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传》
*《袁世凯评传》第一部分
中国人讲历史有一个传统：知人论事。袁世凯何许人也？就其一生的作为而言，他是个曹操、刘裕之流的人物，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类的枭雄。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可塑性非常大，早生五十年，他真可能做成了开国皇帝；晚生五十年，他也会是一个政治强人；当然，他也可能成为一个中兴名臣或富于谋略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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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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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开头没有引用奏章或信函，原因是这一阶段的袁世凯还没有进入仕途，但早年的生活经历对他以后的成长和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孟子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后来不仅成为历史撰述的传统，而且也成为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的一条重要标准。袁世凯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也是他所处历史时代及生活环境的产物，把握住这一点，才可能较为深入和准确地了解袁的行事、为人和言论。通过其早年生涯，我们可以在青少年时代的袁世凯身上看到他日后所作所为的影子。
中国人讲历史有一个传统：知人论事。袁世凯何许人也？就其一生的作为而言，他是个曹操、刘裕之流的人物，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类的枭雄。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可塑性非常大，早生五十年，他真可能做成了开国皇帝；晚生五十年，他也会是一个政治强人；当然，他也可能成为一个中兴名臣或富于谋略的政治家。成就成个什么样的人，全在于因缘时会。这与唯物史观强调把人物、事件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评价的观点是一致的。袁世凯晚年昧于社会发展的潮流和大势，帝制自为，落了个身败名裂，为天下笑的可悲下场，但这否定不了他作为重要历史人物对晚清民初中国政坛的重要影响。
司马迁在其杰作《史记》中为历史人物的评价树立了一种“不溢美，不隐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良好学风和传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笔者在对袁世凯其人其事其言的评述中将遵循太史公的史法，设身处地，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尽可能透视出这个重要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县人。袁氏是当地有名的官宦地主家族，世代以耕读为生。到了袁的祖父袁树三这一辈，袁家出了做大官的人。袁树三之弟袁甲三(世凯之叔祖，1806—1863)于道光十五年中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查御史、兵科给事中，一直做到督办安徽、河南、江苏三省军务、漕运大臣等高位。袁甲三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样，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以军功起家，多次蒙皇帝传旨嘉奖并赏戴花翎，穿黄马褂，死后赠谥“端敏”，宣付国史馆立传，在当时这是极大的荣耀。他的长子袁保恒(1826—1878)也是进士、翰林院编修，以军功升任内阁学士、户部左侍郎，官至刑部左侍郎。次子袁保龄，举人出身，官至二品的候补道员。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袁树三次子，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弟弟)也随袁甲三从军，以军功侯补济南，后调任江苏，署理江南盐运道。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捐过一个同知，但由于他是袁氏家族的长房长孙，在老宅主持家务，故未能出仕做官。袁氏一门两世簪缨，不仅成为当地的高门显宦，在京城和地方的官场上也建立了广泛的人际关系，为袁氏子孙将来的出人头地、飞黄腾达奠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1859年9月16日(旧历八月二十日)，袁世凯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背景的家庭里。他是袁保中的第四个儿子。不久，其叔袁保庆的妻子牛氏也生下一子，但很快就夭折了。袁世凯的生母刘氏产后缺乏奶水，而牛氏的奶水却很充足，故而由牛氏哺乳，牛氏视世凯如己出，疼爱异常。1866年，袁保庆以知府衔侯补济南，当时年纪已过四十，仍然没有子嗣，袁保中便将世凯过继给了弟弟。袁世凯时年七岁，随嗣父赴任济南、南京等地，领略了大城市的繁华，也熟悉了官场上的事故人情，大大开拓了自己的眼界。
袁保庆非常重视袁世凯的教育，在济南时请了名举人王志清做他的发蒙老师，在南京时请的家塾先生也是个文武双全的举人。袁世凯自幼聪明，但读书不用功，而偏好拳脚，塾师也乐得因材施教，做个顺水人情，就每天教他习武。袁保庆将自己几十年的带兵心得、官场经验编为一书，名之为《自繰琐言》，有空闲时，便以此书为课本，向世凯传授自己的人生体验。总之，少年时期的袁世凯，作为官宦世家子弟，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封建大家庭和官场生活的耳濡目染更给了他一种实际的人生教育，使之逐渐历练出一身圆熟的事故人情。
譬如，袁保庆的正妻牛氏和姨太太金氏积不相能，时生龃龉，袁世凯以嗣子的身份夹在中间，竟能巧妙地加以调和转圜，使两人都很喜欢他，就突出反映了家庭和社会环境对袁世凯的影响，中国传统宗法式家庭往往几世同堂，家口众多，人际关系复杂。项城袁氏就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袁世凯从小就擅长左右逢源，具有人情练达的素质，与这种家庭环境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1873年7月，袁保庆因患霍乱，在南京去世，十四岁的袁世凯随嗣母牛氏扶柩还乡。次年，在西北左宗棠处帮办军务的堂叔袁保恒回乡省亲，认为这个侄子是个可造之才，应该出去见见世面，所以在返回西北时将世凯带在身边，加意培养。以后几年中，袁保恒调任北京、河南时，袁世凯都随行在他身边。尽管袁世凯自小就不喜欢八股制艺的学问，但在堂叔的严格督责下，还是把四书五经读得很熟，对作八股文章则还是不得其门，缺乏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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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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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保恒两代进士，也希望侄儿走这条光宗耀祖的仕进之路，所以在京任职期间，遍聘名师，期望世凯读书上进。如请举人谢廷萱教其作文，举人周文溥教其作诗，进士张星炳教其写字。但世凯的另一堂叔袁保龄(当时在京任内阁中书)则看出他在学问上“资分并不高，而浮动非常”。俗话说，从小看到老。的确，尽管出身于世代耕读的名门显宦之家，自幼便一直受到名师的调教，世凯的资质却不在于学问，而在于事功。袁保恒在京任刑部侍郎时，工作繁剧，常教世凯在读书之余帮办公务。世凯当年随嗣父学得的官场经验由此派上了用场。他办事干练，颇得两位堂叔的欢心，夸奖他“办事机敏”，是“中上美材”。所以袁保恒在奉调河南帮办赈灾事务时，就有意带他同行，“有密要事案，均令往查，并参佐一切1”，多方培养、历练他的从政才干。
1878年8月，袁保恒因感染时疫，病逝于开封任上。袁世凯失去庇荫，返回了项城老家。先是，世凯曾于1876年返回河南乡试不第，在乡完婚，娶妻于氏。此年返乡，适逢四世同堂的袁氏家族分家，家产按世凯父辈的人数分割为十二股，世凯作为惟一的嗣子，获得了袁保庆名下的丰厚家产，从此自立门户，成为一家之主。此时的袁世凯虽年仅十九，但足迹已遍布江南塞北、通都大邑，见识之广，在当地可以说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已不可能安于现状，过安安静静的乡绅生活了。袁家在陈州有一所大宅，世凯不愿过乡居的乏味生活，举家迁居于此。本年，他的长子袁克定出生。
起初，袁世凯不想辜负父辈对他的期望，仍打算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所以在家读书，准备再考。由于此时他已自立家门，不再有长辈们的管束，所以着实放纵了自己一阵子。“居家多暇，嗜酒好骑马，日饮数斗，驰骋郊原，又喜为人捉刀2”，一副倜傥不羁的世家公子模样。袁氏为当地高门，袁世凯又是见过大世面的富家公子，而且“性任侠，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与，以善为乐，寒士多依为生，士绅推戴，负一郡望3”，故而很自然地在身边聚集起一批文人学子。为此，袁世凯办起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袁“主其事，捐资供给食用4。”袁还与陈州知府吴重熹约为“诗酒友”，过了一段诗酒留连的悠闲日子。1879年，袁世凯的姑丈张向宸办理河南赈捐，委托他“分办陈州捐务”，袁世凯办得非常出色，“集款独巨”。为此，张将袁保恒生前的捐款，为他捐了一个从七品的“中书科中书”的虚衔以资奖励。当年秋天的乡试，踌躇满志的袁世凯再入闱场，却不料再次落榜。
袁世凯自幼受教于名师，见多识广，人情练达远过于本地士子，他对此也很自负。然而此次秋闱，他主持的文社中有两人中举，他自己却又名落孙山，感到十分丢脸。于是“倾箧举所作诗文付之一炬，曰：‘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5”颇有汉代班超投笔从戎的气概。袁世凯决意北上京都，以自己的官场经验和父辈们的人际关系谋取前程。可他居乡二年，不事生产，坐吃山空，家产挥霍了大半。为筹措进京活动的川资，不得不向亲友借钱。到京后遍访父辈们的门生故旧，试图谋个一官半职，结果官没谋到，钱却花光了，还是靠了故交徐世昌的资助，世凯才有了回乡的路费。这一段经历使他看到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也使他的头脑冷静、现实起来。后来在得到一封写给李鸿章的荐书时，他经过一番权衡，感到自己无位无名无财，在李鸿章人才济济的幕府中很难出头，便断然放弃了这个机会，决心弃文从武，投奔嗣父的好友，督办山东海防的吴长庆。
关于袁世凯投奔吴长庆一事，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与袁直接有关的人的说法有三种，但各不相同。一是张謇，当时在吴长庆幕府，袁世凯初到庆军时，张曾受吴长庆委托，教袁作八股文。1930年出版，由其子张孝若编写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说，袁投奔吴长庆时，带了家乡旧部几十人一同前往。后来这些人由吴长庆给资遣回，只留下了袁世凯一人。二是张黎辉根据袁世凯本人这一时期的家信，研究分析后得出结论是，袁世凯是由天津他的堂叔袁保龄处乘船赴登州投奔吴长庆的，袁保龄还赠送给他四十两银子的川资。三是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雪(原名袁叔桢)的回忆，说袁是由上海北上投奔吴长庆的。袁静雪是袁世凯的爱女，她的说法应该出自袁世凯本人，按她的讲述，袁世凯在上海还经历了一场红尘奇遇。“落魄公子床头金尽，风尘知己赠银赎身”，在中国传统的戏剧传奇和话本小说中是常见的题材，这次却让袁世凯赶上了。据袁静雪讲述，当时的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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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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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到上海谋事。上海是当时最繁华的地方，他一方面想领略一下这里的风光，另一方面也觉得在这样一个地方谋事的机会总要比较多些。但是，他营谋了一个时期，始终没有成就。那时侯，他一个人住在旅店里，感到寂寞，就去逛妓院。由此结识了一个苏州籍的名妓沈氏，这就是后来他所娶的大姨太太。他们两人见面以后，情好日密。沈氏劝他及早离开上海，另谋出路，并且资助他盘费，鼓励他早日成行。行前，沈氏备酒送行。席间对他说明，在他去了以后，她立刻就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功名，不要相负。我父亲听了之后，也就指天誓日，洒泪而别。后来，他随吴长庆到了朝鲜，果然把她接了去，做他的大姨太太。
当他由上海前往山东的时候，无意间在途中遇见了阮忠枢，由于他们同行同宿了几天，因此互相结识。通过交谈，他知道阮忠枢将进京应试，他也将自己的家世和现在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阮忠枢。阮又帮助了他一些川资，然后才依依惜别。别后，我父亲径直到了山东登州，向吴长庆投效。那时侯他已经是22岁了。有的人说，我父亲到山东投军时，曾冒昧地携带了他父亲的旧部几十个人一同前往投效，因而吴长庆对他的印象很不好。这种说法，大概是不确实的。要知道，他由项城老家出来以后，是由上海前往山东的。这么多的人，如果和他一道绕道，他在举目无亲的上海是无法安置这些人的；何况他本人还先后受过沈氏和阮忠枢的接济，他又怎么能够有余钱供给这些人的食用呢？6
后两种说法否定了第一种说法，因为当时的袁世凯落拓困顿，自己还要靠别人资助路费，是负担不起几十个老乡一路上的花销的。但第二种说法除说明袁确实到过天津，赴山东时他堂叔资助了川资一事外，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否定袁世凯由上海北上的说法。而且如果袁世凯是直接由河南老家经天津去登州的话，就没办法解释袁何以能结识身在江南的沈氏，并把她娶到朝鲜作姨太太的事情；因为袁从1881年到登州后的四年内，一直身在庆军，根本没有机会回家和回国。而如果袁世凯径直去了山东，则袁保龄资助路费一事又从何说起呢？
上文曾提到袁世凯曾得到一封写给李鸿章的荐书，荐书据说是出自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周馥之手。周馥与袁保龄当时同在李鸿章幕府。从这一线索判断，袁世凯并没有直接去山东，而是从上海北上天津，他堂叔托周馥(因为是自己侄儿，袁保龄须避嫌)写下荐书，让他在北洋谋事。袁世凯经过权衡，最终还是决定投奔吴长庆，袁保龄于是资助给他路费。这样后两说合而为一，顺理成章。
通观袁世凯自立后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已具备日后成功的重要政治潜质。有人把成大事者的基本素质归结为三句话，曰：爱才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麻。袁世凯此时尚未掌握有生杀的权力，第三点素质自然无从表现。但前两种素质，他不仅具备，而且出色。
首先，袁世凯不仅爱惜，而且极为善于笼络人才。比如组织文社，把家乡的士子聚集在自己的旗下，就表现出他具有非凡的组织领导能力(把具有“文人相轻”传统的士子们聚集在一起决非易事)。又如，当时穷困潦倒，在陈州教书的徐世昌拜访求告于他时，他不仅不轻视徐，反而一见如故，结拜为兄弟，解囊赠款，资助其赴省应试。徐后来中进士，点翰林，仕途发达，成为袁一生事业中的重要谋士和清末民初政坛中的重要人物，即发轫于此。
其次，袁世凯不看重金钱资财，而是将之视为实现自己愿望和目的的工具，因而能够不役于金钱。由于“慷慨好施与”，捐资办文社，资助寒士，家产挥霍大半，以至自己也要向人求告，但他并不因此而后悔，变得吝啬起来。即使用的是母亲们的私房钱和借来的钱，他也并不仔细，而是更为注重维持其世家子弟的气派。据袁静雪回忆，袁世凯落第之后，原想进京走捐官这条路，“可他到了北京，却把那捐官的正事搁在脑后，一味地讲吃、讲穿、讲玩乐。有一些兴赌害人的人，看到他孤身一人，认为可欺，便合伙引诱他去赌博，把他所带的钱都给赢去。他官既没捐成，钱又输了个净尽7”。从军后的头几年，袁世凯年薪只有四十两银子，过了一段相当拮据的日子，但这仍不足以改掉他早年养成的豪奢习气。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做大事者多有此气概，大概是因抱负远大，才不看中钱财的罢。
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袁世凯具有极强的现实感，这也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素质。比如，两榜落第后他能断然放弃科举之路，立志从事功上出头，证明他有现实感，有自知之明。他自小不好章句，自知不是作学问的材料；而乱世人才多以军功起家，曾左李胡8和他的祖、父辈都是榜样。又如，当得到写给当时权势如日中天的李鸿章的推荐书时，一般人均会忙不迭地赶去投靠，而他却能冷静地权衡利弊，放弃来之不易的机会，扬长避短，改投权势、名气都要小得多的吴长庆。袁在其一生事业的重要关头，多次表现出这种现实感，这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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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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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等均是李鸿章为首的淮军系统的重要成员，而当时在位的淮系大员如刘铭传、丁汝昌、周馥、吴长庆等均是袁世凯的父执辈，袁为何不去依附当时在李鸿章幕府，极受倚重的堂叔袁保龄或其他父执，而选择投奔吴长庆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其嗣父与吴的特殊关系了。
吴长庆(1834—1884)，字筱轩，安徽庐江人。其父吴廷香有文名，是当地的绅士，受命办理庐江团练，1854年太平军攻破庐江时战死。庐江被围困时，吴廷香派遣吴长庆到宿州向身兼督办安徽团练大臣的清军统帅袁甲三求救，当时袁保恒、袁保庆俱在军中效力，袁甲三对是否援救庐江踌躇不决，问计于子侄。袁保庆力主增援，袁保恒则坚持不能分兵，二人争执不下，致使耽延时日，庐州城破，吴廷香死节。吴长庆愤而与袁保恒断交，与袁保庆则“订兄弟之好”。后来袁保庆为官南京时，驻扎在浦口的吴长庆与他时相过从，感情非常好。袁保庆患霍乱突然病逝，吴渡江视殓，抚柩痛哭，帮助料理丧事。由于吴与袁保庆的特殊情谊，吴定能对其挚友的惟一嗣子另眼相看，格外照拂，这是袁世凯算计之中的。且此时的吴长庆已是官居一品，主持方面的淮系大将，深受李鸿章的信任和倚重。吴长庆还以礼敬士大夫闻名天下，其幕府中多一时名士，被目为儒将。以这位父执作靠山，仕途的顺利发达可以预期。这确实是袁世凯的最佳选择。1881年5月，袁世凯到山东登州投奔了庆军统领吴长庆。
注 释
1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同上。
6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第125—126页。
7同上，第124页。
8曾，曾国藩；左，左宗棠；李，李鸿章；胡，胡林翼。这四个人都是以文人带兵起家，以军功封侯拜相，成为清代的“中兴名臣”。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堂叔袁保恒等也是由进士出身的文人，带兵立功，置身高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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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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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从军一年后，清廷的属国——朝鲜就发生了壬午兵变。袁世凯放弃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随同吴长庆的庆军开赴朝鲜平乱，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外交生涯。在壬午兵变和两年后发生的甲申政变中，袁世凯充分展示了自己面对危机时的应变能力，从而获得了吴长庆和李鸿章的赏识与重用，为自己的仕途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难就难在对机会的把握上，人往往会面临多种选择，舍得放弃才会有所获得。袁世凯放弃科举考试，选择了从军出征，是因为他认准了自己只能在事功上找出路。目标确立后就毫不动摇地朝此努力，当然就抓住了机会，成就了自己。人们常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而危机是最考验人和锻炼人的，也是最能展示一个人真本事的机会，袁世凯可算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本章开头所选引文是袁世凯在甲申政变前夕，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汇报朝鲜政局动态的函禀，表现了他出色的形势判断能力。
致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朝鲜政局禀1
(1884年11月12日)
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金允植、尹泰骏、闵泳翊意见稍歧2，大拂王意，渐疏远。似此情形，窃虑三数年后，形迹必彰。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该国王执拗任性，日事嬉游，见异思迁，朝令夕改。近时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移，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异日之患，实非浅显。卑职谬膺重任，日思维系，不避艰险，竭力图维。初犹譬喻可悟，自中法兵端既开，人心渐歧，举止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日夕焦灼，寝食俱废，大局所关，不敢壅于宪听3。近闻福州台湾同时告警，东洋讹传最多，韩人不久必又有新闻。鬼蜮之谋，益难设想。外署虽与日人不睦，而王之左右，咸用其谋，不知伊于胡底4也。竹添进一郎5带兵换防，八九日内必到。薛斐尔6已在东洋，闻将偕至，嗣有所闻再当密禀。
朝鲜在历史上长期是中国的属国，在制度上也仿效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当时也像中国一样面临着列强的巨大压力，其中日本与俄国对其有着特别的野心。在外来压力下，朝鲜的内政也是危机重重。“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宫廷内部充满着争权夺利的派系倾压，改革与守旧、亲华与亲日派别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作为清帝国驻朝鲜的使臣，既要维护所谓“天朝上国”的尊严体制和宗主国的特殊利益，又要调解朝鲜王室内部的矛盾和纷争；既要压制亲日派的抬头和日本在朝势力的扩张，又要平衡、折冲列强对在朝利益的争夺，以维护清帝国对朝鲜的控制。而这一切又是在本国积弱积贫，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远不如列强，而朝鲜也日愈离心离德的局面下所要做到的，放在谁身上，哪怕是一流的外交好手，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使命。袁世凯就是在这样一种错综复杂、杀机四伏的环境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的。应该说，他出使朝鲜十二年，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基本上做到了不辱使命，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海东的小班超呢。
当时统治朝鲜的是李朝。李朝建立于明代洪武年间，已持续了近六百年，几乎与明、清两代相始终，也一直与中国维持着良好的属国关系。1864年，朝鲜国王李罷去世，李罷没有儿子，于是以其弟李罶应之子李熙入承大统。李熙年方十二，没有能力亲政，遂由父亲以大院君的身份摄政。大院君思想保守，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则加强集权，十年后李熙长大亲政，权力逐渐转入其妻王妃闵氏及其家族和亲信的手中。但大院君不甘寂寞，仍想揽权，这样在朝鲜王室中就形成了以闵妃和以大院君为首的两个权力集团。1876年，日本以朝鲜拒绝邦交，蔑视日本为借口，出动兵舰，胁迫朝鲜签订建交和通商条约。由于清政府畏懦无能、息事宁人的政策，朝鲜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由于在国家危难之际，清政府未能尽到宗主国的保护责任，又看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蒸蒸日上的国势，朝鲜王室和大臣中的一些人在失望之余，把目光转向了日本，想依靠日本实现改革和独立自强的目标。日本则借此鼓动朝鲜脱离中国的控制，并大肆培植亲日势力。这样在朝鲜政权内部又形成了以闵泳翊(闵妃之侄)、金允植、闵泳穆、赵宁夏等为首的保守派和以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为首的“开化派”。前者掌握政府实权，主张维持现制度，亲华，是主流派；后者主张仿效日本，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亲日，是非主流派。此外，由于政权的腐败和日本的侵略政策，朝鲜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就像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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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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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既不愿出面维护朝鲜的权益而同日本和俄国(这是当时另一亟欲染指朝鲜的列强)发生对抗，又怕日俄并吞朝鲜，对其“龙兴之地”的东北构成威胁，故决定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大行“以夷制夷”的故智。1879年8月，清廷令李鸿章“婉为开导”朝鲜，开放门户，与西方各国立约通商，以“潜弥外患”。李鸿章则致函朝鲜国王李熙之叔、原太师李裕元，他所传授的方略是：“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手有余。…若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7。”朝鲜政府开始时并不愿开放，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劝导”，在1880年10月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开化自强”方针，并在清政府的居间帮助下，相继与美国、英国、德国、俄国、法国等西方列强签订了通商条约。朝鲜的大门从此洞开，成为列强争夺角逐的外交舞台。而在朝鲜王室中占有主导地位的闵妃一派又逐步走上了摆脱清廷，实现自主，结好西方以御日俄的道路，致使朝鲜的政治、外交更为错综迷离。袁世凯初到朝鲜时，所要面对的就是上述这样一个内外交迭、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袁世凯初到庆军时，吴长庆安排他与其子吴保初一起从师张謇8，在军营读书，为翌年的乡试做准备；但袁世凯对八股制艺是油盐不进，而且这也不是他投奔吴长庆的初衷，所以学习并不努力，很让老师头痛。“謇曾命题，课以八股，则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謇既无从删改，而世凯亦颇以为苦。”但“偶令其办理寻常事务，井井有条，似颇干练9。”
袁世凯在军营这个新环境中，尽管与吴长庆有着特殊的家世渊源，但他却很懂得“谦抑自下”，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出世家子弟惯有的狂傲不羁的习气，搏得了上上下下的好感；加上办事干练得力，很快就被任命为庆军营务处的帮办。此时的袁世凯，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够施展才能的机会了，而这样的机会也很快就来临了。
1882年7月，朝鲜爆发了“壬午兵变”。兵变的起因是，朝鲜王室接受清廷劝导实行开放后，于1880年对军制进行了改革。闵妃集团借改革之机削弱大院君集团的实力，在裁汰大院君手创的“亲军营”的同时，组建了以日本人为教官的新军“别技营”。新军在装备和待遇上都高于旧军，激起了旧军的很大不满，为平息军队的不满情绪，当局向欠饷已十三个月的汉城驻军发放饷米。由于饷米中掺了砂石秕糠，不堪食用，愤怒的士兵殴打了库直(管理粮库的官员)。兵曹判书10闵谦镐下令逮捕为首的士兵，成为激起汉城驻军兵变的导火索。激愤的士兵和大批贫民冲入军械库，夺取武器，攻进捕盗厅，释放了被捕士兵，并到大院君府上诉说冤情。大院君在温言抚慰的同时煽风点火，暗示此事是闵妃一党勾结日本人所为。变兵随即攻击日本使馆，杀死日本教官，袭击当政高官的住宅，处决了领议政大臣李最应、兵曹判书闵谦镐等很多后党高官，并攻入宫中搜捕闵妃。闵妃装扮成宫女，逃出王宫，汉城大乱，政局陷入瘫痪。国王李熙被迫召还大院君，由他主持国政以收拾乱局。大院君柄政组阁，宣布大赦，恢复旧军制，发放军饷。乱军退出了王宫，一场兵变方告平息。
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逃回国后，报告了事变经过，日本政府遂决定借此事件大举派兵入朝，胁迫朝鲜谢罪、赔款、割地、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清廷驻日公使黎庶昌侦知此事后，于7月31日、8月1日两次急电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张树声(当时李鸿章因丁母忧，已告假还乡)，告知日本即将出兵朝鲜的情报，建议“中国宜派兵船前往观变”。几乎与此同时，惊魂甫定，逃到忠清道的闵妃也指示后党成员通知正在天津的朝鲜使臣金允植、鱼允中向清廷求救。张树声于8月2、4、5日三次致函总理衙门，要求派兵朝鲜，7日得到批准后，9日由庆军统领吴长庆、水师提督丁汝昌、候补道马建忠率军乘威远等三舰赴朝。10日，清军抵达仁川，早于日军到达半天，占据了政治军事上的主动。庆军六营直入汉城，“旬日之间，祸乱悉平，人心大定11”。日军原想以武力迫使朝鲜订立“城下之盟”，不料在军事上失了先机，不得不改换策略，降低筹码，放弃了割让朝鲜领土的要求。
袁世凯在进军朝鲜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突出的才干。首先是善任繁剧，办事干练。清军从得知日本出兵的情报到登船赴朝，前后不过十天。而吴长庆出征的准备时间只有七天。当时张謇在吴处主持幕府事务，“吴公嘱余管理策划前敌军务，当时同事们全都因回乡应试而散去，只有我因丁内艰，单独留下来措置前敌事务。手书口说。昼作夜继。苦不给，乃请留袁慰廷执行前敌营务处事。”张謇之子张孝若在给他父亲写的传记中也记述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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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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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吴公幕府中人才却也济济，但是重要机密和笔墨上的事，吴公却是信托我父亲，完全责成他去主持和办理。朝命下来，急于星火，差不多立刻就要出发。但是所有的准备，都要我父亲一人担当处理，而且期限既非常迫促，应布置的事，又一件不能耽误，所以我父亲计划出发和前敌的军事，写奏折，办公事，实在忙的不可开交。嘴里说，手里写，白天忙不完，夜间接续办，实在是烦劳辛苦得很。在这时适当乡试的时候，吴公叫袁世凯去考举人，袁心里实际上不情愿，嘴里又不好意思说。我父亲当时一个人应付内外事务，实在也忙不过来，就对吴公说：“大帅不要叫慰廷去考试了，就让他帮我办办出发的军事吧。”我父亲这样一说，吴公自然立刻就答应了。于是我父亲就派袁赶办行军应用的各种物件。哪晓得限他五六天办好的事，他不到三天就办得妥当齐备。我父很称赞他有干才。出发时，就接下来派他执行前敌营务处的差事。”12
又如，清军抵达仁川马山浦后，吴长庆曾指派某营为先遣部队，下令立即登陆，但该营指挥官却表示士兵不习惯航海，多数晕船，请求暂缓登陆。吴大怒，立刻将该营官撤职，派袁世凯代理。袁受命后，督率该营于两小时内完成登陆，大受吴长庆的夸奖13。
其次，是处事果断，善于临机应变。袁世凯初入军营，就表现出随机应变，处事果断的特点。1882年春节，营中循例放假三天，很多士兵在营中聚赌，一言不合，由争吵而殴斗，最后发展到彼此开枪的地步，而各营营官多已回家过年，无人主持，营中秩序大乱。袁世凯当时正在营中，“他当时灵机一动，假传统领的命令，带领一些亲兵赶到出事的地方。把事情真相查明以后，他立即把为首肇事的人就地正法。这场纠纷就此平定下去。事后，他向吴长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就自己‘专擅杀人’一事向吴请罪。吴长庆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奖许他的临机应变之才，教他为营务处帮办14。”
金允植在出兵前曾建议诱捕大院君，归政国王。吴、丁、马、袁等人在马山浦会议，决定依此计行动，命令袁世凯“密为布置”。8月26日，大院君赴清军军营回访，袁设计将其众多卫士阻于军营之外。大院君入营与吴长庆寒暄之后，察觉气氛有异，在与吴笔谈时问：“将军将作云梦之游15耶？”吴长庆“尚支吾其辞，不忍发动”，袁世凯则“持刀在侧说：‘事情已经泄露，迟则生变！’随即督促手下将大院君强行扶入轿子，星夜奔赴马山浦，登上兵舰，押送天津16。”充分表现了袁处事果断的作风。
再次是心狠手辣，治军有道。庆军承平日久，军纪松弛，在进入朝鲜平乱的过程中，“奸淫掳掠，时有所闻”。袁世凯认为“作为前来戡乱的王师，军纪如此，遗笑藩封，玷辱国体”，自告奋勇整顿军纪。吴长庆授予袁全权，并发给他令箭。袁“于是传令各营，有擅入民居及军营者斩。恰好有违犯命令者，于是立刻处斩数人传首示众”。有士兵强奸妇女，袁“徒步前往查办，亲自监督搜捕，竟然废寝忘食。最终查获了人犯，亲手处决了他”。为了整饬军纪，袁世凯还向吴长庆请求惩治对违法乱纪负有责任的军官，“吴公同意了他，发文任命他总理前敌营务。允许他便宜行事。于是选择军官中对部下约束不严者，撤职查办了几个人，将士们都被慑服了，(对军纪)不敢再犯秋毫，军队的声威才重新振作起来17。”
从袁世凯在庆军的所作所为看，他无疑具有前面提到的“杀人如麻”的素质。然而他也很懂得并擅长“恩威并施、宽猛相济”的治术。“他严于执法，而待遇属下却十分厚道，训诫劝告不停于口。常常说：‘服从命令者是我手足，违抗命令者就是贼寇仇敌。(我)信赏必罚，决不会有一点迁就。’士兵的伙食日用，下令全部要充分供给。有病者他亲自前往抚慰探视，发给他们药物。夜间巡查军营，看见有在外露宿者，都招呼他们入室休息。阵亡者他亲自视殓祭奠他们，负伤者他监督医疗救治，每日必亲自探视一次。所以士卒都感动奋发，全都乐于为他所用18。”他也很善于收揽人心，“对待朝鲜的军民百姓多主张宽厚体谅，所以朝鲜人对他的感戴就如同对待父母，连妇女小孩也都知道尊敬爱戴他19。”
当时，参与兵变的士兵和贫民聚集在城郊利泰院和枉寻里一带。应朝鲜国王请求，清军派袁世凯等率军剿捕，“捕获其中强悍者百人，…从中选择诛杀了尤其凶悍的十个人，其余的全部予以遣散。日本与朝鲜政府也缔结条约重归于好，事变于是完全平定20。”事后论功行赏，袁世凯被授予五品同知官衔，优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吴长庆给他的评语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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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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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午兵变后，朝鲜王室重新编练新军。袁世凯因在平息事变中表现突出，也受到王室的器重22，被委以训练新军的重任。袁“起草创立规章制度，编选壮丁，先建立新建亲军，然后建立镇抚军。……未到一年，成效极为显著。前来参观的韩国诸位大臣及各国外交官员，全都盛赞新军技艺娴熟，步伐整齐，堪称劲旅。吴公及韩王亲临检阅，也都欢欣喜悦，赞叹不已23。”
袁世凯靠父执关系寄身军旅，而且不走科举正路，所以无论吴长庆幕府中的名士们，还是各营中的骄兵宿将全都认为他不过是个纨绔子弟而已。然而赴朝鲜平乱时，袁一反从前“谦抑自下”的作风，勇于任事，杀罚决断不讲情面，使他得罪了不少人。加上他因表现出色受到越级提拔，就更为人侧目，被说成是“不学而刚”、“专而好杀”之人。
中国自隋唐以来就以科举取士。明清更是专考八股，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但在文人们看来，科举才是晋身官场的正途，袁世凯不通制艺之术，不走科举之路，就是“不学”。其实，袁世凯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教育，书读得并不少，只不过兴趣不在八股上面而已。要说到“学”，袁世凯所注重的是经世实用之学，如军事。袁所处的时代正当清朝的多事之秋，战祸频仍，内乱外患不断。他虽出生于世代耕读的乡绅家庭，但其父、祖两代均以军功致显达。这种家庭、社会环境必然会影响到他，也是他从小喜读兵书，长大后投身军旅的主要原因之一。兵书教给他的是理论和战例，军旅生涯给他的是军事实践。据袁的女儿袁静雪(原名袁叔桢)回忆，他父亲“自从投效吴长庆的庆军以后，对军事上的事情处处留心。他一方面细心钻研有关操典、战术一类的军事书籍；另一方面，不论部队出操或是野外演习，他都是跟着观看，表面上说是监督考察，实际上却是跟着学习。……就这样，他渐渐地由外行转变成为内行24。”也正是靠着这种书本与实践相结合的实学，袁才得以在壬午兵变中崭露头角，并熟练运用淮军的营制操典编练朝鲜新军。后来的文人学者往往因袁晚节不保，对他的评论多含有成见，因此在论及袁的为人处事的时候，多好引用吴长庆幕僚们对他的负面评价，较少客观具体的分析。其实，作为一个从小锦衣玉食的世家子弟，二十几岁就能有如此上佳的表现，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吴长庆力排其所尊重的幕僚和追随他多年的将领们的非议而重用袁世凯，不排除他有给袁机会以报答盟兄故友的动机，但这是次要的。袁若是个不成器的纨绔，那是想扶也扶不起来的。袁世凯之能够获得重用，除去吴长庆识见过人，知人善任这个因素外，也因为在当时暮气已深的淮军之中，袁世凯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
从袁在朝鲜时与其关系最深之人对他的评价，也可以佐证这一点。金允植为亲华的“东道西器派”的领袖人物，壬午事变后主持朝鲜外交事务，与袁世凯相交最厚，“自以为平生知己，海内无二。自从壬午、甲申以来，未曾一日相离，患难甘苦，全都共同承受25。”袁与金结识于壬午清军东渡赴朝平乱之际,当时二人同乘一船,谈得十分投机。袁世凯少年心性,头角峥嵘,夸口自己只要能统带数百士兵，即可直捣汉城，擒拿大院君，很为金氏心折。金汉学底子很好，诗有魏晋风，常与袁诗酒往还。他的文集中有“津河舟中逢袁慰庭世凯舍人”一首，诗前题词称袁“英达夙成，志气轩豁，吴筱帅常称慰庭是中州有数男儿”。吴筱帅即吴长庆，吴字筱轩，故有此称。从中可见吴对袁之器重。而金在赠诗中也称袁“豪慨似宗悫，英达类周郎26”。宗悫，南朝宋、齐间人，14岁时，叔父问他的志向，他回答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宋文帝时，宗悫率军讨伐林邑(今越南)，立了大功，他的事迹见于《宋书》、《南史》。周郎，即因小说《三国演义》而闻名的周瑜周公瑾，因倜傥风流，人称“周郎”，曾统帅吴蜀联军火攻赤壁，阻止了曹操的大军南下。史书称其“文武筹略，万人之英”，“有王佐之资”。金允植诗中的比附未免过甚其辞，但也可透视出袁世凯当时少年壮志、抱负不凡的原型。
张謇为吴长庆掌理机要，也曾当过一段袁世凯的老师，他在写给世凯堂叔袁保龄的信中，对袁世凯的评价是：
慰庭任事非不勇，治事非不勤，而时时夹杂着世故客气的做作，所以他的举动总达不到有学问人的标准，但论其才能，他当然是您家族中谢幼度一类的人物啊；从军驻扎在动乱的国家，希望嘱付他谨慎从事。27
张謇是大才子，于袁世凯是长辈，兼有师生之谊，袁在张那里不免拘谨，不像在密友面前敢于放言高论，故以官场“世故客气之习”相处。对同一人物的不同看法往往就是这样得来的。但张謇许其为谢幼度，虽有对他堂叔客气的成分在，评价可说是相当高的。谢幼度，谢玄也，幼度是其字；史书纪其“有经国才略”，最著名的就是淝水之战，他率八千人击溃了前秦苻坚的百万大军，使东晋免于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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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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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袁世凯在整饬军纪，训练新军中的出色表现，1884年春吴长庆奉调回国之际，保举他总理留驻朝鲜的庆军营务处并兼领庆字营。“庆字营的士兵官弁，跟从吴公最久，军官中很多都是提督、总兵级的将领，士兵平素也都骄横不逊。(袁)公恩威互用，几十天内就使全营服从听命，操练和纪律位于各营前列28。”袁世凯至此总算是有了可以自己指挥的兵。庆军留驻朝鲜的另外两营分别由吴兆有、张光前统带。吴、张都是跟随吴长庆征战多年，官居提督、总兵的一、二品大员，而袁此时不过是个五品的候补同知29，能够独领一营，可谓不次之擢升。而且他还有总理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名义，在权势上更是压人一头。庆军驻扎在国外，军事之外，免不了与朝鲜当局和各国使馆打交道，这方面的事务，吴长庆也都交给袁世凯办理。当时朝鲜刚刚开放，“不谙外交，而内政亦极暗蔽。其君臣遇有重要事件，多咨商于(袁)公30。”袁世凯老于官场的结交笼络之术，自然如鱼得水，很快就与国王和当朝主政的“东道西器派31”大臣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由于有了这层关系，袁的沟通能力和对朝鲜政府的影响反而高于清廷的外交代表，为此他又受到了时任北洋大臣、负责外交事务的李鸿章的器重。“东西方各国有来与韩国订立条约者，李相国就命令袁公赞助，指示韩国人(对条约中的问题和漏洞)多所补救。李相国说袁公不但懂军事，而且熟悉外交了32。”
中国古代的国际外交是一种“天朝”与“四夷”之间的册封朝贡关系，简称封贡体制。著名外交史专家蒋廷黻先生对此有中肯的分析:
中国原来自己是个帝国主义。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琉球、高丽、蒙古、西藏。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西藏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中国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册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但是我们的祖先何以费力去得这些属地呢？此中也有缘故。光绪七年(1881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先生说得清楚：“臣闻天子守在四夷，这真是深谋远虑的策略。自古以来的敌国外患，隐伏时甚难发现，而苗头又蓄积得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就已无法遏止了；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法遏制了。我朝幅员广为开辟，龙沙雁海33全都列为藩封属国。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难道不是所谓山河带砺34，与国家休戚与共的意思吗？”
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是代我们守门户的。35
但是这种格局在近代西方列强到来之后已经被打破了，而清朝统治阶层头脑中的传统理念(即“天朝——四夷”的观念)却根深蒂固，未能随时代和客观形势一同转变，最终导致了外交和军事上的一系列重大失误。
当时主持中国外交的是李鸿章。鉴于日本1879年吞并了琉球，法国也正在逐步吞并越南，清政府一反从前对附属国放任自流的消极政策，改行积极介入，加强控制的政策。对地处清朝“龙兴之地——满洲”大门口的朝鲜，尤其如此。李鸿章在主政的洋务派重臣中是最有眼光的一个，早在明治维新的初年，他已看出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觉得日本是中国的真敌，因为日本一心一意谋我，他无所图，而且相隔既近，动兵比较容易。”“他并且知道中、日的胜负要看哪一国的新军备进步得快36”。为此他极力主张发展海军，并格外关注朝鲜问题。
壬午兵变之后，朝鲜王室对中国的向心力大大增强，请求中国帮助善后，清政府借机对朝鲜实行了全面控制。首先，平乱的庆军六营全部留驻朝鲜，并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在军事上加强了介入。其次，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以此重申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并派遣陈树棠为总办朝鲜商务委员，常驻汉城。再次，推荐、代聘马建常、穆麟德37代朝鲜管理海关，朝鲜并分别任用马、穆二人为交涉通商事务的会办和协办；此后，朝鲜的海关和外交事务实质上被控制在清廷手中。
日本在壬午兵变中被清军抢占了先机，没能达到预定的目的，但也通过“济物浦条约”获得了五十万元赔款和在汉城驻军的权利。日本把侵占朝鲜看作实现其大陆政策的跳板，朝鲜是其必争之地，所以极为反对和仇视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于是在朝鲜内政方面，日本采取支持和利用“开化派38”的策略，试图推翻亲华的后党政权，扶植亲日政权，为将来全面侵占朝鲜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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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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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接过了当时流行的地缘政治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所谓大陆政策。如1889年出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在其《外交政略论》中宣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而在列强纷争的时代，“仅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始能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39。”而所谓利益线，就是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生怕在殖民瓜分的潮流中落后，尤其怕抱有同样野心的俄国抢先控制朝鲜，由于实力尚不足以从中国手中夺取朝鲜，日本便在积极扩军备战的同时，鼓吹中、日、美共同保护朝鲜，想借此抵制俄国的势力，但为清政府拒绝，理由是不合宗藩体制。有些国家还建议由多国订立条约，保证朝鲜成为瑞士、瑞典那样的中立国家，李鸿章内心是赞成这么办的，因为一个有国际条约保障的中立的朝鲜，同样可以起到缓冲国的作用，无论日本还是俄国的企图，都将遭到其他列强的反对。无奈清廷死抱着陈腐的宗藩体制不放，就是不愿意看到朝鲜成为一个独立平等的国家，几次错失了从朝鲜脱身的机会。
俄、英、德、美等西方列强出于各自的利益，也反对清廷和日本独占朝鲜的企图，支持朝鲜的“独立自主”，同时相互间既争夺，又勾结。小小一个汉城，亲华与亲日，保守与开放，改良与激进，列强与列强(主要是日本与俄国，俄国与英国)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交织成一个波谲云诡的外交战场。大清帝国没有相应的军事实力，自己尚在列强利益纷争的夹缝中生存；在朝鲜又想要一家独大，时时处处维持宗主国高人一等的体面和尊严，牢牢控制住附属国，实在是很艰难的外交任务。
所以，在朝鲜这个重要的外交阵地上，李鸿章需要一个硬手、一个干才。袁世凯适逢其会，作为驻朝官员中的佼佼者，他顺理成章地搭上了李鸿章这艘大船。而有了中堂大人的眷顾和保护，袁世凯的宦海生涯自会是一帆风顺，成功可期的了。
当时朝鲜的政治格局是，闵妃的后党与事大派40是掌权的主流派，代表人物为闵泳翊、金允植、尹泰骏、赵宁夏等，亲华，后盾是吴长庆、袁世凯及其编练的朝鲜新军和清朝驻军。另一派则是以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为首的开化派，亲日，后盾是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日本使馆驻军和开化派编练的新军。起初，开化派的实力远逊于前者，只能在自己职权范围内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推动自己的事业。
朝鲜国王李熙喜听外国新闻，金玉均、朴泳孝借此经常进宫，向国王讲述国际形势和各国政治制度，力陈改革与自立之必要，获得了国王一定程度的支持。开化派实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有：选派赴日留学生，编练新军并由留日学生负责训练，设立巡警局、邮政局、治道局，创办《汉城旬报》，启蒙民智，为改革和独立制造舆论。守旧派出于自身的利益，开始阻挠并破坏开化派的改革运动。为了压制开化派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他们将金玉均、朴泳孝调离汉城，以此架空开化派，使开化派的改革运动严重受挫。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41，南方吃紧。5月，吴长庆奉调率领三营庆军回国驻防，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开化派的转变。由于清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为降低，原想托庇于清廷保护的王室和一些事上派的成员也开始动摇。开化派和日本认为清廷在战争期间无暇北顾，是发动政变，推翻亲华政权的绝好时机，遂决意大举。
在开化派与日本使馆积极准备政变之际，袁世凯已觉察到情况有异。在政变发生前之廿一天，即已将朝鲜山雨欲来的紧张局势函告李鸿章。这就是前面那封函禀。函禀开头就点明，朝鲜政局幕后有日本人操纵。而国王及其亲信大臣之所以敢于如此，在于中法战争牵制了中国的军力，难于兼顾朝鲜。这样一来，亲华的大臣虽坚持既有的立场，但已渐渐被国王所疏远；政治力量的对比已开始逆转，三五年后，托庇列强图谋自立的形迹会越来越明显。国王左右，都是与日本合谋的人，国王又是个不成器的君主，自己尽了最大努力，“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而“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即遏止国王的离心倾向，未来肯定会有严重的祸患。函禀内容很简单，但对朝鲜政局判断得很透彻，很准确，对局势的严重性，袁世凯以自己“日夕焦灼，寝食俱废”的状态加以强调。函末并告，日公使竹添进一郎携换防日军将于八九日内返回汉城。预示届时可能有事发生。
由于有了这封起着示警作用的报告，李鸿章得以预先指示机宜，命令袁世凯等“不动声色，坚守镇静，并随时侦探情形详细密报。”而有了李鸿章的指示，袁世凯才可能要求非他统率的其他清军共同行动，“密令下军中，夜不解带卸履，困束兵士，一如战时42”。11月17日，后党的重要成员闵泳翊夜访袁世凯，密谈多时。袁旋即“下令阵中，困束更密”，并“转访吴兆有的军营，天快亮时才返回到驻地43。”袁世凯在朝鲜宫廷内外建立的情报网络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其能够根据宫廷的趋向、日本使馆和开化派活动中的蛛丝马迹判断形势，预为布置44。但此时之李鸿章与袁世凯，谁也没有料到政变的发生已是迫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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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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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12月4日(即旧历十月十七日)，政变爆发，是年干支为甲申，故史称甲申政变。政变经过是，4日晚6时，开化派的重要成员、时任邮局总办的洪英植以庆祝邮政大厅落成的名义邀请守旧派大臣和外国使节赴宴。日使竹添托病不出，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税务司穆麟德，朝守旧派大臣闵泳翊等出席。席间，开化党徒在厅外放火，宾客纷纷外出观看。早已埋伏在厅外的开化党徒一拥而上，将闵泳翊乱刀砍倒，宾主哗散。金玉均等乘乱入宫，谎称清军作乱，砍伤闵泳翊，“王及妃大怖”。在金玉均等的恐吓下，国王亲书“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由朴泳孝按预定计划持敕书引日使竹添带兵入宫，并将国王、闵妃和王子迁至景佑宫。整个王宫由日军和开化派编练的新军控制，国王实质上已被软禁。当夜，政变者矫诏传召守旧派重臣闵台镐、尹泰骏、韩圭稷、李祖渊、闵泳穆、赵宁夏入宫，进宫一个处死一个。翌日，开化派组成新政府，以国王谕旨形式公布并函告各国使节，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开化派中坚人物均出任新政府要职。6日上午，颁布新政纲。早与开化派达成默契的美、英等国使节晋谒国王，政变似乎大功告成。
由于事出突然，一开始袁世凯等并不知道发生了政变。在接到陈树棠的事变报告后，袁随即带兵二百赴邮局，但彼处已空无一人，日本使馆则大门紧闭。袁到闵泳翊躲藏的穆麟德处询问出事原因，闵仅说“开化党杀我”，亦不明内情。袁随后带兵沿宫墙巡视，遇到疾行的韩军，问其所往，回答是奉命入宫禁卫。巡视至宫门，则宫门已闭，直至拂晓收队，仍未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次日，终于探明政变真相。得知相熟的诸大臣被杀，袁世凯顿感沉重，好像自己的羽翼被翦除了一样势单力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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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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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朝之间尚未架设电报线，公文均靠停泊于马山浦的北洋兵船函送天津北洋衙门，往来一次需要数天时间。如按常规请示，如此重大事变之应对决策非由北京的清廷最高当局做出不可，其间时间延误必不可免，而挽回大局的机会极可能就此失去了。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袁世凯再次表现出其勇于任事、处事果断的过人素质。
5日(旧历十八日)上午，在开化派公布新政府名单时，清军将领们也在磋商挽救局势的对策。吴兆有、张光前全都表示“没有北洋的命令，不敢轻举妄动”；袁世凯强调事机紧急，已不可能待命而行；陈树棠则转达美、英、德三国使节要求清军暂缓行动的劝告，并表示自己意见相同，因为“恐怕我方士兵一出动，日方士兵必出面阻挠，将会说争端由我方挑起。而且朝鲜国王也没有派人来军营邀请我方出兵，因此师出无名45”。与袁交好的金允植也来函请清军暂缓出动，以免伤及被日本人挟持的国王。会商结果是，清军暂时按兵不动，由陈树棠、吴兆有紧急函告李鸿章朝鲜发生政变，请求增兵并指示对策，函件由泰安舰递送，途经旅顺时，交袁保龄先以电报拍发。而袁世凯则负责联络争取由其编练的朝鲜新军46，当晚，袁世凯向新军“发放上等成色的黄金六百两，与左右营指挥官金钟吕、申泰照秘密约定次日入宫，共同护卫国王47”。
6日(旧历十九日)上午，开化派政府发布改革政纲，汉城居民都已知道政变是开化派勾结日本人所为，“韩举国惶恐”。幸免于难的守旧派政府成员纷纷要求清军出兵干预，金允植、南廷哲亲赴清营“痛哭乞师”，领议政大臣沈舜泽“准备了印鉴文书恳求出兵救助国王”，内监沈相薰、承旨李凤九也以密函报告了宫内日本人和开化派的最新动向。清军将领仍整日会商对策，吴、张等仍犹豫不决。但在两次致信国王，要求晋谒并带兵入卫王宫的请求被拒绝，而致日本公使竹添的信函也迟迟没有答复的情况下，袁世凯以事态紧急，间不容发，而且应朝政府大臣的请求，师出有名，力主即刻入宫戡乱。“吴、张请再告急于北洋。袁公说：‘朝鲜的防务和外交，我负有专门的责任，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获罪，由我一个人承当，决不牵累诸位。’吴、张才勉强答应48。”袁世凯随即“按约定会合朝鲜左、右营，整队分三路入宫49。”袁率一营及朝左右营自任中路，入敦化门；吴率一营为左路，入宣仁门；张光前率一营为右路，负责策应。
袁世凯带队入宫后，即遭到守军猛烈射击，“枪子如雨”，清军还击，双方展开激战。宫内倾刻大乱，闵妃携王子趁乱逃出宫门，投奔北山清军营地。袁攻至景佑宫，发现国王已被转移，遂与退守楼台的敌军展开又一轮的激战。袁身先士卒，“左右前后，兵卒伤亡者枕藉”，随后“遇到袁公过去所教练的韩兵数百人，合力进战，士卒争先，声震屋瓦50。”新军的倒戈，使战局从相持转为有利于清军。竹添首先动摇，率领日军退回使馆，金玉均、朴泳孝等政变骨干亦随之逃往使馆，一路上受到聚集在宫外的市民的追打。洪英植等则护卫国王出宫赴北庙避难。整个战斗仅持续了一个时辰，清军获胜，但仍不知国王所在。于是悬重赏打探国王去向，夜间方探到国王下落，遂将国王接至吴兆有军营，洪英植等试图阻拦被杀。次日上午，国王移居袁世凯所部军营，并召集原政府成员金弘集、金允植等，商议善后，组成了以沈舜泽为首的新政府。8日，国王召见各国使节，告以政变平息。日使竹添因使馆连日遭到愤怒的汉城民众的围困和袭击，在致信袁等诿过卸责后，于当日自焚使馆，率领使馆人员、驻军和金玉均、朴泳孝等政变骨干逃往仁川领事馆。甲申政变以中国大胜，日本惨败告终。此后，袁世凯则应国王之邀，居于“偏殿楼下，与国王居所仅一墙之隔，朝夕接触会晤，握手谈心。各部大臣每日必造访袁公禀告公事，环绕左右听指挥。……袁公不动声色，代韩内筹抚治，外辑邦交。一个月来一手秉笔，一手按剑，衣不解带，目罕交睫。当时年龄才二十六岁，头发却由此而斑白51。”
清军当时在朝的三营兵力约一千五百人，朝鲜左、右两营约八百人。但袁世凯所统一营分驻马山浦，随其进宫的只有四哨。清军编制每营五百人，一营五哨，每哨一百人，考虑到军营尚需留守，而张光前所部并未参战，所以清军一方入宫参战者的实际人数应不足一千人52。在日本和开化党人控制的王宫中，有竹添带入的二百名日军和朴泳孝指挥的两营新军八百人，共一千人。在实力上，与对方相差并不悬殊，且已挟制了国王，控制了王宫，做战有险可据，以逸待劳。为何败得如此之快呢？一个原因是为防止与清军冲突，政变方未关宫门，从而失去了防守的优势和屏障，使清军得以顺利入宫。另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中途退缩，撤出王宫，导致军心瓦解。进一步分析，则政变与反政变之成败，实与双方领军人物的意志与决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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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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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一方的核心和主脑人物是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竹添是个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到任后积极扶植开化派，中法战争爆发后，则极力怂恿开化派发动政变，推翻政府，建立亲日政权。在政变前夕，竹添将政变计划报告日本政府，要求批准。但日政府在接到竹添报告的同时，也收到了驻华公使?木武扬的密报，说正在进行中的中法谈判，法国有意割占中国的台湾。日政府闻讯大为恐慌，认为台湾重于朝鲜，遂决定倾全力阻法夺台，指示竹添暂停发动朝鲜政变。而竹添不待政府之批准，即擅自决定立即发动政变。这是竹添的狠处。
反政变一方的核心和主脑人物应该说是袁世凯。袁是个坚定的“传统帝国主义”者53，为维护清廷在朝鲜的利益不遗余力，而且勇于任事，具有杀伐决断的作风。在政变突发，无法与国内及时联络，请示机宜，而且在政治军事上已经落了后手的形势下，不顾主官之犹豫，慨然自任，甘负严谴，断然出兵平乱。这是袁世凯的狠处。
也就是说，无论日方或中方，政变方或反政变方，其军事行动都是未经政府批准的行动。成功则罢，一旦失败，则会承担严重的罪责。所以无论哪一方，一旦发动，就非干到底不可。任何犹豫、畏缩和动摇都会使行动功败垂成，所以这又是双方领军人物个人意志的一场较量。从竹添和袁世凯在事变中的表现来看，其强弱优劣，高下立判。
在政变一方，起初进展相当顺利，确有出奇制胜的效果。清军猝不及防，国王、王宫、新军均已在政变者控制之下54；亲华的重臣被诛杀；开化派政府组成，新政纲发布；被挟持的国王召见了外国使节，政变似乎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但竹添低估了清军反击的意志和决心，没能迅速扩大战果，把优势转化成为胜利。由于政变并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竹添心里没底，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而是想控制事态，避免给清军以介入的借口。
5日(旧历十八日)晚间，清军沿宫墙巡逻至宣化门时，曾因阻止关闭宫门与守卫的新军发生争执。统领新军的开化派领袖朴泳孝主张与清军开战，但为竹添和金玉均所劝阻，他们主张避免与清军正面冲突，所以下令不关宫门，制造形势已恢复正常的假像，希望清军能够接受政变的既成事实。但此举等于放弃了防守的最大屏障，是军事上的大忌。袁、吴能够带兵顺利入宫，端赖于此。竹添之错，此其一。6日(旧历十九日)，在吴、袁两次派人入宫送信，要求晋谒国王并进宫入卫后，竹添内心已开始恐惧动摇，竟提出将日军撤出王宫，虽经开化派反复恳求，他勉强同意再留两天，但已极大地动摇和挫伤了政变一方的士气。竹添之错，此其二。当日傍晚清军强行入宫，激战后政变者不支，金玉均建议挟持国王退走仁川，再作后图，为竹添所拒绝。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合法性所在也。谁控制了国王，谁就有合法性，政治上就占有主动。不料竹添惶恐之际，竟主动放弃了政治、外交斗争中最关键的棋子。竹添之错，此其三。
反观袁世凯，在清廷驻朝官员中，主外交、商务者为陈树棠，长军事者为吴兆有，袁虽有总理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名义，但权、位均在陈、吴二人以下。袁虽一开始就力主反击，但凡事均需会议，颇多掣肘，难以当机立断。陈怕引起中日冲突，主张缓发；吴、张则谓“无北洋令，不敢轻动55”。最后在袁表示所有后果他愿一身承担的情况下，吴等才勉强同意发兵。在双方的意志较量中，袁远胜于竹添。
其次，袁在朝鲜宫廷、军队内部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在反政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袁曾编练朝鲜新军，其治军虽严，但善于以恩驭下，颇为韩人感戴。政变时新军全在开化派控制之中，而经袁联络策动，其左右两营随即加入清军一方，加强了反政变的力量。朝宫廷内外的官员内侍不断向袁通报消息，使清军及时了解政变者的动向，也是反政变得以胜利的重要因素。在政治、军事资源的利用上，袁亦远胜于竹添。
开化派矫诏诛杀守旧派大臣、组阁、发布政纲、召见外国使节，全是以国王的名义进行的。清军干预政变，强行带兵进宫，用的也是护卫国王的名义。国王在谁手上，谁的行动就具有合法性。但竹添在紧急关头，竟轻易放弃了这一对双方都是至关重要的筹码。反观袁世凯之作为，他对这一点的认识，也远远超出了竹添。清军攻占王宫，遍搜宫内而不见国王踪迹，又传闻国王已经遇害。袁当即派人寻找国王的庶子，打算立为监国，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在找到国王后，立刻迁入清营加以保护；迁回王宫后，袁更是以自己统带的部队入宫护卫，并亲自住在国王隔壁以便于控制。其实，国王当时已有离心倾向，虽未参与政变阴谋，但未必不愿意就此摆脱清廷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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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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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被中法战争搞得焦头烂额的清廷与北洋大臣李鸿章，接到甲申政变，清军卷入的消息，十分震惊。迟至九天后才发下“目前办法，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的密旨，态度十分消极。次日，朝旨对陈、吴派兵赴援的请求，予以驳斥，“目下办法，以查办乱民、保护朝王、安日人之心，并剖析中倭误会打架，以释衅端为第一要义。驻朝委员等所禀，请兵救援，此事本未与日本开衅，何援之有？所禀殊未可尽信。著吴大翨克日前往熟审机宜，悉心办理，一面迅速奏闻，并与李鸿章会商妥办56。”从清廷的指示来看，其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的意图十分明显。如果按吴、陈的意见，坐等北洋和清廷的指示，固然在丢失朝鲜的责任上，可以为自己预留退路，但结果肯定会是政变获得成功，清军将被迫撤出朝鲜。实际上，由泰安轮传送的吴、袁等报告事变的函件，经丁汝昌由旅顺电报转发，10日(旧历二十三日)午间才传到北洋衙门，而朝廷的旨意更是迟至15、16日(旧历二十八、二十九日)才发布,而此时距政变的发动已逾半月,清军如没有当机立断地采取行动,政变早已成功是毫无疑义的。也正如陈树棠、吴兆有所担心的,清廷果然要追究谁先挑起事端的责任,并派吴大翨、续昌为钦差大臣前往查办。据说吴大翨原想以袁世凯作为替罪羊57，虽系齐东野语,但也反映出当时一般人均认为袁是在事变中起主要作用的人物。
实际上，在惊闻甲申政变而彷徨无计之际，得知清军已及时平叛，而没用国内派一船一舰，添一兵一卒，清廷和李鸿章实在是大喜过望，所谓查处肇事者不过是官样文章。就在朝廷委派吴大翨赴朝鲜查办事件的旨意下达之际，袁世凯关于政变始末的详细报告也送到了北洋，很得李鸿章的赏识。九天后，李发电报给行至山海关的吴大翨，告知他袁有一份报告，“分条详禀此事始末万余言，极为详尽，抵马山后可索取一阅58。”李鸿章的关照实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而袁世凯也“详尽叙述政变起因、事实为一册，附列证据，派人等候在马山浦。11月13日，两位特使到达后，立即送览。”16日(公历1885年1月1日)，吴大翨等到达汉城，袁世凯参见时，对自己带兵入宫之事颇为理直气壮：
袁公入见说：“袁某带兵驻韩，责任即在于保护，如果失掉了韩国，并且丧失了其君主，朝廷会不会予以谴责？”吴公说：“必会严厉谴责。”袁公说：“既然拼以死力救护，韩之君主国家俱存，但也有擅自挑起争端之罪，愿朝廷按律法惩治。然而袁某自问，还是觉得无所愧怍啊。”吴公急忙说：“君劳苦功高，相见恨晚，当以实情上达。”续公也说：“我们自当竭力保全，希望不要灰心。”59
吴、续二人显然已受到李鸿章的态度和袁氏报告的影响，对袁已有很好的印象，而且吴是著名的主战派，故会有上述勉慰有加的话。但袁之出色，反衬了吴(兆有)、张(光前)的庸懦，因而吴大翨等对二人态度颇为轻视怠慢，对袁世凯则和颜悦色，引起了吴兆有等人的嫉恨60。加上袁平时锋芒毕露、跋扈专断的作风，吴、张等遂借查办的机会，将责任全部推到袁世凯身上；但发觉钦差对此不以为意，并不认真追查出兵责任(事实上他们认为袁能当机立断，挽回大局，不仅无过，而且有功)时，遂揭发袁挪用军饷一事。据王伯恭《蜷庐随笔》记载此事如下：
朝鲜甲申之乱，一时间重要大臣，全都被乱党杀死，慰亭(即袁世凯)对死者家属全都给以优厚的抚恤，仓促间没有钱，就挪用了军饷。事后，禀请合肥(即李鸿章)作为正项开支核销，合肥批评驳斥他说：“该管带纯粹是以银钱买结韩人之心，实属荒谬，所请示之事不予批准。”而且发函命令吴兆有，责令该管带将借用的军饷，照数赔补。慰亭之叔子久观察61，也寄函痛训他，令速为补赔。……于是慰亭交卸营务回籍，所借兵饷，则售卖家产进行补偿。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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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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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挪用军饷，为的是在大乱之后收拢人心，增强韩人对华的向心力，并非私用。但不经请示批准而擅自做主，确实违纪，被人抓到了短处。人们指责其“专擅”，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此也可见其办事作风之一斑。其实，李鸿章是极为欣赏袁世凯的，但作为淮系集团的首领，也不能不敷衍那些跟随了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平息一下他们的不满。而袁世凯也看出风头不对，遂借口嗣母牛氏身体不适，请假归省。这是袁世凯走上仕途后的第一次蹉跌。
甲申政变的平息，袁世凯功劳最大，不惟未获嘉奖，反而颇遭物议，竟致被迫回乡避风，原因究竟何在？当时对其最为不满的就是吴长庆庆军的将领们。产生龃龉的最初原因，是袁在壬午兵变时雷厉风行地整饬军纪，得罪了庆军将领。如“分统提督黄仕林泣诉于吴公，谓公枉杀63。”至于“专擅跋扈”，则需具体分析。壬午整军，乃吴长庆特许便宜行事。甲申不待清廷指示出兵平乱，虽系袁氏力主促成，陈、吴、张等虽出于勉强，也是会议通过，不能称之为专擅。暂挪军饷抚恤死难韩人家属，虽然在袁世凯总理营务的职权之内，但没有时任清军总领的吴兆有的首肯，袁世凯恐怕是不能也不敢这样做的，否则他也不会敢于向李鸿章要求报销此笔款项。不料吴兆有事后来了个不认账，使袁不仅受到严厉申斥，而且要个人掏腰包赔补军饷。此事在他堂叔袁保龄给他的信中可以略见端倪：“你此次朝鲜之功，众论昭然，而吃吴某如此大亏者，就是犯了阔字之病。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怨天尤人，有什么益处呢64？”所谓“阔”者，在这里指的是手面大，好铺张排场，不吝惜钱财之义。这确是袁为人行事的一贯特点，所以袁保龄有“你的举动总不免于阔，是一个大毛病”的责备之言。胡思敬所撰《大盗窃国记》为批判袁世凯所作，但也不得不承认袁有善以名利驱策天下的本事：
世凯生平，滥交污取，俯视一切，不问家人生产。从他少年的时候，即好为游荡。偶尔有点钱，总是招呼朋友们饮酒，倾刻而尽。……其横绝古今，为诸多奸雄所不及者，敢于用财，视黄金如同土块；敢于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论资格而已。名利能令普天下的人争相向前，所以小人皆乐于为他效力。65
至于“跋扈”之说，可见于张謇给袁世凯的书信之中。张謇自1876年入幕府，直至1884年吴长庆病故于金州，一直在吴幕中参与机要。不仅资格老，而且极受吴长庆及庆军上下的尊重。在袁世凯初入吴幕时，他还辅导过袁读书，彼此间有师生之谊。张显然是从吴兆有等留驻朝鲜的庆军将领处得知袁的所作所为的。他在信中列举袁之种种跋扈情形是：
袁司马66所谓的营务处，是分统三营的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是孝亭的会办，(任命的)公牍俱在，文理昭然。而司马的信函封面自称“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是不屑于上述职务吗？那么就不应接受差事。是以此愚弄朝鲜人吗？则朝鲜人不全是无知。是偷借北洋的名义骗人吗？则人是不可以欺骗的。弹劾左宝贵的言官，列举了他妄称“钦差”、“钦命”字样，不知司马此种举动，与左宝贵有何差别？这是一件事。
营务处只是件差事，而(你的)官阶则是同知，才五品么。对于镇将用扎，对于州县官用扎，算是身份上的需要。以道员兼营务处的身份，对于实缺的提督总兵，也应当用扎吗？事情荒谬反常，这也是一件事。
既然身为孝亭的会办，同见国王时，便应当由孝亭在前，一应公事，便应当把孝亭的职衔放在前面。而(你)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在我，凌蔑一切，致使将领寒心，士卒愤涕。司马是说凭势力可以镇摄人，靠权诈可以处世吗？不学无术，这又是一件事。
内地的职官，只有实缺官员出行排列仪仗，像营务处、营官，从未见过有用仪仗的。乾隆嘉庆年间册封使臣到朝鲜时，国王以肩舆相迎，(使臣)曾被诏旨申饬。而司马居然乘舆张盖，制做五色马旗，出入都有部下呵斥清道，平时在兵船上建树黄龙大旗。不知置自己于何种地位？置孝亭于何种地位？置国家体制于何种地位？这是一件事。
……此次国王来函，没有一处不提到“袁会办”，而孝亭在书信中反而好象是被顺带提及一样，这难道不是由袁司马的心思、力量、手眼所造成的吗？……67
张謇信中罗列袁氏诸般跋扈的事实，实来自于吴兆有等驻韩将领。孝亭是吴兆有的字，而吴是留驻朝鲜的庆军分统，朝鲜防务的总办。张謇以老师的身份，写信责备袁世凯，全信含讥带讽，口气十分不客气。信中不称慰庭而称“司马”，意在提醒袁世凯，你不过是个五品的同知而已。张謇的指责，实际上也代表了吴兆有等庆军将领，归纳起来，无非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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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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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妄称钦差，仪仗逾制。根据是袁在自己行文发函的封面上题有“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的落款，但不确实，是道听途说或有意诬蔑之辞。从今天所能见到的袁世凯当时的信函看，其信封上的署名格式为：“钦差北洋大臣奏派总理亲庆等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袁68”，在“钦差北洋大臣”后空一格，在袁的职务前则有“奏派”二字，说明袁之任命系由李鸿章上奏委派，故用此格式，除表现袁有高自标置的心理而外，并无任何逾格僭制之处。诚如张謇所说，吴长庆回国后，吴兆有为朝鲜防务总办，作为会办，袁只是吴的助手。但诸多对韩对日对各国使节的交涉，多由袁出面，他用“钦差北洋大臣奏派”的名义，出入仪仗逾制，实在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清廷自认是“天朝上国”，不屑于与属国互派使节，因为互派使节就意味着关系平等，有违“天朝”的体制。所以，只派陈树棠以“总办朝鲜商务委员”的名义常驻汉城，朝鲜之商务、外交由其监管。但此种做法不合国际公法，列强驻汉城使节也决不会接受，否则就等于他们也承认清廷是比其高一等的所谓“上国”。不仅如此，列强使节们还借口所谓“商务委员”充其量是个商务代表之类的角色，不具有全权使节的地位，在外交场合往往故意轻视清使，以此贬辱清廷的妄自尊大。譬如1885年，李鸿章在向译署69推荐袁世凯的函件中即指出，“陈树棠充通商委员，各使均鄙为不得与领事同品，平日宴会应接，卑亢俱难70”。又如，甲申政变后，日本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赴朝交涉，清廷则派吴大翨为钦差大臣前往查办。吴曾主动拜访井上，但井上故意以吴“无全权字据”加以拒绝。其后，吴曾硬闯入日韩交涉的会场，而“井上竟飘然而返，不一枉顾71。”由此可见，由于清廷坚持自己宗主国的特殊地位，使得中方官员在外交场合常因身份名义问题而难堪。袁世凯当时官职不高，但所代表的是国家，为防窘辱，在名义、仪仗上作了点文章，还是情有可原的。而李鸿章等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不愿深究，这可能也是袁世凯没有像左宝贵一样受到弹劾的原因。
二、妄自尊大，凌蔑一切。指作为五品同知的袁世凯，对官阶职级都比他高的将领们，特别是作为清军统帅，官居一品的吴兆有，行文一律用扎，给人以以下凌上的感觉。清代官场文书往来，分上行(即下级对上级)、平行(即同级对同级)、下行(即上级对下级)三种格式，而“扎”通常为下行格式。在对朝交涉事务中，袁则事事当先，以至于韩王把他当成了主角，而吴兆有等反而好像是次要人物了。清廷在朝官员，外交、商务由陈树棠负责，驻军、防务由吴兆有总办。袁世凯官职虽低，但总理营务处和会办防务的差事使他位居第三，他能力既强，交际又广，加之年轻气盛，勇于任事，不免给人以“一切更革，露才扬己”的印象。但袁世凯自幼混迹于官场，老于事故人情，为何一反常态，如此作为呢？张謇信中指责的诸事，都发生于吴长庆回防金州之后。此前，袁世凯虽因整饬军纪而与庆军将领产生龃龉，因少年新进而遭人忌恨，但因有吴长庆在，双方尚能相安无事。吴长庆撤离汉城，旋即病故于金州之后，双方都没有了顾忌72，矛盾遂至于表面化。但矛盾之最终激化还是在甲申政变之后。据沈祖宪等撰的《容庵弟子记》73记载，袁率中路清兵及朝鲜左右营(自敦化门)强行入宫后，即与守军展开激战，直至攻到王宫后院山坡下，方见率左路(自宣仁门)入宫的吴兆有正由两名士兵搀扶着仓皇走避：
兆有跌足号哭。袁公问其缘故，回答说：“士兵入宫受到攻击，逃跑溃散不知道哪里去了。”袁公笑道：“你作出这副模样，敌人就能放过你吗？不要乱我军心，赶快回营收集残兵吧。”袁公仍指挥众人前进，遇到埋伏的地雷，(敌人)格林炮齐发，有两名士兵被炮弹炸飞到空中，几天后才找到他们的尸体。地雷距袁公不过数十步，爆炸声浪把袁公震得仆坠到坡下，受了点轻伤，仍然率兵追击。听说日兵已归使馆，天快黑时遂收队回营。而袁公所训练的韩军与日本人所训练者仍在相互射击，枪声达旦，也未看见张光前部的士兵。派人查看，原来都在王宫西面金虎门内的高墙下躲避子弹，未敢发一枪进一步。袁公叹息道：“淮军的暮气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啊！”
将吴、张二人作战中的表现说得如此不堪，不排除袁世凯为泄当年被中伤的旧恨而有意夸张，但淮军“暮气已深”并非虚言。军纪松弛，训练疲沓，临战畏懦74，日后甲午大败即种因于此。庆军创始人刘秉璋之子刘体仁在其所撰笔记《异辞录》中也曾述及淮军之暮气及其将领的庸劣，是其一证：
武壮(吴长庆谥号)出征高丽病故，张光前、黄仕林分别率部驻扎在旅顺，日寇到来时全都溃败逃走，……己亥年，文忠(李鸿章谥号)复出总督两广，光前前往道贺，说到自己曾到(安徽)无为县拜会文庄(刘秉璋谥号，刘为庆军创始人，庆军将领都是其老部下)而被拒于门外时，文忠说：“你是败军之将，(他)不见你是合适的。”既而，仍用张为两广驻军中的防营统领。文忠对于淮军旧部，终究还是顾念旧情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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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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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既眼见了吴、张等的“怯懦庸劣”，就难免不对这些人心存轻蔑，在举止行为上也会有所表露，而双方之矛盾也必然愈来愈深，乃至于不可调和。
甲申政变之善后，袁世凯大包大揽，操纵一切，未始不由他对吴兆有等的轻视和不信任所致。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所记，清军在汉城北门关帝庙找到韩王李熙的当天(12月7日，旧历十月二十日)，即将其移至袁世凯营中。次日，“朝鲜国王在袁世凯营中延见各国公使”。10日，“朝鲜国王回宫，袁世凯带队护卫。”15日，“袁世凯禀告李鸿章，主张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代理朝鲜内政外交，并示日本以必战，以促成和局76。”其间，“所有韩之内政、外交、军务悉请公主持调度”，而袁亦当仁不让，“代韩内筹抚治，外辑邦交77。”重组政府、抚恤被害重臣家属等均由其一手办理。
1885年1月1日(旧历十一月十六日)，清廷派出的查办朝鲜事务的钦差大臣吴大翨等到达汉城时，吴兆有等迎诸江渚，而袁独单骑迎于南门外，可见双方当时嫌隙之深。在追查中日交兵起因责任的过程中，袁世凯因与吴、张等人的关系紧张而陷入孤立，袁曾当众表示过自己愿意承当引发争端的责任，当然不能反口，而吴、张等不仅不愿代他分担责任，反而在背后中伤他；至于日本方面和其他暗中支持朝鲜自立的列强使节，更是众口一词地把责任归咎于清军和袁世凯。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下，袁的日子很不好过。他的好友金允植曾叙述过他此时的窘境：“当时清廷钦差吴大翨来查诸将的功过，外国人全都以流言诋毁慰庭；留防朝鲜的清军诸将也都嫉妒其功劳而中伤他，而钦差对慰庭也追查得很急。慰庭愤懑不已78。”适逢家乡来信，得知嗣母牛氏身体不适，他于是以此为借口，提出回家省亲。
袁世凯借回乡省亲抽身而退，以屈求伸，不失为避风头的好策略。袁保龄对此颇为赞赏：“凯侄脱身回里，觉此子狡狯，亦复胜其痴叔矣79！”甲申事变中袁的出色表现已使他腾誉中外，加上他办事周到干练，大得钦差们的好感。不仅准其归省，且携其同船返津。吴大翨甚至对李鸿章说：“公一向说张幼樵80为天下奇才，在我看来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两位特使入都复命，扬言于朝，认为公才可大用，由是名望重中外81。”李鸿章也对其“慰劳有加”，并保留了他的总理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差事。在询及他与庆军将领的矛盾时，袁遵循乃叔的指教，不仅不为自己辩解，而且“无一语及吴兆有，李相咨嗟叹服82。”其后李对吴兆有等对袁的攻讦，不惟不听，而且在了解真相后将吴撤差83。其时，李鸿章已对袁世凯的才干、度量和能力有了深刻的印象，认定他在复杂环境中可以独当一面，而要把列强环伺的朝鲜牢牢控制在清廷的手中，李鸿章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得力助手。
日本政府在接到竹添关于甲申政变失败，使馆人员撤退至仁川的报告后，在研究善后对策时，虽认为超越公使职权，违背政府命令和条约擅自派兵入宫，责任在竹添。但政变既已发动，“召荣致辱，皆政府之责”，竹添代表日本，政府应出面迅速处理此事。并决定以外相井上馨为全权大使，率陆军两营、兵船三只赴朝交涉，以军事威胁迫使朝鲜就范，签订有利于日本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在交涉策略上，则只进行双边谈判，避免中国介入，以利于压服弱小的朝鲜。而对甲申政变本身，由于日本公使实为祸首，所以避谈起因，只谈善后，即“日馆焚毁”、“日人被害”问题84。
1885年1月1日，井上和清廷派来的钦差大臣吴大翨同日抵达朝鲜。当日，吴即晋谒国王，在笔谈中，吴秉承清廷“切勿与日人生衅”的指示，要求朝鲜息事宁人：“中朝不愿与邻邦失好，贵国又不能与日本相抗，其势不能不委曲求全，以息事宁人为归结85。”败者咄咄逼人，胜者反而软弱退让，清廷怕事妥协的对外政策，暴露了“天朝上国”外强中干的本质。特别是再一次在关键时刻牺牲朝鲜的利益，使朝鲜王室托庇于清廷的信心，刚刚恢复又随即动摇，引发了越来越大的离心倾向。朝鲜此后愈发坚定了结好列强以摆脱清廷控制，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念头。此后十年的中朝关系竟成为波澜不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持久较量，这是清廷、李鸿章等始料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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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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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讲过，清廷坚持不向朝鲜派驻公使以显示宗主国高人一等的颟顸做法，由于不合近代国际公法，常使中国代表在外交场合遭遇难堪。日本在此次事变的善后过程中，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井上先是要求中国派出有便宜行事权力的全权大臣赴朝议事，被拒绝。李鸿章认为这是日本的“狡计”，意在“证明朝鲜自主也，……果派全权，适中其计，事更难办。今我处若即若离之交，但使朝日议定，则本案已结，当不致另生波澜。”孰知这正中井上下怀，使其得以贯彻通过双边谈判迫朝屈服的初衷。3日，井上即以无全权委任为由拒绝与吴大翨会商。8日，吴大翨闯入朝日谈判的会场，“命查办乱党，勿与日本草草立约，并告井上馨中日现无可议。”井上则“飘然而返，不一枉顾。”次日，朝日即签订《汉城条约》，计五款，主要内容是：朝以国书向日道歉、赔款、缉凶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日本有权增加在汉城的驻军。井上随即将自己所率日军中的一营(一千人)留驻朝鲜。11日，井上通知吴大翨，“说他不是全权大臣，不便前来会晤。随即赴仁川返日86。”
朝日《汉城条约》的签订，并不如李鸿章所愿是“本案已结，当不致另生波澜”；而是日本政府按其既定方针，嗣后要求与清廷展开双边谈判，以讨得更多便宜的开端。日本策动并参与政变，本已理亏，在军事上又是失败的一方，有什么资格向胜利者讨价还价呢？最根本的就是日本人看透了清廷外交政策妥协退让、委曲求全的本质，也把握了正与法国作战的清政府不愿两线作战，力求息事宁人的心理。而日使竹添逃离汉城前留下的一封推卸责任、嫁祸于人的信件，为日本政府提供了所谓的根据。
1884年12月6日(旧历十月十九日)，袁世凯等带兵入宫之前，曾致信竹添说明理由：
敝军与贵部驻此，同系保护国王，昨日朝鲜内乱，杀大臣八九人，现在城内外军民不服，据报告有入宫环攻贵部的说法。弟恐国王再受惊吓，又恐贵部遭受围困，因此才敢率部进宫，一以保护国王，一以援护贵部，别无他意，务请放心，专此奉布。87
信函自辰刻(早7—9时)发出，至末刻(午后1—3时)仍无回信，袁等即于申刻(下午3—5时)带兵强行入宫。实际上竹添早已收到信函，但直到7日，政变已彻底失败后，竹添为推卸责任方复函袁世凯等，声称自己是奉韩王手谕入宫护卫，而昨日“会接手翰，未及拆视，贵国兵队闯入宫门，乱发小枪。弟恐祸及大君主，不得已亦应发小枪，以尽保卫之谊88。”为自己预留退步并嫁祸于人，这是竹添的狡猾之处。
1885年2月10日，日本政府“决意主和”，并派伊藤博文(时任日本宫内卿)、西乡正道为正副使前往中国进行甲申事变善后问题的谈判。日本在谈判开始前，针对清廷的畏战心理，大造中国如不从朝鲜撤军，日本不惜一战的舆论。先声恫吓的同时，伊藤博文又向清驻日公使徐承祖示好，说自己“平素力主中日必须和好的主意，及此次奉命，仍未失其初心89。”此外，日本还请英国驻华公使以调解的名义向清廷施加压力。伊藤途径上海时，还与在沪的法国公使巴德诺会面，刻意制造日法欲联手对付中国的假象。3月11日，清廷任命李鸿章、吴大翨为对日谈判的正、副使，谈判于4月2日开始。伊藤根据政府的指令，提出三项要求：一、清军撤出朝鲜；二、惩处参与事变的清军将领；三、抚恤事变中日方商民。这三条的核心是迫使清军从朝鲜撤军，因为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日本的图谋均因清军的行动而受挫，故把清军的存在视为实现其目的的最大威胁和障碍。
谈判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外交的不成熟。首先，在朝鲜已获军事和政治胜利从而具有优势的清廷，没有乘势追究日方的政变责任，提出自己的要求和谈判方案，而是围绕日方的三条反复辩难，放弃了主动权。其次，由于朝廷一开始就抱定了“和”的宗旨，在谈判中只有退让一种选择，以至于每当日方以罢谈回国相威胁时，清廷就不得不做出让步，委曲求全。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李鸿章主持洋务多年，是当朝重臣中最懂外交的，在谈判中主要靠他拿主意，但因谙于国际公法，以致落入伊藤的圈套而懵懂不觉，对策失误，损伤国体，且贻大患于将来。
起初，对日本的三条，清廷的态度是，撤军一事可以商量，对其他两条则断然予以拒绝。在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之全权大臣时，即明确电示:“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断不能曲徇其请”。在谈判开始后亦曾电示：“朝鲜防营并无错误，日使所请惩处，断不可行。中日兵均有伤亡，两毋庸议90。”在谈判相持不下时，伊藤每每以罢谈回国为要挟。4月7日(旧历二月二十二日)，在中日第三次谈判中，伊藤因中方拒绝赔恤日本商民而“词色怫然”，暗示下次再谈不妥即要罢谈返日。其实，中方同意谈判撤军问题，伊藤此行的主要目的可望达到，他是绝不会退出谈判的。但李鸿章却沉不住气了，担心谈判破裂，引发战争，故于次日向清廷建议：“议处营官、赔恤难民两层，纵不能悉如所请，须求酌允其一，捭得转场而固和局。”李认为，“日人最贪小利”，而“即使加恩优恤，谅不过数万元91。”总署遂于10日(旧历二月二十五日)回电同意以朝鲜名义“酌加抚恤”，而“此项银两可由中国发给朝鲜暂付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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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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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时的国际外交并无公理可言，本质上是强权政治；若从国家利益出发，也没有是非可言；但在国际公法上，却有是非可言，虽然只是形式上的，但事关国体，决非银钱之类的小事。赔偿日本人即意味着责任在中国一方。李鸿章不谙国际公法，此其一也。
4月10日，双方集中谈判撤军问题。在伊藤答应日本同时撤兵之后，谈判进展顺利，李鸿章不知是高兴还是为了表现泱泱大国的宽厚通达，犯下了更大的错误。他对伊藤说：
我有一个大议论，预先说明。我知道贵国现在无侵占朝鲜之意，以后若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若是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全都应当派兵救护。因为朝鲜关系我两国，是紧要的藩篱，不得不加以顾虑。目前无事，姑且讨论撤兵就可以了。
伊藤闻言大喜过望，原想迫使清军撤兵已属不易，未曾想中方竟能允诺双方共同保护朝鲜(由此，朝鲜由中国的附属国一变而为中日双方共同的保护国)，遂立刻表态：“中堂所论，光明正大，极有远见，与我意相同，当谨识勿忘93。”次日，双方谈判和约，中方副使吴大翨提出四款，其中第四款为：“朝鲜本国如有乱党滋事，该国王若请中国派兵弹压，自与日本无涉，事定之后，亦即撤兵回国，不再留防94。”日方则坚决反对此款，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五款，核心是两国共管朝鲜。由于争持不下，伊藤再次以退出谈判为威胁，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清廷遂于15日(旧历三月初一)电示李鸿章再作让步：“撤兵可以允许，永不派兵不可允许。……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若干语句下面，添加‘两国遇有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95”李接此旨意后，于当日与伊藤举行第六次谈判，商定条约三款内容。吴大翨的第四款被改为：“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相互行文通知照会，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96。”对于日方要求惩处驻朝清军将领一事，李鸿章也答应“戒饬”、“查处”，并以照会的方式予以公布。至此，伊藤大获全胜，而清廷认为以不多的让步消弥了争端，也自觉满意。
外交争端，无论如何小事，均关系一国之尊严与责任。伊藤以竹添复信为由无理纠缠，企图把事变责任推到清廷身上，中方本应予以严厉驳斥，揭露、追究日方的责任。吴大翨、续昌根据在朝鲜查办时了解到的事实据理批驳竹添的谎言，伊藤实已理屈辞穷，落了下风。而李鸿章以为可以变通处理，所谓“戒饬”、“查实处理”等等不过是搪塞敷衍日人的官样文章而已。孰不知见诸文字后，就如答应赔偿一样，意味着清军有肇事之责，日本反而成了受害者，甲申事变的真正祸首——竹添则安然于事外，实在是清廷外交上的大失败。可笑的是，李鸿章对以“戒饬”代“惩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颇为得意，把它比喻为“犹如人家子弟与邻舍口角，其父兄出面为他们转圜，也是情理之常97。”反观伊藤，对于竹添擅自发动政变之责，他心里是一清二楚的。但在谈判中却一口咬定竹添无错处，无责任。只是条约签订，照会发布之后，方在宴会中略为表态：“伊藤私下也认为是竹添不对，说回国后即另派妥当人员前往充任驻朝鲜公使，其中已寓含了撤职的意思98。”李鸿章谓伊藤“貌似平和，内甚狡黠”，诚是也。
伊藤所要求惩处的清军将领主要是指袁世凯，而如上所述，李鸿章立意要保护的也是袁世凯。但为何在今天所能见到的当时谈判的文献中，并无袁的名字呢？笔者以为，一是李等根本否认争端由我方挑起，自然也就无所谓责任和惩处问题；二是，伊藤可能明指袁为祸首，但李为防万一，在向总署报告谈判情况时，故意略去袁的名字不提。何以见得？这可求证于袁保龄当时给在老家避风的袁世凯的书信：“伊藤此次极力欲撼汝，尚赖合肥相国持正，颇费口舌，此节自是可感。”袁保龄在致李之亲信幕僚章晴笙的信中也表示：“凯侄得蒙我帅力持正论以覆庇之，感彻心骨99。”
甲申军事的胜利功在袁世凯，外交的失败过在清廷和李鸿章不谙公法，梁启超曾对《天津条约》第三款(即朝鲜有内乱，双方无论谁派兵都须预先通知对方)的谬误评论如下：
此项条约款对两国的限制好象很平等，然而日本不过不能马上得到其所想要得到的而已，我方则把原来既有的权利丧失殆尽了。就好象我一直有个仆人，却忽然与客人约定说：我与客人都不能随便使唤这个仆人。客人要管束仆人，必得请示于我；我要管束仆人，必得请示于客人。天津条约，正类似于此。总之，江华湾条约，使朝鲜自己认可不是我们的属国；天津条约，使我们认可朝鲜不是我们的属国。因为江华湾条约，明确了朝鲜与日本平等，日本既非他人之属国，朝鲜自然也非他人之属国；天津条约，明确了中国对于朝鲜之权利义务与日本平等，中国既然可以把朝鲜视为我们的属国，日本自然也可以把朝鲜视为他们的属国。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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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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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袁世凯回项城省亲时中日交涉的大概，也是袁不久返回朝鲜时所要面对的新的政治局面。随着清军的撤出，他将不再有可指挥之兵，而失去军事的后盾，单凭外交战场上的纵横捭阖来维护清廷对朝鲜的控制，他的能力将面临新的、更为困难的考验。
注 释
1《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第3300—3301页。
2金允植，当时任朝鲜外署(即外交部)督办，是亲华的“东道西器派”的领袖人物，与袁世凯私交极好；尹泰骏，当时任朝鲜新军后营使(指挥官)，“东道西器派”重要成员，甲申政变中被开化派杀害；闵泳翊，闵妃后党重要成员，甲申政变时被开化派砍伤，原与袁世凯关系密切，后因参与王室自立活动而与袁反目。
3宪听，下属对上司的尊称，如宪台、上宪等。
4伊于胡底，成语，意思是：到何种地步为止。
5竹添进一郎，原任日本驻仁川领事，壬午事变后担任驻朝公使，是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甲申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和主使人，政变失败后逃回日本。
6薛斐尔，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兼驻朝鲜公使，也是朝鲜自立的幕后支持者。
7《清季外交史料》第十六卷，第15—16页。
8张謇(1853—1926)，字季直，江苏南通人，有“江南名士”之称。1876年在浦口入吴长庆幕府，“治机要文书”，直至1884年吴病逝于奉天金州。光绪廿年，张考中状元，后返乡办实业。民国初年曾任“名流内阁”的农林、工商总长。
9参见李宗一著《袁世凯传》，中华书局版，第16页。
10兵曹，即兵部；判书，即尚书。朝鲜官制仿效中国，设吏、礼、工、刑、兵、户六部，由于是中国的附属国，为避免僭越之嫌，故称部为曹(清廷六部的下一级机构统称诸曹)。
11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黄山书社版，第264页。
12庄练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册)，中华书局版，第90页
13李宗一著《袁世凯传》，中华书局版，第20页。
14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四辑，第126页。
15云梦之游，汉高祖刘邦借巡游云梦泽之机，消灭地方诸侯韩信、彭越、英布的故事。大院君以此暗示清军名为平乱，实则欲对他不利。
16沈祖宪、吴罜之撰《容庵弟子记》卷一。
17同上。
18同上。
19同上。
20同上。
21同上。
22如朝鲜国王李熙在宴谢吴长庆等清军大员时，当时仅为普通幕僚的袁世凯也在被邀之列，9月底李熙还曾单独接见袁世凯，并亲自向吴长庆指名借调袁训练新军。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第21页。
23沈祖宪、吴罜生撰《容庵弟子记》卷一。
24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四辑，第126页。
25金允植：《云养集》卷三，参见《中日战争》(二)，第404页。
26同上，第405—406页。
27同上，第315页。
28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29清绿营兵制，提督为一省最高军事长官，官阶从一品；总兵在提督之下，官阶正二品，负责一镇(清代最高一级军事编制)军务。清代地方行政分为省、道、府(或州)、县四级。同知为文职，是知府(或知州)的佐官，分别负责督粮、缉捕、海防、河工、水利等事务。
30同注23
31朝鲜统治阶层中主张仿效清朝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模式的官僚集团，主要成员有金允植、鱼允中、金弘集等。壬午兵变后，此派与后党集团联合组织政府，其成员出任政府尤其是外务部要职。
32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33龙沙雁海，成语，泛指边疆沿海。庾信《对烛赋》有“龙沙雁塞甲应寒，天山月没客衣单”的诗句；龙沙，西域有白龙堆沙漠，后泛指西北或东北边疆。雁塞，传说西北梁州有雁塞山，山中有大池，为大雁聚集栖息之地，故又称雁海，疑为今天之青海湖。此诗句后人用以泛指边疆海隅等蛮荒地带，此处指边境外的藩属国家。
34山河带砺，成语，寓意国家永存。《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汉高祖建国时与众功臣盟誓誓言曰：“使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宁，爰及苗裔。”意思是，即使将来黄河狭窄如衣带，泰山细小如砾石，国家依然永存。
35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版,第63—64页。
36同上，6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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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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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马建常，即马相伯，马建忠之兄，不久就离任回国；穆麟德，德国人，前德国驻天津领事。
38面对国家内乱外患不绝，危机深重的状况，朝鲜统治阶层中一批青年官僚和贵族子弟在本国和外来启蒙思想影响下，主张尊王攘夷，独立自主；开放改革，富国强兵，并结成秘密团体，主要成员为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比起“东道西器派”，“开化派”的主张更为激进，而且由于清政府支持后党政府并不肯放弃宗主国地位，“开化派”遂接受日本的拉拢欺骗，主张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并依靠日本的力量实现国家独立。这不啻为与虎谋皮的幻想，最终在日本吞并朝鲜的事实面前破灭了。
39《中朝关系通史》第615—616页。
40即朝鲜统治阶层中主张同中国维持良好的宗藩关系的官僚集团。由于附属国与宗主国之间是以小事大的关系，故被称为“事大派”，清廷对属国是所谓“天朝上国”，故此派又被称为“事上派。”
41法国自19世纪70年代起即开始侵略越南。越亦为中国之属国，故邀请刘永福的黑旗军入越作战。1882年法军攻陷河内，次年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此后，法要求清撤出越南北部的清军，为清廷拒绝。在越南北部，清军连战连败，退至中国边境。中法谈判亦时断时续，陷入僵局。1884年8月23日，法海军攻击福建马尾海军基地，清南洋水师全军覆没。三天后，清政府对法宣战。
42金玉均：《甲申日记》，《中日战争》卷二，第467页。
43同上，第471页。
44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由于袁世凯等的警觉和戒备，至少两次吓阻了开化派的袭击清军、暗杀其将领的阴谋；从而推迟了政变的发生。一次是金玉均、洪英植与日本代理公使岛村谋划设宴诛杀清军将领，“伏士官生徒于庭中，二鼓开筵，四鼓起事”。同时派开化派掌握的新军分头攻打失去统帅的三营清军。但由于岛村顾虑清军“皆久经战场，赴宴时侍从必多。若起事座中，万一不敌，反受其害。此议遂寝。”此后不久，他们又共谋“夜半袭取三营，遣人入视三营垒，见防守森严，亦不果。”参见《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536页。
45《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506、1537页。
46朝鲜新军分前、后、左、右四营。其中前、后两营由日人教练，左、右两营由清军教练。当时四营均已由开化派政府掌握。
47《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534页。
48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49《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527、1534页。
50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51同上。
52又据金玉均《甲申日记》所记，“袁世凯今请陛谒，率兵士六百名而入阙，分二队三百名从东、西门入来”，则清军实际参战人数为六百人。《中日战争》(二)，第494页。
53“传统帝国主义”即前面所引用蒋廷黻先生所说意义上的“帝国主义”
54在被矫诏入宫杀害的大臣中，有四人掌握军权，即：督办海防总管闵泳穆、前营使韩圭稷、左营使李祖渊、后营使尹泰骏。开化派旋即以朴泳孝为前后营使，徐光范为左右营使，控制了新军。
55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56《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53—354页。
57胡思敬《大盗窃国记》云:“时法事未结,朝旨戒用兵,命吴大翨东渡,主和解。大翨中途与幕客罗丰禄谋,欲诛世凯以谢日人,丰禄力谏。”
58同注56，第369页。
59沈祖宪、吴罜生：《容庵弟子记》卷一。
60吴大翨、续昌等到达汉城时，“吴兆有等跪迎江干，星使未降舆(连轿子也没有下)”，而袁“单骑至南门外揖迓道左，星使降舆寒暄”，故吴兆有“甚愤，并衔及公。”参见《容庵弟子记》卷一。
61即袁保龄(1841—1889)，字子久。袁世凯堂叔，时以候补道员督办旅顺海防工程兼水陆军防务总办，极受李鸿章信任。
62参见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版，第102页。
63同注59。
64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版，第99页。
65同上，第103页。
66清代称呼府(州)的佐官——同知为司马，袁当时的官位即五品候补同知，故称其为司马。
67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版，第100—101页。
68《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一),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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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露峥嵘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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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为处理外交事务，清政府于1861年1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译署或总署。
70《李鸿章全集》第十七卷，3349页。
71《李鸿章全集》卷二十，第2800页。
72吴长庆于袁世凯是于其有恩的父执，于庆军诸将领是跟随了多年的老统帅，故在其麾下，双方能相安无事。有一种看法认为，袁早已轻视吴，而其飞扬跋扈的作风也引起吴的不满(庄练之《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和李宗一的《袁世凯传》均持此论)，不确。这多半是吴兆有等人事后中伤袁世凯或耳食之言，否则，无法解释吴长庆在离朝之前为何向北洋力荐重用袁世凯的事实。
73《容庵弟子记》初版于民国二年(1913年)，时袁世凯仍在位，其中所记应为袁所亲述并经其认可，且沈祖宪追随袁数十年，自朝鲜时期即在袁幕中作文案，所记多亲闻亲见。
74《容庵弟子记》载，“吴兆有营距宫近，当王未回宫时，兵多入宫掠物。”又载，政变后传闻日本将派兵赴朝问罪，袁与吴、张会商分兵守汉江，“二将畏缩不敢任”。
75刘体仁：《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版，第130页。
76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版，第762—764页。
77《容庵弟子记》卷一。
78金允植：《云养集·送慰庭归河南》卷三。
79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版，第27页。
80张幼樵，即张佩纶，当时是风头正健的清流派成员，名噪一时；中法战争时特派为福建军务会办大臣，在马江战役中惊慌失措，逃跑偾事，致使南洋水师全军覆没，被撤职充军。李鸿章欣赏其文才，招致于幕府，后来还把女儿嫁给了他。他也是后来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祖父。
81《容庵弟子记》卷一。
82同上。袁世凯返津前，其堂叔袁保龄写信嘱其面见李鸿章时“千万勿谈孝亭一字短处”。参见《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中华书局版，第99页。
83吴兆有“恐公回营，弱其权力，重馈其乡人周提督盛传，属谮之李相。吴兆有继摭词禀讦之。李相廉，得其情，滋不悦。未几，撤其差回籍，呕血暴死。”《容庵弟子记》卷一。
84参见《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546—547页。
85同上，第546页。
86参见《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中华书局版，第767—768页；《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547页。
87《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540页。
88同上,第542页。
89同上，第548页。
90《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447、471页。
91《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第3304、3309页。
92同上。
93同上，第3314页。
94同上，第3315页。
95同上，第3320页。
96同上，第3323页。
97同上，第3320页。
98同上，第3320页。
99参见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版，第28页。
100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一·日本吞并朝鲜记》
*《袁世凯评传》第二部分
在袁世凯归省期间，朝鲜的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甲申事变后，朝鲜王室对清廷失望，对日本惧怕，遂决定加强与北方强邻——俄国的关系，试图由此找到一条自主之路。在朝、俄之间牵线搭桥的，竟是当年李鸿章推荐出任协办朝鲜交涉通商事务的德国人穆麟德2。俄国插手朝鲜事务，又引起了英国和日本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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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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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曰：兵者，诡道也。其实政治、外交又何尝不是诡道？袁世凯出任总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宜大臣时，清军已经撤出朝鲜，此后与对手的较量，靠的是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在没有武力可恃的条件下，面对朝鲜宫廷内外的复杂局面，要想应付裕如，袁世凯只能依靠自己的谋略智术和遍布朝野的关系网。用进废退，外交斗争的诡谲多诈使其素质的发展偏向于权术一面。历代的枭雄都本能地倾向于以术驭人，而袁世凯更是把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应该说，朝鲜的外交经历对他依赖、迷信权术的做法有很深的影响。本章开头所引用的电稿，是袁向李鸿章提出的诱使朝鲜就范的建议，赤裸裸地展示了袁世凯运用权术的方式。通过他运用权术成功控制住朝鲜的事实，可以透视出袁世凯从一个向往、效仿班超等古代名将的青年英才，逐步发展成为枭雄式人物的真实轨迹。成也权术，败也权术，靠权术青云直上造成袁世凯对权术的迷信，以为可以把天下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结果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权术在一定条件和场合中是可以用，而且必须用的，但一味迷信权术，把别人都当作傻瓜，那么无论何等人物，再大的事业，都注定是要失败的。有袁世凯这种本事的人不多，他的失败，就是明证。
电致北洋大臣李鸿章请示施用权术诱使韩人就范禀1
(1889年12月27日)
韩人素行玩狡，非稍用权术难有济。凯因假作宪欲严究，而凯悉心为韩筹助，吞吐间若极难了各语意，并谆嘱洪所谈万不可泄，如宪查知，凯罪甚大，似不但尊宪体制，亦冀妃、王暂信，凯乃可相机排布，姑待先革朴职，再查酌诱办，似不必遽令政府复。恐韩谓已结，数日后又授朴显官，尤损事体，似用一办一托法，方可操纵。至洪云妃、王悔前疑凯，亦诱凯术，凯姑作已受其术，而因以先办朴案，后继以诚似易为力，惟乞酌防金明圭伺察语风，谓凯诱办，虑王变卦。是否有当，乞训示。再，凯因此案棘手，参用谲术，有违训令，无任悚惶。凯。
在袁世凯归省期间，朝鲜的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甲申事变后，朝鲜王室对清廷失望，对日本惧怕，遂决定加强与北方强邻——俄国的关系，试图由此找到一条自主之路。在朝、俄之间牵线搭桥的，竟是当年李鸿章推荐出任协办朝鲜交涉通商事务的德国人穆麟德2。俄国插手朝鲜事务，又引起了英国和日本的警惕。当时，英、俄在阿富汗的争夺已成剑拔弩张之势。为防俄国海军南下，威胁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英国采用先发制人的手段，先一步占领了位于南下要道对马海峡中朝鲜所属的巨文岛。而“日本更怕英、俄在高丽得势，于是日本、英国都怂恿中国在高丽行积极政策。英国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与英国全无损害，倘若到俄国手里，则不利于英国甚大。日本亦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他将来还有法子夺取，一旦到了俄国手里，简直是日本的致命之伤3。”6月5日，日本外相井上馨约见清廷驻日公使徐承祖，建议“朝鲜用人及大政由中国主持，罢免穆麟德，代之以美国人，并以敏捷决断的官员替代陈树棠4”。7月2日，日本驻清公使?木武扬向李鸿章面交井上所拟解决朝鲜问题的八条建议。李遂于8日致函总署，转达井上建议，其中对日方建议撤换清廷驻朝代表一事，李认为可行，“至于驻朝鲜道员陈树棠，谨厚有余，才智不足，自然是确论5。”他决定启用袁世凯，嘱咐袁保龄去信催袁世凯销假，限期返津。8月21日袁返津，“李相见袁公至，非常高兴。开玩笑说：‘如今就像演戏，戏台已搭成，客人已请到，专等你登场了’。6”27日(旧历七月十八日)，李鸿章致函总署，举荐袁世凯替代陈树棠出任驻朝鲜使臣：
正好有前管理庆军营务处的袁世凯，曾两次带兵救护韩王，屡立战功，该国君臣士民深为敬佩。(袁)才能见识突出，精明敏捷，忠实开朗。清卿(吴大)、燕甫(续昌)去年冬天在朝鲜已熟知其为人。昨天奉调来津，激劝闵泳翊往见李应，立时为俩人释憾交欢，李闵全都深深感谢他。(袁)与在朝鲜执政的金允植、金炳始等人全都是莫逆之交，李应、闵泳翊等也再四恳求下令袁世凯驻朝鲜办事，可以平息争端，免除内患。似乎应该顺应朝鲜人的舆论情感，暗暗消解其反复无常。现在拟等待奉旨赦回(大院君)，应该派袁世凯护送前往，将来或要恳请特别的恩典，从优赏加更高的职衔，使其接替陈树棠的差使，可以得到耳目臂指之助。7
李鸿章此封荐函可谓不遗余力，亦可见其对袁氏期望之大，倚重之深。此函中提到的李罶应，即三年前被清军绑架到中国，安置在保定的大院君。闵泳翊即大院君的死对头闵妃之侄，是后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李、闵势同水火，所谓“立为释憾交欢”，不过是迫于清廷压力而作出的姿态。闵泳翊是袁世凯在朝鲜时交下的朋友，难得的是，大院君是当年袁一手绑架并押送到中国的，居然能够同闵泳翊一起再四恳求派袁世凯出使朝鲜！由此亦可透视出袁世凯笼络结交人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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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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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析起来，大院君之所以赞成袁世凯出使朝鲜，在于清廷释放其回国，最早是由袁提出的建议。应该承认，袁世凯对朝鲜甲申事变发生的原因看得很清楚：
是役也，韩王平庸糊涂，荒谬狂妄，想与各国并驾称帝，以臣属清廷为耻；闵妃贪残专横，时时担心大院君回国，不利于己，也图谋巩固自己的权力，各有各的隐衷。洪英植、金玉均等顺情揣摩(国王)意旨进献对策，以为中国方有战端，自顾不暇。如果近亲日，远结俄，乘机崛起，驱逐中国军队，便可自立为帝，永不受制于清室，也不用担心大院君再回来。国王和王妃虽然不能立刻决断施行，而倚重这些乱臣，实际如同心腹。8
即日本的策动不过是外因，而王室和开化派的自主独立愿望才是真正的起因。因此事变刚刚平息，袁世凯就袭其老师张謇的故智，“献策北洋，宜早早了结与法国的争端。趁此机会，请旨斥责韩王政治不修，迭生变乱，选派监国，代其执政。”“11月中旬，又上书痛切言之，请仿照汉代封建设相治事，否则韩终非我有9。”世凯此议，李鸿章认为不可行，不予采纳，倒是他给其堂叔家信中的一个建议，不仅受到袁保龄的激赏，在袁保龄推荐给李鸿章后，李亦认为是牵制朝鲜王室离心倾向的上策，便在12月12日(旧历十月二十五日)和14日(旧历十月二十七日)两次向总署致电发函，请旨放还大院君，“交吴(大翨)、丁(汝昌)等带往，或宠赐职衔，维系朝鲜人心，以示笼络10。”在函稿中，李详细说明放还大院君的缘由，由此可知此策实出于袁世凯：
鸿章曾致信该国王，(劝其)勤修政治，连络外交，以图自强。不料其糊涂懦弱得厉害，闵氏擅政，偏听朝臣中日本人同党的愚弄。而日本人则从旁挑唆，以该国(受日本)资助，不应藩属于其他国家。所以外表尚尊循服事上国之礼，内里已渐有背离藐视之心。本年法国和越南事端紧急，该国君臣的谣传蛊惑更多，打算结交日本以自固。凡自韩国来的人，全说朝鲜没有怀二心的人，老百姓都盼着大院君归国，何况值此变乱之时，尤其应当实行收拾人心的策略。庆军营务处袁世凯在朝鲜多年，熟习民情。昨日家书内亦有应饬命大院君随同清兵一同返回，暗置军营之中等语。道员袁保龄极力怂恿，说是以父临子，在道义上较顺，不失为有见识的看法。11
大院君是朝鲜壬午兵变的幕后指使者，清廷为遏乱萌，将其绑架押解回中国安置。袁、李为何又主张将其送还朝鲜呢？袁、李的如意算盘是，甲申事变后，开化派的势力在朝鲜被扫荡一空，政治上闵妃的后党呈一党独大之势，而对清廷的离心倾向也愈来愈大。此时将其老对头大院君送还，利用其声望重振亲华的守旧派的声势，在政治上是一种平衡和牵制，同时也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和威胁：朝王室若恭顺清廷，谨守宗藩体制，则可以相安无事；否则即可以大院君取而代之，而且以王室内部宫廷政变的形式进行，较少予外人干预的借口，这一点是李鸿章最为看重的。
9月20日，朝旨命释大院君回国，行前，袁世凯因为自己官位较低，请求派大员护送，为李鸿章拒绝。“李相笑曰：‘朝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12”10月3日，大院君由袁等陪同从天津出发，5日送达汉城。出乎袁、李预料的是，这着棋不仅没有收到预定的效果，反而大大加剧了朝鲜王室与清廷之间的矛盾，使王室谋求独立自主的愿望更趋强烈。朝鲜王室虽迫于清廷的压力接受了大院君归国，但朝野的反应大不一样。“韩国士绅民众络绎来迎，父老多流涕者。由仁川至汉城，七十里不绝于道。”而王室不仅不派人迎接，反而在大院君到达汉城的当天，以壬午乱党之名捕杀了大院君的三名亲信，国王还传谕禁止诸大臣与大院君往来和私通信件。对此种意外情况的处理，正是袁世凯的强项。
袁公登岸入住宾馆，通知照会各国兵船及各领事，往还应酬答谢；一面函电痛切责备韩国朝廷。次日才开始有韩官及内侍先后来迎。公诘问责备，他们于是诿过于派遣于中国的使臣(通报不及时)。(袁)公正告韩国朝廷，袁某奉朝命，送还你们国王的父亲，像这样简慢不敬，何以面对君父？无论如何，仪式必须庄重严肃，以昭敬重，要求国王迎于郊外。二十七日，抵达汉京，国王设帐幕迎候于南门外。……次日袁公拜会国王，委婉讽劝，申明朝廷赐予恩典的目的是，全你们的骨肉之亲，存你们的慈孝之义，决不许大院君干预国事。王妃藏在屏风后偷听到了，猜嫌之意才稍稍减轻。又责备诸闵及其近臣说，辜负朝廷之恩是不忠，慢待父亲是不孝，陷王于不忠不孝，腾笑各国，贻讥后世，国王何以面对人民？诸位大臣何以侍奉君主？诸闵入宫转告王妃。(袁)并劝大院君杜门谢客，颐养天年，不要干涉国事，大院君领会其意。(经过)多方调停，始各相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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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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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大院君安置完毕，袁即着手另一任务，掐断朝王室与俄国的联络。穆麟德鼓动朝鲜寻求俄国保护以谋求自立，在清廷看来是背恩负义的小人，但穆是德国人，清廷拿他没办法，只能压朝鲜政府解聘其职务。穆虽被解职，仍勾留不走，恰值大院君回国，“穆麟德乃愚弄闵妃，说有办法可以阻挠大院君回来，又鼓吹(俄国公使)韦贝来恫吓韩人。王妃每月支给他三百薪金，出入宫廷，至是尤其肆无忌惮14。”10月8日，袁约见金允植，嘱其勿受穆氏蛊惑；10日作《摘奸论》，“揭露俄国对朝鲜的阴谋，及朝鲜受俄国保护，韩兵归俄国教练之害，劝以越南为戒15。”14日，在《俄韩和好通商条约》互换的当天，袁“以论送给国王。又遍示诸闵及韩诸近臣，国王及王妃惊悟。次日，王请公笔谈良久，公反复譬喻，国王的主意才定下来。解除了穆麟德典圜局的差使，发给三个月薪银，让他离开。穆麟德失意，求袁公为他另谋差事。公禀报李相，许可给予差事以笼络住他16。”其实，所谓国王和王妃“惊悟”云云，不过是作戏而已。在朝鲜一方，已通过穆氏与俄国搭上了关系，没必要为了他与清廷搞僵；在清廷一方，通过一压一拉(假意允诺穆氏回津另委差使)，摘除了这颗眼中钉，也可满意。此后中朝之间关系，实为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而中朝之交涉亦多为软硬兼施(清)和阳奉阴违(朝)的外交戏剧矣！
其实，袁世凯对此一清二楚，回津后即将其观察所得到的印象及时密报李鸿章。因此李在接到朝鲜国王来函请求派清兵驻扎汉城时，就不再为其所惑。在给总署的密函中，李对此的态度十分明朗：
袁丞密称，大院君及该国政府均不愿依附俄国，惟国王游移无定见，诸闵少年，阴谋唆使闵妃主持其事。欲请求俄国保护，凭藉俄国为后援，以对付中国，(同时)仍外结中国以防俄国。其心叵测，请求驻兵乃尝试敷衍之词，不足信也。……穆麟德即使不在那里播弄，而诸闵与闵妃专权，难保不荧惑国王接受其奸计。鸿章虽已一次次去函剀切开导，据袁丞密告，该国王还是表面顺从心里违拗。物腐虫生，后患甚大，实在无可如何，不敢不据实情密陈，敬乞转奏，预先筹划方略大局。17
可见，袁在朝鲜，通过自己在宫廷内外的关系网，能够准确把握王室和朝鲜政府内政外交的动向，为李鸿章和清廷提供决策的根据。仅此一项，袁就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也是在朝鲜执行清廷全面控制政策的最佳人选。
10月28日，李鸿章正式向朝廷上奏，荐举袁世凯替代陈树棠出使朝鲜：
奏折以公胆略兼优，能持大体，为韩人所重。其国王也来函，敦请遣往相助。宜从优授予其权限，办理朝鲜交涉、通商各事，略示与闻外交之意。该员历著劳绩，请超擢职衔官阶，以重体制，而资以镇摄。又附片密陈：韩王趋向不专，择强自庇，日本兵刚刚撤退，俄国使节随即到来，反复筹算，几乎想不出什么办法。袁世凯足智多谋，希望可以挽回匡正，暗中扭转(这种趋向)。该员两次戡乱，皆身在行武，操纵合宜，其功甚伟。本应优加奖擢，以酬劳绩。现在奉命出使属邦，尤其需要提高其地位和威望，使他稍有威风，作为坐镇(朝鲜)的凭借等语。随即(30日)奉旨：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于是按照北洋的建议，由总理衙门派发公文，委任袁公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18
此时的袁世凯，年龄不过二十六岁，从军不过四年多时间，即由布衣一跃而为三品的候补道，职衔直追入宦已二十三年的乃叔袁保龄(当时袁保龄为二品直隶候补道)，可谓官场上的奇迹。这固然与袁在朝鲜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表现出色有关，更与李鸿章对他的爱重与力荐分不开。李鸿章向总署(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译署)、皇太后(其时慈禧尚垂帘听政)举荐袁世凯的函件、奏章和附片中对其赞赏有加，情见乎词，可谓不遗余力。没有李的力荐，袁不可能越次擢升19。
回过头来看，当初袁世凯选择从军，而不是投奔李鸿章幕府的决定无疑是明智的抉择，表明他有自知之明和工于计算的头脑。其一，两次乡试落榜后他已非常明白自己不是科举的材料，出路惟有事功之一途，故于从军后即不再动摇，主动放弃了壬午年的大考机会，随军东渡朝鲜。其二，自己无科举功名，在李鸿章幕府中自然不被重视，而且书牍文案非其所长，于此出头几乎没有可能。故虽有荐书，亦予以放弃。此为自知之明。李鸿章位望虽高，但与袁素不相识；吴长庆局面虽小，但更重故人情谊，而且吴幕人才相对少，更易崭露头角。如投奔李鸿章，必依附已在李鸿章幕府的堂叔袁保龄，为避嫌疑，乃叔必会时时管束，事事小心，难得有放手表现的机会，并且循劳绩和年资升迁，远不如军功快速。北洋衙门大，虽可慰虚荣而无裨益于实际；吴处机会多，自然投吴。正所谓“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由此可见袁头脑实际，工于算计的一面。以袁之办事处世的能力而言，他无疑具有领袖人物的潜质，所缺乏的只是表现施展的机会而已。无论局面大小，只要给以机会，他都能做得很好。朝鲜的变乱所带来的机会，若无吴长庆的器重使其得以施展，袁世凯是不可能以才干见知于李鸿章，终得大用的。古人云，良臣择主而事，良鸟择木而栖。所以，投靠什么人，走哪条路，在人生事业的抉择上是至关重要的。古人又云，人生贵早立志。早立志，早成功。袁世凯立志走事功之路，又择人得当，其成功实在不是偶然的，可以说就发端于此次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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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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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11月13日(旧历十月七日)，袁世凯以“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大臣”的名义再赴汉城，比起陈树棠，虽然只多了“交涉二字”，但事权比陈大得多。举凡朝鲜外交内政诸多事务，袁均有权过问，实际上等于北洋衙门的常驻代表。此后直至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诚如蒋廷黻先生所言，清廷对朝鲜的政策完全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政策20。为什么这样说呢？由于李鸿章倡导洋务，是高层中仅有的具有外交经验的人，清廷倚畀之重，对李几乎可说是言听计从。清人刘体仁在其笔记《异辞录》中对此有如下记载：
文忠坐镇津门，朝廷大事悉谘而后行，北洋章奏所请无不予也，淮军将校果有能者无不用也，臣下弹章……，皆立予谴责，不能动也。21
李鸿章如此，袁世凯不过是一驻外使节，又何能左右清廷对朝鲜的政策呢？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实际上负有全面的责任，行政、外交、军事，样样要管，公务极为繁忙。对于朝鲜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全要依赖作为其耳目臂指的袁世凯提供信息，分析情势，执行决策。而袁世凯有一大特点，即对人对事均有自己的主见，且好建言。袁在外交一线，消息灵通，足智多谋，所提建议多出于实际，这正是李鸿章所需要的。从现存文献来看，袁、李电函往来之频繁，远过于其他驻外使节，而袁之建议也多为李氏所采纳。不同之处在于，李更老成持重，更注重全局；袁年轻气盛，更倾向于对朝鲜采取高压政策。二者在对朝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颇有文武张驰、默契无间的特点。
当然，清廷对朝的所谓外交政策，以20世纪的眼光来看，也是一种根本无视朝鲜之主权，粗暴干涉其内政外交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但在19世纪，清廷仍固守“天朝——四夷”的传统观念，根本不知民族国家为何物。在清廷看来，加强对朝鲜的控制，维持传统的宗藩体制以抵御列强对满洲的觊觎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彼一一是非，此一一是非，外交政策均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所谓是非亦由出发点之不同而不同，由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于今仍不免如此。故笔者对李、袁之朝鲜政策，只能肯定其为传统的帝国主义政策，宜其受到朝鲜的抵制和反抗。对李、袁之作为本身之是非对错，则置于具体历史环境之中加以判断评论。否则二十五史中众多历史人物与事件，除贴标签一法而外，实在难以置评了。
袁世凯自投笔焚诗，立志从戎起，其所作所为颇类似于汉代的班超。班超投笔从戎，以三十六骑进军西域，纵横捭阖三十年，使大汉声威普被西极，拜将封侯，荣归故里，是古今传诵的英雄。袁之选择从军，未始不受此激励，而他若生于国家强盛之时，也未始不能成为立功异域的英雄。但他所处之时代，是老大帝国风雨飘摇的暮年；他所面对的敌手，也不再是匈奴、突厥一类的落后民族，而是制度先进、国力强盛且武器精良的诸多列强。班超之成功，一在于其后有一强大帝国作为后盾，二在于他可跟据实际需要合纵连横，交替使用招抚与诛杀的手段达到目的。而袁世凯则上述两条都不具备，他所掌握的资源仅只是大清帝国在朝鲜的余威和自己由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树立起来的威望而已。由于瘸着军事这一条腿，仅靠外交手段实现控制属国的使命，较之班超当年无疑要困难得多。然而当时的世凯踌躇满志，抱负不凡，并不觉得有多大难处。
如前所述，日本在甲申之后，通过《中日天津条约》获得了中日共管朝鲜事务的权利，成为日后干涉朝鲜事务的张本。而伊藤老谋深算，又提出了暂不与中国争夺朝鲜，反之鼓励中国全面介入朝鲜，日本既可以此抵制俄国势力进入朝鲜，又可埋头发展充实国力，以待将来与清廷决战的方针。日本外相井上馨据此制定了《朝鲜外务办法》，建议清廷与日本协商共管朝鲜，但除撤换陈树棠、释还大院君，启用亲华大臣等有利于清廷的条款被采用外，协商、共管等要求均不被接受。当时清廷的对朝政策有三种选择：
一、“监国论”，以清流派为主，如张謇、张佩纶、邓承修、袁世凯等，主张或收朝鲜为郡县，或派大员代行国政。由于朝鲜开放后，列强多已与朝建交，此举必将引发列强的干预，故为清廷和李鸿章所拒绝。
二、“中立论”，由德国驻朝鲜领事提出。主张由中、俄、日三国联合保证朝鲜中立。李鸿章原来颇有意于此，但中立意味着不再从属于中国，故被清廷以“不合体制”而拒绝。
三、可称之为“控制论”，是上述两种方案的折中，具体表现为：政治干预，外交监控，财政扼制。此方案亦为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主持，袁世凯在朝鲜积极推行的政策。
袁再返汉城(1885年11月15日)，发现朝鲜政局已发生了变化。此时日本在朝鲜采取低姿态，不再是主要矛盾，而且鼓励清廷出头抵制俄国对朝鲜的渗透。而由于送回大院君，主政的后党集团离心倾向日趋严重，亲华的大臣或被排挤，或无实权，从国王、闵妃到政府内的多数大臣均倾向于联俄拒清，“孤行己意，毫无忌惮，天朝的话不尊从，上宪(指李鸿章)的教诲不畏惧。(世)凯反复劝导，还是表面听从内心违背，极不愿意中国干涉其事22。”袁所要作的，就是遏止朝鲜的联俄趋向。本来，积极鼓吹联俄并为朝、俄牵线搭桥的德人穆麟德11月底已被迫离开朝鲜，袁把精力放到了防备金玉均等开化派残余势力的死灰复燃上面，却忽于7月25日(旧历六月二十四日)得到后党亲华成员闵泳翊的密报，说政府已屡屡派人赴俄公使韦贝处要求保护，并可能有文字密约。袁即电告北洋，同时嘱闵进一步查明实情并将密约文本搞到手。8月5日(旧历七月六日)闵再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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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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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王听信廿余个小人，时时密商于韦贝，韩国将不附属于中国，如果中国不允许，请俄派兵相助保护。韦贝迟疑未许，说恐怕中国先动兵。韩国的小人说，中国兵无用，如俄国兵来，中国兵必退。韦贝许以三思再定。正逢闵泳翊回宫，韩王使他决断此事，他知道韩国朝廷蓄意已久，这群小人固结太深，如违背此意，不但会为韩王所疏远，而且将为群小所害，徒死无益。不如佯作顺从引俄之议而背地秘密通知中国，即藉中国之力尽除群小。有这样的变化，才可以持久。
次日，袁即建策北洋：
力持依附俄国者乃金嘉镇、郑秉夏诸小人耳，然亦不过迎合韩王的心意藉以为进身之阶。如果仅除掉诸小人，也还是不能清其本源而杜绝后患。暗查韩王现在祈求西方国家的保护，要求(与各国)一样平等，时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中华为耻，群小因而附和，以至鼓惑日深。甲申事误于引日拒华之议，近年来谬于引俄背华之议。自从撤去金允植，而引俄之议遂决，所以会这样，韩王首先有此意向而群小随之附和而已。
圣朝驾驭属国，惟尽仁义，从韩国来看，以为(我)碍于各国不能把它怎样，渐渐尝试滋长，以至没有忌惮。以世凯管见，韩国纵然送文件于俄国，俄兵未必能速来；不如待其引俄主张暴露，中国先派水师，少量搭载步兵，奉旨迅速东渡，废了这个昏君，另立李氏王族中的贤者。随后以数千士兵继续东渡，俄国见中国兵已先入，韩国另易新君，或可平息事态。……如能明降谕旨，再由宪(指李鸿章)授谕大院君相助，三五日即可安定，还不难办。如待俄兵先入，恐怕中国难以措手。23
袁密电中将欲图自主的韩国君臣称作“昏君”、“群小”，提出以“废昏立贤”扭转朝鲜的离心倾向，充分反映出清廷对弱小国家民族的帝国主义嘴脸。但如前所述，本书主旨不在于明辨外交上的是非，故对此不予置评。通俄密函事件，事后证明为英国驻朝总领事贝克录制造的骗局，意在离间中俄关系。但袁、李处理该事件的所作所为，亦可见清廷对朝鲜实施政治干涉之一般。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袁世凯在面对突发的重大事变时，具有很强的应变和筹划大局的能力。首先，他指明问题之症结在韩王，不去韩王，不能扭转局面，而这只能以武力完成；其次，欲擒故纵，待韩联俄迹象明显之后，清廷可利用地理位置近的优势制敌机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实施政变，造成既成事实，使俄难有干预的借口；至于善后，可推出大院君，将早已安排好的这着棋付诸实用，而英、日等国均反对俄国介入朝鲜事务，干涉的可能性不大。
袁之对策颇得李鸿章青睐，他于8月13日(旧历七月十五日)致函总署，认为，“机缄已露，碍难迁就，恐非诛乱党、废国君，无以挽回局势”，建议允许袁世凯与大院君“筹商一切，如果大院君有诛戮乱党的能力，即支持他一面正名诛除群小，一面电报北洋，由鸿章相机酌办”。但由于刚与日本签定的《天津条约》中有一方出兵朝鲜，必先通知另一方的约定，为稳妥起见，李建议“令徐承祖(时为驻日公使)知照该国外务省，再派兵东渡，以资镇慑。到时应否简派钦差使臣，修废立之事，须俟察看情形，请旨定夺24。”而慈禧于8月17日下达的懿旨为：“此时情事未定，先以整军备俄为主”，但允许李鸿章“酌调兵轮，赴朝鲜海面，不时操巡，以联声势25”。李即下令丁汝昌出动北洋舰船赴朝鲜近海巡视，同时准备运兵船只，并电告袁世凯。
但袁不是那种奉命惟谨的人，他的作风是快，所以不待朝命就行动起来。先是，他发现俄使向其国内发送长篇电报，因电线损坏未能发出，当即命令报务今后应借口电线未修好阻其向俄国发送电报(由于朝鲜之电报业务操纵于清廷手中，故中国占有信息通讯上的优势)。袁怀疑俄使所欲发出的即韩俄密约，为抓到证据，遂强使其在宫中的内线闵泳翊盗出密件，闵于是交出一份以领议政大臣沈舜泽署名的致俄使韦贝的密函，内容是朝鲜欲行独立自主，请俄国协助并派兵舰保护等等。袁以为抓到真凭实据，一面火速电告北洋，要求抢在俄国之前发兵，一面虚张声势，于8月14日在官邸宴请朝鲜军政大员时出示伪造的清廷电报，称“金州七十二营今午乘轮赴高丽王京”，并对朝鲜背清联俄，私通密函之事大发雷霆“厉辞责问，喻以利害，俱悚惧，驰入宫”；袁也随后进宫面见国王，要求“速肃清君侧之奸臣，以缓和局势”。朝鲜君臣不明就里，十分惊慌。15日，大院君来访，袁继续施加压力，“凯告以大义，嘱付他赴宫泣奏韩太妃，痛陈利害。”数日之内，朝鲜政府大臣沈舜泽、金弘集等穿梭往返于王宫与袁的官邸之间，反复解释实无此事，袁提出“索还文凭，查办小人”，否则天朝将兴兵问罪。国王遂于16日将金嘉镇、赵存斗、金鹤羽、金养默等主张联俄大臣免职，但密约一事，朝、俄双方均予否认，形成僵局。而袁世凯见“赤手舌战”，已不足以震慑，遂接连致电李鸿章，请求“速派大员率兵查办”，他认为，“此时臣民发生内讧，举国鼓噪沸腾，如果有五百士兵，必可废黜国王擒拿群小，押解到天津听候询问26。”北洋方面在接到袁的报告后即通过使馆通告日本，查询俄国，日本不以为然，俄国则一口否认，而朝鲜君臣则坚持所谓的密函为小人所伪造，而盗出密函的闵泳翊也出走烟台，出兵一事遂失去根据，最后不得不以朝政府声明密函作废，派使臣赴北洋辩诬草草了事27。整个事件过程中袁的高压、恫吓和专擅做法引发了不少非议，特别是日俄等国使节，使总署对袁的表现感到不满；李鸿章则再次予袁以有力的保护，在致总署的信函中，他暗示，比袁更优秀的人才并不容易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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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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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驻韩使节趋向不一，日来颇怪袁世凯多事，大概都有嫉妒韩国为我属国之意。……袁守精明而刚躁，鸿章经常剀切谕以镇静勿扰，但因壬午、甲申两次定乱，该守身在行武之间，颇有德于韩民，情形亦较熟悉，变通用之。只是他在洋务方面素少历练，年龄资格也较轻，诚如钧谕，宜预先估量通达洋务者，作为他日替换的人选，但这是篇难作的文章题目，通达的人才也是不易得到的。28
平心而论，袁穷竭其智计、手段维护国家(清廷)在朝鲜之利权，原系职责所在，他无非是想干得更漂亮些，本无可厚非，何况当时袁尚不满三十，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袁若手中有兵，想必会如甲申一样当机立断，先斩后奏的，其后果如何殊难逆料，历史或会与后来之面目有所不同。历史就是这样，冒险犯难，成功了谓其有胆有识，失败了则谓其偾事辱国，不当其事责者尽可以大发事后之议论，但身历其境，议论者的表现或远不如当事者。故谈史论人，若中肯必心存恕道，即设身处地是也。李鸿章当国数十年，深识其中甘苦，故能对袁之实心办事了然于心，一力维护。
密函事件虽不了了之，但亦暂时遏止了朝鲜王室联俄拒清的势头，李、袁也趁势继续施加压力。9月30日(旧历九月三日)李鸿章致信朝鲜国王，嘱其“事大国当诚心，交邻邦当慎重，君子当亲近，小人当疏远。……倘不惩前毖后，力图振刷，四维不张，(我)私下忧虑无以为国29。”袁世凯亦于同日应韩国诸臣之请，面见国王，“笔谈至夜始归，亲手递交十款四条，切实劝戒，反复比喻。王颇自怨自艾，认过改悔30”。从袁之十款四条的内容，颇可见北洋和袁世凯对朝鲜局势和内政之看法。所谓四条，实即以比喻的方式分析朝鲜之现状，其内容为：
(1)“立国如立室”。“中国看待朝鲜，(就像)一院之中的东偏房。东边的屋室倾覆，则中间屋室的厅堂必暴露于外。世凯(就好像)派在东偏房的看门人，看到东边屋室将倒塌，(于是)每天在居于此室者之前呼叫说：你的屋室应紧急修理，不然必会倒塌。聪明人听到此话，知道此言不谬，忻然答应。糊涂人则视之漠然，反而说东边屋室即使倒塌，与你有什么相干？于是就此吵闹不休，不但不答应，而且很讨厌并想要赶走他。”
(2)“朝鲜如破舟”。舟的“木质已朽腐……必须更换木头和帆蓬以使它坚固，纵使现在无力重修，也应当随时查看破漏的地方，设法弥缝。不料同舟有小人贪图舟中金币，不但不肯弥缝，而且故意摇摆，使舟沉陷而后可携金币以自利。世凯充当修船工匠的角色，已屡次代为修理，殿下及诸臣民全都是舟中人啊，如果舟任意摇摆，倘若舟匠智尽力穷，一时修理不及，舟中人将不知漂流到什么地方了。”
(3)“治国如医病”。“朝鲜病入膏肓，……然而良药苦口，病者不知道其有利于病，因此厌恶而不再用药。于是有以美味进献者，病者喜其适口而食之，一食病加剧，再食而病重以至于不可救药。”
(4)“一国如一身”。“治国者应该先修明内政，后致力外观。不应该把心思用于粉饰外表，松懈荒疏于内政的治理。就好像人天天能够吃饱，虽然衣服简陋，也没有什么损伤。不然，饥饿不堪，即使天天穿着锦绣华衣，他又如何生存呢？”
“喻言四条”概括言之，以朝鲜为危房、破舟、病人，讽喻其听从“工匠”(即代表清廷的袁世凯)的劝告与指导是也。以一名外交使节对一国元首作如此训导，放在今日之国际关系之中，会立即造成严重的外交后果，但在当时，双方却不觉有何不妥，因为这是已经持续了数百年的宗藩关系所决定的。把事件、人物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条件下，设身处地地加以审视，当不难体会到韩王之屈辱与压抑、愤懑和不满，而其内心争脱束缚，自主独立的愿望只会愈发强烈与坚定。而在袁世凯则如辅导一冥顽不灵的学生，苦心孤诣，对方却未必领情。
十款即“时事急务十款”，实即改善内政的指导方针，由此可见清廷干涉朝鲜内政之全面，其主要内容是：
(1)“任大臣”。暗示应将被革职的亲华的金允植、鱼允中等大臣予以重用。
(2)“屏细臣”。指责亲日之金玉均、亲俄之金嘉镇等为小人，类似人等均应从君侧清除。
(3)“用庶司”。“众多的事务分任于众多的部门，而殿下综理核查其大纲，计其得失，明其赏罚，则不劳而治，不扰而有成。”意思是国王不必事事躬亲过问，放手让下属做事，提纲契领，无为而治。
(4)“收民心”。“所谓收民心者……如选择一、二件极有弊害之政，切实努力地去除它们。再由各部门大臣商议推举贤明的官员，令其与民兴利除害，并长久任用他们，以便考察其优劣，民心没有不像旗幡那样随风向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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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双簧”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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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释猜疑”。“如果殿下开诚布公，从衰靡中振作起来，乾纲独断，可疑者黜退之，可信者任用之，使人人各尽其所长，上下之间的猜疑，(就会)涣然冰释。”暗示国王应摆脱王妃控制，自理朝政。
(6)“节财用”。“宜先修明内政，开财富之源……等到国家财政充裕，然后一件件事有序地做下去，直到国家富强。如果不度量财赋的多少，而只追求外观的奢侈宏大，将使没有成效的糜费日益增多，财用枯竭而贫弱日趋严重。”讽劝国王改掉铺张浪费、浮华不实的习惯，办事量力而行。
(7)“慎听闻”。“听者必须先审其言能否贴近事理，继之察其言是否属实，只要有人欺骗隐瞒，则明令摈斥放逐到远方，以清理进言之路。”
(8)“明赏罚”。“赏罚严明则政令通行，人心也会翕然归服”，暗示国王疏远鱼允中、金允植，重用亲俄派为用人不当，赏罚不明。
(9)“亲中国”。“所谓亲密者，并非外表的虚文假套，(双方)必须以诚相待，两国一心，没有办不好的事情。况且有中国的声援，外侮不作，正可以励精图治，力谋富强，难道有什么不利于朝鲜的吗？”
(10)“审外交”。“应责成外署，认真周旋，外则尽到礼节，内则示以信用，方可以长久敦睦友好，各自相安。……如果事无巨细，必由诸大臣公议处理，则何至于有阴谋，何至于有隐祸，何至于有甲申之变？”意在告诫国王，外交事务应由外署专责办理，事情无论大小，交由相关部门和大臣们公议，然后再做决定，睦邻友好可以长久保持，阴谋隐患也无从产生。
在袁世凯，这些无疑都是针对朝鲜内政外交中现有的弊病而发，算得上是耳提面命，苦口婆心；在国王看来则是无孔不入，箝制、欺负人太甚。清廷传统的宗藩观念和体制与近代国际关系及民族主义潮流实在是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其实自甲申起，朝鲜与大清国就已是同床异梦了。
10月7日(旧历九月十日)，袁世凯再以其所作的《朝鲜大局论》呈示朝鲜国王，内容是分析阐述朝鲜对清廷向背之利害关系。文章首先论述朝鲜国小民贫，非托庇强国不足以自存：朝鲜，“万国中最贫弱之国也”，“当此强邻逼处之时，(韩)人却致力于偷安，权衡比较起来，(朝鲜)不仅孱弱得徒有其形，不能自主，而且没有强国的庇荫，根本难以自存，这是自然的道理。”
其次论朝鲜不能依附东西方列强之原因：“英、法灭亡他人的国家，觊觎他人的土地，犹如引虎入室”；“德国兵虽强，美国虽富，然而不喜欢生事，不愿为他人帮忙，(依附于它们)自保有余，远大志向则未可与议”；“求俄国……那可真是开门揖盗，不知存亡的办法啊”;“求日本……这是更为糟糕的论调了”。
然后论述朝鲜依附中国的必然性：“朝鲜本来附属于中国，现今想要背离(中国)转而依附他人，就好像小孩子离开父母而求他人照顾一样”。袁世凯接下来列举朝鲜依附于中国的六点有利之处：
(1)“中韩水陆毗连，……朝发夕至，缓急能通，其势可恃。”
(2)“中国视天下为一家，待藩封如一体”，“有变乱立予削平，命将出师不索要兵费，不责成供给，……其德可恃。”
(3)“中国以大国爱护小国，仁至义尽。不把其国变为郡县，不在其土地上收租敛税，只期望唇齿相依，人民相安”，所以朝鲜可以“永保无疆，其心可恃”。
(4)“中国抚恤朝鲜已数百年，上上下下依恋(中国)，臣民愿意从属(中国)。若率由旧章，诚心服事，则朝野相安，政令易行，其恩泽可恃。”
(5)“强邻环伺，其欲望虎视耽耽，如果看到中韩团结，就无隙可乘，……其威望可恃。”
(6)“中国信任而不疑心韩国，韩国恃中国得以巩固，内乱不作，外侮也没什么可怕。及时修明刑律政治，任用贤能，励精图治，富强会慢慢到来，……其机会可恃。”
然后，袁又指出背离中国的四点害处：
(1)“不思旧好而结新交，是亲近者暂被疏远，疏远则必生疑心。疏远者(指列强)韩欲亲近，亲近者(指中国)则会愈发猜忌，疑忌互生，祸乱转眼就会到来。”
(2)“背离中国求自主，势必引欧洲以为后援”，“欧洲疑忌成性，以吞噬他人为计，……得到机会而入，必会先夺朝鲜的兵权，而后占据其要害地区。”
(3)“中国贴近朝鲜，一时为他人所占有，必不甘心，水陆并进，捷足先登，弹指一顾之间，大兵压境。纵使欧洲有救援之师，而已经急迫得来不及等待，朝鲜就已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