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只好勉强应允了下来。
卢作孚就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值军阀混乱刚刚结束，目极之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这就加重了卢作孚的担子。
卢作孚上任伊始，亲自主持拟定了“1936年建设施政纲一要”。他为四川的建设指出了三个指导原则：
第一，必须先有明确的目的。从事建设，绝非供人观赏，而是下有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上有助于使国家富强。因此，应当集中全力发展生产，以及发展与生产有紧密关联的交通。
第二，必须先有充分的准备。首先应搜集可供参考的材料，这就必须展开农业、工商业、矿产及森林资源的调查工作，展开水利建设、水力发电和矿区的测量工作，展开各个地区的气象观测工作，以及展开农业改良及除灭虫害的试验研究工作。
第三，必须先有整个的计划。一切建设都必须在整个的计划下面进行。一方面，凡相关的事业，必须同时建设，同时经营，使有需要，即有供给。如产了多少茧，就必须缫多少丝；建设一个电厂，即应同时建设若干用电的工厂。另一方面，凡建设事业，都必须联合成一个整体，以避免相互间的残酷竞争，保障共同的利益。为了防止任何事业实行垄断，必须作出限制物价及限制盈余分配的规定。
卢作孚正是按照这些原则，开始了建设全川的工作。
1935年冬，民生公司在上海订造的轮船已达21艘。卢作孚一边着手抓四川的建设，一边加快民生公司的发展步伐，还念念不忘北碚的乡村建设运动。他现在已是一心三用。而这三者之间又并不是独立的，却是相互关联——为了整个四川的建设。它亦如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就有两个目的：一是以民生公司为基础，发展民族航业和民族工业，尽快地将国家建设起来；另一个目的是以民生公司为中心，进行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的第三个试验。卢作孚在《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一文中写道：
“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有不亡的保障；是要从国防上建设现代的海陆空军，从交通上建设现代的铁路、汽车路、轮船、飞机、电报、电话，从产业上建设现代的矿山、工厂、农场，从文化上建设现代的科学研究机关、社会教育机关和学校。这些建设都是国家的根本，然而建设现代的集团生活更是建设一切事业以至整个国家的根本。在现代的集团生活没有建设成功以前，是不容易看见上面那许多建设事业的，只会看出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的关系在那里毁坏许多建设事业而已。”
卢作孚正是依据自己的理想，去试验他的新生活。他为此在民生公司响亮地提出一个公司要有精神：民生公司要有民生精神。
他提出两个口号：
“个人为事业服务，事业为社会服务。”
“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润的。”
民生公司的一切活动，正是围绕着这两个口号的精神进行的。
他别出心裁地在民生公司的信封背面印着“逐日应有的检讨”。检讨共10条：
1．今天的工作尽力做完没有？
2．每一工作，在事前确定计划没有？
3．每一工作，在事后整理清楚没有？
4．工作的成绩，比昨天进步没有？比他人落后没有？
5．事务上有悬着没有解决的问题没有？
6．有一钱一物的浪费没有？
7．如果离开现有职务，交代清楚没有？
8．个人的知识能力逐渐提高没有？
9．事业得着我们的帮助没有？
10．社会得着我们的帮助没有？
从中不难看出卢作孚对民生公司的要求是何等严肃、认真。为把自己的思想真正传达给公司的每一名职员，他强调：
“我们任何活动都必须正确，……看一样东西必须正确，听一句话必须正确。正确的第一个要求是形式。正方必须每一边等长，每一角都是90度。正圆必须是正圆，从圆心到圆周上的任何点都是等距离。第二个要求是数目字。是352个人，不能说是大约是300余人；是14863元，不能说大约是万余元……”
卢国纪回忆说：有一次，卢作孚乘公司的民本轮去汉口，与船上的服务生刘儒讨论关于改进旅客服务工作的问题。刘儒提了一个建议，卢作孚认为很重要，当即让刘儒写个具体计划来，后来公司采纳了这一计划。
这就是卢作孚的工作作风。
民生公司着制服上班制度，是从1933年3月21日开始实行的。制服为中山服样式，俗称为“麻制服”。
在别人眼里，着制服属小事一桩。可卢作孚却不这样认为。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刊登在《新世界》杂志第67期卜，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我们为什么要穿布质短衣——公司制服？
“第一是要造起节约的风气。当前的社会，正在淫糜奢侈中迈进，比赛着谁的衣服漂亮，谁的衣服华贵。我们为要纠正名，另外造起节约的风气，造成功一个朴质而有意义的新社会，即从穿衣服起，去影响一切的一切。
“第二是要表现事业精神。事业是我们这一群人的力量创造出来的，而这一群人有一样的形式，一样的颜色的制服，每一个人穿起，不论他是什么职务，都可以代表整个事业的精神。这是何等的光荣！决不是耻辱……
“要如此，才可建立公司，不致为社会摧毁。要如此，才可以影响社会，创造出现代需要的新社会。”
卢作孚对每一件事情的理解，都从社会这个大处着眼。他在这一时期，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大多都刊登在《新世界》杂志上。如《快乐与痛苦》这篇文章，卢作孚是针对民生公司职工的思想品质方面而撰写的：
“快乐与痛苦是产生于人们的感觉，尤其是产生于人们的要求，而非产生于环境或刺激。我们要求什么，什么便是快乐。相反或不同的刺激，便是痛苦……
“人不明白快乐与痛苦的来源在自己，却每每埋怨着社会。其要求愈缩小——缩小到个人的前途，个人的装饰，个人的舒服，……其痛苦愈扩大，扩大到社会环境的全部。因此为社会的要求而工作，是非常快乐的工作……
“个人身上是不会产生快乐的，快乐只有在社会中间去寻求……个人的活动，全为社会的感情所紧紧包围，沉酣在社会的强烈刺激当中，乃是人生无穷的快乐。在今天，不但这样的快乐需我们去寻求，这样的社会还待我们去创造。……”
卢作孚在《工作的报酬》一文中又这样写道：
“在商品交易的市场当中，凡商品都是以价钱决定它的高低。工作亦是商品，待遇就是这种商品的价钱。不问这种工作是有意义，无意义，而问的只是月薪，地位，红余……以为这乃是工作的报酬，其实乃是错误。”
那么，卢作孚又是如何认识的呢？“工作的意义是应在社会上的，工作的报酬亦应是在社会上的。它有直接的报酬，是你做什么就成功什么。你要办一个学校，就成功一个学校；要修一条铁路，就成功一条铁路；这便是直接的报酬，是你的成功在事业，帮助却在社会上。你成功了一个学校，帮助了社会上无数读书的小孩子，或培植了社会上无数需要的人材；你成功了一条铁路，帮助了无数的客和货，帮助了生产建设或文化传播，这便是间接的报酬。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公园，便酬报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酬报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一点儿月薪、地位……算得了什么……”
卢作孚的见解是深刻的。他的目光永远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总是深入其里，看清事物的本质。因此，后人在评价一代船王卢作孚时，有的人冠以“文化船王”之美称。
当1935年底，国民政府通过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向法国借款修筑成渝铁路时，正准备造船装运筑路器材。卢作孚获悉后，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不祥的信号。他不能不担心宋子文的建设银公司插手川江航运，从而会成为民生公司发展中的劲敌。于是，卢作孚一面通过政学系向蒋介石说项，民生公司愿意低价包运全部筑路器材，并请贷款添造新船；另一方面卢作孚又以聘请顾问作为晋礼，拉拢宋子文的心腹韦焕章，使其向宋子文疏解。宋子文考虑包给民生公司比自己造船合算，遂同意贷款160万元。
卢作孚获得这笔贷款后，新造4艘大型轮船，既发展了自己的船队，又避免了新添竞争对手。事后，民生公司特聘宋子文、胡筠庄为常务董事。
1936年3月15日，民生公司举行了第十一届股东大会，改选了董事会，财政部长宋子文、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交通部长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训康银行总经理康心如、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等各路头面人物当选为民生公司董事。后来，上海青帮的另一个鼎鼎大名的头子黄金荣也加入了民生公司董事。“这是为了适应旧中国复杂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而采取的措施，自然，这些显赫的要人对民生公司也不是没有好处的。但是，危机也悄悄潜伏进公司——中国官僚资本集团开始对民生公司起了觊觎之心。”
卢作孚的名言就是：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1936年4月13日早晨，蒋介石在宜昌乘民生公司的民主轮第一次入川。航行4天，于4月16日午后抵渝。
蒋介石一上岸，大声吩咐身边的随员：
“奖给这条船1000块！”
1936年底，民生公司召开了10周年纪念大会。卢作孚10年的苦心经营，逐渐改变了初期资金微薄、船只少、航线短的劣势，在航商如林、竞争激烈的川江，先后兼并了24家中外轮船公司，收购大小轮船44艘，已是拥有45艘计19817吨位的航运企业。
在民生公司的会议室里，挂着一张图表，它将民生公司10年的发展情况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鞭炮和欢声笑语中，卢作孚再一次眺望着嘉陵江——民生公司的发祥地，他的眼眶有些湿润……
多年以后，当航业史学家们回头总结民生公司的成功时，对民生公司确立巨大优势的种种因素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史学家们认为。一是社会舆论上的优势。民生公司以爱国企业自评，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帝爱国运动，并在自己的企业中采取措施，消除封建的洋行买办的各种影响，树立起爱国企业公司的人事制度和它在职工中大力灌输的“民生精神”，造就了在文化素质、技术素质和BK＆素质上，都优于其他公司的职工队伍，从而有利于推动企业经营走向现代化，和企业素质的全面进步，推动民生公司生产力的发展，成为长江航运事业中的一支有生力量。三是民生公司拥有一支庞大的川江船队。1936年时，民生公司在川江上1000多公里的航线投入了它全部运力约36.4％，计7000多吨的船只。假如把行驶渝沪和季节性航行川江的运力分别按照五分之一和四分之三折算计入，则达11600总吨，占公司运力的57％。从下面这份比较表中可看出民生公司的实力。
几家航业公司宜渝线货运量比较表
年份 货运量 合计 招商 太古 怡和 日清 其他
1934 吨 116657 14532 10267 1923 89935
% 100 12.5 8.8 1.6 77.1
1936 吨 194316 36034 25321 17341 115620
% 100 18.5 13.1 8.9 59.5
表中“其他”一栏，即包括民生和捷江两家公司，这是川江下段投入运力最多的两家。当1935年民生公司收购了捷江的大部分船只后，则主要是民生公司所占的额份。到1936年，在川江宜渝段，太古、治和、日清3家运量的总和只不过占总数的45.5％，而民生公司则占一半以上。这说明民生公司的绝对优势是无可争议的。四是民生公司建立起遍及川江的经营网。在川江上至叙府下迄宜昌，旁及支流的嘉定、合川、邓井关，当时凡能通过轮船的地方，都有民生公司的船只航行。而且在某些航线上还享有专营特权，其他公司不得染指。民生公司在川江经营的航线，计有短途线4条，即渝合、渝涪、渝万、沪（县）邓（井关）；长途线3条，即渝叙、渝嘉、渝宜。民生公司于叙府、宜昌设分公司，万县、沪县、涪陵设办事处，奉节、江津、嘉定设代办处；在重庆、长寿、涪陵、万县、宜昌、江津、淞溉、合江、沪县、叙府、土沦、白庙子、合川、北碚等处设有码头趸船，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经营网，其机构之健全，码头设备之密集完备，即使是4大公司也远不能及。五是民生公司船舶设备良好，技术先进。民生公司的前期，船舶增加是以收购其他公司的残旧简陋船只为主，是数量上的增多。自从1933年改建了万流轮（民权）后，使之成为川江上最大的一条船，便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也逐步地改变了船舶技术设备落后状态，开始建立起一支数质俱优的新型船队。1936年底，民生公司先后新建适合于不同航线的大小轮船14艘，改建3艘，其中千吨以上和接近千吨的8艘，500吨左右的9艘，成为船队的骨干，形成公司在船舶设备和技术上的优势。六是民生公司具有独立的船舶维修能力。民生公司设有自己的民生机器厂，除大型轮船的建造需要依赖外力外，公司船舶的施救维修，配件，技术改造和小型船舶的制造，约有一半左右为民生机器厂担负。既为公司提供了价廉、及时的修理服务，也免受外力挟制，这对于保持船舶完好的技不状态，提高船舶营运率，以及促进船舶技术的全面进步都有很大的好处。这些条件，任何公司都不具备。
如此，民生公司对川江的垄断、迅猛发展也就不足为奇。
船王卢作孚--第11章 水上狼烟
第11章 水上狼烟
临危受命，出任交通部次长。宜昌大撤退，被喻为“中国实业上的顿
刻尔克”
1937年夏，国民政府选派几位实业界人物去欧洲考察，卢作孚是其中之一。他安排完建设厅的工作，制订了民生公司的新规划，经南京到上海，准备从上海启程去欧洲。
这时，从东北传来了举世震惊的消息：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1937年7月7日凌晨，日本关东军向驻守在北平的宛平县城29路军不宣而战，抗日战争爆发……
仲夏的上海，抗日的热情如同火山爆发。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到处都是抗日的呼声。卢作孚彻夜难眠，辗转反侧，值此民族和国家危难之际，作为炎黄子孙，岂能安眠？他毅然放弃了去欧洲考察的计划，准备投身抗战。
面对战争，卢作孚清醒地意识到：“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
这时，卢作孚突然收到一封南京来电——国民政府邀请他前往南京帮助草拟抗日战争总动员计划。卢作孚毫不犹豫地赶到南京。到达的当天，他即电示民生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
7月20日，卢作孚正在草拟动员计划，忽又收到一封急电，电报是从北碚发来的，内容令卢作孚焦急不已：母亲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
秘书问他是否订回乡的船票。
卢作孚表情严肃而又痛苦地摇摇头。
草拟总动员的计划正在他的指导下紧张进行，离不开他。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自己岂能在此时离开。自古忠孝难两全！
他留了下来，又埋头工作之中。每天除从电报上了解母亲的病情外，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将痛苦深深地埋在心里。
3天后，他得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他才匆匆飞往重庆，赶回故乡。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他又匆匆地飞回南京。
卢作孚万万没料到，短短数日，平津沦陷，华北大部相继落入敌手，而上海方面的告急文书不断地向南京发来……
“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了。卢作孚立即电示民生公司：一切工作迅速地转移到战争的轨道上来，以满足战时运输的紧迫需要！
在重庆，一些人对民生公司表示忧虑，认为“国家的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生命就结束了”。卢作孚凄然一笑。4年前，在民生公司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大会上，他就明确表示：“对国家：1、应作义勇军的预备，训练成军人的身手。2、应作国家总动员的准备，调查一切人畜物的力量。3、应作牺牲的准备，于值得牺牲时不惜牺牲。4、应作有血性有肝胆的男儿，对于我们群众议定的公约信条及一切议案，能努力去做。”
是考验自己和民生公司的时候了。
8月末，卢作孚将公司所有轮船调集重庆港和万县港，准备随时投入支援前线、抢运撤退，保卫长江、保卫祖国的战斗。
早在“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之前两日，国民政府交通部已密令各轮船公司，迅速将航行中的海轮驶入长江，或者停留在香港等安全地带，以免资敌。当时开入长江的江海轮船，数量甚多，据资料统计，仅汉口原有轮船450艘，共计46282吨，至此猛增至645艘，计143790吨。后来，当南京告急时，汉口航政局会同军事运输机关组织轮船大撤退。共计退至宜昌280艘，退至长沙60艘，退至常德16艘，后又由宜昌退入川江150艘。
各轮船公司还按照当局部署，将吨位过大不能驶入长江或航线较远不及驶回长江的船舶驶送香港或其它港口。
1937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非常时期轮船转移外籍办法》，准许未能退入长江的海轮及避泊香港或在海外的商船，暂时移转中国国籍，以免被日本人利用。先后批准转籍的船舶达130艘，计14.5万吨。
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大家阴沉着脸，抽着烟，一言不发。
今天的会议很特别，有戎装抖擞的军人，也有身着便服的绅士。大家被通知来开会，具体内容却不太清楚，但能看出，这次会议有些异样。
知了在树上热热地叫着，让人更加心烦几分。
随着一串急促的脚步声，大家不约而同地向门口望去。
“诸位，这位是海军部长陈绍宽将军。”
“这位是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陈以鼎将军。”
“这位是招商局副总经理沈仲毅先生。”
“这位是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
……
一一介绍完参加此次会议人员之后，主持人宣布开会。
陈绍宽部长开门见山：“诸位，日本人不宣而战，意在亡我中华。由于敌我海空军力量悬殊，我们不得不另图他策。日本海军拥有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等各型舰只约300余艘，共计约130万吨，除战斗舰外，均加入对华作战。而我国海军仅有战舰53艘，约5.6万吨。如此，我海军舰只数量约当敌军的六分之一，吨位约当二十二分之一，以这样的劣势，既无法拒敌于海外，也不能有效地守卫长江。加上敌人空军的绝对优势，我海军朝夕难保……为防敌溯江而上，唯有消极抵制，自谋堵塞之法。然水上防御工事之建筑，并非一蹴而就，临时应变，不得不征用船只，沉入港口，及布置水雷，以为阻塞工具。”
陈绍宽一口气说完，腾地从座位上站起：“经当局研究，蒋委员长训示，选定地势险要，航道狭窄的江阴港口，构筑长江第一道御敌工程。时间紧迫，还望大家同心同仇，共赴国难！”
陈绍宽坐下后，一名参谋站起来接着说道：“除了海军的舰只参加封锁长江——江阴要塞外，当局决定征用民船。这次征用民船的原则有两条：一是不能进入内河行驶的大轮，二是船龄较大者。望各位深明大义，慷慨应征。”
这名参谋说着，从公文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方案，念道：
首次调集江阴执行封江任务的商船共计23艘，计43963吨。这些船是：
招商局7艘，计13706吨；
三北、宁绍、天津……等16家民营航业商船16艘，计30257吨。
参谋念完名单后，陈绍宽霍地站起：“军令如山。散会！”
各商船主深明大义，很快将征用船只调往江阴，排成队形，有的来不及卸下船上的货物，便沉入江中。
江阴封锁线顺利构筑成功。
首次沉船封江，没有征用民生公司的船只。这是因为民生公司将要运送刘湘所属4个师、两个独立旅出川抗战，开赴前线。
这是一个阴沉的早晨，重庆码头上，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一队队士兵斗志昂扬地登上了民生公司的船队。
在汽笛声中，民生公司的船只一艘艘驶离码头，顺江而下，消失在海天一色的碧波中。
值得往后提一笔的是，8年抗战中，川军共计6个集团军和部分独立旅，先后开赴抗日前线。川军的兵力约占国民政府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而运送如此庞大的部队的任务，大多落在民生公司的肩上。
“打兵差”，过去无异于谈虎色变。船主们一听要“打兵差”，一个个敢怒不敢言，他们宁愿空跑一趟，也不愿打兵差。现在，他们心甘情愿！
民生公司首当其冲。
为构筑江阴封锁线之辅助封锁线，国民政府再度征用各种民船185艘，载近万立方米的石头，沉入江中。
民生公司这次也被征用4艘铁驳，计14811吨，沉塞于十六铺，分别配置水雷，最后在长江上构成了数道封锁线。
民生公司其余的船只仍参加抢运兵员的任务，整整两个星期，民生公司的船队在长江上川流不息，往来如梭，日夜兼程，胜利完成了运送兵员的任务。
卢作孚多少个昼夜没合过眼，也记不清。他日夜趴在桌上，有条不紊地组织指挥着民生公司的抗战行动。
枪炮声连绵不断地从远方传来，敌机终日在头顶盘旋轰炸，成吨成吨的炸弹如雨落下。直到民生公司的船只和器材全部撤退到川江后，他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卢作孚又开始了新的忙碌。
上海失守。南京沦陷。一道又一道封锁线被日军迂回攻占。
在这危急关头，国民政府于1938年1月1日任命卢作孚为交通部次长。
临危受命，卢作孚没有推辞。他带了几名随从，在武汉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国民政府已宣布迁都重庆，为长期抗战作准备。民族工业随之开始了大迁徙。
长江这条大动脉成为入川的生命线。
政府机关、逃难的人群、工厂设备涌入码头，有限的船只难以为计。
紧急疏运任务异常繁重。
长江航业在他的运筹下，迅速地调动了起来。他想尽千方百计，争取多抢运一些人员和物资。
什么办法都用上了。间道转运、分段接运、水陆联运……该用的办法都用上了。
南京国民政府内迁重庆，中央机关、公物分别由民生公司和招商局两家承运。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其随从到宜昌后，就是乘民生公司的“民风”、“民贵”、“民政”等轮船，运抵重庆的。民生公司另外还派出部分轮船，抢运金陵兵工厂器材约2000吨至重庆。
当时，需要内迁的工厂，多达500余家。所有的撤退迁移任务重担，压在了卢作孚一人的肩上。
为高效地使用有限的船只，卢作孚一面抢运人员、器材入川，一面运送兵员出川。
刘湘率领川军出川抗战，就是民生公司的轮船运送的。据资料记载：
经民生公司运到下游的部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大战、保卫武汉。仅一年时间，民生公司抢运到前线的作战部队共30余万人，4600多吨弹药……后又参加了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兵员270余万！
1938年夏，安庆失守，武汉告急。战区机关、学校、工厂纷纷撤退，争先恐后地涌向宜昌。
宜昌一时堵塞，抢运工作异常艰难。
接着，从徐州等地前线撤下来的大量伤员要转运入川。6月21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电示民生公司：“前线伤兵，必以宜昌为唯一后送区域，预计伤兵在短时内，有5000人至1万人到达宜昌，设非在宜昌每日控制1000人运力抢运，必难完成任务。”而此时，拥集在宜昌的除大量人员外，还有紧急待运的军工器材12万多吨，珍贵的航空油料1万多吨，各类公物6万吨。“可以说全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
真个是“八方风雨会宜昌”。
此时的宜昌，满地是人。然而川江天堑，滩多流急，船只吨力转小，运输力有限。按常规计算，滞宜物资和人员的运送，需要等到第二年底才能完成。武汉距宜昌630多公里，敌机频频轰炸，前有高山阻挡，后有追兵逼近，人心惶惶，秩序混乱。
1938年9月，卢作孚这位交通部次长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宜昌。望着堆积如山的物资，蜂拥的人群，卢作孚当机立断，抽调最得力的人员参加抢运。民生公司的骨干力量童少生、李肇基、袁子修、陈国光很快赶到宜昌，与卢作孚一起商讨抢运大计。
这个周密的计划是：由民生公司领衔签订运输合同，招商局和三北公司参加协运。计划在40天内抢运完各种物资、人员。
次日，卢作孚通过军事委员会驻宜昌船舶运输指挥部，召集所有需要托运的单位，宣布了自己的计划，得到各方的拥护。之后，卢作孚又马不停蹄地去码头巡视了一遍，然后回到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迅速召集云聚在宜昌的24艘轮船的负责人和各轮船公司的负责人继续开会。卢作孚根据长江上游只有40天是中水位，制订出一套40天的紧急抢运计划，确定了参加航行的船只，定下了抢运的人员、物资数量，这个计划采用了1936年民生公司在枯水季节创造的著名的三段航行经验，采取分段航行，以最大的限度抢运。
卢作孚的三段航行计划是：“各个交运物资的单位，必须按照分配的吨位，将自己的设备器材分出轻重缓急。重要的器材，配合成套，首先启运；其余不重要的，交由木船运输，或者等待40天后，另外安排计划运输；实在来不及运走的，甚至准备抛弃。至于什么单位的器材由什么轮船运输，则全部由我的父亲亲自分配。”卢国纪回忆说，“长江航线，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行至少需要4天，下水航行至少需要两天，费时太长，必须采取尽量缩短航程的办法，以争取多运物资。于是，除了最重要的和最不容易装卸的笨重设备，由宜昌直接运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则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万县即卸下，交由其他轮船转运。这样就节省了一半的时间。更轻、更不关紧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还有的甚至运进三峡即卸下，让轮船当天即开回宜昌。这样，每天早晨，必有六七只装满物资的轮船从宜昌开出去；每天下午，也必有同样数量的空船开回宜昌来，充分地利用了难得的40天中水位时间，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运输能力，使成千上万吨至关紧要的军工和民用工厂设备，从宜昌抢运出去，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据一份资料统计，抗战初期，民生公司经由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旅客，共约64000多人。其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
为优先抢运伤兵，民生公司调派民联、民生、民康、民俗、民贵、民风、民元等轮船，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抢运。轮船舱底装兵工器材，舱面装运伤兵，伤兵船票实行半价结算，伤兵眷属按6折计算。仅1938年抢运入川伤兵人数即达1万多人。
为抢救难区儿童，中华慈幼协会、世界红十字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等先后组织难童撤退入川，由民生公司轮船免费运送到沿线各地儿童保育院。
由于川江航道特点，当时只能白天航行，为了争取时间，改为夜间装卸。凡是次日运走的物资，当晚就先装好船。每当傍晚，当民生公司的轮船返回宜昌时，轮船待装，驳船集载，港机起吊的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入夜，轮、驳、岸各处灯光辉映江水，交相辉映，装卸号子声、起重机的轰鸣声、汽笛声交织在一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对敌人的力量”。
经航运界的共同奋斗，终于在预定中水位的40天内，将堆积在宜昌的申钢厂、渝钢厂、航空兵站及陕酉、南京等兵工厂的器材，抢运入川，胜利结束了战时宜昌抢运最紧张的一幕。
整个宜昌撤退中，抢运军工物资和工业设备器材的担子完全是由中国轮船承担的，其中，民生公司负担了90％以上！
宜昌撤退运输的重要意义，当时曾被比喻为“中国实业上的顿刻尔克”，而“中国的顿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顿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美国）还要艰苦些”！
发展后方水运，开拓战时交通；再度赴难，改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
卢作孚站在船尾，望着宜昌渐渐地变成一抹云烟时，才转过身来，江风扑打着他那身粗布制服。他抬起头，望着风中猎猎的民生公司的旗帜在飘扬，仿佛在与他神秘地交谈。
40天的宜昌大撤退完成后，1000多名川江水手给国民政府参政会写信，那发自肺腑的声音再次在他的耳边回响：
“我们并不顾虑工钱太少，职业无保障，对于战时的交通，曾尽了和正在尽着最大的努力，输送杀敌壮了，抢救生产器材，护送伤员和避难同胞等，在敌人的飞机炸弹下工作，不管死或活。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我们是为了抗战的胜利。”
民生公司不仅在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轮船经常被日本飞机炸沉，更让卢作孚沉痛的是116名职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61名船员负伤致残……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抗战！
卢作孚的心情异常沉重，尽管他留给日本人的是一座空城。宜昌那山呼海啸的人群，堆积如山的物资仍在他的眼前晃动。他不敢再去想象宜昌，假如——他有更多的船，有再多一点的时间，他决不会在宜昌留下一草一木。
太阳悄悄地爬了出来，把江水映得一片血红。
这时，担任警戒的船员一声高喊：“敌机！”
卢作孚向天空望去，一群苍蝇似的黑点开始放大，日本人的飞机追来了。
大副拉响汽笛，向船队发出警报。
一名船员冲了过来：“总经理，快到舱里躲躲！”
卢作孚没理会，两眼死死地盯着日本人的轰炸机群。
轰鸣声越来越大，几架日机气势汹汹地向卢作孚的这艘轮船扑来。
日机飞得极低，像一片乌云一样压来。
卢作孚没有动。他知道，船上没有防空武器，只能躲着航行。当日本人的飞机快要投弹时，他大喊一声：“刹车！”
炸弹在船头掀起几股十几米高的水柱。
敌机一看没炸中，在天空盘旋了一圈又绕了回来，向轮船俯冲扫射。
轮船时而加速，时而紧急刹车，躲闪着敌机的扫射。
几串机枪子弹还是打到了船甲板上。
敌机正想再次袭击船队时，中国空军的飞机出现在天空，敌机一看不妙，赶紧稀里糊涂地泄掉炸弹，拉起机头开溜了。
卢作孚再看江面，有几只木船被炸碎，还有几只在起火燃烧。
脱险的船员奋力地向岸边游去。
卢作孚的这条船上，有名船员也受了伤，正在包扎。他跑了过去，关切地问道：“伤势重吗？需要送上岸抢救吗？
受伤的船员忍受着剧痛，强作笑容地摇摇头：“不要紧，擦破了点皮。”
卢作孚低头仔细一看，血从受伤船员的大腿处渗出，染红了他身下的甲板。
“谁有烟？”卢作孚问道，“给他一支烟抽。”
人群中有人递过一包烟。
卢作孚要了火柴，划着，为这名受伤的船员点了支烟。
“挺住，很快就会到家。听口音你也是合川老乡啰！”
卢作孚坐在这名受伤的船员身边，开始拉起了家常。
1938年底，卢作孚回到了久别的重庆。一下船，他就惊讶地看到，重庆人口爆满，各种方言在这里汇成了一条方言的河流。六七百万人迁移到四川，重庆猛增至100多万人。交通拥挤，住房紧缺，许多人露宿屋檐、街头巷尾。
必须赶紧疏散难民。这个念头在卢作孚的脑子里一闪，定格了。于是，1938年冬到次年春，民生公司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疏散难民。
战时的交通运输难题又摆到了卢作孚的面前。船只不但不够用，更主要的是柴油紧缺。民生公司46只轮船中，有32只是靠柴油为燃料。我国不能生产柴油，全依靠进口。战争爆发后，运输线被切断，柴油没有了来源。幸亏卢作孚早有预料，在武汉撤退时，收集购买了4000多吨柴油，可是宜昌撤退耗去了一半，剩下的燃料只够使用半年时间。如果不早图他策，半年之后，民生公司的轮船将全部停航！川江这条战时的大动脉将不能流动，这势必影响到抗战的进行。
卢作孚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极早地预见到必须建造～批新的烧煤船来替代以柴油为燃料的船。
卢作孚的远见卓识，总是一般人无法相比的。早在南京、武汉撤退之前，他就购买了2000多吨五金器材，尽管数量并不大，但还是很可观的。因为这批五金器材可以暂时满足民生公司船只的维修，若建造新船就远远不及了。于是，在宜昌撤退时，他又极早有预见性地收购了一批马力小、性能差的小船达60多艘，准备利用这批船只来进行改造，以解决钢材不足的难题。
卢作孚一面组织民生公司向四川各地疏散难民，一面加紧一改造轮船的工作。
改造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民生机器厂的肩上。民生机器厂在战前是个不大的修理船舶厂，但对改造旧船却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尤其是在1933年打捞“万流”轮后，改造成功，取得了宝贵经验，开始对不适于川江航行的船只进行拆毁、改造。
这次工作进展速度极快。短短几个月，一批改造的烧煤船就投入了运输的队列。紧接着，民生公司又开始了新船的建造。
第一批新船的建造计划是，建造15只中型的烧煤船，两只吃水浅的柴油船。
为实施这一计划，民生机器厂在卢作孚的亲自指挥下开始了扩建。
为适应战争的特点，卢作孚指示民生机器厂“向地下发展，向四处疏散”，以便在战时能正常工作。
宜昌沦陷后，切断了四川通往湘境的交通运输线。中国的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成为唯一与国外沟通的运输线。
川流不息的汽车队在滇缅公路上蠕动，将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各抗日前线。但是，四川却没有通往云南的公路。
卢作孚决心修筑两条公路，以解决战时的紧张运输。
第一条公路是从三斗坪，经鄂西山区，入湘境，使之与长江上游的航运相连接，形成一条水、陆联运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