丢脸！”她说得多好呀！
5.今日的前线阵地
——座谈会纪要
（凡是知道我要去前线采访的人，总要叮咛一句：小心点呵！回来后，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前面现在怎么样？
我很自豪，终于上了老山、者阴山、扣林山等阵地。
它们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完全出乎我的想象！
在这几个著名的大山主峰上，我都向主人提出尽量让我多走多看。
几个主峰阵地的模样，现在在我的脑子里已混为一体了。因为它们确实很相象：都有公路通到接近峰顶的山崖下。下车后，迎头便是一条向上的水泥台阶路，它的顶端被这里常年不散的浓雾淹没了。上完这水泥台阶路，同行的几个年轻小伙也气喘吁吁，大汗淋淋。路端是一块小小的平坝，似是水泥砖铺砌的，坝上筑有花坛，各种花正盛开着，其中一种火红火红，将笼罩它的白雾也染成了一团红云。我唯一记下了它的名字——美人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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