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有许多证据可以支持生命周期假说的观点。生命周期假说并不意味着个人的节俭完全不重要；而是认为个人储蓄率的降低，系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其一是财富在一生中的累积的轨迹形态，其二是经济成长的速度。如果财富累积的轨迹是固定的，那么储蓄将只取决于成长。但不管如何，轨迹的形态仍有其重要的影响，以日本为例，可能因为他们倾向于延后消费，因此他们的"驼峰"比较大。巧合的是，有些证据正可以用来佐证。日本的房价可以说是贵得出奇，而且直到不久之前，日本房贷的融资渠道非常少——抵押贷款并不多见，利率也相当高。所以，大部分日本人在年轻时就势必要作高额的储蓄，以便累积财富，供日后购屋之用，这就意味着，日本人必须在购买房屋以后，才能有较高的消费支出。
在卡内基-美隆期间，我还完成一些其他的研究。首先是1963年有关货币机制论的研究，我把同期间已完成的研究成果纳入，事实上，1944年我发表的论文中即处理过这方面的议题。这项研究代表个人对货币如何在经济体系内运作的明确观点。除此之外，在1957年左右，米勒和我共同发表了两篇文章，提出所谓的"莫迪利亚尼-米勒理论（Modiglian－Millertheorems）"，后来被简称为"莫-米"（Mo－Mi）或"米一莫"（Mi-Mo）理论。
财务结构与市场评价
"莫-米"理论的基本命题是：在完全的资本市场中，一家厂商的财务结构（负债与股东权益比率）对其市场评价（marketvaluation）并无任何的影响。这篇论文非常著名，全世界主修企管及财务的学生都被指定要阅读。但这却令我感到遗憾，因为阅读过这篇论文的学生，通常都会埋怨我。他们认为这是一篇相当可怕的文章，非常难懂——这一点并没有错。其实这篇文章并不是写给学生看的，而是要来挑战我那些研究财务的学术界同僚。我指出，传统公司理财的核心问题是找寻最佳资本结构，事实上这根本不构成问题。资本结构并不会造成任何差异。不过，假如存在有课税的事实，则可能会有一些差异。若是如此，你该就事论事，研究租税产生的效果为何，以及为什么会造成不同的效果。
除了有关资本结构这方面的问题外，我认为这篇论文会成为财务领域非常重要的文献，主要是在方法论上的贡献——它将财务结构选择与投资政策的研究方法作了全面性的改变：也就是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如何将厂商的负债加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予以最大化，而不是传统上强调却难以执行的利润最大化。我认为这方面的贡献更为一般化，也比前述财务杠杆的研究更具价值。
我们发表的第二篇论文是有关股利政策。假如处在一个完全的资本市场以及无课税的情况下，那么不管股利是多是少，对厂商的市场价值将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个观点一经提出，又遭致当时一片质疑。市场投资人一向被视为局外人，而非公司的所有人，许多财务管理的专业研究，花了很多时间探讨，是否可能藉着在某些方面多给一点或某些方面少给一点而唬过投资人。我们的论文，基本上证实了这些根本都是不相干的。
在卡内基一美隆期间，找另外还两篇其他的论文。这两篇都不是我专攻的项目，但却也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一篇是1958年离开哈佛之际所写的，系有关寡占理论，文中对处于某些条件下的寡占定价行为，发展了一套非常简单的方法，另一篇的题材则更属非正统经济学的范畴，文章的标题为《论社会事件的可预测性》（TheForecastability of Social Evenis）。该论文是和同事葛伦柏格（Emile Grunberg）合写，主要是探讨经济预测的准确性问题。有人相信，人们面对预测都会有某些反应，导致其行为表现改变，从而使预测无法准确。但是本文却主张，即使人们对预测作出反应，预测依然可能精确。只要在从事预测时，将预测对行为产生的效果列入考虑就可以了。在某些非常一般化的数学条件（连续性）之下，可以证明经济预测原则上是有可能的。经济学者据此可以引申出这样的讯息：别自欺欺人，也不必找理由。假如我们的预测不准，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无知，而不是因为人们对预测作了反应。
与祖国的联系
就我个人的生命历程来说，这段期间还有一件相当重要的事，那就是和意大利重新建立了联系。在1945年前，我们还曾想过要回意大利，但是看到当时意大利的情况后，决定还是留在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因此，我曾有一段时间或多或少中断了和意大利的关系；但到了50年代中期，我重新和意大利建立了联系与交流，并开始对意大利的经济政策等议题感兴趣。
1955年，我以傅而布莱持学者（Fulbright lecturer）的身份，在罗马及巴勒莫（Palermo）两所大学待了一年的光景。当时，我几乎已完全忘记意大利和美国在高等教育系统上截然不同的情况。意大利的高等教育系统是由三个阶层构成：极少数年纪大的正教授占据了最上面的一层，地位近似上帝；第二层是由一群充满希望、有时候又有一点卑屈的助理群所组成；而为数众多的学生则是整个结构的底层。我永远都会记得我待在罗马大学发生的故事，当时的校长帕比（Papi）教授，也是这个教育体系的代表，邀请我到教师的座谈会上讲话，他介绍我是一位充满希望的年轻新星（当时我已经38岁）。我对他的夸奖致谢，但也指出，如果在美国，我恐怕已被视为有点过时的人物了！
1960年，我离开了卡内基-美隆，前往西北大学执教一年。之后我就长期在麻省理工学院待了下来。我把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期间区分为两个阶段落，以1974年，也就是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年度为界。
从1960年到1970年这十年间，可称为凯恩斯学派的黄金时代。当然，各位应该了解，我所谓的凯恩斯学派是指那些优秀的凯恩斯主义者。我讲的是索洛、萨缪尔森、托宾、海勒之类的人物，而不是那些任何时代都有的异端学者。1960年代中期，我接受联邦储备理事会的邀请，为美国经济建构模型，以作为预测及政策分析之用。此一模型是和安多（Albert Ando）一起建构的，基本上是依循凯恩斯主义的路线，但是我们的凯恩斯主义路线非常强调货币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后来发现货币比原先想像的还来得重要，因为我的消费函数与货币政策存在互动的关系。由于在我的消费函数中，消费是由所得和财富决定；而利率的高低会影响财富，因而货币政策影响所得又多了一个渠道。再者，根据我们的估计显示，这个渠道甚至比传统透过投资影响的管理还来得快速，因后者有很长的时间落差。
建构经济模型
为了配合经济理论的发展，我们对原先的设计作了两点必要的变更。首先是有关物价水准的模型，一开始我们是采行传统凯恩斯学派文献中所称的菲利普曲线（Phillipscurve）来处理。这个公式基本上认为在物价膨胀与失业之间，可能有一个长期的取舍关系。但这项机制后来经菲尔普斯（Ned Phelps）以及弗里德曼证明是错误的，特别是弗里德曼在美国经济学会理事长的就任演讲上，引入了"垂直"的菲利普曲线的概念。我们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观点，并在1960年末修改了模型，将垂直的菲利普曲线纳入，此一修正广受支持。垂直的菲利普曲线主要是说，即使透过通货膨胀的手段，也无法把失业率压低到某一临界水准以下；假如想要达成的就业水准过高，可能需要以加速通货膨胀为代价，到最后只有被迫接受大量的失业，来扼止通货膨胀。
现在谈谈第二项变更。在我们开始建构模型时，物价膨胀还不是一项大问题。但是到了1960年后期，此一问题变得非常严重。我们必需考虑物价膨胀对经济产生的各种不同效果，首先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实质利率，即经过物价调整的利率。我们为联邦准备理事会设计的模型至今仍被采用。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前期，我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就。首先要提到的是，我花了不少时间探索生命周期的模型更多的意义。其中之一近年来变得相当重要，那是有关财政赤字（deficit financing）的经济效果，或更广泛地说，就是公债的问题。运用生命周期的架构，人们可证实，赤字或负债取代了生产性的资本，因此将会影响未来世代的福祉。政府的借款会吸收相当金额的储蓄，从而减少了可供投资（或是可增加资本存量）的资金。这是赤字危害经济的基本机制。生命的长度虽然有限，一般来说仍会超出赤字的存续期间。因此，一元的赤字，并不必然取代一元的投资。假如目前赤字增加的话，我们就必须在往后的生命中付出更多的税，而这又必然会透过增加目前储蓄的行为来反应。不过，还是有许多赤字将会取代私人投资。
其次，我曾对生命周期模型进行几项实证研究。其中一项是验证负债会取代私人生产性资本。另一项则是跨国的比较研究，以检验各国不同的储蓄行为是否可以从经济成长率以及人口结构的观点来解释。最后，在同事德瑞士（Jacques Dreze）的合作下，我将生命周期推广到不确定性这个领域，此举也激发了许多后续的著作，其中之一就是结合生命周期与资产组合理论。
协助解决现实问题
而第三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受不断出现的经济问题所激发，而加入对当前经济政策议题的探讨。50年代与60年代这段黄金时期，全世界的经济可以说是相当健全地发展，而其中最主要的课题，就是国际收支体系——即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Woodsasreement）的产物——开始出现压力。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当时不断增加的世界贸易，基本上是靠美国经常账与资本帐的赤字所创造的流动性来融通，其机制并不健全。在我和坎能（Peter Kenen）合著的一篇文章中，建议透过创造一项新的国际支付工具——"国际交易媒介"（Medium for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简称MIT），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这在国际支付工具的发展史上是一项有意义的贡献。
这项建议并未获采用，后来由于美国在流动性的创造上失去控制，导致问题更加恶化。为了防止迫在眉睫的危机，我和早期的学生阿斯卡里（Hossein Askari）在1971年提出了第二项建议。其中包括一方面切断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性，同时也授权其他国家藉着单边的汇率管制来控制美国的赤字问题。除此之外，这些国家也可以选择透过一项外汇的保证来保护该国美元准备。不管这项方案有什么优点，但它提出的时机太慢，以至于无法避免美元的暴跌。由于美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足够的黄金将自己的美元负债转换成黄金，因此所谓的布雷顿森林制系遂告寿终正寝。
也就在此一时期，我答应为意大利最负盛名的报纸II Cor．riere della Sera定期撰写头版的专栏。这项工作从1972年底开始，我忠实地履行了约五年之久。这段新闻工作中最难忘的一段插曲发生在1975年。当时的制造业协会（The Association ofManufacturers）答应了工会提出的一项前所未有的薪资自动调升条款（escalatorclause），即生活费用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有工人，包括白领阶级的工人，其薪资均调升相同的金额，而不是相同的百分比。这项协议意味着高所得的劳工将不能跟上物价膨胀的脚步，而低所得的劳工却获得更高的实际工资。我警告我的意大利同胞：这样的合约将会给国家带来诸如通货膨胀、扼杀工作诱因等不利的后果。但一开始我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支持，怪的是连经济学者也安静无声。一直到几年后，整个国家，包括劳工在内，才了解这种形式的指数调整所造成的弊病，但这项做法遭全面扬弃则历经了近十年之久。
现在，进入到我生涯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从1974年迄今。在这个阶段，我最尖锐的一篇论文是1976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理事长的上任演讲，讲题是《货币论者的论争，抑或我们该放纵稳定政策？》（The Monetarist Controversy，or Should We ForsakeStabilization Policies？）当时，货币论者因为种种原因非常强势；而这篇就任讲演正是冲者货币论者而来。我的主旨是在说明，所谓货币论者与非货币论者的差别，并不在于对经济体系的运作或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对强势有不同的主张；相反地，两者之间基本上有哲学及政治观点的差异。
货币论者并不相信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来作好"权衡"（discretion）的工作，因此不愿赋予政府太大的权力来运用"权衡"的工具。由于货币主管当局愚蠢又不诚实，所以在决定货币供给的适当扩张数量时，不能给予他们任何的权衡力量。相反地，应该代之以一套机械性的法则。他们信任电脑算出来的三个百分点，但却不肯让联邦储备的主席及理事会在情势需要时，去更动上述的数字。我这篇论文的主要论点，就是指出这正是货币论者和非货币论者之间唯一的重大差别。除此之外，我也指出，一个固定的法则并不足以达到稳定经济的目标，应该还有一些做法可以达成稳定。最后，我也表示，稳定政策事实上应该是可以发生作用的。这就是我文章中的基本观点。这项议题后来又曾再度出现，稍后我会再作报告。
租税减免的效果
在这段期间，我对生命周期假说作了进一步的扩充。其中一项特别有趣的应用，是有关暂时性租税减免的效果研究。过去政府曾数度降低或调高税率，但同时宣布原有税率将在一两年后恢复使用，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暂时性租税减免。如果根据生命周期假说，这样的租税减免对消费不会有什么影响。大家知道这样的租税减免只是短期现象，因此对一生资源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所以，假如人是理性的，消费行为将不会改变多大。另一方面，如果租税变革是恒久性的，那么你当然会知道从今以后会变得更穷，而你的消费行为也就会跟着改变。有一些实证资料——一特别是1969年的暂时性加税措施——可以说明，暂时性的租税改变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并不明显。
还有，当时曾流行一种观念，即国家的负债状况对整体经济并没有任何影响，我们对此也作了一系列的检验。这个观念是由巴罗所主导，他曾经是我教过的学生。尽管有此渊源，加上这项观点也可以视为生命周期模型的扩大应用，我还是完全不能同意他的理论。就如我先前指出的，原始的生命周期模型是持相反的看法。巴罗的结论系立于完全理性与无限生命的假设上，在这种状况下，假如政府减免税负而导致财政赤字，那么理性的人就会把增加的税后所得储蓄起来，因为你知道，日后政府必然要增加租税以偿还负债，若目前不增加储蓄，就必须以减少未来消费来换取今天较多的消费。但是许多美国与意大利或是其他国家的横断面研究，都明显地否定了巴罗的假说。
另外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是有关理性预期的论述，其理论基础刚好就建立在我早先的社会事件可预测性的分析之上。两者共同的观点是，值得信赖的预测，必须收集所有相关的经济资讯，也必须充分考虑预期对所要预测事件可能产生的效果。理性预期的研究方法导出的结论是，政策根本无从有系统地影响实质面的经济。不管你怎么作，整个经济仍会依循其既有的走势。然而，我却完全不能同意他们的论点，不止是原理而已，连其应用也不例外。特别是他们主张政策无法产生效果，基本上是从两项很有问题的假设导出来的：其一是，只要有关的行为人相信经济不会受政策面的影响，即使在最短的期间内，经济也不会受到影响：其二是，所有相关的行为人都相信这样的观点。
我对上述两项假设都持否定的看法。否定第一项假设，是因为经济体系内存有能被政策所抵消的缓慢调整；否定第二项假设，是认为有关的行为人可能会使用各种不同的模型，包括按照过去经验而作推论，几乎没有人会相信政策在短期内是中性的，因为事实上就并非如此。对货币论者企图按照他们的假设来建立的模型，我持否定的态度，而实证资料也支持我的看法。事实上，这些模型所作的预测结果，比起如MPS等模型，在精确度上可说逊色颇多。
我也曾尝试对当前其他的政策性议题贡献一己之力。我对通货膨胀的效果下过一番工夫。此一问题基本上有两种看法。其中一派认为通货膨胀是一项大灾难，而另一派则认为通货膨胀其实并没有任何影响。例如，一些学者经常认为货币对经济没有实质效果，因此通货膨胀了也没有任何效果。然而，有大量的研究显示，通货膨胀会产生相当多的效果，其中许多和行为人（包括许多经济学者！）不了解通货膨胀的后果有很大的关联。我曾经用这样的论点，来说明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为什么在通货膨胀时，股票市场往往会下跌，而不是随通货膨胀而上升？既然股权是实质性资产，股票不是应该上升吗？但是，它通常却会下跌。
解读股价指数
70年代末期，股票市场非常低迷，我写了一篇论文，以通货膨胀所产生的非理性行为来解释低迷的市场。我认为，大众并不了解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的差别，所以在计算利润时，利率的部分须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而作调整。因此我曾说，假如股票市场能理性地评价，那么指数应当是实际数字的两倍。当时的股价指数大约是800点，我预测假如通货膨胀缓和下来，股票市场将上涨一倍。后来通货膨胀缓和至百分之二三的水准，而股价指数也的确上涨了一倍。问题是后来的指数上升了三倍。事实上，我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股份于1929年达到顶点的经验，才作出上述的预测。我特别指出，在股价回归到正常的过程中，必然产生许多资本利得，这些资本利得常被误解为可继续保有的额外利润。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股价就会节节高升到超出基本面所认定的合理水平。我相信，目前的股市也正是处于这种涨过头的状况。如果我们考虑利润的变动和利率的变动，就会发现股票市场真的已经超出理性评价的范围。由于市场可能继续非理性地变动，股价仍可能继续攀升；但是，到了某一点以后，泡沫就注定要破灭了。（就在本演讲后的几个月，也就是1987年10月，美国股市真的崩盘了。）
在我回顾个人的贡献时，我发现有一条一贯的脉络：喜欢与时代主流背道而驰，挑战当时所谓的正统。这些正统说古典学派已经过时，说富人的所得中用来储蓄的比例比穷人来得高，或是说绩优的有价证券利率比股权报酬率低，因此负债融通的成本比较低。
我期望未来能继续扮演挑战正统的角色，但是我不愿对未来的方向作过多的思考。我只愿顺其自然，一遇到有趣的事情，能随时准备妥当而投入其中。
诺贝尔之路_刘易斯
刘易斯
我从来不曾想过当经济学家。家父原本希望我当律师，但他在我7岁那年就撒手人寰，所以在决定我一生出路的重要时刻，他已无从表达意见。那是1932年，我获得路易斯（St．Lucia）政府的奖学金，可以选择进入任何一所英国大学就读。我不想行医，也不想当老师，所以我感到十分彷徨，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只有律师、医生、传教士与教师，是黑人青年能从事的工作。我一心想成为工程师，但是当时的殖民地政府以及制糖业却不可能雇用黑人工程师。至于家母，对我所作的任何选择都无条件地支持。事实上，如果不是她老人家，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由殖民地到伦敦
在翻阅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的简介时，我深深地被所谓"商学士学位"所吸引，课程内容包括会计学、统计学、商事法、企业管理、经济学、一门外国语言以及经济史。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名堂？我从未听过这个名词，大概整个圣路易斯也没有人知道。不过没关系，这项学位的其他课程都非常实用，有助于我日后在民间企业或政府行政部门就职。所以，在1933年，也就是18岁那年，动身前往伦敦，修习商学土的课程。
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修业期间，经济学成为我最拿手的科目，因此1937年我以第一名毕业时，获得了该校的奖学金，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翌年，我被聘为助教，为期一年，期满后升为助理讲师。过去数年来，我曾为自己的前途举棋不定，但面对亲朋好友的质疑时，我总充满信心地微笑。如今这些都已过去，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
当初我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但对行政管理却不陌生。从1929年离开学校到1933年赴伦敦的四年期间，我就在政府部门担任基层办事员。在那里，我学到了所有文书处理的技巧——如打字、记录、写信及档案管理等，对我大学时期的学业可以说是助益匪浅。我对于行政与法律架构的逐渐熟悉，也给我极大的帮助。
当然，我也赚到微薄的薪资（每个月3英镑），可以贴补家用。家母总是竭尽所能地增加家庭的收入，靠着她的努力以及慈爱，才能将五个儿子扶养成人。家父去世之际，我们五兄弟都还小（我排行老四），因此家母的一生，可说是艰苦奋斗有成的典范：一位寡妇带着一群年幼的孩子，手头拮据，人生地不熟。[家父家母均系安提瓜（Antigua）移民]，所凭借的就是绝对的正直，永不动摇的勇气，以及对上帝虔诚的信仰。在校期间，我常听到较年长的男孩大放厥词，说男性在各方面均强过女性，但我总认为他们的说法太过荒唐。
跳级就读
我之所以离开学校，是因为已修完了取得剑桥学院文凭（Cambridge SchoolCertificate）的所有课程（相当于美国的SAT，即美国大学入学资格测验）。至于我有能力在14岁就修完所有课程，是因为在6岁那年受到感染而被迫辍学三个月时，曾经担任教职而那时是政府公务员的家父对我说："别担心，我每天都会教你一些东西，你不会跟不上的。"其实，这是家父含蓄的说词。任何一位聪明的小孩，如果每天跟着家庭教师学习，他在三个月所吸收的知识，应该可以抵得上学校老师在课堂上教两年的分量。三个月后复学，我跳了两个年级，但是学习进度仍然领先学校的课程。不过，那也是一段充满创伤的经验。因为在往后的学校生活中，和我一起上课的同学都比我大两三岁，他们弯起胳膊，展现隆起的肌肉，而我却乏善可陈。玩板球时，总是到末尾才轮到我上场。由于体格瘦小，我有严重的自卑感。我也理解到，在团体里要被同事所接受，并不是只靠学业表现而已，还必须迎合他们的价值标准。由于很早就离开学校，我变得早熟。后来我来到英格兰，原来为同样10岁的英国青年会比我老成，结果却发现并非如此。
似乎在冥算之中我已要成为经济学者，连那一种经济学者也好像早有定数——应用经济学者。这并不是把经济学应用到产业界或是结构性的问题上，而是在从事经济分析时，由制度面的背景来处理问题，因为我认为解决之道应同时兼顾制度架构与经济分析。
至于我要专攻应用经济学的哪一方面，也早安排好了。毕业后我担任的是商学系教授普兰特（Arnold Plant）爵土的助理讲师，他也是我的指导教授。由于他的推荐，我才能获得奖学金以及助理讲师的职位（这是该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件聘用黑人教师的人事案，当然也引起一些反应。）基本上，他是位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但我却不是。然而我们在经济学认知上的歧义，却无损于彼此的情谊。
普兰特是专攻英国产业组织的专家，他引领我走向这个领域，也建议我的博士论文选择这方面主题，所以我成为研究英国产业组织的"专家"。我深爱这个研究题目，因此也就乐在其中。
20世纪30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和其他年代一样），是一个生气蓬勃的地方。校园里可以说是百家争鸣，那些所谓"热门"的学科，往往有二到三位教授竞相开课，互相竞争，懂得门道的人总是能享受到知识的盛宴。伦敦经济学院典型的高材生，由于汲汲于探索多种相互冲突的理论而脑筋灵活，还经常要分辨知识的真伪，所以富于怀疑精神。该校向以培养优秀的经理人与差劲的国会议员而著称。
伦敦经济学院并重视凯恩斯学派（Keynesianism），当时负责讲授此种理论的是年轻的讲师，知名的教授却对之嗤之以鼻。相反地，该校却是发展与推广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mics）的先锋，特别知名的有希克斯（John Hicks）、亚伦（RoyAllen）、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罗宾斯（Lionel Robbins）。
以事实验证理论
这就是我所处的研究环境。这个圈子里大部分的著作都是有关理论的建构：把文字转化为图表，再将图表转化为方程式。我是其中少数以事实来验证理论的人。
我在1937年获得研究产业组织的奖学金，从此开始投入这个主题。1948年，我抵达曼彻斯特（Manchester），并出版了《营运成本》（Overhead Costs）一书，这是由我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
我对营运成本感兴趣的部分，是当单位平均成本高于边际成本时的价格结构问题。柏莱图法则（Parto rule）认为价格应该等于边际成本，但如果在上述情况中引用此一法则，恐怕厂商就要关门大吉了。实际上，这种状况一如今天的航空业，在破产与独占之间摆荡。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强制施行边际定价，并补贴厂商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之间的差额。从整体产业政策的观点来看，这似乎不切实际，而且我们也无法认同其正当性，因为许多纳税人将会被迫为自己从未享用的服务付费。假如我们从使用者付费的观点来看，那么问题将缩小到如何将固定成本分摊到使用者这个课题上。就这项问题，我是从铁路"对交通载运者收费"的原则出发，并结合罗宾逊夫人（JoanRobinson）提出的新差别取价理论（new price discriminationtheory）。
营运成本另外一个层面是时间的面向。需求经常是不稳定而有波动，假如产出的成品无法储存，势必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发生生产能力闲置。如何分摊这方面的成本呢？我认为处理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就是把固定投资视为生产者所分担不同时间内不同产出的联合成本，大家各自就其能力负担，而且这些支出的总和不能超过总成本。
因此，我论文的重点，是要探讨在营运成本的不同计算方式下，产业的价格系统如何，而不是着眼于单纯的单位产出成本。这些价格系统包括：复式定价、不同时段的差别定价、数量折扣、权利金折让以及相关的制度问题，如交易印花、指定采购等，而有关定价的法律史也是我的兴趣所在。由于往后的二十年，英国广泛地实行价格管制措施，因此我的著作也就有了现成的读者。
混合型经济的管理
这项有关产业结构的分析，成为我闲暇时著作的背景资料，这些著作包括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名为《经济计划原理》（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到今年正好成立满一百周年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可以说是英国工党（LabourParty）的智囊团。事实上，费边社成立在工党之前，并独立于工党之外。1947年，我曾参加费边社举办的一场研讨会，并宣读了一篇论文，主题是避免通货膨胀的重要性以及必须采取的措施，结果遭到毫不留情的抨击。我对于他们情绪化的表现感到惊讶，于是向大会秘书长说："你们真的需要委托专人对管理混合型经济（mixed economy）的问题和潜在风险进行研究。"他说："为什么你不来做呢？"我想了一下，随即答应了他的提议。
费边社出版的研究小册，一般大约在二三十页之间，但是我的这份报告却超过了一百页。并不是我喜欢长篇大论，实在是如何管理混合型经济这个课题，的确需要这样的篇幅。这本书并不是开山之作，但刚好赶上议题广受讨论的时机，因此虽然探讨只能限于1948年英国存在的问题，后来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泛发行。书中对避免通货膨胀所开的处方，是属于凯恩斯学派的观点，也就是维持货币所得的年增率不超过3％。最近为了这次演讲，我又重新创览了这本著作，有一点引起我注意的是：混合型经济的施行，经常是为了顺应民众普遍深感挫折的浪潮，但最后总会迎面撞上国际收支的暗礁而改弦易辙（如1936与1981年的法国、1945年的英国以及1976年的牙买加）。针对一个新掌权的社会主义民主政府，其所实行的混合型经济将会遭遇哪些问题，实在有人该写本手册——一陈述，书名或许可以用类似"最初的两年"这样的标题。当然，这有待其他的作者来执笔了。
再回到我的学术发展历程。根据我的猜想，此一系列讲座的主办单位．是希望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如何和他所处的环境发生关联。然而，我个人的情况并不是这方面的典范。一开始我就说过，其实我最初想当工程师，但却阴差阳错地成为经济学家；我去大学任教，是因为并没有其他工作可供选择；而成为应用经济学者，则是因为那是我指导教授研究的主题。之后我的人生旅途，也仍然是循着这样的轨迹。我并不是在抱怨，因为比起别人，命运之神已经给我太多的眷顾。在此，我只是很忠实地陈述实际发生的事情。
1945年，我停掉产业经济的课程，教起一门并非我主动选择的课程：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当时经济系的代理系主任是哈耶克，他有一天对我说："我们一直向学生灌输产业循环理论以及经济大恐慌的原因，但是目前进来的学生都是1927年出生的，他们对大恐慌并没有任何记忆，也就搞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你为什么不开一门课，来探讨一下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情势呢？"我回答说："对你的问题，我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两次大战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哈耶克接着说："那刚好！学习某种学科的最好方法，就是教这门学科。"这一段因缘，促成了四年后我所出版的一本小书，名为《1919年～1939年之经济回顾》（Economic Survey 1919年～1939年），汇整了我们当时对1919年～1939年间世界经济的认知。
在今天来看，这些工作应该是属于计量经济学者的工作，只是当时计量经济学还未在经济学领域里建立起独领风骚的地位。丁伯根（Tinbergen）在战时为英国经济所发展的模型，已经指出一条道路，但也不过是很一般化的方向。同时，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各项数据资料，可以说是相当匾乏。我曾希望透过阅读这段期间出版的各项经济文献，特别是财务金融周报之类，获得一些线索，但结果可说是一无所获。今天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已和当年大异其趣，经济学家行文之中，大量使用各种百分比和数字，即使我们每天阅读的报纸亦然，连一般的读者好像也得在脑袋里放一部个人电脑，以便随时能由一项指标跳到另一项指标。战前的经济学家，则常用"许多"、"一些"、"某些"等字眼，避免使用具体的数字。
探索经济大恐慌
回顾这段经验，我感觉，与20年代的所谓大繁荣相比，我个人在处理30年代的大恐慌上更为游刃有余。美国人自认为20年代的后五年，是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但这样的认知并没有统计学上的根据，因为各项经济指标的表现只是平平而已。在这样错误认知的影响下，一般人往往认为20年代的世界经济景气也是普遍繁荣，从而低估了当时全球贸易相对停滞的现象，以及因此衍生的后果。当时主要的工业产品普遍出现超额供给，特别是纺织、钢铁、造船，以及煤等产业更为严重，使得英国、德国、日本与印度的重要工业生产中心失业问题严重。当时的经济学者，大都是从汇率失衡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但今天我们会称之为结构性的失业（strctural unemployment），并寻求较积极的解决之道。我书中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发生大萧条，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却出现空前的繁荣，即未提出任何质疑，也未加以解答。我想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应该是全球经济在20年代后半期比50年代后半期更不稳定吧！
奇怪的是，30年代的大恐慌反而是较容易理解的。首先要避免碰触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经济大衰退？汗牛充栋的景气循环理论（trade cycle theory），提出了各种可能的成因，每种都是充分但却非必要的条件。要弄清问题，可能就像和八爪鱼打一场混战。
我对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是，承认在前一个世纪中，每间隔四到十年就会发生衰退的现象。因此问题并不在于1929年为何会发生衰退，而是在于为何衰退一旦开始，会如此急剧地恶化？其间有何特殊之处？我们不可能只用两段文字，就对大恐慌的原因有完整的交待，但却可以将七项决定性的因素整理如下：1．当时美国经济的繁荣，和铁道——营建——移民——建筑产业的循环周期相重合。然而，随着美国国会通过从1924年起限制移民的法案，营建业的景气自20年代中期开始减退，再加上30年代后前半段经济的不正常，遂导致整体经济全面恶化。
2.在20年代中期，由于农产品产量的成长速度超过需求成长，使得农产品价格在美国国内及国际市场上不断滑落。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与水准也跟着降低，而农村银行宣告倒闭的情况偏高。
3．当时的货币与财政主管当局相信，重振生产的最好方法，就是降低所得的流通，而他们也的确如此执行。此举可能也使不景气雪上加霜。
4．德国产业的萧条和美国一样严重，二者间关系的效果加重了彼此景气的恶化。
5．各地的资本家普遍缺乏信心，从而减少投资。投资减少意味着生产降低、所得减少、产能过剩，从而使投资更为减少，形成了恶性循环。
6．纽约证券市场的气氛在20年代末期过度乐观，但之后却兵败如山倒，连不相干的消息也能导致股价下跌。7.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并提高关税。国际贸易量下跌了30％。
上文仅是对大萧条原因的叙述，并没有列示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发生的顺序或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些是计量经济学者的事。我只是要借此说明，由于有这么多的不利因素聚在一起，难怪会造成1929年的经济大恐慌。
贸易条件的决定因素
在我看来，《1919年～1939年之经济回顾》的出版，还有两个未解决的问题，而我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也花了相当多的精力加以研究。第一个问题是，决定工业制品与初级产品之间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的因素为何，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该书的中心课题。1925年之后，农产品价格下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加速蔓延，造成农村破产，银行倒闭，更促使若干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度。其实，这也是我一生钻研的中心课题，因为我的祖国一直深受农产品价格巨幅波动之苦，使稳定经济情势的措施备加困难。
我对贸易条件的后续研究，是源自一项观察，那就是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与世界初级产品贸易指数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关系。工业生产每成长1％，会伴随着初级产品的贸易成长0．87％。此一关系可以追溯到1873年，并后推到1973年，但1873年以前则不适用。在研究的过程中，我编印了回溯至1870年、甚至1850年的统计资料，包括全球工业生产指数、工业制品与初级产品的全球贸易、热带农产品及工业制品的价格等。
从理论的观点来看，贸易条件的短期决定因素，必须是供给与需求。每个人都可以为不同类的商品设计供需模型，并计算其短期弹性。但根据我在下面将提及的模式，热带农作物的贸易条件，从长期的观点来看，是取决于无限大的供给弹性，因此根本不受需求变化的影响。供给弹性无限大，是由于在整个热带农作物产出之中，出口只占很低的比重——不到20％，因此长时间内（例如二十年以上）外销农产品能在固定的成本下扩增或缩减数量。由于粮食生产的收益甚低，上述的成本非常低。根据此一分析，得到一项非常重要的结论，即农民最好生产更多的粮食，而不要将资源用于生产更多的外销农产品。此一论争仍然是目前相当热门的议题。
现在，再回到前书所留下的第二个问题。只要研究经济大恐慌，就一定会面对这样的问题：这到底是前所未有的单一事件，还是连续系列中的一个环节。对这个问题，我从50年代开始继续研究，直到1978年出版《1890年～1913年的成长与波动》（Growthand Fluctuations 1890-1913）这本书。为什么会耗费这样长时间，部分原因是其中有9年暂时脱离大学的研究环境，还有是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收集与准备资料，其中包括我之前提及的各项指数。
景气循环的历史轨迹
针对大恐慌究竟是否为单一事件的问题，答案是正反各半。持否定说法者认为，美国大概每二十年就会发生一次经济大衰退。持肯定说法者则认为，1929年的经济大恐慌，其严重程度是先前历次衰退所不能比拟的。
几次重大经济衰退的年度分别是1872年、1892年、1906年及1929年（巧合的是，这一系列的衰退继续于1956年与1973年发生）。这一连串的衰退是由顾志耐（SimonKuznets）首先研究并加以界定，所以又称为"顾志耐衰退"。其后由于阿布拉摩维兹（Abramovitz）的研究，使我对此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整个循环系源自营建业的长期循环周期，从景气的谷底开始，铁路建设积极展开，接下来是移民涌入，然后是兴建住宅。经济在经历了十年的繁荣后，接下来会有十年的衰退，涵盖所谓的顾志耐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系列的景气循环会相继1956年与1973年出现，实在出人意料，因为铁路的建造已告终止，同时移民也大受限制，不具周期性。因此我可以假定，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住宅建筑部门的规模都已大到一个程度，足以在整体经济中形成一个以二十年为周期的景气循环。
二十年的循环就谈到这里。又有一派主张五十年为一周期的循环，即在二十五年的相对创见，因此也以他的名字命名。我着手撰写《成长与波动》一书的过程中，对此下过相当的功夫，但却没能在世界工业生产史中发现任何以五十年为一周期的循环。农业生产在1899年倒是面临了一个转折点。1873年～1899年间的农业产出的成长，远高于1899年1920年。1899年以后，一路滑落的农产品价格开始上扬。由于物价上升，使得1899年之后的实际工资（Real wage）开始下跌。1899年之后，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快速增长，部分是因为农工产品之间相对贸易条件的改变。1899年之后的农业产出与价格呈现了此一改变的趋势，这一点并无太大的争议；但另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1899年之后，全球的工业生产是否有较快的成长，而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从1973年来，我们又经历了长期的衰退，使康卓铁夫的学说再现生机，他的论述在欧洲正快速成长。这方面的论争，仍在持续地加温中。
再回到我个人的生平。我的研究生涯，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研究产业结构；其次，我探讨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世界经济史；第三个部分则是对经济发展问题的钻研。我已经谈过前两个部分，现在则要谈谈经济发展的部分。
反对帝国主义
我对这个主题感兴趣，乃是衍生自个人反帝国主义的信念。我还记得七岁那年，家父曾带我参加当地的马卡斯·加维协会（Marcus Garvey association）的聚会。因此，我生平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就是由费边社发行的名为《西印度群岛的劳工》（Labourin the west Indies）的小册子，也就不足为奇了。该书叙述了二三十年代工会运动的崛起，特别是30年代工会与政府之间的激烈冲突。该书并不是宣传手册，而是根据报纸的报导以及和工会领袖的访问对话所汇编而成的。
我在伦敦遇见在全球各地反帝国主义的同志，并着手对英国殖民帝国及其统治措施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如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又如在肯尼亚严禁非洲人种植咖啡，迫使他们投身劳力市场，赚取缴税所需的现金。
到了大战期间，我们可以感觉到整个气氛在转变。在和许多反帝国主义者，特别是英国工党的国会议员交换意见之后，我感觉到权力核心已经对维系帝国失去兴趣，也准备逐渐放弃。1943年，我甚至还受殖民办公室（Colonial Office）邀请，担任新成立的经济咨询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我的建议之下，该委员会对各个经济部门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化的调查。从这个过程中，我才清楚地了解，政府官员对于哪些是该做的事，彼此之间的歧见有多大。
1946年，伦敦经济学院为来自各殖民地的社会工作者，开了为期一年的特别课程，我应邀讲授基本经济学。但我实际讲授的是经济政策。我记得，有一位学生在课堂上痛斥英国派驻该国总督的某些政策，我打断了他，并且说："假如你是贵国的部长，你会怎么做？你的国家将会在十年内独立，那时你可能担任部长或部门主管。数落英国政府的各项罪状，并没有任何禆益。你需要自己有一套积极的方案。你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这一年，就是让你有机会学习如何面对各种棘手的问题。"我对时间的预估稍嫌太早，这位学生的国家，系经过十七年而非十年才宣告独立——但除此之外我都相当正确，该名学生后来真的成为部长。
经济发展理论
我之所以要述说这段故事，是要用来阐释我著作中的一个重点。个人一直深信不疑，对经济成长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将自己拥有的资源发挥到极致，外在事件只是次要的因素。经济发展的专家应该要能提供官员务实的建议。然而，我本身却没有严格遵守这样的信条。我对历史的过程有兴趣，偶然也涉猎国际经济秩序的哲学思维，但其实我思考与著述最勤的，仍是国内政策的课题。
1948年，我前往曼彻斯特担任正教授，开始有系统地讲授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的课程。该课程特别强调政策面，因此必须对社会学与政治实务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实务上，有些经济学家太强调价格机能，而忘却了有时从制度面着手改变，可能比价格的改变更易解决问题。同样地，也有若干结构派经济学家，极力避免使用价格作为政策工具，因为它可能对所得的分配与波动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两派经济学家之间，我算是立场中庸。1955年，我出版了《经济成长理论》（The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一书，目的之一即是要具体说明这些论点，同时对经济面有兴趣的人，也会发现到该书对社会面作了完整的铺陈。
我个人对发展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所谓的两部门模型（two－sector model），也是经过对长期所得分配的观察与深入研究所获致的成果。根据我曾读过的约翰及色芭拉·汉蒙德（Johnand Barbara Hammond）的研究报告，产业革命并未提高城市的工资水准。假如这项结论是正确的，那就可以解释何以国民所得的组成中，利润所占的比例会提高，这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者所预期的利润比例为固定的观点，可以说完全相反。实际工资的恒常不变，我认为与另一项难解之谜有关。为数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例如锡兰（Ceylon，称斯里兰卡）已经开发了一百年。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还是那么低落？这是对已受相当程度文明洗礼的锡兰，又是怎么回事？
弹性无限大的劳动供给
要解答这两个问题，必须打破既有知识上的局限。所有我曾学习过的一般均衡模型（general equilibriam models）中，劳动的供给弹性均为零，所以增加任何投资，将会提升对劳动的需求，使得工资上扬。然而，如果设定劳动的供给弹性为无限大，我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这个模型下，技术提升所带来的利益，完全归属于雇主以及极少数高薪阶层的员工，广大工资微薄的都市劳工是没有份的，因此成长只会带来利润的增长。在大宗物资市场方面，由于热带农作物的供给无限，因此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也曾全部由工业界的买方所享有，其道理与前面是一样的。
两部门模型的提出，立即吸引了全球经济学者的注意，因为它可以应用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但我们必须特别小心，先确认此一模型的确适用于某种特殊的情况，再实际加以应用。在研究像是移民问题时，这些模型特别有用。移民问题在战后成为备受瞩目的课题，是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不管是已开发或是开发中，都面临了人口大量移动的问题，包括城乡之间的移动以及从贫穷国家移向富有的国家。例如，由墨西哥迁往美国，或是土耳其人大批向德国移民，都可用此模型来研究其所造成的影响。人口爆炸、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妇女走出家庭投入就业市场等因素加在一起，使得发展中国家面临城市劳动供给过剩，不可能达成充分就业。这些缺乏技术的劳工，其工资水准有一定的上下限，如同具有无限大的供给弹性。当然，我们无意也不需要设定绝对的弹性无限大。
现在，这个模型的影响与冲击已经大幅减低。由于大学生已经不再被灌输劳动供给弹性必然为零的模型，所以弹性有可能几近无限大的说法也就不是那么大不了的事。事实上，在往后的几年，曾有一些书籍与专文探讨此问题，但最初的热潮已消退了。
全球出访
1950年后，我曾访问第三世界许多地方，这和我在1947年与葛莱蒡斯（GladysJacobs）结婚有关。她来自邻近的格林纳达（Grenada），也是在新教徒的家庭中长大。由于她全心全意照顾两个小孩和我，因此我到各地访问就无后顾之忧。至今我们仍相守在一起。
我出国访问，有时是担任咨询顾问，有时是参加会议，有时则是前往任教。咨询顾问的角色，已逐渐在消失之中。以60年代为例，如果一位学者在某一学问上专攻十数年之久，同时对不同国家在这方面的作法也都有相当的了解，那么在造访一个国家并应邀提供各种意见时，他大概一定会说："甲国正在实施这项计划，而乙国则正在尝试另一种作法。"不过到了80年代，这些国家都已经雇用了为数不少的专业经济学者，而他们在经济分析技术及政策方面都受过良好的训练。他们可能仍乐于与你一见，但是关于他们的经济问题，他们本身的了解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你了。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四处拜访中的所见所闻，让我获益良多。例如，我一直未加入争取高等教育经费不设限的行列，可能有部分是因为埃及与印度的经验，让我对所谓的吸纳容量（absorptive capacity）感到怀疑，另外的原因可能是责任感。在我担任西印度群岛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dies）副校长期间，我就从不向财政部长多要一分我认为不该要的经费。正因为如此，我在教育方面的专题报告或论文，都是从人力资源预算（manpower budgeting）的方法来切入，而不用当时曾经盛极一时而现在已没落的边际生产力（Marginal productivity）分析法。
在加纳（Ghana），我首次目睹过多移民涌入城市产生的后果，于是开始动笔撰写这方面的问题。
在牙买加，我初次观察到目前通称为"荷兰病"（Dutchdisease）的现象，也撰写了相关的报告。该国的某一项产业只雇用极少数的人员，却为该国赚进大量的外汇，也支付员工极高的工资。由此造成其他产业的工资随着上扬，超过业者所能支付的程度，终于导致失业的问题。
在印度，我碰到了贫瘠地带的问题，数以亿计的人民所赖以为生的土地，根本无法生产足以维持高生活水准的产出。至于我有关发展规划的著作，系以我为加勒比海以及西非诸国研拟经济发展计划的实际经验为基础。
我在许多国家中学到了政治问题在许多层面的困难之处。其中最简单的层面要算管理的问题，就是以或多或少符合规定的方式，把事情都如期完成。另外一个层面则是如何将贪污舞弊情事减到最少，如果这个问题和任人为亲相结合，情况就更严重，可能会导致指派不称职的管理人员。最后，我注意到的是，这些国家大都不是由同质的人民所组成，在宗教、语言、部族或种族上有歧异。我所写的《西非的政治》（Politics inWestAfrica）一书，既点出了这些问题，也提出了若干对策。本书出版之际，曾经遭受严厉的抨击，不过，现在该书的分析已被视为理所当然。
为发展中国家贡献心力
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可以分为悲观及乐观两派。悲观派也不是见解完全一致，有些人认为，对外贸易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因为贸易将摧毁原有的手工业，同时又引发对进口财货的需求。另有些人则担心多国籍企业的问题。还有人相信，如果没有获得足够的财务援助，一些最贫困的经济体将无法起飞，然而这些援助的额度却经常不足。我个人一直是属于乐观派，因为一开始我就认为欧洲人能做的，我们也做得到，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其后看到开发中国家在50年代到70年代的发展速度，更让我们相信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获得相当的成就。
在此，我要提醒一点，有关经济成长的研究充其量只处在婴儿期。各个国家起落浮沉不定，我们实在很难预测在未来的二十年内，哪些国家在经济上会有最好的或是最坏的表现。不只对发展中国家如此，发达国家亦然。经济学在解释过去二十年所发生的种种现象，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但是谈到预测未来，则常是沦为意识形态上的论述。
在1957年～1973年之间，我曾有九年的时间离开研究工作，任职于行政体系，包括：纽约联合国总部、加纳总理恩克鲁马（Nkrumah）博士的经济顾问、西印度群岛大学副校长、加勒比海开发银行（Caribbean Development Back）总裁。这些工作的磨练（相较于早先赴印度与加纳的现察访问），让我学得诸多行政管理的经验，但在经济发展理论相关事情上则收获有限。目前我已经出版了十本书以及将近八十篇的研究论文。如果那九年我仍在大学担任教学与研究的工作，应该还可以再多写一本书以及十多篇的论文。不过当时我致力于建立一些高素质的组织，希望它的高标准不但能产生丰硕的成果，也可以鼓舞其他的机构起而效法。其间偶尔也产生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有次我在巴巴多斯（Barbados）的一个酒会上，碰到一位年轻的会计师，我问他为何没有看到我们的征才广告而来应征。他说："我本来想申请，可是一位朋友对我说，千万别到那家银行，因为你会忙坏了。"我说："我从来没有要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他回答说；"你是没有，可是你自己那么认真，其他人都不得不以你为榜样了。"
回顾我这一生，可以说像一种奇妙的混合物。我曾经历过所谓转型期，因此了解转型前后两端的状况（尽管整个转型可能还没有完成）。我曾经遭遇各种常见的歧视——投宿遭拒、受到推荐却工作不成、种种失礼的对待等等。然而，有时预期会吃闭门羹，却发现大门敞开。我早就习于作打破惯例的第一位黑人，而随着过渡期种种新机会的出现，这种情形是愈来愈少了。身为种族的一个表率，多少会有压力，但是我总是提醒自己，其他人正在后面一路追随我的脚步，他们是否会吃闭门羹，有一小部分应该和我个人的表现有关。诚如我在一开始所说的，我从没有想到我要成为经济学家。家母曾教导我要全力以赴，而这正是我一生努力去实践的。
诺贝尔之路_克莱因
克莱因
当我们研究伟大经济学家的成长历程，或是探索经济思潮何以会有特定走向时，我认为如果能深入了解当时经济情势与经济思想趋向之间的互动关系，必然会有丰硕的收获。这在总体经济学的范畴最为明显，但在整个经济学上亦不例外。在此举一个与我个人发展密切相关的例子，就是为解决二三十年代，尤其是经济大恐慌问题而出现的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凯恩斯对当时的各项问题极感兴趣，也尝试发展出能解决这些问题的经济理论，但其间经过长期的酝酿。他的学术生涯深受第一次大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的影响，其后还有英国金本位制、战后的通货膨胀、失业等等问题，最后才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崩溃。
我们大学在印制介绍手册时，会要求每位教授用几句话来说明自己为何投身到学术领域中。我之所以进入经济学的世界，是因为身为经济大恐慌时代的年轻人，我渴望了解周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成长在那个年代，心里的确充满了苦闷，人们很容易因经济生活的问题而丧失斗志，就算是18或20岁的年轻人，也感觉不到有无穷的机会等待着他们。相比之下，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年轻人固然担心核战争的威胁，但也同时感受到，如果和平能维持下去，那么他们的未来会有各式各样的机会。
数学与经济学的结合
但当时另一项新兴事物，却给我带来了幸运。我的脑海里原本一直浮着一个想法，就是数学可以应用到经济问题的分析上。我在大学所修的课程，大部分不是数学就是经济学。我并不是富有原创力的数学家，也不是所谓的数学天才，这点我早由自己曾经参与的数学竞赛就知道了。不过我深深被大学的数学课程所吸引，同时产生了数学可以应用到经济学上的念头。例如，用数学式来表现需求曲线或收益的预估。当我泡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图书馆里时，十分惊讶地看到，各种新兴学科的相关期刊内容十分深入，探讨问题的复杂程度，更是远远超过我的想象。
其实，我大学时代的指导教授并不赞同我在攻读经济学时兼修数学，但我依照自己的想法而行，充分利用了40年代初期柏克莱的最佳资源：一流的经济系、数学系以及数理统计系。有些人的成就可以追溯到高中时期，但我的学术专业则是发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柏克莱，以及其后获得的麻省理工学院奖学金。在麻省理工学院，我遇到了耀眼的经济学天才萨缪尔森。当年我在柏克莱的图书馆创览时，曾经看过好几本早期的《计量经济期刊》（Econometrics），其中萨缪尔森的文章特别吸引我的目光。当我有机会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就读时，能和萨缪尔森共同研究念头，或许更坚定了我的决心。一开始我在他手下担任研究生助理，除了极力找机会与他接触，也努力捕捉他在每次碰面时所传达的见解。
透过数学与政策应用，萨缪尔森成为阐释凯恩斯理论的先锋，而我既和他共事，也就马上面对两项挑战——其一是要让这种总体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广为人所接受，其二是要让数理方法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方法的一种。后来，这两项挑战都成功地完成了，但其间也经过一二十年遭受激烈反对的过程。
当萨缪尔森的《经济学》（Economics）成为经济学普遍使用的入门教科书时，凯恩斯经济学可以说自此根深蒂固，形成无法扭转的趋势。在接下来的一批批学生中，经济研究所的课程逐渐转向了数理的研究方法，因此学生学成后的教学或研究，也都是循此脉络。数理方法的终告确立，首先是在美国，继之则是欧洲、日本、印度以及世界各地，不过其中许多基础仍在欧洲建立，而且许多美国数理经济学大师都是外来移民。然而，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等本土学者使数理经济研究具有美国本土特性，并在美国广受欢迎。
麻省理工学院的岁月，是我进入经济学专业的起步，而我离开研究所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芝加哥大学的考列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任职。当年我24岁，这份工作好像是又进入另外一个研究所。就像许多科学领域一样，其实我那时就是所谓的博士后研究员。
计量经济模型的起步
40年代末期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真可谓人才济济，这种坚强的阵容，恐怕是后无来者了。在我们这群亲密的工作伙伴里头，先后产生了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在下一代的考列斯研究人员——部分在芝加哥大学，部分在耶鲁大学——之中，又产生了两位得主。我们合力专注研究单一的课题——为美国经济建构整体的计量经济模型（继30年代丁伯根模型的第二度尝试），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统计学理论、经济学理论以及各种现有的资料。经过四到五年密集的研究之后，这个工作团体的成员陆续散开，展开了新的学术生命。不过我个人日后的研究，仍延续了这项建立总体模型的努力，而许多曾经与我共事的才俊，则分别在不同的经济学分枝中一展才能——如库普曼（Tjalling Koopmans）在活动分析（activity analysis）上、阿罗在一般均衡理论上、西蒙（Simon）在决策分析（decision analysis）上、安德生（Anderson）在统计学上、马尔夏克（Jacob Marschak）在组织理论上等等。
在尝试整合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论与凯恩斯总体经济分析时，我们一直信心十足。面对战后的规划工作，我们觉得整个经济的的福祉正掌握在我们手中。在往后的十年，我们透过模型的建构与运用所获致的成果，远超过当初我们预估战后美国情况时最大胆的梦想。不过我们知道自己作的还不够好。我们所建构的系统是从考列斯委员的成果演化而成，已成为经济学者标准研究工具组合的一环。这些系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并没有完全主导政策的形成，它们在经济预测上位居领导角色，但也并非经济预测领域中独一无二的方法。
芝加哥大学里的科学家，秘密地以编组方式进行比考列斯委员会更重要的研究计划。由于考列斯委员会的主任，正是这群科学家的领导人季拉德（Leo Szilard）的老友，因此，我们与那些科学家交往相当频繁。季拉德这位堪称本世界最绝顶聪明的人物之一，偶尔也会客串业余经济学家的角色。他曾建构总体经济的室内赛局（Parlor games），来说明如何透过一项货币管制方案以消除景气循环，也教导我们许多研究的策略，以及如何融合政治与科学。还有一位我们常接触的科学家，是传奇人物冯纽曼（John vonNeumann），他在前往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的途中，常会造访芝加哥，因为当时横贯美国东西部的火车行程，必须在芝加哥换车。另外一位对考列斯委员会的成员有相当深入影响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数理统计者瓦德（Abraham Wald）。
欧洲学术之旅
我个人学术生涯的下一步，就是要培养更丰富的国际观。在那一段时光，有些经济学者每个月都要到世界各地实地考察，到欧洲更是家常便饭。我也在1947年离开考列斯委员会后，展开了一趟横渡大西洋的欧洲之旅。当时我刚在渥太华（Ottawa）结束了第一个月加拿大经济模型的整合工作。此一专案后来在加拿大持续了很长时间，造就了一个在加拿大学术界相当活跃的团体，至今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中。
到欧洲各地的经济与计量经济研究中心造访考察，也算是我的教育的一部分。我从中对世局有更深刻的了解，但是更吸引我的仍是这些主题在美国的蓬勃发展。至于亲眼目睹欧洲从战后的瓦砾中重建，也是相当可贵的经验，并开启了许多迄今仍活跃的专业交流。这些对我个人的学术生涯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冲击。
大战之前，英国的剑桥及伦敦可以说是影响世界经济思潮的重镇，来自全球各地的人士齐聚那里进行研究。美国则是急起直追，但直到1946年以后，才取而代之，而各国学者也就纷纷来到美国。事实上，许多其他研究领域也是由美国执世界之牛耳，这种现象40年来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
在海外历练的那一年，我有机会接触到正宗凯恩斯学派的学者，也就是曾与凯恩斯共事的剑桥学者。我和凯恩斯素昧谋面，但是透过卡恩（Kahn）、罗宾逊夫人以及斯拉法（Pierro Sraffa），使我对剑桥学者的思想有深入的认知。我同时也见到了卡尔多与史东（Stone）等重要学者。有趣的是，当年我的教师萨缪尔森尚未到过剑桥，但对这些学者却如数家珍。剑桥的人也曾向我提过此事。
我第一次造访欧洲，刚好是萨缪尔森初访欧洲之前的几个月，我们在他行程的第一站挪威会面。在海外的一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挪威，跟着奥斯陆大学的教授弗里希（Frisch——译注；1969年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学习。当时，萨缪尔森刚出版《经济学》一书，受到热烈的佳评。他在欧洲各地访问之际，我也刚好结束了在欧洲一年的研究。
凯恩斯体系中涉及一个问题，即财富对储蓄的影响。这在总体经济学的文献里，就是所谓的庇古效果（Pigou effect），但实质上庇古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从流动资产（liquid assets）而非总财富的观点来考察。当时战争刚结束，民众手上都握有为数不少的流动资产（特别是储蓄公债），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普遍也极为重要的课题，值得深入探究。
接触调查研究方法
我从欧洲返回美国之后，加入由伯恩斯（Arthur Burns）所领导的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au of Economic Research）。在那里，我先是从事铁路部门生产函数的预估工作，一年后，参加了局里与密西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合作的一项专案计划，利用消费者财务调查的资料，以进一步了解储蓄行为，尤其是庇古效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经济研究新趋势，其中之一就是我所从事的计量经济学，特别是总体计量经济学伊然成为主流。至于调查研究方法，则在战时蓬勃发展，用来协助政府规划民间活动而提升战斗力。其中一个主要的团体设于农业部之内，除了和学术界建立联系，并在安娜堡（Ann Arbor）密西根大学成立了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Social Research）。我和这些统计学的工作团队共事愉快，而他们跨学科的研究态度，也令我耳目一新。我从中学到许多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还有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调查研究中心，我学到了许多家计行为（household behavior）的知识，以及相关的测量技巧。该项工作是利用人口抽样的方法，每一项研究的人有数千个。这些研究让我进入了处理大规模资料的领域，借助打孔卡片及电子处理机械来完成工作。电脑在当时已问世，只是几乎还未用到经济及社会问题的处理上。
我到密西根大学之后，教了一点计量经济学，而关心的重点仍在调查研究方面。后来，我接到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赞助的经费，因为他们当时基于税负的考虑，有大笔款项可捐给一些大学。经济系的人对如何运用突然收到的经费，还真有点不知所措。于是，我创办了数量经济研究小组，把一些研究所的学生组合起来，重回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的本行——再度展开原先在考列斯委员会的工作。
建立美国经济模型
其中一位研究生叫戈德伯格（Arthur Goldberger），我们两人合作完成了一套新的美国经济模型，称为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Klein－Goldberger model）。我们将在考列斯委员会建构的模型加以补充及修正，并导入一些调查研究的发现，用以定期从事经济预测。
由克拉克（Colin Clark）这位来自澳大利亚大胆的统计经济学家之赐，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向高峰。他在极有影响力的《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全球版周刊上撰文指出，朝鲜战争期间逐渐下滑的经济，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衰退。他甚至吓唬大家，我们会遭遇最可怕的经济事件——由于经济情势持续盘旋衰退，终将重演1929年的全面崩溃。
我在重新检视我们的模型对1953年～1954年经济的预测后，得到的结论是，情况不致再像1929年～样。于是，我和戈德伯格合写了一篇文章寄给该报，很高兴除了文章大幅刊登出来，还配上一幅劳氏漫书（Low carton）。
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相关估计的运算，当年只有片段零碎地利用到电脑。为了模型求解的问题，我们可能要花上一二天，借助桌上型计算机以人工计算。密西根装设了一组大型的数位电脑，我们也开始进行模型自动求解——也可称之为模拟。但是直到我离开密西根大学之前，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在麦卡锡（McCarthy）主义高涨的年代，我离开了密西根来到平静而崇尚学术自由的牛津，在统计研究所（Institute of Statistics）任职，仿效密西根的调查形式进行英国的储蓄调查。在牛津期间，我又回到模型建构的本行，对象是整个英国。在这里，我认识了日后相交达二十五年的好友博尔（James Ball）爵士，他曾在牛津上过我讲授的计量经济学，并和我一起发展牛津模型。牛津大学在进一步运用电脑于数量运算上，虽然略有进展，不过还是无法为模型求解。
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
1958年我回到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担任教授一职。这里的校长、行政主管及各学院院长，均对学术自由这项严肃课题持尊重的态度，令我深感敬佩。从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及华顿学院（Wharton School）展开教职开始，我又再度投身建构美国经济模型的工作，这次采取的是季度资料。因为有了英国及密西根的经验，我开始导入一些预期（expectations）的概念。这就是一系列华顿模型的滥觞。
华顿模型改以季度为时间单位，重视短期景气循环的变动，运用了更多预期调查的资料，同时所有会计科目都以当期价格来表示。特别是最后一项的改变，修正了克莱因-戈德伯格旧模型的缺点。新模型的第一版是用来预估美国的经济，预估的结果送交肯尼迪政府中的经济学者参考，当时他们对我们的乐观预估——经济将从1960到1961年衰退的情况复生，还表示不敢置信。几年后，我的注意力又移转到更新的方法，也不再对第一版的模型作任何的修正。但是我把完整的档案，包括资料列表及方程式，还有一位受过训练的助理人员，全都移交给商务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因为他们之前曾要求协助模型建构的工作。这些资料再加上其他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些相关的博士论文，终于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商务部企业经济研究室（Office of Business Economics）模型，简称OBE模型。此一模型发展出自己独特之处，也是众多美国经济模型中相当杰出的一个，但其根源则是第一版的华顿模型。
在这个阶段，我进入两个研究方向，两者都对我个人专业领域的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之下的经济稳定研究小组（The Committee on Economic Stability）在1959年计划发展一个扩大的短期预测模型，我是该项专案计划的主要调查人之一，同时负责设计一套团队合作的方式来建立模型，也就是针对经济体系的每个部门各指定一位负责的专家。我和指导委员会其他成员，则负责将个别部分塑造一个整体。我们在个别部分可以说都网罗到最佳人才，而且整体的运作也非常顺畅。但这个研究组合真正的成就，可归纳为以下四点：（1）我们借助联邦储备（Federal Reserve）的专才，建立了完整的货币部门，成为在许多后续模型中占重要地位的货币部门的前身，也弥补了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的缺点；（2）提出不同产业间流动的投入-产出部门，并与最终需求与所得决定的传统总体模型相互联系；（3）成立资料库（databank），有系统地记录系统内使用的所有资料；（4）采取自动化的运算，特别是在大型非直线性动态方程式系统的求解上有重大的突破。这项联合专案研究，还有其他突出的特色，都记录在三册的专案报告里头。
预测模型精益求精
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开始这项合作计划后不久，整个计划又转到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所以后来即以布鲁金斯模型为名。在筹划这个大型合作案时，对于专案的进度、发展及应用，我们曾咨询许多参与的专家，而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料运算部分。在电脑方面出力的有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员（我们学校一批极富原创力的年轻博士候选人为计量经济设计不少第一代的电脑程序，给研究工作相当大的禆益）、布鲁金斯研究所人员以及麻省理工学院人员。宾夕法尼亚大学方面由我设计了一组繁复的互除法（algorithm）运算，而麻省理工学院的顾（E．Kuh）教授对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弗洛姆（G．Fromm）的建议，则提供了重要的联系网络。他们两位就高斯重复计算法（Gauss iteration methods）的发现交换意见，我们则在费城进行检定与测验，并很快地将这些方法转化成为处理大型动态系统的世界标准。从早期在密西根开始使用电脑时，模型模拟（model simulation）就是有效应用模型的一大障碍，然而一旦了解其中的基本原则，我们乃至以后的世代就能够有效驾驭电脑。
在提出第一代华顿模型之后，除了社会科学委员会——布鲁金斯模型之外，我的第二项研究方向是发展一套用途完全不同的模型，供商业预测之用。我曾由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取得小笔经费，来建构第一代的华顿模型。后来，我们在华顿学院成立了一个以数量方法来从事经济研究的单位，其财源则是来自福特基金会及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但是，我知道这种补助性财源只是暂时的，到60年代中期就会用完。
与企业界的合作
就在同一时间，几家大公司分别和我联系，希望我能够协助他们的经济研究部门建构计量经济模型。因此，我就向五家重要企业提出建议，由我们在华顿学院为他们建构一套模型并提供预测，而他们则以赞助我们计量经济的研究计划作为回馈。
依凡斯（Michael Evans）在1963年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也参与我们与民间合作的新预测小组。他带来在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博士论文中所发展的另一套模型。一开始，我们有两套预测数字，一个是来自他的模型，另一个则是来自原来的华顿模型。不久之后，二者整合为一合并模型，也成为华顿系列出版品的第一种。
华顿计量经济预测组（Wharton Econometric Forecasting Unit）不断成长茁壮，1963年开始时只有五位成员，到1969年已经扩大为独立的非营利法人机构（完全隶属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980年时卖给一家出版公司，接着在1983年为一家法国的电脑公司购入。1969年以后，资料资源公司（Data Resources，Inc．）与大通计量经济（ChaseEconometrics）两家公司也开始从事商业的预测工作，一项全新的行业就此诞生。目前，已经有许多竞争厂商投入这一行，整个产业的年营业额达数亿美元。
随着新研究中心的成立，模型与支援系统也不断增加，原有的布鲁金斯模型专案也就自然而然告一段落。它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扩大的商业化模型建构系统以及一些新的学术活动。
与时俱进的电脑应用
到了60年代，电脑总算能够有效地运用于计量经济学上；电脑最初只用在科学、工程及大规模的资料处理（如人口普查）上。以往在考列斯委员会的期间，所有我们曾构思的计量经济学的复杂计算问题，至此都迎刃而解。我和我的学生以及IBM电脑公司的研究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究与最大可能性（Maximum likelihood）相关的非线性问题及其他的统计预估方法，也同时大幅改进了源自布鲁金斯模型研究过程中的模拟技巧。我们有两项创新的发展，使得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向前跨了一步：其一是以国民所得会计的标准格式来呈现资料，以便于计量经济分析者的了解；其二是使用分时（timesharing）的方法。资料资源公司针对资料库以及分时系统的改善，就便利使用者操作上固然成就斐然，但早在该公司成立之前，华顿学院的工作团队就已经有了分时设施。电脑的真正发展是在60年代，而在接下来的十年开花结果，为全世界广大的研究人员及学者普遍使用。
电脑的标准用途是在资料管理、统计推论、应用（主要是模拟）以及以易于理解的表格与图形来呈现研究结果等，但除此之外，早在50年代末期，许多艰深的研究技巧即已开始发展。这些技巧根据推测模拟（stochastic simulations），涉及了适当抽取的随机误差（rando errors）对动态模型之解的干扰。开这方面研究先河的，其一是阿德尔曼（Irma Adelman）对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动态特性研究；另一是源自瓦格纳（Harvey Wagner）为建构蒙地卡罗实验（Monte Carlo experiments）而测量计量经济学的统计方法。
华顿学院的团队并不是头一个使用这些方法的人，但我们却在使用过程中，对自己模型体系具有的周期性与统计推论上的各种特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原先对布鲁金斯模型所作的某些大规模的推测模拟，提升了以电脑为基础的实验技巧，我们也从中引用了相当丰富的资讯。经过多方的努力，我们得以了解大规模模型的各类反应特性——如乘数、对参数改变的敏感度以及系统的长期趋势等。华顿团队全面透过电脑来从事大型模型的操作运算，可以对一些重大事件——加尼克松总统的新经济政策、石油禁运以及伊朗君主政府被推翻——作出迅速而有参考价值的反应。
与他国的合作
我在宾夕法尼亚这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头，除了致力于华顿模型的建构及其在各种经济预测与总体经济分析的应用之外，也策划执行了一些相关活动。就在抵达宾夕法尼亚不久，我即和森岛道雄（Michio Morishima）及市村真一（Shinichi Ichimura）两位日本教授共同参与一项新的计划，这两位教授是我在英国及美国分别结识的。我们三个人共同创办了一本新的学术期刊，名为《国际经济评论》（International EconomicReview）。该刊的基本目标有二：一是促成当代（英美）经济学在日本的发展，二是纷解《计量经济期刊》的负担，消化它大量积压的未刊论文。回顾这项努力，我认为，虽然当代经济学在日本的发展属必须的趋势，但我们在协助其转型上还是有所贡献。不过在野解《计量经济期刊》的压力上，充其量只收到短暂的效果，由于论文数量呈现爆炸与新期刊不断创立，我们也参与了许多其他的新期刊。但无论如何，《国际经济评论》在持续二十五年之后，目前仍然在日本大版大学与宾夕法尼亚大学两校的合作下继续发行，并且可以自给自足。创办之初的那几年，便宜的日本印刷、精美的纸张以及来自关西经济联合会（Kansai Economic Federation）的赞助，都有助该刊的出版。虽然上述的各项有利因素已不复存在，但是该刊仍然体质健全地生存着。
由于此刊的创办以及其他的人际关系，使我有机会在1960年初访问日本，以后也陆续去了多次。因为这些机缘，我和新开场一（Yoichi Shinkai）共同设计了一套日本经济模型，并参与了大阪大学的经济模型专案。虽然日后各种日本模型不断推陈出新，使这些早期模型显得过时，但经过这些对日本的研究，再加上早期在英国从事计量经济模型研究的经验，使我的兴趣走向了国际模型的建构。
