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条公路是在川南，从泸州，穿贵州西北部，直抵云南囗益，同样是一条水陆联运线。
这两条公路在极短的时间内抢修完成，被称为抗战时期的两条大动脉、在这两条大动脉上，国外的援助源源不断地送到大后方，又源源不断地送到各前线。
到1939年夏末，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刻。德国占领波兰，迫使英法对德宣战，德军已陷丹麦、挪威，占荷兰、比利时，横扫法国。日本与德意法西斯遥相呼应，向东南亚各国虎视眈眈。英国迫于日本的压力，关闭了滇缅公路，卡断了中国唯一可接受外援的生命线。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得不依靠大后方的物力来维持抗战。
交通运输问题更加突出，必须尽快地建立四川的公路网。
任务，再一次落到了卢作孚的肩上。
倾盆大雨中，一辆汽车“嘎”的一声停在一处简易的工棚前。从车上跳下4个人来，踩着泥泞，进了工棚。
“你们是什么人？”
一个人披着雨衣大声问道。
“交通部卢次长来视察川中公路。”司机大声答道。
“什么？”
司机不耐烦地重复道：“卢次长来视察。”
问话的人是工段长，他半信半疑地上下打量着，竟一时不知哪位是卢次长。
卢作孚掸了掸身上的雨水，问道：“这里有技术人员吗？”
工段长这才缓过神来，判明问自己的就是卢次长，忙答道：“有，有一名工程师。”
“可以请他来一下吗？”
“可以，可以。”
工段长返身钻进雨里，不一会领来一位40多岁的戴眼镜的中年人。
“你就是这儿的工程师吧，请坐。”卢作孚待工程师坐定后说，“这条公路直接关系到战争的需要，非常重要。必须拟订一个计划，在最短期内建成通车，无论有多大的困难，都必须完成。”
工程师点了点头：“请放心，卢次长。”
“需要多长时间？”
“大约得——”工程师还未说完，卢作孚一挥手：“3个月怎样？”
工程师想了想：“差不多。”
“只能3个月，一天也不能推迟。”卢作孚斩钉截铁地说完，一抬手：“走！”
工程师和工段长忙上前拦阻。
“不行，天黑了。前面的路不好走，又下着雨，太危险了。还是请卢次长明早走吧！”
“不要紧。”卢作孚笑了笑，“只要有路基就能通车。”
工段长一看挽留不住，只好说：“那就派两个民工来帮你们领路。要是遇到困难，也好招呼民工帮助。”
“这样也好。”
卢作孚冒雨驶上了荣县的路途。此时，天已漆黑一团。
正当卢作孚忙于建设四川公路之际，又一项艰巨的任务正等着他去受领。
在战时，许多任务没有回旋的余地。卢作孚突然接到了国民政府的任命，任命卢作孚为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
消息来得异常的突然。国民政府没有征求卢作孚的意见，就把任命在报上公布了。
卢作孚凭直觉就判断出：大后方出现粮食危机。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全国粮食管理局，足以说明粮食危机已威胁到抗战。
再度临危受命，卢作孚毫不犹豫地赴任了。他用了“仅仅两三个星期，就形成了从上到下的整个粮食管理体系。与此同时，他还以最快速的行动，对粮食供应作了全面的调查了解。他发现造成粮食供应不上的原因，既不是由于灾荒引起的粮食减产，也不是农村缺少粮食，而是层层官吏只知道贪污受贿，没有办法将分散在交通不便的广大农村地区的粮食运出来，集中到城市。很清楚一问题的症结，乃是一个运输问题……”
原因找出来了，卢作孚又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一个运输粮食的“几何计划”。
所谓“几何计划”是：“把各个没有公路的偏僻地区的粮食，首先用人力运送到邻近的公路或水路边上的一些特定的点或特定的地区里，集中起来，然后又从这些公路或水路边上的点或地区，用汽车、板车或船只，将集中起来的粮食，转运到重庆周围以及各个交通要道上的县城的政府粮仓中。这样，就将复杂万分的粮食运输问题，缩小到易于管理的最小范围，变得简单明了了。”
一场粮食危机，卢作孚只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消除了。
后人在评价卢作孚的这一贡献时说：“其在战时的意义，至少与宜昌撤退的‘奇迹’相等，并且是以同样有效和激动人心的机敏来完成的。”
当一车又一车、一船又一船的粮食，从四面八方汇集，又一批批地运送到抗日前线时，卢作孚站在高滩岩上问道：
“你们说，世界上最香的是什么？”
望着长龙般的运粮车队，人们异口同声地答道：
“稻香！”
大家会心地笑着。卢作孚也笑了。但大家发现卢局长的面色苍白，用手捂着胸，几乎就要倒下去了。
紧张的工作，频繁的敌机空袭，严重地摧残了卢作孚的身体。他的脉搏间歇症复发并加剧了，时常出现身心衰竭。他不顾医生的警告，一直带病奔波，最后严重的脉搏间歇跳动，使他昏倒了，被送进了医院。经检查发现，他不仅心脏病很严重，而且双肺的肺膜破裂。他冒着生命危险，只在病床上呆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又投入了工作，这次，他只能躺在病床上来指挥了。
1941年冬，卢作孚的病情再度恶化，民生公司在歌乐山上借了一所金城银行的房子，开始强迫他接受治疗。
他没想到，这一病竟长达6个月！
6个月，卢作孚的身体在休息，但他的心一直挂在民生公司的船上。民生公司的船一只又一只被敌机炸沉的消息，使卢作孚那颗心越来越沉重……
令卢作孚不安的是，官僚资本对民生公司悄悄地生起了吞食之心。卢作孚眼前又浮现出1938年时的一幕：国民政府以统一调配，便利抗战运输为名，准备下令民生公司将全部船只交由军政部掌管调派，企图以行政强制手段吞并。卢作孚得到这一消息后，先声夺人，抢先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一个运输计划，主动提出承担包运所有的撤退物资，运价按平时商运价的十分之一计算，并在5个月内把积压在宜昌的8万吨兵工军需器材物资全部运离宜昌。与此同时，他又通过张嘉璈向军政部长何应钦陈说利害，才使当局改变主意。
当1939年民生公司的资产增至700万元时，孔祥熙、宋子文都想用大量投资的办法侵吞民生公司。孔祥熙暗地指使中央信托局出面，要出资占有股份的50～60％；宋子文也暗示，他所控制的中国银行也要投入60％的股份。卢作孚既要依靠他们的支持求得发展，又不愿让某一势力控制，于是他通过政学系首脑张群游说孔祥熙，示意不宜直接插手地方企业；又活动陈果夫、陈立夫门下的干员钱新之出面扬言，民生公司是交通运输业，投资不能没有交通银行的份。从而形成了政学系、孔、宋、陈在对民生公司投资上的僵持局面。最后以撤销增股，代以发行公司债券了结。由17家银行认购700万元的公司债券，从而形成了一债多主。互相牵制的局面，避免了孔宋财团的吞并。
但是，孔祥熙并没善罢甘休，想以暗中收买股票的办法控制民生公司的股权。但卢作孚对公司的股票转让有着严格的控制。孔祥熙的意图终于落空。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偏安四川，川江成为国统区交通运输的主干。而执川江航运牛耳的民生公司的地位也益显重要。由于卢作孚深谋远虑，民生公司同当时中央和四川地方各派势力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官僚资本集团虽然对民生公司垂涎三尺，也不便一举吞并。而民生公司既要求得政府当局的支持和资助，又要防范被鲸吞。而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卢作孚周旋在中央财团与地方势力之间，变不利为有利条件，不仅维护了企业的独立存在，而且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民生公司在战前即已垄断川江，但战前经营的航线仅限于四川境内及渝叙、渝沪两条直达航线。沪战爆发后，随着战局的变化及后方的需要，又开辟了30多条长短航线。这些航线是：
为疏运上海、汉口、宜昌西迁人员、物资，开辟了长江中、下游及汉湘、宜湘、宜渝分段运输航线12条；为适应战时后方交通需要，开辟四川境内的短途航线19条；为衔接川湘、川黔、川滇水空联运开辟航线6条。
此外，卢作孚审时度势地派轮对金沙江、乌江、赤水进行了考察和试航，为轮船运输开拓了新航线。在其经营航线的港口，设置了办事机构和夏栈设施，组成了战时后方的经营网。
民生公司在扩展后方航线的同时，为了解决进口货源骤减，船用器材奇缺的困难，凭借自己的技术力量，研制船用高压水管锅炉，自制船舶配件，以替代进口产品；以木代钢制造木壳机动船；就地取材，试验代用燃料以及其他船舶技术改造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维持了一支有效的运输船队，并不断发展壮大。
多年后，当人们重新审视民生公司的战时发展时，不仅解开了民生公司在战时如何发展的谜团，也对卢作孚的经营方法作出了准确公止的评价——
民主公司在后方营运中，承担了大量的公差运，所收运费极低，航运收入剧减，1939年第一次出现帐面亏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而未能扭转。
那么，民生公司又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能飞跃发展呢？
表面上看，民生公司一方面出现帐面亏损，而买质上民生公司又在其他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据统计，先后在48个企业投资，投资额达140万元（战前货币未贬值时）。投资总额占股本的比重，1939年为25.6％，1941年为56.％。投资的范围之广是一般的企业无与伦比的。这恰恰应验了卢作孚“将连带的生产事业统一为一个或全部的联络”的设想。
战时，中国几家大的航运公司如招商、三北大都萎缩，只有民生公司才得到迅速发展。这与卢作孚的经营管理思想是分不开的。《中华水运史》评述道：
“民生公司主要之业务本来在川江。国府西迁，川江运输繁要几倍于往昔，民生公司以保有多数之内河轮船，适应急切环境的需要，业务进展，自非其他公司所能及。
“民生公司轮船在抗战初期未被征用，而在沪轮船亦于江阴封锁以前驶入长江，产业保全毫无损失。
“长江中下游轮船自京沪武汉撤退，均感流亡之苦，民生公司得以廉价收买，增加它的运输力量。
“陪都人才荟萃，民生公司大事罗致，内外管理亦多改善，以上各项，时势人谋兼而有之。”
这一评论是中肯的。但所述多在“时势”，而在“人谋”方面，卢作孚煞费苦心。
战前，民生公司每收并一家轮船公司，即是增加一次股本。其在开办以来至1945年的20年中，到1937年增至350万元时，增资的方式除在接收船产时以产抵资外，还有者股增值、招募新股和发行公司债券。1937年增资时，以1936年6月30日、9月30日、12月31日以前入股为时限，老股股本分别按100％、80％、60％升值；1939年扩资时，老股又升值50％。其实质固在增股扩资，同时也是对老股进行利润的再分配。而扩招新股的对象则主要是面向银行资本家。1929年以前，官僚、地方约占全部股份的50％，1936年后，逐渐降低，1936年、1942年、1945年分别递减为30.7％、23.4％和17.2％；资产阶级股份分别为29.7％、54.4％和63％，其中银行资本由1936年的3.2％激增至1945年的39.2％，近40％的股权掌握在仅占股东总数的1％左右的14家银行的手中。这一情况表明，历次扩股使民生公司股东的社会结构逐渐由地方官绅转向城市资产阶级，并且股权日益集中于金融巨头。股本结构向城市工商业和银行资本转移，可以为公司的资金调剂带来极大便利。
发行公司债券是民生公司筹集资金的重要手段。继1935年发行100万元公司债券后，1939年为避免孔、宋财团吞并，改为发行700万元公司债券，17家银行认购，年息6厘，10年还清。卢作孚利用这笔资金，除付清购买船只及其他用途的款项外，跑买了大量的五金器材及原材料。熟悉经济的人不难看出，这笔公司债券贷款，贷期长，利息低，随着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到偿还时，只需以原购进的一小部分实物即足清还全部本息，这等于白白地获得一笔巨额资金。
此外，民生公司还同各家银行建立了广泛而经常的借贷关系。1941年到1945年，先后向“四行二局”（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央信托、邮政汇业储金局）贷款10次，以低于一般银行利息一半以下的低息，共计贷款5.28亿元（折合战前币值170多万元）。借期短的3个月，长的达4年。借款抵押，除部分是船产等实物外，许多却是“不实之物”。如1941年两次贷款共500万元，借款用途是购买油料。五金及添造新船，而契约中的抵押品则也是“借款所购油料五金”和“可能添造之新船”；1944年至1945年向中央银行3次贷款共4.65亿元，则是“库拨补贴”作抵。这种借贷关系，如果不是因为这些银行在民生公司占有巨额股份以及卢作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是不会建立起来的。
卢作孚还以民生公司修复被炸受损船舶及补贴公差亏损的名义，向政府申请了巨额补贴，自1941年至1945年，8次共获各种补贴折合战前币值280多万元，另获补贴美金7.45万元。
当然，民生公司获得发展的因素远不止上述这些。如扩大提留基金，紧缩企业开支；灵活运用资金，保持企业后劲等等。
“没有卢作孚，就没有民生公司；没有民生公司，没有这些牺牲，也就没有这些创造，也许不能造成战时的那种局面。”徐盈这样评价道。
卢作孚的眼光已投向南洋的各个岛国和太平洋彼岸的全色海岸……
歌乐山离重庆市区20多公里，终日云雾缭绕，松涛声连绵不绝。卢作孚刚搬到这里时，很喜欢这里的幽静环境，但时间一久，它的景致再也提不起卢作孚的兴致。1941年冬天，卢作孚害了一场大病，后来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又开始了奔忙。谁知不久后，他的病情又迅速恶化。为彻底治疗，民生公司向金城银行借了歌乐山上的一所房子，迫使卢作孚搬来静心养病，接受医生的治疗。
他也是个闲不住的人，又岂能安度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于是，他的病房又变成了办公室。
虽说是治病，但公司的文件还是一份又一份源源不断地送到他的床头，经他一一批注后，又一份份发出；电话铃声不绝于耳，每日会议不断。公司为此下了一道禁令：一般人员禁止打扰，一般的文件、电报禁止送来。可卢作孚不同意，但又执拗不过，只好同意每天在床头召开一次公司高级领导会议，处理极少重要文件。
卢作孚在担任了一年的全国粮食管理局长后，辞去了一切官职，只担任民生公司的职务。这样，他才总算又回到了自己的事业上来。这段时间，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读书上。
卢作孚对读书的喜欢程度超过了一般的读书人。当初他在建设北碚图书馆时，借阅须知就是他自己亲手起草的，并附在每本图书的背唇。他以“书”的自白口吻写道：
“一、请勿用龌龊的手拿我；二、勿使我被日光晒着雨点淋着，我同小孩一样，那些都是容易使我受病的；三、请勿用笔在我身上批字或作各种符号；四、勿将我的身体夹垫你的手臂；五、你读我未完而停止的时候，可用书签夹在我的身上（就是停止的篇页上）认为标记，切不可将我折角；六、勿把我放在不洁净的地方，望你时刻保持我的清洁；七。你不读我的时候，应立刻把我还给图书馆，因为我等着还要去会许多朋友，切不可把我幽禁在你的屋子里。”
卢作孚对读书有自己的深层见解。一名叫刘同仁的职工给他写了一封信，要求每日给半日的读书时间。卢作孚回店时这样写道：
“当此全部事业万分紧张的求前进之日，吾辈何忍以最少半日以上读书？最好办法，工作时间仍自己作，需要参考图书则尽量参考图书；工作以外，苟有时间，不拘多少，皆以读书……上作系经验，读书所以整理经验。即就个人立场说，亦不可重视整理，轻视经验，而况社会问题比个人问题更迫切，事业要求比家庭要求更为迫切。吾辈更不可重视个人与家庭之成功，而忽略社会与事业之成功。”
此时，他开始温习英语，构思他的文章，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图谋着民生公司的长远计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应该感谢这场病，它给后人留下了卢作孚先生许多见解犀利的文章，是病，给了他时间。
战争仍在继续，可卢作孚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此时此刻，他所思所想的，不仅仅是若干年后的问题，而且也是眼前的问题。在他的灵魂深处，有着最深的苦痛，而这种苦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的肉体和精神。他不是一个喜欢在公共场所谈及个人苦闷的人，总是愿意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来，将心事注入笔尖。他渴望理解，又常常不被人理解。
凡是在卢作孚身边工作、生活的人，都称他不容易被人理解。就连《大公报》的记者也这么说。张群则说卢作孚的一生“有一大堆不协调”的东西。
孙恩山于1944年在美国的一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卢作孚和他的长江船队》，他在这篇文章中就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自己的困惑：
“中国实业界这位第一号创造奇迹的人，于50多年前出生于一个卑下和微贱的家庭。当他还是20岁的少年时，他开始自己谋生。今天，作为一个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的全国闻名人物，他已将他童年时期的许多事物忘记，然而他却从未抛弃他在普通人民中艰苦一生所形成的个人简朴习惯和谦逊品德，尽管他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看起来多少有点儿不协调。在他的新船上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谢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瓷器，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饭桌上却只放看几只晋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他那被称为家的6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
但是卢作孚之子卢国纪在回忆录中却称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住得最宽、最好的房子了”。这所房子在红岩村4号，尽管它只有40多平方米。
1942年夏天的时候，美军司令部赠给重庆的知名人士每人一台高档收音机，卢作孚得到一台。送来时他不在家，孩子们高兴得一个个手舞足蹈，可三个星期后，卢作孚回家一看，不由分说就搬走了，送给了民生公司电台。他的这种做法，也许有人又不理解。
卢作孚已是身兼数十个职务，除交通部次长、民生公司总经理、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职务外，由于民生公司投资事业遍布川省，所以，他兼任了许多分支、投资企业的董事长。但他的清贫却是那样令人不可思议。他只在民生公司领取一份薪金，却养活一大家人。他在患病期间，家人曾想买只鸡炖给他吃，可家里连这点钱也没有！
那么，卢作孚没有钱吗？应该说是有的。按当时的惯例，一般每个企业都要送一笔可观的车马费给他，外加稿费收入，为数也不少，但他将这些收入几乎全部捐献给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了。
家人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妻子蒙淑仪一针一线缝做的。
卢作孚是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他的家人几坐公司的船，仍然照常买票，享受公司所有职工同样的半票优待。
他配有专车，但家人从未单独用过。
他吃饭，照常签字，月底从公司的薪水中扣除，家人吃饭也是如此。总之，卢作孚被人称作是“一位难以理解的人”。黄炎培先生曾在一篇游记中说卢作孚“不矜夸，不骄傲，在不断地刻苦奋斗中。把他的精神分析起来，他是耐劳耐苦的，是大公无私的，是谦和周到的，是明决爽快的，是虚心求进的，是富于理想又勇于实行的……”卢作孚正是以这种无私的献身精神，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
1942年，卢作孚病愈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北碚的建设。这时的北碚已成为战时的后方重要的科学、文化和教育中心，这里已迁入外地各种机关100多个，复旦大学也在其中，此外还有中央研究院、国家编译局、国家农业研究所及工业研究所、国立地质调查队、国立地理研究所等。周恩来、陶行知、舒舍予、陈望道、李公朴、郭沫若、阳翰笙、田汉等领导人和社会名流、学者都曾目睹过北碚的花团绵簇、盛极一时的局面。
冬去春来，卢作孚又回到了民生公司。他现在辞掉了一切官职，准备重整旗鼓。
此时的民生公司，人员已多达近8000人，轮船吨位较之战前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卢作孚隐隐地看到，民生公司正在发生变化，准确地说是“退化”。“民生精神”在一些人身上已荡然无存，更有人趁国难当头之时，投机取巧，谋取私利。有的人是公司的高级职员，也有当初和自己同甘共苦创业的元老。卢作孚感到异常痛心。
在一摞公司的档案里，他随手挑出一份人事档案。他的目光最后落在了历届公司董事变更表上。
纸张有的已经发黄，字迹依然那么清晰，每个名字他都异常地熟悉，但转眼间又变得有些陌生。
他开始一页页地认真翻阅。
他合上卷宗，闭目沉思。良久，他睁开眼，夕阳开始西下。
这份卷宗告诉他：自己离开民生公司7年了！
官僚资本正是在这7年中乘机而入，并开始侵蚀民生公司的肌体。
暮色降临，卢作孚这才意识到自己一整天都未离开办公室。
他出了门，向码头走去。
1942年10月9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有关特权，英政府不久也宣布废除一系列与中国不平等条约。这一消息，无疑是对长期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的巨大的鼓舞。卢作孚从这一消息里敏锐地看到了未来的憧憬，他的目光开始转向外部世界。他一面加紧整顿民生公司，一面与国外进行广泛的合作。
1943年7月，卢作孚结识了美国水利专家滨海，并邀请滨海先生参观了民生公司、民生机器厂等。
北碚一直是卢作孚的“理想国”，为寻求与外国的沟通，他先后邀请了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英驻华大使卡尔、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伦等赴北碚访问。
1944年6月22日，美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来到北碚，在卢作孚、卢子英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北碚。
秋天到来时，卢作孚为加深与赫尔利的关系，特地送上4幅中国仕女图！
卢作孚可谓用心良苦。显然，这时他已经看到了新的曙光。后人从他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不难看到他对战后建设的理想。
在《论中国战后建设》一文中，他以高瞻远瞩的眼光，雄才大略的气魄写道：
“凡盟国人民没有不希望胜利早日降临的，尤其是几千年来爱好和平、七年来忍受战争痛苦的中国人民不仅仅希望胜利降临了，立刻结束痛苦，恢复和平；其于和平恢复以后的国家前途，乃更怀抱有无限希望的心情，希望国家迅速建设，迅速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强有力的国家。其自力可以防御今后任何强邻的侵略，其联合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协力，更可以防御今后任何强国对于任何弱国的侵略。不要有下次的战争，不要有下次弱国再被侵略的战争……
“战后国家的建设，不仅可以防御再来的侵略，防御侵略仅为其消极的目的；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尤为吾人必须全力趋赴的积极的目的。”
紧接着，卢作孚又写道：
“一切都感落后的国家，事事皆系痛苦，不仅遏敌人的侵略而已。人民大多数穷困羸弱，食物营养不足，衣服洗涤更换不足，房屋空气光线不足，道路泥泞，市街拥挤，环境污秽，疾病流行，荒年饥谨，或水急骤发，流离转徙者动辄若万千户。凡此都是落后国家随时随地可以遇到的问题；其与国际密切接触，互为比较之后，愈益显著。秩序清洁与混乱污浊，高楼大厦与茅屋棚户，轻车疾驶与徒步重荷，触目皆是天堂地狱，其不平与难堪，日趋严重。唯有从根本上建设国家，以机器代替人力，以科学方法代替迷信与积习，使农业增产，矿业开发，工业发达，陆有火车汽车，水有轮船，空中有飞机，可资运输；人人皆有智慧，皆有工作技术，皆有职业的机会，皆有服务公众的兴趣。以自力谋生者，收入增加；被雇用者，待遇改良。由此衣食丰裕，住室宽舒，旅行便利；污秽的环境，变为清洁，混乱的环境，变为有秩序；有灌溉工程，防洪工程，可以预防天灾；有医药卫生设备，可以预防疾疫；使一切都感落后的国家，短期内即一切进步到与先进国家比美；使全国人民在最大的痛苦后，获得最大的幸福和安慰；其他国家的人一向轻视中国者变为尊敬，批评中国者变为称誉。”
这是卢作孚在战争尚正进行中，勾勒出的一幅战后建设的美好图画。
卢作孚对理想充满了坚定的信心：“我们国家的未来，却可以依了理想画成。一般已经成熟了的国家，是已经污染了的纸。我们却是在一张白纸上画丹青。因此她的美丽是完全如我们的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值得努力。而这一幅美丽的图画是完全操在我们手上，只看我们的画法了。”
卢作孚对中国未来的建设，尤其是四川的战后建设，在大量的调查了解的基础上，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不愧一位名副其实的实业家。
他在构想四川的水力资源开发蓝图时，这样写道：
“这个地区最惊人的是它的水力。一个可能修建比美国著名的田纳西水利枢纽大好几倍的、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的地址，最近已在宜昌附近找到。……这个水坝将把水面提高160米，以产生足够的水力，发电1500万千瓦。其中一半的电力即足以解决总人口约为两亿、直径为1000英里的地区内的用电问题。另外一半电力可用来生产成百万吨的化肥，除满足中国的需要外，尚可大量出口。”卢作孚认为自己的这个计划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将是农业。因为它将为土地的灌溉提供最丰富的水源。“必将大大提高食物的原材料的产量，并增加出口。”更为重要的是，如此势必带动工业建设。他写道：“如此丰富的廉价电力必将给予所有需要电解的化学工业和所有需要电力的其它工业以巨大的推动力。”正是由于水力的丰富，“运输和交通将能获得引人注目的改进。这个区域的所有铁路都可以电气化。水坝将使长江上游的水位大大提高，终年四季通航大海。一万吨以上的海轮可以从东海岸上溯1300海里，一直抵达重庆，使这个内陆城市变成一个海港……”
这，也许就是今天的葛洲坝的萌芽，遗憾的是，卢作孚先生不能亲眼目睹今日葛州坝的风采。但他在几十年前就已有了预言：
“长江三峡水电站将是最大的一个水电站，但决不是唯一的水电站，并且也不需要最先修建它。……宜昌上游沿江一带及其支流，将会找到许多适当的地点修建比较小的水电站。……一个位于灌县沿岷江上游十英里的地方，可发电82万千瓦。另一个则在大渡河与马边河之间。这两条河差不多是紧挨着并排而流，然而大渡河的标高却高得多。如果开一条隧道将两条河连接起来，将有足够的水位差发电200万千瓦。另外还有长江上游的主流金沙江，沿着西康和云南两省边界的大山脉迂回流过，最后与岷江汇合。这条江的所有沿江地带都可以修建水坝，同时解决发电和航运问题。这些水电站的总发电能力如果超过巨大的长江三峡水电站，那将是毫不奇怪的。”
许多年后，当人们读到卢作孚先生的这篇文章时，不能不拍案叫绝！
“任何开发计划，如果不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都是没有意义的。当土地本身受到自然灾害的限制或危害时，人民的生活就永远无法富裕起来。我的心中强烈地铭刻着1936年四川遭受的那一次近代史上最严重的旱灾之一的情景。从低空飞行的飞机上望去，数百英里范围内，只能看到干涸的田野由于缺水而开裂；覆盖着大地的，不是新生作物的绿色，而是头一年留下来的枯死的残梗。一星期以后，我又一次飞过那片农村，景色却完全改变了！代替旱灾劫掠的，是一英里又一英里新生稻谷的美丽秧苗。雨已经下过了，人们已经播种。迅速改变的景色，使我留下一个信念：人的力量同等于大自然的力量。”
卢作孚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民生公司的艰难历程，对民生公司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宏远理想：
“当着一般人都在高谈战后航业问题的时候，民生公司还是只忙着战时问题。……不是它眼光短浅，不能看到战后，而是它认为问题排列的秩序应该是第一为战时，第二乃为战后。它相信国家对于战后的航业，必有整个的筹划，必责成几个主要公司分担各主要航线的责任。……民生公司在国家整个航业筹划之下，也当然是主要负责的轮船公司之一。本着它战前的计划和现在的基础，扬子江上游仍应以绝对优势，保持航业上的长期和平，使不再发生残酷的斗争。扬子江中下段，它应该是几个主力中的一个主力，使足以与它的上游航业联系；沿海它也许视能力参加，以与扬子江联系。”
卢国纪先生在回忆父亲的这段经历时，深情地写道：
“我的父亲为民生公司的战后发展制定了宏远的计划，准备从国外订造一批最新型的现代化客轮，参加长江全线航行；从国外购买或订造一批海轮，参加海洋航行，首先开办南洋航线，造较大的海船行驶香港、吕宋及南洋群岛各埠；然后开辟北洋航线行驶青岛、烟台、天津等埠；最后我们便要与列强从事海洋航业的竞争，东至太平洋，西至大西洋，都要飘扬着悬有‘民生’旗的海船。我的父亲为民生公司制订的宏远计划并不只是为了民生公司，而是为了整个国家……”
卢作孚的战后建设理想，正如孙恩山在《卢作孚与他的长江船队》一文中所说的那样：
“今天，经过六年抗战之后，透过战争的硝烟，我们开始看到了一个正在升起的新世界的广阔轮廓。中国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将居于何等地位？民生公司在新中国的生活中将居于何等地位？卢先生有他的理想。他的眼光已投向南洋的各个岛国和太平洋彼岸的金色海岸。他注视这些地方并不只是为了事业，而是为了业务上和技术上的合作，以使他为之服务并如此热爱的国家获得更大的发展。……——
1944年10月1日，这天正好是旧历八月十五——传统的中秋节。北碚传出一个特大喜讯：卢作孚将代表中国实业界出席国际通商会议。这次会议是针对二战行将结束，安排战后经济秩序的重要国际会议，将着重讨论战后工商业的发展，包括国际商业政策、航业政策、新区域的工业化等问题。
北碚各单位在中国西部科学院为卢作孚举行了一个联合欢送大会。
复旦大学校长章友三先生首先致欢送词：
“在国际上，尤其是国际外交上，说话人的成份——即个人的力量，往往影响到会议的成败，所以各国选任外交官，必选在事业学术上有成就的人，说出话来才有力量。卢先生是中国一位大实业家，一手经营北碚，艰苦缔造并主持民生公司。抗战期中，无论直接或间接，对国家贡献之大，在国际上也已风闻。卢先生简色、朴素、刻苦、笃实，不铺张，不夸大，充分表现了中国事业家的风度，其气魄已先声夺人。中国工商团体的推举，确是选择得人。
“不过在国际外交上折衷樽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今天，战事处处失利，物价飞跃暴涨，外人观感日劣，国家事实上的困难也方兴未艾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方法和他们辩护呢？中国外交上，不管代表政府或民间，都没有人民作后盾。
章友三先生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过后，又意味深长地说：
“今天是中秋佳节，今晨还可看见一轮皓月悬在太空。可惜现在云层大厚太密了，不能观赏，正象征着卢先生此时出国去艰巨重重。我们谨希望卢先生能够‘拨云雾而见青天’。”
卢作孚在家乡父老的期待目光中，兴奋而又激动地致起了答谢词：
“……我希望中国能够建成起来，先曾以北碚这个小小的地方作一度经营的试验，提出了一个理想，叫做‘将来的三峡’。最初进行起来颇困难，但毕竟能建设成功一个这样的局面。尤以迁建事业机关的帮助，两三年内便完全实现了原来的理想，甚至超越了原来的理想。以这小小地方的经营，可以证明：可爱的中国是可以建设得起来的，是能够建设得起来的；使别的国家也认识中国，必决定有希望，必决定有前途。”
卢作孚的答谢词，激起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几天后，一架美制军用运输机呼啸着冲向跑道，飞向太平洋彼岸。
飞机上满载着出席国际通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历史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
五位正式代表是：张公权、陈光甫、李铭诸、范旭东和卢作孚；
三位顾问是：张嘉璈、王志莘、李国钦；
随员是：卢作孚的秘书童少生、翻译孙恩山。
据卢国纪先生回忆，卢作孚在这次大会上就航运问题，尤其是战后世界航运问题，提出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有三点内容：
第一，我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侵略最深、损失最重的国家；我国的广大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遭受日本侵略军的蹂躏，航业破坏殆尽。要求国际组织以物资和技术帮助我国恢复和发展被破坏的沿海和内河航运。
第二，为了彻底消除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德、意、日侵略集团重新抬头的可能，建议同盟国在德国和日本投降后，严格限制其航运力量和造船能力。
第三，为了帮助被压迫国家的经济发展，要求在战后消除国际上设置的各种航运障碍。
此提案与会各国代表当即一致通过。
船王卢作孚--第12章 漩涡
第12章 漩涡
加拿大借款造船，宋子文百般刁难
这是卢作孚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随着飞机的轻微摇晃，他颇有些飘飘然了。半年的美、加考察行将结束，现在，他在飞向祖国。
天空出奇地晴朗，没有积云，没有风，也没有气流。飞机很平稳地飞行。
卢作孚靠在舷窗边，美、加考察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国际通商会议结束后，卢作孚在晏阳初、林语堂先生的帮助下，结识了美国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罗斯福总统的秘书——中国顾问罗福林居里博士、战时生产局局长端纳·倪儿逊、加拿大政府驻美商务代表皮尔士等名人。在各位先生的帮助下，他对全美进行了参观考察。
从西海岸到东海岸，长达万里的旅途中，卢作孚先后参观了福特汽车制造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钢铁公司、造船厂、码头、港口设施……美国工业的发达和先进的管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全美考察让卢作孚大开眼界、，但原打算在美借款造船却没有获得成功。卢作孚经一番思虑，在皮尔士的牵线搭桥下和欧德伦大使的极力举荐下，同孙恩山、童少生一起，来到渥太华。
他拜会了加拿大总理、财政部长、商务部长等政府要员，设宴款待握太华各银行巨头，不厌其烦地把民生公司介绍给这些各行各业的首脑们。
一时，加拿大渥太华对中国这个民营企业广为关注。
加拿大1926年才独立，工业生产比较发达。一方面它被垄断资本控制，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资本输出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兵工生产陡减，市场紧缩，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鉴于这种教训，二战即将结束，加拿大国会迅速通过了“输出信用保险法案”，鼓励外国在加借款订货，购买工农业产品，以保证战时经济能顺利过渡到和平时期的经济。这类输出信用借款，条件较优，承借此款的加拿大各银行由政府出面担保。民生公司很快就受到了青睐。
卢作孚偕同童少生、孙恩山等人参观了蒙特利尔、多伦多等地的造船厂后，很快就通过皮尔士与江英格利士造船厂进行洽谈，计划以这个厂的名义向加拿大政府申请贷款，利用这笔贷款在该厂造船。
卢作孚经过一番考察，发现这家所谓的造船厂其实是一家生产轻武器的工厂，他们只想当个中间人，贷款一到手，就请其它造船厂代造，从中牟利。
卢作孚断然中止了谈判，决定直接向加政府申请借款造船。
加拿大政府很快作了答复：同意借款造船，但中、加两国政府必须出面担保，承担风险。
卢作孚认为这很好办，借外国的钱来发展民族工业，又不要自己的政府出一个子，估计不成问题。
与加拿大三家银行的谈判进行得异常的顺利。
加拿大帝国银行、多伦多银行、自治领银行承诺，同意给民生公司贷款1500万加元，用于在加拿大订购轮船。
条款很快谈妥，民生公司自筹15％的现金，即225万加元，其余的85％，计1275万加元由三家银行借给，年利率3％，从1951年起，分10年还清。
卢作孚感触颇深地道：“此次北美之行，收获颇大。嗯，真想不到，欧洲一个国家还比不上我们民生公司。丹麦、南斯拉夫、匈牙利只能在加拿大借到600万到700万元，民生公司却借到了1000多万加元……”
飞机开始下降，卢作孚突感胸中有点难受，一低头，飞机已对准了跑道。
祖国到了。
1947年3月，卢作孚由加拿大回到重庆后，立即会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要求国民政府为借款担保，没想到遭到宋子文的拒绝。
宋子文说国民政府正在同美国政府商洽一笔数额巨大的借款，等到借款到手后，可以拨一部分给民生公司。加拿大的钱不必借了。
卢作孚表示民生公司不愿加重国家的负担，只求政府作保，并说明加拿大借款的事情都已安排就绪。
宋子文打断卢作孚的话，口气坚决地说：“加拿大的钱不必再借了。”
卢作孚再三恳求也无济于事。宋子文的答复是：“政府可以担保，但民生公司必须改变性质。”
卢作孚深知宋子文谈到政府在美国借一大笔款的事，纯属子虚乌有，纵使是真的，也不会借给民生公司。宋子文早就觊觎民生公司，企图据为已有，在整个抗日期间，从未放弃过这种野心。
1938年底，宋子文派他的亲信胡筠庄找民生公司业务经理童少生，流露出向民生公司投资和安插人员，以达到控制民生公司的目的，被卢作孚婉言拒绝了。
1939年初，抗战开始后，柴油进口断绝，急需改造大批烧油的旧船和建造一批烧煤的新船。由于战争，民生公司资金缺乏，准备将资本由100万元增加到700万元。
孔宋官僚集团闻风而动，争着要向民生公司投资。
孔祥熙以中央信托局的名义提出：至少要加入50％至60％的股份。卢作孚觉察这一阴谋后，立即先发制人，通过张群转告孔祥熙，又通过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转告宋子文，说民生公司的航线少，业务困难，无利可图，又是一个纯私营的企业，这样一家公司由官方投资不适宜。
但是，四大家族并不死心。后又采取收购民生公司的股票的办法，把民生公司的股票控制在手。于是，当时担任民生公司主任秘书的张梁任出马了。此人与孔祥熙有密切的联系，过去曾做过国民政府主计处处长。
一天，张梁任找到民生公司财务处襄理王世均，要王世均把民生公司主要股东的姓名和所占股份抄一张表给他。王世均照办了。过了几天，他又拉王世均出去吃饭……
这件事很快被卢作孚发觉。他立刻通知财务处，对于任何股票的过户转让，必须严加注意，不许随便买卖，一下就粉碎了孔宋官僚资本主义集团的阴谋。于是，引起孔来对民生公司的报复。
民生公司在重庆道门口有一座四层办公楼，隔壁是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孔祥熙派人找来卢作孚，提出要把这幢大楼让给中央银行。卢作孚不同意。于是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即以各种借口，拒不支付到期应付给民生公司的各种差运费和拨款。在物价飞涨的情形下，卢作孚深知如不同意将使公司蒙受巨大损失，只好忍痛割爱，将办公大楼让了出去。
这就是宋子文拒绝为民生公司担保的背景。
加拿大借款造船的事情就这样搁起来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8年艰苦抗战的中国人民终于盼来了胜利的一天。
重庆到处是欢欣鼓舞的人群，庆祝胜利的狂欢，持续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当人们从胜利的喜悦中醒过来的时候，便开始纷纷涌向港口，渴望早一刻回到家乡。
重庆的码头，人山人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