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本人在南满、东蒙可租赁土地用于工商业和耕作；
(3)日本人在南满、东蒙可任便居住往来和经营工商业；
(4)日本人可在南满、东蒙各地获得矿产开采权；
(5)在南满和东蒙地区，欲允许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款，并将南满、东蒙各项税课做为借款的抵押时，中国政府须先经日本政府的同意方能办理；
(6)中国政府如在南满、东蒙聘用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或教习时，必须尽先向日本政府商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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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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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将吉长(吉林—长春)铁路的管理经营权委托于日本政府，期限九十九年。
第三号是关于汉冶萍公司的，共计二条：
(1)两国约定，将来将汉冶萍公司作为合办事业，不经日本政府同意，该公司所属一切权利、产业，中国及该公司均不得自行处分；
(2)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附近矿山，不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许外人开采，无论直接间接影响到该公司的举动，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仅一条，但严重侵害中国的领土主权：
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最明显不过地暴露了日本扩张的野心和胃口，共计七条：
(1)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各方面的顾问；
(2)日本在中国内地所设有的病院、寺院、学校等，中国一概允许其拥有土地所有权；
(3)日中合办必要地方的警察，或在此等地方的警察官署中，聘用多数日本人，以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4)中国所需军械的半数以上须由日本采办，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的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采买日本材料；
(5)将连接武昌与九江、南昌的铁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的各线铁路建造权，让与日本；
(6)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如需外国资本，先向日本协议；
(7)日本人在中国有传教之权。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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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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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完日置益对“二十一条”的陈述后，袁世凯并未动怒，而是以外交辞令告诉日本人，“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交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在日使辞出后，袁将条约文本留下细读。当晚，袁召集紧急会议，国务卿徐世昌、陆军总长段祺瑞、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外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等出席。次日至21日，又连续会议三天，详议对策。袁在告知他们日本“觉书”(即二十一条)的大致内容后，指出日本“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于觉书第五项竟以朝鲜看待我国，万万不可与他商议。”此后，他便与梁士诒等密商避重就轻的办法40。对于“二十一条”，袁曾逐条批注，整个谈判实即根据他的指示进行。
例如，对于第一条批称：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对于承认(日本接收)德国利益问题，批称：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对于合办矿业，批称：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对于建造铁路，批称：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对于开商埠，批称：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得)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对于汉冶萍矿厂，批称：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对沿海地区之让与，批称：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对内地杂居，批称：治外法权没有收回之前，不能允与杂居。至于第五号，批称：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41
如果说袁世凯是枭雄，那么他处理“二十一条”的手法，最能表现其枭雄本色。这是袁从政以来所遇到过的最大外交挑战，他决计顶住，即使明里顶不住，暗里也要顶住。为此，他从四个方面着手布置。
第一个方面，是摸清日本的底牌，以确定外交谈判的方针和对策。“二十一条”提出的次日下午，袁即交给总统府秘书曾彝进42一项任务，要他即刻拜访总统府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43，摸清日方此番的真正意图何在，在得知有贺也不知道其中内幕后，即提供旅费一万元，遣有贺赴日一行，利用他与日本政界元老松方侯爵44和山县公爵45的关系，摸清日方的底牌。不久，有贺返回北京，向来接他的曾叔度透露了此事的原委和日本元老的态度。
下车见面，我问他(有贺)消息怎样？他一言不发，约我同到他的寓所详谈。到有贺秦老胡同的寓所后，他说：“这件事真相已明。我见了松方侯爵，哪里知道，侯爵实不知其内容。如此大事，并未经过御前会议，松方只知道大隈要与中国解决悬案，不知其他。我乃将二十一条内容告之松方，并言日本公使直接向驻在国元首提出要求，有失国际间通行礼貌。松方说：‘大隈重信言大而夸，你快回华告诉袁世凯，满洲系我帝国臣民以血肉性命向俄国人手里夺过来的，应当予帝国以发展的机会。至于满洲以外中国领土上的主权及一切，帝国毫无侵犯的意思。大隈的要求，是他大隈重信的要求，帝国臣民不见得都支持他的要求’”云云。有贺附言：“山县公爵，我因保守秘密，怕招人耳目，故未往见”云云。
我将其言回报项城(即袁世凯)，项城喜云：“得要领了，得要领了。满洲以外的要求，当然半个字也不能答应他。就是满洲，俄国所抢去的，他日本都拿去了，他还想要发展，你发展了，我却瘪了。”……
项城又派我一项很难的任务，在二十一条未发生以前，项城叫我联络日本浪人，即日本人有相当智识而怀才抑郁者，挥金与交。数年之间，经我手推荐了若干人。项城就选定了六七人，最高有每月给五百元者，至少者亦月给二百元。直言之，即我方收买的日本间谍。其事极密，除项城与我外，无第三人知之。项城说：“现在正当紧要关头，你务必常跟他们联络，无论何种情报，是真是假，是虚是实，是大是小，都来报告我。并且你见了他们，应该说什么话，也要斟酌。你预先来问我，我告诉你”云云。我担负此项任务，即与彼等往来，竭力搜求日本公使馆的内部情形，但毫无所得。我将我无能情形，回报项城，请求解除此项任务。项城说：“我所想要知道的，不专指日本使馆内部情形，我要知道日本商民之动静。例如最近来的日本人多，还是回国的日本人多，以及他们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走。走时是否把家财一起卖尽，有一去不复返之势。是否接到日本公使馆或领事馆的命令，劝他们回国”云云。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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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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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之所以要随时了解日本侨民在华的动向，显然也是为了摸清日方的底线，是虚声恫吓还是真的要诉诸武力，以此把握谈判的分寸。对于有贺带回的信息，袁也并不完全相信，随后又派金邦平等二次前往日本拜访松方，证实有贺所说确实后，才松了一口气。此后袁即让曾叔度前往有贺长雄处研究日本宪法，曾不愿意去，认为这种时候研究什么宪法，未免迂腐。袁告诉他：“我现在所想知道的，乃是外交真正决裂后，大隈应取何种态度，他能否奏请天皇即日派兵来中国。依日本宪法，天皇必须依他所请出兵呢？还是可以驳回不出兵呢？关键在此。你万不可将此问题涉及“二十一条”，宜用旁敲侧击法，叫他就宪法论上解答问题47。”在得到有贺对“二十一条”交涉失败后，就宪法而言日本八成不会因此出兵的分析后，袁指示在交涉中持强硬但不激怒对方的方针。由于探得了大隈内阁此次交涉的底细，袁的应对方略使得日方颇为被动，据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电告，“大隈内阁得袁氏复文，惊袁氏之胆大。而未经御前会议，自己即提出此项要求，遭袁氏回敬一棒，狼狈万状。不得已上奏天皇，已开御前会议”云云48。袁的摸底活动，显然深合“知己知彼”的战法，故中国虽处于劣势，但在谈判对手面前起初并未落下风。
第二即为配合第一步的摸底活动，在谈判中采用拖延战术。袁世凯既已决定坐下来同日本人谈，即再次起用了擅长在困难局面下谈判的陆征祥(如前不久进行的与俄国人进行的有关蒙古主权的交涉)担任外交总长，以代替在对外交涉上不那么在行的孙宝琦49，并指示陆征祥、曹汝霖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尽量拖延谈判。
日本要求谈判尽快得出结果，每天会谈一次以加速进度，在最短的时间内签订条约。而袁世凯却极力拖延，希望得到外国的外交支援，特别是美国的支援。中国代表团的组成是外交部与日方代表团需要立即解决的另一问题。中国提出双方应各组成五人代表团。……日本提出只由公使和外交总长出席，顶多带一名秘书，构成三人代表团。显然日本公使是奉东京之命要进行秘密谈判，把和北京讲英语国家公使有来往，特别是与国外讲英语国家新闻界有联系的中方人员排除在外。日本坚持己见，迫使中国撤回自己的建议，接受日本的反建议。因此我(即顾维钧，时任国务院和总统府英语秘书)和另一位秘书被排斥于中国代表团之外。我虽未参加谈判，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每次谈判内容和进展毫无所知。事实上，外交总长每次和日本公使及其同事会晤之后，总是召开小型会议，讨论会晤中提出的问题。
头几次会谈的时间很长，除了程序问题外，没有什么进展。实际上，袁世凯总统曾指示陆征祥先生，要他尽量拖延，这和日本公使要尽快结束谈判的急切心情完全矛盾。为了执行总统的指示，陆先生想出许多巧妙的计策来拖延谈判。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则提出每周开会一次，并且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他说他很忙，有许多别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他还要参加内阁的会议。日本公使多方坚持，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会谈三次。
陆的另一任务是缩短每次会谈的时间。已有决定每周会谈三次，时间是下午四点至六点。陆的妙计是每次说完开场白后即命献茶，尽管日本公使不悦，他还是决意尽量使喝茶的时间拖长，而日置益50先生也知道这是东方待客的礼节，无法加以拒绝。
第三就是向西方国家特别是美、英及报界秘密透露日本独霸中国权益的计划，即“二十一条”的细节，引起列强的关注，以牵制和对日本施加国际压力。这一任务是由袁世凯的英文秘书顾维钧具体执行的。
此时，北京急需从国际上获得外交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许诺将此事保守秘密，不让其他国家知道，但我向总统和外交总长说明，这种许诺是在威胁之下作出的，中国没有义务遵守。根据世界的形势，惟一能给中国以外交和道义上的支持的是美国。……
这时关于二十一条的消息少量而不断地出现在外国的报纸上，引起了各国，特别是华盛顿和伦敦的关注。我征得总统和外交总长的完全同意，和英美公使馆保持接触。我每次在外交部开完会后，如不是当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51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当日本驻华盛顿大使电询政府二十一条的详情，尤其是第五号时，东京开始焦急不安，显然东京并未将二十一条的性质及谈判进展等详情通报其驻外使馆，据报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完全不知道所谓的第五号。但(美国)国务院出示了二十一条的全文副本，使日本大使非常难堪。此后日本政府也开始感到难堪，当然不是为了在北京的谈判中，而是在和华盛顿和伦敦的关系上确实是这样。秘密泄露后，至少是日本外相感到，如果继续否认二十一条及其第五号的存在，殊非明智之举。秘密越来越公开，日本谈判代表对中国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企图迅速签订条约，结束谈判。陆征祥仍采取拖延办法，但已越来越不灵了。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下，他只好一点一点地把前四号的谈判结束下来。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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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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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半个多月后，袁即通过专办秘密外交的蔡廷干，将此事透露给了西方。2月11日和15日，英国记者端纳(后曾任张学良和蒋介石的顾问)和袁的政治顾问莫里循就先后将条约全文传达给了《泰晤士报》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53。消息的透露很快就产生了应有的效果。美国国务卿布赖恩3月照会日本驻美大使，认为日本提出的条件与其过去所做出的关于中国主权的声明不相符合，美国在原则上“反对日本有关山东、南满、蒙古东部的要求”；同时，美国“对一个外国在政治上、军事上或经济上对中国行使支配权力，不能漠不关心”，日本的这些提议如果被接受，“就会排斥美国人，使他们不能平等参加中国的经济和工业发展，并限制了中国的政治独立”。美国的政策“是要维持中国的独立、完整和商业自由，并保持美国人在中国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在日本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强迫中国签订协约后，布赖恩国务卿于5月11日再次照会中、日两国政府，声明美国“对于中日两国政府间已经缔结或行将缔结的任何协定或约定，凡有损害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或中华民国政治或领土完整，或通称门户开放政策的国际对华政策者，一概不能承认54。”
美国的介入无疑是对日本的重大压力。日本只得否认第五号要求的存在，并匆匆结束了条约的谈判，它原来的企图只实现了少一半，而把中国变为像朝鲜那样的保护国，以便将来加以吞并的阴谋完全失败，大隈内阁后来即因此而倒台。从此，美国被日本视为实现自己在中国和东太平洋霸业的最大障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十一条”可以被视作未来太平洋战争的远因，在那次战争中，中美最终结盟，彻底击垮了日本的帝国迷梦。
第四，扶植张作霖作为关外的政治强人，以此阻遏日本对东北的渗透和控制。读民国初年那段历史，常令人感叹扼腕，国家内乱不止，国势危殆，西边的新疆和东边的满蒙分别被沙俄和日本这两个强邻所窥伺，它们之所以今天还属于中国，不能不承认当时一西一东两个强人的柱石作用，西边的强人是新疆的都督杨增新，东边的强人是东北的张作霖。
杨增新(1863—1928)字鼎臣，云南蒙自人，光绪十四年(1889)进士。历任甘肃中卫、天水县知县，河州知州，甘肃武备学堂总办、候补道，新疆陆军学堂总办，阿克苏道、镇迪道道尹，新疆提法使(即官制改革前的按察使)；1912年由袁世凯任命为新疆都督。杨在政治上亲北洋，“终袁世凯之世，他是拥护袁世凯的”，“他每次提起袁，总是以‘项城’相呼，认为‘项城’在世时对新疆的一切措施是谅解并且支持的，比起后来的黎(元洪)、段(祺瑞)好得多55。”杨增新虽是进士出身，却并不迂腐，而是奉行黄老，善于以术驭人。在新疆当时极为复杂危险的局势面前，他能敉平内乱，潜消反侧，挫败沙俄分裂新疆，攫夺领土的种种阴谋，表现了出色的领导才能。1916年，他妥善处理了自俄国逃入新疆的三十万哈萨克和吉尔吉斯难民问题；此后又解决了窜入新疆的四万多白俄军队造成的危机；他还完成了伊黎、塔城和阿尔泰改隶新疆的行政改革。与一心进关争雄，逐鹿中原的张作霖不同，杨宁可固守新疆，决不介入内地的纷争，他奉行的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方针，他在督署大堂上题写的一幅对联颇可反映其固境自守的心态：
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
边庭有桃源胜境，狃率南回北准(噶尔)，浑噩长为太古民。
在杨增新统治新疆的十七年中，新疆对中央奉命惟谨，保持了稳定和领土完整。在晚清民初衰微的国势下，新疆之所以还能留在祖国的怀抱之中，要感激两个人：一个是左宗棠，他率军西征把新疆从叛乱的阿古柏政权手中夺了回来；一个是杨增新，他在危机四伏的局面下为国家守住了这块领土。这两个人对于国家民族，功莫大焉。
现在我们再来看张作霖。张作霖当时不过是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他的快速崛起，乃至后来成为“东北王”，与袁世凯的有意扶植分不开。在“二十一条”交涉之初，袁世凯就对曾叔度透露过他的对策，“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数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纵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回打他一棍，我还向他有所要求56。”这“回打他一棍”，即5月1日中国政府提交给日本的“最后修正案”。此方案对日方第四、五号要求完全不予考虑，在第一号山东问题的解决方案中提出中国在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时，日本政府应声明未来将胶澳交还中国，并撤回租界外的日军，胶澳交还中国时，所有日军一并撤回；在第二号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中，在同意日本人租用土地办厂经商耕作的同时，要求服从中国警律并像中国人一样照章纳税，在东三省司法制度完全改良后，则取消领事裁判权，所有诉讼，完全由中国法庭审理，等等57。袁世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摸准了大隈内阁不经过御前会议没有用兵之权。果然，在中国外柔内刚的对策下，谈判陷于僵局，大隈不得不要求召开御前会议，否则他的威吓战略就起不了作用。而袁世凯亦吩咐曾叔度，全力探查日本御前会议的情况，以摸清日本方面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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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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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等急欲探知者，乃东京御前会议后的消息。暗悬(赏)重金，购买消息，迄无所得。日本间谍，思得重金，每日都有人向我报告。或云东京回电已到日使馆，计有三个方案：第一案如何如何；第二案如何如何；第三案如何如何。先提第一案，不行，提第二案，再不行，提第三案。第三案不行，则决裂。我以为此种谰言，无报告之价值。而项城一再问及，并云：“你何以知其无价值，在我看来，一句谣言，都有价值。今日之事，犹如打扑克牌，快到最后摊牌之时了，你以无价值了之？错了。你遵我是真是假，是虚是实，是大是小，都要报告之言，万勿隐匿。”言下颇有责备我之意。
某日，日本间谍来报，日公使馆的确接东京来电了，御前会议，依诸元老意见，只有一个方案。满洲以外不提，满洲以内较原来的方案略有让步。最重要的是：(1)日本人得在满洲内地杂居；(2)日本人得在满洲租地种地；(3)满洲警察局须聘雇日本人为顾问。似乎此三条最为重要，非中国答应不可，不答应即决裂。我立刻报告项城。项城说：“真货假货，我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报告是真的。”我说或者还能让步，焉知无第二案。项城说：“我同日本人办交涉数十年，他们的性情，我知之熟矣。他们性急，喜欢痛快。况且证以日本元老松方的意见，大都相符。我看这个报告，比较其他报告，最接近于真实”。其后果然，此报告与日使馆来文，大致相符。
……
我草拟一道条陈，内容大致是说，已经答应了的各条，宜速筹补救之法：(1)破坏杂居，宜订一外侨内地杂居条例；(2)破坏租地、购地，宜订一外侨永租地条例；(3)破坏警察顾问，宜订聘雇外国人条例。于条例中寓含限制之意，即能暗中破坏条约。似此之类，尚有若干条。条陈呈递上去后，项城告诉我说：“你的条陈，意在破坏，但你系法学家，只知道法律，单靠法律，破坏不了条约。我已经筹划好了：(1)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都买不到手；(2)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至于(3)警察顾问用日本人，用虽用他，月间给他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破坏不了。又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云云。
项城所用老秘书某君(即张一)，也参与机密，本来反对签订此约，听到项城及我的暗中破坏之说，大不以为然。说：“既签订条约，即应忠实履行。明知不行，而虚以委蛇，表面允其所要求，暗中却加以破坏，必为祸根。本应推诚布公，向彼明言不能应允之故。如彼不听，纵以兵戎相见，彼曲我直，胜败之数，尚不可知，而我理直气壮，虽败犹荣。我意本应坚持不答应，今天既然答应了，成事不说，壮士断腕，听其所为；白山黑水，暂时视同丢弃的地方，痛定思痛，在关内励精图治，待机而动，收复故土，似乎也是一种策略”等等。项城斥为书生之见，并且说：“推诚布公果真能够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项城曾对我说，拟颁布一惩治国贼条例，凡未经政府许可，私卖田土与外国人者，以国贼论，杀无赦。我未见此条例，也未曾见其颁布，惟闻东北军界及民间皆传言有此不成文法，而法制局及东北行政官署，却无片纸只字。又张作霖只任巡防营某路统领，有兵千人，枪千余枝而已。二十一条签订后，段芝贵仆仆风尘，密赴奉天数次。张氏势力陡增，以巨金向德国某洋行购枪械，遂大言有我在，日本人不敢出附属地，东北寸土不能入日本人手。其后尾大不掉，竟逐段芝贵而代之。作霖为国而死，春秋之笔或……应与之。而用作霖者袁氏也，作霖暗中排日，殆有人指示欤。张氏父子据东北若干年，有人说其基础奠立于项城，而实奠立于二十一条，此言似乎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项城死后数年，我去东北。日本友人告诉我说：“我等被囚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至于向中国人购地、租地，更谈不到。日本人受中国各机关聘雇人员，也向我说：“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等等。二十一条签字后，东北情形如此，张氏父子据有东北时也是如此，难道是实行项城的政策所致吗。58
曾叔度的说法，是根据袁世凯的说法和后来东北的实际情况所作的揣度，但袁世凯对张作霖确实是格外笼络的，据他的女儿回忆，袁世凯住在西苑(今中南海)的居仁堂，他的办公室，在居仁堂楼下东头，西头是会客、开会及吃饭的所在，在居仁堂前院，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会客的地方。袁世凯见客，是依身份的不同在不同的地方会见的。
他(即袁世凯)在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是按照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的生客在“大圆镜中”，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他接见张作霖却是个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二十七师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遇，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接见了他。当时办公室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四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话的时候，不时地注视着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晓得他是爱上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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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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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作霖在东北的作用，台湾学者王禹廷在其所撰《中原大战史话》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张作霖虽然出身草莽，雄据东北，在俄、日两强交侵中，尤其在日本大力胁诱之下，善为应付，不稍屈服，保障国权，奋力建设，其成就非当时(山海)关内任何地区所能及”，并列举其事迹如下：
日本视满洲(东北)为其生命线，久蓄攘夺吞并之心。它于民国初年，胁迫袁世凯，订立了“二十一条”，其重点就在东北。多年以来，日本人据此不断向张作霖威胁利诱，纠缠不休，张作霖不理会，迄未达成所愿。民国十五六年间，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吉田茂(日本著名的外交家和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日本的重建复兴，有很大的贡献)，某次与张作霖进行一种交涉，曾对张盛气凌人地说：“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作霖立即还以颜色，岸然答道：“怎么样？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的好了。”言罢即起身送客，吉田茂悻悻而去，不久就被调回国。民国十六七年革命军大举北伐，节节进展。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日本名外交家，中日复交后，他任第一任驻华大使)及有关人员，曾用多种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张作霖接受其条件。张氏如果答应，日本即使用各种力量，包括武力协助，易服出兵，助其作战，支持他统治北中国，与南京的革命政府划江分治。张作霖秉诸中国人闹家务，自己事自己了，绝不愿外人插手的大义和理念，坚决不为所动。日本人见张作霖硬不就范，转头向张宗昌接洽。张作霖闻讯把张宗昌电召到北京，亲口告诉他：“效坤(张宗昌的别号)，我们自己闹家务，绝不能借助外人，落千秋万世的骂名。”张宗昌奉命惟谨，日本人的这一狂图，又告落空。(民国)十七年五月十八日，日本政府对我南、北两政府发出将在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觉书，张作霖于二十五日提出答复，谓断难承认日本觉书所称“适当有效处置”，且声明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盼日本鉴于济南惨案，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措置。同时发表宣言，指出日本此举违背华盛顿会议的立场，亦有诉诸国际评裁的含义。殆张作霖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日使芳泽谦吉，仍密访张作霖有所要挟，他劝张接受日本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两人会谈很久，张氏毫不妥协，且大声对芳泽说：“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故无结果而散。因此，日本视张作霖的顽强不屈，为其攫夺我东北的大障碍，必欲去之而后快，乃种下张氏被炸身亡的祸因。60
对付日、俄这样的虎狼之国，必用张作霖、杨增新一类的枭雄人物，袁世凯用人的高明处，于此可见一斑。一般史家对袁、张、杨等脱不开成王败寇的陈腐套路，或套用某种意识形态的框架，多给予负面的评价，而全然远离了历史的真实，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日本发出最后通牒是在5月7日。通牒限令中国对1—4号及福建问题于48小时内给日本以“满足之答复，如到期收不到满足之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认必要之手段61。”此时，已是日本开过御前会议之后，袁世凯知道不满足最基本条件，日本将不惜决裂，将其威胁付诸实施。审时度势，他不得不接受修改过后的条件，违心地同意签约。当天，他即将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和交涉现状通知了各省军政长官和驻外使领馆；次日，他召集政府各机关首长开会，莅会者有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左丞杨士琦、右丞钱能训，参谋总长及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议长、参政，外交次长，总统府、国务院秘书长。袁通告了日本最后通牒和不得不接受的原因，“总统悲愤陈词，衣沾涕泪；与会者或怨愤填胸，或神气惨沮62。”在谈到交涉情况时，袁虽强调政府已尽力作了挽回，但“在南满方面权利损失已巨”，而“我国国力未充(实)，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他呼吁“经此大难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着)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订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63。”
当时中国政府高层对于是否接受通牒，意见并不一致，争论十分激烈。主战者的主要代表是陆军总长段祺瑞、陆海军统率办事处办事员蔡锷等高级将领。在讨论过程中，还有这样一段插曲，但对袁最后下决心，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外交总长陆征祥正与英国公使朱尔典会晤。朱尔典说，今日大会关系重大，我因关心，特于会前来见。日本因各国忙于欧战，不遑东顾，提出最后通牒，意在挑衅，并非空言恫吓。袁总统明白内外情势，不至中他诡计。听说陆军段总长主张强硬对待，我知他已秘密动员，晚间运输彻夜不停，已三星期，这明明是在备战。设若开衅，不堪设想。我与袁总统是三十年的老友，不愿见他遭此惨运。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以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今日之会，重在外交，贵总长应负起责任力争，不可听任陆军总长轻率之行动。贵总长若不与我以确实答复，我不告辞。朱尔典说话时声泪俱下。陆征祥回答说，我一定将贵公使的忠告报告总统与大会，如果不听贵公使的忠告，我必定去力争。朱尔典这才告辞而去。陆征祥向袁世凯和会议报告了与朱尔典会晤的情况后，袁说，朱公使之言也是为中国的前途着想，日本此次提出的“觉书”附有第五号各条，真是亡国条件。今外交部尽最大努力，避重就轻，使“二十一条”议决者不满十条，且坚拒开议第五号。外交部当局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已能尽其责任，使日本最后通牒中已将第五号自行撤回，挽救不少。惟最后通牒的答复只有“诺”与“否”两字，我受国民付托之重，度德量力，不敢冒昧从事，愿听听诸君的意见。接着，陆军总长段祺瑞就表示反对，说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袁世凯说，段总长之说自然是正当的办法，但也应审度情势，量力而行。如果第五号不撤回，我与段总长取同一意见。现在既已撤回，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公所言。若事过就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然责无旁贷，诸君也有责任。段祺瑞仍持异议，说民国肇兴就承认此案，如果各国效尤，如何应付？袁世凯又分析形势，说我岂愿意屈辱承认，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两国力量之比较，您应该最明白。段不再坚持，遂宣告散会。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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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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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袁世凯在外交谈判之外，也在军事上做了准备，没有他的同意，段祺瑞不可能自行进行为时数周的军事动员和物资装备的调配。在高层会议认可之后，5月9日上午11时，由陆征祥、曹汝霖、施履本(即中方谈判代表)亲赴日本使馆，将签字文本递交给日置益。三人一路心境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65”。
袁世凯自青年时起，甲午、庚子……，国家一步步衰败，他是亲眼看着走过来的；但那时他不在国家领导的位置上，所以没有当事人那种锥心刺骨的痛苦感受。现在则不同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是由他批准盖印生效的，当年李鸿章签下《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时的那份屈辱和痛苦，他现在是感同身受了。所以袁世凯又于一周之后发布训令，就是本章篇首收录的密谕，密谕详述日本的图谋和“二十一条”谋我之凶险用心，提醒国人警惕重蹈朝鲜的覆辙，言下极为沉痛：“疾首痛心。惭愤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有进行，断无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心)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待，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心神，力图振作。倘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天幸未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66。”袁世凯密谕的核心思想只有一个，归结起来就是，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则我应牢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的古训，全国官民应以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精神，励精图治，以待将来。
从“二十一条”交涉的全过程来看，看不出袁如何卖国，如何与日本人私下做交易，换取日本人支持他搞帝制的迹象。反之，袁极力拖延，交涉达二十五次之多，只是在最后通牒的胁迫下，他才部分接受了日本的要求。据自始至终参与了交涉的外交次长曹汝霖晚年回忆，日本在交涉中远没有达到其预定目的。
日本此次所提二十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于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随其所欲，直可亡国。幸我府院一心，内外协力，得此结果，亦是国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称二十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决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67
在交涉中，袁世凯明里暗里地大施纵横之术，对日本欲将中国变为保护国的图谋，穷其智计地予以抵制和化解；交涉的情况，政府亦及时向各省和驻外使领馆通报；条约迫订后，他全无交易达成后的窃喜，而只有蒙受奇耻大辱后的锥心痛苦。针对条约有关内容，袁世凯亦授意参政院在《惩办国贼条例》中加入了严禁与外国人私订契约、出租售卖土地矿产的条例和“中国所有沿海港口湾岸岛屿”概不割让租与外国的议案68，以扼制日本蚕食国土的阴谋。故所谓“卖国”一说，不过是其政治对手的造谣或局外人的揣度之言，不足凭信，不能成立。
而且袁世凯当时刚刚当上正式大总统，帝制运动尚未开张，最能说明日本未以“称帝”作为诱饵的，是日本公使日置益在来华之前就“二十一条”问题向外相加藤明高请训时，提出“要向中国千方百计进行威胁、劝诱，并用尽其他一切计策”中所列出的五条“引诱条件69”中，并无支持袁搞帝制之说。
“二十一条”交涉中不存在“卖国”问题的另一有力反证是，袁氏称帝时，蔡锷、梁启超等护国战争的元勋，在讨袁檄文中，并未提出所谓“卖国”问题。“二十一条”交涉时，蔡、梁等均为政府中的要员，悉知签约的内幕。袁如有卖国行为，他们后来反袁时，不可能不加以利用，作为起兵的重要根据。
在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论中，一般史家或世人往往患有一种“局外虚骄症”，其症状为，在并不详尽占有、分析可靠史料的情况下，同时不抱有“同情”(即设身处地)的态度，而动辄指责、抨击他人不遗余力，譬如甲午战争时的翰林院学士、都察院御史们对李鸿章的指责。这种动辄义愤填膺一番，时时批评别人“卖国”者的虚骄，即缘于他们是局外人，可以放言高论，而又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实际上，国家存亡续绝的千斤重担若撂在他们肩上，这些人的表现殊难逆料，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的表现会比李鸿章、袁世凯差得多。所以自古就有“清谈误国”的说法，指的就是这般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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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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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看到伊拉克任凭外国检查搜索，国家几乎全无主权可言。什么叫做“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看看伊拉克就知道了。没办法，谁让它发动战争，最后成了战败国呢？没有割地赔款已经是便宜了。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比今天的伊拉克强不到哪里去。明知道打不过人家，怎么办？抵抗必然失败，随失败而来的是割地赔款，其损失比和平妥协要大得多，甲午、庚子已有前车可鉴。谈判，对方绝不肯空手而归，必得作出让步，让人家攫取相当的权益。在此局面下，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走妥协让步的路子，这样尚可赢得喘息时间，徐图恢复。所以屡战屡败、积弱积贫的中国，在当时那个年代，外交上只有一条路可走：忍辱负重，以待将来。不仅晚清政府如此，北洋政府如此，后来的国民党政府也是如此。这种屈辱和痛苦，不是当事人者是难于体会的。1931年“9·18”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举国都骂他是“不抵抗将军”。有了这段当事人的经历，他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后来(1936年3月28日)他在南迁西安的东北大学讲演时，感慨地说：“当年袁项城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70。”
在当时举国的嘲骂声中，只有《大公报》上王芸生写的一篇社评为张说了公道话。王芸生是著名的报人，也是一个对近代中日关系有着深湛研究的学者，他所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直到今天，还是研究中日关系的必读书。这篇社评基于对中日关系的深刻了解，对张学良当时的处境抱有同情，以至于六十年后，张氏还记忆犹新：
“九一八”之后，我最佩服的是《大公报》上写的一篇社评，好像是王芸生什么人写的。……我最佩服这篇文章啦，好像我在哪儿还收藏着它。不是当时看见的，是后来不知什么时候看见了这篇文章。它主要的观点是说，关于“九一八”，无论何人是张学良，他也一定是要这样办的。他这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
这篇文章说得太长。它说，历史上的事情，中国和日本出了问题的时候，都是采取这种措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说无论是谁，处在当时张学良那地位上，也得这样办。所以，他评论说，只有设身处地知道那个环境的人，说出来的话才能公道。《大公报》这个社论，就设身处地地想了。他说旁的话我都忘了，记不住了，要紧的一句话，就是不仅仅是张学良，任何人，如果当时处在那个地位上，他也是这样办。我很佩服这句话。71
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在与日本甲午议和或交涉“二十一条”的那个当口，无论谁处在李鸿章、袁世凯的位置上，也只能像他们那样行事，而不能像那些不负实际责任的局外人一样，为逞一时的意气，拿国脉民命作赌注。
注 释
1黄纪莲编：《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版，第235—237页。
2统监，日本官名。1905年，日本强迫朝鲜接受《日韩保护条约》，朝鲜由此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为此在汉城设立统监府，统监成为朝鲜政府的太上皇，相当于日本驻朝鲜总督，首任统监即发动甲午战争，迫订《马关条约》的侵略老手伊藤博文。又过了五年，日本最终将朝鲜吞并。
3苍赤，苍生、赤子，在这里作为人民的代称。
4亡韩，即已经灭亡了的朝鲜。上述要求，也是日本当年要求朝鲜接受《日韩保护条约》时所提出过的。日本在“二十一条”中提出这些要求，意在把中国也变为它的保护国。
5刿沭，刿，割；?，刺。刿?在这里引申为刺激、振作之意。
6悠忽，轻忽、放荡；这里指优游岁月，不思进取。
7林林，即林林总总，纷然众多的意思。
8齿，这里指年岁，意思是“年岁小于我的”。
9发墨，即磨墨，引申为用力；针肓，针，古代医疗工具，引申为治疗；肓，膏肓，古人认为是药力达不到的地方。全句意为：即使病入膏肓，也要全力医治。
10程，考核、衡量之意。
11蚩蚩，意为敦厚；氓，草野之民；语出《诗经》，这里的意思是“敦厚无知的民众”。
12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语出《易·丕卦》，比喻根基稳固，又有岌岌可危之意。
13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1281页。
14同上，第1360页。
15参见吕一燃：《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版，第209页。
16参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7页。
17参见同上，第378—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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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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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参见吕一燃《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版第201页。
19清末“移民实边”的规模相当可观：在东北，河北、山东等省“闯关东”，移居东北的人口超过1000万；而自1902年取消对“口外”的封禁后，“晋、秦、燕、豫贫民争趋之，日操畚锸者常数万人”，截至清末，内蒙古移民已达160万人。参见池子华《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广西人民出版社版，第177页。
20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1870—1924)，喀尔喀蒙古人，亦称博格多汗，是库伦活佛。1911年在沙俄策动、支持下，被部分库伦王公拥立为“大蒙古国”皇帝，背叛清廷“独立”。
21同注18，第206页。
22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1396页。
23参见《边疆忧患录》，西藏人民出版社版，第266页。
24《唐努乌梁海历史资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版，第219页。
25此人自称为安集延(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人，于1905年来到策勒村，是个负有沙俄喀什领事馆秘密使命的奸商。起初，他策动引诱当地居民购买假护照，说是交钱即可拿到俄国的侨民证，享受俄侨在华的一切特权。在他的诱惑下，有些商人和居民加入了“俄国籍”，塞依提借机牟利之外，还将这些所谓“俄侨”纠集成为当地的一股恶势力，横行乡里。欺压良善，甚至霸占了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生产都至关重要的水源，并以此要挟策勒村民，诱迫他们加入“俄国籍”。当地正直的百姓为了反抗这伙人的欺压，组织起来向官府告状，但和田和于田两县官员惧怕外交交涉，互相推诿；百姓们遂向喀什道上告。正值1912年5月，喀什会党(哥老会)组织起义，掌握了南疆政权；南疆民军派出参将熊高升(熊也是叶尔羌一带的会党首领)带兵三十余人到策勒村查办此案，熊召集乡民、绅耆和俄商调查事情原委，但塞依提依仗沙俄淫威，拒不到场。经过三天调查，熊打算调解解决，塞依提等不仅拒绝商谈调解，反而聚众武装对抗，首先开枪打死前往其居处商谈此事的中国士兵和百姓，使当地居民蓄积已久的愤怒一下子爆发了出来，事态遂失去控制。聚集于塞依提家中的“俄侨”被民众打死、烧死二十九人，塞依提化装潜逃到喀什，向俄国领事诬告。俄国遂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除进兵喀什外，还直接派兵到策勒村抓捕中国居民。
26马福兴，系云南回族人，清末因犯案被发遣新疆。马行伍出身，胆识过人；辛亥革命时，杨增新为了控制住新疆局势，用马组织回族军队，作为自己的基本武装。马先后担任马队管带、回军统领；1914年杨派其出任喀什提督，马在喀什作威作福，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野心渐大。在沙俄和英国领事的策动下，他企图在南疆建立“回教独立国”，杨得知后，遂利用另一回教首领马绍武与马福兴的矛盾，面授机宜，除掉了马福兴父子。
27参见包尔汉《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一辑)第98—101页。
28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庚集一，第2—3页。
291945年2月，美英苏三强在雅尔塔签定的协定中，罗斯福、丘吉尔为了争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与斯大林作了私下交易，在没有征求盟国意见的情况下，同意维持外蒙古独立的现状。而蒋介石政府未能顶住压力，嗣后在与苏联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照会换文中，承认了外蒙的独立。中国作为二次大战战胜国，居然丧失大块领土，为世界史中前所未有之奇闻。二战中，中国与美英为盟国，但美英出于自身利益，背弃了中国。这再鲜明不过地证明了国际政治中，利益为真，公理为假的现状。
30朱尔典(1852—1925)英国职业外交官，生于爱尔兰的巴罗，毕业于贝尔法斯特皇家学术研究所和皇后学院。1876年来中国，历任英驻华使馆翻译、助理秘书、秘书；后任英国驻朝鲜领事馆总领事，与当时任职朝鲜的袁世凯结识，甲午战前曾协助袁世凯脱险，交情深厚。后任驻华公使，北京公使团团长等，在晚清民初政坛上，是个极为活跃的人物，在南北和议、“二十一条”交涉和洪宪帝制运动中，朱尔典都是幕后的重要人物。
31叶恭绰：《英、德、美、日对袁世凯关系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31—132页。
32内田良平(1874—1937)，出身于日本士族家庭，是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曾打入朝鲜东学党起义军内部搜集情报；后又深入西伯利亚和俄国刺探情报。1900年组织“黑龙会”，在内田主持下，“黑龙会”成为日本侵略政策的先遣军和别动队。内田并亲自组织和操纵了朝鲜的卖国组织“一进会”，为日本并吞朝鲜制造“民意”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内田亲自起草了《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要求政府抓住时机，提出一系列全面控制中国的条件，胁迫中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并提出支持宗社党和革命党人在中国制造内乱，搞垮袁世凯政权，以顺利推行日本计划的建议。这份意见书是一个多月后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的蓝本，反映了日本扩张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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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日本历史人物传·内田良平》(近现代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版，第339页。
34大隈重信(1838—1923)出身于日本士族家庭，年轻时醉心西学，积极参加倒幕维新运动。明治维新后出任公职，1880年以后，与伊藤博文、井上馨等共同发起立宪运动，组织立宪改进党，并出任总裁。后来多次担任内阁大臣，两度出任首相，因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上未能取得完满结果，而遭到炸弹袭击，失去右脚。大隈1907年一度退出政界，创办了早稻田大学并任校长。1914年大隈再入政坛，出任首相；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隈内阁力主参战，为的是乘机侵略中国，并攻占青岛，接管德国租界和德国在山东全部权益，训令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试图一举将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受到挫败后，于1916年辞职。1922年因患胆石症去世，终年85岁。
35《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7页。
36同上，第8页。
37同上，第9页。
38《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版，第119—121页。
39参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670—678页。
40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16页。
41参见同上，第117页。
42曾彝进，字书度，四川华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大法学部，于有贺长雄有师生之谊。毕业后回国，先后任职于工部、邮传部、大理院、资政院；民国时曾任约法会议议员、政事堂参议、国务院参议兼总统府秘书，是袁世凯的心腹幕僚。“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负责对日外交秘密事务。
43有贺长雄(1860—1921)，日本国际法学家。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后留学德、奥，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枢密院书记官、东京帝国大学国际法教授。1913年由袁世凯的英籍政治顾问莫里循推荐，被聘为中国政府法律顾问。
44松方正义(1835—1924)，日本元老政治家，曾两次出任日本内阁首相，七次担任日本大藏大臣，创办了日本的金本位和纸币制度，因此贡献被天皇封为华族，生前是日本政界和财界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
45山县有朋(1838—1922)日本长州人，出身于武士家庭，元老派政治家；历任内务大臣、枢密院议长、法务大臣、陆军大臣，日俄战争时任日第一军军长，后升任参谋总长、陆军大将、元帅，他也曾两度出任日本首相，先后被天皇晋封为侯爵、公爵。
46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2—284页。
47同上，第284页。
48同上，第286页。
49孙宝琦(1867—1931)字慕韩，浙江杭县人。长期任职于北洋，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前，即与其结拜为兄弟，两人关系既深且久。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孙官运亨通，从直隶候补道而先后出任驻法国、德国公使、山东巡抚；民国后与袁氏结为儿女姻亲，历任外交、财政总长、审计院长、代国务总理等职。
50日置益(1861—1926)，日本外交官，1914—1917年任驻华公使，是“二十一条”交涉时的日方首席代表。后出任驻北欧国家公使和驻德国大使。
51芮恩施(1869—1923)，美国外交官。威斯康辛大学毕业，曾任该校政治学教授。1913—1919年出任驻华公使，此后被北洋政府聘为法律顾问。
52《顾维钧回忆录》(1)第122—124页。
53参见《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第398、401页。
54《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381—382页。
55包尔汉：《杨增新统治时期》，《新疆文史资料精选》(第1辑)第139页。
56曾叔度：《我所经手的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6页。
57参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35—36页。
58曾叔度：《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近代稗海》(第3辑)第287—289页。
59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40—141页。
60王禹廷：《中原大战史话》，书目文献出版社版，第80—81页。
61《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142页。
62《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北洋军阀》(二)第782页。
63《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234页。
64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转引自贾熟村《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系》，河南人民出版社版，第87—88页。
65同上，第89页。
66《中日二十一条史料全编》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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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27页。
68参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三辑，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62页。
69日置益提出的五项“引诱条件”是：
(1)在一定条件下，将胶州湾交还中国；
(2)保证袁大总统及其政府之安全；
(3)严格取缔日本及其保护下之革命党员、宗社党员、留学生及不法日本商民与浪人；
(4)奏请给袁大总统及其政府各部部长援助；
(5)同意修改税率。
以上参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第13—14页。
70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山东友谊出版社版，第586页。
71同上，第435—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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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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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袁世凯的政治生命和个体生命都走到了尽头。看看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前前后后，就会知道什么叫作“一失足成千古恨”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恢复帝制都不能不说是一种逆潮流而动的做法。在当时危机潜伏，扰攘不已的中国，此举无异于授人以柄，反对派可以名正言顺地号召全国，使刚刚平静不久的中华大地再起烽烟。本章开头所选的引文，就是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形势下，被迫撤消帝制的申令。“天作孽，犹可逭；自作孽，不可活。”袁世凯帝制自为，闹了个众叛亲离，身败名裂，最后羞愤而亡的下场，可说是自作自受。但值得探讨的是，以袁这种一向精明稳重之人，怎么忽然昏了头，一股劲地往险路上走？袁世凯属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代的早期政治家，是过渡性的、亦新亦旧的历史人物，这种人物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所以他成为大总统之后，想更进一步，动了做皇帝的念头毋宁说是很自然的，如果他不那么急，而是假以时日，先把江山坐稳了再说，也不见得就一定不能成功。所以，他为什么会着急偾事的主观原因，是值得探讨的。再有，何以会出现墙倒众人推的局面？特别是各种政治派别何以会不约而同地借此反袁，而原来团结紧密的北洋集团何以不再服从袁氏，从而导致了他的最终失败，这是需要探讨的客观原因。袁的失败给后来者树起了一块警告牌，大家明白了称帝原来是做不得的事情。后来的某些独裁者尽管实际权力不逊于皇帝，但不再有人敢于称帝，这可算是袁氏从反面为中国政治做了贡献吧。但袁氏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的失败，更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失败，所以它不但是袁氏个人的悲剧，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古代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说法，领袖人物能有那么大的作用，甚至将整个民族拖入灾难，就在于独裁专制体制赋予了个人太大的权力，所以个人的失误往往会造成全局性的危机和灾难。
关于撤消帝制的大总统申令1
(1916年3月22日)
政事堂奉申令：民国肇建，变故纷乘，薄德如予，恭膺艰巨，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2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3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倘有墨、葡之争，必为越、缅之续，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吏士庶，同此悃忱，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宣言，人不之谅。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制，并合词推戴。中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予更无讨论之余地。然终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以表素怀。乃该院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始以筹备为辞，，藉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旋即提前召集立法院，以期早日开会，征求意见，以俟转圜。予忧患余生，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知。辛亥事起，谬为众论所推，勉(强)出维持，力支危局，但知救国，不知其他。中国数千年来史册所载，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让之诚，而一部分之人心，又疑为权利思想，性情隔阂，酿为厉阶4。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至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抚衷5内省，良用矍然6；屈己从人，予何惜焉。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著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庶希古人罪己之诚，以洽上天好生之德，洗心涤虑，息事宁人。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致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7而不顾也。方今闾阎8困苦，纲纪凌夷，吏治不修，真才未进，仰念及此，中夜以忧。长此因循，将何以(为)国？嗣后文武百官，务当痛除积习，黾勉图功。凡应兴应革诸大端，各尽职守，实力进行，毋托空言，毋存私见。予惟以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为致治之大纲，我将吏军民尚其共体兹意！此令。(国务卿徐世昌副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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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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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2月13日(旧历十一月七日)，袁世凯在中南海的住处居仁堂大厅举行了“登基”仪式。据袁的亲信、躬予其事的唐在礼9回忆。当时的情况如下：
忽然，在12月13日(阴历十一月初七日)早晨8、9点钟，在我们毫无准备之下，由段芝贵临时通知皇帝即日在居仁堂登极，召集所有原总统府、政事堂、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及各部司长、局长以上和各军队师长以上各员，即刻准备依次分批参与朝贺。说办就办，一时忙乱异常。大家想，参与盛典需要整换衣履，但时间确已来不及。当时在京城左近的大员有的也得到消息，赶着入京朝贺，但负有地方守土重责的大员则接到指示，应以职守为重，概免朝贺。
约在9点多钟，居仁堂大厅内朝贺典礼开始了。厅中上首摆设龙案龙座。出于一般意料的是龙座设在龙案前面，两旁并无仪仗，只有平日贴身伺候袁的几个卫兵排列在座后两旁。袁这天龙衮、皇冠并未加身，只穿着平时的大元帅戎装。他素来不喜欢上饰叠羽的元帅军帽，平时很少戴用，这时也未戴帽。参加朝贺的人先到先贺。当时段芝贵传袁的话，说行礼要简单些，三鞠躬就行了。但大家朝贺时，仍旧跪拜，很多人还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只是旁无司仪，因之行礼时并不齐整。朝贺人下拜时，袁并未就座，只站在座旁，左手扶着龙座搁臂，右手掌向上，不断对行礼者点头。有时对年长、位高的人，袁就作出用右手搀扶的姿态，表现出一种内心受用而外表故作谦逊的、难于刻画描写的复杂心情。朝贺者有的着戎装，有的着袍褂，有的着便服，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当天引人注意的是黎元洪、段祺瑞等并未参加。总之，这次大礼使我这身与“旷世盛典”的人感到怀疑。为什么偏要赶在这天这样局促草率地突然举行？大有坐在家里称天子，不敢公开的模样。事后大家说：“这样就算改朝换代了吗？”可见抱着闷葫芦的不止我一个。我们这一批人认为，如此大典，殊欠郑重。因此对负责张罗布置的段芝贵、黄开文、张士钰等有意见的人就很不少。10
登基称帝，这在袁世凯来说，是其一生事业的顶点；而袁氏为人行事，也向来以慎密稳妥著称，为何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莽撞草率行事呢？这是探讨袁世凯帝制自为时，时时出现在笔者脑中的一个问题。
在击败革命党人的“二次革命”，以武力实现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之后，袁世凯开始有计划地整理内政，在中央和地方都有所措置更张，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潜消地方割据势力。
在中央，主要的举措是制订新约法，确立总统制。具体步骤如下：
一、孙、黄失败，流亡日本后，袁因成为正式大总统，仍须借重国会完成有关程序，故请熊希龄组阁，并听任国民党人占优势的“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了《天坛宪法大纲》十二条，这个《大纲》仍然主张“责任内阁制”，当然，这绝非袁所需要的宪法，但总统选举更为重要，所以他对此不动声色。
二、在当选总统半个月后(10月25日)，袁致电各省军政长官，授意他们反对宪法草案。但“宪法起草委员会”仍然于一周之后通过了《大纲》。显然，国民党不去，袁氏后几步的棋就走不下去。故袁以国民党议员中有多人与孙、黄通谋，参与反叛为由，于11月4日断然宣布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籍议员的证书和徽章。这样，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陷于瘫痪，宪法起草委员会也于10日自行解散。
三、11月26日，袁委派李经羲、梁敦彦11等九人为“政治会议”议员，与各部各省所派代表一起，组成“政治会议”，代行国会职权；以李经羲12、张国淦为正副议长。不用说，这是世凯实现自己目的的御用组织。1914年1月9日，政治会议议决停止国会所有现有议员的职务，解散国会；1月24日，政治会议议决特设“约法会议”(相当于原来国会的“宪法起草委员会”)，2月，又议决解散各省省议会；至此，原来的民意立法机构已全部不存在了。
四、3月18日，“约法会议”正式开会，以孙毓筠、施愚为正副议长，议员有宝熙、袁金铠、齐耀珊、马良等六十人。到了4月29日，“约法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约法》(即所谓“民三约法”，又称新约法)十章六十八条，规定采用总统制，赋予总统相当大的权力。如规定官制、官规的制订，国务员和外交使节的任用，对外的宣战、媾和及公布宪法等等，一概由总统自行决定。
五、5月1日，正式废除《临时约法》(即所谓“民元约法”，又称旧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实行总统制，废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以徐世昌为国务卿，杨士琦、钱能训13为左、右丞。至此，政治会议完成了其使命，被参政院取代。黎元洪、汪大燮分任参政院正副院长，以陆征祥等七十三人为参政员，张国淦为秘书长(后改为林长民)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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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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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7月，袁公布了复古色彩很浓的文官官秩令，分为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共计九等。
七、12月，“约法会议”通过了《总统选举法》修正案，并于29日公布：总统任期十年，得连选连任；这在实际上确认了袁世凯的终身总统地位。至于袁的继任者，法案规定由袁世凯自行推荐三人，藏于金匮石室，于其身后开封确认，颇类似于帝王的遗诏。
所谓金匮石室，是师法雍正皇帝置传位遗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牌匾后面的遗意，为的是防止对于皇位的觊觎和争夺，但当时袁世凯还是民国大总统的身份，其申令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继承人，照大总统所亲书继承者三人姓名，按先后次序承继，特设石室金匮之制。此令15。”共和制度，总统例由全民或国会选举产生，袁氏却来了一个接班人钦定，非驴非马，但很能反映他对帝制的醉心程度。这个石室就建在居仁堂之右、经过丰泽园，转过?字廊的小坡上。袁氏死后，黎元洪按临时约法继任大总统，但仍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开启石室一探究竟。刘成禺16曾就此面询过黎元洪。
我问黎：“总统已经开启了石室金匮了吗？”黎说：“开了。”“其中所藏何物？”黎说：“大总统继承人，项城亲笔书写的人名册子呗。”“名册为何种样式？”黎说：“全是用中国线装书的方式装订，长一尺，宽六七寸，共十页，用最名贵的白夹宣纸，册边用黄丝线装订，封面用黄绫，书头用红绫包角。题签是项城亲笔书写的四个大字‘万民攸赖’。翻开黄绫封面，又是四个亲笔大字‘中华民国’；再翻开一页，则划有三条红格长线。(项城)亲笔书写三人姓名，顶格书写，每人姓名各占一行。”我进言说：“总统的姓名，项城必是亲笔书写在第一行中了。”黎笑着说：“我做总统，乃中华民国约法上的合法总统，全国公认，岂是借袁项城一笔写出来的吗！我做总统与袁何干，倒是经你们的笔写出来的。”17
刘成禺是国会议员。黎元洪的意思是自己是由国会选出来的。刘成禺一再追问名册中写的是谁，黎则坚决不肯透露。直到黎元洪去世后，随同黎开启石室金匮的秘书黎澍(湖北黄陂人，字劭西)才透露了实情：
民国五年农历五月初七日，黎副总统正位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农历五月初九日，赴中南海开启金匮石室。石室钥匙由三海指挥官徐邦杰18保管，我是总统秘书，随大总统前往开匮。徐邦杰献钥匙于总统，总统亲手拆去封条，开锁启门；徐邦杰再献上金匮的钥匙，总统拆去封条，开锁启匮，再开启匮中的金函(匣子)，取出黄绫面的线装书一册。总统令随行人等一概退到门口，自己打开书册阅看，阅看后阖上书，装入衣袋中，关闭石室回府。随行人等都不知道书中说了些什么事，题写了何人姓名，只知道是大总统继承人而已。我后来去春藕斋，一天，陪黎元洪闲话聊天，黎无意中说出金匮石室所藏，黎为第一人，徐(世昌)为第二人，段(祺瑞)为第三人。我对黎宣誓保证不外泄。我又问及徐邦杰诸人，说是取消帝制后，袁又将金匮中的名册，更换过一次，大概原本是袁克定第一，徐世昌第二，段祺瑞第三。后来更换时，乃改袁克定为黎元洪。开始的意图是传子，后来才依照约法，首先列黎元洪，借以掩天下人的耳目而已。19
现在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在地方上，袁则主要是实行军民分治的方针，废除集军政民政大权于一身的都督职务，改设“将军”一职，专管军事；另设巡按使(相当于省长)负责民政。在京城则设立将军府，将权倾一方、尾大不掉的地方军头，调入将军府，以高位厚禄尊崇羁縻之。袁氏此举，与扫平孙、黄一样，实在是强干弱枝，潜消割据所必须进行的一步，否则就不可能实行中央集权。黄绍在谈到民国初年的军民分治时曾回忆说：
1913、1914年代的各省都督，掌管军政大权，民政不过是都督职掌的一部分，民政长(或称内务司长)是都督的下属。1913年，黎元洪首倡军民分治的论调。他的秘书长饶汉祥用骈四骊六的文章，力陈唐代藩镇之害。而当时的都督也真是无所不督，各省自成王国。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黎元洪的这种论调，正合了他的心意。1914年6月，将各省都督一律裁撤。另于北京建将军府，给那些都督们以各种将军的称号(其实是都督的集中营)。然后选择亲信，予以督理军务的名义，都督就一变而为督军(督军是督理军务的简称)了。说明白一些，就是以前都督什么都可以督，现在只能督理军务了。
民政方面，仿明朝制度，把民政长改为巡按使。明朝的巡按使，既可以管民，也可以管军；也就是要用文人来管军人，以防军人造反。袁世凯在巡按使的职权内，还可以以大总统命令巡按使会办或帮办军务，在巡按使署，有它的军事组织。民元的都督，多半是由前清的偏裨武官出身，或是革命的草莽英雄。因此，袁世凯所用的巡按使，就尽量利用前清的封疆大吏。这些人多半是那些都督或督军旧日的顶头上司。这样，在旧社会的感情上，督军既不能拒绝巡按使，还要相对地听巡按使的指导或监督。袁世凯认为这是无上的妙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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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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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民分治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必须，却损害了大大小小拥兵自重的地方军头的既得利益，袁世凯在这上面犯了众怒，但此举名正言顺，他又挟扫平孙、黄的余威，却也没有人敢于据地称兵，对抗中央。但潜在的不满已经在蓄积，如有机会，是一定会爆发出来的。
在中央的军政方面，袁世凯也开始进行权力上的调整，从而触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使北洋集团内部出现了裂痕。首先，为了牢牢抓住军权，袁在就任正式大总统后，将原总统府军事处改组为统率办事处，将一批高级将领任命为办事员，共计六人：段祺瑞(陆军总长)、刘冠雄(海军总长)21、陈宦(参谋次长、代参谋总长)22、萨镇冰23、王士珍、蔡锷。此六人都是上将军衔，被称为大办事员。这样，袁就将原来由陆军部、海军部分掌的军权和人事任用权集中到自己手中了。重要军务和军队人事，都要经办事处会议，而办事处为总统属下的集体议事机构，陆军部长、参谋总长和海军部长均为办事员，只有总统(同时兼任陆海军大元帅)有拍板权，办事员的作用只相当于参谋、幕僚。统率办事处的作用在分权制衡，“表面上汇聚陆、海、参谋三部，统筹军事，实则减削陆军部之权24。”袁之所以这样做，有他的道理，他发现，有些北洋老人恃功自傲，有自立山头的迹象了。徐世昌曾言及当时北洋内部之矛盾说：
就军人方面，项城成功，所倚为干城者为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三人，时称为“北洋三杰”也。帝制失败，其原因固然很复杂，而关系此三人者为多。段素性倔强，任陆军部长有年；冯久驻南京，俨然藩镇，渐渐不如当年之绝对服从。项城思以军政大权操之于己，于是在总统府设陆海军统率办事处，以移陆军部之权，已为段所不快。关于军事人员之进退，段请求旅长以上由大总统主持，团长以下交陆军部办理，其用心可以想见。项城又借口北洋军队暮气沉沉，另组模范团，挑选各师旅之优秀将校为主干，以别于北洋旧军队。盖因某公子(即袁之长子袁克定)对于北洋老前辈不能指挥，故项城为其培养新势力，此更予段以最深之刺激。某公子最忌段，段又毫不敷衍，即项城左右其他诸人，段亦皆盛气凌之。后来项城屡次对段表示：“你气色不好，想是有病，应当休息休息。”六月间，又有陆军次长徐树铮参案(三次长参案之一)发生，以迫胁段。段于是请假赴西山，托辞养病，愤愤不平。段管军事教育，又握军政多年，亦有其普遍之潜势力，然摄于项城之威势，也无可如何。25
袁世凯与段祺瑞原来是通家之好的关系，段的妻子张佩蘅是张芾26的女儿，袁世凯的养女。“张芾死后，仅仅留下一妻一女，家境很贫寒。我父亲看到她们这种无依无靠的情形，就把她母女二人接到自己任上。当时，张芾的女儿还在吃奶。从这以后，她们就始终住在我们家里。我父亲和我娘还把这个女儿认作是自己的大女儿，后来我们也就把她叫做大姐。其后经我父亲介绍，嫁给了段祺瑞。在她过门之后，虽然她母亲也跟了过去，但还是认我家为娘家，来往是极其密切的。她每次回到了我们家，对我父亲和我娘，仍然是爸爸、娘地叫得很亲热，我们也把段祺瑞叫做姐夫27。”但是段祺瑞服袁世凯，不服袁克定，这对想搞家天下的袁世凯可就是隐患了，必须拿出办法，弭患于无形。当时任总统府秘书的夏寿田即认为，统率办事处的设立，即在于潜削段祺瑞的兵权：
段祺瑞素性刚愎，有主见，平时对项城不事趋承。担任陆军部长时，关于军官的进退，常以陆军总长的名义颁行，不请示；他所赏识提拔的人，多半是他的学生部属，隐然成为一股势力。而在北洋旧部之中与段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此时都争相追随顺从(袁世凯)。于是项城渐渐觉得段专擅了。28
袁在军事上的另一举措，就是于1914年10月，在北京设立模范军官团。据夏寿田的说法，这也是袁培植北洋新生代力量的手段。
组织模范团之动机，系本于蒋方震29之条陈。蒋认为北洋军队暮气太重，想另行编练，作为模范，建议在统率办事处之下，设立模范师筹备处，先练两师，中级军官用留学生，下级(军官)参用军官学校学生及速成军校学生。总之，一变历来重用速成生，屏除留学生的宗旨。(袁)克定与北洋旧军队素来没有深切的关系，尤其对于宿将不能指挥，早有步武小站，建立一种新势力以对抗旧势力的意思。陈光远30、陆锦31等趋附克定门下，我(夏寿田自称)也是参与其中的一个人。在项城本人，一方面认为北洋军队暮气太重，认为应当编练新军，一如淮军继湘军，小站继淮军的故事；另一方面又打算为其子培养新势力，所以借蒋的条陈，马上成立了一个类似军官教导团的模范团。团长项城自己兼任，陈光远为副团长(克定保荐)，筹备员有王士珍、袁克定、张敬尧、陈光远。团址在西城旃檀寺，团本部设在北海。兵士由各师下级军官中抽派，以各师中上级军官为该团下级军官；以训练十个师的军官为目的，分五期训练，每半年一期，每期可以产生四个旅的新军军官。第二期袁克定为团长，陆锦为副团长(克定所荐)，挑选一批中学以上学生与各师下级军官配合训练。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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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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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暮气”，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中的现象。就以治军来说，曾国藩办团练，从湖南带出来的都是一些“扎硬寨，打死仗”的三湘子弟，生龙活虎，故能与太平军一决胜负。但打下“天京”之后，曾即认为，湘军暮气已深，断然予以解散复员。李鸿章所带的淮军，起初也是一支悍厉能战的队伍，在与太平军和捻军的战斗中，也善于打硬仗，继湘军之后成为国家军队的主力。然而不过二十年，就又暮气沉沉，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袁在小站练出的新军，起初也是朝气勃勃，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的；北洋六镇也算得上是国家武装力量中的精华，但辛亥、癸丑，与革命党的军队交锋时，虽然不落下风，但在战斗力和军风纪上已经大打折扣了。北洋军的暮气，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围剿河南悍匪“白狼”过程中的无能与不得力。
“白狼”，原名白永成(1873—1914)，河南宝丰人。据说他曾在吴禄贞手下当过兵。1912年末，他组织河南鲁山、舞阳、宝丰三县数百农民造反，次年打出了“打富济贫”的口号，队伍很快发展到数千人，活动区域遍及鄂、豫、皖三省交界各县。孙、黄在“二次革命”期间，曾数次派人与之联络共同反袁。1914年初，“白狼”相继攻破固始、商城、光山等县城，横越京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3月攻克湖北老河口，队伍扩大到上万人，在老河口军事会议上，“白狼”作出了避实就虚，西进陕西的决策。随后，“白狼”所部由紫荆关西进，连克商南、丹凤、商县、柞北等县，越过秦岭，直逼西安。陕西都督张凤?33屡战屡败，退守西安，一筹莫展。“白狼”则乘胜由子午岭西进，席卷雩县、周至、武功、乾县，一路“势如破竹，无当之者”；旋又回师攻破永寿、彬县，全陕震动。袁世凯将败军之将张凤?调入北京将军府，代之以北洋系的陆建章；以赵倜代其表弟张镇芳主持河南军事，并跟踪追击“白狼”部队；川军、甘军也受命协防，驻守入川入甘的要隘通道；袁还调北洋第七师张敬尧34部在陕豫交界处进行堵截，形成合围态势。但“白狼”仍连克凤翔、千阳、阶州、通渭、陇西、天水、徽县、陇川等地。6月初，“白狼”所部试图入川时，在甘谷受挫于赵倜部，“白狼”受伤；在突围返回河南的转战中，其部队受到尾追堵截的各部夹击，损失惨重。8月初，在河南鲁山与张敬尧部的激战中，“白狼”阵亡，队伍星散。“白狼”之役，北洋以陆军总长段祺瑞坐镇信阳，大兵云集，而这样一支由农民为主体的部队仍能够转战纵横五省，队伍最多时发展到两万多人，把中原地区搅了个天翻地覆，而人数、装备、训练、给养远远优于“白狼”的北洋部队，以狮子搏兔之力，费时一年八个月方将其扑灭，不能不说是暮气已深的表现。这不仅使袁世凯恼怒异常，就是当时在统率办事处参与军事的蔡锷也由此洞悉了北洋的真正实力，日后他挑头发起反帝制战争的决心，就是来源于此的呢。蔡锷的参谋长殷承?35曾道出过蔡氏发难的原委：
“松坡(即蔡锷，松坡为其字)入京，我实相随。他想要察知袁的虚实，每日必到统率办事处陪袁办公。袁常邀松坡及唐在礼共进午餐，关于剿办白朗的一切计划情报的有关文电，袁尽交松坡审阅。松坡因得以洞悉北洋军的底蕴及其弱点。(蔡)退值后常常谓然而叹说，为了剿平几千乌合之众的白朗，先后调动了所有兵力的三分之二，费时近两年，械齐饷足，奖赏超乎常规，而白朗纵横出入豫、鄂、陕、甘间，如履无人之境，谁说小站兵力足以威令天下？云南一师，足够打败北洋十个师。就军事论，胜算决不属于袁。以是信心十足，毅然回滇首义”云云，他的话颇中实情。36
这样，袁世凯在“二次革命”后的一系列举措，虽属实行中央集权的必须，但也在自己和盟友一方的阵营中，造成了不满、离心和分裂。
譬如，解散国民党，罪名虽然勉强，但总算还有所借口。国民党的政治对手进步党原想借机收编，将未参与“二次革命”密谋而又热中于仕途的那部分国民党议员，招降纳叛到自己阵营中来，使自己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所以梁启超等人连上条陈，要求对国民党议员采取收罗政策；在因驱逐国民党议员而造成法定人数不足后，梁等又力主召集候补议员，以维持国会。但袁世凯认为进步党也热中于“责任内阁”，现有国会不能成为自己操纵自如的工具，不仅不予采纳，反而以人数不足难于履行职责为借口，解散了国会，代之以“政治会议”、“约法会议”等御用组织。这不仅使进步党大失所望，而且严重损害了进步党暨其所由代表的那个社会阶级的既得利益。进步党的成员大都是前立宪派成员，在中央和地方议会中的人数都不少，国会及地方议会的解散，等于是砸了他们的饭碗。进步党人本来是袁对付革命党人的政治盟友，代表的是“中等阶级”的利益，而中等阶级实际上是袁世凯改良主义的社会政治基础之一。袁氏独裁专制的做法，使得这部分人离心离德，从袁的阵营分化了出去，如梁启超、汤化龙等相继退出政坛，在实际上成了袁世凯的敌人。在后来的“护国战争”中，梁、汤、蔡锷等立宪党人成为反袁的主导力量和领袖，就是明证。但在解散国会上，袁有拿得出手的理由，当时的进步党人也是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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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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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袁世凯废督，以“军民分治，军人不能干政”为号召，地方上大大小小的军头尽管不情愿，但说不出反对的理由，事出有名，却也无人敢于反对。各省都督，无论是北洋系还是非北洋系的，不仅其既得利益被剥夺了很大一块，而且在名义上也落到了二把手的地位上，心情是愉快不了的，这也使各地军事当局心生不满和怨恨，一旦师出有名，有人倡议，反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再如，设立陆海军统率办事处，原陆军部的权力被削弱，段虽不满，亦没有反对的充足理由。因为“责任内阁制”既已改为“总统制”，原属内阁的权力转移到总统这里，原是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建立模范军官团，培养新的军事骨干，对暮气已深的军队更新改造，提高军队素质，在外侮严重，亟需自强之际，是没人能够提出反对的。但北洋和非北洋的军头们仍不免于担心和不满，不满的原因是袁氏此举挟有私心，袁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儿子(即袁克定)名正言顺地进入军界培植势力，为将来的事业打基础。我们看后来的蒋介石办军官训练团，让蒋经国以组建青年军的方式插足军队，师法的就是袁世凯的这个法子呢。担心的原因是，此举不仅对小站、北洋时期的军界老人，而且对于全国各地非北洋系的督军们，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因为新的军事指挥人才，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取他们而代之。但办模范团的理由冠冕堂皇，现有军队暮气重，是不争的事实，军头们尽管不愿，也难以反对。
凡此种种，对袁氏的阵营(北洋集团及其盟友)产生了一系列的离心分化作用。袁在形式上一切如意，其统治呈现空前强大、一统的面貌，但在内里已陷入离心状态，蕴涵着空前的危机，他的统治基础正在瓦解。在外部，则还有处心积虑要推倒他的日本人和与之不共戴天的革命党人，他貌似强大，其实正处在最为脆弱的时期。袁世凯此时已是终身大总统，而且继承其位置的候选人也由自己推荐，没有不许传子的限制，在这种状态下，他就是实际上的皇帝。而若再向前一步，由不满和积怨所酿成的危机，势必借其称帝爆发出来。可叹袁世凯见不及此，在这一点上，他比起曹操来，可就差得远了。
袁世凯有曹操的绰号，也具有同样的枭雄素质，在称帝这件事上，他所处的地位优越于曹操。曹操当时仍旧是丞相，上面还有一位名义上的“天子”，而袁世凯此时已经是名至实归的“第一人”了。但操作起来，曹操要便利得多，而袁世凯则有一定的难度。具体而言，曹操没有体制上的麻烦，都是帝制，“禅让”就可以了，而袁世凯则须将“共和”重新变回“帝制”。就算度和自知之明来说，袁世凯就远不如他那位一千多年前的前辈了。
曹操自建安十三年扫灭袁绍父子，平定三郡乌丸，混一中原后，被朝廷封为丞相，此后又进爵为魏公、魏王；他独揽朝政十二年，朝廷内部的反对派早已被他剪刈净尽。地方上除东吴孙权、西蜀刘备而外，其他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也已基本荡平，他若称帝，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他执意不为。孙权曾上书称臣，劝他代汉称帝，他将孙权的书信示于臣下说：“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到炉火上烤啊！”大臣们也纷纷劝进，认为天命不可违，他应该顺天应人，早即大位。曹操的回答是：“若是天命在我，我愿作周文王呀。”当然，曹操不是不想当皇帝，而是想等到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后再当皇帝，如果不能及身实现这个目标，就由自己的儿子去完成大业，而他则甘愿起周文王的作用，为子孙奠定事业的基础37。所以，做皇帝这种大事是急不得的，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也不能少。曹操独揽朝纲十几年，有条件做，但一直拖着不做，为什么？就是天下没有归于一统，他有所担心，担心一招出错，满盘皆输，所以他能做而不做。
袁世凯是熟读史书的人，曹操的故事及其他相关故事他应该知道得很清楚。称帝这种大事，必须稳步慢行，时机不成熟绝不能硬做，他心里也应该很清楚。所以，他请自己的头号高参、老谋深算的徐世昌出山，为他主持筹划此事。徐世昌走的是稳妥一路，1914年5月，徐就任政事堂国务卿后，像以参政院取代“政治会议”并代行立法院职能，通过总统选举法修正案以使袁成为终身总统，公布国民会议组织法(1915年3月)等等，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在程序上全依“法制”而行，以确立“合法性”为第一。但这种循序渐进的作业方式所需时间较长，显然并不很对袁的胃口，于是，一派更为积极和急进的“帝制派”走上了前台。
当时在袁周围主要有三个包围圈：一是朱启钤、梁士诒、杨度、顾鳌、夏寿田等；二是袁克定、段芝贵、袁乃宽、张士钰(在最初期张不在内，而我是在内的)等；三是官邸中袁的妻妾及儿女等。这三重包围圈的组成分子，除官邸内与前两者不大通气外，前两者既各起作用，又密切联系的。两者之中，朱等在最初实为主力，而且背后有徐世昌指挥，有时直接由朱向袁请示。后来朱等逐渐不如以前那样重要，重心转移到袁克定这一群。直到筹备将近结束阶段，朱等除办些事务外，实已不起什么作用。而袁克定的一群中又新加了黄开文。朱等先是日夜集结在一起，初无定处，亦有时在筹安会里，没几时重心就移到公府秘书厅梁士诒处来了。他们这些人多是着重在策划和布置方面。文电多由杨等起草，经朱、梁等点头之后，再由朱和袁克定、段芝贵商量，同意即发出去。重要的文件一定要经袁自己看过。朱、梁、段等人尤其是段(芝贵)个人，与各省军政大员函电很频繁。梁每天起身很早，上午八时前已开始办公，中午在公府包饭，与张仲仁(即张一)形影不离，很晚才回家，办事很紧张。袁克定等主要是围住袁，因为重大事务必须经袁亲自决定。他们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尤其和朱、梁等密切联系，了解有关情况，密筹打动袁的办法。到张士钰加入这方面时，他只不过充当袁、段等人的“小跑腿儿”而已。……由于他们围住袁，所以后来相形之下朱、梁的作用就小了，就是袁(世凯)也不复是全部操纵，这时实际决定权基本上掌握在袁克定、段芝贵、袁乃宽之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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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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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在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后，关于何种国体适用于中国的讨论，忽然成为舆论关注的中心和焦点，舆论先行，这是帝制发动的第一步。先是，8月3日，总统府宪法顾问古德诺(FrankJGoodnow)39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国情不适用于共和制。14日，即有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君子”发起成立“筹安会”，杨度并于26日发表题为《君宪救国论》的长文，全面阐述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理由。30日，袁的亲信段芝贵等密电各省长官，要求各地以公民的名义向参政院上书请愿更改国体。9月1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开会，沈云沛、周家彦、马安良、蔡锷等请愿改变国体。9月6日，袁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答复立法院称，改变国体须听之于国民。于是，开始“制造民意”，这是帝制发动的第二步。
这事的具体做法是，袁先叫梁士诒等领起头来，把所有袁的亲信拉在一起，于1915年9月19日，在北京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叫沈云沛40做会长，那彦图、张镇芳做副会长，积极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他们所联系的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请愿变更国体，拥护袁做皇帝。他们发动的对象，上自王公遗老、各省将军、巡按使，下至各种行业的把头，三教九流，行行俱全，多多益善。拉到的人，列入了请愿名单，就被请去吃饭、看戏，此外还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地送钱。这样，当然轰动起来了，很快就在全国各地造成了诸色人等“无所不包”的所谓全国性请愿的大局面。41
沈云沛的请愿团于9月24日向参政院发起了总请愿，反对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次日，袁世凯即咨复参政院，主张提前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袁为何一再坚持要由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呢？读者还记得四年多前，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向全国申明的“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誓言吧，这个誓言尽人皆知，他现在要想回过头去搞帝制，这个誓言就成了他的沉重政治负担，为了避免被国人视为出尔反尔，毫无道德信义可言的小人，他必须把自己的背誓归结为“民意”的要求。据说，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是坚决主张中国搞帝制的，当袁谈及自己当年的誓言时，朱即以“民意”为说，劝其打消顾虑。商务印书馆30年代在日本访书时，曾见到过二人密谈的记录，据亲见者回忆，其谈话内容如下：
朱尔典首先提出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政制，非实行帝制不能治理图强，只有袁的威望才能担此重任。袁初则装腔作势，坚持不可。朱再三劝进，袁最后说他就任总统时，曾经在参议院宣誓，现在怎能背约。朱笑着说：“时势变迁，前后情形不同，当时公从人民公意出任总统，今日人民公认国体应该变更，请愿公为皇帝，公应时势要求，名正言顺，何必顾虑。”朱告退时又对袁说，他今日一番谈话，是为着中国人民福利，为着英中两国交谊着想，完全出于诚心。至于就他个人而言，则有莫大的损失。袁问此话怎么说？朱笑着回答说：“我和总统多年交谊，谒见谈话都极为自由，何等畅适愉快。他日公登大宝，非国家大事，不易得见龙颜；殿前拜谒，礼仪何等繁重，不能畅所欲言，对我说来，不是一个大损失吗？”42
袁既下决心以“民意”涂饰自己的背誓无信，徐世昌即提出由“国民代表”决定国体，选举皇帝。为了加速这个进程，就有了“十人密电”的发生，上演了中国成为共和政体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操纵民意的闹剧。这十个人是：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唐在礼、袁乃宽、雷震春、吴炳湘、张士钰，由袁世凯“钦点”，专门负责主持这件大事。其手法，据参与其事的唐在礼回忆，事情由表里两条线进行，具体过程如下：
一条线是专门做一套与实际选举完全不相干的表面宣传，做法是以命令指定“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为全国决定国体选举皇帝事务的总机关，奉大总统命令办理一切决定国体和选举的事务。然后，用该局的名义按时期、有步骤地发出指示和各式文告等成套的官样文章，命令各地把这一成套的文章及时发表，在报刊上大肆宣扬，标榜这一决定国体、选举皇帝的大事，是完全出于民意，是完全合法的，民主的。
另一条线是由名义上主持国体决定和选举事务的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唐在礼、袁乃宽、雷震春、吴炳湘、张士钰等十人出面，向各省将军、巡按使发出密电，传示“主座”(当时对袁由总统选任皇帝时的过渡尊称)命令，按内定步骤指示实际的具体选举工作。当时，先由十人发出一个密电，向各省当权者郑重说明“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完全是一套表面文章，但所有该局指示的官样文章，一定要在各方面进行宣传，并相应地在表面上要有些表演，也只限于表演。重要的是万万不可按照那些官样文章假戏真做，因为那里面没有一件是合乎实际要求的。在这个说明密电以外，另有一封密电详细指示一套实际的做法，要求各省今后一切行动，必须遵照这一密电所指示的原则办理，并必须严守秘密。另外还密示只要能达到密电的目的，尽可以不按国家法律办事。也就是说：尽可不择手段，不妨违法乱纪，便宜行事；但叮嘱如果不按照国家法律办事的时候，却万勿以电报向事务局请示，以为一经请示，局方就不得不以打官腔复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办理”，如此表里便难于分清，反而弄得枝节横生，事情就难以顺利办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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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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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投票之前，首先要在全国各省区“选举”参加国体投票的“国民代表”。选举“国民代表”，先由北京政府拟订各省代表候选人的名单。这个名单里的人绝大多数是袁自己和他的亲信所提出的在京任职的军政官员，按他们的籍贯分别提到本省去。名单中也包括些各省附袁的著名人士。这个候选名单是基本的。在这以外，留出一些名额，由各省官绅提出补充名单，补充名单授权给各省将军、巡按使决定。如此便合成了一个整个的候选名单，责成各省照单把“代表”选出，非经批准不得遗漏或更改。
选举的方法是，指定每县由该县县官推荐选举人一人，在所指定之日到达本省指定的处所—将军衙门，去谒见指定的选举监督，也就是本省的将军、巡按使。选举监督在一定期限内，在衙门内厅随时准备着对来谒的选举人进行午宴招待。宴后，由招待人员召集选举人个别谈话，介绍本省拟选代表的名单，形式上似乎是征求选举人的同意。一般选举人都是县里的绅士，当然总是惟恐不及地唯唯从命，表示一切遵办决不贻误，接着就由招待人请选举人把名单抄写清楚，立即陪同选举人到前面大堂里特设的选举厅里面进行“堂而皇之”的投票。偶有个别莫名其妙的“代表”支支吾吾，或竟有独具意见反对照办的，那么招待人就对他不提名单和“大堂选举”的事，只是含糊地表示将来进行选举时再当奉约。捧起茶杯，下个逐客令了事。事后，还由省里把这个选举人的行动，密示其本县县官，申斥他办事不力，限令重新妥为推荐适当的选举人，以免贻误，致干未便。县官接到这般密示，当然紧张万分，诚惶诚恐地克期遵办。43
经过上述这番布置安排，10月25日终于选出了“国民代表”，10月28日即进行“决定国体”的投票。这个投票仍是分散在各省举行，由各省的将军、巡按使监督，由“国民代表”进行记名投票。“方法是在票上预先印好‘君主立宪’四个大字，由代表自己在选票上签名，再于自己名下写‘赞成’或‘反对’字样，进行投票。在参加决定国体投票之前，每个国民代表‘赠给’大洋五百元，作为参加选举的‘川资和公费’。代表们拿到这笔‘川资’，当然心中有数；投票既是记名式的，谁投什么票都不难查明，所以投票结果，全体国民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部‘赞成君主立宪’。44”随即又进行了皇帝的选举，其程序与国体投票完全相同。选票上印有“选举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皇帝传之万世”的字样，也由“国民代表”在选票上亲自签名，投票，结果自然也是全票当选。这个结果汇总到中央后，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即于12月11日正式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据说，推戴书草成、誊写及上呈，是在上午11时半，午后即得到了袁氏的书面答复，说是国体改革既经国民代表一致同意，“自无可讨论之余地”，而推戴他为皇帝，则“改造民国，已历四稔(年)，忧患纷乘，衍尤丛进，救过不瞻，图治未遑，岂有功业足以称述？……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由此，他要求“熟筹审虑，另行推戴45”。
收到这份答复咨文后，代行立法院即于当日午后5时再次开会，宣读完袁的咨文后，院长孙毓筠提议起草呈递第二份推戴书，全体通过，于是休会15分钟后，通过了秘书厅起草的第二份推戴书。这次对袁氏的功德备极颂扬，说他“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第)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眷佑，亿兆归心”，督促他“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命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46。”这些当然都是事先预备好了的，用的是传统上“劝进”的那一套路数，否则，代行立法院也不可能在短短15分钟的休息时间内，连拟稿带誊写地完成二千多字的推戴书呀。反而是从袁世凯的答复书中，可以看出他并非不知道此时称帝不合时宜：“于道德不能无惭”，“于信义无可自解”。但问题是，明知不宜，为何还要硬做？这是本章开头就提出过，后面还要探讨的一个问题，这里暂且按下不提。
袁世凯一手操纵、导演的这幕喜剧至此已经收不住脚了，但幕落的也十分仓促。本来按照古代的规矩，“劝进”或“禅让”应该进行三推三让的程序，世凯不知急的个什么，省去了中间那一道，在第二次推戴书呈上的次日，即宣布接受“帝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这是12日的事，13日，即演出了本章开头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的那一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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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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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自为这件事上，最能反映出袁氏的枭雄本质，整台戏都是他一手操纵的，在幕后出谋划策的是徐世昌，在前台导演的则是梁士诒。梁士诒其人，我们在“北洋新政”那一章已有所介绍。进入民国以后，梁的地位更形重要，“辛亥之秋，项城再起，京师以内之事，先生(指梁士诒)主之；休战息兵，调停和议，如何派代表南下之步骤，如何促清廷退位之机宜，统一南北，联合各省，改革政制，措集财用，千端万绪皆先生一人任之。适统一政府成立，先生任公府(总统府)秘书长，掌握中枢，赞襄密勿(参与机密)，凡入谒项城禀商事件者，(袁)辄说：‘问梁秘书长去！’先生也不问事之大小，酌情审势以处理之47。”梁因此又被称为“二总统”。梁在北洋属于后进，如此权势，大遭他人嫉妒。他与唐绍仪交好，又同是广东同乡，在唐与袁生嫌辞职后，杨士琦等(杨、周学熙等为安徽人，与梁不和，被称为‘皖系’；梁被称为‘粤系’)遂通过袁克定向袁世凯进言，说梁与唐绍仪、孙中山等同为粤人，心怀叵测，勾结军人，觊觎总统的位置。袁世凯是个雄猜之主，有驾驭属下的一套办法。梁是北洋“交通系”的首脑，脑子活，办法多，又是搞钱能手，有“梁财神”之称。他在国会大搞金钱政治，组织“公民党”、“公民请愿团”，为袁当选正式大总统出了大力，也展现了其操纵“民意”的手段，对这种“暗箱政治”不可或缺的人才，袁是既倚重，又防备，“常以极困难繁重之事交给他来办。表面上示以倚重，暗地里实为羁縻，而且使之费力而不易讨好48。”据说，梁起初对帝制一事并不积极，而帝制活动又亟需梁这样的高手，恰逢“五路大参案”发生，袁遂使出去年迫使熊希龄赞同他解散国民党时的那套做法，迫梁就范。
津浦路局为“交通系”筹款之源，收入巨大，用人众多，借以培植势力，弊端日益明显，舆论哗然。遂由肃政使王瑚、蔡宝善等赴津浦路密查，罗列十大罪状，由都肃政使庄蕴宽具呈严参。当时王瑚以廉劲著称，所列应当不虚。因此更涉及京汉、京绥、沪宁、正太四路，即是所谓轰动一时的五路大参案了。当时众议沸腾，袁世凯迫于舆论，遂将津浦路局局长赵庆华49撤职，京汉路局局长关赓麟、京绥路局局长关冕钧均离职听候审讯，交通部次长叶恭绰50也暂时停职听候查办。……一时粤系惶急，密议对策，思所以转移局势，非出奇不能制胜，因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相结纳，迎合袁的意图，创为帝制之议。51
袁的亲信幕僚张一?也认为，梁之积极参与帝制活动，乃是迫于“五路大参案”：“梁病疟，有人探访他时说：你若要缓解五路大参案，只须为帝制出力。梁于是起而组织请愿团，本案即在无形中打消。人们方知五路案即帝制的反笔文章也52。”以梁自己的说法，当时的所谓“三次长案”、“五路大参案”等，全都是袁为了胁迫不赞成帝制的官员刻意策划而成：“于是有为之策划者，主张胁迫陆军次长徐树铮以迫段(祺瑞)；胁迫交通次长叶恭绰以迫梁(士诒)；胁迫财政次长张弧以迫熊(希龄)，大概因当时张与熊接近的缘故吧。于是分头办理，结果，段祺瑞辞职，以王士珍代之；陆军次长徐树铮、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张弧免职，交通次长叶恭绰停职候传，当时称之为‘三次长案’53。”梁士诒在《年谱》中说自己对帝制“始终无所表示”，是事后的涂饰。在实际上，“五路大参案”发生后，袁世凯曾当面告诉他，参案中本来也有他的名字，是自己下令去掉的。梁当然明白袁的意思，此后，梁即成为帝制活动的中坚分子了。
梁士诒参与后，帝制活动果然大有起色，而筹安会的发起，据说也是梁运动的结果。前面说到，袁世凯曾派杨士琦到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发布宣言书，认为由该院讨论国体问题不合时宜，应诉诸“多数国民之公意”。一时间，热中帝制运动如杨度者，颇感摸不着头脑，遂前往请教张一?：
此宣言书发表后，杨度忽然夜间来访，说：“我与总统的关系不如你们之间的交情那么久，今天忽然有‘不合时宜’的谕令，究竟总统的性情如何，请告诉我。”我说：“这样的话，你必须将此事主动告诉我，才可以讨论。”杨说：“我本来打算回湖南的，士诒说，总统有大事须要你出头。实际上我也是被动的，并非主动，但我向来主张君主立宪之说，所以愿意做这件事，今天为何有这样不同的言论呢？”我说：“我告诉你两件事，一件是前清预备立宪，一件是苏杭甬铁路，事前(袁)全都坚决拒绝，事后则翻然改计。你做这件事，将来诛晁错以谢天下，你的脑袋就危险了！”杨听了此话，吃惊不小。翌日，朱桂莘(即朱启钤)54等约杨谈话，其意志又坚定起来，大概又有人唆使他了吧。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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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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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后来的公决国体、选举皇帝的闹剧，“十人密电”向各省将军、巡按使指示机宜，申明“主座”的意见，无一不是出于袁的授意，则更可以肯定，真正想作皇帝的正是袁世凯自己，所谓“民意”、“公决”等等，只是他及其亲信制造出来的遮羞布，为的是解决他“背誓失信”的难题而已。
自8月古德诺发表《共和与民主论》及“六君子”发起筹安会后，袁世凯帝制自为的用心即大白于天下了。而前述所有潜在的反袁势力，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活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袁氏原来的盟友——进步党人。其主脑一文一武，文为梁启超，武为蔡锷。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广东新会人。梁早年科场得意，后师从康有为，投身维新变法运动，与袁世凯曾同为维新同志。变法失败，梁亡命日本，与康有为组织保皇党，鼓吹君主立宪，在本书前半部中已多有介绍。入民国后，梁热中于议会政治，与熊希龄等组织进步党，在国会中与国民党相抗衡，是袁世凯政治上的盟友和策士。梁氏绝顶聪明，学识渊博，缺点是热中政治，心有旁骛，学问虽博，而失之于不精不专。梁这类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旧知识分子，一般都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所以梁也是个“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角色。梁的力量，在于他的那一支笔，为文不拘绳墨，自创了一种“新民体”，汪洋恣肆，酣畅淋漓，而又“笔端常带感情”，在清末民初，不知倾倒了多少爱国志士、热血青年。帝制运动期间，梁所作反对君主制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袁曾出价二十万元，买它不要发表，此数额恐怕迄今未有人能打破，可见其文章影响力之大。袁对于梁，以金钱、高位笼络之，羁縻之，甚至还让进步党组织了一届内阁；但在内心里，则认为这些人不过是徒托空言、不切实际的书呆子，成不了大事。梁在帝制发起前后，曾数度致信袁世凯，苦谏他不要称帝，可见他有谋国之忠，反袁不纯从私怨，但袁将其言当作了耳旁风。梁虽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但作为政坛名流，有社会影响，有舆论号召力，这确是轻视不得的。所谓枪杆子、笔杆子，打天下靠的是这两杆子。梁就是一流的笔杆子，而枪杆子，自然非他的学生蔡锷莫属了。
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蔡自幼聪明好学，十三岁时就考中了秀才，十五岁时由湖南学政徐仁铸(维新派)推荐，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时务学堂。该学堂创自谭嗣同，是当时湖南维新派的大本营，梁启超当时就在那里担任中文总教习。蔡年纪虽小，但“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56”，并与梁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戊戌政变后，梁亡命日本，蔡应梁之召东渡，入梁任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这个学校的教材中，多西方自由民主、天赋人权等内容，故蔡于此也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1900年，保皇党的唐才常等组织自立军，蔡和几名同学一度回国助唐起义，但旋即失败，唐等罹难，蔡遂再赴日本，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1903年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次年毕业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省武备学堂任教，后历任广西陆军小学总办、新军标统、协统。1911年春，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邀，赴云南训练新军，余暇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6月，被任命为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其军中骨干多为士官学校同学，其中有不少同盟会会员。武昌首义后，蔡在云南首倡义旗，于10月30日午夜发难。次日中午即控制了昆明全城，十九镇统制锺麟同被杀，李经羲逃走，云南全省随即光复，蔡锷被公举为云南都督。这是他办的第一件大事，而此时他还不过是个二十九岁的青年将军。
蔡锷虽参加了辛亥革命，但在政见上却是个立宪派，在贵州独立时，他左袒贵州的立宪派，派部下唐继尧带兵入黔，血洗贵阳，将革命党人几乎斩尽杀绝，唐继尧随即被任命为贵州都督，扩张了滇军的地盘。在“二次革命”时，他也把孙、黄视为不安分的“乱党”，联络西南各省，外示“中立”、“调停”，内实支持袁世凯的武力镇压政策。当时国民党曾派谭心休到云南运动他参加反袁，碰了一鼻子灰，值得注意的是他当时对袁的态度。
刚到昆明，还未落座，松坡就抢先对我说：“民国成立不久，国基还没稳固，听说克强(即黄兴)又要闹场火了，你劝他放安静些，不要自取灭亡。”我气愤地说：“人家正在残杀我们的同志，要消灭我们，如果再不讨伐他，将来袁世凯定会做皇帝。”松坡冷笑着说：“他敢吗？如果袁世凯真要作皇帝，那我在西南也将做起皇帝来。”我见他说话更不对头，便懒得和他争辩了。后来他告诉我，他已和广西的陆荣廷、四川的胡景伊、贵州的唐继尧结成了一个西南同盟，行动一致。最好劝克强息事宁人，保全实力，如果盲目地去干，定会失败。他只好和西南各省共守中立态度，以保存一部分的革命实力。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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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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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扫平“二次革命”后，趁热打铁，实行“废督”和“军民分治”，调蔡进北京将军府。蔡本来主张统一，以身作则，相当配合。到京后与袁接触频繁，关系融洽，袁任命他为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要职。他同梁启超等“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58”。
蔡之对袁灰心，始于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蔡主战)，一度打算退出政界，回乡从事矿业。但袁帝制自为迹象明显后，蔡极愤懑，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他就赴天津访晤其老师梁启超，筹议对策，一场倒袁的大计划由此酝酿而成。据梁启超回忆其经过如下：
云南首义之中心人物蔡锷将军，当时正在京师。蔡君十三岁时即从余就学，当民国二年辞去云南都督之职，即来京与余日夕过从。当筹安会发生的次日，蔡君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我说：“我的责任在言论，所以我必须立即作文章，堂堂正正地来反对他们；你则是军界大有实力的人物，应该深自韬晦，不要引起他的猜忌，才可以密图匡复。”蔡君赞成我的话，所以在京与他(指袁世凯)虚与了委蛇两个月，使袁不再猜忌他。一面密电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又召戴戡59来京面商，……戴君以去年十月到京，于是与蔡君定策于我在天津的寓所。后来的种种军事计划，全都是当时数次会谈的结果呢。当时决议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过一个月后响应，广西则过两个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拿下四川，以广西之力拿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这就是我与戴、蔡两君在津所作的策划了。60
此后，蔡锷每周均赴天津与梁密议，但对外则大行韬晦之计，积极附庸帝制运动之外，则醇酒妇人，寄情声色。11月11日，蔡以有病赴日疗养为名，潜往天津，在梁启超家换装后，乘船赴日，在神户转船南下香港，与戴戡会合后经越南河内转赴云南。12月16日，梁启超也以赴美治病为名，离津赴沪，与当时在上海的进步党另一领导人汤化龙61会商，确定了进步党反对帝制到底的立场。12月19日，蔡锷、戴戡抵达昆明，连日与唐继尧等举行军事会议，筹议举事。袁世凯此时虽已知道蔡、梁有反对帝制的密谋，但可能觉得这是两个书生气十足的人的一时意气，搞不出什么大事情，所以并未重视，而是兴兴头头地继续其帝制运作。在蔡等到达昆明的那天，袁下令设立大典筹备处；次日又申令颁给徐世昌、赵尔巽62、李经羲、张謇以“嵩山四友63”的称号；申令新朝永远废除太监、宫女、跪拜之制；21日和23两日，则大封爵位，授予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等一百二十八人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反袁方面，梁启超12月22日由南京致电蔡锷，促其即刻发动。蔡等于次日在昆明五华山歃血为盟，拥护共和。次日，即由唐继尧、任可澄64向袁世凯发出梁启超起草的函电，请取消帝制，诛罪魁杨度等七人以谢天下，并限袁于25日上午10时前答复。同时又通电各省，请联电要求取消帝制。25日，通电宣告独立，号召讨袁；次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分别就任护国军第一、二、三军总司令。27日，唐继尧留守云南，蔡锷、李烈钧二军分别出师四川、广西，护国战争爆发。
袁世凯得知云南宣告独立后的措置是：将唐继尧、任可澄、蔡锷免职，命令云南临近各省“严筹防剿”，派张敬尧的陆军第七师入川迎击蔡锷，以曹锟为督师，统率北洋进剿云南的各路军队，另派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与广西督军陆荣廷会同攻滇。袁此时仍把云南独立看作是另一次“二次革命”，而蔡唐等人的力量又远不如国民党，不足为患。孰不知人心的向背，已与彼时大不相同。当时舆论、人心多在中央一边；而此刻，由于前述种种原因，他的阵营内部正在离心、瓦解，而他帝制自为，背誓失信于天下的行为，又为所有反对他的人提供了最好不过的借口。
二千多年前孔夫子的学生子路曾问过他，如果他从政，首先会做什么，孔子的回答是：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65”。后世“名正言顺”这个成语，就是出典于此。袁世凯之所以非要诉诸“国民代表”的公决、选举，为的就是以“民意”涂饰自己的背誓失信，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为自己当皇帝制造出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使之具有合法性。但这样做骗骗老百姓可以，官场上的人心里可都是明镜一般的。譬如说那些负责安排、监督“国民代表”公决、选举的各省的将军、巡按使，公私密电，指授机宜，在这套玩弄民意的把戏中，也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呢。这些人中，对袁氏不满，有积怨的人可是大有人在。其中有的是出于公义，如蔡锷、梁启超等；有的是出于私怨，如对袁实行中央集权，裁抑地方势力的种种措置感到威胁的地方军头和北洋内部因权力之争而心怀怨望的将领等等。在袁氏称帝之前，他们尽管不满，却难以出头对抗，原因即在于袁的诸般政策“名正”；而“称帝”则不然，袁既背弃总统誓言在先，又玩弄、强奸民意在后，在名义上是“大不正”，只要有人带头振臂一呼，所有的积怨、不满即可借此爆发出来。袁世凯在根基未稳之际，就忙不迭地复辟帝制，自己授人以柄，促成了反对派的大联合，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是他失败的第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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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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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上，袁起初也并没有把蔡、唐等人的起事看得多么严重，“二次革命”时，国民党人控制的五六个省曾同时宣布独立，军队有十几万人，北洋军一出动，不过一个多月时间，就被荡平了。云南地处边荒，是个穷省，滇军也不过万余人，力量远不如当年的国民党人。所以，袁世凯认为蔡、唐举事不足为患，旬月之间，不难平定。如果北洋集团此时仍旧团结，袁应该是有成算的，但在“二次革命”期间率兵接收了国民党地盘的北洋军头们，现在也都是盘踞一方的都督、将军了，袁世凯“废督”、“军民分治”的政策，同样损害威胁到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况且这些人还不如党人有所谓“主义”、“理想”，他们的目的十分现实，就是当官揽权发财，因而对袁之所作所为也有很深的忧虑和戒心。西南倡义，他们因均系袁多年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虽不便积极地参与响应，但却对袁的措置消极怠工。而当形势明朗化后，也借着“帝制不合时宜、人心”为名，加入墙倒众人推的行列。尤为关键的是，这些人盘踞着长江中下游各省(江苏、江西、两湖、四川等省)，袁要想在军事上很快收功，非得到这几省督军的全力配合支持不可。“长江五督66”一怠工，北洋即使有力量荡平西南，劲儿也使不上了。更何况这些人不但不出力，反而与西南密电频传，暗通着款曲呢。这是袁世凯所万万没有料到的。
而且在实际上，护国战争也真就没打几场硬仗，实际情形是，明里暗里，或声讨，或调停，各种通电满天飞，“口舌战争”打得远比实际战斗激烈，几乎可以说是辛亥武昌、癸丑赣宁两役的翻版。为此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战争的进程。
以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军第一军，总计不过四千多人，为滇军精锐，也是护国战争中的主力。这支部队在宣布独立之前，即已陆续开拔，12月20日出发，约一个月后(1916年1月17日)，抵达四川叙府，与北洋方面伍祥桢的混成旅和川军巡防营接战；四天之后，攻占叙府。
第一军的右路由戴戡率领进入贵州，1月24日到达贵阳。因事前有约，又经过一番运动，1月27日，刘显世67以贵州都督的名义通电独立。贵州独立，兵不血刃，解除了云南的腹心之患，使云南正面有了很大的缓冲区域。之后，戴戡率领一营滇军，两团黔军北经遵义前往四川，2月2日，在綦江一带与北洋军交手。
在北洋方面，实力大大超过了滇军。北洋兵分三路，一、二路总司令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虎威将军曹锟，下辖五个师，约三万人，在兵力上占着绝对的优势。但确如袁世凯、蔡锷所言，北洋军暮气已深。接到出征命令之后，这些部队(包括非北洋系的杂牌部队，如贵州刘显世、广西陆荣廷等)或索饷要挟，或逗留缓进，与中央讨价还价；在开赴前敌的过程中，一路上强征夫役，虐杀无辜，抢劫商民，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军纪荡然。叙府失守后，袁又调集五六千人，围攻叙府，而此时叙府前线的护国军兵力仅千人，经过一周激战，北洋方面竟然全线溃退。无怪乎蔡锷有滇军一师可抵北洋数师的判断，毅然起兵反袁呢。
2月2日，原为蔡锷部下的刘存厚(时为川军第二师师长)经蔡等运动后，率所部川军三千人于泸州附近的纳溪响应蔡锷，宣布独立，并导滇军入川。2月5日，护国军开始攻打泸州，但8日北洋精锐张敬尧部赶到增援，激战后护国军败退。此时，曹锟坐镇重庆，其精锐张敬尧、吴佩孚等部兵力有两万余人，护国军所部不过五六千人，双方激战相持至26日，北洋军增至三万，而护国军则饷械不继，又经数日阵地战，3月6日，蔡等率部撤退。
在叙府方面，2月29日，北洋冯玉祥等部乘护国军兵力空虚之机，猛攻叙府，3月2日，护国军放弃叙府。但冯玉祥占领叙府后，即按兵不动，骑墙观望。
右路戴戡部，曾一度攻占綦江、江津，北洋军则固守待援。护国军中路败退后，泸州方面的北洋军增援綦江，戴部寡不敌众，退守黔边。在湘南、川东一线，没有激烈的战斗，两军一直处于相持状态。
所以，整个护国战争的兵戎相见只持续了一个多月，此后双方相持于川、黔、滇、湘边界，而四川督军陈宦、前敌督师曹锟等不仅没有乘胜追击，反而顿师不前，与蔡锷达成了停战协议。有了这一个多月的相持不下，也就为形势的变化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经过梁启超等人的运动，广西于3月15日通电独立，而被袁任命为临武将军兼云南查办使龙觐光68所部连同军械饷银均被陆荣廷69缴械。此后局面即直转急下，颇为类似于辛亥年武昌两军相持，各省纷纷独立时的那种局面。而这种局面的造成，与其说是护国军的战斗力所致，毋宁说是北洋将士不肯用命，以当年袁氏治清廷之道，反治其身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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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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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广西宣布独立后，西南各省，群情益烈。中央前敌诸将，又受江苏督军冯国璋及段祺瑞等人的密旨，顿兵不前，日日向袁政府索取粮饷军械。袁世凯派阮忠枢前往徐州游说张勋，想要调张勋的兵南下。张向阮陈述“四不忍”之旨说：“容忍纵容长子，图谋复辟帝制，密电岂能戡乱，国本因而动摇，不忍一。赣宁(即“二次革命”)乱后，元气亏损，无开诚布公之治，开奸佞尝试之门，贪图(一己)尊荣，将国家当作赌注，不忍二。云南不安定，兄弟阋墙，(内战造成)寡妇孤儿，生灵涂炭，地方夷为灰烬，国家养兵，反而祸乱了自己，不忍三。宣统的名号，依然存在，却妄自称尊，惭负于隆裕皇太后，活着不齿于世人，死后也会受到历史的诛伐，不忍四。”阮无言以对，回京复命，袁于是更感到武力解决已不足为恃了。70
不忍言而言，表明了一种态度，跟从自己最久、最听话的张勋竟然也是这种态度，袁世凯的心这下子是一凉到底了。段祺瑞、冯国璋等均是小站练兵时的骨干，也是北洋集团中的最重要成员。在辛亥革命时，冯国璋力克汉阳、汉口，重创了湖北民军，遏阻了革命党的势头；奉调回京后，冯一手控制住了由旗人组成的禁卫军，使清廷失去了武力抗争的最后凭借。段祺瑞继冯国璋出任湖北前敌总指挥，秉承袁世凯的意旨，一面维持前线不战不和的局面，一面联络北洋各将领，联名通电威逼清廷退位。袁世凯能够顺利成为临时大总统，冯、段二人出力最多，功劳最大，也成为袁世凯之下最有势力和影响的北洋军头，但也因此渐渐受到袁的猜忌。袁与段的交恶，已在前面交代过。袁与冯，原本关系很好，甚至为冯续弦，两家由此结成了通家之好。据袁静雪回忆，其事经过如下：
冯国璋从小站练兵起就跟随我父亲做事，后来经过我父亲的不断提拔，到了民国初年，直做到了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雄踞东南，手握重兵，成为我父亲手下的一员大将。有一天，我父亲在晚间上楼后，看见几个姨太太和我俩正在他的卧室里闲谈，便和我们说：“今天冯华甫来了。”我不知道华甫是冯国璋的字，就问：“冯华甫是谁？”我父亲说明了以后，接着问我俩，“你们应当叫他什么？”二姐迟迟疑疑地说：“叫世哥。”我父亲笑着说：“不是世哥，是四哥。”由这一称呼看来，我父亲对于冯国璋是怎样看待，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里还应该插叙一下冯国璋和我们老师周砥结婚的一段故事。周砥，字道如，家住天津(并不是天津人)，曾教过二姐和我读汉文，及至我们搬进了中南海，她虽然已经不在万字廊的专馆里担任课程，却由于她和三姨太太相处得很好，所以仍然常来常往。她是一个老姑娘，曾经声明过不再嫁人。那时侯，冯国璋断了弦，他原想再要一个姨太太，所以就叫他的儿子到北方来物色。谁知他儿子错会了意，竟自和周家说定了。当他回到南京复命的时候，冯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娶太太做什么。”因此不肯应允。周老师的弟妇周四太太平素和六姨太太最好，就到北京来求我父亲从中说合，这才定局。随后，由我父亲代为置办嫁妆，并派我的姓武的保姆作为陪嫁的老妈，此外，还派了男佣人护送着周老师到南京和冯国璋结婚。结婚以后，周老师有时回到北京来，还把我家当娘家走动，我们也都改了称呼，叫他“四姐”。71
袁的秘书夏寿田也曾谈到过，帝制运动初起时，袁对进京谒见的冯国璋优礼备至，甚至连冯的饮食习惯都很熟悉。
某日，本人(夏寿田自称)同袁一起早餐，有牛奶酪，袁令差官打电话问冯上将军早上起来没有，命将这碗奶酪送过去，说是冯上将军爱吃的，总统今天早上正在吃，便想起上将军，特地送来。又一日，同袁一起午餐，有大碗红烧猪蹄膀，袁说：“这是华甫爱吃的”，又令差官电话告诉冯上将军等等再吃饭，总统就送菜过来，佐以大馒头四个，说是今日午饭，知道这道菜上将军爱吃，所以送过来。又赠送周夫人(周砥，字道如，冯国璋夫人)礼物甚厚。冯觉得总统把自己当作自家人，所以体贴如此。72
袁与冯的关系，原属亲密无间，“袁公倚公(即冯国璋)为长城73”，“二次革命”时以冯部为主力出征南方，击垮国民党后，即由冯及其部下分别接任长江中下游各省都督，冯由此成为北洋集团中握有武力的最大地方势力。但袁做总统以后的最大毛病，就是待人不能以“诚”，冯后来与袁交恶就在这上面。冯对袁称帝，内心虽不以为然，但以二人之关系，袁如能交底给他，也未必不能得其谅解。但袁偏偏矢口否认，甚至编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让冯信以为真，并亲自代袁向报界辟谣。因此当袁以密电指示各省帝制进行机宜时，冯觉得袁对他的种种优礼，不过是耍手腕而已，自己则受到了袁的愚弄。冯秀才出身，自尊心强，受辱后内心很自然生出一股怨愤之气，加上梁启超的策动，冯遂在关键时刻联络长江各督，挑头怠工，反对帝制，使袁筹划的整盘棋局步步被动，动弹不得，导致了袁的最终失败。徐世昌亲历此事，他的说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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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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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帝制风传甚盛时，六月间冯入京谒见项城说：“外间传说，大总统欲改行帝制，请预为秘示，以便在地方着手布置。”项城说：“我绝对没有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又说：“北洋军队暮气沉沉，有事时便不能用，你在南京要好好整顿，我们自家人总应当团结，保持我们的实力，你既然来到北京，可与相国(徐世昌)、芝泉(段祺瑞)等筹划一番”等等。此次项城说话甚多，对冯抚慰备至。冯退出后，忻然密告我。冯回南京，相信袁决不做皇帝了。等到帝制揭晓，(冯)以为受袁欺骗，倘若袁正位，自己的脑袋将要保不住，所以此后与西南暗通声气，以防阻帝制。冯在南京有实权，其势力固然不可轻侮。王(士珍)则以黄老之学依违其间，一面听任袁所为，一面则偏袒于冯(王素来不倾向于段祺瑞)。在项城左右，以新势力尚未养成，不得不勾结张勋、倪嗣冲(此时倪尚未投靠段)等极旧派以抵制段、冯，某公子(袁克定)皆主其谋。而项城遂陷于孤立，以至失败。74
徐世昌这段话中透露出北洋集团分裂的另二个原因：一个是袁氏培植新生力量的做法引起了老北洋们的忧虑和不满，离心作用由此产生。一个是袁利用北洋内部的矛盾，使部下互相牵制，结果反而使老部下都疏离了他。而冯国璋在得知袁氏本意是想称帝之后，还担心自己不赞成帝制的立场，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会惹来杀身之祸。
其实，冯国璋等对“君主立宪”问题无可无不可，并无定见。当时的《申报》曾报道冯对袁的建言：“南方一带闻改革国体之说，并非不肯赞成，但是多以为(称帝的)时间问题，尚有可以研究的地方。将来，大总统将中国治理到由弱转强的时候，则天与人归，恐怕大总统虽然想要避让，都避让不开了75。”而且不光北洋内部，即使梁启超，也并非坚持只能实行共和。他在抨击帝制运动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中，也曾认为，“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之无穷76。”梁氏的意思，也是假以时日，袁将国家治理得强盛之后，功在国家、社稷、人民，那时天与人归，称帝乃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此刻国家元气未复，内忧外患重重，称帝不惟不合时宜，而且会将国家拖入危机。但“袁氏与我和冯将军谈话时，皆矢口誓言不肯为帝，他的话也甚为恳切77”；甚至正言厉色对冯国璋说：“听你这番话，仍是在我身上打主意。我第四、第五个儿子在英国留学，我已经要他们在英国购买了少许的田园，假如将来有用这等事逼迫我时，我只有直接远赴外国，在那里经营菟裘78，退隐终老了79。”
据当时的《中华新报》报馆编辑的《共和军纪事》中的统计资料，当时中国陆军统共不到五十万人，而中央政府所辖或听命于中央政府的军队总计约四十四万人，而反袁的云、桂、黔三省兵力仅有三万七千多人，不足中央军力的1/1180。所以护国军方面，绝无席卷中国，直捣北京的实力。任何战争，从根本上讲，打的都是钱和资源。西南三省，落后贫瘠，其资源根本不足以支撑一场全面、持久的战争。首先他们就越不过冯国璋这一派势力所控制的长江一线，所以打来打去，也还是出不了川、滇、黔、湘各边，这还是在冯、曹等人勒兵不进，养寇自重的方针下才能维持的局面。护国军方面惟一的胜算，就是通过发难，在与北洋军相持一段时间后，使原来隐伏的矛盾公开化，而更多犹豫观望的省份能够加入反袁的阵营。应该说，西南方面这个战略的成功，多一半要归功于冯国璋。
在广西宣布独立后三天(3月18日)，江苏将军冯国璋、江西将军李纯81、浙江将军朱瑞82、湖南将军汤芗铭83、山东将军靳云鹏84即联名密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立场与西南一致。这五位将军手握的兵力约十万七千万人，而长江中上游的王占元85、陈宦86和前敌督师的曹锟还辖有约七万军队，他们与冯等暗通着声气，对局势持观望态度。这样，北洋军队的一半，袁世凯实际上已指挥不动了，北方的部队已不够应付局面，继续打下去，不仅全无胜算，而且很可能酿出更大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袁不得不面对现实，3月17日，袁召“智囊”梁士诒入府，商量撤消帝制的事情。
既见，袁以案头上的文电交先生阅看。其一，为康有为劝袁撤消帝制，世所称“慰庭总统老弟大鉴”的详细函电。其二，为天津徐世昌来函，有“在今天尚可转圜，失此机会将没有(转圜)余地”之语。其三，江苏将军冯国璋、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五将军联名电请尽快取消帝制，以安人心的电文。其四，驻日公使陆宗舆密电，说大隈首相与各大臣及元老，借宫宴之便，开御前会议，专为对华问题，认为时机已到，有自由行动，派兵进驻中国要地，以免妨害东亚和平的报告。其他则为滇军反攻，占江安、复占南川；黔军攻克湖南永祥，及滇军攻克綦江、泸州，纳溪大战，张敬尧受伤等军报。又有各省反对帝制电文一束。先生阅文件完后，与袁对坐一方桌两边。袁以手指蘸着茶水沫，在桌上涂画，如某方情形如何，某人变动如何，应付得失如何，涂满后用纸擦去，这样作了三次，最后说：“事已至此，我的意思定了！今后分数段进行。撤消帝制后，中央政事由徐菊人(世昌)、段芝泉(祺瑞)担任。安定中原军事，由冯华甫(国璋)担任。君为我致电二庵(陈宦，时任四川将军)，嘱其一面严防，一面与蔡松坡言和。君与卓如(梁启超)有旧，，以私人情谊，请他疏通滇桂，并回复长素(康有为)电函，请其婉劝卓如。倘若有办法能令国家安定，我无论牺牲到何种地步，全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计议既定，乃邀请徐世昌入京。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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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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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所有因素中，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五将军密电”，而促成者，冯国璋也。所以冯国璋在护国战争中实在是主导大局的关键性人物，冯支持袁，则西南不难平复；冯支持西南，则北洋必陷入巨大分裂，导致全面内战；冯不作左右袒，则西南、中央成不战不和之僵局。所以，袁与其说是败于蔡锷的起义，莫如说是败于冯国璋的抵制。而这都是由他自己造成的，待人不能以诚，而靠玩弄权术，自欺欺人，是促使北洋集团分化离心的催化剂，这是袁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
袁世凯是个头脑精明、心思细密的人，为何决策会出现如此重大的失误？他为什么会对北洋阵营内部的危机失察，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己往绝路上走？这就不能不涉及专制政体下的一种独有现象了。袁世凯混迹政界三十余年，到了民国初年已经登上了大总统的高位，按理说，已经是一个政客所能达到的巅峰了，但作为政治人，其追求从本质上说就是没有止境的。当了总统，还想连选连任；连选连任还不过瘾，就再搞个终身制；终身制也办到了，但还是不能够满足，想要把这种尊荣一代代传诸永久，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当皇帝。其实就算是做了皇帝的人，也还是不能满足的。翻翻中国的史书，历朝历代的皇帝中，为了永享荣华富贵，追求长生不老而服食丹药，中毒身亡者多矣，即使英明睿智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者，也不能免俗。读历史读到这种地方，不能不废书而叹，人内心的欲望真是望不到底的深渊呢。
唐德刚先生在其力作《晚清七十年》中，论及帝制运动时，有一节关于“真小人”和“伪君子”的精辟论述，颇有助于我们探寻袁世凯失败的原因，这里不妨摘录若干以飨读者：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
可是一个野心的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个帝制运动，努力去做皇帝，这种政客虽是个“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头独裁者，他分明早已是个事实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却偏偏伪装成“主席”、“总统”去向人民打马虎眼，那这种政客就是“伪君子”了。我们如从“社会伦理学”的观点来看，则“做伪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气也！
可是，朋友知否？在我们中国的政治圈内，做“伪君子”无伤也！您千万不能做“真小人”。何也？因为在政治圈内耍政治的政客，哪一位不是伪君子呢？大家都是一丘之貉，狐鼠成群，尔虞我诈；兵来将挡，水至火迎，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伪君子有啥稀罕？为啥要大惊小怪呢？！
“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现，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这两重德行，在政治圈内是不易生存的。纵能勉强生存，也要遗臭后世的。
我国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但是“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是有其安定汉末乱局之功勋的。可是他遭人辱骂，也是两千年不能平反。
我民国政治史上，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原也是个第一等大政客、伪君子。不幸受了儿子愚弄，群小包围，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变成了真小人——至今不能翻身，亦可叹矣。88
“儿子愚弄，群小包围”，是使袁世凯丧失了政治现实感，做出错误判断和决策的重要原因，也是专制政治圈中几乎必然会发生的一种现象。不信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你周围的政坛诸公，看看有多少是真正能够过得好老婆、子女这一关的。一个人官做得小的时候，往往能够作到谦虚谨慎，但随着官越做越大，其自我也难免于随之膨胀；如果一旦做到了领袖这个位置，程度不够的人往往就没有了自知之明，真个觉得自己英明伟大得不行，对于不同的、甚至逆耳的意见就难得听的进去了。手下的政客们，自然也不脱政治人的本性，个中的况味，当然了然于胸，对领导人的心理变化早也揣摩得明白透彻。话捡好听顺耳的说，高帽子不妨时时递上几顶，领导高兴，自己也由之发达，何乐而不为呢？报喜不报忧、舆论一律等等，就是这么来的。像称帝这种大事，积极参与拥立，那在新朝可就都是“从龙”之臣，前途未可限量着呢。一个精明的领袖人物，存了当皇帝的私欲，就暴露出了自己的弱点，给了“小人”可钻的空子，久而久之，其心智会为这种谄媚逢迎的环境蒙蔽、窒息，不可避免地陷入“当局者迷”的状态。阎锡山当时是山西督军，作为冷眼旁观者，后来曾指出：
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袁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官)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冀(希望)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可以说怂恿帝制的人，很少是主张关系，大多数是为富贵利禄所趋，或者是另有别图。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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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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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当时既无广播，又无电视，外界信息或来自政府报告公文，或来自报刊，袁氏十分关注国内外舆论对帝制运动的反应，小袁为了当太子，也知道父亲能否下称帝的决心，舆论的影响很关键，于是伙同亲信伪造了袁世凯最看重的《顺天时报》，悄悄替换下了真的《时报》，若不是让他妹妹揭破，老袁恐怕到死还被蒙在鼓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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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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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时报》是当时在北京销行数量比较多的日本人所办的汉文报纸。我父亲平时在公余之暇，总是专门看它。这大概由于它是日本人办的报。可是，也就是因为这个缘由，才使他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欺骗而毫不自知。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搞出来的。不但我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我们家里别人所看的，也同样都是假版。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了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便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大哥给人的印象是，平素最能孝顺父母，所以他在我父亲面前的信用也最好。我父亲时常让他代表自己和各方面联系。可是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90
自己的儿子尚且如此，手下的官员，可想而知，更难得向他讲真话，所以袁满耳朵听到的都是想要听到的话，在这种错误信息基础上所做的决策，偏离了实际情况，当然会导致失败。
当然，袁世凯的部下故交之中也不都是谄媚之徒，也有直言相谏的朋友。譬如当年与他一起在直隶办新政的严修，可说是袁世凯的患难之交。前清末造袁世凯失势，罢官回乡之时，满朝文武没有几个人敢于出头说话的，独严修上折为袁鸣不平，且亲自到车站为袁送行，自己后来亦因此丢官。袁世凯复出后，一直想以高位酬报这位患难朋友，但严修绝意仕进，拒绝了一切高官厚禄，以在野之身从事教育，今天的南开大学就是严所创办的。但严修答应袁世凯看顾指导他儿子的教育，所以，克定、克文等于严修都有师生之谊。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严看出袁世凯有称帝之意，出于私谊公义，他致信张一?，要张向袁转达自己对帝制问题的看法：
顾念国本关系之重与我总统缔造之难，为中国计，不改国体，存亡未可知，改则其亡愈速。为大总统计，不改国体而亡，犹不失为亘古惟一之伟人；改而亡，则内无以对本心，外无以对国民；上无以对清之列祖列宗，下无以对千秋万世。且国家亡与不亡，要看政治是进步还是退步，宪法是否良好，人才的消长。今天议论(更改国体)的人，以无耻引导人，金钱诱导于前，斧钺威逼于后，誓词等于玩笑，明令全都是骗人的话语。这样做而想要有良好的宪法产生，清白的人才出现，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以我大总统的明哲，绝不能不考虑这些。特以受总统恩遇之隆，无以伦比，爱之诚不觉忧之切，故敢于恳求有机会时代我陈述这番道理。91
严修这番话说得够重了，但仍觉得不能释怀，故于次日进京，向袁面陈意见：“若这么办事(指帝制)，则信誉成为妄语，节义成为虚言；公(指袁世凯)虽想要如此，而各派人士，恐怕要相率解体的92。”事实证明，日后出现的正是严修所预见到的那种局面，可叹的是，袁执迷不悟，把严修的话当作了书生之见。其实，严修是“旁观者清”，而袁世凯才是“当局者迷”呢。
严修、张一?(据说还有王士珍)的劝谏是袁世凯所听到的北洋内部惟一公开的反对意见，帝制失败后，袁世凯才认识到“忠言逆耳”的意义，但为时已晚。张一?回忆说：
项城在取消帝制时期，与我最亲。有一天召见我三次谈话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谈。有一次项城说：“我今天才知道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禄的人，才真正是国家需要的人哪。仲仁(即张一，仲仁为其字)在我的幕府数十年，未曾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即严修，范孙为其字)与我相交数十年，也未曾说到过官阶升迁。(你)二人全都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面前而不能听从其劝谏，我甚为之羞愧。如今事已至此，那些推戴我的人，真有救国的怀抱吗？前日推戴，今日反对(帝制)的人，比比皆是。梁燕荪(即梁士诒，燕荪为其字)原来不赞成，今天乃劝我决不可取消(帝制)，说是取消了那些日日盼望封爵封官的人就会解体，最后依靠谁呢？还说得上不是首鼠两端。那些(原来)极力推戴，今日又劝我取消的人，更是卑下而不足道了。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咎由自取，不必抱怨他人，只能与仲仁谈谈了。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能不畏惧呀！”观此，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项城能说出这番话来，毕竟是英雄本色啊。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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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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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需要补上一笔的是日本在帝制运动期间的态度和和活动。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以前，中国任何重要的内部纷争，日本都非要在里面搅和一番，这已经成了常规，讲这一段的历史，你想甩都甩不掉它呢。
在帝制运动进入高潮时，日本内阁指示驻华使领馆静观发展，不予表态；而在内里，大隈首相则密告中国公使陆宗舆给袁世凯带话：如果袁诚意联日，日本会努力予以援助。由于没能得到袁的回应，日本内阁遂于10月内阁会议中议决干涉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在袁世凯接受皇帝推戴书后的第三天，日本联络英、俄、法、意五国公使联合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警告，要求暂缓改行帝制，但袁世凯未予理会。护国战争爆发后，日本自1916年1月起，由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第二部部长福田稚太郎少将和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每周聚会一次，研究对华政策。同时，派出参谋本部高级特务青木宣纯中将，以“考察时政”的名义前往上海，实际上是日本联络策动中国各派反袁势力的总情报官和总联络官。他于1月26日抵沪后，次日即会见了梁启超，商讨反袁事宜。护国战争爆发前后，蔡锷、梁启超及海外流亡的孙文、岑春煊、黄兴等的活动均有日本人的参与，如蔡锷假道日本南下赴滇，一路上就有多名日本特务跟随保护；又如协助梁启超南下策动广西独立，也是青木一手作出的安排，用随同梁启超赴广西的黄溯初的话说，此行“因事前与日本当道预有接洽，故到处得到日本人的帮助，否则会被香港或海防政府捉将官里去了94。”
在外交层面上，日本先是拒绝袁世凯的特使周自齐95赴日参加天皇加冕典礼，故意羞辱袁世凯。随后又以内阁名义“严重警告”袁政府，再次要求延缓帝制，否则实力干涉。3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乘中国内乱之机，确立对华霸权，推翻袁世凯；承认中国南北两军为交战团体，默许日本国民援助南军，公开与袁为敌了。
至于流亡海外的原国民党人，除黄兴一派的李烈钧、李根源等先期潜回云南，附庸蔡锷，参与了护国战争而外，困处日本的中华革命党，虽然看到这是倒袁的大好机会，但限于财力，难有作为。中山其时焦灼不已，每日奔走于日本朝野政要之门，奋力告帮，但收效甚微。面对国内党人纷纷来电要求接济饷械的电文，中山曾于云南发难之初致电上海机关，告以“吾党当力图万全而后动”。直到日本内阁作出了支持倒袁的决策，中山的窘境才有了转机。3月7日，日本阁议倒袁。3月8日，中山就从日本财阀久原房之助那里得到了第一笔二十万元的借款，此后两个月内，久原陆续向中山提供了总计一百四十万元。此外，久原还借给袁的老对头岑春煊一百万元，让他招兵买马拉队伍。还资助北方的肃亲王等宗社党人搞满蒙独立等等。好在护国战争的主流出自进步党和立宪派，并非日本之阴谋主使，否则这场战争在历史上就难逃负面的评价了。
袁审时度势，知道帝制已不可为，与梁士诒计议之后，于3月20日召集国务卿、各部总长、参政院参政、肃政厅肃政使、平政院院长等集体商讨，决定撤消帝制；次日又与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未到会)讨论帝制取消后的善后问题；22日，袁正式宣布撤消帝制，也就是本章所选的大总统申令。这篇申令据说出自张一?之手96，张为跟随袁多年的亲信幕僚，故在此篇类似于罪己诏的申令中，仍极力为袁开脱。虽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但仍将接受帝位，说成不是出于本心，而是“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所以，袁世凯晚年的毛病，就犯在“不诚”这两个字上，言不由衷，文过饰非，又怎能取信于人呢？
徐世昌于取消帝制的当日被任命为国务卿，次日，段祺瑞被任命为参谋总长，两人与黎元洪联名致电各省，称“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平息)干戈，共图善后”。而西南方面却并不买账，3月26日，蔡锷等复电提出了要袁退位的问题：“默察全国形势，人民心理，尚未能为项城曲谅。……已失之人心难复，既坠之威信难挽，若项城本着悲天悯人的怀抱，从事洁身引退的计划，国人轸念从前的勋劳，感怀袁公的德义，以馨香崇奉，岂有涯量97！”此后，护国战争的重心转向了袁世凯退位的问题。反对派方面，自然是穷寇猛追，非袁下台不能罢手。各界劝袁退位的电报也是纷至沓来，造成了一种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由于在军事上不能有所作为，形势再次急转直下，广东、浙江、四川、湖南、陕西等省相继“独立”，辛亥年的局面又一次出现了。居间担任调解任务的冯国璋、陈宦等人，与西南不谋而合，在逼袁退位上其实是一致的。3月30日，陈宦即致电蔡锷，赞成倒袁，从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三人中推举一人为总统。而冯国璋见到袁世凯大势已去，自然也就生出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据梁启超派去运动冯国璋的黄溯初说，他们用来打动冯国璋最为有效的诱饵，就是当总统这件事：“最足以打动冯者，不外乎总统终有一日可及，彼(指袁世凯)若为帝制，则彼(指冯国璋)终为人下而已。……总之，冯之所以肯为任公(即梁启超)代为致电蔡锷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自身的总统梦98。”冯想当总统还可以从他反对黎元洪按约法继任总统职务的主张中看出来，为此，他后来甚至又赞成暂时保留袁的总统地位了。冯既然有了这样的居心，又担心袁一旦缓过手来会报复他的不忠，故也于4月16日，致电袁世凯劝他退位。冯国璋在北洋集团中带了这个头后，陈宦、汤芗铭、靳云鹏等亦公开通电请袁退位。西南方面又于5月8日在肇庆成立了护国军军务院，以唐继尧、岑春煊为正、副抚军长，陆荣廷、梁启超、龙济光、蔡锷、刘显世、李烈钧、陈炳琨为抚军，遥奉黎元洪为大总统，继续迫袁退位。此时的袁世凯所面对的是烽烟四起，众叛亲离的局面，甚至跟了他几十年的小厮唐天喜99也背叛了他。名誉扫地，众叛亲离，欲退不甘，欲战不能，他的方寸乱了，他的身体也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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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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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袁世凯在民国初年，健康状况即已不佳，由后院至前院，楼下至楼上，均需以肩舆代步100。春节过后不久，袁已恹恹成疾。他扶病坚持了几个月后，5月17日，袁出现了腰痛和枕骨痛的症状，饮食锐减，晚间睡不着觉；延至24日，他已不能办公。6月3日病笃，6月5日又一度出现了休克昏迷的状态，6月6日，袁病逝，享年五十八岁。
沉疴中的袁世凯，不仅心力支绌，智竭计穷，身体状况也难于维持了，他终于放弃了对命运的抗争。5月22日，在接到四川督军陈宦要其退位并宣告与他断绝关系的电报后，袁亲笔起草了同意退位的电文：
昨见到松坡致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的电文，劝我退位。公谊私情，感佩交集，但尚未了解我的用心。我厌弃问世(从政)，几乎一天都不愿意干了。一再商议重要诸公(指黎、徐、段等人)，担任善后。全都认为这件事体重大，难于轻易放弃；内忧外患，相逼而来，马上就有亡国的祸患。我年近六十，有难万状，还能有什么贪图的念头，就是再愚蠢也不至于如此。我的心志已决，退位不成问题。所当研究的，惟在于善后。政府诸公，讨论多日，仍然没有结果。如果不考虑善后，撒开手就走，危亡立见，实在不能忍心至此，而且也没办法自拔。眼下所差的是速筹善后之策，但非有二三分的担待，不至于立见危亡、分裂，退位一议，立刻可以解决。务望切商于政府，速定办法，力担责任，期盼能够早些定局。希望即刻详筹，共同妥善商量如何？务祈严守秘密，电未尽言。101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袁在此电文中表现出来的万念俱灰的心情应该是真实的。他之所以不马上退位，是担心善后未决，撒手不管，会给国家造成危亡、分裂的局面。知错能改，见帝制不可行，遂断然取消，可谓识时务；不诿过于他人，拿部下当替罪羊，可谓有担当；最后同意退位，不以国事作为个人进退的孤注，反映了他还有起码的责任感。
行百里而半九十，袁世凯这一生，就是这最后几步没走好，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袁世凯是最典型的例子。英雄末路，晚节不终，身后被人口诛笔伐了近一个世纪，或许会像他那位老前辈——曹操一样，继续被骂上几千年，没办法，谁让他一念之差，做了“真小人”呢！本书无意为袁世凯翻案，而且“洪宪”帝制是铁的事实，也无案可翻。但就完整客观地认识一个历史人物，笔者是服膺太史公“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识的，是主张“不隐恶，不溢美”，以同情的态度看待、评价袁世凯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袁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多变的时代，或借用唐德刚先生的话，称其为“社会转型的时代”，所以袁既是时代的产物，自然会带有其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痕迹。对袁这个历史人物，以笔者的归纳，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其一生：青年为爱国之英雄，中年为治世之能臣，晚年为误国之奸雄。这样一个人物是不能简单地盖棺论定的，或者说是盖棺也难以论定的。
袁静雪原名袁叔祯，是袁家三小姐，也是袁生前最宠爱的女儿之一。解放后她曾撰有《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其中披露了袁生前的许多生活细节，使后人能够从“人”的角度和层面观察袁世凯，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根据袁三小姐的回忆，辅之以其他史料，我们得以大致复原出袁为人行事的真实面貌，并由此摸索出袁世凯何以自我毁灭的真实轨迹。
首先，袁世凯出身于一个几世同堂、聚族而居的大家族中，这种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我们从现今尚存于福建、赣南的客家人的“围屋”中，还能感知其遗意。这类大家庭在晚清还有很多，袁家不过其中之一。他们世代耕读而生，通常都沿袭礼教传统，思想上一般都是比较保守的。在这种家庭中，“忠”、“孝”的道德伦理是最被看中的；“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在传统社会中，是下至个人的修身齐家，上至出仕做官、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伦理政治基础。我们看袁世凯在辛亥年拒绝出头迫清廷退位而大费周折的种种做法，就是为了逃避“逼宫”、“不忠”的罪名，就这样，他的姊妹和兄弟中还有人登报与他脱离关系，指责他“不忠”呢。由此，我们可以了解，袁在民国当政期间的重大举措中，如当总统、称帝等，为何总是遮遮掩掩，矫揉造作地搞一番政治把戏。因为“忠”的理念在数千年文化的延续和积淀中，已经内化于我们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之中，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了。袁违背总统誓言，是对民国的不忠，不忠就是不正，难于获得民众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所以要通过“公决”、“民意”、“推戴”的方式来加以涂饰，而西南也是以此为借口发难的。政坛多伪君子、多政治把戏的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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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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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孝”，更是涉及千家万户的道德戒律了。袁世凯在这个方面，堪称模范，其婿薛观澜称他“守礼甚严，秉性孝悌，私德无亏。袁出嗣他房，事嗣母甚孝；其姊未嫁而女婿得病死，姊遂终身不嫁，平日凛若冰霜，永无笑容，袁尊敬而畏惮之，就是当了总统之后，每日向姊请安时都不敢坐下102”。其嗣母牛太夫人、本生母刘太夫人，袁世凯只要条件允许，晨昏定省，亲侍汤药，直至养老送终，他是做到了的。由此，他也深通了老太太们的心理，是个能讨而且善讨老太太欢心的人，慈禧太后对他崇眷不衰，袁还真就是得力于这套本事呢。
出于这种传统家庭的人，大都崇奉“多子多福”，袁世凯自然不能例外，追求的也是妻妾成群，子孙满堂，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袁这一生有一妻九妾，子女三十二个，按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腐朽没落生活方式的典型表现，在那个时代却是举世称羡的理想家庭模式呢。旧中国纳妾是既合理又不违法的事，男人只要有能力负担，尽不妨多娶几房，况且袁世凯认为姨太太娶得越多越能显出男人的本事来呢。袁的二儿子袁克文先后娶过五个姨太太，他的原配跑到家长那里哭诉，袁的态度是：“有做为的人才三妻四妾，女人吃醋是不对的103。”在品味上，袁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嗜好，喜欢女人缠足，他的十房妻妾，除朝鲜国王送给他的三个姬妾外，余者均为小脚女人。
对于子女，袁之所作所为也秉承了大家族的传统方式。由于儿女众多，他设立了家塾，并亲手编写了家塾训言，对子女的要求相当严格。到了北京，他又将家塾改为学馆，分为男馆、女馆，男馆由严修负责，女馆也聘有多名才女担任教师，一些年轻的姨太太也随馆念书。袁对子女，要求很严，他是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古训的，甚至已经结婚成家后的儿子，也不能免于他的责打。在儿女们的婚姻大事上，他则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往往一两句话就决定了儿女们的终身大事104。”在联姻上，世凯又讲究门当户对，亲家多是晚清民初的高官大僚，如吴大?(湖南巡抚)、张人骏(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端方(两江总督)、张百熙(邮传部大臣)、荫昌(陆军大臣)、黎元洪(民国副总统)、孙宝琦(外交总长)等等，起着政治联姻的作用。
袁世凯五短身材，但多年军旅生涯，使其起坐立行，颇有“龙行虎步，瞻视不凡”的军人气概。“由于他好武，所以无论是站着或是坐着，总是挺直了腰的，就是坐在沙发上和人谈话的时候，也直着腰。当然，靠着沙发背坐着的时候是有的，但也是直着腰在靠着，从来没有看到他斜歪在那里的时候。他在坐下的时候，总是由鼻子发出‘嗯’的一声，一边用手摸着胡子，然后慢慢地就座。他坐下以后，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由于他的腿比较短，所以在坐的时候，总是两腿垂直，仿佛‘蹲裆骑马’的姿势，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105。”
其接人待物，面容庄重，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于色；“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愿而去，故各方人才奔走其门者如过江之鲫106。”袁视人双目炯炯，不怒而威，且记忆力奇好，“某人一为所见，某事一为所闻，类能终身不忘。故各省官吏入见时，一谈及所在省区人物或政事，袁谙熟之程度，往往过于所在地官吏。故人多惮之107。”据说阎锡山曾蒙袁世凯召见过两次，但却说不清楚袁的长相，原因是他既敬畏又紧张，俯首听训，始终未敢直视袁的面孔。
袁的饮食起居，也很刻板。他每日早6时起床，6时半吃早餐，总是一大碗鸡丝汤面；7时下楼办公会客，11时半吃午饭，饭菜花样经久不变，最爱吃的是清蒸鸭子。午饭后，上楼午睡1小时，下午2时至5时，继续办公会客，然后携家人在中南海各处散步，晚7时晚餐，9时归寝，十分有规律。饮食起居如此，其装束、嗜好、习惯也是一成不变。前清时，除上朝穿朝服袍褂外，退值回家后，必换短装制服；“制服的样式都是短立领，四个暗兜”，夏天为黑羽纱制服，戴巴拿马草帽；冬天为黑呢制服，戴黑绒平顶的貂皮帽。其居处装有热水浴盆、抽水马桶等西洋卫生设施，但他几乎不使用。他一年只洗一次澡，平时都是让姨太太为其擦身，而大便则只用让人定制的木马桶。袁平时不喝酒，只在年节全家聚餐期间略喝些绍兴酒，除雪茄烟外，水、旱、香烟一概不动，对抽大烟尤其深恶痛绝。
西苑总统府内有中、西医生各二人。但袁一向笃信中医，从不请西医为他看病，府中的大夫，只能为其家人和府中工作人员看病。西药，他只吃些助消化的苏打片，却爱吃参茸一类的补药，“常常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片)放在嘴里嚼着吃108。”袁氏起病的经过，据他女儿说，是在1916年的元宵节，在阖家吃团圆饭时，几个小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分与他当面争讲起来，当时护国战争已经爆发，袁心情郁闷，面对着呶呶不休的姨太太们，他“把筷子一撂，长叹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就走回办公室去了109。”这是预感还是谶言？总之，“从这以后，他就吃不下东西去，觉得食量渐减，精神不振，慢慢地就恹恹成病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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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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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病，并非必死之症111，其病势加重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情志不舒，肝气郁结，而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局面使他穷于应付，自然不利于他的病体，加上在治疗上他又固执己见，延误了时机，以至于不治。
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结石，最初的症状是小便困难。这个时候，如果住院导尿或开刀，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一向坚信中医，从不肯找西医来诊视。到了最后的几天，不能吃，不能尿，尿毒渐渐地在全身蔓延开来，那时侯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时刻，但他的神智始终清醒如常。家里的人看到他的病况严重，中医已经束手无策，但又不相信西医。这时候，大哥(即袁克定)坚决主张改请西医。他人别无良策，就商经我父亲的同意，由大哥亲自去请法国医生贝希叶来府诊治。贝希叶大夫说，这个病需要住院动手术取出结石，但我父亲不肯到医院里去。于是就决定先行导尿，以解除当前的痛苦。在导尿的时候，大哥、二哥、二姐和我都是留在我父亲屋里的。我们看到，贝希叶大夫在我父亲后脊梁扎了一针，接着便用了五个玻璃火罐在后腰部位往外导尿，但导出来的并不是尿，而是血水(可能是夹杂着血的尿)。当时在场的人都很惊慌，可是我父亲并没有看到导出来的究竟是些什么。他呻吟了一声，似乎是很痛苦。到了黄昏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病情是够危险的了，却又认为或者还不至于死，所以就叫人把段祺瑞和徐世昌找了来，把大总统印交付给徐世昌，并且和他两人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即黎元洪)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啦。”从此以后，我父亲才渐渐地昏迷不醒。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旧历五月初六日(阳历六月六日)的早晨六时，就死去了，终年五十八岁。112
从袁氏上述为人行事的方式来看，他身上确实带有很深的旧时代、旧文化的烙印，其思想，尤其是晚年的思想偏向保守的一面。这样一个人在坐上总统的高位之后，生出当皇帝的念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需要索解的是，在当上终身总统，成了实际上的皇帝之后，袁氏不致力于内政外交，把国家的政治经济导入正轨，稳固国基，反而忙于不急之务，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时候，急于称帝，原因何在？本来这件事完全可以放到将来去做，如梁启超、冯国璋所说，那时国家由弱转强，袁氏威信大增，“天与人归”，做皇帝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袁世凯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为什么放着有把握的事不做，偏要做没有把握甚至风险很大的事情呢？
袁世凯在晚年，不仅是一个思想偏于保守的人，也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他曾派人专门到项城老家袁家祖坟察看过舆地风水，风水师看过后，认为第七座坟茔地势上佳，主出皇帝，而这正是其本生母刘氏的坟茔。当然这很可能是袁克定和帝制热心分子与风水师事先串通好了的把戏。
我父亲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风水之说。有人给我父亲批过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还听得说，我们项城老家的坟地，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主我家应该出一代帝王。这些说法，无疑地会使我父亲的思想受到影响。他之所以“洪宪称帝”，未始不是想借此来“应天承运”吧。113
但是光有帝王思想仍不足以解释袁何以行险侥幸，笔者赞同唐德刚先生的看法，最终的病根还是在袁的迷信心理上，正是这种迷信心理促成了其失败和死亡。袁世凯晚年最常念叨的话就是：我家几代人没有长寿的，我年近五旬，没有几年活头了，当皇帝对我没有什么意义，云云。一般史家常常把这当作袁世凯的欺人之谈而加以忽略，殊不知这恰恰是索解其行为的钥匙呢。
袁氏家族自从以科举发迹之后，其出名的男性长辈确实都是短寿之人。如袁之叔祖袁甲三(1806—1863，袁家第一代进士)只活了五十七岁；甲三的长子袁保恒(1826—1878，袁家第二代进士、翰林)死时年仅五十二岁；次子袁保龄(1841—1889，举人)命更短，死时年仅四十八岁。袁世凯的本生父袁保中(1823—1874)死时年仅五十一岁，而其嗣父袁保庆(1829—1873)只活了四十四岁。这种普遍的短寿现象，后来成为袁世凯心理上的一种宿命，尤其年过五十之后，他更是觉得进入了临界期，恐惧成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他那么急着做皇帝，是否存有把称帝当作“厌胜”的办法，以渡过这一劫，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就他晚年不断向人念叨袁家没有长寿的男人，以及不计利害地匆匆称帝的方式来看，唐德刚先生对袁为何急于称帝的推测应该是最为合理的解释：
袁家这个短寿的传统，对后来做了总统的袁世凯，也是他生命中很大的压力——他在五十五、五十六岁的时候(与国民党和日本斗争最激烈之时)，他就怕他自己也余日无多了。他既有这桩迷信的恐惧，“大太子”袁克定，以迷信治迷信就乘虚而入了。克定认为只有做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突破他们袁氏家族传统中的生死大关——项城显然是听信了太子之言，坠入“欺父误国”的太子术中，才决心称帝的。——这也是民国历史上，“迷信影响政治”的实例之一吧。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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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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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之死，对中国当时扰攘不已的政局和处于僵持之中的各派势力，可谓是天从人愿，及时解开了一个死结。如蔡锷所说，“项城退，万难都解115”。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各方同意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民元约法(即临时约法)和旧国会(即被袁世凯解散了的参众两院)也得以恢复。虽不能说是皆大欢喜，也可以说是各遂所愿：黎元洪没有实力，只相当一个“虚君”，这个局面既不妨害北洋独大，也有利于各地军头割据一方。袁病逝前已恢复“责任内阁制”，段祺瑞任总理，实权在握，可以满意(此为日后“府院之争”的张本)。冯国璋经运动当选为副总统，有望在将来圆其总统之梦。西南方面，则既解除了“倒袁”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又不同程度地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心满意足。孙中山之最大政敌消失，其手订的“临时约法”得以恢复，自然，中山先生也就成了民国的缔造者。进步党、国民党的议员们得以重拾铁饭碗，北上赴任，冠盖如云，“把酒临风，其喜气洋洋者矣”。日本也因去一劲敌而舒了一口气。总之，袁世凯既然混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死亡也就不失为一种不错的解脱了。
袁世凯死时并未退位，仍是在职的总统，故中央政府仍按在职国家元首的规格为其治丧。黎元洪除拨发五十万元治丧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二十七天，停止宴乐二十七天，民间娱乐也停止七天，文武官吏及驻京军队一律佩带黑纱服丧，并由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在怀仁堂附近设立“恭办丧礼处”，有关丧葬方面的大事，均由“恭办丧礼处”随时请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后才能办理。袁世凯死后，旧怨冰释，北洋的袍泽故旧又想起了他生前的好处，所以他身后的丧礼，算得上是备极哀荣了116。
袁世凯的灵堂设于怀仁堂。灵堂内外满布祭幛、挽联和花圈，门前还搭了鲜花扎成的牌坊一座，新华门外还搭有素彩牌坊三座。京城各机关文官和驻京军队按日分班到灵前致祭行礼，停灵期间，京都各大寺院道观的和尚、道士、喇嘛被请来做道场，超度亡魂，鼓号笙管齐鸣，热闹非常。
6月28日出殡。起灵时用的是皇杠，棺罩所用也是皇家规制：黄缎底，绣龙纹、云水纹。新华门内用三十二人的小杠，出新华门后换八十人的大杠。送殡的路线是由怀仁堂出新华门，经天安门向南过中华门(在现广场纪念堂的位置)、正阳门至前门车站，路上黄土垫地，清水喷洒。总统黎元洪以下文武官员在新华门处行礼，此后由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率警察开道，陆军仪仗队一个团，海军仪仗队一个连，总计二千人组成的队列跟随其后。此后为灵柩和送灵的袁氏家人亲属队伍，袁克定等男性子孙均披麻戴孝，手执哭丧棒一根在灵柩后步行，袁的妻妾、女儿、媳妇等女眷则乘轿跟在后面。其后是执绋送葬的人群和官员队伍，外国使节、清室代表送到中华门止，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以下文武官员胸戴白花，臂缠黑纱，步行送灵到前门车站。整个送葬队伍计约五千人，前头的队伍已到车站，后面的大杠还在新华门前，一路上四城居民拥塞在街道两旁观看，人山人海。
在车站举行路祭之后，灵柩被抬上灵车(据说是前年隆裕皇太后出殡时用过的)。当日，京汉铁路客运停运一天，除灵车之外，路局专门拨了两列专列，一列搭乘护卫军队、治丧人员和物品，一列运送前往彰德送葬的文武官员和知交故旧，著名的如徐世昌、严修等。
袁的墓地在他生前即已请堪舆家采定，位置在其洹上住宅之北一里多地，占地约二百亩，由德国工程师设计监造，墓地遍植松柏，被称作“袁公林”。墓园四周有围墙，墙外引漳河水环绕一周。入大门，有巨石铺成的甬道，两侧树木葱郁，排列着十二对石兽，直通享殿。甬道逐渐倾斜，通向地下墓室，墓室分为两层，上层用红色花岗岩砌成，高约三四丈。下层为石室，石室的大石门上雕有龙纹，中间正室三间，两旁耳室各五间。正室中设有汉白玉制的石桌、石座，也都雕有龙纹，石桌上陈设供品和袁生前喜爱的玉器古玩。桌旁立有“金灯”两架，高四尺，灌满了灯油，下葬后点燃。袁之葬礼，穷奢极欲，光是参与办理丧事的就多达一千多人，因而政府的拨款竟然不敷足用，墓地的工程拖了两年多才全部完工。
我父亲的丧葬费用，原是由当时政府拨款五十万元来承办一切的。在北京办丧事用了将近九万元，其后的移灵、购置墓地和安葬，用了十几万元。当时估计，以后的墓地建筑和典置祭田等项，还需用五十万元左右。核计收支，相差很多。所以我父亲生前的旧属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出公启，请求当时的内外要人解囊相助。从当时的大总统起，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还有护军使、镇守使、师长等等多有捐赠。他们捐款的数目，绝大多数是一万元，最少的是二千元，总计共收到捐款二十五万余元，这才算结束了我父亲的丧事和葬礼。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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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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