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敬是旧派文人，对张、袁二位新派官僚存有成见，所以说的难免过分。其实直隶总督常驻天津，北京朝廷里用什么人，他可以运动，可以举荐，但决定权在太后那里，胡所列举的那些人都是因能力出众，治绩非凡而快速升迁的。但胡的话也明白道出了张、袁二人在用人上的不同风格。张重资格出身(也就是今天的学历)，对人求全责备；袁则不拘出身、不论资格，不分地域，不限流品，上至翰林进士，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惟才能是举，恨不得全天下的人才都为我所用。其办法说穿了也非常简单，就是不吝惜金钱权位，推举拔擢下属不遗余力。在历史上，这是雄才大略的君主如汉高祖、汉武帝、曹操等的一贯做法，放在他们身上，被当作用人不拘一格的美谈；而在袁世凯这里，则被称为“滥交污取”，其实袁世凯用的也都是一时的人杰，区别在于曹操把皇帝留给儿子作而且作成了，袁世凯则是自己作结果失败了。成则英雄败则寇，一样的作为，就有了如此不同的评价。袁世凯的做法在领导学上应该是一种启示：做领导人的不光要会用人，还要及时给下属以机会，别人跟你干才会觉得有奔头。仕途上的人都是“政治人”，本能地追求升迁，跟着袁世凯干有奔头、升官快，北洋对人才的巨大吸引力就是这样来的。
说到袁世凯的用人，北洋时期又有新的特点，一是大量使用留学生，一是大量聘用外国顾问。袁世凯作过驻外使臣，深知懂外语、通外情的人材的重要，所以一直非常注重罗致留学生。在他的北洋新班底当中，留过学的人员不在少数，这里择其较重要者略作介绍。
唐绍仪(1860—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人。唐绍仪是曾国藩、李鸿章发起的、同治年间由容闳带去美国留学的那几批官费幼童留学生中的一个，是留学生的老前辈了。少川出国那年(1871)才十三岁，先入康涅狄格州立中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攻读文科。光绪七年(1881)，朝廷担心孩子们从小到大地在美国生活、学习，最终会被“洋化”，于是提前召回，中断学业也在所不惜。少川回国后读了一段书，次年就作为北洋选派朝鲜的海关会办、德国人穆麟德的秘书前往朝鲜，这时他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
1884年，朝鲜爆发了日本人和开化党策动的“甲申政变”，王室的亲信大臣闵泳翊在宴会中被砍伤，混乱中被救到穆麟德的寓所。袁世凯闻变后立刻带兵前往问询，“及门有一人持枪当门，不听入，意气凛然。(袁)公勒兵稍退，询其名，乃局员唐绍仪也，时由北洋帮办税务。公告以故，乃让公入见78。”在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场面中相识，想必给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次年，袁出任清廷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大臣后，即调用唐绍仪为自己的秘书兼西文翻译，成为追随世凯最早的幕府人员。少川熟谙洋务，办交涉老成练达，世凯倚之如左右手，回国述职奔丧期间，均委唐代摄其职。甲午中日开战前夕，唐持枪只身送袁世凯脱险，并在公署坚持到最后才避入英国公使馆，乘英船回国，可以说是有勇有谋、忠于职守的干才，也与袁世凯结下了患难生死之交。
战后，经李鸿章推荐，唐再赴朝鲜任总领事，继袁之后办理交涉。后因丁忧回国守制，服满后投奔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以道员资格任山东交涉局总办，协助袁世凯处理山东各地教案的对外赔偿问题，在交涉中“再四驳斥”外方的非分要求，将洋人百余万索偿金额压减到十七万九千两，并顺利了结全案，被袁世凯称赞为“才识卓越，血气忠诚，谙练外交，能持大体，确实是洋务中的杰出之员，环顾时流，实在是罕有其匹79。”袁继任直隶总督后，唐随之出任天津海关道的优缺，并通过与联军的谈判顺利收回了天津。
1904年，英人荣赫鹏入侵西藏，强迫噶厦签订不平等条约，试图分割西藏，清廷鉴于事态严重，特派唐绍仪为全权大臣前往印度加尔各答与英国人办理交涉，但因英人的蛮横无礼而中断。次年回国后，唐出任外务部右侍郎(副部长)，与英国公使萨道义在京重开谈判，最终迫使英国与中国签定条约，确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袁世凯的举荐和出色的外交才能使少川宦途顺利，此后历任京汉铁路会办大臣、会办东三省事宜大臣、督办沪宁铁路大臣、会办税务处大臣并兼邮传部左侍郎，集外交、铁路、邮政、海关诸权于一身，仅次于北洋的袁世凯(袁世凯当时身兼九职)，新政时期，二人因能力出众而成为朝廷不断加码和鞭打的一对儿“快牛”。
1907年，东北建省改制，唐外放为奉天巡抚，实行袁世凯联英、美以制日、俄的方针，拟向英美大举借债，开办银行、改革币制、修筑铁路，但因日本的武力威胁而中辍。次年4月，美国国会议决退回部分庚子赔款，唐奉派以专使赴美致谢并交涉退款程序，并讨论从美国大规模贷款的计划。袁遭罢官回里，唐回国后也被免去奉天巡抚职务，蛰居天津。武昌起义后，袁复出为内阁总理大臣，随即召派唐绍仪以全权代表身份与南方代表伍廷芳展开和议谈判，为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扫清了道路，唐也成为中华民国首届内阁总理，二人之事业如日中天。然而巅峰后面必定是下坡路，少川早年所受的美式教育此时发生了作用，他醉心于按西方的模式实行“责任内阁制”，同时为了协调南北关系，拉拢国民党人积极参与共和建设，他还加入了同盟会。这就使醉心于集权的袁世凯不满和疑心了，搞政治少川哪里有世凯老道？唐被迫辞职，跑到上海搞保险业去了。后来因反对洪宪帝制，少川加入了反对派，又参与了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以后就和国民党走到一起去了。但在与老领导分道扬镳之前，唐绍仪是北洋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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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八(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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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如浩(1863—1941)，字孟亭，广东香山人，少川的老乡，也是与唐同批出洋的幼童留学生，撤回国后也留在北洋，1883年也作为穆麟德的随员，到朝鲜筹设海关。1885年起成为袁世凯的幕僚，甲午战争时撤回国内，此后供职于铁路，曾任北宁铁路总办。1902年袁世凯接掌直隶后，梁奉命接收关外铁路，据说每月能给袁提供八十万两白银，袁世凯在财政上深得其力80。此后中国进入铁路大开发建设时期，梁也任职于各线铁路和各地海关道，后来先后担任外务部参、丞、邮传部侍郎等职。民国以后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外交总长，因不愿签订丧权辱国的外蒙条约而辞职。
唐梁二人之外，袁世凯夹袋中老辈的“幼童留学生”还有詹天佑、吴仰曾、屈永秋等人。通过他们，不少广东籍的官僚和新留学生加入了世凯的北洋班底。如上文提到过的梁士诒。再如梁敦彦(1857—1924)，字崧生，广东顺德人。留美一期幼童生，后入耶鲁大学，撤回后分发福州船政学堂，在北洋任职于天津电报学堂；此后一度任两广、湖广督署文案，1904年任汉阳海关道，旋继唐绍仪接任天津海关道。1907年后历任外务部侍郎、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会办税务大臣等要职。袁世凯复出后，任内阁外务部大臣，民国后历任政治会议议员、交通总长等要职。又如凌福彭，广东番禺人，历任天津知府、天津工艺局及习艺所督办、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布政使。陈昭常，广东新会人，光绪甲午年进士，后由翰林院编修外放广西，因与岑春煊不和，改官直隶，由唐绍仪援引加入北洋班底。后历任吉林知府、关内外铁路督办、邮传部左丞，后官至吉林巡抚、都督兼民政长(即省长)等职。
当时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并不多，其中多数都投奔了北洋，如上文中提到的金邦平(1881—？)，就是留日学习法学的学生。当时的留学生，学历回国后不被承认，仍须经过考试方能给予“出身”，金邦平即考试优等被授予翰林院检讨者。金字伯平，安徽歙县人，“人颇雅饬，没有留学生的习气。”袁世凯亲自上奏朝廷，将他要到北洋，专办对外法律交涉事务，“受知袁氏，内参密勿81。”在北洋历任督署文案、督练处参议、直隶自治局督理、资政院秘书长；民国后历任中国银行筹办处总办、政事堂参议、农商部次长、总长等职。又如黎渊(1880—？)，字伯颜，贵州遵义人，以举人被保送日本中央大学法学系。毕业后受任于北洋，任督署文案，是袁世凯在办学和推行宪政方面的得力助手。在教育方面，曾任北洋大学堂、北洋法政学堂监督；在宪政方面，黎是袁氏起草各项宪政文件的执笔者之一，历任直隶自治筹备局、宪政筹备厅、修订法律馆参事、咨议等职，民国后历任大总统府秘书、宪政研究会委员、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诸职，是袁世凯在法律和国会问题方面的参谋。此外如施肇祥、章宗元、富士英、曹汝霖、陆宗舆、李士伟等留美、留日大学生均被罗致于北洋，受到重用。
当时的留学生在国内可不像今天这么吃香，甭管你是美国的耶鲁、康乃尔，还是日本的早稻田、东京帝大的名牌大学毕业生，按规定在国内也得等个八九十来年才能获得咱们中国的“举人”、“进士”和“翰林”的出身呢。没有这个出身，你在官场上会遭人歧视，不好混呢。一般的官僚心里头先就存了“二毛子”之类的成见，对留学生爱搭不理的。袁世凯则不然，可能是没有所谓“出身”的负担吧，他不仅延揽重用留学生，积极为他们奏请“出身”，而且礼敬有加。有一则故事说的是袁世凯当了军机大臣后，与庆王等另外几位军机一同接见前来参拜的留学生，别人都傲然不以为礼，惟独袁“必鞠躬伸双手，表示接头还礼82。”当时太后为着变法图强，不得不同意起用新学人才，开办经济特科，可在心里头拿它当作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新学人才有着很大的疑虑。
1903年7月首届经济特科的初试，梁士诒为一等第一名，杨度为一等第二名；在复试前，守旧派官僚樊增祥在太后召见时进谗言，说此次参加考试的多为新党(即康梁一党)，不可取用。太后当即更换阅卷大臣，将原定的录取名额削减了3/4以上。看准了太后厌恶新党的心理，守旧派的吴逢甲、魏光焘又参奏梁士诒、杨度等十八人是革命党，其实全是莫须有的谎言。但梁就此落第，杨东逃日本，所以，那时侯袁世凯任用留学生，还真要有些魄力，担着点儿惹太后生气的风险呢。
回过头来再说用外国人，袁世凯在这上面与他的恩公李鸿章亦步亦趋，而且青出于蓝，有过之而无不及。李鸿章主持北洋时，幕府中有一批洋人幕僚，著名的有德璀琳、汉纳根、丁家立等，在当时清廷重臣中是独一无二的。李鸿章是开风气者，袁世凯则干得更猛，不同的是，李鸿章用的都是西洋人，袁世凯用的则大多是东洋人。据日本学者统计，当时全中国聘用的日本人中，直隶一省就占了1/3左右83。袁世凯为何要聘这么多日本人？原因有两个。一是俄国自强租旅大以来，已充分暴露了假友善、真侵略的面目，庚子事变时占据的东北三省，一直拖着不肯交还，清廷此时对老毛子是又怕又寒心，自己没有力量，于是打算利用列强间的矛盾，抵制俄国的侵略。二是日本人眼见着俄国人轻易地霸占了全东北，又急又恨，于是转过头来对中国“亲善”，明里暗里地拉拢中国，说黄种人都是一拨儿，同文同种，应该联合到一起对抗俄国的侵略。中国原来在军事上是学德国的，但胶澳事件使两国关系冷却了下来，而且多数大臣都觉得日本国情与中国相近，也是由落后中变法图强，所以应该近学日本，风气一下子就转了过来，从“西化”转成了“东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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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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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聘用的日本人主要在军事和教育两方面。军事方面，袁世凯就任不久，就在1902年1月，聘任日本在天津驻屯军的参谋立花小一郎少佐(此人后来晋升为陆军大将)为练兵顾问，9月，又聘任金竹、嘉瑞和中川分别担任军政司参谋处、教练处和兵备处的顾问，参与北洋的军制改革。1904年9月，立花等因合同到期返回日本，袁又聘请在北京担任使馆助理武官的炮兵大尉坂西利八郎接任立花的职务，当时中俄密约规定中国军队只准聘用俄国教官，所以这些顾问全以“兵书翻译官”的名义出现。这个坂西在中国呆了二十五年之久，留蓄发辫，取了中国名字，讲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是个中国通。他做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前后达十年之久，与袁世凯有很深的关系，因此这里对他略加介绍。
坂西利八郎(1870—1950)，日本纪州人，出身于诸侯家臣世家，后举家迁往东京。坂西1900年毕业于陆军大学，两年后作为参谋本部的特派人员前往中国，此后直至1908年，他明里是助理武官和北洋军事顾问，实际上还肩负着日本参谋本部的特殊使命：拉拢中国，为日本在满蒙地区同俄国的角逐刺探情报。袁世凯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很清楚，而清廷的方针就是利用日、英与俄国的矛盾来收复东三省，所以袁世凯在对付俄国人方面与日本很合拍，也因此与坂西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通过坂西、青木(日本驻华武官)，他对日本军事上的动向也很了解。十年前的死敌，如今成了共同对敌的合作伙伴，然而十年之后，当袁世凯在“二十一条”问题上不那么合作了的时候，青木、坂西又翻脸成为凶恶的帝国主义分子，积极策划支持宗社党打内战，颠覆袁世凯政权。历史就是这么变幻无常，证实了“外交上没有永久的敌人或朋友”这句名言的真实和残酷。
坂西在袁死后曾回顾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印象，认为袁“毕竟是个非凡的英才，……具有天然的威严风采。与中国的其他达官贵僚不同，他不吸鸦片，也不喝酒，日常生活有着严格的规律，是与当时所谓的‘大官派头’完全不同的人物。”坂西还回忆了袁世凯给他取名的经过：
到中国后过了两年(1904)，日俄战争爆发。在即将开战前，有一天袁世凯特意把我叫去说：“交战国的军官在中立国的军队任职不妥，所以在战争结束以前你是否可以改用中国名字？我来给你起个名字怎么样？”他想了不少名字，最后给我取名“班志超”，字“康侯”。他解释说，班志超是引用汉光武帝时出使西域的班超的名字，因为你所做的工作类似班超，而坂西的“坂”，在汉语中发音和“班”字相同，在班超的中间加了个“志”字，所以你就叫“班志超”吧。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考虑事情异常细致，并且是个爱诙谐的人。84
袁世凯聘用的日本军官和士官有近二百人之多，大都分派到各个军事学堂做教习。在教育方面，袁聘用了渡边龙圣作顾问，在医疗行政方面，则有古城梅溪、西村丰太郎，法政方面有冈田朝太郎法学博士，财政金融方面有佃一弥，农业方面有楠原正三，工业方面有藤井恒太、盐田真，印刷技术方面有下村孝光，等等85。
袁世凯1901年11月7日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8日实授，1907年9月4日调离，实际主持北洋的时间不足6年，却能将一个战乱之后残破不堪的直隶，建设成为一个“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瞻具86”的新政模范，使人看到他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行政能力，也不得不承认他善于罗致和使用人才，展示了自己“治世之能臣”的一面。而北洋之六年，也是袁世凯一生中最有建树的六年，为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添写下了光彩的篇章和圆满的结尾。
注 释
1《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版，第268—277页。
2释褐，脱去布衣，换着官服；意思是作官。褐，粗麻或粗毛的短衣，指穷人所穿的服装。
3李岳瑞：《悔逸斋笔乘》，山西古籍版，第153—154页。
4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1110页。
5同上，第1122—1123页。
6同上，第1130页。
7《荣禄存扎·张翼扎》第48页。
8黎东方：《细说清朝》第624页。
9《容庵弟子记》卷三。
10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第106页。
11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北洋军阀》(一)第965页。
12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30页。
13郭则禨：《南屋述闻》，《近代稗海》(第十一辑)第186页。
14《汪康年师友书扎》(三)第3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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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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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义和团档案史料》(下)第1328页。
16《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下)第1019页。
17《袁世凯奏议》(下)第1338页。
18齐植璐：《北洋法政学堂及其沿革》，《天津文史资料》(第44辑)第28—29页。
19严仁赓：《祖父严修旧事数则》，《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第145—146页。
20《饮冰室合集·专集》一册第32页。
21王芸生《严修与学制改革》一文中曾谈及此事：“严修的座师徐桐，反对维新，痛恶严修奏请设经济特科，知严修到京，预先在门房揭贴：‘严修非吾门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严往请谒，吃了闭门羹。严在翰林院的职务俱被免去，只剩一个编修，遂于9月间携眷回津。”《文史资料选辑》(第87辑)第102页。
22参见《严修年谱》，齐鲁书社版，第122页。
23严仁赓：《祖父严修旧事数则》，《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第149页。
24《严修年谱》第116—117页。
25荣庆(1858—1916)，字华卿，一字耐园，蒙古正黄旗人。光绪丙戌年(1886)进士，散馆后历任翰林院编修、内阁侍读学士、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山东学政、大理寺卿、仓场侍郎、刑部尚书等职，新政时期曾任学部、礼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弼德院院长诸职，后因中风卸职，民国初年病逝于天津。
26参见徐元基：《周学熙资本集团研究的几个问题》，《近代中国》(第3辑)第245页。
27《张謇日记·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28周叔贞：《周止庵先生别传》，《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第201页。
29《周止庵先生自撰墓志铭》，《周学熙集》。
30周叔贞：《周止庵先生别传》第181页。
31《天津商业档案汇编》(上)第345页。
32《北洋公牍类纂·工艺一》卷十六。
33《袁世凯奏议》(中)第853页。
34《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
35同上。
36《北洋公牍类纂》卷二十四。
37同上。
38《青木宣纯与坂西利八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83—184页。
39《袁世凯奏议》(中)第510页。
40同上，第750页。
41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官僚》第28页。
42李宗一：《袁世凯传》第95页。
43萧一山：《清代通史》(四)第2462页。
44《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上)第44页。
45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近代稗海》(第1辑)第435页。
46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30—131页。
47参见周岩：《袁世凯家族》第36页。
48《大公报》1906年2月17日，3月10日。
49北京有电车早于天津(1899年建成营运)，但只用于接送往返于永定门到马家堡火车站的列车旅客，而非市内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天津的电车，仍可以称为中国最早的城市交通电车。
50《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第695页。
51张一鮕：《古红梅阁笔记》
52《袁世凯奏议》(中)第559、561—562页。
53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上)第23—24页。
54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一)，山西古籍版，第24—25页。
55《容庵弟子记》卷三。
56《袁世凯奏议》(中)第631—633页。
57同上，第633页。
58《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序》。
59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8页。
60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第96页。
61《袁世凯奏议》(中)第818页。
62同上，第1374页。
63陈浣一：《睇向斋密录》，《近代稗海》(第13辑)第562页。
64陈璧，字玉苍，福建闽县人。光绪元年(1875)举人，三年(1878)进士，任内阁中书，以后历任各省考官、顺天府丞兼河南道监察御史、顺天府尹、商部侍郎、户部侍郎、邮传部尚书。袁被罢黜后不久亦被劾去职。民国后曾任参政院参政。后中风，病逝于北京。
65参见李吉奎：《梁士诒生平》，《梁士诒史料集》，中国文史出版社版，第1—2页。
66张一澧：《张一鮕生平》，《近代史资料》(总第60号)第102页。
67枚皋，字少孺，西汉时人，著名文学家枚乘之子。武帝时上书自陈，拜为郎。性好诙谐，善辞赋，才思敏捷，时人将其比之于东方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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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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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张一澧：《张一鮕生平》，《近代史资料》(总第60号)第102—103页。
69同上，第105页。
70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上)，第56页。
71包培之：《寿州孙家与中孚银行》，《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141页。
72同上，第142页。
73张国淦：《北洋述闻》，第76—77页。
74《容庵弟子记》卷三。
75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北洋军阀》(一)第1012页。
76胡思敬：《国闻备乘》，《近代稗海》(第1辑)第289页。
77同上，第269页。
78《容庵弟子记》卷一。
79《袁世凯奏议》(上)第361页。
80参见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第224页。
81费行简：《现代名人小传》(上)第96页。
82陶树德：《我眼中的几任直隶总督》，《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119页。
83山根幸夫：《袁世凯与日本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79页。
84《土肥原密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74—175页。
85参见山根幸夫：《袁世凯与日本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82页。
86颜惠庆：《周止庵先生事略》。
*《袁世凯评传》第三部分
1904年末，日、俄为争夺东北而剑拔弩张，严重的局势迫使亟须休养生息的清廷重整军备。直隶紧邻东北战场，作为总督的袁世凯，守土有责但兵力单薄。本章开头所选引文是袁世凯向朝廷汇报布防情况、分析形势并要求筹饷扩军的奏折。袁根据俄、日备战的规模，提出至少要有六万军队方能勉强满足直隶一线和京畿布防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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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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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末，日、俄为争夺东北而剑拔弩张，严重的局势迫使亟须休养生息的清廷重整军备。直隶紧邻东北战场，作为总督的袁世凯，守土有责但兵力单薄。本章开头所选引文是袁世凯向朝廷汇报布防情况、分析形势并要求筹饷扩军的奏折。袁根据俄、日备战的规模，提出至少要有六万军队方能勉强满足直隶一线和京畿布防的需要。而扩军，先要筹饷，否则，巧妇亦难为无米之炊。危机往往同时又是机会，北洋的大规模扩军，正是借着危机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行。此前，为了解决国防空虚的危机，国势阽危的清廷接受了袁世凯的建议，设立督办练兵处，统一管理全国军制改革与扩练新军事宜。袁世凯多年来通过军事教育积蓄的人材资源使得他能够承此重任，并利用练兵处的名义动用全国的财力扩充北洋的军事实力，北洋六镇很快编练成军。同时袁世凯还成功进行了以常备军制替代传统的募兵制的改革，并全面引进了日式的军事教育。日俄战争期间，清廷及袁世凯表面上奉行“局外中立”政策，暗中支持日本，并进行了情报上的合作，而日俄战争的后果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影响到中国的历史走向。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如其所愿地实现北洋的扩军，日俄战争所造成的形势固然是重要的因素，他一贯的雄心和对军事人才持续的培养和储备则更为重要，使他在机会来临时，有足够的资源可供使用，从而把握住了机会。北洋扩军的成功和全国编练新军热潮的兴起，使阽危的国势得以缓和，也使中国真正有了一支近代化的陆军，由此而言，袁世凯的扩军可以说是功在国家、民族。袁之新政、扩军，都应放到具体的历史年代和环境中去观察和评判，见解、看法尽可以不同，但中肯客观、真实可信才是史学的基石。
密陈遵照传谕统筹布置防守情形折1
(1904年1月19日)
奏：为钦遵传谕，统筹布置，谨将时势情形，恭折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处王大臣电寄各省督抚内开：俄日相持益急，如竟决裂，中国势处两难，自当妥筹办法，除奉直边要各地方，应由北洋统筹布置，派兵严防外，所有沿海、沿江、沿边各口，务须加意扼防，慎固封守。各省匪党游勇，伏莽孔多，诚恐妄造谣言，乘机作乱，致别国借口，复生他变，尤宜预为防范，并饬属认真保护洋人财产、教堂，倘有奸徒煽惑，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虞。报纸消息，往往误传，人心易滋惶惑，仍希示以镇静，不动声色，妥密筹备为要。奉谕密布，希即遵照。等因。承准此。臣忝膺疆寄，自应钦遵，严密筹防，惟现在时势情形，有不得不披沥上陈者。
查日本以协约龃龉，早修战备，俄人初意不愿用武。近因相持日急，乃在东三省日夜运兵，探闻已增至八万，合旧驻兵数，共计十八万七千余人，其已备待发者尚有七万余人。俄之宗旨已变，自不肯轻易撤退。而日本举国鼎沸，又不能听俄所为，两不相下，战端难免。就我现在情势而论，不得不仅守局外，然公法局外之例，以遣兵防边，不许客兵借境为要义。防之不力，守局立隳，不但人之溃卒，我之土匪，必须认真防堵；而两大(国)构兵，逼处堂奥，变幻叵测，亦不得不预筹地步。畿辅为根本重地，防范尤须稳固。直境北连蒙古，俄与蒙疆接壤，处处空虚，由张家口达恰克图仅两千数百里，为俄人往来孔道；直之热河，东毗奉境，俄方占据奉省，将来资为战场。计东北边防及海疆各口，不下三千数百里，如欲慎固封守计，非十数万人不克周密，盖人皆以数十万众角逐辽海，我之防兵非万人不足支一隅，又须声势联络，互相策应，方免疏虞。惟我方饷绌械乏，断难集此重兵。然详查形势，扼要设防，至少亦须有六万人，以万人拱卫京师，以五万人分布边要，庶可资以屏蔽。
现查直境兵力，淮练各营，迭经裁汰，仅可巡缉地面；京旗三千人甫经成军，只可调防京师；自强军两千余人，现亦分布巡防；臣所部大支战兵，只武卫右军七千人，常备军九千余人。此外有提督马玉昆所部武卫左军一万人，姜桂题所部毅军五千人，遇有征调，除去看守营房，护运粮械外，应战之兵，不过三万，仍须分兵留驻京城，巡防近畿，计不过两万余人可以出防。且自公约禁运军火，各军子弹大半缺少，军械又多参差。臣前曾与庆亲王奕密商，拟增兵三万并筹备军火以资分布。嗣因饷项难筹，先增募一万，酌购军械，备助防守，计一万人正饷通年约需百万两，而购备枪炮及子弹并各项战具、杂支，约需一百数十万两，可指之项，只有练兵处奏请由直隶挪借一百万两，其所请部拨之二百万两，尚未准部文知照。如拟增足三万人，势难筹办，然非此又不足以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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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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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九月间奉召入对，曾以预筹饷项为请，当蒙面谕，由部筹拨，迄今已逾两月，尚无的款在计。臣筹措为难，自系实情。然及今募兵购械，已觉为时甚迫，如再延宕时日，待至俄、日兵连祸结，虽有巨款，而乌合之众不足防御，远购之械难应急需，势将束手坐困，即使臣粉身碎骨，亦不足塞责于万一。臣一身不足惜，但事关大局安危，不敢不悉心筹划，力求周备，倘实在无饷接济，或拨饷不能应时，臣何能无米为炊，惟有尽现有之饷以备兵，亦惟有尽现有之兵以布防。设或防范不周，贻误大局，臣固不能稍辞其责，而力止于此，应在圣明洞鉴之中。甲午之役，集天下之兵力、财力，已故大学士臣李鸿章、故督刘坤一之久历戎行，老谋深算，而关内外各军不下二十万，仍每以兵单为忧。况现在俄、日交哄，人之兵力倍蓰畴昔，而驽下如臣，处此财才极窘之秋，提此两万余众之卒布置防守，实有不能不为鳃鳃过虑者也。臣通盘筹划，夙夜焦思，非兵无以布置，非饷无以增兵，惟有仰乞皇太后、皇上饬下户部迅筹切实的饷，以应急需而扶危局，天下幸甚。臣不胜战栗恐惧，迫切待命之至。
所有遵谕统筹布置情形，理合恭折披沥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庚子事变后，中国背负了极大的赔偿债务，国力和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而京畿直隶，民变兵燹过后，城镇残破，百业凋敝，正是亟需整顿善后，修养生息的时候。清廷为了挽回颓败的国势，重提变法，袁世凯也正在一马当先地在直隶推行新政，经费本已不足，为何又要朝廷挤出大量经费来整军经武呢？原来中国此时已落入半殖民地的境地，国土大部分被划为各列强的势力范围，因而列强间的矛盾和利益争夺，一举一动无不牵动国内的政策走向，改变着行政的轻重缓急次序，想关起门来搞发展根本是不可能的了。此时，中国的东北上空战云密布，日、俄之战看来已势不可免，所以扩练新军，这个在乱后恢复时期原可缓一步进行的事情，现在又成为头等急务了。日俄为什么，凭什么要在中国的领土上开战？这就要我们回过头来，从因老李病逝而中断了的中俄关于收回东北的交涉谈起了。
因为头绪纷繁，本章拟从三个方面叙述、捋清国际政治对中国内政的影响，而它又是如何在危机中给袁世凯提供了扩充北洋实力的机会。从列强争夺的大背景下，我们才可能较为客观地看待北洋扩军的原因。袁世凯主观意愿的因素有，但大得多的成分是国防的需要，形势的逼迫，而练兵的资源掌握在袁世凯这里，所以因逢时会，成就了他的事业。不是有句话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吗？袁世凯当年小站练兵，建立随营学堂，持续不断地培训、吸纳人才，反映了他的远见，也积累下了北洋雄厚的军事资源，当机会到来的时候，练兵扩军自然非他莫属，岂是“野心”二字所能概括的？
先从中、俄收回东北的交涉说起。李鸿章去世后，双方交涉一度中止。1902年2月10日，中俄重开满洲问题的谈判，中方为另一全权大臣庆亲王，俄方为驻华公使。庆王比起老李，在外交经验、能力上，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袁世凯此时已同庆王搭上关系，以自己对列强的观察和判断向他提供建议：“各国均无困辱我国的词气，而且互有意见，不可能协同一致算计我们。俄国条约利在拖延，断没有因此发生战事的可能2。”庆王心里有了底，拒绝了华俄道胜银行合同(俄国打着道胜银行名义，为的是把它伪装成民间经济往来活动，避开其他列强的干涉)，并故意将俄国独占满洲权益的意图透露出去，引起了其他列强的关注，开始对俄国施加压力。如日本公使曾就中俄交涉质询奕，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则分别向中俄抗议由俄国独占满洲权益。日美等国的质询和抗议，其实正中清廷的下怀，使之可以以此为由，抵制俄国的要求。2月3日，美国再次照会中俄及各列强，提请注意东北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的原则。2月9日，俄国在答复美国的抗议时，否认损害了满洲的门户开放；由此，奕?才敢于在11日正式拒绝俄国要求，中止了谈判。
由于其他列强的压力和怀疑越来越大，俄国负责此事的微德伯爵(即维特，时任财政大臣)指示加速撤军条件的谈判。这样，在4月8日(旧历3月1日)，清廷全权大臣奕?、王文韶与俄国公使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计四条：(1)东北归还中国，“一如俄军未经占据以前，仍归中国版图及中国官员治理”；(2)清廷“实力遵守”1896年与道胜银行订立的各项合同条款，保护铁路及在铁路任职人员，保护“在东三省所有俄国所属各人及该人各事业”；(3)俄军分三期于十八个月内撤出东北全境；(4)俄军撤退前，东北中国驻军人数、驻地必须与俄军“会同商定”。俄军撤完后，中国东北驻军的增减，必须“随时通知照会俄国”，等等。显然，俄国远没有捞到预想的大便宜，实现独霸东北权益的目标。俄国签定此约和如约进行首期撤军都不过是缓兵之计，以争取时间做好自己的战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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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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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德国结成战略同盟，在欧洲方面免除了后顾之忧后(德国许诺保护俄国的后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远东政策再次趋于强硬，表现为强硬派的伯仔布拉塞夫(Bezobrazoff)的影响增大，而主张缓进的微德开始失势。伯氏主张修改“4·8”协议，否则不能撤军，因而在1903年2月7日召开的俄国外交、财政、陆军、海军四部大臣与驻中、日、韩三国使节的会议上，决定暂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对中国提出保障俄国权益的新条件；在朝鲜问题上，则可与日本妥协。这样，俄军在4月8日第二期撤军期限到期后，不但不按期撤出沈阳、牛庄、营口、辽阳和吉林等地，反而于4月18日由署理公使普拉松向清廷提出所谓保障俄国权益的新“七条”，其主要内容是：(1)东北官制不得更改；(2)营口以外不许开作市场；(3)俄清两国之外，无开掘东北矿山权；(4)俄国得以其国之兵，保护东清铁路；(5)东北置于俄国监管之下，不许他国干预；(6)设商务衙门于奉天，派俄国军队保护；(7)东北练军由俄国军官训练。这些独占东北的交涉活动都是以秘密外交的方式进行的，清廷既无力对抗俄国，也就故伎重施，于次日将消息透露于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内田连夜拜访奕，劝阻不要接受俄方要求，随即将此消息转告了美国驻华公使。美国于数天之后即向俄抗议其违背门户开放的约定；日本外相也面告中国驻日公使蔡钧，“俄要求的七款，万勿允许，日本已约英、美一起力阻3。”
俄国表面上虚以委蛇，否认有独占东北之意和新“七条”，背后则决定进一步夺占哈尔滨、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宁古塔、海拉尔、珲春、松花江河道、齐齐哈尔至海兰江大道等城市和战略要地。5月，尼古拉二世任命主战派的伯仔布拉塞夫为枢密参赞，并指示俄远东总督阿莱克息夫加紧备战，“以保持在满洲独占势力之决心”，并照会中国外务部，要求满洲开设商埠或他国领事馆，必须事先商得俄国同意，并继续施压，要清廷接受其“七条”。8月12日，俄在旅顺成立远东总督府，任命阿克莱息夫为总督，统一掌握远东地区军政大权，完成了战争指挥体制。
清廷的应对办法就是开放东北。8月13日，奕答应与美国签订商务续约，开放沈阳、大东沟为商埠，并中止了中俄间关于“七条”的谈判。俄国则决定不理会中国而专力于同日本的交涉，认为只要俄日间达成了交易，中国只能屈服。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日俄间的交涉。李鸿章死后，英、日通过张之洞、刘坤一等向清廷传递消息(当时太后一行还在回京的路上)，要中国万不可迫于俄国压力而轻易定约。日本原本想与俄国作一番交易，从满洲分一杯羹。日本元老伊藤博文借访俄之机，曾向俄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提出，如果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日本可允许俄国在满洲的自由行动权，只希望东清铁路给日本以运费上的优惠4。但当时的俄国根本没有看起日本这个小伙计，伊藤的试探不得要领，无功而返。1902年1月30日，英日同盟成立，在为期五年的盟约中规定，在中朝两国遭到其他国家的侵略和发生“骚乱”时，双方有权采取保护本国利益的行动；因此当任何一方与第三国作战时，另一方要保持中立，但在又一国家介入时，就要援助盟国而参战；英国也承认日本在朝鲜“政治上、商务上以及工业上之特殊利益5”。日本有了英国作后盾，态度转为强硬，不但极力阻止清廷与俄国签约，而且极力挑动美国出头对俄施压，于是就有了2月1日美国务卿海约翰抗议俄国试图独占满洲权益，要求东北之开发应履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日本此时还存有与沙俄搞交易的心思，所以其活动还隐藏在幕后。
俄国见英日结盟对付自己，先是拉法国于1902年3月16日发表共同宣言，宣布将俄法同盟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远东，但在美英日的压力下，表面上否认有独占东北的意图，并在4月8日与清廷签订撤军条约并进行了第一期撤军。但这只是掩人耳目，争取时间的缓兵之计，花了那么大气力，绞了那么多脑汁才抓到手里的东西，俄国是绝不打算放弃的。它所顾忌的是英国在欧洲方面的威胁，为此，8月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与德皇威廉这个“黄祸”论的首倡者进行了会晤，商讨远东“黄祸”及共同对付英日同盟的问题，不过此时的所谓“黄祸”，所指既非匈奴、蒙古，也非睡狮中国，而是新近崛起的日本。由于俄国不愿废除与德国之宿敌法国的同盟，两国便不能结成新的同盟，但威廉二世答应为俄国防守后方。有了威廉这个承诺，尼古拉即决心在远东用强了，这就是新“七条”出笼的背景。
日本在得知俄国反悔加码的消息后，一面通知美国，一面研究对策。同俄国一样，在满洲问题上，日本也有两派。一派以现任首相桂太郎为首，是主战派；一派以元老伊藤为首，主张谈判解决。在6月举行的御前会议上，两派争执不下，桂太郎内阁遂于7月1日辞职；但明治天皇采纳了桂太郎的主张，并由他于7月15日再次组阁，宣告了主战派的胜利。由于担心中国难以顶住俄国的压力，日本终于在10月赤膊而出，从幕后跳到了前台，开始亲自与俄国交涉满洲问题。但在可能的条件下，日本还是想在谈判桌上参与满洲权益的瓜分，但提出的要价已较前有所提高，日本开出的条件是：朝鲜归日本，满洲铁路归俄国；或者，双方互相承认对方在朝鲜和满洲拥有对等的“优越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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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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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知俄国根本不理日本这一套，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并以此作为谈判的基础，谈判也由莫斯科转到了东京。俄国方案的要点是，“互相尊重朝鲜独立及领土，不提中国，日本承认满洲在其利益范围之外”，潜台词是：朝鲜这盘小菜谁也别动，满洲这道大餐日本无由享用。这样当然谈不出什么结果来。10月8日是俄国撤军的最后期限，但俄军非但不撤，反而不顾中国抗议，将已撤之军开回，相继侵占盛京官署，拘禁盛京将军增祺，进占海城，并明确通知日本，俄只同意与日谈判朝鲜问题，满洲是中俄两国之事，他人不得干预，交还满洲中国必须给俄国以利益上的保障。日本至此绝望，于是在1904年1月12日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决定向俄国发出“觉书”(即警告备忘录)，开出的条件是：保全满洲领土(即只承认俄国的铁路权益)，承认朝鲜在俄国利益范围之外。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朵夫置之不理，2月4日，日本再开御前会议，决定开战。
日、俄为何在满洲和朝鲜问题上较这么大的劲儿，甚至不惜兵戎相见呢？这就不能不由当时国际政治中流行的地缘政治说起。沙俄将领土扩张到远东之后，为了巩固对西伯利亚的控制，开始进行连接海参崴和俄国欧洲部分的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同时还要寻觅一个太平洋沿岸的不冻港，俄国看好的就是中国东北的旅顺港。这条铁路要横穿黑龙江地区，不仅可以缩短里程，节省大量施工费用，而且方便将来控制中国东北，所以俄国要假仗义一番，在甲午战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中出头，博取中国的好感；此后则诱使清廷与之结盟，借口方便战时向中国快速运兵，“保卫”东北不受日本侵略的需要，骗取了中东铁路的修筑权。所谓“中东铁路”，即从满洲里经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直至绥芬河，将西伯利亚与海参崴连接起来，横跨黑龙江的铁路。
第一步目的达到之后，俄国借胶州湾危机，中国迫切需要俄国履行中俄密约“保护中国”的条款之机，以屯驻军舰，向德示威的名义，强租旅大，攫取了这个不冻港不说，还以驻军后勤需要为借口，压迫清廷同意其修筑了北起哈尔滨，经长春、盛京(沈阳)直达旅大的铁路，称为南满铁路。这样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形成了一条纵横贯穿整个东北的“丁”字形大干道，1903年全线通车后，俄国即完全控制了东北的交通命脉。
1900年庚子事变的爆发给了俄国人新的借口和机会，即借义和团排外破坏铁路、电杆之事，以保护中东、南满铁路为名，全面武力接管东北，或实行殖民统治，或直接纳入俄国版图；由于东北居民均为黄种人，故此吞并中国东北的计划又被称作“黄俄罗斯计划”。起初，俄国还想故技重施，所以攻占北京后，另搞一套，拆列强一致对华的台，主动撤兵至天津和东北，向清廷示好，试图骗取东北更多更大的权益。但几年中清廷已充分领略了与俄国“友好”的代价，所以在归还东北的交涉中，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的想法，与老对头日本走到了一起，甲午之战后降到冰点的中日关系迅速升温，这也是日俄战争中中国暗中站在日本一边的原因。
日本则自明治维新后，作为一个后起的小帝国主义，也亟思加入19世纪的殖民主义行列，故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维新元老提出了“征韩论”、“征台论”等扩张主义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大陆政策”。这个政策的具体内容，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国会上发表的《外交策略论》中说的最为明白：“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的区域是也。”而处于列强纷争的时代，“仅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6。”这个所谓的利益线就是朝鲜和满洲，从朝鲜壬午兵变、甲申政变直至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乃至后来的“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中日战争等等，背后起主导作用的都是这个“大陆政策”。日本此时口头上对中国大讲“亲善”、“东方黄种人应团结起来对抗西方白种人的侵略”等等动听的话语，与俄国人原来那套狡诈的欺骗没有两样。只不过俄国决心独占东北的权益，不仅不分给它一杯羹，反而连朝鲜也不让日本独得，日本才不得不跟俄国人拼老命。如果俄国人让步，日本是很愿意同俄国携起手来，共同瓜分中国的呢。
朝鲜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甲午战败后，随着清廷势力的全面退出，日本满想着独吞朝鲜，不曾想李氏王朝的“太后”式人物——闵妃搞起了亲俄，她运用起“以夷制夷”的老法子来，不在擅长此计的李鸿章和袁世凯之下。到了手的果实不能享用，日本人真是恶向胆边生，一不做，二不休，于1895年10月，日本以闵妃的老对头——大院君的名义，发动政变，杀死了闵妃，组成了亲日派政府，史称“乙未事变”。俄国自然不肯坐视，1896年2月，袁世凯原来的老对手、俄国公使韦贝与亲俄派大臣李范晋、李完用等将高宗李熙诱入俄国使馆，置于俄国保护之下。国王在手里，俄遂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重新组成了亲俄政府，并通过一系列与日本的双边谈判和协议，实际上将朝鲜置于俄日共管之下，两国享有对等的权益。而在暗中，俄国还同朝鲜政府签订了秘密协定(1896年6月于莫斯科)，保证保护朝鲜国王，向朝提供军事、财政援助，并许诺在朝鲜发生重大事变时予以军事援助。俄国还取得了训练朝鲜新军，管理朝鲜财政和海关税务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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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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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以战争流血换来的成果，就这样让俄国人不费一兵一弹地轻易攫了去，心里面那种刻骨的怨毒和仇恨是不难想象的。为此，日本人又像当年针对大清国那样，开始了为时十年厉兵秣马、卧薪尝胆的备战活动，日、俄之间的这场对决是避免不了的，原因就在于“大陆政策”与“黄色俄罗斯计划”在满洲和朝鲜的大撞车必不可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问题，邻近国家的强大本身就构成对自己国家的威胁，这一点我们的祖先早已看到，所以才会有“远交近攻”的古训，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残酷事实。什么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看看当时的清廷和朝鲜就知道了。所以读者千万不要天真到相信国际关系中有什么“友好”、“信义”可言，国际政治背后起作用的就是国家利益，支撑着外交谈判的是经济和军事实力，妥协不了就要在战场上见高下，战败者只能任人欺侮和宰割。晚清带给中国人的最大教训就是《书经》中的那句古老箴言：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落后、愚昧、衰弱和内乱，必会招致外敌的觊觎和攻击。庚子事变后的中国和东北就是活生生的一例。
12月22日，袁世凯已经摸清日本为了东北不惜一战的底牌，故致电外务部，提出日俄如果决裂，中国应采取局外中立的方针。12月25日，日本外相小村密告中国驻日公使杨枢，日本已经备战；日本外务省同时通知驻华公使和驻沪领事，要他们将此事通告主管外务部的庆亲王和两江总督魏光焘。在证实了战争必不可免后，袁世凯27日再次致电外务部，要求战争期间，中国应守局外中立的方针。袁世凯的建议，显然是当时条件下清廷所能作出的惟一选择，孱弱不堪的大清国此时谁也开罪不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强盗，因分赃不均而在自己的家里大打出手。12月30日，清廷电谕各省，日俄开战，严守局外中立。此前，为了防止这场在自己领土上的战争发生，清廷曾做过最后的努力，派人秘密前往大连会见阿克莱息夫，希望俄国能够履约以避免战争，自然议无所成，弱国无外交，这也可以算作一个事例吧。
1904年1月17日，清廷也召开了御前会议，商讨应付的对策。会议的结果是命令袁世凯整军节饷，以备防守。18日，又由军机处致电各省督抚，因日俄相持益急，除奉直边要各地由北洋统筹布置派兵严防外，命沿海沿江沿边各口加意扼防，并认真保护洋人财产与教堂。本章开头的奏折，就是袁世凯对这封电谕的回复。
中俄、日俄的交涉情况如上，清廷自己为了应急，先是批准袁世凯在直隶招募六千人组成“新练军”，为此1902年6月，袁世凯奏准成立北洋军政司，进行了初步的军制改革。1903年春天，太后、皇帝谒扫西陵，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袁世凯一路陪同，在谒陵的途中，太后曾垂询练兵和铁路事宜，袁的答复使太后甚为满意。袁趁热打铁，上奏《陆军训练简易章程》，并建议设立练兵处，作为陆军参谋本部，统一事权，负责督练考察全国的新军。但当时的军机领班荣禄重病在身，已无力顾及于此了。4月荣禄死后，奕进入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袁立即派杨士琦进京重贿结交奕，与之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为北洋未来的扩军打下了基础。
当年秋天，日俄在东北问题上的对峙日益严重，11月间，朝廷两次召袁世凯进京磋商对策，袁遂再次提出设立练兵处的建议，以统一军政事权于中央、便于整军经武的理由说动了太后和庆王，责成他进行筹划。袁回到天津之后，在督署“三日未见属员”，亲手拟定“所有一切章程7”。12月4日，练兵处成立于北京(在今东城锡拉胡同)，庆亲王奕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练兵处设提调一人，由袁之密友徐世昌担任，下设军政、军令、军学三司，由刘永庆(副使袁嘉谷)、段祺瑞(副使冯国璋)、王士珍(副使陆建章)担任各司正使。铁良基本上是个摆设，只是为了免除太后的猜疑，不得不放上的一个旗人罢了。上有奕、袁世凯，下有各司正副使(全部是袁的人)，铁良夹在中间，只能应声附和8。
从练兵处的这个班底来看，不啻是直隶军政司的翻版，其基本成员全都是袁世凯小站班底的骨干成员。袁世凯多年来坚持不懈地抓军事人材的培养，在此时显出了效果，练兵的人才资源在他的手里，练兵的大任自然也就非他莫属了。奕不知兵，而且袁此时已同其结为一党，因而对袁也十分信任倚重，不久，奕即以自己“衰迈多病”为由，奏“请太后责成袁、铁悉心经营，而自己但总其成9”，因而练兵处的实权操于袁世凯的手中。由此，清廷这次全国性的整军经武，也自然要以北洋为蓝本，其营制饷章、军校训练规章制度的制订，则是依样画葫芦，全都出自北洋新军的那套制度，袁世凯也最终实现了按自己愿望重振陆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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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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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光有了练兵的大权远远不够，练兵最缺、最紧要的是饷。按照袁世凯为练兵处制订的庞大练兵计划，全国要分省限期编练新军三十六镇(师)。他在给徐世昌的信中说过，“所谓自强者，不是凑百十万饷银，招募几千士兵所能办成的。必须放手经营，筹饷数千万，练兵数十万，然后才可以说得上自保10。”袁世凯掌控练兵处所得到的最大收益，就是他可以以练兵处的名义，征调全国的财力来扩充北洋的实力，像他所仰慕的曾国藩、李鸿章那样，成为大清国的军政领袖、中兴名臣。
但各地督抚对于自己掏钱、北洋练兵的作法并不买账，朝廷向各省摊派的一千万两饷银，迟迟不能到位。袁世凯为饷源不继头痛不已之际，日俄相争，东北上空战云密布，朝廷惶急不安，十分紧张，一度甚至有再走西安的传言。直隶邻接东北，世凯守土有责，在接到朝廷要他严防“直奉边要各地”的电报后，遂借机诉苦，再次提出军饷不足问题，要朝廷加大催饷的力度。我们在本章开头见到的这篇奏折的背景即在于此。
袁世凯此折的要点在于“非兵无以布置，非饷无以增兵”这句话上，潜台词是：布防得要有兵，增兵得要有钱。局势尽管已很紧迫，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倘实在无饷接济，或拨饷不能应时，臣何能为无米之炊？惟有尽现有之兵以布防。设或防范不周，贻误大局，臣固不能稍辞其责，而力止于此，应在圣明洞鉴之中。”颇有“尽人事，听天命”的意思。次日(1月20日)，再就筹防问题上折，就前此与庆亲王、铁良商定的添兵三万，筹饷六百万的计划作了大幅度调整，“以目下计之，必先集三百万方可举办，应先切商户部，无论何项必须先提二百万，再由北洋挪借一百万，共凑足三百万解交练兵处，名为开办练兵处费用，实则用以筹防11”。太后此时正倚袁世凯为长城，哪能让军饷坏了大局，立即同意由户部先拨三百万两用以筹防。翌年7月11日，太后为加大筹饷力度，亲自下达懿旨，要求各省督抚“务审大局之安危，知事机之紧迫，不分畛域，共济艰难。”此后各省才认真认缴摊派费用，截至1905年末，总计认缴了七百七十九万七千两12。袁世凯在直隶也尽量罗掘，除李鸿章留下的淮军银钱所的利息和长芦盐斤加价的收入外，直隶还在1905年初发行了四百八十万公债用于支付北洋军饷，开了地方发行公债的先河。
清廷“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使北洋新军迅速扩张，据统计，北洋军费的78.3％来自外省，仅1905年各地解京的九百多万两练兵饷银中，就有六百多万两用于北洋。在北洋之外，截至武昌起义前夕，清廷除禁卫军外，共编练成十四镇二十协新军，初步建成了一支近代化的陆军，而其中最为精锐的，就是袁世凯一手编练出来的北洋六镇。其扩展过程简要介绍于下：
一、1902年1月，派王英楷、王士珍等赴正定、大名、冀州各属县，会同地方官，选募壮丁六千，在保定编练为十营，称为“新练军”，饷源为顺天(即北京)直隶善后赈捐款项下的一百万两银子。
二、1902年6月，在“新练军”基础上增募两营，续添马、炮、辎重兵种，编成北洋左镇。同时奏准改革军制，从募兵制改为常备军制；设立直隶军政司，袁自任督办，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任兵备、参谋、教练三处总办。
三、1903年底，以北洋练军马队及分驻马厂的北洋亲军裁改成为步队一协(旅)、马队一标(团)；又赴河南、山东、安徽等省招募新兵一协、炮队一标，于1904年3月组建成北洋右镇，分驻小站和马厂。当月又奏准将左右镇改称为第一、第二镇。
四、1904年3月，袁以直隶巡警营(1902年8月，由武卫右军抽调三千人组成，派驻天津和津榆铁路沿线)“北段”13的一千五百人为骨干，添募新兵，编为第三镇，调往保定进行训练。
五、1905年2月，将驻扎南苑、海淀的姜桂题所部武卫右军的一部分，与1901年由江苏调来由袁教练统率的“自强军”二千人合编为第四镇，仍驻留原地。
六、1905年5月，将留在山东的“武卫右军先锋队”(袁世凯在山东时，由原山东巡防营裁编而成)十二营，加添步队一协，编为第五镇，驻留济南一带。
七、由清廷交办，在保定编练的京旗常备军(全部由旗人组成)，在1905年统一全军番号时(各种杂牌番号一律取消，通称陆军)被定名为陆军第一镇。原北洋第一镇被改为陆军第二镇，北洋第二镇改为陆军第四镇，第三、五镇番号不变，第四镇改为陆军第六镇，这就是袁世凯一手编练，赫赫有名的“北洋六镇”，总兵力约六万八千人，加上北洋各军事学堂人员，总数约七万人。在整个新军(总数约十七万人)中占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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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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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正规军之外，袁还将驻扎直隶的原淮军各营整顿改编为三十九营，即“北洋巡防营”，分为前、后、中、左、右五路，分别由夏辛酉、张勋、李天保、徐邦杰、邱开浩统带，驻扎于直隶各州县，专用于“弹压地方，缉捕盗贼，巡查铁路电线”。此外，原宋庆统率的武卫左军(即毅军)二十余营约万余人，在宋庆死后由马玉昆统领，1908年马去世后，由姜桂题(小站旧人)接管，由此纳入了袁世凯的北洋系统。袁世凯此时所掌控的军队超过十万人，而北方各省新军也由北洋教练，因而间接受到北洋的影响。
北洋六镇中，除第一镇由旗人组成，袁不能完全控制外，其余五镇全部是袁的嫡系。六镇的军事首长也是由袁一手选定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小站出身。如第一镇统制(师长)先后为凤山、何宗莲；第二镇统制先后为王英楷、张怀芝；第三镇统制先后为段祺瑞、曹锟；第四镇统制为吴凤岭；第六镇统制先后为王士珍、赵国贤。在协(旅)、标(团)这两级担任协统(旅长)、标统(团长)的高级军官也都是当年小站的营连级的骨干。袁世凯小站练兵十年之后，至此大获丰收。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清末民初中国最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北洋集团
庚子事变之后，清军的主力——荣禄治下的武卫军，除远在山东的武卫右军外，基本上瓦解，京畿一带的防卫十分薄弱。此时大清国的军事力量，基本上还是以旧军为主，主要由满族八旗和绿营组成。八旗分驻各大城市和边防要地，由满族将军统领，号称二十五万，实则不足十九万，除京营八旗装备有新式枪炮外，大都仍用刀矛弓箭，而且旗营官兵多为世袭，此时已腐败不堪，谈不上什么战斗力了。绿营主要由老绿营、防军和练军(主要由原湘、淮勇营编练而成)构成，1906年后统一改编成为巡防营，是各省总督、巡抚统帅下的地方部队，1905年时尚有四十四万余人。但“此种兵丁散驻各州县，半数左右都是当地土著，平时绝不操练，枪械服装旗帜几乎全都霉敝不堪……且不论能否作战，就是捕缉盗贼也难得力，甚至有全营空额，并无此兵者14。”新军除去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外，还有张之洞在湖北编练的少数新军，总共加起来，不过三万人左右。以大清国上千万平方公里(当时外蒙古还在大清的版图之内)的广袤国土，仅靠着这七十几万素质窳劣的军队防守，国势不能不说是亟亟可危。所以整军经武确实是国家当时应放在第一位的大政，但战乱之后，恢复为先，再加财力支绌，不能不暂缓实行。而日俄战争则迫使清廷不能不军备优先，袁世凯乘时而起，承担起扩练新军的大任，实现了从募兵制向常备军制的改革，初步建立起了一支近代化的陆军，增强了国家的防卫力量，可以说是功在国家。不错，北洋是占用了练兵经费中的大头，但问题是它应不应该占用？北洋练兵资源雄厚，又须拱卫京畿重地，且又紧邻东北战场，防卫需要迫切，诸多因素造成的形势，使袁世凯得以利用天下的资源扩练北洋新军。袁世凯的成功，时也，势也。后世的一些批评家不看当时阽危的国势，一味指责其出于野心发展个人势力，这不仅有昧于史实，也有失客观公正。
在太后为东北的局势焦虑，袁世凯以其有限的兵力在关内外布防之际，俄、日两国也都基本上完成了作战的部署。在俄国方面，被任命为远东总督的阿克莱息夫的部署是：
一、以两个陆军师固守旅顺要塞。
二、以七千陆军防守海参崴。
三、以两个陆军师(约三万人)防守鸭绿江一线，阻击日军。
四、将远东陆军主力编为两个军团，一个布防于海城、辽阳、沈阳一带，阻滞日军，等待援军；第二军团屯驻于哈尔滨一带作为战略后备队。
五、海军则避免决战，保存实力，等待波罗的海舰队来远东汇合，形成绝对优势后，再与日本海军决战。
俄国当时的军事实力远超过日本，陆军至少拥有七十个师，约二百零七万余人，驻扎在远东的陆军为四个师约十二万人；海军则拥有太平洋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各类舰艇二百五十艘，总吨位八十余万吨。俄国的国力、资源利于打持久战，故俄方总的战略是，以逸待劳，消耗日本的有生力量；战略目的是，以海军阻止日本舰队深入黄海和陆军登陆作战，坚守海参崴和旅顺口；以一部分陆军阻击、迟滞朝鲜方向的日军，待增援部队到来和海军获得制海权后，大举反攻，在日本本土登陆作战。
日本则卧薪尝胆，经过十年的精心准备，此时陆军已拥有十三个现役师计二十余万人；海军则拥有六艘铁甲舰、六艘重巡洋舰(即所谓“六六舰队”)和其他一百五十二艘舰艇。日本军力、资源均远较俄国薄弱，故利于速战。日本参谋本部制订的作战计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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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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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陆上先以三个师在朝鲜登陆，占领朝鲜；然后推进至鸭绿江。海上则以突袭方式歼灭俄太平洋舰队，夺取制海权。
二、陆上以陆军之一部渡过鸭绿江，出击、牵制俄军，主力则以三个师加二个旅的兵力，从辽东大孤山登陆，攻占旅顺口，然后与朝鲜过来的三个师汇合，北上与俄军主力决战。
三、在哈尔滨的俄军第二军团增援反击时，以决战歼灭之。
日军的战略目的是，攻占中国东北、俄国滨海地区和库页岛。1904年2月，日本已经获悉，俄军准备在波罗的海舰队到达远东，西伯利亚第三军团组成和旅大船坞竣工后对日开战；日本陆军参谋长大山岩向天皇建议先发制人，突袭俄军。2月4日，日本召开了第三次御前会议，决定对俄开战。2月8日，日军突袭仁川，泊于仁川港内的两艘俄舰被击沉，登陆部队随即开进并占领了汉城。9日凌晨，东乡平八郎率领的日本联合舰队突袭了泊于旅顺口外的俄太平洋第一分舰队，包括一艘铁甲舰在内的四艘俄舰遭受重创，被迫退入港内；日军随即三次将商船凿沉于海口，将俄国舰队封锁于港内，取得了海上优势。同日，俄国对日宣战，日本则于次日才对俄宣战。看来，日本人是惯于打这种突然袭击、不宣而战的战争的，往前说有甲午，往后看有“九·一八”和珍珠港。
在陆战方面，日本第一军(约四万五千人)在仁川登陆，控制了朝鲜之后，于5月初越过鸭绿江，击败了俄军东满支队(一万九千人)，攻占了九连城、凤凰城，前哨直出太子河，威胁到辽阳俄军的侧后方。
5月5日，日本第二军(三万五千人)在辽东半岛的貔子窝登陆，于26日攻占金州南山，切断了旅顺守军与辽阳、奉天方向俄军主力的联系。
5月19日，日军第十师团在辽东大孤山登陆，6月8日攻占岫岩，12日占领怀仁。
5月29日，日军第三军(六万人)在大连附近的张家屯登陆，30日攻占大连及青泥洼，进逼旅顺口。7月5日攻占旅顺城儿山，28日攻占剑山，30日攻占狼山；8月7日占领大小孤山，炮击旅顺港内的俄国军舰。
在第三军接手围攻旅顺后，第二军则北上，一路攻克熊岳、盖平、大石桥、营口、岗瓦寨、海城，与辽阳方向的第一军会合。
7月，新组建的日第四军(二万六千人)也到达汤山城一线，这样日本第一、二、四军形成了对辽阳俄军的合围态势。8月24日—9月3日，双方在辽阳展开会战，日方参战兵力为三个军十三万人，由大山岩元帅指挥；俄军参战兵力为二个军团十五万二千人，由远东俄军总司令库罗巴特金上将指挥。日军攻势起初多被击退，但库罗巴特金因担心被日军合围，主动撤至沙河一线。此役日军伤亡二万四千人，俄军伤亡一万六千人。
9月末，俄军在增援的第一军团和西伯利亚军团开到后，增至二十一万人，日军此时只有十七万人，俄军因而从10月5日从沙河转入进攻，日军则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激战至17日，双方均因伤亡惨重而转入防御。此役日军伤亡二万人，俄军伤亡四万人，这是主力战场的状况。
在旅顺口方向，日第三军于8月9日发起总攻，伤亡二万人仍进展不大，攻势放缓，而后日军变强攻为围困，并以坑道爆破的方式实施突击。8月和10月又先后两次发动强攻，均未得手。之后，日本再开御前会议，决定不惜一切，从速攻占旅顺。11月26日，日军发起第四次总攻，在付出了一万七千人伤亡的沉重代价后，于12月5日攻克老虎沟(即203高地)，然后居高临下，以炮兵轰击被困在港内的俄国舰队，俄兵舰毁损严重，军心瓦解。12月底，日军又相继攻占二龙山、松树山，至此，旅顺周边的制高点均被日军占领，俄国守军已成瓮中之鳖。1905年1月2日，旅顺要塞司令斯图塞尔将军(Stossel)率守军投降。旅顺争夺战中，日军伤亡近六万人，俄军被俘三万二千人。
旅顺口陷落后，日本终于腾出了手，并扩编了第五军，与第三军一起北上参加奉天战役。1905年2月，日军在沙河一线共集结了五个军二十七万兵力，俄军则集结了三个军团二十九万三千兵力；2月18日，决战开始，日军以第三、第五两军分别向俄军两翼迂回，第一、二、四军从正面发起进攻；由于俄军统帅库罗巴特金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错误，对预备队使用不当，造成俄军节节败退，并于3月9日全线北撤。10日，日军占领奉天，此后又相继攻占铁岭、开原、昌图，俄军则退守四平一线。此役日军伤亡七万一千人，俄军伤亡、被俘八万九千人。
在海上，当太平洋舰队被封锁于旅顺港内时，俄国抽调了波罗的海舰队的主力编成太平洋第二、第三两支分舰队，分别由好望角和苏伊士运河驶往远东增援。1905年5月5日，两支分舰队在越南海面会合；27日，当两支分舰队的三十八艘军舰通过对马海峡时，遭到占据数量优势的日本舰队(九十九艘)的截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之后，俄军惨败，日军大胜；俄舰被击沉十九艘，被俘五艘，其余或触礁，或逃逸到中立国港口，只有三艘突围抵达海参崴，俄军伤亡五千余人，被俘六千余人，而日本只损失了三艘鱼雷舰，伤亡七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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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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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海战后，日本取得了制海权，6月下旬，日军于元山登陆，北上攻占了会宁；7月，日军第十三师在库页岛登陆，8月1日，俄守军投降。至此，日俄军事行动结束。俄国在远东丧失制海权后，已无直接打击日本本土的能力，尽管其陆上作战能力尚有很大余地，但因国内爆发“二月革命”，也难以继续对日作战。日本虽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但后备资源和财政也已陷入困境。因而在美国调停下，日、俄在美国的朴次茅斯坐下来谈判议和，并于9月5日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清廷在俄日和谈期间，于7月6日由外务部照会美、日、俄三国驻华使节，声明日俄和议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予承认。这一着在外交上很重要，承认了就永远失去了，不承认固然暂时收不回来，但将来国力恢复或强盛时还可以收回。大清国糊里糊涂地丢失了大片国土之后，总算吸取了教训。而后来丢失的大片国土，就是后来的糊涂者的责任了。
和约实际上是两个强盗之间的私相授受，背着主权国家对东北权益进行的再分配。和约有正约十五条，附约二条，主要内容是：
(1)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均享有特殊的利益。日本在朝鲜的活动，俄国不得阻挠与干涉。
(2)双方约定，除辽东半岛租借地外，现被两国军队占领及管理的东北全部交还中国，由中国接收施行政务；俄国在东北的权益，凡违背机会均等主义者，一律取消。
(3)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界权，以及界内的一切设施财产，转让给日本。
(4)俄国将宽城子(即长春)以南至旅顺口的铁路及一切支线，连同附属财产、煤矿，无偿转让给日本。
(5)俄国将库页岛自北纬50度以南及附近一切岛屿永久让与日本。
(6)俄国准许日本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的俄属沿岸一带经营渔业。
(7)两国在中国东北之军队，除远东租借地外，限于十八个月内一律撤退；撤兵以后，两国皆可置守备兵保护在东北的铁路，守备兵数，每公里不得超过十五人。
权益瓜分完毕后，日本回过头来与清廷签订了《会议东三省事宜善后条约》(1905年12月22日)，在这个条约中，在获得清廷对日本在《朴次茅斯和约》中从俄国手中接收的全部权益的“概行允诺”外，清廷还允诺在奉天省之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吉林省之宽城子(长春)、吉林省城(即吉林市)、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黑龙江省之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等十六个城镇自行“开埠通商”。此外清廷还“允许由安东县至奉天省城所筑造之行军铁路，仍由日本政府继续经营，改为转运各国工商货物”，并与朝鲜的京义(汉城至新义州)铁路相连15。
清廷此时正处于与日本关系最为热络的时期。能够借助日本的力量收回东北全境，付出的代价不过是原来出让给俄国的权益，在清廷看来，应该是相当合算的。至于开放通商，本来就是清廷防止瓜分独占的基本策略，自然没有什么可反对的。笔者最初读近代史的时候，总纳闷清廷和李鸿章、袁世凯怎么那么窝囊，国家为何那样屈辱，后来才渐渐明白，这就是弱国尤其是战败国的命运，屈辱吧？没错，但无可奈何，今日的伊拉克不也还是如此吗？在国际政治中，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
奇怪的反倒是，日本付出了几十万将士伤亡的代价，却为何没有乘着胜势捞取更多的权益？或者干脆和俄国作一番交易，瓜分已处于两国占领下的东北？它们要是这样做了，中国当时是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与之对抗的。大清国这就不得不感谢山姆大叔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了。原来，日俄战争爆发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即训令美驻中、日、俄公使，请日俄尊重中国的中立与行政完整，限制作战区域。2月20日，海约翰国务卿再次向各国发出通牒，要求尊重中国的中立与行政完整。美国总统罗斯福1905年4月出面调解时，劝告日俄直接谈判，并要求日本维持满洲门户开放，并交还给中国。日本表示接受并于5月25日对美正式声明，开放满洲，交还中国16。日本为了拉美国站在自己一边，除以门户开放的许诺讨好美国外，在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来东京为其环球铁路计划游说时，日本首相桂太郎对他的计划(其中一段要在东北修筑)也是满口应承，并与哈里曼签署了造路的备忘录。1905年7月，桂太郎与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达成一项谅解(会谈觉书)，主要内容为美不反对日本合并朝鲜，而日本则对菲律宾不图侵占，美日共同维持远东和平。这样，在罗斯福总统任内，美国实际上是英日同盟中的秘密成员，因而美国在战争中与英国一样，表面中立，实际上偏向日本。譬如，它要求俄、日限制作战区域，但仅限于东北，而故意漏掉了朝鲜，明显有利于日本；又如，战争期间，美曾与英国在各自国内允许日本发行、募集公债，为日本提供急需的战争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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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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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既是以反对俄国独吞东北，维护“门户开放”原则的名义打的这场战争，自己又已打的筋疲力尽，没有余力与山姆再搞对抗，所以就行韬晦之计，暂时掩藏起自己的野心，休养生息，以待来日。但日本政府很快就暴露出独霸南满的意图，在东北建铁路的备忘录被宣布无效，哈里曼的计划也就此泡汤，日美之间由此生出了嫌隙，而这也就成为美国日后干涉“二十一条”，美日交恶，乃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中国结盟打击日本的的远因。
1907年7月，日本又与俄国签订了《日俄协定》，其中的秘密条款就是日俄瓜分东北权益的规定，在这个交易中，日本在承认俄国在北满的一切特权外，并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而沙俄则在对应承认日本在南满的一切特权外，也承认了日本与朝鲜间依现行条约为基础的共同政治关系，即在实际上承认了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17。通过这个协定，日本初步实现了其大陆政策的核心计划，即控制朝鲜、中国东北等对其至关重要的所谓“利益线”，当然北满还在俄国人手里，但日本人有这个耐心，东北早晚要全部拿过来，这就是日后“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的起因。
但在日俄战争前后，中日关系却处在“蜜月时期”，用日本人的话来说，是“日中亲善达到了最顶点18”。日本为了与俄国对抗，在庚子事变和日俄战争期间开始极力拉拢中国。日本摆出一副“亲善”的面孔，见了中国人就大谈东方民族要携起手来，对抗西方的侵略；日本还积极参与中国的变法改革运动，处处表现出很热心，很想帮助中国富强起来的样子，一时还真是迷惑了不少中国人。当时日本参谋本部先后派出许多高级将领，到中国游说，劝诱中国大量聘用日本顾问和教习，派遣武备学生赴日本军校留学深造，为此，还专门开设了“振武学校”、“成城学校”，作为中国学生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科。当袁世凯推行北洋新政时，日本更是全面配合。1902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村专程到保定造访袁世凯，接洽“中日军事合作”问题。同年10月，日军参谋总长大山岩对应聘前往中国的军官发布了特别的训示，要他们“努力工作”，在中国上层“以实力培植亲日势力”，强调这是日本“对华政策的百年大计19”。很显然，日本这一系列做法本身有着很深的用意，目的是在中国统治阶层内部培植起一个“亲日派”，作为日本将来侵略中国的工具。
日本这一套可能使缺乏国际政治、外交斗争经验的人上当，但肯定糊弄不住袁世凯，在朝鲜时，文的武的，他与日本人打了十多年交道，对鬼子的居心摸得透呢。那么怎样解释北洋反而是当时聘用日本人最多，向日本派出的武备学生最多，与日本人搞军事合作最紧密，与日本军事顾问交往最深的地方呢？
首先，联络、依靠日本，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中国只能以更为先进的列强为师，不管人家是否打过自己，也只能向比自己更强的国家学习，才有可能摆脱积弱积贫，受人欺侮的现状。
其次，中国需要其他列强出头抵制俄国的侵略，这种侵略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国家领土的完整和生存。中国既没有力量抵御，只能采用“以夷制夷”的老法子。尽管日本的意图也是侵略，但它的实际威胁在将来，而俄国的威胁近在目前。
再次，日本确实有的可学。甲午之前，日本在中国人心目中还不过是个化外蛮夷的蕞尔小国；但甲午之战居然打的大清国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更让国人吃惊和佩服的是，它居然打败了拥有世界上最庞大陆海军的北方巨人——沙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短短几十年时间，就从一个比大清更弱、命运也相同的小国崛起为东亚强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确实给了中国人启示与希望。更何况，这个日本在大清国患难之际频频招手微笑，主动出头摆平俄国，不顾《辛丑条约》禁运军火的条款，大批出售武器弹药给中国呢。而且袁世凯和当时朝廷的大员都认识到，日本经验更切合中国的实际，所以庚子年后“近学日本”成为一时的风气。况且，聘日本人，到日本留学要便宜很多，在当时那种财政拮据的情况下，这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呢。据统计，1904年初，中国留日学生总数不过一千三百余人，其中武科学生二百余人；而到了1907年初，留日学生人数激增至一万七千八百六十余人，三年之中，增加了十几倍20；东洋之风，可谓劲矣。
袁世凯对日本存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但却不肯不利用日本的这笔教育资源。他历来重视军事人材的培养，当然不会放弃机会。1902年3月，袁从武卫右军的随营学堂中选派了五十五名学生赴日留学，1907年又陆续派出了近百名武备留学生，以培养“高级将材”。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大都受到重用，担任了高级军职。较著名的有：孙传芳、卢香亭、杨文楷、周荫人、吴光新、卢金山、潘矩楹、张树元、刘询、贾德耀、周文炳、李成霖、孙国英、王金钰、徐树铮、唐之道、姜登选、陈文运、曲同丰、傅良佐、毛继成、廖宇春等。袁还在保定武备学堂附设了留学预备班，蒋介石、张群等就是经由这个预备班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的。袁世凯在编练、扩建北洋新军时大量聘用日本军官，全盘引入日本军事教学与训练方法的做法，还在于他认为日本陆军师从德国，而北洋新军从小站起就是由德国教官(庚子年才因到期解聘)训练的，因而改行日法，在实际上仍与原来的训练一脉相承，不至于杆格癥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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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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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袁世凯乃至清廷在新政和日俄战争期间的所谓“亲日”倾向，实际上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式的策略性选择，同时也不乏相互利用的成分。譬如，中国在日俄战争中采取的是一种带有倾向性的“局外中立”政策，不仅暗中替日本收集东北俄占区的军事情报，而且默许甚至授意东北的胡匪和马贼与日本人合作，破坏俄军补给，扰乱俄军后方，袭击俄军守备部队等等。后来的“东北王”张作霖张大帅，就是由此崛起的呢。在某些重要战役中，马贼甚至起到了关键作用。
甲辰日俄战争中，日军在辽阳南首山一役遭俄军抗击，屡攻不下，伤亡惨重，结果利用冯麟阁、金万福所部骑匪数千人组成了所谓“忠义军”(当时人称为花膀子队)，从辽河以西挺进，抄袭首山的右侧背。俄军出于不意，放弃首山，向北败退。日军乘胜长驱北上，俄军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日俄战争胜负之局，由此也就决定了。冯、金两匪部，帮助日本袭击俄军，使首山战役转败为胜，因而决定了整个战局，对日本来说这是很大的一功。日本军事当局奏明天皇奖赏他们两人宝星勋章，并电请清政府将这两个匪首收编重用。不久，金、冯两人就被清政府擢用为奉天省巡防营统领和帮统。21
说到清廷这一时期与日本人的合作，我们可以通过袁同两名日本顾问的关系略作透视。这两名顾问，一是日本驻华武官青木宣纯，一是上一章已经提到过的坂西利八郎。
青木宣纯(1859—1923)，日本宫崎县人，出身于武士家庭。据说青木自幼爱读《三国志》，后来对中国发生兴趣也是受到此书的影响。青木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后来进入参谋本部，热心钻研中国问题，不久后被派往广州刺探中国内地的情报。青木以极大的毅力学习中国语言，据说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官话和广东话，是日本军部中第一个“中国通”。他先后在广州、北京居住了七年，搜集了大量情报，随后被派往比利时留学军事。甲午战争前被调回参谋本部，专门研究对中国的作战，并以第一军参谋身份随军出征中国。战后，青木从1897年起长期任职于日本驻北京公使馆，袁世凯在山东编练新军时，青木曾受聘担任顾问，由此与袁搭上了关系，青木工作努力、认真，深受袁世凯的信任。
1903年10月，青木“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到达天津，会见了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说明日本开战意图及刺探俄国战备的谍报任务，与扰乱其后方的重要性，请求中国合作22。”青木的这一要求出自日本军部对俄作战的计划：
当时参谋本部大山岩任总长，儿玉源太郎任次长，福岛安正任作战部长。儿玉参谋次长鉴于时局紧迫，欲求增进日、清之间的亲密关系，并在日、俄开战之时实现下列重大任务：
一、日、清协作组织刺探敌情的谍报机关；
二、不断破坏敌军背后之交通线；
三、利用马贼集团威胁敌军之侧翼。23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曾再次邀请青木出任北洋的军事顾问，青木推荐立花小一郎代替自己，而于1902年返国。为了找一个袁世凯信任和熟悉的人，游说中国合作对付俄国，儿玉次长亲自登门拜访，动员青木前往天津从事这项秘密使命。
青木抵天津后会见袁世凯，共同就谍报协作问题及动用马贼等问题进行协商，袁慷慨应允。对有关谍报协作问题，袁表示已向旅顺、满洲一带派出谍报侦察人员数十名，今后每次情报均会及时提供给日方。对动用马贼集团问题，袁表示只要在直隶省界以外便予同意，并可秘密给予援助。此后，凡各地谍报人员每日传递总督府的情报，袁立即出示给顾问坂西少佐，坂西译成日文后，送交当时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仙波少将，用电报发往日本大本营。24
当时日本在中国派驻了许多特务机关(对外称作“军事使节团”)，专门从事谍报破坏活动，“青木机关”、“坂西机关”是其中最为著名的。
从《土肥原密录》中的材料看，袁世凯早在战争爆发前一年就知道了日本不惜一战的决心，并且暗中与日本军方进行了密切的合作。“袁世凯为了协助青木的工作，把自己的部下段芝贵、吴佩孚派到了青木身边。众所周知，吴佩孚以后的发迹，是由于先与青木，继与坂西及土肥原等日本方面的代表人物长久保持着密切关系有关25。”日俄战争爆发后，青木在袁世凯的支持和配合下，出色地完成了敌后作战任务，并于1904年被晋升为少将。此后青木长期担任驻华武官，1913年晋升为中将。民国时期，因为袁世凯“亲英美，疏日本”的政策及在“二十一条”问题上不与日本合作，青木曾一度被军部派往上海，与积极联络日本倒袁的孙文，研究如何推翻袁世凯的活动，后因袁世凯死去而中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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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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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北洋建军的档案文献中，常可见到一个名字：“班志超”，这个班志超就是坂西，“班志超”是袁世凯亲自为他取的中国名字。坂西利八郎(1870—1950)，日本纪州人，出身于武士家庭。1891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0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陆军大学，于毕业典礼上获得天皇颁赐军刀。1902年被参谋本部派往中国任助理武官，后接替立花小一郎担任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坂西在华活动达二十五年之久，他努力学习中国语言，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蓄中国式的发辫，穿中国服装，取中国姓名，是继青木之后首屈一指的“中国通”。
日俄战争中，青木直接深入敌后，坂西则留在袁世凯身边，协调前后方的情报联络工作。坂西曾谈到中国在日俄战争中的作用：
1904年日俄开战，这时日中亲善关系达到了最顶点，中国人决心和日本并肩作战27。但当时中国军队还没有训练好，准备也不充足，如果作战失败反而使日本为难，因此，中国宣布局外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并划定辽河以西为中立地带，日军就是在东岸作战的。中国的中立是表面的，实际是帮助日军，只不过不直接向俄军开炮而已。中国采取的这个亲日中立，对我军作战给予很大帮助。如果辽河以西的中国军队不是亲日而是怀有敌意的话，将使日军发生严重的困难。28
坂西努力学习中文，为的是能够直接与中国军方高层进行沟通，据说他到天津出任北洋军事顾问的第二天，就闯入袁的房间，卤莽地要求以后取消翻译，直接与袁对话。此后他与袁的接触都用中文交谈，由于其工作“殚精竭虑，忠于所事，中国陆军之创始及军事教材之输入，用力独多29”而深得袁的好感和信任，成为袁世凯当时的心腹之一30。袁世凯失势后，坂西也受命返国，而后赴欧美游历考察军事；袁世凯复出后，坂西奉派出任驻华武官，并被袁聘为大总统府顾问。袁世凯死后继续担任黎元洪的顾问，1921年晋升为陆军中将，1927年归国退役后，长期担任日本议会贵族院议员，被奉为中国问题的权威。日本后起的“中国通”，如土肥原贤二、多田骏、坂垣征四郎等等，均出于坂西门下。所以，坂西被称为青木之后的“第二巨星”。
青木和坂西与袁世凯的关系再好，私交再深，也不能改变他们是日本军部派驻中国，为日本谋取甚至攫夺在华利益的特务这个事实，因而当袁世凯成为日本阴谋的障碍时，他们都转而反对，甚至策划推翻袁。同样，袁作为清廷的重臣和民国的元首，也必然以国家利益为依归，当日本继俄国之后独霸东北满蒙的野心逐渐暴露后，袁即转而拉英美以抵制日本。所以，日俄战争过后不久，“日本热”即成明日黄花了。
袁世凯像所有改良派大臣一样，是主张“中体西用”的，也就是张之洞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而，在北洋的军事培训与教学上，他也贯彻这一方针。我们且看他为陆军小学堂订立的课程设置。陆军小学堂说是“小学堂”，实际上招收的都是十七至二十岁的知识青年，相当于初级步兵学校，袁世凯对它极为重视，说它是“陆军将校初基，凡军队之强弱，国势之盛衰，皆系乎此”。陆小学制四年，每一学年，在专业课程之外都设有“经义”、“史鉴”、“文法”、“地理”四科，四科的设置，体现了“中学为体”和“经世致用”的思想。
第一年
经义 选授经传大义。
史鉴 中国历代系统及治乱大略，国朝掌故要略。
文法 学作浅近论说并习字。
地理 地形说略，亚东考略，中国地名详考，中国山川、土产、户口、财赋、军备及农工商业各要略。
第二年
经义 选授经传大义、古文策论。
史鉴 列国及三国史鉴并名将事迹。
文法 学作论说并习字。
地理 日本地志、三韩地志、俄国地志、俄国东方地志详考(把日、俄、俄远东等列入，有深意存焉)。
第三年
经义 选授古文策论。
史鉴 晋至明史鉴并名将事迹。日、韩史略并名将事迹。
文法 策论并习常用书信。
地理 欧非美三洲地志考略、岛国地志考略。
第四年
经义 选授武经精义并诸子要旨。
史鉴 欧美非澳各洲史略并名将事迹、万国史事总略。
文法 策论并习常用书信。
地理 英属及法德日韩各国地志详考、俄华交界详考。31
“经义”、“文法”两科，实即为贯彻中国寓修身于读书识字之中的教育传统而设。在《陆军小学堂教授规则》中特别强调了修身的重要：
修身学为尽人立身之桢干，亦为全国立国之精神。教授宗旨，必使之有国乃能有家，有家乃能有身，必能修身乃能卫国，而卫国即以卫家。知是，则忠孝之心油然自生，而军纪、军秩及军人之职分、志趣，皆得其本原，而言之易入矣。修身非可空言，自以经义为主，四书皆圣贤微言大义，尤为伦理之宗，故陆军小学堂修身一科，从讲解四书始。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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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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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两科，也暗寓了爱国主义教育于其中：
历史、地理两科，讲授得宜，最动幼年生之情感。讲授历史时，指授本国古今圣贤、豪杰、志士、仁人开物成务之功，乃有今日，则该生必生爱同国种类之思。讲授地理时，指示本国幅员之广大，山河之雄伟，出产之丰腴，人民之栖托，当日开辟之艰难，今日保存之不易，则该生必生爱本国土地之思。此全赖教员于授课时淋漓痛切，慷慨发明，非笔墨所能罄，是谓精神教育之第一义。次将四千年来历朝统绪分出段落，使知时代递嬗及治乱兴衰之大概，务期简括明了。本国地理则以山岭枝干、江河流域为经，城邑、方向、户口、物产、关津、扼塞、省界、府界为纬；间说治革，以资读史。旁及轮船、铁道、商埠、侵地(被侵占的领地)，以明时局。其外国历史、各国舆地(即地理)亦准许这样指授。33
后世之批评袁世凯的人，都说他练兵目的在于培植私人势力，所以北洋诸军是一支没有“主义”，只知道个人私恩的军队34。但从上面办学设教的章程宗旨来看，对这种说法要打一个问号了。当然袁世凯的教育宗旨在帝政的年代，脱不出忠君爱国的老套，与南宋时岳飞“精忠报国”的思想没有什么不同，旧是旧了点，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练兵宗旨和主义，无可厚非。
北洋六镇成军之后，1905年10月末，北洋在直隶河间府举行秋操。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近代化的大型正规野战演习。袁世凯从北洋六镇中抽调出三万三千多人，分成南、北两军，由王英楷、段祺瑞分别担任总统官(总指挥)，袁世凯和兵部尚书铁良任阅兵大臣，各国驻华武官、记者三十三人，各省代表二百多人均应邀观看了这次大演习。演习在纵深三百余里的范围内展开，战线拉长到二十余里；王英楷率南军由山东北上进攻，段祺瑞则率北军南下防御，最后在河间会操，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河间秋操举办得相当成功，给观操的中外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器械精利，士马赳雄”，“中外观者俱甚称赞”。阅兵大典结束后，袁世凯大宴宾朋，“到者计千余人，举杯相赠，用志不忘，济济跄跄，宾僚欢洽35。”
翌年10月，北洋第五镇连同第一混成协(旅)与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及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彰德秋操。南军由张之洞的爱将、第八镇统制张彪指挥，北军由段祺瑞指挥，双方共投入兵力三万三千余人。袁世凯、铁良仍任阅操大臣，10月20日，袁、铁一行抵达彰德，次日接见中外观操者四百八十七人；22—24日观看作战演习，25日举办阅兵式，之后举行盛大宴会，招待两军将佐与中外宾客。通过这些大型实战演习，袁世凯展示了几年来扩练新军的成果，受到了中外人士的普遍赞誉，北洋新政也已大见成效，袁世凯此时中外瞩目，名望蒸蒸日上，已无可置疑地成为李鸿章之后改良派的新领袖了。
注 释
1《袁世凯奏议》(中)第875—877页。
2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1153页。
3同上，第1178页。
4同上，第1152页。
5《中朝关系通史》第719页。
6《中朝关系通史》第615—616页。
7李宗一：《袁世凯传》第101页。
8袁世凯失势后，陆军部尚书荫昌上折曾揭发袁世凯跋扈，说：“铁良甚畏袁世凯，不敢发一言。”见《北洋军阀》(一)第668页。
9同上，第102页。
10李宗一：《袁世凯传》第101页。
11《袁世凯奏议》(中)第881页。
12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393页。
13庚子事变后，袁世凯在天津设立的巡警营，分南北两段，南段为警察，北段为军队，合称巡警营。
14李宗一：《袁世凯传》第117页。
15《中朝关系通史》第727—728页。
16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1228页。
17《中朝关系通史》第729页。
18《青木宣纯与坂西利八郎》，节译自《土肥原密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78页。
19李宗一：《袁世凯传》第113页。
20郭廷以：《中国近代史事日志》(下)第1269页。
21宁武：《清末东三省绿林各帮之产生、分化及其结局》，《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40页。
22《青木宣纯与坂西利八郎》，节译自《土肥原密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66页。
23同上，第162页。
24同上，第163页。
25同上，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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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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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同上，第169页。
27此说不确。中国当时防卫力量尚且不足，哪里还谈的上参战。日俄战争爆发后，两广总督岑春煊曾致电外务部，提出过这类冒险主义的建议，即助日抗俄，乘机收回东三省。显然，由于这个计划的巨大风险，而不被朝廷理睬。袁世凯所建议的“局外中立”，但可以暗中支援日本的处理方式显然是当时风险最小、最可行的选择，而且同样取得了收回东北的效果。
28同上，第178页。
29翟沂：《靳云鹏诗赠坂西利八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226页。
30山根幸夫：《袁世凯与日本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84页。
31《袁世凯奏议》(中)第759—761页。
32《北洋军阀》(一)第497页。
33同上，第499页。
34如吴虬所著《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即持此种观点。参见《北洋军阀》(一)第966页。
35《北洋军阀》(一)第5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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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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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国”是一个严重的罪名。袁世凯之所以有了这个罪名是因为“二十一条”。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搞清楚“二十一条”的本末，以及袁世凯在有关交涉中的所作所为：他是否以国家权益与日本人作了私下交易？他是否为维护国家权益作了最大努力？日本的苛刻条件是在什么境况下被接受的？由此又涉及到，在对抗必败，必给国家带来更大灾难的前提下，对外交涉中的屈辱与让步是否就是“卖国”？本章开头所选引文是1915年5月9日中国被迫接受日本最后通牒一周之后，袁世凯向政府各级官员发布的密谕，他分析了日本的图谋和政府不得不委曲求全的原因，但基点是要求大家不忘此奇耻大辱，以卧薪尝胆的精神，力图振作，以待将来。总之，史家评史论人，应讲“恕道”，否则难有公正可言。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日本外交部有关“二十一条”交涉时的保密档案逐渐解密，则历史之真相遂大白于天下，而袁世凯戴了近九十年的“卖国”帽子，是不是也可以摘下来了呢？
关于二十一条的大总统密谕1
(1915年5月14日)
立国今日，非自强无以图存；而强弱之分，悉由人事。日本前在闭关时代，其学术政治与中国无殊；自明治维新以来，上下一心，步武西法，乘时而动，发愤为雄。四十余年所惨淡经营者，无非求达其东亚大帝国之政略。当合并朝鲜之时，现在首相大隈重信已自命为将来中国之统监2。盖其兼营并进之图，远交近攻之策，处心积虑，殆非一朝。究其致强之由，则以国民教育为根本，而明耻教战即寓于教育之中。故人人以当兵为义务，以战死为殊荣。就其近年军事言之，征发陆军，可达百万，海军战舰，已逾六十万吨。席其方张之势，日思拓地殖民。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实逼处此，岌岌可危，厝火积薪，早成险象。前清末造，政失其纲，泄沓成风，人无远虑。加以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各私其家，何知为国？迨至武昌事起，举朝失措，列强响应，瓦解土崩。日本浪人，利用此机，秘计阴谋，无所不至。我人民之生命财产，间接直接而受损失者，不可胜计。苍赤3何辜，言之流涕。幸而天佑中国，祸乱削平，予得以衰病余生，底定全局，殊出强邻预料之外。回忆当日，万险环生，至今心悸。国事粗定，欧战发生，关系于均势者甚大。日本利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军队所至，四境骚然；官吏见侮之横，居民被祸之惨，笔不能罄，耳不忍闻。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军)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4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予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具此决心，饬外交部人员坚持磋商。此外凡损失权利较重者，均须逐字斟酌，竭力挽回。乃(于是)日人利用我国乱党，各处滋扰，而又散布谣言，鼓惑各国，分遣大枝陆军，直趋奉天之沈阳、山东之济南，海军亦时在渤海出没游弋。因之举国恐惶，全球震动，不知其用意之所在。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始终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惭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有进行，断无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待。人有强权之可恃，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5心神，力图振作？！倘仍复悠忽6，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天幸莫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予老矣，救国舍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缓须臾，不致亲见灭亡。顾此林林7之众，齿少于予者8，决不能免，而子孙更无论矣。予为此奇痛之言者，万不愿予言之竟中，诚以存亡呼吸，断非予一手足之力所可旋转。持危扶颠，端资群策。我国官吏，积习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济私，庸谨者亦多玩物丧志；敌国外患，漠不动心；文恬武嬉，几成风气；因循敷衍，病在不仁。发墨针肓9，期有起色。所望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协力程10功。同官为僚，交相勖勉，苟利于国，死生以之。其有亲民之责者，尤当随时设法劝导人民，使蚩蚩者氓11，咸晓然于各国之大势，国民之义务。但能治人者事事以循名责实为归，受治者人人以视国如家为志，能由此道，则中国可强。我人民及身与子孙可免亡国之痛。此则予所独居深念寝馈不忘者。但坚忍始可图成，虚骄足以害事，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谩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今之言革命者，动称排满。试思满洲以一二百万人入主中国，国祚尚近三百年，我汉族以四万万人，如不能久主其国，人必视我汉族为天生受(奴)役之性质，无人类自立之资格，讵非奇辱？我汉族皆神明之胄裔，诘以斯言，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12，惟知亡庶可不亡。凡百职司，其密志之。此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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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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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史上，袁世凯一生中最为人所诟病的主要是三件事：一是戊戌政变时，袁告发了康梁等的密谋，出卖了维新同志；一是帝制自为；一是为了换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出卖国家权益，接受了“二十一条”。前两者是事实，后者则不免令笔者怀疑。按照常理，没有哪一个人会甘愿把属于自己的东西白白地送给他人，也没有一个主权国家的领袖或元首会冒着千古骂名，甘心出卖国家的权益。况且，拆袁氏称帝的台，最厉害的当属日本人。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辛亥以后一直是鼓吹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最力的国家，袁如果真的与之作了交易，为何日本在它所希望的事情发生时，反而不合作了呢？而没有日本的支持，袁氏也照样称帝不误，似乎并没有在乎日本人的态度，那么他又有何必要“卖国”呢？凡此种种，不免使笔者想深入研究一下这段历史。
日本为何会提出“二十一条”？它与当时的政治情势和国际背景有何关系？这就要从日俄战争结束后，双方的重新勾结说起了。如前所述，日本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从地缘政治出发，早就把中国东北看作其“利益线”。为此，在沙俄拒绝退出东北时，日本甚至不惜出头同它打了一仗，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和牺牲，所以它根本不满足于仅仅是接收沙俄在南满的权益。但它需要时间消化战果，恢复元气，也没有力量与主张东北门户开放的美国搞新的对抗，故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在东北地区保持低调。除去提出所谓“东北六案”作为未来攫取更多权益的借口外，日本把主要力量放在了消化战争中攫得的果实——朝鲜上。同时，为了抵制美国开放东北的要求，独占满蒙的权益，日本与俄国，这对昔日的冤家对头，竟然携起手来，相继签订了四次密约，就瓜分满蒙乃至中国权益问题作了全面、长远的交易。所以说，“二十一条”的提出，在日本是处心积虑，早有打算的。
1907年7月30日，日俄订立第一次密约，“互相尊重彼此在中国之权利，划分南北满界限；俄承认日本在朝鲜之地位，日承认俄在外蒙之利益13。”当时国际国内的背景是：中国为防日俄瓜分，在东北建省，移民实边，兴办实业，并力图实行开放政策，大力引入美英资本以遏制日俄。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访华，中美接近，而罗斯福总统积极回应了德皇威廉二世关于德美中三国结盟，抗衡日俄的建议。
1910年7月4日，日俄订立了第二次密约，“维持满洲现状，并相互协助，以增进彼此在满洲的利益(目的在对付美国)14。”当时的国内国际背景是：中国各省咨议局和立宪派人士纷纷赴京请愿，要求立刻召开国会，立宪运动进入高潮；美国提议满洲铁路中立，并准备投资与中国合建锦瑷(锦州—瑷珲)铁路；遭到日本和俄国的拒绝；日本于本年8月29日“合并”了朝鲜。日俄双方有了默契之后，即各自着手实行其计划。日本起初以全力吞食消化朝鲜，在南满则保持低调，但极力阻止中国引进美英资本、开放东三省的计划。俄国则将注意力集中于外蒙和新疆，1911年的武昌起义使清廷无遑外顾，被俄国看成实施其计划的极好机会。起义爆发十几天后(10月23日)，俄国总理大臣科科弗采夫在同日本驻俄大使的谈话中提醒说：“根据1907年及1910年(日俄)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1907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15。”
为此，俄、日又在1912年7月8日第三次订立密约，瓜分东蒙(即内蒙呼和浩特以东)和西蒙(即内蒙西部及甘肃和新疆北部的蒙古族居住区)，以东经116.27度为东西蒙分界线，东蒙归日本，西蒙归俄国16。在俄国看来，中国内部的革命或动乱，是混水摸鱼的好机会。“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再应验了的古训。国家为什么需要稳定，为什么对内乱要予以无情的镇压，就是因为周围有无数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在盯着你，你的内乱，就是强邻的机会。因此，辛亥革命固然有积极的意义，但负面的作用也不可否认，它为沙俄提供了一个下手分裂中国的机会。
1916年7月3日，袁世凯死后不久，俄、日又在彼得堡第四次订立密约。密约“承认双方重要利益须要在中国不落在任何第三国之政治势力之下”，如遇第三国危及两国任何一方在华“重要利益”而导致战争时，一方一经请求，缔约国即须援助，“且两缔约国在未得彼此同意之先，不得单独媾和17。”此项密约，将双方所谓“重要利益”的范围由满蒙延伸至中国全境，甚至结为盟国，不惜一战，其吞噬中国领土的野心，可见一斑。但一年后俄国爆发革命，此约遂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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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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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这段痛史。先是，日俄1907年订立了瓜分满蒙的秘密协议后，为了抵制日俄的阴谋，清廷先后作出了联美制日、东北建省、全面开放、移民实边、发展实业等多项决策。一批大臣，如岑春煊(两广总督)、锡恒(科布多办事大臣)、程德全(署理黑龙江巡抚)、贡桑诺尔布(内蒙喀喇沁郡王)等先后上折建议，在外蒙实行新政。1909年10月，朝廷派三多出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1875—1940)，汉姓张，字六桥，蒙古正白旗人。十七岁中举，历任杭州知府、浙江武备学堂总办、洋务局总办、京师大学堂提调、民政部参事、归化副都统等职。三多为人“年力精壮，好文事，有干练才”，但行事不免操切。他“以俄人谋蒙日亟，力纠积弊18”，在外蒙古力行新政，主要是兴办教育，移民实边19，开放招垦，筹练新军，奏请修建张恰铁路(张家口—恰克图)等。
自明朝中叶以来，蒙古就分为三大部，即：内蒙古(又称漠南蒙古、东蒙古)、外蒙古(即喀尔喀蒙古，又称漠北蒙古)、厄鲁特蒙古(又称漠西蒙古或西蒙古)。康熙年间，清廷击败噶尔丹后，喀尔喀蒙古内附，行内蒙古制度，与清皇室世代通婚。当时外蒙又分为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和扎萨克图汗三部，在行政上也分为三部分：库伦、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由朝廷直辖，分别由两位办事大臣和乌里雅苏台将军管理。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20等僧俗封建领主认为三多的新政危及了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同时也觉得清廷衰弱已极，不如另找有力的靠山，遂决定派出使团赴彼得堡，提出脱离中国，托庇于沙皇俄国的保护。对于这样送上门来的机会，沙俄当然不会放过，于是宣称在外蒙推行新政“是敌视俄国的行为21”，并于8月向中国外务部提出交涉，“谓中国近来在蒙古新理移民，练兵，整顿吏治，蒙民不安，俄不能漠视，将筹对付方法22”云云。
哲布尊丹巴叛变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由于出逃印度大吉岭，投靠英国人，而于宣统二年被清廷革去了封号。八世哲布尊丹巴是十二世达赖的亲侄子，与十三世达赖的关系也非同寻常，达赖被革职的消息传来，哲布尊丹巴不免有兔死狐悲。唇亡齿寒之感。哲布尊丹巴何以会有藏族的亲缘？这还要从乾隆皇帝对喇嘛教的政策改变谈起。喇嘛教有四大活佛：除藏区的达赖、班禅外，就是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内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由于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出自蒙古王公家族(如二世哲布尊丹巴就是土谢图汗之子)，为防止僧俗大权集于一身，尾大不掉，且易引起蒙古王公之间的争夺，乾隆二十一年决定，今后哲布尊丹巴的灵童不再由蒙古转世，而是在西藏寻找。在五十七年，乾隆又制定了金瓶掣签制度，并定制了两个金奔巴瓶，一存放于拉萨大昭寺，决定达赖、班禅和藏区各寺庙活佛的灵童身份；一存放于北京雍和宫，决定蒙古和内地的大小活佛转世灵童的身份，由理藩院尚书主持其事。
辛亥革命爆发后，俄国立即策动外蒙喇嘛王公“独立”。此时，三多所辖的武力仅二百四十余名，而且分布在库伦各地，他手下仅有八十多名亲兵；而俄国当时在边境上驻有重兵，并派兵千余名直接进入了外蒙古。11月28日，哲布尊丹巴以防备内地革命党“扰乱蒙疆”为名，擅自向喀尔喀四盟征调蒙兵，二天后，哲布尊丹巴派人向三多下了这样一道通令，说他们已决定建立“大蒙古国”，要求三多及清廷驻库伦文武官员及兵丁出境。
我蒙古自康熙年间隶入版图，所受历朝恩遇不为不厚，乃近年来，满洲官员对于我蒙古欺凌虐待，言之痛心。今内地各省既皆相继独立，脱离满洲，我蒙古为保护土地宗教起见，亦应宣布独立，以明万全。现已由四盟王公公推本哲布尊丹巴为大蒙古国皇帝，不日即将御极。库伦地方既已无需用中国官员之处，自应即时全数驱逐，以杜后患。……札到，该三多即便凛遵。限三日内带同文武官员及马步队等快速出境，不准逗留。23
因力量对比众寡悬殊，三多等被迫撤离。清廷正面临灭顶之灾，无力顾及外蒙，只能将三多革职，并宣布其所推行的不利于外蒙古的“弊政”一律革除；劝告哲布尊丹巴等不要“轻举妄动，为人所愚”，并派出蒙古郡王和科布多办事大臣前往“宣慰”。但外蒙古当局根本不予理睬，一个月后，哲布尊丹巴宣布建立“大蒙古国”，自立为皇帝，年号为“共戴”。随后，在沙俄的支持下，他们又派兵攻占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驱逐了那里的清廷官员和驻军。
沙俄十分狡猾，11月3日，在外蒙刚刚投入其怀抱，一切惟其命是从之际，即与哲布尊丹巴政权签订了《俄蒙协约》及《俄蒙商务专约》，声称“蒙古对中国的关系已经终止”，俄国“扶助蒙古自治”，不准许中国军队进入蒙古，不准汉人移居蒙古地区，俄国人则在蒙古享有特权，其他外国人不得有超于俄人之权利；不经俄国允许，蒙古不得与“中国或别国立约”，等等；外蒙在实际上成了沙俄的保护国。对此，清廷于11月7日照会俄国，声明俄国与外蒙古所订立的任何条约，“中国政府概不承认”。次年，沙俄又策动库伦的蒙军开进外蒙西北部的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并于1914年6月派军队直接占领并兼并了这块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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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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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努乌梁海位于外蒙古西北部，地旷人稀，但“河流灌注，山多森林，金矿亦多，地气较乌里雅苏台地方暖和，牧畜、渔猎外兼宜耕种24”，是漠北较为富庶的地区，行政上分为五个旗，一直归属中国。1915年，中俄蒙恰克图会谈时，中国代表提出唐努乌梁海问题，沙俄代表拒绝讨论，问题遂被搁置。以后苏俄继承了沙俄的衣钵，先是扶植当地傀儡成立所谓唐努图瓦共和国，1944年正式并入苏联，改为唐努图瓦自治省，但苏俄对此做贼心虚，苏联官方及媒体均未就此发表声明或予以报道，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并不知道这件事。但俄国对这一地区的侵占，自袁世凯以来的历届中国政府从未声明放弃对此地区的主权，这一地区至今仍为俄国所占据，其归属问题如何解决，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其他边疆地带，沙俄也时刻窥伺时机，蚕食鲸吞不遗余力。1912年1月，继外蒙“独立”后，沙俄策动当时陈巴尔虎旗总管福胜率领数百人，在俄军配合下，占领了海拉尔和满洲里，宣称“独立”，成立所谓“呼伦贝尔自治政府”；此后福胜被“大蒙古国”授予参赞大臣和海拉尔总督职务，呼伦贝尔也被并入“大蒙古国”。沙俄还同福胜集团订立了多项“合同”，攫取了呼伦贝尔地区的伐木、采矿、垦殖、渔业等多项权益。在中国政府出兵平叛时，俄又以“调停”为名进行干涉。1915年11月，中国政府被迫与沙俄签订了《会订呼伦贝尔协约》，除获得呼伦贝尔“为直属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之特区”的名义主权外，沙俄从福胜手中攫取的所有权益均得以保留，而且还规定中国政府如欲向该地派兵、修路，均须事先征得俄国同意，使中国实际行使主权的能力大受限制，直至俄国爆发革命后，呼伦贝尔之主权才为中国所收回。
1912年6月，在新疆于田县的一个大镇——策勒村，一些俄国商人与私自加入俄国籍的当地居民，横行乡里，欺压良善；辛亥革命爆发后，这些人散布流言，鼓动当地居民“从速投俄”，并与当局前来查办的人员武装对抗。在冲突中，我方死三人，伤一人；俄方及亲俄分子死二十九人，头目塞依提25逃亡。沙俄即借此扩大事态，先后派兵一千五百余人侵入喀什噶尔城外，并擅自在中国境内绑架官员和平民。新疆都督杨增新派杨缵绪为喀什噶尔提督兼外交特派员，与沙俄领事就“策勒村事件”进行交涉，要求交出肇事祸首塞依提，拒绝了俄方要求处决中国官民的要求，谈判陷入僵局。1913年8月，北京政府决定妥协，命杨缵绪与俄领事索柯夫达成协议，以判处地方行政官员和居民徒刑，赔偿白银七万两结案。10月1日签字后，沙俄军队先后撤出伊黎和喀什噶尔。但沙俄并不甘心，次年又唆使当地行政长官马福兴26组织“独立回教国”，10月，杨增新设计除掉了马福兴，稳定住了喀什的局面。
“大蒙古国”建立后，沙俄和哲布尊丹巴政权乘中国国内革命之机，先后兼并了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后，其矛头又对准了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地区。阿尔泰地区包括阿尔泰乌梁海、新土尔扈特、新和硕特三部，原属科布多办事大臣管辖，1904年，为防俄国的侵略渗透，清廷决定科、阿分治，设立阿尔泰办事大臣，治所在承化寺(今阿勒泰)。民国后，办事大臣改称阿尔泰办事长官，由中央直接管辖。1912年，库伦军队攻打科布多时，袁世凯命令新疆、伊黎、阿尔泰三地出兵增援科布多，但援军尚未集结，科布多即于8月20日陷落。杨增新认为阿尔泰为新疆北部屏障，故全力援阿，在军需粮草和军队布置上作了有效的安排，在进驻阿尔泰境内后，即听候中央政府与沙俄的交涉结果27。1913年8月，一名增援阿尔泰的新疆伊黎军队的士兵，击伤了俄国驻承化寺的领事，俄国遂借此赤膊上阵，直接干预。为避免冲突，北京政府应俄国要求撤回了增援军队，俄国却以保护领事和俄人商务为名，派兵一千三百余人，强行进驻承化寺和布尔津河一带。10月，沙俄又策动阿勒泰办事长官帕勒塔亲王(即土尔扈特亲王)宣布阿尔泰“独立”，并与之签订《临时停战条约》六条，试图将阿尔泰并入“大蒙古国”。袁世凯下令将帕勒塔撤职，宣布其所签订的所有条约一概无效后，沙俄于1914年2月向中国提出六项要求，作为从阿尔泰撤军的的条件，主要内容是哈萨克人归哈萨克总管节制，承认俄国人在阿尔泰境内有购置或租赁土地及其他不动产的权利，准许俄国商人任意运进货物并在沿途随意销售等。新疆都督杨增新在回复外交部的电报中对“六条”予以驳斥说，俄“要求将哈萨(克)归总管节制，言外即有不归阿尔泰长官节制之意。无非欲引哈萨(克)外向，使逐渐脱离中国管理主权，俨然含有独立性质”，“将来煽惑中、哈，即可效库伦故智，土地人民，皆入俄国之势力范围，居心叵测28。”此六条为中国政府所拒绝，俄军遂长期赖在阿尔泰不走，直至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后，俄军才被驱逐出境。1919年，中国政府将阿尔泰地区并入新疆，改为阿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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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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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国的趁火打劫，袁世凯的对策是，忍辱负重，沿袭晚清的老法子，以外交谈判解决问题。在经济权益方面，可以作出让步和妥协，在主权问题上则决不让步，只要能够争取到在条约中对中国主权的承认和肯定，异日国家强盛后就不难收回丧失掉的权益。在当时国力衰微已极的情况下，袁氏的这种方略无疑是正确的，所以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尽管被迫出让了许多权益，但并未丧失对原有领土的主权。经过耐心而艰苦的外交谈判，1913年11月，中国与沙俄签订《中俄声明文件》，沙俄在文件中承认了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中国则承认外蒙古“自治”，同意只派办事大臣及属员、卫队驻扎库伦，不派军队驻守外蒙；当然中国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承认了沙俄在与外蒙傀儡政权签订的《俄蒙商务专约》中所攫取的全部特权，并答应在涉及外蒙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上，俄国及外蒙古当局有权参与协商。
1914年9月起，中国又与俄国和外蒙古自治当局进行了恰克图会谈，并于翌年6月签订了《中俄蒙协约》，协约规定：沙俄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主权；哲布尊丹巴取消“大皇帝”称号和“共戴”年号；中国则承认外蒙的“自治”和沙俄在外蒙的各项特权。俄国革命爆发后，沙皇政权倒台，中国政府遂于1918年派兵进驻库伦，完全恢复了对外蒙的主权，1919年11月，徐世昌政府发布政令，取消外蒙“自治”。可叹的是，中国很快陷入内战和革命不断的内乱之中，未能及时有效地加强和巩固在外蒙的主权，外蒙遂在后起的苏联支持下再次宣布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蒋介石政权屈服于列强的压力，为了换取苏联的出兵参战，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使中国最终失去了这块相当于现有国土面积1/6的领土29。国家不是从袁世凯手里，而是从国民党手里丢失了大片领土的。
俄国在外蒙和新疆的侵略频频得手，日本看在眼中，急在心里。在日俄密约中，除了满洲外，双方约定的瓜分范围是：外蒙属于俄国，东蒙(即当时的内蒙古东部)属于日本。但日本缺乏俄国所拥有的地理上的便利，俄国与其所欲插手的地区相邻接，在边境上驻有重兵，随时可以出兵进占。日本则不然，进兵非得深入中国内地，这就难免遭到其他列强，尤其是美国的干涉。所以日本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起初采取的方针是，维持大清，哪怕是形式上的君主制，必要时甚至不惜直接运用武力扑灭革命，其目的当然是将来向这个受惠于它的朝廷索取高额回报。孰不料，它的这个计划遭到了普遍的冷遇，不仅袁世凯内阁无意维持大清，就是其他列强也全无兴趣。反之，美、英认为大清已经是一个朽烂不堪、扶不起来的朝廷，他们所感兴趣的是大清朝的政治继承人——袁世凯，这颗落而复起的新星，才是他们理想中的统治者。而袁世凯对日本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其外交主导方针即联美英以制日俄，这对于日本对华的图谋，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强有力的遏阻。叶恭绰曾论及袁复出后与各国列强之间的关系：
袁世凯倚外力以自重，尤显者在英国方面，而朱尔典30实为其枢纽。朱尔典固为发展在华势力计，然利用私交之关系，易于进行，亦其中一大关键(朱尔典与袁之私交，始于同在朝鲜时)。辛亥年袁出山后，一切规划，朱尔典多与其谋，居间奔走，实为蔡廷干等。且朱工华语，有时直接交谈，亦不(依)赖通译(翻译)的。据我所知，辛亥革命初汉口英国总领事的态度，及其后袁与黎元洪的交涉，南北议和各重要事件，朱尔典皆多所运筹。他对于制造袁的权位，实在是极费苦心。他所以如此，则是因为英国自甲午以后，中俄密约成立，对华力量大受挫折，至袁下野后为尤甚。所以英国朝廷政策已经一贯趋于毁灭清室，一方面即极力培植他方势力以为之做准备；袁之出山，正是英国恢复在华势力的机会，故积极加以运用也。自是而后，各国竞相角逐，争着想要拥袁。于是德国恺撒(指威廉二世)首先结交袁克定，进以帝制的学说，克定民国二年自德回国，即以此学说游说其父，遭其拒绝，其后渐渐得势。英国公使朱尔典刺探到此事，当面问袁，因而达成默契。美国也继之而来，古德诺博士因而来华倡帝制之说。日本知道自己落后了，以此事询问袁，袁仍然否认。日本大怒，以为袁得志，日本在中国将无立足之地，且将修朝鲜旧怨，于是断然决定倒袁。故民国三、四年间，日本窘袁之事不一而足，最后乃有二十一条的提出。31
叶恭绰此说，由黑龙会向日本政府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得到了佐证。黑龙会是1900年由内田良平32发起的一个民间政治组织，但对日本官方的政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其名称借用东北的黑龙江，有着很深的用心，即如其宣言中所称：“当前急务，首先在于同俄一战，击退帝俄，使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以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从这个组织的活动来看，它深入朝鲜、满洲、蒙古、西伯利亚等地，刺探情报，绘制地图，收买民族败类，策动内乱。如朝鲜之“合并”，中国之“革命”，拉拢宗社党人，策动满蒙“独立”等等，背后都有黑龙会的影子，它完全是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先遣军和别动队。1913年，由黑龙会发起，十三个右翼团体的三百多名扩张主义分子，成立了所谓“对华联合会”，加紧了在满蒙地区搜集情报，策动叛乱的步伐。内田良平在是年发表的《支那观》一书中，提出了“大亚细亚主义”的主张：“今我帝国，要联合觉醒的亚洲各邦并成为其盟主，以保证亚洲人在即将到来或已经到来的人种的竞争、宗教的竞争、经济的竞争中，免遭其他人种的蹂躏践踏33”，这个思想是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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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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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全部卷入战争。内田敏锐地觉察到这是日本全面扩张的大好时机，于是亲自起草了《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又称《黑龙会备忘录》)，以黑龙会的名义，呈交日本首相大隈重信34。这份意见书提出，必须乘西方列强卷入战争，无力东顾，中国孤立无援之机，迫使“中国自动地依赖日本”。“对日本帝国政府来说，强迫中国处于这一地位，除了利用目前机会取得政治及财政权力，以及用一切方法订立包含下列秘密条款的防御同盟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内田提出的建立“防御同盟”的秘密条款有十条，作用在于把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为的是将来像对朝鲜那样加以“合并”)，他是这方面的操作老手。这份意见书实际上是日后“二十一条”的源头和蓝本，其精神和主旨全部被“二十一条”吸收了进去。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书》对袁世凯的看法，印证了叶恭绰的说法。内田显然很清楚袁在外交上惯用“以夷制夷”的手法，对袁氏抱有很深的不信任：“从袁世凯迄今为止的态度来判断，我们知道他在外交交涉方面往往采取权宜的策略。虽然在外表上可能对我们表示友善，实际上他将依靠不同列强的势力作为对我们最方便的牵制而拒绝我们的要求35。”出于这一前提，在支持袁世凯镇压革命党，武力统一中国，还是帮助革命党倒袁的问题上，黑龙会的态度极为鲜明：“我们应该使中国革命党人、宗社党人及其他失意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骚动。整个国家将陷于混乱，袁政府将因之垮台。那时侯我们将从四亿中国人中选择一位最有势力、最著名的人物，帮助他组织新政府，统一全中国”，而“目前是我们唆使中国革命党人及失意分子起事的最适当的时机。这些人目前之所以不能进行积极的行动，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如果帝国政府能利用这一事实，给他们以贷款，并教唆他们同时起事，极大的骚动和混乱，必将普及全中国。我们就能出来干涉并轻易地调整关系36。”黑龙会意见书竟同袁世凯一样，认为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但日本不赞成共和制的原因在于“中国共和政体的保留，将是未来中日同盟道路上的巨大阻碍”，为什么呢？因为这会给吞并中国造成体制上的障碍，“在共和国内，政府的根本原则以及人民的社会与道德的标准是与君主立宪国家截然不同的；它们的法律与行政也是相冲突的”，因此，“我们必须利用目前的机会改变中国共和政体为君主立宪，而这一立宪政体必须在一切细节上与日本的君主立宪相符合，而不是符合其他任何国家的君主立宪政体。这确实是为了实际改造中国政体必须牢牢掌握的关键和首要的原则。”至于推倒袁世凯后，由谁来当新的统治者，是宣统复辟，在宗社党内物色，还是从革命党人中挑选，可以等到将来再定。但“确实执行中日同盟的政策及改变中华民国为君主立宪的政策，实际乃是改造中国所应采取的根本原则37。”
由黑龙会的这篇意见书，我们可以大致窥见当时日本朝野侵略中国的思路：
一、借中国孤立无援之机，胁迫中国接受不平等条约，造成“保护国”的既成事实；
二、以此打击袁世凯的威望，以动摇其统治基础；
三、对一切反袁势力，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宗社党，只要是有助于煽起中国的内乱，均予以积极地支持；
四、支持除袁以外的复辟帝制的活动，使中国在政体上与日本保持同一性，为将来“合并”中国打好政治基础。
很显然，日本并不反对中国的帝制复辟活动，但“新皇帝”必须是一个日本信得过且好摆弄的傀儡，而非袁世凯那样足智多谋，不仅不听摆弄，反而足以成为日本阴谋的巨大障碍的枭雄人物。日本想要搞掉袁世凯，与后来搞掉张作霖的动机是一样的。所以，所谓袁世凯“卖国”一说似乎站不住脚。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与英国有盟约(即日俄战争之前建立的英日同盟)，与俄国有密约(即瓜分满蒙的秘密协约)，而在当时的欧洲方面，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为一方，以英、法、俄国为一方，形成了对峙局面。日本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就是看好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较弱，而且为欧洲战争缠身，无力东顾；日本可以借宣战为借口，一举全面接收德国在华的权益，其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还是侵略中国。日军在山东的登陆和对胶州湾德租界的进攻，事先并未通知中国政府。袁世凯还是从山东都督的报告中获知日军登陆的消息的。袁的对策是，在无力阻止日军行动的条件下，采用当年日俄战争时期用过的方式，划定日军过境的一条走廊和参战国战区，此外即为中立区，以防战争波及中国。当时的决策过程，据参加了那次会议的顾维钧回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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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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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急忙在总统府召集会议，所有的内阁部长均出席，参事也被邀与会。那时我是外交部参事，是被邀的三个人之一，另外两个是国务院(内阁)参事。一个是伍朝枢，伍曾就学于牛津，是英国律师，伦敦林肯法学协会会员；另一个是金邦平，他曾留学日本，也是国务院参事。总统宣布开会后说，邀请三位参事与会，是因为他们曾在三个不同的国家留过学，学过法律，懂得国际法；议题是如何对付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犯。他首先要听取三位法学家的意见。总统先叫我发言，我毫不犹豫地说，日军在龙口登陆是公然违犯国际法的行动，因为中国已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根据国际法，交战国双方应尊重中国的中立。因此，为了表明中国在尽其中立国的责任，有义务保卫国土以维护其中立立场。因此，抵御日本侵略，理由至为明显。
总统叫伍朝枢发言，说愿意听听研究国际法的留英学生的意见。伍是以前著名的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的儿子。他简捷地说他的观点完全与我相同，认为中国必须履行其中立的义务，才能按照国际法保障中立国的权利。如果中国不保卫其中立，沉默即便是不承认，也等于是默许日本的行动。袁世凯又叫金邦平发表意见。金说日本造成的局势越乎常规，他实难以表示明确的意见。
袁世凯转向陆军总长段祺瑞，他想从陆军总长那里了解为了保卫国土，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段回答说，如总统下令，部队可以抵抗，设法阻止日军深入山东内地。不过由于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总统直截了当地问他抵抗可以维持多久。段立即回答说四十八小时。总统问他四十八小时以后怎么办，他望了望总统说，听候总统指示。总统再问外交总长孙宝琦。孙支支吾吾不知说了些什么，总之是他没有成熟的意见。总统环顾左右，等待别位总长发表意见，然而大家沉默不语。总统深深叹口气说，他很明白根据国际法，法学家们认为我国应该怎样做的意见，然而我国毫无准备，怎能尽到中立国的义务呢？这话显然是对着我和伍朝枢说的。……总统拿着一个准备好的小纸条作为发言的依据，他提醒大家，十年前在满洲，中国曾遇到过类似的事件。1904年至1905年日俄在中国境内交战，那时无法阻止日军的行动，只好划出“交战区”。那么，现在也可以划出走廊，日本可以通过走廊进攻青岛，中国不干涉日本在此区内通过，在此地区以外中国仍保持中立。
显然，这是应付非常局面的非常措施。总统叫在场的法学家起草划定所谓交战区的文件，以及在此区外保持中立的条例。由于陆军总长说明中国没有准备不能进行长期抵抗，而且总统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方案是当前中国应遵循的惟一切实可行的政策。三位参事凑到一起，草拟官方声明和执行中立的细则。这些文件经过批准，即做为官方政策予以公布。38
德国在青岛只做了象征性的抵抗，日军二天之后即开进并接管了德国租界，随后又以武力控制了青岛至济南的铁路线。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日本并不以接收德国的权益为满足。袁世凯政府的忧虑和担心是有道理的，1915年1月18日，从东京回任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面谒袁世凯时，突然呈交了日本政府的对华要求，共计五号二十一条，即“二十一条”；日置益并当面要求袁世凯对此保密，声言秘密如果泄露出去，日本将断然采取行动。袁世凯虽然震惊、愤怒，但并非没有思想准备。他明了中国没有力量与日本进行军事对抗，躲是躲不过去的，只有先谈判，在谈的过程中想办法化解危机。下面我们来看看“二十一条”的具体内容。
第一号是有关山东问题的，共计四条：
(1)中国承认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
(2)山东省内或沿海地带的所有土地岛屿，无论何种名目，概不得租让他国；
(3)由日本建造从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线的铁路；
(4)从速开放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供外国人居住贸易。
第二号是关于南满和东蒙(即当时的内蒙古)的事项，共计七条：
(1)将旅顺、大连的租界期及南满和安奉两条铁路的期限，均展延为九十九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